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中国的发展深深地打动了。” “您的领导太鼓舞人心了。” 等等、等等。中国人能够准确的在他们想要开始的时候开始真正的谈判。 值得赞扬的是,默多克远远称不上是口水四溅。当然,他进入中国的道路跌跌绊绊,但是他终于理解了这个地方。在刘长乐的帮助下,默多克把自己从别人眼里的威胁转变成了中国电视行业的一名慷慨的导师。 这一章讲述的是中国媒体的淘金潮,中国出版和广播传媒行业商业化中的生死时速。其中还讲述了共产党在竭力控制信息的同时又要确保其国民能够得到足够的资讯在全球经济中开展竞争,并且把媒体当作忠实的看门狗来监督混乱的市场经济。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那台吱嘎作响的宣传机器依然在费力地往外喷吐着那些已经过时的教条。对于外国公司来说,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媒体和国家宣传机器的内部工作方式。中国的现代化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口号的引导下进行,但媒体是一个例外。对于媒体,政府想要改革,但不想开放。由此带来一个意外的副产品就是在华的外国公司成为了新闻界可以自由攻击的对象。中国的记者当报道中国的时候,受到了太多的限制,以致于当他们在报道外国公司的时候会变得无拘无束,畅所欲言。 但是这个故事也讲述了中国的进步。西方对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误解,认为中国的进步和变革完全是因为全能的领导人发出了命令,然后所有人都跟从。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相反,这是由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为改革建立了一张保护网。邓小平从1979年开始了中国的转型,那是因为他得到了数千名像他一样在毛泽东封建政治的严密控制下受到政治迫害的官员的拥戴和保护。本章跟随着两名中国记者的职业生涯,讲述他们为中国新闻行业进步带来的巨大影响。他们殊途同归。刘长乐在默多克的指导下,打着改善中国对外宣传的旗帜,其实在转变中国的电视新闻。相比之下,杂志编辑胡舒立则在自己的正义之路上,冲破重重障碍,为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带来了正直和客观。他们两位的成功一方面建立在各自的支持者网络上,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的确非常需要他们所提供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默多克认识到在华外国公司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支持者和朋友人脉。这并不完全是对领导的阿谀奉承。 高音喇叭 大喇叭从不安静。毛泽东时代,在几乎每个城市、乡镇和村庄的路灯柱子上,喇叭在不间断地大声播放着宣传内容,没有留下任何安静的时间,免得人们在这些安静的时间里进行独立的思考。在1978年邓小平打开了通往市场经济的大门之前,中国的媒体一直都趴伏在共产党的脚底下。当1978年末邓小平启动了经济改革之时,中国只有186家新闻报纸,32家电视台,都由政府拥有。大部分的媒体内容都来自新华“新闻社”,它发布政府宣告,筛选并调整所有的国际新闻,不遗余力地传播政府宣传,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命令式经济飞速转变成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民对信息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在邓小平改革的召唤下,很多中国记者和激进的政府官员开始利用中国的报纸和杂志来关注、提炼中国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牢牢控制这个国家的艰难困苦、政治混乱和惨无人道。媒体甚至可以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承担起监督政府腐败的职责,当然,一切都是在宣传部的指导之下进行,它允许记者披露一些腐败案例的细节内容,政府想要通过抓典型来警告其他人安分守己。 理想主义者会把媒体看作是推动改革和政府诚信的途径,但是担任国内报纸编辑和电视台主任的共产党官员们意识到自己屁股下坐着的是一座金山。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政府出钱支持传媒,因此广告消失了。邓小平宣布经济改革后仅仅几个星期,上海的《文汇报》便发表头版文章《给广告正名》。两周后,上海电视台播放了一则药酒的广告,两个月后,《文汇报》和上海电视台第一次刊登播放了外国公司的广告,产品是瑞士雷达表。 广告人士总能慧眼识珠。中国的消费者就是白纸一张。在几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品牌留了下来。突然之间,从日本的家电制造商到美国的婴儿食品生产商都掏钱向中国消费者介绍他们的产品。当时的电视节目非常乏味,除了中国戏曲就是各种爱国主义节目。但是商业广告来了,现在它们成了娱乐节目!调查显示电视观众都非常喜欢看拍摄精良的商业广告,而当普通节目播放时,他们就会起身去厨房或厕所。随着人民日渐富裕,广告教会他们如何穿衣打扮,饮食调理,购买什么电器和汽车才能显示自己的富裕充足。很快,中国的汽水、肥皂和家电显然就比不上可口可乐、宝洁和日立的产品。90年代中期有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最知名的十大品牌中,有六个是日本品牌(日立、松下、东芝、丰田、铃木和本田),三个是美国品牌(可口可乐、米老鼠、万宝路),只有一个是中国品牌(青岛啤酒)。中国消费者将品牌的质量和广告数量等同起来,在这点上中国人更甚于世界其它地区的消费者。原因很简单:当他们购买广告中所说的产品时,这个产品就是好。 为了赶上这波潮,成百上千的有创业精神的官僚和商人开办了新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台。到90年代早期,中国有二百多家报纸、七千家期刊、大约七百五十家地方电视台,他们有的有自己的节目,有的只是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大城市都安装了有线电视线路。到1993年,上海有线电视网有七十万户家庭用户,他们每月支付约一美元,可以收到十二个频道。在仍显贫穷的年代中担任政府街道督察员的小老太婆们现在成了销售政府有线电视的生力军。前苏联式的大型工厂在整个厂区中都安装了有线录像,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娱乐台。到1993年底,中国消费者每年购买的电视机数量达到二千万台,大约有97%的城市家庭拥有至少一台电视机。 快速增长让共产党警觉起来。媒体正在失控。1993年10月,李鹏签署了国务院第129号令,禁止普通中国市民购买或拥有卫星天线。编辑和电视台主任被告知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即时消除敏感问题”,“正确引导群众思想”,以及“不要做中立派”(即不要客观)。 中年复兴 对于默多克来说,中国既是中年危机,也是中年复兴。由于疯狂的并购扩张和高负债,他的公司在1990年几乎崩溃,自那以后,他的妻子就一直要求他放慢脚步,为退休做准备,收起建立第一家全球媒体帝国的野心。但是,默多克选择了奋起。他卖掉了大量美国杂志出版商,将一些资产上市流通回笼更多现金,并且继续他在全球的步伐,购买香港的星空卫视,投资与日本和德国的电视网络,并且收购更多的美国电视台补充他的福克斯电视网。 对星空卫视的收购是一个问题。默多克认为他被蒙骗了。他为这个羽翼未丰的电视网向香港大亨李嘉诚和他二十八岁的儿子李泽楷支付了十亿美元,而李氏家族建立这个电视网只花了大约一亿美元。一名前新闻集团的经理说,收购星空卫视让默多克以为他和中国政府已经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协定,允许他在中国落地。但他错了。新闻集团的经理们在收购后才知道星空卫视在最先曾和中国政府说,星空卫视的覆盖面不会超出临近香港的广东省。但是事实上,它覆盖了整个国家,而中国人对此非常恼火。更糟糕的是,在收购完成后,很多星空卫视上的广告都消失了。除非星空能够很快在中国占据一个立足点,否则默多克的投资还将继续每月亏损数百万美元。 起先,默多克被中国彻底搞晕了。正如一名前星空卫视经理所说的:“他有点觉得中国人会给他进入全世界最大后院的钥匙。他们为什么不要他呢?他以为他们会信任自己。鲁帕特对亚洲人民以及白人带给他们的东西多少带有一点殖民者的眼光。” 在冷战期间,默多克是一名激进的反共产主义者。现在他想要帮助中国,以为自己会受到欢迎。他告诉传记作家威廉肖克劳斯:“我觉得中国已经没有多少共产主义者了。那里有一党统治,一个共产主义经济,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它、改变它。在那里真正的故事是经济,和民主紧密相连。” 中国领导人封杀了默多克,他开始和中国企业家会面。他去中国的次数越多,他就越欣赏和喜欢那里的人。中国人和他自己很像,他们都是激进的冒险家,注重赚钱的现实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依附于任何一派政治阵营。在他会见丁关根期间,默多克在一次鸡尾酒会上遇到了星空卫视的经理邓文迪。默多克六十五岁。邓文迪二十七,高个子,细身段,聪明,精力充沛,积极进取。文迪开始作为默多克在中国访问的翻译,但也不完全是为公。1998年5月,默多克和太太安娜离婚,他和文迪的关系公开了。 文迪向默多克灌输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她向他解释中国官员的思考方式和做事动机。默多克开始把她的观点向新闻集团的管理层转述,后者称其为“文迪主义”。在默多克的生命中,文迪是他此时的最佳拍档。她和他有着一样的进取心和对交易的热爱。她并不想让他慢下脚步准备退休。她想和他一道去征服世界。而且她和默多克一样每条血管里都流淌着机会主义的血液。她是广州一家国营工厂厂长的女儿,先是和一位在华工作的已结了婚的美国经理交往,并和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得到了能在美国永久居住的“绿卡”。然后她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拿到了MBA学位。她在香港星空卫视实习,并最终成为全职雇员,负责在中国有线电视网络上推广星空卫视的音乐频道。1999年6月,默多克和文迪在他纽约港的游艇上举行了婚礼。文迪从公司辞去了工作,但她依然是默多克在中国的大使。 随着默多克对中国人的态度发生转变,中国人对他的态度也转变了。从伦敦讲话中惊醒过来中国政府开始收集大量有关默多克的材料。起先,官员们满以为他会花费数十亿美元强行进入中国。他们怀疑他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想利用卫星技术动摇中国政府。他们关注他的一举一动。有一次丁关根甚至向一名新闻集团的经理吹嘘默多克和文迪刚刚发展起来的关系,他说:“我们甚至知道他们两个在酒店里的事情。”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人对默多克了解越多,他们就越钦佩和理解他。很快他们就认定默多克和中国大亨们一模一样。默多克在全球控股和交叉控股的公司结构繁琐复杂、扑朔迷离,使得他在税务监管和政策监管的空隙间辗转腾挪,而这也正是教会中国如何做生意的海外华人大亨们的标准做法。新闻集团的管理架构也非常熟悉。一名中国官员对默多克幅员辽阔的帝国如何治理倍感困惑,他曾经问一名新闻集团的经理给他画一张公司的管理架构图。这名经理画了一个大圈,中间有一个小圈。 “中间的是鲁珀特,”这名经理说道:“外面的这个大圈都是各项业务的负责人。默多克个人控制着一切。”默多克的孩子们在各行业中担任关键岗位,中国大亨的模式完成了。 中国人还了解到默多克的保守主义止步于生意。的确,默多克在华盛顿和纽特金里奇和共和党右翼关系密切,他的《纽约邮报》帮助像鲁道夫朱廉尼这样的共和党开拓政治生涯。但是它也支持像艾德科赫这样的民主党,而他在英国的朋友覆盖了所有的政治党派,这样无论谁上台,他都能与当局有密切的关系。 他还非常的不屈不挠,这也是中国人所敬重的。丁关根曾命令国务院新闻办用各种各样的低层次会面搪塞默多克,并阻止他与高层领导人的直接对话。但是通过澳大利亚外交人员,默多克在1997年7月以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访问澳大利亚的借口见到了朱镕基。“我听说你为了能在美国经营电视网络而入了美国籍,”朱镕基说:“你愿意为了进入中国的电视行业而成为中国公民么?”默多克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他很快就加入到朱镕基的这个小笑话带来的哄堂大笑之中。 中国可以容纳默多克。如果他答应某些条件,这就会发生。和时代华纳的CEO Gerald Levin这样的国际媒体巨头合作起来就太令人失望了。Levin花了大量的时间和江泽民主席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但是他控制不住公司的新闻业务。无论江泽民和Lenvi之间有多么友好,CNN和时代周刊依然在写令中国领导人恼火的文章。 默多克终于在1998年12月10日见到了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这次会晤在中国成了头条新闻。新华社说江泽民“对世界传媒大王鲁珀特默多克在客观报道中国并与中国媒体在过去两年中的合作的努力表示赞赏。”默多克得以有机会面对面地向中国领导人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双方可谓眉来对眼去,独裁遇专制。 从威胁到导师 默多克从一个威胁变成了一名导师。中国从默多克那里学到的第一课:控制通路。为了保证对华播送的CNN、HBO和其它外国电视频道只能进入被授权的酒店宾馆以及外国人或中国精英的住所,宣传部门要求所有进入中国的外国节目必须经由一枚指定的中国卫星播送。这种把所有信号整合转播的做法使得共产党审查部门能够二十四小时监视所有的播送节目,一旦主管部门不喜欢CNN或其它外国频道上的节目,他们就可以立刻切断信号。中央电视台也开办了十几个国内专业频道,从体育到经济新闻到少儿节目,并且要求所有中国新建有线网络播放这些节目。几年之内,中国公民就能看到几十套电视节目。政府竭尽全力满足电视观众排挤外国广播公司。在整个过程中,默多克提供了相当有用的帮助。他出资让一队又一队的中国官员和电视台经理访问他在美国和欧洲的电视公司。默多克向他们展示如何通过卫星技术保持控制。正是由于默多克对亚洲卫星的通路控制才使得刘长乐找上门来。 刘长乐1951年生于上海。他的父母是随军来到此地的政府官员。1953年,他的家人移居北京。他的父亲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人,最终升到了共产党组织部的高层,这个部门挑选并指派全国的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长乐被送到农村劳动。但是没过一年,他的父亲就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刘长乐在军队中找到了一个位置,远离是非。1979年,当中国和越南卷入一系列残酷的边境战争时,刘长乐被分配到中国中央广播电台,在这家垄断的全国性广播单位中,刘长乐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有着很强的直播解说能力。80年代中期他进入北京广播学院进行专业深造,他发现自己的一些广播节目成了教学的典范。 1988年,刘长乐升任上校,负责中国电台上所有的军事新闻报道。虽然他热爱广播事业,刘长乐还想获得更多的经验,也想赚更多的钱。利用其家庭和军队里的关系,刘长乐赢得了到中石化工作的机会,这是一家庞大的国营石油公司。他在1990年被派到新加坡负责政府石油贸易工作,与此同时,默多克正在竭力维护自己的新闻集团避免破产。在新加坡,刘长乐开始了他自己与中国的石油贸易业务,并把在石油生意中赚来的钱投入到北京的房地产项目。 看到新加坡严格控制的媒体行业,刘长乐开始考虑重返他的最爱:广播。他意识到有机会提供高质量的娱乐节目和丰富的新闻资讯,同时承担复杂的政府宣传工作,公开讨论问题,它从一个高效而高尚的政府的观点出发努力去解决问题。当时的刘长乐并不知道他已经找到了中国电视的未来之路。他还发现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来自西方媒体。而中央电视台为海外市场准备的节目宣传味道太浓,已经失去了可信度。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刘长乐也希望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赶上其它国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他潜心佛教,不是为了寻找信仰,而是要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核心。 大约在1993年,当默多克准备接手星空卫视的时候,刘长乐开始想办法在中国以外创办一家华语电视台。他的目标是这家电视台将面向全球华人,并且通过卫星将信号发送给中国内地。当时,唯一能够覆盖他的目标观众的卫星是亚洲一号,但是这颗卫星已经预订满了。1994年,刘长乐听说蒙古国家电视台准备放弃它在卫星上租用的转发器。而作为卫星的最大租户,星空卫视对转发器有优先取舍权。 刘长乐为卫星转发器的问题找到了星空卫视。星空的经理们见识过排着队找上门来的中国企业家,都愿意提供他们的特殊关系帮默多克摆脱在中国的困境。但是刘长乐和他们不同。他要建立自己的频道。他的计划让星空卫视CEO Gary Davey颇感烦恼,他担心刘长乐的频道会与星空卫视现有的两个华语频道竞争。但是星空的经理们也意识到刘长乐非常了解中国的传媒行业和监管政策。而且他对中国的政治有着非常敏感的嗅觉。刘长乐和默多克开始了直接的对话。这两人非常相像,所以都很轻松但也保持着一份警觉。他们都喜欢吃辣的,做生意喜欢冒险,并且愿意为了长远目标放弃短期利益。但是他们都喜欢控制。谁都不会当二把手。 刘长乐想要控制默多克在中国的所有联系,但是默多克心知肚明。他会一边和刘长乐成立合资电视台,让刘长乐帮助他摆脱目前星空卫视的困境,同时他也会为了星空卫视频道在中国的未来继续独立奋斗。和刘长乐的合作看上去是一次好机会,但是默多克很清楚,不能把自己所有的鸡蛋都放到别人的篮子里。 在谈判中,默多克遇到了他的对手。刘长乐在控制问题上绝对不会让半步,而且他有中国政府官员撑腰。最后,他说服默多克把星空电影台和星空华语频道无偿注入合资公司。在这之后,他们再各出一半。最后的合资公司中有45%股权属于刘长乐,45%属于默多克,还有10%属于中央电视台在香港的一家公司。2000年,凤凰台在香港GEM股市上市,央视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中国银行,公司还有15%的流通股。 凤凰台的启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且很大程度依赖于刘长乐在中国的关系网。他不屈不挠地做新闻办的工作,向每个愿意听的人兜售他的论点。由他和默多克成立的合资卫视台将有两个目的:他将在中国控制默多克,同时利用默多克在全球的资源将凤凰台推广到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有线电视网。刘长乐承诺凤凰台将是一个可靠的、负责任的面向全世界的“中国的声音”。作为交换,中国政府将无视凤凰台在中国“灰色市场”的播放。 刘长乐还颇费周折地说服了中央电视台,他对央视来说并不是一个提供新节目的竞争对手。他费尽心思和无聊、气馁的央视编辑和制片们建立了关系,承诺和他们联合制作盈利可观的电视节目,还提供了大量的出国机会。 凤舞九天 1996年3月,凤凰中文台挟带着华丽的画面和快节奏的福克斯风格在沉寂的中国电视行业中爆发了,它还混合了星空卫视华语和电影频道的节目。虽然依照法律,中国大陆观众无法收到凤凰台,但是在国内诸多城市甚至乡村中,由于非法的卫星天线到处都是,凤凰台的覆盖面一下子铺开了。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各省市的地方台立刻就复制了凤凰台的节目和演播风格。 但是刘长乐至少还领先了一步。当中国领导人在海外访问时,凤凰台会现场直播他们的演讲,报道他们的旅行花絮,这是中国电视界闻所未闻的东西,他们的一贯做法就是播放一些握手镜头,再配上一名播音员枯燥无味地诵读由外交部写好的稿子。刘长乐猜测中国领导人会特别喜欢这样的全程报道,他猜得没错。开始有共产党官员给凤凰台打电话,要求复制报道的录像带。 1998年3月19日,凤凰台火了。当时凤凰卫视正在现场直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领导人记者招待会。新当选的朱镕基总理正在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他打断了主持人,让主持人把话筒给了凤凰台记者、台湾人吴小莉,“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她的节目。”吴小莉立刻成了名人,而凤凰台也得到了现任中国政府首脑的非正式认可。坐在香港办公室观看新闻招待会的刘长乐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朱镕基承认了中国政府的领导层更是凤凰台的热心观众,因为它比他们自己的宣传机构有着更丰富的资讯。吴小莉主持的二十分钟的新闻节目是一次尝试。在朱镕基发表评论后,刘长乐现在可以放心地把凤凰台的新闻节目延长到一天数个小时,而吴小莉有了自己的每周报道节目。 当年,刘长乐兑现了他最初对宣传部门官员的承诺,开播了粤语和普通话的凤凰华语新闻台和娱乐台,对象是海外中国人。到2000年1月,美国和欧洲地区都能通过有线和卫星线路收看凤凰台,这主要依赖于默多克在全球的网络和协助。为了让国有的中央电视台和宣传部门领导高兴,默多克和刘长乐还开始在海外捆绑播出凤凰台和央视国际频道的节目。 刘长乐本人参与了新闻播出中的每个环节。他本能地知道什么样的报道是重要的,什么东西能够打动中国观众。他还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惹恼中国政府。他创造了以个性为导向的谈话节目,在节目中风格新颖、机智幽默的评论员针对时事进行讨论,这在中国是演播创新。当然,评论员的观点深度只是点到为止,小心翼翼的在中国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讨论。虽然刘长乐对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公开表示反感,但是凤凰台在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之后依然表现出了夸张的民族主义。 刘长乐的新闻感和他做秀的本能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了纪念1997年7月香港从英国政府移交给中国,刘长乐安排了一名台湾特级演员驾驶一辆跑车飞跃六十米宽的黄河峡谷。他请了中央电视台一起参与这次活动的现场直播。 凤凰卫视对中国的影响有时候会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展现出来。社会学研究人员曾访问过在有凤凰卫视的酒店中工作的妓女,这些妓女告诉研究人员说她们在安全性交方面受到的唯一教育来自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性爱讲堂。 建立凤凰综合频道和电影频道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刘长乐自始自终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二十四小时的中文新闻频道。2000年6月,凤凰卫视开始盈利,刘长乐在说服了默多克的反对后,将凤凰卫视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融得资金约一亿美元,他将这笔钱用于他最初的建立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的设想。六个月后,刘长乐实现了他的目标,二十四小时的凤凰资讯台播出了。 刘长乐在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特区和莫斯科都派驻了记者。当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撞击世贸大楼时,凤凰台立刻取消了所有的广告,进行了三十五个小时的直播,其中穿插了来自福克斯、CNN和其它电视台的报道并配备了同声翻译,此外还有中国评论员的分析,以及对纽约目击群众的电话采访。相比之下,中央电视台花了数个小时等待批准,然后断断续续的播放了一些CNN来自纽约的报道片段。对于在中央电视台中的很多人来说,9月11日的窘境是他们与中宣部的抗争中的最后一击。随后,在央视的节目中开始出现新闻和谈话类节目,他们都以凤凰卫视的节目为范本,只是比后者更加温和。 没过多久,调查显示中国有四千二百万户家庭收看凤凰卫视,约占全国电视观众的百分之十三。和所有其它外国电视台一样,按规定凤凰卫视只能在酒店、外国及高层领导的公寓和办公室中才有。但是,由于中国精英阶层对凤凰卫视的需求,几乎在所有的现代化公寓楼和小区中都可以收看这个频道。开发商发现如果小区不提供凤凰卫视,消费者就不太愿意购买房子。此外在中国大学的宿舍和教室中也大多可以收看凤凰卫视,这也证明了中国政府对此并不反感。 默多克和刘长乐虽然在凤凰卫视中是合作伙伴,但是两人以及各自的公司还是逐渐向着自己更感兴趣的方向发展。在刘长乐全力打造凤凰资讯台时,默多克则在海外忙碌,一方面做着他和文迪所生的两个孩子的父亲,另一方面也忙着收购DIRECTV、扩大他的全球卫星网络在美国的覆盖面,这项工作虽然复杂而漫长,但是很成功。但是默多克依然很关注他在中国的业务,他的公司现在上海一栋刚刚整修完毕的建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洋房中。 星空卫视包括了华语版的ESPN和国家地理频道,以及星空品牌的音乐、电影和体育频道。新闻集团在中国的骄傲和成功是一档名为“星空”的华语娱乐频道,它的中文含义就是“群星满天”。星空频道在2002年开播,主要集中在体育赛事、综艺、剧集、情景喜剧、卡通和电影等,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美国的福克斯节目。星空卫视还在全国的电视台里面广交朋友,请他们为星空和星空卫视的其它频道录制节目。星空甚至还有一个在北京拍摄的中国版的“朱蒂法官”[1]。默多克答应在美国和欧洲播放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并以此换得了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的数家覆盖约二百万家庭的有线电视网中直接播放星空的权力。这为媒体大亨在中国国内电视市场中有了第一个落脚点。 2003年10月,默多克被邀请前往北京中央党校发表演讲,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一名受信任的中国电视产业的导师,中央党校是培养中国现在和未来领导人的地方。默多克面对着一百多名党员干部,其中包括曾庆红和几名部长。他说,中国应该繁荣以市场驱动的传媒行业,因为这将推动公共教育,增强国家团结,并提升国家形象。“把开放市场中的潜力释放出来并不代表任何权力的丧失。”默多克说:“相反,在党从经营国家的传媒行业转变成监督这个行业的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都将从回报中获得巨大的权力。” [1]译者注:Judge Judy,福克斯的一档系列剧。讲述的是在美国家庭法庭(Family Court,处理家庭民事纠纷的法庭)上的真实案例,每个案例牵扯的金额最多几千美元,最少只有两,三百美元。也许是大家对于别家事情特别感兴趣,这个节目旷久不衰。Judy Sheindlin法官1972年开始在家庭法庭工作,1982年成为家庭法庭的法官。4年以后,她被任命为曼哈顿家庭法庭的监管法官(Supervising Judge)。从此以后处理了两万多件民事案例。她说话和决断非常坚决,不同质疑更不容辩驳。曾被人们称为纽约最难搞的法官。 来自图书馆的监督者 现代中国的新闻监督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江苏省的一家破旧图书馆里楼梯下的一间小屋。在这件屋子里住着一位政治流放者,恽逸群。他曾是中国最著名的战地记者,创办并管理过多家新闻学校。他在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成立只有五年。他是一名在上海收集情报的地下情报人员,当时共产党还在农村活动,国民党统治着大城市。此后二十多年,他一直都是共产党出版物的顶级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江苏、山东和上海建立并领导了六家新闻学校。同时,他是新华社华中区的局长,还负责几家全国性出版物,在上海编辑一本进步期刊。 恽逸群精力旺盛,原则性强,但是他在毛泽东的反“右”活动中遭到了陷害。像恽逸群这样的记者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们多年从事出版工作,他们所说的话都可以被解释成质疑党的教导的内容。恽逸群被关了十年。 出狱后,恽逸群被派到江苏省的贫困地区担任一所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员。没过几年,他的苦难又来临了,因为当地的红卫兵发现了这个埋藏在他们中间的敌人,便开始在一轮轮的自我批评运动中对恽逸群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到70年代早期,虽然恽逸群不再受到折磨,但是他是一名政治犯,独自住在学校破旧的图书馆楼梯下的小屋中。恽逸群有着精确持久的记忆和深邃的智慧,他渴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在小镇上他就是一个异类。1973年的某一天,一名穿着军装的十九岁女孩不耐烦地敲响了小屋的门。她的名字叫胡舒立,她想知道她的周围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 她的朋友们都叫她舒立。她的父亲是一名工会官员,母亲是工会报纸《工人日报》的编辑。舒立的父母在她心中深深地埋下了正直的种子,以及对知识的无比渴望。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她就紧随党的宗旨,急切地离开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向人们大众学习。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舒立作为“知识青年”被派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舒立所在的小组有十个学生,他们一起种植麦子、土豆和玉米,但是舒立真正培养的是思想。她惊讶地发现农民们是如此的聪明,但也是如此的贫穷。村子里的人每天就吃早饭和午饭,晚上就饿着肚子上床,这样可以节省宝贵的粮食。他们一年吃两次肉,一次是中秋,一次是春节。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舒立和她的同学从他们身上知道当地的党员一点也不值得尊重或敬仰。农民才是舒立尊敬的人。他们和她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出生的不同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农民。 1970年舒立回到了北京,带着对中国农民的深深的尊敬和对中国官僚的深深的怀疑。她参了军,被派到苏北阜宁县的一家医院工作。刚开始几年,舒立是清洁工。然后她设法进入了医院广播站,这是一个略有一些影响力的地方。她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每天早上和晚上,她播放音乐让病人起床或上床。她播放广播电台的新闻和医院的通知。这份工作比较清闲,广播站有一个小图书馆,只要是她觉得有意思的书都读过了。当她读完这些书之后,她就在村子里悄悄地打听,寻找是否有知识分子或教师还藏了一些书籍。她能感到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可怕的个人残暴和政治胡闹的时代。她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恽逸群打开了门,舒立介绍了自己,然后说她想找些书读。他问为什么。她说她有很多时间,想学习一些中国历史。恽逸群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了舒立。在后来几年中,他向她介绍书读,回答她中国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到今天。最后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讲述自己从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人员后都看到了什么。他解释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官员们的动机是什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告诉她没有人愿意为大的决定承担责任。他告诉她自己依然相信革命的理想,即人民的智慧将统治中国。 自豪的传统 1978年,恽逸群去世了,中国重新打开了大学校门。舒立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得到了一个名额,她是该校唯一一名来自军队的新闻学学生。新闻系是产生知识分子骚乱的大熔炉。很多教授从为期数年的监禁或农村劳动回来了。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了,邓小平启动了经济改革,开始了中国如何继续发展的讨论。教授们教导舒立和她的同学成为真正的新闻记者,从毛泽东钳制媒体之前的岁月中汲取经验,那个时候中国的记者们在中国内战期间为领导层收集经济和政治信息。学生和老师坦率地讨论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一出悲剧。老师们教导学生他们的职责一是成为共产党的喉舌,但是也要扮演批评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保持党的正直。 1982年舒立完成学业,投入了调查报道工作,为《工人日报》撰写有关腐败的文章,这家报纸努力重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懒散的新闻行业。舒立的文字详细揭露了中国官员非法利用政府资金为个人牟利的案件。在一些报道中,她和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记者合作,来自《人民日报》的刘宾雁。《人民日报》的编辑允许刘记者报道党要求揭露的一些腐败故事。但是反腐败的新闻攻势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有太多重要人物收到牵连。1985年,为了摆脱不断要求揭露丑闻的舒立,《工人日报》把她下放到东南沿海的厦门市。舒立在下放中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干劲。她学会了摄影和开车。她开着自己的丰田皇冠在城里游荡,要求和地方及省领导谈话,余下的时候就在厦门大学学习英文。 在获得明尼苏达州圣保罗Macalester大学世界新闻研究院的新闻学会员资格之后,舒立成了《工人日报》的国际编辑;但是后来因参加天安门游行而被停职。在停职期间,她写了本书,这是中国革命后第一本关于美国新闻学的中文书籍。她前期作为一名揭露丑闻的记者带来的声誉,再加上她在这本书中关于新闻报纸应该中立、客观的令人震惊的劝诫,舒立在中国记者中成了名人。 重操旧业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深圳,香港这块英殖民地的新闻报纸传达了他重新点燃改革之火的讯息。邓小平出行的原因是他在TAMDTS后扶上台的保守官员把持着党的全国性报纸,封锁了他想要通过这些报纸传达的信息。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几个月后,一本新的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发行了,总编辑是舒立在《工人日报》的老编辑丁望。丁望任命舒立为国际编辑,她利用这个职位追踪并访问那些她认为能够教会自己一些东西的人。新成立的股票市场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以及外贸部的官员们都是她的对象。外国公司的CEO经常会在酒店房间接到舒立的电话,要求他们在大堂接受她的采访。 当丁望被解职后,舒立满怀郁闷的辞职了。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原因。在丁望的领导下,报纸大力呼吁更快的进行经济改革,超出了李鹏总理和其它保守官员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更大的原因是钱。丁望和舒立都坚持把广告业务和报纸编辑分开。他们想要支付记者足够的工资,这样就能要求他们做到诚实,不为那些暗中付钱给记者的公司写软文。他们还反对为那些购买了广告版面的公司写赞扬性的文章。 1994年,舒立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骑士奖学金。她前往加州学习美国的金融市场和美国媒体在监管这些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认为中国领导人迟早会意识到没有媒体扮演金融市场监督者的角色,中国就会成为股市操纵者的天堂,而小投资人手中只剩下一堆毫无价值的纸片。 中国商业时报请她回来担任资深记者,舒立找到了一个地方继续学习金融市场的知识。就在她家不远的地方,在北京城的西部,前世界银行中国首代林重庚正在召集人马搭建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舒立开始在中金公司的办公室中频频出没,不知疲倦地向曾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中国人问问题。她还和合资公司的合作方,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的高层官员们成了朋友。中金公司参与了大部分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工作,舒立利用她的熟人进行报道。舒立为自己的报道设定了很高的标准,她熟读《欧洲货币》(Euromoney)、《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和华尔街日报,不仅为了保持与国际金融市场同步,她还学习这些报纸的写作风格和标准。 1996年,舒立受聘于一家新的商业期刊《资本》担任高级编辑,这本杂志是北京市政府下的一家商业集团主办的。同时,她还重新联合了她的老编辑丁望,后者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商业期刊,名为《中国商业周刊》。两年时间中,舒立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为两家杂志撰稿。上海宣传部门的官员最后关闭了《中国商业周刊》,因为这本杂志刊登了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一张照片;舒立也离开了《资本》,因为她无法说服自己的老板增加新闻栏目的投入,并禁止为广告商刊登赞美的文章。 财力充足的导师 舒立在离开《资本》之前,已经开始和王波明讨论有关工作的事。王波明在中国是一名很特别的人物,1955年生于波兰,他父亲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1980年,王波明是首批获准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之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当改革派人士胡YB1987年被免去党总书记的职位时,王波明和几个朋友征集到了一千名在美中国学生的签名,写信给政府要求继续推动改革。在这个团队中,王波明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中国商业联合会”,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王波明和他的同胞们于1988年底回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 初出茅庐的股市创业家们不仅仅要让政府相信他们是认真的,他们还必须教育政府资本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王波明和其它几个领导层精英的子女们一起召集高层会议,寻求支持者。王波明找到了时任赵ZY总理顾问的青年王岐山,以及在中美入关谈判中担任谈判人员的青年周小川,后者的父亲在机械部曾是江泽民的领导。1989年初,股市创业家们得到了来自政府的重要支持,当时王岐山正组建“证券交易执行委员会”(SEEC),对全国范围内突然出现并蔓延的不正当证券交易进行监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于1992年10月成立。王波明在纽约中国商业联合会中的伙伴高西庆出任法律部主任,王波明本人则担任研究部主任,这是对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多年研究经验的认可。但是王波明发现政府工作太官僚了。他觉得他和自己的朋友们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目标,现在想要赚点钱,于是他把SEEC转成了生意。 他建立了一个政府债券的电子交易系统,后来这个系统被政府关闭;他开始管理来自于国际投资人的规模一亿美元的基金,投资于那些希望上市的中国企业,并帮这些企业做广告。他还创办了《证券市场周刊》,后来成为中国股市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这本杂志很枯燥,通常都刊登技术和学术文章,但它是唯一经过证监会正式批准的刊物。杂志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立刻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商业杂志,全国大约有一百万名订户。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涌入股市,在股市开户的人数超过了四千万人,王波明意识到可以办一本更通俗、更全面的杂志。 王波明和胡舒立曾在两年前略试合作,但是王波明很难与胡舒立站在一条线上。她总是提出一些不可能的要求来。时至今日,他知道她并未改变,自己的日子会很难过。但是他也明白舒立是中国最优秀、最进取的编辑。为了这本杂志,他必须全盘接受舒立的要求。市场已经准备好迎接一本勇敢、正直的杂志,而舒立就是那个出版人。王波明还知道曾协助证监会成立的中国官员——王岐山和周小川,现在都在银行和金融领域担任高位,他们也会重视通过真正的媒体监督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而在另一方,胡舒立则认为她可以利用王波明充足的财力来发行一本诚实正直的杂志,积极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 但是在答应王波明的合作邀请之前,胡舒立列出了严格的条件。她提出了编辑人员的预算,其中包括每年二十万美元的记者工资,这样她就可以确保记者的诚实。王波明没有退缩。然后舒立使出了第二击:“我来负责所有的编辑工作。你不能干预。在编辑和广告之间需要建立一道中国墙。” 王波明接受了舒立的条件,她就开始招募人员,要把他们训练成真正的记者。她从《中国商业周刊》带来了一些值得信任的同事,但她也寻找那些在编辑或记者行业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他们尚未腐败,也还没来得及落入记者们通常会经历的自我审查的陷阱中。一当人们听说胡舒立要开办一本新的杂志,名为《财经》,全中国的记者都给她发来了应聘的邮件。 怒气冲冲的电话 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狼狈为奸的资本主义如何摧毁一国的金融体系、让数十年的发展与增长灰飞烟灭。《财经》杂志1998年4月份的创刊号中,详细揭露了一家名为琼民源的上市公司的故事,这家倍受热捧的公司刚因提交虚假财务报告而暂停交易。通常,证监会禁止中国记者报道此类公司的问题,理由是这样的丑闻会打击投资人的热情、阻碍中国股市的发展。政府依赖股市将大量的个人存款注入到国有企业的融资和改制中去。王波明不得不派人去证监会,整整一个礼拜都为这篇报道进行道歉。但是他的新杂志一举成名,证监会很多官员对刊物的激进姿态都表示欢迎。 舒立和她的记者们继续报道股市问题,并请求专家撰写经济政策分析,质疑某些政府政策。结果不言而喻——王波明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怒气冲冲的电话。有一段时间似乎每个他认识的人都在生他的气,生他的杂志的气。监管者抱怨《财经》打破了新闻报道的禁令。上市公司管理层大叫《财经》在狙击公司的股价。投资银行为《财经》揭露正在寻求上市的公司的不利消息而苦恼。对于一个自诩和每个人都是朋友的人来说,这样的电话令王波明痛苦。他会有礼貌的听完对方的话,然后解释说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能干涉编辑的决定。打电话的人会感到很困扰。你拥有它,但是你不能决定发表什么?告诉舒立让她缓和甚或毙掉批评自己朋友的文章——王波明感到羞于启齿,同时对她可怕的脾气也心怀忌惮。不管如何,当客户因为批评文章而撤下广告时,王波明很痛心。 中国的商业社会很快就学会了害怕并尊重胡舒立。她从不打高尔夫球,也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是就算她和商业人士没有共同的休闲时光,她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改革中国的目标。她说话快,走路快,但无论是她的嘴还是她的脚都没有她的脑子快。没有闲聊的功夫。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接到她的电话,吩咐他们为她做这做那,而她提出要求的口吻是如此确凿,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甚至都没有人敢向她提出疑问。她简单地认为全世界都是为她服务的,但只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很多政府官员和金融界经理们都搬到了北京城东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中,胡舒立却依然住在50年代苏联风格、楼梯间阴暗破旧楼的水泥楼房里。她家中只有很少几件基本的家具,但是四面墙都摆满了中英文的历史、金融和政治方面的书籍。 舒立的员工对她充满敬意,但是她对他们则非常粗率。“她没有管理天赋。她不喜欢管理一个组织。她是一名记者。她总是想要抓住新闻。”一名《财经》记者说。“她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有时候她简直就是折磨自己的下属。她总是在推啊、推啊、推。她永远不会停止,直到你抱怨。然后她会后退一点。我们和新来的记者说,如果她推你推得太远,而你又不抱怨,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舒立很早就意识到对出版物进行审查的共产党官员对经济知之甚少,对金融更是一窍不通。王波明任命了一名前新华社编辑在每期《财经》杂志发行前进行审稿,舒立就在每期杂志中都加上一篇能引起这名编辑争论的有关政治的报道。这位编辑算是有了一件可做之事,与此同时舒立则在他眼皮子底下通过了能引起争议的商业报道。 她靠的就是争议。2000年10月,《财经》发表了一批报道,揭露了中国共同基金的经理人串通起来操纵股市,引起了中国整个金融行业的震动。报道的核心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名官员撰写的一篇秘密报告,政府感到非常为难,因此把它压了下去。舒立搞到了这份报告,给其中的信息加上了分析和解释,丑闻被曝光了。中国主要几家证券公司进行了反击,在新华社发行的证券市场报纸上联合谴责《财经》杂志。 一年以后,2001年8月,《财经》再次引燃了金融行业,深入揭露了银广厦的故事,这家公司的股价当时正直线颷升,是股市投资人热烈追捧的明星股。公司CEO在文章发表前找到王波明,提出购买广告来撤换这篇文章,后来由提出收购杂志。这家公司是江泽民主席和其它国家领导人曾热烈赞扬并访问过的公司。王波明把舒立找来问她有关这篇报道的事情。她向他保证自己有铁一样的证据证明这家公司财务报表做假。王波明对这件事的政治影响依然很担心,他给老朋友王岐山打了电话。王岐山当时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他答复道:“公司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那就报。” 《财经》报道说银广厦在财务报告上作假。股价从34跌到了7。证监会进行了调查,报告说公司的财务报表远比《财经》报道的要夸张。公司把《财经》告上了法庭,但是两次都败诉。 《财经》引来了很多模仿者,其中最好的都是曾为舒立工作过的编辑离开《财经》后创立的。很多时候,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出版商的阻挠,出版商认为揭露和激进的新闻报道只会带来麻烦。虽然有一些亮点,但《财经》依然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不以赞美文章换广告或金钱的出版物之一。 2003年春天,中国遭到了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疾病SARS的袭击。《财经》走出了自己传统的经济领域。当广东省有人开始死亡时,中国政府下令所有媒体不得报道此事,而只是印上政府的官方说法,即SARS是被隔离的小问题。流言传播得很快,中国国民开始恐慌起来,他们正处在传染病的中心。《财经》跳入了视野。舒立去到了中国西部省份,访问那里的官员,寻找疾病爆发的形式。她派记者到香港和河内,视察那些SARS热点地区。她甚至刊登了一名加拿大记者报道的关于多伦多出现SARS的文章。杂志把亚特兰大美国疾病控制和防疫中心视为中国政府应学习的榜样。《财经》甚至出版了特别周刊深入报道SARS。 “舒立知道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正是一名新闻记者应该有所突破的时候。”一名《财经》编辑说道。“我们知道我们有机会,因为情况太不清楚了。今天我们可以积极地报道股市,明天我们就会报道平民选举。”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20世纪90年代,当我担任华尔街日报中国代表处主任的时候,我震惊地发现许多中国记者其实都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却只有极少数事情他们能够真正予以报道。在中国,胡舒立并不是唯一一个有着远大的理想、强烈的正义感、以及发现并公布真相的决心的记者。我看到了很多编辑和记者,还有一些出版物,勇敢地挖掘那些政府并不想说的故事。也许程益中的话最能描述中国记者的命运。程益中是广州《南方都市报》的编辑,39岁,原则性强而又勇于冒险。2004年夏天,他因捏造出来的参与报纸经营费用贪污的罪名被当地共产党官员逮捕。真正的原因是当地官员想要阻止这家报纸的激进报道。当时报纸刚刚揭露了一名大学毕业生在警察局拘留所死亡的事件,让他们极为不快。这篇报道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并最终导致北京修订了警方拘留的相关法规。程益中在监狱中呆了五个月,未经历任何审讯,最后在退休官员、律师和记者的积极活动下被释放。当他获释时,程益中如此描述中国的新闻行业:“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 无论是刘长乐还是胡舒立都有着敏锐的感觉,知道他们的笼子有多大。他们知道政府想要什么,这个国家又需要什么才能进步发展。舒立的笼子是证券市场和经济政策。刘长乐的笼子是把国际新闻带入中国,并在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形象。但是两个人又时刻保持着政治嗅觉,随时寻造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 不幸的是,刘长乐和胡舒立在中国新闻行业的建设中是例外,而不是普遍存在。大多数新闻记者腐败、笨拙而懒惰。他们对涉及到政治、政府和社会问题的新闻是如此的无能为力,只能把关注点放在商业新闻上。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商业新闻只是成了为自己赚钱的一个工具,他们和中国的公司老总们串通起来抬高股价或帮助中国公司攻击其外国和国内竞争对手。天安门事件后席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的影响着商业界。所以只要他们在帮助中国公司,或仅仅是对外国机构大放厥词,中国记者一般都可以自由地攻击外国公司。印刷出版行业通常被分成商业媒体和党的宣传喉舌两大块。他们都有商业和金融版面。广告投放者需要拥有购买力的读者。因此党报渐渐被淘汰,演变成了付费喉舌。编辑和记者收钱为公司进行报道。 商业媒体往往更糟。私人企业家被允许控制出版物的广告和流通环节,而编辑环节通常至少名义上还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只要这些出版物不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报道上惹出麻烦,他们可以随意做任何能赚钱的事情。很多媒体仿效默多克风格,报道名人小道和丑闻,文中充斥着秘密录音和电子窃听。这些初露锋芒的中国媒体大亨们还利用他们的新闻栏目来酬谢自己在商业界的朋友,攻击竞争对手。中国政府从来不说“新闻自由”或“新闻改革”,只说“新闻行业商业化”。在1989年游行中,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解释其关闭一家先锋派报纸《世界经济论坛》时曾说过一句话,可以折射出领导层的态度。江泽民说新闻自由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你有多少钱,决定了你能享受多少自由。”他说。 作为一家在华外企,你所处的领域杀机四伏。西北航空公司有过多次经验。在影响最大的一次中,这家航空公司面对气愤填膺、夸大其词的头条新闻,号召民众联合抵制航空公司;起因是有一名中国乘客声称在要求提供第二份航空餐时遭到了一名空乘的种族侮辱。东芝由于未能召回可能存在磁盘瑕疵的笔记本电脑而在全国媒体上示众。公园看护人把电视台记者叫来,在镜头前用大铁锤砸烂了一辆价值八万五千美元、由政府野生公园拥有的奔驰车。他们宣称这辆车是次品,而奔驰公司不能修理好各种毛病。全中国的媒体都不负责任地咬牙切齿地指责起汽车公司来。但是没有人质疑一个政府野生动物园买一辆八万五千美元的汽车做什么。当沃尔马在深圳开业时,媒体也是一片指责,从空调的噪音到销售在中国组装却打上“美国制造”标签的音响。 作为一家在华外企,你最好的防御就是有效的进攻。民族主义狂潮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你和中国记者搞好关系,他们其实也蛮温顺的。 从默多克和刘长乐的传奇故事中可以学到两个商业教训。第一,中国最有能力的商人往往是最伟大的人性观察者。在商业情景中分析人性的因素是中国人最拿手的。在西方,律师可以找到法律上的漏洞和证据,帮你达到成功;在中国,商人们通过同时从各个角度做各种人的工作来达到成功。最优秀的人才可以从一个方向拱拱这群人,从另一个方向拱拱那群人,再把另一群人拱开,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同时在做的。刘长乐就是一个“拱人大师”。 我们也可以从默多克处理他和刘长乐的合作那里学到东西。他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他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政府关系。这让默多克能够不断的发展自己的华语娱乐频道,并在中国领导人当中建立一种个人信任关系。他和刘长乐的合作很牢固,因为默多克让开了路。他基本上放弃了对凤凰卫视的控制,让刘长乐去实现他自己在新闻和公共事业中的计划。他们渐渐地实现了在华合资企业成功的秘诀:合作方之间的和平共处。商业红宝书 别犯“口水四溅CEO综合症”。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它的庞大身躯和两千年的政治文明来迫使外国人接受条件,不要落入他们的陷阱。 如果你的老板想在中国做一把就成交的买卖,把他/她的签证丢掉。 把你的生意变成中国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样它就很难甩掉你。这往往需要冒很大的险。 仅仅接触到最高层是不会胜利的。你必须在各个层级找到支持者。 在中国最有能力的商人是最伟大的人性观察者,他们可以在商业情景中分析人性的因素。西方律师寻找法律上的漏洞和证据,而中国人则找到可以帮他们从各个方向把利益拱出来的人。 在商业关系中,中国人更寻求稳定和信任,而不是亲密。 中国的改革是通过一批有着相似想法的人达成的,他们在政治上相互庇护,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就会共同出手。 不要在政府关系上依赖于你的合作伙伴。你的中国合作方有他的关系,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计划、问题和包袱。 在中国,信息是为那些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的。为了维护特权阶层,保持和谐,真相总是有所掩盖。 中国的媒体总在引导人民的思想和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进行全球化竞争两者之间挣扎。 当有助于国家利益的时候,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有所进步;但是在你的有生之年不要指望中国会有新闻自由。 政府宣传是控制的重要形式,因此政府被迫陷入某种形式。他们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每一句话的作用都是为了防止其它想法的出现。 外国公司身处的环境是媒体可以自由开火的领域。中国记者在报道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时形格势禁,但却可以攻击外国公司,政府对此并不限制,甚至常常予以鼓励。 尊重中国的记者,但是要小心。大部分中国新闻工作者很少甚至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在他们的职业操守中没有客观一词。对很多人来说,当记者只是建立商业生涯的一块垫脚石。 向重要记者介绍你的业务,保持经常的往来,对他们盛情款待。事关个人关系。中国记者很难攻击他们的朋友,而能轻易攻击没有面子问题的外国公司。 贵公司的公关部可以向共产党学习。保持低调的宣传活动。这不是让你总上头条。这意味着编织你们自己的关系网。 第七章:完美计划 政府规划和对外国公司的利用帮助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电信系统。然而,在这个传奇故事中,我们也看到创业精神和市场经济击败了计划的制定者。 巨大的气球娃娃漂浮在空中,上面写着“小灵通”三个大字。这些气球在位于中国西北内陆城市兰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它们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们涌向气球下的商场店铺。 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蜂拥而至。是另一种能让他们的小孩更加聪明机灵的产品么?是新的学习机?又一种能让学生注意力更集中的灵丹妙药? 都不是——但是和它们一样好。充气满满的小灵通娃娃们向人们介绍了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移动电话。这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黄河上游城市仍在破落的工业中挣扎,这里的居民们在家里安不起电话,更不用说加入中国的手机大军。但是小灵通承诺可以让中国人民彼此沟通,而其资费比国内的另外两家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便宜百分之八十。焦急的客户们在长长的队伍中推搡挤拥,等待着拿号入网。 他们的喜悦很短命。2000年8月,就在小灵通在兰州开始业务的第二个月,市内的电话系统出现了故障。中国移动在全国的用户无法打通兰州小灵通用户的电话。然后兰州的市民用他们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也打不通中国移动用户的手机了。中国联通的用户笑了。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遭遇。 兰州的电话大战第一次把置身幕后的中国政府电话公司之间的官僚争斗推到了台前。这件事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让中国的“电信沙皇”吴基传大为震惊。中国的电信系统还没有准备好。它还需要在等几年,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让全中国的每个边远山村和繁华都市都覆盖在最先进的网络之下,帮助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维护共产党的权力。自从吴基传六年前成为中国电信部的党委书记以来,建立中国的电信系统并置之于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便成了他毕生的使命。现在,身为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控制着一切:电话网、互联网、有线电视骨干网、计算机和电话制造、以及软件的开发和使用。这个行业的发展是如此之快,有时候吴基传一个礼拜就制定出新的政策法规,而没过几天又对其进行修改。在全世界范围内,吴基传所说的话之于技术媒体就如同阿兰格林斯潘所说的话之与金融媒体。 这对于一个湖南农家小孩来说并不坏。 但吴基传很生气,因为兰州的电话大战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中国的电信世界不再听从他的命令了。中国的技术公司都忙着在国内外上市,他们从股市上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限制了他左右事务的能力。全世界最大的十几家电话公司都把钱砸到了联通身上,利用着吴基传建立起来的政策围墙中的漏洞,他本来指望通过这样的政策围墙把外国电信运营商挡在中国之外。而在国内,强烈的创业激情和大量的国际资本则在撕裂吴基传精心规划的有序竞争体系。市场已经超越了他,并开始拖着他前进。 吴基传感到进退维谷。他本应该像一名电信大亨那样思考,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是他还承担着政府赋予自己的使命,那就是为全中国的每个角落的人民带来统一的、用得起的电话服务。 可恶的市场。它甚至能破坏最完美的计划。 概述 中国政府的传统习惯就是制定宏大的社会主义目标,其目的就是要赶超西方社会,因此在经济改革的年代,政府成为了一架庞大可畏的计划机器。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动力当然来自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吃苦,然而他们通常是沿着中国的计划者所指定的道路前进。在改革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高层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出生,很多人都曾在莫斯科接受过培训。他们喜欢左右他人,制定计划。在苏联影响下产生的五年计划曾经用来协调整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现在它成了中国实现其全球经济地位的规划蓝图。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把经济改革作为党的核心信条以来,中国每过五年就会制定一份目标远大的计划,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改造成全球化的经济大国。有一些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完全现代化的工商业部门,如钢铁、化工、硅芯片和汽车。其它计划则是为了建立基础设施,包括十数家现代化机场,一系列深水港口,规模巨大的高等院校,铁路,桥梁和住房。其规模超出想象。在过去十五年中,中国投资了近三千亿美元铺设了五十万英里的道路,包括在中国大地上纵横交错的两万多英里的高速公路。 监督这项扩建工程的是共产党官僚中的精英阶层,他们的任务就是建立工商业和基础设施。他们的目标往往非常资本主义化,因此你也可以称他们为“商业官僚”。在他们中间,一度的电信沙皇吴基传因为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鹤立鸡群,一览众人小。自1993年起的十年间,中国电话的装机量增加了五亿部,而当吴基传刚上任时,全国只有三千万部电话。他推动了中国电话系统的进步,50年代的老旧的拨号电话变成了覆盖全国的先进复杂的移动电话,甚至是保姆和建筑工人都承担得起。中国的电信系统是全世界技术上最先进的,它支撑了国内电信和电子行业的发展,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在形成其自身的全球技术标准。在这个触及全社会每个人的产业中,吴基传是政策制订者、竞争对手、协调人,也是育婴保姆。 看吴基传如何计划并建设中国的电话系统,我们能发现中国体制的运转方式。和其它行业一样,吴基传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劝说外国人提供技术、资金和培训。他监督着中国改革时代中最为庞大的淘金潮。然而他也必须学会如何与市场相处,其中最起码的是国际证券市场,他们要求从中国上市公司身上取得高回报,激励中国企业家和技术人员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是一个讲述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挣扎的故事。即便吴基传有着巨大的政治权力和错综复杂的计划,他依然无法阻挡一批年轻的大陆中国人利用他们在美国大学和贝尔实验室学到的经验和知识创办UT斯达康公司,并在全中国推广吴基传曾一度否决的技术。UT斯达康和吴基传的战争讲述的是如何协助官员把政策路线转向你的方向,从而保持站在正确的政策路线上。为消费者提供一件好的产品和合适的价值定位,可以征服甚至是最坚定的计划制订者的目标。UT斯达康的战略正是来自于毛泽东的革命指导:“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 诱饵和交换机 吴基传28岁时成为了邮电部的一名初级工程师,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电信部门,该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并维护有效的电信网络,为党中央和全国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密切沟通提供保障。20多年中,吴基传在部供应和物资局中得到提拔,他的决断力、条理性和对新技术知识的孜孜以求赢得了大家的赞赏。1982年,领导派他去中央党校学习,预示着他将成为未来的领导人。两年后,他被破格提拔为邮电部副部长。更重要的是,他还被任命为邮电部的党委书记。那是1984年,吴基传47岁。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的电话系统是极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工具。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吴基传和他在邮电部的同事接到任务,要建立世界一流的电话系统,同时培养中国自己的电信技术和制造知识。中国的电话系统此时的目标是传播繁荣。吴基传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使用了最基本的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引进外国资金、专家和技术,但禁止外国人拥有任何行业关键领域,同时建立国内的生产制造基地和供应链。他仔细研究测试各种新技术和业务模式,然后审慎地选择最适用于中国的。他的目标是中国人拥有整个系统,从设备制造到知识产权。 为了实行这一宏伟计划,中国官员首先寻求来自AT&T的帮助,这家美国大公司是著名的贝尔实验室的发源地。中国人允许AT&T有机会在中国建立第一家制造电信交换机的合资工厂。一个交换机就等于一条电话线,而中国计划将在全国铺设数千万条新电话线。AT&T当然会一把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AT&T随即陷入了法律诉讼的泥潭,最终在1984年被拆分。此外,合资工厂意味着要将先进的技术制造流程转入依然处于冷战技术出口禁令的国家,AT&T公司高管对此也颇为担心。他们提出在中国的合资工厂生产上一代的交换机,遭到了中国人的断然拒绝。要么是最先进的技术,要么就别干,他们说。中国后来又找了日本。日本人在模仿并改善西方产品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但是他们也很谨慎。他们知道中国正在研究他们的发展模式,日本公司不愿意把他们的技术交给中国人去模仿。 最后的解决方案来自台湾。台湾当局的垄断性电信运营商强迫外国公司在台湾建立制造工厂,才允许对方在岛内出售交换机和其它电信设备。中国找到了一名聪明、殷勤的麻省毕业生毛渝南担任自己的顾问,当时毛是IT&T在台湾工厂的一名高管。1983年,毛在上海成功组建了上海贝尔,合资方包括比利时IT&T(后来被阿尔卡特收购)、比利时政府和邮电部的设备部门——邮电工业公司,后者持有合资公司60%的股份。在工厂建设期间,中国的电话系统依然很古老。边远地区的电话交换仍然由人工完成。拨打长途电话必须预约。只有最高领导人的家里才装有电话。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也仅有十万名电话用户。 上海贝尔的成立点燃了中国电信业的燎原之火。交换机一下生产线,就以极高的溢价飞入市场。摩托罗拉、北电、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和NEC都争先恐后的销售各自的设备。中国人惊喜地发现外国政府有一些出口资助计划,它可以很好的加以利用。很快,中国政府就指定了一项标准政策,即任何想要出口设备到中国的供应商,必须随销售捆绑政府的出口信用担保和长期低息贷款。但是1989年发生的TAM事件让中国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样的资助形式自然就行不通了。由于当时中国的外汇非常紧缺,上海贝尔的销售收入急剧增长,因为公司可以接受客户的人民币付款。 中国公司在政府的资助下学会了基础技术,技术交换机的价格便一路暴跌。外国厂家的产品主要销售到大城市,而新兴的中国厂家则把产品销售到城市周围的郊区。到1994年,外国公司销售的交换机每条线价格为120美元,而中国公司的销售价格是45到60美元。更糟的是,外国公司销售的产品设计过于复杂,定价过高。价格压力,再加上国产化的要求,使得大部分外国公司把电信设备制造挪到中国,成为新的中国政府企业的合作伙伴。 培养竞争对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第一台交换机卖到中国的时候,就促使了这种合作关系的产生。吴基传时任邮电部党委书记,他推行非常严格的法规,要求外国公司培训国内的电信工程师。所有销售到中国的电信设备必须配套人员培训计划。起先,当中方购买少量交换机的时候,外国公司必须根据合同的美元价值来提供一定天数的培训,这逐渐成为了一种标准。随着交换机销售量的增加,培训需求很快就陷入失控。爱立信公司曾计算,其中方合作伙伴的每名管理人员和技术员工都要花一个月时间在海外进行培训,其中包括交通、食宿以及其它开销。有一些培训人员在海外逗留的时间超过六个月甚至更长。公司很清楚,它们在培养未来的竞争对手,但难道还有别的选择么?这个市场的增长是如此之快,有着如此之大的潜力,让人无法对之视而不见。错过中国会影响到公司的全球竞争力。 各大企业都在全中国兜售它们的设备,吴基传和邮电部领导担心由于设备的不兼容,可能在技术上造成混乱。他们还想制订法规,明确本地化的生产要求。1989年8月,邮电部说服国务院通过了一项政策法规,即第56号令。该法令规定中国企业未来必须从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卡特、日本NEC公司购买设备,这些厂家在中国都设有生产交换机的合资工厂。这一命令把AT&T彻底挡在了中国的交换机市场之外。 中国既不会原谅,也不会忘却。中方官员一直都在提醒AT&T高管他们错失良机。更糟糕的是,80年代安装在中国内陆城市武汉的AT&T交换机技术故障不断,这是AT&T低估了电话容量的增长速度而导致的。竞争对手很快就散布流言说武汉的交换机上装满了“窃听器”,这是美国情报机构安装的窃听设备。话就这么说出去了:不能信任AT&T。 AT&T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公司重振旗鼓,决定通过诚意和友好来弥补愚蠢的商业决定。AT&T可不是小打小闹的公司。为了建立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公司启动了一项针对中国官员的庞大的高层管理培训项目。公司和国家计委合作,派了将近五十名左右在仕途上颇有前途的中国官员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大学培训。此外,公司还从全国电信部门中选出大约七十名前途可观的年轻干部参加一项培训计划,包括大学课程以及在贝尔实验室和AT&T其它部门进行在职培训。这些新的培训计划已经超出了在中国销售电信设备所要求提供的内容。战略取得了成功,AT&T在中国电信官员和技术人员中播下了大量的友好之种。 AT&T还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源来挽回第56号令的损失。公司的大量游说活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1992年美中市场准入协议的签订,在该协议中,中国保证将在五年时间内取消大部分的进口配额和其它市场壁垒。这一协议等于是宣布了56号令的作废,但是此时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固话系统市场中交换机业务的高额利润在消失。现在的利润将来自为中国建立一个移动通讯网络。AT&T再一次被技术标准绊倒在地。中国选择了欧洲的手机标准,而不是美国的。 贝尔小子 当AT&T还在为立足中国而艰难前行的时候,公司有名的研究部门贝尔实验室也在为保持通讯技术领域中的领导地位而苦苦挣扎。研发项目堆积如山,实验室开始引入所谓的“顾问”工程师来承担具体的项目工作。他们是临时工,公司可以在项目开始或取消的时候很快的招来或解聘。 薛村禾就是顾问之一。他刚在1984年从上海移民到美国学习计算机工程。薛并不想一辈子都从事研发和工程工作。他想赚钱。有一天他从实验室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突然意识到离自己最近的赚钱机会就在自己的周围。贝尔实验室需要一个外部合作伙伴帮助实验室招聘并筛选其它的“顾问”工程师。薛村禾就可以做,但是他还得有个帮手。他要找一个即懂得电信技术,还充满精力、有着创业本能、具备优秀的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人,他遇到了一名来自北京的电信工程师,他叫吴鹰。 如潮水般涌入美国的中国学生都出奇的勤奋进取,但吴鹰无人能及。当他还在北京工业大学担任助教的时候,他就经常熬夜加班,晚上11点保安锁上教学楼大门之后,他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简直要把保安逼疯了。每天保安都能看到他在半夜1点或2点从教学楼的窗户里爬出来,在第二天上课之间回家睡上几个小时。吴鹰的头脑、勤奋以及他能说英语这点为他赢得了在斯坦福大学学习这一令人垂涎的机会。但他选择了新泽西理工学院,那里可以提供他助教的机会。1985年,吴鹰揣着30美元来到了新泽西。他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挣生活费。1987年吴鹰毕业,他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同去的还有他的电信工程师太太。他们买了房子,车子,开始融入美国的生活。但是吴鹰并不开心,他只不过是一家大企业中的又一名研究人员而已。在学校的时候,吴鹰曾在一家由贝尔实验室工程师们创立的小公司中兼职,他也是那里的唯一雇员。他的工作是协助设计一个用于水电气设施的仪表自动读数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通过一条电话线自动获取读数。产品本身很好,但是无法实施,因为这会减少工会的就业机会。但吴鹰不在乎这个。他发现自己其实非常喜欢创业。 1990年底,薛和吴鹰会面谈了两个小时,握了握手,随后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公司,斯达康产品公司。起先,吴鹰和薛都继续全职在贝尔实验室担任顾问工作。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在薛家的卧室外间面试和筛选工程师。业务很快就起来了。吴鹰看人非常准。贝尔实验室非常欣赏斯达康公司推荐来的工程师,他们要求公司提供更多的人选。吴鹰推荐给实验室的工程师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和印度。不到一年,吴鹰就离开了实验室,开始全职在斯达康公司工作,同时他也开始寻找新的商业机会。他尤其想回到设备工程这一行业。 吴鹰的太太回了一次国,她告诉自己的丈夫中国有着无数的机会。于是吴鹰回到中国亲自进行了考察,他当即决定立刻搬回国内,留下薛村禾处理和贝尔实验室的业务。很快,吴鹰就开始在全国各地跑,销售AT&T的办公室电话系统和摩托罗拉的中继系统,同时他还密切关注更大的市场机会。他决定为中国电话网络设计一套独特的计费系统,能够让持有借记卡而非信用卡的中国消费者通过他们的借记卡缴纳电话费。 1995年,吴鹰和Shey把他们自己的公司和Unitech电信公司合并,后者由陆弘亮在加州创立。陆弘亮是台湾人,在日本长大,后移居美国。新公司名为UT斯达康,它为Unitech公司提供了急需的中国市场人才,也为斯达康公司带来了强大工程和管理资源。新公司的目光直勾勾地盯上了中国市场。 有计划的人 年轻的中国电信创业者们在美国学习、开办自己的公司,吴基传则在中国让自己跻身最有权力、最令人生畏的官僚行列。1990年,共产党提拔吴基传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但是吴基传是一名电信工程师,让他在地方政府闲坐,看着全国的电话系统在自己于八十年代颁布的政策下建立起来,这让吴基传很不安。他想要回到电信行业,那才是他的舞台。1993年,通过努力,吴基传终于让自己重被召回北京,并被任命为他的老单位,邮电部的一把手。 等到UT斯达康在加利福尼亚成立,吴基传在北京已经风光无限。在1991到95年的五年规划中,政府制定了宏伟的目标,要把全国的电话容量从一千万条线路增加到三千五百五十万条线路。然而,等到1995年底,中国的交换机容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八千五百万条线路,整个电话系统政府一共投入了三百亿美元。有那么多的银子在里面,不难理解那些外国电信公司的老板们为了要讨好吴基传,会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后一片广袤的处女地。 吴基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人们要求他开放中国的电信系统,引入竞争,扩大外国投资。但是他说服了高层领导人,电信系统是一块国有资产,必须完全由他的部门来控制。吴基传是当代中国的产物,他是一名对现有体制坚信不移的爱国者。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就是李鹏,后者和吴基传一样也是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也坚信政府需要对电话行业进行垄断。 外国老板们都觉得吴基传很有风度、幽默,但也完全难以捉摸。当他们和他交谈时,他会直视对方的眼睛,但面无表情。他用中国格言或反问来回答别人的问题。 什么时候开放市场? “你早饭还没吃就要讨论午饭的问题?” 吴基传会亲自把客人送出自己的办公室,面带笑容,开着玩笑。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翻开会议记录时,他们会发现吴基传其实什么话也没有告诉他们。他用空洞的保证让他们感觉良好。 吴基传有着一名优秀CEO应具备的一切品质。和把所有权力都紧紧抓在手中的大部分中国官僚不同,吴基传信任他的下属,只要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就会放手让他们去表现自己。他也是一名难以对付的官场斗士。他从不授人以把柄,只在看上去很好的事情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吴基传亲自负责他的部门对新兴电信技术的研究,他总是在采用哪种技术的问题上拥有最后的话语权。他的战略简单而野心勃勃:用别人的钱建立全世界最大、最好的电话系统,同时为中国创造一个全新的技术行业。他知道竞争迟早都会到来,但是他希望这种竞争能够得到非常谨慎的管理。在吴基传的心目中,有一个全国性电话系统,由数家运营商组成,全部由他领导,各自专注于各自的细分市场。 虽然中国的工程师和计划者们对吴基传的功绩钦佩不已,但是更多的中国人痛恨邮电部。为了支持电信系统的铺设,吴基传把通话费用和装机费用定得非常之高。人们安装一部电话需要等上好几个月。很多人选择多花数百美元的贿赂来提前安装电话。只有竞争才能把重心从工程技术和基础设施转向客户满意度和财务业绩。甚至是吴基传信任的下属也开始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迫切希望体制能向外国投资开放。但吴基传岿然不动,而且他有着很强大的支持者。在国务院,他辩解说如果由多个运营商管理与国际社会的信息联系,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官僚之战 但吴基传并没有控制住全国所有的电信系统。一个新的网络开始出现,核心是曾身为五名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胡启立,他曾任政治局常委,后来由于在1989年TAM事件中反对北京实施戒严令而遭清洗。1993年,胡启立被任命为电子部部长,他制定实施了宏大的“金桥”工程,通过庞大的光缆和卫星系统连接全中国。其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国的海关关署,防止贪污腐败,并把全国的银行和中央银行连接在一起,以便更好的控制信贷,为引入全国通用的信用卡建立信用报告体系。此外,还有一个秘密的目的是为全国的党组织建立一个封闭的网络,一旦普通电话网实效,可以启用它来实现内部通讯。组建这样一个系统,为胡启立从他所控制的研究机构和工厂之中拼凑起来的电信设备公司带来了商机。 但是“金桥”工程无法为胡启立的公司带来足够的设备订单。而吴基传又命令他的采购官员只能从邮电部下属企业那里购买设备。他完全不想帮助电子部成为中国主要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但是吴基传对工程和设备的关注让他忽视了消费者,他们对服务太差的抱怨传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里。吴基传反复强调他需要时间来建立基础设施,他得到了李鹏总理的坚决支持。 胡启立意识到他所领导的部门必须走另外一条路,才能让他的电信设备厂家有可靠的收入来源,这意味着建立他自己的电信系统,给他的工厂带来设备订单。否则的话,吴基传只关心自己的供应商,而胡启立的工厂就只能关门大吉。为了寻求支持,胡启立转向负责他这个部门的领导人,告诉他们建立一家竞争性电话网络的重要性,在现有的由军队、铁路系统和电力部门运营的分散的网络基础上组建一家新公司。1993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即联通。联通的股东包括电力部和铁道部,以及一批由不同地方政府机构组成的杂牌军。唯一的问题就是联通一分钱也没有。由于李鹏总理和吴基传的坚决反对,政府并不准备向联通输血。联通全得靠自己了。 电信大亨 联通刻意地避免招聘任何电信部门的官员进入公司工作。从好的方面看,他们是吴基传的奸细;从坏的方面看,他们会帮吴基传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因此,联通从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招聘了大批官僚。赵维臣是联通的第一任董事长,他是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老同事。在众人眼里,赵维臣善于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但也是一名古怪的管理人员。 地方政府官员很快就都嚷嚷着要与赵见面,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在自己的管辖地内成立联通分公司,建立运营联通的电话系统。与此同时,外国电信公司的高管们也争先恐后地预约和赵的会面。这正是电信世界一直在等待的:另一家大型运营商,中国电信行业开放迈出的第一步。终于有机会通过股权方式进入中国电信行业。垄断将被打破。外国电信运营商激动得找不着北,还有大批来自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海外华人企业家,他们闻到了赚大钱的机会。 但是联通实在还算不上是一个公司。它更多的是一个横亘在部委之间尚未解决的分歧。幸运的是,赵维臣的领导太多了,实际上就等于没有领导。只要他不胡来,胡启立和邹家华副总理就总会支持他。他的股东急切地想要从电信的淘金潮中捞一笔。他们要的是赶快赚钱,倒并不在乎怎么赚。赵维臣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联通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铁道部最后没能把自己的固话网络注入到联通公司,赵维臣决定联通将专注于建立移动电话网络。为了做到这点,他必须从吴基传手里挖一些频段出来。最后是邹副总理的一纸命令压倒了吴基传的反抗。 赵维臣的第二个决定是联通要想成功,就需要像一个成功公司那样做事。虽然兜里没钱,但赵维臣开始树立联通的公司形象,来吸引更多的钱。他聘请亨利基辛格担任“荣誉顾问”。他收集了很多自己和基辛格、前总统老布什、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Robert Dole以及众多其它世界顶级电信公司的高管的照片。这些照片挂在公司的墙上,让其它外国公司领导更有信心和这家中国的大企业做生意。 每个人都想把钱塞给赵维臣。但是他很清楚,如果联通胆敢把一家中国电信公司的股权发给外国人,吴基传立刻就会在国务院灭了自己。如何才能得到外国人的钱同时又不必出让控制权?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不能等到外国电信公司都失去兴趣。他还告诉那些涌进北京想要分联通一杯羹的地方政府领导,如果他们能够为当地的联通网找到投资人,他们就可以参与联通分公司的运营。 很快,联通公司的老总们就变得傲慢而贪婪。支持联通的部委官僚们都给自己带上了“副总裁”的头衔。外国电信公司并不知道到底谁拥有真正的权力,他们争先恐后地和任何一个能联系得上的副总裁会面。联通官僚等待着外国人来亲吻他们的脚趾。在外国经理宴请的饭桌上,联通经理们喋喋不休地讨论鲍鱼的厚度,以此来掩饰他们在电信行业的无知,更不用说联通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大部分人最关心的是避免犯错误,这会威胁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生涯。 赵维臣了解很多租赁和建造运营转让方案,中国曾在建立收费公路和其它基础设施项目上采用过这些做法。他知道加拿大贝尔正努力傍上山东省政府一起建立联通网络。赵维臣说服加拿大贝尔的管理层帮他建立了后来被大家所知的“中中外”电信投资结构。“中中外”的架构大致如此:外国公司与一家中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作为中国法人,再和当地的联通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在这种“中中外”合资公司的架构下,外国投资人将提供电信设备、建立网络、培训联通如何运营。作为回报,外国公司将分得部分的销售收入。在20年后,联通将拥有这些网络。赵维臣认为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天才。每份合同还有一条条款说如果中国的政策发生改变,外国投资将转换为股权。赵维臣很清楚这不可能,但是当然他也不会把这点告诉任何人。 加拿大贝尔的经理们自诩这是“近股权”的计划,并说服了公司的董事会。1995年10月,在李鹏总理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加拿大贝尔和山东烟台市在蒙特利尔签订了“中中外”合资协议。联通的教父,邹家华副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邹家华在签字仪式上的照片很快就在电信业传播开来,成为中国中央政府批准同意“中中外”架构的证明。 虽然证据只有这一张照片,几乎全世界每家电信公司都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市场分一杯“近股权”的羹。由于联通尚未有豪华的总部大楼,因此他们在城西的谈判大楼中与来者会面,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官僚们曾在这里挑动老外斗老外。每天,意大利人会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加拿大人在隔壁,澳大利亚人在对面,美国人在旁边,还有大批台湾和香港的未来的电信大亨们散布在大楼里的每个角落。这是中国发展大潮中的里程碑。在头一年,联通就和外国公司签订了三十八份意向书,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建立了移动手机网络。 移动狂热 在联通草草拼凑全国手机网的同时,吴基传所在的邮电部在全国各地的分部也在迅速建立他们自己的系统。但是为了实现这点,吴基传需要更多的钱。1997年10月底,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融资40亿美元,比此前任何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还要大十倍。吴基传现在不仅控制着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手机网络,他还在不出让任何实质性的控制权的前提下从外国人手中拿到了大笔的钱。这来得正是时候。吴基传的老做法,让外国政府资助自己的企业出售电信设备到中国、或保持很高的初装费和通话费来支持国内采购,已经行不通了。消费者对收费高昂、服务低劣的抱怨不断的传到国务院。 在上市前,中国的电信扩张曾是彻底自由散漫的做法,省级政府的电信主管部门可以采用任何方式来募集资金、建立他们自己的网络。虽然这些地方电信局在组织架构上是吴基传的下属,但是到底谁从法律上真正控制地方的电信资产越来越不清晰。吴基传通过上市明确的表明,所有的电信资产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强迫广东和浙江两省的电信局把他们的移动电话资产注入到新的境外公司。这使得全国的电信局都意识到,他们的独立性只在于通过创造性的办法建立本地的电信网络,而不是拥有。就在外国投资人为他们所看到的中国电信产业迈出私有化的第一步而庆贺时,吴基传巧妙地的强调了他对国内快速增长的移动网络的控制。 上市增强了吴基传的政治力量。他在不出让控制权的同时利用外国资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这方面他是公认的大师。这还为他在国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当吴基传出国参加电信行业会议或访问外国公司时,人们待他如摇滚明星。公司为他安排私人飞机,在公共场合他的身边围满了记者。吴基传发自内心地喜欢和其它电信官员在一起。他喜欢招待来中国访问的外国电信公司老总,当出国访问时,他文雅和蔼、低调谦让,回绝很多中国官员特别热衷的元首一样的接待规格。他看上去就像一名普通的中国官僚,有着精心梳理过的背头,国产的旧款西服,以及在老人中很普通的大号眼镜。但是他略带浅色的镜片给他抹上了一丝阴险,很多外国公司高管在他背后总是称他为“说不部长”,两者倒是相得益彰。 然而,吴基传也很清楚技术和市场的力量正在日复一日的撕开他的帝国。联通的“中中外”架构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吸引了如此之多的外国投资,吴基传不得不策略性的认可这种做法。1995年4月,他在一次国际电信行业大会上告诉在场的国际听众,中国正在“试验”某种法律架构,它能让外国投资人通过中国电话网运营得到回报,但又不至于出让系统的股权。1997年5月,国务院颁布法令允许联通可以在现有的手机和传呼机业务之外运营固话业务,联通在为成为合法的第二运营商的战斗中更进了一步。这项法令默认了部分“中中外”合资公司已经开始建立固话系统。互联网进一步搅乱了局势。吴基传听说了太多的关于新技术带来的非法电话经营,比如说在沿海福州市有兄弟俩,他们从网上下载了IP电话的软件,然后在自己的电器小店中向当地居民提供基于互联网的长话业务。 到农村去 与此同时,UT斯达康正在寻找适合中国市场的技术。它找到了一种名为个人手持电话系统,即PHS。这种系统曾在日本和泰国进行测试,但是最终被否决了。个人手持电话系统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无绳家用电话的移动技术,它的传输距离一般在几百米左右。这种设备的成本仅仅是在中国铺设的无线电话系统成本的零头而已。UT斯达康的工程师们开始改造PHS技术,同时公司向政府提出申请铺设PHS系统。但是吴基传绝不会让一种在日本被否决的老旧技术在中国上马。而外国厂家也不想减少自己在设备上的销售收入,他们支持吴基传的态度,称呼PHS为“日本垃圾”。 身材矮小而结实的吴鹰有着一脸传统国画中的僧侣所特有的络腮胡子,他在中国电信圈子中已经广为人知,颇有人缘。大家都叫他“大胡子”。虽然年仅三十六,吴鹰为人成熟、稳重而坚忍不拔。他是人际关系的大师,但是吴基传拒绝与他会面,甚至有好几次在电信行业的大会上,当吴鹰试图和他握手致意时,他都很巧妙的避开了。 吴基传可能不喜欢UT斯达康的技术,但是公司的价值定位却很合地方电信官员的胃口。作为UT斯达康的首席战略设计师,吴鹰给PHS服务重新取名为“小灵通”,把它定位成针对广大中国人民的便宜的移动电话服务。他看到的是一个拥有6.5亿部电话的市场。他认为最上面的20%的中国人买得起通常的手机,而最下面的30%只关注最基本的需求。正是这中间的50%人群是UT斯达康想要的。他用最强有力的论据说服了地方的电信官员:用我的系统,你三个月内就能收回投资;用真实的移动电话系统,你需要八个月乃至更长。 剧变 1998年的前三个月,一切都改变了。3月份,吴基传击败了他的对手,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部部长,管辖着三万四千名员工。新成立的信产部包括了老的邮电部、电子工业部、以及广播电影电视部中的很多大部门。理论上,吴基传成为了这片官僚世界中的首长。苦苦挣扎中的联通现在也在他的管控之下。他的荣耀,中国电信,已经把增长最快的移动业务剥离出来成立了单独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改名为中国移动),它将在吴基传的细心管理下与联通进行竞争。中国电信保留了在固话业务中的垄断地位,但是被禁止进入移动市场。吴基传把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 这为UT斯达康提供了展开进攻的舞台。吴鹰找到了位于杭州郊区的余杭电信部门,后者也想开展自己的生意。和很多其它的地方电信部门一样,余杭的固话线路冗余严重。在固话业务中加上小灵通技术,为他们提供便宜的类移动电话服务,这将为余杭得电话系统带来一些收入,否则电话线空着也是空着。吴鹰宣传说这是一种“固定电话的延伸”服务,这样就可以绕过禁止中国电信开展移动业务的禁令,但它的的确确是一种移动电话业务,而且它的资费远远低于中国移动和联通的资费。需求非常旺盛。吴鹰意识到,如果UT斯达康动作够快,就能让小灵通成为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就算是吴基传本人也不能消灭这个能够为全国人民带来便宜、通用的电话服务的网络,这正是吴基传自己的目标。很快,全中国的中国电信部门就开始部署小灵通系统,吴鹰用这套系统的经济和政治定位赢得了地方电信官员的亲睐。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使用小灵通,关于它的争论也越来越大。如果吴基传能在国务院投入更多的精力,他本可以让这块业务胎死腹中。小灵通的确让他很苦恼,因为这是在中国唯一一项未经他批准的电信技术。但他又真的不能对小灵通的价值定位说什么,所以每过几个月,每当有人问他对小灵通的看法,他都会说诸如“我不喜欢小灵通”这样的话。UT斯达康的合同一再延期。但是吴鹰总是能够让公司里的每个人都重新振作起来,业务得以持续。吴鹰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打出了正确的一击。他不断的调整球门柱,始终保持在法律允许的界限之内。吴基传在信息产业部的很多官员都痛恨小灵通。但是吴鹰在他的身后招集了强大的后援。边远城市的消费者成群结队地购买小灵通。吴基传降低了移动的费率,但是小灵通的价格依然要比普通手机低百分之八十,因为它是“固话的延伸”,而不是移动电话。每当UT斯达康的员工由于吴基传在公开场合屡屡贬低小灵通而心生退意时,吴鹰就会和他们说:“我们唯一的盟友就是消费者。我们不能丧失信心,因为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 吴基传明白吴鹰是对的,因此他给了UT斯达康一定的舞台,他自己的关注点则转移到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中国的互联网正在失去控制,无数的创业家在国际投资人的资助下建立成千上万个网站,它在不断的扩散膨胀。更令人担心的是,联通采用的中中外合资方式正在变成一颗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定时炸弹。 “违规架构” 吴基传对联通的手法可谓是官僚斗争中的大师级的防守反击。1997年的日历翻到了最后一页,中中外架构对外国投资人来说逐渐失去了它的魅力。联通继续耍着把同一个项目报给多家外国公司、迫使他们无偿地做市场研究和商业计划的伎俩,但外国电信公司变得越来越聪明。很多公司还发现他们的“近股权”投资被用来为中方伙伴购买小轿车、办公大楼,甚至是餐馆。有一些中方合作伙伴在折旧费用上弄虚作假,宣称他们需要把钱留在公司里继续发展,以此来逃避向外国投资人分红的责任。联通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市场地位,也缺乏足够的自我控制。它仅仅是为了作为另一家公司的竞争对手而存在,它只是一批官僚利益帮派为了在电信淘金潮中攫一杯金而成立的。 在头一年,吴基传对联通少评论,少动作;他给了赵维臣董事长足够的时间来自取灭亡。与此同时,他在联通网络与中国的电话系统对接一事上不露声色地一拖再拖,也阻止联通的增长步伐。当政府高层领导人插手强迫吴基传完成联通和其它电话网的对接时,他服从了上峰的命令,但却是如此之缓慢。 整个九十年代,在北京有两位最刚愎、最固执的官僚,一位是吴基传,一位是朱镕基。在吴基传担任信产部部长的同时,朱镕基出任国家总理。朱镕基希望在电信行业有更多的竞争,吴基传不希望。他们经常对着干。但现在,他们在联通这盘烂棋上倒是看法一致。不断有外国电信公司的老板们向朱办抱怨联通的问题。朱镕基把这些问题都转给了吴基传,告诉他这是电信部门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的救命稻草来自摩根士丹利的投行家们,他们在联通濒临崩溃的前夜出现在了公司。摩根士丹利错失了中国电信的上市,这是这家投行在亚洲几十年里最大的一次羞辱。他们将通过联通来复仇。摩根士丹利告诉联通,如果中中外架构能得到清算,那么这家公司就可以通过海外IPO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募到难以想象的资金。这一清理方案最终捅到了政府最高领导层。1998年8月,朱镕基宣布中中外架构是“违规”的,下令对其进行清理。当时,投资方已经在四十六个项目中投资了进十四亿美元。愤怒的项目投资人成立了一个联通投资人小组对此事进行上诉。但最终,投资人别无他法,只能接受返回最初的投资本金,加上一点点利息。2000年6月,联通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这家东拼西凑起来的空架子公司共募集到了五十六亿美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IPO。 砸田鼠 虽然吴基传的信产部王国日益膨胀,给他赢得了当之无愧的中国电信沙皇的称号,但是他真正的权力却开始急剧萎缩。他的工作越来越像人们在游乐场里玩的一种叫“砸田鼠”的游戏,玩这个游戏的人手里拿着一柄橡胶锤子,面对着一张有着十来个洞的台子,这些洞里会随机突然冒出一只田鼠来,玩家就需要用锤子把这些老鼠砸回洞里。 市场开始接手。外国和本地的资本不断涌入通讯行业,这些钱和企业家联姻,他们寻求的是未来上市,而不是吴基传的批准。吴基传开始觉得是投行家和风险投资人在运作中国的通讯产业,而不是像他这样的工程师。政客也参与其中。吴基传明白他不得不放弃原来控制一切的做法了,但是他依然决心阻止外资通过任何方式控制这一行业。1999年4月,吴基传听说朱镕基在华盛顿与克林顿总统会面时,曾准备允许外资在中国的电信运营商中占股50%以此来换取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门票,他立刻威胁说要辞去部长的职务。朱镕基的交易最后失败了,但是美国人把他的方案细节公布在了互联网上。 吴基传忙于电信行业的战斗,却忽视了互联网的发展。一夜之间,有上百万的中国人在国际互联网上冲浪,他们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看新闻、玩游戏,甚至在类似雅虎的门户网站上约会。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是由那些年轻的创业企业家们建立起来的,资助他们的是英特尔、IDG、默多克、道琼斯和一大批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们,他们把中国的互联网当作下一个赚快钱的机会。1999年9月,吴基传的橡皮锤子砸了下来:禁止外国人投资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信息产业部将清除所有的“违规做法”。 他的法令立刻引起了反响。希望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主要的门户网站把矛头指向了中华网,这家香港公司在国内市场上根本算不上号。但是它把自己包装成一家举足轻重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从一无所知的投资人那里融到了八千四百万美元。一旦吴基传的禁令得以实施,更多的海外公司将照搬这种模式,而真正在中国市场上的互联网企业则将一无所获。吴基传默默地撤退了。他允许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采用类似中中外的架构,外国投资人可以在一家境外企业中持有股份。通过一系列的协议安排,他们可以在中国公司中持有相应的权利。就在吴基传发布禁止外国人投资中国互联网公司命令后的一年,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和搜狐都在纳斯达克上了市,融资2亿美元。 与此同时,吴鹰和UT斯达康也在全速推进,他们在全国的中小城市中铺设小灵通系统。UT斯达康在杭州建立了中国总部,这是第一个实施小灵通网的城市。但是把总部设在这个离上海120英里、有着六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有三十五所高等院校,还有一些国内最好的软件和工程研发机构,他们都是UT斯达康的人才库。市政府和省政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虽然公司主打产品——小灵通的合法性悬而又悬,UT斯达康还是于2000年3月在纳斯达克实现了规模宏大的上市,共募集到1.8亿美元,等同于公司在1999年全年的营业收入。上市首日,股价就翻了三倍,令全球电信界震惊。吴基传再次抄起了他的橡皮锤子。但他还不能马上出锤,因为他的政治靠山李鹏(现已担任全国人大主席)当月底正好访问了杭州。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官员带他参观了UT斯达康的总部,这是杭州成为全球电信技术中心的荣耀和骄傲。当地报纸刊登了李鹏的讲话,他说UT斯达康的上市是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公司创始人作为回国创业的海外学子,他们的爱国行为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个月后,吴基传悄悄地挥出了他的锤子,信产部发布了一份内部文件,要求中国的电话服务供应商暂停安装新的小灵通系统,等待技术评审的结果。当这一消息泄漏出来后,UT斯达康的股价在两周内跌了50%,公司市值减少了十八亿美元。UT斯达康在美国和中国的官员一片沮丧。他们原以为在纳斯达克上市将迫使吴基传接受公司的电话技术。但是和往常一样,吴鹰把这一坏消息变成了好消息。他告诉自己的同事说小灵通技术将被接受,因为它的价值定位无可否认。他还指出了信产部对小灵通进行技术评审好的一面。采用其它PHS系统的竞争对手将被阻挡在中国之外,小灵通独占整个市场。 吴鹰和他的同事对信息产业部派来进行技术评审的官员展开教育,向他们展示UT斯达康的工程师对该系统做出的改进。当PHS系统首次在日本和泰国实施时,电话离基站的距离不能超过150米,而且在基站与基站之间也无法切换。而现在,通话信号已经可以覆盖更大的区域,而且电话可以从一个基站自动转换到另一个基站。他们还带着信产部官员上街,让他们亲自与客户进行交流。 但是在满不在乎的表象后面,吴鹰和他的同事深感不安。就连李鹏的表扬也没有让吴基传和信产部退缩。通过做政府中一批支持者的工作,UT斯达康的创始人开始接触到江泽民主席。他们并没有得到他的亲自接见,但是安排了一次会议,让人向江介绍了公司的情况和公司目前面临的困境。在听完汇报后,江办给吴基传打了一个电话,说政府不应该对一家运营公司干涉得太深。六月底,信产部完成了评审,下结论说小灵通系统和电话可以在中国的中小城市及乡村使用。 这对UT斯达康来说已经够好了。虽然经历了这场年中危机,UT斯达康在2000年的营业额依然实现了翻番,达到了近3.69亿美元。但是到年底的时候,锤子又一次降临在公司的头上,有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信产部官员宣称信息产业部将收回小灵通系统所使用的频段,该频段将预留给“3G”宽带移动网络。UT斯达康的客户貌似根本没注意到。吴鹰调整了他的政府关系战略,他向大家展示,在西部边远省份部署廉价的小灵通移动电话系统,完全符合朱镕基总理建设西部、吸引投资到贫困地区的方针。到2001年底,公司的营业额又增长了70%,达到了6.27亿美元,信产部副部长也宣布将不再收回小灵通所使用的频段,但是对小灵通的合法性依然没有做出任何澄清。2002年8月,小灵通已经进入三百多个城市,用户数量达到九百万人。吴基传开始喜欢上这些数字了。因为他迫切需要这些小灵通的用户来美化他的一项最新计划,那就是准备让中国电信(小灵通的主要客户)于2002年11月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融资15.2亿美元。 ?旧王朝 200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吴基传退休了。他最后的行动就是在和吴鹰、UT斯达康的斗争中举旗认输。在大会上,吴基传告诉记者:“政府并不鼓励它的发展,但是它也不会对小灵通进入城市进行管制。”吴基传说信产部将不再批准其它电信技术使用小灵通现在使用的频段。 吴基传的退休标志着一个王朝的结束。他的抱负并不大,但是他的坚忍不拔和坚定信念在中国政府成公司实施其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身任“电信沙皇”的年代,吴基传为中国增加了近5亿部电话,在前苏联设计的破旧的研发和生产体系上建立起了一个令人生畏的电信产业。他成功地把中国四大电话运营商保持在信产部的控制之下,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五百亿美元。他也许并不擅长管理国内市场和国内竞争对手,但是他成功地把外国电信运营公司拒诸门外,给中国企业留下了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和改善国内的技术标准。他是一名很好的规划设计师,但也是一名不称职的裁判。 在建立中国自己的电话系统的过程中,吴基传打造了令人称道的电信和技术产业。中外电信企业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建设制造工厂,提供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并引入了最新的技术。中国的技术类高等学院每年毕业五十多万名工程师。位于华中地区的大学城武汉市被改造成“光谷”,这个产业中心拥有一百五十多家行业内企业,每年拉出五十万公里的光缆,生产各种复杂的光学网络设备。 新时代 UT斯达康新落成的价值1.2亿美元的总部大楼看上去就像一艘巨大的太空飞船,蜿蜒的小溪水在其间流过。这里有将近五千名员工,他们可以在外面的草坪上来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全中国有六千五百万名用户使用小灵通的技术。 UT斯达康通过走不寻常之路做到了今天的规模。公司创始人相互合作,各施其能来打造公司。这在中国几乎闻所未闻,大部分中国公司的管理层为了个人权力争斗不息,其文化导致的是企业独裁而非合作。UT斯达康的光环在于其管理层还有来自贝尔实验室和AT&T的西方经理人。公司的口号是:“西方人的创新,东方人的勤劳”,它基于的想法是美国人都很具有创新意识,而中国人都很守纪律、具有创业精神。公司相信创新需要有敢于接受失败的勇气。吴鹰和其它管理层鼓吹说一个错误的决定要好过没有决定,他们反复的向员工讲述一个有关错误决定的故事,说公司创始人如何在初期花了一亿美元错误地购买了一家香港寻呼机公司,原因是他们误以为可以把它改造成无线系统。 当分析师们开始质疑公司是否能够摆脱单一产品、单一国家的模式时,UT斯达康作为纳斯达克宠儿的日子结束了。UT斯达康设计并推广了几种小灵通以外的其它电信产品,但是公司的绝大部分营业收入依然来自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小灵通无线系统。它在海外最大的一笔销售是把产品卖给了公司大股东软银的一家下属企业。吴鹰相信公司的未来在于创造“创新性颠覆技术”,改善产品的核心技术,通过高性能和降低成本来满足市场需求。他相信中国的市场广大,丰富多元,是培养这种的创新的沃土。当谈到工程设计时,公司宣称拥有来自东西方社会最好的人才。UT斯达康大部分的研发团队位于新泽西、加利福尼亚和芝加哥,那里的工程师在文化上更富于试验和创造性的思考。是公司在深圳和杭州也有数千名工程师,那里对产品的不断完善和对中国整个电话网络中每台连接器和送话机的深刻了解紧密结合。此外,中国工程师的成本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2003年,公司在研发方面的费用为1.5亿美元。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吴鹰和他这一代创业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所面临的挑战即来自文化,也来自政治。通过向外国公司学习,并且有政府大客户下着无数的订单,中国建立了令人生畏的国有高科技企业。但外国公司在技术领域依然占有统治地位。很多最初的电信设备合资企业都发生了变化,外方逐渐购买了大部分或全部股权。中国出口的技术产品中有绝大部分依然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外商全资拥有的。外国电信供应商看到自己的技术诀窍和技术转移到中国的竞争对手那里,他们也学乖了。他们会留下最关键的部件,甚至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就留下一个核心部件,用它把最有价值的技术隔离开。中国通过反向工程建立了自己的电信设备工业,其做法并不复杂,通常就是组装各种配件,很多配件都可以从原公司的供应商那里买到。关键问题在于软件,以及软件如何与硬件交互。这里面就有专业技术了。 中国人总是喜欢指出说他们发明创造了瓷器、丝绸、眼镜、纸张、印刷术、雨伞、船舶水密舱和火药。当欧洲人还在用脏手从碗里抓食的时候,他们已经用了一千多年的筷子了。但是在政治化的信息和思想控制的碾压下,再加上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使得今天的中国人有能力做一些创新改进,但却无法实现创新突破。突破性的思维来自西方。中国人对硬件和各种小器件非常在行,总是能够不断改善现有的技术和产品。中国人在完美执行上也非常优秀。中国产生过惊人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和指挥家,但是很少有原创的作曲家。中国人在尝试创造之前被教育学习和模仿他人。 从个人角度来讲,中国的工程师非常出色,但是要他们合作就很困难了。中国人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学会管理有很多人参与的工作流程,如何达到技术研发所需要的阶段性目标和过程。它不会自己产生。中国的研发很可能要经历和制造业一样的道路。跨国企业和来自台湾、香港的企业在中国生产出口设备的时候培训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工厂管理者。这些中国管理者中后来有很多人离开并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并在工厂中运用从外国人手中学到的管理技能。中国的研发人才极其丰富。曾有一次学术研究估计在90年代末,大约有九千名中国博士生在硅谷工作。外国公司加快了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的步伐。无容置疑,跨国企业的在华研究中心将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中国研究人员,他们将来也会离开并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研发和技术公司。 目前,在中国能获得好处的仍然是复制别人的产品。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那些创造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人将得到好处。毫无疑问,中国很快也会明白这一点。商业红宝书 一旦中国人发现某事可行,不必你来告诉他们对其进行运用。你要做的就是要么让路、要么被碾过。 共产主义体制帮助中国的起飞,而不是相反。发展的动力来自人民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欲望和创业精神。但是政府规划往往提供了必要的方向和专注。 你不能忽视北京,但也不要干坐在那里等待批文。在发展业务的时候做政治工作。最好的战略就是避免逼迫政府决定。 中国不是一个市场,而是众多本地市场的集合,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玩法、传统,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方法。 最好从一个省开始你的业务,地方官员往往更具创业精神,讨厌北京的控制。他们会非常忠诚,并为你提供保护。 在中国引进一款新产品,你需要抓住最佳的销售时机和政治时机,同时还需要超乎想象的坚持。 中国寻求最新的技术,它往往就是能在市场中取胜的最合适、最能支付得起的技术。降低价格,并针对中国专注于功能往往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中国,只要有两家公司就能展开价格战。 中国的国企在海外上市,其唯一目的就是获得资金,同时不丧失对企业的控制。 法律合同就算推敲得再仔细认真,如果政治上反对,它们也很容易就变得无效。 中国不会原谅,也不会忘却。如果外国公司违抗了他的意愿,他会一直记在心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由于文化和政治的原因,中国只能做出创新性改进。死记硬背的教育和实施信息及思想控制的政治体制扼杀了产生突破性发现和创造的环境。 外国公司在华设立的成百上千的研究实验室将改变前一条的规则。就像在制造行业曾发生过的那样,中国人将接受外国的管理做法和研究技能,建立他们自己的世界一流的研发机构。 任何在华开展业务的技术公司都必须假定他们的设计和产品在不断被复制。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正得到改善,但依然不甚可靠、存有偏见。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电子产品出口工厂,但是如果中国产品盗用了外国技术,它们将无法进入外国市场。 如果你被迫与中方分享技术,要把各种技术相互隔离开来,这样你的合作伙伴就无法了解全局。 保护好你技术皇冠上的明珠,因为中国的科技行业是建立在对外国产品的反向工程之上的。一种做法就是把含有最具价值的知识产权的部件放在境外制造。 2008/8/19 译者后记 《十亿消费者》一书,我大概是在豆瓣上看到的,当时是我一个做记者的同学在看的书。有一次去香港出差,在机场看到这本书,就买了下来。07年中的时候,大致看完了第一遍。接近年底的时候,产生了翻译的念头,于是又读了一遍,确保没有太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在07年12月24日打下了第一个字。 最初翻译的动机,并非想要出版,因为读完第一遍,就知道这样一本书在国内几无出版的可能;更为纯粹的动机,其实就是想练练笔。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发在我自己的个人博客上,以一天两节的速度更新。有Messanger上的好友反馈说天天等着看我的翻译内容,算是一种激励,这样坚持了近一个月,差不多翻完了3章。 很偶然的机会,在和菜头的博客上看到了对译言的介绍,这时我已经有了让更多人看到本书翻译的念头(我个人博客流量非常小,只是几个朋友来看看而已)。于是就开始在译言上连载。这里要坦白当初的一个小聪明,由于当时已经翻完3章,如果一口气全贴出来,也许无法产生足够长的影响力,而且对我后期的持续更新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选择了每天贴出一部分的策略。 必须承认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是在2008年1月20日。 3 月份以后,工作增加,而且带孩子的责任也加大,所以无法保持最初的更新速度,中间有了很大的间断。期间也有出版社的人在网上找到我,问我是否可以出版,让我有些心痒,不过依然不报希望。但是这个时候,版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我在网上和雷聊天,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正好认识作者,希望引见。这正是我希望的,于是去见了原书作者Mcgregor先生。沟通很顺利,关于版权出版,大家也都认为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出版很难,关键不仅仅牵涉到一些敏感事件,而且其中一些人物依然活跃在领导层。不过作者口头上同意了我继续在自己的博客和译言上连载翻译,让我多少松了一口气——我原本带着一旦作者不同意,就立刻中止在网上继续发布翻译的打算去的。 此后的翻译速度更慢了,中间一度停顿了很长时间,让很多人着急。这期间,有两个人对我产生了不小的触动。一个是“都是骗银地”,他是一名中国留美学者,在他的博客上推荐了我的翻译。而且他还提出给我汇30美元,作为对我翻译工作的肯定,让我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后来正碰到汶川地震,于是我委托他把这笔钱通过牛博网捐了出去)。另一个人是和菜头。其实,我最初的时候,就想过让他在自己的博客上推荐我的文章,但当时想得是翻完以后再与他联络,不过他还是在某天的博客上推荐了。这两个人的推荐,让我在译言的小组人数大为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我的翻译文字,并且催促我尽快完成最后的一部分内容。 中间还有不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找到了很多翻译和打字上的错误,并给我写信一一指出,让我非常感动。 正是这些读者的推荐、期待和关注,让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懒了,于是鼓足后劲,终于在2008年7月21日翻完了最后一个字。 下面来谈谈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对于本书的赞美之词,我不想多说,每个推荐此文的读者都已经说得很多了。作者有着在中国的丰富经历和广泛人脉,写出了很多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故事,而且凭借着华尔街日报记者的专业功底,其视角和洞察力独特而深刻,文笔老道而流畅。 但是也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本书只是“展示”了一副中国商界的画卷,但并非阐述和分析,虽然每章都有作者自己的观点,但大部分也只是对一些事实的列举,偶有惊人之语,却缺乏更为深入的剖析和理解——当然,这比中国的财经记者们写出来的文字,已经好上百倍。 不过就此而把此书说成“奇书”,我觉得多少有一些夸张。这本书的英文原版,我读了三遍,前两遍是在开始翻译前,最后一遍是在翻译开始后,每次翻译前,再把计划翻译的内容以及前后文过一遍。第一遍读的时候,我也很是兴奋和激动,颇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日月”的感觉。但是读到第二遍,直至第三遍,这种感觉就大打折扣。回想自己最初的感受,其实是一种“写得真对”的共鸣而已,再深究下去,就是“我也是如此认为,现在终于有人证实了我的想法”的感受。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在乎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上网经常会找一些“老外看中国”这样的文章或视频。究其根本的心理,其实不过是为了从他人那里得到一种认同感 ——认同我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包括好的看法和坏的看法。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自己曾经有过,一见到老外,“哈罗”之后就是问他觉得中国怎么样。他说好,那我高兴。他说某些地方不好,如果也正是我所认为的不好的地方,于是就和他一起批评中国,非常来劲。 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有自己的想法想要寻找知音的感觉,但是也多少带有一些不自信的因素在里面。 回 到这本书,《十亿消费者》的确说出了很多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包括缺乏核心价值理念,缺乏安全感,商业活动中的灰色地带,政府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等等等等。但其实书中所说的这些问题,如果是一个有心人,会观察国家大事和周围的人与事并能独立思考的人,都有所体会到的。这点在读者留言中也看得出来,很多诸如“说得太对了”这样得表述,其实就是“余心亦有戚戚焉”。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剖析,找到根本原因所在,以及更为重要的,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内容本书涉及很少,有些则根本没有提及。 当然,《十亿消费者》已经揭示了问题,再要求作者去找到问题的原因甚至提出解决之道,也许是要求过高的。但退一步来说,对于书中的这些问题,政府和社会看到了哪些、正在采取哪样的步骤去解决它们、以及取得了如何的进展或挫折及其原因分析,这些内容也并 未涉及,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大遗憾。 此外,本书的结尾略显潦草。无论是SOHO,还是娃哈哈,还是联想的故事,不说分析,即便是讲故事本身,相比前几章也显得不够精彩,内容不够充实,有点仓促结尾的感觉。 最后谈一下翻译本身。 我中学在外语学校度过,对于语言学习已经深恶痛绝,所以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任何语种的外语专业一律不考虑。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中学六年对如何学习一门外语的近乎残酷的训练,已经在我的骨子里刻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这种近乎基因的影响让我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对语言的学习有了一种本能的反应。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的工作总是和翻译脱不了关系。在国家机关替领导翻译,在公司参加谈判的翻译,现在依然有大量的翻译工作要做。既然这是我的工作一部分,那么就要做好,如何做好?“把需要变成爱好”。我自己觉得,在这点上我做得还不错。 翻译是一个苦活。要能够长期坚持,必须对翻译有着很强烈的热爱。我希望在译言的每位译者都能在翻译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更上层楼。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关注《十亿消费者》翻译工作的读者,谢谢你们的支持和肯定,让我能够坚持把这本书翻完。也感谢我的太太,因为她的耐心和理解,对我们的小女儿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我能够有精力和时间做这件有意义的工作。 乱翻书 2008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