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目前很多富豪纷纷猝死的现象，徐立华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富豪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徐立华觉得自己很不注重个人生活的享受：“企业家不可能有个人生活享受。既然叫企业家了，他就已经越过了物质生活享受的阶段。马斯洛说过，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我相信凡是在中国叫‘家’字号的，他的需求肯定是到追求社会的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个高度了。如果哪个企业家还在追求物质享受，那他肯定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在徐立华眼里，真正的企业家是像倪润峰、储时健这种人：“特别是储时健，那是中国天子号的企业家。中国哪一个企业家超过储时健的？没有！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最厉害的是储时健。红塔山原来有句广告语，叫“山高我为峰”，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们谁能望其项背？没有！储时健是上世纪80年代接手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当时还不如昆明卷烟厂。他是亲自卷着裤脚从种烟叶开始，把玉溪卷烟厂整合成全国第一纳税大户。我们现在有多少企业在为年销售额到一百亿挣扎？但红塔集团每年交税就是上百亿。那是什么概念？像我们现在吭哧吭哧才做到一百多亿的营业额。这完全不是在一个档次上！谁能一年给国家交几百个亿的税收啊？谁有这么大本事啊？现在这么多有名的企业，你20年加起来顶不上他红塔山一年。”　　沙场老兵(13)　　徐立华认为储时健最后没有超越物质享受的原因，是因为国家没有给他基本的物质享受。“他老了，要退休了，今后怎么办？他不知道了！如果我们从他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税收里稍微拿出一点来奖励他，哪怕是百分之一？哪怕是千分之一？他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他上交国家利税可能上千亿了，你拿一个亿给他，他还想什么？他什么也不会想了！”　　曾经有媒体报道，在国内另外一家著名的手机企业里，已经出现了某种个人崇拜的倾向，在自己的企业内刊上，对领导人冠以“圣贤之人”、“商界教父”之类的字眼；去下面分公司视察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全分公司的人出城30里迎接，等了3个多小时，见到他时一齐高呼“某某老总万岁！泰山、黄河向你致敬！”……徐立华也称，自己的企业也曾出现过这种苗头：“但是没有喊‘万岁’的！去年我也去山东分公司，他们为了欢迎我，就给我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四星级酒店，然后在宾馆的上面挂了一个横幅——热烈欢迎波导公司总经理徐立华下榻某某酒店！有天我在里面睡觉，突然‘嘭、嘭、嘭’听到有人在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他说我看到标语，说波导的徐总来了，我买了波导的手机，现在有一个售后服务问题想找你解决……这个后来成了我们的笑话。这就是我碰到的最高档次的欢迎。我们波导老总出去基本上是没有接送的，一直是这样。从一开始创业，都是自己背着包跑来跑去，谁来接送啊？都习惯了。”　　徐立华在当地的名气甚至超过了宁波市市长。在记者前去宁波采访的飞机上，曾问旁边坐着的一个宁波人：“你知道宁波的市长是谁吗？”他说不知道；再问他：“那你知道波导的老总吗？”他说：“知道啊，不是徐立华嘛？”徐立华笑言：“那是因为报纸、电视台不断地采访、报道的原因。这个是宁波特有的现象。当地人说起大企业的老总，他们都知道。因为整个政府的中心是围绕着企业在转，所以老百姓主要也是在关心这些企业。像许多地方还是企业在围绕着政府转，我们已经转过来了。”　　徐立华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请波导公司所有的员工去人民大会堂吃一顿饭。“1995年以前我们穷得不行，没想过这个事情。1996年情况比较好了，于是我们在奉化大酒店请所有的员工吃了年饭。当时我们奉化的书记也来了，他说不错，今年能在这里吃饭，明年到哪里吃饭啊？我说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去，那地方大！到了1997年，我们完成了30万台，大家就真把这个事当成一回事了。因为奉化没有一个酒店能坐得下了，我们就准备到北京去吃年夜饭。后来我们问这位书记，他说这样不好，这样太招摇了。后来就算了。”　　个人小档案姓名：徐立华职务：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出生：1963年1月籍贯：湖北省随州市学历：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本科）、西南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主要产业：手机主要经历：1991到深圳、珠海外企工作，1992创建波导。国家在1999年9月批准9家国内厂家生产手机，波导是其中一家，那时国产品牌手机几乎为零；2000年波导生产手机92万台，即夺得国产品牌手机第一；2001年波导生产手机282万台，遥遥领先其他国产品牌手机；2002年波导生产手机700多万台，连续第三年夺得国产品牌手机销量第一，成功超过许多著名洋品牌，进入国内市场前三甲。 波导首创的“自主营销渠道，服务销售终端”的手机营销模式，被国内手机厂商广泛采用。徐立华获得过诸多荣誉称号和奖项，如1994年曾获宁波市“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十大青年科技标兵”、全国第四届“实业家创业优秀奖”，1996年曾获宁波市“优秀乡镇企业家”，1997年获浙江省“优秀发明企业家”，2002年“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2003年“国产手机杰出推进人物”等等。　　第三部 末路英雄　　末路英雄(1)　　他们是曾经的“企业英雄”，却在近年陆续倒下。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盖棺定论，有些则未盖棺时便已定论，有些即使盖了棺也难以定论。　　导致这些资本大佬们“死亡”的原因有很多，也已有了很多分析和评论的文字，其中不乏一针见血、正中肯綮之言。但我们不妨从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人性的角度，来对他们进行一些微观且客观的分析——他们的性格中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缺隙？这种性格缺隙最后是如何导致他们的“死亡”？　　“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这种历史观和人性观，虽然残酷却真实。　　顾雏军：我绝望了　　被捕前紧急告白　　自从2005年5月5日科龙电器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面对危机一向高调回击的顾雏军，却显得格外沉默和谨慎。那段时间，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经过种种努力，记者两次见到了正身陷审查风暴漩涡中的顾雏军。　　坚硬的顾雏军，其实有极度脆弱的时候——在决定卖科龙的那个晚上，顾雏军彻夜未眠、泪水长流。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他曾怀着成为中国黑白家电霸主的梦想，跑到四川绵阳去找倪润峰和赵勇，企图说服他们把长虹卖给自己。但那个晚上，他卖科龙的第一个电话打给的却是赵勇。“科龙是格林柯尔系的灵魂，没有了科龙，我只是一个三流的企业家了！”顾雏军眼圈开始发红。　　但即使崩溃，顾雏军仍然拒绝任何反思。　　顾雏军有三样东西很难改变：吊带裤、大号眼镜框和他的倔脾气。　　2005年7月19日中午的酷暑中，顾雏军穿着一身严实的深蓝色西装，出现在北京一家酒楼。他领着几个朋友，穿过幽暗的旋转楼梯来到二楼的包厢。包厢的名字有点意思：“点江山”、“定乾坤”、“主沉浮”……这是顾雏军常来的地方。　　那天他推开的是“主沉浮”包厢。这可能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在数年时间内，顾雏军以一种“指点江山”的气概，在国内一口气并购了十数家家电和汽车企业，并一度成为“一言定乾坤”的行业霸主。但在今天，他已经被抛到风口浪尖，无法再主宰自己的沉浮。　　而在5天之前的2005年7月14日下午，我们与顾雏军还有一次偶遇。坐在贵宾楼三层的咖啡厅内，望着窗外长安街的车水马龙，顾雏军情绪低沉，我们分明能看到，痛苦和沮丧在他的脸上一寸一寸地扩散，并最终瓦解了他眼里的凌厉和自信，一头花白的头发显得愈发刺眼。他几次强行关掉桌上的录音机，坚持不能接受采访。他甚至摇着手对摄影记者说：“你别拍了，我今天这落魄相，岂不和现在科龙的形象一样了？”　　记者在4年时间内，曾与他有过数次晤面。巧合的是，每次见面时，他都正高悬在舆论的风口浪尖：第一次是在2001年底，媒体把顾雏军的“顾氏循环理论”批得一无是处，但他不屑一顾地说：“没人可以说三道四。”第二次是在2004年10月，他已经变成侵吞国有资产的“典型代表”，面对种种非议时他觉得不可思议：“我做企业，干卿何事。”而这一次见面，他口里反复念叨的是科龙三年内做到的四个指标：销售收入从43亿到85亿，出口从6700万美元到4.17亿美元，税收从2.1亿到5.6亿，雇员从2万人到3.5万人。他数次从沉痛中抬起头来反问：“我把企业做得这么大，我到底错在哪里？”但对当前许多敏感问题，顾雏军仍守口如瓶，他强调说：“我正在接受调查，现在不能说话。”　　末路英雄(2)　　吊带裤是顾雏军接受西方观念熏陶的结果，大号眼镜框则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接受旧式传统教育的遗留物，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却害苦了他。在中国这个人脉社会里，他没有扎好根基，却胆敢以自己的理论对抗所有的非议。　　3个小时后，酒楼其他的客人早已纷纷离去，包厢外长长的走廊显得寂静而空荡。顾雏军也起身告辞，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显得孤单而沉重。陪同人员解释，他马上要飞到“想买科龙的那个企业所在的城市去了”。他接着说：“等顾总卖了科龙，他会还清所有的借款，不欠国家一分钱的，然后他可能去国外某所大学做教授。”顾雏军本人曾希望，自己和科龙的经历以后能够成为中国企业的经典案例，让大家都来讨论民营企业家生存环境的问题。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从上海飞回北京，在首都机场被广东省公安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带回广东接受审查。据说在此前一天，就收购顾雏军所持有科龙股份一事，来自长虹和海信的尽职调查人员已到达广东科龙。　　有人说：“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也许事情与顾雏军本人的意愿完全相反——会有人相信他曾经有过的“英雄梦”吗？也好，撒开这一切以后，顾雏军有时间去好好想想这些道理。　　立案调查　　“任何企业三个月不贷一分钱，它必死无疑。”　　屋漏偏遭连夜雨。自从2005年5月5日科龙电器接到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通知后，各种问题接踵而来：各大银行马上只收不贷，供应商压缩甚至不再供货，代理经销商开始变得分外谨慎，三个独董一起辞职，后来又有两个律师和一个会计师站出来企图通过收集投票权从而罢免顾雏军董事的职务……　　面对上述敏感问题，顾雏军一脸的无辜和痛苦。但他对这些问题显然有所忌惮，他说：“现在证监会正在进行调查，这个时候对科龙发表意见岂不是找死？”随行的工作人员透露，其实立案调查之前还是有一些预兆的——去年7、8月份，国家审计署来审，审完了以为没事就过了；后来又有广东证监会稽查局的一个巡查，也没太当回事。他介绍，这些审查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促成的，那就是因为德隆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对“一托多”公司的关注，加上“郎顾之争”，从而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么科龙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如果有，问题有多大？但据知情人介绍，这次证监会的确抓住了科龙的一些“把柄”：江西科龙存在着挪用资金的犯规现象，并且尚有5700万未补上。而新闻发言人解释，这是江西科龙一个年轻的负责人干的，他原来是江西格林柯尔的董事，先后拆借和挪用了26个亿，但有好多款项都是用了以后马上又还上了，其实与格林柯尔总部的关系不大，但他的行为拖累了整个公司。而这5700万，差点让顾雏军“栽了进去”——挪用资金的是江西格林柯尔，这是顾雏军的私人公司，所以曾一度被指责为侵占。幸亏有关部门最终认定犯罪事实不够充分。　　顾雏军对此进行了辩解：“上市公司没有毛病那是假的，只要查，多少都有问题。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民营企业想发展壮大，按照常规、中规中矩地去做事的话，一个是你做不到，其次是可能机会就没了。我急于想做成做大一些事情，可能做了一些法律边缘的事，这实际上是逼出来的，我的初衷不是想玩资本，我并没有拿一分钱回家。你想做大，有时是回避不了资本运作的。”　　末路英雄(3)　　但对立案调查之事，有传言说背后有竞争对手在推动此事。但据接近顾雏军的人透露，他对此事一直态度强硬。他说：“现在可能所有的人都很失望——自己会很失望，因为一心想做事，却这么垮了；媒体会很失望，因为他们的猜测没有得到证实；对手会很失望，因为他们拿不到科龙公司，我绝不会卖给他们。”　　正是因为这种似乎固执的自信，顾雏军刚开始对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紧接着各大银行开始只收不贷，让他慌了手脚。他感叹道：“任何企业，只要你三个月不给它贷一分钱，它必死无疑。”他介绍道，其实科龙的品牌、渠道、市场等一切正常，如果目前有8个亿左右的贷款，还是能够让科龙起死回生的。顾雏军已经搭建起一个平台，可能还要三五年才能形成有效的回馈，但突然一刀斩了过来，马上就腰折了。顾雏军一直希望政府在对民营企业进行监管的同时，也要加强保护机制，让企业在接受调查时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　　对几天前两个律师和一个会计师企图收集投票权准备罢免顾雏军董事资格一事，他斥之为“很无聊、很无知”。顾雏军说：“我们了解到，这个人很聪明，他在适当的时候找了一个适当的点，做出了可能对他自己产生最大效益的事情，但我们不想帮他们炒作这件事。”他对此很是不屑一顾：“把科龙送给他他都不敢要。”　　顾雏军受到外界质疑最多的，是玩弄会计手段，对报表“动手动脚”，所以招致审计所的保留意见。对此顾雏军解释道：“我正式入主科龙是2002年1月7日。2001年安达信出具了保留意见，是因为对原来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保持怀疑；2002年德勤因为刚从安达信接手，对安达信报表的起止点不敢肯定，所以也是保留意见；2003年没有意见，说明他们对科龙挺满意的；而2004年的保留意见，是为了谨慎起见。科龙的税收三年中从2.1亿做到5.6亿，这是最过硬的一个指标。”　　对于郎咸平质疑的“洗大澡”一说，顾雏军指责道：“郎咸平他根本不懂。其实撇账的代价是很大的，意味着你三年不能配股。只有真正想做事的人才会去撇账。我做任何公司，首先是要撇账，然后才经营它。那是肯定要撇的，那么多坏账不撇怎么行？一个人想做事三年不配股，我会是一个坏人吗？”　　卖掉科龙　　“我告诉长虹赵勇，你现在可以成为中国黑白家电的霸主了。”　　科龙现在的销售情景已经陷入一种持续走低的状况之中。2005年4月份，科龙的销售量还增长了22%，但到自从证监会宣布调查后，5月份的销售量已经下降了48%，6月份更是下降了70%。据最近的消息称，科龙已经停产了。　　对顾雏军而言，也许目前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卖掉科龙。顾雏军其实一直不打算卖科龙，但是十几天以前，有人告诉顾，说你的时间不多了，赶紧把科龙给卖了吧。如此仓促地决定卖掉科龙，顾雏军的绝望溢于言表，他担心自己最终失去主动权。　　据介绍，最具戏剧性的是，顾决定卖科龙时打的第一个电话，竟然是给赵勇的。而就在数年之前，顾雏军曾亲自跑到长虹去找倪润峰，企图说服倪润峰把长虹卖给自己，以便成就中国黑白家电霸主的梦想。后来倪润峰退了，他又去找赵勇，鼓动赵勇和自己一起干。想不到这次却是顾雏军去找赵勇谈卖科龙的事情。　　末路英雄(4)　　赵勇当时在国外，但第二天就马上给顾雏军回了电话，并立即安排自己的副手刘体斌从四川绵阳飞到了北京。他们在北京首都机场找了一个房间，足足谈了两个小时，下午刘体斌就飞回去了。顾雏军对赵勇说：“我决定卖科龙了，你现在可以成为中国黑白家电的霸主了，你干不干？”赵勇说行……从来都是四处收购企业的顾雏军，这是第一次卖出自己名下的公司。　　知情人分析，顾雏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科龙再不卖掉就卖不出价了，到时很有可能被有关部门接手进行破产重组，变得“一钱不值”。也许顾担心的是，科龙最终会被他昔日的对手以很便宜的价格从政府手上买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科龙会以高于净资产以上的价格出售，而且据说将在近期最后签订协议。　　有消息称，除了江西科龙挪用后未归还的5700万，另外格林柯尔还借了7.59亿，因此，只要顾雏军把科龙卖到8、9个亿，就可以把全部的钱还了。“科龙现在停厂的情况下还能卖出那么多钱来，这公司会是一个坏公司吗？我把钱全还上了，你还能说我是一个坏人吗？”据说，把全部欠债还清是顾雏军目前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顾雏军特意提到，他自己先后向国内投了1.7亿美元，并很自信地让记者去中国外汇管理局查纪录。那么，我们可以为顾雏军大概算出一笔账：如果科龙以8亿的价格卖掉，那么只能够还债之用，他剩下的就只有亚星、美菱、襄轴及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权，另外还拥有天津工厂、英国公司、法国管件厂等，共约1亿美元的股权。他最终亏了7000万美元。　　顾雏军深深地感叹：“科龙是所有公司里最有灵魂的、最闪光的、最耀眼的一个企业。有了科龙，我可以和伊莱克斯的老板平起平坐。没有科龙的格林柯尔系，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系统；没有科龙的顾雏军，也只是一个三流企业家了。”　　关于收购　　“美的或格力如果有一天玩完了，我可以买一家，就变成世界第一了。”　　顾雏军的收购战略，曾让外界眼花缭乱、难以看懂。顾对此进行了耐心的解释。　　收购了那么多生产线，如果开工不足怎么办？顾雏军解释道：“这个是先有鸡后有蛋的问题，你没有生产线就没有人找你定货。伊莱克斯和我们谈，打算把欧洲的产能关掉一半，转到我们这里来生产。2004年9月到2005年9月有150万台冰箱的订单，全球除了科龙以外，没有谁可以接这个订单。”　　顾雏军认为冰箱生产线投资过大，建新的生产线不如收购旧的生产线。他心里算过一笔账：“我花1000万买回来，一年生产15万台，按10年计算，平均一台摊销的成本是7元钱；如果是新的生产线，花了5000万，一台摊销的成本是30元钱。你一台多了25元，根本就没办法卖了。我把所有的旧线全买了，看你怎么和我竞争？你买新线，就得每台比我贵3美元。阿里斯顿有一条新线，也是当旧线卖给我的；杭州西泠三条线有两条是新线，其中一条是从来没用过的，但也是当旧线卖的；上菱冰箱三条线，有两条是很好的线。我用新线生产高档冰箱，用旧线生产大众一点的冰箱。”　　末路英雄(5)　　顾雏军介绍，科龙卖得最好的地区是美国、欧洲，最大的客户是伊莱克斯、惠普、GE、梅泰克等。他庆幸道，科龙不像长虹，在海外没有一单坏账。对2004年年报中多达4个多亿的应收款，他的新闻发言人解释道：“那是很正常的，一般还款期为6个多月，有些还没有到期。”　　根据顾雏军的数字，3年的时间科龙的外销创造了5亿元的利润。他坦言，冰箱的内销外销都是盈利的，但空调内销亏得太厉害了。之所以一直坚持不懈，是为了上规模。因为生产300万台可能亏本，但做到600万台就可能盈利了，而2004年空调的盈亏点在450万台左右。　　顾雏军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他残酷的成本控制战略。他标榜，光管理费用就从4亿降到了2亿。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顾雏军突然进军汽车行业，竟然是耐不住寂寞后的冲动之举。他曾说：“我们原来一直在等，比如说美的或格力，如果有一天玩完了，我可以再买一家，就变成世界第一了。但在等待的过程中，已经没什么可做了，所以我们去做了汽车。”他对国内汽车行业靠低价竞争的手段感到可悲，他认为自己有海外经验，完全可以打开海外的汽车市场。　　对于收购资金从哪里来的质疑，顾雏军坚持大部分是自己筹集的钱。“我屡次向国内投资了1.7亿美元，你们可以到国家外汇局去查。另外格林柯尔还向银行贷了7.59亿元。”对第一桶金，顾雏军解释道：“我去国外，从来没有读过书或打过工，一出去就是做老板。我以制冷剂的专利权入股，而且是大股东，占60%多的股份。”　　有的人有十分力气，只做八分的事情，有的人却要做十二分的事情。顾雏军无疑属于后者。有人这样评价顾：“兜里只要有一块钱，他就会想着如何去收购企业。”被问到什么叫冒险时，他回答说：“收购科龙就是冒险，当时香港所有的朋友都劝我别买，但我感觉自己有能力把它做好。”　　科龙的工作人员替他辩解：“这首先和顾老板的个性有关，但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抓住了时机你就可以快跑。当时他在全国收购零散的生产线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在买破铜烂铁，等他买到一半时，很多人明白了，他在建一堵围墙。等别人明白过来时，机会已经没了。”但他也觉得，如果战线不是铺得太长，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就不会在危机来临时全线崩溃了。　　对于其他几家收购企业的现状，很多媒体进行了悲观的报道，但顾雏军却有另外一种版本的介绍：“美菱是国企改制的样板。当地政府领导曾当面夸奖道，美菱改制过程中，一是没有发生上街游行，二是保证了20%的增长，三是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襄轴2004年我抽出了两个月时间专门来解决问题，它停厂两年了，但我很快恢复生产。2004年2.8亿销售额，2005年销售额将达到5亿。亚星2003年持平，2004年1～6月增长30%……没有一个企业在当地有负面消息的，所有当地政府对我的评价都非常高。”　　个人危机　　“我比唐万新好一点。我没有欠那么多钱。我把科龙卖了能把欠债还上。”　　放着稻草人不做，却宁愿成为众矢之的的草靶子，个性过分张牙舞爪的顾雏军最终身陷绝境。　　末路英雄(6)　　顾雏军拒绝任何反思。他曾不止一次对手下人说：“我没有什么反省的地方，我没有错，科龙公司没有错。即使科龙公司在运营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啊，怎么可以让一个公司就这么死亡了？这是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摧残。”　　顾雏军抱怨道：“舆论在妖魔化我。我买的公司都是坏公司，谁也不要的。我呕心沥血把他们弄成这样，弄好了后谁都想抢着要。很多人说我圈钱，你说我一生要花多少钱？我1.7亿美元的存款利息也有300多万美元，我不是穷人啊。”顾雏军当时曾透露，2005年的愿望是把科龙私有化，在股票比较低的时候买回来。他说：“根本就不想掏上市公司的钱。一个很有前途的公司，为什么要上市呢？”　　在关系就是生产力的社会里，顾雏军却过分吝啬投资。他坚持说：“我并不需要向这个社会奉承什么，因为我是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在当地政府，我从来不请他们吃饭，我觉得我做好科龙，应该你来请我吃饭才对啊。”顾雏军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做企业，让他拍马屁他干不了。　　记者就对他提出了善意的警诫：“千里堤溃，始于蚁穴。”但他仍然坚持：“这些道理不是我来分析的，我不是政治家，我只会做企业。家电是利润微薄的产业，需要你用100%的努力去做它才能做好，如果你再花50%的精力去干别的事，去防范本来不应该由我来防范的风险，那你就干不好这个企业。你不能要求一个画家同时又是一个科学家吧？你不能觉得一个画家画不好，就骂死他，也许是我画的你看不懂罢了。”　　对此次面临绝境，顾雏军一度表现得极为悲观，埋怨自己出事了大家就等着看笑话，没有人帮他。他甚至把自己比喻成“企业界的孙志刚”：“孙志刚在监狱里不服管教，但是就应该死吗？孙志刚之死引致国家修改了收容方面的法规，那么科龙之变能带来什么变化？”　　据接近他的人介绍，顾雏军在决定卖科龙的那个晚上，根本睡不着觉，一度伤心落泪。他怎么都想不明白，科龙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曾悲叹道：“现在媒体铺天盖地地批判我，都把我当坏人，可是我从来没干过坏事。我明明做的事比你多，你却有资格来骂我？即使我做了一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事情，那也不用置我于死地啊。”顾雏军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假设限速是120公里，但我开到了119.9公里，这难道有错？”他觉得，从1998年回国创业到现在，自己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理想的破灭。　　顾雏军曾以万分惋惜的口气谈到了唐万新，但他没想到的是，现在自己却成了“唐万新第二”。但顾雏军拒绝这种类比：“我比唐万新好多了，因为他没有欠那么多钱，他把自己在科龙的股份出售了以后，可以把所有的欠债都还上。”他很自信地打包票：“我可能会只身一人离开中国，但我不会欠国家一分钱。”　　但最终，等待他的不仅仅是“铩羽而归”。　　个人小档案　　姓名：顾雏军　　职务：原科龙电器公司董事长、格林柯尔董事长　　出生：1959年　　末路英雄(7)　　籍贯：江苏省泰县　　学历：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本科）、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硕士）　　主要产业：家电、汽车等　　主要经历：1975至1977年上山下乡，在泰县农村劳动；1981年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本科毕业；1984年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生毕业；1985至1988年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1988年9月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1989年下海经商；1990年在英国成立首家分销公司；1993年业务拓展至美国；1995年成立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在天津建立制冷剂厂)；1996年在美国从事一起企业收购成功；1998年在北京和深圳成立格林柯尔工程公司；1999年在湖北和海南成立工程公司；2000年7月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01年10月收购科龙电器；2003年6月顾雏军拥有全资股份的顺德格林柯尔成功入主上市公司美菱电器，成为其控股一大股东；2003年12月顾雏军宣布出资4亿余元入主亚星客车；后收购ST襄轴进军汽车产业后，再次收购欧洲汽车配件公司和汽车设计公司，得以打通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但其收购行为引起郎咸平的质疑，从而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2005年5月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2005年7月29日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　　狱中国洪起的要命难题　　“金融大盗”悬疑　　因为他，“白领黑势力”成为一个公共概念而走俏舆论界，引发了官员、学者及普通民众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据有关媒体称，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广东、江苏、山东、北京、河北等数省市检察院几乎在同时对他立案侦查。在出事之前，国洪起在香港及大陆拥有50多家公司，足迹遍布北京、山东、香港、河北、福建、广东、深圳、陕西、上海、重庆、吉林、黑龙江等地，领域涉及金融、房地产、酒精、建材、化工等行业，有人估测他个人掌控的资产在80亿元以上，“要不了几年，他就可能成为中国首富”。　　而据记者长达几个月的跟踪调查发现，在整个事件平静的外表下其实暗潮涌动，各种利益体使尽浑身手段进行着较量。关于国洪起其人其事，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媒体的评述。　　2004年3月23日清晨6时许，尚在睡梦之中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卫清，突然被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吵醒。接通电话后，那边传来国洪起急切而焦虑的声音：“我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住了，你马上过来。”　　曾给国洪起担任过辩护律师的钱卫清知道，当时国正是危机四伏、到处“躲风”的时候。钱马上驱车赶到国洪起当时“藏身”的北京国安宾馆，发现他的房间外面围了一帮人。他们正在不断地对房间内大声喊道：“国洪起，你快出来，不然我们就强行冲进去了。”国洪起在里面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不出来。”　　在问清钱卫清的身份后，门外的人出示了他们的工作证和对国洪起的拘留证，钱这才明白，“这伙不明身份的人”原来是江苏警方的人，其中还有一人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警方对钱卫清说：“你作为他的律师，应该配合我们的执法。”于是钱开始劝导房间内的国洪起：“外边是警方的人，你最好理智点，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吧。”　　末路英雄(8)　　但国洪起在里面仍然不愿意开门，并不停地用手机和外界联系。在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警方叫来专业开锁的人，才把房门打开。但进去后，警方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连手铐都没有戴，只是叫国披上衣服跟他们走。国先被带到北京市公安局，随后被转往江苏省。同年4月22日转监视居住，据说住在一个叫绿园饭店的地方。当年9月29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正式批准逮捕国洪起。　　随后，“国洪起”这个公众曾经很陌生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显著位置。在这些报道的描述中，国洪起是一个潜得很深却又手段凶狠的“金融大盗”——他涉嫌利用债券回购，伙同内部人员侵吞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多达20亿的巨额资产；他利用虚增国债做抵押，骗取广东发展银行贷款7亿元；他以委托理财为幌子，涉嫌诈骗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亿元资金；他是轰动一时的北京“嘉利来大坑事件”幕后真正的主角，“勾结”某些政府官员，“巧取豪夺”了香港嘉利来公司在这个房地产项目中的权益……　　两难选择：还钱“保命”还是监狱度余生　　2005年12月29日，当记者拨通国洪起妻子孙涤非的电话时，她感到万分震惊，因为对她的手机号及近段行踪知道的人少之又之。孙涤非再三要求记者说出是谁给的手机号码，最后又推说这段时间太忙，加之身体不好马上要住院，拒绝了采访的要求。　　据记者了解到，孙涤非曾为安徽省合肥市歌舞团演员。作为替国洪起抛头露面的三个股东——孙涤非与自己的姐姐刘严、国洪起的弟弟国洪新一起，曾先后被江苏省和山东省警方控制，最近她才回到北京，并获得国洪起的委托全权负责解决公司遗留问题及一切诉讼事宜。　　有消息人士透露，其实在被捕之前，国洪起曾做过一番“挣扎”——当时华闻控股把国洪起从广东证券顶了出去，并查封了他的账户，而国的大部分资金都在里面。国气急败坏，在一位“牛人”的帮助下，企图“活动”有关部门抓捕广东证券的总经理钟伟华，但此事未果。而在2004年3月15日，江苏警方抓走了国洪新。国洪起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于是授意自己公司财务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当地警方举报广东证券公司总经理钟伟华涉嫌挪用资金的问题。公司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立案后，马上派人去广东抓捕钟伟华，但扑了个空。随后国洪起被捕……　　找个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律师”，目前恐怕成了国洪起的头等大事之一。在刚被拘留时，国洪起的母亲曾找过钱卫清，因为国委托了其他人负责处理官司事宜，此事不了了之；后来北京证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碧青及大名鼎鼎的北京中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田文昌为其担任辩护律师，分别负责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并准备为其进行无罪辩护，但在一些事实的认定等方面，国洪起与律师方意见不一致；怀有不满情绪的他又找到了南京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羽正。据知情人透露，身在看守所的国洪起拥有一定的自由度，偶尔能“通过手提电脑上网看邮件并和外面打电话”。　　山东省、广东省、江苏省和江西省相继成立专案组。记者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江西省专案组成立没几天就结束了；而广东省警方在把所有的卷宗移送给指定的检察院以后，被退回补侦；江苏省警方也被检察院退回补侦了三四次，直到2005年9月才正式起诉，罪名是合同诈骗和虚报注册资本；山东省原来立案时是3个诈骗和1个抽逃资金，现在只剩下1个诈骗和1个抽逃资金。　　末路英雄(9)　　国洪起在江苏主要涉嫌的罪名是合同诈骗，事情经过是：2001年初，南京禄口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禄投资）以4.47亿元（其中1.47亿元是他方委托宁禄投资管理）买卖股票。到2001年9月，宁禄投资拥有的股票市值约为2.9亿多元，另有现金约1亿元。于是宁禄投资的董事长陈小戎找到国洪起，委托其名下的北京赛克赛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克赛思）帮助宁禄投资买卖国债进行理财。同年10月7日，国洪新受国洪起委托到南京，与宁禄投资正式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协议规定：赛克赛思公司以3亿元存入宁禄投资设在广东证券公司西华路营业部的账户，置换宁禄投资市值29526.33万元的股票以及10037.71万元的资金，其中1.47亿元退回原委托宁禄投资理财的他方。以3亿元为本金，双方约定以3年为期，赛克赛思公司到期退回全部本金，并支付9%的年收益以及前期利息1000万元。但在当年10月9日，广东证券广州市西华路营业部负责人吴克夫根据国洪起的指使，向宁禄投资出具了虚假的3亿元转入凭证和资金对账单，并于当日下午在宁禄投资有关人员离开营业厅后，再将这3亿元转出。在正式签署资产置换交接表后，国洪起把宁禄投资的股票全部抛售，并将还债后剩余的1.85亿元转入赛克赛思公司设在西华路营业厅开设的账户使用。后来，国以理财收益名义分8次共支付宁禄投资5400多万元，其余资金到案发时一直没有归还。　　据知情人透露，因为江苏省方面的目的是要追讨回3亿元资金，所以直到正式起诉后，双方还在协商还钱之事，并承诺钱到账后不再追究。但国洪起态度比较强硬，认为自己当时到南京是来帮忙的，并坚持在还款协议前面加个“序言”，要对方承认“搞错了”。国洪起在看守所里为此事曾对自己的律师发脾气：“他们现在连个序言都不同意写，我对他们的说法很生气。（他们）为促进报案胡说，已经造成了我很大的损失，何况我是帮他们的忙。”　　而案发后，江苏警方曾扣押了国洪起的现金31.4万元、手表一块、戒指一枚、宝马一辆，冻结资金340余万元，冻结国洪起所拥有的物业有：北京国恒基业大厦、北京亿时代大厦、北京名都园第297号别墅、上海金源大厦地上1-4层和地下室，国洪起投资的北京国恒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泰怡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冻结了国洪起在世纪证券1个亿的股权。但到2005年底，江苏警方已经把部分查封的财产归还给其妻孙涤非。　　当时和国洪起、吴克夫一起立案侦查的国洪新，后来被江苏省警方无罪释放，但刚出大门便被山东省警方带走。随后，国洪新、孙涤非与刘严这三个九九集团的股东，都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于是九九集团14多亿的资产被6.7个亿的债权人拿走。随后，孙涤非和刘严两人被放了出来，而国洪新在去年底以抽逃注册资金罪被判了4年。　　有人惋惜，大学毕业后曾在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的国洪新，如果没有这个哥哥，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科学研究者。　　而有信息称，国洪起涉嫌的诈骗可能会改成挪用，但结果如何，则要“根据国洪起最终的态度而定”。有法律专业人士分析，如果按挪用，又把钱还清了，不过是判个三五年。如果诈骗罪成立，且涉案数额巨大，那么等待国洪起的毫无疑问将会是无期徒刑。国洪起不可能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但他之所以选择一直毫不妥协，如果“不是要钱不要命”，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另外一种是他想还钱但没钱可还。　　末路英雄(10)　　无独有偶，另外一个“资本大佬”刘虹曾经一意孤行，在与地方政府谈判未果的情况下，于去年9月铤而走险抽逃了购买酒鬼酒的4.2亿元股权转让款，但在吉首市桐油坪看守所羁押了3个月后，他于今年初最终选择了还钱“保命”。　　48岁的国洪起会选择在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吗？　　众说纷纭：“黑白通吃”还是“孤家寡人”　　即使过去了4年半时间，在谈到国洪起等人“联手”北京市二商集团“抢购”其在北京嘉利来房地产公司权益一案，香港嘉利来集团董事长穆军仍然气愤难平。　　穆军向记者介绍：1995年香港嘉利来公司和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北京市二商局）、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共同成立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经原北京市外经贸委批准，合作公司投资总额为3000万美元，其中香港嘉利来拥有合作公司60%的股权，其他两公司持有40%的权益。但在2001年，香港嘉利来突然被有关部门认定“未履行出资义务”。当年9月，二商集团在北京市原外经贸委（现商务局）等行政力量的支持下，将合作了6年的大股东——香港嘉利来公司更换为香港美邦公司（股东为董平、赵越，后转给国洪起）。为此，香港嘉利来公司向原外经贸部提起行政复议，并向纪检部门举报此案涉及公务人员合谋诈骗。原外经贸部（现商务部）经过审议，下达了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书》，要求北京原外经贸委撤销同意二商集团更换大股东的批复。但北京原外经贸委拒不执行中央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反而由二商集团将原外经贸部诉至北京二中院，一审结果是商务部败诉……　　由于穆军等人不屈不挠地“喊冤”，引起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领导的重视，并引发了包括《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媒体的报道热潮，此案也从一场经济纠纷上升到地方政府官员挑战中央部委权威的政治高度。　　但对此事件也有不同的声音。据一位对国洪起案长期关注、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介绍，嘉利来事件“说白了是多个利益主体之间为争夺一块肥肉而发生的战争，谁对谁错应该由司法机关来判断，而不是媒体来下结论”。他说：“嘉利来的股份是别人兜售给国洪起的，如果它是偷来的或抢来的，国洪起最多只是收赃而已。”　　上述人士曾长期跟踪观察国洪起其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比较知根知底。此人对前一段媒体的许多报道充满了愤慨，认为大部分报道严重失实。他说：“有些媒体泡制了诸如‘中央政法委督办的25件大案国洪起独占两宗’之类的新闻，这说明他们连基本法律常识都不懂。中央政法委凭什么介入？国洪起又不是国家机关高层人员，他连居委会小组长都没当过。我曾亲自询问过中央政法委负责执法督察的一位处长，他一头雾水，问国洪起是谁？”而据记者向有关部门证实，中央纪委的确曾经接到国洪起的相关材料，也曾把材料转给了公安部门，但完全谈不上“正式督办”。　　也曾听到过国洪起“黑白两道通吃”的传闻：河北省唐山市一个与他有合作关系的“贪官”，“因为不太听话”，被国叫人绑架了两次，吓唬了他几下，后来又把这个人给放了；在2004年1月6日晚，北京市一个区人民检察院传讯了国洪起等人，随后他很快就消失了，据传这是因为他与一些政府官员关系密切，而他在江苏省受到的“礼遇”同样是由于这些人脉关系发挥了作用……　　末路英雄(11)　　对这些说法，上述观察人士觉得很好笑：“什么黑道白道？国洪起根本没有道。他不讲信誉，非常抠门，无论交朋友还是做生意都是如此。别人做生意是交朋友，而他做生意是树敌人。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孤家寡人，他没有朋友、没有团队，现在搞成这样了，几乎没有人去帮他。”但他同时认为，虽然国洪起干了很多投机的事情，其中也有不法行为，“但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好人，现在进了监狱，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他身上”。而据记者对曾经办过此案的人员证实，在办案过程中他们根本没有遇到过什么阻力。　　在上海金三元烂尾楼转让一案中，国洪起等人被指责妨碍了司法公正。但有曾在上海金三元投资公司任职的人介绍，该公司在上海浦东拥有一栋2万多平方米的烂尾楼——新律大厦，经人介绍，国洪起买了烂尾楼，但订了合同后却拿不出钱来支付。介绍人只得又另找买家。几给周折，上海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宝红把它买了下来，但双方在不久之后便产生了纠纷。　　据《国际金融报》等媒体的报道，望源房地产公司和金三元公司签订了新律大厦的项目转让协议，约定金三元公司将新律大厦在建项目转让给望源公司，转让价格为3350万元。同时，望源公司向金三元公司出具书面承诺，承诺支付金三元为收购新律大厦所代付的2040万元中介等费用。但在支付了3350万元后，望源公司以金三元公司没有向其提供为收购该项目而代付的相关凭证为由，拒绝支付2040万元中介费。　　而曾在金三元公司任职的人却有另外一种说法：双方谈定的价格是5000多万，但为了避税，于是把总价拆成两块支付。但交完了第一部分款项并把大厦过户到季宝红名下之后，季却拒绝支付“桌面底下签订的另外一份合同的款项”。于是金三元公司把望源房地产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支付2040万元中介费并交纳相应的滞纳金和违约金，但法院只采纳了滞纳金的要求，没有支持违约金的要求。　　为这笔中介费的合法性，以及有关二审审判程序的合法性上，双方展开了长时间的较量。望源房地产公司在上海高院二审时败诉，随后抗诉到检察院，上海市纪委也开始介入，但最终以检察院主动撤回抗诉告终。　　其间，上海有媒体报道此案时暗示“以涉嫌金融诈骗而备受关注的国洪起”可能染指了这个官司。上述人士却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在此出大戏中，与拥有强大能量的季宝红角力的真正“主角”另有其人，并不是国。国洪起除了曾签过一份并未履行的合同外，与此纠纷毫不相干。　　对于国洪起涉嫌套走广东证券20个亿国债回购资金一事，记者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此事远远不像现在一些媒体报道的那么简单，后面可能涉及到广东省某家银行多达300亿资金的问题。在采访过程中，曾有人指出，仅凭国洪起和吴克夫、饶金良（广东证券北京市长春桥路营业部负责人）等人，是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的。　　而据有关专家分析，几年以前关于国债回购如何定性的问题还有很大争议。而在国外某些地方，这种由于制度缺隙引发的损失，应由国家“埋单”，当事人往往无罪。　　末路英雄(12)　　2005年11月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外宣布，鉴于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严重违法违规经营，对其作出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决定。当然，此事的最终真相，以及国洪起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及其“戏份儿”，还有待于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复杂性格：算计别人还是被人算计　　在国洪起的相关户籍资料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生于1958年9月23日，籍贯在山东省济宁市，家庭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小黄庄前街10条1号内65号，文化程度为初中，职业类别为“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身高为176厘米。　　有接近过国洪起的人介绍，他出生于北京一个底层的市民家庭，父母都是工人，父亲死得很早，母亲叫冯秀荣，现在已经80多岁了。国洪起其貌不扬，外形清瘦，很内向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为人很客气，说话声音有点儿“公鸭嗓”。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很有一点儿小聪明”，尤其对数字特别敏感。　　国洪起有一个弟弟叫国洪新，性格与他完全不一样，为人忠厚老实。另外国还有一个妹妹，是残疾。　　因为家庭出身很苦，所以国洪起很小便开始到社会上“混生活”。有信息说，国洪起在1980年就因诈骗建设银行贷款而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在北京倒卖进口大件商品指标，赚了一些钱后，开始雇人在进口商品供应点收购商品指标，然后转手倒卖赚取差价。也有消息称，国洪起曾经从事“切汇”，靠倒卖外汇赚钱。后来，国洪起在北京后海开了当时京城最大的一家歌舞厅——文苑歌舞厅。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洪起开始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炒股票非常有脑子，判断非常准确”，所以很多营业厅都争着让他去开户，他本人也迅速积累了多达几千万的财富。　　有人戏称，国洪起的历史是一部“被共产党专政的历史”——倒腾外汇时被抓过，开娱乐场所被抓过，炒股票期货时被抓过，现在做国债回购又被抓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像国洪起这样“一无所有却胆大包天”的草民，往往能挣到大钱。　　当时的国洪起，对炒股以外的其他行当相当谨慎。他曾对周围的人说过：“我不想做实业，因为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有人劝他投资当时很热门的房地产，他却说：“做房地产不但要和内部人打交道，而且要与政府机关打交道，不像我做股票，只要敲敲键盘就行了——我挣谁的钱不知道，我赔给谁的钱也不知道。”　　接近国洪起的人介绍，阔起来的国洪起开始学会摆谱，喜欢穿名牌衣服买名牌车，并且与很多漂亮女人有过密切关系。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以投机起家、甚至有诈骗巨额资金之嫌的人，并没有像其他类似经历的人一样，把财富偷偷转往国外，最后办好护照悄悄走人。　　让人惊讶的是，在国洪起身上竟呈现出如此复杂多样、甚至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他既很自卑又过分自傲；他既很低调又常常自以为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既很会算计别人又很容易上别人的当……　　曾经喜欢独自一个人“敲敲键盘”赚钱的国洪起，也许是因为内心深处那种想出人投地的巨大冲动的诱使，他开始大张旗鼓地扩张自己的“版图”——从北京到山东、河北、广东甚至香港等地，从金融到房地产、建材、化工等行业，国洪起陆续成立或控制了50家以上的公司。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他把大部分靠“智力劳动”赚来的钱去创办实业，而有些投资在5年甚至10年之内都是很难收回的。比如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九九集团，曾是全国最大的酒精企业。该公司总投资10多亿元，员工近2000人，产品涉及工业、农业、畜牧业、商业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在2002年底，国洪起雄心勃勃地宣称：九九集团要实现“百亿资产，百亿产值，十亿利润，十亿税收”的宏图。　　末路英雄(13)　　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公司都是他通过自己的弟弟国洪新、妻子孙涤非及妻姐刘严进行牢牢地掌控。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又是一个轻信他人、常常上当吃亏的人。　　比如1998年，有人游说国洪起去重庆市某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投资一个烟厂，说仅需要投入三五百万起动费用，一年便能拿上亿的利润。有人劝阻他，说烟草是属于国家专卖的，这么好的事情干吗来找你？国洪起解释道，烟厂里属于包税的，一年光税款就能省多少多少钱。我先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到政策松动了再悄悄把它拿下来。　　谁知道，这个烟厂是个无底洞，投入多少吃多少，不到一年时间八九百万下去了，却一分钱也赚不出来。国洪起急了，把县政府告上了法庭。官司在重庆开庭，国洪起胜诉。但他不甘心，认为我北京有人，应该能拿回更多的钱，于是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后，国洪起果真又胜诉了，给多判了一些钱回来，但多判的钱却几乎全部花在开销上，光律师费就付了100万。因为上诉，把重庆市法院也给得罪了，去执行时他们根本不理睬，在那里给放着。把当地的县长给追急了，他指着县政府大楼说，你们干脆把它搬回家得了……国洪起最后以亏800多万了事。　　而在2000年前后，国洪起又跑到东北某地去投资。当地有一家生产葡萄酒的上市公司，下面有一个销售公司。这个公司在当地是包税的，因为吹牛不交税，所以他们尽量把销售和利润做大，然后利用上市公司收购这个销售公司，为此国洪起垫了2000多万。但合作方拿到钱后便不认账了，说你这是买公司的钱。其实任何明眼人都知道，这个公司没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甚至连一张纸都没有，仅有一个皮包装着一套公章和支票，却让国洪起付出了如此巨额的代价。　　诸如此类的“上当受骗”或“意外事故”，耗费了国洪起不少的真金白银。熟悉他的人说，国洪起首先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有机会他就会去投。在投资山东九九集团和购买嘉利来股份等几件事情上，也曾有人劝说他小心行事，但他觉得有利可图，于是一意孤行、不听劝阻，最终落得如此收场。　　从一无所有，到通过“奋斗”成为亿万富翁，又到最后变成阶下之囚，有人分析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个性：急功近利、刚愎自用、不会做人、不会用人。“他根本不尊重人才，是一个极度实用主义分子——用得着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用不着的时候，马上可以把你一脚踢开。如果这边坐着一个大知识分子，那边坐着一个银行的信贷员，他肯定重视后者，因为银行信贷员可以马上为他变出钱来。”　　“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跟国过往密切的人如此叹惜道，“在特定的条件下，你凭小聪明挣了点儿钱，就好好过日子罢了，何必不知道天高地厚去惹事生非？这样的人成不了大气候，即使你给他一支部队，他也当不了元帅和将军，最多只是一个沿途打家劫舍的小毛贼而已。”　　个人小档案　　姓名：国洪起　　职务：北京赛克赛思公司、山东九九集团的幕后控制人　　末路英雄(14)　　出生：1958年9月23日　　籍贯：山东省济宁市（出生于北京市）　　学历：初中　　主要产业：国债回购、酒精等　　主要经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靠炒外汇和国债回购发家，九十年代开始陆续投资一些企业，其中最大的是山东九九集团，是国内最大的酒精企业。2004年3月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抓。2006年3月14日、15日，此案在南京市中级法院第二法庭正式开庭。2006年6月22日，国洪起特大合同诈骗案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国洪起因犯合同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请善待郑俊怀！”　　来自伊利旧部的另类声音　　郑俊怀进入乳业纯属偶然。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或律师。但在参加第一批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时，郑俊怀差了十几分，后来只得进了工厂。接手伊利的前身——内蒙古回民奶食品厂当厂长时，这个厂是整个系统内最差的一个企业，全部家当才41万元，完全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烂摊子”。　　在郑俊怀的经营下，回民奶食品厂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郑俊怀觉得当时的体制太束手缚脚了，竟带领厂领导班子发动了一场“政变”。那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组刚刚起步，呼和浩特市政府最初确定了12家试点企业，但却没有回民奶食品厂的份。郑俊怀找到市政府，表示一定要走股份制之路，“如上级不同意搞股份制，我们将集体辞职！”在市长亲自协调下，回民奶食品厂终于挤进了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的行列。于是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诞生。　　但最后，他却栽在了这上面。　　郑俊怀出事了！从2004年12月20日开始，陆续有数家媒体惊爆伊利数位高管被拘的新闻。　　笔者随即致电伊利公关媒介经理娜米拉，但手机无人接听；之后发去短信，不久后收到回音：“您好！郑总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有关此事我公司已发布正式公告，请您到网上查询。”　　接着，笔者又拨通了伊利行政部总经理刘春海的手机。他在电话里介绍，12月17日中午，他接到呼和浩市市委常委办公厅秘书的电话，让他在当天下午3点半召集伊利集团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到丽山湖度假村开会。会上，包括郑俊怀在内的7位高管被马上带走。不久后，刘春海即接到其中5位高管被刑事拘留的函。　　对有关伊利员工为此事人心波动的传言，他进行了否定：“没有啊！现在人心很稳定啊！”他透露，像每年年底进行的文艺汇演都在照常进行，并没有受此事影响。　　在笔者2004年9月24日这天的日记里，还记载着在“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上见到郑俊怀的情景：“与其他企业家不一样的是，他胸前却没佩戴鲜花、身后也没有呼应的随从，只是一个人，拎着一个纸袋子，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　　一些小事　　“我感到很痛心！很震惊！想不到郑俊怀这种优秀的企业家也倒下了。”窗外是北京今年的第一场雪，但北京赞伯营销咨询公司董事长路长全的情绪分外激动。路长全曾出任伊利营销部门副总经理，和郑俊怀有过长达两年的交往，所以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说自己“这两天心情特别不好”。　　末路英雄(15)　　对郑俊怀一生影响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幼年丧父：“那年我12岁，家里没有了顶梁柱，记得我的书包还是用父亲的白洋布毛巾做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走到哪里别人都瞧不起。这让我懂得一个道理，没什么可以让你依靠，一切要靠自己努力。”　　路长全介绍了郑俊怀的一件小事：“有一次，郑俊怀要来北京会见一家跨国企业的老总。他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在西直门附近找了个一家没有星级的旅馆，才180元每晚。第二天要和跨国企业老总见面了，怎么办？不能丢伊利公司的面子啊！正好他有一个朋友那天住在长城饭店，于是他打电话给朋友，说你把你的房间借给我用2个小时，我会见一下外宾。　　在路长全的印象里，郑俊怀还是一个很敬业、很谦和的人：“他常常工作到很晚，常常利用坐车的时间睡觉。有时我们一起出差，常常会讨论问题到深夜，有时甚至通霄达旦。有次我找他汇报工作，他听了足足有两个小时，没有打断我，只是在我谈完后，他才说，小路，你谈的主要是不是这样几个意思？”对于路长全后来在营销上面的很多建议，郑俊怀都采纳了。　　后来路长全想离开伊利去开拓自己的事业，郑俊怀找他谈了几次心，这些肺腑之言至今让他感动：“他说，我一年的薪水已经上百万，已经够用了，我要那么多钱干吗？人终是要死的。我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在法国读书，读书都是靠挣的奖学金。钱多了对孩子反而有害处，是害他们。你看，我都50多岁了，对我而言，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伊利的品牌能够做起来，能够做成世界级的企业，能让员工们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能让农民们能够富裕。我对它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不希望看到它出任何问题。”　　对于郑俊怀曾经打击报复竞争对手的传言，路长全认为完全是造谣。他介绍道：“蒙牛的牛奶曾经在湖北出了麻烦。伊利一些低层员工曾经想把一些不利的报道进行复印，然后散发。但郑俊怀召集了几乎所有的管理人员，明确要求不得散发一份对蒙牛不好的资料。他认为，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蒙牛的问题，我们要帮助蒙牛一起成长。郑俊怀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诋毁过任何人，却常常说，伊利培养了一批能干的人，这是内蒙古人的骄傲。”　　“你说这种平时就喜欢吃碗面条、一件衬衫穿了几年、出差不住200块以上宾馆的人，他会贪污？打死我都不信。”　　关于郑俊怀的“哑迷”　　在公布的资料中，郑俊怀涉嫌的是挪用资金，用来进行MBO的收购。路长全认为关键是如何去界定这个问题，“首先，是不是他自己拿的？其次，这钱拿去干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进行MBO收购，那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伊利关于MBO的事情，当初都是当地政府要做的，是他们同意的。”　　路长全打了个比方：“比如我们三个人是某个企业的高管，现在当地政府鼓励你们买下这个企业。怎么买？按市场价？那我们买它干吗？我们哪有这么多钱？肯定要折价卖给你，于是每股10元变成每股5元卖给你。但这叫国有资产流失吗？再说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这就像三只猴子分香蕉，怎么分都不公平，最后香蕉坏了，于是全丢了完事，大家反而高兴了。”　　末路英雄(16)　　路长全分析，这可能是一些人报复的结果：“有几个人贪污了几百万，郑俊怀就说你们走吧。没想到他们反过来又弄了他。郑俊怀对事业的兴趣远远大于金钱的兴趣，有些事并不是他想要做的。”　　对事情背后的复杂性，路长全打了个“哑迷”：“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有股份要卖给你，但我们在私下里还得有一个协议，你买的股份里我又要占有多少比例。明白了吗？　　路长全归纳了郑俊怀的三个特点：正直、稳健、勤劳。路长全悲观地断言，“我太了解这个企业了，郑俊怀个人的威信和人格的力量，在伊利没有人能比得上。但他永远挂在嘴边一句话：伊利是大家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郑俊怀是个干事的人，他应该没有拿一分钱回家，但背后有太多的阴谋家，可能在某种力量的推动下做了一些事情。他是整个企业的主心骨，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伊利会怎样。”　　“我非常希望这个事情都顺利过去，祈祷郑俊怀能够重新回来执掌这个企业。不要像李经纬似的，弄来弄去等到他卧床不起了，又把他抬出来。”　　请善待中国企业家　　路长全认为，现在中国存在着“媒体暴力”：“中国的一些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企业家太苛刻，不了解他们是多么艰难、多么苦，常常认为自己又搞掉了一个，心里就很踏实似的，殊不知一笔捅死的是一个养活了成千上万人的企业。其实这非常危险，会大大增加整个中国社会营运的成本。”　　在路长全眼里，这些“居心不良”的媒体，就是一群害人非浅的蝗虫：“农夫一年365天在土地上默默耕耘，头顶烈日、每滴汗水摔成八瓣却毫无怨言。当收割季节来临时，农夫看着即将熟透的庄稼露出幸福的笑容。突然，一群蝗虫铺天盖地从天而降，把所有辛苦的劳动成果一扫而光。农夫蹲在田埂上，泪流满面……”　　“中国的企业家都不容易，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把企业做了起来。他们所付出的个人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比如中国最大硅胶生产企业宏达化工的老板，小学都没毕业。在别人帮不了自己的情况下，他自学了高分子化学，三年后一举攻克了世界性技术难题，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科研价值和市场价值。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脊梁，这样的企业家我们不去善待他们，我们要去善待谁呢？”　　路长全分析，所有的经济之争背后是品牌之争，而品牌之争后面是信任度之争。中国必须成长起自己的强大品牌。但是，当中国自己的品牌还有缺陷时、还处于襁褓时，媒体和人民应有胸怀接纳、支持自己的品牌，所有的行为都应该是善意而不应该是破坏性的。　　“我很替中国的这些著名品牌当心，这些年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现在就这么轻易地把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搞掉，这么好的人都出事了，大家还能相信谁？中国大企业倒下一个，谁最高兴？谁受益最大？我想肯定不是本土企业。现在往往出事的，是那些强势行业中的强势企业，火腿肠行业如此、家电行业如此、牛奶行业如此、补钙产品行业亦如此。国人当警惕啊，窝里斗现象是最可悲也最可恨的，这会让所有的中国企业家都寒心的。到时，就让那些国外的企业大肆在中国掠夺财富吧！”　　末路英雄(17)　　最后路长全“央求”道：“你们媒体的力量还是比较强，你们帮帮他们吧。”　　个人小档案姓名：郑俊怀职务：原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出生：1950年9月籍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学历：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主要产业：乳业主要经历：1974进入呼和浩特市农林局工作，1975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呼和浩特市国营畜禽场副书记、副场长，1980年1月至1982年12月任呼和浩特市奶牛公司招待所所长，1983年1月至1993年5月任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厂长，1993年5月开始任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CEO，2004年12月因涉嫌挪用公款罪入狱，2005年12月31日被判刑6年。　　第四部 孰是孰非　　孰是孰非(1)　　纷繁复杂的中国知名企业家的是非争端背后，有经济利益的纠葛，也有人性的冲突。　　李金元与高管们“兵戎相见”、潘石屹与昔日好友“翻脸”、张宝全痛斥曾经的合作伙伴忘恩负义、倪光南对与柳传志长达20年的恩怨一直难以释怀……　　在诱人的利益面前，人性永远面临扭曲的可能。　　李金元与职业经理人的“战争”　　天狮高管哗变真相　　这是一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战争”。复杂的多方博弈，结果当然是多方都不满意。　　天津首富李金元执掌的国内最大直销企业——天狮集团，从来不缺乏关注点。而2004年爆出“高层管理团队集体辞职”的新闻后，一时间“CEO被董事长殴打”、“首席培训师被指控‘职务侵占和贪污’”、“中国区员工大清洗”等传闻沸沸扬扬……而事实的真相如何？　　为什么处在高速增长的企业，猝不及防地发生如此严重的人事危机？为什么相见恨晚的企业家与经理人，最终沦到相别如仇收场？为什么企业家与经理人的利益纠葛，总是不能在事前控制？　　记者就此采访了整个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李金元、骆超、王坤和王君平，揭开天狮人事大变局的台前幕后。虽然他们仍各执一辞，虽然他们的恩怨依然未了，但我们却从中思索一个更深远的命题：　　企业家的个人膨胀少不了经理人的捧场，而经理人的职业道德离不开企业家的栽培。如果企业的发展太快，信任的积累跟不上，企业家和经理人翻脸像翻书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海啸的发生丝毫没有影响李金元的兴致。2005年1月22日，天狮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金元如期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集团举办的第四届年会。　　依然是鲜花、依然是万人沸腾。此情此景，不禁让人回想起一年前的第三届年会——那是2003年12月1日，天狮集团召开了包括经销商、三一盛世员工参加的万人庆祝年会。会上，李金元、骆超、王君平、周华健四人肩并肩站在舞台上，一起高唱《真心英雄》，台下激情澎湃。　　所有在场的人当时都乐观地认为，董事长和首席培训师、执行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等人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但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几十天后，天狮集团却爆发了高管集体辞职的风波。　　剑拔弩张的正面交锋发生在2004年初。1月31日，天狮集团首席咨询顾问骆超突然提出想休息一段，并于次日带走了三一盛世营销策划公司（李金元占40%股份，骆超、王坤夫妇占30%股份）全部的财务资料和文件。　　2月2日，李金元在公司大会上指责骆超和王坤“侵占巨款，敲诈勒索”。当天，骆超正式辞职，随即天狮集团执行总裁钱港基也提出了辞职。　　2月3日，在钱港基与天狮集团副总裁白萍发生争吵时，李金元动手打了钱港基。　　2月25日，骆超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状告李金元“侵犯名誉”。两天后，李金元亦向北京朝阳区公安局报案，说骆超“职务侵占和贪污”。　　4月15日，天狮集团大中华区总经理王君平宣布辞职。　　4月19日，天狮集团另有数十高管离职。　　孰是孰非(2)　　4月20日，钱港基在网上公布5000多字的辞职信后离去……　　但几个月后，官司却一直没有太大动静——双方似乎偃旗息鼓。但各种迹象表明，双方暗地里的较量仍未停息，且有再燃“战火”的风险。　　事过境迁人事震荡后，依然牢牢掌控天狮的李金元从中得到什么教训？离职的天狮高管们今天在做什么？他们如何反思那场纷争？　　高管哗变后的李金元　　导致高管“跳槽”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个人欲望太强烈”。　　天狮集团位于天津市武清区新技术产业园内。一进大门，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巨幅伟人像和六个大字：“发展才是硬道理！”　　上到二楼会客厅，直面而来的是李金元的大幅画像，那神情和姿态，颇有伟人的架势。　　而在会客厅的左侧，是一个大鱼缸，几条金龙鱼在里面穿梭游弋。据介绍，这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鱼类价格昂贵，一条动辄几万乃至几十万元。但它们性格凶猛，极具侵略性。　　穿过会客厅往右拐，便是李金元宽大豪华的办公室。2004年岁末，一袭中山穿着的李金元在此接受了采访。背后是巨幅的世界地图，地下踩的也是绘有世界地图的地毯，表情严肃的李金元端坐其间，始终不苟言笑。　　对几个月前高管的出走风波，李金元不愿多做解释。他觉得，导致这些高管“跳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个人的欲望太强烈”。他抱怨道：“国外对职业经理人有一个评估，职业经理人的档案非常细致和健全，如果名声不好他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职业道德非常强，把自己的名声当作一个财产。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就不这样，干好干坏无所谓。这儿骗不了，上那儿骗去。一个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是不经常跳槽的，二三年就换一换，这个人绝对有问题。”　　但无可否认的是，自从骆超、钱港基、王君平等人进入天狮集团后，公司的业务达到了百分之几百的惊人增长。而在骆超的描述中，当初事业发展遭遇瓶颈的李金元，是那么饥渴地游说骆超等人的加盟。于是，三人分别以合作伙伴和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先后进入了天狮集团。　　在使用高管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判断失误”呢？李金元面露不悦，他质问道：“林彪还叛逃了。离开了林彪中国就不发展了？”李金元甚至有点懊悔地说，“我们原来用一个人，对他在原单位的所作所为了解得不够，现在我们必须去原有单位反复了解清楚。”　　在公司发展的某些具体数字上，李金元似乎模棱两可。在送我们进电梯时，他笑着解释道：“我对数字不敏感，但我对发展很敏感。”　　白萍是此次事件中的关键人物。骆超就曾直言，“白萍这个人是我离开的重要原因，她依赖和李总的关系，过分干涉我的工作，我不能忍受。”在天狮集团，我们没有见到这位副总裁。但凑巧的是，在与李金元交换的名片中，却有一张是白萍的——也许是他无意中拿错了。　　而在李金元飞往马来西亚参加第四届年会时，骆超、王君平等人已经加盟步长药业集团，正在国内策划另外一场“直销风暴”。销声匿迹好长一段时间的钱港基，更是在近日带着美国另外一家直销巨头——康宝莱，杀向中国内地。　　孰是孰非(3)　　“我们已经对天狮构成了威胁！”骆超自信地宣称。　　被资本方扫地出门的骆超　　骆超觉得“李金元太膨胀了，做的很多事让人难以接受”　　在全国各地寻找骆超的足迹，没想到他却近在咫尺。他的工作室兼休息室就位于和平里林达大厦。　　劈头盖脸全是书。在他200多平米的工作室内，从客厅、书房、到卧室，全是一排排高大的书架，上面堆满了几万册成功励志、销售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书籍。　　坐拥书城的骆超神态谦和。如果不近距离接触，你根本感受不到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不安——说到某个人或某个观点时，他总要马上站起身来，非得从书架上去找出相关的那本书来佐证。　　对“精神教父”这个称谓，骆超明确表示不喜欢，觉得“一听了就恐怖”。但从当初以手下十几万直销员的资格和安利公司叫板，到此次大批高管跟随他从天狮出走，足见他的影响力。　　多数人认为，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之争。骆超也曾表示过，“一个咨询公司应该从培训对象的业绩中提成，前期应该提成5%—10%，到后期可以是1%—3%”。如果按此计算，相比较三一盛世一年仅收取的几百万培训费用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而诱人的“蛋糕”。而天狮集团2003年在美国的借壳上市，让李金元的纸上财富飙升至60亿左右。为天狮集团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骆超，他心里会平衡吗？　　骆超却矢口否认“利益之争”，认为这是“光环的问题”。骆超承认，直销行业内，有时必须进行一些“造神运动”，但一旦他的光环盖过李金元时，两人的矛盾就无法避免了。　　形容李金元骆超用了两个字“农民”。在他眼里李金元“超越不了”，尤其觉得“他太膨胀了，做的很多事让人难以接受”。而李又喜欢被人拥戴，“整天弄几千人夹道欢迎，自己坐在敞篷车上面招手。”　　从一些网民发表的帖子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声音：“当初正是因为听了骆老师的《梦想定能成真》，我才决定加入天狮的。现在骆老师走了，我们的心都凉了……”　　对于被人指责人品有问题，骆超似乎颇为介意。他先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肯定人品有问题，因为我没有帮他把生意做得更大，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离开了，这个我就对不起他。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指什么。”　　但在这个话题过去之后，他在心里思忖良久，又主动跳回来解释：“当两个人反目成仇的时候，攻击对手都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人品有问题。站在他的角度看我，全是对不起他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我没他有钱，我没他有实力，没有他的平台，但是我三一公司的核心都跟我走了、王君平的中国区高层管理人员跟我走了。”　　因为没有股份而两次被资本方“扫地出门”的经历，让骆超铭记在心。2004年7月28日，骆超、王君平的双手和西安步长药业集团总裁赵涛握在了一起。这次，他们不再仅仅是职业经理人，还是新成立的傲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用王君平的话来说，骆超这次再也“逃不掉了”。　　孰是孰非(4)　　采访过程中，骆超的夫人王坤始终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偶尔做出一点补充或更正。当年，骆超因为破产而企图自杀，是她，把自己的男人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有意思的是，经过这次事件后，她递上的名片，不但公司名称发生了变化，名字也已经改成了“王怡人”。　　采访结束时，骆超还不忘和自己前一任老板做比较：“我这里的环境虽然没有老李那里豪华，但到我这里你一定会感到比他那里舒服。”　　董事长拳打执行总裁　　“新春事件”令我万念俱灰，痛心疾首　　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直接“打击”的钱港基，一直没有在视野里出现。　　据骆超介绍，他曾经去了时代华纳，任中国区的总裁。但数月后，不知何故又离开了。李金元对此表示了自己的不屑：“几个月换一个公司，你说正常吗？”　　在2005年1月14日的《第一财经日报》上，终于发现了他的踪影：他以康宝莱（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总裁的身份，陪同康宝莱全球首席运营官彭阁瑞，出现在于北京召开的世界直销协会年会上。　　钱港基素有“财务神童”、“扭亏高手”之称。此之前，他的职业生涯中，在一家加拿大木材公司、安利中国和露华浓中国都有不俗业绩。但在骆超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钱港基被打的惊人一幕。　　从2004年2月3日被打那天起，钱港基又在天狮集团呆了47天。4月20日，他公布了一封致“尊敬的李总”的信，然后“挂冠而去”。　　曾经“希望能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天狮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钱在信中披露：　　当我感觉到相互逐渐了解、逐步适应的时候，发生了不愉快的‘新春事件’，令我万念俱灰，痛心疾首。　　事不过三，近两个月来，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为天狮全球业务的发展、规范及改善积极努力。但我渐渐失望了，因为我每一天所看到的、所觉察到的，都是天狮现有企业的方针、政策和理念在走回头路……我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具‘执行总裁’头衔的CEO，令我感到再做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一个月以后，钱港基又与天狮国际传媒公司经理张向东联合署名发表了一份声明，称：“钱港基被天狮集团李金元、白萍打了等等均属无稽之谈”，“钱港基与天狮集团的合作是愉快的和值得信任的”。　　但愿钱港基真能忘记，这段令他曾“万念俱灰、痛心疾首”的不快。　　守口如瓶的王君平　　如果缺乏这个平台，他就没有舞台去演戏了　　前不久，傲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合资成立了伊康傲普国际管理机构，王君平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当赶到建外SOHU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给一帮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见面之前，曾听到一则原天狮集团员工编排王君平的笑话：员工A抱怨工作累，整天忙得跟驴似的。员工B说，最近开年会，他已经累得像骡子一样了。员工C说，你们嚷嚷什么？你们知道比驴和骡子更累的是谁吗？员工A和员工B问：“是谁呀？”大家回答：“王君平。”　　十几分钟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王君平礼貌而警惕。对那段“前尘往事”，他一再表示不想再谈。王君平甚至以一颗“报恩的心”，对李金元当初的信任表示了感谢。　　孰是孰非(5)　　而据骆超介绍，因为还有几万块钱工资拖着没付，王君平曾为此把李金元告到了天津武清区劳动仲裁处。较量仍在暗处进行。　　谈到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的关系，王君平深有感慨：“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企业要发展，光靠自己一个人或家族是不够的，他必须依靠那些富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而对于我们职业经理人讲，也需要一个适合自己成长和发展的平台。如果缺乏这个平台，他就没有舞台去演戏了，那还怎么发展自我？”　　王君平谈起自己心目中喜欢的企业家，觉得应该具备三个特质：一是诚信，待人要真诚，说过的要算数；二要有胸怀，人都有犯错的地方，不可能一个人做100件事都对，企业家要给职业经理人机会，去帮助他们；三是要有眼光，企业家需要去把握市场的走势、趋势，而职业经理人要做具体的事情，从而达到企业家所定的目标。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多出身卑微，他们身上存在着什么“致命伤”？王君平娓婉地劝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一样，都需要不断的修炼。为什么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受限并最终衰亡？就是因为企业家修炼不够，没有随着企业和社会成长而同步成长，到最后他就落伍了。”　　半个小时后，笔者只好“放走”守口如瓶的王君平。在离开时，发现返回自己办公室内的王君平，正独自一人临窗而立。他在2005年1月5日下午那场大雪中静思——也许是因为未来的职业经理生涯还很长，所以年轻的王君平显得格外谨慎，不想再惹是非。　　是什么导致最终翻脸　　双方最好不要咬得太紧，否则对大家都不利。　　北京圣吉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裁林正大认为，李金元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之所以爆发“战争”，关键在利益分配结构方面有问题。　　当初承诺给高管30%的股权，但第一年才赚了100万，分给职业经理人不过30万，可能塞牙缝都不够。但过了几年，一年能赚1个亿了，就得分给职业经理人3000万。那时老板就觉得亏大了——这个企业是我的，是我给了你一个发挥才能的平台，你不过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凭什么要3000万？给200万就很不错了，你就不要再贪心了。职业经理人心里也会不平衡，认为没有我，哪来这百分之几百的增长？　　一个企业家在创业初期设计利益结构时，如果眼光不够长远，经常会陷入这种利益纠葛之中。如何避免？关键在于设计短期、中期、长期的利益结构问题。　　另外，情商也决定着人生成败。李金元是比较本土的企业家，而骆超、钱港基、王君平都在安利等大公司呆过，他们的管理思维比较现代化，两者在融合的过程中会有矛盾和冲突。　　按道理，他们正处于“蜜月期”，为什么一些偶发的事件和冲突会导致最终翻脸呢？这关系到老板个人的修炼问题。　　如何避免个人情绪影响企业的运作？在《学习型组织》里说得很清楚，第一项就是自我超越。美国的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发现，很多顶级CEO的管理风格，和他的个人风格往往并不完全一样。比如，你平时很内向，但你在公司里却表现得很霸道；可能你平时脾气很冲，但在公司里却表现得很有耐心。　　孰是孰非(6)　　这是否会压抑自己的个性呢？林正大认为，这是对自己个性的一种发展和扩张。你要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不断把自己放大，这样才能海纳百川。假设企业里只用和你合得来的人，那么这个公司就会发生扭曲，就会近亲繁衍，最终冒出一堆白痴。你越多元化，企业的智慧就会越宽广。　　林正大认为，如果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出现矛盾，双方最好不要咬得太紧，互相先冷静一下，否则对大家都不利。　　在创业初期，你直接招来一个团队，它的好处是容易沟通，可以降低沟通成本。但缺点呢？就是抱成一个小团体，整个班子都听某一个人的，会导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融入大团体比较困难。　　像安利，它基本上不倾向于去引进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因为这样造成的痛苦和后遗症也会比较多。引进一个团队，甚至可能会扭曲安利原有的一些文化。　　从老板的角度来看，关键是选择的是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利益。也许你可以利用职业经理人把江山打下来，然后削藩；作为职业经理人，这个小团队就是你的资产，你能不能把你的资产绑在一起形成筹码，但同时又要避免两败俱伤，这就很值得考虑了。矛盾产生的过程分事前、事中和事后。　　事前，你要找对老板，理念要沟通透彻，清楚大家的底线是什么。你要学会运用法律充分保障你的权益。比较厉害的职业经理人，还会去观察老板旁边影响到他决策的是哪些人。　　事中，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你要协助老板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管理结构，让公司的治理结构慢慢规范化。决策权和执行权，越早分开越好，双方互相不踩线。　　事后，出了矛盾后怎么尽快地消解？作为职业经理人，尽量不要把矛盾闹大。如果这次把自己的老板干掉了，或者把老板的盘子给掀了，那以后谁还敢用你？　　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金元　　职务：天狮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出生：1958年6月　　籍贯：河北省沧州市　　学历：南开大学EMBA　　主要产业：保健品直销　　主要经历：20岁时李金元开始担任华北油田的生产主管，随后担任过长春塑料厂厂长、沧州渤海饲料蛋白粉厂厂长等职务。1993年，他到天津创办天狮。开始想搞房地产项目，但是1993年恰逢国家紧缩银根，李未出手就受到了打击。随后，他选择投资天然动植物功能素“骨参”的制造，不久产品试验失败，赔了所有的钱。1994年秋，他转向“天狮营养高钙素”，并依靠直销方式推广。其后的短短3年间，李金元在全国发展了大约300万人的传销队伍，据说有5000万人使用了高钙素产品。仅1996年初到1997年8月的20个月里，天狮靠传销就有了19.89亿元的销售额，利润高达6.39亿元。1998年国家开始打击传销后，李金元开始到国外发展，在俄罗斯、东欧、马来西亚通过传销的方式销售天狮产品。据称，天狮目前已经在10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在国内设有近5000家专卖店，产品远销世界190个国家及地区，在全球拥有1000万人的稳定消费群体。　　孰是孰非(7)　　潘石屹的感情纠葛　　多年情谊如何定价？　　著名的房地产商人潘石屹有一段时间特别烦，因为有三个曾经亲密无间的老部下，却一起联合起来要起诉他。而他背后，是态度更加强硬、不肯轻易做半点让步的妻子张欣。　　一个是13年前就跟随创业的合作伙伴、一个是25年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个是30多年的世交，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挥戈相向”？　　一个是从小生长在甘肃天水农村的“土鳖”，一个是十几岁就去了国外并深受西方文化浸淫的“海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由最初的争吵打闹最终磨合成牢不可破的“夫妻档”？　　和媒体一直友善有加、相得益彰的京城房地产大腕潘石屹，在不久前接受国内某家电视台采访时却突然翻脸：“你不要再问了，要再问，我就不接受采访，你出去！”　　是什么让潘石屹在采访中一直闪烁其词、最终恼羞成怒呢？事情得追溯到2004年6月的一纸诉状——北京红石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汪钢、谢光学、姚军等人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该公司最大股东潘石屹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转让了原红石实业所拥有的现代城、建外SOHO的相关权益，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们的利益，并提出共计1.05亿元的赔偿要求。原告们在诉状中称：“潘石屹以上两次非法转让的实质，是其作为红石实业的董事长以权谋私、非法转移、侵占公司的合法财产及权益，使其变相成为潘氏夫妇共有的非法财产……”此案被业界称为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第一案”。　　一度表现出巨大诚意的潘石屹，在与几个小股东经过20多轮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后，却突然关闭了和解的大门。2005年3月15日，原告方在得出其已无和解诚意的结论后，由原告代理律师告知高院，请求法院恢复审判程序。据悉，法院已经下达通知，在2005年5月26日对原告另行提出的股东和董事知情权一案先行开庭审理。　　但在开庭前的5月24日，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原本“放手一搏”的几个当事人最终“偃旗息鼓”并签定了和解协议，潘石屹于5月25日在和解协议上面盖上了公章，赔款几天后即一次性全部付清，原告律师于6月1日正式撤诉。但双方约定，具体赔款金额对外保密。　　“这个人真是太两面派了，我们觉得自己太老实了。”在和解之前，三个小股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受过欺骗后的愤怒。　　姚军：13年的创业合作伙伴　　“我比较矛盾，我并不想走这一步。”　　在三个状告潘石屹的小股东中，现任北京阳光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姚军，是当初对要打官司最想不通、也最不情愿的一个，“他们刚开始来找我时，我比较矛盾，我并不想走这一步。”回首从前，姚军有种“情何以堪”的感伤。　　那是1992年，北京万通刚刚成立不久，去中关村买电脑的潘石屹碰上了24岁的技术人员姚军。打过几次交道后，潘石屹对他感觉良好，于是请他吃了一顿饭，并盛情邀请姚军加盟北京万通。　　当时公司在北京怀柔县，条件十分艰苦，留不住人才，很多大学生呆了一个礼拜就一去不返了。但姚军还是很怀念那段没日没夜却干劲十足的创业岁月：“有时候累得不行，只要有两分钟的空档时间，我就会立马倒在地下，呼呼大睡。”　　孰是孰非(8)　　那时候，万通在海南的业务已经慢慢萎缩，公司的重点放在了北京。1993年，万通正好赶上发行法人股，姚军参与了公司股份改制并负责募集资金。当时没有证券法、没有公司法，没有人对此内行，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困难可想而知。“现在回想起来仍惊心动魄，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寻求潜在的投资者。刚开始没有什么动静，但到最后的几天时间里，大家开始疯抢起来，有时一天有上千万的资金打到账户上来，有些钱甚至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紧接着在1993年底，国家就开始了宏观调控，如果万通没有募集到这三个亿的资金，当时可能就没了。”　　后来公司搬到了北京市东二环边的保利大厦，姚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办公室在518号房间。那时姚军与潘石屹的关系，可以用“心有灵犀”来形容：“我们之间的交流，到了极其简单而有效的程度，他说一句话，别人可能听不懂，但我明白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很好地完成。”两人的私交也非常亲密，姚军回忆：“潘石屹和前妻当时带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我们都叫他宝宝，我非常喜欢那个小男孩。”　　由于经营观念等诸多差异，潘石屹和其他5个股东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被调任到上海总部去任总裁，其实上是被架空起来。被看成是“潘石屹亲信”的姚军，也被调往上海出任总裁助理。1995年6月，潘石屹选择了“出走”，姚军也紧接着在7月份提出辞职。一开始姚军不太好意思这样做，感觉上好像对不起冯总似的，家里人也不赞成他放弃当时已有的稳定收入去冒险。潘石屹和太太张欣从夏威夷回来后，就给姚军打电话，邀请他一起去另外做一个小公司，潘石屹鼓动说：“如果做不好，大不了我们再回去打工。”　　凭着分家时得到的大约二百万现金，潘石屹创建了红石实业，最开始就潘石屹、张欣、姚军三人。所有加盟的创业者，月薪都在原有基础上拦腰砍成一半，而且没有什么福利、没有奖金，原来月收入已经上万的姚军，每月只能拿到4500元工资了。　　由于姚军在万通时积累的融资经验和资源，他仍被委派担任至关重要的“找钱”工作。“最开始的一二百万根本就不算钱，发发工资、交交房租就没有了，公司随时面临现金断流而倒闭的危险。潘石屹经常是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用一笔钱了，我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去筹措。记得有一次，我终于把一笔几百万的借款支票拿到手，一个人坐在破旧的桑塔纳里，兴奋得啊啊大叫……”　　有一个场景在姚军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开始时张欣还没有从她任职的旅行者集团辞职，仍在国贸中心三十几层的办公楼上班。有时我和潘石屹去找张欣，三个人常常站在临窗的办公室里，潘石屹兴奋地指着远处建外SOHO和现代城的两块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地盘啊！我们俩听了都热血沸腾，有干一番大事业的冲动。”　　谢光学：24年前“睡在上铺的兄弟”　　“尽量不要把以前的事情都抖出去，做人不要搞得太绝了。”　　在现任北京阳光时代投资公司总经济师谢光学眼里，24年前的潘石屹是一个聪明好动的小弟弟：“1982年，我们都在廊坊市石油管道学院读企业管理，潘石屹比我年纪小，但比我高一届，我们在一个宿舍住过。学校周围有不少农田，有时我们和潘石屹一起跑到外面刨来一些地瓜，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　　孰是孰非(9)　　毕业后，两人又分到了一个单位——廊坊市石油管道局机关。1986年，谢光学调回北京，而在其后的一两年潘石屹也去了深圳，开始了他的商人之旅。其间，两人偶有书信来往，潘石屹还曾为了自己父亲经销的石棉产品，托谢光学在北京寻找过销路。　　在海南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后，潘石屹于1992年8月回到北京做房地产，并盛情邀请谢光学加盟。由于小孩当时有病，自己单位的事也无法一下子完结，谢光学直到当年年底才加入进来。　　谢光学认为，潘石屹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很有一套经营手法，把阜成门的万通新时代广场做火了。但由于当时万通盲目扩张，在投资东北华联、进军陕西房地产等项目上都出现了失误，6个股东出现了激烈的矛盾，于是潘石屹出来创办了红石实业，谢光学等人也陆续跟着出来了。　　在谢光学的印象中，潘石屹是在1994年通过冯仑的介绍认识了张欣，但婚后一起创业的日子并不是那么亲密无间，两人为公司的事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当时第一机床厂的项目（后来的建外SOHO）签下来后，开发的大笔资金需要四处筹措。“我们曾和一个德国人谈判，按道理中方应该是潘总出面，但张欣却抛开他们和翻译，直接用英语和对方交流，把我们完全撇在一边。”干坐一边的潘石屹当着德国人的面不好发火，回来后就和张欣大吵了一场。　　潘石屹与张欣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时潘石屹自己的公司是红石实业，拥有现代城项目20%的权益；张欣自己的公司是香港中凯集团，拥有现代城项目25%的股份。中凯集团和红石实业有一个管理协议，前者委托后者对现代城项目进行管理，中凯每年付给红石实业50万美金的管理费。据谢光学回忆，这笔钱后来从没有支付过。　　谢光学等人也和张欣发生过直接冲突。他记得，在开一个销售会议时，张欣主张在广告上保证，说业主买了我们这个房子后，每年的回报不低于15%。谢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而且没办法保证。当时两人在会上就吵了起来。　　那个时候，潘石屹总是站在自己的老部下一边，而且与张欣之间在财产上分得很清楚。“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刚开始总吵架，两人都觉得婚姻关系不是很稳定，所以算得很清楚，后来打出来了，慢慢地就适应了。”　　在几个当事人当中，谢光学和潘石屹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甚至两人的手机号码都仅差一位数。现在每次进行谈判，都是先由潘石屹和谢光学联系。就在2005年5月份，好久没有理睬他们的潘石屹，在得知媒体开始调查此事时，又突然给谢光学打来电话，说还是可以继续谈嘛！谢光学感慨：“从我做人的原则来讲，我真不想和他闹翻。如果他对一些事实还是不承认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证据反驳他。我们现在说的仅仅是小股东利益的事，就尽量地不要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抖出去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想这样做，做人不要搞得太绝。”　　汪有芬、汪钢父子：30年的世交之情　　“这是我老同事的孩子，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张欣不止一次地在媒体面前说过，有两个人对她的这一生影响最大：一个是潘石屹，一个是汪钢。她也亲自对汪钢说过，其他的人都只了解我人生的某一部分，只有你对我的整个人生全部都了解。　　孰是孰非(10)　　两人的情谊，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年少时光。汪有芬是汪钢之父，曾任《北京周报》社长兼总编辑。这位78岁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外文出版社英文部当主任，张欣父亲叫林清雨、母亲叫张美瑛，都在同一个出版社任翻译。两人离异时，张欣还是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张美瑛一个人带着她，生活上有些困难。”　　张欣从小个性就比较强，有次母亲一气之下打骂了她，她就一个人出走了。“我听了也很着急，因为自己眼睛不好，于是就发动部门的同志一起去找。最后在北京站，发现她在一个角落睡着了，要她回来时她还挺不高兴，认为一回去自由又没了。”　　70年代后期，张欣的母亲先去了香港，把尚在读初中的女儿借宿在同事家中。1980年的春天，张欣也随后去了香港，所有的手续也是汪有芬亲自去派出所办好的。临走前，张欣还在汪家住了两个礼拜。“我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聪明好学，也比较懂事，所以走之前我们还带着她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西餐。”随后，汪钢获得了美国一个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也于当年夏天去了美国。汪钢经过香港时，还专程去看望了张欣。　　刚开始几年，张欣在香港也过得不容易，14岁就做了纺织女工。每当心里有什么苦恼时，她就写信给汪钢倾诉，而汪钢总是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安慰她，并劝她不能老去打工，还得坚持学习。后来，汪钢帮张欣在美国联系了一家学校，但因为签证办不下来，她后来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并取得了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汪有芬去美国探亲时，正碰上潘石屹、张欣也到美国渡假，潘石屹还亲手操刀做了一顿饭给大家吃。　　张欣在香港创办的中凯集团，最开始的两个投资者是两位英国朋友，每人投了50万美金。凑巧的是，其中一位是汪有芬的好友。有一天，这位英国朋友来汪家做客，看见张欣竟也在场。事后，她向汪有芬询问张欣的情况，汪说：“这是我老同事的孩子，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后来这个英国朋友告诉汪有芬，她之所以决定投资，和他的介绍有一定关系。　　因为长达30年的亲密交往，所以潘石屹和张欣在创办红石实业时，把汪钢从美国游说回国，加入了他们的创业队伍。在刚开始的几年时间内，两家一度来往密切，常常一起去看电影、吃饭。汪有芬对潘石屹的印象开始也挺好，觉得这个人虽然是生意人，但感觉还不那么俗气，对老人也挺尊重的，有时过年过节还给汪家送来一些蝴蝶兰之类的盆景。　　多年情谊如何定价？　　“在2000年前后，一切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时间如果就此停顿，那么留存在每个人脑海中的，将只是那些峥嵘岁月中的美好情谊。但是，在2000年前后，随着好运砸在现代城这片土地上，于是一切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姚军回忆，大约在2000年的某一天，潘石屹突然提出：以现代城的一套价值一百万左右的房子，置换几个小股东手中分别持有的2.5%的股份。但姚军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姚军为此还专门与潘石屹进行了交流：“我原来一直认为我们是合作者，如果把这个股份置转了，我们就变成一种纯粹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了，这种状况我和我的家人都难以接受。”随后张欣表态：你姚军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你没有问题，就不用转了，但其他的人必须要转。但最后此事在大家抵制下不了了之。　　孰是孰非(11)　　汪钢进入公司时，投入了100万人民币，占5%的股份。后来汪钢回美国时，他要求要保留股份，潘石屹说没问题。1998年汪钢回国探亲时，潘石屹却劝汪钢说，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听说你的投资里面有你父母的钱，老人家如果不愿承担这个风险，可以把股份转让给他。汪家当时住在机关宿舍的四楼，汪钢的母亲腿脚不太方便，想回到杭州老家去买个房，于是汪家提出按250%的价钱退出一半的股份。　　潘石屹回答，那我回去跟张欣商量一下，年底去香港之前给你们一个答复。但后来直到去了香港，潘石屹也一直没有回音。急着买房的汪有芬于是给潘石屹打了长途电话，问他到底能出多少钱购买股份。潘石屹回答说还没商量好。汪有芬觉得凭两家的关系，不妨先借50万元，以后在汪钢的红利里扣。这时潘石屹的口气有点为难，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借钱的要求。　　但想不到的是，几天后张欣给远在美国的汪钢发了个邮件，说你父亲强压着潘石屹要借50万块钱，事实上你离开红石实业时就应该把股份退了。汪有芬看到这封邮件后十分气愤，于是又打电话给潘石屹理论，潘石屹还一个劲地安慰老人，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个人的性格，你就不要生气了……次年，汪钢还是以23%的年利，退出了2.5%的股份。汪有芬认为，这个作价，等于是给潘石屹贷了几年款。　　与现代城项目的巨大成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每个小股东前后仅仅进行了两次共150万元左右的分红，再后来红石公司的账面上竟然出现了亏损。而更让姚军等人诧异的是：2002年3月12日，潘石屹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未与股东协商的情况下，与北京第一机床厂、红石建外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将红石实业在该项目中的所有权益，全部无偿转给了由潘石屹的妻子潘张欣（有意思的是，经过几年的磨合，潘石屹与张欣这对“夫妻档”合作得日益默契和稔熟，就连张欣的名字后来都改成了潘张欣）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红石建外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25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占该公司90%股份，3月5日将该股份转交给其关联企业SOHO中国BVI2，同年7月法定代表人由潘张欣变为潘石屹）。令谢光学不解的是，到2002年为止红石实业已经为此项目投了一个多亿，等于鸭子马上就煮熟了，却把90%转让给了SOHO中国（BVI2）。据谢光学估算，红石实业因此遭受的损失在15亿元以上，他说：“这纯粹是空手道，是巧取豪夺。”　　资料显示，建外SOHO当年总销售额24亿元，名列北京房地产十大热销楼盘榜首。而经过转让之后，红石实业对建外SOHO的权益已从100%减至10%，对3位小股东来说，原来每人2.5%的权益也随即变为了0.25%。据谢光学估计，仅在建外SOHO一个项目上，3位原告损失就超过了1亿元。　　同样，2003年3月1日，在现代城获利最丰时，潘石屹将红石公司所拥有的该项目20%的股权以低于原出资额1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潘张欣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SOHO中国BVI1有限公司，红石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全然不知，也未签署过任何相关文件。　　潘石屹夫妇与姚军、谢光学、汪钢多年的情谊就此崩裂。再次见面时，姚军等人已经是以原告的身份，和被告潘石屹进行谈判。第一次见面时，潘石屹还笑着给汪有芬打招呼，说您老变化不大，就是头发白了。开会时，汪有芬正好和潘石屹对坐，他首先以长者的口气批评了潘石屹，说他对老朋友们做得太过分了，他引用一篇相关报道中的话说：“你寻求SOHO中国上市的过程，就是消灭红石实业的过程，你是要把红石实业搞垮啊。”想不到潘石屹马上跳了起来，说你不要谩骂，你是局外人（汪有芬是汪钢委托的代理人），请你出去……　　孰是孰非(12)　　利益当头，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说法，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几个当事人内心深处的谋划慢慢跃过情与理的框架，最终走向法的较量？多年的情谊为什么拦截不住“利欲”这匹脱缰之马？　　即使在重新启动司法程序后，姚军仍然没有忘记告诉自己往日的那位兄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不能过于贪婪，当你把贪婪戒掉之后，得到的不仅仅是有形的金钱，也许会更多。”　　让亲兄弟们不再打架“如果有外力作用，我会变成一个婴儿”在法律这架冷冰冰的机器碾碎几个当事人之间残存的最后一点情面之后，一连串的“陈年旧账”被继续激荡出来。原告代理律师王晓滨介绍，本案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几个疑点：一、为什么红石实业会出现亏损？那么大的开支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核红石公司的会计报表中就曾发现，没有任何单据的业务外支出仅一年里就有500多万元，在另外一年里又发现公司费用中列支个人代付房款500余万元等问题；二、红石实业的股东到底是6个人还是5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做爱地的公司占5%的股权，它现在到底是不是股东？潘石屹曾经要求把这个股权转让给他的亲戚，据知情者说，双方已经成交，但潘石屹并未按公司章程要求征得全体股东同意。由于潘不向汪钢透露转让价格，汪拒绝签字。市工商局注册表上爱地仍是红石股东，但爱地自称与红石实业已无任何关系；三、像长城脚下的公社、博鳌的房地产等项目现在是否还在红石实业名下？红石实业还有没有其他的投资项目；四、SOHO中国的资金到底来源于哪里？根据红石建外2003年财务报告显示，有SOHO中国公司26092万元的“其他应收款”，而在红石建外注册资金进账时间表中，SOHO中国（BVI2）又先后投入二千多万美元，它们之间是不是有内在联系？谢光学等人不由得怀疑：先从其他地方挪一笔钱投到红石建外来，然后又用红石建外的钱垫上，到时再以分红的钱还上。　　但要真正厘定中小股东权益被侵占，在法律条款和具体操作上还是存在着诸多难点。原告股东在提起和进行股东代表诉讼时，其举证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料或证据的收集。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但是对于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复制公司会计账簿和原始会计凭证。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被告律师张学兵则认为，如果公司的股东都要求查阅公司的原始凭证，将严重干扰公司的正常工作。三位原告则认为，他们都仍然是红石公司的董事，如果董事都无权查阅这些材料，还有什么人能有这种权利？　　针对举证问题，北京中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滨指出，由于股东与经营者信息资料上的不对称，或者在收集证据时得不到公司的配合甚至公司隐瞒或隐藏证据等情况下，如果规定由原告负举证责任，显然对股东不公平。因此他建议对股东代表诉讼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王晓滨一直想追加SOHO中国等公司作为被告，“但由于它们是BVI公司，即使它们的法人潘张欣坐在隔壁办公室，你的起诉书也得通过外交途径先送到英属维尔京群岛，然后再转到潘张欣手中。其他诸如调查取证之类的事情，更是难于上青天。”　　孰是孰非(13)　　即使困难重重，但王晓滨认为此案仍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一股独大的情况在私营企业里同样存在，而造成私营企业被掏空的原因则和股东知情权无法保障密切相关。”汪钢为此曾上书全国人大法制委，希望借此案来完善公司立法、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规范公司高管的不当行为。　　潘石屹曾在自述中说到：“人有三种——第一种骆驼，吃饱喝足把能量存在身体里；骆驼里面有少数会成为狮子，这就是第二种人，要学会竞争，去做领袖；第三种人是婴儿。”他分析自己，1988年4月之前是骆驼，后来变成了狮子。他说：“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是友善，对周围的人很有爱心。我想，如果能有个外力的作用，我会变成一个婴儿。”　　从狮子变成婴儿，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潘石屹自身的修行和顿悟去完成，这个外力恐怕得依赖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完善。正如王晓滨律师所说，“让感情和利益受到法律的制约或保护，让亲兄弟们以后不再打架！”　　个人小档案姓名：潘石屹职务：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出生：1963年10月籍贯：甘肃省天水学历：石油职业技术学院主要产业：房地产主要经历：大学毕业后到国家石油部工作，1987年起开始在深圳和海南开创自己的房地产开发生涯。1992年，潘石屹与人合作共同创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开发出一系列房地产项目，包括北京万通新世纪广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大厦、北京万通理想世界（现改名为新城国际）。1995年潘石屹与妻子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自公司创建以来，两人共同开发了一系列房地产项目，分别为：SOHO现代城、博鳌蓝色海岸、建外SOHO、长城脚下的公社等。长城脚下的公社在2002年威尼斯双年展上荣获大奖。潘石屹目前是中国最活跃的房地产商人之一，曾“玩票”参演电影《阿司匹林》男主角，已经成为一个娱乐化、善玩概念、精于反策划的地产商人。　　倪光南：希望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和柳传志一段20年的恩怨关于柳倪之争，已经过去20年了，但余波一直未了，这可能归结于倪光南一直以来的不屈不挠的“鸣冤”。　　有人说，联想的路走错了。柳传志“抛弃”倪光南，持意走“贸工技”的路线，是害了联想；也有人认为，倪光南太书生意气，太固执、太自私，“历史不可能回到1995年再按照倪光南的意愿重新走过，而柳传志今天的联想似乎比1995年能够想象的还要辉煌。”　　对于一位知名的科学家，倪光南偏不服这一口气。　　“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狱！”2004年12月8日凌晨，在联想大厦三楼圆形会议室里，柳传志语重心长地对80多位高层管理人员叮嘱道。几个小时后，联想集团在北京五洲大酒店抛出爆炸性新闻：用12.5亿美金收购IBM的PC业务。　　各种质疑随即汹涌而至。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近几年来联想的发展之所以裹步不前，关键是因为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撑，这导致了它今天的这场“豪赌”！而经济学家左大培的《联想的路走错了》一文，在网络上更是广为流传。他用近2万字的篇幅企图论证：从最初的“技工贸”，到后来的“贸工技”，联想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　　孰是孰非(14)　　离开联想快10年了，前总工倪光南在做什么？他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　　“这次收购代价太高”　　为什么联想要进行这次“惊天并购”？倪光南认为“联想有这个需要，因为它这几年的发展停滞了。”　　他评价道：“这个代价太高了！IBM早就想把PC业务卖掉，因为它一直不挣钱，而且技术含量也不高。IBM找到了一个好买家，卖给其他人可能卖不了多少钱。IBM很聪明，在出卖PC业务之前，它把深圳的工厂给改组了，把利润和技术含量都比较高的服务器拿了出来，拿来和长城公司合作做，而且IBM绝对控股。”　　倪光南认为，自己在当年已经为联想找到了未来之路：“1994年左右，我们进入通讯领域时，品牌、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条件比华为优越多了。第二台程控交换机卖出去后，就把开发费用赚回来了。但因为我下台了，联想就不支持了。”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院士，至今仍心有不甘：“我一个人的下台倒罢了，但和我关系密切的一大批科技人员，也因受到压力纷纷离去。像程控交换机、芯片等一些重要的科技项目终止了，‘技工贸’的方向改变了，不要技术了。”　　在中关村，一直流传着“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经典故事：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开发出了联想式汉卡，成就了联想公司；张玉峰找到王选，开发出了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成就了方正公司；万润南找到了王辑志，开发出了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四通公司。而在今天，倪光南和王辑志早已出局，王选在历经“逼宫事件”之后，也已经淡出了。中关村变成了商人街，已经没有科学家的位置了。　　但在当时，这种选择似乎无可避免。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在谈到当年的“柳倪之争”时这样说到：“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　　有人痛心疾首，认为当年的这种“短视行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最终滑向代工厂商的根本原因。阿果在《不能失去联想》一文中为这些总工们大鸣不平：“联想过于神化了柳传志们的运作，而不公正地贬低了倪光南们的奉献”。他追问：“支持柳传志们昨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前天积淀下来的技术成果；支持柳传志们今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昨天到联想后重新开发出来的技术；支持杨元庆们明天运作的，又是什么呢？”　　但历史具有不可逆性。柳传志领导的联想就摆在大家眼前，我们却难以想象——倪光南领导下的联想，到底会是怎样一番风景？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看不到企业家倪光南，但我们能看到科学家倪光南。　　采访原定在翠宫饭店的大厅内，但为了了解倪光南现在的工作环境，提出改在他办公室里进行。　　见面时还是闹了点“误会”：比预定时间提前20分钟，倪光南就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待我们来到中科院计算所5楼的办公室时，却不见倪光南的踪影。一通电话，才知道他正在翠宫饭店的大厅内等候。10分钟之后，倪光南打着车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一边握手一边道歉：“对不起，我弄错了！”　　孰是孰非(15)　　话题从倪光南的交通工具谈起。“要不是刚才赶时间，我就从翠宫走过来了。平时出去办点事，我都是骑着那辆自行车。所里也有小车，但我一般不去要，留给那些年纪更大一些的同志用吧，毕竟我今年才65岁。”　　他很坦然地谈起和柳传志“掰了”之后的一件趣事：“1996年左右，那时老柳还住在中关村东小区。我住5楼，他住4楼。有时我正好碰见他从楼里面走出来，他也从不和我打招呼，就一头钻进自己的奔驰里。我无所谓，推着单车慢慢地走过去，但透过小车的反光玻璃，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后来他就搬往别墅去了，把房子给了他司机住。”　　从联想回到计算所后在做什么？倪光南推荐大家去看“中国博客”网站上的个人主页，如《“政府采购正版软件”不能变成“政府采购外国软件”》、《Linux等开放源码技术——软件业革命的“导火索”》等数十篇文章，正是他近几年的所思所想。　　而在采访当天，倪光南的工作安排如下：早上七点多就起来，但没有时间锻炼，而是匆匆赶往计算所，为一位专程起来的企业家提供建立电子工程方面的咨询。中午一起去外面吃饭，接着讨论该项话题。下午参加讨论关于政府采购软件方面的会议。晚上回家吃饭，再回到单位接受采访。深夜10点与记者辞别，然后步行回家……　　倪光南最爱听的是德沃夏克《来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他至今仍然记得当时老师为这首曲配的词：“黄金的年华虚度过，才知道从前铸成大错。萧萧两鬓白徒唤奈何，瘦影已婆娑徒唤奈何？雄心壮志早消磨，斜阳景已不多。深悔蹉跎，深悔蹉跎。”　　“当年曾觉得这首词的情调太消极，现在年纪大了，才感觉到其中的深意，才觉得许多事情没有做得更好——我本来是可以为国家、为他人做出更多的贡献的。”坐在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内，倪光南怅然感慨。　　“让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　　因为10年前的那段恩怨，倪光南不得不存活在各种文本之中。　　每一段历史，总要让某些人来肩负责任，以便于让另外一些人轻装前行。2000年初，刘韧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算是为那场长达数年的“柳倪之争”暂时划上了句号。但让倪光南至今郁闷的是，在文章中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刘韧在文章结尾的一句话耐人寻味：“抱歉，不能写出一篇让倪总满意的文章。”　　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在有些人眼里“固执已见”的倪光南，为什么在联想公开解聘他之后的1999年9月6日，会通过Internet发出一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的“求饶信”？倪光南解释：“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控制舆论对我进行声讨，当时我的压力很大。经过‘文革’的人都很清楚，首先要学会保全自己。有问题是迟早会清楚的，但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想先把这事放一放。”　　在提到孙宏斌入狱事件时，倪光南甚至为自己庆幸：“我在公司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权，我从来不批财务条，报销不是我自己签，都是别人签的，这样对我来讲反而也有好处。你最多把我开除、把股份拿掉了事，要不然就很难说得清。”　　孰是孰非(16)　　在2004年的岁末，一些不同的声音又开始涌现。在另外一次采访时，经济学家左大培为倪光南大声“叫冤”：“联想股份制改革产生了一批亿万富翁、富婆，但作为对联想创业贡献仅次于柳传志的倪光南，为什么一分钱都没有分到？”　　几乎在所有人的眼里，倪光南总是那么谦和有礼，甚至有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中国工程院的大院士，竟然“像小学生一样站起来回答问题”。但在他心中，却一直有一个结、也有一个永远的痛。倪光南表示，成不成为富翁自己不在乎，“但作为科技人员，我一生追求的就是实事求是，我希望让历史回复到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