大家定规矩，大家来遵守，这就是自律的基本模式。毕竟，英国的证券市场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证券市场，一套完善的自律监管体系经历了数百年的市场磨合与考验。因此，英国基本上可以依靠自律性组织去完成市场的监管任务。 时任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融资上市部主任 布里安·兰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交易场所进行监管，证券交易场所监督其自身规则的实施。交易场所要改变规则的话，必须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 金融证券商协会法规部负责人 玛丽·怀特 增强自律正在成为全球证券业监管的普遍趋势。政府在监管过程中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允许证券从业人员参与到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去，那么法规会变得更加实用。政府监管和自律的结合可以产生最好的监管结构，以保证市场的公正和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 证监会的政府监管与交易所的自律性监管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对证券市场交易行为的有效约束。这种监管模式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各国的认同。 证监会作为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通常有两只手，一只手抓住信息披露，以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另一只手则抓住市场中的自律性组织，以规范市场的交易行为，特别是证券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荷兰阿姆斯特丹ＡＢＮ阿姆罗公司是荷兰一家古老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里的员工都有这样一本小手册。 ＡＢＮ阿姆罗公司职员 格瑞德·瓦蒙安 这是一本我们公司制作的小册子，其中包括了我们认为对客户非常重要的准则。诚实、尊敬、团队精神、敬业是我们在工作中遵循的基本原则。 对我们公司来说这些是黄金准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诚实。 诚实是一个证券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如果没有诚实，巴林银行就是一个教训。 １９９９年７月，尼克·李森因患癌症被保外就医，他回到了伦敦。此前，他在狱中撰写了《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在书中，尼克·李森描述整个事件的真实经过。当然，李森自有李森的感受，但是，比尼克·李森感受更为深刻的，恐怕就是这位彼得·诺里斯了。 时任巴林投资银行总裁 彼得·诺里斯 我认为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教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要想当然认为所有的员工都是正直、诚实的，这就是人类本性的可悲之处。多年来，巴林银行一直认为雇佣的员工都是值得信赖的，都信奉巴林银行的企业文化，都将公司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中。而在李森的事件中，我们发现他在巴林银行服务期间一直是不诚实的。所有金融机构的管理层都应该从李森事件中吸取教训，意识到用人的风险所在。 尽管，新加坡和英国法院的联合调查表明，巴林事件完全是尼克·李森个人所为，巴林银行的管理层没有法律责任。但是，彼得·诺里斯依然认为，巴林银行的破产与其内部管理的混乱有着密切的关系。 巴林银行存在着内部管理机制的诸多不足，一直没有及时发现李森的犯罪行为，而当发现时却为时已晚。所以，我认为教训是，应该随时保持极高的警惕性。 尼克·李森在狱中完成的《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一书，很快被拍成了电影。１９９９年年底的一天，这部电影在彼得·诺里斯经营的小电影院首次放演。忽然他的放映员来告诉彼得，一个长得很像尼克·李森的人就坐在电影院里。电影散场的时候，彼得·诺里斯先生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人就是尼克·李森本人。 一位是原巴林投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另一位是弄垮这家银行的肇事者。在巴林银行倒闭之后，两个人第一次在这家不知上演了多少幕人生的悲剧和喜剧的电影院里见面了。 彼得·诺里斯毕竟还能从电影院的收入中获取自己的收益。但是，尼克·李森却大不一样了。本应属于尼克·李森的一切版权收入，都将用来偿还巴林银行债权人的债务。七——泡沫之鉴纽约时代广场 纳斯达克作为孵化了美国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的股票市场，近年来的表现可谓如日中天，甚至让纽约证券交易所——这家华尔街上的百年老店也显得黯淡了许多。但是，理性的人们开始思考，纳斯达克指数仅仅在网络概念所缔造的神话中迅猛飙涨，这其中，是否孕育着新一轮畸型的狂热呢？于是“泡沫”这样一个人们熟悉而很难准确定义的概念，再次被拿到了“网络”的面前。 经济学家 樊刚 早早晚晚总会有一部分淘汰，而且早早晚晚过高的部分水分要压下去。 经济学家 王巍 可能这就是个泡沫，但是为什么泡沫不断的涨，就是一大批另一批投资者持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说，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有泡沫，那么到底什么是泡沫呢？有人把泡沫比作人体身上的细菌，认为有细菌并不可怕，但如果让细菌主导了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那人也就病入膏肓了。 英国伦敦 英国中央银行历史博物馆，在这里记载着英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过程。曾为英国乃至于整个世界所震惊的南海事件，在这里被完整的记录了下来。 事件发生在１７１１年，英国政府为了向南美洲进行贸易扩张，而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南海公司。然而，公司成立之后的８年间，除了无休止地向南美洲贩运黑奴之外，几乎没干过一件能够盈利的事情。 到了１７１８年，皇家的气派依然豪华。但在这雍容华贵的背后，英国的国家债务总额已经累积到了３１００万英镑。为了迅速筹集还债资金，不堪重负的英国政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南海公司的股票卖给公众。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南海公司是英国一个特许贸易公司。它是具有给南海贸易的特许权，它垄断经营，所谓南海就是现在的拉丁美洲，大西洋那边，拉丁美洲。这个南海公司拿到这个特许权以后呢？它就造势，说这个地区我们发现了什么金矿、银矿、香料怎么怎么赚钱。于是，股价就猛涨。 在政府的默许下，公司管理层为南海公司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故事。 很快人们开始相信了，南海公司海市蜃楼般的利润前景，唤起了英国人超乎寻常的狂热。直到３００年后的今天，英国金融界地位最高的人对南海事件依然铭记于心。 英国英格兰银行行长 埃迪·乔治 南海泡沫事件是一家投机公司，为了说不清楚的目的进行融资，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只知道这家公司能够赚大钱，是很好的投资对象，当时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氛围，人们就是想要投资。 英国金融监管局主席 霍华德·戴维斯 在发生南海泡沫事件的时代，人们认为南海公司，简直就是一部造钱的机器，他们失去了平时应有的理智和质疑，他们不断地投资。尽管当时并没有事实，或者是足够的信息，来支持公司对投资者们做出承诺。 这条著名的交易街当年挤满了抢购南海公司股票的人们。巨大的骗局使公众失去了理性。 伦敦金融时报电视台总编辑 科林·查普曼 当时的柴思胡同喧闹而嘈杂，有一首歌谣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我给你们念一念，当星辰出现在夜空，买卖开始兴隆，绅士们摩肩接踵，女士们涂脂抹粉，开始了胡同中的冒险，这就是我书中所指的胡同。 失去理性的大众狂热，使南海公司的股价迅速飙升。据历史记载，从１７２０年３月到９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一举从每股３３０英镑涨到了１０５０英镑。 今天，人们走进英国中央银行的博物馆，在这个显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一幅充满了讽刺意味的绘画作品，它所描绘的正是当年的南海事件。英国中央银行的一位历史学家为我们讲述了这幅画中所表现的内容。 英国英格兰银行博物馆馆长 约翰·凯沃斯 这幅漫画是著名英国艺术家威廉·休加德于１７２７年，公开发表的作品。 这幅讽刺画反映的是，诚实女神的雕像被打碎，并且受到了酷刑折磨，荣誉女神遭到鞭打，象征着所有优良品质的毁灭。我们还可以看到纪念碑，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堕落。柱子上这些人，就是南海公司愚蠢的投资者。在画的左下角，主教们正在赌博，赌博这种投机行为，也正是南海事件的实质所在。 当人们为南海公司的股票而狂热的时候，英国还发生过这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在１７２０年初，南海公司股价迅速上涨。但是，当年要想进一步推高股价，就需要更多的社会资金涌向南海公司。然而，此时的英国正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夕，大量的民间企业同样需要筹集资本，于是它们开始背着政府偷偷地发行股票。 经济学家 吴敬琏 民间组织的那些公司，那些公司看着这些特许公司大赚钱，特别看着这个南海这种泡沫起来了，赚钱。于是，纷纷组织公司，纷纷组织公司不是供给会增加吗？股票的供给会增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扩融太快，扩融太快股价就会下来。于是就损害了南海公司，他们这些有特权公司的利益，于是他们就游说，而且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去买通了议员们，比如说给他们股了，这些办法，然后议会通过整个议案，不许民间也组织公司，就是限制扩融。 南海公司为了与民间企业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活动，利用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去说服议会，从而通过了一项法案，这就是《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这个法的这个民间的称呼叫做“泡沫法”，《资本论》上都有“泡沫法”，很多人都没有弄清楚，这个“泡沫法”是什么意思？是反泡沫的法呢？还是制造泡沫的法，看来是两者兼而有之。 《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被民间俗称为“泡沫法”，这实际上是一种讽刺。它的意思是说，“泡沫法”认定了民间股票是泡沫，政府用这部法律去打击民间股票的发行，但同时却助长了南海泡沫的形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泡沫法”的提出，让人类的经济生活中第一次出现了所谓“泡沫”的概念。尽管它被延用至今，但由于“泡沫”一词起源于民间，所以它不是一个严谨的经济名词。 “泡沫法”的颁布进一步推高了南海公司的股价，但可悲的是，在南海事件中所存在的大量腐败行为，很快便击破了南海泡沫。伦敦金融时报电视台总编辑 科林·查普曼 人们争先恐后购卖股票，而当时的政府成员，他们也许可以被称为最早的内幕交易者。在股价越涨越高的时候，许多官员，如当时的财政部长，卖掉了所持的股票。许多像科学家牛顿这样正直的人，也购买了南海公司的股票。后来，股票暴跌。因为它原本就不值１０００多英镑。 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的大举抛售，引发了南海泡沫的破灭。当时英国的财政部长在南海公司的内幕交易中，为自己赚取了９０万英镑的巨额利润。丑闻败露之后，他被关进了这座著名的英国皇家监狱——伦敦塔。但是，比他更悲惨的却是那些不知情的投资人，这其中还包括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牛顿，牛顿赔了，他在南海泡沫中的损失超过了两万英镑。事后，他不无伤感地写道：我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规律，但我却无法计算出股票市场的变化趋势。然而，比牛顿损失更大的则是英国的经济，南海泡沫的破灭让神圣的政府信用也随之破灭了，英国没人再敢问津股票。从那以后，这条著名的交易街清静了整整１００年，此间，英国没有发行过一张股票，从而为发达的英国股市历史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空白。 经济学家 许小年 什么叫做泡沫，就是价格偏离价值，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已经离开了基本面了。 泡沫实际上是由两股力量形成的，一股力量呢叫做非理性预期，另外一个就是资金。 什么叫做非理性预期呢？就是说，我不看道琼斯指数股里边这个盈利的情况，我也不看美国的经济情况，我也不看世界的经济情况，我就是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我认为它能涨２０％，那你会怎么做呢？你赶快买进，但是当你一买进，当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去买的时候，道琼斯还真就涨上去了。所以由这种非理性预期驱使的资金流入到股市里面把股市推高，这种推高反过来印证了非理性预期，反过来印证了非理性预期，所以呢就使得这种非理性预期变得好像理性化了。因此，它更坚信不疑了。他说还能涨，继续往里投，果然它就继续往上涨。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价格已经越来越偏离价值，越来越偏离价值了。那么这个时候泡沫就形成了。 经济学家 吴敬琏 泡沫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啊，就是说它的股价跟它基本面脱节，跟公司本身价值，公司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它未来的盈利能力，这个未来的盈利能力怎么来算呢？很难算，很难算。 通常情况下，股票价格的高低取决于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但是，由于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几乎无法准确地预测。因此，股票价格是高是低，泡沫有没有发生？有多么严重？这些问题实际上很难准确判断。 １９２９年的美国，由于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非理性预期，加上市场投机力量的推波助澜和信息不透明，支撑了华尔街股价此前连续７年的暴涨。但是，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疯狂走到了尽头，股市崩盘了。在一片狂跌之中，企业倒闭、银行关门、工人失业、信用破产，美国经济陷入了全面的衰退。 经济学家 王国刚 我们可以看看１９２９年美国的情况。当时整个经济，完整的意义上是下跌了４０％几，那么不同的产业有的下跌８０％，有的６０％，多少人？以千万计算的人失业。在这过程中，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０年，多少人在这个过程中跳楼的跳楼，自杀的自杀，那么呢，生病的，病死的病死，饿死的饿死，那是一个惨不忍睹的状态。 这是一幅１９２９年股灾时拍下的照片，一位在股市中损失惨重的投资者，不得不将自己喜爱的汽车以１００美元卖掉，但当时拥有１００美元现金的人已经不多了。 实际上，在１９２９年之前，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股市泡沫的破碎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仅就美国而言，而大萧条时期共有１．３万多家银行倒闭，３７００万人失业，而此间破产的企业达到了５．３万多家。 惨不忍睹的现实震惊了整个世界，于是，人们不能不回过头来，对股市的狂热进行反思。 经济学家 许小年 在１９２９年的股灾之前，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资本市场上面泡沫的破灭。股市的崩盘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如此大的冲击，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冲击之下，才使美国国会以及世界各地，其它当时比较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都意识到立法，这个法律体系完备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 吴敬琏 人们都有一种，谋取自己的更多的财产这么一个心理。所以他很容易陷入这个泡沫的漩涡里面去，但是这个需要能够做些什么。从社会，社会的代表——政府来说，尽量让信息充分，尽量让它透明。那么这样起码能够防止这个有人搞欺诈，就是在中国叫做造势做局，防止这个。 过度的泡沫会导致股灾，股灾又会使经济崩盘，股市历史周而复始地讲述着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于是，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间，《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一系列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在美国相继出台。它们作为股市的守护神，成了抑制股市泡沫最为有效的武器之一。八——创新之翼上海 １９９９年的秋日，共和国即将迎来５０岁华诞之时，被美国《财富》杂志周刊评选出来的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他们的企业领导人首次在中国的上海汇聚。 经济学家 王巍 ５００强这次到上海来开会的５００强，前２０名当中有６个公司５年前都不存在，包括雅虎、亚马逊，这５００强里面６个根本没有。我最近刚到美国去以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在硅谷开车一个小时之内，我一共查了１００块９０块一共９０块广告牌，７６块是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ｃｏｍ。 纳期达克主席 弗兰克·萨伯 最初来纳斯达克上市的一些新经济类公司，它们已逐渐成长为大公司。 让小公司迅速成长为大公司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７０年代末，新技术革命开始之后，一批技术含量高的小企业高速成长，从而带动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使之领先于世界。那么，美国经济的创新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呢？ 美国旧金山 美国西部，太平洋岸边的这个海湾，名叫旧金山，在这个海湾的南端，一条不足１５００平方英里的狭长谷地上，每年所创造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可以与韩国持平，在世界所有独立的经济体中名列第１１位，它就是美国硅谷。 在美国的地图上是找不到硅谷这个地名的。那么，硅谷一说，到底从何而来呢？约翰·麦克莱福林是一位研究硅谷的专家。 硅谷历史学家 约翰·麦克莱福林 硅谷这个名字是一个叫“霍夫勒”的记者，在１９７１年最早使用的，今天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地区的名称，它代表着一种全新思维方式。 在约翰·麦克莱福林手上有这样一张地图，按图索骥，在一条名叫“爱里森”的小街上，我们找到了硅谷的源头。 １９３８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毕业生“惠力”和“普克”，租下了这座车库，他们用仅有的５３８美元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公司的名称把谁的名字放在前头，一枚２５美分的硬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此，著名的惠普公司诞生了。６０年后，当我们今天再去看它，它已经是一家年创产值４７０亿美元，在世界各地拥有１３万名员工的跨国企业集团了。 这块纪念碑１９５１年被美国加州政府竖立于此。依照碑文所示，这座旧车库就是硅谷诞生地。 惠普公司，如果仅仅是硅谷偶然的骄傲，那这里也就不能被称之为硅谷了。但是，当我今天定睛于此，ＩＢＭ、因特尔、仙通、苹果、施乐、生阳、雅虎、网景、亚马逊书店等等，一大批全球级的企业新星，都从硅谷出生，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了。走近硅谷，第一个必须提及的名字就是它——斯坦福大学。 １８９１年，曾经担任过加州州长和美国国会议员的李廉·斯坦福先生，为了纪念１５岁便夭折的儿子，他把自己早年在修铁路时，从政府那里获得的８８００英亩土地和平生２２００万美元的积蓄拿了出来，创办了这所享誉全球的名校。而且，斯坦福先生为学校制定了一个独道的办学宗旨，他说：我们的学校就是让学生学到一些实用的知识，将来会受用于自己，也会让社会得到好处。 或许正是这种实用的教育宗旨，诱惑了全世界的莘莘学子，为了赚大钱，为了创建自己的事业，而蜂拥至此。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联合国，它凝结着全球各种文化的优势，让５７个国家的１．４万名学生，在这青青的绿野之间追寻着各自的梦境。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它最重要的资源，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人，人力资本，就是人的头脑，而这个具有创造性的人，他需要一个有利于创造的氛围，这是个基本点，那么这个氛围，如果你的管束太多，他就觉得受到了抑制。 在硅谷，从老板到职员，从教授到学生，你很难见到身着西装革履的人们，创造者完整的个性就隐藏在一派随意的氛围之中。 １９９６年，斯坦福大学校园里走出了两位小伙子，他们中断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带着雅虎信息网络的最初构思，钻进了这个早已被废弃的破车库，这就是雅虎公司最初的办公室。 雅虎公司创始人 杨志远 你一定要做好失败的准备，因为在硅谷１０个创业公司９个可能会失败，１０００个公司里也许只会出现一个像雅虎这样非常成功的公司。当年我和大卫创建雅虎网站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如果公司失败了，我们还可以回到学校把学位读完。 除了创意之外，办公司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资本，按照传统的投资理念，仅有一个赚钱想法的公司是没有人愿意对它进行投资的。但是，在硅谷这却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活跃着一批创业投资家。斯坦福大学工程院院长肯尼斯先生告诉我们。 斯坦福大学工程院院长 肯尼斯 你在书本上读不到真正的硅谷，你可以走进硅谷的咖啡馆里吃个早餐，去听听那些风险投资家与创业家谈论如何能创立公司，你就能真正读到硅谷了。 经肯尼斯先生的指点，我们来到了斯坦福大学旁边一个名叫门罗园的地方。 创业者带着自己的创意在这里寻找着投资，而投资家们也在这里找寻着能为自己带来财源的创业者。近４０年的统计显示，创业投资的成功概率仅有２０％，这或许正体现着硅谷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允许失败。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一家著名的创业投资公司——ＩＤＣ的总裁麦戈文先生，有着深刻的理解。 国际数据集团总裁 麦戈文 在美国有这样一种共识，它鼓励你去尝试做一些事情，即使失败你也能因为试过而获得荣誉，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尝试。在其它的国家，尤其是在欧洲，如果你的尝试失败会使家人一同蒙羞，这样就限制了一些人去冒险，而这样做的后果就使欧洲的经济增长，并不是那么强劲，对技术市场的参与也不是那么活跃，因为它不像美国，没有一个对创业的友好环境。 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而这样一个说着容易做起来难的哲学理念，在硅谷得到了充分地升华。 寻找强有力的投资方，是杨志远和大卫·菲罗必须要做的事情，ＯＦＪ投资公司便是他们最初的谈判对手，派克作为ＯＦＪ投资公司的投资经理，当年负责与杨志远的投资商洽。 ＯＦＪ投资公司经理 派克 当年杨志远和菲罗找到我们公司的时候，他们所要搞的东西不过就是把一些人的名字列在网页上，当时我们虽然觉得风险很大，不过呢还是给他们开了一个条件。当然了，他们也在同时和其他几家风险公司在洽谈，可是没有想到，另外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红杉树，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条件，我们当时还笑话红杉树，不应该给雅虎这么好的条件，不用说了，我们错过了一个赚大钱的好机会。 派克没能满足雅虎需求，从而使ＯＦＪ投资公司与雅虎的成功擦肩而过，这是硅谷中最常见的遗憾。派克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但是，另一家创业投资公司却为此而大发其财。 沙丘大街３０００号，这是斯坦福大学附近一座不起眼的建筑，但是这里，却是硅谷非常著名的创业投资家的聚集地。托起雅虎的创业投资者——红杉树投资公司就坐落于此。 红杉树公司风险投资家 莫里斯 雅虎成功的故事实际上是创业公司在风险投资家的帮助下，取得成功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最初向雅虎投资了１００万美元，买了公司的２５％的股份，到今天这１００万美元大概值了四五十亿美元。 １９９６年到今天仅有５年的时间，伴随着雅虎公司的成功，红杉树投资公司最初１００万美元的投资变成了４０多亿美元。这是４０００多倍回报，红杉树投资公司从极高的风险中获得了极大的收益。而这种成功率，那怕只有２０％，它的利润也是十分可观的，这或许就是创业投资家之所以乐此不疲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硅谷，智慧的翅膀与资本的翅膀合成了一个整体：一方面是智慧所派生出的大量的发明创造；一方面是创业投资家的精筛细选，使得美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引领着世界潮流。 硅谷的创业投资家与创业者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选择的呢？陈丕宏和他一手缔造的宏道公司回答了这个问题。 宏道公司总裁 陈丕宏 我是１９８１年到美国的，我的专业一直都是在计算机方面，所以我后来到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念了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博士，然后就开始做事。 宏道公司是硅谷的又一颗明星，但它并不是陈丕宏创办的第一家公司。 我第一家公司叫做Ｇａ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那么主要我们做的是所谓多媒体方面的一些产品，做的是让一些公司能够用多媒体技术，发展他们公司内部的系统。那么然后呢，我就这家公司做得相当不错，在１９９２年呢就被另外一家资料库的公司叫赛贝斯给并购。 陈丕宏在开办第一家公司时，他同样得到了创业投资家的支持。苏特·希尔公司，从１９９２年陈丕宏创办第一家公司开始，就一直伴随着陈丕宏，到今天，它的命运又与宏道公司的命运连在了一起。苏特·希尔公司执行董事 戴夫·安德森 那应该是在１９９３年，在我们同意合作之前，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大约有几个月吧。 几个月的交谈，按陈丕宏的理解，苏特·希尔公司不是在考察项目，而更重要的是在考察陈丕宏这个人。 宏道公司总裁 陈丕宏 所以我想很多时候选择这种合作的对象，不只是钱的问题而已，而且是人和人之间要怎样能够合作，彼此之间是否有这样的相同的理念，可以一起来经营这个公司。 苏特·希尔公司执行董事 戴夫·安德森 １９６２年以来，我们就在硅谷投资，我们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发展，但是我们对投资对象的要求标准却始终如一。我们看好聪明，有进取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他们应该善于把握科技所带来的优势。 宏道公司总裁 陈丕宏 多半的人在投资这个创业公司的时候，主要的决定原因是好几个，不过其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人，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是从头开始都是靠人去经营。所以你要真正对这个人有很大的把握，很了解，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本身对市场的经验和他们技术上的层次够不够高，那么如果这些种种的因素都能加在一起，你发觉好像很好的话，那么就是只能去投资，但是我想往往通常第一最重要的就是人。 苏特·希尔公司抓住了陈丕宏也抓住了苏特·希尔公司。当陈丕宏的第一家公司被赛贝斯公司收购之后，陈丕宏本人也变成了收购者的打工仔。但是，利用陈丕宏发了一笔大财的苏特·希尔投资公司似乎并不甘心。 所以他们对我们公司的人非常有兴趣，尤其是我，虽然我那时候还在帮赛贝斯做事，他们一直在找我，问我说，跟我接洽下面想开什么公司，他们很希望能够来投资，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一年之后我就离开了，成立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宏道公司。 今天的宏道公司，已成为一家开始盈利的专业商务网络公司。这当然是陈丕宏的成功，但同时也是苏特·希尔公司的成功。然而，在宏道公司成功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苏特·希尔公司执行董事 戴夫·安德森 起初我们为它提供资本开公司，使它有所发展，我们还会提供咨询和其它辅助性服务，帮它们做很多事情，积极参与公司的董事会活动，我们帮助这些公司制定商务发展模式，改善商务策略，我们同样积极地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融资，帮助他们挑选其它关键人才。 宏道公司总裁 陈丕宏 他们所提供的价值不只是钱而已，而是他们其它对公司经营，这样类似过去的一些经验，对其它市场的了解认识的人，都可以帮你增加很多的帮助，这个是比较无形的这种帮助，实际上跟有形的钱，实际上是一样重要，也许可能还会更重要。 在苏特·希尔公司的督促和帮助下，宏道公司３００万美元的创业投资，如今已经变成了２５亿美元。宏道公司只是硅谷众多成功故事中的一个。 经济学家 王国刚 创业投资他解决的是一个高科技的开发、生产、产业化、市场化的问题，那么可以这么说，在美国从７０年代末以后，所进行的经济调整，就高科技方面的大量的成果出来，以及大量的产业化，主要的有创业投资。 在硅谷，创业投资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天使投资，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创业公司起步阶段的初始资本，投资规模通常在５０万至５００万美元之间；人们最常见的创业投资，投资数额一般是５０万至５００万美元不等，这部分资本将使试验室里的技术性产品转变成工业化生产的商品；还有企业的战略性风险投资基金，它专门用于投资或者收购与本企业技术发展相关的创业小公司。 如今硅谷成了世界的典范，许多国家都在群起而效仿。 除了创业投资之外，谈到为创业服务的资本市场，许多人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这样一个股票市场。 纳斯达克主席 弗兰克·萨伯 来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最初多数是一些小市值公司，我们为这些公司提供特殊的服务，以帮助他们成为高市值公司。 在纳斯达克出现之前，为了防范股市风险，公司上市的条件变得越来越苛刻。它势必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大市场排斥小企业。 纽约时代广场 １９７１年，纳斯达克出现了，开始接纳小企业上市。尤其到了１９９２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资本金被降至５００万美元，同时取消了企业必须连续３年盈利的条件，从而使公司上市的门槛大大降低了。当然，更为关键的是，纳斯达克开创了一种有效的市场交易机制——竞争性的做市商制度。 纳斯达克主席 弗兰克·萨伯 纳斯达克提供的交易形式和交易机制，对股东非常有益。 纳斯达克电子交易市场包括了很多很多的做市商，他们交易同一种股票，比如微软公司有５０多个做市商美林、高盛等大公司和其它一些公司，每天都在买卖微软公司的股票，做市商，从事的工作就是你想买的时候，他们随时准备卖，你想卖的时候，他们随时准备买，他们相互竞争，以赢得投资者的交易委托，这对投资者是有益的，这些做市商创造了更好的市场流动性，从而有益于上市公司。 多个做市商相互竞争的交易制度，保证了小企业股票的流动性。而这样一个可以连续不断进行交易的市场，又使得小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被充分地挖掘出来。于是，一个本来不是为创业投资专门开设的市场，却渐渐地受到了创业投资家们的青睐。 经济学家 李青原 就跟我们去进一个山洞一样，这个山洞如果是漆黑一片的话，可能敢进去的人就非常非常少，但是如果你看到山洞的另外一头有一点亮光的时候，你就想，不管中间经历什么，反正到时候我能够出去，这样的话，风险就相对减少了。 投资、退出，再投资、再退出，这就是创业投资家们的运作流程。而创业板市场作为这个流程中的退出机制，是创业投资家实现自己投资收益的重要手段。 宏道公司总裁 陈丕宏 事实上对于风险投资的出路的管道有两种：一种是上市；另一种是购并。通常购并是比较容易直接比较通的一个渠道，那么上市呢，假设你是大的持股人，实际上限制是很多的，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够把你当时所有的股份都加以脱身。所以这往往是一个比较不正确的观念，那么所以上市来讲，并不是说让投资能够脱身的唯一渠道，是其中的一个渠道。 经济学家 吴敬琏 他如果没有退出的可能性的话，他进去了他不能发挥他的专长，他就变成一般投资家了，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不是说每一个人能够干活就行了，每一个人都要发挥他的核心能力，他的专长是什么。 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分工非常细，每个人尽量发挥他的专长，对风险投资家来说，他就要发挥他孵化的专长。 这就是创业投资家与一般投资家的区别所在。一般投资家投资一个企业，它都将伴随这个企业很长时间，而它的收益也大都来自于企业的盈利。但是创业投资家他们一般不指望从企业的盈利中获取收益，而是通过孵化让小企业迅速变大，然后将股权卖出，从而获得高额的资本回报。因此像纳斯达克这样的股票市场，就为创业投资家提供了一个卖出股权的渠道。 深圳 ２０００年的初秋，位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再次迎得了一个新的使命。这套大型电子计算机系统，在经历了一番周密地测试之后，最终将承载起中国股票创业板市场的运转。 创业板无疑将会给中国的经济注入巨大的活力。但是，有了创业板市场就可以让技术创新型经济在中国得以繁荣吗？对此，学者们还有着另外一番说法。 经济学家 李扬 创业投资肯定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所以总体来说资金并不是缺的。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让这个资金能来，能生根，能发芽，能生长的条件，就是所谓制度条件，所谓软环境，这个条件很多国家是不太具备的，这个条件的创造是特别重要。 国际数据集团总裁 麦戈文 政府的确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应该给企业家们自由，让他们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公司，有充分的任免权，并且能够迅速得到必要的政府经营许可，以及增加设施和开设分支机构的便利条件。 有了创业板市场是不是就等于有了硅谷，恐怕人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答案。那么，硅谷离中国还有多远，我们不妨再回过头去端详一番。在这块土地上，自由的创业文化，健全的法律环境，完善的中介服务，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一切，似乎都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深刻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中国通向硅谷的路，其实还很长，很长。九——股市中国股票和股票市场，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末期，跨跃重洋来到了中国。而它最先落脚的地方，正是这里，当年被世人誉为东方华尔街的上海。 上海城隍庙 在上海城隍庙，有一个较大的古董市场，每天都有大量的收藏爱好者来到这里。股票收藏家赵善荣是这个地方的常客。 ——股票收藏家 赵善荣 这张股票我倒是缺的，问题就是它有点品象有问题。 赵善荣今年５５岁，搞股票收藏已有１０多年的历史了。 我两张一到两千块，两千块不行，一八，ＯＫ，好吧你点一点这当面点清。 赵善荣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民间的中国股票陈列馆。 这张山东举州矿物公司的股票是我收藏到的最早的一张，年代是清末光绪十一年，我一共收集了在１０年当中一共收集了１０００多张股票。 这１０００多张股票跨跃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而就在这位收藏家的劳作之间，赵善荣编制了一部中国股市发展的历史长卷。 这个每一张股票都有它的一个史话和一个故事，像这一张京师自来水公司的股票，当时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史话，这个故宫当时着了几次火损失都很大。 从空中看故宫，它的周围只有一条护城河，因此，对于这座以木制结构为主的宫殿群落来说，防火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时，故宫的防火主要依靠每座宫前的大小缸来完成。然而，这对于诺大的故宫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将这个防火的难题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说，用西方的自来水方法一举两得，也可以省得用马车来回进城运水解决喝的问题，也能很快地灭火。那么慈禧太后问他，怎么办呢？他就说了，用现在股份制的形式集资比较快，这个水厂很快造成了。这个水厂当时在全国都是很新式的一个自来水厂，后来我到北京去，还看到了西直门那个水厂还在。 北京自来水厂原址 北京自来水厂，依然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条胡同里，人们今天走过它的门前，或许不会意识到，它就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 北京自来水公司发行股票的那一年，距离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间大约２６０年。 １９世纪中叶，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一个洋人开办的证券交易组织首先在上海落户了。１８６９年，外国商人组织了“掮客公会”，专门交易外国公司的股票，就是这个组织１８９１年演变成了上海众业公所。今天，在上海图书馆存放的大量历史文献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早期股票市场的历史足迹。 上海众业公所，坐落在上海的外滩，作为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其交易的股票或企业债券却都来自洋人的公司。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无能，洋人不仅把鸦片输入了中国，而且也把早期股市上各种卑劣行径一并带到了中国。他们操控市场，制造黑幕，让那些炒洋股的中国人，在无意之中，把中国的资本血液输进了外国公司的血管。 １９１０年，当时由于橡胶的短缺，被上海人称作橡皮股的橡胶业股票，在股市上火爆异常。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在这个上海众业公所里，一个著名的橡皮股事件发生了。 橡皮风潮这个事件它发生在１９１０年，由英商麦边虚构了一个橡胶公司，来欺骗我们的中国投资者。 １９０３年，英国商人麦边在上海开办了一家专门经营橡胶的公司，名叫“兰格志拓殖公司”。１９１０年麦边乘橡皮股火爆之机，宣称自己的公司在南洋购买了大片橡胶林，而且眼看就要丰收了。恶意地造势，使兰格志拓殖公司的股票一举从每股１０块大洋涨到８０块大洋。 广大投资者上当受骗买了很多这个股票以后，他拔高，做手脚，抬高以后卷款逃走，逃走以后留下的股票就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很多钱庄和银行倒闭，很多投资者跳楼的也有，自杀的也有，倾家荡产。 赵善荣没有收集到这张著名的橡皮股股票，因为在麦边携带巨额白银出逃之后，兰格志拓殖公司的股票变成了一堆废纸，没有人会把它保留到今天。 辛亥革命之后，洋人在中国股市上的反客为主，深深地剌激着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他来到上海，找到上海著名的富商虞洽卿先生。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１９２０年１１月，中国人自己的证券交易所，先后在北京、上海、汉口正式开业了。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就是其中的一家。 上海豫园的一个茶馆是林乐耕等几位老人经常光顾的地方。林乐耕老人今年８５岁，１６岁那年他刚刚踏入社会就走进了交易所的大门，从此他跟股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原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股票经纪人 林乐耕 这个房子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在民国２０年９月份造的，造的时候是１２０万块（银元），这儿当时理事长叫张忠知，常务理事是尹韵笙，尹韵笙是我娘舅，在这个地方工作。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由８位华人共同创办的，林乐耕的舅舅参与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创建工作，当时上海滩名声显赫的杜月笙也参加了交易所的奠基仪式。成人之后的林乐耕成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０１７号经纪人。 这后头就是一个交易场所，四周全是电话间报行情的，楼上呢一层楼是交易所的办公室，三楼到八楼这个地方都是写字间，写字间和证券公司，生意是很好，客户多好多好多。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里，当时主要有四大热门股：永安纱厂、美亚绸厂、新兴内衣和景福衬衫厂，由于当时的市场中几乎谈不上监管，因此它与西方早期股票市场一样，在那红红火火的交易背后，存在着大量见不得阳光的黑幕。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子夜》，表现了早期上海证券界一批外国金融资本家和中国实业资本家相互争斗，他们利用资本优势，操纵股票价格，从中获取暴利。影片中描述了因为炒股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故事，它揭示了中国早期股市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现实。 旧社会的事情你不知道，挣的多出去的也多，怎么出去的多，你知道吗？国家黑暗得不得了。 从林乐耕等人对旧中国证券市场的描述来看，证券市场兴衰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经济问题，它和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的历史文献这样记载了旧上海证券市场的景象：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就算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股票市场，也渐渐地演变成了洋人的囊中之物。到了１９４６年，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为前身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外籍会员８７人，而华人会员仅有１３人。财大气粗的洋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时机与手段，不知让多少中国资本家葬身于股市，如今言之，犹有余悸。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散落在全国的证券交易所消失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之中。 但股票的身影，在中国还能偶有所见。这种印有毛泽东头像的股票是１９５４年，在农业合作的过程中出现的。由于这种股票只有分红的权力，既没有交易，也不能退股。因此，它基本上没有体现出股票的功能。 那么，这种股票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呢？从赵善荣收集的这张股票来看，１９６６年１月２日这一天，有关方面发出通知，停止了股票红利的发放，也就是这一天，股票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从此整整１８年，在中国的土地上，人们再没有见到股票的踪影。 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了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各种探索。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经验被搬进城市，搬进了低效运转中的国有企业。然而，承包也好，租赁也罢，几乎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于是，到了８０年代中叶，企业改革必须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已经成为燃眉之急了。经济学家 厉以宁 中国的改革必须走另外一条路，以企业改革为主线，企业改革中又出现两种争论：一个争论就是说承包制；另一种争论就是说观点是承包制不解决问题，承包制是不规范的，而且承包制最基本问题没有解决，产权仍然是不清楚的，政企是没有分开的，所以最终是股份制的。 经济学家 林义相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式来看，我们都试过，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也试过租赁制，也试过承包制等等。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从８０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经过这十多年实践的检验，股份制事实证明是比较适合，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种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式。 国有企业低效运转的问题绝非中国所特有，在８０年代中期，这是一个全球都在面临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能尽快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经济实力，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战争重创国，它们大都采用了以政府牵头组织，汇聚有限财力，集中投资建设的经济措施。于是，国有企业在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样渐渐变成了国家经济的主导者。 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国有企业所持有的高成本低效率，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困境。 格里菲斯先生，作为英国经济学家，他在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一直担任着英国政府的经济顾问。 时任英国政府经济顾问 格里菲斯勋爵 我们曾经试过全国规划，英国曾经有过一个全国性计划，但是行不通。英国还规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必须达到８％的回报率，但都行不通。７０年代时，我们发现煤炭、钢铁、汽车、航空等行业都在亏损经营。１９７９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说，看来我们就是没办法高效率地经营这些企业，为什么不干脆问问民营领域，你们能做得更好吗？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管理。 １９７９年，撒切尔夫人领导英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提出了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的战略思路，历经１０年的曲曲折折，英国电信、钢铁、汽车、航空等行业逐步实现了民营化。 英国伦敦 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附近，居住着英国最大的民营公司——维京集团的老板理查德·布朗森先生。 英国维京集团主席 理查德·布朗森 １０年前，英国都还有大量国有企业，国家经济蒙受了很大损失，因为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国有企业的员工工作缺乏动力，政府决定将国有企业民营化，引进外部资金，英国的各行各业都有民营化的国有企业。如煤矿、水电和交通运输等企业通过民营化提高了效率，政府也不再需要大量投资，英国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荣。 在英国铁路民营化的过程中，维京集团收购了英国部分铁路。 我们的投资规模很大，换上了新的火车和铁路线，火车速度比以前快了一倍，我们可以引导数以百万计的原本开汽车的人们使用铁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因为民营化后的铁路由专业人士经营，专业管理层自己筹资，降低成本，这样就能够大幅度地削减政府的投资成本。 民营化让英国的经济迅速地恢复了活力，英国民营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它还有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需要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 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席 盖文·凯西 我们国家从８０年代就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在这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有大量的经验，现在的许多上市公司过去都是政府所有，我们希望能给世界各地的国有企业提供民营化的机会。 按照英国的经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一般都将分为几个步骤。首先，对国有企业进行分拆，把一家大企业变为若干个规模较小的公司，让公司之间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其次，允许民间的个人资本投入到原来的国有企业，同时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变为上市公司，让资本所有权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构成对企业管理者的鼓励与约束机制。 北京天桥 坐落在北京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百货商场，是一家老国营企业。当年，它是北京商业网点中一个中小规模的商店。１９８２年企业效益开始下滑。 １９８３年４月，北京市体改办与北京财贸学院企业课题小组，一起会诊了天桥百货商场。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三方达成了一致的认识，要解决企业激励与约束机制更深层次的问题，实行股份化改革可以是一条有效出路。于是，天桥百货商场的股份制首先在其内部员工中开始了，但是，当天桥百货重新向工商局申请公司更名注册却遇到了麻烦。 时任天桥百货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藏怀俭 他到工商局没法填，工商局说这怎么填呢，企业性质怎么写反复说，你们走，回去回去回去吧。我们商量商量，商量也不行，市里领导也比较重视这件事，找了主管局长一说，干脆实事求是给填上得了。 在工商局注册之后，原来的北京天桥百货商场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北京天桥百货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的时候更热闹，发股票，当时发股票的概念是说老实话只听说过股份制，没听说过股票怎么发，发完了怎么用，发完了怎么分红。根本连想都不敢想，发多少钱呢？当时我一算计发３００万就可以了。 天桥百货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筹资额为３００万元人民币，这张股票非常类似于债券，不仅有面值和三年的期限，而且持股人每年还享受固定利息以及不固定的红利回报。 在天桥股票发行的过程中，没有人看见过企业的财务报表，也没有人知道股票价格确定的依据。当然，股东权益，管理者经营目标，筹资后的资本使用方向等等，这样一些今天的投资者几乎必须明确的问题，当时的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因为我们当时啊，我们大家都不太清楚公司是怎么回事，就我自己来说，我那时候参加过这个讨论，我自己就不是弄得太清楚，只是在《资本论》上看见过，讲到股份制到底具体是怎么回事，是模模糊糊的。所以我想非经济学家，可能跟我们经济学家差不多，也不太清楚。 敢于承认自己不懂，这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勇气。但是，也确实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经济学家尚且不懂，那么没有专门研究过经济学理论的企业管理者或者政府官员，他们对于股份制又能知道多少呢？ １９８３年，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根本没有股票市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股票市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投资人一旦购买了股票，将永远无法再把股票变成现金，这样的风险又有谁愿意承担呢？因此，天桥股票既有期限又有固定利息，这些与债券类似的地方，不过是为了吸引投资者购买而已。由此可见，股份制绝不是某个企业所能运作的，它需要一整套的市场体系和法律制度与之匹配。于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探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地拉开了序幕。 沈阳 沈阳是中国国有企业集中的城市，１９８５年的冬天，为了筹集企业急需的资金，沈阳许多国有企业采取了发行债券或内部股的方式进行融资。但是，企业把钱拿走了，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时任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罗振忠 老百姓有这个券需要变钱的时候，怎么办，到哪儿去，所以在省市行的帮助下，我们信托就开办了一个证券的转让业务。 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就是这样悄悄地进行着债券和企业内部股票的转让业务。 这个地方就是１９８５年８月５日开办证券转让业务的地方，外面也是人，里面也是人，这边这个大厅里头，有买的，有卖的，有鉴证的，有抵押的，这边是我们的价格板。当时都是原始的，我们通过把原始券复印以后标在这个上，卖的价钱买的价钱，使得这个公平合理。 这确实是新生事物。１９８６年８月５日，这家证券交易柜台的开业，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以及国外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１９８７年初，外交部组织了５０多个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到沈阳参观。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刘鸿儒 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那个窗口，在窗口有几个窗口，开始挂牌可以买卖企业债券和股票，那么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很简单就是黑板上写一写买价、卖价，数量又很少，当时股票本来就少，在沈阳东北地区更少，但是这个问题引起各界的重视，因为它是个突破，是属于股票的二级市场，企业债券的二级市场，这是很大的突破，这引起各界注意，新闻单位都去采访，外国的新闻界也去，那儿一阵成了参观点了。我去的时候，有军队警察在那儿维持秩序，都到了这个程度。其实，它数量不大，意义在于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当时，人们仅仅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柜台，让老百姓手中的有价证券实现自由交易。日本的《朝日新闻》对这件事做了这样的报道：中国证券市场中的第一个交易柜台，诞生在中国沈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胡同里。十——他山之石上海江宁路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４日，上海市江宁路一改往日的安静，这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大约２万多人排成长队，等待购买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万人攒动争相购买股票的景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国内外各大新闻媒界纷纷报道此事。 这是新中国建国３５年来，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 时任上海工商银行静安营业部负责人 黄贵显 当时上海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富余的地皮，富余的房子。缺少什么呢？缺少资本的运作，他们没钱，财政不可能拨钱给你搞实业，现在我们叫三产了。怎么办呢？学农村的集资，先是职工集资，后来呢就是亲戚朋友的，再后来呢就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反正你托他，他也给你集资，那么当时我们想呢，既然已经不是完全是内部集资，为什么不能跑到外面去集资呢？光明正大的不要偷偷摸摸的，等到小飞乐集资的时候呢，我们就试了一下。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批准，以每股５０元的价格，向社会公开发行了１万股股票，共计筹资５０万元人民币。 这就是飞乐音响当年那张原始的股票，由于它标准地体现了股票的特征，因此，它一直被人认为是新中国的第一张比较规范的股票。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４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菲尔林率领由２００多人组成的商务代表团来到了中国，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们一行。 菲尔林主席旁边的这位年轻人，当时是外交部的翻译。 时任邓小平同志的翻译 高志凯 菲尔林先生从股票市场的这个结构，从它交易的情况，它上市公司的情况，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么在听取了这些介绍以后，邓小平同志就说我们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你们现在很富有，我们现在还是在发展阶段，那么我们现在要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呢，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私有经济的成份，民营经济的成份。然后他就说，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邓小平的声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将这张新中国首次公开发行的飞乐音响股票，托人转送给了菲尔林先生。 ８０年代的中期，一群在美国学习金融证券的中国莘莘学子，将目光移到了祖国，这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高西庆 就成立这么一个纽约登记的叫做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委员会，后来在１９８８年５月前后，一块大家曾经写了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建议性的东西，建议在中国搞证券市场的实验，但是这个东西到了１０月份，做成了一个我们后来称作白皮书的这么一个报告，交给了中央。 １９８８年，经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国内最大的８家信托投资公司，联合成立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他们成了中国最早设计证券市场的一群人士，王波明是其中的一位。 时任联办总干事 王波明 我记得是９月份在中南海里头，由当时的副总理姚依林同志专门主持了一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汇报会。当时，有我、张晓彬，还有咱们现在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我们３个人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去做了一次汇报，经过汇报以后，我们就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时候，应该是马上就启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那当时中间的过程不说了，反正最后依林同志就讲这个事情叫条件不成熟，但是必须得搞，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说，这个事要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