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块６还是１１块，当时占一半一半吧，当时是非常激烈的。　　高盛公司融总裁麦克·埃文斯　　当时，我在办公室跟定价小组的成员，召开电话会议，艰难地做出定价决定。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这个时候，这个吴部长，王岐山董事长，两个人最后做了一个决策，就是１１块８。　　我把这个他们的意见传达给前方，前方人开始两分钟的静场，静默，没有声音，然后紧跟着，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热烈鼓掌。　　高盛公司副总裁麦克·埃文斯　　那一刻我多少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长达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总算熬到了头。　　中国香港１９９７年的１０月２３日，这一天，国际金融投机的豪客们云集香港，他们调集了上千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加大了对港币的攻击力度。以致恒生指数当日一举下跌了１４００多点。而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香港金融市场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四，中国电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了。　　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　　中国电信香港，是在逆境中间上市的。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那天晚上举行这样一个招待会，你想大家的心情可想而知，本来我们想参加的人可能是门庭冷落，不是会有很多人参加。但没想到，香港政府的一些官员，这个大公司的领导人，李嘉诚、郭贺年、郭炳湘这些几个大公司的领导人全部到场。　　当时我们的董事长王岐山，在这个会上讲了一些非常振奋人心的话，最后我想说的中国有句老话：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全场热烈鼓掌，那天气氛是很热烈的，也很悲壮。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中国电信进行了第二次股票发行，与２年前不同的是，这次股票的发行价格达到了２４．１港元，股价是第一次发行的两倍。四——挂牌前后沈阳地区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８日，一场罕见的春雪覆盖了沈阳，这天下午４点４５分，一个让飞龙员工震惊的消息，从香港传到沈阳飞龙公司的总部。消息说：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姜伟刚刚在香港宣布，飞龙公司已经放弃了在香港上市的一切努力。　　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姜伟　　４月２８日就是最后一次延期是下午４点半，当时因为这段时间，我就亲自上阵了。我借了沈阳在香港的办事处，也就是叫沈港有限公司，我用他副总的办公室，因为他里面的电话，传真都很全，他副总叫我撵跑了，我说你上一边去吧，这办公室暂时归我１０天，我在那个地方跟券商反复谈啊，谈定价什么的，没有办法，我自己得上，到最后，最后就还剩３０分钟，３０分钟我就给承销商打电话了。就是我放弃上市，我推迟上市。　　价格很低，那个时候上市低到４．２倍左右了。　　市盈率只有４．２倍的发行价，这实在让姜伟难以接受。于是，他放弃了。在姜伟的脑海中，这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痛苦，痛苦，痛苦，不光我痛苦，连我的承销商都痛苦，害怕，一有传真就害怕。一有传真就害怕。　　这位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东北大汉，面对一张张传真使用了“害怕”一词，这也许很难让人理解。但是，如果要知道，当年的香港联交所在审核飞龙公司上市资格的半年时间里，一共向飞龙提出过２８００多个问题，或许这也就不难体会姜伟当时的心境了。　　因为他问二千多个问题不是一次问的，一次问三十多个。　　因为香港的这个联交所，它对上市公司的审查，实际上对上市公司所有问题的解剖过程。因为他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不是你用语言和文字来回答的，用语言文字回答无效。他提的所有问题都要提供证据，提供原始的资料，提供你当时的文字。　　而且这个文字需要三方律师签字，那就是承销商的律师，企业的律师。因为企业当时，当时香港还属于英国嘛，那么就是英国的律师和中国的律师，三个律师签字。　　姜伟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式，为了应付这些问题，他几乎中断了所有的日常工作。　　十年前　　这既是一次姜伟的家宴，也是一次飞龙的庆典。１９９１年的这一天，姜伟辞去沈阳一家药品研究所药剂师的职务，同他母亲一起组建了飞龙公司。　　踌躇满志的姜伟，从此缔造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他看准了国内保健品市场的空白，使飞龙公司的第一代主打产品——延生护保液，一举红透了大江南北。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４年的４年之间，公司销售总额达到了２０亿元，实现利润４．２亿元人民币。　　这位是姜伟的老姨，曾经是沈阳一家国营企业的财务科长，她在飞龙公司鼎盛时期被姜传请进了飞龙公司。因为她是姜伟的老姨，所以在飞龙公司没有人称呼她的名字，统称为老姨。　　沈阳飞龙集团财务科科长老姨　　当时我来以后就发现，发现在管理上，你比如说商品管理上，应收账款的管理上，费用审核上，光靠老板一支笔，财务费用审核没有专人搞这个东西。因为迅速膨胀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乱事，原来卖钱卖得也少，人员也少，用不着这么复杂，设这么多人。但是后来迅速膨胀以后，没有这些人不行，干不了。　　老姨的话，道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企业大了，姜伟一个人管不过来了。　　当时就是财务所有的事务太多了，销售票子，费用票子，那就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就给搞上市的时候，给咱们带来很大的困难。　　这是飞龙公司档案室内的一幅照片。在申请上市的日子里，公司财务人员打着点滴加班加点整理着飞龙公司的账目。尽管如此，负责飞龙上市财务审计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依然认为飞龙公司不能有效地配合他们的审计工作。　　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姜伟　　他们就是对我和我们的财务公司经常提出问题。就是说不配合，不配合，实际上我已经用全身心的力量配合了，他们所说的不配合，是在专业上业务上不配合。我不明白我怎么配合，我也整不明白，我已经全力配合了。飞龙公司已经把滴溜挂在飞龙公司了，四五个滴溜，这边输液，在做财务做资料，你还让我怎么配合，就差我老总挂滴溜了。　　姜伟在痛苦的折磨中意识到，飞龙公司的财务水准与国际通行的会计制度之间确实有十分遥远的差距。当时的飞龙在中国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家族企业，但是用现代企业制度去衡量它时，却又存在着诸多的不如意，而这些地方恰恰是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最起码的要求。　　作为中华工商时报的记者，张志勇为了研究民营企业，曾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跟踪姜伟，并阅读了飞龙公司全部的历史资料。　　《工商时报》记者张志勇　　香港联交所给飞龙提出了，面对上市公司存在的四大隐患：第一，没有可信的企业发展规划；第二，没有一个硬碰硬的高科技产品；第三，资产过低、或者资产不实；第四，财务管理极其混乱。　　香港联交所所获得的这四大隐患，是香港联交所在飞龙公司，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天的不断地查账，不断地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姜伟自己说是刀刀见血。　　飞龙的股票在香港没有得到投资者的青睐，飞龙公司在１９９５年痛失了一次发展的机会。　　广东顺德珠江岸边一个名叫容奇的小镇，广东科龙股份有限公司就诞生在这里。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３日，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内地惟一一家乡镇企业，以每股３．６港元的开盘价格，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登台亮相了。　　从科龙公司的诞生一直到上市，王国端作为主要的发起人和经营者，在科龙上市后不久，接任了科龙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　　与沈阳飞龙不同的是，广东科龙公司最初是一家生产家用电器的乡镇企业。从管理体制的角度去看，沈阳飞龙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姜伟，而科龙的一切则必须听命于镇政府。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总裁王国端　　我们没有上市之前，我们每年都有一个经营目标计划，作为经营计划来说，地方政府必须到我们公司来，参与我们整个经营目标决策的会议。他可以说行，也可以说不行，也可以去调整我们整个经营举措。　　政府做出决策，但是并不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加上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常常不一致，这些都会使经营者的行为发生扭曲，企业失去应有的效率。　　如果按照政府行为来操作，怎么来操作。　　我是一个经营者，我的经营责任只是对你负责，那很简单，我可以给你一些钱，给你一些，对吧，用一些条件，只要你不对我有意见，我赔了多少钱没有关系。　　一次次的教训，让科龙一次次地寻找着出路。科龙在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曾经两次对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使股权渐渐多元化，从而改变了旧有的决策机制。　　李国容与科龙公司打交道开始于１９９２年。当时，他作为一位专业的会计师，供职于香港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参与了科龙公司上市前的改组工作。后任科龙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独立董事李国容　　它是１９９７年才上市，所以整整搞了３年。　　突然之间你从一个中国的企业，变成一个受国际瞩目的一个企业，那很多方面需要改变，包括管理方面的透明度，会计是要符合国际的准则，以及信息的披露，业绩方面的要求。等于你从上了市以后，开始就跟国际的其它的上市公司一起比较，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企业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不应该在海外上市。　　除了像李国容这样的独立董事之外，在科龙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专家型人才也占到了３０％以上，由于他们的介入，科龙公司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了。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总裁王国端　　我们的观念绝对不能再说乡镇企业，我们应该说我们要做一个国际跨国公司这种概念。这种观念来做，所以你要做一个国际化公司，首先你的整个管理行为，你必须要跟国际接轨。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独立董事李国容　　在海外上市并不单是融资，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管理多方面的一个改善，突然之间它变成国际的企业。　　从８万元起家的乡镇企业到２００亿元市值的上市公司，科龙通过上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大到全球，那些大型企业无一例外都是股票市场中的佼佼者。这其中的密诀不仅仅在于股票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融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股票市场经过４００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企业制度，这就是现代企业制度。　　经济学家吴敬琏　　上个世纪那些公司里面都是大股东，当董事长、总经理，经理人员是大股东当。但是在现代公司里面，这个经理人员不需要是股东，即使是股东一般也不是大股东。他是一些专业人员，他可以有双重身份，但是作为股东不是他当经理的必要条件。他是一种雇来的专业经理人员，所以在西方叫作所有与控制的分离，这是现代公司和传统公司的一个基本的差别。　　两权分离，专业化管理，这样一种现代企业的制度，起源于１９世纪中叶的美国。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小铁路公司，叫西方铁路公司，西部铁路公司。他这个公司虽然很小，但是常出事故，后来出了一次大事故，那么各方面都去做调查，包括国会。　　１８４１年１０月５日，两辆相向而行的列车撞到了一起，在事故中总计造成了１９人的伤亡。于是，国会出面了，并就此事展开了调查。　　调查研究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就像这么技术复杂的，它需要调车。当时的铁路都是单轨，单轨你要防备撞车，你在一个行车时间，调度上就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认为这样的企业光有钱的人直接去管，他是管不好的，他要出事。所以这个调查的结果，就是改组了这个公司，所有者退出这个管理的第一线，他雇一些专家来管理这个铁路。然后再托长一些董事，来监督这些专业的经理人员，这就造成了这个现代公司一个雏形。至于说其它的铁路公司纷纷的仿效所以到了８０年代，在铁路业基本上都用这种形式了，以后呢，普及到其它的产业。　　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是什么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在生产实践中逐渐被认识和完善起来的。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像西部铁路公司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法国卢浮宫里珍藏着这样一幅名画，它的名字叫做“生命之筏”，它向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懂航海的船长，使航船触礁沉没的故事。求救人在呼喊，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贵族可以成为航船的所有者，但不一定是称职的掌舵人。　　这是科龙公司的一张管理结构图，在图中，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对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行使监督职能，股东大会推选出的董事会掌握着企业重大的战略决策权。这里的总经理是经营者，他的任职由董事会聘任。它们的义务是为股东的利益勤奋地工作。科龙公司董事会９位董事中有４位是独立董事，他们有很深的专业背景，受聘于公司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中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实行监督，从而提高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李国容先生便是科龙公司的独立董事之一，他现在是香港一家投资银行的高级投资顾问。　　上市失败后的姜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企业管理的关键，是管理人的专业素质。在飞龙成立五周年的庆典上，姜伟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姜伟　　休整主要是对干部的休整，经过５年的发展，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目前飞龙公司主要的问题和失误，都发生在中高级干部之中，就飞龙的中高级干部总体而言，目前能够胜任本职工作者极少，对本职工作应管理的工作内容，能够真正了解者更少，特别是能够熟悉和部分的把握企业未来发展的干部基本上没有。　　姜伟有姜伟的无奈，６年前姜伟的母亲把飞龙公司交给姜伟时，也把一群飞龙创业时的功臣和元老一并留给了姜伟。起初，他们作为姜伟最可信赖的对象被安置在管理者的岗位上。但到了现在，他们当中又有多少能够胜任一个大型现代企业的管理工作呢？　　无奈中的姜伟，投资创办了飞龙营销干部培训学院，他亲任院长以求言传身教。当然，姜伟也在解剖自己，经过几个月的反思，他向社会公开推开了一份检讨自己的白皮书，这就是震动业界的“我的二十大失误”。　　公司上市之前需要经受严格的考验，而上市后也并没有万事大吉。它还要继续接受投资者的严格监督和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强硬约束。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基本要求。　　德国波恩３年前，坦瑟成了德国电信公司的一位董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他必须把公司经营中出现的所有情况，及时、准确地告诉公众，告诉德国电信的股票持有人。　　德国电信董事坦瑟　　正如其它许多国际性的公司一样，我们会采取措施，密切关注市场上发生的变化，我们没有确实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过去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像欧洲所有电信企业一样，德国电信作为一家国有垄断性企业，其效率之低，已经无法适应电信企业日趋激烈的竞争。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６日，顺应国际潮流，德国电信通过股票市场实现了股权多元化，２００万人成了德国电信的股东，从此，德国电信的一举一动都在这２００万双眼睛的审视之下。　　德国财政部副部长艾伯哈特·罗勒　　在股份制公司中，有一个监事会，这个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员工代表组成。　　如果政府是公司的股东，政府官员大多不会参加监事会，有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传统规定。政府要求了解公司情况的专家，进入监事会，代表政府利益，监事会直接任命于公司董事会，每年举行数次会议，对董事会的管理行使监督职能。　　市场上一双双审视的目光，时时提醒着德国电信的经营者们。　　经济学家许小年　　如果你管理层不好好工作，这个给股东的回报老实现不了预期，这个股价就会往下跌。股价跌到一定程度，比如说这个股价跌到每股净资产以下了，那么从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呢，这个时候，把这个企业统统地收买过来。然后你把它的资产拍卖掉，这样的话，你都能赚钱，所以股价跌的太低，管理人员就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个时候，就要有其他的投资人来收购这家企业，收购这家企业以后，我既然要把你的资产拍卖掉，那么你的饭碗也就没有了。　　股权多元化大大强化了德国电信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德国，现在的电话收费标准比３年前整体降低了７５％，而股价却上涨了１５０％。德利佳信，当年担当了德国电信股票发行的承销商。　　时任德国德利佳信银行董事会成员杰德·豪斯勒　　目前的德意志电信公司，要比１０年前的经济实力要强得多，３０００亿欧元的资本，比其它的德国任何公司规模都大。目前成为一个竞争者，德意志电信公司目前完全有能力去收购欧洲内外的其它公司，前不久刚收购了英国的１－１手机公司。　　德国电信所感到的压力，是所有上市公司都要承担的。通过了上市难关的广东科龙公司并没有感到丝毫地轻松。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总裁王国端　　投资者把钱投到你身上，他必然是考虑到一种投资的回报。所以我们每天的经营行为，都首先要考虑怎么样去保护股东的利益，让股东有一个很好的投资回报，来增强股东对我们企业的信心。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独立董事李国容　　因为投资者给了你钱以后，等于他就是你的股东。另一个概念来说，等于他就是老板，我将我口袋里的钱给了你，帮我去管，你应该是定期的跟我汇报。我现在拿了你的钱怎么用，赚了多少钱，这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１９９８年年底，《福布斯》杂志评选出了３００家全球最有希望的中小企业，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名列其中的惟一一家内地企业。　　股东是企业的投资者，要承担经营带来的风险，所以，股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降低这种风险，股东有权对管理层的经营和决策进行监控，甚至可以把经营不善的管理者清理出局。只要投资者购买了公司的股票，同时也就拥有了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８日，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公司——康柏公司的董事长罗森，面对公众媒体宣布：康柏公司菲佛尔总经理的职务，被股东大会罢免了。　　当年５７岁的菲佛尔，算是康柏公司的功臣了，在他经营公司的８年之中，康柏的营业额从４１亿美元增加到３１１亿美元，股票价格也随之大涨了２５倍。但是，到了１９８８年菲佛尔错误地估计了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发展前景。致使康柏公司错失了良机，公司盈利大幅下跌。　　股票市场马上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中小投资者开始用抛售股票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不满，一举让康柏的股价下跌了４５％。大股东也在频频发难。　　经济学家许小年　　股东的直接控制是孙猴子脑袋上的这个紧箍，而收购与兼并市场的存在，对管理人员来说就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你不好好干，这把剑随时可以掉下来。当然还有其它的机制。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机制，原理都是一个，股东承担着最大的经营的风险，他一定要求对管理层的控制。　　菲佛尔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上帝对他的选择，而这个上帝正是康柏公司的全体股东。实际上，股票市场中的投资者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希望通过买卖股票来赚钱，但是，就在这一买一卖之间，他们却无形地安排了上市公司经营者的命运。　　有人把资本市场比作百货商店，把上市公司比作货架上的商品，如果商品被假冒伪劣商品充斥，这个商店就无人光顾了。　　也有人把上市公司比作资本市场里多米诺骨牌的头牌，如果头牌一倒，它所产生的效应是资本市场的股灾。　　无论怎样，人们是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资本市场的基石。五、投资之路无论是交易大厅里的每一下举手投足，也无论是电子屏幕上的每一次闪烁跳动，无论是股价长河中的每一缕波澜起伏，也无论是电脑键盘上的每一阵敲敲打打，它的背后，都是这样一双双眼睛和由他们凝结而成的焦点。它的背后，都是这样一次次地买卖和由他们聚合而成的股价。就是他们构筑着股市存在的基础，决定着股市中一切行为的准则，他们才是股票市场真正的上帝。　　北京华夏证券赵建民，一位当年带着不到两万元资金进入股市的投资者，他今天已经坐进了华夏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大户室里了。　　投资者赵建民　　我上大学那几年，好像就没怎么听说股票，所以说对股票这个概念好像主动吸收和被动吸收的很少。毕业以后的那几年好像对股票的信息呢，主动地被动地就那么吸收了一点。然后呢，到了１９９４年发行新股的时候，北京发行新股的时候，当时是盼着发行新股，觉得好像发行新股以后很挣钱，而且能挣很多钱，当时就这么一个很笼统很模糊的概念。　　赵建民在几年的股市投资中已经有了不小的成果，今天收市以后，他匆匆地赶到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准备为自己挑选一套商品房。　　我觉得资本市场还是其乐无穷的，就说你赔钱的这种苦恼也好，这个赔钱也有赔钱的乐趣，挣钱当然有挣钱的更大的乐趣。当你觉得你这个两万块钱变成２０万，２０万又变成了这个８０万或者更多，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乐趣真的很大，好像有一种成功的感觉。　　股市中到底能有多少像赵建民那样成功呢？２０００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段较大的上升行情，有关统计显示，这一年，股市中真正赚钱的投资者是５４．３５％，亏损３１．８６％，其余与上一年持平。人们在享受着投资带来的收益，但同时也承受着投资带来的风险。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　　接受损失总是很困难的，很多人由于接受不了而自杀。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价格下降时有人出售商品，也有人购买。当每一笔股票交易成功时，总是既有买家，也有卖家。也就是说，当有人对股市感到悲观时，同时也有人希望股市能够逆转上扬，每个人对股市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当然，最终股市能够走出低谷，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会有所损失。　　纽约华尔街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日，著名的黑色星期一降临华尔街。当时，全美数十家电视台的上百部摄像机对准了这里。但是，据目击者说，当时的摄像机更多对准的是这里高层建筑的楼顶。他们所捕捉的，正是那些试图用自杀来结束失败的人。　　这一天，在美国亚特兰大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位在股市中输掉全部身家的人，开抢击毙了他的经纪人，然后自己也同归于尽了。　　在股票市场，高风险时时刻刻存在，而在高风险的背后充满着投资者的喜怒哀乐。那么，面对如此之大的风险，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地拥入其中呢？　　博士张克伟　　在这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当中，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同时也能够获得相当大的投资回报，这也是证券市场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对于投资者的诱惑和吸引所在。　　其实，股票市场恰好证明着一条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在这里，每一位投资者乐此不疲地在风险中追逐着自己的利益，但是，就在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当中，客观上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本来源。　　在利益的驱动下，投资者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认真与执着。但是，股票市场似乎并不因为投资者的兢兢业业而恩赐大家同等的收益。实际上，当企业在股市中竞争资本的时候，投资者也在这里竞争着收益，于是问题也就出现了。　　在证券市场的这个投资者的结构当中，有机构投资者，有个人投资者，在这个投资的地位上讲呢，应该说个人投资者局限性是比较大的。　　在激烈的竞争中，实力是获利的基本要素之一。但不幸的是，单个的中小散户投资者却不是实力的所有者，尤其在股市越发全球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他们的劣势地位逾发明显。因此，把小投资者团结起来，整合为大投资者，也就必然成了全球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趋势。　　英国伦敦这支古老的苏格兰风笛开始演奏的时候，就是英国怡富公司每天上班的开始。这是全球第一家投资基金，是由一位叫罗伯特·富莱明的苏格兰人开办的。（字幕：罗伯特·富莱明）　　罗迪·富莱明先生，就是这家公司创始人的曾孙，在他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一个展示厅，这里向人们讲述着怡富公司的历史，同时也讲述着共同基金创业的故事。　　时任富莱明公司主席罗迪·富莱明　　画中是怡富公司的创始人生前的画像，他是一位亿万富翁，死于１９３２年，他的原籍在苏格兰。　　１９世纪中叶之后，美国作为一个充满机会的新兴市场，受到了英国资本的追逐。许多英国人都希望到美国去投资，但又苦于个人资本的数额有限，无法支付去美国投资的成本，于是他们只好望洋兴叹了。　　但是，聪明的罗伯特·富莱明发现了这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他发明一种特殊的金融工具——共同基金。他通过发行基金股份，把英国中小投资者的钱集中起来，交给熟悉美国股市的专家去进行投资。　　我认为第一家投资基金创立于１８７３年，当时第一次将基金股份向公众出售，由于购买者过多，他不得不重新设计基金股份，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时任富莱明公司总裁约翰·曼瑟　　共同基金是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的便捷途径，共同基金得到了很好的专业化管理，通过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来扩大投资，共同基金公司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基金，所以投资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　　罗伯特·富莱明的创意就像一粒火种，迅速受到全球金融同行的纷纷仿效。１８７３年到今天，不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全球范围内与怡富公司类似的共同基金数量，已经超过了３．１万家。尤其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共同基金的增长速度更是与日俱增。　　时任富莱明公司（台湾）总裁许立庆　　投资基金最大的一个用意就是风险分散的问题，你买单一股票那当然就是风险比较大，买债券来讲呢，相对回报的期望值就比较小，所以呢基金等于是可以把风险分散，然后呢回报值又会比较高。所以这是基金的好处，可是基金除了风险分散之外，最重要的观点实际上是引进专业的管理，因为风险分散，买２０种股票，大家就都会买２０种，只买哪２０种，那么就是专业知识了。基本上基金的好处你可以享受专业的管理，然后呢又可以享受分散的风险，然后是更高的报酬，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基金的好处。　　１９９８年底，在美国共同基金公司的数量已达７３１４家，而其管理的资产净值总额为５．５万多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全部商业银行资产的总和，成为全美第一大类金融组织。　　实际上，投资基金它是一个中介金融商，它把投资者个人的小资本聚合成大的金融资本，再雇用一个专家团队对证券市场进行投资。　　上海浦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附近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写字楼里，１９９８年６月成立的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像往日一样平静地开始了它一天的工作。　　上午８点２０分，工作人员陆续进入工作区域，而他们必须要执行的第一个规定就是交出各自的手机电话。　　孙昌海也要交出自己的手机电话，作为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督察员，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话录音。失去了无线通讯手段的工作人员，他们通过有线电话对外联络的一切信息都将受到这部电脑录音系统的监控。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监察部主任孙昌海　　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利用电话录音系统对我们公司所有的电话进行录音，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监听这些电话。　　除了电话监听之外，作为督察员的孙昌海，他所领导的监察稽核部在华安基金管理公司也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　　这个监察部来说，我们是可以直接向证监会直接汇报，我们可以跟董事长直接汇报。所以说，我想作为监察部来说，虽然是公司里面的一个职责部门，但是它给的权力它要超过公司所规定的一切范围，所以它在某种角度来说的话，它并不是说我是站在公司的利益上去考虑。　　孙昌海的电脑时时刻刻都在监视着公司内部所发生的一切行为，电脑中的一切数据将存档，长期保存。　　晨会是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每天必须进行的第一项工作，８点３０分晨会准时开始。　　不到一小时的晨会将在股市开盘之前结束，这是基金管理公司两大核心部门——基金投资部和研究发展部进行的惟一一次互通情况的时间。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　　在美国呢有这么个说法，可能有很多人没买过股票，但是只有很少的人没有买过基金，那么基金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它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为什么会得到投资者普遍的一个欢迎，我感觉基金它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它的制度，它的运作受到了一个严格的、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走进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让人感受颇深的，首先就是这样一道不允许随意进入的门。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监察部主任孙昌海　　这个房间是我们基金投资部的基金经理室，是我们公司基金运作的核心部门，所以我们公司在这个门口设立一个门禁制度，这个门只有基金经理，以及具有权力穿越这个门禁的监察稽核部的同志，才具有这么一个门卡进入基金经理室。　　这道门，对于国际上大多数基金管理公司来讲，都是必不可少。因为，门内的基金经理们，他们所从事的是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最需要保密的工作。在国际上，人们通常把这样一种信息隔绝措施称为“防火墙”，也有人称为“中国墙”。时任汇丰投资银行亚洲有限公司主席韦智理　　长城是中央王国和外部疆域的分界线，无疑是极有效的防御体系。我猜想这或许是“中国墙”一词的起源，长城在全世界都非常著名，被普遍认为是隔离物的象征。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　　因为这个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的量比较大，对市场影响也比较大，如果说一旦它内部出现一些内幕交易的情况，比如说基金经理也好，比如说研究人员也好，他知道了他把这个基金管理公司这个基金准备买这支股票，他事先透露告诉你，人家就先买，那这个对你基金管理公司来说，就会增加你的成本，人家如果是大户买了很多的话，那价格就要上去，这个结果就损害了基金投资者投资人的利益。　　作为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部的总监，王国卫就是一位被“中国墙”围于其中的人。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部经理王国卫　　这个部门现在有８个人，其中５个人是做基金经理的，另外３个是做交易，做证券交易的，大致分工是两块，一块是做组合管理，一块是做证券日常交易。　　在这里，５位基金经理各司其职，各有侧重，他们不时地讨论着，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向交易员下达着买卖指令。　　无论是基金经理还是证券交易员，对于基金管理公司而言，他们都是“中国墙”之内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对他们进行访问，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我们采访的介入，工作人员要把显示重要信息的电脑关掉。　　尽管，投资部带有许多神密的色彩。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基金管理公司而言，研究部门的实力，才是基金管理能否成功的基础。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　　所有的投资它有一个基础，这个基金就是你调查研究，你进行分析，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不是盲目地拍拍脑袋就可以投资，你必须拿出依据来。　　刘耀军，曾在华尔街摸爬滚打了两年，并取得了国际注册金融分析师的资格，如今他加盟了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成了其研究部的主力研究员之一。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研究员刘耀军　　我们主要是分行业，然后呢每个人分那么几个行业，对于我而言，我就是分了酿酒、农业、食品，以及有线网等几个行业，还有综合类的行业。　　刘耀军告诉我们，作为专家研究一家上市公司，一般都分为五个步骤进行：首先是财务分析；其次是行业比较；第三是前景预测；第四是企业勘察；第五是市场调查。　　为什么说我们专家比较有一种优势，就是我们并不是看那个财务报表很简单地去看它，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说行业的数据去验证这个财务报表的可靠性，这样来讲，就是我们买的公司。基本上财务上是经营财务都是比较可靠的，它一般不会有这种炸弹、地雷，所谓的年报地雷在里面埋着。　　像刘耀军这样的研究员，在华安基金管理公司一共有１４位，他们每个人分工研究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　　尽管基金管理公司有专业的团队进行研究和分析投资，用这样的方法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但这并不能保证风险的消失。　　经济学家林义相　　所有的投资和金融产品，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风险高的投资项目或者金融产品的话，它潜在的或者预期的回报就非常高。那么风险很低的话，它的收益相对说也是比较低。　　时任富莱明（台湾）公司总裁许立庆　　不能够讲基金的风险极小，因为同样的基金是指一个观念，不同的基金，它的风险值不一样，不同的基金就跟不同的股票一样，它有不同的风险值。所以说我们只能说基金它是可以分散风险，可是绝对不能说风险极小，而且不能讲它是永不沉没。　　北京地区下午４：３０分，距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中国工商银行总行７楼东侧的办公室里，一天中最忙碌的工作刚刚开始。　　中国工商银行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部，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它在整个基金管理运作的体系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所谓的基金托管人。　　工商银行基金托管部经理赵跃　　具体它在投资证券市场上，买卖什么股票的品种，买卖哪些股票的数量，以及以什么时机或者什么价格来进行买卖，都是由基金管理人来决定的。通过这些不同的投资组合来实现保值和增值这种目的，那么他买卖了那几种股票和债券以后，是通过基金的托管人来完成这个资金的划拨和实现这个清算与交割的。　　在任何一个企业中，都会有一个财务部，这个财务部掌管企业的全部财产，担当着企业全部资金的收支与账目的核兑工作。那么，在基金管理人这个特殊的运作体系中，托管人所担当的角色，实际上就是基金的财务部。这是国际上一条通行的惯例，基金管理公司，也就是基金的管理人，它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投资，而托管人则负责收款付款。　　经济学家迈克　　托管人一般是银行，负责保管投资资金和证券并确保基金运作的收费合理合法。他们保障股东的利益，确保证券安全，监管财会对回报率等各种数据的计算，并且监督基金资产管理费的收取。　　基金托管人一般都是商业银行，由于它不受基金管理公司的领导，也不拿基金管理公司的工资，因此，基金托管人的行为有着相当的独立性。这一点则有别于一般企业的财务部门。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安信和安顺两支基金，它的托管人就是工商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部。由于管理人与托管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华安基金管理公司那些基金经理们的一举一动，都无法逃避工商银行基金托管部这些工作人员的眼睛。而且它们对投资者公布的所有财务公告，都必须经过托管人的严格审核。　　工商银行基金核算部负责人张健　　我们这个部门是一方面进行基金会计处理，一方面为基金和交易所交易进行资金清算，同时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履行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交易监督的职能。　　工商银行基金托管部经理赵跃　　如果是一个基金投资到他所承诺的投资方向以外的投资项目上去，比如说房地产投资，或者说实业投资，那么这样的投资指令，按照基金契约的规定，我们作为托管人是不予执行的，而且也要向证监会来报告。　　在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中，投资者购买投资基金，实际上他是一只手把钱交给了基金托管人，而另一只手则把投资的决策权交给了基金管理人。同时，他要求基金管理人为自己提供专业的投资服务，而要求托管人保证自己资产的安全。因此，按照国际上通常的认识，基金的托管人是基金投资者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如今，在资本市场上投资基金的触角已经伸向了一切可以投资的领域，其范围之广，分工之细，以至人们已经无法说清投资基金到底有多少种类。但是，如果按照基金的组织形式去划分，投资基金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这就是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　　开放式基金如果可以比喻的话，就像银行存款差不多，因此如果你管理不好，你不能投资，（投资者）不满意的话，他把基金还给你，就赎回，然后你这个基金就没了，就像存款人家不在这个银行存款一样，那你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就没钱可管，就垮掉了。所以开放式基金比封闭式基金相对来说，它对基金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在国际上开放式基金发展越来越快，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大。　　一般地说，开放式基金与封闭式基金有三种主要区别：其一，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可以随时赎回现金，封闭式基金的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进行变现；其二，开放式基金的发行规模是不固定的，它随着投资者购买与赎回情况而变化，封闭式基金的发行规模是固定的；其三，开放式基金不规定存续期限，封闭式基金的存续期限是事先规定的。　　经营不好，随时可能赎回，这对基金经营者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对投资者而言，这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机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开放式基金的数量会占到基金总量９８％的主要原因所在。　　２０００年６月，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与罗伯特·怡富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协议规定，罗伯特·怡富公司将向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完善的开放式基金在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支持。随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为设立开放式基金而准备的市场业务开始招兵买马。　　中国正在跟随世界的潮流，在现有封闭式基金的基础上，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将陆续走进投资家族，金融产品也在逐渐增加，证券市场变成机构投资人为主的大市场，已经越来越近了。六、天网恢恢尽管股票市场引领着人类经济的一次次进步。但是，股票市场毕竟是一个利益的角斗场，方方面面的市场参与者在这里追逐着各自的利益。于是，谁来捍卫竞争中的公平，用怎样的手段遏制逐利者可能使用的欺诈行为，这也是股票市场发展历程中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　　英国伦敦　　　在伦敦的金融城里，匆匆而过的人们不会发现这里有什么变化。巴林银行，作为全球最古老的银行之一，曾经是英国贵族最为信赖的金融机构。但是，２００年优异的经营历史，并没有逃过破产的结局。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这样一个让巴林银行惨痛的结局，出自于一个普通的证券交易员之手。　　尼克·李森，利用欺骗的手段使巴林银行蒙受了８．６亿英镑的巨额亏损，从而把巴林银行推上了死亡之路。　　伦敦市郊，一家仅能容纳１５０人左右的小电影院，当年显赫气派的巴林投资银行首席执行官彼得·诺里斯，引咎辞职之后，如今变成了这家小电影院的老板。　　时任巴林投资银行总裁　彼得·诺里斯巴林集团拥有很多家不同的银行，当巴林集团倒闭时，我正好担任投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正是在我领导的投资银行里发生了李森的罪行。　　作为尼克·李森的顶头上司，彼得·诺里斯　　当年的心情人们可想而知。在巴林银行破产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彼得·诺里斯痛苦不堪，他仇恨尼克·李森。但毕竟是５年过去了，如今他面对来访者似乎已经平静了许多。　　是李森毁掉了巴林银行吗？当然是。正是由于他的罪行，导致了巴林银行的崩溃。他长期以来进行欺诈，对电脑会计系统做了手脚，许多员工都被卷了进去，最终导致了巴林银行的倒闭。　　尼克·李森１９８９年加盟巴林银行，１９９２年被派往新加坡，成为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经理。而尼克·李森搞垮巴林银行的事发地也正是在新加坡。　　期货交易员难免会在交易中出现一些错误的情况。因此，他们一般都会开设一个特殊账户，用以暂时存放那些错误的交易，等待适合的行情出现时，再挽回损失。但是，错误账户在尼克·李森的手中改变了用途，他把自己失败的交易记入其中，用以掩盖损失。结果，为了赚回赔掉的钱，尼克·李森的赌局越开越大，以至于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地。　　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３日傍晚，已经赔光了整个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踏上了逃亡的旅程。但是，惊弓之鸟般的逃亡生涯仅仅持续了４天，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７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刚刚走下飞机悬梯的尼克·李森被捕了。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２日，尼克·李森再次变成了全球的新闻焦点，他从德国被引渡回新加坡，而仅仅一周之后，被送上了审判台。根据新加坡《证券交易法》，尼克·李森因欺诈罪，被判有期徒刑６年半，从而变成了新加坡塔那梅拉监狱中的阶下囚。　　尼克·李森事件绝非偶然。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中，大投资者侵犯小投资者利益，中介机构损害客户利益，上市公司欺骗股东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市场需要一系列严明的法律约束，同时需要一个强大的监管体系。　　今天无论是哪个独立的经济体，只要那里有证券市场，那里就必然少不了这样一个公平的忠实捍卫者，证券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时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　史美伦　　当然，市场不是需要有一个监管者就可以生存。可是，那个市场就变得是各方面的利益是不得以的平衡，就造成了某一些方面的利益，可能是会高高地超过了另外一部分的利益。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高西庆　　从政府来讲，主要是保护小投资者。为什么？大投资者一般来讲是用不着保护的，因为这个市场是自然而然的，天然的带给它各种各样的优势。它是可以保护自己的。所以我们在搞市场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考虑，政府部门首先去看看小投资者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受到大投资者的损害。基本原则是定下来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小投资者的利益。但是，我们又不能保证要说由于过份强调保护小投资者的利益，影响整个市场的效率。　　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证券市场公平的前提，而为了实现这一公平，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这是惟一的途径。因此，对于一个法制化的证券市场而言，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就成为证券立法的一个基本理念。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来讲，这是一场大灾难开始的日子。这一天，纽约股市暴跌２５％，５００亿美元的证券市值灰飞烟灭。这一天，结束了西方世界此前连续７年的繁荣。从此，西方经济陷入了持续１１年的大萧条之中。　　经济学家　李扬　　在过去确实没有２９年、３３年之前，没有一个系统针对证券业的一个立法。看到这些文献记载，主要是当时整个经济，整个国家，还有立法界、司法界，他们认为纯粹是一种私人行为。有人说自身自诩是企业家，我要搞一个大企业，你们来投资吧，然后人家来投资了，成功了，大家分，不成功，愿打愿挨，就算了。觉得这个不需要有一部专门的法规对它进行规范。后来２９年、３３年为什么这个事情引起了司法界的高度关注，整个管理层次的高度关注。一个是因为它这个市场已经从初期的阶段已经发展到特别大，大到可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程度。　　１９３３年之前的股票市场，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遵从着自由就是完美的原则。但是，１９２９年，这个自由而完美的市场王国破产了，人们发现，市场的完美不是无条件的，它有失灵的时候，会给经济带来大的灾难。　　香港证监会主席　沈联涛　　１９２９年股灾这个问题，很明确地发现，公司报假，账是假的，但是它只是报喜不报忧。　　经济学家　刘遵义　　１９２９年的时候，它是没有很多的管制，没有很多的规范。所以有很多公司企业的报表靠不住，另外就是还有很多内线的交易去操纵那个市场，去造这个势。　　为了争夺更大的利益，某些市场参与者不惜通过制造虚假的信息去操纵市场，这在１９２９年之前，是股票市场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美国政府１９３１年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股灾之前，一种被称为“股票联营基金”的经营方式在美国十分盛行，仅以摩根银行为例，它们手中就控制着５０多个“股票联营基金”，而这些联营基金又同时控制着１００多种股票，进而，使其股票行情脱离了自然的市场属性，其价格可以任由摩根银行的操纵。　　经济学家　胡祖六　　１９３２年，民主党总统罗斯福上台，那么他推行新政。也吸取金融大恐慌的教训，所以大力推行新的立法和规章制度，完善这些金融法规。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开始看到，美国金融法规体系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最完全、最完整的，也是最严厉的。　　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在这样一场巨大的股灾之后开始了。　　罗斯福先生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富经济成就的总统之一，１９３２年在他当政之后，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强调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开创了美国经济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一系列完整的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在他推行新政的过程中问世了。曾担任两届香港证监会主席的梁定邦先生，把家从香港迁到了北京。由于他在证券监管方面卓越的学识，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如今他作为专家，担任了中国证监会的首席咨询顾问。　　中国证监会首席咨询顾问　梁定邦　　罗斯福总统当时是选上了，他们要实行新政。当时请了一个非常老资格的，一个证券律师给他们写了一个《证券法》。他写了一年，交给罗斯福总统，他看了一天，之后他当时觉得不行，为什么呢？虽然这个律师非常有老资格，对证券行业非常熟悉，但是他用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认为一家公司只有好的素质，才能送到市场去。　　由老律师耗费一年多时间才完成的美国证券法草案第一稿，它实际上是要求政府对上市公司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也就是说，把评判上市公司质量优劣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让政府确定哪些公司该上市，哪些不该上市。　　罗斯福总统觉得是不对，我们怎么叫联邦政府来审，看这个公司是好公司，还是坏公司。　　香港证监会主席　沈联涛　　当然如果我们做的判断好的话，就是来维护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我判断错了的话，是不是小投资者是否会认为政府审批一个公司的素质是不是会永远是好的呢？如果上市的公司亏损了之后，是不是对政府有不满呢？　　时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　史美伦　　所以我们从监管方面来说，保护投资者是从制度的健全为主要原则。而制度健全我不能保险你做的投资，就是我们做监管者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责任还是需要投资者自己来承担的。　　政府不能代替市场进行选择，罗斯福当即否定了证券法草案的第一稿，同时又找来了几位年轻的律师，重新起草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首席咨询顾问　梁定邦　　这几个学生都是３０岁刚出头，在纽约已经当了若干年的律师，叫他从纽约马上到华盛顿。礼拜五，晚上９点钟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给他这个任务，起草法律。礼拜六下午５点钟，他给法官打电话我们写好了。总共多少条？１７条。马上星期天早上送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给他的幕僚看完之后，５分钟后就说我们就跟着这个走。　　仅仅用了一个晚上，仅仅写出了１７个条款，这就是美国１９３３年完成的《证券法》。尽管此后也进行过几次小小的修改，但主体就是这１７条，它得到了罗斯福和美国国会的认可。　　它主要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在里面，那个基本的理念就是联邦政府要做一个看门人，这方面要审评一个证券出去，不以所谓实际性审查这样的做法，用什么呢？程序性审查、披露性审查，给投资者有一个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来做一个判断。　　政府不去评价上市公司的优劣，而仅仅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去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这就是股票市场监管的一个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手段。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高西庆　　证监会这么一个政府监管部门监督证券市场，我想把它概括为八个字，就是所谓的四句话八个字，我们叫做：公开、公平、高效、有序。　　就是说认为市场里最重要的一条首先是要公开，就是说一个信息披露，这个就是核心，首先在信息这一点大家要平等，所有的人在证券业里所能用的，所能利用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这是信息。　　香港证监会主席　沈联涛　　信息披露是一个好的市场的基本的因素。那么从一个监管者的角度，现在我们悟到了这一点，信息披露为本是一个，比如说自由市场，一个成功、成熟市场的一个基本因素。　　国际上通用的“公开、公平、高效、有序”这样一个监管理念，在中国被凝炼成了这样的“三公”原则，如今它已经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准则。对市场的监管者来说，“公开”是最为重要的原则，没有“公开”就无所谓“公平”。没有“公开”也不可能“公正”。正是这样一个简单但却十分深刻的道理，它揭示着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监管核心，这就是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也正是围绕着这个原则，《证券法》、《证券交易法》、《证券投资者保护法》、《信托契约法》、《投资公司法》等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在１９３３年之后的美国，相继问世了，它有如一张恢恢天网，疏而不漏地让整个资本市场踏上了一条规范发展的道路。　　美国证监会ＳＥＣ在美国，１９３４年与《证券交易法》一同诞生的还有这样一个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是一个特殊的政府部门，它既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但又独立于政府之外，对证券市场的一切行为实行独立的监督管理。布里安·兰曾经作为融资上市部的主任，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过多年，对美国证券监管体系十分熟悉。　　时任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融资上市部主任　布里安·兰　　证券市场是通过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监管的，它不是由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直接对经纪商和自营商进行监管。这些券商成立了各种自律组织，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都是自律组织。证券交易委员会规范监管上述自律组织，再由这些自律组织监管他们的会员。　　在美国，对于市场交易行为的监控，通常是由交易所等自律性组织来完成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要管的是这些自律性组织，及其制定的市场行为规则。由此可见，美国证券市场最直接的监管机构不是证监会，而是交易所和其它自律性组织。　　金融证券商协会法规部负责人　玛丽·怀特　　在美国股票交易所，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都是自律组织。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ＮＡＳＤ）自律监管所有的经纪商和自营商，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则总体监管这些自律组织。所有自律组织起草的行为规则，必须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督我们对会员的日常监管，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对证券交易商和公众的交易行为进行总体监管。　　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　理查德·Ａ·格拉索　　纽交所自身也通过了严明的自律规则。我在纽交所近三分之一的同事，约５００多人专门监管经纪商和自营商的交易活动和交易大厅中的交易行为，监督经纪人公司的行为是否正当，并对行为不端的经纪商进行处罚。　　在法律制度非常严明的国家，市场日常交易行为的有效监管，是通过自律性组织来实现的。英国金融监管局，这个机构成立于１９９７年，它不仅担负着证券市场的监管义务，同时也监管着英国的货币市场和银行体系。但是在９０年代之前，英国的证券监管体系完全是自律性的体系。　　英国金融监管局主席　霍华德·戴维斯　　在３０年代，美国设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一机构，而英国却没有这样做，事实上英国直到８０年代末才有了类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证券监管机构。　　所以监管不是一开始由政府强制实行的，而是由证券交易所自发组织起来的，交易所认识到为了保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对证券定价和信息披露进行自律监管。这不是由政府立法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