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字号的逆境成长史：羊行天下 作者：吴基民　　这本书首次对读者揭示了恒源祥，这个由沈莱舟一手创立的上海老字号，如何在刘瑞旗的手中，慢慢由一个老字号神奇蜕变成为中国羊毛产业第一品牌。　　不同于其它介绍品牌的图书，《羊行天下》虽然写的是恒源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写刘瑞旗。刘瑞旗是恒源祥品牌获得新生的关键人物，他是1987年将店号“恒源祥”注册成商标的，这是当今中国将商标作为资产进行市场运作最成功的典范，被誉为中国品牌经营第一人。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序　　上海，一座从江海渔村演变成的伟大城市。　　上海，中国的骄傲。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气候环境的适宜，再加上上海先民们的辛勤耕耘，从明清两代起，上海便成为中国大陆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被称之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　　上海，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祥之地，是开启现代化中国之门的钥匙。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具有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经营方式、现代思想观念、现代文化意识的工厂、商店、学校等在上海诞生，到了上一世纪初叶，形成高潮。就拿商店来说，十里洋场，商肆林立，栉比鳞差，春光皆馥。许多各具文化传统，各具人文氛围，各具经营特点，各具营销策略的商店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勃勃而有生机。这些商店，如能经历大半个世纪的风潇雨晦而不倒，保存至今，就被赞誉为“老字号”，恒源祥便是其中的一家。　　恒源祥是沈莱舟先生于1927年创建的，至今快80年了。沈莱舟先生和他的后辈们惨淡经营恒源祥凡60年，其间有过辉煌与荣誉，也有过衰败与苦痛。这其中的艰难曲折，酸楚无奈，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沈莱舟先生宵衣旰食，顺势而为，经历了几次历史的重大变革，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风雨，总算把恒源祥保存了下来。　　我是在1987年元旦接手恒源祥的，这家国营小店虽然地处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但只有两开间的门面，不到40个职工，说来也巧，与沈莱舟先生创建恒源祥时的职工人数一模一样，这正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一个甲子的轮回，容貌依然。恒源祥一年的营业额不过几百万。但是此刻，中国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地翻天覆的变化。　　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将改革开放定为我国的国策。亿万中国人得到了百年一遇的发展良机，迎来了世代渴望的太平盛世。但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路怎么去走？大家都在思考着。就我个人而言，恒源祥这么一个企业搁到自己手里，怎么将它盘活，怎么使它发展，尤其是使它超常规发展？我始终都在思考着。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有这样一句名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夫子在这里说的是一个人成长的规律。其实一个企业成长发展的规律大体上也是这样。我想，在太平盛世之年，恒源祥如果只需要依照常规去发展，那么它只要循规蹈矩、顺势而为就可以了。但是恒源祥要想得到超常规的发展，要想创造出常人想都不敢想的奇迹来，那就一定要有大智慧，一定要“从心所欲”地去做；在许多时刻，许多地方一定要有“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胆魄；一定要付出超过常人几倍、几十倍的艰辛、痛苦与汗水。“不可为而为之”，其实并不是叫你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它要你遵循的是为人之道、为商之道中最好的规律；是世界上企业发展最优秀、最先进的规律；是预知未来、创造未来的规律。恒源祥18年来以别人想都不敢想的速度发展着，它从一家小小的绒线店到今天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称为“绒线大王”；它从一家普普通通的老字号商店到今天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它从当初拥有一个仅花费200元注册的普通商标，到今天被世界上最权威的“世界品牌实验室”评定为价值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品牌……恒源祥18年超乎寻常的发展印证了“不可为而为之”这一为人的精髓，这一为商的精髓、发展的精髓。　　恒源祥的超常规发展，被众多的专家学者惊叹为“恒源祥现象”，成为他们研究阐述的对象。上海作家吴基民先生是研究上海近现代史的专家。他所撰写的《异国之恋》、《生死搏杀》、《中国托派一个世纪的苦难与奋斗》、《谜一样的一段情》等书，充满了悲天悯人之心，令读者手不释卷、为之动容。这次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深入采访了数十人，撰写成《羊行天下》一书。他用细腻生动的笔，讲述了恒源祥创造者们悲惋的命运，同时对在中国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大环境下，一个企业的生存、资本的运作积累、品牌的研究拓展等进行了深刻阐述，他将资本市场上的众多案例与每一个创造者的个人命运结合起来，作了非常感人的描述。他的笔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他的文字如泣如诉，充满了人文关怀，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好书，能给人许多启迪。　　序(2)　　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贡有一段充满人生哲理与智慧的对话，概括了这位大思想家一生为人处事的准则：“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的，你自己不想做的事，一定不要让别人去做。而你这一生中孜孜以求的，就是不可为而为之。做别人想不到、做不到、发现不到的好事。　　是为序。　　刘瑞旗（用亲笔签名）　　2005年10月　　目 录　　上卷 海上老字号　　第一章 寻 梦　　1. 上海是他寻找梦想的地方　　2. 在久康洋杂货号长大成人　　3. 从“歇壁小店”到恒源祥　　第二章 圆 梦　　4. 将恒源祥开到兴圣街的咽喉　　5. 痛定思痛 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厂　　6. 借助钟馗 为了打鬼　　7. 宁可关门歇店也不当日本人傀儡　　8. 将所有的资产都留在了上海　　第三章惊 梦　　9. 恒源祥日见萎缩 回复到当年一家小店　　10. 报上一则广告：沈莱舟感到恒源祥喜获传人　　下卷 百 年 恒 源 祥　　第四章蛰 伏　　11.在贫困与期盼的双重压力下长大成人　　12.十里长街反复磨砺成就自己一番事业　　第五章破 茧　　13.他初试拳脚，一出手击中了市场经济的要害　　14.用点石成金的手造就了一批生产恒源祥品牌的加盟厂　　15.“羊羊羊”创造了广告业上的恒源祥现象　　16.大喜大悲的一九九六年　　17.创造一个绒线的太阳　　18.惊心动魄的一幕——恒源祥转制　　第六章龙 腾　　19.品牌运作炉火纯青，到澳大利亚摘取“金羊毛”　　20.引领恒源祥 步入百年辉煌　　21.刘瑞旗大梦成真 借助奥运恒源祥在更宽广的天空腾飞　　寻梦　　寻梦 1(1)　　190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沈莱舟来到上海。母亲给他的8块银元是他唯一的家当。他出生在上海，上海也是他寻找梦想的地方……　　上海，古称云间。云兴霞蔚，云起龙骧。　　这是一个令人产生梦想追逐梦想的地方。　　这是一个产生英雄令世人瞩目敬仰无限感慨的地方。　　我们这本书向你讲述的是在上海这个地方，两个并无血脉联系的男子汉，为了追寻一个梦想，80年奋斗，筚路蓝缕，含辛茹苦，白手起家，从一个店铺开始，立一个字号。然后败了兴，兴了败，反反复复，曲折艰辛，终于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伟业的故事……　　190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阳光明媚。一条乌篷船靠在了苏州河畔乌镇路桥边的码头上，一个10多岁的男孩在睡梦中被人摇醒：“起来了，上海到了。”　　“上海到了？”这个男孩掀开船篷的一角向外望了望，只见河岸上黑压压的房屋一片连着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噢，上海真大！”他惊讶地喊了一声，连忙从船舷的一边侧下身去，用手掏了把河水草草地洗了洗脸，然后整了整衣衫，摸了摸藏在贴身衣袋里的8块银元。站起身来，拎起一个竹编的元宝篮，只见里面放着几件替换衣服和一整套崭新的士林蓝布长衫，随后挟上一把油布雨伞，告别了已经坐了整整3天的乌篷船，跳上了上海的土地。　　他叫沈莱舟，个子不高，眉清目秀，一脸精神，这一年刚满14岁。　　其实，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上海。他出生在上海，上海是他的伤心之地。　　1894年11月沈莱舟出生在上海，他的祖辈家境尚可，祖父在浏河海关当一名小官吏 ，这在当时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肥缺，当时上海的海关还隶属于浏河，稍大一些货物进出的关税都要到浏河去报批。沈莱舟的父亲沈绥之出身富裕，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以后就跟着老乡、汇丰银行的大买办席正甫在汇丰银行当一名职员。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这一日年仅30岁的沈绥之在银行里加班，下半夜肚子饿了，便叫银行里当差的到街上面摊里喊了碗面。也不知这碗面是从哪里买来的，沈绥之吃下去以后便染上了霍乱，一天一夜上吐下泻几十次，第三天就去世了，留下了他的妻子沈翁氏及6岁的长子沈汝舟，以及尚在襁褓之中的沈莱舟……　　席正甫看在同乡的份上，给了沈绥之家800块银元的抚恤金。这是一笔并不算小的数目，当时一担白米的价格也就是一枚银元，然而上海人贵地贵样样贵，如果带着两个小孩在上海只会坐吃山空，沈翁氏想来想去感到这样过下去不是个办法。但沈翁氏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白相”过银子的人，懂得钱生钱的重要性，于是就将这笔抚恤金的一大半拿了出来，放在一个亲戚开的杂货铺里当本金，每年分得一点红利，然后自己带着沈汝舟和还不到9个月大的沈莱舟，回到了江苏东山沈绥之的老家。　　东山，地处江苏与浙江的交界之处，位于太湖的西南一侧，历来是太湖流域的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在上海人的心目里，东山留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红艳艳的杨梅与金黄色的枇杷，到东山手摘鲜红的杨梅与金黄的枇杷尝鲜，是上海人每年乐此不疲的旅游项目。再有就是留下了半壁罗汉9尊唐代彩塑的庙堂紫金庵和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雕花楼……其实，东山给上海的影响是巨大的。东山的“翁席刘严”四大家，他们千万贯的家财都是从上海攒来又放在上海置业发展，仅拿出一点小利造福于家乡就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严家，在苏州木渎建造的严家花园是姑苏园林中的佼佼者，严家的嫡孙严家淦还曾在台湾当过所谓的“行政院长”和“副总统”。至于席家那就更加有名了。席正甫是汇丰银行第三任买办，在他的任上，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借给了大名鼎鼎的李鸿章500万两白银，帮助他扩充军备，为此被清朝政府破例授予二品衔的顶戴花翎。席正甫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席立功继任汇丰银行买办，席立功去世以后，又由席正甫的孙子席鹿笙继任。三代汇丰买办，世所罕见，席家人带出了整整一个银行界的“洞庭邦”，大清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有利银行、华比银行、麦加利银行、正金银行、三菱银行……到处都有与席家沾亲带故的东山人的痕迹。以至上海的银行界有了这么一名行话：“徽邦人最狠，什么钱（都）敢吞；见了东山邦，还得忍一忍”。而席家在太湖之畔建造的席家花园，雕樑画栋，奇松怪石，古朴儒雅，让人留连忘返。席家的私家菜，一经打造推广，成了风靡上海的美食。这是一个颇有经商传统的地方，以后沈莱舟到上海发家，与这样一个传统、这么一种氛围，与“翁席刘严”这四大家的帮衬，还是颇有关系的。　　寻梦 1(2)　　东山距上海并不遥远。现在从上海开车到东山，用不到2个小时。但当时却是河网阻隔，困难重重，最便捷的交通就算是坐船了。从东山进太湖再到淀山湖、经苏州河随流而下，顺利的要花上3、4天的时间。其实，苏州河的正式名字叫吴淞江，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人到上海越来越多，由于马可·波罗在他的书中介绍过苏州，并把苏州赞誉为“东方的威尼斯”，苏州在西方人心目中无异于人世间的天堂。当西方人得知坐船沿着吴淞江便可由上海直达苏州，便将这条河称之为苏州河，一叫就叫开了，吴淞江的本名反倒被人慢慢遗忘了。　　沈翁氏带着两个孩子在东山沈家老宅里艰难度日，沈莱舟4岁开蒙，沈翁氏无钱为他请老师，便将他送到私塾当富家子弟的伴读，回到家里还得拾柴捡菜放羊，一刻也没有停歇。沈莱舟知道生活的艰难，读书非常刻苦，他的字写得很好，现在恒源祥的老总刘瑞旗手里珍藏着文革中沈莱舟写的两份检查，就是在那种年月，在那样的条件下，他的一手小楷也写得工工整整，很见功力。同时，古文古诗也背得很熟，一直到他晚年，从小在他身边长大的孙女沈万红还常听到沈莱舟悠闲自得地坐在沙发上，背诵起杜甫的“三吏”、“三别”……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但沈翁氏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好。这一日她将年仅6岁的沈莱舟叫到自己身边，说是要教他做饭。沈莱舟人长得颇为矮小，沈翁氏就叫他爬到灶头上看自己下米倒水，看自己放盐炒菜，累得满头大汗……炉火熊熊，饭在锅里煮着，沈翁氏便坐在灶前，她将沈莱舟抱在自己怀里慢声细气地对他说：“唉，孩子，如果长大了你别的生意做不来，便去做饭师傅。无论如何这饭总是要吃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做饭师傅是不会饿死的……唉，母亲也不能帮你什么，只能教给你这点吃饭的手艺……”沈莱舟深深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用心地学着做饭烧菜的手艺，以后他成了百万富翁，只要一提起母亲的这番话，便泪流满面……　　由于经年累月的操劳，沈翁氏得了风瘫，只能躺在床上，生活过得更加艰难，放在上海小铺子里的本金也一点一点拿过来花了。沈汝舟被送到上海去学生意，靠席家东山邦的信誉进了钱庄。沈汝舟从学徒干起，做到挡手，最后做到襄理经理，但他身体不太好，人又不思进取，40多岁便退休回家，这时母亲早已去世，他在东山置了几亩薄地收租为生，自己住在苏州，倒也是一生平安，寿终正寝，自然这是后话。　　沈莱舟在家乡又待了几年，1908年他刚满14岁，母亲狠狠心，送他到上海一个远房亲戚翁子英开的久康洋杂货号里去学生意。母亲用土布为他做了一身短衫，这是做学徒的标准打扮。但她还是在灯下细裁慢缝用崭新的士林蓝布替他做了一套长衫，这是先生的打扮。母亲全部的寄托，满心的希望，就是要他从学徒当起，最后穿长衫，做一个先生。临走的时刻，母亲又颤颤巍巍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了8块银元递给了他，说是给他的救命钱，情急之中，万不得已才可拿出来花……他藏着还留有母亲体温的银元，拎着盛满着母亲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竹编元宝篮，来到了上海。上海是他的寻梦之地。他要当一个先生，他一定会当一个先生。他仰着头，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稚气的脸上充满了自信。　　寻梦 2(1)　　沈莱舟栖身于久康杂货号，备受翁子英的欺辱。他行侠仗义，博得了大先生的敬重。大先生教他学习英语，为他打开了人生的一扇窗。　　洋泾浜，一条贯穿上海市中心的小河浜。上海开埠以后，填浜筑路，俗称洋泾浜，现在便是大名鼎鼎的延安路。　　洋泾浜路棋盘街（即河南中路）一带，也就是现今威斯汀大酒店的所在地，一个世纪前是一排平房。这里坐北朝南有一家二开间门面的商号，这便是翁子英开的久康洋杂货号。　　将店开在这里，应该讲翁子英还是很有眼力的。这里是法租界与英租界的交汇处。朝北走上几条马路，便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南京路。而往南穿过洋泾浜路和法大马路（即金陵路）便是老城厢，属于华界，同样也是上海人口最密集、最繁华的地方。　　而往东走不远之处便是外滩，上海重要的港口码头银行洋行全在这儿。这里地处要冲，华洋杂居，地段是再好不过的了。　　久康洋杂货号是一个货栈式的商号，批发为主，兼营零售。经营的商品在当时而言是相当前卫的，毛毯、绒线、玻璃制品、建筑五金、洋钉、洋火、洋蜡烛……绝大多数的商品都和洋字沾边，尤其是玻璃制品和建筑材料，都还是从海外进口的，是地地道道的舶来货，在这样一家商号里当学徒，应该讲对沈莱舟是一个很好的历练。　　前已说过，沈翁氏与翁子英是堂姑侄，排排辈分，沈莱舟还是翁子英的表弟，但翁子英一点也不讲情面，整天阴沉着脸，待人非常刻薄。沈莱舟先生的小儿子沈光权回忆说：父亲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自己又是苦出身，一辈子始终记得的是人家对他的恩德，从不说别人的坏话。但唯独提到翁子英却耿耿于怀，几次说过，翁子英不是一个做大老板的料，没有派头，对人不厚道，尤其是对手下的人非常刻薄……他容不得人，留不了才。年仅14岁的沈莱舟要在这样一个老板手下开始自己3年的学徒生涯，不知是否能圆自己做一个先生的梦！　　3年的萝卜干饭吃得非常辛苦。说是学徒，实际上翁子英是为自己添了一个不拿工资的佣人，店堂里的以及家里的活，沈莱舟样样都得干，而在3年学徒期间，除了理发洗澡每月1块钱的月规钱外，是没有任何工钿的。沈光权回忆：父亲曾这样对他们讲过，每天一早起来，收拾好铺盖，第一件便是扫地擦柜台，将店堂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门售的货一包一包整理好，接着便是卸门板，开门迎客。店里的事干完了，马上要赶到老板翁子英家里，替他倒马桶、抱小囡、买菜、服待老板娘……总之，样样事情都得干。中午的时候，便站在一边替大先生、小先生、大师兄、小师兄盛饭，一一都得照顾到，轮到自己最后只好吃点剩菜剩饭。晚上上好了门板，还要盘货，将一天的买卖一一盘点清楚，一直做到连老板也觉得没事可干了，才拿出铺盖在柜台上一铺躺下睡觉，又帮老板省掉了一个看门守夜的……周而复始，只有春节才可以歇上几天。　　沈莱舟是一个有心人，他早就为自己定下了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大先生。3年学徒，他勤干细学，哪些货利大，哪些货好销，他摸得清清楚楚。更要紧的是他还将进货出货的上家下家，一一盘点得明明白白。这就为他今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年的学徒生涯很快便过去了，这时候外面的世界、整个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腐朽的清政府被推翻了，插在老城厢小东北、老北门等城楼的黄龙旗被摘了下来，新的民国诞生了。然而就沈莱舟而言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不过是后脑勺上盘着的辫子剪去了，换了一个板寸头。　　母亲从小就教给他做饭的手艺派上了用场。沈莱舟用节省下来的月规钱买了点菜，做了一桌菜，还破例买了瓶老酒，算是谢师，请翁子英和诸位先生饱餐了一顿。酒足饭饱，翁子英总算露出了笑脸说话了：“莱舟呵，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个手艺，菜做得不错。不过嘛……”他抬头望了望毕恭毕敬站在一旁的沈莱舟，脸又阴了下来：“按照规矩，3年学徒期满还得谢师1年。”沈莱舟的头一下子涨了开来，翁子英的这番话明白无误地传递给他一个信息，就是他还得帮翁子英白干一年！　　寻梦 2(2)　　就在这一年里，沈莱舟碰到了一件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的事情。　　久康洋杂货号的生意越做越大，这一天，翁子英从外面请来了一个“大先生”。所谓“大先生”，也就是账房先生。这位大先生对沈莱舟先生影响巨大，说到他，沈莱舟也从不提及他的名姓，而总是尊称为大先生。那么我们也姑且叫他大先生吧。　　这位大先生学问很深，自视颇高，尤其可贵的是说得一口好英文。但是大先生也有一个毛病便是好赌，喜欢搓麻将推牌九，赌瘾一上来，怎么劝也劝不住。　　法租界治安很严，除了指定几家赌场，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允许赌钱。但法国人入乡随俗，为了照顾中国人的习惯，从大年三十到年初五破例开禁，而寻常百姓搓搓麻将，推推牌九，赚几个小钱，一年四季也就是开赌这么几天。　　其实大先生平日里还是悄悄地约上几个同好在家里搓上几局麻将的。这一天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大先生将几个赌友约到了不知谁家的店堂里，几个人越赌越来劲，吆喝声越来越大，麻将牌也搓得哗啦哗啦响。碰巧有几个安南巡捕巡夜从店堂门口经过，一听里面哗啦哗啦的声音，晓得有人在这儿聚赌，便将店门敲开了，人赃俱获，不由分明便将大先生等一行人捉将过去，关进了巡捕房的拘留所。　　这一关非同小可。因为按照法租界的规矩，当天夜里抓了些什么人，什么原因，第二天是要统统见报的。虽说事情并不严重，但一旦见报，一个人的名声就彻底毁了，再想要在法租界找工作可就难上加难！　　大先生在号子里急得团团转，看守号子的是一个中国巡捕，便对他讲：这也不过是小事一桩，破点财就能搞定。你只要托人送过来8块大洋即刻便可以交保出去……大先生一听，喜出望外，当即修书一封，让巡捕差人送到棋盘街久康洋杂货号，去找睡在店堂里的沈莱舟，让沈莱舟叫老板翁子英出钱作保……　　当差的来到了久康洋杂货号后，果然找到了沈莱舟。沈莱舟拆开书信一看，晓得大先生出事了，再细细一想，眉头皱了起来：他想，翁子英是个非常刻薄的人，一定不会出钱保一个下人。再说为这事半夜里去敲他房门，弄得不好自己也会卷铺盖走人。怎么办呢？再一想，咦，自己不是正好有8块银洋吗？这还是离开家乡来上海时母亲塞在自己口袋里的，这是自己的保命钱，3年多了，一直也舍不得用。现在大先生有难，正好拿它来派用场。他毫不犹豫地掀起铺盖，从铺盖的一个角里取出了自己藏得严严实实的8块银洋交给了当差的，同时修书一封作保。然后再从衣袋里掏出几个角子谢过了当差的，就这样把大先生从拘留所里保了出来。　　大先生有惊无险地从拘留所出来了，他心存感激，决定教沈莱舟学英语。他再三对沈莱舟讲：你这个人行侠仗义，天资聪明，注定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在上海滩这个地方，遍地都是黄金，但要想发展，必须与洋人打交道，会讲英文实在是太重要了。沈莱舟心领神会，从此一有空就潜下心来跟大先生学英语。后来大先生还介绍沈莱舟到青年会去读夜书学英语。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沈莱舟能读会讲，英语水平还相当不错。　　一位伟人讲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学会了英语，这就为沈莱舟打开了一扇窗，使他看到了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地有多大，天有多宽，上海商界的机会有多么的多……他再也不是久康洋杂货号一个小小的学徒了，他是一个先生了！　　这件事对沈莱舟的印象极为深刻。沈莱舟的孙子、留美硕士，现为富国太平洋（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的沈毓龄回忆：祖父曾多次对我们回忆这段往事，告诉我们待人要厚道，行事要仗义。大先生教祖父学习英语真的是为祖父打开了一扇窗。祖父始终教导晚辈要好好读书，尤其是要学好外语。如果谁要想到海外去求学，他都会慷慨解囊，大力支持。我是上海财大的毕业生，考了奖学金1985年到美国去留学的。临行前，祖父请我在天鹅阁吃了一顿饭，是地道的意大利菜，与我还合了影。祖父1987年去世，我没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给我留下终身的遗憾。现在我们沈家第三代中，到国外发展的有10多人，加拿大、美国、日本……一个个都事业有成，我们是不会忘记祖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的。　　寻梦 2(3)　　让我们再回到大半个世纪前的那一段往事中吧。到了沈莱舟快满20岁那一年，久康洋杂货号发生了一件大事：翁子英病了。他这个病生得蹊跷，必须到乡下去静养一年。据沈莱舟先生的二儿子沈辑丞回忆：父亲讲过，由于翁子英进口的货物较多，外汇的汇率对他来讲非常重要。这一年他结汇失算蚀了一大笔钱，急火攻心才得病。翁子英想了又想，决定将久康洋杂货号所有的生意都交给沈莱舟来管理。其实他早就在暗暗观察沈莱舟了，觉得他这个小家伙不简单，是个人才。再有……不管怎么讲，店里上上下下也只有沈莱舟是自己的亲戚。打断了腿还连着筋嘛！沈莱舟从翁子英手里接过洋行的生意，殚精竭虑、勤勤恳恳，一点也不敢懈怠。甚至他还像当年自己当学徒的样子，上门板卸门板，进货盘货，样样重活都抢着干。他个子生得矮小，跑上跑下，每天忙得满头大汗。同时，每隔上三五天还得写一封信，将行里的事不论大小，一一向远在东山的翁子英汇报。此外，他又对店里的同仁非常客气，十分信任，端午中秋，他还要亲自下厨烧上几个好菜款待大伙，把整个洋杂货号打理得和和睦睦。他还锐意革新，改去了诸如在店堂里吃喝、抽烟等一些陋习。一年下来店里的生意红红火火，比翁子英亲自管事营业额还要增加一成。　　一年过去了，翁子英回来了，沈莱舟将帐本递上去，翁子英翻也不翻，就说了3个字：知道了……随后将帐本扔在了一旁。他让沈莱舟陪着他从店面到货栈，在整个洋行里转了一圈，始终阴沉着脸，一句感谢褒奖的话也没有，还东一句西一句阴阳怪气地说，翅膀硬了，要飞了……他明知沈莱舟作的一些小变动都是对的，但为了树威还是将沈莱舟一年来所推行的一些小小的改革，所做的一些小小的变动都改了回去。　　沈莱舟明白：久康洋杂货号再也不是自己应该待下去的地方了。他辞职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脱下短衣短裤，穿着母亲满怀期待在灯下一针一线替他缝制的长衫走出了久康洋杂货号，去寻找新的生活。在外面的世界里，阳光是这样的灿烂。　　寻梦 3(1)　　汇丰银行白领未能锁住沈莱舟的心。他再次下海，从“歇壁小字号”起家，终了开出了一家自己的字号“恒源祥”。　　上海汇丰银行，这是沈莱舟的父亲沈绥之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沈绥之为之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地方。1864年汇丰银行在香港成立，第二年4月即在上海开设分行。它是英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的中心，也是一家实力最为雄厚的外资银行。早年汇丰银行的行址在外滩南京路口，也就是以后的汇中饭店、即今日和平饭店南楼所在地，一直到1923年6月它才搬迁到著名的外滩12号，就是那一幢被称之为“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最豪华的建筑物”，即现在浦东发展银行的总部。　　前已说过，汇丰银行从第三任买办起，即由东山席家的席正甫担任，一直干了祖孙三代，1915年左右，汇丰银行恰巧由席正甫的儿子席立功担任买办。　　沈莱舟从久康出来以后，便由父亲同事介绍，进汇丰银行当职员。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工作。俗话说：银行是金饭碗，邮局是银饭碗，炼铜卖铁才轮得上到洋行……刚满20岁的沈莱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每个月拿80银元的高薪，正是众人眼中羡慕的白领。　　汇丰银行不仅工作稳定，薪金高，而且福利待遇也相当好。就拿中午免费供应的那一顿午饭来讲，一般商号，比如久康洋杂货号是４菜１汤，而汇丰银行是摆桌面的８菜１汤，而且天天还有西餐供应，下午按照英国人的习惯还免费提供下午茶。但沈莱舟“身在福中不知福”，仅干了半年就不想干了。因为他觉得在汇丰银行，也许是环境太优越了，大多数年轻职员不思上进，暮气沉沉，晚上下了班吃花酒、跳舞、玩票、甚至还有去妓院嫖妓女的……再说在汇丰银行论资排辈升迁慢。此刻的沈莱舟已不满足于当一个先生了，他要自己开店，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他向银行提出了辞呈。　　席立功听说自己的小同乡沈莱舟辞职，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在汇丰银行，除了他炒别人鱿鱼，很少会有人主动辞职炒老板的鱿鱼。于是破例将沈莱舟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听说沈莱舟辞职的原因，不禁大为赞赏，拍着沈莱舟的肩膀说：小同乡，你不简单，今后一旦头寸（资金）上兜不转，可以直接来找我。这是一个很大的承诺，对沈莱舟以后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此刻沈莱舟的人生发生了一件大事，他要成亲了。未婚妻也是苏州人，叫王敏珠，祖上是在福州做官的，颇有些家产，家境比沈家要好得多！王敏珠的母亲见过沈莱舟几次面，以后提到这门亲事，她便得意洋洋地讲：女婿是我相中的，当时虽说他还是个穷光蛋，但我一眼相中他是注定要成就一番事业的！沈莱舟回到家乡，与王敏珠结了婚，当年他已21岁，妻子才16岁。虽说没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但倒也应了大诗人拜伦的一句名言：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你。王敏珠过门不久，便取代风瘫在床的沈翁氏当起了这份家。她一连替沈莱舟生了7个儿子2个女儿，也可谓白头到老、子孙满堂了。　　1925年末，沈莱舟进了英国人亨特生开办的德记洋行，当了一名掮客。所谓掮客，就是他并没有和亨特生发生雇佣关系，而是由亨特生提供货源，由沈莱舟寻找买家，并根据卖掉的货物提取佣金。德记洋行经营的也是洋杂百货，于是沈莱舟在久康洋杂货号积累起来的关系就派上了用场。他勤奋工作，日积月累，攒下了一笔小钱。　　与翁子英大不相同的是，亨特生待人非常厚道，沈莱舟从大先生处学到的英语派上了用场，两人没有语言障碍，可以轻松交流。亨特生非常器重自己结识的这位中国朋友，经常主动地发一些热销的货给他。两人之间结下了颇为深厚的友谊。以后沈莱舟做了恒源祥的大老板，依然帮德记洋行做代理，一直做到1940年亨特生先生在上海病逝。　　上海老城厢九亩地的咸瓜弄，这里是老上海的中心，与大名鼎鼎的徐光启先生的徐家老宅仅一步之遥。1926年初，一位年轻人在这儿租了一间平房，挂了一张招牌，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沈莱记”。这位年轻人便是沈莱舟，“沈莱记”便是他开出的第一家字号。其实这不过是一家“歇壁小字号”，没有店面、没有柜台、没有货栈，也没有营业员，除了一堵墙壁，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像一只壁虎，歇（吸）附在墙壁上，蛰伏而动。其实这便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皮包公司，所有的信息资料，所有的货物往来，所有的清算账目等等，全部装在沈莱舟随身所带、形影不离的皮包里。但既然办了一家字号，登记注册总要有一个地址吧！于是沈莱舟便在咸瓜弄租了一间小屋。　　寻梦 3(2)　　每天早晨，沈莱舟便夹着皮包到城隍庙湖心亭茶楼、或是老上海茶馆喝茶，这一碗茶一喝便是几个钟头。沈莱舟生意上的朋友几乎都在这个时候会来喝茶，除了交换信息，其实所有的买卖也都是在茶馆里做成的。你要买什么货物？多少价钱？买了货发往什么地方等等，都在茶馆里搞定了。随后便是付定金、发货，收到全部货物以后再付清全部钱款。沈莱舟一年四季、不论寒暑，天天到湖心亭茶楼喝茶，从不休息。他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关系派上了大用场，再加上德记洋行亨特生先生的帮忙，着实让他赚了不少钱。沈莱舟胆子很大，他通过黑龙江的一些地方商号，居然把生意做到了苏联！当时苏联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物资极为短缺，尤其缺少御寒的毛毯以及照明用的桅灯等。通过亨特生的帮忙，沈莱舟从英国进口了大量毛毯，然后转手卖到苏联，赚了不少钱。　　1927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令人感慨无限的年份，这也是世界上有许多巧合、有许多故事发生的年份。就中国而言，蒋介石依靠手中的军队与自己的盟友共产党摊牌，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葬送在血泪之中。他与江浙财阀结成联盟，一个有枪有权势，一个有钱有资本，开始了对中国长达22年的统治。其中至少有10年，也就是从1927年至1936年，保持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即江浙一带的稳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总值翻了一番还不止。这就是民国史专家一直津津乐道的所谓“黄金十年”。就拿上海来讲，所谓“大上海建设规划”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筹备、计划并陆续开始实施，到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宣告夭折的。　　就世界的企业发展而言，众多大的财团、大的品牌诞生于1927年。这其中有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做顶级豪华酒店的万豪国际集团、日本的JVC集团、瑞典的沃尔沃（VOLVO）、瑞士的劳力士……等等。也许起步并不辉煌，有的或许也是“歇壁小店”或某种字号，但如今却是光芒万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羊毛局也在这一年成立于欧洲的捷克，它所颁发的纯羊毛标志是羊毛产品最权威的标志。这对今后恒源祥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我们会在本书的下卷向读者作详细介绍。　　让我们回到上海，四马路即现今的福州路上，靠近山东路口有一家颇大的书局，边上有一条弄堂，被一家小店封住了大半条弄堂口，现在在这里开的是一家专营派克笔的小店。这一年6月下旬，天气晴好，几个伙计在街上放了几个高升，一串鞭炮，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观望。随后一身崭新的士林蓝布长衫的沈莱舟喜气洋洋揭开了挂在一块扁额招牌上的红绸，扁额上赫然用黑漆写着3个颜体大字“恒源祥”！这块黑漆店招上的3个字是大名鼎鼎的马公愚先生撰写的，当时马公愚和邓散木、王福庵、白蕉四人合称“海上书法四大家”。而“恒源祥”这3个字起源于早些年间挂在久康洋杂货号里由清末书法大家赵之谦所写的一副对联：“恒源百货、源发千祥”。沈莱舟读书不多，但好些年天天看到这幅对联，他细细琢磨，倒也琢磨出了一个道理：恒，取其于恒古长存；源，取其于源泉勃勃、源源不断、生生不灭；祥，自然是吉祥如意。这三个字合在一起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意境。他早就立下了一个心愿：如果自己有朝一日新开一家店，能创一个字号，便用“恒源祥”作招牌。如今，他的心愿实现了！　　虽然这是一家非常小的字号，门面不过是摆在弄堂口的半家，店员不过两三个。但这已不是一家“歇壁小店”，这是一家有伙计、有店面、有门市的小店号了。依然是批发为主、门售为辅，经营的是洋杂百货，其中包括绒线，其实当时绒线的销售还不及人造丝。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家其貌不扬开在弄堂口的小店会发展成为上海滩最大的绒线字号，更不会想到80年后它在另一位与沈莱舟先生毫无血脉关联的刘瑞旗先生的经营下，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集团！　　这时候的上海，一天有100家字号开张，但同时也有100家字号关门打烊。万丈高楼平地起，巍巍巨厦是要靠一砖一瓦慢慢地砌成的；漫漫长途是要靠一步一步地走过去的。沈莱舟笑咪咪地站在店门口，拱手欢迎光顾小店的顾客，并没有多少人能猜得出埋藏在他心灵深处的志向和意愿……这一年他33岁。　　圆梦　　圆梦 1(1)　　上海兴圣街，一个绒线的神话。沈莱舟意外掘得一大桶金，他义无反顾，经受挑战，把恒源祥开到了扼住兴圣街咽喉的法大马路上。　　兴圣街，即今天的永胜路，一条毫不起眼的小街。它夹在江西路、四川路之间，连接当初的法大马路（即金陵东路）与上海老城的城楼拆除以后修筑起来的民国路（即人民路），总长不超过100米，宽不过三四米。这条街是上海寸金的闹市中心难得的一条连汽车也懒得去跑、去停的小路，真可谓冷清至极。现在马路上污迹斑斑，马路两旁的建筑物都是近一个世纪的老房子，二层楼高，歪歪扭扭，摇摇欲坠，基本上都是住家。整个一条街只有三四家形迹可疑的发廊和足浴小店。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堵墙上用黑漆写着的大字“绒线”，仿佛在提醒你这条街昔日的繁荣与神话！　　一个多世纪前，即1900年，一个名叫金永庆的货郎从卖头绳中赚得了些小钱，于是在兴圣街开了第一家金源茂毛冷（即绒线）店，主要还是做纱线、丝线和毛冷头绳，兼营做鞋子用的各种鞋皮、衬底。谁知在这众多业务中，唯独毛冷业务发展迅速，因为居住在老城厢里的市民发现，这种毛冷细的可编织小囡的鞋，粗的可编织帽子、手套，甚至更粗一点的还可编织衣服，而多下来的断头绒线还可以给小姑娘当扎头绳。金永庆看到单单金源茂毛冷店一家已忙不过来，于是又在隔壁开了一家源茂永毛冷店。“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其他老板看了眼红，匆匆跟进，在兴圣街开毛冷店。不过几年的时光，开设在兴圣街靠法大马路街头的有裕泰丰、老义隆、金茂源；开设在街中至街尾的有天华润、裕华祥、义生祥、同兴泰、大昌、鸿丰、隆兴昌、聚源祥、荣茂昌、义源盛、兴申泰、义生恒、大慎永、裕丰祥等。挤不进兴圣街开在法大马路上的还有太隆、义生泰、义盛祥、德兴昌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绒线店如雨后春笋般地都开在了兴圣街一带，兴圣街成了名符其实的绒线一条街。以至街头巷尾传出了这么几句俚语：买绒线兴圣街，买呢绒棋盘街，买假货大兴街。现在这几句俚语里只剩下了半句：上海市民还习惯于将做假货称为大兴货。　　兴圣街这条毫不起眼的小街竟编织起了绒线业的一个神话：整个上海，不论租界华界，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所有的专营绒线店都开在兴圣街及其左右。兴圣街整个绒线的销售量占全国销售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其实，兴圣街的崛起，主要还是得益于上海开埠以后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据“海外上海学”的一部权威之作《上海青帮》（澳大利亚人布赖恩·马丁著）中所描述的，“20世纪初期，上海作为最主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中国各地的农民和商人来此地工厂和商行里工作。结果，这个城市的人口在20世纪的头30年里剧增。上海的总人口在1910年到1930年短短20年里增长了3倍，从100多万增加到300多万。租界人口的增长甚至更惊人。从1895年到1910年间，公共租界人口增长了一倍（从245，675人增加到501，541人），1910年至1930年间又增长了1倍，达到100万。同时，从1895年到1915年，法租界人口几乎增长了3倍（从52，188人增加到149，000人），1915年至1930年又增长了3倍多，接近435，000人。”人口增加了，消费也必然增加。兴圣街地处法租界的边缘，它的南端正对着华界上海老城厢9座城门中的一座小东门，地处要冲，是老城厢的居民进入租界最便捷的通道，它的兴盛也就有几分道理了。　　上海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自从黄道婆将海南岛少数民族的先进纺织技术带回到上海地区以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发展与推广，上海地区家家纺纱，户户织布，纺织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再加上上海地区得天独厚的植棉条件，到了明代中叶，已有“衣被天下”的美誉。也就是说以松江（上海）一个府的实力，使整个中国数亿人都有穿衣盖被的棉布。但上海从来也不生产绒线，没有毛纺织业。其实上海附近也养羊，有些地区养羊业还很发达。比如湖州，得益于羊毛使它的特产“湖笔”美誉天下；再如崇明，得益于羊肉，使崇明白切羊肉成为天下美食。然而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利用羊毛来编织……因而绒线是地地道道的舶来货。　　圆梦 1(2)　　现代羊毛的编织业产生于英国。一直到今天英国男人还热衷于穿着纯羊毛编织的苏格兰裙，可见他们对羊毛编织物的宠爱！同样，现代绒线业也产生于英国，生产世界名牌蜜蜂牌纯羊毛绒线的BB厂1770年诞生于英国，至今已有235年的历史！还在汇丰银行，沈莱舟就见识了英国人所穿着的纯羊毛呢绒，羊毛绒线衣以及绒线帽子、围巾、手套等等。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追逐时尚的上海人一定会热爱羊毛、喜欢绒线。兴圣街的兴旺发达已见证了这一点。沈莱舟开出了恒源祥以后，便日思夜想：恒源祥要以绒线为主业，就要把店开到兴圣街。据沈莱舟的二儿子沈辑丞回忆：父亲一直讲：只有将店开在兴圣街，我才有（观察绒线行情的）眼睛。但要圆这个梦谈何容易，要生出一双眼睛来谈何容易！关键一点在于资金。　　终于，机会来了。一个意外的机遇大大加快了他把恒源祥搬到兴圣街的步伐。　　沈光权回忆道：父亲曾多次说过，一等的商人用别人的钱；二等的商人用祖宗的钱；三等的商人才用自己的钱。父亲从创业一开始就想着要用最少的钱去办最多的事……　　说来也怪，我们将在下卷中提到的恒源祥更伟大的继承者和开拓者刘瑞旗，说过意思相近　　、但气魄更为宏大的话：企业家分三等：企业运作、资本运作与品牌运作。最伟大的企业家运作的永远是品牌。自然，这一切我们在下卷中才能细细地去品味。　　恒源祥创办以后，沈莱舟还一直利用英国商人亨特生的德记洋行与意大利人做生意。隔几个月他便会发出一大宗的货单，由意大利人依据货单运来大笔的货，当时唯一的运输方式是船运。原先沈莱舟定货时还需先付百分之二十的定金，其余的货款等到货到后付清。几笔买卖做下来，意大利人对沈莱舟深信不疑，发货从不迟疑，而货款可以等到沈莱舟将货全部出清后再付。这就应了沈莱舟“一等商人用别人的钱”这一信条。沈莱舟胆子越做越大，货越要越多……　　沈莱舟当时从意大利进口的最大宗的货物是人造丝，由于这项技术是由意大利人发明的，故在意大利本地人造丝非常便宜。人造丝虽然牢度不强，但由于其色彩艳丽，手感滑腻，加工后的织物非常漂亮，故在上海市场供不应求。从意大利进口人造丝贩卖给成衣制造商，至少能获得百分之百的利润。沈莱舟进了3船货，获利丰厚，于是便在1933年底前从意大利进了第4笔货，数量比前三笔的总和还要多，预计船能在1933年的12月30日左右运抵上海。　　就在货物快要运抵上海时，沈莱舟从海关的一个朋友处获得一个重要信息：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国民政府从1934年1月1日起将要大幅度增加进口货物的关税，其中包括人造丝，在原先征收33%关税的基础上，增加到100%。也就是说原先进口100元的人造丝需交付33元的税，而现在要交付100元的税。这样，如果船耽误了行期，过了12月31日，沈莱舟的这船货要多付上百万元的税！　　这件事虽然这么说，但许多人都不相信，不相信国民政府会有胆子在外国人头上动刀子。沈莱舟的一些朋友还跟他赌了一桌杏花楼的酒水。但是后来获悉，湖州的蚕丝商通过大同乡国民党的大佬张静江不断向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施压，增加关税的事千真万确地已经定了下来！　　沈莱舟忧心如焚，一天要打好几个电报与船东联系，但货船在大洋中航行一点也急不得，船抵达吴淞口居然脱期1天，已经是12月31日。　　沈莱舟再也坐不住，他匆匆赶到吴淞海关，先办妥了一切手续，就能货到报关，然后便坐在吴淞口畔，顶着凛冽的大风，望眼欲穿……　　同去的伙计来报，说是船泊在吴淞口锚地，开不进来，原因是吴淞口码头的泊位已经全部挤满了船。沈莱舟急得双脚跳，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沈莱舟几乎完全失望的时候，伙计又传来消息，说是船已经起锚开航，码头也挤出了一个泊位，就连海关的人也留在办公室里加班，等着这船货前来报关。　　沈莱舟大吃一惊，他知道自己虽然在船东、码头、海关等方面都有些朋友，这二天也上下打点花费不少，但决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事后他才晓得：原来这艘船上还搭载了一批西药，是国民政府某高官的小姨子进口的货物。12月31日进不了关，损失比沈莱舟还要大！沈莱舟正是烧了高香搭准了船。　　圆梦 1(3)　　夕阳西垂，晚霞似金。货船披着金色的晚霞徐徐进港，靠上了码头。货物顺利报关，沈莱舟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他站在码头，望着辉映在江面上耀眼夺目的霞光，流金异彩分明都是一块块光彩夺目的黄金！税率大涨，进口人造丝价格自然涨得更猛。由于货源短缺，一时依然畅销。沈莱舟以新税率后的新价格批给各地客户，着实大赚了一笔！这是沈莱舟一生中掘得的第一桶金。据沈辑丞回忆：父亲每提到这件事，便兴致勃勃，非常高兴。说：我不仅捞得了一桶金子，还赚了一桌酒水……　　但人造丝不能经久耐用，注定是没有什么大的前途，沈莱舟依然对绒线情有独钟。现在资金问题解决了，他决心将恒源祥迁到兴圣街去。经过多次考察，他用了好几根金条，顶下了兴圣街与法大马路（即金陵东路）交汇口的139号至141号整个一幢二开间门面的3层楼的建筑物，准备择吉日将恒源祥搬迁到这里。恒源祥开在这里，等于扼住了兴圣街的咽喉。　　法大马路，曾经还叫过公馆马路，是上海开埠初叶法租界最主要的一条马路。它在上海所有的大马路中是一个另类：即沿街的楼不高，大都为三四层，但临近街面都有一个骑楼，可以给行人遮风避雨。沈莱舟顶下139号－141号，边上137号是泰隆绒线店；后来事业做大了，沈莱舟又顶下了143号。几年后干脆将房子的产权都买了下来，将家也从老城厢万竹街观津里搬到了法大马路。说来也是，从139号至143号，座南朝北。以后沈莱舟事业发达了，陆续开出的恒源祥分号，几乎都是座南朝北。据在恒源祥干了一辈子的老职工刘仰候回忆：沈先生有一个想法，就是顾客买绒线织毛衣大多是为了遮风御寒，店面朝南，阳光灿烂，不适合做绒线生意，店门朝北，生意才会兴旺……说来也怪，恒源祥唯一店面朝南的分号开在霞飞路（即淮海中路），我也在这个分号里干过。但生意一直不好，而且玻璃橱窗敲碎过一次，半夜里小偷也光临过，偷去不少绒线，最后只好关门大吉……沈莱舟的这些话是否有道理？我们姑妄听之，录以备考吧！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1935年初，“恒源祥公记号绒线店”的招牌挂在了法大马路装饰一新的店堂门口，职员总数为39人。这个职工的总数与60年后刘瑞旗来到恒源祥当经理的人数一模一样！或许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巧合吧！恒源祥公记号门售与批发并重，门市、栈务样样具备。高升震天，鞭炮不断，兴圣街各家绒线字号的老板几乎人人手执喜帖红包登门贺喜。沈莱舟身着崭新的长衫，气宇轩昂，笑迎宾客。但是在这“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寒暄声中，在这弥漫的鞭炮硝烟的气息里，几乎人人都感觉到了，新一轮剧烈的竞争又将开始。　　圆梦 2(1)　　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商业运作，令人目瞪口呆。兴圣街8大绒线商号联手对恒源祥进行封杀，背后由英国人撑腰。沈莱舟痛定思痛，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绒线行业想要发展必须有自己的工厂。　　前已说过，绒线是舶来货，中国没有自己的绒线厂，不生产一寸绒线。当时绒线店的货源，都是向洋行订货进口的，主要为英商洋行，此外还有德商和日商的洋行。比如怡和洋行、礼和洋行、怡德洋行、禅臣洋行、中和洋行、德记洋行、锦隆洋行、三井洋行等。进口绒线的牌子很多，在众多老上海的心目里，比较有名的牌子有蜜蜂牌、杜鹃牌、学士牌、双钱牌、鸳鸯牌、老鸭牌等。当时各大洋行批发给兴圣街的绒线，主要通过买办来经营，选中的绒线店有8家，即隆兴昌、泰隆、兴申泰、义源盛、裕泰来、义生恒、源茂永和同昌。这8家绒线店也是兴圣街上最大的几家绒线店，号称“八大号”，它们为了进货发货的方便，还联手开了一家联丰办事处处理这类业务，它从洋行里拿到的货物不垫货款，还能享受九二折到九三折的优待。除了以同价发给自己的8家绒线店外，其他的绒线店从联丰办事处进货，则统一为九八折，如果谁嘀咕几句，那么干脆就不给货。据沈莱舟先生晚年回忆：当年他们的总买办叫唐禾芗，气焰极高，他曾亲口对我讲过：我不给你货色，就叫你们商店开不下去。　　1933年，英国商人首先在上海开办绒线厂，即英商蜜蜂毛线厂，厂址设在杨树浦。这家厂的机器设备是从英国运来的，即翼锭5千枚，帽锭7千枚，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绒线厂，雇用的买办依然是唐禾芗。蜜蜂厂生产用的原料即毛条也都是从英国或澳大利亚进口的，但它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力使成本大为降低，产品同样由联丰办事处经销，获利比直接从英国进口绒线更为丰厚。　　著名海派作家程乃珊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曾描述过：当时时髦的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太太，均以穿毛线衫为时尚。而打毛线（即编织毛衣）也是最时髦的一件事。年轻太太到红房子吃法式大菜，到凯斯令喝下午茶，如在家里消磨时光，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坐在客厅里，听着收音机，打着毛线衣……　　将恒源祥搬迁到扼住兴圣街的法大马路上，沈莱舟是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恒源祥一开张，他便使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运作。原先设在兴圣街的这么多家绒线字号，不知道因袭哪一家的旧规矩，所有的店都没有玻璃橱窗，同样所有的店都没有玻璃柜台，顾客走进绒线店黑乎乎的，绒线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放在木头柜台里，你要买时，伙计才拿出来让你瞧一瞧摸一摸，买错颜色的事时常发生。但是你来到恒源祥，面貌大不一样，门面全是大玻璃橱窗，柜台也是玻璃柜台，亮堂堂的。橱窗里还装上了当时极为罕见的霓虹灯，华灯初上，霓虹灯闪烁，令人眼花缭乱。而玻璃柜台里的绒线依照全毛、混纺、粗细、色彩一绞一绞地放在着，顾客一目了然。再加上恒源祥店里的学徒大多数受过中等教育，有些还会讲几句洋泾浜的英语，穿着统一的制服，一个个衣着光鲜整齐，顾客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绒线与其他纺织品相比，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拆了结，结了拆，编织出各种各样的新花样。但由于绒线是舶来货，传入中国不久，大多数家庭主妇还不会编织毛线。少数几个会编织的，只不过区区几种花样，久而久之，兴趣索然。沈莱舟深深明白这一点。说来也巧，上海就有几位心灵手巧的职业女性，设计了几十种花样，会编织各种花式的毛衣毛裤，围巾、手套、帽子对于他们来讲更是小菜一碟。其中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绒线编织大师冯秋萍，上一世纪30年代时，她年仅二十几岁，刚刚出道，踏上社会。另一位是黄培英，中国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的堂妹。最早的还有一位叫鲍国芳，她或许也是中国第一个绒线编织师了。沈莱舟得知这个信息非常高兴，用重金聘请她们到恒源祥来坐堂，当众讲授编织技巧，向顾客传授编织绒线衣的窍门。1938年11月，上海著名的《申报》第14版，就曾以整版篇幅以恒源祥绒线号为标题，介绍了恒源祥与著名绒线编织大师冯秋萍、黄培英。沈莱舟还专门花钱印了一些“冯秋萍毛衣编织花样与技巧”的小册子，在店堂里免费散发。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介绍绒线编织的书籍，一直出到了第4本共16册。上一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地又揭起过一阵手工编织毛衣的热潮。进入耄耋之年的冯秋萍还专门到电视台去教授编织技巧，她的书发行量达100万册之多！不要忘了，她的第一本毛线编结书是沈莱舟自掏腰包印刷了在恒源祥散发的。　　圆梦 2(2)　　这时候沈莱舟已经想到了上电台打广告和请明星当模特来扩大恒源祥的影响。著名演员周旋、白杨、上官云珠、童芷苓、竺水招、徐玉兰、尹桂芳等都曾到恒源祥来穿过冯秋萍专门编织的毛衣亮相造势。沈莱舟的儿子沈光权还记得：父亲先是在电台里做几天广告，说是什么时候有明星要到恒源祥来。明星尚未到来，店堂里已经挤满了人，还有各报记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明星一到，穿上冯秋萍精心编织的毛衣一一亮相，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当时，明星们的“出场费”很低，不过就是身上穿着的这一件绒线衫……　　绒线编织毕竟是个新鲜事物，编织毛线用的竹针当时也十分畅销。沈莱舟专门从日本进口了一批竹针，两根一副两根一副地重新包装。顾客在恒源祥买一磅绒线就送一副竹针，这种买一送一的做法也是兴圣街的其他绒线店老板们想都没有想到的。　　沈莱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广告攻势和商业运作，使恒源祥名声大噪，生意日益红火，同样也使兴圣街的其它老板们目瞪口呆！于是一项恶毒的阴谋终于出台了……　　前已说过，上海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绒线都是通过由兴圣街“八大号”联手的联丰办事处向各大洋行进口的，后来英商在上海开蜜蜂厂，进出货渠道依然没变，恒源祥概莫能外。这一日，沈莱舟的副手、时任恒源祥副经理的周红喻到联丰办事处进货，只见办事处几乎所有的人一个个冷若冰霜，办事处的负责人冷嘲热讽地对周红喻讲：你们恒源祥店太大了。恒源祥的货我们供不起……　　沈莱舟闻讯大吃一惊。此刻他的大女儿沈慧新已经和“八大号”之一的义盛源老板的儿子黄国良结婚，晚上他让大儿子沈玉丞将亲家翁悄悄找来一问，这才晓得，原来“八大号”已经联手通过了决议，拒不向恒源祥供货，将恒源祥封杀，达到最终将恒源祥赶出绒线行业的目的……　　其实，沈莱舟早已对联丰办事处制订的不公平的折扣不满了，“封杀”让沈莱舟提早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想将绒线业做大，必须自己办厂，这样才能有稳固的最便宜的货源。于是他一方面请德记洋行的亨特生先生帮忙，进一点各式绒线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与同样有办厂意愿的义生昌华洋杂货店的老板冯莲生、兴申泰绒线店的老板刘文藻等商量，共集资35万元，以后陆续增资到60万元，合股集资办厂。　　沈莱舟在英租界马白路（今新会路142号）觅得了一块地，共3亩，得到了各位大股东的一致同意。紧接着便是建厂房，选择进口机器设备和进口生产绒线的原料毛条。机器订购的是英国普林斯密司公司制造的翼锭式绒线机800锭。谁也不曾料到，厂房还未造好，毛条倒已运到了。沈莱舟灵机一动，找到了专门生产帆布的安乐纺织厂，让他们拿出一些锭子，改造一下，先生产绒线。第一批绒线生产出来了，沈莱舟、冯莲生、刘文藻等高兴地将它取名为“金钱牌”。它与不久前降生的“英雄牌”与“美女牌”堪称上海绒线的三大名牌。英雄爱美女，美女爱英雄，至于金钱人人皆爱，只要取之有道。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批国产绒线，生产厂家不是一家专业的绒线厂，而是一家帆布厂。历史应该给它记上一笔。1936年初，一家专门生产绒线的裕民毛绒线厂诞生了，职工200余人，生产的绒线起名“地球牌”与“双洋牌”，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生产绒线的毛纺厂，是沈莱舟等为中国民族工业作出的重大贡献。随后几年又有几家绒线厂先后在上海诞生，如生产皇后牌、红美牌、绿美牌绒线的中国毛线厂；生产双猫牌、小囡牌绒线的上海绒线厂等，中国的民族绒线业就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这是沈莱舟一生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恒源祥店厂合一，生意蒸蒸日上，沈莱舟踌躇满志，前程似乎是一片锦绣！　　圆梦 3(1)　　裕民厂红红火火，日食万钱，引起各方人士的眼红。眼看着工厂存亡危于一旦，沈莱舟百般无奈，拜杜月笙为师，加入恒社：借助钟馗，以求打鬼……　　上海帮会泛滥，非近现代事。比如洪帮，相传明末清初就已创立，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在民间活动。而清帮则以保护大运河的米粮槽运而兴盛……但帮会一开始便路数不正，良莠不齐，后来大多被恶势力所利用，危害一方。上海帮会的极盛在开埠之后，租界当局和地方政府对帮会势力或明或暗加以扶植，帮会，尤其是青帮，在此时期走向鼎盛。　　上一世纪20年代，上海青帮最有势力的是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位大亨。后来杜月笙异军突起，其影响与势力超过了他的前辈黄金荣、张啸林等诸人，在上海独树一帜。30年代初叶，杜月笙势力进入极盛时期，为了改变其打打杀杀、粗鲁恶俗的丑恶形象，他自己洗心革面，穿长衫、学文化，礼贤下士，当着外人从不说粗话，摆出一副斯文的形象。同时听从了他的学生与谋士陆京士、陈群等人的建议，于1932年11月成立恒社。据澳大利亚人赖恩.马丁在《上海青帮》一书中介绍说：“构成杜月笙不断增长的权势力量网络的各种线索汇聚在恒社之中……这个组织的重要人物是陆京士、万墨林和陈群。”“根据陆京士的建议，恒社是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成立的，其人员仅限于那些有社会地位的人，那就是政客、军政官员、实业家、金融家和自由职业者”。换言之，它是用来提高杜月笙在当地华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地位的工具。因此，其成员的大门不是对杜月笙的所有弟子敞开的，大多数帮会团伙被排除在外。　　据统计，“在已有较详细资料的402人中，多数为商人和实业家，占54％；其次是政客和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教师等等），占13％；数量最少的是工会领导人，占6％；还有军官，占3％。”（见赖恩·马丁《上海青帮》）　　1938年初，恒社又加入了一个新成员，他便是沈莱舟。　　据沈莱舟先生的小儿子沈光权先生回忆：父亲当时并没有按照一般的规矩向杜月笙行跪拜之礼，因为当时抗战已经爆发，杜月笙奉蒋介石的旨意跑到香港去避难，并担负秘密工作。但沈莱舟先生还是备了厚礼，下了帖子，托杜月笙在上海的大管家万墨林打点一切，正式向杜月笙拜了师傅，加入了恒社。　　沈莱舟为什么要加入恒社？这件事还应该回到裕民厂成立的时候说起。　　裕民毛绒线厂成立，各种粗细、各种颜色的地球牌和双洋牌绒线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恒源祥与投资方的各大商号获利丰厚，真可谓日食万钱，各方皆大欢喜。然而隐患从一开始就埋下了。　　裕民厂成立前后，沈莱舟为了商店和工厂的正常运行，为了便于采购生产绒线的原料毛条以及推荐工厂生产的产品，专门成立了一个源兴祥贸易号，办事处设在恒源祥的二楼。为了调集头寸，他甚至还寻求过汇丰银行席立功的后人，以及他的表弟、当时担任东莱银行襄理的翁受宜等人的帮助，劳心费神，心力憔悴，身体很不好。为此，他特意在法大马路恒源祥新号的三层楼顶平台上，加盖了一层，建了几间小屋，专供自己静养。同时还请了精武会的几位武林高手教自己习拳，以强壮身体。据沈莱舟先生的几位儿子回忆：父亲甚至还喜欢舞刀，粗通一些刀术，原先家中还藏有几把好刀，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了去……这段时间店里的事、贸易号的事还好办，平时就全权委托周红喻管理，一旦发生了什么较大的事情，无非是楼上楼下，周红喻跑上来一次就行了。但裕民厂就不同了，远在苏州河畔的马白路，沈莱舟不可能天天去，便由董事会派出了一个忠厚老实的李润生先生管理，他也是裕民厂出资人方的一个亲戚，而工厂的经营就由厂长寿贤襄全权负责。　　寿贤襄，英国留学生。由于裕民厂的机器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寿贤襄精通技术，交给他管应该说是再好也不过的了。寿贤襄平时一副英国绅士派头，但其实野心十足。他不仅是国民党的党棍，还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当时上海各厂的工会大都由杜月笙的弟子操纵的黄色工会所掌握，因而寿贤襄不论是在工厂的技术人员中，或是在工厂的工人中都很有势力，可以说是飞扬跋扈，一呼百应。　　圆梦 3(2)　　寿贤襄处处与李润生作梗，动辄以工人罢工相威胁，要求董事会增加他的工资，送他干股，甚至要求将李润生等一干人全部从厂里撤出去，他几次威胁李润生，说如果他前脚进厂斩前脚，后脚进厂斩后脚，由他一个人来掌控裕民厂的一切事务。这个无理要求遭到了董事会的拒绝，于是寿贤襄真的发动了工人举行了罢工……　　罢工没几天，董事会作了让步，为寿贤襄和工人们不同幅度地增加了工资，工厂正常开工，但隐患还在，怎么办呢？　　几个大股东明知沈莱舟在家中静养，但还是跑到了他的家里来，要沈莱舟拿出个主意。刘文藻甚至还非常担忧地讲：再这样下去工厂就要被寿贤襄拿去了！　　其实沈莱舟也明白厂里的情况，据沈莱舟先生最喜欢的小儿子、与他同居一室的沈光权先生回忆：几个大股东冯莲生、刘文藻等来过以后，父亲也是一筹莫展，饭也吃不下……但父亲不是一个轻易被困难压趴下的人，唉声长叹以后更多的是在寻求对策。　　这时候又有一个对沈莱舟的一生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人物出现了，他叫吴颖荪。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沈辑丞与沈光权都还清楚地记得吴颖荪这个人：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秃顶，平时西装革履，手拿司的克，很有风度。说他是政客，他又没有一官半职；说他是商人，他又没有什么工厂字号，但他路路皆通，样样兜得转、摆得平。他喜欢白相，爱好收藏，也常将一些字画拿来向父亲兜售。父亲是个厚道人，有时明知是假货，也总是爽快地买下来。他还是花街柳巷的常客，经常请沈莱舟一起去吃花酒，沈莱舟碍于面子，也去过几次，但沈莱舟人很老实，一直不忘自己是学徒出身，又颇为惧内，不敢有过分举动，自然钱也就由沈莱舟开销了……吴颖荪是杜月笙的门生，据说还是开山门的徒弟，在杜门中很有势力。他为人古道热肠，在杜门里非常兜得转。　　这一日他到沈莱舟家中探视，见沈莱舟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问明原由便说：这事好办，你何不来个以毒攻毒，请杜先生出来摆平？让寿贤襄卷铺盖走路。　　沈莱舟回答：你说的办法当然好，但杜先生远在香港，怎么去拜托杜先生呢？　　吴颖荪回答：最好的办法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　　这一下轮到沈莱舟犹豫不决了：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加入青红帮，这是他万万不愿干的事。　　吴颖荪想了一下，微微一笑又说：你可以加入恒社嘛，这是杜先生联络各方神仙的高等会所，参加者大多数是实业家，我们这些人要想进还进不去呢！说罢，又将恒社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告诉了沈莱舟。　　于是事情便定了下来，沈莱舟托吴颖荪牵线搭桥，通过万墨林，给杜月笙写红帖子，正式加入了恒社。　　没过几天万墨林打来电话，请沈莱舟到杜公馆去一下。于是沈莱舟又备了份礼，由吴颖荪陪同到八仙桥附近华格臬路（今宁海路）上的杜公馆见到了万墨林。　　万墨林非常客气，见面就讲：沈先生加入恒社，杜先生非常开心。他老人家吩咐下来了，你有什么要帮忙，尽管开口。　　于是沈莱舟便将裕民厂与寿贤襄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万墨林。听完沈莱舟的诉苦，万墨林略微思考了一下，回答说：这事好办，你到长寿路上去寻尤阿根，闸北一带地面上他说了算……　　过了几天，沈莱舟又由吴颖荪陪同到长寿路去寻尤阿根。真是“杜镛门下三千客”，三教九流，鸡鸣狗盗，无奇不有。这个尤阿根就是个怪人，古道热肠，办事效率非常高。他住在闸北一条弄道的过街楼上（上海旧式里弄房子向新式里弄房子过渡的一种特有建筑物，即在弄堂口上搭一个房间，连接弄堂两边的建筑物，俗称过街楼），下面一条木头楼梯，人踏上去吱嘎吱嘎直响……　　尤阿根其貌不扬，人很瘦弱，满脸烟容，不知道他是干什么营生的，但说话非常客气。他听完沈莱舟的话，眯着眼微微一笑，说：沈先生请放心，过两天我就让寿贤襄变成独脚蟹，叫他卷铺盖走人。倒是吴颖荪在一旁连连替寿贤襄说好话，说是万万不能动粗，多给些钱，打发他走路就是了……　　也不知尤阿根施了什么法术，没过两天寿贤襄便向董事会提出辞呈，说是要到英国去度假休息。沈莱舟听从吴颖荪的话，给了他一笔钱作“旅资”。工厂仍由李润生全权负责，厂长一职由从英国人开的蜜蜂厂里挖过来的技术员曹义康担任。沈莱舟托人向尤阿根打招呼，说是准备好好谢谢他。但尤阿根的回答倒出人意外：大家都是杜先生门下的人，不用谢了。如果沈先生真心谢我，就送我几听香烟好了。于是沈莱舟在儿子沈玉丞的陪同下再次登门，爬上吱嘎吱嘎响的木楼梯上得过街楼，送给了尤阿根10听英国名烟红锡包……　　圆梦 3(3)　　在沈莱舟先生的晚年，他曾多次对自己的子女讲过：在旧社会想要干点事、想要办实业是何等的艰难！光有志向不行，有了钱还是不行，还得有背景，政治背景，什么军阀官僚的亲戚朋友小姨子……否则就得找靠山。我加入恒社，就是为了寻一个靠山，借助钟馗，是为了打鬼。　　圆梦 4(1)　　日本人占领租界，小鬼子三顾茅庐想请沈莱舟出山。但沈莱舟宁可关门歇店也不当日本人的“统制会”会长，恒源祥惨淡经营，与职工共度难关，情急之中他甚至想到过做棺材生意。　　杜美路（今东湖路），法租界一条僻静而优雅的马路，在它的南端靠近霞飞路（今淮海路）处是犹太巨商约瑟夫兄弟的大花园洋房，现挂上了大公馆的招牌，成了时尚人士的活动场所。在它的北端是杜月笙用金廷荪从卖航空彩票获得的巨额利润中孝敬给他的50万银洋建起的完全洋派的杜公馆（今东湖宾馆）。只不过这幢洋房杜月笙自己一天也没有享用过。　　紧挨着杜公馆是一条宽阔的弄堂，并排开进两辆小轿车还绰绰有余。弄堂两边是一幢幢漂亮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绿阴深处有一幢3层楼的小洋房便是沈莱舟先生的公馆，他从上一世纪40年代初叶一直到他去世就住在这里。这幢洋房造得非常讲究漂亮，客厅里面西洋式的圆柱、柚木护板壁、水晶大吊灯、金线勾勒的画框线，画框线上全部雕花，精雕细刻着中国古代的官吏、侍女、马车以及日月星辰。楼前还有个小花园，种着各种花草树木。花园里有一棵白玉兰，每逢春天便开满了洁白的白玉兰花。此外还种着桂树，养着兰花，一年四季花香扑鼻。家里虽有仆人，但沈莱舟喜欢养花，一早起来便在花园里莳花弄草，从不要人帮忙……　　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中日两国百万大军在淞沪激战，到了11月末，日军占领了上海。许多人从各地逃到了上海租界，一时租界畸型繁华，绒线生意非常好。沈莱舟细细算过一笔账：经营绒线的流程非常短，从（羊）毛条运到裕民厂到生产成绒线运到恒源祥上柜，只要短短7天时间。于是便大量进口毛条，日夜3班加足马力生产，一时原料供应不上，他还用绒线和别的厂家商号换毛条，一吨成品绒线换三吨毛条。这么一来，着实让他赚了一大笔钱。这段时间他家里人口激增，夫人先后生育了9个孩子，一直居住在法大马路恒源祥店的楼上也有诸多不便，于是便买下了杜美路上那一幢刚刚建成的花园洋房。　　但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袭珍珠港后的第二天（12月9日）凌晨，日军随即向驻扎在上海的英美军队开火，炸沉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旗舰彼得烈尔号，美国旗舰威克号向日军投降，日军开进了英美租界；1943年7月30日，日军卵翼之下的汪伪政府又宣布“接收”上海法租界，整个上海处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上海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开始了。　　1942年3月27日，上海日本陆海军司令部颁布布告，规定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羊毛制品、橡胶、木材、药品、颜料等18种物品为统制物资，所有库存，非经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发给许可证，一律禁止移动和使用。所谓“禁止移动和使用”，就羊毛而言，说白了就是不能用库存的毛条生产绒线；而即便有了绒线，也不准随便买卖。于是裕民厂便关门大吉，这一关便是3年半，一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与其同时，恒源祥绒线店也陷入了开业以来最大的困境。　　这是沈莱舟先生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世事茫茫难自料”。抗战一开始，他就将老大沈玉丞、老二沈辑丞和老三沈文丞送到东山老家，书也不念了，就在家里服侍风瘫在床的祖母，体察人生的艰难。而沈翁氏也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咽下了她最后的一口气，结束了她要强而又苦难的一生。玉丞、辑丞与文丞待在乡下常见逃难的人一拨一拨地从家门前走过，背井离乡，扶老携幼，不知走向何方……日本人占领了租界以后，沈莱舟见时局稍稍稳定，又将这3个孩子接了出来，书也不让他们念了，说是在日本人的奴役下不可能学到什么真才实学。他让老大在恒源祥从练习生当起，学做生意；同时又介绍老二到盛宣怀的孙子开设在现在四川中路汉口路东亚银行上面的协泰人造丝号，也让他去当练习生；老三还小，继续读书。沈莱舟这时候事业已经做得较大，自己有厂有店，在不少厂和店里都有股份，但学徒出生的他相信“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便要自己的儿子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底层做起……整个抗战期间，沈玉丞和沈辑丞一直是在上海做练习生。　　圆梦 4(2)　　其实当时恒源祥也不是什么绒线专号了，而是什么东西都卖，什么生意都做。六神丸、行军散、十滴水这些中西成药；火柴、蜡烛、拎包、雨伞这些洋杂百货；油漆、涂料这些装潢材料，总之，什么赚钱做什么。有一天，沈莱舟先生的一个老朋友找上门来，说是他的一位朋友在柳州屯了一批木材，如果将这些木材买下运到上海做棺材，一定可以赚不少钱。沈莱舟居然也相信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生意经：粮油生意一分利，布匹百货十分利，棺材嫁妆百分利……棺材生意利之厚可见一斑。中国不是还有一句老话吗？叫做“住在杭州（风景好），吃在广州（美食多），娶在苏州（女人漂亮），死在柳州（做棺材的木材好）”。于是他还真的给了他的这位朋友一笔钱，让他到柳州买木头做棺材……自然，一直到抗战胜利，这笔生意都没有做成。　　这段日子对沈莱舟来讲是非常艰难的，沈光权第一次见父亲呆坐在家里喝闷酒，母亲就在一旁劝慰他：莱舟，我们当初不是学生意起家的吗？什么苦没吃过？大不了再回去当学徒学生意……在最艰难时刻，亲人的抚慰其实是最重要的，说着说着，沈莱舟也就慢慢地宽心了。但是不管世事如何艰难，店里的生意怎样惨淡，沈莱舟始终没有裁减解雇过一个店员。　　据恒源祥老职工刘仰候回忆：我是1941年进恒源祥的，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真可以讲是经历了恒源祥的大苦大悲大喜大乐。进店时我才14岁，当时已经不叫学徒叫练习生，但还是要点起蜡烛跪在红地毯上磕头拜先生，然后签署保证书。保证书上说“如在职期内倘有违背店规或营私舞弊挪用银钱亏空等事，概归保证人愿负完全责任，及赔偿一切损失。被保人则任由贵号革除，决无异言。”当时替我作保证人的是我的亲戚刘梓芗，这份保证书一直到解放后恒源祥公私合营时才还给了我，真是感慨万端，顺便说一下，保证书上还贴有照片，这也是我第一次拍照。　　签了保证书，老板给了我一本“店规”，即《恒源祥公记号服务规约》，然后领着我一一拜见了我的各位师傅、师兄。我记得见到大小开沈玉丞时——他当时也在店里当练习生，沈玉丞还摸了我一下头，骂了一句：小赤佬，这么小就来学生意，让他多吃几年萝卜头饭。他的父亲还狠狠白了他一眼。但这就刺激我公余时光刻苦练身体，几年以后便长得又高又大。　　晚上，我细细看了“店规”，觉得沈莱舟不愧为自己也是学徒出身，各项规则还是蛮宽容的。“店规”好像有19条，现在还记得的有：职工应洁身自好，不能营私舞弊；职工不能在店堂里或货栈里吸烟；本号为职工提供食宿，住在店里吃在店里，如需回家住宿，要经总经理同意。工作时间早八晚七。对顾客，尤其对女顾客要有礼貌……再有，事假30天不扣薪，病假15天不扣薪，全年事假在20天内赏薪金1个月，10天内赏薪金1个半月，全年不告假赏薪金2个月……当时我身体好，经常1年能拿到14个月的薪金。　　沈莱舟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只到店堂里来一次，一来就站在账房先生的柜台旁，向四周望去，整个店看得清清楚楚。他个子不高，但就那么一站不怒自威，整个店里安安静静。只听他问账房先生：今天生意怎样？账房先生一五一十报给他听。如果生意很好，他便会讲：嗯、嗯，不错，关照下去，今天晚上加个菜。　　说来也是，我刚进店时生意好得不得了，绒线一上柜就卖个净光，一来是租界畸型繁华；二来是老百姓怕货币贬值不值钱，老百姓买绒线，就是买软黄金，也是为了保值。于是我们几乎天天晚上都加菜……但是到了年底，太平洋战争一打，日本人进了租界，裕民厂关门，生意一落千丈。　　1942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恒源祥来了几个身着便装的日本人，翻译官介绍说为首的矮个子是日本国驻华的所谓“公使”叫田尻。田尻先生很客气，他咿哩哇啦说了一通，经过翻译，大伙儿才晓得他是来找沈莱舟的，想请沈莱舟出面担任“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毛统会”的会长。负责店面的周红喻连忙出面挡驾，说是沈莱舟不在店里，他身体不好到医院看病去了……田尻公使阴森森地一笑，用流利的汉语说了起来：那没关系，刘备求见诸葛孔明还要三顾茅庐，我还会来的。说罢扬长而去……　　圆梦 4(3)　　前已说过，日本人进驻租界以后将18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列为统制物资，“禁止移动和使用”，结果百业凋蔽、民怨沸腾。为了更好地使上海巨大的生产力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所用，经过汪精卫亲自与日本人协商，决定成立“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作为全国物资统制的最高决策机关，由汪伪政府的所谓上海市长周佛海任委员长。然后由日伪双方指派中国工商界头面人物组成“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下设“米统会”、“棉统会”、“粉麦（面粉小麦）统会”、 “油粮统会”、“毛（羊毛绒线）统会”、“日用品统会”等机构，负责各个行业物资的收购调配及生产业务。比如羊毛绒线，由“毛统会”分配额度，然后各厂各店到指定地点用外汇黄金去购买羊毛或绒线，然后用作生产或到商店销售。这样一则可以使工厂开工、商店开门，保持上海这座大都市表面上的繁华；二则日本人将这些物资的流向了解得清清楚楚，不让它们落入蒋介石政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手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日本人借此机会搜括藏匿在中国工商界私人手中宝贵的外汇与黄金。真可谓一箭三雕，何其毒也！　　被日本人看中，希望他们出任各行业“统制会”会长的都是上海滩各方面的头面人物，如周作民、唐寿民、袁履登、闻兰亭、林康候、吴震修等，这些人抗战胜利后大多数被当作汉奸由国民党当局关押。而沈莱舟从1935年起就已担任上海毛绒线同业分会主任委员，会员有28家，囊括了上海主要的绒线字号。日本人找上沈莱舟也是顺章成理的事了。　　其实沈莱舟为了办裕民厂，曾经到日本考察过，对日本人的设备和办事效益还是颇为赞赏的。他的买一包绒线送一副竹针的促销方法也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但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深恶痛绝，对日本鬼子残杀中国老百姓的滔天罪行更是无比憎恨。他抱定一个宗旨：决不和日本人合作，决不当日本人的傀儡。但现在日本人找上门来了，又该怎么办呢？　　沈莱舟焦急万分，连夜将一些至亲的好友找来商量，其中就有吴颖荪。其间，有人这么劝沈莱舟：“人在房檐下，不能不低头。与其让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人来做绒线业的‘统制会’长，倒还不如由先生您来做，您来做还可以多多少少保护一下我们绒线行业的利益……”他话尚没说完，沈莱舟就生气了：“我宁死不当日本人的会长，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那怎么办呢？房间里一片静寂。　　吴颖荪站了起来，他用手指沾了点茶水，在桌面上写了一个字“躲”。　　“躲？躲到哪儿去？”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提出躲到东山老家。吴颖荪连连摆手：“不不不，跑到东山，荒山僻野，万一被日本人捉到，一怒之下将人做（杀）掉了，也没人知晓……”　　那躲到哪里去呢？　　“大隐隐于市，就躲在上海南京路，找一家最热闹的外国人开的饭店，化一个名开一个房间，将这一阵风头避过。”吴颖荪回答。　　于是依照吴颖荪的安排，沈莱舟就对外托病说是回乡下去了，实际上一个人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悄悄地躲了好几个月，一直到这些米粮油盐麻毛棉布的什么“统制会”统统成立，傀儡会长一个个登台亮相后，才悄然在公开场合露面……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熬着过去，到了1944年初，兴圣街其它绒线店兴起的“撬地板”风蔓延到了恒源祥。　　说起“撬地板”，还得从绒线行业的同人互助会说起。　　据绒线业（当时还称毛纶业）同业公会的发起人之一的汤金声先生回忆：“兴圣街绒线行业盛极一时，因货源来自国外，都是向洋行定货，货价以外汇结算，对于结汇非常重视，否则成本高于售价，就要亏本。在过去待业中亏耗后倒闭歇业者有之。店友平时收入并不富裕，时有失业之痛苦。当年曾有一个店友失业之后贫病交加，身亡后家属无力收殓，就来本街上募化。……刘文藻先生（兴申泰绒线店老板）看到此情景，非常同情，又感到遗憾，就想在行业中组织一个团体，募得一笔款项进行互助，免得临时募化之苦。”由此便成立了上海毛纶业同人互助金。除了各大绒线店老板捐助外，基本上各店店员都参加，每个职工在月度工资中扣1元钱，作基本资金，这样店员凡生病，都可享受到同业互助会聘请的医师免费治疗，一旦病故，家属可得150元的抚恤金。一般来说，店员中途辞职离店，这笔钱都是不退还的，留作后人急需之用。因此，不少店里职工戏称这笔自己参与出资的互助会基金是埋在店堂的地板下的，看得见摸不着。如果你离店一定要取回这笔钱，被称作“撬地板”，意思就是你和绒线店恩断义绝，永无再回的可能，而其它绒线业同人也决不会再收“撬地板”而走的店员。　　圆梦 4(4)　　据沈辑丞回忆：这一天我有事从店里回家，正好碰到父亲与母亲在商议“撬地板”的事。　　父亲对母亲讲：“店里有几个职工要“撬地板”……”　　“噢，有这样的事？”母亲颇为吃惊。因为恒源祥对职工相对而言比较宽容，开业以后从未有人撬过地板。　　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世道不好，绒线早就卖空了，店里也不晓得在卖些什么！不要讲有些职工想‘撬地板’。要不是还有这么多跟随我多年的老职工老朋友，我自己也想‘撬地板’了——关门大吉！”　　“店不能关。”母亲回答：“‘撬地板’的人，也是事出无奈，走投无路才想到这一步。唉，他们该拿多少厘金，一分钱也不能少给了人家。我想……还留在店里的人也要多多少少想着他们一点，帮着他们一点……　　“这……大概要不少开销……”父亲颇为踌躇。　　母亲显然已经打定了文章：“这样吧，前几年生意好，我私下买了点黄货（金子），现在拿出来给店员分了吧！我还是这句话：大不了我们从头来过，从当学徒学生意开始……”　　据刘仰候回忆：店里有几个师兄要“撬地板”，与老板的代理人在一品香饭店还谈判过几次，店里人心惶惶，有人讲他们对，有人讲他们错。结果沈莱舟先生来了，将这件事妥善地解决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沈先生连我们这些没“撬地板”的人也想到了，每个人都拿到一点金子，连我也拿到了6钱……于是恒源祥的人心一下子安定了下来，连“撬地板”的人都有些后悔。　　这些日子，兴圣街的街头巷尾，甚至法大马路的一些弄堂口，都有从各绒线店“撬地板”出来的人拿了几绞绒线在摆小摊头。他们也是万般无奈，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出此下策。账要算到日本人头上。绒线卖光了怎么办？恒源祥“撬地板”出去的几个人先后找周红喻和恒源祥的账房先生沈光荣，托他们向沈莱舟求情，让他们回店。倒是周红喻、沈光荣他们狠狠数落了这些人一番，而沈莱舟一句话也没讲，通通让他们回店了。沈先生毕竟是学徒出身，宽容待人也许是他在旧社会百般艰难中事业做得这么大的一个关键原因。　　圆梦 5(1)　　抗战胜利，沈莱舟兴奋不已，“海陆空”销售，恒源祥名声大噪，他春风得意，要圆自己一生中的大梦。但“8.19”限价，让他希望破灭，他终于明白一个道理，要圆一生的梦想，只有在新中国。　　1945年8月20日，上海市南京路最繁华的商厦大新公司楼上，悬挂起了一幅大幅标语，每个字都有一个楼层的玻璃窗那么大：“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中国以死伤几千万人的惨烈代价，终于战胜了横蛮而又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重庆沸腾了，延安沸腾了，上海沸腾了，整个中国彻夜无眠，“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杜甫的这两句诗，非常贴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普遍的心情。蒋介石的威望也达到了历史的顶点。在大新公司楼上悬挂出这样的标语，表达了饱受屈辱与苦难的上海人民摆脱了奴役与枷锁的无比喜悦。自然，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仅过了3年半的时间，也就是1949年的5月末，也是在这商厦上悬挂起了一幅更大的标语，上面的大字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5年8月末的一个早晨，沈莱舟将他最宠爱的小儿子沈光权从床上拖起来，对他说：“来，快一点，阿爹带你坐汽车到江湾飞机场去接钱大钧。”　　一听坐汽车，沈光权喜出望外。其实沈莱舟早就买了汽车，到了40年代初已经有了好几辆车，但日本人一开进租界，沈莱舟便将汽车锁在车库里不再开了。　　等沈光权收拾完毕走到院子里，司机已将那辆福特车擦得亮锃锃的，就等着沈莱舟乘坐了。　　其实沈莱舟也只不过是昨天才刚刚得到蒋介石委派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即将抵达上海的消息的，当时也没有任何人发布命令说要沈莱舟一定要去接钱大钧，他这么做完全是自发的，是堂堂正正欢庆胜利的一个上海商人无比自豪、无比喜悦的心情流露。父子俩坐在车里，但车行得比乌龟爬还慢，倒不是车不好，而是路实在太差了。江湾一带原来是国民党军队与日本鬼子激烈作战的地方，到处都是弹坑，8年了也没好好修理。1944年底与1945年初，这里又遭到盟军飞机的轰炸，弹坑更大，有时车开到一半，碰到大弹坑，绕不过去，还得倒回去换一条路重新来过，这么开开停停一直开了6个小时才从市中心赶到江湾机场。幸好飞机也误点了，沈莱舟这才在机场上见了钱大钧一面，沈光权还代表任绒线行业会长的父亲给钱大钧献了花。　　但是沈莱舟的热忱很快就被当局泼上的一桶冷水冲得无影无踪，裕民厂被当作“敌产”由政府当局“劫收”了。　　其实当时的“劫收”大员在上海肆意抢掠别人的财产，大搞“五子登科”，根本就没有什么公道可言。当时上海流传着这么一句名言：“无法无天，有条有理”，意思讲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法理可言，只要塞上金条，没理也变成有理。于是沈莱舟双管齐下，一面通过吴颖荪找杜月笙帮忙通路子，一面向有关人士塞条子，这样裕民厂被劫收几个月以后，终于又回到它的主人沈莱舟先生手里，于1946年初重新开工生产。　　为了庆祝裕民毛绒线厂重新开工，沈莱舟特地借座位于虞洽卿路（今西藏路）上的宁波同乡会，请了上海戏剧界的名伶唱了一整天的堂会。杜月笙很给面子，也特意赶来听了堂会。　　抗战胜利后，上海各界妇女民主空气日益浓烈，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自食其力成为一种时尚。沈莱舟审时度势，决定再次将因8年抗战而静寂多时的冯秋萍女士请将出来。他特意买下了上海复青玻璃电台与新运电台的各档黄金时段，请冯秋萍讲授绒线编结技法。同时出版了汇冯秋萍绒线编结技法之大全的《秋萍毛线刺绣编结法》。海上闻人严独鹤、王晓籁、程中行等为这本编结大全题签，沈莱舟还重金聘请了上海小姐谢家骅、著名京剧艺术家李蔷华、明星张翠红等担任模特儿，在书中一一刊登了她们身着新编织的绒线衫的大幅照片。冯秋萍在书中的前言里详细介绍了自己通过绒线编结自立于这个社会的经历，给人许多启迪。与此同时沈莱舟还资助冯秋萍女士在龙华路（今雁荡路）开设了“冯秋萍绒线编结班”。这是一个各界多赢的做法。沈莱舟的这一系列举动深获社会好评，毕生从事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就称赞这种做法为妇女走上职业地位提供了一个机会。与此同时，沈莱舟又为推广裕民厂生产的绒线，以及扩大恒源祥的影响作了极好的宣传。　　圆梦 5(2)　　1947年7月，上海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上海裕民毛绒线厂举办“绒线编结有奖竞赛”的启事。启事中称：　　晚近各界人士咸乐用绒线编结为服御品，以其轻暖舒适经久耐用种种优点早为世所公认。本厂出品地球牌双洋牌粗细绒线品质高尚，售价低廉亦早为各界所称许。兹为提倡编结技术，增进用户兴趣起见，特举办“绒线编结品有奖竞赛”。征集各式出品陈列一堂，行见经纬有端，花色翻新纵横万变，各出机杼有特显示绒线应用品之广，更足以增手工艺品之光。尚祈名媛淑女踊跃参加，襄兹盛举，幸哉幸哉是为启。　　该项竞赛开出了丰厚的奖品，即超等奖2名，各得现金国币200万；特等奖3名，各得现金国币100万元；优等奖5名，各得现金国币50万元；上等奖10名，各得现金国币25万等。（当时币值尚还稳定，国币约三四千元可买上好的大米一担）。　　这仅是沈莱舟推出的绒线系列广告的一部分。　　9月中旬，上海各报刊出了“由梅兰芳博士、刘海粟博士、沈莱舟先生、鲍国芳女士与冯秋萍女士”担任评委评出的“绒线编结品有奖竞赛”的获奖者名单。然后在同一版面上又推出了绒线编结大师冯秋萍为其绒线新装促销的广告，同时宣布“秋萍编结学校招收新生”。　　深秋，是绒线销售的旺季，秋萍编结学校招收的新生结业，沈莱舟又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恒源祥绒线店推出“海陆空有奖销售”。所谓“海陆空有奖销售”，就是超等奖的获得者，可在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到天空遨游；特等奖获得者可乘海轮到宁波游玩2天；优等奖获得者可坐火车到苏州、无锡游玩2天。当时乘飞机还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买绒线有机会得奖乘飞机，一时轰动沪上，恒源祥各绒线店号的生意日日攀升。沈莱舟先生还特意与上海各界名流以及超等奖的获得者在龙华机场的飞机前拍了一张合影，刊登在上海各报上，以示公正，此举再一次在上海引起轰动。　　当时恒源祥绒线店的生意确实好。据刘仰候回忆：当时沈莱舟在南京西路王家沙、南京东路大新公司斜对面、霞飞路贝勒路等处都开设了分号。到这3家分号去上班的职工，沈莱舟一个个都亲自面试过，店员人人着西装、戴领带，仪表堂堂。他还鼓励店员学英语、学会计，他甚至专门请了英语教师晚上店堂打烊后到店里来教授英语。沈莱舟要求店员人人都能用简单的英语会话来招呼顾客。他说绒线是舶来货，恒源祥是沪上第一流绒线店，中外人士名媛淑女都会光顾，仪表好，讲礼貌，会用英语招呼顾客，一定会受到顾客的欢迎。同时他还将这些“软指标”与销售业绩的“硬指标”挂起钩来，对店员进行奖励。当时恒源祥这3家分号的职工几乎天天吃加菜自然是不用提的了，职工中还有人买了进口摩托车和自备小汽车，比如管仓库的周虹生就买了摩托车，搞批发的徐子渭就买了小汽车，这在别的绒线店里是无法想象的！沈莱舟对手下的职工买汽车非常开心，他自己还兴致勃勃地坐上徐子渭的汽车在马路上兜了一圈，他讲店员买汽车是他这个做老板的光荣。　　1948年初，沈莱舟的事业走到了一生中的顶峰，他将自己多年来在东山老家置下的1000多亩地捐献给了乡亲，在家里办了所学校。这个义举也帮助了他的哥哥沈汝舟，使他在解放后的土改中逃过了一劫。但是沈莱舟最大的举措还是在事业上，他要圆自己一生中的大梦，就是办一家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独资的毛纺织厂，这便是恒丰毛纺织厂。他经常对自己的子女讲：如果你想当一个中国的绒线大王，那就不仅是看你一年卖掉了多少绒线，还要看你一年生产多少绒线。他让二儿子，当时年仅24岁的沈辑丞来全权操办这件事，同时让在光华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的老三沈文丞协助老二。父子几个经过一次次的勘探，选中上海虹桥的一块地买了下来。依照沈莱舟原先的设想，所有的机器都要用最好的，全部从美国进口。但是由于战争，这件事后来办起来非常困难。当时在中国纺织工学院担任教授的一个朋友对沈莱舟讲，其实这种纺机并不复杂，只要拿到图纸我们自己完全可以仿造出来，成本还不到进口的三分之一。于是沈莱舟托人从美国买来了图纸，通过这位教授的改造，由上海纺织机械厂全部生产了出来。自然这是后话。　　圆梦 5(3)　　1948年初，沈莱舟又买下了迪化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子女们渐渐长大，一个个成家立业，原先东湖路的房子已住不下这么多人了，沈莱舟和他的夫人王敏珠决定，让成家的都搬到乌鲁木齐路去住。但也是王敏珠，希望大女儿沈慧新一家住在自己身边，无意中酿成了一场大悲剧，自然这也是后话。　　1948年5月，沈辑丞与兴圣街上另一个绒线业大老板金鑫声的二女儿金菊英结婚。金鑫声当年在兴圣街开办了金源茂与源茂永两家绒线字号，生意一度比沈莱舟先生的恒源祥还要大。沈金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沈莱舟借下了上海著名的丽都花园为二儿子举办婚礼，喜宴共摆了120桌。上海钱业协会的头面人物秦润卿作证婚人，杜月笙和孟小冬也出席了婚礼，再次给了沈莱舟很大一个面子，1000多名来客在丽都花园吃酒喝茶听堂会，整整热闹了一天。　　此刻的沈莱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不仅拥有恒源祥，拥有裕民厂的大部分股权，还在康家桥开办了2家染织厂。此外还在不少厂拥有多多少少的股份，细细一算有20多家。然而好景不长，仅过了3个月，局势便急转直下。这不是沈莱舟所能掌握得了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实业家所能掌控得了的。1948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从这一年的下半年起，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依次展开，在国民党所谓的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紧急关头，蒋介石在庐山听信了半是聪明、半是迂腐的所谓大学者翁文灏、王云五先生的建议，决定推出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而上海首当其冲。　　8月中旬，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蒋方良、子女孝文、孝章悄然来到上海，住进了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逸村2号，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的要职，督导专员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担任，但俞鸿钧明确表示：自己只是个摆设，一切听从蒋经国先生。　　蒋经国一到上海，即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最高峰时达10万人之众，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　　1948年8月18日下午，上海绒线同业公会接到经济督导办公处的通知，要沈莱舟下午4点到外滩海关大楼参加会议。其实当时上海金融、经济、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几乎都接到了这一通知。沈莱舟刚要出发，碰巧接到要他去另一个地方开会的通知，便临时委托同业公会主任秘书张意平先生到外滩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蒋经国一身戎装，操着一口宁波官话颇为恳切地说：经国“经最深切之考虑，以最大之决心，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他随即宣布，从8月19日起，对全市20余种主要商品实行限价，限价商品均按18日的售价出售，不得涨价。同时宣布，法币以300元比1元的比价，兑换成金圆券。私人收藏的黄金、美钞和银元，以1两黄金折合成200元、1元美钞折合成4元、1枚银元折合成3元的汇率，兑换成金圆券，如隐匿不换者以犯法论处。　　8月20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钱新之、陈光甫等10余人到南京开会，并在南京励志社接见了他们，要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几乎同时，蒋经国在上海邀请杜月笙、王晓籁、刘鸿生等头面人物，先礼后兵，口口声声以晚辈相称，要他们帮忙。　　从9月初起，蒋经国大开杀戒，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　　仅2个多月时间，蒋经国在上海共搜去了黄金114万两，美钞2443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银元369万元等，并从12月起分三批运到台湾，这一大笔（并加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100多万两）为蒋家父子在台湾的苦心经营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证。为台湾的所谓经济腾飞提供了物质基础。　　对于蒋经国实行的“限价政策”，沈莱舟一开始是坚决拥护的，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妻子王敏珠讲：现在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日涨夜大，不治不得了。重病下猛药，小蒋的限价或许会奏效……于是恒源祥总店及各分店均将库存的绒线拿出来天天“挺卖”。兴圣街各店的老板看在眼里，有的学他的样“挺卖”，但大多数人都讲他是“寿头”（傻瓜），将货藏了一部分，一天只开架供应一两个小时。有几个与沈莱舟私交不错的老板还上门来偷偷规劝沈莱舟，不能这么傻，要留一个心眼。　　圆梦 5(4)　　限价开始10天，一片风平浪静，蒋经国窃以为喜，但一到9月市面就开始刮起了抢购风潮。蒋经国出动军队弹压。9月13日，申报刊登蒋经国在青年联合大会上的讲话，他痛斥奸商有“不可告人的后台”，但对掌控局势还显得很有信心。会后他故作轻松邀请记者同游黄浦江，有记者问：“风闻上海正有一个有力的集团，和你斗法，要在2个月内把你斗垮，你对此有何看法？”蒋经国皱了皱眉头，避而不答。　　此刻，沈莱舟已经在炉火上烤了：裕民毛绒线厂生产绒线的毛条用完了。原料没有了，那让它停产便是了。但依照“限价”法令：“8·19”以前一天厂里生产多少绒线，以后每天都得生产同样数量绒线，否则以违法论处……于是沈莱舟只好偷偷地在黑市上用高价买进毛条送到厂里生产绒线，然后运到店里以“8·19”所限的低价硬挺着卖给顾客，2个月时间，损失了5万多磅绒线，而收进的40多万金圆券，到了1948年底便成了一堆废纸。沈莱舟与恒源祥真正做了一回“寿头”，真可谓大伤元气！　　10月下旬，蒋经国的弹压已不起任何作用，整个上海时局动荡，市面上人山人海，抢购成风，天天都有轧死人的消息传出。而黄国良作为“毛毛虫”还被关在狱中，一点消息也没有，他的妻子、沈莱舟的大女儿沈慧新天天在家里哭哭啼啼，沈莱舟百般无奈，不听任何人的劝阻，决心孤身一人到金神父路上的三井花园（今瑞金二路上的瑞金宾馆）去见蒋经国。原先已经打了电话预约好了的，但沈莱舟坐在三井花园的接待室里从上午10点一直等到下午8点，才见蒋经国铁青着脸匆匆进来。他很不耐烦地听沈莱舟讲了5分钟，回答了3个字“晓得了”，便匆匆离去……但事情倒有了结果，第二天，黄国良就被放了出来。　　10月30日，蒋经国通过广播，发表了《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限价失败。第二天宣布物价解冻时，所有商品的价钱1天涨了100倍！11月2日早晨，蒋经国在三井花园的草坪上召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骨干开会，他声泪俱下，痛哭流涕，声称“上海是奸商和流氓的社会！他们有组织地破坏限价政策。政府每天抛售几万袋大米和面粉，都被他们抢购屯积……他们有后台！”当他宣布解散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时，已是泣不成声……　　这是沈莱舟先生终身难忘的一段日子，也是他最为心灰意懒的一段日子。他经常会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花园里的玉兰树下，泡一壶茶，慢慢地喝着，一坐就是大半天，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只有当他疼爱的小儿子沈光权跑到他身边，叫他父亲时，他苦涩的脸上才流露出一丝笑容……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日子，沈莱舟先生还是表现出了浓浓的人情味。沈光权当时尚在阜春小学读书，学校里的老师都晓得他是上海绒线大王的儿子。先是班主任托他回家问父亲买2磅毛线，沈莱舟关照店里送来2磅让沈光权藏在书包里带到学校给了班主任。紧接着任课老师，最后几乎是阜春小学所有的老师，都托沈光权到他父亲处、到恒源祥买过绒线。沈莱舟来者不拒，他对自己的儿子讲：老师都是读书人，清苦得很，我能替他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其实这些日子沈莱舟反复思考的是自己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国民党败局已定。尤其是通过“8.19”限价这一场风波，沈莱舟损失惨重，对国民党失望至极，他想起前些日子为了支持政府限价，自己敞开商品“挺卖”，尤其是自己的夫人将首饰都拿了出来兑换金圆券的举动是何等的愚蠢！然而对共产党，自己并不熟悉。虽然他是学徒出身，从小受苦，但现在毕竟是一个大老板了，共产党不是讲要“共产共妻”吗？自己把打拼了几十年才赚下的一家一当都搁在上海安全吗？　　这些日子，兴圣街几个大字号绒线店的老板互相之间也跑得更勤了，聚在一起反反复复、议来议去就是一句话：怎么办？其中兴生泰的老板申子荣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沈莱舟讲：“沈先生，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上海去香港，店啥人要我就留给他。家里的那幢小洋房啥人要我就三钱不值二钱的卖给他。”沈莱舟颇为惊讶：“那你准备把家眷都搬到香港去？”申子荣长叹了一声：“统统搬去，一个不留！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八年抗战，天天盼老蒋，现在老蒋来了更遭殃！”“那你为什么还要走，不留在上海等共产党？”“不行！”申子荣回答，“无论如何，蒋介石还是允许我们做生意发财的。共产党‘共妻’我不相信，但‘共产’是一定的。资本家没有生意可做，没有生存的空间。听说在苏联，资本家是统统被枪毙的。”　　圆梦 5(5)　　沈莱舟将信将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他抽出一部分资金，在澳洲买了20万磅毛条，屯积在香港的仓库里。其间，他风尘仆仆两次去了香港，据说还去过一次台湾，四面出击，想去探探路。①　　在香港，沈莱舟碰到了不少上海滩上的熟人与朋友，他们有的已经买房置地准备开店办厂，在香港以图东山再起了。但沈莱舟却颇为失望。其一是他的身体不适应香港湿热的气候，一到香港他便水土不服。其二，当时的香港还是一个弹丸小岛，远不及上海繁华，做生意的气氛不好，他的儿子沈辑丞就被香港人骗过，损失惨重。其实，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1946年初，由于上海各绒线厂都处在准备复工阶段，市面上绒线货源奇缺，于是沈辑丞受父亲委托到香港通过一家代理公司向澳洲订了几万磅绒线，但是在签合同时，在毛线的颜色这一点上疏忽了。对方写了一个“杂锦”。还解释说：绒线的颜色红、黄、蓝、白……各种都要一点，由对方去配吧。其实最根本的一条原因还是当时绒线价格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差距很大，做贸易利润丰厚。如不按他们的要求订货，他们干脆就不发货。沈辑丞信以为真，便将合同签了下来。结果运到上海的绒线斤两不缺，但颜色都是黑的、灰的、白的……都是市面上非常滞销的。沈辑丞吃了一个哑巴亏，大多数绒线只好送到厂里重新染色才上柜供应，有的还报废了。此外还有一条原因，当时沈府家庭庞大，子女众多，年迈的老丈母娘也在上海依赖沈莱舟照顾，说走便走，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就是沈莱舟先生的最后一次香港之行，他碰到一个朋友，从他那儿看到了一本小册子。这件纯属意外的小事，却改变了沈莱舟下半生的命运。　　这一天晚上，沈莱舟吃罢晚饭来到了香港旺角的志成公司看望一个老朋友。朋友不在，他手下一位常与沈莱舟打交道的职员刘先生见四下无人，便从抽屉里取出一本薄薄的书递给我说：“沈先生，这本小册子是朋友寄放在我这里的，很有意思，你今晚拿回去看看，明天上午还给我。”沈莱舟不知道刘先生神神秘秘塞给他的是一本什么书。他回到寓所细细一看，原来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写的剖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义政策的小册子，书中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还指出了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最后一次抢掠人民财产的腐朽本质……看着看着，沈莱舟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推开窗户，维多利亚港湾的冷风阵阵袭来，窗外一片漆黑。但他心里却是暖洋洋的，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在香港逗留徘徊了，他急着要赶回上海，他的事业永远在上海。②　　其实，共产党也早已在关注沈莱舟，关注恒源祥，在他店里共有3位中共地下党的党员，其中他的一位远房亲戚沈恒春，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沈恒春1940年10月来恒源祥当学徒，不过几年时间便学得了一手绝活，即左右两手能够同时打算盘。以后更是学会了左手打算盘，右手记帐。沈恒春待人歉和，于是沈莱舟就将他提升为恒源祥的财务总出纳。沈恒春1948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洞庭东山的老乡在上海有旅沪同乡会，沈恒春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同乡会上，并于1948年9月成立了中共洞庭党支部。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交给沈恒春一个最主要的工作，便是说服与帮助沈莱舟先生留在上海。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军如摧枯拉朽一般，横扫整个中国，很快就兵临城下，上海已经听到隆隆的炮声。沈莱舟早上来到店里，拉开抽屉，时常看到共产党“约法八章”等宣传文告。沈莱舟对沈恒春等人的活动心照不宣，对他们晚上留在店里开会、印传单等等活动也眼开眼闭。炮声越来越紧，大家都晓得，上海的解放也就是几天时间了。　　这一天早上，沈莱舟来到店里，只见沈恒春跟着就进来了，他对沈莱舟讲：“沈先生，我要离开店里，到外面去几天。”沈莱舟望了他一眼，也不问他到哪里去？去多久？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银元递给他说：“这些钱你带上，也许用得着，一路上要小心。”沈恒春望了他一眼，随后将钱藏进了口袋说：“那我就不客气，你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回来的。”　　圆梦 5(6)　　果然没有过上多少日子解放军开进了上海，5月26日早晨，沈莱舟家里的佣人回来报告说，解放军已经进城了，都睡在马路上。沈莱舟大吃一惊，他连忙吩咐家人称为奶婶婶的女佣烧了两壶开水，然后和女佣一人一桶，提着开水到马路上去欢迎解放军。　　临近中午，沈莱舟来到恒源祥，碰巧接到沈恒春打来的电话，说他已经到上海了，现在正忙着参加接管工作，他希望沈莱舟多做兴圣街同行业中老板的工作，并要恒源祥带个头早日开市。沈莱舟一口答应，他一个店一个店地去做工作，好在都在兴圣街，兜一圈不过一个来钟头。到了下午4点，整个绒线街都开门营业了。　　6月2日早晨，沈莱舟接到沈恒春亲自送来的一张大红请柬，要他参加当天下午由饶漱石书记、陈毅市长在外滩中国银行楼上召开的会议。沈莱舟兴致勃勃，准时前往。只见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会议室里，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胡厥文、颜耀秋、刘靖基、蒉延芳、侯德榜、荣毅仁、王志莘、许资新等几乎都到齐了。出席这次会议的工商界代表共94人，上述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担任了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沈莱舟幸逢盛会，跻身身于上海名流之中，自然也是喜悦万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曾山、潘汉年等也悉数出席，偌大的礼堂挤得满满的。陈毅市长身着一身土布的草绿色军装，穿一双布鞋，推一个光头，他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操一口好懂的四川话，一口气讲了一两个小时。陈毅市长望了大伙儿一眼，一开口便讲：国民党说我们青面镣牙，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共产共妻”，你们看我陈毅和在座的各位都没有什么两样吧！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接着，陈毅市长循循善诱地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鼓励大家回去安心发展生产，工厂开工，商店开业，好好过日子……最后，饶漱石还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会议从2点开始，一直开到5点才结束，几乎每一个听了，心里都暖洋洋的。　　1949年7月6日，上海600万市民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民联合大游行”。大游行的检阅台设在北四川路今鲁迅公园的大门口。从下午4点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坦克车、装甲车、骑兵、摩托兵，还有各式各样的炮车威武雄壮地通过了检阅台，然后是100万市民的大游行……沈莱舟应邀登上了主观礼台。天公不作美，从下午5点起，大雨滂沱，陈毅市长等中共高官，忙上忙下吩咐部下将来宾一个个都安顿好后，自己却站在雨中，巍然挺立，检阅百万军民的盛大游行。整个游行从下午4点一直持续到深夜，风声雨声，欢声笑声，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沈莱舟站在主观礼台上，他望着陈毅市长魁伟的背影，热泪盈眶。他回到家里，当即作出决断，将储存在香港的20万磅毛条运回上海。他让大儿子沈玉丞管理恒源祥，二儿子沈辑丞和三儿子沈文丞全权负责管恒丰毛纺厂，而自己也将大部分心思放在恒丰厂里，一心要让恒丰厂早日建成开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说来也巧，恒源祥也在当日发行股票，为筹建恒丰毛纺厂与扩大恒源祥的规模募集资金。这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张股票。今天恒源祥集团总裁刘瑞旗的手里就珍藏着这一张十分珍贵的股票原件，记录了这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1950年1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元旦，开岁发春，万卉含英。恒丰毛纺织厂建成正式开工，第一绞优质的毛线生产出来，沈莱舟喜气洋洋，将其命名为“红福牌”。他托沈恒春将这一绞绒线赠送给陈毅市长。当日，红福牌绒线就在恒源祥上柜供应，被顾客一抢而空。沈莱舟先生把自己所有的厂所有的店都留在了上海，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留在了上海。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国家好了自己才会好。他开店办厂，实业救国，圆一生中的大梦，而梦想的实现，只有在上海，只有在新中国。　　① 据沈光权回忆：父亲在此期间曾两次去香港，一次去台湾。但据沈辑丞回忆：父亲仅去过香港，没去过台湾。录以备考　　② 见沈莱舟《一步一个脚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统战工作史料》选辑3）　　惊梦　　惊梦 1(1)　　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 沈莱舟事事争当第一，然而他的子女却迭遭磨难。恒源祥更是日见萎缩，回复到当年的一家小店铺。沈莱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空前惨烈，对世界的影响无比巨大。首先它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留下了一个分裂的朝鲜，北南陈兵百万，严重对峙，使朝鲜半岛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个火药桶。其次，它在台湾海峡两岸，留下了一个尚未统一的中国。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集聚了上百万的精锐之师，一代名将粟裕任前线总指挥，只待一声令下便挥师东渡。然而朝鲜战争一打，美国一下子意识到了台湾岛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将原先抛弃蒋介石的政策，改为支持蒋介石。这一点连蒋介石也感觉到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讲：现在不再是考虑台湾可不可以保的事了，而是应该考虑什么时候反攻大陆……（见《蒋经国大传》）在美国远东地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极力鼓动下，美国的第七舰队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使那一汪浅浅的海水成为留在中国人心头永远的苦痛……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其中包括我们这部书上半部分的主人翁沈莱舟。　　新中国诞生以后，沈莱舟的心情一直非常愉快，他再一次明确，将恒源祥交由大儿子沈玉丞管理，将恒丰毛纺厂交由二儿子沈辑丞管理，沈莱舟自己担任董事长，裕民厂的厂长还是由董事会原先委派的曹义康担任。但沈莱舟似乎比原先担任这么多厂家和商店的董事经理还要忙，他经常是一早就出去，天抹黑了才回来，连星期天也没有休息。　　1950年下半年，上海毛绒线同业公会改组。这个行业公会自从沈莱舟先生1935年担任会长以后，会长一职从来也没有变更过。1950年大改组，沈莱舟依旧担任会长，由上海中百公司的公方代表陈圣溪担任副主任委员。这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当时国家对若干影响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实行统购统销，绒线也是其中之一：即所有厂家生产的绒线由国家统一收购，然后定额分配给各商店销售。顺便说一句，这一政策延续了近40年，一直要到我们下半部书的主人公刘瑞旗执掌恒源祥时方才打破。于是乎当时的行业公会内还设立了一个绒线市场，行业公会内的各会员商店与绒线生产的厂家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集聚时间，在市工商局有关人士的指导下核定价格，相互调剂，互通有无。绒线号称“软黄金”，它的价格波动还受国际市场羊毛价格的影响。于是在所谓的集聚时间内，沈莱舟几乎天天到场。当时兴圣街的各绒线店老板们牢骚很多，因为价格由上面定下来，货色品种及货物能向商店提供多少也是由上面定下来的，商店一点主动权也没有，这样自然获利不多，有些小店还关门了。沈莱舟除了空泛地安慰大家几句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但他对国家的大势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国民党时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共产党执政不过一年，就将飞涨的物价稳定了下来，民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也是在这一年，沈莱舟由陈俊明与吴振珊（当时为棉布同业公会理事长）两位先生介绍，加入了民主建国会。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国家号召全国人民向“最可爱的人”捐钱捐物，捐献飞机大炮，连周恩来总理也在中南海亲自为志愿军炒米粉充军粮。沈莱舟几次召集绒线行业的同仁开会，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献，他自己积极带头，代表恒源祥捐献1000磅纯毛绒线。他还将这些绒线扎上红色锻带、精心布置，在恒源祥的橱窗里展览陈列了一个星期。之后他陆陆续续多次捐献，总数达5万磅之多。不久，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他又带头认购了10万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沈莱舟先生的种种爱国举动，受到了市有关方面的多次表扬。　　也是在抗美援朝的岁月里，沈莱舟先生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沈莱舟的四儿子沈光茂从上海华东纺织学院毕业了。　　沈光茂是沈莱舟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沈莱舟属马，沈光茂也属马，比自己的父亲整整小了三轮。沈莱舟自己从小就到上海当学徒，没有读过什么书。他的大儿子沈玉丞和二儿子沈辑丞读书时期正逢抗日战争，断断续续，也没受过什么系统的正规教育，唯独这第四个儿子学业优良，系统接受了高等教育，在他身上寄托了沈莱舟先生毕生的希望。沈光茂读的是纺织机械，父亲就希望他学成以后能够在技术上将自己的几家厂管理起来，实现自己毕生追求的“实业救国”的梦想。但沈光茂思想进步，在学校里便是学生会的干部，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冲过鸭绿江，为国保家乡”，这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首歌，激励了无数热血儿女。沈莱舟虽有些不舍得，但倒也没有什么非常激烈的反对意见。但他的夫人王敏珠坚决不同意。王敏珠生育了9个孩子，唯独生这个儿子是难产，九死一生，耗费了她许多心血。她一再对光茂讲：你如果不想在大陆读书，我可以送你到香港去读书，或者到英国去深造，圆你父亲毕生的梦想。但要去朝鲜，万万不答应…… 结果母子俩僵持了好一段日子，待沈光茂一毕业，他坚决响应国家号召，要求到东北去参加建设，最后进了大连光洲纺织厂当工程师。这一下王敏珠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临走前母亲替他买了许多衣物和食品，但他一样也没拿，两个大皮箱里装满了各种参考书籍。这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独特的一种思想品质，只讲奉献，无所索求，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沈光茂思想单纯、待人热情，他孤身一人前往东北，结果酿成了巨大的悲剧！　　惊梦 1(2)　　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1952年的小年夜，这一天沈家的上上下下都记得非常清楚。下午沈莱舟难得清闲，独自一个人到街上去买鞭炮。沈家有一个习惯，农历初一排场很大，除了家里的儿辈、孙辈要到沈莱舟这儿来拜年，他的亲朋好友、甚至恒源祥的许多老职工都会上门来贺岁拜年。沈莱舟也依照老习惯，每个人都会大大小小地发一个红包。拜了年放鞭炮也是“传统项目”，孩子们都会从沈莱舟那儿拿了鞭炮在弄堂里放，炮竹声声，喜气洋洋，一直要闹到晚上吃饭……　　沈莱舟买了鞭炮，走到东湖路新乐路口的“马和记”牛肉面馆门口，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四周墙上都贴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马和记是黑联络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沈莱舟只觉得一阵冷风忽地朝他吹来，他神情恍惚，三步并着两步急忙朝家里走去，结果不知道在哪儿绊了一下，将脚也崴了。　　他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说是脚病，其实更多的是心病。虽说解放了，但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资本家有几个钱，就喜欢聚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同时对时局作些评点议论，久而久之就将这种聚会方式固定了下来，起名叫“礼拜天俱乐部”，地点之一是东湖路沈莱舟的寓所，还有是长乐路上的刘园唐家，固定的成员也有20来人。当时，资本家这种形式的聚餐活动非常多，三五知己，亲朋好友，吃吃饭，议议国事，发发牢骚，大家都不已为然。“礼拜天俱乐部”的聚会场所之所以都设在长乐路东湖路一带，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东湖路新乐路口子上的那一家“马和记”牛肉面馆。　　“马和记”牛肉面馆是一位姓马的回族兄弟开的，店里只卖一样东西，就是牛肉面。一小盘白切牛肉，一碗汤面，往你面前一放，可和着吃，也可分开吃，下面的是高汤，卤汁随意添加，味道极为鲜美，吸引了众多食客。有拖黄包车骑三轮车的车夫，也有坐着豪华轿车来的老板阔少，大家同坐一条板凳，吃完跑路，互不相干，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沈莱舟他们的俱乐部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便是喜欢吃“马和记”的牛肉面，这么多食客走进沈家或唐家，家里的车夫佣人就会开着车去买上一锅子的牛肉面，带回家来分而食之…… 自然酒足饭饱，牢骚也是有的，但不过就是几句牢骚罢了，发完了一走了之，谁也记不得自己还说过点什么。　　沈莱舟后来听自己的小儿子沈光权讲，“马和记”的老板被捉了进去，理由是他用马肉和驴肉冒充牛肉欺骗顾客。其实谁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肉和驴肉都比牛肉要贵，而且很难买到，有谁会“以贵充贱”做赔本买卖呢？但此刻沈莱舟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因为他自己还有一家公司在“五反”中出了大事情。　　前已说过，沈莱舟在恒源祥的二楼还开了一家叫源兴祥的贸易公司，做点小生意，公司由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刘新罗当经理，沈莱舟虽是董事长，但由于业务不大，他对公司的一切基本上都不知晓。刘新罗做生意很有一套，但路子不正，行贿受贿吃拿回扣样样都干。五反时工作队一进驻，他就跑了，跑得音信全无，一两年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源兴祥的职工们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将一切账都算到沈莱舟头上，弄得沈莱舟灰头土脸，焦头烂额！其实他对源兴祥的事真的是不知晓。他一会儿听说刘新罗在东北，一会儿又听说他逃到了天津，沈莱舟私下派人去寻找，也没找到，还倒贴了不少车钱。而这时候恒源祥的“五反”运动也已开始，沈莱舟终日里提心吊胆，担心恒源祥再会出些什么问题。　　市有关方面的领导非常体察各行各业头面人物的微妙心态，特意选择了303个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采用极其温和的“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自查，各厂各店职工的揭发与他们并不见面。同时有关方面还定下一条明确政策：资本家同仁相互之间聚餐吃饭不能算什么问题，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一下沈莱舟算是吃了定心丸，他带头一口气交代了自己偷税漏税的一些问题，故意夸大其词，将自己违法所得的金额交代为8万元人民币。结果人民政府经过反复核查，砍去一半，核准为4万元，收缴国库。源兴祥定为犯法户，关门大吉。后来刘新罗回到上海，还被关了几年。考虑到源兴祥的因素，恒源祥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在政府核定的5项标准中位处中游。　　惊梦 1(3)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迎来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高潮，各行各业供销两旺，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绒线价格虽然提高一成，但全毛绒线和好的花色品种依然供不应求。单单这一年，恒源祥就足足赚了20万元人民币，1954年春节，沈府上下笑逐颜开，沈莱舟给上上下下都发了一只大红包。以后他多次提到这一年，将1953年称为“难忘的1953年”！①　　1956年1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曹荻秋与沈莱舟亲切握手的情景，曹市长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热情地向沈莱舟表示祝贺，祝贺上海市绒线行业在整个上海市的商业系统中，第一个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大合营。　　其实，对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俗称公私大合营），从1955年就开始了。当时许多民族资本家走上公私大合营的这一步是自愿的，但也有人心存忐忑。然而沈莱舟的心却是真诚的，他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一心一意地走公私合营之路。这里面是有历史原因的。　　1955年初，市有关方面提出了要对8个工业行业进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沈莱舟代表裕民毛纺织厂参加了毛纺业召开的会议，随即提出愿意将由他控股的裕民厂、恒丰厂、以及恒源祥染织厂一并交给共产党，进行公私大合营。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经过市纺织局的批准，公私大合营成功；由于裕民厂厂房大，经济宽裕，产品销路好，于是就由裕民厂牵头，将恒丰厂、茂新绒线厂、恒孚毛纺厂、振兴毛纺厂等统统合并到裕民厂里来，成立公私合营裕民毛纺织厂。沈莱舟担任裕民毛纺织厂的总经理，他的二儿子沈辑丞担任私方副厂长。同时按照当时的政策，每年给予沈莱舟定息5万元人民币，他每个月的工资有人民币1000多，就连沈辑丞每个月的工资也有400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时毛泽东主席拿国家干部一级薪水，工资也只有500多元。而当时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经过1年实习，转正后的工资为60元。　　沈莱舟心甘情愿地把厂交出来，除了他出身贫苦等诸多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所创办的恒源祥染织厂经营不善，从来也没有赚过钱。就是在“难忘的1953年”，恒源祥各绒线字号以及沈莱舟先生参股经营的12家厂，大赚特赚，但染织厂依然不行，一度处于倒闭边缘，沈莱舟从其它厂家或店里赚来的钱，倒贴到了染织厂里，弄得他经济相当拮据。但染织厂是由沈莱舟先生夫人的一个亲戚经营的，开办之处便说好是为了帮助王家的亲属。于是沈莱舟对这家厂开也不是，关也不是，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955年，沈莱舟应中央统战部及全国工商联之邀，到北京开会，他连续2次见到了刘少奇。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宽松，沈先生带了夫人王敏珠以及最小的儿子沈光权一同前往。当时会议的安排也很宽松，据沈光权回忆，当时沈莱舟经常到北京的琉璃厂去闲逛淘宝。有一次他在琉璃厂看到了一只珐琅质的西洋座钟，是清宫里流出来的宝贝，非常精美，沈莱舟极为喜欢，店主开价600元人民币，沈莱舟带着夫人孩子去看了几次，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没有买下。沈莱舟毕生喜爱收藏，在收藏上舍得花钱，他曾收藏有400多幅字画，各种扇子、扇面多达2400把。但沈莱舟先生待人又非常慷慨，他曾在解放初时将自己珍藏的一棵翡翠白菜敬献给国家。而现在为了一口珐琅座钟却看了又看，舍不得花钱，可见其经济上的尴尬。因而当大合营时，他每年单单从一个裕民厂就能拿到几万元的定息，沈莱舟真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一再对子女讲：现在我把厂都交给了国家，由国家去经营管理，我坐在家里不用花一点心思收股息，这又有什么不好？有财不长福，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年纪大了，是该享享清福了。　　1955年秋天，当时的上海嵩山区有6家中小型绒线店，以同泰昌的周永华和杨建章为首，联合成立公私合营商店，这件事对沈莱舟触动很大。11月3日，他在报上又看到北京天坛商场公私合营的消息，像做生意一样，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商业系统公私大合营是大势所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个。于是他就以行业公会会长的身份，召集各区各店同仁商议大合营。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争议讨论，大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在1956年1月1日实行全绒线行业的大合营。这一申请得到了政府同意。于是元月一日，在万象更新的这一天，上海绒线商店的全体同仁，在兴圣街集合，沈莱舟和一些店主还胸前插花走在前排，大家举着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到位于外滩的市人民政府报喜，这才引出了曹荻秋副市长接见及合影的佳话。　　惊梦 1(4)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绒线业全行业大合营，带动了全市商业系统的大合营。1956年1月20日，上海全市商业系统，大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小到街头的烟纸杂货、夫妻老婆小店，统统实行了公私大合营。全市工商业代表，在静安寺集合，然后手执红旗横幅，胸披彩带红花，敲锣打鼓，前往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今工业展览馆）开会。大会开幕，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向曹荻秋副市长送呈了由90高龄的工商界老前辈荣敬修先生亲笔书写的全市各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顿时锣鼓喧天，欢声雷动……不管是是非非，这历史性的一幕由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真实地纪录了下来。这色彩浓烈的一笔同样也镌刻在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之上……　　会后，曹荻秋副市长曾几次会见并宴请沈莱舟，并表扬他，说沈老先生您带了个好头…… 沈莱舟还沉浸在欢乐之中，他年过6旬，政府就安排他担任上海毛麻公司的顾问，一直到他1987年去世。他当时的收入很高，除了裕民厂，恒源祥每年给他的定息也有12500元。除此以外，他在20余个工厂和商店有投资，有的拿定息，有的拿车马费，一笔一笔算起来还真不少呢！但沈莱舟先生陆续将这许多股息的大多数都放弃了，有的捐给了国家，有的补贴给旁人。他一心希望国家好。因为国家好了，才有恒源祥好，而恒源祥好了，自己与自己的子孙后辈才会更好。但没想到仅过了半年时间，即1956年的7月，绒线营业网点大调整，恒源祥绒线店由金陵东路137号至141号的门市部，调整到南京东路711号至713号。这里东半间是飞轮制线厂的批发部，西半间是新光内衣厂的样子间，一楼店堂面积只有250平方米，而且是风格极不统一的“鸳鸯楼”，连柜台也是高高低低。与原先的恒源祥相比，无论店堂面积，内外装璜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沈莱舟去看了一次，他只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现在恒源祥绒线店由他的大儿子沈玉丞作为私方代表担任副经理，沈玉丞生性软弱，是个好好先生。沈莱舟先生曾几次对沈玉丞讲过，你还是要努力将恒源祥管起来，争取有一点发展，至少店面应该装修一下，搞得漂亮一点吧！但沈玉丞只是朝他笑笑而己。王敏珠私下对自己的先生沈莱舟讲：你不是要老大不可为而为之吧！沈莱舟心里自然明白，此刻他已进入迟暮之年，“白发无情侵老境”，他自己也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1957年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是大喜大悲的一年。上半年，国家经济形势很好，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民主气氛空前活跃。下半年风云突变，中共中央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起全国性的“反右”斗争，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打入了在劫难逃的深渊。沈莱舟的一家自然也不能幸免。第一个被打入右派的是他的二儿子沈辑丞。与好好先生沈玉丞不同，沈辑丞“不乐仕进，任情不群”，好发议论，凡是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上一通，这在公私合营后的裕民厂就显得颇为突出。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香港路上海工商界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学习班，沈辑丞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学习。受“大鸣大放”的影响，沈辑丞在学习班上大发议论，一会儿讲“中国民主政治其实还不民主，美国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一会儿又讲“资本家其实是将本求利，经营不好连本钱都要赔进去，倾家荡产。他是在用自己的全副心身，全部精力办厂办店，赚点钱多么不容易，因此算不上什么剥削”等等，于是反右运动一开始，沈辑丞就在厂里被揪了出来，定为右派。　　据沈光权回忆：由于沈莱舟先生是全市商业系统第一个带头搞公私合营的，当时市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在沈辑丞被定为右派前，还特地委派刘鸿生先生的儿子专程到东湖路沈府与沈莱舟打招呼，说沈辑丞在厂里“民愤极大”，看样子是保不住了。当时工作组想把沈辑丞定为反革命，定为极右分子，市里都没有同意……沈莱舟没有回答，只是说自己老了，病了，儿女之事也就随他们去了…… 自然他也谢谢了刘鸿生先生的奔走与好意。结果沈辑丞被定为右派，上海的这一批右派总共有几千人集中起来被送到长风公园去“劳动改造”。他们手挖肩扛，开挖了当时上海最大的一个人工湖，并用挖出的烂泥垒起了上海最大的一座人造山。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刚刚发表的《七律·送瘟神》中的诗句，湖定名为“银锄湖”，山定名为“铁臂山”。许多上海人孩提时代都去游过银锄湖，登过铁臂山。但大伙儿在欢快之余又有谁想过这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苦痛与辛劳呢？挖完了湖，垒完了山，沈辑丞回厂以后继续监督劳动，只是工资从400多元降到了76元。　　惊梦 1(5)　　但是在大连的老四沈光茂，他的命运就远不如沈辑丞那么幸运了！　　前已说过，沈光茂是在抗美援朝的高潮之中主动要求到大连去参加东北建设的。大连金洲毛纺织厂是日本人建造的，但是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时，最好的设备几乎全部被苏联人拆了下来运回到苏联，剩下的仅是一个空壳子，一副烂摊子。沈光茂以充沛的青春活力，以宝贵的热忱和丰富的知识，与全厂工人一道，几乎是白手起家，将光洲毛纺织厂建设成为东北地区最先进的毛纺织厂。他几乎年年有发明，年年有创造，屡屡被评为工厂和地区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但是他的脾气同老二沈辑丞一样，瞧不起庸人，喜欢发表议论。在大鸣大放期间说了苏联人的一大堆坏话。当时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攻击苏联便是攻击社会主义，罪名可大着呢！于是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东北凡事比上海要“慢三拍”，但处理起来却比上海要重得多。1958年春节，沈辑丞已经戴上了“右派”帽子，沈光茂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来度蜜月，小两口喜气洋洋，沈莱舟和王敏珠夫妇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还给晚辈们以及亲戚朋友发了红包。似乎一切都是风平浪静。但沈光茂一回大连，随即被定为“极右”分子，并被送到北大荒一个名叫缸窑口的煤矿里挖煤，九死一生，吃尽了苦头，一直到1962年才被摘帽送回到厂里。　　王敏珠极少与自己的丈夫生气吵架，但沈光茂被送到煤矿里去挖煤时，她难得地与沈莱舟先生发了一顿火，说是沈先生害了她的儿子。但“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沈莱舟先生又有什么办法呢？1959年6月，沈光茂的大女儿沈万红在上海出生，随后被她母亲带回东北。但仅过了一个月又被王敏珠接到上海，以后王敏珠一直将沈万红留在自己身边，亲自将她带大。老两口对孙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算是对受尽苦难的四儿子光茂的一个小小补偿吧！　　沈莱舟先生更加沉默，外出开会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他烟比以前抽得少了，但酒却比以前喝得多了。除了晚上喝上几杯，就连中午也要喝上一点。宋朝诗人贺铸在《病后登快哉亭》一诗中所描绘的“病来把酒不知厌，梦后倚楼无限情”的情景同样出现在了沈莱舟先生身上，他挂念着自己的孩子们，也挂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他主动提出除了前已放弃的股息，今后不再拿定息，他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助区里的民办小学。他回东山老家休养，见到唐代古刹紫金庵年久失修又拿出钱来修缮，这是继抗日战争时间他出资修缮紫金庵后，第2次拿出钱来修缮庵堂。紫金庵里9尊唐代彩绘罗汉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沈莱舟先生是立了大功劳的。　　1962年刘少奇主席到上海视察，期间接见了上海各方工商界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沈莱舟先生有幸亲逢盛会，他喜悦万分，心情也好了许多。回来他对夫人与孩子讲：共产党真的是伟大。共产党还是讲政策的，老四不是也回厂了吗？刘主席号召我们献计献策，我虽然已经70岁了，但“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春蚕虽眠，总有破茧化蛾腾飞的一天，恒源祥也总有焕发青春的一天。我也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自己办店办厂的经验写出来，贡献给国家。　　他开始撰写回忆录，也积极参加市政协召集的各种会议。他期待着春天，期待着老枝勃发春色满园，期待着恒源祥不仅恢复过去的辉煌、并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但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更大的风暴，更大的苦难，将接踵而至，降临到他和他的家人的头上！　　① 见沈莱舟回忆录《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刊《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惊梦 2(1)　　文革十年,不堪回首。沈莱舟几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切肤之痛。当他告别文革，进入垂暮之年，时时牵挂的是恒源祥。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让他欣喜地看到：恒源祥已喜获传人。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一页，党和国家，亿万人民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但是，当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奔袭而来的时候，沈莱舟仿佛处在台风的眼里，四周已是风浪翻卷，狼藉遍地，但他这里却是风平浪静，东湖路的那一幢豪宅，以及它72岁的主人沈莱舟先生仿佛都被人遗忘了。　　事情的确也是这样：当时市政协和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已暂停了活动。解放后，沈莱舟就将自己创办的恒源祥交给了大儿子沈玉丞经营管理，虽然恒源祥当时已赶时髦改成了大海绒线店，但店里还都是一些老人。老大是好好先生，待人客客气气，对下属脸都没有红过，文革一开始便主动将自己家藏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都交到了店里，还主动削减了工资，他如往日一样上班下班，没有受到一点冲击。老二沈辑丞在裕民毛纺织厂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右派分子”，身在炼狱之中，而此刻造反派们感兴趣的是“走资派”，沈辑丞苦头虽然没少吃，但也不是什么斗争重点。而沈莱舟宅心仁厚，尤其是对恒源祥的职工关怀备至，口碑相当不错，再说他在毛麻公司挂的顾问也是闲职，顾问顾问，顾而不问。如果有什么“路过”的红卫兵，要到这幢花园洋房里去看看瞧瞧，家里人反倒会主动打电话到恒源祥，不一会儿店里的造反派就会匆匆赶来，明斗暗保，这令沈莱舟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1967年的夏天，不知怎么搞的，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到上海来串联的红卫兵看中了东湖路的这幢房子，于是便闯将进来，将沈家的人统统赶到2楼以上居住，一楼成了他们的司令部。这以后红卫兵进进出出，打砸抢的事情便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沈莱舟选择了躲避。白天一大早，他就悄悄地来到离家不远的襄阳公园，在园里打拳散步，读报看书，累了就在公园的长条凳上打个瞌睡，有时甚至连午饭也由在家里干了多年的老保姆奶婶婶送去，草草吃上一点，两人通通消息，说说家里的事情，然后还是散步休息…… 偶尔碰到熟人就凑在一起悄悄地说上一会儿话，一直要到天发黑了才慢吞吞地踱回家去。后来他还曾到过去做羊毛生意的老朋友沈懋章家里去住上一段日子。沈懋章与沈莱舟先生是远房亲戚，他是个单身汉，人生得矮矮胖胖，以前经常到沈府来蹭饭吃，沈莱舟来者不拒，总是对他客客气气，现在沈家落难，沈懋章自然两肋插刀，义不容辞。但沈懋章家里只有一间亭子间，住久了自然不方便，于是沈莱舟便搬回家去，谁知道才回家就出事了。　　这是一个秋日的晚上，沈莱舟照例到襄阳公园避祸，很晚才回来。谁知刚一回家，就不知碰到哪里杀过来的红卫兵闯进门来大扫荡。这些10多岁的中学生们手持铁棍木棒，蛮不讲理，一见沈莱舟便棍棒齐下劈头盖脸地打将下去，不一会儿沈莱舟已满脸是血，倒在了地上……　　沈府上下大乱，沈莱舟先生的夫人王敏珠连忙叫住在一起的外孙女黄茜玲给恒源祥店里打电话，但天已经晚了，店里早就打烊了也无人值班……　　正当大伙儿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东湖路派出所的民警接到看弄堂老汉的报告匆匆赶来，驱散了红卫兵，将沈莱舟从血泊中救了出来。而这位看弄堂的老人，平时也经常受到沈莱舟的接济，沈先生将这当作家常便饭，从不思回报。现在关键时刻，老汉仗义挺身，站了出来。　　眼看着在家里是不好住了，沈莱舟与老伴王敏珠一商量，过了一两天便拖着沈万红，带了一些换洗衣服，逃到了东山的老乡、过去也是在兴圣街开绒线店的小老板金春宝那里。这时金春宝在兴圣街（这时已改名叫永胜路）上的一家小旅馆红星旅馆里当服务员，金春宝对头头讲说是乡下来了客人要住一段日子。当时旅馆生意也不好，于是沈莱舟在红星旅馆一住就是3个月。　　解放前，沈莱舟也曾两次离家出走外居避祸，每一次选的都是汇中饭店（即今和平饭店西楼），现在祖孙三口躲在兴圣街的小旅馆里，自然不是个滋味。但好在沈莱舟是个非常想得开的人，听到妻子叹息唠叨，他反而会用过去在久康洋杂货店当学徒时的生活来安慰她，于是祖孙三口倒也相安无事。平时一日三顿都是由金春宝的妹妹烧好了送来的，无非是一两个小菜。沈莱舟走得匆忙，没有带什么钱，连旅馆费还是金春宝付的，沈莱舟与夫人王敏珠等一直住到1968年初才搬回东湖路的家里。就为了这件事，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时，金春宝被当作反革命揪了出来。对此沈莱舟深感内疚。虽然当时沈莱舟每个月也仅拿60元的生活费，要抚养妻子王敏珠、孙女沈万红以及奶婶婶4口人，手头相当拮据。但逢年过节，他无论如何都要凑上几十块钱，叫人给金春宝送去，以表达自己的一片感激之情。　　惊梦 2(2)　　时间慢慢地到了1968年的秋天，“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文化大革命已经2年，似乎还看不到一点结束的苗头。谁道人间秋已尽？晚秋风景倍凄凉。这是一段令沈莱舟、令沈府上下、活着的与死去的人，都永远也难忘记的日子。　　前已说过，沈莱舟在解放前曾先后买下东湖路与乌鲁木齐路上的两楼花园洋房。他让已成家的大儿子、二儿子等搬到乌鲁木齐路居住，而让大女儿沈慧新与女婿黄国良一家住在东湖路，女儿总归贴心点，以便上下有个照应。沈慧新生育了4个孩子：3个儿子，1个女儿，其中最宝贝的是大儿子黄玉麟，当时在上海交大读书。黄玉麟人长得颇为清秀，瘦瘦的，功课非常好，就是有点神经质，对事物的反应过于敏感。黄国良原先在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当经理，文革一来也撤职了。这一年的11月，黄玉麟和他的几个同学被打作了“反革命小集团”，据说是因为收听“敌台”，散布小道消息。当时黄玉麟还可以住在家里，但红卫兵天天上门来做他的工作，要他交代问题。黄玉麟有时也会跑到沈莱舟的房间里，闷坐大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对深爱着他的外祖父讲：外公，这一关我是过不去了，他们一定会将我抓到学校里关起来的…… 沈莱舟看着这位天资聪慧，自己非常疼爱的外孙，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也只好随意地安慰他几句。　　11月末的一个晚上，冷风飒飒，“霜树全无一叶留”，这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伤感，产生悲凉的时光。交大赶来的几个红卫兵从下午便开始找黄玉麟谈话，他们关起门来也不知谈了些什么，一直到11点多钟才匆匆离去。天很冷，沈莱舟夫妇已经带着小孙女沈万红在2楼的大房间里睡下了。等红卫兵一走，刚刚才从乡下学农回来的黄茜玲闪进了3楼自己父母的房间。黄茜玲属牛，沪光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她功课很好，人也长得非常漂亮，平日又深受外公、外婆的疼爱，因而娇气十足。依照当时的政策，68届毕业生“一片红”，统统要分配到农村去当农民。学校里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师傅与老师，已多次上门来做过工作，但黄茜玲就是一声不吭。学校组织“学农”，她去了，刚回到家里便看到造反派、红卫兵在找哥哥谈话，于是她连行李也没打开就躲了起来。一直等到造反派红卫兵离开才走出了自己的房间。黄国良与沈慧新夫妇连同黄玉麟、黄茜玲四个人关起门来说了许多话，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便成了永久的谜！在这中间黄玉麟下来过2次，第一次他匆匆过来看了一下外祖父，便又匆匆离去。第二次他在外祖父的床前逗留了很久，沈万红没有睡着，她惊讶地看着这位本家哥哥，凄凉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洒将进来，她看到黄玉麟清秀的脸上居然挂满了眼泪…… 沈万红想喊，但又不敢，只是睁大着眼睛看着。黄玉麟久久地望着自己的外祖父，任凭着泪水潺潺地落下来，许久许久才悄然离去，一直到今天沈万红都不会忘记表哥那一张清秀、凄苦、嬴弱、悲绝的脸，布满了对亲人无限的爱怜，布满了对世界深深的绝望……　　沈府上下都睡了，整幢小楼鸦雀无声。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好像是一块窗玻璃碎了，接着又是一片静寂……　　也许是受到这响声的影响，睡在3楼小房间里的黄国良、沈慧新夫妇的另外两个儿子惊醒了。他们披衣起床，来到父母房前。他们推了推门，门紧锁着，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心知情况不妙，便从隔壁房间的窗口爬了过去，翻窗而入，随即兄弟俩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这凄惨的叫声在静谧的夜空久久回响……　　沈府上下都醒了，沈莱舟夫妇颤颤巍巍，披衣而上，踏进黄国良、沈慧新的房间，只见几扇窗的窗框上一字排开，吊着黄国良、沈慧新、黄玉麟、黄茜玲4个人。住在底楼的沈光权、杨世玲夫妇赶紧上前，奋力将他们四人一一解下放在床上，虽说身子还是软的，但早已没有气了……　　沈莱舟望着心爱的女儿、女婿、外孙与外孙女，颤抖着声音连连说：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国良太悲观了，小兔（黄玉麟小名）太悲观了，不可取，不可取啊……　　这是文革中也少有的大悲剧！4条人命就这么被永远地夺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沈莱舟的心灵遭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份神”，他大病了一场，病愈后步履蹒跚，人也变得更沉默了。　　惊梦 2(3)　　然而，更悲惨的打击还在后面。　　前已说过，1958年老四沈光茂被定为右派，送到北大荒煤矿挖煤，摘帽以后1964年曾到上海来探过亲，文革开始以后便音讯全无，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其实沈光茂的妻子还是有信来的，写给沈光权，而沈光权苦果独咽，始终瞒着沈莱舟与王敏珠老两口。他与几个哥哥商量以后决定，无论老四在东北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告诉自己的父母。父母年事已高，再也承受不了其他打击了。果然文革开始以后，沈光茂又被揪了出来，在工厂里接受监督劳动，只有在工厂里的机器发生故障时，才安排他回车间里去看一看。1970年的初春，东北地区还是冰封雪冻，寒气逼人。晚上，沈光茂与同住在隔离室里的难友，闲极无聊，喝了一点酒，便吹起了大牛。沈光茂故作神秘地问大家：你们知道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以前是干什么的？他四下一望，无人回答，便得意起来…… 据同室的一位难友回忆：当时他拼命地打手势，叫沈光茂闭嘴别说，但他还是说了：她当时叫蓝苹，是个演员…… 那个难友跳上前去，一把夺过他的酒瓶，连声说：别喝了，看你醉的，睡觉、睡觉…… 但已经晚了。第二天有人揭发，有人旁证，说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沈光茂的问题迅速升级，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关进了大牢。当时正逢“严打”，经省公检法军管会批准，沈光茂竟被枪毙了！这真是千古罕见的大冤案，直到10年以后即1980年，他的女儿沈万红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亲赴大连，反复审诉，才得以昭雪！　　自从大女儿一家4口自杀以后，王敏珠最挂念的就是她的第四个儿子沈光茂了，她日思夜想，以泪洗面，久而久之居然将眼睛也哭瞎了。而沈莱舟先生明知东北有信来，明知沈万红的小弟妹还曾到上海来住过一阵子，但从来也不向别人打听老四的下落。他默默地承受着，承受着这一切的屈辱与苦难。　　1971年，沈莱舟先生已经76岁高龄了，不知是那一位高人出了个馊主意，说是老先生太空了，在家闲着也要闲出病来，还不如让他每天到杨树浦高阳路羊毛仓库去捡羊毛，也就是将成捆的羊毛进出仓库时散落在地下的碎羊毛捡起来。活儿不重，但每天都要去，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　　这件事在恒源祥激起了公愤，几乎遭到了员工一致的反对。好几位老职工对店和公司的革委会领导讲：人都是要老的，国家规定年过60岁还要退休呢！沈莱舟已经76岁了，怎么可以让这么一位古稀老人天天都出来劳动呢？　　领导回答：这是上面定的。就凭你们这么多人为他说情，可见让他出来劳动改造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　　其实最泰然处之，不把这当作一回事的反倒是沈莱舟。他对妻子讲：出去劳动，散散筋骨也好，再苦也比不上在久康洋杂货店里当学徒吧！沈莱舟一生都不曾忘记自己是学徒出身，淡泊名利，忍辱负重，这是支撑他度过人生的许多难关，活到90多岁高寿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他一大早起床，为了节省几分钱的车费，只要不下雨，沈莱舟都安步当车走上2站路才坐电车，准时赶到高阳路仓库捡羊毛。开始他还硬撑着蹲着捡，蹲着蹲着累了，干脆跪了下来……王敏珠看着沈莱舟若无其事的样子，晓得他心头的苦楚，只是吩咐奶婶婶做了几付厚厚的护膝，每当他出门时替他亲手套上。等他晚上回来，让奶婶婶为他加一个菜，无非就是炒一个鸡蛋。沈莱舟每天都将饭菜吃个精光，他又回忆起自己的学徒生涯，说自己是老来当学徒，以前光伺候老板吃饭，老板以后还有大师兄、二师兄，现在每天有奶婶婶伺候，日子比过去要好多了！说得夫人王敏珠老泪纵横……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此刻沈莱舟先生更注重家人间的亲情。稍有空闲，他便携扶着老伴从二楼走下来，在小花园里转上一转，晒晒太阳，说说话。星期天，他还会与奶婶婶一道，携着王敏珠到襄阳公园去，后面跟着小孙女沈万红。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近晚期，相对而言，环境也宽松了些。他已年近八旬，到杨树浦高阳路仓库去捡羊毛的荒唐事也已成为过去。他比几个孩子还要乐观一点，相信最艰难的日子快要过去了……　　惊梦 2(4)　　1974年春天，81岁高龄的沈莱舟先生得了一场大病，家里人非常焦急，都以为他这一次是过不去了，不料沈莱舟却挺了过来，反倒是他的夫人王敏珠急得一病不起。5月，上海的天时雨时晴，王敏珠进入了弥留时期。沈莱舟坐在她的床前，将王敏珠的手握在自己的掌心，他望着相濡以沫近60年的妻子，热泪盈眶。王敏珠睁开眼睛，虽然已经看不见了，但分明感受到了丈夫焦灼而又关爱的心。她将自己的手从沈莱舟的掌心抽出来，向上抬去，想要摸一摸沈莱舟的脸。沈莱舟将王敏珠的手搁在自己的脸上，只听见王敏珠低低地叹了口气，讲：“莱舟，我要走了，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沈莱舟强忍着悲痛讲：“怎么会呢，我们俩还要搀扶着一块走下去的。”　　王敏珠摸着沈莱舟的脸讲：“唉，其实我应该让你讨个小的，那么我走了，她还可以照顾你…… 先生，你不怪我吧，其实我在店里也是有人的……”说着说着，她仿佛不好意思起来，苍白的脸上泛出了红晕……　　原来这是王敏珠旧话重提，当年绒线业非常发达时，兴圣街稍大一点的老板都娶有大小几个老婆。尤其是沈莱舟先生的好友吴颖荪，妻妾成群，还时常带着沈莱舟一块儿去吃花酒。王敏珠怕沈莱舟也讨小老婆，特意在恒源祥安插了亲信，看到沈莱舟跟哪个女的亲近，便跑来告诉她…… 沈莱舟倒是没有这个意思，后来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店里的职工几乎都是男的了。　　沈莱舟将王敏珠的手又重新握在自己的掌中，打趣着说：“我和你是一对鸳鸯，怎么可能中间再游进一只野鸭呢？妻贤夫祸少，老来永相陪，你不要胡思乱想，你会好起来的。”　　“不会好了。”王敏珠将手抽了出来，慢慢地放进了被窝。她无神的眼睛望着天空，突然几滴混浊的泪水滚了出来：“我最放心不下的是老四，他…… 他一定不在了。”　　这一讲，沈莱舟先生也不禁老泪纵横：“十年了，都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王敏珠一字一句，慢慢地念起了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江城子》。　　沈莱舟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想到初通文字，平时只喜欢待在家里听听评弹，偶尔出去看看戏文的妻子居然会记得苏东坡这一首最著名的悼亡词，他再也忍不住了，无声而泣，眼泪滴落在爱妻的脸上……　　王敏珠带着无限的思念与哀愁走了，终年76岁。而沈莱舟先生不仅熬过了10年文革，还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沈莱舟先生没有读过书，老大、老二因为抗战也没系统地受过教育。但他想办法设法让儿女接受最好的教育。除了前已说过的几个儿女外，老五沈光宇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华师大博士生导师。老六沈光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是电机工程师。最小的女儿沈蕴新是市八医院的伤科专家。　　人老了喜欢忆旧，沈莱舟特别喜欢回忆当年自己创建恒源祥时的风风雨雨。“文革”结束以后，沈莱舟家里又是宾客不断，来得最多的就是恒源祥的老人，其中一位名叫席孟博的人几乎天天都来，伴着沈先生走完了最后的岁月。　　席孟博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早年做过恒源祥的掮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恒源祥这个品牌的经销商。他与沈莱舟先生是几十年的朋友。从前他将恒源祥当自己的家，来了就吃，吃了便走，没有人会说他一句闲话。现在他又将东湖路沈府当作自己的家，来了便吃，与沈莱舟一起喝点黄酒，然后两个人都小睡一会儿，便结伴到襄阳公园去。沈莱舟先生走不动了，席孟博就让沈先生坐在轮椅上，推着轮椅到公园里去。两人边走边聊，谈谈两人都相识的老朋友，自然谈得更多的是恒源祥……　　1987年1月1日，我们这本书下卷的主人公刘瑞旗来到了恒源祥。席孟博特地到恒源祥去转了一圈，然后来到沈府，将自己对刘瑞旗的印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沈莱舟。沈莱舟听着听着，突然冒出了一句：“这个小伙子不简单，做事倒蛮上心的。”他甚至提出要席孟博推着自己到南京东路上的恒源祥去看一看。席孟博对他讲：“现在恒源祥在装修，过些天等装修好了我一定推你去。”　　惊梦 2(5)　　1987年的9月16日，沈莱舟先生病重，躺在了淮海医院（现徐汇区中心医院）的病房里。席孟博兴冲冲地跑来看他，带来了这一天的《新民晚报》。他打开晚报，让沈莱舟先生看了报上恒源祥的一则广告，说是为了庆贺恒源祥装修竣工暨店庆59周年，恒源祥举行绒线羊毛衫汇展，同时举办绒线看样订货会。　　沈莱舟接过报纸看着，感慨万端：不容易，不容易，都30年了，恒源祥总算开始装修店面了。他仔细算了一下说：“你回去告诉他，恒源祥应该是60岁了……唉，我都老了，只记得是民国16年恒源祥开张，哪一天已经记不清了……”　　席孟博还告诉他，新开张的恒源祥装修一新，店堂里挂着恒源祥的金字招牌，再有三只巨大的绒线球，二根绒线针…… 沈莱舟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再次对席孟博讲：这个叫刘瑞旗的小伙子不简单…… 席孟博回答讲：他有点你像年轻时的你，个头不高，人很精神，做起事来很有魄力。　　“不，他比我要强。”沈莱舟讲：“现在做生意，比当年要难多了。恒源祥交到他的手里，以后他的市面会做得很大……”　　两位老人相约，趁着秋高气爽，等沈莱舟身体好了，席孟博一定推他到恒源祥去看一看……　　但是沈莱舟没有等到这一天，刘瑞旗也没有等到这一天，两人擦肩而过，留下的是永久的遗憾。　　1987年9月25日，沈莱舟在东湖路自己的家里去世，终年94岁，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服侍了自己50多年的老保姆奶婶婶讲的。这天晚上奶婶婶为他炖了一只老母鸡，沈莱舟喝了几口，对奶婶婶讲：“今天这只鸡汤倒是蛮鲜的……”　　蛰伏　　蛰伏 1(1)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父亲、母亲一辈子辛劳，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在贫困和期盼的双重压力之下长大成人。　　1987年1月1日，元旦，开岁发春，百卉含英，万象更新的一天。这是这一年的冬日里难得的一个好天气。清晨，薄雾笼罩，太阳懒洋洋地升上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上空，给冬日带来丝丝暖意。　　上午10点，我们这本书下卷的主人公刘瑞旗在黄浦区百货公司党委副副书记林珊瑚的陪同下，踏进了上海闹市中心南京东路广西路口的恒源祥绒线店──今天这里已是豪华的南新雅大酒店了。店门已经开了，稀稀落落地有几个顾客。林珊瑚将刘瑞旗介绍给大伙，店堂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就这样，刘瑞旗走马上任，担任起恒源祥绒线店的经理，为本书的下卷拉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序幕。说来也巧，当时恒源祥绒线店的职工人数为39人，与恒源祥从四马路搬迁到法大马路开张时职工的人员数完全相同。那时沈莱舟先生已过耄耋之年，而刘瑞旗还不满30岁。　　据当时担任恒源祥绒线店副经理的周维乔回忆：年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刘瑞旗要到我们店来当经理，说实话，我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店是上海的一家老字号，又地处南京路的黄金地段。俗话说，在南京路就是石头也能卖出金子价。但当时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10年了，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还没有打破，处境不好不坏，一年几百万元的营业额，几十万元的利润，养养自己是足足有余了……熟悉那个时代的人都晓得，绒线是配给商品，市面上非常行销，拿到全毛绒线就是拿到钞票。但那时给恒源祥多少绒线是由国家规定的。如果给中百一店100斤，华联商厦只有80斤，而恒源祥属于专业绒线店，国家是特别照顾的，也只有60斤，全按这样的比例配额，其它店就更少了……再说价格也是国家规定的，一点也不能动。营业额不足就卖其它商品，羊毛衫、拎包，样样都有。说是专营绒线店，其实还是百货铺。　　至于刘瑞旗，我早就听说过了，多年劳模，市财贸先进工作者，离市劳模就差一个台阶……他年纪轻，目光敏锐，胆子大。再说我快要退休了，再加上身体也不好，力不从心。恒源祥这家老字号的振兴，真的就靠他了……　　周维乔几次强调恒源祥是家老字号，用了“振兴”这个字……　　据现在担任恒源祥集团科研部负责人的何爱芳回忆：我是1980年进恒源祥的，在这以前已经在崇明的医院里当了10年麻醉师。我上调到恒源祥当营业员，明显专业不对口，但一来我已经结婚了，刚养了孩子；二来我的丈夫在海运局工作，经常出海，一去就几个月，照顾不了家庭，于是我也就安心当营业员了。但没过多久我就当了柜组长，物价员……原先的经理（副经理），人倒也老实，从小在恒源祥当学徒，是个老绒线了，就是保守，墨守成规。全国各行各业轰轰烈烈，都已经在改革了，但我们这里还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我们早就企盼着刘瑞旗来了，他是市新长征突击手，在财贸系统的青年中，相当有影响……　　据一直在刘瑞旗身边工作、原先担任恒源祥集团绒线公司副总经理的胡文忠回忆：我是1979年进恒源祥的，我父亲是恒源祥老职工，叫胡善定，也曾担任过恒源祥的经理，我到黑龙江军垦农场10年，是顶替父亲进恒源祥的。上海做绒线的老字号，原先还有几家，淮海路上的麒麟，还有老西门、四川路都有，但后来就剩下恒源祥了，关键是进不到货，靠国家配给根本吃不饱。刘总来以前，恒源祥至少还来过四五位正、副经理，但改变不大。再加上店里年轻人本来就比较少，店就更显得没有啥活力……　　对于刘瑞旗，我是翘首以待，他与中国跳高名将、三破世界纪录的朱建华是同一届的新长征突击手。当一个基层小店的领导，吃苦肯干自然是不用说了，关键在于他有一种异乎常人的超前意识……恒源祥的事业做到今天这么大，几乎所有跟随他的老职工都没有想到的。　　据始终在恒源祥当一名普通营业员的詹彐芬回忆：我是1977年进恒源祥的，当时店名还叫大海绒线店。恒源祥多灾多难，地方搬了几次，店名也改了2次，1966年改名大海绒线语，一直到1978年才改回来。我进店时只有18岁，是店是最年轻的营业员。当时沈莱舟先生的大儿子沈玉丞也在店里当营业员，我和他站一个柜台，关系相当好。沈先生每天晃晃悠悠来上班，拎一个包，包里总是装着吃的东西，他老爱从包里拿出东西来给我们吃……一直到前几年，沈先生身体还可以走动时，还常到店里来，碰到我，还会送一点小礼物给我。　　蛰伏 1(2)　　其实，我和刘瑞旗很早就认识了，与刘总是在一个团支部的。我当时年轻，干劲足，工作非常努力，与刘总一样多次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还有三八红旗手等等，至今翻翻，奖章有一大叠，当然刘总获奖的层次比我要高一级……　　我们店里，周维乔经理是老绒线，除了他没换，其它经理换了五六位。刘总是最年轻的一位。他来了以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工资提高了。我进店拿十几块钱工资，奖金仅两三元；后来工资加了一些，但还是很低，而且做好做坏一个样。刘总来了以后，将奖金与营业额挂钩，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奖金就大幅度提高了。刘总是个做事业的人，他来以后提出要振兴老字号。其实我从沈玉丞先生嘴里，早就听说过，大海绒线店前身是恒源祥，恒源祥是他父亲沈莱舟创办的，是一个老字号，已经有60年了。至于其他嘛，自然就不会思考得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