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圃先生强调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凡是学者的鲜明学术观点，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结晶。徐老擅长温阳，处处以卫护人体之阳气为重，这与他平时所诊疗的对象有密切的关系。记得我在随师临证时，绝大多数求诊患儿属于久病失治或辗转求治的重危病症，其中又以阳气受损、正不敌邪的脱闭症侯者多，所以在处方中相应地常常使用温阳扶正法则。然先生虽得祝味菊先生运用温阳药的经验，但师其法而不泥其法，创立了自己使用温阳方法的独特经验。关于小儿的机体特点，历来就有两种不同认识。《颅囟经》提出，「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小儿药证直诀·序言》也说：「小儿纯阳，无烦益火」，《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又强调了「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之说。据此认识，在治疗小儿疾病时，宜用清凉力避温阳药物。但亦有不少儿科学者，对纯阳之体的学说抱有相反的观点。如《保赤存真》的作者余梦塘云：「真阴有虚，真阳岂有无虚……此又不可徒执纯阳之论也。」罗整齐在其《鲆溪医论选》中论及小儿机体特点时也说；「小儿年幼，阴气未充，故曰纯阳，原非阳气之有余也，特稚阳耳！稚阳之阳，其阳几何？」他们在治疗上主张以扶阳为主，称为温阳学派。这两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了儿科领域中「以清为主」和「以温为主」的两大学派，至今在儿科领域仍有着深刻的影响。体「肉脆、血少，气弱」的生理特点出发，认为「阴属稚阴，阳为稚阳」，而决非「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纯阳之体」，所以他在立论上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欣赏《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论述，以及张介宾在《类经附翼·求正录·大宝论》中提出的「阳化气，阴成形」、「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热为阳，寒为阴……热能生物」、「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认为：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的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的主力，而在儿科中尤为重要。在治疗方法上，他推崇陈复正「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主张治小儿疾病必须处处顾及阳气，并且善于在明辨的基础上识别真寒假热。所以，他在临床上善用辛温解表、扶正达邪、温培脾肾之阳，以及潜阳育阴等治则；在用药配伍中，灵活全面，尤擅于各法之间和各药之间的联系，对于温与清的结合、剂量轻重尺度等，莫不丝丝入扣，恰到好处。例如他对桂枝的应用，解肌透表必加生姜，有汗发热均伍芍药，无汗表实伍麻黄，项强伍葛根，太少合病用柴胡，清心泻火合黄连，烦渴除热加石膏，肺热，肠热合黄芩，里实腹痛合大黄，与附同用以温阳，与参、芪同用以益气，与甘、枣同用以补心脾，与饴糖同用以建中，与苓、术同用以利水，与五味于同用以纳气，与龙骨、牡蛎同用以潜阳镇惊。且常喜与磁石共投，加强其潜阳宁心的协同作用。他还常使用羌活与桂枝合伍，对风寒入络，头身体痛之寒痹证，效果卓著。他对麻黄的应用尤多，凡有肺经见证者多用之。认为麻黄作用在于开肺气之闭郁，故喘咳之属实者，佐杏仁以化痰，虽无表证，均可用之，反之，表实无汗而无喘咳者，却并不采用麻黄，因麻黄之发汗解表，需赖桂枝之行血和营，若徒恃麻黄之发汗解表则无益也。以小青龙汤为例，外感风寒、内挟水气者固必用，虽无表证而见喘咳者亦常用，随证加减，尤为灵活。如无汗表实者，用生麻黄去芍药，表虚有汗者用水炙麻黄，但喘咳不发热者用蜜炙麻黄，并去桂枝、芍药；表解但咳不喘者并去麻黄、桂枝。治咳嗽时用五味子，取其五味俱备，非只酸收纳气而已。新咳、暴咳喜用干姜散寒，不宜见咳治咳;久咳不止，则重用五味子;若咳不畅快者，乃邪恋肺经，五味于则在禁用之列。痰多加白芥子;顽痰喘咳，历久不化者加竹节、白附。过去在徐老处实习时，冬春季节所见麻疹合并肺类者最多，求诊者皆为后期危重患儿。很多病儿除持续发热并常兼有气喘痰鸣、喘息抬肩外，舌苔黄腻或灰黑，舌质淡红有刺，口唇干燥皲裂，饮水则呛咳作恶的一系列毒热炽盛之化火症侯，清热解毒，保津护阴，固在所必须。但徐老只要诊得脉来细软，扪得舌苔尚有潮润，四肢末端欠温者，则以清温并用，祛邪扶正之法为治，用药如黄连、石膏、鲜生地、大黄、天竺黄、乌附块、龙骨、牡蛎，磁石等。徐老认为麻疹为阳毒，化火最速，清热解毒，养阴护津，固属温毒证的治疗常法；热乃火化，炼液成痰，阻于气道，导致肺闭，关键在于「火」之作祟，故虽肺闭，必佐大黄，通达腑气，导火下行。此时如用一般宣肺定喘等法，已非所宜。盖肺与大肠为表里，泻利大肠，乃「上病下取」之意，所谓「扬汤止沸」不及「釜底抽薪」。乌附块性温而不燥，龙、牡、磁石扶正潜阳，证虽属实热，而舌唇尚润，脉呈细软，肢末欠温，按小儿病理特点，易虚易实，最易出现厥脱。夫阴之所生，必赖阳气之旋运，故少佐温阳者，取其阳生则阴长之意。方虽复杂，但主次分明，配伍灵活，对麻疹肺炎毒重正气将溃的重症病例，颇能见功。我在以后临证中，对某些麻疹肺炎兼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者，常用此法加重生大黄之量，常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说明徐老之使用温阳药和清温并用之法，确是胸有成竹的。先生应用附子的指征是；精神萎靡，面色晃白，四肢末端不温，脉息细而软弱，或大便见溏泻，小便清等，只需抓住其一、二主证，即可放手应用。特别出现小便清长者，常重用附子，如小便少者，则改用肉桂。他指出：阳气者，人身之大宝也，无阳则阴无以生。在临证时，如阳虚证端倪初露，即须及时注意，若必待气阳虚衰，阴证毕具而后用之，往往贻噬脐莫及之悔矣！介绍几个常用治则的例案昔日先生诊病，医案均有留底，余亦积累颇多，惜在日军侵华时，散佚大半，所存者又经十年浩劫，残留无几，因此无法整理其全貌。幸仲才学兄曾在先生逝世后一年，撰有《徐小圃儿科经验简介》一文，以资参考。这里，结合我的回忆，略述梗概，以飨后学。(一)解表擅用辛温外感风邪者，邪客于肺，导致肺气闭塞。证见壮热无汗，咳不扬声，胸高气急，鼻翼扇动，喉间痰声漉漉，神识欠慧，啼哭无泪，舌苔白，脉紧而浮，治从辛温开泄。药用：生麻黄，川桂枝，大杏仁、白芥子，制南星，像贝母、竹半夏、橘红、远志、生姜汁(冲)，苏合香丸(研细)，用鲜石菖蒲煎汤化服。本证虽由外感风邪所引起，但已成「肺风痰喘」之重症。痰阻气道，肺气闭塞，痰随气逆，则喉间漉漉鸣响，肺开窍于鼻，肺闭则鼻翼扇动，咳不畅利；身虽壮热，但无汗泄，苔白、脉紧而浮，病机为风寒郁于肌表，痰湿内阻肺络。因病在初起，正气尚盛，所以使用麻，桂辛温发散以开肺气，使邪从外撤，南星，半夏，姜汁温化痰湿；苏合香丸、菖蒲温开泄浊。以上防治结合，祛其邪实，亦即保其正气。若因其壮热而用清凉，徒滋邪机充斥，变证迭起，坐失良机，乃医之过也。此证多见于冬春季节的婴幼儿，体质肥胖，病来急暴，以喘咳痰鸣、发热为主证，临床多见者为毛细支气管肺炎。如其有上述症侯者，均可参考斟酌使用。(二)重视扶正达邪麻疹初透患儿，鼻准未显，透而即隐，壮热有汗，咳呛不畅，涕泪俱无，鼻扇气急，面呈青灰，精神萎靡，作恶便溏，肢凉不温，小便不黄，辄见痉厥，苔白不黄，口干不多饮，脉虽数而软，药用水炙麻黄、白杏仁、黄厚附块、活磁石，青龙齿、蝎尾，二味黑锚丹、鲜石菖蒲。其病机为正气不支，邪陷肺闭，内风蠢动，属麻疹之变证。夫一般麻疹因毒热内闭者固多见，而因正气不足，气阳式微而致疹难透达者亦复不少。此证面色青灰，便溏、溺色清，脉软肢冷，虽有壮热，而见有汗，痧子见而即隐，且频见抽搐，与毒热内陷生风者显属不同。故先生以温阳扶正同宣透并用，止痉不用羚羊而参以潜阳；气喘、汗出不温，当非实邪之喘，所以用二味黑锚丹以温阳镇纳，不用葶苈泻肺以免犯虚虚之戒。且黑锡丹能温纳肾气，凡真阳欲脱之虚喘，先生最善用之。在透疹剂中加用附子以温阳，发中有补，确能达到扶正却邪之目的。此外，先生对麻疹之出透与否，不以全身四肢密布为凭，而以鼻准有无为标志。因此，他诊视麻疹患儿，必细察鼻准处有无布露，虽周身痧子密布，鼻准未见者，仍以透为主，若鼻准部已有三、五点粒，全身稀疏不多者，即表示痧子已透达向外，无需再用透发。余验之临床，确如其言。附此，以记先生诊视麻疹之卓见。(三)及时温培脾肾久泻婴儿，屡经治疗，仍泄泻不止，粪色淡黄，挟有粘液乳瓣，小便清长，吮乳作恶，神情萎软，刚匡凹陷，面色萎黄，四肢欠温，寐则露睛，舌净少苔，脉濡细，呼吸浅促。处方用黄厚附块、上安肉桂、茯苓、淮山药，煨肉果、煨益智、破故纸、青龙齿、活磁石。此为久泻伤脾，脾伤及肾，乃脾肾两伤之证，气阳不足之征毕露，故放手使用温培脾肾之阳，即助火生土之意。小儿泄泻，夏秋季尤多，湿热泻固属多见，而婴幼儿时期的脾虚泻亦常见及。先生常以钱氏七味白朮散为主方，中寒者加炮姜，阳虚者加附子，对脾伤及肾者常用四神。对泄泻病中具有舌干口渴者，必详辨其伤阴与伤阳之别。伤阴当见舌光色绛，甚则口舌生糜，伤阳舌苔虽净而不干或糙而质润，且多伴小便清长，口虽干而不多饮，饮则作恶(此非阴伤，而是脾不健运，液不上承之故)。肾阳不振，气失摄纳，所以小便虽多，而泻仍不止也。此类病儿临床极为多见，若不及时投以温培脾肾之阳，则必土败木乘，可致虚风暗动，导致慢脾风危候。婴幼儿泄泻之死亡于此者，比比皆是。我在治疗婴幼儿久泻不止，进食进水即泻的脾寒泻时，亦常喜用附子理中汤加生白芍，炙诃子温中安肠，鼓舞脾阳，使之清阳上升，阴霾自散。这与补中益气之升提法具有不同的含义。(四)潜阳兼顾育阴幼儿在夏秋之交，发热缠绵已将一月，热来起伏，身有微汗，口渴喜饮，尿多色清。近来烦躁不宁，彻夜不寐，咬啮手指，时伴惊搐，面色有时潮红，两足清冷，舌光无苔，脉细数而软。处方为黄厚附片、上川连、磁石、青龙齿、天花粉、蛤粉、覆盆子，莲子心、阿胶、鸡子黄(冲)。本证已显气阴两虚，属于各种温病范围的后期病症，乃温病之坏证。余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恢复期，伏暑、湿温病的后期，凡出现此类症候，均宗先生施以潜阳育阴之法治之。盖阴与阳，虽属不同的两个属性，然互有联系，互为制约，阴平则阳秘，偏胜则病，所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君火之下，阴精承之」；「阳不独立，必得阴而后成，阴不自专，必得阳而后行」。此水火阴阳制约的生化规律。故潜其阳，必育其阴。潜阳育阴之法，虽非先生独创，但运用自如，足证先生治法灵活，无固执一法的偏见。从儿科领域中，很多疾病由于邪热消烁真阴，产生水火阴阳制化失常，从而导致肾水的亏损，鸱张了心火的亢盛。诸如出现阴虚阳越的临床症候，若片面育阴，亦难奏效。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张介宾尝云；「有形之火不可纵，无形之火不可残。」先生以黄连阿胶汤、定风珠立方，佐以温下潜阳之品，化裁出入，泻其有余，补其不足，其可谓临机应变，深得要旨。王静斋先生治病宜分三期：病之初起，元气强壮，无论轻重，当以猛剂峻剂，急去其病，是为第一期，病之中路，元气渐衰，正邪宜兼筹并顾，当以宽猛相济之药，缓急得宜，方能收效，是为第二期；病至末路，元气已亏，惟宜养正为先，正气充足，邪气自除，此时用药万勿猛烈，须缓图而不可急功，是为第三期。我尝遵守这些治疗法则，每收指臂之效。先父对温病尤为特长，每年活人无算，津市人多称其为伤寒专家。盖西医所谓之伤寒，即温病之类。温病发病急变化快，病死率高，每遇此症，即以峻剂猛剂，不但药味多，而且剂量重，每剂药中生石膏有用90一120克者，甚或有用生石膏煎水作饮料者，故药下即效。并谓治温病如擒虎，稍一放松，回噬伤人，故必须用大剂量，使病邪无反袭之力，所谓治外感如将，如大将之用兵，兵贵神速，除恶务尽也。病愈后，仍须彻底清理，以免死灰复燃。但当时天津人最怕生石膏，以为石膏大寒，入胃后，虑如做豆腐者用石膏之点卤。患者既不敢服，医者也不敢用，如用之，也是用煅者。殊不知生石膏辛凉，体重气轻，体重可泻胃热，气轻可解肌表。丹溪谓其味辛甘。其甘也，能缓脾益气，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发汗上行至头。近人张锡纯对石膏论述极精，可资参考。故生石膏主要功能，大清阳明之热，解肌表而发汗，为治温病之特效药，不似芩连之苦寒凝滞也。因而先父与药肆中相识者洽商，嘱其煎好，名之曰清热露，使病人不知为石膏制剂，可以放心服之。津市有一名医某君，素不用石膏，见先父之用清热露颇有疗效，故亦常大量用之，盖其不知即石膏也。对于内伤虚证，则用药极轻，不但药味少，而且剂量轻，盖以胃气虚弱不能胜药力，药汁入胃不能消化，病必增剧，勿急于求功，须缓缓图之，使正气复而邪气退，所谓治内伤如相，如良相之治国，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得可见，而民登寿域。可见治病不在用药之轻重，而在辨证之精确。辨证不明，用药必误。长于治疗中凤、肺痨和麻疹先父对中风、肺痨等大症，均有独到之处。如论中风说：唐宋以前，多主外风，金元四家，刘主火，李主气，朱主痰，因而后人有真中类中之分。实际《内经》中早有记载，不过不名中风，而名大厥薄厥之类。如《素问·调经论》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这正是本病的致病因素。盖人身气血，上下循环，周流不息。血随气上，上行极必然造成脑充血，故卒然倒仆不省人事；气上行极而下，则血亦随之下行，是为气复返则生；假如气血上行不止，势必造成脑血管破裂而出血，出血不止，是为不返则死。又《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这说明肝阳旺盛的人易于动怒，怒则气上，血亦随之，故血菀于上，而造成昏迷，临床常见到血压高的人，往往因大怒而突然发生脑溢血，可见大怒为本病诱因之一。又《素问·通评虚实论》说：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可见嗜高梁厚味的肥胖人，多属半身不遂病的易发体质。因此，本病固不必有真中类中之分，不过有中脏腑，中经络之异，有虚实闭脱之别。虚者益气以通络，实者活血以通络，闭者先用芳香以开之，脱者以补脾肾强心以固之。常用药；益气用参芪白术，养血用归芍熟地，通络用桑寄生、威灵仙、稀莶草、牛膝，活血用山甲、蜇虫，地龙、鸡血藤(活血用虫类药者，以其亦有通络之力也)，口歪用僵蚕、全蝎，肝阳旺者用石决明、生龙牡、胆草、旋复花、赭石、羚羊角，脉滑数者是内热较盛，用生石膏，知柏、竹茹、栀子，痰盛者用黛蛤粉、半夏，广皮，天竺黄、竹沥水，开闭用苏合香丸、安宫牛黄丸、菖蒲等，固脱强心用圆肉、山茱萸、茯神、枸杞子、菟丝子，或加参芪，龙牡。先父每年治中风病不下数十人，很少留有后遗症，因其最后皆令病人加强锻炼，每逢此病治到一定程度，患者已能站立活动，即将太极拳教师李君介绍去帮助患者练习太极拳，故大多数能恢复正常。先父认为，肺痨有真假之别。先就真肺痨言之：其人先天禀赋不足。若其处境顺者，或能脱过；如日处逆境，心思败乱，虽将其培于参芪之中，亦难幸免于死。盖草根树皮，可以疗病，不能补其将绝之根源也。然此病初得，亦多有因风寒而起者。此时先以辛散解之，清凉化之，使邪不留经，亦可愈于无形；及至骨蒸发热，交阴时则剧，两颧红如拇指一点，此心阳将绝之兆；干咳无痰，或唾涎沫，或大便溏，脉来细疾而软，是肺绝脾败，病人膏盲，无能为力矣。古人多以滋补气血，填精益髓，以延寿命，亦恐于事无济。再以假肺痨论之：其人平素气充体实，或受风寒外感，邪既郁，脉必闭，不但不见浮数，反涩小而缓，身亦不热头亦不痛，但只咳嗽，此风热闭于内，治当火郁发之。如误认为虚用滋腻之剂，补邪于内，热邪内伏，上蒸于肺，肺被热蒸，久则肿胀，气道不通，咳嗽愈急，血被火炼，烧无定时，或先恶寒而后发烧，形同疟疾，此乃肺部肿腐之时，气盛者阳时发烧，气弱者阴时发烧，风火交煽，则精神萎靡，饮食不进，类似真肺痨矣。烧时满面发红，间有不红者，得汗则解，口渴，脉滑数，洪大，或涩或迟而脉体宽大，不但证为纯阳，而胃亦太热。欲救其急，非釜底抽薪不可，只要大便不见溏泄，即可用生石膏治阳明胃热而清通肺气，犀黄丸消肺中之肿腐，再加紫雪以开之，使浮游之火散，而他脏自安。常用方剂，以麻杏甘石汤、桑菊饮加减。然麻黄辛热，须少用(至多不超过半分，用以搜肺经所郁之风寒)，若多则受其害矣。重用生石膏以清其热，使热不上冲，则咳嗽自愈，此方乃治蕴藏风热之坏症，而非治阴火痨瘵也。然此时如用滋补，则风火不得宣泻，内耗真阴，阴愈虚则热愈盛，肺被熏蒸，势必肿烂而死。蒲辅周先生【蒲辅周小传】蒲辅周(18881975)，四川梓潼人。三世精匡，祖父尤知名。十五岁始继承家学，三年后独立应诊于乡，后悬壶于成都，声誉日隆。解放后，于一九五五年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倾心中医事业凡七十余午，医理精深，经验宏富，长于内，妇、儿科，尤擅治温病，在中医学术的许多领域内皆有独到见解，为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和临床家。一生忙于诊务，未暇从事著作，晚年由其门生整理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等。先师蒲辅周，是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在其七十多年的医学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精研医理，勤奋实践，兢兢业业，矢志不移，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突出的医学成就，深为医药界所敬仰。现仅就个人从师学习的浅薄体会，简介其治学精神和主要经验如下：治学谨严吾辈师表先师治学的特点很多，概括起来有如下四点：首先，注重一个勤字。他在读书和思考方面是十分刻苦的。每当凌晨和夜静的时候，他书桌上的灯光总是准时拨亮，伏案阅读，孜孜不倦。并常说，一来这时头脑清爽，效力最高，二来没有白天的干扰，精力集中。就这样，他不论阴晴寒暑，每天早晚坚持学习四，五小时，几十年没有间断过。他对所读之书，还要认真思考，深入领会，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丝毫也不马虎。他要求学生也是同样。谆谆教导说：经典著作要精读深思；各家学说要博览兼收；基础知识书籍要勤读牢记。真正做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把书读通弄懂。他一生不耻下问。在梓潼时，幕龚老名，谦恭追随数年不懈，龚老甚为感动，于临逝世前，授以内眼病秘方九子地黄丸。他广泛收集民间有效疗法，随闻随采。他交往医界名流，总是虚怀若谷，善以人之长补已之短，从不存门户之见，他经常说，学问学问，不但要勤学，而且要好问。只学不问，无以启思，只问不学，无以明理。要有每事问的精神，才能在学识上有所进益。其次，坚持一个恒字。他认为，中医理论深奥，没有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和领会的。他每读一部中医文献，无论是巨著，还是中短篇，始终坚持一丝不苟，从头读起，一字一句，一章一节，竭泽而渔，不使遗漏。即使读两遍、三遍，也不改易这种方法。我追随先师十七年，亲眼看到他系统阅读《内经》、《千金》、《外台》、《证治准绳》、《张氏医通》、《本草纲目》各一遍，《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寒温条辨》、《伤寒指掌》和《金匮冀》、《医学心悟》等两遍，没有持之以恒的顽强意志是办不到的。他常说：学无止境，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其三，要求一个严字，他认为，治学严谨与否，不仅是科学态度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问题。他自己订立了三条：①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则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不作采菊东篱之陶渊明。②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要学传道解惑的韩昌黎。③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效法治医有素之孙思邈。记得在一次重型乙型脑炎会诊讨论中，在座同道分析：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三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下之。他力排众议，指出虽有痞满而不坚，脉非沉实而两尺滑，苔非老黄而见厚腻，不待下，大便将自行，正当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土来报，溏粪已下。同座莫不叹服。并称赞他认证之真确，完全由于治医的严谨，分辨细微处，一症一脉从不轻易放过。这种高度负责的作风，值得学习和发扬。最后，落实一个用字。他认为，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如果只学不用，读书虽多，亦不过埋在故纸堆中，纵然发为议论，多是章句之学，作古人的注脚而已。所以，他极力倡导，学理论是为了用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也是他做学问的精到之处。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说，丹溪创立此论，值得怀疑。阳为气、为火，气果有余吗?火果真有余吗?那么五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按人体之阳，非火有余，乃其水不足也。这才是王太仆的本意，这个观点直到张介宾才纠正过来。著书立说，教万世人，殊不知立论一锴，反而害人。但是丹溪创立一些补阴方剂，如大补阴丸等，则是他的重要贡献。对八法的发挥。八法是中医的治疗大法，是战胜各种疾病必须掌握的不可移易的准则。但是，以他多年临床体会，逐步认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具体运用，还需注意分寸，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一种方法，当用而用得其法，自然应手取效。若当用不用则为失治，不当用而用则为误治，这尚较易觉察；唯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病情往往不见改善，医家病家均认为用法无误，但终不解其何故。观《伤寒论》桂枝汤条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寥寥数语，已道出汗法效与不效的机理。因为微似有汗为用法得当故益佳；如水流离为用法不当故病不除。先师由此悟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矛盾对立统一的法则。他明确提出，善用八法者必须是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泛，吐而勿缓。这是医学方面的两点论和辩证法。比如说：汗法用于外感疾病，能收到很好的发汗解表作用，但汗之太过，则会发生大汗亡阳的危险；补法用于虚弱病人，有增强体质恢复健康的作用，但补之不当，则引起胸腹胀满甚至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他对补的意义还有进一步的见解：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不用补药而达到补之目的。八法之蕴，至此大备。精通内科尤擅温病先师治内科病，首崇仲景学说，常谓《金匮》、《伤寒论》二书，理详法备，为方书之祖，临床医疗的准绳。下遵历代各家流派，博采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冶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所未备，开后学之法门。他毫无偏见，集思广益，撷取精华，扬弃糟粕。大力倡导治疗以辨证论治为主，不必斤斤于经方派、时方派之争。他说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古时中医虽有十三科之分，而内科向称为大方脉，包括的范围很广，加之他所治内科的病例又多为疑难大症，欲获高效不易，但由于他理论精通，学识雄厚，经验丰富，故都能把握病机，得心应手。举例如下：(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冠心病在他看来，其证心脏功能不足为虚，营卫阻滞作疼为实，但毕竟虚多实少，故治法当以补为主，通为用。自制益气和血之双和散，临床证实安全有效，是通补兼施的良方。不宜胶执活血化瘀一法，以免蹈虚虚之戒。此种创见，如同犀烛。例一，张xx，男，年逾耳顺。体质素弱，头晕健忘，神怠思睡，胸膺闷胀，心区隐痛，气短懒言，自汗畏风，腿软作痛，不耐坐立，胃纳欠佳，口干欲饮，小便偏少，脉象两寸沉细，两关弦急左甚，两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师分析脉证，属心气不足，肾气亦衰，髓海渐虚，虚阳欲越，急用附子汤加减，强心益气，滋肾潜阳：西洋参、制川附于、云茯神、白芍药、制龟板、山萸肉，枸杞子、炒杜仲，怀牛膝。阅三诊后，头晕、胸闷、隐痛、思睡、自汗等症皆明显减轻或消失，食欲略增，二便正常，脉转弦缓，左关亦不急，舌质正，苔白。原方加女贞子、五味子继续调理，日见功效。例二，刘xx，男，花甲又二。因心肌梗塞合并心力衰竭住某医院，经抢救逐渐平稳，出院后一年中，三次发作心绞痛，常觉疲倦无力，四肢关节酸痛，心悸隐痛，足浮肿，脉象左沉细，右弦缓，舌质正，苔薄白，师诊为心气不足，兼见风湿。方用参麦散加远志，枣仁以益气养心，佐以天麻、桑枝，松节以祛风胜湿：北沙参、麦门冬、五味子、炙远志、炒枣仁、生龙骨、明天麻，嫩桑枝、干松节、化橘红、大红枣。上方服后，患者云疗效很好，遂按此法出入，坚持服用较长时间，而病情日趋进步。例三，于x，男，年过知非。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心电图检查：冠状动脉供血不足，陈旧性心肌梗塞。自觉症状，四年多来一直胸闷气短，心前区疼痛彻背，向左腋下及臂部放散，每日发作频繁，隔十余天即有类似休克样发病，兼见头昏头痛，睡眠不佳，时短易醒，易汗出，下肢浮肿，心绞痛重时则胃纳亦差，曾服中药五百余剂，多为瓜蒌薤白半夏汤或炙甘草汤加减，以及西医长期心脏用药，诸症不见改善。诊其脉左关微弦，余均沉细，舌正唇紫，微有苔薄黄，此由营卫不调，心气不足、痰湿阻滞，治宜调营卫、通心气、化痰湿，方以十味温胆汤加减：西洋参、云茯神、炒枣仁，炙远志，九节菖蒲、法半夏、化橘红、炒枳实、淡竹茹、柏子仁、紫丹参、川芎、大红枣。二诊：头昏痛减轻，饮食略改善，咯少量黄而灰痰。此痰湿欲化之征，仍睡眠不佳，并见耳鸣，左关微弦细数，余脉同前，原方去丹参加石决明、桑寄生。三诊：诸症悉减，心前区疼痛亦大减，每日发作次数已不频，未再发生类似休克样的表现。睡眠不实，脉象沉细，舌中心有薄黄苔。原方去大枣加宣木瓜，琥珀粉(冲)。四诊：一般情况很好心前区偶有闷痛，脉沉细，舌苔薄白，唇已不紫，属心气已通，营卫渐和，原方略予增损，除感冒外可常服。此后病情遂趋稳定。先师对冠心病的辨证论治，着眼于心脏功能不足。三例均属心气不足之证，但一见肾虚阳越，一兼风湿痹痛，一有痰湿阻滞，故又根据兼症不同决定治疗方法。或用经方附子汤，或用时方参麦散和十味温胆汤，加减进退各有法度，不能稍有迷惑。(二)胃、十二指肠溃疡(简称溃疡病)先师对消化性溃疡的治疗，不单纯侧重在局部病变，而特别着眼于整体病情，往往按仲景随证治之的原则，屡获奇效。例如：段xx，男，三十八岁。素有胃溃疡和胃出血史，大便检验潜血阳性。近因过度劳累，加之公出途遇大雨受凉，饮冷葡萄酒一杯后，突然吐血不止，精神萎靡，急送某医院救治，诊断胃溃疡大出血，经对症处理两日，大吐血仍不止，恐导致胃穿孔，决定立即施行手术，迟则将失去手术机会，患者家属有顾虑，夜半要求处方止血。师曰：吐血虽已两昼夜，若未穿孔，尚可以服中药止之。询其原因，由劳累，受寒、冷饮致血上溢，未可以凉药止之，宜用《金匮》侧柏叶汤，温通胃阳，消瘀止血；侧柏叶、炮干姜、艾叶浓煎汁，兑童便频频服之。复诊：次晨吐血渐止，脉象沉细涩，舌质淡，无苔。原方加西洋参益气止血，三七和血消瘀，仍如前法。三诊：止血奏效，神安欲寐，知饥思食，并转矢气，脉两寸微，关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此乃气弱血虚之象，但在大失血之后，脉证相符为吉。治宜温运脾阳，并养荣血，佐以消瘀，改用理中汤。加归、芍补血，佐三七消瘀。服后微觉头晕耳鸣,脉细数，为虚热上冲所致，于前方加地骨皮、生藕节，浓煎取汁，兑童便继服。四诊；诸症悉平，脉亦和缓，渐能纳谷，但转矢气而大便不下，继宜益气补血，兼养阴润燥消瘀之品：白人参、柏子仁、肉苁蓉、火麻仁、全当归、生藕节、清阿胶(烊化)、新会皮、山楂肉，兑童便温服。服后宿粪下。化验：潜血阴性，嘱停药，以饮食调摄，逐渐恢复健康，溃疡亦愈合，二十余年未再发。吴xx，男，四十二岁。患十二指肠溃疡已十三年，秋、冬，春季节之交，易发胃脘疼痛，钡餐照片十二指肠球部有龛影，大便潜血阳性。近来脘腹疼痛，尤以空腹时加重，精神较差，小便黄，脉弦急，舌质红，苔亦黄，此属肝失疏泄，横逆犯胃，用四逆散合左金丸加味以疏肝和胃治之：北柴胡、白芍药、炒枳实、炙甘草、川黄连、吴茱萸、扣青皮,广木香、高良姜、大红枣。二诊：脘痛减轻，睡眠仍差，大便不爽，小便稍黄，舌质红，苔转黄腻，脉仍弦数，乃肝胃未和，湿热渐露，改用越鞠加味，调肝胃，利湿热：炒苍术、制香附、焦栀子、川芎、建神曲、川厚朴、炒枳壳、绵茵陈、广郁金、干石斛、白通草、广木香、鸡内金。三诊：脘腹痛消失，大便潜血阴性，食纳增加，脉缓不弦，舌质不红，苔薄黄微腻，议用散剂缓调以资巩固：赤石脂、乌贼骨、陈香橼、炙甘草、鸡内金。共为细末，每服1.5克，日两次，白开水送下。两例溃疡病的冶则，是从病情需要决定的。当胃溃疡大出血时，急应止血，但考虑因为过劳、受寒、饮冷引起，不同于一般血热妄行，故不采用凉血止血的方法，而用温通胃阳，佐以消瘀，继之以理中温养脾阳以统其血。盖脾胃为中州之司，而甘温具固血之用。避免了一次手术，这种无创伤性医疗，给临床有所启示，无怪乎许多急腹症也用中医疗法取得成功。另一例十二指肠溃疡，由于肝胃不调，兼有湿热，故又直接以调肝胃，利湿热之法为治，与前例一温一清，形成对照，各有妙用。尤其值得探索的是先师在柏叶汤中以童便代马通，童便咸寒之性，不仅能制姜、艾之温燥，而且能止血以化瘀。在吴xx调理善后时，用赤石脂、乌贼骨于养胃中巩固收涩止血之功，并促进局部溃疡之修复，做到温而毋燥，止而不瘀，既重视整体，又注意局部，他技术娴热，运用灵活，实臻炉火纯青的高深境地。《蒲辅周医案》中内科案例，尽皆准此。以《内经》、《金匮》为理论基础，渗透历代各家之长，善用经方，又不受经方药味的拘束，往往经方时方并用，又不失配伍的准绳。认为临床治病，总是有常有变。一般是治常易，治变难，其实善治常者，亦善治其变。他所诊疗的病人，变证较多，面对疑难症候，总是细心观察，周密思考，甚至查阅文献，务求至当，故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医律愈细，疗效愈高，形成有创造性的医疗特色。先师对于温病的经验是：①屏弃温病学派与伤寒学派的论争。他说，伤寒、温病首见于《内经》，谓热病皆伤寒之类，《难经》则曰伤寒有五，直接把温病系于伤寒之下。《伤寒论》总结汉以前治疗外感病的经验，创立六经辨证的学说，为汉以后所宗，伤寒、温病并未严格分开，至金元开始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明清两代温病学说已正式形成，叶，吴倡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于是伤寒与温病分为两大派，各立门户，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攻讦。先师则极力屏弃此种偏见，主张扬长避短，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并行不悖。②辨清伤寒与温病的同异。前人有始异终同之说，先师则谓始异中同终仍异。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其病在表，治法以辛温解表为主，温病初起时，温邪首先犯卫，其病亦在表，但治法以辛凉透邪为主。可见二者之始，病因异，病症异，治则亦异，绝对不可混同。若伤寒入里，证属阳明，寒邪化热，治宜白虎、承气；温病顺传，证属气分热邪益炽，治法自然一致。故二者之中，证治均相同，无须寻求其异。至于伤寒传人三阴，虚寒已见，则宜温宜补，温病热入营血，阴伤津灼，则宜清宜润。故二者之终，又见证治迥异，理应细加区别。③以表与透为第一要义，以存津液为治疗根本。因为伤寒、温病，皆外因为病，邪自外入，自应驱之外出。吴鞠通说得好，伤寒非汗不解……温病亦宜汗解。唯温病以透达得汗更适宜，不可直接发汗。说明表与透是伤寒、温病的两大法门，是临床的第一要义。前贤还指出：一部《伤寒论》，不外存津液三字为根本。津液的存亡，关系温病的安危。保存一分津液，即增加一分生机。由于先师理论汇集伤寒、温病学说之所长，辨证分清伤寒、温病之区别，论治注意表与透和存津液之要领，故在温病学术上能有所建树。临床实例，以辨证较多。例如：朱xx，男，二十九岁。某医院确诊：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后曾服大剂辛凉苦寒及犀、羚、牛黄、至宝之品，而高烧持续不退，神识如蒙，时清时昏，目能动，口不能言，胸腹濡满，大便稀溏，口唇干，板齿燥，舌质淡，苔白，脉象寸尺弱，关沉弦，属湿温。分析脉证虚实互见，邪陷中焦之象，与邪入心包不同，用吴鞠通湿热上焦未清，里虚内陷的治法，主以人参泻心汤，去枳实加半夏，辛通苦降为法：白人参、炮干姜、川黄连、枯黄芩、法半夏、白芍药。服后，尿多利止，胸腹满减，周身得微汗而热退。但此时邪热虽却，元气大伤，而见筋惕内瞤，肢厥汗清，脉微欲绝，有阳脱之危，急以参麦散加附子、龙牡回阳固阴：台党参、麦门冬、五味子、熟川附子、生龙骨、生牡蛎。浓煎徐服，不拘时，渐见安睡，肢厥浙回，战栗渐止，神识略清，汗亦减少，舌齿转润，阳回阴生，脉搏徐复，后以养阴益胃法缓缓调养而愈。此例本暑湿为病，因寒凉过甚，由热中变为寒中，邪热被遏，格拒中焦，故取泻心法。辛通苦降，病机一转，邪热顿折而大虚之候尽露，急用回阳固阴之剂，中阳以复，阴敕以存。综观治疗法度，方宗仲景，法取鞠通，伤寒、温病学说共存，经方时方并用，非先师胆识过人，曷克臻此。高xx，男，七岁。住某医院已三日，诊为流行性乙型脑炎，患儿高烧躁扰，腹满下利，呕恶，予水则拒，爪甲青，面青，日夜不安睡，时而狂叫，亦不食，苔黄少津，唇干，脉象沉数弦急，昏用寒凉重剂及犀羚、牛黄、至宝等病势不减，乃热邪内陷阴中，从太阴寒化，厥阴蛔欲动之象。予以椒梅汤去黄芩、法夏:台党参，川黄连、白芍药、乌梅肉、川花椒、炮干姜，炒枳实。浓煎温服，一剂热退，睡安躁减。再剂利止，胀消烦除，并下蛔虫一条。续以温脾和胃调治以竟其功。此亦因服用寒凉太早、太过，已成寒中变证，而苔黄、唇干，脉弦数且急，仍与热中相似，其间仅爪甲青、面青、拒水之差。在疏方时去黄芩、半夏，原因曾服苦寒重坠之剂过多，故减其制，有枳实之苦降，黄连之苦泄，已适中病机。不执成方不变。且椒梅汤系仲景乌梅汤化裁而来，与前例寒中之见证不同，故选方亦异。梁xx，男，二十八岁。住某医院，诊断为流行性乙型脑炎。病已六日，曾连用清热、解毒、养阴之剂，而病势有增无减，体温高达40．3摄氏度，脉象沉数有力，腹满微硬，哕声连续，目赤不闭，无汗，神昏谵语，烦躁不宁，四肢妄动，有欲狂之势，手足微厥，昨日已见下利纯青黑水，此属热邪羁于阳明、热结旁流之证，但未至大实满，且苔秽腻，色不老黄，未可与大承气汤，乃以小承气汤微和之。服后，哕止便通，汗出厥回，神清热退，改用生津益胃，续清余邪之剂以资恢复。一般认为乙型脑炎，多属暑温范畴，清热、解毒、养阴，是正治法，何以本例用之无效?盖因患者已见阳明里热，谵语欲狂，身热无汗，目赤肢厥，脉沉数有力，此乃里闭表郁之征，而且热结旁流，非清热，解毒、养阴所能解，必须下之，下之则里通而表自和。若泥于温病忌下之禁，当下不下，里愈结，表愈郁，热炽津伤，造成内闭外脱者有之。先师对用下法极端审慎，但只要病情急需，又毫不犹疑，非独具匠心，处重果断，岂足望其端倪。先师既精内科，尤擅温病，已散见于《蒲辅周医案》等书中。其不传之秘，完全自勤奋治医得来。以《内经》、《伤寒论》的理论为经，以刘河间、叶天土、吴鞠通、王孟英各家学说为纬。并对余师愚、杨栗山等有关瘟疫论著，亦悉得其奥。同时，还重视中西医结合，从西医的学术中吸取营养，促成了他在温病学方面的创造和发展。兼长妇儿独具特点先师非止精内科，还兼长妇、儿。对昔贤宁医十男子，毋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毋医一小儿之说，认为不切实际。似乎妇、儿较内科难，其实只有见证的异同，并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科有经、带、胎、产，儿科有麻、痘、惊、疳等证外，其余疾病常与内科同。他不囿于分科的局限，而是综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根据辨证论治的理论原则，既有区别，又有同一，形成与内科并行不悖，独具特点的妇、儿医疗经验。他对妇科疾病的诊治，颇多独到之处。积累的心得体会主要有三点：(一)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绝，乃生理之常。生理失常则月事不以时下，故医家论妇人疾病之治，首重血分，采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瘀者行之，滞者通之)等原则，亦治疗的常法。但是，血为气母，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通血和则诸病不起。故治血必须理气。所以，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二)妇女病以舒肝和脾为重要环节《内经》指出，百病皆生于气。尤其妇女在中年时期，由于各种因素，情志怫郁为多，往往肝气郁结，气郁则血滞，而致月经不调、痛经和经闭等症。《内经》又说，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这又说明了月经病与脾的关系密切。脾不统血则可引起崩漏，脾湿下困则可导致带下，妊娠脾气不足而食减则胎失所养，产后脾阳不振则影响乳汁分泌等，莫不与脾有关。故舒肝和脾是治疗妇人病的重要环节。(三)妇人杂病仍以辨证论治为根本原则《金匮》论妇人病凡三篇，除妊娠、产后外，则以杂病目之。所谓杂病，即其证情比较错综复杂，又与妇科有联系，如中风、伤寒而月经适来，热入血室者，可与小柴胡汤和之，亦可以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有与妇科无联系而属内科的，如喉间炙脔之梅核气者，可用半夏厚朴汤调之，证夹虚寒而腹中痛者，可用小建中汤温之，有与外科相似的，如阴中蚀疮烂者，则以狼牙汤外洗之，等等。诸凡妇人杂病，总离不开辨证论治这一根本原则。他的妇科治验，不越这三条心得体会。徐xx，女，二十九岁。多年来月经愆期，每次经行时间长而量多，有黑色血块，小腹凉痛，脉象沉迟微涩，舌质稍暗，苔薄白，属气血不调，肝郁夹瘀。治宜调理气血为主，佐以舒肝化瘀，全当归、川芎、官桂、吴茱萸、荆三棱、蓬莪术、制香附、川楝子、延胡索、大茴香。水煎服，日两次。香附丸，每晚睡前白开水送服6克。阅二月余，月经略有改善，虽仍有小黑血块，小腹已无不适。脉象沉缓不清，舌正，苔薄白。首次汤方，经期继服。经过后，临睡前服定坤丹9克，化症回生丹(梧桐子大)1～2丸。又半年后，月经周期较准，量不多，血块很少，经行五天即净。脉沉缓，舌正苔白，仍宗前法，继进一月，以资巩固。李xx，女，三十八岁。半年来经水零星不断，上半月较多，下半月较少，色紫，时有小块。小腹痛，恶凉喜热，月前于某医院行刮宫术治疗，仍不断流血，血色时紫时红，腰及小腹疼痛，口干喜大量热饮，食纳极差，胃脘堵塞，大便秘，三、四日一行，小便正常，心慌，眠差，多恶梦，疲乏无力，曾服中药和蜂王浆等，效不显，脉象两寸尺弱，两关革，舌质淡微暗，无苔，此属经漏，由气血损伤，兼瘀结。治宜调补气血，温化窃结：炒艾叶、清阿胶(烊化)、全当归、川芎，白芍药、干地黄、川续断、炮干姜，海螵蛸、嫩桂枝、炒白术、柏子仁、茜草。复诊：前方服三剂，心慌减轻，胃脘胀塞亦轻，食纳见增，阴道流血似多些，有黑色血块，余症同前，脉象舌苔亦无变化，原方去柏子仁加杜仲、黑豆继服。三诊、四诊；仍加减施治，而病情小有进步。五诊：因劳累阴道流血又稍多，脉寸尺弱，关弦虚，舌淡无苔。因失血过久，冲任不固，小有操劳，血即失御。治宜强肝肾，固冲任；热地黄、炒白术、鹿角霜、阿胶珠、炒杜仲、川续断、山萸肉、肉苁蓉、炮干姜。六诊：加地榆。七诊：流血已基本停止，尚有少量粉色液体，胃纳仍欠佳，偶有心悸，余症均消失，脉寸尺弱，两关沉细，据病程长，流血多，心肝脾俱虚，以人参归脾丸缓缓补益，继服一月，血止经调。黄xx，女，三十岁。半年前曾因月经流血过多，施行刮宫术一次，术后又因淋漓不止，住院治疗两月之久。以后每次经行，仍然大量出血，常致休克，必须至医院进行急救，注射止血针等。月经周期不准，有时为半年一次，有时二十多天，来时有鲜红血块，四肢酸痛难移，头痛，头眩，耳鸣，心慌，面色苍白，食欲不振。诊其脉象右微左涩，舌中心裂如镜。由去血过多，气血两亏，而止之过急，络中瘀滞，因而脉证虚实互见。但毕竟虚多实少，虚者当补，实者当消，拟益血养荣为主，消瘀为佐；鹿角霜、制龟板、红人参、川续断，炒白术、补骨脂、海螵蛸、炒杜仲、龙眼肉。每晨并服化瘀回生丹20丸。复诊，服后腰痛、腹痛均见减轻，精神亦转佳，因其经前心中紧张喜哭，脉沉迟无力，有脏燥现象，原方参入甘麦大枣汤意：制龟板、川附于、巴戟天、补骨脂、炙甘草、浮小麦、炒杜仲、炒白术、大红枣。三诊：因其腰痛月半未愈，自腰部至两大腿中部有时酸痛，有时刺痛，改进温补肾阳而强腰膂之法：黄附片，炒白术，炒杜仲、补骨脂、大熟地、枸杞子、桑寄生，川牛膝、鹿角胶(烊化)。四诊：症状虽有好转，但尚未见显著进步，总由失血过多，气亦大伤，内不足荣脏腑，外不足濡筋骨而利关节，继宜培气血，强心肾，建中气：西洋参，炙甘草、广陈皮、炒白术、云茯神、龙眼肉、淮山药、淡苁蓉、制龟板、阳春砂仁，加姜、枣煎服。连服十剂，症状大好，全身亦不感太累，又按原方再进，另用参茸卫生丸，每日2丸，分早晚两次开水送下。四十日后，月经来潮五日，血量仅较一般略多，腰腿痛均减大半，并能停止一切西药，给予黄芪建中汤加术、附，早晚另服右归丸。经过两个月，经行已趋正常，月经逾期十六天未来，青蛙试验阳性，已怀孕矣。以上三例，不难看出，妇人之病，大要以气血为主。徐案月经愆期，故直接调和气血，佐以化瘀而收效甚速。李案经漏半载，除调气、化瘀结外，又继以强肝肾而固冲任，终则心肝脾并调而竟其功。黄案为血崩大症，甚则休克，其气血两亏可知。但止之过急，往往留血成瘀，故第一步以益气补血为主，消瘀为佐，血虚则肝失所养，欲作脏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第二步参入甘麦大枣，气为血帅，血虚则气无所附，故第三步建立中气以统血，则气血调而月事以时下，二五媾精而孕以成。至若虽属月经为病，而病因不同，有从内科角度辨证论治的，如：何xx，女，二十一岁，未婚。三年前因寒夜室外大便，感受寒风晕倒，此后每次月经来潮时，即发生麻木抽摘，经后始平。经行腹痛，量多，有紫血块。曾经各医院治疗二年余，未见显效。诊其脉象弦虚，舌正无苔，乃本体血虚，风冷之气乘虚自于户而入，邪气附着，营卫失和，以致经期抽搐。治宜调和营卫，祛风散寒，方用当归四逆汤加减；全当归、桂枝尖，吴茱萸、北细辛、生黄芪，白芍药，北防风，川芎、桑寄生，加姜、枣。下月行经，即无抽搐，但觉麻木未除，仍用前法。经净后，即停汤剂，早晚各眼十全大补丸6克。再至下月经期，麻木亦微，唯腹部仍有不适感，已不似从前疼痛，经期仍服汤剂，经后早晚各服十全大补丸6克，晚服虎骨木瓜丸6克。数月后诸症平，经期已复正常。此例某医院检查，血中之磷、钙均较正常人减少，自服中药后，不仅症状逐渐消失，且血中磷，钙亦转正常，这里是由病愈而磷，钙自动恢复，抑药物有促进磷，钙之增长作用，是值得探索的。吕xx，女，成年，已婚。月经不准已十余年，周期或早或迟，血量亦或多或少，平时小腹重坠作痛，经前半月即痛渐加剧，既行痛止，经后流黄水十余天。结婚十年，从未孕育。近三个月月经未行，按脉沉数，舌苔黄腻，面色不泽。曾用温脾化湿、和血调经法治疗两次，未见疗效，因之仔细询其病因：冬令严寒，适逢经期，又遇大惊恐，黑夜外出，避居风雪野地，致经水突然停止，从此月经不调，或数月一行，血色带黑，常患腰痛、四肢关节痛、白带多等症。据此由内外二因成病，受恐怖而气乱，感严寒而血凝，治法亦宜内调气血。外去风寒。遂予虎骨木瓜丸，早晚各服6克，不数日月经见而色淡挟块，小腹觉胀，脉象沉迟，汤用；金铃子散、四物去地黄加桂枝、吴萸、藁本、细辛。经净后仍予虎骨木瓜丸，经行时再予金钤子散和四物汤加减。如此更迭使用，经过三个多月的调理，经行而色正常，量亦较多，改用桂枝汤加味调和营卫。因病情基本好转，一段时间用八珍丸调补。此后或因劳动，或其他因紊，仍有痛经症状。治法不离调经和血，平时又兼见胃痛、腰痛和腹泻等症，则另用温中化浊、活络等法，随证施治。由于病史较长，症状复杂，经过一年多诊治，逐渐平静，并获妊娠，足月顺产。本例病程历十二年之久，经中西医治疗，恒以神经衰弱、气血两虚进行调理，但始终未中病机，卒无成效。先师初诊，亦以温脾化湿，和血调经，不见改善。乃详溯病因，得知由经期突遭大恐，受严寒冰雪侵袭，因而经乱渐停，诸症丛生。《内经》：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正在经期，气乱血亦乱，兼受严寒，以致血涩气滞。明其所因后，改用内调气血、外祛风寒之法，病情逐渐好转，调理一年，而十二年之沉痼，竟获根除，婚后九年不孕，终得有子。病家传颂先师为妇科大师，回春有术，诚非过誉。儿科昔称小方脉，又曰哑科。先师则谓儿科应学居首位，不可目之为小方脉，且婴儿包括儿童不能主诉病苦，或述之不详不确，全赖医者之细心体察，分析病家代诉，方能做到辨证论治精确无误。由于他深明儿科的重要性，加之临床阅历深，见识广，经验丰富，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心得良多。先师特别强调小儿机体特点，本属稚阳稚阴，原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充分运用四诊、八纲的辨证法则，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凡观乎外，可知其内。比如，眉颦多啼者为腹痛，睡卧不安者为胃不和，大便酸臭者多食伤，爱吃泥土者有虫积，坐卧爱冷定生烦热，伸缩就暖知畏风寒。借先贤识病之法，作自己辨证之据。判断宜准，治疗须慎，不可苦寒以伤阳，亦勿温燥以灼阴，这就是稚阳稚阴之体不任攻伐的道理。千万勿谓体属纯阳，恣用苦寒滋腻，戕其生机。小儿另一特点，是天真、单纯、活泼，无七情内伤为病，发病主要因素，多是六淫外邪或非时疫疠之气。加之小儿肌肤娇嫩，腠理不密，卫外之力不强。一般易感风寒咳嗽，尤其对急性烈性传染病，小儿最易受病。若见小儿精神不振，畏寒发热，就应注意是否属伤寒还是温病，总以透邪解表为第一。若为急性传染病更应如此。因为小儿经络脏腑之气未充，最易传变。即使神昏谵语，热入心包，亦宜透营转气，清热开窍。治疗随病情之变化而变化，则胸中有主，病无遁形。小儿肠胃脆弱，加之父母溺爱，饮食自倍，故伤食、伤冷之症居多。尝见骤然发热，而无流涕、咳嗽等症候，则宜询问饮食情况，有无嗳腐厌食，以区别是伤食发热，还是外痞发热，不可混淆。还有低热不退，食欲不振，日见消瘦，面色萎黄，则为伤食成积。最常见的是小儿开始食欲很好，发育胖白可爱，由于不知节制，肠胃渐伤，吸收功能减退，由消化不良，造成营养不良之症。俗云：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这是小儿保健的又一特点。麻疹是小儿最常见的病症。《幼幼集成》说：麻虽胎毒，多带时行，气候寒温非令，男女传染而成。治法以宣透为先，使疹毒外出，故有疹宜发表透为先，形出毒解即无忧之说。先师治疗麻疹之法，亦以此为准。但对特殊情况，则又不拘守成法。一九四五年暑季，成都大雨连绵，街巷积水，时至立秋，小儿率皆发热，麻疹隐伏于皮下不出，医用宣透卒不奏效，先师默思良久，恍然大悟，乃暑令多雨，热从湿化，宜按湿温论治，改用通阳利湿之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他见用之获效，急告诸同道，试用皆应手。问其故，师曰：此本《内经》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之旨。麻疹发于暑湿时令，理应如此，其他温病，亦莫不如此。先师来京后，医望甚高，求治者多疑难大症，尤其是急性病之变症，往往因寒凉太过，造成寒中者不少，他果断地用温法以挽救之，屡建奇效。因而有谓先师为辛温派、经方派，其实是一种错觉。他所以用温法以治急性热病，皆为救逆应变而施。如流行性乙型脑炎属中医暑温、湿温范畴。患儿张xx，女，4岁。发病七日，曾服中药寒凉之剂和西医冬眠疗法、冰降温等。夜半延师会诊，患儿前三日有汗，后四日无汗，测体温仍在39摄氏度以上，但肤冷，肢凉，呼吸微弱，呈深度昏迷状态，大便近日未解，脉伏，舌正红，苔隐伏。先师云：现正气微弱，病邪内陷，为内闭外脱危象，急宜扶正开闭，温清合用：西洋参(另煎)、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各1丸，共磨成汁，分十次服，洋参水送下，每小时服一次，俟病情有转机再议。复诊；上药服后，胸前及两臂有微汗出，皮肤微回温，四肢仍清冷，呼吸稍好，痰见多，面青黄，眼睑水肿，脉略现，危象减一分，生机即增一分。原法继进，改为二小时一次，观察体温、血压、脉象和汗出等情况，以后原法改三小时一次，四小时一次，连续十五日，而内闭渐开，白痞方出。其后或宣痹解毒息风，或通阳利湿通络，或养血舒筋活络，最终佐以大活络丹日一丸。共历五十天冶疗而内闭开，外脱回，正气徐复，病邪日退，神识始清，不仅挽救病儿生命，而且未留任何后遗症。苏合香丸为辛温开闭之法，尽人皆知。本例因冰伏热邪而成内闭外脱，非温开不足以启其闭，但乙脑本为热病，邪热虽伏，仍需牛黄清心丸凉开之法以助之。相反相成，且借西洋参补益正气之力，何患外脱不固，内闭不开，病气不服!另有三岁女孩，患腺病毒肺炎，中医属冬温范畴。亦因寒凉过量，肺阳大伤，气弱息微，喘嗽不已，体温尚高而汗冷肢凉，胃阳亦败，大便泄下清水，脉象细微，舌不红，苔薄白。先师诊为寒凉伤阳，肺冷金寒，用甘温之甘草干姜汤，救胃阳以复肺阳。小量频服，犹如旭日临空，阳气渐苏，而泄利止，汗不冷，肢不凉，呼吸匀静，喘嗽有力，脉象渐起，舌质红润，病势转危为安。可见治热不远热，知权达变，又何惧用温热法于温热病?先师对儿科辨证论治有鲜明的独创性。他既继承张仲景《伤寒论》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法则，又饱读北宋以来儿科学家如钱乙、陈文中、陈复正等人的著作，择善而从，并科学地对待从钱乙，陈文中开始的寒温对立的两大学派。尝谓善用寒凉的诋毁温热，固属偏见习用温热的非议寒凉，亦失全面。他一贯主张吸取各派的优点，当清则清，当温则温，不存私念，运用自如，方为上工。上述案例，由于病情所需，不得已而用温开启闭，沮热复阳，只是他儿科治验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就不一一例举了。处方用药轻灵纯正清代温病学派代表之一叶天士，处方用药以轻灵擅长，已为医林所眼膺和称颂。先师效法叶氏，不但擅长轻灵，而且力求纯正。他说；轻灵是圆机活法、精简扼要、看似平常、恰到好处之意，纯正是冲和切当、剔除芜杂、配伍严密、不落肤浅之谓。当然，这个轻，不是十剂中轻可去实和用药剂量轻重的轻，这个纯，也不是一意求稳，只用平安药品的纯。而是在处方时于清淡处见神奇，用药上从简练里收效果，是通过他数十年的实践，几经千锤百炼而得来的举重若轻，深思熟虑而达到的炉火纯青。先师每处一方，不是拿古人成方原封不动去治病，也不是弃古法立奇炫异以制方。他在四十余岁时自制二鲜饮(即鲜芦根、鲜竹叶)，凡外感热病，肺胃津伤，不能达热外出，烧热不退，烦渴，不能再用表剂，亦不可用下法，唯此方生津退热，轻宣透达引邪出表，譬若久早得甘雨，烦热顿消。如热及血分见鼻衄者，加鲜茅根，酌用童便为引亦佳。此方意仿白虎而法清新。他临重症恒以轻灵取胜。一九五六年会诊一危重乙型脑炎，因呼吸障碍置铁肺内，当时凡用此类人工呼吸器者多难得救。先师细察病情，尚在卫气之间，急用辛凉轻剂之桑菊饮，终于挽回危局。一老前辈见之，心服先师之善用轻灵，屡兴望尘莫及之叹。他尝论白虎汤方义，谓此方虽是辛凉重剂，但清凉甘润，凉而不凝，清而能达。作用虽宏，仍不失轻清举气分热邪而出于外。若妄加苦寒，则成为毫无生机之死虎，安望有清气透邪之功。此乃广轻灵之义而大之。他所以教人不要妄加苦寒，亦于轻灵中求纯正，即便加味，也要避免庞杂，辛凉平剂银翘散，他加葱白一味，即复一葱豉汤，透发之力倍加，而纯正之义无损。其在用药方面，注意分寸，灵活之中有法度，讲求配伍，稳妥之下寓变化。他说：一病有一病之特征，尤要辨药，才能药与证合，丝丝入扣。大凡用药如用兵，贵精不贵多，他用药很简练，通常六、七味，少则二、三味，至多不越十一、二味，反对杂乱无章，甚则相互抵消。一次，我们同学治一流感，辛凉辛温并投，他批评说；寒邪宜辛温，温邪宜辛凉，今不分寒温，二者同用，则寒者自寒，温者犹温，病焉能解。他处方用量极轻，常谓治病犹轻舟荡桨，着力不多，航运自速。称赞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每味药量不过几分，而转运中焦气机，功效极大。相反，如果用量太大，药过病所，不唯无益，反而有害。张仲景五苓散，亦只以钱匕计。某些药物，如砂、蔻、丁香之类，小量则悦脾化湿，醒胃理气，大量则燥胃伤津而耗气。目前存在一种倾向，用量以大为快，无效则再倍之，而不考虑究竟是用药不当，还是用量不足?倍之仍无效，则归咎病重，而不悟是用药失误。他选药极慎，无太过不及。宗《内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认为不仅毒大毒小不可滥用，即苦寒温燥之品亦有节制。当然，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有病则病受之，需用有毒之品时亦不宜一味谨慎，畏惧不用，贻误病机。但一般情况下，中药品种丰富，何患不能选择安全有效者而用之。他强调病愈杂，药愈精，吃紧的是抓住重点，击中要害。诸如脱证，阳脱者参附汤，阴脱者参麦散，气脱者独参汤，血脱者当归补血汤。少仅一味，多不过三味。药不在贵在中病，药之贵贱，不能决定疗效之高低。即使需用贵重药物，亦可找代替之品。《本经逢原》载：羧（伇）羊角与羚羊角性味稍殊，但与羚羊角功效大致相似。他在农村也曾用水牛角代犀牛角，其效亦不低。另外，处方书写，字迹清晰工整，生熟炮炙，不令遗漏，先煎后下，一一注明，便于药房辨认，病家注意，不出差错，其纯正之风，处处可见。总之，先师处方用药的特点，轻灵有法而不失之轻泛，纯正无瑕而不流于呆板，智圆行方，灵活简便。待病人，胜亲人，体贴入微，先议病，后议药，一丝不苟。做到轻剂能医重症，小方可治大病，逐步形成药味少，用量小，价格廉，疗效好，讲求实际的医疗风格。小结先师生于清末。民国建立后，中医一度遭到废弃。全国解放，批判了轻视歧视中医的虚无主义态度，中医药学这支东方文化的独秀得到新生。先生慨然以继承发扬、培育人才为己志，努力进行医疗、教学和科研实践，取得巨大成就。先师治学的特点是勤、恒、严、用。他热爱中医事业，勤奋发掘这个伟大宝库，但并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对古代的医学理论，他始终十分重视，又能信而有疑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对许多理论阐述精辟，有其鲜明的独创性。他赞成中西医结合，主张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充实、发展和创新中国医药学。他是一位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家。溯源内难，师承仲景，博采历代各家学说，坚持辨证论治为临床的根本原则，提出内伤杂病重点辨虚实寒热，外感时病重点辨表里寒热的不同重点，使八纲具体化。精内科，尤擅温病，屏弃伤寒与温病的学派之争，分析温病与伤寒的异同，阐明表与透两大法门和存津液三字的意义，明白晓畅。兼擅妇科、儿科，注意妇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妇科以调气和血，疏肝理脾为主，儿科稚阴稚阳之体，易寒易热、易虚易实，以御外邪、防伤食为要。先师治疗疾病方法是全面，灵活、广阔的。特别是处方用药，轻灵纯正，看似平淡，恰到好处，达到举重若轻、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辨证准，选方当，药味少，用量小，价格廉，疗效好，具有独特的、讲求实际的医疗风格。他晚年声望日隆，求治者，往往辗转多时，病情多危重或为逆证变证，救之之法，恒以温阳固脱、补益扶正为多。他经方时方并重、温补清泻咸宜，从不偏颇。真读书认真实践的一生。忆先父蒲辅周先生的治学经验蒲志孝勤奋学习，专心治医早年的清贫生活，促使他奋发学习，而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一直到他晚年双目失明为止。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在青年时期，只要一有空就看书，行医之暇也抓紧阅读，晚上读书至深夜，几十年都是这样。以前买书哪里有现在这样容易，只好向别人借如期归还，丝毫不敢失信，失信就难再借了。有一次听说别人有一部《皇汉医学》，书主珍藏，周折再三才借到手，约期一月归还。于是，白天诊病，晚上读书，每晚读到四更。到期虽未读完，亦只好如期归还，而人也瘦得脱形。稍作间隔，又厚颜再借。对于好书，在买不到的情况下，他就动手抄录，日积月累，盈箱，盈筐。我家中原来保存了不少他早年的抄本，可惜现已十不存一。如侥幸留下的《疫痉疗集》，《白喉自治》、《验方选编》等，字迹工整、清晰，一丝不苟；每当我看到这些厚厚的抄本，就想到这要付出多少辛勤的劳动啊！先父七旬以后，仍然是起床洗漱后，喝上几口茶，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始看书。上班后只要稍有空闲也是手不释卷。在他八十高龄，身体明显衰老的情况下，只要精神稍好一点，就把书拿上手了。家里除了组织上发的学习资料外，全部都是医书，我从没看见其他书籍。我曾因此问过先父，他说：学业贵专，人的精力有限，我的智力也仅中人而已。如果忽而学这，忽而看那，分散精力，终竟一事无成。是以几十年来，他对琴棋书画这些雅好，从不一顾。平生嗜于医，专于医而精于医。一九六八年，师弟何绍奇从北京回来对我说过：蒲伯的学习精神真是感人至深。左眼患白内障，就用右眼看书，眼和书的距离仅一寸左右，不是看书，简直象在吃书啊!相比之下，我们太惭愧了！熟读、精思是先父的读书方法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为主。他说：《内经》、《难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基础理论，就谈不上学好临床。如果仅读点汤头、药性去治病，那是无根之木。又说：《伤寒》、《温病》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专书，一详于寒，一详于热。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的发展。《金匮》是治疗内科杂病的专书，其中虽有痉、湿、喝（日旁）等一些篇章是外感病，但究竟是以内科杂病为主。后世各家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伤寒》、《金匮》宜先看原文，勿过早看注释，以免流散无穷。先父对《伤寒》、《金匮》二书推崇备至。他曾回忆到，在刚开始应诊时，由于家传的缘故，求诊的人较多，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决心停诊，闭门读书三年，把《内》、《难》、《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熟读、精思，反复揣摩，深有领悟。以后在临床上就比较得心应手。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所在。他还认为《温病条辨》实用价值很大，而且是集温热诸家大成的作品，所以应该是中医的必读书。在熟读以上诸书之后，再兼及各家，明其所长，为我所用。既为一家之言，就难免有偏激之处，不足为怪，择其善者而从之即可。先父常说，读书务必认真，不可走马观花，不然食而不知其味。读书必先看序言、凡例，而后才看内容，这样先掌握了作者著书的意图，安排、历史背景，就容易融会贯通，事半功倍。他特别强凋读别人的书时，要有自己的头脑，决不可看河间只知清火，看东垣则万病皆属脾胃，看丹溪则徒事养阴，看子和唯知攻下，要取各家之长而为己用。河间在急性热病方面确有创见，子和构思奇巧，别出手眼，不过最难学，东垣何尝不用苦寒，丹溪何尝不用温补。总之，自己应有主见，不可人云亦云，务在善化而已。重视基本功，强调实践，严格掌握辨证论治原则先父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点所在，是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他经常向我和他的学生们强调；要热练地掌握辨证论治技巧，首先就必须苦练基本功。他认为，从基础理沦说，对《内经》的基本内容如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五运六气、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等等，必须吃透；从临床角度说，对四诊、八纲、八法、药物、方剂，必须牢固掌握。在此基础上，再认真学习仲景著作和各家流派之说，由博返约，融会贯通，才能脚踏实地，得心应手。他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反对单纯的为理论而理论。他的学生高辉远大夫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蒲老十分注意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结合到实践中去。他重视学生自己多临床实践。他授徒的方法是，在学生有了一定中医基础后，最初安排跟他抄方，继而由学生预诊，他审方指正。这样学生们既易掌握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又通过实践进一步验证这些思想和经验。先父认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即针对具体对象和具体情况，相应地作出具体处理。他曾对何绍奇同学说过：要当一个好医生，有一个秘诀，就是一人一方。方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概以死方去治活人。我保留着的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的《健康报》报道：北京地区该年八月，乙型脑炎患者骤然加多，北京地区有人忽视了辨证论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清热、解毒、养阴三原则，效果较差，有的不仅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因而束手无策。中医研究院脑炎治疗组(先父在内)在研究了有关情况后，认为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石家庄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问题在于温病有不同类型，病人体质也不同，气候季节对患者的影响也不同。由于该年立秋前后，雨水较多，天气温热，因而大多数患者偏湿，如果不加辨别，过早地沿用清凉苦寒，就会出现湿遏热伏。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用宣解湿热、芳香透窍(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荷叶等)，结果效果很显著，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有的最初连服大剂石膏、犀角、羚羊角而高热不退，改用上述方药后，危急的病势就及时好转了。先父这样的见解决非偶然。早在一九四五年，全川大雨，成都家家进水，秋后麻疹流行。患儿发病，每每麻疹隐伏，用一般常法辛凉宣透无效。先父仔细分析了上述情况，改用温化，立见透发，就是一例。病虽不同，治法亦异，但基本精神都是要严格掌握辨证论治的原则，从具体情况出发，灵活地考虑问题，不能因循守旧，对前人经验死搬硬套。以保胃气为施治中心强调保胃气，是先父学术思想中一个极重要的特色。他认为：在患病之初，体尚壮实，强调祛邪即是保胃气，邪气一除，胃气自能通畅。在他的急性病治案中这一点是相当突出的。如《蒲辅周医案》王姓患儿重症麻疹案，始终用辛凉宣透，剂剂有石膏，而麻毒内陷的石姓小女孩，则始终用辛凉宣透佐以苦寒通降，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先父又主张祛邪用小剂量，如轻舟之速行，尽可能祛邪不伤胃气，这样可杜绝病邪乘虚复入，流连不愈。对于久病正衰，主张大积大聚，衰其大半则止。在疾病调理上尤重食疗，认为药物多系草木金石，其性本偏，使用稍有不当，不伤阳即伤阴，胃气首当其冲，胃气一绝，危殆立至。在我刚开始行医之时，他就告诫我，不要贪名，不要图利，生活要俭朴。他以先祖为例说：你爷爷在年龄已六旬时，尚无分寒暑，足蹬芒鞋，出入于山间田野，不辞辛劳地为病者治疗。有时病家无钱，他还要帮助解决药钱。我在成都行医近五十年，未穿过一件料子衣服。医生衣著太奢华，穷苦人往往望而却步。这些家风你应好好继承。业师陈新三老中医说：我在蒲老面前拜门时，蒲老反复告诫，不管病人有钱无钱都应尽心治疗。事隔几十年了，我一直设有违背他的教诲，这也是一个医生应有的品德。先父提倡对病者认真负责，他也痛恨一味逢迎病人的不正医风。他常常批评那些开贵药、蛮补药以惊世骇俗的作法。尤其鄙薄那些为迎合某些病者，把营养物品都开在处方上的医生。他曾经说；有人把排骨都开到处方上去了，病家拿去报账，这搞成什么风气了！以后你们千万注意，不要为迎合某些病者而不择手段！先父尝谓；读古人书宜严，而对时贤宜宽。他很推祟张山雷所著《中风斟诠》一书，在该书不少地方批道：至精至当，至理明言……惜乎他目空四海，言之不逊，语之太过，为其美中不足之处。他又说：张君之国医无一人悟到此理，此非神而明之，别有会心者万不能悟彻此中真理，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等等说法未免骄矜太甚。医者宜惜口德，何况十室之邑有忠信，当虚怀若谷才是。一九七五年四月，先父临终前对我说：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医首先要认真读书，读书后要认真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光读书不实践仅知理论，不懂临床，盲目临床，不好好读书是草菅人命。你要牢牢紧记！我的一生就是在读书与实践中度过的。吴棹仙先生先师六十余年的医事活动中，员感人的是他高尚的医德。他常以危而不救，何以医为自问，倾全力救死扶伤，决不挟医技以谋私利，至今为人所传诵。一九一八年，先师与医学堂师范班的几位优秀学生集资，在轩岐公所附近开设了双桂堂药店。时值暑天，温病肆虐，死亡者甚众。先师便与名医王恭甫轮流在该店坐堂施医。该店宗旨在济世活人，诊者分文不取，贫病不支者，施之以药，故一时门庭若市，前来应诊者甚众，活人无算。先师虽收入减半，但淡泊生活，恬然自乐。殊知，民元以来，军阀混战，墨吏成风。双桂堂这爿济人小店也难逃厄运。此后，先师在重庆国医药馆、光华国药公司、永生堂等处行医。先师诊病，无问贫富贵贱，一律以来诊室先后为序。有时一二富商要求提前，则应买特号或拔号铜牌一枚，其诊金相当于一般诊金的五到二十倍。先师常云此是千人吃药，一人给钱。随将所得施济于人，常在贫病者处方上角书记棹仙账字样。当病人得药时，热泪纵横，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三十年代初，一个冬日的深夜，细雨绵绵，寒风刺骨。先师出诊后返回冉家巷寓所时，见一中年男子，衣衫褴楼，病卧在地，切其寸关尺脉俱无，幸太溪脉尚存，乃就处取金针刺之，俄顷乃苏。复取热姜糖水服之而起，再馈赠所携诊疗所得。男子热泪满眶，对先师连称神仙、神仙而去。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先师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不仅都能原文背诵，且字斟句酌，做到了解经字字有出处。遵经重道针药奇功先师遵经重道，对医经有精深造诣。其用方药，一以仲景方为主，方小而效宏，且应用灵活，时人以经方家称之。又长针灸，针药并施，起死回生，治有神功。民国初年，重庆军阀混战，时为六月炎暑，士卒日夜蹲战壕中，寒湿侵袭，病倒者甚众。病者谓寒冷难奈，虽复以重被，仍战栗不已。扪之则身若燔炭，汗出淋漓病不退。经治不愈，乃延先师诊治。思忖良久，乃悟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之理。《伤寒论》原文之后无方药，先师乃据古人论述，立案云：病原酷暑出征，枕戈露卧，以致寒伤骨髓，热淫皮肤。法宜专煎附子以祛伏寒，轻渍三黄，以涤浮热。当否，可请高明论证。拟方：制附子24克，黄芩、黄连、大黄各9克。按古法先煎附子二小时，以不麻口为度。将三黄待水沸时浸半分钟，将药液滤出，合附子汁混合，微温即饮之。服三次，表热退，寒战止，一剂乃瘥。二十年代初，重庆兴修公路，线上掘荒冢甚多。一日归家途中，先师见一男子呼号腹痛难忍。止而诊之曰：此为《金匮要略方论》所附外台走马方汤证也。乃书医案云；因掘亲冢，腹痛难忍，此必启棺时为秽浊之气所伤也。拟方：杏仁2枚，巴豆2枚。用绵包缠，捣细如泥，溶于沸水中，捻汁滤渣饮。服后食顷，腹泻一次，痛渐解而瘥。先师云，读书不但要熟记正文，附文也应熟读默记，用时才能得心应手。该方原注通治飞尸鬼击病，是补正文之不足。林世雍按《金匮方歌》注释仲师阳走马汤一句是后人所附。仲师是汉代末年人，而《外台秘要》则梓行于唐代，何其颠倒如是耶?先师分析，令人折服。先师活用古方，常能出奇制胜。抗战初期，重庆山洞地区麻疹流行。冬末诊一男孩，二岁许。病儿初时疹出身热不甚，不恶寒，微烦咳，纳呆神倦，大便二日未下，脉细而数。及至麻疹出齐后，忽昏愦喘促，病势危笃。先师脉证合参后谓，此可按《伤寒论》大病瘥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书方：枳实小者1枚(炮，小碎)，山栀子、香豆豉各6克，加米泔水煎药。仅服一剂即神清，再剂而喘定，三服则余热悉去，病告痊愈。先师谓：劳复多指成人大病之后，复因风寒外袭，多言多怒，形劳房劳，梳洗沐浴，饮食不节等等，皆可致之；在幼儿可考虑风寒侵袭，饮食损伤，正衰不胜余热。以该幼儿论，麻疹齐后，病当向愈。然元气受损，气血未复，余热未尽，正不胜邪，重复发热，死灰复燃。故此，有昏愦喘促，病势危急之象。此乃虚热郁火，从内发也。其子又问先师：习俗用枳实，皆以钱计量，而此则独以枚计何也?师答曰：凡物用枚者，取其气之全也，气全则力足矣。今病既重，正气已衰，量重则正气不支，量小则邪气不破，今用气全之物，而力可倍，结可开矣。民国初年，先师在巴县虎溪乡开业。一日深夜，农民陈某来延先师为其内人诊治温热病。谓病逾旬日，咽中痛。再至陈家，已闻哭声。陈某谓：请先生从后门进，免见死者，谓为送终也。先师答曰：危而不救，何以医为?乃径直入患者门。病人已穿殓服，停榻上，脚灯点明。师手执烛细察，见其面色未大变，虽寸口人迎无脉可寻，但跌阳脉微。扪其胸尚温，微有搏动。详询病因后，先师思之：半夏辛温，可和胃气而通阴阳，有开窍之妙，气逆能下，郁结能开。其时夜深，又系乡间，距场镇药肆甚远。忆及《伤寒论》苦酒汤或可救之。时当夏末秋初，执火把荷锄而出，得半夏二枚，先师嘱按古法，用大者一枚，洗净，切十四块薄片，鸡蛋一枚去黄，加米醋少许，混匀，微火上煮三沸去渣，汤成撬齿徐徐灌之。如食顷，病人目微动，继而有声，又少顷，竞能言语。守候达旦，竟起。后服安宫牛黄丸，迭进汤药调理月余而安。先帅妙手回生，一时响于乡里。先师不仅是著名的经方学家，在针灸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用子午针法，能极《灵枢》补泻迎随之妙。自一九五五年冬赴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于毛泽东主席，神针之誉，驰于国中。他用针本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的理论，结合每一病人的不同脉象、体质、病情轻重，按时开穴进针，同时辨证用针，采取不同的针刺深度和手法，故不少危笃病患，得针而愈。李斯炽先生善于读书不泥于古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当以自学为主，老师只能指路，不能代劳，故刻苦读书为学医首要关键。读书贵在明理，不应迷信古人。他的读书方法是：读书当细，思虑当深，先明其意，后析其理，然后证诸实践，才能辨其真伪，得其要领。广问博收精心提炼先父常说：书本上的医学知识是死的，人群中的医疗经验则是活的。要想学到人群中蕴藏着的丰富医学知识，首先必须放下架子，广问博收。其次是独立思考，精心提炼。询问的对象首先是老师。老师大都见多识广，但在旧社会的老师多缺乏耐心，加以师道尊严，多问则不免失礼，故只能对关键问题提问，主要还应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如先父早年曾诊治一洛江何某，初患腰背疼痛难以屈伸，诸医皆以湿痹论治，投独活寄生汤、羌活胜湿汤、小续命汤之类，愈服愈剧，且日趋佝偻，身踡屈难伸，整日疼痛不休。先父初诊时，亦认此证初起应属寒痹，其所服诸方无效者，因寒痹不解复感于邪，已内舍于肾。乃取《类证治裁》安肾丸方意加减调治，时过月余，亦毫无效验。先父乃问询于太老师董稚菴先生，董老提示说：治痿者，独取阳明。先父始悟及《素问·痿论》中明言：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一段，但对肾热骨枯之骨痿，为何不取少阴而独取阳明，仍惑然不解。乃再询问于董师，董老颇不耐烦地说：《内经》中早已明言，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先父退而再思，始悟及阳明乃五脏六腑之大源，阳明得养，五脏六腑均得受益，筋骨关节自能荣润之理。然处以何方，仍犹豫不决，再请教于董师。董老声色俱厉地说：良工只能示人以规矩，不能令人巧。学问之道，不思则罔矣！父唯唯而退。清夜思之再三，始恍然大悟。夫阳明者胃也，润者滋养之义。肾气热，骨枯髓减，与热甚伤津同义。津枯液涸，不得用苦燥清热，当以甘润生津，主以益胃之剂，则宗筋得润，筋骨关节自能通利。于是以大剂益胃汤为主方，加入葛根、淮山药，不数剂而腰脊疼痛大减，后以此方加减调理数月而愈。其次是向同道学习。同道中经验宏富者亦不乏人，只要肯虚心请教，大多能谈其一般心得。但在旧社会因受保守思想之束缚，其关键处则多秘而不宣。对学习同道中的经验，先父采取的办法是；促膝谈心，互相交流，实际观察，临床验证。在他多次组织的义务医疗队中，即以虚心诚恳待人，收到了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良好效果。如壬申年成都地区霍乱流行，家父组织壬申防疫队，同道者二十余人参加，互相推诚相见，争献秘方。经过临床证实，以蚕矢汤和防疫避瘟丹疗效最佳。这不仅对控制疫情起了很大作用，也给先父以后治疗霍乱、中暑痧症、闷乱呕吐、腹泻等症提供了有效的办法。又如同道谢某，惯用升降散加减治疗多种外感疾病，先父虚心求教，谢某以实告之，用于临床，确获显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再次是向广大群众学习。先父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医学本身也是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群众中的单方、验方更不容忽视，如能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从适应证上加以鉴别，准确地用于临床，常能获得奇效。如先父在四川高师工作时，曾闻一工友谈一止鼻衄奇效方，即用干姜烧黑煎水急服，父即笔录之以待验证。一九三一年，先父因探望叔父去中江。叔友孙某，长期患鼻衄，反复发作，经服清热止血药，愈服愈烈，当时突然暴出不止，血色暗黄，面色苍白，手足厥冷，诊得脉细而迟，舌淡而紫，病属垂危，以为气寒血凝，血不循经而妄行，溢出上窍而发之鼻衄重症。因思工友所告之止衄验方，正合此种证型，乃令急煎炮姜炭15克以暖气摄血。服后鼻衄顿减。先父由此而悟及《金匮》所云：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其方由干姜、艾叶、柏叶组成。此虽为气寒吐血而设，然此类吐衄均为气寒，血出上窍，故可通用。复诊时乃用干姜、艾叶炒黑，以增强温摄之力。此症虚寒已极，重点在温，故未用柏叶而加用附片。又仿《千金方》柏叶汤加入阿胶以养血调理，再加红参以补气摄血。服此方数剂后即鼻衄全止，未再复发。后先父以此方活人甚多，皆得力于群众验方之启示。他在临床上则主张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对各种疑难杂证，常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取得显著疗效。他在运用疏肝法治疗多种内科杂病，选用补阴分而不腻，除湿热而不燥的药物治疗阴虚湿热证等方面，均有其独到创新之处。这些都证实了先父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确有其实用价值。肖龙友先生肖龙友先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的一生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曾有北方肖龙友，南方陆渊雷之说。主要的学术思想(一)临证详审四诊，最重问诊在临床上祖父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合参。他在新刻《三指禅》序中曾云：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察病人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既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诊其脉之浮沉迟数，合于所望、所闻、所问之病情否?如其合也，则从证从脉两无疑义，以之立方选药，未有不丝丝入扣者。否则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临时斟酌，煞费匠心矣。他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者。他曾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而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期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在四诊当中，他又认为问诊最为重要。他说：余于医道并无发明，仍用四诊之法以治群病，无论男妇老幼皆然。至眼如何望，耳鼻如何闻，指如何切，依据病情结合理性、感性而作判断。辨人皮肉之色，闻人口鼻之气与声，切人左右手之脉，以别其异同。但此三项皆属于医之一方面，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询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盖五方之风气不同，天之寒暑湿燥不定，地之肥瘠高下燥湿有别，禀赋强弱习惯各殊，而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又各人一状。例如南人初来北方一时水土不服，倘若患病仍当照南方治法，胃部方能受而转输各脏腑而不致有害。北人移到南方者治亦然。但病同状异者多，自非仍详问，不能得其致病之由。而于妇女幼孩之病，尤加慎焉。故有二、三次方即愈者，亦有用膏、丹、丸、散常服而愈者，误治尚少。(二)立法因人而宜，准确灵活祖父临床治病，主张老少治法不同，对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又要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说：三春草旱，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而弗泽。故对象不同即须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须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对于治老人病尝作譬喻云：衣料之质地原坚，借用之太久，虽用者加倍爱护，终以久经风日，饱历雪霜，其脆朽也必然。若仅见其表面之污垢，而忘其穿着之太久，乃以碱水浸之，木板搓之，未有不立时破碎者。若仔细周密，以清水小掇轻浣，宿垢虽不必尽去，但晾干之后，能使人有出新之感。由此可更使其寿命增长，其质地非惟无损，且益加坚。他这番比喻，简而明地说透了治老人病的要领。故在临床上每遇老人病，多不加攻伐，避免汗吐下，而以调理清养，立法处方，且往往使用一、二鲜品，盖取其有生发之气耳。上述是他临证时的主张，但他是不拘一格的，临证时立法处方准确灵活，知常知变。他调理虚证，多采用育阴培本之法，然亦择其可育可培者施之。他说：欲投育朋培本之剂，必先观其条件如何，设病宜投而有一、二征象不便投，又必须先除其障碍，或为其创造条件，若果时不我与，则于育阴培本之中，酌加芳香化中之药，如陈皮、郁金、枳壳、沉香，焦曲、鸡内金等。祖父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重五志七倩，故处方中多加入合欢花、橘络等，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其忧思过甚者，则投香附；其善恐易惊者，则又使用镇定之剂，如磁石、茯神等。祖父治虚损防其过中，治痨除着眼于肺肾外，更重于脾。他说；得谷者昌，若致土败，虽卢扁复生，亦难为力矣。故补脾则党参、白术、山药、莲肉，运中则扁豆、苡仁纳谷不甘则谷麦芽。其中须酸甘益胃者则投石斛、麦冬、金樱子等等。（三）无门户之见，提倡中西医结合祖父从医不泥古，不非今，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他说：有谓我之医学近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园、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祖父虽德高望重，但非常虚心诚恳，尊重同道。他与孔伯华先生最为志同道合，二老推心置腹，经常交换学术思想，共为挽救中医事业伸张正气，共为发展中医教育贡献力量。尽管他们临床上各有特点，但他们从不自以为是，为了治病救人这一崇高目的，他们常在一起合诊，这一点确实值得后辈学习。祖父治病不拘于汤药，如需针灸者即配合之。北京已故毫发金针专家孙祥龄，就是经祖父推举而成名的。在平日交谈中，他发现孙先生医理高明，颇为信赖，故出诊时需用针者，均请孙先生陪同前往，并大力向其推荐病人，而且向其传授脉学，故孙先生能成为名针灸医师，与祖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祖父善于发现人才。祖父在世时，家人生病也不包揽，而是博采众医之长。记得祖母患病，经常请徐右丞先生诊治。徐先生比祖父年长几岁，行走不便，每次来诊，祖父均令人用椅子把他抬到屋中，亲自接待。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五年我患肺炎，祖父让父亲请来在西鹤年堂(北京西单一大国药店)坐堂中医、善看时令病的王仲华医师给我诊治。每次王大夫来诊时，祖父总是与他亲切交谈，并给予充分肯定。祖父对蒲老辅周也很赞扬，姐姐患有风湿性心病及头痛病，祖父一直给其治疗，效果亦佳。但自蒲老从蜀来京后，祖父立即指示大伯父带姐姐到蒲老家去诊治，后来也一直请蒲老诊治，直至一九七二年年底蒲老病重之时。祖父力倡中西医结合，曾屡发议论，前面所记三首七律当中即已提到。他撰的《整理中国医学意见书》中说到：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其术虽未必尽合乎道，而器具之完备，药物之精良，手术之灵巧，实有足称者。今欲提倡国医，如仅从物质文明与之争衡，势必不能相敌。而所谓中医之精粹能亘数千年而不败者，其故安在?必当就古书中过细搜讨，求其实际，列为科学，而后可以自存……总之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愚，不可为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以定，一是不可舍己芸人，亦不可非人是我。充分说明中西医结合是他的理想。他从不故步自封，对西医也很信赖。他从年轻时代就读西医书籍，晚年患病都是请钟惠澜医师（原中央人民医院院长，黑热病专家）诊治。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也常促膝谈心，各抒己见。祖父后来生病一直住在中央人民医院九病房，直至病逝。在此期间钟院长对他关怀备至，精心治疗，祖父也很服从治疗。那时《人民画报》记者曾来医院采访，并为祖父及钟院长合影，刊登于《人民画报》，显示了中、西医亲密无间的情谊。老一代中、西医的团结合作，实为我们今人学习之楷模。论医论药举遗先伯很重视标本，诊病医案上常有法当标本兼治、仍当从本治的意见。一次我与家兄讨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以及治病必求其本二者的关系。家兄说；伯父曾说过，治病必求其本是根本的，根本就是气化阴阳。在诊断上知其何者为本，则何者为标，自然不言而喻；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言治法。后读《素问·至真要大论》：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此与上论不谋而合。足见先伯在经典理论上，不援引其词句，但深谐其理。先伯一般组方的主张是辨病立方，辨证施药。他说辨清病以后，立法选方是针对其病，而方中药物的加减则是针对具体的症候。正如徐灵胎所说，辨病立方而无加减是有方而无药；堆砌药物，合而成方，全无方法主次，是有药无方。喻嘉言《医门法律》：约方，犹约囊也，囊满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居。业医者当约治病之方，而约之以求精也。《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得其精，焉能入神?有方无约，即无神也，故曰神与弗居。先伯处方十来味药，很少超过二十味。三伯父患胸膜炎，胸腔积液，我那时在燕京大学医学院预科学习，请问先伯当用何方，他即指出病属悬饮，当用十枣汤，如有肋痛症候，可加川芎、川楝之类。我问十枣的用意，他说，大枣大小很不相同。如山东乐陵枣小而甜，仲景河南人，河南大枣则大，十个约30一60克了。经方一般用的大枣不过3枚。此方大枣分量较重，意在固脾，妨逐水太过。先伯治病各种剂型都用，不限于煎剂。如外伤瘀血，常用《良方集腋》的七厘散，用黄酒服用加外敷患处。他主张组方首在立法，法者不定之方，方者一定之法。同一法可从不同方剂中任选应用，或自组成方，但方既组成之后，必有一定之法方可。先伯推祟《伤寒》，《金匮》，但主张要学其法。他说：以镜鉴人，不如以人鉴人。盖镜中影，祗自知无可比，而不如书中影，则使万世之人皆知也。伤寒诸书，仲景之影也。以之作鉴，则离神而取影，鉴中之影，皆非真影矣。学医者其鉴诸。喻昌在其《尚论篇》中说：举三百九十七法，隶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无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喻氏以法概伤寒，先伯则推之以及他病，可谓善学者。他不主张拘泥古方，认为墨守成方，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推崇张元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之论。他在用药处方上注意脾胃，但又与东垣的专主温补不同；看其处方，用药的轻灵，又吸收了温病学派的长处。伯父对于运气学说，也认为不可拘泥。陈修园《医学实在易》引张飞畴运气不足凭说；谚云：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所以，稍涉医理者，动以司运为务。曷知天元纪等篇，本非《素问》原文。王氏取阴阳大论补入经中，后世以为古圣格言，孰敢非之，其实无关于医道也。况论中明言，时有常位，而气无必然。犹谆谆详论者，不过穷究其理而已。纵使胜复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四时之化。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若熟之以资顾问则可，苟奉为治病之法，则执一不通矣。先伯生前，从不侈谈运气，提到张飞畴的话很通达。先伯虽不谈运气，却颇重视季节用药。如暑天家中常备六一散，若有伤寒迹象，或头晕，或不汗出，用之颇效。若见心烦欲呕，常加藿香叶，开水冲泡，待凉饮，沁浸心脾，若有心烦、心悸，加用殊砂，小便黄加鲜荷叶。先伯说山东的滑石好，色青白，称桂府滑石，那时北京小学生练刻图章亦用之。查张元素《医学启源》益元散项下：桂府滑石二两(6O克)烧红，甘草一两(30克)。右为极细末，每服三钱(9克)。蜜少许，温水调下，无蜜亦得。或饮冷者，新水亦得。或发汗，煎葱白豆豉汤调，无时服。此滑石与甘草的比例为二比一，而非六一之比。六一散又名益元散、天水散、太白散。刘河间《伤寒直格》言：通治表里上下诸病，解中暑、伤寒，疫疠、饥饱劳损。查《本草纲目》：滑石，广之桂林各邑及瑶峒中皆出之，即古之始安也。白黑二种，功皆相似。山东蓬莱县桂府村所出者亦佳，故医方有桂府滑石，与桂林者同称也。北京用者，色青白，系白滑石，或即纲目所说蓬莱所产者。先伯对风寒感冒喜用苏叶、葱白、豆豉(葱，山东者佳，豆豉，四川者佳)之类，检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指中等的医生)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楂、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香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先伯或受其影响。忆北京家中经常备有炒黄黑的糊米，小儿伤食饮用。成人腹胀，常用砂仁一粒，以针穿其孔中，在火上烧焦，取下，纸包捻碎，去纸嚼服，甚效。又疰夏不思食，用荷叶粥(鲜荷叶去梗，洗净，待米烧半熟，即置荷叶于其上，再煮，熟后粥色青绿清香)宽中解暑，妙用非常。考《本草纲目》，粥专列一项，计有四十四种。盖粥能畅胃气，生津液，推陈致新，利膈益胃(如薏苡仁粥除湿热，利肠胃，莲子粉粥健脾胃，止泻痢，薯蓣粥，补肾精，固肾气等)，但有荷叶烧饭而无荷叶粥。李东垣师承洁古在仲景枳术汤基础上创制枳术丸，用荷叶裹烧饭为丸。他说：盖荷之为物，色青中空，象乎震卦风木，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为生化万物之根蒂，因此物以成其化，胃气何由不升乎。《温病条辨》清络饮中有荷叶。先伯对小儿脾虚疳积，食少、消瘦、易汗出，亦常用苡仁、山药、大枣煮大米粥治之。我小时即用过，效果很好。对老年人则常用莲子、芡实煮粥，以固其肾气。他说药补不如食补，寓药于食，可谓善补。另外，家中亦备有夏天用的露，如银花露、生地露、玄参露等。小儿慢性腹泻，用暖脐膏贴脐部。总之，因病情不同而采用相应的剂型。先伯常说，凡中病而效者即为秘方。先伯在为钱今阳先生《中国儿科学》作序时谈蒿虫散最为详细。序中有曰：龙友昔年治病，对于儿科亦颇重视，医乳孩之病，仅以一方普治之，无不奏效，从未出错，其方即所谓蒿虫散是也。方载《本草纲目》虫部之青蒿蛀虫下。其词曰：一捧朱砂一捧雪，其功全在青蒿节(虫生在蒿之节)；纵教死去也还魂，妙用不离亲娘血(即乳汁也)。旧法系用青蒿虫7条，朱砂，轻粉各0．3克同研成末，用末擦在乳头上，与儿服。如婴儿初吃乳时，即与之服，将来出痘麻也稀少，或可以不出，而胎毒自解，真是儿科圣药。即不吃乳之儿有病，亦可用少许冲白糖水服，胜服一切儿科药也。此龙友数十年之秘方，特为抄出，拟请附于大著《中国儿科学》之后。关于蒿虫散，查《本草纲目》原引自《保婴集》，此方用治惊风，十不失一。其诗云：一半朱砂一半雪，其功只在青蒿节；任教死去也还魂，服时须用生人血。《纲目》青蒿蠹虫项下；[集解]时珍曰；此青蒿节间虫也，状如小蚕，久亦成蛾。[气味]缺；[主治]急慢惊风。用虫捣和朱砂汞粉各五分(1．5克)，丸粟粒大，一岁1丸。乳汁服。时珍。大伯父运用蒿虫散不在于治惊风，而用于防痘麻。北京家中数十口人，从未患天花，出水痘、麻疹亦轻，与用蒿虫散不无关系。当然，我们小时也是种牛痘的，但其时尚无麻疹疫苗。《纲目》引《保婴集》诗，与先伯所引，文词有出入，或因版本不同，或先伯诊务忙未暇查对原书。但比较起来，妙用不离亲娘血，较诸生人血似更明确，且青蒿虫7条，分量清楚。朱砂，轻粉各O．3克，治不在惊风，少用些甚是恰当，是在学古中又有变通和发展了。陈鼎三先生多读还须善悟先师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认为一本书，只读一遍，其真正价值是不可能理解透彻的，往往很多地方会被忽略过去，如果忽略的地方恰好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那就太可惜了。特别是对经典著作及各家各派的代表著作反复精读，乃是古往今来有所建树的医家卓有成效的途径之一。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对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医典精品，就应该认真读，重点读、细读、精读。在对医籍的博览上，每得一医书，便如获一珍宝，必废寝忘餐，读然后快。如此数十年如一日，上至《内》、《难》、《本经》、《伤寒》、《金匮》以及晋唐以后各家学说，下至明、清医家及近代医林著作，莫不博览精研，颇具心得。陈老主张背诵一些经典著作和经典条文，他能全文背诵《伤寒》、《金匮》、《本经》、《温病条辨》及许多重要注家之注。对《内经》的重要篇章皆能大段背诵，对注家更是如数家珍。所以，对学生和同道们讲解病机时，广征博引，令人叹服。中年以后，据自己历年来的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囿于背诵，但又不可不背诵，应该有重点的背诵。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晋书·杜预传》)。为此，他钩玄勒要地整理出《医学探源》一书，用以授徒，其中就包含这个意思。陈老为什么主张背诵呢?他认为临床经验用文字表现很难全面，而读书人对同样的文字之理解，又会受到文化水平、临床经验、阅历、判断力和想象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还原到作者所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实际情况，其准确性就比较差。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已经作古的前辈名家面前，由他们通过实际病例讲解总结成文字的东西，既无名师亲授的可能，那么就只有通过精读，反复读，以至背诵，再在临床上去反复揣摩，从中悟出真谛，这是其一。其二，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先师常引朱熹语：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并认为所谓精思，其中包含善悟，不从中悟出些道理来，又何能谓之精思呢?古往今来，善于而且能够背书者不乏其人，但要学而有成，还必须善悟，不然只能成为蛀书虫。基于上述思想，先师教育我们读经典著作要注意三点：①原文是作者的思想，注解是注家的体会，读注能增加判断力和想像力，也就是说能增强悟性，要从这种意义去读注，②不要死抠字眼，要首尾相顾去读，方能得到较全面的认识，这是因为任何文字都有局限之处，③要善悟，主要是通过临床去悟出用文字无法说明白的东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曹炳章先生曹炳章先生自幼沉静好学，勤奋过人，但因家境清寒，仅断断续续地读过二年私塾。十四岁时(1892)，即随父显卿公旅绍谋生，进药铺学业，从而开始了他的医药生涯。一生爱书如宝自谓书富家贫读书博精相兼勤录文摘万则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为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广阅博览，即使是点滴空闲也从不轻易放过。把这些短暂而宝贵的间隙时间，用来读些简单精悍的小品，或是一目数行地浏览一些看来尚无关紧要，一时又用不上的边缘学科，谓之随便翻，积累知识，即所谓开卷有益。然而，先生更多侧重的读书方式却是熟读娴研，这要花相当精力，须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因此，在时间的安排上要长一些，多在夜晚和清晨进行。因此时多不受诊务及其他的干扰，可以专心致志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先生读书两者相兼，而以精读为主，科学地利用了时间。尤其是在青年时代，读书注重博览强记，对《内》、《难》、《伤寒》、《金匮》诸经典，读得更是滚瓜烂熟，直到晚年，仍能朗朗背诵。其间精读之苦功，可以想见。先生认为掌握了经典，犹如成竹在胸，后去探索金元及明清诸家，则易如反掌。对诸家学说，主张逐一研究，反对囫囵吞枣和不求甚解，也不应停留于泛泛的传统理解，强调细研详究，并在全面领会的基础上推出新意。先生在研读中，每有心得必随手录之；即便在卧间餐时，偶有所悟必认真摘记。并常开导我们：涓涓细流可汇成千里大江，磊磊泥沙能积为万仞高山。其间寓意之深长，很能启发后学。先生阅读前人名著和同人撰述时，一有所得，每必顺手载入笔记或录成卡片。并告诫我们别小看这只字片言，一旦用时方知字字值千金。因此，先生总把平时摘录的笔记，卡片，不论其内容如何，文字多寡，一概珍视，并分类收藏。毕生持之以恒，及至暮年，虽几经战乱，所藏卡片仍不下数万则。袁鹤侪先生纵横驰骋博中求约先生治学，法度严谨。对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自己严格刻苦，身体力行。他常说：初学入门，可以选读诸如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浅注》、《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及《频湖脉学》、《本草备要》等书，如此在医理上虽未深通，而在临床应用上,苟能灵活运用，亦颇小道可观。然欲达到精通医理，则相去尚远。仍须溯本求源，从根本做起。要认真研讨《内经》、《难经》、《脉经》等经典。此后，宜进一步学习《伤寒》、《金匮》、《千金》、《外台》、《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参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种医籍。这样才能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医理论。此须假以时日，方能得其精髓，明其灵活变通之妙。对《内》、《难》的研究，先生认为应看到诸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前后相参，才能系统地、完整地理解其深意，窥及其理论全貌。中医理论涉及到文、史、哲，天文，地理、四时、方宜诸方面。人生于气交之中，得天地之气以生，故阴阳之气与天地之阴阳相合。在天地有积阳积阴之不同，在人则有气血之各异；在天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在人身，以气为阳，以血为阴……所以，必明于阴阳之理，然后方能调其阴阳，俾其归于阴平阳秘也。故先生读书，每每纵观历史，涉猎经史子集，横贯流派，洋参各家论说，逐句剖析，反复研讨。其至要之处，则录于《先哲格言》之内，且能上口成诵，有所领悟之时，则书于《管窥小语》之中。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昼以医人，夜以读书，锲而不舍。因而对《内》，《难》之经义，有较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尤其重视气化说,对天人相应及燮理阴阳等观点有所阐发，注重其指导临床的实际意义。其学识之广博，见地之精深，历来为同道所赞佩。先生谓：苓桂术甘、苓桂枣甘、茯苓甘草汤，三方所异者，只术、枣、姜三味，而所治迥别。盖白术苦温而燥，健脾而化饮。中州有停饮，以致土不制水，下焦寒水因而为病者，宜用之培其本，则土崇面水伏矣。大枣甘而多脂，有益脾之功，而燥湿化饮则非其所能，故土虚而水上冲者，为所当也。茯苓甘草汤与五苓散对举，曰:汗出而渴者，与五苓散，不渴者，与茯苓甘草汤。盖汗出而渴者，太阳之气不化也；汗出不渴者，太阳之阳气虚于表而中州留饮，胃阳不宣，故用生姜以宣胃阳，而不取术，枣补土之法也。加减变通，明之以理，使人知其殊而触类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