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双学位，还是不读，这是一个问题。一边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学习时间和压力，会给你的大学生活带来不小的改变，也许你会觉得甚至从此后你就再没有时间去享受大学生活；而另一边呢，你又能够获得什么？你能够获得的首先是一个“平衡的”知识结构。无论你学的是物理、化学这样纯自然科学的科目，还是学的历史、考古这样纯人文科学的科目，无论你是深深地热爱你的专业、准备一辈子去钻研，或者你不太喜欢你的专业，对于将来是否从事和专业相关的职业毫无头绪，你都会发现，当你选择一种专业、一种知识结构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知识的雷达缩小了，在不知不觉中，你所关注的可能仅仅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关注、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社会需要分工，人的术业也要有专攻。要不然大学里面还干嘛要分这么多专业呢？我也有些犹豫，干脆认认真真地读法律将来成为一名法律专家不就得了吗？真的让我下了决心的是这样一件事情。那是一个周日的上午，我和往常一样起床后悠闲地拿过新的一期《南方周末》，然而整整半个小时，我都被一篇讲石油经济的文章卡住了，反反复复地读了几次，仍然不明白作者在里面谈的问题，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我知道，在19世纪的英国，对“绅士”的定义里包括：拥有1000英镑以上的财产、热爱体育和政治、能够读懂《泰晤士日报》上的文章。而今天，我，一个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却无法读懂现代社会中一份主流报纸上的文章。你会觉得有些荒谬吗？可是不要笑，你可以去做个实验：去买最新的一期《经济观察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财经》之类的社会政治经济类的报纸杂志来看，如果其中所有的文章你都能看得懂——不是说每个字都认识，而是明白作者想讨论什么问题、作者的逻辑和论据是否完整，你能够了解并做出评价，那么应该说你在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知识储备是不错的; 但如果你仅能读懂百分之五十的文章，对另外百分之五十迷迷糊糊、似懂非懂，那说明你的知识背景有所欠缺; 如果你根本就觉得这些文章面目可憎、难以卒读，那只能说明你的知识结构和现代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和金融生活已经难以兼容了。这么强调经济和金融这些知识在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有什么必要呢？你可以反驳说陈景润可能连投资银行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但是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位成功的数学家。没错，我同意，你的知识结构里没有经济和金融的内容，并不就注定了你在你的专业上会失败。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比如英国，他们甚至在高中就开设了经济和会计方面的课程，作为一个正在大学里建立自己知识结构的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不尝试着让自己“接轨”呢？读双学位的日子并不轻松，上课、读书、写论文、考试、经济、法律……真的太累，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就要放弃了。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法学院的师姐，师姐是当年的北京高考“状元”，考入北大后，大二就托福满分，大三考GRE几乎满分，LSAT成绩几乎为历年来北大法学院学生中历史性的高分，同时法律专业一直成绩名列前茅，然后在大三的时候开始选修经济学双学位，两年读完，最后用英文写完本科毕业论文，从法学院给分最严苛的教授手中拿到了90分的高分，毕业后获得美国Duke大学法学院奖学金，赴美国攻读法学博士（J.D）学位。在这个师姐身上我看到了太多的神话被创造出来，太多的不可能被奇迹般地改写为可能，太多的我自己给自己预设的极限和潜力被成功突破了。这个师姐的故事让我震惊和惭愧了很久，特别是当这个故事就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再一次体会到了这句话。因此我觉得在大学里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榜样去效仿和学习绝对是一件可贵和正确的事情。感谢这位师姐，让我在意志薄弱的时候终于没有屈服于自己为自己寻找的借口，而承受住了压力走了过来。而当我修完四年的经济和法律之后，回头看看走过的那段路，也觉得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这也许就是人的性格吧，有时候，咬紧牙，多撑一会，所有克服困难的过程都会有这么一段心理上的过程，习惯了以后面对困难也不会觉得是困难了。第四部分(三) 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句话的意思我是通过“明德”奖学金才深刻体会的。你已经知道，本书的两个作者都曾经是“状元”。考上“状元”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说实话，在进入北大之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事发生在我的身上——至少没有人来找我做什么增进智力的口服液的广告，没有什么传说中的“重奖”，而我也尽可能地回避了一切当地媒体的采访，准备到北大来忘记高考这件事情。然而冥冥中自有天意，在我正在想着尽快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生命中已经有另一番安排出现了北大的校园之中，而且这个安排给我的大学四年带来了日后才发现的深远的意义: 朋友圈子、责任感、额外的欢乐和忧愁。其实应该从1998年大一的时候说起，那个时候北大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大张旗鼓地在三角地把来自各省的“状元”或者得到奥赛金牌的孩子的大大的相片和简历公之于众，让所有的行人驻足观看。其实想一想，所谓的“状元”在北大的确没什么意义，能上北大的人谁不是“状元”？不是全省的，也可能是全市的；不是全市的，也可能是全县的。至少我觉得，来上北大更多的是实力与努力的结果，而“状元”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运气的成分。运气就运气吧，刚进北大没多久，我就知道所有的“状元”都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名字叫做“明德奖学金”，不但要发钱还要请所有的“状元”吃饭。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乐呵呵地就去了。到了现场一看，全北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状元和国际奥林匹克金牌和银牌的得主都到了，第一个感觉是，北大“状元”真多啊！本科四个年级的人加在一块，超过了200，站在大厅里感觉颇为滑稽。然而半个小时后，我的第二个感觉是，这里面聪明的人真多，随便聊聊天，我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觉得一下子认识了许多有意思、说话信息量特大的人，特别是同桌有几个大四的师兄，听两句话就知道大学的生活没有虚度，每个人现在都有着光辉的前途。我不由暗自地想：谁说“状元”都是书呆子来着？是有看上去气质比较呆的人，可是聊几句你也会发现聪明劲仍然不住地从眼神和出乎意料的回答中流露出来。特别是事实上“状元”的确大部分都集中在几个专业里，当文科和理科的热门专业的学生坐在一起，大家的共同语言超乎意料的多。也就在这次晚宴上我才了解到，是香港的陈国钜先生和一批关心、支持北大发展的香港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成立了“北大之友”的社团法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了北大许多项目的建设，而“明德”奖学金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陈先生也特意提出，他并不担心“明德”学生是否能保持学习上的领先位置，却害怕这些读书厉害的人在社交礼仪、为人处事方面的锻炼不够，因此他希望“明德”奖学金的获得者们能够定期地举行一些活动，使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能够相互认识，也让大家能够多体验一些正式的社交活动，获得锻炼。第四部分(三) 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2)还有一个小故事让我思考了很久，在陈先生艰苦创业的日子里，每当事业上有了起色，他总要犒劳自己，去一个高档的餐厅或是宾馆里吃饭或者喝咖啡。他这么做的原因不是为了享受美食，而是为了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在饭馆里消费的上流人群——去学习、体会成功人士的举止和行动，从而在心理上给自己正面的暗示和激励。这个故事实际上点出了大学教育中最缺少的一部分: 局限在围墙之内、书本之上，却很可能不了解外面社会的价值标准。于是我和几个刚刚认识的朋友就商量，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明德”学生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社团呢？也许在一个社团的形式下，我们能够在自我塑造、弥补大学教育不足的方面采取更主动的行动。慷慨的陈国钜先生和“北大之友”的董事们非常支持这个想法，我们很快就获得了一大笔活动经费——10万元！并且陈先生表示，只要活动有意义，经费上的事情，不需要担心。一下子“明德”就成为了北大经费最充裕的社团。可是，请等等，我们还不是一个社团呢，于是我们赶紧准备申请注册，然而没有想到，这个社团一直也批准不下来。直至今日，为什么“明德”一直没有取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还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肯定的权威答案。但是通过与“内幕人士”的交流后，我推测，原因还是在于“高考状元”这个敏感的话题。尽管没有合法的身份，但我们仍然可以经常参与到正式的社交场合中，从西餐的礼仪开始学起；我们自己设计或是请来人力资源专家，在聚会中通过各种游戏来锻炼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创新意识；我们还组织了许多内部的交流活动，在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明德”学生中分享经验、互相帮助、培养友谊；而每年的假期，我们也可以组织社会实践考察，去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或者偏远落后的山区，去拜会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或者给农村小学里的孩子教课，去报社、去政府机关、去百姓人家……总之让我们对中国的社会实况有了更加全面与广泛的了解。“明德”给我带来了许多许多宝贵的回忆和收获，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在里面结识的好朋友。和很多人讲的一样，我相信上大学就是要做三件事情：读天下文章，看天下风景，交天下朋友。而“明德”不是一个社团，她更像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一起开怀大笑、一起出谋划策、一起经过阳光、一起走过风雨。在大学里，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圈子需要有心人的培养和维持，但是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甚至几个圈子后，你的大学生活，从此会与众不同。第四部分(四) 问题少年和跨文化合作大二的夏天，我有幸前往香港大学，和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60名学生一起，参加“李韶经济社会考察计划”。李韶先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社会活动家，他创立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内地大学生和美国学生对香港的了解，所以我们每天上午都会在港大听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讲座，了解香港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下午则被分成了不同的研究小组，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社会调查和讨论，最终完成一篇考察报告。在40天的活动里，我们听了30多场讲座。从“特首”董建华先生，到当时的成功商人现在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从著名的台湾导演侯孝贤到香港艺人梅艳芳，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到渣打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每次讲座之后都会有学生提问的时间，而我每次都会举手，因此得了一个称号：问题少年。为什么要问问题？因为我觉得问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且不说你的提问对象是如何的声名显赫、精明睿智，也不论你的问题能够被所有在场的听众听到，问题的愚蠢与聪明立刻能从你身边的听众的表情中得到反映，最难的还是，你要努力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这必须建立在你对演讲者以及演讲话题的背景、演讲本身的逻辑有敏锐的理解和判断，然后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精辟的语言，提出问题。这个过程非常锻炼人的思维、急智和口才，而我就把问问题当作了一种训练，所以才几乎偏执地在每次演讲后都举手提问。也正是这种训练，使我日后在面对不论什么样背景和级别的人，都可以从容地提出问题。“李韶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完成一篇调查报告。我和来自哈佛大学的Owen和来自香港大学的Trevor在同一个小组里，我们的报告主题是“法律”。来自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要在一起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其实这也许是你将来工作中经常能遇到的情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跨文化的团队合作可能是最常见的工作环境。所以在大学里，希望你一定要找到机会，和你的留学生同学或者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一起合作一些事情，来感受和锻炼一下cross-culture team building(建设跨文化的团队)。学会合作本身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交流，更加不容易。首先第一步要学会交流，交流不畅，则很难培养起信任、培养起默契、培养起互相尊重，没有团队的凝聚力，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而交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又非常的困难，大家英语水平的差异，本来已经限制了表达的有效性，再加上或多或少存在的陌生感，使得交流的双方耐心下降，最糟糕的时候可能出现完全不愿意交流的情况。因此，真诚的态度、耐心宽容的心态、互相鼓励的气氛都是保证跨文化交流成功的关键在建立起了畅通的交流机制后，我、Owen和Trevor已经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们最终确定把题目缩小到讨论“法律援助”这个话题上来，我们在图书馆里寻找资料、列出了准备采访的专家和当事人的名单、设计了调查问卷准备在申请法律援助的人群中进行调查，最后开始一步一步的落实。合作中的互相适应和宽容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Owen总是很惊讶中国学生能够持续长时间的学习能力，他要求必须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得去酒吧休息一下；Trevor对于要用中文写作感到十分的头疼，总是在抱怨中文写作的繁琐；而我则是面对大量的英文文献有些望而生畏。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的调查报告，并且在最后的报告评比中获得了15个小组中的第一名，第一次的跨文化团队合作，我们给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第四部分任羽中：(一) 生活其实总是公平的上游泳课的时候，体育老师盯着我说，你胆子大一点，我就不信你学不会，结果到第十周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能漂在水面上了。很偶然地参加了学生会学术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战略与管理》杂志社，要和他们合作办一个系列讲座。暑假参观上海靳羽西公司的时候，副总裁沈宏女士特意送给我们每个男生一瓶香水，她说注意自己的仪表、学习社交礼仪是成功男士的必修课。和其他大学不同，北大的军训安排在大二开始之前的暑假。我们去的是驻扎在平谷县的38军某炮兵旅。38军在朝鲜战场上战功卓著，乃是赫赫有名的“万岁军”，而这个炮兵旅则是电影《弹道无痕》的故事原型所在，营门口白杨参天，令人难以忘怀。从此以后我们班的男生都对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还有两个女生毕业后投笔从戎。直到现在，喝醉酒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高唱《38军军歌》。军训的意义，除了锻炼吃苦耐劳的品质之外，还在于让我们体味一种与大学里边完全不同的生活——比如在军营里，你最大的美德是服从而不是挑战权威，最好的状态是整齐划一而不是百花齐放。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毕业以后去西藏支教或者参军的同学，因为他们的经历会比常人丰富，也能获得更多的人生经验——这些经验，决不可能从书本上读来。军训也是培养友谊的最好时机，所谓患难真情，此间的点点滴滴，都将长久铭刻在彼此的心中。军训结束后，我们也从昌平搬回了燕园。当大客车从西侧门开进北大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欢呼起来。多少回在梦中出现的湖光塔影，以后就常在身边了。再回头想想，昌平校区生活闭塞，很大程度上就是“高四”，学生很少有机会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也因此失去了不少机会。但是正因为生活的简单，我才可能读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认识更多的朋友，才不会因为选择太多而迷失了方向。推而广之，如果你的大学不在全国性的中心城市，那么你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应该比北京的大学生更扎实，在未来的竞争中，这就是你的优势。生活其实总是公平的，我们没必要抱怨什么，真正的问题是，那些失去了的东西，怎么样努力才能补偿回来。第四部分(二) 急功近利是成长的大忌回到燕园之后，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北大真的是太大了，北大的生活也真是太快了。三角地的海报永远都是墨迹淋漓，图书馆南配殿的小电影总是前卫，从“海归”教授嘴里冒出来的名词无不与时俱进。而每一天的晚上，都可以同时有五六场讲座。无论是白发苍苍的学者还是志得意满的富商大贾，都以能在某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做讲座为莫大的荣耀。班上的同学很快分化，有的热衷于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成了与学工干部打得火热的活跃分子，也有的从此逍遥自在地看先锋电影过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人生”。那我呢，我该做什么呢？五光十色的生活，当然充满了诱惑，谁都想快快成功，快快得到众人的瞩目。但是，急功近利是成长的大忌。当你得到机会表现自己的时候，请先想想，我已经把自己铸造成器了吗？我真的清楚自己的分量吗？不是说只要韬光养晦不要有所作为。只是说，我们要经得起机会的考验，机会越多越容易出风头的时候，我们越要气沉丹田。所以我告诉自己，不管怎么样，我先要把书念好，把每一门课的成绩考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很多同学因为忙别的事情把专业课的学习耽搁了，最后或多或少都有些后悔，大学里边考试成绩虽然不再是判断成败的惟一标准，甚至不算重要标准，但分数对于想保送研究生或者出国深造的同学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前一章已经提到，和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交流特别重要。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都讲究长幼有序，其中当然蕴藏着深刻的智慧，只要人家长你一岁，就总有比你成熟的地方，你虚心求教，必有收获。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也总是想方设法找机会和学长聊天。当时大三的一个师兄为了跟我说明他的学习方法，甚至专门画了一个时间分配表送给我。还有一个师兄非常厉害，大三的时候已经在《欧洲》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了论文，他不但教我读理论著作的办法，还把一本做满了批注的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借给我。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很多重要的信息，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同时更因为有了眼前的榜样而增长了信心。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简简单单的话，请你置于座右。第四部分(三) 最大的敌人首先是他自己解放前北京的大学圈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做“北大有胡适之，清华有体育馆”。胡适是北大的校长，他一辈子都深深地爱着北大，死的时候遗体上盖的都是北大校旗，北大当然要以他为荣，这个很好理解。而清华以“体育馆”来对胡适之，你想是什么道理呢？当年的清华本是留美预备学校，它的毕业生只要不出意外都是要出洋的。但我们中国的读书人太文静，到了美国以后，也不会打棒球，也不会踢足球，人家一推他他就倒，人家冲他一瞪眼他就哆嗦。于是那些外国学生就觉得中国人真是“病夫”。后来清华终于下了决心，在修了大礼堂、图书馆和科学馆之后，又盖起了宏伟的体育馆（当时合称“四大建筑”），设施之先进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直到今天也仍然运转良好。清华也从此强迫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并且形成了几十年一贯的传统，不仅让学生拥有了健康的体魄，而且培养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原来清华人能领一代风骚，与这个“体育馆”也是分不开的。到我入学的时候，北大开始借鉴清华的经验，规定本科学生要想毕业的话，首先必须能游200米。这个规定对于从小就是旱鸭子的人来说，简直有一点蛮横——可是，真的就有北大学生因此延期毕业，也真有人因为在考游泳的时候舞弊而被处分。在制度面前，平凡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不适应的话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大二开始上游泳课的时候已经到了深秋，水好冷，我的心里也直发毛，但是体育老师不管那么多，总是把我赶下水去，然后托着我的肚子让我划水。我拼了命一样地在水里扑腾，却一下子呛了好几口水。下了课，看见体育老师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他却狠狠地瞪着我说，你胆子大一点！我就不相信你学不会！这样我才真正下了决心，觉得自己真该豁出去了，于是每天晚饭后都到游泳池去练习，结果到第十周上课的时候，我突然就发觉自己能漂在水面上了。当时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可以说比高考得了第一还高兴。而体育老师也高兴，他对学生们说，你看人家任羽中，小伙子真不错，大家一起鼓鼓掌，呱唧呱唧。在全班男生里边，我是倒数第二个学会游泳的，但是到最后的考试，我得到89分的高分。这个事情也使我真正认识到，一个人要成功，最大的敌人首先是他自己，是他内心的胆怯和虚弱，他要是自己都不怕了，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你经常锻炼身体吗？A） 如果是男生，你有必要对足球抱有兴趣。因为你也看到了，中国足球那么糟糕却有那么多的球迷，可见这项运动的魅力。假如你原本一点兴趣也没有，那么不妨尝试着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当大伙都挤在一起看“皇马”的时候，你也不至于扫兴地走开。B） 如果你性子特别急，我想太极拳是不错的选择，有助于养成冷静、沉稳的性格。要不就尝试着打坐，在心情郁闷的时候坐下来，“五心朝上”，调匀呼吸，慢慢地你会变得心平气和。长跑也是修身养性的好办法。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居然能够跑42公里的马拉松，酷吧？C） 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尽可能去报名参加一项比赛——比如大家都不愿意参加的3000米长跑。为了不在运动会上丢丑，你一定会强迫自己坚持锻炼。总而言之，你必须找到一两项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保持身体的活力。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都很年轻，还感觉不到身体的压力，但是健康的底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本来生活条件就一般，吃饭睡觉又不太规律，如果再拒绝运动，那肯定要出问题的，迟早。第四部分(四) 学习社团样样都要做好提到“山鹰社”，大约本书的读者人人都会来一句“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但要知道，“山鹰社”不过是北大上百个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还有无数的“校园政治家”都有过组织社团的经历——你可以参看上一章张锐的描述。做社团确实很能锻炼人，你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成员安排角色，需要不停地想出点子并且找到赞助付诸实践，于是你根本就是一个小公司的CEO。每个人都会有想做一点事情的冲动，但如果一方面想把书读得特别好，一方面又要应付那么多的杂事，那真的很辛苦。我的意见是，不管多辛苦，两样事情都要去做，两边的经验都很重要，而且要做就都要做好！有一天一个大三的师兄跑来找我，说他要竞选院学生会主席，希望我能帮助他。他还拿了一张表要我填，看我有兴趣参加哪个部门。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说拒绝，就说参加学术部吧。不久这个师兄果然竞选成功，他召集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要大家出主意。前一届的学生会在全校发起了一个“文明修身工程”，口号叫做“治国平天下，先从修身起”，影响是比较大的，而新一届的学生会也要争取搞出一个什么“工程”来。这个时候正是1999年底，所谓的“世纪末”，什么事情大家都喜欢冠上“世纪”这样的字眼。所以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建议做一个系列讲座，主题叫“跨世纪的中国”，邀请各个领域的实力派学者来回顾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一说完主席眼睛一亮，马上就指着我说，好！太好了！任羽中你来负责这个事情！想推是推不掉的，但我也很犯难。我只是北大一个普普通通的大二学生，我能请得动多少大学者呢？正好当时我在上王联老师的专业英语精读课，他有一个学生也是我们的师兄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工作，所以这个杂志每期都送一份给王老师，于是我们都有机会先睹为快。印象最深刻的是温铁军先生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还有张睿壮老师的文章。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找这个杂志社，争取与他们合作，由他们出面帮忙联系一些学者呢？第二天我就拨通了杂志社的电话。实在也太巧了，接我电话的就是执行主编杨学军先生，他不仅是北大的校友，还是我们国际关系学院的“家属”。他听了我的想法之后马上答应下来，并且很快给了我一份名单，包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张文木博士，他来讲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力群先生，讲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与利用；农业部研究中心的温铁军先生，讲“三农”问题的世纪回顾。他一一与这些学者联系之后，我再打电话确认具体的细节，这样就一路绿灯，非常顺利了。系列讲座有了如此豪华的阵容，理所当然会成功。不过七八次讲座下来，要联系场地、写海报刷糨糊、迎来送往、办简报……把我搞得筋疲力尽。而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到时间了还没接到人，比如提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慷慨激昂说半个小时不知所云的话，这些都必须想办法应付。做过这些事情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了组织活动的辛苦，要想皆大欢喜，那你就要细心、细心、再细心，耐心、耐心、再耐心！第四部分(五) 成功社团的关键词A） 归属感要让成员们相信，我们这个社团与众不同，我们最优秀，更重要的我们有共同的令人振奋的目标。因为有了归属感，才可能有热情。B） 实干光有热情也做不成事，社团更需要踏踏实实做工作的人，而不要滔滔不绝的策划者。C） 责任感做事情就需要负责任，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有人在负责。D） 团队合作明确的分工和协调的配合将使工作更有效率，令成员间的关系更融洽，并可以反作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成员，都要学会将好的思路与别人分享，而不必担心别人抢了你的风头。在一个团队中，你付出的越多，你得到的也越多。E） 创新社团的每一个会员都应该被鼓励创新，只要你有梦想并且能提供实现梦想的方案，整个社团都会全力支持。这将培养主动参与的意识、国际化的眼光和开阔的思路。F） 竞争意识社团内部鼓励互相竞争，但是请记住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名言：“不要竭尽全力去和你的同僚竞争。你更应该在乎的是：你要比现在的你更强。”第四部分(六) 学会“讲话”不容易在众人面前说话的时候，你是否会面红耳赤心跳加速？你能恰当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吗？你觉得自己讲话有逻辑能说服人吗？老实说，学会“讲话”不容易。尽管，在课堂上我会很愿意发言，但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周围都是老师和朋友，不至于放不开。真正到了一些正式的场合，需要对陌生的听众或者地位尊贵的人说话时，我就发现自己的训练实在太不够了，之前精心准备的内容都讲不出来，更不用说临场应变的急智。一个读书人，敏于行讷于言也许真是一项美德，我们也不打算把自己操练成崔永元第二。但不论你怎么优秀，哪怕你就是要做一个寂寞的学者，不善于表达也是一种缺憾。你将无法让更多的人来理解和分享你的成果。所以我们不可以只生活在一个只有熟人的世界中，而应当尽量学会与各阶层的人交往、沟通，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要去寻找面向公众发表演讲的机会。在我大二的时候，大学生创业正是一大社会景观，几个北大政治学系的学生毕业以后也决心自己做自己的老板，他们成立了一家“象牙塔公司”，而其中一项业务就是把高考“状元”带到各地去做讲演，介绍学习经验。对于这个事情我并不是特别有兴趣，因为我不希望上了大学之后还要靠高考那点事情来招摇，但是这家公司提供的报酬对特别希望实现经济独立的我来说非常诱人，而且毕竟是北大学生在做，值得信赖。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前后我一共到过太原、成都、大庆和长沙四个城市。而每次讲演之前，“象牙塔公司”的S师兄——他是北大和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双料硕士——都要反反复复教我们注意台风，也教我们一些技巧和各种应变的经验。我逐渐明白，所谓的表达能力绝不单是“口才”的问题，非语言的表达方式——包括你的语气、声调、表情、举止甚至你的衣着，都和语言同样重要，人们可以从这些方面更直观地判断你为人处事的能力，看出你的自信和热情，从而获得十分重要的“第一印象”。“讲话”是需要学习和模仿的，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一方面当然要听内容，另一方面也要揣摩“形式”。请你留心那些演讲的高手，看他们是怎样抖包袱，怎样埋伏笔，怎样做手势，又怎样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第四部分(七) 一定不要放过每一个“偶然”在前边张锐已经提到了“明德”奖学金的有关情形，而我成为“明德核心小组”的成员也和参加学生会一样，非常偶然——看来，一定不要放过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偶然”，尤其是那些你认为重要的人带给你的“偶然”，它往往会造成后来的一连串事件。一天张锐突然来敲我们屋的门，并且告诉我，明天晚上7点钟在临湖轩有一个活动，你一定抽空去参加。我对临湖轩这个地方是很感兴趣的，多年以前燕京大学的校务长司徒雷登曾把它当作官邸，而现在已经成为学校接待贵宾的地方，到北大以后我还没机会进去，所以正好去看看。到了时间我就骑着车去了，可是转来转去我都没发现门在哪里。正准备回去的时候碰见一个保安，他才指给我看，原来门很小而且虚掩着——和我一样接到活动通知的好几个同学，就因为没找到门而失去了机会，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在放弃之前请一定再多坚持一分钟。进去以后，张锐坐在会客厅里，另外几个师兄师姐也在，他们看见我就说，今晚请你来随便谈谈，你觉得“明德”可以在哪些方面给你帮助。当时我正好在修改一篇小论文，准备投给四川一个大学的学报，但是人家要求交几百块钱的版面费，我当然就没有兴趣了。我跟他们几个说了这件事，表示希望“明德”能够资助一些同学做科研，尤其是鼓励不同学科的同学联合起来完成一个项目。和我一起去的还有生物系的魏迪明，他说希望申请到一笔钱，然后在大讲堂门口养一些广场鸽。过了几天，教育基金会的黄生老师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开会。我这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是在面试。之后我们这二十几个“核心”成员有了定期的联系，一起组织了给96级“明德”奖学金获得者的欢送会。而到暑假的时候，我们一起到南方的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和海南进行了考察。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起生活、学习，一起代表北大和外界接触，这样形成了深厚的友谊，而“明德”也从此成了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其实，学生可能多少都有一点傲气，独来独往的时候比较多，而在考察活动中要强调纪律和协作，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课堂。而且，我们这些人当惯了乖孩子、好学生，在待人接物、处理一些社会上的事情时未必能干，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往往会显得很幼稚，所以出门一趟，都真的很受锻炼。除了看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和经济发展状况之外，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还是那些成功长者的教诲。比如，奖学金的捐助者陈国钜先生专门赶到深圳来看我们，在餐桌上他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创业的故事，实在让人感慨。在华人世界里，有很多人就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在短短几十年间创造出了奇迹，而今天的中国大陆也正处在经济起飞的时期，尽管有的大学毕业生可能连找工作都很难，但对那些有眼光而且肯用心的青年来说，满世界都是机会。我们生逢其时，怎么敢不努力呢？上海靳羽西公司的副总裁沈宏女士在座谈以后，特意送给我们每个男生一瓶香水。她说，男生粗犷一点很好，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经得起摔打，但是也要有温柔细腻的一面。注意自己的仪表、学习社交礼仪是成功男士的必修课。对于一个生长在内地小城的学生来说，能听听这些商界精英的经验之谈，真可能胜读十年书了。而回想大二这一年，我读书的时候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的时候也老老实实，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的时候也尽可能细致、耐心，所以觉得自己走的每一步都看得很清楚。尽管有时候事情多了难免伤神，但心里边仍然是踏实的。第四部分踏踏实实才是最IN的感觉。张锐VS任羽中：踏踏实实才是最IN的感觉。张: 进入大二，我们都强调了“团队”、“朋友圈子”。因为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人必须学会合作、交流、分享，现代社会的成功人士都不是单打独斗出来的。任: 其实北大的传统可能更赞赏那些特立独行之士，但是我想，在保持与众不同之外，更应该学会发现自己和别人的共同点，这样才能跟得上校园里的“主流”。张: 这一章我们用“一步一个脚印”做题目，是希望说明，大二可能是进步很快的一年，这一年里你已经完全适应了大学的生活方式，而最要警惕的就是人变得虚浮油滑起来。我们还是强调，不管做什么都要踏实，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任何事情都不要急着下结论。任：是！胆子越大，做事就越要细致；越是风生水起，越要气沉丹田。张：在大二结束之前，我觉得还需要提醒读者几个事情，比如，你有一套在正式场合穿着的正装吗？你了解一些必要的社交礼仪吗？平时穿着简朴是对的，但是当你参加奖学金颁奖礼时，当你要代表学校或者社团与外界交流时，请一定穿正装。社交礼仪是成人世界的规则，尽管你现在还是学生，但是了解这些规则，在需要遵守这些规则的场合遵守这些规则——这既是尊重对方，也是尊重自己。任: 大家还需要进一步地去熟悉自己所在的城市。大二的学生已经在这里呆了两年，不应该还是一出校门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在床头应该挂一份城市交通图，闲暇时可以读一些描述这个城市的书籍，并且找机会了解一般市民的风俗习惯。而到寒暑假，除了读书、打工之外，也尽可能背上背包出去走走、看看。钱多就走远一点，钱少的话则尽可能节省一点。或者可以争取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三下乡”活动。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同样重要。张: 在旅游的过程中，人的感悟总是格外的丰富，心理的成长也更加的全面。除了旅游，多认识一些已经奋斗成功了的校友、或者其他的校外人士也很有意思。听他们的人生经历，你也同样会有一种旅游的感觉——在时空中旅游——多和比自己年纪大、阅历丰富的人交往，也是一种旅游。最后一个问题——在学校之外，你还认识其他校友吗？比如在别的大学念研究生的师兄师姐，比如你老家的地方官员等等，并不是说要去想办法攀附他们，但可以主动去创造接触的机会，让他对你有一个印象。同时，请记得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寄一张小卡片问候他们。第五部分张锐：(一) 感谢失败竞选学生会主席的失败，给了我一笔宝贵的财富，而搬出宿舍在校外租房的经历也非常有意义。在捷克和韩国，我发现异国的同龄人正在比我们还要刻苦地学习，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学生起点已经不占优势，在未来的竞争中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改变自己，用国际一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大三的暑假也许是我最忙碌的一个夏天，不停地飞来飞去，我想我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古罗马的一位将军被埃及人打败了，逃回了罗马。皇帝不但没有处死他，反而再次给他一支大军，让他继续出征。朝中的大臣纷纷表示反对，认为不能信任他。皇帝问：“为什么不能信任他？”“因为他失败过。”“这正是我相信他的原因。”皇帝说。不久，捷报从前方传来。失败往往比成功更能够给人教益。成功的时候，很少有人在欣喜之余，还能心平气和地总结原因，而失败却会给你带来心灵上更大的震撼和刻骨铭心的记忆，使你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审视自己犯过的错误。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所以许多大学生在走出校门后，才真正遇到了困难与挫折。听说过太多在校园里春风得意的人离校后一蹶不振的故事，于是我经常想，如果能够在学校里面经受过一些困难和失败，应该不是件坏事。然而当失败真的袭来时，我仍然花了不少时间去调整。大三的上学期，按照传统，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都是由刚刚升上大三的学生通过竞选出任。当时的竞选是由全系本科四个年级的班级产生的代表，不记名投票，得票数多者当选。我知道这比起昌平园里我经历过的那场竞选可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了：这里有四个年级同学的不同利益，有即将“退役”的上届学生会的势力，还要靠自己平时对学生会系统工作的了解和投入，许许多多的因素都可能会左右竞选的结果。大二的暑假，我在对香港大学学生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突然觉得北大传统学生会那种“组织讲座+组织晚会+组织比赛”的存在方式应该彻底加以改变，学生们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单纯的组织文体活动，而是更深层次的与就业、学生权利和自身素质发展紧密相关的综合服务。因此，当暑假结束我回到北大时，突然决定去参加竞选，我认定，只要我竞选成功，就能实现我所期望的那种转型。那个时候我的竞选对手已经准备了一个暑假了，他们都有着在上届学生会工作的经历，并且和这次竞选的组织者（大部分也是上届学生会的成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竞选也是千方百计去赢得关系和信任的过程，于是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和不同年级的学生建立联系。在我开始宣布竞选之前，我已经明白自己在准备工作上处于劣势了。然而我仍然相信我有优势，我有他们所没有的新的主意和观念，能够用我的竞选纲领和改革计划打动选民。于是我终于在一片惊讶和不理解的目光中开始了胜算很小的竞选过程：组织竞选班子、准备竞选海报、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和“选民”接触、向他们讲述我对学生会的新想法，这个过程紧张又有趣，随着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我的信心也越来越足。然而在临近竞选之前，一些学生突然站出来揭露有些班级代表并不是通过班级内部选举、讨论产生的，而是通过某些“中介”或者“游说集团”利用竞选程序缺乏透明度来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的，甚至有的学生自己都不知道已经被“安排”成了班级代表。随后，一位参与竞选的候选人，也是上届学生会的副主席，因为不满上届学生会主席有操纵选举的嫌疑，退出竞选以示抗议。我当然也清楚了其中的一些“内幕”，但经过考虑，决定继续参加竞选，如果我退出的话，整场竞选就成了只有一个候选人的竞选，而如果我留下来，竞争获胜的可能还有百分之五十。不能否认我仍然抱着侥幸的心理，这也成为了我后来失败后总结的教训之一：请果断退出所有存在着不诚实因素的竞争，永远不要对不诚实的因素也许会对自己有利抱侥幸心理。然而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超出我的控制和想像，当我走进最后演讲和投票的教室的时候，看着台下那些班级代表的表情，我几乎已经肯定，这场选举我输了……失败之后，我不想太多地在别人身上寻找原因，而是在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我想：准备不足，过分乐观，对竞选规则的不了解，对局势变化分析的失误……许许多多的失误与错误，都值得我去好好回味，通过这次失败，我觉得我在心理和智慧上的成熟都进步了不少。感谢失败……没有尝试过失败的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大学生活。第五部分(二) 跳出大学框子看世界(1)2001年2月14日至28日，在国际学生组织“学生论坛2000（Student Forum 2000）”的邀请下，我前往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学生论坛2000——长期培训计划（Long Term Training Course——LTTC Project）”。在布拉格的短短15天里，我与来自亚、非、欧和拉丁美洲的19个国家的一共20名年轻人，在一个由6名国际职业训练者组成的训练小组的组织下，进行了整整10天的封闭讨论、学习与训练。在训练结束后，我又花了三天的时间在布拉格——这座米兰·昆德拉和德沃夏克的故乡，卡夫卡与莫扎特的最爱，“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中徜徉，迷失于她那些永远也数不清的书店、咖啡屋、教堂和博物馆里。就让我们暂时跳出大学这个框子，去看看在大学校园外面发生的，但却和我们的大学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A） Glob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全球化与整合）这是我们在10天的讨论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两个话题，而实际上整个LTTC Project的背景，整个“学生论坛2000”产生的环境，甚至说整个欧洲社会结构中，强大的NGO（The Third Sector）的兴起，都是“全球化”与“整合”这两个时代主题的深刻反映。全球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脑海里，“全球化”直接联系着的概念恐怕是一些诸如“WTO”、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互联网、全球一致或趋近的法律规则等等。它们离我们说近，似乎还谈不上；说远，似乎也不对。在中国，更多的讨论还都着眼于未来会如何如何，所以我们现在要怎样怎样。然而在讨论中，我有些惊讶地发现，“全球化”这个概念，对来自欧洲、拉丁美洲，甚至是非洲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概念，正在改变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年的计划以及这一生的发展方向。他们很认真地在讨论、思考与总结，全球化会让他们身边的社会结构发生什么变化，会让政治规则发生什么变化，会让教育的中心发生什么样的转移，会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自我塑造、自我形象的认同产生什么影响，会对每一个青年人的个人发展与生涯设计提供什么新的变化……作为对全球化积极的回应，“整合”成为了一种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影响的努力的描述。欧洲——不容置疑，就是区域整合的典范，欧洲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身份认同上的成功整合，已经形成了欧洲持续整合的强大动力。同样，以发展中国家为多数的拉丁美洲，也意识到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不整合，不积极应对，全球化将会给他们的社会带来强势文化的侵袭、资本主义道德观的盛行、青年人认同感的丧失与人才的外流，从而可能会使拉美沦为纯粹的劳工输出国与市场消费地，而不是一个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感到自豪与幸福的地方。于是，拉丁美洲的年轻人不断地在这个问题上觉醒，他们利用拉丁美洲广泛使用的西班牙语为纽带，进行着自己的整合。第五部分(二) 跳出大学框子看世界(2)我突然想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最务实的民族就是中国人，在我们近期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专注于解决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赢得了整个世界的重视。但是也许我们也应该花一些时间，想一想我们的方向和世界的趋势，试图去发现一些“未来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当世界上的各个部分都在不断的整合时，甚至不同的种族、宗教都试着在保持多样化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互相整合时，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亚洲却仍然远离着整合之路。如果说21世纪真的能成为亚洲的世纪，我想，中华民族的整合，华人力量的整合，必须成为亚洲在世界崛起的基石之一。否则，亚洲的世纪，有可能仅仅是亚洲市场的世纪。B） Non-formal Education （非正式教育）在10天训练的前半段，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参与者接受了交流技巧、领导能力、团队精神和谈判技巧（Communication Skills，Leadership，Teamwork，Negotiation Skills）的训练，这些训练，所采用的方法都是“非正式教育”的方法。非正式教育，源自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所提倡的“Learning by Doing”的精神，经过系统的研究与归纳，已经成为了一种专门的教育方法，特别是在成人教育、终身教育、个人教育和跨文化教育的领域中，非正式教育的方法被公认为是最有效、最重要的。简单对比非正式教育方法与传统教育方法，我们会发现: 传统的教育方法，往往是教授学生已经由前人总结好的理论与经验，使学生通过重复或练习掌握与记忆，再在实践中运用。而事实上，根据教育心理学的分析，人们成功学习的心理状态是通过“实践—回顾—总结—新的实践”进行学习的。特别对于一些与个人经验、体会和感受密不可分的知识与技能，传统教育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而非正式教育正发展出了许多专门的方法与技巧，通过设计某些看似简单的游戏、角色扮演，通过参与者亲身的实践、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个人的心理感受，参与者自己总结出学到的知识与技能，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举个例子说明，当我们在训练“交流技巧”的时候，没有人像我原来预期的那样，在黑板上写提纲分析：什么是交流，它有几个特点，交流的步骤等等等等。我们只是被分为两组，每组里有7个参与者，每人拿到了一个信封，其中有一个信封里装着一个由7个不同颜色的三角形图案拼成的正方形，其余6个人的信封里装着9个不同颜色的三角形图案，其中都有能够拼成正方形的7个三角形，而另外的2个三角形则各不相同。这7个人分开坐在屋子的不同角落，彼此之间无法看到其他人所拼的图案。游戏的规则是，拿到正方形图案的人作为“消息源”，通过语言的描述，指导其他6个人拼出同样的正方形，如果6个人全部拼对，则游戏结束。在第一个阶段中，只有“消息源”可以说话，其他6个人不能说话; 第二阶段中，每个参与者可以单独向“消息源”对话；第三个阶段，参与者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在整个过程中，还有两个“观察者”，记录每个人的表现与游戏的进度。第五部分(二) 跳出大学框子看世界(3)当游戏开始被介绍时，我们觉得非常的容易，然而在第一阶段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按照“消息源”的指示拼出正方形。尽管“消息源”试图说得非常详细，什么“大的红三角在最下面，上面是一个绿的小三角……”但这时候我们才发现用语言来精确描述一件事情是这么的难，更何况对于“消息源”所使用的视角，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在第二阶段，每个人都争着按自己的理解向“消息源”提问，有效的交流仍然无法形成，仍然没有人可以正确的拼出来。到了第三阶段，我们终于开始想办法了，先在参与者之间讨论达成描述这个正方形统一的方法，然后要求“消息源”按我们提供的方法重新给与信息，这一次，终于有好几个人拼出来了，然而有一个参与者由于个人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拼出来，也没有积极的与别人沟通，同时，已经拼好的参与者也没有主动的与她沟通。最终，6个人没有都正确的拼出来，我们成了游戏的失败者。游戏结束后，更重要的事情是总结，大家坐在一起，回想刚才整个过程，每个人谈自己的表现与体会，也对别人进行评判，总结出各种交流的技巧，并将结论写在黑板上，最终我们写了满满的几张纸。没有人教我们，我们最后自己发现了许许多多的技巧，并且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感觉到真正学到了如何交流，并且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所总结出来的东西。这恰恰就是非正式教育的魅力。非正式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过程而非教育的结果，强调受教育者的自身感受而非受教育后的改变，能够有效的针对不同的个体，通过参与者自身的反省和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达到在同一个过程里解决不同个体的特别问题的效果。更重要的是，非正式教育在对于个人感悟性知识的启发上，在对个人完善的性格与心理的塑造上，的确有着正式教育所无法达到的功能。也许我们校园生活中的社会活动、社团活动、学生组织在一定的程度上起着非正式教育的功能。参与社团、组织学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一种拟化的非正式教育模型，参与者在行动之中通过互动来获得知识。C） NGO & Project Management（非政府组织与项目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政府从更多的公共权力领域退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日渐清晰和成熟，使得在欧洲乃至西方世界，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都成为了社会结构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被称为与Public Sector（公共部门）、Business Sector（商务部门）并驾齐驱的The Third Sector。在西欧，NGO 所拥有的财富资源已经占到了GDP的3%到5%，他们的活动领域从文化交流、环境保护、促进弱势团体的福利、关注青年人发展，到游说政府立法、促进企业采取新的技术措施等等。这样一个强大的NGO文化氛围，使得有很多年轻人将在NGO里工作视为首选的职业机会，因为在他们看来为NGO工作往往可以从事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在欧洲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往往会像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创业一样，找到几个知己，去成立一个NGO，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NGO 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达到改变社会、促进社会进化的目的。在我们训练的后半段，欧盟与欧洲青年中心训练与计划部门的负责人与其他专家们一起，为我们密集而系统地讲述了如何策划与实施一个好的方案。但我所记忆犹新的是，当我遇到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NGO——World Wild Life Fund for Nature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前任筹款总裁Richard Hamilton时，我告诉他中国现在还没有多少NGO，他对我说: “五年前我第一次去印度时，那里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NGO; 五年后，你猜现在印度有多少注册的NGO？——近一万家。中国，迟早也会有NGO兴起的一天，也许就是在明天。”第五部分(二) 跳出大学框子看世界(4)D） Perspective + Identity + Thinking + Practice = Future（视角+身份+思考+实践=成功）这个公式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在布拉格之行后，当我第一次试着整理自己被填塞了太多新的信息的脑子时，我首先写出的就是这个公式。我希望对这个公式简单的阐释，能够成为这篇冗长文章的一个好的总结。Perspective: 在西方的教育观念中，一个人的视角永远是决定他思维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永远是在分析问题与做出决策时最重要的依据之一。而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里，Perspective从来都不是一个明显的需要训练与特别留意的思维工具。当我在布拉格的一家书店里，偶然抬头看见一幅世界地图时，我突然弄明白了一个一直我就不太清楚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被称为东方？甚至是“远东”？我们明明不是在美国的西方吗？在那幅地图上，我清楚地看到: 地图的中央是欧洲与欧洲下面的非洲，隔着大西洋在地图左边的是北美洲与南美洲，在地图的右边，广阔的欧亚大陆一直延伸下去，穿过荒凉的西伯利亚、蒙古沙漠与青藏高原，中国，北京，远远地处在地图的边缘。这就是一种Perspective上的差距，我们已经太习惯于看着中国在世界中心的地图，而当我们突然发现欧洲人的Perspective 把中国放到了世界的边缘时，我们真的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无论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国为中心，都不是正确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要具备Global Perspective，特别是当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未来，将与来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的竞争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Identity: 中国人的Identity 就是中国人。当我在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人交流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多么为自己的这个身份自豪。中国人的Identity 代表着古老的文化，代表着飞速的发展，代表着不可忽视的力量，代表着在国外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同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对于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的西方的年轻人，他们同样也为自己的特殊的Identity感到自豪，尽管他们可能是住在德国的波兰人，住在意大利的爱尔兰人，但是他们从来都不试着去刻意的模糊或是改变自己文化身份，在他们看来，放弃自己原有的Identity，本身是一件极不值得尊重的事情。Thinking and Practice: 在我们的教育里，学习现成的知识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被放在比思考更重要的位置上，但实际上知识比较容易掌握，而创造知识却太难了。在我们训练的时候，就是不断地被要求进行创造性、批判性的思考。而且有了新的想法，就应该去实践，去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获得经验。中国的青年是中国的未来，世界的青年是世界的未来。当人类社会和历史在不断的总结中逐渐意识到青年对于未来的决定性作用时，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了更大的舞台和更大的责任。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世界上都有一些大学生在他们自己搭建的舞台上表演，而作为中国大学生，我们有责任去参与、去贡献、去塑造中国的形象。请你留心各种信息，有很多好机会在等着你找上门去。第五部分(三) 一个人住一段时间大三是四年中功课最紧张的一年，大三第一个学期就有很多同学考试前在自习室里通宵达旦地复习。无论你是要准备出国，还是要准备考研、保研，大三都是必须认认真真刻苦准备的一年。就在这一年里，我决定做一件大学里应该做的事情——搬出学校去，一个人住一段时间。决定搬出去住，并不是因为在宿舍住得不开心。恰恰相反，我一直以我大学的宿舍为骄傲和自豪，宿舍里一共六个男孩，六种性格，但是却都互相欣赏、互相佩服，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们宿舍的气氛之好，以至于每天熄了灯之后总有许多别的屋的同学钻到我们屋来参加卧谈会。宿舍气氛这么好也有它的弊端，中国的大学大都有11点后熄灯断电的制度，而11点对于很多美国大学的学生而言才是刚刚开始读书学习的时间。而熄灯后的时间，有的人习惯于点着应急灯在床上学习，对于我们屋这种总是“卧谈”气氛浓厚的宿舍，想在屋里挑灯夜读，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晚上的时间，我开始考虑搬出去住一段时间。事实证明，搬出去住的确和在宿舍住有许多不同的感觉，我的生活的节奏和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原先住在校园里，和宿舍的同学在生活节奏、活动内容上都不停地产生着互动，有时候不由自主地就改变了自己的习惯。出去住后，突然多了大段大段没人打扰的时间，可以更有效率地安排学习计划。同时，一个人住，在精神上更加独立，有不受打扰的时间和空间来思考问题，尽管有时候有些寂寞，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人出国读书或者是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一个人居住也许是一段不可避免的经历，提早尝试一下，对比一下大学宿舍这种半独立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由于住在校园外面会涉及到安全、经济、交通、信息沟通等一系列的问题，我只建议大三大四高年级的学生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尝试一下。而我自己，在外面过完了学业紧张的那个学期后，也无比怀念宿舍里海阔天空神聊的精彩的夜晚时光，同时也在宿舍哥们警告我再不回来就把我的床铺改造成“植物角”的威胁下，搬回了学校。第五部分(四) 跨文化沟通(1)这一年的暑假中，北大又派送了10名学生代表参加由韩国汉城大学组织的东亚四国“国际营”（International Camp）活动，我和其他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的国立最高学府的大学生一起，在韩国参加了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人们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因为语言障碍的消失、通讯手段的先进、大量信息的共享，以及主流强势文化的盛行而越来越小。恰恰相反，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构成了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不同的文化在相遇时，能否互相尊重、有效的沟通和理解，成为了跨文化合作成败的关键。诚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文化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全球化世纪中人类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年轻人是下个世纪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全球化最具有创造力的推动力量，同时也是最愿意和最容易去接受新的文化的人群。因此，大学生之间的国际文化交流，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我们这次的“国际营”活动，就是韩国政府赞助，韩国最好的国立大学汉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出面组织的，宗旨是要加强东亚四国的青年人的文化交流和互相理解。A）自古强者出忧患韩国是一个忧患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很强的民族。越深入接触韩国民族和社会，我最初对韩国发展的不以为然就越减少一分。直至最后，我被韩国这个民族的许多精神所折服，以邻为镜，我在韩国这短短的一个月内，遇到了许多令我深受感动和启发的小事情。在我们“国际营”的第一堂课上，韩国的教授打开了一幅韩国国内习惯使用的世界地图，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把自己国家在地图中放到比较中央的位置，这幅韩国地图也不例外。教授问我们：你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个国家是哪四个？我们众口纷纭，但很快达成共识：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教授指着地图: “请看，在韩国的周围，就是这四个强国。”而后教授开始讲述朝鲜半岛上的历史发展与国际政治风云变化。的确，对于韩国这样一个处在特殊地理位置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屈服于每一个强大的邻居。因此，韩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他们明白，只要自己稍微一落后，就可能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从这个背景出发，你可以明白许多韩国特有的现象。比方说韩国政府扶持了几家大型的财阀。他们几乎垄断了韩国经济命脉的60%～70%。这些财阀由于自身庞大臃肿和与政府密切的关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国外金融界和企业界广泛的批评。但在韩国，这些大企业依然能够得到民众很高的支持率，因为韩国人认为，这些政府扶持的大企业才真正是保护韩国经济的本土力量。这种方式尽管可能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但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却是非常必要的。否则韩国的市场上可能根本就看不到韩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了。第五部分(四) 跨文化沟通(2)根据韩国法律，韩国的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服两年零两个月的兵役。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牺牲。但是，我所接触过的韩国大学生，没有一个表示过想逃脱这个义务。他们更多地把服兵役当作一种军事教育，时刻准备着，当有一天大敌当前的时候，每个韩国的男人都懂得如何打仗。这与我接触的台湾年轻人对于服兵役的态度非恨即躲相比较，对比鲜明。B）泡菜的真味初到韩国，觉得一切都与中国十分相似，但是最不相似也最不能习惯的就是韩国的饮食。记得刚到汉大的第一天，我们与韩国的学生一起去汉大的学生食堂吃饭。每人手中发了一张一样的饭票，进去食堂一看，居然如此之大的食堂仅供应一种饭菜，一碗米饭、一盘泡菜、一碗汤和另外一份分量也不多的主菜，仿佛是鸡蛋炒虾米之类的。韩国人在用餐时喜欢喝冰水，所以食堂中还放置了巨大的饮水机。这初到韩国的第一顿饭我根本没有吃饱，冰冷辛辣的泡菜和冰冷辛辣的泡菜汤实在不对我的胃口，分量不大的主菜也三口两口被我吃完。我们这些中国学生不仅在一起惊诧为什么韩国大学食堂的伙食如此之差——一份菜里连肉都没有几块，然后不禁开始怀念北大食堂里那些琳琅满目的美味佳肴。而后的日子里吃饭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心病，食堂里的菜除了主菜每天在变外，泡菜是永远不变的。食堂里是永远只供应一到两个菜的。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吃得叫苦连天，而韩国的学生却对食堂的饭菜毫无怨言。我有一天问一个汉大的韩国学生: “你觉得你们食堂的伙食怎么样？”答曰：“还不错。我们食堂的泡菜很好吃。”我愕然，韩国人在吃饭上似乎言必称泡菜，记起我前几天和韩国教授出去吃韩国的大餐“韩定食”时，本以为可以大快朵颐一次，谁知到拿上来的主要还是各种各样的泡菜。究竟泡菜除了像韩国人自己认为的营养丰富、美味可口外，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在韩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这么不可动摇的地位。特别是在韩国的各种文化都在历史上受到中华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显出多种相似性的情况下，以泡菜为代表的饮食文化可谓是独树一帜。通过与研究韩国史的韩国教授交流和我自己阅读书籍后，这个问题渐渐在我的心中解开了谜底。从韩国的地理环境上看，整个朝鲜半岛多山脉，少平原，自古以来在农业上讲究利用土地、精耕细作，但面对韩国人口的食物要求仍然压力不小。尤其到了冬天，纬度高的韩国由于天气寒冷，几乎没有什么蔬菜可吃，于是腌制的泡菜成为了韩国人家家必备的食物。泡菜的原料为白菜或者萝卜，以及辣椒、盐等其他佐料，制作简易、成本低廉，成为了韩国普通家庭必不可少的食物。在韩国处于日本殖民地时代的晚期及韩国重新建国后的初期，韩国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韩国政府曾经在全国大力推广泡菜，编制手册介绍吃泡菜的好处、腌制泡菜的方法、泡菜的不同做法，分发到每个家庭中去。长此以往，泡菜终于成为了韩国的“国菜”，而韩国人也养成了只需一碗白饭、一碟泡菜就可以安享一顿正餐的饮食习惯。第五部分(四) 跨文化沟通(3)相对比中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指导思想。不用说满汉全席的奢华了，就是中国普通人家请客，做菜时也讲究冷热搭配，色香味俱全，消耗了几倍韩国人消耗的资源和时间。在这种饮食文化之下，滋生了许多奢靡、浪费、铺张和繁文缛节的不良风气，对比韩国简单、朴素、始终鼓励人艰苦奋斗的饮食文化，我真是很难说哪种饮食文化更好一些。在“国际营”的一次活动中，我们前往韩国的国家议会拜见几位韩国的党派领袖。在参观讨论结束后议会出面请我们这些外国学生在议会的餐厅吃晚饭，当我坐在议会的餐厅里，看到端上来的仍然是简单、朴素的泡菜和其他饭菜时，我突然心生一种敬畏之情，往日不喜欢的泡菜，那天吃起来却体会出了另一番令人难忘的味道。C）亚洲法律学生论坛从汉城大学的“国际营”回国不久，我又接到了亚洲法律学生协会（Asian Law Student Association）的邀请，再次踏上了去韩国的旅途。亚洲法律学生协会，是由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法学院学生发起组织的，以加强亚洲地区法律学生之间交流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现在亚洲法律学生协会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国立大学的法学院，这次在汉城举行的是亚洲法律学生协会的年度论坛，主办方是汉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汉城大学法学院是韩国当之无愧的第一法学院。韩国议会议员的三分之二都是从这里走出的律师，而许多韩国著名的政治家也来自这个学院，因此韩国的主办方也相当容易就从韩国几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获得了经济上的赞助。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两个非常前沿的法律问题：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和“代孕母亲”的法律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医学、伦理和法律的交界处，因此争议极大，成为各国法律发展的前沿问题。短短三天的论坛，内容却安排得十分紧凑。又由于都是未来的律师在一起开会，于是在服装上大家一律都是正装，男生们西装革履，女士们也是套装套裙，当坐在一张桌子前面讨论问题时，看上去更像是律师们代表不同的当事人在谈判。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汉大法学院的组织者们，他们和我们一样大都是一些本科的学生，但是把这次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从住宿、车辆、会务，到接待从东亚各地而来的外国学生，还有邀请韩国法律界名人出席讨论并提供与会者参观律所、法院等等的方面，全部是由汉大法学院的学生亲力亲为。我不由在想：如果是我们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自己独立、在没有学校老师帮助的情况下组织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我们能否表现出汉大的法律学生这样的高效的团队精神，这样高超的国际交往能力和这样良好的语言能力？当国内的教育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在谈素质教育的时候，当我们和国外同种教育阶段的学生相比较，就会发现像国际交往能力这种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成为衡量一个“全球化”人才的重要素质的培养，现在在我们的教育中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三天的论坛匆匆而过，当我重新跨入北京大学的校门时，我明白，一个新的学期和一段需要更努力学习的日子开始了。当发现自己的异国同龄人正在比自己还要努力地学习的时候，这当然是很强烈的刺激。因为，我们的明天将要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我们将要和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朋友们相互较量。我们的起点，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不如人家，如果还不奋起急追，那就永远只能停留在边缘！第五部分(五) 表现一个真实的自己韩国之行结束后，我又飞到上海参加了联合利华组织的商业夏令营。联合利华进入中国市场后，每年都会在中国各大著名院校挑选商业夏令营的参加者，通过这种方式吸收人才。来自中国六七所最好的高校大约30名学生通过首轮校园面试进入了这个为期三天的商业夏令营。在互相认识之后，我们被随机分成了6个小组，每个小组代表一个生产巧克力的公司，组员扮演不同的角色: 总经理，分别负责财务、生产、销售、营销事务的经理，每个人各司其职，目的是和其他公司竞争，获得市场竞争的胜利。了解了游戏的规则，公司内部立刻开会，迅速形成一个高效、团结的团队，按照我们的既定战略前进，在一次次的市场业绩报告中获胜。除了模拟公司运作的竞赛外，每个公司还必须设计出一个有创意的广告，由成员表演出来。尽管平时广告看得不少，可是当你真正坐下来要设计一个通过肢体语言表达，而不借助任何特殊效果的广告，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广告创意比赛之后是一个延续整天的英文小组陈述和面试。上午是每个人单独地向面试官汇报自己在前两天的表现和公司的业绩，同时回答问题。中午是圆桌案例讨论。到了下午的时候，只有一半人才能够进入最后的面试。进入到最后的面试时，我已经感觉十分的疲惫了。老外面试官的问题无穷无尽，甚至拿出了两种护肤品让我比较分析它们的市场策略的不同，我不断地清醒地告诉自己说，这是一个压力面试，他们就是要用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让你头痛，看你在疲倦之下是否能够情绪稳定、思维清晰和表达周密。终于，漫长的一小时面试结束了。我始终保持着微笑，直至走出面试室。开学后不久，我收到了联合利华寄来的工作offer，这是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回想起整个过程，我觉得，一个人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最大的秘诀真的只有一条: be yourself。只有表现一个真实的自己，才可能表现得好，才可能打动面试官，才可能让面试桌两边的双方都明白究竟工作和你适不适合。对于那些市面上流传的面试秘诀或者对某些常见问题的标准答案，我持怀疑态度。要知道，在有经验的主考官面前，没有太多经验的求职者，想掩盖与改变的弱点，往往会被加倍地放大出来。第五部分任羽中 (一) 大三是关键在网站老板那里领到第一个月薪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挣钱其实也很容易，但与此同时我决定辞职不干了，因为如果把这个时间用来读书，那我可能收获更多无价的东西；易教授给我开了一个书单，先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再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然后才从古希腊的经典开始一部一部读下去；到了汉城大学我才知道，原来还有比中国高考更残酷的选拔考试，原来还有比中国学生更玩命的学法。如果你要问大学四年里哪一年最重要，我肯定说每一年都很重要；但如果你非要我四选一不可的话，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大三是关键。失败的人可能从大一就开始萎靡不振了，而成功的人，一定都是到大三才奠定胜局。大二的暑假一结束，班上绝大部分的同学就开始忙碌起来。两年的摸爬滚打已经足够让大家变得现实，我们的未来无非就是三种出路：出国深造，留在国内念研究生，或者找工作。北大、清华以及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这几个学校出国风气最盛，社会上也有议论。其实如果你稍微懂一点历史，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心一直都在西方，而自容闳以降，留学生也一直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无论为个人前途还是国家需要计，出国深造都是正途。但是要想拿到美国大学的Offer，你最迟也必须从大三开始拼命了，仅仅是GRE和TOFEL两个考试，就需要付出旁人难以想像的辛劳。和所有做着“哈佛梦”的中国学生一样，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到美国的名牌大学去念书。我认识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一位老师，三十出头的女士，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但她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去哈佛读Ph.D，寒假里每天都骑车跑很远去“新东方”听课。她看到我就跟我说，你现在开始努力吧，你年轻，各个方面都有优势。可我却老是犹豫，第一我感觉自己专业知识学得还太浅薄，如果把大量时间都花到英文考试上边去，那肯定很少有时间做研究，我害怕会得不偿失；第二我还是认为自己英文底子太薄，像我这样的水平，到了美国大学能听得懂老师讲课吗？就这样想来想去，总觉得出国没把握，而继续呆在北大读研究生似乎也不坏。于是就做了决定。可这个决定也许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糟糕的一个事情，事实上，英文基础比我差的同学，后来GRE考到了2300分；专业书念得很少的同学，也请到了最出名的教授给他写推荐信。假如我早下了决心，未必就如愿以偿，但是不会让自己回想起来后悔。反省自己，真是一个胆子太小，惰性太大的庸人。而到大四那年的冬天，我还接到了社科院那位老师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电话里她仍然鼓励我说，在国内念完三年研究生之后，一定要争取出去！当然，我并不是说出国就真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海龟”未必就强于“土鳖”，留学生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也多了去了。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的竞争早已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你要想把自己锻造成世界第一流的人物，那你起码先要去看一看所谓的“世界一流”是何面目。而对于想做学问的人来说，更必须开阔眼界，以期学贯中西。所以我建议每一个大学生都要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争取有一天出去走走看看——这当然也是对我自己的期望。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我们应该做出一个大胆而且有想像力的决定，挑战自己能力的极限，这样才可能有脱胎换骨般的进步。第五部分(二) 主动做社会调查既然已经拿定了继续念研究生的主意，那么我也要开始着手准备。北大本科生保送读研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不过具体到我们国际政治系还不一样，97级一共70多个毕业生，保送的名额只有5个。系里的政策是按学习成绩排队，学生干部可以有一点点的加分，不过很少，但如果在正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则可以有很多加分。所以我从新学期一开始就在准备论文——不过还是要说明，写论文、发论文都很可能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但是真要写出好的文章，却完全是因为你对研究对象本身抱有纯粹的好奇心。没有一段时期的积累和思考，肯定写不出什么东西。对自己的专业——国际政治——我一直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在更多的时候我愿意读国际关系史或者中国外交史方面的文献。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就修了《近代国际关系史》，这在很多同学看来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一门课，因为所谓的“近代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欧洲大国之间的恩怨纠葛。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欧洲的事情就像是一团乱麻，有各种各样的王朝战争和分赃会议，也有一大群做外交的天才人物涌现出来。仅仅是各个大国王室的世系图，或者有关战争涉及的地名，就需要一个“Computer一样的大脑”才能记清楚了。不过我学得比较认真，而且也发现了一些“兴趣点”。比如说所谓的“东方问题”——也就是列强如何瓜分土耳其的问题，这是一个时期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它的牵涉面太广了，几乎把所有的大国关系都包括了进去。所以我决心认真做一点分析。相关的文献当然很多，通过图书馆的几种检索工具，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把近十年来国内发表的重要论文都找来梳理了一遍，并且做了这么一个示意图：简单地说，我把牵扯进来的六个主要国家都用线连起来，省略掉次要的俄—埃连线和奥—埃连线，于是就得出了十三对关系函数（Function）。然后再逐一分析，到底哪些关系是冲突型的，哪些是相互利用型的，这样六个国家可以分为三类：力图破坏现状的俄、奥，希望维持现状并且抵制俄国的英、法，还有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土耳其。这三类追求不同目标的行为体，也就构成了一个国际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每一对函数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其他12对函数的相应变化。有了这样一个框架，我可以比较清楚地解释几次俄土战争中各个国家的外交行为，也可以说明“东方问题”最终如何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尽管这个题目已经被反反复复地做过，但是我舍得下工夫，做得比较细致，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又借用了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些术语和模型，所以这个文章不久就发表出来了。后来我还用这个办法来分析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边疆问题，梳理了唐、回纥、吐蕃、南诏以及河北割据集团之间的关系，结果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我想，这可能是本科学生写文章的一种办法。由于我们积累还太有限，要发现一个前人很少涉足同时自己的能力又可以胜任的问题并不容易，所以不必回避那些老问题。在资料搜集方面总是后来居上的，你可以比前人更仔细、更全面，也可以尝试着从一些新的角度，用一些新的模式去说明问题。这样的文章，尽管学术价值不大，但对本科生来说，不失为一种训练自己的方式。读文献是不嫌多的，尤其要努力读外文的东西，否则自己总也摸不清楚门道，总没办法和国际学术的主流“接轨”。但同时，深入中国的社会去调查研究，那才是发现问题的最好办法。纯粹从理论、逻辑当中是不可能发现新东西的，要想写有价值的东西，对社会存在的体验至关重要。由于我所在专业的特殊性（我没办法到四川农村去调查“大国关系”），所以本科阶段也很少主动做社会调查，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讲，社会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凡是在本科阶段有一点学术成果的，都曾经很辛苦地到农村或者城市社区去呆了两三个月。此外，文科的学生，无论哪一个专业，我都觉得必须读一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以及《江村经济》。这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也是我们所有后学的入门书。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更应该是摆在案头的教科书。第五部分(三) 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大三我上了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几门课，也比较多地接触了几位老师。第一门课是潘维老师的“外国政治制度比较”。潘老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的是“世界政治”专业的博士学位，早年也曾在陈翰笙先生门下读过研究生。潘老师给我们讲课，首先就讲陈翰笙那一代人的学术追求，要我们明白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又为什么做这些。在很长一段时间，伯克利的政治学系都在全美排第一，于是潘老师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的掌握十分出色，讲课的时候放得很开，一个人在讲台上来回走动，讲各种各样的笑话，而对于各家各派的学说他都要进行批评，真是很狂的样子。当时他还做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主要是批评知识界的“民主迷信”，而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很不服气，不仅上课的时候站起来质疑他的观点，而且还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实际上就想说他的文章太偏颇。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他那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同时也后悔发表了商榷的文章——并不是说我觉得老师不能批评，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跟老师辩难是好事情，但我开始明白，要想找出人家的漏洞太容易了，难的是建设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你有时间去批评人家，倒不如好好琢磨自己能建设什么。张五常曾经讲了一段话，他说，“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以后，很多美国的大学学报都有批评我的内容，数之不尽，很多时候，我都不回应。现在过了三十多年，我的文章还在，而那些批评我的文章早就没有人能记得了。我告诉你，历史上从来没有批评或者是回应，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成功的，从来没有过的。”他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商榷、批评性质的文章一律不写。这一门课听下来，我感觉自己收获很大，尽管心里还是不服气，但是你要想找他的错误，首先就必须去读他读过的那些书，必须很仔细地去想有关的问题。照他的话说，你要不努力读书，就只有被他牵着走了。第二门课是许振洲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许老师在法国念过博士，因此很有一些名士的风度。他讲西方的政治思想，但总是拿中国的事情来印证；他说话也特别注意精炼，因为“话多伤神”。话讲得越少，就可能越精辟，往往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他也能发人所未发地讲出新的意思来。我们上他的课，先从《雅典政制》读起，最后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确实也读到了很多有趣的思想。第三门课叫做《翻译理论与实践》，但是上课的唐士其老师一上来就让我们读《政治学》的英译本，半期考试是翻译《联邦党人文集》的一篇，期末则要翻柏克的一封信。他上课的时候，先把材料发下来，让大家看一会，然后每个人都站起来翻一段，翻完一段他再讲一段，翻不出来的同学就很尴尬。可能是他这样要求比较严格，同时大三下学期大家都忙着考外语找工作去了，所以坚持上这个课的人不多。而我意识到这个课能使我有机会去熟悉经典，所以一直上得很认真。唐老师在东京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训练，除了英、俄、日、德四门外语之外，他还一直在自学拉丁文，所以他写文章一般都能用第一手的材料，认真到了苛刻的地步。后来他帮我改本科毕业的论文，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这三个老师对学生也都特别好——有一次学生问潘维，“您认为在国外教书和在国内教书有什么区别”，他说在国外教书的时候，学生也喜欢他，不过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老师说话很有意思，带着一些外国口音，挺逗的；回北大教书则总是充满了成就感，走在大街上觉得自己教的就是身边这些芸芸众生的孩子，都是“自己人”。上完这三门课，我对于“什么是学问”的认识就深刻得多了，也使我在后来决定研究生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比较政治学方向。可以说，好的老师可以给学生指出一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道路，一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生活方式，让人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没有老师的点拨，你在求学的道路上可能要多走好多弯路！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不管他看起来是多么高不可攀。第五部分(四) 我的网站经历前一章里我提到了“跨世纪的中国”系列讲座，因为这些讲座的缘故，我和几位学者有了联系。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易杰雄教授当时给我们讲了国家创新战略的问题，后来我就经常到他的书斋去聊天。他还给我列了一个书单，教我先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因为这本书文字最生动，容易读; 再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对整个西方的哲学史有一个通盘的印象，然后才从古希腊的经典开始一部一部读下去。读不懂的时候也要硬着头皮往下读，反复几遍之后总会想出些道理的。放寒假之后我就在北京多呆了一段时间，准备趁着学校里人少、安静，一个人读读书。可是没两天一个清华大学的朋友找到我，要我参与他们的“创业计划”。原来，有一个在中关村做电脑生意的老板希望搞一个教育类的网站，而且拿了一笔钱出来找大学生做。这个时候国内的“网络经济”泡沫还没有完全破灭，各种网站仍然此起彼伏，大家都准备进去分一杯羹。可我是念政治的，哪里懂什么网络啊。朋友却说什么也不用懂，做网站就是一句话：想方设法把老板的投资“烧掉”，然后争取能制造一些新闻，看起来很火的样子，再然后就等着别的老板来高价收购——两年以后，我看《大腕》的时候，听到精神病院里边那段著名的对白，周围已经笑成了一片，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因为我算是看明白了，冯小刚、英达他们做的艺术，根本不是夸张，根本就是真实。说好奇也好，说碍于情面也好，我开始帮着朋友张罗起来。先是策划网站的开通仪式，我们找到怀柔县的一个农村中学，拉了一卡车初中生来“壮声色”，连哄带诓地让他们听了半天老总训话、各界代表人士致辞；然后我又想办法请了几个同学去做“高考状元在线咨询”，希望能靠这个来提高点击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写一些莫名其妙的吹捧文章，比如某某网站引导信息教育新潮流之类的，写完了连带着红包送报馆去，不久可以在中缝或者广告栏的旁边看到，我的署名一般是“任言实”。这个样子稀里糊涂过了二十几天，老板带着财务来发薪水了。一个月我居然挣了两千多！签完名字以后我就想，原来钱这么好挣？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怎么样？还成吧？下个月争取再加点。”我摇摇头，“我还是觉得干不了，反正网站也开张了，你就放我回家过年吧。”走出写字楼我就想，这个样子玩下去，恐怕过不了多久我做学问的功夫都得废了。如果把这个月的时间用来读罗素、黑格尔，我会收获更多无价的东西。这个账，我还是算得明白的。第五部分(五) 要有一点“呆气”总而言之，大三这一年我读书和写作比前两年更加卖命。大一、大二的时候，毕竟还没怎么入门，读书很多时候就浮在面上，现在总算能读出一些味道来了。而要完成一篇论文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前几周一直在图书馆里泡着整理文献，最后真正开始写的时候，一般早晨七八点钟爬起来就把电脑打开，然后一直弄到中午。有时候会忘了吃午饭，到下午两点觉得饿得受不了了，就煮一大锅方便面解决问题——顺便插一句，大三可能是我有史以来食量最惊人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看庄则栋的回忆文章，他说1965年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时，天气很炎热，大多数人都吃不下饭，但是他一顿饭还是能吃十七个馒头，所以他精神很好，能够拿冠军。《三国演义》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说司马懿听说诸葛亮的饭量很小，管的事情太多，马上就高兴起来，因为他算是看透了对手，吃得少肯定难以持久。而舅舅给我写信的时候说，要“每天长跑三千米，散步三千米，吃饭一斤半，学习十二小时以上”——惭愧得很，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文思枯竭，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会到南门外边的“风入松书店”或者东门外的“万圣书园”看一个钟头的新书，在书店里站一会，可能就又有想法了。后来我还和四川师大的王川教授聊过几次。他的房子很大，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小书房里，书放得满屋都是，看累了就躺在地上睡觉。晚上熬夜不说，白天他也很用功，为了把时间省下来，他就规定每一顿自己只吃一种菜，比如早晨他到楼下买了一斤苦瓜、一斤南瓜，那么午饭他就把一斤苦瓜全部吃掉，晚饭则把南瓜全部吃掉。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很少吃主食，因为已经做了一样菜了，再弄主食就“麻烦”。所以——我想，一个人真要做点学问的话，可能必须要有一点“呆气”，有一点疯狂的精神。我当然也主张在大学里边全面发展，不过该你读书的时候就必须像谈恋爱一样，早也想她晚也想她，为了她甚至可以不吃饭不睡觉。这一年系里的学生会已经轮到我们这一届来唱主角，于是我做了一年的学术部长。不过我也不会当“官”，不想指挥别人去做什么，完全是无为而治。有的师弟师妹很有热情，希望也做个什么什么“工程”，我就尽量帮他们争取系里的支持，让他们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看见他们有了成绩，我会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坚信，在一个团队中，你的收获和你对别人的帮助是成正比的。第五部分(六) 真的应该“以韩为师”到暑假的时候，我得到了两个很好的机会。第一是“明德”基金决定继续资助我们进行暑期考察，而且大家都希望去四川，于是我当了一回导游；第二是韩国的汉城大学准备举行一个东亚四国（中、日、韩、越）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系里决定让我去。非常巧的是，这两个活动也都有张锐参加，所以这个暑假我们在一起住了一个月。去四川的考察时间只有一周，去之前我们在一起讨论了好几次，最后拟定了一系列的主题：一、当时四川的遂宁市有一些乡镇正在搞基层民主选举，海外的学者都很关注，而我们中间学政治和法律的希望去实地了解一下，争取和当地的有关人士谈一谈；二、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联系了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想和他们座谈一次；三、四川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而且在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方面有很多经验，四川省人大也就遗产保护问题专门立法，在全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联系了都江堰市政府和旅游局去了解有关情况；四、成都报业竞争全国闻名，我们打算拿出一天的时间，去《成都商报》“实习”，跟着老记者出去跑跑，除了了解市民报的新闻运作方式之外，还可以对成都的市井风情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在成都以及附近地区开始了活动。时间虽然短暂，可是我却发现，我这个四川人其实一点也不了解四川。比如说，在我从前的印象中，地方官员就是喜欢说大话、空话，只会钻营不做实事，但这次考察中接触到的各种级别的官员，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思想观念解放，业务精通，谈吐很让人佩服，对于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体制弊端，他们的认识也并不模糊。所以我就想，我们在学校里边总是自命为精英，喜欢批评时弊，而且非常容易偏激起来，但是“坐而论道”的人更应该体会一下“起而行”的难处，批判当然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除了愤世嫉俗以外，你更应该有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从四川回北京以后，我紧跟着到了韩国。汉城大学把我们安排在学生宿舍里住着，并且发给若干饭票，每天自己去食堂吃饭。所以在这里的二十天，我吃够了各式各样的泡菜，只有8月15日韩国国庆日那天，食堂里除了泡菜还有一碗参鸡汤，让我有了久旱逢甘霖的感觉。汉城大学作为韩国第一的国立大学，学生的素质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国立大学学费低廉，一般平民家庭的子弟都把汉大作为第一目标，所以入学考试竞争极其残酷。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位学校行政人员就讲，他的女儿在考试前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简直就是玩命一样地学。我们认识的韩国学生，有的家住在仁川，每天需要坐很长时间的地铁来上学（汉大只为一年级的新生提供校内宿舍），而在地铁上，所有的学生都在背书。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也实在让我们吃惊。刚到汉城的时候，中、韩两国就正式就教科书问题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而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张大大的照片，原来一些韩国的社会青年为了抗议，集体跑到公园里边，每个人都切掉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我们当然不觉得这样的做法怎么恰当，但是你也可以想见，这个民族是根本受不得一点轻慢和侮辱的。就是靠这么一种不服输的骨气，他们在短短几十年间跻身于富国之列。在韩国期间，我们参观了国会、宪法法院、证券交易所还有各种各样的名胜古迹，但是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到现代集团听到的郑周永的故事。和大部分奇迹的创造者一样，郑周永出生贫寒。他儿时生活极为贫苦，并且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老大，所以他只念了小学。后来怀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从农村跑到汉城做小工。当时的工人集体宿舍臭虫非常厉害，咬得根本无法睡觉，于是工友们都睡到饭桌上，可是臭虫居然能沿着桌腿爬上来。郑周永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桌子的四条腿都放在盛满水的盆子里，这样臭虫爬上来之前就先掉水里淹死了。可是睡了两三个安稳觉之后，不知从哪儿又钻出许多臭虫，打开灯一看，郑周永“惊呆了”: 原来臭虫改变了方向，它们先从墙角爬到天花板上，然后冲着人掉下来！小小的虫子却有如此的智慧与毅力，这对郑周永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从此他开始相信，为了达到目的，没有想不出的办法，而只要用尽了全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此后即使是战争摧毁了他辛辛苦苦耗尽积蓄建立起来的工厂，他也没有低下自己的头。郑周永后来建立起了空前庞大的现代集团，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实际上主要就是靠现代集团一家之力争取下来的。可以说，驱使他创造奇迹的力量，是那旁人不敢有的梦想、是超过任何人的自信心、是坚韧的毅力、是忍耐的精神、是冷静的计算、是冒险家一样的勇气、是以大局为重的胸襟、是不达目的绝不回头的魄力！回国前，我专门买了一本英文版的郑周永回忆录。我想，我们，尤其是事业还正待展开的大学生，除了看《我的野蛮女友》或者《加油站袭击事件》之外，真的应该“以韩为师”，学学人家的那种男子汉气概。第五部分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张锐VS任羽中：是该你做决定的时候了！张：看来这一章里边我说得多了一些，那些在国外遇到的人物和故事实在太精彩了，我没办法节省笔墨。我们中国大学生走出国门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应该多了解外面的精彩，做好准备。写了那么多，我想最后的道理其实就是一点：不要觉得哈佛或者东大的学生离我们有多远，几年后大家很可能就要竞争同一个工作岗位或者在一家公司里边合作！今天的大学生，必须尽可能地使自己“国际化”。另外，我想读者也已经看到，我们两个在这一年里已经各自选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开始过不一样的生活。任: 确实，我认为最晚到大三寒假的时候，就必须决定自己两年后要达到的目标，并且要开始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做准备，早一点动手才能心里有数。而且，我们都已经是20岁的人了，应该也必须自己拿主意、做决策。张：还要千方百计地寻找锻炼自己、挑战自己的机会，把自己的眼界放宽一些。任：话说回来，一般的大学生未必能得到你那样多的机会，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很多时候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不必太勉强自己。但我想我们在这里讲的，关键还是一种意识和自觉。你要敢想敢做，机遇才会偏爱你；你要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别人才可能刮目相看；你决定了的事情，就要百折不挠地做下去！张：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第六部分张锐：(一) 走出决定性的那一步竞争的激烈，不得不让我们早早地开始计划和很市侩地盘算。请不要说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功利”，而要问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可以让谁平白无故地浪漫起来？Morrison问那些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和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你们为什么不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呢？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去读书呢？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纪最大的机会是在中国吗？”不管你之前有多少梦想也不管你之前设计了多少套方案——现在，大四，你就要走出决定性的那一步了。决定总是困难的，因为一旦决定，即意味着你失去了其他的选择。实际上，任何的选择都不容易，只有许多大四的学生才知道那个把university翻译成“由你玩四年”的笑话多么的恶毒——一直玩到大四毕业哪里还有好的前途？美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竞争的激烈，不得不让我们早早地开始计划和很市侩地盘算。请不要说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功利”，而要问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可以让谁平白无故地浪漫起来？我一度在出国还是保研这两个选择中间犹豫不决。先排除了直接工作这个选择，倒不是我觉得还没有在能力和心态上准备好，而仅仅是因为觉得自己在大学期间书读得还不够多，这也许是一种很奇怪的对学校生活的留恋吧。无论如何，我希望能有一到两年的时间来过一种更加专注于书本、更加简单的生活。现在回想起这个决定，应该还是明智的。尤其是上了研究生后，我才发现中国的就业市场上人才高消费的确愈演愈烈，硕士学位的普及化使得本科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而这种追求高学历的现象，简直已经走向了畸形: 一方面，由于大学教育对于本科生的培养不够，使他们在适应市场和适应雇主方面出现了偏差，许多本科生在进入就业市场后表现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都不够，用人单位于是就不断提高门槛，明明专科毕业生就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却只要博士；同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政府在本科生和硕士生两个层面都大量扩招，甚至硕士生的扩招规模比本科生还要大，而且大量在职、委培等等“特色”硕士生项目的存在，也变相降低了硕士的门槛。硕士学历的大量供给，必然导致它在市场上的进一步贬值，其实，许多用人单位给予硕士和本科生的薪酬待遇几乎没有区别。如果你已经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而你又确实无意成为学者的话，那么直接工作会比读硕士更节约时间。也就是说，对于得到相同工作机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尽管学历上有差距，但是在现实工作中的起点，却是一样的。不是说现在大家都拼命地去考研不对，而是希望提醒：上了研究生之后，并不意味着你对未来的期望值就可以调高很多。这很可能只是两三年的缓冲期，你应该做的，是对照那些本科毕业就能获得很好的工作机会的同学，尽可能地充实和提高自己。第六部分(二) 加强我的“中国背景”(1)接下来可以说说出国的事情了，在我看来，很多人认为只要出国深造就能够获得好的前途的想法，可能犯了同样的错误。对于一些基础性学科，国外的实验室和研究条件很好，要想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突破，那么出去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一些社会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比如法律、商业、新闻传播，如果你希望攻读博士学位，那么直接申请国外的Ph.D Program 是最理想的选择，这些项目由于需要花费的时间长，同时人家也希望你接下来能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所以一般比较容易申请到奖学金。当然，你需要弄明白的是：你是否真的打算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比方说在美国，一般的观念都会认为在名校读完了博士的人应该进入大学去做教授，如果要在私人部门找工作，难度很可能大过本科生。其实，更多的人出国考虑的是开阔眼界、提高语言能力、了解西方文化，同时希望在国外获得工作机会。如果是以在国外就业为目的的话，那么你最好考虑去读国外的MBA、MPA或者J.D这样带有professional training性质的学位，获得这些学位的学生被认为已经获得了成为professional（职业经理人、律师、公务员等）的资格，在就业市场上有优势。然而，申请这些学位的竞争十分激烈，往往有专门的入学考试，同时学费高昂，也很少有奖学金（你学这些的目的就是将来去赚钱，因此没有道理给你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