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对论中桂麻各半汤条(原文第23条)的理解，与众不同。曰：此节经文前贤多作三段解，愚谓非也。此荣中寒邪外达于卫之治法也。盖寒邪凝固而伤于荣，若寒邪久郁，其凝滞之性减，而将外达，则荣气亦随之出于卫分而为汗，则邪解矣。表气虚不能作汗，则其邪出入于荣卫间而不得去，故作面赤，身痒、恶寒、发热各证。推其原，则由荣卫阴阳之气虚，故脉微不得小汗也。其首系之以太阳病，明其邪未离乎太阳也。然阴阳俱虚，发散不可过峻，故合两方而取其半，以通表气而祛微邪也。伤寒表证不用芍，兹用芍者，以阴阳已虚，且寒邪已化其凝固为流通，药复多辛甘发散之品，故可用芍，取以固护荣阴，而邪得随发散之品外出，固不至为此少许之芍药留恋而不去也。前贤多主风寒两感之轻证解，似未允协。若果为两感，至八九日之久，则已变证百出矣，岂能以小汗而愈乎?况若为两感，则芍药在所当去矣。可见，先生研讨学术，或是或非，从不牵强，而是论之以理，求之以实。自此可略见先生治学之一斑。虽然此稿本当时已为医界传诵，争相传抄，但先生并不以此满足，仍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其更合经旨以示后学。使人读后可得其要，用之即得心应手。这是先生治学，力求纵横驰骋、博中求约的具体体现。先生治疟，虽宗经旨，但加减变通之中亦有新意。例如论小柴胡汤之临床应用时云：此方治疟，最为有效……依我之治验，为如下加减法；若寒多者，加柴胡至912克，青皮912克，余同前。惟柴胡加多，则可照西药之服法，一剂三服，如下午五点发病者，则晨时第一服，十一时第二服，下午二、三时第三服，余依此类推。热多寒少者，重用黄芩而减柴胡；又有不头痛而腹胀者，则于方内加白术9～12克，草果6克，茯苓9克……若但热无寒之温疟，则此方不适用矣。先生治疗结石症，创立了开郁清肺、甘缓和中、养血清热、温通止痛等法。提出了欲降先升、欲利先清、欲排石先疏通、欲祛邪先扶正等治疗原则，治愈了国内外肾结石、胆结石患者多例，使免于手术而得以康复。开郁清肺法多用于肾结石，以莪术，乌药，赤芍为主药，佐以川贝、厚朴、茯苓之属，药少力宏，其清肺者，乃病在下而求治于上之谓。早在三十年代，先生以此法治愈肾结石而惧于手术治疗之患者多人，使西洋医生惊叹不已。甘缓和中法多用于胆结石，以生、炙甘草为君，佐以杭芍、蔻仁、乌药之属。此乃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意。在五十年代初期，先生即以此治愈胆结石患者多例。据病例载，患者就诊多则十余次，少则仅四次，即以石下症除而告痊愈。观其用药，每方仅寥寥六、七味，然于加减变通之间，补中有泻，散中有收，行气与敛阴柔刚相济，治本与治标相兼得当，立法正而用药精，虽未用排石重剂，但阴阳和，气机通，中州斡旋之力得复，少阳升发之气得行，排石则成为必然。此乃先生治病求本，燮理阴阳之妙用。这些经验，扩展了人们的思路，为治疗结石症提供和积累了可贵的资料。先生对药物配伍、加减用量颇为重视，指出遣方用药尤为第一要者，则只求中病，力戒庞杂。因而对方药配伍之微细差别，用量多少之作用异同，皆有精辟的见解。诸如对参附、术附、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异同，对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厚朴三物汤，药同而量异，主治各殊之见解等，其见地之精深，足以启人智慧。对相似中药的异同，诸如柴胡、升麻、葛根在配伍应用上的差异，缩砂仁、白蔻、草蔻，肉蔻所治之不同，芩、连、柏、大黄在应用上的微妙之处等，皆有具体、详细的阐述，不仅使后学能得其要领，也便于人们明了其具体应用，颇为后人称道。施今墨先生他对治学态度的教诲是：必须锲而不舍，志坚金石；纵览群籍，精究专业；博采众长，不偏不倚。对于脉证并治严格要求切重实际，遵循真理，正确辨证，对证施冶，深中肯綮，突出重点，整体考虑，全面衡量。他对德才并重，主张必须广结师友，德才自尚，互相砥砺，真诚相见。(师墨附识；昔贤有言，多师为良师，良朋同师保。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师墨迁沪开业，对《伤寒论》等经典著作有不够了解之处，常去请教陆渊雷先生，先生虽以友道客礼相待，而师墨则尊之若师。师墨对孟河费氏学术，深为服膺。其传人丁氏之《丁甘仁医案》，粗看似亦一般，深入细读，乃觉不同凡响。于是每日凌晨，即展卷究读，不敢或懈，视同良师传技，收到侍诊见习之效。故尝自订铭辞；亲炙施今墨，私淑丁甘仁。施老师还经常告诫门人：戒主观，戒机械，戒玄幻，戒泛滥，戒故步自封，戒空论侈说。所以，施老师既反对厚古薄今，亦排斥非理性的标新立异。他又经常郑重地指出；病是活的，多数是复杂而多变的，而且机枢相通，顺逆相从，关系相应，矛盾相对，其间错综曲折，潜晦隐微，古今中外之上工高手，亦时苦未能尽窥其奥。所以在诊治上，千万要全面精察，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药准方，选方准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徇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是习用极少数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回忆初从施老师学医时，对施老师治疗妇科崩漏病常用赤石脂，禹余粮、煅龙骨，乌贼骨、棕搁炭，陈阿胶等不理解，请教他根据是什么。施师因我是初学，医学知识还幼稚，所以只用简单的物理比喻作解说：假如屋内墙壁坏了漏水，泥工补漏，须用泥土，稠胶和麻缕等掺合一起，才能补牢。对功能性子宫出血症，如其症候宜用涩法，要达到补漏止血的效果，就必须采用质粘而性涩的矿土赤石脂、禹余粮，质稠而善补的阿胶和纤维韧密而性能敛涩的棕榈等，综合施用，始能奏效。《伤寒论》第92方赤石脂、禹余粮汤主治下焦滑脱性下利，亦是取其填涩作用而已。对天癸的解说，施老师曾经指出：天癸是男女共有的，似乎是指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谓主导生殖的性激素类内分泌。但有人常把月经称为天癸。《中国医药大辞典》亦竟有今人则专指天癸为月经徇俗从讹的按语，可发一笑!关于八纲名称问题，师墨认为八纲名称欠妥，应改为一纲六目才对。阴阳为天地万物之纲纪；表、里、寒，热、虚、实，俱为阴阳总纲下之项目，岂容纲目混淆，等量齐观。施老师亦认为：八纲之称不当，应改为一纲八目，六目之上应再加气、血二日，始更正确而包涵周到。邓铁涛先生先父在学术上，对「伤寒」，「温病」两派无所偏执。他几十岁了，经常背诵《内经》作为一种乐趣。由于广东地处南方，湿热为病最多，所以在临证上，使用温病派的方药较多。他对吴鞠通、王盂英及唐容川的著作相当重视，同代人中比较敬崇张锡纯先生。因此我对这些著作也较为重视。他主张我多跟师临证，因此我在读医专时自找实习门路，前后跟随了几位不同派别，各种专长的老前辈实习。虽然那时所谓的实习，只是站在老师座后的「侍诊」，还比不上今天的见习，但应该说仍然是颇有收获的。见老师用过的方药，自己就敢用，做到心中有数。如亲见家父使用仲景治产后腹痛的枳实芍药散，治愈一例需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个小时，药力过后又复剧痛的产妇，才体会到这个既简单而又不属于止痛之剂的药散，却有惊人的效果。有些经验是老师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如陈月樵先生治小儿好用「夜游虫」(即蟑螂)，其祛痰熄风之功甚妙。通过学习、跟师、临证，深深体会到中医这个伟大宝库有三大构成部分；一是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二是在中医尤其是老中医脑海里的宝贵学识与丰富经验；三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秘方验方。王渭川先生「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中医临床诊断，关键是望、闻、问，切。我在望诊时，根据《内经》所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道理，注意了观察病人色、神、形等几个方面，逐步摸索了一些规律。如见患者面部黑色素沉着，牙龈亦黑，我就根据《内经》「肾主骨、肾主黑」的精义，断定是肾病的范围。倘再考查有体重减轻、畏寒眩晕，脉迟细等症候，则可进一步断定为《金匮》所说的黑瘅或女劳瘅之类，其病机是命门之火大衰，有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两大类型。患者皮肤发黄，连及巩膜，这就要疑有黄疸病的发生，但要与溶血性黄疸相鉴别。对于痰饮，如见患者左眼上下灰黑如煤烟，就知属寒痰；见患者眼泡暗黑，知属热痰，见患者四肢多痿痹，屈伸不自如，知属风痰。上属各病，何师门诊甚多，服何师方有效有不效。我因在望诊中摸索了一些规律，辨证准确，所以投方辄效。师姐何小香当时负责挂号，曾密告何师，说我：「怪论百出，大放厥辞。」何师问清了实际情况，回答说：「这就是青出于蓝的道理。」我从师母那里偶然得到了这一句话，受到鼓舞，于是对望诊进一步细加揣摸。六十余年来，以此助我判断，解决疑难，成例不少。如川棉一厂一女工，曾患眼底血管硬化出血，左眼视力仅见手指，右眼视力0．1，经治疗无效，来我处就诊。我望见她步履蹒跚，问「关节痛否?」答以「剧痛」。查血沉为140毫米。我就断定她的病本是风湿，失明只是病标。治标既无效，就应转而治本。于是毅然放弃眼科方剂，主独活寄生汤加蜈蚣、乌梢蛇、仙鹤草、麝香以祛风化湿、活血通络化瘀，结果病人两周即视力复旧，以后历七年而未发此类病症。又如，一位唐姓胃痛病人，曾经汉、沪、京、粤等地治疗无效。就诊于我时，见他两手按胃，两脚跛行，诉胃痛数年末愈，查血沉极高，于是审证求因，亦断他病根在风湿，投祛风湿药而愈。切脉认病，原本《内经》。至西晋，太医令王叔和作脉经十篇，析脉二十四种。传至阿拉伯，又经阿维森纳增至四十八种。我在临诊初期，只对浮、沉、迟、数、细、弦较易辨认，余多茫然，颇有王叔和所谓「胸中了了，指下难明」之感。后来临床既多，又参照程杏轩论脉医述细细揣摸，才逐渐掌握八脉大意之外还有许多兼脉，它们与五脏六腑的病症均有一定的联系。比如浮脉，兼脉就有六种：浮缓、浮紧、浮虚、浮芤、浮数、浮洪。因此，在临床诊断中，我既以八脉大意为主，但更重视兼脉。它对我辨证施治，确帮助不少。总之，我在为何师代诊的三个月中，借何师拼案，开我康庄。从此，个人业务日渐有起色。加上我对病人有两大方便；①我医不好的病，请袁师会诊解决，②寻常人邀我出诊，我不坐藤轿，自己走路。人孰无情，于是声誉鹊起，一时极车水马龙之盛。当然，业务愈好，困难也与日俱增。许多疑难病，如肌肉萎缩、下肢瘫痪、肝硬化、癫痫、脱疽等等，也都纷至沓来。我当时想了个办法：这类病每诊给方二剂，按时易方。这样一来，我就留有余地，多向袁、何二师请益，同时查阅历代名医类案，考查前人有无这类记载，以获得启发。在临床中，我对王清任的通窍活血汤比较欣尝。袁、何两师鼓励道：「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古训昭然，人所共知。你对王清任的通窍活血汤，是一条路子，可继续走。最好能用虫类药，其效更显。」何师还提供了运用虫类药的依据，他说：「《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内都广泛地用了虫类药，至于《金匮》中的鳖甲煎丸和《温病条辨》中的化症回生丹，更是以虫类药为主。」我谨记师教，用于临床，确能收到意外之效。因为麝香比较贵，后来我还逐步用虫类药代替麝香，疗效仍然非常满意。王鹏飞先生我家从祖父起就从事中医儿科。祖父王润吉早年除在北京临诊外，每年还用大部分时间，深入到云、贵、川等地区，在为当地老百姓解除疾病痛苦之余，还向当地的草泽医虚心学习验方、秘方。民间医药之丰富多采，使用药物之简便，疗效之神速，使祖父大开眼界，并深为惊叹。因此，在以后诊断用药方面，也慢慢地转向简、便、廉、验，并开始自己制备成药，急病者可以立服，药价便宜，效果迅速，影响日见扩大，开始被誉为「小儿王」。我父亲王子仲承继家学，奋发图强，勤学苦研，尽得祖父之心传，医名渐噪，求诊者亦络绎不绝。解放前曾任北平国医公会(即北京中医学会前身)会长等职。进入临床侍诊阶段，先父的处方用药使我一时难以理解与接受。中医自古以来用药即有经方与时方之分，如治外感热病，非辛温之麻黄、桂枝，必辛凉之桑菊、银翘，那种不懂得汤头开口动手便错的传统，已被中医界视为准则。可是家父用的却是非「经」非「时」的独自刨制的六味小方，药也是一般医师所鲜用者，但患者仍门庭若市，拥挤非常。我家祖传之方药，不少来源于民间有效的方药。民间验方也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而取得的，它保存着许多劳动人民与医家在同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祖父「博采众方」，兼收并蓄，又不泥于常法而加以创新。我国历代医学家如孙思邈、李时珍、赵学敏、沈括等，都十分注意吸收民间传统的治疗经验，常以小方小药为患者解除痛苦，在他们的著作里记载了不少来自民间的实践经验。这样，他们既接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又丰富了自己的医疗实践，对于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我的行医过程中，有的同道说我有「离经叛道的趋势」。但看到祖传之医术，历经几代其势不衰，使我相信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倒如对于小儿常见的腹泻、痢疾，我常用温中固涩的肉蔻、丁香，赤石脂，实际这是宗医圣仲景之法则。在《伤寒论·少阴病》中，他曾多次地指出：下利不止，便脓血者，用桃花汤或赤石脂禹余粮汤。此处下利均因里寒而下焦不约，用赤石脂的甘温固涩止泻。以肉蔻、丁香之辛温易干姜、禹余粮之辛热，加强了温中健脾之力，往往能获得较好的止泻效果。又如治小儿黄疸及胎黄，我一直应用乳香、茜草、山楂、紫草、青黛等凉血活血化瘀为主，清热为辅的方药，乍一看似乎不伦不类，但只要细致的琢磨，就知道它的理论根据也是来源于张仲景的观点。分析《伤寒论》中的发黄症，按其病因而分，大体可归纳为田类，即湿热发黄、火逆发黄、瘀血发黄、寒湿发黄。前三者它们都具有瘀热在里和邪热伤血的特点，都是热证、实证。《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有四处均以瘀热论及发黄，证明发黄与邪热伤血直接有关，并阐明了湿热闭郁脾胃气机，邪热郁结于血分，导致湿热发黄的道理。仲景在使用治黄的方药中均兼有活血散结的功能，他启发我们在黄疸，尤其在阳黄的治疗中，应用活血化瘀之法是有其理论根据的。这就是近人所谓「黄疸必伤血，治黄要活血」的论点。以同样的观点用于治疗小儿原因不明的肝脾肿大，也能取得好效果。自古以来即称小儿科为哑科，其痛苦不能自自，然脏腑之色，皆荣于面，有诸内必见诸外，故望之可知疾病之起始，决预后之吉凶。至于闻、切二诊，虽在诊断上也很重要，但就儿科来说，均以望诊为主。先祖对患儿望诊时除望神志、体质、面色、精神，望二便，察舌苔、爪甲等外，还吸取了祖国医学中频于失传的宝贵经验望上颚的方法，能够从患儿上颚各部位颜色的变化来判断疾患之寒热虚实，在临床中用以指导辨证论治和用药颇有得心应手之处。上颚望诊主要是观察患儿口腔上颚各部位颜色的变化，或是否有出血点、小凹点的出现。小儿患病后与疾病所相应的脏腑之上颚部位的颜色会起变化。尤其有脾胃病的小儿，其上颚部位颜色变化尤为明显。在小儿腹泻时，我必观察其上颚颜色而决定用药。若其颚前、颚后均为粉红色，二臼齿处乳白，中柱淡黄或乳白，多属脾胃虚寒，治宜温补脾肾，固肠止泻，多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一九五四年，我参加了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工作，党组织对我家祖传的临床经验予以极大的重视，不但派了学过中医的西医主治医师帮我总结经验，而且拨出三十二张床位专供我观察和研究之用。小儿肺炎喘嗽是常见的呼吸道疾病，症状复杂，类型很多，全国各地都一直沿用《伤寒论》的名方麻杏甘石汤加减，以宣肺泄热、止咳定喘，获得了较好的疗效。仲景之方多适用于成人，其中温药初学者在应用于儿科热性病时常掌握不好，而时有失治或误治者。根据小儿脏腑柔弱，稚阳未充，稚阴未长，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等特点，我在诊治小儿肺炎时创制了宣肺降逆，清化痰热为治则的银黛合剂，即银杏、青黛、寒水石、地骨皮、苏子、天竺黄等六味药，应用于临床，多年来亦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六0年春用银黛汤剂治疗肺炎163例，治愈率为98．76％。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医科病房曾分阶段系统使用本剂治疗肺炎共413例，治愈、好转率达95。6%以上，其中曾分二组(共180例)各与抗菌素进行对照观察，两组在退热、喘憋消失、肺部罗音消失时间上进行统计学处理，无明显差异。此方剂已被北京、上海、唐山部分医院临床所使用，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曾对本方抗菌、祛痰、平喘的作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关于腹泻，在《内经》中已分有洞泻、濡泻，飧泻及肠澼四种。自唐以来在认识上又有了提高，在儿科临床中又进一步把腹泻分为九种，有冷泻、热泻、伤食泻、水泻、积泻、风泻、惊泻、脏寒泻、疳积酿泻等，但名称似嫌过多，初学者不易掌握。我在临床中发现，婴幼儿腹泻之病因无不以脾胃虚弱为主，病邪居次，而作泻后致脾胃更虚，治疗上应以扶正治本为主。我在临床上主要将其分为虚寒与实热两型，其病虚寒者占十之八九。我不用附子理中、参苓白朮、四神丸一类药物，而以内蔻、丁香、赤石脂、伏龙肝、莲肉、寒水石为主，重者还可加用官桂等。自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五年曾治疗收住院的婴幼儿腹泻794例(对中、重度脱水者配合静脉输液等，不用抗菌素)，其中夏季腹泻385侧，逐年治愈率为62．2～82．6％秋季腹泻409例，逐年治愈率为91．8～95％。官桂与赤石脂据文献记载被列为「十九畏」之中，但据我体会，二药在配伍时，非但未见其弊，反有加强温中周肠之功，止泻效果显著。因此，对古代的文献不可不信，但亦不要迷信。要敢于在实践中予以反复地检验。再如嗜异癖一症，近年来此病患儿有所增多，如嗜食煤渣，土块、墙泥、砂石、纸片、火柴、钮扣或玩具上的油漆等。祖国医学对本病的描述多散见于有关疳证、虫积之类症候中，一直认为是因感染虫症和疳积所致，在治疗上也以健脾益气、消导攻积驱虫为主。我认为疾病初起为胃内有热，所谓「胃热者善饥」，饥不择食而误食异物，食久便成癖，又因异物积滞不化，脾胃受损，运化失常，积滞日久，便又郁而生热。所以，我认为嗜异癖不是疳证，也不是由于虫积所致，治疗时从不驱虫、攻积，而是清热为主。异物总是有毒的，进入体内日久，留滞血分，耗伤阴血，在治疗上应着重于清热解毒，予以青黛、贯仲、绿豆、紫草、白矾面等，若阴血耗伤较甚，面黄肌瘦、贫血明显者，可加黄精、白芨、何首乌等以活血养血，每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肺痈一病，首先在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得以确认，对其病因、病理、脉象、疾病的过程及其预后，都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奠定了祖国医学对该病形成与辨证论治的基础。分析张仲景的观点，可以了解肺痈的病因为风热入肺，壅遏营血，热伤血脉，久之热盛则肉腐血败而蓄结成脓。即所谓「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涨吐如米粥」。其病理是里证、热证、实证。此外他还指出了在不同情况下的诊断与治则，认为对肺痈的诊断，应突出咳唾脓血腥臭为主要症状，治疗上他把肺痈分为「脓未成而又喘不得卧」的初期与「口中辟辟燥，咳则胸中隐隐痛，咳唾脓血」的肺痈已溃期两个阶段，并提出前者用葶苈大枣泻肺汤以泻肺行水平喘，后者则可用桔梗汤以排脓解毒，但从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看来，上述方剂似有病重药轻之嫌。自隋，唐、明、清以后各医家，在仲景泻肺治则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如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提出；「肺痈属在有形之血络，宜骤攻。」余听鸿《外证医案汇编》说：「治肺痈之法，如始萌之时，将一『通』字着力，通则壅去。」两论精凿切当，诚为至理名言。继而出现了千金苇茎汤等效果不错的方剂。我在临床中看到患儿高热起伏，咳吐脓血痰，联想到《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所说「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的条文，始悟到此处也正是热盛气滞血瘀之病证。经过反复推敲，一九六六年起，我开始用以活血化瘀为主，佐以清热解毒排脓消肿的方药脓疡散(主要药物为乳香、牙皂、紫草、青黛、天竺黄、寒水石等)治疗儿肺脓肿五十余例，不用抗菌素，结果无一例死亡及转外科手术治疗者。这不但简、便、廉、安全，同时也可避免经胸壁直接穿刺排脓，肺内注射青霉素，气管内注入药物等所引起的副作用。此方在浙江、湖南等地部分医院的应用中也取得了类似的效果。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经组织专家审定后，授于科技成果三等奖，目前已列入卫生部、北京市科委的重点研究项目之一。长期服用脓疡散，临床不仅未见有副作用，相反的在后期，患儿的体重都普遍得到增加。道理是：紫草一药色紫质滑，甘咸气寒，专入血分，功能凉血解毒，在血热毒盛的肺痈早期能疗「恶疮」，在后期有补中益气(见《本草经疏》)的作用。所以，我以为对于药物除了记住各家公认的主要功能外，还要记住某些临床家对该药的不同认识与用法，这样才能在配伍时灵活多变。上面谈了一些体会，目的是要说明，年青中医无论如何应该首先扎扎实实地把基础理论学好，同时还要把历代医着有选择地联系起来学习，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到了一定阶段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叶橘泉先生严师教诲刻苦学习我的学历是一穷二白的，学习路子是迂回曲折的。自己出生于农村，仅读了数年乡塾，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还读了四书五经，只知高呼迭唱，背诵不懈，囫囵吞枣，苦读死记，不求甚解。而且农忙、蚕忙，在家参加劳动，学殖荒芜，根底薄弱。十七岁拜师学中医。业师张克明先生是一位三代祖传名医，学宗仲景，擅长经方，临证处方，药简效宏，往往一、二剂立起沉疴，里人无不称颂。他对于贫苦病人，不计报酬，常常施诊赠药，但对城市富人，远道慕名延诊者，则非重金不就，时人称之为「医而侠」者。老师对我要求甚严，而且十分关怀，谆谆教导说：学业要靠自己的努力，命我多读书多写字。当时乡里缺乏医书，老师把家藏医籍借给我抄写，并说；抄书一遍，胜于读书十遍。还要我把伤寒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熟读背诵。我遵循师教，每日除随师临证录方外，还起早带晚抄录了《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医方，本草等大批医书。尤其密切注意老师的临证经验。老师临证，目光炯炯，胆大心细，根据望、闻、问、切，熟练地捕捉主证，立即施用其经验处方(大都用的是经方)。我把老师得心应手常用的验方，一一记录下来，这对自己很有裨助。结合实际加强认识学然后知不足。我在老师指导下，读了许多中医经典，可是越读越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问题越来越多。因老师诊务很忙，常常我自己翻检图书，或证之于实践，以求得解答。有时向老师请教。老师说：「中医古典医学是非常深奥的，有些问题我也讲不清楚。古人曾说『此事难知』。只能多读多记，还要多用，熟能生巧，一旦豁然贯通。这不仅学中国医学，学中国古时的一般文学大都如此。」我在老师处学了三年满师后，回到自己家乡独立开诊。按照老师的经验，处方用药，治疗效果还不差。后来诊治病人越多，越觉得自己所学的太少了，于是白天看病，晚上查对医书，对照一天看病处方的得失，温书补课，多方面吸取先辈的经验，联系实际。把读过的经书，加以思考，求得认识的深化，灵活地应用于具体的病例。一次出诊，一妇人与人争吵而投河，被救起后嚎哭辩踊，突然僵仆，挺卧如死者半日余。诊之四肢冰冷，牙关紧闭，脉尚未绝，知为尸厥。此时药不能进，为之束手。忽然想到扁鹊医虢太子，有「砺针砭石，八减之汤，五分之熨」之说，因即用汤沐热熨其四肢，适见围观者一妇人手中持有扎鞋底之针，即藉以强刺涌泉穴，患者抽缩其脚，即哭叫而醒。病虽得救，其理何在，仍不得解。事后查阅医书，原来早有记载：「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复返则生，不返则死。」恍然予针刺热熨，殆促使其气血复返耳。犹忆老师曾经教我要多读、多记、多用，所谓熟能生巧，这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求得解答的一种认醒方法。钻研中药保证疗效中药是中医治病的重要武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国地大物博，中药品种繁多，经验极为丰富。破除门户拓宽思路中医过去有所谓经方派、时方派以及所谓温补派、寒凉派、补阴派，攻下派等等的门户之见。百家争鸣是好事，但囿于门户成见，往往束缚了自己的思路，必须克服。我自幼接受业师传授，开始偏重于经方。平心而论，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辨证处方，理法严谨，方药组织颇有规律，其备受历代各家所推崇者，不是偶然的。可是医药学术总是不断发展的。后世各家，各有其心得与经验，药物亦在不断地发展。旧社会之宗经方者，强调仲景经方能治万病，而宗时方者则谓古方不能治今病，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应该破除门户之见，学习各家之长，择善而从。例如，温热学家所发展的清热解毒药，养阴学家创造的滋阴降火剂，温补学派所擅长的补中益气汤，泄火攻实学派的防风通圣散等，都是我国医药史上的新发展，应当兼收并蓄，取精用宏，通过自已的再实践，加以总结提高。个人认为中医中药以防病治病为唯一目标，不管经方、时方，哪家、哪派，只要行之有效，而能重复推广的，就是好的，就要学习和效法。反复实践深化领会解放前农村极端贫困，农民往往「贫、病相连」。记得有一年我去乡里出诊时，一病家邀我顺便一诊。患者是中年妇女，病由黄疸后变成黑疸，面目青褐色，胸满腹胀，大便顽固秘结，邻人悄悄说：黄病变成臌胀，怕是不治之症了吧!患者呻吟病床已年余，因长期负担医药费用，家中已典卖一空，寡妇孤儿，情殊堪怜，故给予免费诊治，并送了几服药，稍稍好转。乃教给她十多岁的儿子，自挖蒲公英(当地农民叫「奶汁草」)，每天大量(90～120克或更多)煮汤喝，喝了一个多月，不化分文，竟把这迁延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慢性肝胆病治愈了。这对我触动很大。蒲公英过去我也常用，而这次鲜草大量单独用，未料竟有如此的威力，可见生草药单方对症使用，其力专，其效确。这就增加了我对中药的用法、剂量与疗效关系的新认识。使用单味药，剂量应增加，而复方则不然。根据我的经验，复方成人每日一帖药的总重量，60～90克已足够了。中药的定量问题希望有专人研究讨论之。关于生草药，曾以一味野菊花治愈重症口唇疔。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性，鼻旁生一小疖，一夜之间，肿胀蔓延面颧，口唇坚硬紧张，疼痛高热，神志恍忽，人都知道这是疔疮将走黄。其时，我急命采取野菊花一大把(约半斤)煎汤，一天连喝数大碗，当夜即安静，翌日退热，痛大减，不过一星期而愈。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患慢性肾盂炎、膀胱炎，带浊淋漓，痛苦不堪，半年多来，抗菌素用了不少，时轻时重，已失去了治疗信心。我介绍其自采新鲜车前草十至二十棵煎水，多量饮服，很快见效。连服一个月，后未复发。以上这些生动事例不是偶然的一次两次，而且是可以重复的。如野菊花还可用于湿疹的感染化脓，煎汤作洗剂，往往一扫而光。蒲公英亦可治乳痈，车前草并能治泻痢等等，还有很多，不能多举。这更使我深深感到：中国医药学这一伟大宝库中，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太多了。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不管经方、时方、单方、复方，内服、外用，只要效果可靠，就应该兼收并蓄，为人民保健服务。知己知彼取长补短我在三十岁以后，从乡下迁到双林镇开业，兼双林救济院医生，每周两次为贫苦病人施诊。此时，常和双林教会医院的一位西医接触，并交了朋友。他喜欢中草药和单方、验方，要我给介绍。而我则感到实验室检查对恶性疟疾和伤寒等诊断的帮助很大，经常请他帮助化验标本，并向他学习。当时，中西医之间不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往往互相攻讦。我们在坦白交流中，认为各有其长处：西医的优点在于分析，中医的优点在于综合。事实上，理论的研究需要分析，而整体性的内科治疗，则需要综合，何况中医中药治疗的方法很多。在日本有一句名言，叫做「理论之完备，莫如西医；疗法之周到，莫若中医」。这也说明这一点。我对于中医的发展，那时即已有了一些考虑；是否采用中医中药的整体性治病，以西医分析的科学方法说理。因而粗率地先后写了《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和《近世妇科中药处方集》等。当时只是一个尝试，现在看来存在许多缺点，就是疏忽了方剂的辨证。后来看到日本汉方医家大壕敬节、矢数道明、清水藤太郎、木村长久四人合着的《漠方诊瘵0突降》(中译本为《中医诊疗要览》，一九五三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又一九六三年朝鲜译本名为《实际汉方诊疗》)，此书在日本，已几经修订增补，现改称为《漠方诊瘵医典》，其体例也以现代医学分类，如传染病，呼吸器病，循环器病，消化器病等，病名和病理说，而附以汉方处方。不过他们的处方，说明了该方之适应症，这是值得我学习的。我深深感到应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我早就想把〈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加以修订，可是琐事繁剧，而年老体衰，力不从心，这条道路是否走得通，有待今后青年一辈的努力探索。刘树农先生我开业后不久，两业师即相继谢世。而我在他们余荫之下，业务却很可观。一年初秋，里中曾发生具有发热、有汗、咳嗽、鼻血等症状的一种流行病，蔓延颇广。当时医者多从新感引发伏暑论治，但未能愈病。我在碰到这种病人时，据其数脉且右大于左的脉象，认为是《温病条辨·上焦篇》所说的「秋燥」病，分别予以桑杏汤或沙参麦冬汤等方加减，辄应手取效。越二年的夏秋之交又流行一种上吐下泻证，甚至肢冷转筋、躁扰不宁。我在辨证上，确认其为「热霍乱」。用王孟英《霍乱论》和姚训恭《霍乱新论》两书中所载的连萸解毒汤、驾轻汤和蚕矢汤等方，治好了很多的因误服热药而至危重的病人。由是而声誉日隆，求诊者日众，且委之以疑难重病而不复置疑。于是，就遇到一些在我知识范围以外不能识别的病人，竟死于我之误治。如急慢性阑尾炎、急性胰腺炎、宫外孕、尿毒症等等。及今思之，犹有余恸！然而，这些失败的例子，犹可诿之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使我最感痛心给我教训最深刻的，莫过于误治一病儿的经过：约一九二九年夏季，有一十来岁男孩，一得病即壮热、烦躁、神昏、抽搐，认为是暑痫，用清营汤加减。开始进药，烦躁，抽搐即停止。续进苦寒撤热而壮热如故，屡投芳香开窍而神昏依然。旬日后，病儿于昏蒙中用右手频掐阴器，去其手、手复至，问其故，不能答。我亦莫知所措，过三四天，即死于内闭外脱。究其致死之由，久久不能得。等到一九三九年来上海后，得见日人源元凯所著《温病之研究》，系疏证《温疫论》之作。该书上卷之末，有「掐阴」一节，述一染疫病儿，至六七日，烦躁谵语，神昏不宁，频掐阴。诊其少腹，按至横骨旁，有蹙额痛苦难堪状，而所掐便止，放手复掐，与加减真武汤，至八九日而热解，神少苏，所掐亦渐止。经诘问，乃知其所以掐，是少腹连阴筋剧痛不可忍。因确认其为「脏结」证。我阅竟，不禁骇然而起，绕室傍徨，回忆前所遇病儿之死，并非死于病，而是死于药。病一开始，即误于寒凉遏抑，逼其内陷，转化为阴证，继而又末能及时用温药挽救。谁实为之，愧悔交加!在汲取教训以后，每遇小儿暑痫，均治以风引汤，不妄事增损，二三日叩痊愈。一九三六年，经同乡人介绍，刊南京诊治某巨公(四十八岁)头晕病，症状为头晕而沉重，起立则觉天旋地转，时吐涎水，旋吐旋生，食少神疲，静卧懒言，如是者近一年，经中西医治疗无效。我诊其脉抗弦而缓，视其舌淡苔灰滑，知其为在上之清阳不足，浊阴之邪上泛，已成阴乘阳位之局。但屡进苓、姜、术、桂、参、茸之品，仅得稍稍改善，而效不显著。患者有休息痢史，每月必发，经西药治疗，三五日即止。我结合这一点，遵张子和。寒湿固冷，「可泄而出之」之说，按《千金方》治「下腹中痰游」的「紫圆」方，照方配制，先服如梧子大者三粒，得微下。隔一日用十粒分两次服，下水液杂脓血数次，越二日头晕即大减，灰腻滑润之苔亦渐化，食纳加，精神爽。续进调补脾肾两阳之荆，康复如初，休息痢亦不复发作。年逾八十，以他疾终。在受到《温病之研究》的启发以后，深感日人治学之精与识见之广。又揣摩了汤本求真所著的《皇汉医学》，觉得这部书的好处，是教人从腹诊上以识别阴证与阳证。我在临床上曾根据确诊所得，用该书所赞赏的桂枝加苓术附汤，治愈了几个沪地所谓「湿温伤寒」属于阴征类型的病人。江育仁先生夜二十余次，刻已减少，夹有绿色粘液，本有哭闹烦躁，现已安静，惟有干恶不食。当时其家长认为病情已在好转，再服些药，可以好得快一些。而我未细致审察，仅凭家长代诉而处方，不料家属上街买药尚未回来，而孩子已经死了。第三天消息传来，外面沸沸扬扬地对我评头论足：「连快要死的人都看不出来，还医得好病?」我对这一病例有两点教训：首先是主观上的失职，未能按四诊的要求去诊察病，第二是识见浅薄，缺乏实际的临床经验。所以，当病儿出现表情淡漠、摇首弄舌的虚风内动，以及额汗肢冷、呼吸深长等慢脾风的临危症候(现在想来，可能已是失水、酸中毒，伴有循环障碍的休克症状)毫不觉察，焉有不偾事者l(三)临证慌张，缺乏沉着果断有一例患者，病已六日，仍头裹包巾，拥被怕风，面红耳赤，日干喜凉饮，声音略有嘶哑，自诉头痛如裂，心中烦热，遍身如披杖，转侧不利。近两天来大便溏泄，按其脉浮而数，察其舌，苔白上盖黄色，质尖红，咽部红肿，见其状，呼吸气促，摸其肌肤，灼手无汗，而下肢反觉不温。病者起病突然，属外感时病无疑。其突出的证情为头痛、骨楚、恶风、喜冷饮。属何证为主，当时颇费思索。考仲景有「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与「恶风不欲去衣」的条文，似属「风湿相搏」证。但风湿方中均有桂枝、附子之大辛大热，与舌干、渴喜凉饮，药不符症。如从烦渴喜冷饮、呼吸气喘、肌肤灼热的里热实证着手，然苔无老黄，底白不厚，腹软不按痛，且大便溏泄，则热邪无入腑之证。虽有大渴，但尚恶风无汗，亦非阳明经的白虎汤证，因白虎汤有「其表不解，不可与」禁例。若以麻黄汤先解其表，再清其里，阅遍麻黄汤证却无渴饮提及。同时咽红声嘶，温热之证显而易见，如投辛温，则势同「抱薪救火」。又思表寒不解，里热已炽，咳而气喘，则麻杏甘石汤可谓对症矣。思维再三，拟用麻杏甘石汤。《伤寒论》中有两条明文，一为下后，一为汗后，即「汗出而喘，无大热」者，明确指出了该方的适应症在于表证已罢之时。此例患者麻杏甘石亦非对症之方，似用大青龙汤较为合拍。由于认识不清，识见浅陋，拿不定主见，重剂怕担风险，更怕腾讥医坛，肇事生变，乃以一般辛凉解表之稳妥轻趔与之。究因药不对症，病情有增无减，乃改延前辈老医两剂药而痊愈。窥其方果然是大青龙汤。考大青龙条文所叙，十之八九为麻黄汤之脉证，所增者惟「烦躁」两字而已。原文中又有「不汗出而烦躁者」，说明烦躁的由来为不汗出。大青龙汤之所以获效，系解其表寒又清里热，有其症用其方。窃思该病之所以日益鸥张者，乃起病之初，未能及时投以麻黄汤。因寒邪郁表，病在太阳，应汗不汗，郁而生热，从当初之微热口渴，继则转为渴饮凉水，咽喉略痛，进为咽喉红肿，声音嘶哑。腠理闭塞，内生之热，更无外泄之门路。因此，炎肺则喘，下趋则便泄，种种见证，概括为「表寒里热」四字而已。事后羞愧倍至，自惭读其书丽不究其义，临证慌张，无沉着审辨胆大心细的果断精神，兼之心怀私念，岂医道之所能容忍。学人之长断以己律书本上的经验，固然要学，而老师朋辈中的实践心得，更为可贵。故凡有「一事长己者，不远千里，服膺取决」。治学精神，贵在不耻下问，才能真正学到别人「刀口」上的经验。(一)片言只语，都有「零金碎玉」曾治一例失眠患者，颧红升火，彻夜烦躁不宁。多次投以平肝潜阳，养心宁神之剂，连服十多天，药沉大海，并无寸效。老师就在我原方中加入猪胆汁、龙胆草双重苦昧药，仅服三剂，即能安然入睡，霍然病愈。老师谓：「虚火宜潜，实火宜泄。该病有颧红升火，烦躁不宁者，即肝胆有实火也。」又一例女童尿潴留，长期导屎，引起下阴严重感染，外阴部红肿溃破，迭经中西药物并治，小便仍滑滴不下，痛苦万分，邀我诊治。认证湿火下注，经治一周，病情未见改善，反而增加肢体浮肿，呼吸气粗，恶风发热。乃请同窗老友会诊，他详询病情，反复检阅所有处理方法，思考再三，若有所悟，告余日：「此实『提壶揭盖』之证也。」即疏生黄芪20克，桔梗18克，升麻、生甘草各9克，浓煎代茶，少量多次口服，并以生银花、生甘草煎汤熏洗下阴，每日二至三次。三至四灭后，小便已能自剎，取出导尿管，嗣后阴部肿胀溃破处亦得逐渐消退愈合。「提壶揭盖」法，为癃闭少尿症中属于气虚下陷者，理法并非陌生，而下阴部红肿溃破，明为温火证，加之小便涓消，似与证情有违。孰知肺主一身之气化，肺气不足，气化岂能下达州都。生黄芪配伍升麻、桔梗，既益其气，又举其陷。且黄芪托毒消肿，对久溃不敛之疮疡有生肌收口作用，为外科之要药。医学是至精至微一门学问，由于读书不十分仔细，不求甚解，圆圈脊枣，就会成为头痛医头、脚病治脚的庸医。(二)点滴经验，实包含着普遍性规律在内「痢无止法」是一个普遍性规律，但并非所有的痢疾病人，都不能用止和补的方法。「暴痢属实」，「久痢多虚」，也是基本的规律，但亦不能奉为一成不变的定律。忆随师诊治一痢疾患者，缠绵病榻已三月余，形瘦骨立。夏秋患病，已值隆冬，痢仍不止，赤白夹杂，兀行无度，量少不爽，腹痛后重，纳食则恶，胃气索然，面色萎黄，精神极为疲弱，舌苔干而呆白，质淡红，边有碎腐。遍阅前方，皆为补涩止痢，亦有温运脾胃者。当时认证：中气已虚，邪毒内踞，鸨阴耗伤，脾阳已困。欲导其积，正气益伤，温中则耗劫胃阴，滋阴则脾阳益困，治疗上大有顾此失彼之虑。老师挠首寻思，毅然投以温通并用，药仅大黄、肉桂二昧，不用煎煮，而以泡浸，取其气味，药后下宿积脓血便甚畅，臭秽不堪，证情逐渐好转而愈。按此证乃由失治而来，使邪积留于大肠屈曲之间，因病致虚，非因虚为病，故虽见大赢但有大实。不用攻补，而以温通之法者，恐参、术碍脾之运，且阻大黄通下之功。肉桂性温理气，监制大黄之苦寒，得脾阳之鼓舞，而助大黄推荡之力，达到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当时还恐一泻而脱，在床边置以糯米稀粥一蠡，得泻后即温取饮下。法颇可取，考虑亦极周详。后来我把该方改为粉剂，使用于小儿的迁延性菌痢以及急性菌痢中经抗菌素治疗效果不佳的病例，常获得较为满意的疗效。．(三)学习「刀口」上的经验，贵在「活」用所谓「刀口」上的经验，就是说在学术上具有独特的见解，在临床上经得起重复，能解决「关键」性的问题。这种经验的宝贵之处，在于通过长期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昔年从上海徐小圃氏学习儿科。他以擅长使用温热药而著名于时，常在小儿急性热病的重危病例、特别是麻疹合并肺炎时运用温药。当时我很不理解：①麻疹为温热病，温病怎能用温药治疗?②小儿纯阳之体，为什么不禁忌温药?③温药与寒凉药同时并用时，其作用和意义何在?我真正弄通这些问题，化了好几年的过程。第一，徐老所治的急性热病中的麻疹肺炎，基本上属于麻疹中的坏证和变证，临床具有面色灰滞，精神淡漠，脉细数无力之气阳不足证。从现代医学看，多数是肺炎并发心力衰竭、呼吸和循环障碍等虚证，故病不在邪盛，而在正虚。及时应用温阳救逆法，以防其脱变。如待脱象毕露，则已晚矣。徐老之所以善用温药的经验，关键在于抓得早，抓得准。第二，关于小儿生理「体禀纯阳」的问题，虽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病理上的「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温热病中使用温药并非常法，而是治其变。第三，温清并用，古已有之，虽非徐氏所创，但徐老对温清并用确有独特之处。尤其对一些急性热病中出现邪毒盛而正气不支的重危病例，在温阳救逆法中参与苦寒解毒之晶，确能起到良好的作用。过去，我们在收治「麻疹并发肺炎」时，对合并腺病毒感染或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病例，通过中西医两法长期治疗无效时，在正不胜邪的情况下，使用上述方法而获效者，亦屡见不鲜。我们还对某些合并化脓性病灶的病例，在未见正气衰败时，重用生大黄通腑解毒，效果也是可喜的。求古训走新路作为一个年资较高的中医，身负着承前启后的双重任务，肩挑着医疗、教学、科研几付担子，责任是重大的。事物在发展，形势在前进，应当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向新的水平前进。近年来，我是这样做的：(一)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要立足手实践关于小儿时期的生理体质特点，历代的儿科学者，长期以来就持有「纯阳之体」和「稚阴稚阳」的不同观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持「纯阳」立论者，认为小儿体禀纯阳，罹病之后，易以化热化火。所以在治疗上要重视寒凉药物的应用，力避辛温之品，困温药能助热化火，列为禁忌。而持「稚阴稚阳」论者，则认为幼儿时期，生机蓬勃，正在向完善、成熟方面发展。在发育的过程中，依阳以生，赖阴而长，然而阳既不足，阴又未盛，所以在治疗上要注意卫护阳气。为了进一步学习这一不同的学术观点，我们从三百例住院病例中的六十一例危重病儿中，作了偏于伤阴和偏于伤阳的初步比较。六十一例中二岁以内的有四十一例，二至六岁的十二例，十岁左右的八倒。病种方面，以急性病为主，其中以小儿肺炎、中毒性消化不良、伤寒等占多数。入院时病情都较严重，且有十九例已伴有心力衰竭和循环障碍。我们根据病情记录及用药法度来探索其「稚阴稚阳」在疾病过程中的临床现象及其实际意义。1．颜面望诊。以青灰觥白为多，占总病铡的50％以上。年龄愈小，其出现的机会愈多。2．精神状态。多见者为萎靡淡漠，日光无神。幼、婴儿表现更明显。3．舌苔与舌质。光苔滑白、舌质淡红、淡白者占总数57％，黄苔、荻苔、白苔、舌质红者占总数43％。其舌质舌苔的表现与患儿的临床体征是一致的。4．脉象。较大儿童的脉象以沉细，细数的偏多。在六十一例重危病僦的治疗记录中，有二十六倒是完全使用了以参、附为主的回阳救逆法，十二例是阴阳并伤，以生脉散加附子、龙骨、牡蛎等；单纯甩养阴清热、苦寒解毒方法的为十三例，且均为年龄较大的儿童。通过初步观察，认为小儿生理具有「稚阴稚阳」的特点，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小儿在病理上所表现韵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也是随着年龄增长而转归的。伤阴与伤阳亦互有转化，多见者如腹泻病例中的中毒性消化不良症，它可先伤胃阴，继伤脾阳，又能在胃朋耗损的同时，既出现口干舌缘、皮肤干燥皱瘪的症状，又有面觥无神，肢厥脉微的脾阳阿惫证，具体反映了「稚阴稚阳」的临床征象。对阴阳两伤的处理问题，往往采取扶其阳而救其阴的方法，但必须审察孰者为主。盖阴与阳虽是不同的属性，但又是互根的。所以阴之滋生，必须赖阳气之濡化，阳可以统阴，而阴则不能统阳。这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只有通过反复实践，才能有较深刻的理解。又例如小儿的指纹诊，过去有些儿科书籍中，把它讲得神乎其神，而且在群众中影响极为深刻，认为儿科医生就是依靠指纹来诊断疾病的。我们对此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观察了三岁以内的正常儿和不同病证的小儿五百例。看到指纹的三关颜色，在各种疾病中，似未见有明显的特异性诊断依据。有些正常儿的指纹，也有直透三关的。对病情的发生和发展也未发现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故初步认为，指纹充盈度的变化，可能与静脉压有关。临床上见到一些心力衰竭的肺炎患儿，其指纹可向命关伸展。指皱的色泽在某些程度上可反映体内缺氧的程度，即缺氧愈甚，指纹的青紫色也就愈见明显，这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由于观察的例数不多，方法上是否符合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二)总结规律，使来自实践的经验更加科学化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些疾病的诊断概念比较模糊，对临床缺乏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总结，对于提高医疗、教学的质量，可能会起到较好的作用。例如，疳症是儿科四大证之一，其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它不仅是营养不良的一种现象，而且是多种疾病的综合反映。不但病因复杂，且命名繁多。历代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念亦不够清楚，分类方法更无统一标志。有的以脏腑分类，如心、肝、脾、肺，肾的五脏疳；有的以症状分类，如疳渴、疳肿等》有的则以病位分类，如眼疳、鼻疳、牙疳等也有的以病因分类，如蚵疳、哺乳疳等等。从临床实践中，看到的疳症症状是错综复杂的，很少以独立的症状出现。为此，我们做了五百三十三例各类疳症的临床观察，并从病因调查、症候分类，诊断依据、治疗法则以及合并症的产生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五百三十三例中，属于喂养不当的有三百零五例，占57％(其中包括过多的营养)；由于病后失调的有一百七十一例，占32．1％；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五十七倒，占10．7％。说明古代医家指出的「诺疳皆脾胃为病」的论点，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将各类症候的表现和不同疳症的名称，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理论，结合患儿的临床特征，把疳症列为三大类证：一为形体比正常儿消瘦，食欲不振，大便欠调者，本组中有一百九十六例，占总数36．89，6，属疳之初期，称为「疳气」症，其病机一为脾胃失调，二为能食不充形骸，肚腹膨大，甚则青筋暴露，形如橄榄，多有合并肠寄生虫者，有二百五十六例，占48％，名为「疳积」症，其病机属脾虚夹积，虚中夹实三为极度消瘦，状如皮包骨头者，有八十一例，占15．2％，乃疳症之晚期，诊为「干疳」，病机为气血津液亏耗。在治疗上，「疳气」以和为主，「疳积」消补并施，「干疳」则以补为主。合并症属本病的兼证，不作病名分类。如口疳为心脾积热，服疳为肝阴不足，疳肿胀为脾虚气弱、水湿滞留等等。虽然还很不成熟，但对临床医疗总结经验，尚有一定指导意义。又如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各地均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在病因方面，中医学者认为属于温病学说的「暑温」范畴。按温病的传变规律，一般均由卫及气，由气入营入血。而本病特别是重症病例，发病急骤，往往起病即见昏迷、抽风等营血症状，如沿用卫气营血辨证，则难以合拍。且急性期与恢复期、后造症期的病因机理，亦无统一的认识。因此，对本病的病因机理，形成了阶段之间的割裂，对医疗教学亦带来困难。为进一步探索本病的发病机理及其辨证治疗规律，有意识、有目的地对一百二十一例「乙脑」急性期及一百三十五例恢复期和后遗症期的病例进行了全面观察。根据「乙脑」急性期所出现的高热、昏迷、抽风三太主症，恢复期、后遗症期的不规则发热、意识障碍、吞咽困难，失语阻及强直性瘫痪，震颤样抽动等症状，均具体表现了热(发热)、痰(意识障碍和颅神经症状)、风(抽风)等三大症候。而热、痰、风三者又互有联系、互为因果。如热极可以生风，风动生痰，痰盛生惊，它既是症候，又属病机。虽然三者之间可以同时存在，但必有主要的一个方面。不过，急性期的热、痰、风证，实者为主；恢复期，后遗症期的热、痰、风证，则以虚者为主，或虚中夹实。为了进一步明确辨证，又将急性期热证，按其不同的属性，分为温、热、火三个类别，痰证为意识障碍，其狂躁不宁者为痰火，深度昏迷者为痰浊。风证中头痛项强，有表证者灼热无汗为外风，惊厥反复发作，持续不止而有汗者为邪硝心包、肝风内动之内风。恢复期及后遗症发热，有阴虚和阳虚两点(感染性发热例外)，强直性瘫痪为风窜络道，震颤样不自主动作的抽风为虚风。对吞咽用难、失语、痴呆者均列入痰浊症。通过多年的宴践证明，运用热，痰、风理论，指导「乙脑」的辨证施治，似有一定的规律性。对今后进一步探索其机理，也提供了初步的参考数据。朱仁康先生我学医过程中，一则从小长期与名医相处，耳濡目染，有所熏陶；再则由于长兄提携督促苦练基本功，打下良好基础。以下谈几点经验体会。(一)我读医书从《汤头歌诀》及《医家四要》启蒙。初学时无门径，亦走了一些弯路，单就《汤头歌诀》来讲，不知背诵了多少遍，还是前记后忘，后来找到了窍门，把各类方剂经过分析、对比异同，便能牢记下来。以后再读《医方集解》，深入了解方义，就更牢固了。在读外科专著方面，由于师承相传，我最推崇高锦庭《疡科心得集》一书。盖明清两代在外科史上虽有明显发展，外科书亦不少，但大多陈陈相因，多所雷同，惟此书一反既往以疮疡部位编次的惯例，而首创两病或三病骈列立论，辨其异同，条分缕析，既便于辨病(现在所谓鉴别诊断)，更有助于辨治。例如「辨附骨疽、附骨痰论」，已能明确地把骨髓炎、骨结核区别开来。又如在脑疽论中，首先提出三陷变局，对全身化脓性感染败血症与脓毒症，已有很好的认识。如是之处皆发前人所未发，确实在中医外科史上有很大的贡献。我对此书曾反复攻读，受益非浅。体会到高氏组方用药，偏重于清热解毒，毕竟疮疡属于火毒，阳证多见，观其所创新方如清营解毒汤、银花解毒汤、羚羊角散皆属此类。据此我认为当时高氏是受到温病学派卫气营血理论的影响所致。我既以熟读《疡科心得集》先入为主外，亦参阅了外科名著，如《外科正宗》、《医宗金鉴·外科心法》等，作了摘录，博采众长，从中吸取精华，充实了师承经验之不足。此外，我接受前人「治外必本之内，知其内以求其外」及「冶外而不知内，非其治也」的教诲，重视学外科医必须熟诸内科基础，为此我先后读过《素灵类纂》、《时病论》、《伤寒来苏集》、《温病条辨》，《本草从新》等书，为我后来树立整体观，主张疮疡皮肤外科诸症应着重内科，打下基础。回想起我学廉的方式，基本上是以师带徒的方式。我白天协助长兄(亦说是随师)应诊、抄方、配药，夜晚才有时间攻读书本，因此常夜以继日，不敢偷懒，曾作「十七而学论」以自励。我深深体会到，我这样的学医方式，临床实习与理论知识紧密结合，收获大，进步快，缺点是理论基础差些，不能像在医学院学习的那样系统、扎实。但目前的学习方式，先学理论，后再临床实习，两者似有脱节，而且实际掌握医疗技术就欠缺些。(二)学外科与其它科不同，必颓配合外用药，炼丹制药乃是一项必须掌握的专门技术。过去师徒之间，保守思想严重，向有传子不传婿之说。灵丹妙药视为囊中之宝，秘而不宣，雌恐外传。外科常用红升、白降二丹，视为不可或缺之品，必须亲自动手炼制。炼制时应掌握好火候(文火、武火、炼取时间)，否则，必遭失败。如炼升丹，火候太过则丹药发黑，弃之无用；火候不足则丹药发黄，功效不着。熬煎膏药亦如此。熬油温度在400。C以上，必须滴水成珠，方是火候到的征候，这时下丹，才能熬成乌黑光亮。这些都要经过亲自实践，反复试验，才能制好。有好多外用配方膏、丹、散、水、酒等，都有一套工艺方法、先后次序，功效好坏，上此大有关系。这些基本功，必须掌握好。(三)开刀技术，首先要掌握好辨脓法。全靠手指按摸，判断有脓无脓，尤以深部脓疡，辨之又难，尚有似脓非脓、气肿、血肿，易于误诊，均要经过反复实践方可取得经验。中医开刀，向以小切口为主，辨脓疡深浅，定切口部位，浅则浅开，深则深刺，恰如其分。反之，过浅则未到脓腔，脓不外泄，过深则伤筋动络，甚至大出血。开口过小则脓出不畅，造成蓄脓，脓未成熟而切，及脓成而过时不切，均非所宜。此一基本功，亦得打牢，掌握分寸。由于长兄的谆谆教导及自己的苦学多练，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初步掌握了一般医疗技术。为了减轻长兄挑起全家生计的重担，我开始自立门户，离开长兄，去相隔五十里之遥的苏州郊区开业行医。初出茅庐，对过去学医时常见的病，治好不难，但遇到以前不常见的病，甚至从未见过的疑难之症，就不这样简单了。毕竟实践不够，经验不足，又无师可问，只能从书本上去找办法，自己揣摩，真如所谓「初学三年，天下通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了。我曾碰到这样一个病例，虽事隔五十年，迄今记忆犹新。患者蔡某，男性，农民，二十余岁，遍身起青紫斑块，状如葡萄，两腿青肿，浦口牙龈麋烂，血从外溢，不断吐出青紫黑红夹杂的血块，臭秽之气冲人。其家属惶惶然，来所求治。余自忖行医方始，此病从未见过，如何处理，心中无数，初思牙龈属胃，现今腐烂出血不止，想是胃火上炽，遍身青紫斑块，良由邪热伤络、血溢脉外所致。筹思有顷，蓦然想起方书有消斑青黛饮一方，或许尚能合拍。故拟先用犀角尖(镑末)1．5克，以银花露送服，继拟方用鲜生地、川黄连、黑栀、知母、青黛、生石膏、丹皮、赤芍、元参、鲜芦根与服，另以五倍子末外搽牙龃以收敛止血。两剂后复诊，龊血明显减少，周身青紫斑块亦渐消退，仍宗前方，去犀角，加侧柏叶、大青叶等增损，六剂后痊愈。合家称颂不止，余亦深感满意。事后查察《外科正宗》、《医宗金鉴》诸书，此症均称青腿牙疳及葡萄疫，与现代所称坏血病相似。而消斑青黛饮一方，出自《伤寒六书》，治邪热入胃，里实表虚。阳毒发斑之症，亦见合拍。余开业伊始，不意能旗开得胜，初建奇功，私自庆幸。从此以后，我经常把每天看到的病摘记下来，写成临诊笔记。一般病例简录，疑难危重病则详记。诊余之暇，细察认证识病，处方用药有无差错，有无药不对症之处。哪些药该用的未用，不该用的却用了，经过思考，以备下次改正。遇疑难病或罕见之症，必经多方查书，一求明确诊断，二求想方设法，遇危重症，事关患者生命安危，责任重火，不但临诊时要详细检查，慎重推敲后方遣方下药，且诊后又要考虑下一步方案，常致夜不安枕，必待来朝看到病人转危为安，才放下心来。我这样做，多年如一日，认为有下列几点好处：①边看病，边查书，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有利于逐步提高医疗水平。②既有成功的经验，及时总结；亦有失败的教训，随时改正。⑤对病人负责，免于差错。④日积月累，便于摸出规律，总结提高。孙允中先生我曾研究了引经药，重视它们在方剂中不可低估的地位。血府逐瘀汤中柴、半、桔、枳的上下升降，通窍活血汤中葱，姜、麝香的升散开窍，少腹逐瘀汤中茴、姜、肉桂的温通下焦，身痛逐瘀汤中艽、龙、灵脂的祛风通络，膈下逐瘀汤中乌、枳、香附的疏肝理脾，补阳还五汤中黄芪、地龙的补气熄风，引经药都起着重要作用。方中活血药可以更替，而此等药不能偏废。否则一方可代六方，就没有区分血府、通窍、少腹、身痛、膈下和补阳还五的必要了。有些人拟方之后即云某某逐瘀汤加减，实际不过是满纸活血药而已。当然不能说它毫无作用，但至少疗效不着。对此我进行了长期观察，不止几个逐瘀汤这样，诸如逍遥、养心之类也是这样。我还对佐药的积极因素，进行了推敲和验证。如真武汤仲景用心良苦，方内白芍恰到好处，既可缓和附子辛热之性而不致伤阴，又能引导附子达下元而不得上窜。与附于相配，阴阳互济；同术、苓为伍，利湿外出。倘若去掉白芍则方义太变，稍微不切就有火盛耗津之虞。如果重用自芍则功力又进，敛阴涵阳，可治虚阳欲浮之证。显然，那些恐其恋邪和视其无功，便弃之不用的人，是千虑一失了。无数的经验证明，方剂中佐或反佐的应用具有实际意义，真武汤如此，芍药汤、达原饮等方也是如此。此外我还结合五行学说分析方剂的内在联系。如甘露消毒丹治疗湿热黄疸就是一个典型。众所周知，木气太过必然克土侮金，母病及子，肯定火为所伤，子病及母不免水受其害。本方茵、芩、薄荷清泻肝木，蔻、菖、藿香芳化脾土，贝母、射干清宣肺金，通、滑、连翘既降心火叉利肾水，一举三焦全理。实较茵陈蒿汤更胜一筹。这样体现祖国医学整体观念的实例，绝非仅此而已，像六味丸、一贯煎等，不胜枚举。必须指出，强调使药而不能以使代君，重视佐药而不能以佐废臣，提倡五行演绎而不能牵强附会。否则，难于取效。一九五五年四月，我被派往锦州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在担任古典医籍和临床课的讲授过程中，我钻研了阴阳五行学说，写了《论阴阳学说的哲学思想》一文，以天平的形象比喻，并阐述了阴阳的斗争、互根、消长和平衡。并用《内经》所说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理论。在一九七二年三月十日诊一农民，张姓，男，四十九岁。主诉：五天前，突发咽紧喉痒，胸闷脘痛，恶心呕吐，赴我院急诊。心电图测知为后壁心肌梗塞。血压为零，经西医抢救，证见好转，血压尚低(70／50毫米汞柱左右)，胸痛彻背，恶寒路卧，四肢厥冷，神疲无力，面色苍白，唇甲皆青，尿频、大便溏，舌淡苔白，脉迟微弱不起。此为胸阳不振，寒邪太盛，气失宣达，心脉闭阻，治以回阳救逆，用益气复脉；熟附子、干姜、肉桂、白朮、红人参、茯苓、陈皮、半夏、五味子、炙甘草，生姜为引，水煎，二剂。』三月十四日复诊：胸痛顿轻，恶寒大减，血压渐升(90／60毫米汞柱)，脉来较前有神，此时必予「阴中求阳」，改拟益气养阴，通阳复脉，用生脉散加熟附子、千姜、炙甘草，水煎，六剂。三月二十三日三诊：胸痛续减，手足转温，唇甲红润，二便改善，血压逐增(104／70毫米汞柱)，舌淡红，苔薄，脉缓。重按略嫌无力，再予平补气血、通阳复脉(党参、麦冬、生地、丹参、桂枝、生姜、大枣，炙甘草)，十剂。八月七日四诊：基本康复，气力觉充，血压回升(王60／90毫米汞柱)，时有轻微胸痛，再以上方加瓜萎、薤自，续进十剂，症状消失。按本例乃「厥心痛」，为阳气衰微，阴邪痹阻所致。当务之法，通阳复脉，遵循「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之义，初用回阳救急汤，使「阴消阳长」，二诊以四逆汤合生脉散，防其「阳极反崩」三诊投炙甘草汤更令「阴平阳秘」，运筹两全，不致偏伤。此即张景岳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是也。我对五行学说的实在意义进行了研究，认识到生、克、乘、侮是人体生命过程中的运动形式，无论已病或未病，皆不例外。这一学习心得，对我理解脏腑的生理，病理以及研究临床的诊断、治疗，帮助极大。读书贵在存疑。我学完《医学三字经》已历时四十年了，但其中「胀满蛊胀篇」所谓「单腹胀，实难除。山风卦，指南车。易中旨，费居诸」一段，一直未能了了。陈氏云云，后世相因，皆以抑术培土出其方药，结果不治者多，回春者鲜，这激发了我的求知之心。于是，深究了《周易》，联系了中医理论，明确了歌诀台义。简胲说来，「风」属木属肝，「山」属土届脾，=者合成蛊卦，其刚上，高亢而不下接，其柔下，退缩而不上交。．两不相通，胀病遂成，然此证非但有「木乘土」之由，而且存「土侮木」之因，况暂病则实，久病刚虚，疏泄失司，运化无权又属势在必然。缘肝为系血之脏，初为气滞，渐为血瘀，且脾乃仓麇之官，先必湿停，后必纳呆。拟以四消汤，理脾与疏肝同施，补益和消导并用，行气与活血相协，芳化和淡渗共济，常常疗效满意。由此体会，先精后博，博而后精，温故知新，不断修学，是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的惟一道路。我还对「宣可去壅，通可行滞，补可扶弱，泄可去闭，轻可去实，重可镇怯，滑可去着，涩可固脱，燥可胜湿，湿可润燥」的十剂之说，有选择地收集了牛榔散、。二妙散、左金丸、交泰丸、丹参饮、生脉饮、芍药甘草汤、三子养亲汤等二百多个药少力专的小验方，既可调理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气血之变，又能解除肿胀、痛麻、吐捋、秘淋、喘咳之苦，便于调节方剂中补泻并进的比重和标本兼施的缓急，不至于忙中智昏，手足无措。可是，强调选用小方，必须在精通常用代表方剂的基础之上进行。也只有如此，才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在临床中我体会到，应态度严谨，稳中求效。如此，我为自己立下了「六宜准则」，即实宜量重，虚宜剂平}缓宜味多，急宜方精；轻宜缓图，危宜速功。此外，还拟定了「十防纲要」，即；脉浮防火郁，脉大防暴厥)面青防风动，面赤防阳越；热证防戕阳，寒证防耗液久病防卫虚，表病防内邪，渴甚防脾呆，湿肿防津竭。这些看似简单，实为重要，若稍有失慎，轻者贻误病机，重者杀人致命，诚不如防患于未然之时。，．记得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治一女性患者，三十二岁，感受风温半月有余，初起恶寒发热，鼻塞流涕，咳嗽气急，右胸疼痛，铁锈色痰。经西医检查听诊：两肺散在干鸣音；X线胸透：右肺下有密度一致之浓影】化验。白细胞19，300,分叶80％，杆状3％，淋巴17％，诊断为右下叶大叶性肺炎。曾用青霉素、氯霉素、金霉素、红霉素、雷米封等，并服中药加昧桑菊饮，高热不退(39。c)，午后尤甚，面色晦暗，精神萎靡，虚汗乏力，胸痛气短，舌红苔黄，脉细数。素休阴亏，感受温邪，留连日久，耗津动液，颇有入营之虞。治以清气透营，滋阴退热。方用银柴胡、胡连、麦冬、白薇、生鳖甲、地骨皮、丹皮、知母、贝母、生桑皮，三剂，水煎服。五月二十二日复诊；热减(37。c)，症状亦轻，复投三剂，诸症消失，脉静身凉。按：桑菊饮乃辛凉轻剂，主治风温初起，邪袭肺卫之证，但若热邪不解，留连日久，入于阴分者屡见不鲜，吴鞠通曾立有青蒿鳖甲汤，并指出；「邪气深伏血分，混处血络之中，不能纯用养阴，又非壮火，更不得任用苦燥。」要言不繁，阐明治则，案中所用清骨散，即仿其意。一九七二年七、八月间，我在病房用王肯堂《证治准绳》十昧温胆汤加强心药，抢救十一次心波骤停的张姓男患者，中西医结合效果良好。当时中医认为「寒涎沃胆、胆寒肝热，心虚烦闷，心悸不眠之证」。后来在病房实习的青年大夫，看我用十味温胆汤，心有怀疑，径自改用生脉散加减，用完两剂后，心波骤停又反复发作，于是患者主动要求服用十味温胆汤多剂而愈，后调理月余出院。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应邀会诊一许姓，女，八十一岁，华侨(居菲律宾)，在归国参观途中，至香港偶感风寒，头痛，咳嗽，身冷，乏力，抵沈后洗澡一次，病情加重。某医院诊为支气管肺炎(由葡萄球菌所弓l起)，用红霉素、氨基苄、青霉素配合中医治疗。认为邪入阳明，投以生石膏、知母、竹叶等，病势不减。会诊时见其人体质较弱，恶寒发热(38。c)，咳喘，咯稠粘痰，胸闷气短，胃脘饱胀，呕逆不欲饮食，大便溏，面色苍白晦暗，精神萎靡不振。左脉弦细略数，右脉弦数，舌质粗糙，苔白腻。按伤寒六经辨证，此太阳表邪未解，传入少阳。发热恶寒，胸阎呕逆不欲饮食，脉弦，皆少阳证也。古云。「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且「伤寒中风，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邪在半表半里之问，惟和解经枢，疏表达里，若用大剂寒凉之品，冰伏其邪，易成坏证，宜慎之又慎。治少阳证则小柴胡汤为宜，故取小柴胡汤加味：柴胡、黄芩、半夏、甘草、生姜、桔梗、枳壳、白干参、瓜萎、杏仁、桑叶、桑皮、紫菀、双花，水煎服，日服三次。五月十二日复诊：服药后精神转佳，面有笑容，胸闷气短减轻，咳喘亦减，舌质暗红，苔黄白，胃脘稍有不适，二便如常。风寒之邪已从表解。痰热交滞，气机不畅，仍以和解为主，去桑叶之轻宣，加槟榔阻舒通气滞。另用羚羊角1克，煎水，随时饮之，以清热化痰。五月十八日，上方续服，诺症悉失，已下床活动。按《伤寒论》指出：「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食，心烦喜呕……或咳痰，小柴胡汤主之。」本例为年逾八旬之老人，身体素虚，久居热带，不胜风寒，表邪不解，而见苦满、喜呕、不欲食等少阳病主要症候，用小柴胡汤，最为对症。若见其发热、咳喘，便误以为阳明里热，而用白虎汤，则甚不适宜。「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表邪不解不可用清法，此为经验之谈。通过这几个病例完全可以证实：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伤寒的六经辨证，内经的阴阳八纲辨证，杂病的脏腑辨证，如掌握恰当，运用灵活，真能效如桴鼓，药到病除。沈仲圭先生谈谈我的治学体会，约有下列几项：熟读精思不断总结古人读书，有「三到」之说，即口到、眼到、心到。口到是指朗诵，眼到是指阅看，心到是指领会和思考。后人又加上手到，即要求勤记笔记。这四到，概括了读书的基本方法。我青年时代，因文化程度不高，感觉古典医籍深奥难馑，故采取了从流溯源的学习方法，即先从浅显的门径书学起，逐渐上溯到《伤寒》、《金匮》、《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和当时一般中医学徒一样，首先读《汤头歌诀》、《药性赋》、《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等书，做到能熟练地背诵，即使到了现在也大半能记得。根据我的经验，年青时要读熟几本书做底子。因年轻记忆力强，一经背诵，便不易忘记，可以终身受益，同时为以后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我酷爱读书的习惯，即在那时养成。我平生所读之书，以明清著作为多。清末民初，浙江桐乡大麻金子久先生曾对门人说；「《内》、《难》、《伤寒》、《金匮》为医学之基础，然在应用时即感不足，如《金匮要略》为杂病书之是早者，然以之治内妇科等病，不如后世医书之详备。所以唐宋诸贤补汉魏之不足，金元四家又补唐宋之不足，迨至明清诸名家，于温病尤多发挥。」金氏这段话，与我治学之路正复相同。我细心阅读的书有汪昂的《素灵类纂约注》、徐大椿的《难经经释》、《医学源流论》，治《伤寒》、《金匮》，宗《医宗金鉴》，温病宗《温热经纬》。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清·国家编纂的《医宗金鉴》，以及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均是煌煌巨著，内、外各利具备，也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其它如本草、方书、医案、笔记等，平居亦常浏览，以扩见闻，这些书仅是所谓眼到而已，不要求背诵。从前读书，强调背诵，对初学来说，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方法。清·章学诚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涉山济海，少不了舟车，做学问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读死书」诮之。熟读了，还要精思，把读的东西消化吸收，领会其精神实质，同时要善于思考，养成一定的鉴另q能力，既不要轻于疑古，也不要一味迷信古人，这就是心列。所谓手到，就是要记笔记。笔记可分两种；一种是原文精粹的地方节录下来，作为诵读学习的材料；一种是读书心得，这是已经经过消化吸收，初步整理，并用自己的文字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的东西，比起前一种笔记来，是又进了一步。在学习过程中，这两种笔记都很重要，前一种是收集资料的工作，后一种是总结心得的工作。待到一定时候，笔记积累多了，便可分类归纳，这便是文章的雏形了。裘吉生老中医自订疏肝和胃散，治肝胃气痛疗效可靠，方用沉香曲、香附、甘松、延胡、降香、九香虫、刺猬皮、瓦楞子，左金丸、甘蔗汁、生姜汁。我向裘老索方，他即告我，以后我用此方治神经性胃痛、胃溃疡胃痛，均有疏肝和胃，行气止痛之功，但不宜于虚证。解放后，我长期与蒲辅周老中医一起工作，蒲老临床经验丰富，治病颇有把握，我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我院曾与首都医院协作，临床研究门脉性肝硬化腹水(即臌胀)之治疗规律，经过临床实践，我深深感到用泄水峻剂，如大戟、芜花、甘遂之类，虽能水去腹小，但不久叉复膨脖，反复施用，元气大伤，终至不救。由此体验，益信朱丹溪《格致余论》的一段话，为至当不易之论。丹溪说：「医不察病起于虚，急于取效，病者苦于胀急，喜行利药以求一时之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肿益甚。病邪甚矣，真气伤矣!」故治此症必须「和肝补脾，殊为切当」。近年我曾用赞化血余丹治愈阳痿一例。患者李某，广西梧州某厂工人，患阳痿已数年，伴有腰酸腿软，心悸失眠等症，来信要求处方。我分析病情，认为系心肾两亏，拟赞化血余丹加减，并改为汤剂。他照方服用月余，诸症消失，一九八0年四月间来信道谢。赞化血余丹，方用血余、熟地各24克，首乌(牛乳拌蒸)、核桃肉、苁蓉、茯苓、小茴香、巴戟、杜仲、菟丝子、鹿角胶(炒球)、当归、枸杞各12克，人参6克。照方十倍量，炼蜜为丸，每丸9～15克，饭前服。功能补气血，乌须发，壮形体。按此方补而不峻，滋而不腻，有补气血、益肝肾之效。因历用有效，放附记于此。沈六吉先生叶临终戒其子日：「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毋轻言医，」徐灵胎亦有「医非人人可学」之说，大致谓「非聪明敏哲，虚怀灵变，勤读善已，精鉴确识之人，皆不可为医。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叉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观此，足见为医要求之高。但余以为有志者事竞成，决不知难而退，凡属利人济物之书，皆喜阅读。择善而从余一向认为，中西医学互有短长，应取长补短，辑善而从。只要于病者有剥，欢迎中西结合，中西会诊。余最初行医时，即采用体温表、开口器、灌肠器等等。解放前，每隔数年，即有一次霍乱大流行。由于霍乱患者吐泻脱水，身冷如冰，脉伏神困，医者率投热药，鲜能获救。余根据烦渴引饮、热深厥深，且以肛表测得40。c左右之体温，乃用黄连香薷饮、驾轻扬、天生白虎汤等，吐去再进，多得转危为安。肠伤寒甩下药，易致肠穿孔与肠出血，以致不救，故怕事者竞一任病者便秘。曾遇一患者，便秘=十余天，高热持续不退。余急用甘油水为之灌肠，出大量结粪，热度随即下降。《伤寒论》早有猪胆汁导、蜜煎导，后世又有酱姜导、酱瓜导等通便方法，自亦可用。但不如甘油水、甘油锭使用方便，故不妨代用。若=十天、三十天使秘，犹置之不理，难免产生不良后果。故余主张急病人之急，择善而从也。不尽信书《医宗金鉴》称：外科若无危隆二丹，决难立刻取效。余屡用二丹于蚀漏管死肌，生肌收口，功效卓著。但某些对砒、汞过敏之患者(用后赤肿痒痛、腐烂加剧)，应立即更换他药，不可勉强。然徐灵胎、王洪绪、张梦庐等名家，只知其祸，不信其功，概以为烂药，相戒勿用，强悃匡此良药矣。所以，为医宜联系实践，不能听信一偏之见。再如苍耳一物，其实有毒，而《苏沈良方》谓：「花叶根实皆可食，食之如菜，亦治病，无毒，生熟丸散无适不可，多食愈善，久乃使人骨髓满，肌理如玉，长生药也。」《救荒本草》谓：「苍耳嫩苗，蝶熟水浸，淘拌食，可救饥。其子炒去皮，研为面，可作烧饼食。」然一九五九年吉林省通化民间食苍耳子粉所为饼，致三十五人中毒，七人死亡。该省向上海卫生局告急，余曾参加抢救之会议。又上海某医院根据《千金方》治大腹水肿，煎服苍耳一两者中毒，几至毙命(《救荒本草》及《千金方》所述，并见「本草纲目」苍耳条下)。番木鳖有大毒，用量稍大，即可致人于死。《本草纲目》竟言无毒，而《中国医学大辞典》承讹袭谬，未予纠正。以上两书为医家日常用书，故尤其值得注意。古法以五铼钱抄药粉不落为一钱匕。故一般药粉一钱匕不等于一钱，约合目前二分左右。而今某手册，竟改十枣汤每服一钱匕为一钱。十枣汤中，甘遂、大戟、芫花皆为毒药。《伤寒金匮方》之用十枣汤进下，正欲缓和其毒。现无故将剂量突增五倍，岂能避免中毒。又备急丸每次剂量为小豆(指赤豆)太三丸，约合今六厘左右。丸内有巴豆，过量易中毒。而今某手册改为每服五分左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现略举数端，说明学医者看书之难，难在书难尽信。仲景主张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看来尚嫌不够。即现代一切医药报道、国外记载，均应关心也。温故知新读书只知背诵得滚瓜烂熟，而无感情，又不联系实用，则难免旋得旋失，前读后忘。诊病者若忙得应接不暇，许多疾病难与过去所学相印证，则岂能得心应手。因此，余每将日问所治之病，夜间翻阅前人之各种记载，了解各家如何处方解决，其善者勤而习之，其不善者则引为鉴戒。余一生从无烟、酒、赌、弈之癖好，故有充分时间，翻阅中西医籍。至于西医书籍，既要看新书，又要看旧译，不可偏废。记得一九五三年有一病者，在长沙得病，诊断为肺结核。回沪后，历医既多，摄片成堆，其人萎黄赢瘦，颈、股、腾淋巴结肿胀，高热持续，肝脾肿大，虽不断使用抗痨药物，而病势有增无减。余从多方面观察，诊断为结核病并发何杰金氏病。病家愕然，以为闻所未闻。余代延西医会诊，西医闻余诊断，笑为奇谈，转疑为黑热病，而查不出病原。最后经由红十字会医院做活检始确定余之诊断无误，但已不及治疗。余所以作此诊断，一是已用链霉素不少，而症状日渐严重，二是结核病至晚期所发热，非消耗热而为回归热样热型}三是肝、脾肿大。此病较少见，故新译内科学，记载简略，不若旧译《欧氏内科学》所述为详细。余以为新书当然要看，旧书亦有参考价值，故笃信温故知新。既和蔼可亲又严肃认真对病人既要和蔼可亲，又要严肃认真。和蔼可亲，则病人能将所苦尽情讲明。盖主观症状，最关重要，如略无隐匿与疏漏，则为医者省得暗中摸索，似是而非。但也须严肃认真，使有些难以告人之病症。亦得无所顾虑，交代清楚。如此于诊断治疗，极有帮助。例如梦与鬼交之症(性器官触幻觉)，古代虽有记载，而近代医案则殊少提及。非今日已无此症，实因门诊病人众多，患者难以隐情相告。若为医者举止严肃而又认真为病人解除痛苦，患者为求病愈，便愿尽情倾吐。余曾治一子宫结核伴发梦与鬼交之患者，彼罹疾已久，身体赢弱，五年不能上班，抗痨药物亦未能解决问题，而恶梦紫缠，积年累月，至为痛苦。余只因摸清情况，治疗不久，即得痊可。患者喜而告余，比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何快如之。急人之所急旧时吾乡农民比较贫苦，在二十年代，识字者不多，罹病多求神乞巫。直至病人昏迷不省人事，或大热持续不退、胸高气急，或吐血、衄血或血崩不止，始在半夜三更，急叩医师之门求治。然城乡相距少则五里、十里，多则二三十里，加以配方、煎药，常因种种之耽搁而坐失抢救时机。余学医毕业后，未忘师训，急人之急，如己之急。夜半闻病家敲门声，即披衣急起，问所患何病，并即嘱来人先购若干种应急成药(无钱即为代赊)，争取时间，以便救治。有章某，修缸瓮为业，因与妻争吵，愤而饮所贮盐卤自杀。其女见状哭告邻人萧某。萧奔往附近西医许某处求救。许称此毒甚剧，且无治疗经验，拒不出诊。萧即转求于余。余令速购甘草四两，萧身未带钱，便以一元授之。随即赶至病家，嘱其邻居相助，取浴盆注入井水，浮大碗十余只，俟甘草汤煮成，便分注各碗冷却之。一面劝喻章某，使连饮数碗，再劝喝豆腐花数碗，因而获救。冷甘草汤救盐卤中毒见《重庆堂随笔》。为医不可不识药，尤不可不懂贵重成药之配伍是否可靠，剂量是否准确。如局方至宝丹，多用于严重昏迷病人，如成药质量有出入，生死立判。其它抢救必用之药，无不如此。余曾诊治一昏迷女孩，见病家所买之至宝丹成分不佳(并无冰麝香味)，即嘱换到真货，亲为研调灌服，数小时后即清醒。又有昏迷病人，前医已给服至宝丹，但过夜尚未回苏。余细究其因，认为药轻病重，无济于事，因倍量再灌，才能获救。何世英先生进入华北国医学院学习的第一天，施今墨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两点：一为中医一般技术水平太低，滥竽充数较多。一经错误治疗，虽然不见得马上致命，但病情逐渐发展，以致最后死亡，而病人无法察觉，这就叫「庸医杀人不用刀」。一为中医必须发展提高，走科学化道路。它好比破旧王府，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如能利用原来良材改建为新式楼房，既壮观又坚固实用，岂不更好?办国医学院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骨干力量改进中医。施今墨老师的讲话，对我影响很大。施先生认为，中医应该走结合西医、以西医之长补充中医之短的道路，主张中西医学熔于一炉，不能有门户之见。因此，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上，是中西医学齐头并进，而以中医为主。执讲者皆当时医界名宿，如周介人、朱壶山、方伯屏等。西医课多由平大医学院教师兼任。施先生由于诊务繁重，仅担任高年级医案课并亲带实习。何世英先生【作者简介】何世英(1912～)，天津市人。早年自学中医，一九三六年卒业于华北国医学院并悬壶于天津。毕生致力于中医内科和儿科，临床经验丰富。着有《儿科疾病》、《何世英儿科医案》等。现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科协常委、天津市中医学会会长等职。我出身予贫苦家庭，小学卒业后，父亲叫我去学徒，我不同意，勉强继续升学。嗣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失业大军日益扩大。为了免于冻馁，只好学点技术餬口，这是我当初学医的目的。为什么选学中医呢?因为学西医，一是学历不够，二是学不起。开业之后的考验我正式开始行医，是在一个药店坐堂。当时自己感到很空虚，治病没有把握。逢巧开业就遇到了三位疑难病人：第一位大概是心肌梗塞，来诊时行走自若，只是稍感胸闷，精神比较紧张，但脉象未见特殊。病人回家后，药未入煎，突然死亡。当我听到死讯，一惊非小，及知尚未服药，心情才平定下来。第二位病人是晚期肺结核已临垂危。出诊一次，并未回头。病人与当时某名老中医是朋友，这位老中医为了考验我的医术，特向病家推荐。后来我知道原委，感到很羞愧。第三位病人是精神疾患，已经五年。症见经常嗝气，两手垂放，不能贴身和接触外物，触即打嗝。面部觥白虚肿，食欲不振，身软无力，精神抑郁悲观，自谓必死。遍历全市中西医，治皆无效。我先后予以舒肝理脾、调气降逆之剂治疗十余日，毫无效果。这三位病人给了我很大压力，甚至使我产生了后悔不该学医之念。但同时也使我想起《东莱博议》中「楚人操舟」的一段，认识到遇见逆风，正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假若开头就逢顺风，极易产生轻敌思想，容易招致身败名裂。最后认识到，正确对待困难和战胜难关，才有可能提高技术水平。随着思想的改变，也就开拓了新的思路。经方用之得当，效如稃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我通过临床认识到，同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例如神昏一症，完全按照《伤寒论》胃家实处理，是不符合实际的。又如外感热病初期之属于温病的，依然坚持「一汗不解，可以再汗」，及「下不厌迟」的原则，也是不合理的。更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以六经辨证，则只能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在把好乙脑三关(高热、惊撇、呼吸衰竭)中，即使对退高热有利，但也不能控制惊厥和呼吸衰竭，何况乙脑在临床上常表现为暑温证和湿温证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都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指导，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由于历史的条件，《伤寒论》决不可能概括万病，它的理法方药，也决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一切外感热病。温病的学说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都代表外感热病。从整个发病过程中，由初期、中期到末期，都有其不同的临床特点。可以说，伤寒与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型，每一类型包括若干病种，同一病种也可能在病程中出现不同的类型。这两个类型既有所区别，又各有特点，而且它们的理论核心，都是落实副脏腑经络之上，《伤寒论》一些方荆，仍为温病所沿用。因此，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征应该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根据具体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运用，不应继续存在几百年来所谓寒温门户之见。个人早期临床既在经方上有所收获，但以后也常应用时方而收效。因此，我个人既不是经方派，更不是时方派，而是综合派。继承师学与独立思考施今墨先生治病，博采古今南北各家之长，遇有疑难之症，必参合医理，穷源溯流，深思巧构，疗效突出。其临床特点很多，外感内伤均所擅长。举如急性传染病、呼吸、消化、循环、泌尿，特别对神经系统疾患，均有独到之处。施师尤擅长妇科，特别注意调理气血，强调「气以帅血，理血必先理气」之旨。对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脱垂、闭经、滑胎、妊娠恶阻、盆腔急慢性疾患等，疗效极为显著。施师处方，喜开「对药」，如厚朴花与玳玳花连用，大生地与大熟地连用，砂仁壳与豆蔻壳连用，苍朮与白朮连用等。用药剂量非常谨慎，麻黄均用蜜炙且份量极微，一般O．9～1．5克，很少用至3克。常谆谆告诫同学慎用葛根，必要时以青蒿代之。我多年来秉承师法，每获良技，但有时也要跳出老师的框子。施师慎用葛根，而我经常习用，并无副作用发生。施师对某些药使用剂量甚微，而我根据病情需要，往往超量应用始能奏效。例如施师用葶苈子经常不超过1．5克，而我则用至9克。又如麻黄定喘，对急性呼吸道疾患，虽小量亦效，但对慢性者，墨守微量，往往无济于事。施师治疗头风证中的神经性头痛，喜用虫类平肝熄风药，一般地用地龙、殭蚕，稍重用全蝎，特重用蜈蚣。施师用蜈蚣，每剂从未超过一条，我则根据病情需要，每剂最多用至十六条，并未发生中毒反应。脑症昏迷病人的尿闭，不论程度轻重，只要指压利尿点(病儿仰卧取平，从脐眼至耻骨联合上缘，连一直线，在二分之一交点处)，立即排尿，而且通畅彻底。自从我在《天津医药杂志》1965年7期发表「指压利尿法治疗昏迷病儿伴发屎潴留八十例临球观察」一文后，我单位迅速推广，医护均能掌握，一直到现在，重复可靠，效果显著。陈源生先生我家世代以医为业。叔祖父陈济普，以内、妇、喉科见长，在铜梁一带行医数十年，名噪一方，家父及兄长皆从其学。我九岁发蒙读私塾，二、三年后，父亲就叫我在课余背诵《药性赋》。所赖年少，记忆力强，不多久，寒、热、温、平几百味药性背得滚瓜烂熟。紧接着又背诵了《药性四百昧歌括》。一切都很顺利，对医道兴趣倍增。．继而征得塾师之允，遂与儒书、医书合炉共冶。按照叔祖父安排，进一步就读《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因先背熟了药性，虽初读方书亦不感到陌生。叔祖父对我讲：「虽说『医不执方』，而『医必有方』。前人立方，皆遵法度，故学方易知法。法与方，犹藤与瓜之关系，欲临证者，当先从方与法入门。」之后，又读了《成方便读》、《成方切用》等方书。在熟悉了基本治法与方剂后，开始读《医学三字经》。背得了(《医学三字经》，叔祖父嘱我再读《医学心悟》。并说：「《心悟》一书，其精粹又在『医门八法』篇中，务必要熟读、精恩，最好背得。」确如其言，「八法」篇颇切实用，我临证以来，立法处方得程锺龄先生益处不小。除陈、程这两本书外，还陆续读了一些入门书籍，由此而具备了浅显的理论及一般的临证知识，为学习经典医著作了一些铺垫。攻读经典的方法：相互参证，学用结合，反复精思「不读《内》、《难》、《伤寒》，不可言医」。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学《伤寒论》是先从原文开始的。惜乎条文古奥，错简晦涩之处，实在不懂。还是经叔祖父指点，以《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与仲景原文相互参证，读而思，思而再读，反复多遍之后，感到见效确要快些。据我的学习体会，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有两把入门的钥匙：就是陈修园着的《长沙方歌括》和《金匮方歌括》两本书。陈氏方歌铿锵顺口，或概括重点条文，或列治法原则；既有药味组合，又详份量加减，对于理解和熟记条文、方药，皆有帮助。至今，这些方歌我都牢记未忘，我觉得这是一条学习仲景著作的快捷方式。还是如上述方法，我从《内经知要》开始学习《内经》。同时又以张、马所注《内经》和张氏《类经》互勘互学。当时，长辈并没有要求我在短期内把《内经》学深、学精(事实上也不可能)，只是力求从概念上了解中医基本理论，为今后深入学习而奠定基础。十年私塾之后，我即随叔祖父临证写方，并没有因家学必传后代而稍有懈怠。白天诊病，夜晚就恭候叔祖父身边，从临证病案所记，常究疑难于叔祖，必得晓畅理法而后可；而他老人家则是有问必答，更使我心悦诚服，获益良多。如此，学用结合将近两年时间。悬壶知医难：疏忽与失误，难忘的病例一九二0年，我开始在锢粱、凉水、侣俸等乡镇行医。假先辈声誉，尚未因初出茅庐而坐冷板凳。随着求治者日众，困难更增多。由于学未精深，临证往往缺乏定见，以致认证不准、方药失当者有之，迟疑不决、贻误病机者有之，反正失败的教训很多。那段时期，有几个病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乙卯年除夕之际，母亲患头痛甚剧，痛位偏重巅顶，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时欲作呕，脉微几不应指，我认定是吴莱萸汤证，乃放胆原方书之。殊料药后病增而吐剧。惶然不解，求教于叔祖父。叔祖父日：「辨证无谋，方亦对路，而药后病剧者，吴萸之量过重耳。汝母素弱，得大剂辛烈之吴萸，故格拒不入，我寻常用吴萸恒嘱病家泡淡入煎，汝正疏忽于细微之处。现仍以原方，吴萸量减其半，泡淡，并加黄连五分以制之、导之，汝母之疾可一剂而安。」我遵嘱处理，果药到病疰。学问并非尽载名家论著。广采博搜，不嫌点滴琐碎，「处处留心皆学问」。举两个例子同乡有李姓草医，祖传疳积秘方，以其简便验廉，远近求治者不少。该医视为枕中之秘。为学习伊之长处，乃与其结交至好，并于医道共相切磋，久之情深，伊知我乃方脉医，非卖药谋生，渐去戒心，偶于醉后遭出真言，日：「一味鸡矢藤研末即是。」事虽小而启发大。鸡矢藤一药，我儿十年来屡用于肝胆脾胃诸病，证实其有健脾消食，行气止痛，利水消胀的良好效果。《金匮》治肺病、肠痈皆用冬瓜子，而冬瓜乃瓜果菜食之物，其子何能有此效?常见冬瓜子抛入猪粪坑中而不腐烂，次年凡施用猪粪之处可自然生长冬瓜。于秽浊中生长的冬瓜，其味甘淡，甚为爽口。我注意观察了这一现象，从而省悟此物极善浊中生清，其子抗生力强，更属清轻之品。根据冬瓜子升清降浊，轻可去实的特点，用治咳喘脓痰、肺痈、肠痈、妇女带下以及湿热病过程中出现的浊湿阻滞上焦和中焦的症状都有显著疗效。由于理论的渐次提高，经验点滴积累，临证就踏实得多，治有疑难复杂痪病，一计不成，亦有他计可施，处方用药也自然灵活了。于是，愈信秦越人「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之言，淘不我欺也。学贵沉潜，融汇贯通，执简驭繁一九三八年我来到重庆行医。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名医先后避难到后方，一时间，重庆医界，高手云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如全国知名中医张筒斋在渝期间，我常从病人处研究其处方，发现张老极善轻灵，药虽一钱几分，每起沉疴。当时，我正盲目崇拜重荆，自谓「胆大」，对照张老经验，深有触动。我初到重庆，人地两疏，无名小卒较之诸名家，诊务清淡；正因为清淡，又造成了重新学习的环境。条件允许我每治一个病人都详细立案，反复推敲，病家服药后，必询疗效，甚至登门随访以察究竟。临证遇难，遍检医书以求答案,读书有悟，践之临床以期印正。如斯者约有三、心年光景，使我在学术上长进了很大一步。我在青年时代就背熟了几百首成方，满身皆是法宝，有时治一个较复杂的病，前后往往用上十余首方。表面上似炫广博，实际上胸无定见，杂乱无章。晚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要诊断一经明确，治则一经拟定，并不需要考虑许多成方，甚至依法选择几味药，同样愈病。如治肝病，历代治肝成方总有数十之众，内容固属丰富，但毕竟嫌其博杂难以择采。我曾用「四逆散」为疏肝、解郁、行气之主方，「四物汤」为补肝、养血、活血之主方，「当归四逆汤」为温肝散寒之主方，然后在主方的基础上各随兼证而加减，收到了执简驭繁、「异病同治」的效果。不过，「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都只能在辨证论治法则内实现，脱离了这个法则，就不能由博返约，更淡不上执简驭繁了。有些青年中医总感觉老中医手中似乎有什么诀窍。我常常用两句话回答这一问题；「活泼圆通医家诀，不离不泥是津梁」。通过熟悉和掌握辨证论治的法则，从而步入「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境界。诀窍，也许就在这里。「古方不能治今病」，这种认识肯定不对。不过，对前人的著作必需去粗取精，扬长避短，从而使之「古为今用」。比如，杨栗山着《寒温条辨》，制升降散为代表的十四个方剂为「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旱潦疫疠烟瘴之毒」所致疾病而设，并谓升降散一方主治「表里三焦大热，其证不可名状者」。在消灭了瘟疫这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今天，治疫专方之升降散还有作用吗?每于诊余之暇，我常潜心杨氏《条辨》，参诸明清温热论著，琢磨有年，始渐悟得升降散痊病愈疾的机理就在于「升降」二字，杨氏也正于升降出入手眼独到。所谓「升降」是指气化功能而言。经谓「百病生于气」，「气乱则病」，「气冶则安。。因此，在湿热、疫毒疾病的某些病变阶段，予以疏动气机，调节升降，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该方组成药味殭蚕、蝉蜕、姜黄、大黄、蜂蜜、黄酒来分析，亦深得《内经》风淫，热淫、湿淫所胜，治以辛凉、成寒、苦辛，佐以甘缓、淡泄之旨。其功效则通里达表，升清降浊、清热解毒、驱风胜湿、镇惊止痉可知。使用在临床上，对外感热病，尤其流行性感冒、麻疹、风疹、咽喉疾病等，都有很可靠的疗效，决非银翘散诸方所能代替者。作为一个缺乏现代医学知识的老年中医，探索新知的惟一手段只能借助临床观察，并以临床疗效为标志。一九六二年，我所名老中医周湘船邀我会诊一尿毒症患者。病人已神智不清，躁扰不宁，大小便三日未解，历经中西医两法治疗，几次导尿，收效不显。其人年逾七旬，证涉险境，命在垂危。诊毕，我对周老说：「巧取或可冀生，猛攻必然毙命。」经协议处方；以滋肾通关丸为煎剂内服，外用莱菔子、生姜，火葱加白酒炒热，温熨腹部，内外合治，希冀于万一。上午药后，下午得矢气，尿通。不料，通而复闭，又增呕吐，再施前法加减失效。怎么办?夜间殚思极虑，穷究息策，偶然翻到王旭高治肿医案一则，案云：「肺主一身之气，水出高原，古人『开鬼门，洁净府』，虽曰从太阳着手，其实亦不离乎肺也。」这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此证何不下病上取，导水高原?进而联想到《金匮》治百合病亦不离乎肺，其症状描述与此患者颇多吻合之处，又何不权借百合病诸方以治之；清肃肺气，百脉悉安，导水高原，治节出焉。翌日，陈所思于周老，遂与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滑石代赭石汤三方合宜而用，并加琥珀粉、腊梅花，煎水频服；外治法改用新鲜马蹄草冲净，炒热，加麝香少许包肚脐。经内外合治幸得吐止，二便通快，神智渐苏。如此，随证加减，月余而竟全功。通过此例治疗后，近十余年来，陆续又治了七、八例尿毒症患者，只要其证偏于肺肾阴虚而伏内热者，沿用此法，成可奏效。从以上这些病侧的治疗获效，使我深刻认识到：祖国医学不仅有丰富的遗产亟待继承，更重要的尚有许多未知数需要我们去解答，需要我们探索新知。沙里淘金费苦辛，愿得几番百年身「沙里淘金费苦辛，医中奥妙细追寻。天然璞玉精琢磨，愿得几番百年身。」这首打油诗是我学医、行医几十年之切身体会。「业患不肯嘴」，「行患不能成』。每念及此，辄觉心里空虚。忆往昔，岁月蹉跎，颠沛半生，术业未能精深，观如今，政策英明，百花齐放，却叉风烛残年，无所作为。但是，由于党的关怀，同志的帮助，病员的信任，鞭策着我不敢因衰老而懈怠学习，激励着我不断求知，还想在术业上精益求精。近于病榻中读到报刊有关气功研究的报道：通过医学科学研究气功原理，发现肺还具有调节血流，转化和释放激素，摄取和利用葡萄糖，以及防止呼吸道感染等非呼吸功能。祖国医学认为，人体的阴阳平衡是依校气血的调整来维持的。中医常用益气固表之玉屏风散防治体虚易感风邪者，我运用百合病诸方，从治肺着手，治疗尿毒症(也曾用治肾病练合征)收散，是否与此有关?由此联想到还有很多疾病是否也可根据「肺主一身之气」、「肺朝百脉」的传统理论，结合现代研究，通过治肺而取得意想不到的疗效呢7．目前，这些想法已经有了初步概念，只不过我太缺乏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加之其它条件的局限，致使这一设想还极不成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寄希望于青年中医和西医学中医的同志能够艰苦学习，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使中医事业代有传人。作为一个老年中医，虽不能跃马横枪，冲锋在前，而老马则应效识途之劳。我愿意和一切志诫中医事业的有识之士「红专道上争先进，宏开宝库同战场」。为使古老的中国医药学焕发青春，为早日实现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而奋斗。杨永璇先生我在三年随师学习中，王诵愚先生辛勤教诲，督导谨严。首选《内经》、《难经》，有全读有选读，均经讲解，并指定或熟记，或背诵，而《本草》、「脉诀》、《汤头歌诀》，均在背诵之列。年少之时，记性较好，多读数遍，就能背诵，时至今日尚能脱口而出，临诊处方时时可用，这都应归功于少壮之年所下的功夫。所以说读书没有什么诀窍，只要在弄懂内容之后，反复朗读背诵，可以受用一生。中医的理论是相互贯通的，内、外、妇、儿、大、小、方、脉，相辅相成。吾师虽以针科为专长，但内外妇儿各科亦均精通。他常常告诫我，要解除病人疾苦，不但要会针灸、拔火罐，也要会处方，还要能用汤药熏洗、按摩推拿，医术越是全面就越能取效于瞬间。他说古代名医扁鹊、、华佗，都是多才善医的典范，他们能用汤药、针刺、熨灸、按摩以及五禽戏治疗疾病。因此，我在学医的经历中，除精读《针灸甲乙经》、《针灸太成》之外，还兼学《伤寒论》、《金匮要略》。吾师特别推崇张介宾的《类经》，既指定选篇背诵，又要求逐篇披览。先师的教诲，使我对张氏《类经》的阅读坚持数十年，深感要成为一名针灸家就必须通读《类经》十九卷至二十二卷。咀上四卷归纳和总结了古代医家针术的各种见解，熟读之后才能了解后世针灸专著的学术思想渊源。下面举十九卷之七「用针虚实补泻」为蜘，谈谈我学习中的点滴体会。《灵枢·九针十二原》日：「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这一段经文，揭示了针灸治疗的法则，沿用至今，依然指导着针灸l临床。《类经》把《素问·针解篇》和《灵枢小针解》的原文归并在一节中，前后参照，起了自身批注的作用，对理解著者的原意很有裨益。「虚则实之」，其意如何?「小针解」日：「所谓虚则实之者，气口虚而当补之也。」「针解篇」目；。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气实乃热也。』几篇谈虚实的原文集中一处，可以互相弥补，易于理解。虚是指正气虚。寸口之脉呈虚象，采用针刺的补法，使针下热。现今我们所常用的热补手法或烧山火手法，都是从《内经》这一治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满则泄之」。「小针解」日：「满则泄之者，气口盛而当泻之也。舢针解篇」日：「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也。」满者盛之意，指邪气满盛。气口即寸口之脉象盛实，为邪盛之脉，当用针法以祛邪。张介宾注：针下寒者，自热而寒也。寒则邪气去而实者虚矣，故为泻。当今常用的凉泻手法或透天凉手法，就是这一治则的演变。「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针解篇」日：「出恶血。」意思更为明了；有淤积恶血之病症，以针法祛除恶血，达到活血祛瘀的作用。本人曾用七星针浅刺加拔火罐方法，拔出凝聚之恶血，起到祛瘀生新的作用，治疗各种固定性的疼痛症和血瘀症都收到一定的效果。「邪胜则虚之」，是谓「诸经有盛者，皆泻其邪也」。「针解篇」所谓「出针勿按」亦即泻其邪。这节的原文对后世补泻手法的发展和应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小针解」日；「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这就是近代所采用的徐疾补泻方法的渊源。本节还有开合补泻的记载：「徐而疾则实者，徐出针而疾按之；疾而徐则虚者，疾出针而徐按之。」所以说熟读张氏类经对了解针灸理论的来龙去脉很有帮助。注重针刺手法针灸治疗，除诊脉察舌、审证求因外，其疗效与手法关系很大。我对进针手法，主张轻缓，先用左手大拇指爪甲紧切穴位，令气血宣散，然后用右手拇、食二指持针，进针速度很慢，旋转角度要小要缓，缓缓刺入，既可减轻破皮时的痛感，又可不致损伤血管，这样可使初诊慑针病人，乐意接受针刺治疗。但对小儿的进针法就耍因人而异了。由于小儿体小肉薄，又不易取得合作，既不宜用强刺久留之法，亦不宜用慢刺捻旋之法。特选用半刺法，单刺不留，易被小儿接受，临床用之，效果亦佳。对成人当针刺到真皮层，进入分肉筋骨之间时，就得加强捻旋，适当提插，当针下有沉重感觉，病人亦感胀重酸楚，此为得气；如进针后病者只觉刺痛，医者针下好像刺在豆腐中一样，毫无沉紧之感，此为不得气，就要用候气的方法，使之得气，才能获得疗效。正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说：「刺之要，气至而有效。」这是很有道理的。我行医六十年，曾编成十句口诀：「针灸疗法，重在得气。得气方法，提插捻旋。提插结合，捻旋相联。指头变化，大同小异。纯杂之后，精神合一。」当然得气感应，每个人或每个穴位，并不完全一样，多数穴位能出现酸胀感，有些穴位则出现胀重感或麻电感。临诊时根据辨证所得，选取穴位，进针后运用适当手法，定能获得良好效果。至于补渴手法，大都均由提插捻旋组成，再加上快慢疾徐和阴阳左右及数字上的九六等综合而成，运用适当，均有疗效。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先寒后热用先补后泻法，先热后寒用先泻后补法。如遇剧烈疼痛之症，我常用龙虎交战手法，此为补泻兼施的综合手法，以捻旋为主，结合左转九数，右转六数，反复施行，可疏通经气，舒筋活络，以收止痛之效。吴考檗先生我学医时，有两种学法：一是从源到流，即由《素闻》、《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而后《千金》、《外台》，金元四家，明清各家，以及叶、薛、吴、王温热诸书；一是从流到源。我是接受学校规定的从源到流的途径学习的。独立思考我初进学校，老师即说：本校是从源到流授课的。《韩诗外传》说：「源清流清」。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云：「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源不深而欲求流之远，不可得也。」从源到流，很好，这就医学来说，当然即从《素问》、《难经》开始了。但《素问黟、《难经》，也是采取群说的综合著作，如《素问·宣明五气篇》既有「肝藏魂、肺藏魄」之说，「调经论」又有「肺藏气，肝藏血」之语。《难经·六十九难》既有「虚者补其母之盲，「七十五难」又有「母能令子虚。之辞。且《素问)、、《难经》作者，又各有其师承的不同论点。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脾脉代」，而《难经·四准》则说「脾脉在中」}《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日肺平」，而《难经·十五难》为「肝平」；《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如鸡举足日脾病」，而《难经·十五难》为「心病」。融会贯通(《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字数不多。我认为最好全部或大部背熟，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除熟能生巧外，还应过文字关，如必、不、反、当、虽、者等字，也要留神注意。「必」乃「必然」、「一定」的意思，如必恶寒(3条)(条序依《伤寒论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矗四年版，下同)，必喘(76条)，必吐下不止(77条)，必恍惚心乱(90条)。「不」乃「勿」的意思，如不呕不渴(61条)，不恶寒(70条)，不大便而呕(233条)，不属阳明也(383条)。「反」乃「不该」的意思，如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29条)，反一．三下之(106条)，反以冷水嗅之若灌之(145条)，反发热(30条)。「当」乃「该当」的意思，如当懈之熏之(48条)，当救其里(94条)，当以汤下之(108条)，当先解其外(109条)。「虽」乃「纵然」、「即使」的意思，如虽有阳明证(209条)，虽硬不可攻之(235条)，虽能食(253条)，虽脉浮数者(25g条)。「者」乃别事词，如脉阴阳俱紧者(3条)，汗出恶风者(38条)，病人旧微塘者(83条)，噫气不除者(166条)。一条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者字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证的鉴别的意思，如桂枝二麻黄一汤(25条)，是治汗出未彻，与上文汗犬出，一正一反对比鉴别。一是服桂枝汤汗出太过，一是服桂枝汤汗出不及。汗出太过，故日脉洪火；汗出未彻，故日日再发。脉洪大，是表明汗出太过所引起，日再发，是说明汗出未彻所形成。故一日与桂枝汤，一日宜桂枝二麻黄一汤。用两个者字，是表明服桂枝汤后所产生汗出太过和汗出未彻的两个症状。葛根黄芩黄连汤(34条)，是治下后利遂不止、邪已入里的方法，不是治下后利邈不止而表邪末解的方法。故一曰脉促，明其未离太阳；一日喘而汗出，证其邪已入里。是以一日表未解也，一日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表未解也，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两句，是对比章法。表未解也，是脉促者之断语；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是喘而汗出之方治。这与前桂枝二麻黄一汤同一章法。就是说：脉促者，言脓不言证，是言脉胲证；喘而汗出，言证不言脉，是言证赅脉；表未解也，言位不言方，是言位赅方；葛根黄芩黄连汤，言方不言位，是言方赅位的意思。故与桂枝二麻黄一汤同用两个者字，此是《伤寒论》惯用的方法，亦是古文家常用的章法，只要翻看《伤寒论》前后用及者字的原文一看就清楚的。综合归纳《金匮要略》二十五篇，一篇一病的有之，一篇二病三病的亦有之。我认为一篇一病，是有独特性的，如奔豚气和其它病很不一样。一篇二病三病，是具有联系性的，如腹满寒疝宿食，都有腹满痛。又趺蹶能前不能却，手指臂肿动，转筋上下行，阴狐疝气时时上下，蜕虫发作有时，其病证表现，一是能前不能后，一是常肿动，一是上下行，一是时时上下，一是发作有时，都有其相对性，所以合为一篇。再是其文与《伤寒论》重复很多，诚如《伤寒论翼·阳明病解》所谓：。见此病、便与此方。」《医学源流论·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所谓「参耆之类，无所不补，通气者无气不通」，也是有其一定道理的。各篇病证，如「痰饮咳嗽病脉证治」列有痰饮、溢饮、悬饮、支饮、留饮、伏饮多种名称，前后说法略有出入，可以用综合归纳的方法来认识。如上及于目、下至于肠的，为痰饮之所及，咳引胁下痛的，为悬饮之象征，流行遍体四肢的，是溢饮之见汪}上及头目眩冒，证见胸膈支满不得卧的，则为支饮之现象，胸胁及背下至四肢历节痛的，为留饮之病况，平素喘咳，发则影响腰背身目的，为伏饮之症候。其主要区别，素盛今瘐，为痰饮之特点；痛限胁下，为悬饮所独有；身体痛重，属溢饮之范畴；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为支饮之大要}背冷如掌大，为留饮之确证』发则身鹅泣出，为伏饮之真相。这就比较容易辨认，推之其它病证，也可因此隅反之。病证分析我对于病证的理解，认为病是证的总称，证是病的表现，赦病包括证的大部表现在内，证则总是在病的范围内出现。但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同一太阳病，而有中风、伤寒、温病、热病、湿病的名称。如《伤寒论》说：「太阳中风，啬啬恶寒，浙淅恶风，翕翕发热。」(12条)「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名日伤寒。」(3条)「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6条)《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篇》说：「太阳中风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痛，发热，身色如熏黄也。」可见，所谓中风、伤寒、温病、热病、湿病，都有发热，这就要从其同异之间区另l了。如恶寒、中风、伤寒可见，热病也可见，湿家可能也见，惟温病则不恶寒。但中风的恶寒发热，伴有汗出，伤寒的恶寒发热，伴有无秆而喘}热病的恶寒发热，是汗出口渴；湿病的恶寒发热，是一身尽痛，或身色如熏黄。温病热病都渴，但热病是伴有身寒，温病是身不寒，还是可以区分一的。又寒热虚实诸病，有但寒不热、但热不寒的；有表寒里热、表热里寒的有上寒下热、上热下寒的}有先寒后热、』先热后寒的；有寒多热少、热多寒少』的；有寒轻热重、热轻寒重的；有热寒往来、作止无．常的；有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的。都要作出适当分析。虚实也是这样，有形似虚而实实，形似实而实虚，所谓「大实如赢状，至虚有盛候。」即以真寒假热倒之，脉洪大是热，假热也有脉洪大，口渴是热，假热也有口渴。要在洪大中辨其有力是真，无力是假；无力中有时有力是真，有力中有时无力是假。口渴辨其饮多喜冷是真，饮多恶冷是假；喜热不多是假，喜冷不多也是假。咳为肺病，一般病不及肺，是不会咳嗽的。故《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肺为咳」。如咳而无其它症状的，当然就是肺所为病；假如咳而胁痛，胁为肝位，即为肺病及肝，咳丽腰痛，腰为肾府，即为肺病及肾。反之，先胁痛而后咳的，为肝病传肺；先腰痛而后咳的，为肾病传肺。又肺病咳喘，肾病亦有喘咳。但先咳后喘，为肺病及肾，先喘后咳，为肾病及肺。吐血与唾血有剐。唾血是唾中伴血属肺肾。吐_姐势如潮涌，胸满脉实的为热积肺胃；血色紫而面青脉．弦的为郁怒伤肝；血鲜而浓，喘咳烦热的为阴虚热扰；血鲜而淡，或如血丝，心烦准寐的为劳神伤心；血浊倦怠的为劳倦伤脾；血紫伴块，胸胁刺痛的为积瘀伤络；血淡无光，脉弱无力的为气虚失摄。不寐病候，有所谓心肾不交的，一般伴有烦躁不安感。但烦不躁的，是心不下交于肾；但躁不烦的，是肾不上交于心。无烦躁感的，不属于心肾不交。黄疸病候，大都是目黄、肤黄、尿黄、爪甲黄，同时或先后出现。单独目黄或肤黄及尿黄，不一定是黄疸}爪甲黄，是黄胆的独特症状。胀满水肿，有先后轻重之别。胀比满为重，满比胀较轻，满是胀的初起，胀是满的加重；肿是胀的发展，胀满是肿的先河。鼓胀非但与腹胀有别，即与其它胀病，也不一样。故如但胀不满，或但满不胀，即是胀病满病，不是鼓胀；既胀且满，亦是胀满病，不是鼓胀；胀满且_腹筋起的，乃是鼓胀病。张伯臾先生又如急性心肌梗塞，很多学者认为属中医「真心痛」的范畴。据临床体验，对照《金匮》及有关医着的记载，我认为本病不仅属于「真心痛』，还应属于「胸痹」范畴。大致可作如下划分：右胸疼痛剧烈，或者手足青至节，并在二十四小时内死亡的，为「真心痛」，痛虽剧烈，但不迅速死亡的为「胸痹」。《金匮》论「胸痹」日；「阳微阴弦」，乃指心胸阳虚，阴寒痰饮乘于阳位所致，故治疗也局限于补阳益气、通阳散结、豁痰化饮之剂。近十多年来，据我临床所见，《金匮》所论与实际不尽相台。就本病病机而言，本虚标实确是心肌梗塞的特点所在。但本虚非徒阳虚，尚可见气虚、阴虚、阴阳两虚，甚或阳微阴竭，心阳外越等；标实也非仅痰饮为患，尚有气滞、血瘀致害，。又有兼寒兼热之不同。同时，标本之间多相互影响，未可执一而言。因此，在治疗上也不能拘泥于《金匮》，应随证遣方，灵活掌握。我根据本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总结了三个治疗要点；一是处理好「补」和「通」的关系，掌握好「祛实通脉不伤正，扶正补虚不碍邪」的原则；二是防脱防厥，要细致观察患者在神、气息、汗、疼痛、四末及素体温度、舌苔、脉象等方面的变化，随时警惕厥脱的发生，用药也宜于厥脱之先，三是关于通便问题。本墒患者常见便秘一证，由大便不畅引起心跳骤停而死亡者并不少见，故及时而恰当地通便，为治疗心肌梗塞的重要方法。立法用药时应分清阳结阴结，采取「先通使去实，然后扶正补虚』或「补虚为主，辅以通便」等法，以助正气的恢复(详见《上海中医杂志》一九八一年第十期)。张珍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