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强调康托罗维奇的悟性是因为，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与西方经济学无任何学术交流，诸如机会成本这类最常见的概念也不知道。但他仍然得出了与西方经济学中含义相同的结论，这是何等不易。康托罗维奇的研究在前苏联受到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的反对，他写于1942年的《经济资源的最优利用》，1959年才出版。西方同行是从流传出去的打印稿中才了解到他的成果。康托罗维奇也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解释他的成果。这是前苏联专制体制下的悲剧。话经济学人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　　理性预期大师卢卡斯　　　　当一个人的理论被自己的行为所否定时，那将是十分尴尬的。美国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遇到了这种尴尬的事情。　　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卢卡斯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人们可以做出理性的，从而是正确的预期。然而在现实中卢卡斯却做出了不理性的错误预期。卢卡斯1982年与原来的妻子丽塔·科恩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时，科恩提出离婚的条件是，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10月31日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有权分享一半，如果在此后获奖她将不再分享。这就要卢卡斯对自己获奖的可能性进行理性预期。他认为，即使自己能获奖，在1995年前获奖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诺奖委员会在同样做出贡献的人中往往优先考虑年长者。在有可能获奖的人选中他并非长者。于是他同意了妻子的要求。不幸的是在1995年10月31日前的20天，他获奖了。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协议将100万美元的奖金分给前妻一半。为此，卢卡斯后悔不迭，认为前妻简直是个料事如神的女巫。理性预期大师做出了非理性预期，当然要成为媒体“爆炒”的花边新闻。　　卢卡斯名著的中文本当然媒体的炒作并不能成为否定理性预期理论的依据，卢卡斯在这点小事上预期的失误也并不说明理性预期的概念错误。相反，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说明理性预期理论的重要，以及他对这一学派发展的开创性贡献。理性预期理论的形成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中继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之后的理性预期革命。它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人们早就认识到预期对经济的重要性，可惜对经济主体形成预期的方式却了解很少。凯恩斯在《通论》中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但把预期作为非理性的、随机的，这就无法分析预期对经济的影响。1956年，菲利普·卡甘在分析超速通货膨胀时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的概念，强调了过去经验对形成未来预期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预期的失误来修改对未来的预期。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用这个预期概念重新解释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卢卡斯的计量经济学专著在短期中当人们的预期值与实际值不一致时，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交替关系，但当长期中人们调整预期使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时，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但经济学家认为，在一个动态经济中，仅仅是过去的经验并不足以完全决定预期，要分析复杂的经济还需要一种更为合理的预期形成方式。　　理性预期的概念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默思在分析证券市场时提出来的，指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的预期。卢卡斯发展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并将之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这就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在经济学中被冠以“革命”二字者是指开创性的贡献。　　卢卡斯重新解释了理性预期的两点基本含义。一是人是理性的，在他们形成对未来的预期时，不仅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且尽可能最有效地运用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包括经济运行机制、政策决策方式以及相关经济数据的信息。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充分利用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预期。二是从总体和长期来看预期值和实际值是一致的，人们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这就是说由于现实中的不确定因素，人们会做出一时的预期错误，个别人也会总犯预期错误，但绝不会所有人总犯预期错误。由此看来，卢卡斯对自己获诺奖的预期失误仅仅是个别人一时的错误，与理性预期这个科学概念并不矛盾。媒体记者炒作也许是不懂，也许是懂而装不懂。　　卢卡斯由理性预期这个概念中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是政府无效论。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按固定规划来调节经济，例如衰退时扩张或繁荣时紧缩，那么，这种政策将是无效的，因为公众了解这些政策规则，能形成正确的预期，并做出及时的反应，使政策失效。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刺激经济是因为货币量增加引起物价上升，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刺激了生产。但如果公众做出理性预期，知道衰退时政府要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并引起物价上升，他们就会提前要求提高名义工资。这时，实际工资没有减少，刺激生产的作用不存在，政策就失效了。　　如果政府不按固定的规则决定政策，而是采用随机性政策，　卢卡斯的论文集由于公众没有预期到这种政策变化，会起到作用。但公众会犯个别的、偶然的预期错误而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所以，他们迟早会调整自己的预期使政策失效。由于公众能做出理性预期，这种随机性政策在长期中并不能稳定经济，反而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引起了经济的不稳定。现实中的经济波动往往来自这种随机性政策冲击。这就是西方一句谚语所说的，你可以永远欺骗一少部分人，也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由以上得出，无论是固定规则政策还是随机性政策都起不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政策无效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失业和通货膨胀都不存在交替关系，想运用政策以高失业换取低通胀，或者以高通胀换取低失业，最终换来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因此，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向公众公开信息，让市场调节经济。这正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所以，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批判，对8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经济政策自由化也有相当影响。在理论上，理性预期的概念已得到广泛运用。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理性预期消费理论、李嘉图—巴罗等价论(政府征税与举债的影响相同)等理论都在现代经济学占有重要地位。　　卢卡斯的这点轶事是记者炒作的，无非是要给这本不平静的世界再增添一点刺激。这无损于卢卡斯的地位。近年来卢卡斯转向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甚至有人预测卢卡斯有可能再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与现在的妻子南茜·斯多克情深恩爱，如果卢卡斯真的再次获得诺奖，记者们又会炒作什么呢?话经济学人　　怪杰芒德尔　　芒德尔的照片也颇有点与众不同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刘心武写过一篇题为《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小说，讲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员由于个性怪僻而受歧视的故事,提倡对人的宽容。从道理上说，即使再有个性的人，也应该得到尊重；但现实中，无论中外，有怪僻个性的人总难容于其他人，要被歧视。经济学界现成的例子就是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Mundell)。　　芒德尔出生于加拿大，受教于麻省理工学院，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获奖时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早在60年代，芒德尔已蜚声经济学界，连待人苛刻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承认他“以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严谨治学而闻名”，“他对于最佳货币区域的标准分析仍然是欧洲货币体系形成讨论中主要的参考文献”，“他有关如何选择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文章影响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是每本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必选内容。”(《兜售繁荣》，中文版，第80页)从80年代起他多次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直到1999年欧元出现才获奖。这固然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他的个性怪僻不能不是一个原因。直至他获奖后《纽约时报》仍称他是“一个古怪的、加拿大出生的经济学家”，许多报刊也在炒他古怪的一面。　　说芒德尔怪是指他的行事风格不同于常人。克鲁格曼在《兜售繁荣》一书中描述了他有悖于常人的行为。本来芒德尔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学术上已造诣颇深，又培养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鲁迪格·多恩布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这样一批已成为大腕的学生，但突然在1971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到毫无名气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以后在那里呆不下去，又到哥伦比亚大学，但“他那时离群索居，不与学生和同伴交往。”　　克鲁格曼说，“事实在1970年左右，芒德尔以各种方式偏离了常规学术界，有些溢于言表：他开始留长发，常常唠唠叨叨自言自语；另一些则更为重要：芒德尔不再在通常的学术交流会和讨论会上露面，而开始在自己塞纳附近开办的凌乱、门庭冷落的小酒吧中召集讨论会。更重要的是芒德尔完全摒弃了自己以往的学术研究风格；1970年后他发表寥寥，他发表的论文也是过去的同义反复，批评那些具有他年轻时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兜售繁荣》，第80~81页)怪杰芒德尔　　这是至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完整的芒德尔(也译作蒙代尔）著作　　芒德尔被经济学界冷落还与他和供给学派的关系相关。1971年，芒德尔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元与政策组合》的文章，主张提高利率保护美元，减少税收刺激经济。这篇文章引起广泛争论。1974年5月在华盛顿一次讨论世界经济的会上，芒德尔又重提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引起供给学派的拉伐和温尼斯基等人的重视，拉伐正是受此启发而提出了以减税为中心的供给学派理论与政策。　　供给学派这些人都是学术界无名之辈，他们需要一杆大旗，拉伐把芒德尔作为当世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于是他们极力吹捧、拉拢芒德尔，组成了由拉伐、温尼斯基、巴特利和芒德尔为核心的“四人学术小组”。70年代中期，他们每周都在华尔街交易所附近的“迈克尔第一”餐馆聚会，讨论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和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问题。拉伐等人通过一系列活动吹捧芒德尔，把他作为供给学派的创始人。芒德尔也不拒绝，乐意把自己与供给学派联系起来。供给学派的观点一直受到严肃经济学家的批评，芒德尔的名声自然受到不利影响。直至他获得诺奖时，《纽约时报》仍然说，“他的影响从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到欧元的创造”。《华尔街日报》也称他是“里根时代供给经济学之父”。　　芒德尔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其实芒德尔尽管提出过减税的观点，也参与过供给学派的一些活动，但并不属于这个学派。克鲁格曼公正地指出，“芒德尔本人在标以供给学派特征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中作用甚微，”“他本人的观点能否冠之以供给学派还很成问题。”(《兜售繁荣》，第81页)其实供给学派是利用芒德尔的学术地位“拉大旗作虎皮”去吓唬别人，芒德尔的半推半就则使许多人把他划入骗子供给学派之列。　　芒德尔还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喜欢独立在乡间别墅看电视饮酒，连信也懒得看，以至于不知道自己成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当选为西部经济学会主席忘了出席就职典礼和演讲，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时懒得看稿复信。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小事经常发生在他身上，久而久之就被认为古怪了。　　也许是怪僻的名声太大吧，有些不怪的事也被认为怪了。芒德尔对绘画、艺术都有兴趣。他在意大利锡耶纳城外买了一个17世纪的古堡，并大肆修复，被认为是怪事。本来红颜白发也常有，但他60多岁时与一个20多岁姑娘结婚并生一子也受讥讽。如此这样，芒德尔被作为一个怪人来看，说来真有点冤。　　其实人都有个性，我们评论经济学家还要看贡献，不苛求个性。这正是“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含义吧。话经济学人　　另类经济学家同样重要　　无伦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回顾20世纪经济发展时，加尔布雷斯是个不可忽视的人　　一条大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前进。主流派人士为船如何行驶得更快出谋划策，但也另有一些人却告诫人们行得太快会出问题，或者指出船在行驶中的问题。把一个国家比做一只船，主流派经济学家就是让船走得更快的人，另类经济学家则是挑毛病的人。在美国，加尔布雷斯就是这种另类经济学家。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是出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经历丰富，二战期间曾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1946年担任负责德国和日本经济政策检查的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60年代由于在哈佛大学时与肯尼迪兄弟的友谊出任肯尼迪竞选的顾问，以后又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他也曾担任《幸福》杂志编辑，并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从1949年以后任哈佛大学教授。这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美国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关注各种现实问题。这无疑是他另类观点形成的社会背景。　　在学术上，加尔布雷斯继承了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传统。这种传统的核心是对主流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主流经济学用实证方法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制度经济学用演进、整体方法研究制度问题。主流经济学为资本主义这只大船的前进出谋划策，制度经济学则是批评其缺点。加尔布雷斯继承了这种传统，并在新时期条件下有所发展，称为新制度学派。如果说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是主流经济学，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是非主流经济学或另类经济学。　　标志加尔布雷斯另类经济学观点的第一部著作是1952年出版的《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他在这本书中指出，垄断的存在成为美国经济中的特征。垄断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但存在高额垄断利润，是对社会利益的侵犯。社会形成与垄断对抗的各种抗衡力量，例如，与大公司对抗的工会、消费者协会等组织。这些抗衡力量抑制了垄断的力量。然而，抗衡力量也会发展为危害社会利益的力量，应该由国家加以限制。这本书对垄断和抗衡力量都持批评态度，相信国家的作用。分析方法则是权力结构分析。另类经济学家同样重要　　1958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丰裕社会》。这本书一出版就由于其独特的观点与流畅的文笔而成为畅销书。这本书认为，二战后美国已成为物质产品极为丰富的丰裕社会，但这种社会存在严重缺点。第一，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即生产者主宰了消费者。第二，过分强调物质至上，把物质产品增加等同于幸福。第三，存在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这本书的重点不是称赞美国社会如何丰裕，而是强调丰裕中的各种严重问题。　　1967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新工业国》，该书重点在于分析美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这就是在公司中拥有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technostructure)实际掌握了权力，他们注重于公司的增长与强大，形成忽视公共利益的大公司。大公司的这种地位引起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　　加尔布雷斯著作中文本 1973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在该书中，他把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二元体系的存在。二元体系指美国由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和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体系构成。这两个体系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失衡、犯罪严重等问题的根源，出路则在于政府通过制度改革实现两个体系的平等。　　加尔布雷斯是一个活跃的经济学家，著作颇丰，但以后的著作并没有更多新东西，只是其批评主流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观点并未改变。　　加尔布雷斯的另类观点自然会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批评。许多经济学家不承认加尔布雷斯是经济学家，把他归入社会学家。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他的著作毫无意义，可以付之一炬。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另类观点反映了一艘飞速行驶中大船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美国政府重视解决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战以后政府实行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实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对缓解贫富悬殊，改变低收入者的生活状态起到积极作用。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植，以及限制大公司的反垄断政策，都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的采取与加尔布雷斯这些另类经济学家的呼吁不无关系。布尔布雷斯也得到尊重，他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学术界和公众中享有盛誉。　　还应该注意的是，加尔布雷斯一再声称自己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这就是说，他的批评是为了使这般大船行进得更好、更稳，而不是要弄翻这条船。“文革”时期，我国把他作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来热情接待，实在是一种误会。　　一艘船要能平安前进，需要有人喊加油，也需要有人喊注意别翻船。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正在这种意义上说，主流经济学家重要，非主流的另类经济学家也同样重要。话经济学人　　他应该得诺奖　　雅各布·明塞尔，名气也许不够大，但贡献却重大　　金秋十月推测谁能获得2002年诺奖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武汉大学陈志俊教授预言法国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有可能获奖(文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8月12日)。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以拉丰在激励机制设计、公共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等诸多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获得诺奖当之无愧，也是多年来人们看好的夺冠人物。不过拉丰今年方55岁(1947年出生)，按诺奖的传统，在同样有资格获奖的经济学家中，先照顾老者。（遗憾的是拉氏在2004年5月去世，年仅57岁，失去了获得诺奖的机会。）据此我个人推测，2002年的诺奖有可能给予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明塞尔1922年出生，今年是他的80大寿。　　预测谁会得诺奖，关键是看他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这种理论的原创性和对以后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影响。回顾20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学发展，人力资本理论正是这种应该获奖的经济学理论。　　说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问，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a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不是已由于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而获得了诺奖吗?这是一种误解。其实，舒尔茨和贝克尔获奖的主要贡献并不是人力资本理论，而是这种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舒尔茨获奖是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中的先驱工作”。在分析发展问题时，他是“把教育投资如何能影响农业及整个经济的生产率的分析统系化的第一人”。贝克尔获奖是由于“他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人力资本理论在贝克尔之前就存在，他的贡献是“构造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并使之数学化”。以及“把人力资本观点发展为确定劳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的建立对战后经济学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它成为经济发展，教育经济、收入分配、劳动经济学等领域的基础，也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增长理论的建立。但人力资本理论的“始作俑者”，既不是舒尔茨，也不是贝克尔，而是明塞尔。　　从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看，舒尔茨第一篇人力资本的论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196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贝克尔第一部人力资本著作《人力资本》出版于1964年。明塞尔第一篇人力资本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是他195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1958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正因为如此，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ng)公正地指出：“雅各布·明塞尔在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之前发现了人力资本理论，但该理论的创造人却通常被认为是后者。”当然，作为谦和的经济学家，他们三人并没有像牛顿和莱布尼茨争夺微积分的发明权那样，无聊地去争夺人力资本的发明权。他们共同努力使人力资本理论有了今日的辉煌。你在阅读舒尔茨和贝克尔的著作时会发现他们都大量引用了明塞尔的著作。他应该得诺奖　　明塞尔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裔人(与萨缪尔森一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在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1962年以后一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的一生颇为平淡，从事张学术研究，不像那些活跃于政界和媒体上的经济学家那样声名显赫。但他的成就在经济学界是公认的，是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资深会员，2000年又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明塞尔重要论著中的一本明塞尔的主要论著收入了两卷本的《雅各布·明塞尔论文集》(第一卷《人力资本研究》，第二卷《劳动供给研究》，中文版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提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全面奠定了这种理论的基础，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著作。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1974年出版的《教育、经验与收益》(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明塞尔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并用这一理论解释个人收入差别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他把个人收入差别归因于接受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工作中经验积累形成的人力资本差别，并把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标准，建立了说明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关系的人力资本收益率模型。第二,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尤其是妇女劳动力供给的行为。他首先把劳动供给理论归入家庭决策，证明了对妇女而言，工资增长的替代效应(用劳动代替闲暇)大于收入效应(收入增加，增加闲暇减少劳动)，因此，妇女参工率提高。第三,工资差别与工作转换之间的关系。他证明了，男性与女性工资差别不是由于性别歧视，而是由于妇女在生育期间工作中断，由工作经验积累减少而引起的人力资本增加慢于男性。工资增加率与工作转换率反方向变动。明塞尔的这些研究既有理论模型，又有资料的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影响到经济理论与政策制定。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及影响使他有资格获得诺奖。　　当然，诺奖毕竟是人评的，有种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猜测谁会获奖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我推测明塞尔会获奖是根据了他的贡献和年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个智力游戏引起大家对明塞尔及其人力资本理论的关注，至于明塞尔能否获奖本身并不至关重要。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不是炒出来的　　被遗忘的供给学派大师拉伐　　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家经过炒作方可著名，但仅凭炒作终究是成不了经济学家的。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首领阿瑟·拉伐(Arthur Laffer)经媒体和政界炒作，爆得大名，名利双收，但如今谁还把他作为经济学家呢?　　其实拉伐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24岁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8岁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后又任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但他志不在学。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经济困难时期也是经济学家出名的机会。当时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了减税可以既实现繁荣又无通货膨胀的思想。拉伐受此启发，演绎出一套以减税为中心的供给经济学思想。但他的兴趣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而在于以此为敲门砖打入政界。　　供给经济学当年曾红极一时，但说起来简单得很。这种理论认为，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凯恩斯所说的总需求不足，而在于总供给不足。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增加供给的关键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实行减税。因为减税可以刺激人们劳动与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总供给，而且，尽管税率下降了，但由于作为税基的GDP增加了，政府税收反而会增加。所以，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良策就是减税。　　供给经济学的中心是所谓的拉伐曲线。拉伐曲线并不是严肃的经济学家精心研究的结果，而是拉伐1974年在向政界朋友推销减税主张时随手在华盛顿一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出来的，所以，也被戏称为“餐桌曲线”。这条曲线无非不懂经济学的人直观地了解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接受减税不仅可以增加GDP，还可以增加政府税收的观点。　　说起来，供给学派在当时红极一时，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他们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商业周刊》、《挑战》之类非学术或不入流的刊物上。仅有的两个像样东西是拉伐的学生坎托的论文《税率，生产要素之运用以反市场生产》(用坎托、拉伐和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乔尼斯的名义发表于他们自编的《经济政策的供给效应》一书中)和供给学派另一位干将保罗·罗伯茨1984年出版的《供给学派革命》(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的译本)。前一篇文章企图建立一个供给学派的理论模型，可惜在我这个对经济模型造诣不深的人看来都浅薄的不值一提。后一本书不是理论著作，是叙述供给学派的记述性作品，毫无学术价值。因此，供给学派经济学从来就未得到经济学界的承认，供给学派(Supplyside)本来是嘲讽他们的，拉伐曲线也是弗里德曼在嘲笑拉伐之浅薄时用的。　　经济学家不是炒出来的供给学派之所以在80年代红极一时，并不是理论上有所突破，或有经邦济世的真经，而是炒作出来的。　　炒作供给学派减税思想的是一些政界和新闻界人士，除拉伐外，包括提出过减税法案的众议员杰克·肯普、《华尔街日报》副主编温尼斯基，以及年轻的经济学家保罗·罗伯茨、诺尔曼·图尔等人。温尼斯基说服了《华尔街日报》主编巴特利，使该报社论版成为宣传供给学派主张的基地。这家报纸影响重大，在炒作供给学派中起了重要作用。拉伐奔波于各地进行演讲，同时，又通过肯普等人向国会议员推销他们的主张，并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里根总统也是供给学派的信但使得供给学派走红的关键是里根接受了这一套思想。里根早在1946年时年收入已达17万美元，当时最高的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82%~91%。里根以后常说，只要拍四部片子收入就达到最高税率等级，再拍等于白干。这使他对高税收深怀不满。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正合他意。更重要的是，他看到卡特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败，认识到了要能在竞选中得到支持必须另找出路。于是，他就把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并在上台后制定了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复兴计划。被里根采用是供给学派走红的关键——当权者青睐的东西无论多么狗屁不通，都会红极一时的。　　里根上台后，拉伐曾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又创办了拉伐公司，从事投资咨询，最兴旺时有客户200家左右，年收入达到250万美元。个人名利达到了，对国家呢?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总体上是好的，但哪有供给学派什么功劳呢?经济衰退了那么多年，按正常周期性波动也该往上动了。要说供给学派的“功劳”，大概就是财政赤字大大增加——如果每张债券为1000美元，里根上台时所有债券摞在一起，高度有67英里，里根下台时已达到100英里了。　　怪不得尽管美国80年代经济不错，各界对拉伐和供给学派评价甚低。老布什称供给学派为“伏都教经济学”(Voodoo教——海地的民间宗教，被天主教指责为邪教)。世界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没有收入拉伐、供给学派之类词条，理由是它“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是“一个经济思想大杂烩”。　　炒作经济学家的事还仍然会有，但仅靠炒作成功者不会有。话经济学人　　卢森贝的悲剧　　提起卢森贝，年轻人恐怕知道的不多，但文革前学过经济学的人不会陌生。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是经济学说史的标准教材，讲这门课的老师也是言必称卢森贝，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崇敬也是应该的，卢森贝的确才华横溢，学识丰富。从他1879年出生来看，应该在十月革命前上过大学。但主要学术活动还是在前苏联成立之后。当时苏联成立了红色教授经济学院和红色教授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学院，以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卢森贝受命讲授政治经济学史，但当时这门课的体系是资产阶级建立的，教材也是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当然不能用。于是卢森贝就按马克思主义来重新编写，1934~1936年，出版了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1940年为了适应大学生用又缩写了一卷本《政治经济学史》。这两本书是我常读的。应该说，资料相当丰富，是一本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自己创立一个经济学史体系，又读了这么多书，用资料来充实，这么巨大的工作主要由他一人完成，令人不得不敬佩。　　卢森贝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极为深入，大概在当时的苏联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他写的《资本论注释》是我上大学学《资本论》时的必读参考书。这本书为我解决了读书中的不少困惑，也给了许多启发。它不仅解释了难读的一些内容，还在深入思考、学习方法等方面给了读者指点。看来他本人对《资本论》的了解无人比拟。与当时流行的日本人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相比，卢森贝的书显然高出一筹。　　60年代中国大学生学的标准教科书，也是国内编写的经济学史教科书的范本　　卢森贝1950年去世，比斯大林晚三年，一生主要生活在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之下。但他是少数幸运者之一，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受到冲击，他的许多著作出版于大肃反的30年代。可见迫害知识分子之事并没有影响他。早在1920年他就是苏共中央委员。并获得过劳动红旗勋章。一个以教书为生的学者能有这种殊荣在前苏联也是凤毛麟角了。　　但我读卢森贝的书时，总感到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以他这样的才华和学识研究经济学史，应该是世界级大师。可惜他的影响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圈子里，还是靠前苏联的武力输送出去的。在西方，很少人知道他，也几乎没人读过他的书。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研究经济学史的专家也很少提到卢森贝了。其原因我想还在于他的《政治经济学史》尽管是谈历史，但也是一本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书，这样，就缺少了科学意义。可以红极一时，但却难以留传下来。　　卢森贝的悲剧《政治经济学》的缺陷首先是体系的。经济学史本来应该刻画出整个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但卢森贝是按马克思主义来划线的。“一批一扬”，即反对马克思的批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扬之。与此无关的许多内容就都删掉了。以主观需要来为客观历史划线，岂不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了吗?在这套书中许多对经济学发展十分重要的人物和思想都不见了。其次，这本书只写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从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全没了。卢森贝的学术生涯从20年代开始,30年代写出了这本书。边际效用学派等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不能不写。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以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态度作为标准，把经济学分为古典的和庸俗的。对他归为庸俗的是一批到底，把他们的许多贡献全抹杀了。我这本书中写到的萨伊、西尼尔等人就是例子。许多中国人研究经济学史的风格也由此而来。就文风而言，也是苏式党八股，与中式党八股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中式党八股本来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的一声炮响送来的。　　当然，我今天这样评论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并不是苛求前人，我理解那一代人的苦衷。包括卢森贝在内的那一代人的悲剧从本质上说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个人，要责怪造成这种制度的斯大林之流。　　俄罗斯是不乏人才的，即使在沙皇统治之下也出了罗蒙诺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下，没有这种大师了呢?这正是我写卢森贝的悲剧想探讨的。　　专制制度总是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对付知识分子的。正面的引导是，听我的话，当我的驯服工具(仅当工具不行，还必须驯服)，抛弃良知，为我服务，即有胡萝卜吃。不听我的话，则有大棒侍候。杀几只不听话的鸡，猴们就想吃胡萝卜了，所以，必须阉割自己。经过阉割的学者还有什么自己的思想?专制者最怕的是学者自己的思想。领导告你鹿就是马，你偏要引经据典论证鹿不是马，这不是找死吗?领导还是需要学者的，学者引经据典论证鹿的确是马，能使领导更自信，也使对领导有深厚阶级感情的群众更相信。卢森贝没有吃过大棒,阉割了自己，用历史来证明维护专制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他吃到了胡萝卜，恐怕还不止一根呢——生活享受、地位、名誉。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森贝是个悲剧人物。　　我不把卢森贝当做一个人，而是当做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专制之下人才和思想被扼杀的符号。康托罗维奇对资源配置最优化研究成绩斐然，但他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论证他的成果，说明他的成果又一次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之伟大。一个数学家去搞什么劳动价值论是什么滋味?康德拉杰夫提出什么证明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长周期理论，只好不明不白地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了。这两个人其实殊途同归。对学者来说，肉体死了和思想被阉割了，有什么差别呢?　　专制之下是没有思想家和新思想的。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史的研究应该有充分的自由。经济学史是一门历史，非要用什么思想去指导，非要先入为主，这还是真实的历史吗?　　愿卢森贝的悲剧成为一去不返的往事。话经济学人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斯大林去世之后，前苏联“解冻”。人们开始认识计划体制的弊病，改革之幕正在徐徐拉开。推动这场改革的是赫鲁晓夫这个毁誉参半的人，而在这场改革前哨战中打先锋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　　1962年9月9日，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企业改革方案——经济核算的计划管理体系，并把利润率与奖金挂钩，作为新计划体系运行的激励动力。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推动了前苏联经济的第一轮改革高潮。利别尔曼的改革思路是改革计划管理的内容以及计划制定方法。　　过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的，企业毫无自主权。利别尔曼要求改变这种模式向企业放权。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下达：按品种的产量计划；交货期计划；以及计划赢利定额。企业按这三项计划要求，再制定出全面的生产计划，包括劳动生产率、工作人员数、工资、产品成本、积累、投资和新技术等。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管大事,至于企业如何完成这些计划是企业自己的事，中央计划部门不必过问。这就是向企业放权。　　在产品量、交货期和盈利定额三项指标中，利别尔曼进一步强调，其核心是赢利定额指标，即利润率指标。利润率指标是考察企业最中心的综合指标。中央计划部门按生产部门(行业)制定利润率指标，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企业的赢利情况与奖金直接挂钩。这样企业就有了积极性。这就是向企业让利。但为了防止企业一味高利润的现象，利别尔曼还主张把产品品种作为企业获得奖励的前提。　　计划制定方法主要是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前苏联计划模式中，计划是由中央计划部门用产品平衡法制定出来的。利别尔曼建议计划的制定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由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第二个过程是企业具体的生产计划制定。这两个过程纵横交织。第一个过程按生产部门纵向制定计划，第二个过程按企业之间的供销关系横向制定计划。利别尔曼还主张通过经济组织和合同制度的发展来缩小纵向计划，扩大横向范围。这就在计划之下使企业通过横向计划在市场内发生联系。　　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另一个缺点是不承认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利润。利别尔曼认为，计划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劳动者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企业的利益包括企业集体的物质利益和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利别尔曼反对那种企业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凡是有利于社会的，也就应当是有利于每个企业的。反之，不利于社会的，对任何企业的集体来说应当是极不利的。”利别尔曼把利润作为企业最主要衡量指标的建议正是以这种社会与企业利益一致论为基础的。利别尔曼认为把利润作为衡量指标简化了计划工作，刺激企业降低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赫鲁晓夫的改革探讨是利别尔曼文章出台的背景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利别尔曼认为，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商品交换的关系，给企业一定的独立地位。不仅消费品，生产资料和资金都要作为商品，按一定的价格在企业之间买卖。资金的买卖就是我们所说的“拨改贷”。这时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体现为由商品交换调节的供货关系，以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润分成。交给国家应交的以后由企业自主支配。　　在这次讨论之后，前苏联在1965年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经济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参考了这个思路。但70年代后前苏联增长速度下降，这就引发了1979年后的改革，这就是后话了。　　在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中，以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经济与组织研究所成员和常在该所主办的《工业生产经济和组织》上撰稿的人为主形成了西伯利亚改革学派，简称西伯利亚学派。这个学派除利别尔曼外还有阿甘别江、阿巴尔金、布尼奇、波波夫等人。19世纪80年以后阿甘别江和阿巴尔金成为该学派首领，主张激进改革。他们的改革思想对戈尔巴乔夫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被吸收到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阿甘别江还作为戈尔巴乔夫直接领导的前苏联完善机制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直接参与前苏联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践。西伯利亚学派是推动苏联改革的一个重要经济学家团体，他们的改革思想对其他国家也有相当大影响。　　当前苏联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热火朝天地进行时，我正在北大经济系上学。应该说国内学术界的反应并不慢，可惜方向不对。我们在1963年就开了一门新加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批判”课。批判的内容首先是利别尔曼的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当年我们认真读了这篇文章，可惜是要批判的。说起来可笑，我还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批判文章(课堂讨论用)。现在只记得第一句是“利别尔曼放出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气球……”其他，你就是严刑拷打我，我也记不得写的什么了。当时我们学习还是学术批判。但不久就演变为对孙冶方先生的批判，先是文斗(报上写文章，不过我们没资格)，然后是武斗，这已经是不堪回首的“文革”了。　　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已经过去40多年了。现在看来，他们的出发点还是要维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那一场争论并没有涉及所有制问题，也不想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改革并不成功，赫鲁晓夫也作为替罪羊而下台了。其实不从产权和根本制度入手，任何以完善旧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终久都会失败。王安石倒下去了，赫鲁晓夫倒下去了，以后会是谁呢?　　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谁。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英雄，利别尔曼也是一个英雄，西伯利亚学派是群体英雄。正是他们开始正视计划经济的弊病，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幕一开以后，好戏就连台了。改革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利别尔曼是弄潮儿。与兰格相比，利别尔曼前进了一大步，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我们不应该忘记利别尔曼这样推动过改革的经济学家。话经济学人　　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　　年轻的奈尔伯夫　　巴里·J·奈尔伯夫(Barry J.Nalebuff)现在是耶鲁大学教授，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毕业时参加了剑桥大学的五月舞会。这个会上有一种赌博游戏，每人得到相当于20美元的筹码，舞会结束时，最大的赢家可以得到下一年度舞会的入场券。　　巴里的运气非常好。在最后一轮轮盘赌之前，他过关斩将已赢了相当于700美元的筹码，独占鳌头。第二名是一位英国姑娘，只拥有相当于300美元的筹码。其他人已被淘汰出局。在最后一次下注前，英国姑娘想求和，提出分享下一年的舞会入场券。巴里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加之酒喝得多了一点，失去绅士风度，断然拒绝了。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巴里在这最后一场赌博中失败了。其原因何在呢?　　与奈尔伯夫合写《策略思维》的著名经济学家迪克斯特这最后一场轮盘赌的规则是，轮盘停止转动时小球落在什么地方。轮盘上刻有从0到36的37个格子。小球落在0庄家赢。玩者可赌小球落在偶数还是奇数的格子(分别用黑红两色表示)。这种玩法赔率是一赔二，即一美元赌注变为两美元，取胜的概率为18/37。如果把注压在3的倍数的格子上，赔率为一赔三，即一美元赌注变为3美元，但取胜的概率为12/37。那位英国姑娘决心破釜沉舟，把300美元压在3的倍数上。巴里应该采用什么策略呢?　　其实巴里只要采用与这个英国姑娘同样的策略，也把700美元中的300美元押在与这位姑娘同样的注上，无论输赢，总比她多出400美元，稳操胜券。但这时已凌晨3点，酒精又起作用，巴里把赌注200美元下在偶数上。这时只要他赢，无论这位姑娘输赢如何，他都获胜。只有他输，英国姑娘赢，他才会输，而这种事件的概率是1∶3。但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巴里输了。　　当然，这场赌博本来是玩的，一张下一年的舞会票，就像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胜者戴的真正用树枝编的桂冠一样。但事后巴里还是非常后悔，因为他作为一个博弈论专家，居然忘记了博弈论最基本的策略之一：胜者要采取与落后者相同的追随策略。落后者才采取与胜者不同的战略，以求一线生机。　　也许是受这件事的启示，巴里与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博弈论专家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合写了一本《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Competitive Edge in Business,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这部书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博弈论专家的高度评价。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他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经学》中曾这样评价这本书：“这本书在国际上极为畅销。这本书解释了在商业、政治，甚至社会和家庭情况下如何运用博弈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A.沃尔克(Pawl A.Volcker)认为“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两位教授非常成功地解释了，在制定决策的时候无论身居要职还是普通市民都会遇到的问题。”萨缪尔森则认为：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你将从《策略思维》　　一书中获益，并感到兴味盎然。　　美国经济学家写的几种经济学随笔著作　　博弈论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述。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朱·弗登博格和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Tean Tirole)写的《博弈论》(Game theory)用数学方式表达，系统而全面，也有相当深度。但普通读者很难读懂这本书，甚至也读不下去。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不自觉地用博弈论方法做出各种决策。博弈在生活中，博弈论也在生活中。《策略思维》这本书正是用我们熟悉的例子来介绍博弈论，教我们如何用这种方法去做出决策。这本书从大国军备竞赛到企业合作与竞争，从体育比赛到是不是租一台电脑。用这些例子告诉你如何走出囚徒的困境，如何做出可信的承诺，如何实现合作与协调，如何讨价还价或进行激励。最后用23个案例介绍了博弈论的综合运用。　　拿起这本书你就放不下也许巴里当年输给那位英国姑娘真是一件好事，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书呢?　　成功的经济学家不是仅仅在象牙之塔中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构建自己高深的模型，还要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让公众通过身边的事例来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维。　　手头有几本极有影响的这类书。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赫兹里特的《回到常识》初版出版于1946年，至今为人们引用。哈耶克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的现代著作，使聪明的外行人能在这么短期的时间里学到这么多经济学的基本真理。”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中间道路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和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杰尔·L.米勒合写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加里·贝克尔的《生活中的经济学》都同样脍炙人口，为许多不懂经济学的人所喜欢。此外，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D.利维的《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斯蒂芬·E.兰德斯伯格的《安乐椅上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与日常生活》，等等。这些书的共同特点都是真正让经济学回到了生活中，用鲜活的例子介绍经济学，让经济学变成了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　　当经济学从象牙之塔回到现实生活中时，理论就不再是灰色的，而与生命之树同样长青了。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其含义不应该是经济学家用它去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成为社会设计乌托邦式的蓝图，而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用经济学思维方式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介绍了这一类贴近生活的经济学家，或严肃经济学家令人可亲的另一个面孔。　　《策略思维》的中文本已经出版了，你拿起就会放不下。不信，试一试看。乌鸦嘴克鲁格曼　　乌鸦嘴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形象相当可爱,却被那些不爱听真话的人称为“乌鸦嘴”　　199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称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实际是一只纸老虎。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完全是一种投入型增长，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来增长经济。这些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没有实现以科技进步带动的增长。甚至这一地区经济最强大的日本也是这样。投入型增长迟早会引起收益递减，这些国家的经济必定发生危机。　　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时亚洲人正沉醉于繁荣之中，梦想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克鲁格曼却说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仍然是美国。亚洲的许多政要、学者猛批克鲁格曼。可惜他的预言成了事实，1997年，东南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了。一个人做出了不幸的预言而又对了，当然会被称为“乌鸦嘴”。　　不过从来没有永远正确的乌鸦嘴，克鲁格曼的预言也有错误的时候。1990年，他写了一本题为《预期消退的年代》的畅销书，预言了90年代美国经济的衰退，但这却没有成为现实，因为90年代成为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这本书的畅销。克鲁格曼1997年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三版，并没有修改他的预言，但该书一直在亚马逊书店排行榜上属于五星级畅售书。　　读这本经典教科书才能了解最新的国际经济学当然，作为美国当代顶尖级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并不是专门进行预测的算命先生。他根据经济理论谈一点对未来经济的看法，未来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即使依据的经济理论正确，预言也不见其全对。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学界以直言不讳著称，往往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这大概是有人称他乌鸦嘴的原因。不过无论别人说他什么，也无论他做出了什么预言，都无损于他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克鲁格曼出生于1953年的“婴儿潮”中，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他师从诺德豪斯、多恩布什、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毕业后曾在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联邦储备银行等实际部门工作。深厚的理论修养、丰富的实际阅历和天生的聪明使他成为新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话经济学人　　克鲁格曼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国际贸易新理论。战后，国际贸易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贸易迅速增长，例如，美国既生产并出口汽车，同时又大量进口汽车。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这种趋势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克鲁格曼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用产品差别和不完全竞争来解释国际贸易中的这种新趋势。这就是说，即使是同一种产品(如汽车)也存在差异(如型式或颜色)，消费者有不同偏好。如果一国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生产各种有差异的同类产品，必然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要求企业为全世界生产产品，并进行交易。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既有产品差别引起的垄断竞争，也有规模巨大引起的寡头。各个企业要扩大自己的规模，其产量必定超出本国需求，从而即使同类产品(汽车)进行国际贸易也有利于各国实现产品差别存在时的规模经济，成本降低。从而同种制成品的国际贸易就会使各国受益。克鲁格曼是写通俗经济学的高手，他的这些书在中国也颇受欢迎　　这种国际贸易新理论还有其政策含义。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赫克希尔-俄林定理)，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格局是由自然资源(要素)或历史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甚至难以改变。但根据新理论，优势来源于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即使在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方面没什么优势，也没有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建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这就是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已经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并付诸实践。　　克鲁格曼的另一个贡献是汇率目标区理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国实行了浮动汇率，但汇率的剧烈波动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于是如何减少汇率波动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克鲁格曼解释了汇率波动剧烈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并不像想像的那么有效。但在浮动汇率下，贸易流动对汇率变动的反应迟缓，因为出口商进入或退出某个市场都有沉没成本(无法收回的支出)。他们观望汇率的波动，只有汇率波动到一定程度，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实现市场出清，这就加剧了汇率波动。克鲁格曼支持汇率目标，即汇率在目标区内可以浮动，但有不能超越的界线。克鲁格曼认为，汇率目标区的好处是，当它上升到目标区上端时只能下降，下降到目标区下端时只能上升，这就降低了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减少了投机活动，稳定了汇率。　　克鲁格曼受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关于地区产业集群优势的启发研究了地理和贸易的关系，发展出经济地理这一新领域。他的结论是，国际贸易只是更一般的生产区位理论的一方面。产业区位的决定有任意性，可以由政府引导形成地区的产业集群优势，而且历史在解释已形成的产业区位及发展方向时是重要的。现在这一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克鲁格曼文笔极好，又善于以通俗幽默的语言向大众讲经济学道理，分析经济问题。他在《华尔街日报》等报刊上主持的专栏极受欢迎，同时他也是许多经济学畅售书的作者，如前面提到的《预期消退的年代》，在国内已有译本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等等。当然，作为乌鸦嘴，他讲话是很尖刻的，他讽刺一些亚洲国家政府为显示功绩而给统计数字注水——“看它们的统计数字如同读科幻小说”。这些话当然许多人不爱听。但这种直率坦诚的风格使他更有魅力。　　克鲁格曼已经获得了克拉克奖，许多人认为他也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人。他有一句有名的话：“任何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都必须要有一点类似于梦游者的特征。”这也许正是他自己的写照。话经济学人　　君子和而不同　　人总是要争论的。巴以相争，枪炮说话；文人相争，恶语相加；政治家争论，拳脚齐上；经济学家的争论颇有点“君子和而不同”的风范。　　历史上和而不同的典范就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了。他们俩出身、教养、社会地位完全不同。马尔萨斯出身于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毕业于剑桥大学，终生过着清贫的书生生涯，被认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李嘉图出身于暴富的金融之家，从小没受过正规教育，极为富有，被称为“花花公子”，但由于在政界和学界的活跃而极富盛名。1809年他们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而结下终生友谊。　　在学术上，他们俩人的争论远远大于共识，而且观点之对立，争论之激烈，至今读他们的书仍然可以感到。马尔萨斯最早提出需求不足的“普遍过剩说”，认为存在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阶级是合理的，支持限制谷物进口。李嘉图则反对地主阶级，支持取消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李嘉图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马尔萨斯反对劳动价值论，主张生产费用论。他们一直围绕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以及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争论不休。1820年，马尔萨斯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后，李嘉图以220页的篇幅进行批驳，马尔萨斯也反唇相讥。　　他们是争论对手，也是朋友——索洛与琼·罗宾逊　　琼·罗宾逊在哈佛大学与经济系教授们亲切交谈，看不出他们还是争论对手君子和而不同但这种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的争论往往是一种切磋。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驳斥马尔萨斯为地主辩护和支持《谷物法》的立场。马尔萨斯认为此书写得仓促，应该重写。李嘉图接受这一建议，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经济学经典之作。仔细阅读他们的通信，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与切磋对每个人学术进步的作用。在生活上，他们也互相帮助，李嘉图曾替马尔萨斯购买公债，以帮助马尔萨斯脱贫。李嘉图去世后曾给马尔萨斯留了一笔遗产。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去世后说：“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在现代经济学家中，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索洛也是这样和而不同的君子。　　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新剑桥学派和美国新古典综合派围绕资本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两个学派分别在英国和美国麻省的剑桥(Cambridge)，所以，称为“两个剑桥之争”。争论围绕资本的性质与测定，资本积累过程与特点等纯资本理论问题，实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边际价值理论与边际分析法——是否正确。这场争论由琼·罗宾逊1953年发表的论文《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挑起，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人应战，持续近20年之久。　　这两派经济学家唇枪舌战，各不相让，在报刊和演讲中抨击对方，毫不客气，但这种争论并没有使他们成为人际关系上的敌人，而是相互尊重，成为朋友。　　最早与琼·罗宾逊争论的是索洛。当索洛刚刚进入学术界时，琼·罗宾逊已久负盛名了。但当索洛对琼·罗宾逊的挑战做出回应时，琼·罗宾逊对索洛评价相当高，认为“索洛教授的才华令人眩目”。琼·罗宾逊的传记作者特纳认为“在后来15年中，她与他不遗余力地进行讨论。他们的通信充满温暖但有时是相互攻击的回合。在个人私交上是友好的。”(《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1961年，应琼·罗宾逊的要求，索洛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各争取了250美元，安排琼·罗宾逊在这两个学校演讲，而演讲内容正是挑战新古典综合派的。由于时间安排失误，他们俩人未见面。1963年他们见面时就资本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争论。1970年索洛到英国剑桥，他们又进行争论。尽管有争论，他们都珍重相互之间的友谊和交流，琼·罗宾逊把这种争论看成“才智的考验”。　　琼·罗宾逊与萨缪尔森在1948年就见过面。琼·罗宾逊极为佩服萨缪尔森，认真读过他的许多著作。尽管他们之间的争论更激烈，但琼·罗宾逊对萨缪尔森依然敬佩，承认自己从萨缪尔森的著作中得到不少启发。萨缪尔森则认为，“这种争论方式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尤其在提出新观念时需要，因为新观念是不可能在一种和谐、茶馆式的气氛中产生的。”琼·罗宾逊去世后，萨缪尔森写长文悼念，并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鸣不平。　　学术上的争论不应发展为人际关系上的敌人，经济学界的前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经济学家需要宽容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需要宽容　　沉思的哈耶克做出过最著名的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崩溃，他有幸亲眼目睹了这场历史巨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学家被误解，蒙冤受屈都是难免的。但在不同社会中，经济学家蒙冤的后果却不同。一个社会的宽容程度如何，对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生活在美国的哈耶克和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是两个极端的例子。　　今天哈耶克的学术地位已经是举世公认了，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哈耶克却是有争议的人物。　　作为奥国学派的重要成员，哈耶克曾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能否行得通的世界性争论中崭露头角。另一位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挑起了这场反对计划经济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哈耶克发表的三篇论文(总题目为“社会主义的计算”，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使他声名雀起。1931年他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讲稿以《价格与生产》为名出版，并获得好评。此后，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哈耶克非常喜欢英国，并于1938年加入英国籍。如果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会一直在英国工作并生活下去，成为一名事业顺畅的经济学家。　　老年的哈耶克改变哈耶克命运的事情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的中心是反对计划经济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作为消灭个人自由的通向奴隶制之路。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应超出了哈耶克个人的预期。在欧美的公众中，这本书获得极大成功。美国畅销的《读者文摘》摘要发表了这本书，引起读者极大关注，甚至还有打印本（相当于当年中国的手抄本）在流行。哈耶克围绕这本书在美国各地所作的演讲亦有轰动效应。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客，如邱吉尔，对这本书也评价甚高。　　可惜在学术界和经济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贬多于褒。这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的反社会主义基调。早在二战前，西方学术界和文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忧心忡忡。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当时许多人对苏联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二战中苏联的反法西斯战绩更给社会主义增添了一个光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时尚。不少英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渐进的费边主义，像萨特、毕加索这类文化名人都加入过共产党。在一片对社会主义的赞扬声中写出这样一本反社会主义的书，命运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经济学界，即使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也是信奉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主义尽管没有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一统江湖，唯凯独尊”，但已成为主流。哈耶克的这本书也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另一方面，哈耶克原来是一个严肃的经济理论专家。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写这种媚俗的通俗读物，无异于学术上的堕落。哈耶克在自传中说到写这本书“使得自己在同辈的经济学者中名誉尽失。……经济学家大都把我看成圈外人，是个自贬身份写了本像《通向奴役之路》之书的人。”(《哈耶克论哈耶克：自传式对话》　　哈耶克著作的部分中文本，读哈耶克的书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通向奴役之路》的出版和他与原配夫人的离婚，使他不得不在1949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尽管没有在经济系而是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但美国的宽容使他可以在平静的书斋中从事研究，写出了《自由秩序原理》这样的巨著。　　哈耶克是幸运的。尽管他在经济学界声誉扫地，毕竟还可以幸福地活着并研究他的学问。而且，他还有幸活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在亲眼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崩溃之后于1992年去世。人们为哈耶克预见之正确而折服，哈耶克获得了他早应得到的声誉。　　但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尽管也做出了正确的预言，却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了。　　康德拉杰夫(Nikolai Dmitrievich Kondratieff，1892~?)早期以研究俄国经济和农业问题著称，25岁时就担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从1920年1928年他创立并领导了莫斯科商情学会。这一期间他广泛收集资料研究经济中的长波现象，并于1925年发表了至今仍受重视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文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中)。这篇文章根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价格与生产的资料提出存在着50~60年为一个周期的长周期理论。他把从18世纪80年代到当时这140多年间分为3个长周期。根据这种理论，当时(20世纪20年代)是第三个长周期的下降时期，但以后仍会有上升时期。今天看来，这无非是一个学术观点，而且也正确。但这个观点却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发生矛盾——总危机表示资本主义要死了，哪会再有上升呢?　　康德拉杰夫为此倒了大霉，先是他的理论被指责为“错误的和反动的”，后又在1930年被指控为组织劳动农民党而被捕。在1931年3月对孟什维克的审判中，他还以主要证人的身份出庭。此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推测他死于1931年，林行止先生根据有关资料，推测他死于1937年。至于他是如何死的，受了什么罪，就无人知晓了。哈耶克的不合时宜，仅仅是被冷落，康德拉杰夫的不合时宜却送了命。　　经济学家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会提出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会提出错误观点。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对还是错，而在于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对那些不合时宜的经济学家，我们有权批评他们，但要保证他们生存和研究另类观点的权力。在一个没有一点宽容的社会里，经济学一定是辩护术，是政治的婢女。宽容是经济学繁荣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哈耶克和康德拉杰夫的经历所告诉我们的。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　　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一个最爱争论的群体，常听到的话是，n个经济学家也会有n+1个观点。肖伯纳嘲讽地说：“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地排成一队，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罗纳德·里根根据他当总统时与经济学家的交往得出的看法是，如果小追击(Trivial Pursuit)游戏是由经济学家设计的，那么，100个问题就会有3000个答案。　　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经济学家有咸水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淡水派(新古典经济学)之分。不仅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之间争论，而且同一个派别的经济学家之间也在争论。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会有天壤之别。据说仅通货膨胀理论就有近百种之多。　　经济学的争论是人人都看到的，但他们之间有没有一致之处呢?他们是分歧与争论多呢，还是一致之处更多?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得出了许多与人们的传统看法不同的结论。　　英国经济学家S·布里顿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征求经济学家、议员和政治评论家的意见，并把结果写成《经济学有共识吗?》(Is There on Economic Consensus? London, Macmillan，1973)一书，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尤其在需求管理、预算赤字和货币政策这类重要问题上，更为一致。第二，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远远小于政治家，甚至小于同一党派的政治家。第三，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表现出极大关注。第四，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价格机制有一种学术上的忠诚。第五，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问题上更为一致。　　读了这本书，你就可以知道现代经济学家的共识与分歧是什么了美国经济学家丁·R·卡尔(丁·R·Kearl)、C·L·波普(C·L·Pope)、G·C·怀悌(G·C·Whiting)和T·C·温默(T·C·Wimmer)在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79年5月号的《经济学家混乱吗?》(A Confusion of Economists?)中说明了，与宏观经济问题相比，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问题上有更多的共识；与规范问题相比，经济学家在实证问题上有更多的共识。换言之，经济学家的共识在有关价格机制的微观经济问题上，而分歧在宏观经济和规范问题上。但即使在宏观经济问题中，对财政政策能够刺激经济以及不应该用工资-物价管制来控制通货膨胀等问题仍有广泛的共识，分歧在于短期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他们的结论是：关于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广泛分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经济学家B·S·弗雷(B·S·Frey)等人在1984年12月号《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与争论：一种经验研究》(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Among Economists: An Empirical Inquiry)。该文考察了美国和欧洲经济学家的共识和争论，结论是就国际范围而言，经济学家在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意性这类问题上存在广泛一致性。但各国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中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看法并不一致。一般而言，美国、德国和瑞士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减少国家干预，而奥地利和法国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政府干预。　　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R·M·阿斯顿(R·M·Alston)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共识吗?》(Is There Consensus amorg Economist in the 1990s?《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5月号)中比较了经济学家在十个问题上的共识。这十个问题是：租金上限、贸易限制、浮动汇率、财政政策、平衡预算、转移支付、财政赤字、最低工资、负所得税、排污许可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看法的一致性为93%~78%。　　这些调查并没有否认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强调的重点不同，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而且，尽管经济学强调客观性，但在认识世界，尤其在政策问题上仍难以摆脱价值判断，因此，分歧也难免。正是这种分歧与争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在经济学中也和在任何一方其他科学中一样，真理越辩越明，认识越辩越深化。　　这些调查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被大大扩大了。其实经济学家在争论之外还有广泛的共识。在微观经济学问题上经济学家存在广泛共识。在宏观经济学问题中，对长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自然失业等问题，经济学家没什么重大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短期问题上。人们往往看见经济学家争的热火朝天，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一致。例如，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分别代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他们的争论无人不知，但却忽略了他们对自由贸易的相同支持。　　还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各派经济学家会有新的分歧，但也在更多问题上趋于一致。例如，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认识到要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这就是一种共识。美国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Fischer)形象地用汽车来比喻经济学家之间分歧的缩小。他说，20世纪50年代可以一眼把雪佛莱和福特分开，现在则觉得它们十分相似。　　经济学界也与天下一样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总是合大于分。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话经济学人　　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　　最近在一个大学演讲后，一位女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女经济学家太少了，是不是女人不适合当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我已听过不止一次。看来这个现象值得研究。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中成功的女性的确不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今无一位女性，有望获奖的名单中也没有女性。英国经济学史权威马克·布劳格(Mark Blug)编写的《凯恩斯以前的100名著名经济学家》中无女性，《凯恩斯以后的100名著名经济学家》中，女性只有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和琼·罗宾逊(Jean Robinson)两位。　　但我想这不是女性天生不是经济学家的料，而更多是社会传统造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制的颠覆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此后妇女退出社会活动，相夫教子，成为男性的附属物。“文明时代的贵妇人表面上受尊敬，对于一切实际劳动完全隔离，她们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女性来，实际处于无限低下的社会地位。”这样，许多有经济学天才的女性无法发挥其潜能，一些表现出其经济学才华的女性也没有留下名。在后一类女性中英国经济学家穆勒的妻子哈里特·哈迪和马歇尔的妻子玛丽·配第是有代表性的。　　穆勒和马歇尔都是里程碑式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但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有一些重要的部分来自夫人，许多名著是俩人合作的成果，无非是丈夫显赫的声名使这两位才女暗然失色。　　老年时的琼·罗宾逊仍然不减当年风采穆勒的夫人哈里特·哈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穆勒对她的评价是“从外表上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哈迪聪明好学，穆勒认为，她在气质和品格上与大诗人雪莱相似，但在思想与智力上，哈迪是“大巫”，雪莱则是“小巫”。哈迪在学术上也不乏闪光的思想和见解。尽管她没有自己的独立学术著作问题，但她的思想与见解溶入了穆勒的著作，并得以传世。穆勒认为自己在最终目标和实用这两方面“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的或是创造的结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或其他学科)都应该深深感谢她，因为我从她那里学会一种聪明的怀疑态度。”　　许多以穆勒署名的著作实际上是两人合作的结果，许多观点是在两人思想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穆勒说：“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穆勒指出，在他的最重要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吸收了哈迪许多见解。例如，“劳动阶级的可能未来”一章是在哈迪的坚持下才写的，思想完全是哈迪的，甚至是哈迪口授的记录。换言之，如果在今天，哈迪完全可以以此为题写一本自己的专著。穆勒的名著《论自由》尽管是在哈迪去世后出版的，但穆勒指出，与其他书相比，这是他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其中每一句话都经过他们共同阅读、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就思想内容而言，更难说出哪一种思想是谁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合著。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　　马歇尔的夫人玛丽·配第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之父配第的曾孙女。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她进入了当时妇女很少进入的经济学领域，成为剑桥大学首位女经济学讲师。马歇尔的第一本成名作是《工业经济学》。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初级入门读物，但其中包含着马歇尔渐趋成熟的理论的首次一般性叙述，在简单的表述背后隐含着极其复杂的理论。这本书是他们夫妻俩合作写成并联合署名出版的。这标志着马歇尔划时代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是两人合作的产物。马歇尔最著名的著作是《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由马歇尔一人署名，但实际亦由两人合作写成。1881年，马歇尔夫妇到意大利休养。在这一年，马歇尔在配第的协作下构思并准备这部名著的撰写。他们在巴勒莫一家小旅馆的屋顶安静地工作了五个月，完成了《经济学原理》前几章的写作。这几章是他们共同写出来的。如果这本书由他们共同署名，配第也就如同马歇尔一样出名了。　　如果在现代社会里，哈迪和玛丽都会是著名经济学家。但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只能当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了。他们的思想在丈夫的著作中流传了下来，而她们的英名却消逝了。这是时代的失误，并不是妇女没有成为经济学家的能力。　　其实阅读琼·罗宾逊、阿德尔曼等现代女经济学家的著作，你会发现，她们比男经济学家有更多的人文关怀。他们对弱者更为同情，更加关注广泛的社会平等与关怀。当社会条件改变后，女性同样又成为更优秀的经济学家。就国内而言，朱玲、叶坦、江小娟、孙祁祥都是极优秀的经济学家。读她们的著作经常令我自叹弗如。以后一定会有更多女经济学家出现，愿女性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经济学中大展才华。女经济学家的特色话经济学人　　女经济学家的特色　　读叶兆言、张炜这些男作家和陈丹燕、毕淑敏这些女作家的作品，总感到性别对他们不同写作风格与内容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学家中，女性也有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点。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富于同情心。女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于发展、公正、平等、贫困这类问题。即使她们与男经济学家研究同样的问题，也更多体现出她们的人文关怀。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发展经济学家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1930~)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阿德尔曼是一个女才子。19岁时就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25岁时获该校博士学位。她曾在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北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名校任教，也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现在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在经济学界，她以研究发展问题而闻名。她的第一部著作《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于1961年。这是一部纯理论评述著作，用数学模型表述历史上主要经济学家(从斯密到熊彼特)的增长理论。1966年她又出版了《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设计》。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声望则是1967年与C.T.莫里斯合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数量方法》。这部著作为发展过程中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建立了一种新的、互相制约的框架。作者运用43个发展中国家的横断面数据，分析了各种经济发展指标与涉及经济发展的各种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之间的统计关系。她们采用经济学家很少用的因素分析法，把大量数据变为少数有解释力的因素，发现了政治稳定和金融市场复杂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这种分析方法和结论至今仍为经济学家重视。　　年轻的琼·罗宾逊应该是最漂亮的经济学家如果说这种因素分析并不是女性的专利，那么，阿德尔曼对发展中贫困问题的关注就有女性特色了。1973年,阿德尔曼出版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一书。这本书用统计方法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贫穷家庭的收入份额。她证明了，经济增长并不自动等于社会整体发展，在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增长并不能增加穷人的收入，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现状。无论是在最不发达国家还是中等发展中国家里都存在这种情况。1975年，阿德尔曼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目标的再评价》，1977年又出版了《发展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朝鲜的案例研究》。这两部著作继续发挥了这种观点，论述了传统发展战略中增长与平等的冲突，主张一种以平等为目标的增长。对这种观点，经济学家中争议颇大，但读她的这些著作你会感到一种母亲似的博爱胸怀和对穷人的深切同情，不像有些男经济学家那样，用起经济解剖来冷酷、无情。　　女经济学家的特色在男权社会中，真正关心妇女经济问题并做出独到分析的还是女经济学家。这方面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地亚·戈丁(Claudia Goldin)。她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对经济史的研究而引人注目。她把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在一起，研究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美国19世纪经济发展战略和20世纪劳动市场的变动。在这些研究中，她特别关注技术变革及妇女在劳动市场上作用的演变。她指出，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作与销售工作劳动力需求增加又使妇女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缩小了她们与男性的报酬差别。　　琼·罗宾逊与加尔布雷斯两个左翼战友晚年仍不改初衷妇女的经济地位稳步提高。她从经济角度研究妇女问题还得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比如，我们过去认为女权主义是那些少不更事的黄毛丫头推动的。戈丁告诉我们，20世纪60年代末的女权主义主力是40~50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中年妇女。女权主义本质上是妇女经济地位提高后对社会政治地位要求的一种体现。从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动来认识女权主义，我们就可以解理她们的许多行为——甚至是过激的行为。　　女经济学家分析妇女问题也许比男经济学家更客观。曾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简·奥尼尔(June ONeill)是职位最高的女经济学家。她不像一些男经济学家那样抱着一种怜悯的态度大讲女性歧视问题。她认为，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与男性的工资差别已经很小。27岁到33岁没有孩子的妇女的平均收入已接近男性的98%。　　作为哈佛大学教授，克劳地亚·戈丁帼国不让须眉两性收入的差别不是妇女歧视，而是由性别自然决定的家庭中角色。养育孩子是女性的天职。这一点无法由于技术进步而改变。　　曾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简·奥尼尔是女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曾说过，当街上还剩下一个革命者时，这个革命者一定是女人。这句话说出了女人的另一种天性：执著。她们对丈夫和孩子的爱执著，对事业的追求也执著。在经济学中，她们坚持正确的观点执著——例如阿德尔曼对平等的追求，但对错误的观点也执著。我想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琼·罗宾逊(Joan Robison,1903~1983)了。罗宾逊的确是一个天才，她在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都是经济学上划时代的著作。如果她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拿诺奖也就是小菜一碟了。可惜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左转。她抨击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法，挑起与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索洛等人的“资本之争”。她又用收入分配理论曲解凯恩斯的理论，把增长引起的收入不平等作为资本主义问题的中心。甚至在中国的“文革”中她成为最受当时官方欢迎的外国经济学家，发表了不少吹捧“四人帮”极“左”思想的言论。其实“左”翼经济学家男性也不少，如加尔布雷斯、海尔布罗纳等。但像她那样，主动挑战不同观点，愈战愈勇者，并不多见。读她的文章时,那种执著，甚至强词夺理的口吻，的确有女性的特点。也许最好“战”的不是男人，而是有执著追求的女人。　　以性别来评论经济学家也许并不科学。但既然是“闲话”，你也不要认真。觉得言之有几分理，读了就有收获，觉得完全无理，你也就一笑了之。经济学家与母亲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与母亲　　经济学大师凯恩斯伟大的母亲　　一个伟大的人物往往有一个更加伟大的母亲。他们的母亲或者出身高贵，或者来自平民，或者学识渊博，或者目不识丁。但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母亲给予儿女的不是财富，也不是知识，而是一种个人品质。这种品质是人成功的起点。经济学家的成长中，母亲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经济学家中，凯恩斯的母亲教养是相当高的。凯恩斯的母亲弗罗伦斯·阿达(Florence Ada)，外祖父是神学博士，著作颇丰。阿达是剑桥大学毕业生，曾受教于当时的著名学者纽因哈姆，担任过剑桥市长。阿达是一位职业型妇女，但良好的教养对凯恩斯一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凯恩斯的母亲在从事社会活动的同时，极为关心家庭和子女，家中经常朗诵狄更斯这些大师的作品，全家外出旅行或到伦敦看戏，剧目都是精心挑选的。凯恩斯正是在这种文明和艺术的气氛中长大的。这启迪了凯恩斯幼小的心灵。凯恩斯曾自豪地说，自己是一位剑桥学者(父亲)和纽因哈姆门生(母亲)联姻的结果。阿达对凯恩斯成长的每一步都给予关注，保留了凯恩斯去世25年前有关凯恩斯的一切剪报和资料，并详细记载了凯恩斯年轻时的经历。就是这对夫妇为我们养育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与凯恩斯同样有这样一位有教养的母亲的，是当代经济学天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萨默斯的伯父是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舅父是另一位诺奖获得者阿罗，父母都是经济学家、宾州大学教授。母亲曾任宾州大学诺顿商学院院长。这位母亲给予儿子的更多不是经济学，而是品格上的培养。每次萨默斯出去打棒球，母亲总鼓励他，把玩也作为一种事业，认真作，争取最好的成绩。正是这种品格使萨默斯仅仅在哈佛大学工作一年就晋升为正教授，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任财政部长。　　当然，不可能所有经济学家都能像凯恩斯和萨默斯这样幸运，有如此好的家庭背景和母亲。但贫困家庭中的母亲给予子女的也许会更多。话经济学人　　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出生于捷克(后归前苏联)犹太移民之家，在美国以开杂货店为生，家庭收入低而不稳定。但母亲莎拉·伊赛尔非常能干，不仅经营这家杂货店，还在贫困之中使家庭保持了物质上的温饱和精神上的温暖与和谐。弗里德曼中学毕业那一年，父亲去世。失去亲人和家庭经济面临崩溃的压力并没有使他母亲垮下去，母亲以坚强的毅力，把这个家维持了下来。母亲的这种坚毅个性强烈影响了弗里德曼的一生。中学毕业后，他拒绝了家庭经济支持，靠自己打工继续学习，并以优秀成绩获得了大学奖学金。走上学术道路之路，他在20世纪50年代坚持货币数量论、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战后布雷顿森体系确定的固定汇率制。无论反对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获得成功。他的这种品格更多地来自母亲，这种品格是他成功的基础，也是他的人格魅力。　　与弗里德曼命运相似的是另一位诺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刘易斯父母是从安提瓜到圣户西亚的移民，自然免不了受当地人的欺负。他的父亲是政府小公务员，不幸在刘易斯七岁时去世。当时家中五个孩子都小，他母亲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抚养孩子。尽管经济困难，他母亲仍重视孩子的教育。刘易斯曾深情地回忆，尽量家庭生活艰辛，但母亲坚强的意志成为一家人的支柱，而且，母亲为人善良，正直而富有同情心。他的母亲还是一个非常宽怀的母亲，对孩子们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刘易斯上小学时比同班同学小二、三岁，身体又弱，有严重的自卑感。是母亲的鼓励使他学习优秀，拿到了圣路西亚政府的奖学金到英国学习。　　母亲的这些品格对刘易斯以后的成长和学术都有极大影响。作为一个黑人，刘易斯在当时曾受到歧视，有被拒绝住店，甚至不让乘车的经历，但母亲面对家庭困境的那种坚毅，使他平静地面对一切。他总记着母亲让他无论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的话，终于有所成就。刘易斯少年时贫困的经历和母亲对穷人的同情决定了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在英国时，他参加费边社的活动，反对帝国主义。正是出于对穷人的同情和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他走上了发展经济学研究之路，并奔波于各国之间，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实际贡献。刘易斯的晚年曾深情地说“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对那些认为男性在各方面都超过女性的看法，他认为是“大放厥词”，“太过荒唐”。　　任何一位母亲都希望子女成才。这些经济学大师们母亲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为子女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健康环境。她们的勤奋、坚强、正直成为子女最宝贵的财富。富裕并不可怕，贫穷也并不可怕。只要母亲有一种高贵，善良的品质，任何环境下的孩子都可以成才。要让孩子做一个好人，母亲也应该是一个好人。经济学家比窦娥还冤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比窦娥还冤——代跋　　美国华盛顿国家气象局门口写着一句话：我们说过的正确话，人们都忘了；我们说过的错误话，人们永远记着。如果把这句话写在任何一个经济研究机构的门上，或印在经济学家的T恤衫上，也同样适用。　　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网上，都流传着不少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与给政治家编的笑话一样，这类笑话当然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嘲讽经济学家的。读了这些笑话，总感到经济学家像窦娥似的，蒙受了不白之冤。一则笑话说，某游客在食人族居住的岛上旅行，见人脑专卖店标的价格是：艺术家脑每磅9元，哲学家的12元，科学家的15元，经济学家的219元。问其故，店主说，经济学家大多无脑，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就高。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一则笑话是：爱因斯坦在天堂遇到三个人，问其智商。他与智商190者讨论物理学问题，与智商150者讨论政治问题，而与智商50者讨论经济学问题。　　这些笑话亦有不同版本，但要说明的都是经济学家笨而愚。这真是天大的冤枉。经济学家愚笨的有，虽然不笨却做出傻事的也有。但就那些一流经济学家而言，智商绝对高。据美国心理学家Catherine Morris Cox对1450年到1850年杰出人物的模拟智商测验，最高者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智商190。其他名人如伏尔泰为170，富兰克林为145，拿破仑为140，哥白尼仅为105。当然，并不是说只有经济学家智商最高。无论在哪一个行业，成就做到一流，智商都不会低，经济学家亦不例外。　　大凡在历史上留名的经济学家是绝对聪明的，读这些经济学家的传记你会强烈感到这一点。据说凯恩斯3岁时曾有客人问他什么是利息这个问题。凯恩斯回答：你今年借我100磅，明年还我105磅，这5磅就是利息。这个凯恩斯5岁时就纠正姨妈的英语发音，少年时即显示其数学天赋。智商最高的穆勒3岁时已经在阅读史学名著《罗马帝国史》。至于当代经济学奇才萨默斯、曼昆、克鲁格曼之智商则是大家公认的。　　话经济学人笑话尽管是捕风捉影，但也是无风不起浪。既然经济学家如此聪明，为什么要编一些他们笨的笑话呢？我想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冒牌的经济学家太多了。没有什么人敢冒充物理学家，但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自称或被称为经济学家。二是聪明的经济学家做过一些傻事，做出过像气象局一样的错误预报，或出过一些馊主意。这些我在前文已有记叙。第三个原因是人们对经济学家的误解，或者是经济学家感到难以掌握经济规律的一种自嘲。　　　这是一本挖苦经济学家的书，不过值得一读　　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执政时期通货膨胀严重，有一幅漫画是嘲讽经济学家的。在画上，卡特被一只大熊(喻通货膨胀)所追，旁边有几个小动物(喻经济学家)。一个人正对卡特说，要制服大熊先把这些小动物干掉。这幅图告诉我们，小动物是大熊的帮凶。通货膨胀正是经济学家制造或加剧的，要制止通货膨胀先要干掉这些经济学家。　　这幅漫画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学家的不满，其实又包含了严重的误解。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严重与60年代由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托宾和海勒提出并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是相关的。但这里有两点误解。一是1960年的赤字财政政策的确刺激了美国经济，促成了繁荣。4%的失业率已达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1%，创造了680万个工作岗位。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70年代通货膨胀的加剧就是60年代经济繁荣的代价。人们在享受经济繁荣时把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忘了，而在遭受通货膨胀之苦时，却想起了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为你做出了繁荣这盘大餐，该付费时你却不高兴了，天下有这个理吗?二是70年代通货膨胀的加剧关键还在于世界石油价格的急剧上升。欧佩克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对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可怜的经济学家当了欧佩克的替罪羊。人们对欧佩克无可奈何，就把气发泄在经济学家身上。可怜啊，窦娥一样的经济学家!　　这幅漫画表明干掉小动物(经济学家)才能消灭大熊(通货膨胀)，不仅是误解，简直就是荒谬了。众所周知，在消除70年代末严重通货膨胀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以及他手下那批经济学家。在70年代末面对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卡特政府和议会想采用扩张性政策从消除失业入手。但沃尔克坚持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首先抑制通货膨胀。尽管这种政策当时加剧了失业，但在短暂的痛苦之后，物价水平迅速下降，才迎来了80年代的繁荣。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无法否认沃尔克这样经济学家的作用。　　笑话是说着玩的，没有人把它当真。但透过这些笑话，我们倒可以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有更多的了解。我开这个专栏也不是要给经济学家平反昭雪或歌功颂德，无非让大家更加走近经济学而已。——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