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穆勒　　在经济学中，John Mill 译为约翰·穆勒，这是沿用了严复的译法，但在哲学或政治学中，John Mill 又译为约翰·密尔，音更准确一些。穆勒不仅是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哲学家、政治学家、逻辑学家，甚至在写得极好的一手散文的意义上说，也是文学家。集如此多之“家”于一身者，必是天才无疑。　　穆勒的确是神童和天才。美国心理学家科克斯(Catherine Morris　 Cox)曾对1450年到1850年的杰出人物作过一项模拟智商(IQ)测验，结果穆勒以190分成为世界之最，远远高于大名鼎鼎的伏尔泰、莫扎特、拿破仑、贝多芬、达尔文诸人。还有一种说法是，穆勒是历史上惟一智商高达200(满分)的人。无论智商的具体数值是多少，他的天才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张五常先生还介绍了穆勒的一件事。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教授印了一份经济学家的挂历。在穆勒的那一页上，引用了穆勒写给当时著名学者边沁的一封信：“边沁先生：你借给我的《罗马帝国史》的第一册，我已经读完了，觉得很有兴趣，现在托人交还给你。希望你继续将第二册借给我，我会很细心阅读的。”《罗马帝国史》(中文本名为《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历史学家吉本的名著，看看日历和信后的日期就知道穆勒写此信时才三岁。一个本应玩耍的儿童却来读这种严肃的学术名著，不是天才如何能解释?　　据《穆勒自传》记载，他三岁开始学希腊文，读《远征记》、《对话录》、苏格拉底《回忆录》等书。八岁又开始学拉丁文，并当妹妹的老师。穆勒童年时读遍各种名著，并帮助父亲编写《印度史》，对数学亦精通，还对实验科学颇有兴趣，读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著作。13岁时又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结识了李嘉图。约翰·穆勒的父亲教儿子经济学的方法也很特殊。每天他们父子出去散步，父亲讲解，儿子回来后整理出来，直到父亲满意为止。这就是他父亲《政治经济学要义》一书的写作过程。父亲还用讨论的方式让他读李嘉图的书和斯密等人的著作。到14岁时，他的教育基本结束。穆勒回忆，“由于父亲的教导，我开始(受教育)的时间比同代人早25年。”　　但是天才也有自己的困难，由于早熟，没有享受到童年的乐趣，心理成长与知识增进不成比例，往往会在成年后出现心理危机。穆勒也是这样，在20岁时他处于精神发展的危机而无法摆　　20世纪70年代重印的穆勒名著《逻辑体学》（严复译为“名学”），这本书影响过中国一代名人，包括对西学并不像中学那样热爱的毛泽东。这本书当时也是由毛泽东指示而出版的脱。在与这种精神忧郁的斗争中，他认识到两点：第一“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快乐而把心力用在别的目的上的人才是快乐的，为他人谋幸福的人，为人类谋进步的人，甚至从事艺术或学问，但不把它们当作谋生手段，而把它们当作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第二：“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之一。”应该说，他童年读许多书时还缺乏理解(毕竟没有社会阅历)，但这些知识在起作用，他努力充实自己，反复思考，终于使人生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当然，穆勒能摆脱这种精神状态还缘于他在1830年结识了比他小两岁的哈里特·哈迪。穆勒对哈迪的评价是“从外表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穆勒还认为，哈迪在气质和品格上与大诗人雪莱相似，但在思想与智力上，哈迪是“大巫”，雪莱则是“小巫”了。当时，哈迪已与伦敦一富商泰勒结婚，且有两个孩子。但泰勒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与哈迪在思想上难有共鸣。于是穆勒和哈迪陷入情网。1849年哈迪的丈夫泰勒去世后他们于1851年4月结婚。　　应该说，他们俩人的相互吸引更多是精神上的。他们常有书信往来，也在一起探讨问题,散步，甚至外出旅游。哈迪是穆勒真正意义上的红颜知己。哈迪给予他的不单纯是男女之情，而是事业和思想上的帮助。穆勒说，我得到哈迪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的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　　尽管哈迪早于穆勒去世，但穆勒认为，自己在最终目标和实用这两方面“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的或是创造的结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或其他学科)都应该深深感谢她，因为我从她那里学会一种聪明的怀疑态度。”穆勒说，他的许多著作是在两个人的探讨中产生的，“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穆勒还具体指出，《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吸收了哈迪许多见解，例如，“劳动阶级的可能未来”一章是在哈迪的坚持下才写的，而且思想完全是哈迪的，甚至是哈迪口授的记录。穆勒的名著《论自由》是在哈迪去世后出版的。但穆勒强调，与其他书相比，这是他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其中每一句话都经过他们共同阅读，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就思想内容而言，更难说出哪一种思想是谁的。　　历史上神童或天才相当多，但最后成功者并不多，穆勒是一位成功的天才。他是李嘉图之后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当时最好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总结了当时经济学发展的成果，被称为经济学史上的第一次综合。他对谷物法、通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国际经济、消费与生产、利润与利息、劳工问题等都有论述。在逻辑学方面，他的《逻辑体系》；在政治哲学方面，他的《功利主义》、《论自由》、《关于代议制政府的探讨》，现在都已成为经典；在社会学方面，他关于性、婚姻和妇女法律地位的论述至今仍有影响。无论在经济、政治哲学还是社会问题，他围绕的一个中心是尊重个人自由。这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观。　　人们常说成功的三要素是天才、勤奋和环境。穆勒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他是幸运者，也是成功者。　　经济学幽默大师　　一个笑话说，某女士得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她向医生请教如何才能过好这半年。医生建议她与一位经济学家结婚，因为经济学家教条、枯燥、无味，“与他在一起度日如年，恨不得早点死去。”但是，如果这位　　女士找的是这样一位法国经济学家——　　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修建从巴黎到马德里的铁路。一位叫西米奥特的议员建议，铁路在波尔多中断一段，这样就可以使波尔多地方的搬运行李工人，商店、剧院和服务人员及老板，以及轮船上的船员等各种人、收入增加，从而波尔多财富增加，法国财富也增加。这位法国经济学家马上说，你讲得太好了，但不必以波尔多为限，翁古拉姆、波尔图、图尔，奥尔良等铁路通过的城市都该这样，法国不更富了吗?他还建议把巴师夏名著中文本这一节节中断的铁路命名为“起反作用的铁路”——不是有利于交通，而是增添麻烦。　　当法国执政者建议提高关税，以保护法国工人时，他写信给商业部长说，这个建议真好，因为不让国外锋利的大斧进口，我们就用自己生产的小钝斧干活。大斧砍树要100下，小斧要300下。这样，一小时能干完的活，要三小时才能干完。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三小时创造的财富总比一小时多啊!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这位经济学家1845年写的《蜡烛商的请愿书》。他以蜡烛商的名义说，我们实在竞争不过太阳，太阳的光是无代价的，因此，希望立法者让全国用幕布遮天，让普天下永远黑暗，全国经济才能繁荣。他的这篇文章现在仍被广泛引用，这个故事经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引用已家喻户晓。读到这里，大家一定会猜到，我介绍的这位经济学幽默大师是巴师夏。如果这位女士有幸与巴师夏结婚，读这位大师的书，听这位大师侃经济学，她一定会每天开怀大笑，不想死去，也许绝症被欢乐战胜了呢！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的著作中充满了这种幽默的笑话和看似谎谬却使论敌无法回手的逻辑推理。他这类著作包括《经济诡辩》(Sophismes éConomiques, 1847), 《看见什么和没看见什么，或一堂政治经济学课》(Coqúon voit et ce qúon ne voit pas, ou I’éconmie politique en une lecon, 1846)，但他主要著作是《和谐经济论》(Harmonies économiques, 1850)。　　尽管巴师夏写的书极富幽默感，其实他的人生并不顺利。他出在法国巴荣纳，九岁时就成为孤儿，但仍受到过良好教育，读书甚多。他在24岁时继承了祖父的遗产后，经过商、务过农，但都没成功。他有点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心地善良但笨手笨脚的皮埃尔伯爵。1830年波旁王朝逃出法国，但还招集了600名青年勇敢冲进一个波旁王朝的堡垒。结果里面的人不战自降，请他们共进美酒，英雄主义行为变成了笑谈。他一直住在乡下，被巴黎人称为“外省人”。1844年，他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国和英国的关税对两国国民前途的影响》的文章，抨击关税保护，倡导自由贸易，引起轰动，自此进入经济学界。此后，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与小册子。他犀利、幽默、冷嘲热讽的文章在社会上比那些严肃学者的规范论文影响大得多，并于1848年当选为议员，可惜天不假其年，他患肺结核病，并于1850年去世，年仅49岁。据临终时在他身边的牧师说，他最后喃喃自语的话是“真理，真理……”。　　那么，巴师夏追求的是什么真理呢?他认为，人类社会表面看来纷纭扰攘，每个人都为一己私利而奔波，实际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之下，社会是和谐的，每个人利己的努力最终有利于整个社会。在国内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之间没什么矛盾，利益是一致的；在国际上，各国之间是和谐的，自由贸易可以保证共同富裕。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不同，他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其实那种幽默、风趣的文风正是他对社会乐观态度的体现——一个总是忧国忧民的人，哪能幽默起来呢?　　当然，即使从那时的观点来看，他的这套观点并不是什么创见，也没有理论上的深度。所以历来经济学大师们对他评价都不高。英国经济学大师A·马歇尔(A.Marshall) 认为，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并不比他反对的社会主义者强多少。熊彼特则说，巴师夏不是一个坏的理论家，而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家。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美国经济学家H·凯里(H.Carey )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序言中甚至指责，巴师夏剽窃了他的理论。　　巴师夏的功劳在于用幽默生动的文风传播了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巴师夏被称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自由贸易福音传教士”。熊彼特称他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经济记者”。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Edgeworth) 称赞他在把前人的经济学发现通俗化方面是个天才。其实，能用一支幽默、风趣而又通俗的笔把那些深奥的经济学道理介绍给大众，不也是一种成功吗?何必都去创新呢!读巴师夏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在享受中又领略了自由主义真谛，这不正是我们至今仍然怀念巴师夏的理由吗?　　小经济学家的大贡献　　提起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这类经济学大师，谁都不陌生。他们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构成了一部经济学史。但他们的成就也是站在其他人肩膀之上的。这些其他人往往并不是巨人，而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小经济学家。　　现在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中的供求定理是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发现的。尽管古诺曾被冷落过，但在19世纪末经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推崇，现在已是大师级人物。其实在发现并运用供求规律，并对此做出贡献的人中还有许多是至今仍名气不大的学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的一些法国工程师。　　修建这些铁路的工程师也是经济学奠基者，也许他们连照片也没留下，但他们留下了有形的铁路与无形的思想。　　19世纪50年代是法国铁路的发展与迅速扩张时期。许多有才华的青年被吸引到工程师这个行业。这些工程师不仅设计和建造铁路与桥梁，而且注重分析铁路的经济效益。他们在微积分这些数学工具方面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在从事铁路等公共工程建设中收集到大量有关这些项目成本和收益的统计资料。正是这两种优势的结合使他们对供求关系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了其他经济学家所无法做出的贡献。这些工程师集中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该校自1747年建立以来就有从经济角度研究公共工程的传统。该校先后对供求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贡献的学者有亨利·纳维耶(Henri Navier, 1785~1836)、约瑟夫·米纳德(JosephMinard, 1781~1870)，查理迈格尼·古托理斯(Chavlemagne Courtois, 1790~1863)、埃米尔·谢松(mile Cheysson, 1836~1910)、雷诺塔韦·尼耶(René Tavernier, 1853~1932)、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 1853~1939)等。被吸引到这一团体中的还有美国人查尔斯·埃利特(Charles Ellet, 1810~1862)，比利时人埃尔分斯·贝尔派尔(Alphonse Belpaire) 和奥地利人魏尔海姆·诺德林(W: lhelm von Nrdling)。但对成本—收益分析做出重要贡献的还首推阿尔塞纳—米尔—埃米尔—朱节纳尔·杜普伊特(ArsineJulesm: le Dupuit, 1804~1866)和狄奥尼修斯·兰德纳(Diony sius Lardner, 1793~1859)。　　杜普伊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工程师之一，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工程师。他关心的是公共工程的经济收益或净收益，以及公共工程所产生的社会福利。为了分析这个问题，他研究了需求的效用基础以及公共工程效用的衡量。在这种研究中他对边际效用、需求、消费者剩余、垄断和歧视、边际成本定价等领城的研究都做出了重大发现。他最早把边际效用与需求曲线联系起来，研究了岐视价格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他根据这些理论计算了桥梁的收费标准以及成本和收益的关系，成为今天成本—收益分析的先驱。杜普伊特的这些成就现在已受到高度评价，较为详细一点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中都有文章或专节介绍杜普伊特的贡献。　　至今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是兰德纳。兰德纳也曾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学习，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所做出的贡献显然与这个学校的传统相关。但他是爱尔兰人，早年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研究过数学和天文学，且兴趣广泛，被称为“流浪者狄奥尼修斯”，指他兴趣与涉猎领域之广。他写过代数几何和微积分著作，并在1829~1849年策划并主编了长达133卷的《兰德纳珍藏本百科全书》(Lardners Cabinet Cyclopaedia), 任伦敦大学自然哲学教授。他惟一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1850年出版的《铁路经济》。这本书仍被经济学家重视，在1968年重印。　　兰德纳对供求的研究受以杜普伊特为代表的桥梁与道路学院传统的影响，即重视数学和图形工具的运用，重视实际问题与资料，以铁路的成本—收益为中心。他研究中的资料主要是他在比利时担任铁路官员时所收集的。　　兰德纳把铁路运费作为自变量，把总收益和总成本作为因变量，研究运费变动与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关系，从而说明铁路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兰德纳用图形说明，当运费增加到无货可运时，仍然都有固定成本(维护铁路的费用)存在，这时没有收益，铁路亏损。随着运费下降，货运增加，总成本和总收益都在增加。利润最大化的运费应该在收支平衡运费和收入最大化运费之间。现代经济学家认识到，兰德纳已经认识到利润最大化之点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点。这种观点现在已成为一个定理。兰德纳还提出，运输成本的下降随货运距离的平分而递增，这一发现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称为“兰德纳平方定律”。　　兰德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当完整的与区位有关的价格差别理论。他主张降低竞争激烈的长途运输收费率，而提高竞争较少的短途运输收费率，以增加铁路的总利润。这一原理和计算方法在现代民航公司确定货运与客运收费率中仍然在运用。这就是在竞争少的地方航线中实行高收费率，而在竞争激烈的长途航线中实行低收费率。　　以杜普伊特和兰德纳为代表的这批工程师现在也算不上大师级人物。但他们从实际出发对需求、供给、价格、成本、利润等问题的研究结论构成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开创性贡献正是这些小经济学家做出的。在经济学研究中千万不能忽视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李斯特为什么自杀　　1846年11月30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一个小镇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57岁的生命。　　在历史上，文学家、艺术家,自杀者不少，但在一流经济学家中，李斯特大概是惟一的自杀者。一个人只有在走入绝路时才会自杀，是什么把这么一个既有才华，又爱国的经济学家逼上绝路呢?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出生于一个手工工匠家庭，自小学习用功，17岁时就通过考试在符腾堡王国内政部任书记员，并为部长所欣赏，被任命去管理图宾根大学。要了解这位少年得志的经济学家走上自杀之路，先要了解当时德国的历史。　　当时的德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由许多小公国和各邦组成的松散联邦，有点像我国春秋战国时的状态。当时在欧洲，英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产业革命，法国也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但德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受行会约束发展缓慢，尤其是内部关税重重，对外却无关税。一位商人当时从巴塞尔到科伦之间交了31次税，平均每6英里交一次，面对英国工业品的进入却没有任何保护。李斯特一心想让国家强大，主张建立关税同盟，发展经济。　　李斯特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些书的中心思想是，发展工业是德国走向繁荣和统一的必由之路。德国工业要用高额进口税和其他贸易政策保护，才能免受外国竞争的打击，发展起来。这也就是当今仍有影响的“幼稚产业论”。围绕这个中心，他的经济思想体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是有关国家经济的科学，并强调国家在组织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反对古典经济学，既反对他们的结论——自由贸易，又反对他们的方式——抽象的演绎法。第三，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德国的经济学应该是后进国家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中心是通过保护来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李斯特是以后在德国经济学史上影响甚大的历史学派的奠基人。这些思想成为以后德国历史学派的基本信条。　　今天读李斯特的书，尚能感觉到他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的各种主张也是为了民富国强。但为什么他不得志，以至于走上绝路呢?这就在于他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是弱小的，软弱的，无能力也不愿意保护自己的代言人，尤其当李斯特遭到打击之时。他从国家利益出发支持新兴资产阶级，必然得罪容克地主。例如，他主张保护关税，但容克地主正是靠自由贸易——以让英国工业品进入德国为代价来换取德国农产品可以自由进入英国——来获利的。他主张德国的统一和国内关税的消除，这直接侵犯了各公国领主的利益。他主张实现英国一样的立宪民主，他的一句名言是“昂首挺立和发挥自己智力的应当是10万自由平民，而不是30个贵族”。哪一个独裁者能接受这个原则呢?　　1818年以后，李斯特把他的理想付诸于行动，成为德国工商业者联合会的中心人物，起草了要求取消国内贸易限制的请愿书，并写文章、办报纸，进行演讲。这些活动受到当局与官方思想和新闻界的攻击与迫害，他被加上了“在国外进行可疑的有组织活动”的罪名，解除了图宾根大学和符腾堡的公职。经济学界的权威A.米勒(A.Miller )咒骂李斯特的主张是在煽动革命。李斯特先后在法国、瑞士流亡，1825年全家迁往美国。1832年又以美国驻莱比锡总领事的身份回到了德国。李斯特尽管已取得了美国国籍，但他仍然是一颗德国心。他回国后虽然仍受到刁难和迫害，被视为危险的煽动性人物，但仍在关心发展统一的铁路系统，办报进行宣传，甚至还想恢复自己的德国公民权。然而，德国统治者并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他又不得不流亡法国、比利时，并在这一时期专心于著述，写出了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仔细读这些书，可以体会到李斯特爱德国之心　　李斯特一生受迫害，壮志未酬，长期流亡，生活困难，疾病缠身。1846年英国通过了废除保护贸易的《谷物法》，给他的保护主义思想以致命打击。于是他就在一个漫天大雪飞舞的冬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死后30年，他的思想才引起重视。不过被利用的主要是他思想中反动的一部分——主张沙文主义，提出德国要扩张领土，吞并荷兰和丹麦。尤其在他的晚年，沙文主义倾向更为明显，还在1845年提出由德国领导实现中欧统一的扩张主义计划，以及德国向东南扩张及实行日耳曼帝国的殖民政策。　　李斯特是爱国主义者，但爱得太过分，就成了人们所说的“爱国贼”。人热爱养育自己的国家与人民，为它的强大做出贡献，是正常的爱国者。但把不爱自己的统治者作为爱的对象，把沙文主义和扩张作为爱国，就变为“爱国贼”了。德国知识分子有这种“爱国”传统，正是这种传统成为希特勒得以上台，并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李斯特无疑是经济学家中的悲剧人物。　　先行者的悲凉　　经济学家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生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有的生前奔走于权贵之间，活跃于媒体之上，大红大紫，却由于没什么真正贡献，死后默默无闻。还有的走在时代的前面，生前不为人知，死后声名鹊起。数理经济学的奠基人戈森和古诺就是这样的先行者。　　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 1810~1858)是德国经济学家，一生中除了做过一段不成功的公务员和保险合伙人外，一直在写《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一书。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发现人的享受规律。在研究享受问题时，戈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享受规律。第一，“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被称为“戈森第一定律”。第二，人要使享受达到最大，必须满足“每一种享受的量在其满足被中断时，保持相等原则。”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被称为“戈森第二定律”。这两个定律是当代经济学的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中心。戈森在这本书中的另一个贡献是数学方法的运用，他强调“不借助于数学，也同样不能表述真正的国民经济学”。他的整个理论都是用数学表述与推导的。　　戈森是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先行者。他自负地声称自己发现的规律可以与哥白尼的发现相比。可惜当时的学术界并不买账。戈森这本书1854年自费由出版商菲韦格出版后，只卖出了几册，毫无反应。戈森极为灰心，收回了所有存书，4年后在郁郁寡欢中患肺结核去世。　　戈森的不幸在于他是先行者。我们知道，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和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戈森当时所在的德国经济学界中执牛耳的是历史学派。历史学派主张用叙述式的、归纳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从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中得出经济理论。戈森所用的抽象的、演绎的方法和数学工具正是历史学派所反对的。不入主流的经济学被忽视是正常的。此外，戈森尽管思想深刻，但文风晦涩，数学论证冗长乏味，也是被冷落的一个原因。　　然而，是金子总要闪光。戈森去世20年后，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从朋友处看到了这本书，认为戈森的理论“在我之前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而且“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还认为戈森的数学分析是“数理经济学史上真正值得注意的发现。”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也在英国《经济学季刊》上撰文介绍戈森。由于这两位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的介绍，戈森才引起人们注意，他那本被冷落的书也成为经济学经典。　　与戈森命运相似的是同一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古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1801~1877)。古诺的人生道路并不坎坷。他受教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任教，担任格勒诺布尔学院院长，成为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巴黎的教育巡视员。尽管他视力一直很差，晚年几近失明，但生活还是安逸的。他在数学、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经济学方面都有造诣。他在今天的名声主要来自经济学。　　古诺在经济学中的主要著作是《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财富理论原理》(1863)，以及《经济学说概要评论》(1877)。古诺最早提出需求量是价格的函数这个需求定理，并建立了垄断模型和分析寡头的双头模型，直到今天双头模型(称为古诺模型)仍然是标准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古诺至今被重视的原因还在于他用数学方法分析这些问题。以后的经济学家高度评价了他的这种贡献，认为他对已有的，但形态模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命题给予严密的数学表述。他的分析方法强有力地促使经济学从文字的叙述转向形式逻辑的和数字的表达。20世纪初的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指出，古诺的论著“是以数学形式把经济科学里的某些高度概括的命题，陈述得最好的。”现代经济学家还指出，古诺是最早用博弈论思想分析经济问题的先驱者，他的双头模型就成功地运用了博弈论。　　然而，古诺生不逢时。当时法国学术界关注的是对大革命的争论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思潮。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对私有制的抨击，路易·布朗的工人合作思想，这些都是人们关心争论的话题。古诺的思想不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古诺性情忧郁，性格孤僻，是个内向型的人，也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有吸引力，没有努力引起同时代人的关注，至死仍然默默无闻。也就在他临终前，他的作品才引起杰文斯等名家的注意，认识到他的著作的深远意义。　　现在戈森和古诺已为人们熟悉，他们的思想在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先行者，但思想超前对个人是一种不幸，毕竟高处不胜寒。他们以自己的不幸换来了人类思想的飞跃。先行者是悲凉的，但正是他们这种奉献推动了经济学。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尊重。　　父子经济学家　　经济学史上有许多大家熟悉的父子经济学家，如杰文斯父子、凯恩斯父子、克拉克父子，当代的弗里德曼父子、舒尔茨父子等。但还有一对大家不太熟悉的父子经济学家。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门格尔父子，他们的名字译成中文都是卡尔·门格尔，但在德语中是有区别的，父亲是Carl Mengr, 儿子是Karl Menger。　　老门格尔是我们所熟悉的。他是引发经济学中边际革命的三位功臣之一(另外两位是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也是在现代经济学中影响深远的奥国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大学时学法律与政治学，曾写过短篇小说并发表。1867年获法学博士后进入政府任职。1871年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为学界赏识，遂在维也纳大学任私人讲师（有讲课资格但不领薪水的教员，是进入大学任教的第一步。），33岁就成为教授。据说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还来自他在政府工作时的灵感。他当时在新闻处任职，负责股市报道和分析。在从事这种工作时，他悟出价值应该由主观因素决定，与劳动量没有关系。《国民经济学原理》正是由这种启发而建立的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门格尔认为，价值起源于效用。这种效用不是财货本身的客观属性，面是财货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人的主观感觉。所以，“价值既不是附属于财货之物，也不是财货所应有的属性，更不是它自身可以独立存在的。经济人所支配的财货，对其生命与福，必具有一定的意义。价值就是经济人对于财货所具有的意义所下的判断。因此它绝不存在于经济人的意识之外。”总之，价值取决于人对财货的主观评价。　　价值量取决于边际效用，即增加一单位财货消费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最后一单位财货的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生产资料(称为高级财货)的价值取决于它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即“最终是由它们的最后制成品的边际效用量所规定的”。价格是在竞争条件下，买卖双方对财货主观评价相互平衡的结果，交换者对财货的主观评价是由财货的边际效用决定的。价格的上限是买者的主观评价，下限是卖者的主观评价。在双方竞争条件下，价格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决定”。　　门格尔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抽象演绎法”，并把它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基本方法。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讨》。这本书是挑战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引起奥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主要是施莫勒)之间一场著名的方法论论战。门格尔认为，虽然经济史和经济理论都可以使我们认识经济现象，但经济史研究一定时间和一定场合个别具体现象及联系，经济理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基本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经济史只能作为经济学的补充，而不能代替理论经济学。只有经济理论才能得出超越直接经验之上的认识，建立永恒的一般性普遍原理。这也是经济学的目的。　　研究经济理论必须用抽象演绎法，“使人类经济的复杂现象还原为可以进行单纯而确实观察的各种要素，并对这些要素加以适合于其性质的衡量，然后再根据这个衡量标准，以再从这些要素中探出复杂的经济现象是如何合乎规律地产生着。”这种方法的一个特点是研究孤立的个人，如孤岛上的罗宾逊。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心理分析。这种方法的特点体现为边际学派把经济学研究从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转向消费与需求。这是经济学研究的重大变化。　　边际学派的出现被称为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推动了经济学进步。其中门格尔功不可没。　　本来门格尔作为讲座教授是可以在70岁退休的，但63岁就退休了。为什么呢?这就与他儿子有关了。　　门格尔终生未婚，但与其管家有私情，并生下这个儿子。这位管家是犹太人，离婚妇女，与作为天主教徒的门格尔无法正式结婚，只好同居。当时社会，尤其是门格尔所处的上层社会还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所以，事情被发现之后，门格尔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就提前退休了。　　老门格尔的儿子小门格尔曾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获数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也是维也纳学术圈内的活跃人物。1938年纳粹占领奥地利以后，他到美国，先后在圣母大学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任教。小门格尔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中都有贡献。在经济学中他研究不确定性的作用及收益递减规律。他的研究对效用理论的公理证明以及用数学方法研究生产函数的性质奠定了基础。　　严格说来，小门格尔还算不上大经济学家。但沾了父亲的光，在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一个还不算短的辞条，介绍他的生平与贡献。这个辞条就在老门格尔后面。看来这部辞典的编者也有父荣子贵的观念。　　逼出来的经济学家　　每个经济学家进入经济学的原因都不同。有人出于热爱，有人受家庭或师友影响，有人出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心，有人出于赚钱或求职的动机。但有一位经济学家是被人逼上这条路的。不过这一逼还逼出了一位大师——瑞典学派奠基人威克赛尔(Knut Wicksell,1851~1926)。　　威克赛尔上大学时学数学，热衷于学生运动，是个激进分子，还在1877~1879年担任瑞典学生会会长，以能言善辩，言论激进闻名。1880年，他在隆德大学第一次就酗酒原因及救治办法发表演讲。他认为，酗酒是因为贫穷，贫困是因为孩子生得太多。此言一出，引起激烈争论。他的朋友达维逊(以后也是瑞典学派著名经济学家)说他不懂经济学。他受此刺激决定改学经济学。1885~1890年他到英国、德国、法国和奥地利游学，遍访名师。他曾师从奥国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公共财政权威瓦格纳以及布伦坦诺、耐普、辛格等人。他深受古典经济学派李嘉图以及边际效用学派庞巴维克和瓦尔拉斯的影响。他把这三个人的理论融合在一起，以边际效用原理解释价值、价格、分配以及生产，又以一般均衡理论加以组合，构成一真理论体系，成为瑞典学派的理论基础，也对经济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他的代表作是《国民经济学讲义》(二卷)和《利息与价格》。　　要了解威克赛尔理论的内容与意义，先要了解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分为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经济理论也相应地分为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经济理论研究生产要素和技术如何决定总产量，货币理论研究货币量如何决定物价水平(即货币数量论)。这两部分之间没有联系。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实际变量(用实物单位表示的变量，如总产量)，而不影响名义变量(用货币单位表示的变量，如物价)。这也称为“货币中性论”。换言之，货币是笼罩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称为货币面纱论)，对经济没有实质性影响。　　威克赛尔反对这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他认为货币对经济有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就在于货币是交换、投资与资本交易的媒介，可以促进储蓄和资本形成。他特别关注货币作为资本交易的作用。这就是他的累积过程理论。　　威克赛尔首先区分了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如果不使用货币，一切以实物形态进行，这时供求关系所形成的利率就是自然利率，它相当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货币利率指银行借贷活动中用货币支付的利率，它由资本市场上借贷双方的供求关系决定。经济活动与价值水平的波动都与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背离相关。这就是说，自然利率不受货币影响，对货币是中立的。这两者一致时，经济均衡，但当这种利率不一致时就引起向上或向下的累积过程。　　话经济学人假设经济处于均衡状态，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一致。银行为了增加贷款而增加货币量降低货币利率。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这两者的差额称为超额利润，刺激了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在经济已经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这就会引起生产要素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同时，货币利率下降，居民储蓄减少，消费增加，消费品价格也上升。但这个过程不会由于物价上升吸收了增加的货币而结束。这种影响是持久的、累积的。　　累积的过程是货币利率下降，贷款流入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生产要素转入支付能力高的部门。对生产要素支付能力高的是生产生资料的部门，生产要素流入这些部门。对消费品的需求由于消费支出增加而增加，但生产要素流入生产资料部门又使消费品减少，消费品物价又上升。消费品物价上升又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增加，价格上升。这种循环会引起一个经济扩张的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并没有实际扩大，但生产结构(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的比例)受到破坏。持续的物价上升加剧了这个累积过程的发展，社会经济失衡。这时只有减少货币量，使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一致才能制止这一累积过程。如果银行减少货币量提高货币利率，累积过程正好相反。同时，技术变动等原因也会引起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背离及相应的累积过程。　　威克赛尔这一理论以后被米塞斯、哈耶克、缪尔达尔、林达尔、凯恩斯吸收。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在理论上打破了实物经济与货币的二分法，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分析了货币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种变动的中心是利率。凯恩斯的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上，威克赛尔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法，引入了动态分析。可以说，威克赛尔的这种理论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先驱。由威克赛尔奠基的瑞典学派也成为经济学史中一个有相当大影响的流派。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把威克赛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并列为1870～1919年间三位对经济学纯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甚至强调“还没有掌握威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一卷全部理论的人，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经济学学生应受的训练。”　　在社会问题方面，威克赛尔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到老也未变。他信仰无神论、反对帝制,主张言论自由，实行普选，实行妇女参政，废除军备，实现收入平等，废除金本位，节制人口。他经常就酗酒、卖淫、言论自由、女权、节育等与经济理论无关的问题发表演讲。在相当保守的19世纪末，这给他带来麻烦。他因为反对王权，不愿在申请书上写“皇帝陛下的忠仆”而迟迟当不了讲座教授，又因发表亵渎神明的无神论言论而被监禁2个月。他退休后收入不多，靠朋友、同事的帮助才有安宁的晚年。这也是个性使然吧!　　在今天看来，威克赛尔这些言行是进步的，起码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已属异端行为。这对他的事业不能没有影响。看来一个想潜心研究学问的学者还是要懂得，人不能改造环境，只能适应环境。　　经济学界的“伯乐”　　我知道的第一个西方经济学家的名字大概是杰文斯。上大学前我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当时中学没这门课)，更别提什么西方经济学了。上大一“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时，老师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居然用太阳黑子来解释经济危机，还形成一套理论，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叫杰文斯。老师还把这三个字写在黑板上，我记住了。当时我也觉得，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手法也太拙劣了，太阳黑子与你们的经济危机有什么关系?　　以后我就一直想知道杰文斯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不找点别的更像样的理由，偏要用什么太阳黑子来解释周期。上研究生后知道了杰文斯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经济学家，太阳黑子理论也不是简单地把经济危机与太阳黑子联系起来。杰文斯在研究时发现，太阳黑子的周期和经济周期在时间上有吻合之处，都约为10年一个周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太阳黑子影响农业收成，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农业又会影响工业和其他经济活动。这样，他就把太阳黑子的出现与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他和他的儿子(也是经济学家)研究了大量统计资料力图从中找出规律。尽管这种理论现在看来不能成立，因为太阳黑子对农业的影响有限，仅仅是农业也不足以引起经济周期。但这是一种科学探讨，他们父子的态度极为认真，失败了也没什么。其实这种理论在西方早已被遗忘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课把它拿出来大概是故意用来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荒谬的。但一个人的机灵与否能用小时摔过跤来证明吗?　　在经济学史上，杰文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和瓦尔拉斯与门格尔并称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创始人。他的贡献首先是对边际效用价值论。他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用效用来衡量福利，并把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觉。这是边际效用论作为主观价值论的出发点。他区分了总效用和最后一度效用，并说明了最后一度效用的衡量。最后一度效用就是边际效用。他还认识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把经济学分为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经济政策与货币市场和经济危机。其中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是基础。这样，杰文斯就开创了由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向边际学派的主观价值论的转变，也使经济学的研究从生产转向需求和消费。这是经济学的一次飞跃。话经济学人　　杰文斯的另一个贡献是把数学运用于经济学。他早年就写过《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他把经济学定义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的各种理论，包括交换论、劳动和生产交换理论、地租理论，以及资本和利息理论。用边际分析法研究变量之间变动的关系，本身就可以用微积分来表示，因此，边际分析法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也是同步的。杰文斯当然不是在经济分析中使用数学的第一人，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与论证经济学理论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问，你不是写经济学中的伯乐吗?这些事与伯乐无关啊。以上我写的不能算杰文斯独一无二的特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被中国人误解或有意歪曲是共性，提出边际效用理论并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他也不算第一人。但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前人有意义的著作，并使那些被淹没的明珠放光芒的，经济学家中杰文斯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戈森以及戈森关于效用的两个定理。但戈森生前并不得志，思想没人理解，书也没人买。尽管德国经济学家考茨和兰格提到过这本书，但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杰文斯知道这本书后才发现它的意义。杰文斯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中特别指出：“戈森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实在我之先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据我所知，他对于基本理论的探讨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正是杰文斯(还有瓦尔拉斯)的介绍，这本书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杰文斯对这位先辈的崇敬和高度评价，令今天许多争某种理论发明权的人汗颜。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对重农学派产生过影响，也是第一部从宏观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著作，但在以后一个多世纪中被埋没了。杰文斯1881年偶然发现了这本书，并写了一篇相当长(译为中文30页，3万字左右)的推荐文章《理查德·坎蒂隆和政治经济学的国籍》。杰文斯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考证了这位作者的生平，并逐章评价了他的思想，指出斯密、配第等人如何受他的影响。杰文斯称这本书有资格被称为“关于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超过了配第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因为这本书“土地和劳动创造财富的论点，拨响了经济科学的琴弦，把握住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称它是“经济学的百科全书”，除了税收之外什么都谈了，关于货币理论它的分析比“任何文章都深刻”。由于杰文斯的介绍，这本书得到重视，陆续出版了这本书的各种版本，包括1931年的英文本，1952年和1979年的法文本。　　杰文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介绍过许多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以后却不为后人所知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古诺、杜普伊特、埃利特、戈森、屠能、詹金、拉德纳、西泽尔·贝克瑞尔、兰格、博达斯、米纳德和博卡多。我们对这些人也许不熟悉，但他们的确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学大厦添了砖加了瓦。也许没有杰文斯将被永远淹没。杰文斯发现并肯定和介绍了前辈的贡献，尤其是介绍了不被世人重视，甚至世人根本不知道的前辈的贡献。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杰文斯是伯乐——尽管他发现的是老马。　　当我知道了这一切时，我对杰文斯——这个我第一个记住名字的西方经济学家——有了新的认识。也许我永远达不到杰文斯的学术水平，但我要学他那种治学的态度和对前辈的尊重——包括他探索太阳黑子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精神。　　剑桥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　　一列火车在如茵的田野上飞驰，蒸汽机车喷出的火花落到稻穗上，造成损失。但铁路公司并没有给农民以补偿，所引起的社会成本(稻米减产)也不在火车运行的成本之内。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是庇古。　　灯塔是航船所必需的，但在技术上难以向利用灯塔的船只收费。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会经营灯塔，所以灯塔应该由政府建立并经营。提出这个建议的也是庇古。　　庇古是什么人?他的这两件事有什么意义?　　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弟子，1908年接替马歇尔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成为马歇尔之后剑桥学派的掌门人，也是剑桥学派最后一位传人。以后剑桥学派就由琼·罗宾逊掌门的新剑桥学派取代了。　　我们知道，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赞美者。他们认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和供求相等的市场出清。但上述两件事的意义正在于庇古看出了市场经济的缺陷，或称为市场失灵。　　第一件事情是经济活动外部性的例子。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给与此活动无关的人带来的影响。农民与火车运行无关，但火车带来的稻谷损失要他们来承担。这被称为负外部性。如果带来的影响是好的(在蒸汽机车变动电动机车后对稻谷的损害没有了，还可以吓走吃稻谷的小鸟)，这就是正外部性。有负外部性时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有正外部性时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市场机制并没有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这就是市场失灵。　　第二件事情是公共物品的例子。公共物品是消费中既无排他性(无法排除别人不用)又无竞争性(一个人使用并不减少另一个人的使用)，无须购买就可使用(称为搭便车)的。社会需要灯塔这类公共物品，但由于无利可图，私人企业不愿提供，从而供给小于需求。这又是市场机制没有实现资源质量最优的市场失灵。　　他认为，由于这两个原因引起市场失灵(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垄断，庇古没有分析这一点)，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干预作为补充。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对带来负外部性的企业(铁路公司)收税。这种税被称为庇古税。在后一种情况下由政府用税收提供公共物品。　　庇古认识到市场失灵，并主张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这是一个进步。但作为剑桥学派的掌门人，他还是坚持自由放任，主张让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国家只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庇古的名著《福利经济学》英文本，何时能出中文本？挥一点补充作用。1929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危机，失业极为严重，要求经济学家作出解释。1933年庇古出版了《失业理论》一书。庇古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实际工资由劳动供求决定，而且实际工资的调节可以实现劳动市场均衡。如果劳动的供大于求，工资下降，使愿意就业的人都有工作，如果劳动的供小于求，工资上升，使劳动需求减少。总之，只要实际工资有充分伸缩性，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可以有工作，所有需要工人的企业都可以雇到所需的工人。这就是说，在市场调节之下，劳动市场总处于均衡就业状态。引起失业的原因是工人不愿意接受低工资，或一些难以克服的变动。前一种情况称为自愿失业，后一种情况称为摩擦性失业。这种理论显然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然而，庇古在剑桥大学的弟子凯恩斯不接受这种理论。他认为，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仍然没法解释如此严重的失业。于是，凯恩斯写了《通论》，驳斥了庇古的观点，用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失业。凯恩斯认为，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方法是国家干预，即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以弥补私人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背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成为剑桥学派的叛徒。庇古尽管以绅士的态度接受了凯恩斯的某些观点，但仍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对凯恩斯进行了批判。不过从此之后，剑桥学派就衰落了，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也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代替。　　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庇古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还是很多的，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他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至今仍是经典。　　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础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即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福利最大化，福利可以用效用衡量，所以，每个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的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福利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福利的大小可以用效用衡量，国民收入总量越大，所带来的效用越大，福利也越大。因此，要增加福利必须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就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资源配置最优的标准是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边际私人纯产值是私人增加一单位投资所增加的收入值，边际社会纯产值是社会增加一单位投资所增加的收入值。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如果存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问题，则需要政府干预，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　　二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富人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小于穷人，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再分配给穷人，可以在国民收入不变时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收入分配越平等，社会福利越大。实行累进所得税，增加社会福利，有利于收入分配平等和社会福利增加。当然，这不是说收入要绝对平等，因为收入平等有降低效率的“漏桶效应”。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现在已被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但他主张的收入平等化政策已被各国所采用。　　庇古去世已经40多年了，但庇古效应(物价变动对财产和消费的影响)、庇古税(对污染征收的税)仍然是现代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这说明一代大师的智慧已成为人类思想宝库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大厦正是由这一代又一代大师构建起来的。　　平民的代言人　　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个贫富分化加剧，劳动人民饱受苦难的时期。每当这种时期出现时总会有人站出来为民“鼓与呼”。读这些人的书总为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所感动，但仔细想来他们的观点都是感情压倒了理性，空想的色彩极为浓厚。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正是这样一位平民代言人。　　19世纪后半期是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贫富对立，劳动人民不堪其苦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平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 则是保护平民，尤其是农民利益的一场运动。亨利·乔治正是在这一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经济学家。　　乔治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海关税务员之家，他从小就不安分，12岁起辍学，外出当学徒。当加州发现金矿时，他也加入采金大军，失败后进入《旧金山时报》(Sanfrancisco Times) 当排字工人。由于勤奋努力，居然升至该报主编。1872年又与好友创办为工人代言的《晚邮报》(Evening Post)，经营失败。此后他积极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1886年由纽约中央工会(New York Central Labour Union) 推选为纽约市市长侯选人。1897年又一次竞选纽约市长，未当选，并于当年去世。　　今天我们仍然记得乔治，不是由于他当年在平民党运动中的各种活动，而是由于他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 一书。这本书的中心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解决的办法是对土地征收单一税和土地国有化。以后他还写过《土地问题》(The Land Questions, 1883)、《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 1884)、《保护还是自由贸易》(Protection or Free Trades, 1886)、《政治经济学》(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98)等书，但影响并不大。　　19世纪后半期，受苦最深的是美国农民。由于南部农业欠收，货币(黄金)短缺、通货紧缩,债务沉重，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平民党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正是力图揭示农民这些苦难的根源，即“巨大财富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之间鲜明对照”的根源。　　乔治认为，土地、劳动、资本是生产的三要素。土地是自然资源，劳动是人的努力，资本是能生产更多财富的财富。土地是生产财富的基础，是劳动的前提，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在生产中是有土地才有劳动，有劳动才有资本。所以，这三种生产要素按其重要性的排序是土地、劳动、资本。但他特别强调，土地本身并不能生产财富，土地所带来的地租并不是土地产生的，而是劳动作用于土地带来的。劳动使土地有价值，劳动产生的财富积累而成资本。因此，在财富创造中起中心作用的是劳动。乔治对劳动在生产中作用的肯定表明他为民代言的立场。当然，这个“民”是劳动人民。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中文本乔治分析生产是为了说明分配的决定。劳动的收入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资本是劳动的形式之一(物化的劳动)，其收入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并随工资变动而变动。产品中扣除工资与利息剩下的部分都是地租。当土地私有权存在时，它可以允许或排斥劳动和资本使用土地，从而支配着劳动与土地。正如一个百人小岛上，一个人占有土地，其他99人都成为其奴隶一样。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地主不劳而获的地租增加，贫富差距就加剧了。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废除土地私有，实现土地国有。考虑到传统与习惯，实行土地国有不容易，现实的办法是取消一切赋税，只对土地征收赋税，即实行单一土地税，由这种税承担政府的一切支出。由于地租在不断上升，这种税可以保证政府财源充分。　　乔治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欧美的广泛关注。他在1886年得以参与纽约市市长竞选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影响。美国的自由土地协会(Free Land Society)和英国的土地回归同盟(English Land Restoration League，后改名为English League for the Taxation of Land Value)都以乔治的土地改革主张为宗旨。乔治关于收入分配的论述也影响了克拉克(John BatesClark)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直至今天弗里德曼仍然认为“亨利·乔治在许多年前主张的按原始土地价值征收的财产税危害最小”。　　乔治的这种观点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来源。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奔波，1896年夏秋曾在美国住了几个月。这正是乔治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孙中山正是受乔治影响提出了“平均地权”，主张征收地价税并实行土地增价归公。这些主张显然与乔治的思想一致。　　乔治是一个关注经济进步中不幸者的社会改革家。这种人令人可敬，但并不能改变现实。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还是在经济发展后才得以改善的。发展是硬道理。一切主张，无论多富有人文关怀，只要无助于经济发展，就不能实现，也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根本状态。平民的代言人，徒有其名而已。　　放荡不羁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尽管也不乏情趣、幽默，但作为学者还是举止有度的。如果谁像艺术家那样放荡不羁，那就会被指责为异类了。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即使获得了诺奖也由于行为怪异而受到指责。不过就生性放荡而言，芒德尔与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凡勃伦出生于一个以养牛为生的美国北欧移民家中，从小只知看书而不干活。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之后，闲呆了几年，然后在许多大学任教和写书。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他都是不修边幅，终生穿灯心绒西服，上下色调不调和且不挺括，不分四季戴浣熊皮帽，好像从不上洗澡间，浑身臭气，烟不离口，肮脏邋遢。而且，好色无度，到那里都以追求异性为乐，对他的女学生更是穷追不放。身为教师，从不认真讲课，常遭学生投诉，甚至连考试也不考，一律给学生“C”以了事。不喜讲话，讲课阴声细气，常望窗外树木发呆，甚至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都因不愿发表就职演说而不就。　　但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居然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耶鲁、康奈尔、芝加哥、哈佛、斯坦福这些名校任教，并且是接纳欧洲流亡学者的纽约新社会研究院(诺奖获得者莫迪利亚尼曾就读于此)的创立者之一。他的学术著作有10大卷之多，成为一代制度学派的首领，对今天的经济学家亦有影响。他写的《有闲阶级论》至今仍是最受重视的经济学经典之作。在他生前，尽管如此放荡，爱他之女性仍然前仆后继，大有段正淳(《天龙八部》中的风流才子)之魅力。说来，凡勃伦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其实也只有这样的天才才有放荡不羁的资本。也正是这样的个性才会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创立学派。天才还是有人理解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的老师约翰·贝茨·克拉克(以他命名的克拉克奖无人不知)很喜欢他，只是认为他是个“不适应环境的人”。　　认识凡勃伦和制度学派的意义还要从当时的时代特点开始。凡勃伦生活在美国内战后和一战前的这段时期中。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剧变的时代。一方面，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强有力的工业体系，成为头号经济强国。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对立空前加剧，垄断集团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作家德莱塞称这是一个“镀金时代”，光辉的表象之下掩盖了许多罪恶和贫穷。凡勃伦的古怪行为之中蕴含了对主流社会的强烈愤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为现存的制度辩护的，凡勃伦代表的异端制度经济学正是要向正统社会秩序和主流经济学挑战。　　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早已有之，如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但美国制度学派的鼻祖是凡勃伦。他的《有闲阶级论》、《企业论》、《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不在所有权》等建立了一套制度学派的形体，成为以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都遵循的“凡勃伦传统”。　　“凡勃伦传统”主要有两点。一是批判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学体系。凡勃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以边际效用为基础，把个人从特定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分析个人欲望及其满足的途径。他也反对马歇尔用均衡分析来解释社会现象，把各种矛盾的力量归结为最终的调和。他认为，经济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他把社会看做一个动态的过程，认为经济发展是制度演进的一环。因此，经济学还要研究制度的形成变化。凡勃伦把制度作为人的心理意识，所以，用心理分析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又用进化论来解释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这就形成了以经济制度之累积的进化历程为中心的制度经济学。　　二是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主张从制度或结构上来进行社会改革。凡勃伦对当时的美国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揭露其种种问题，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但他更重视从制度的角度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源。他把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制度分为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在当时美国社会中，这两种制度表现为现代工业体系和企业经营。各种社会矛盾正在于这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是建立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　　制度学派作为主流经济学和正统社会秩序的反对者，一直处于经济学“异端”的地位。当社会矛盾较为尖锐时，它就兴盛，19世纪60～70年代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和其他激进经济学兴盛正是由于滞胀引发的各种问题激化。但当社会较为稳定时，这些异端学派就销声匿迹了。这也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学说一蹶不振的原因。　　当然，从学术的观点看，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和以后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有一些观点还是值得重视的。这些学派中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康芒斯、米契尔对经济学仍做出了重大贡献。凡勃伦所倡导的制度的、整体的、演进的方法也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个学派许多感情化的内容，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凡勃伦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炫耀性消费和代理消费。炫耀性消费指为显示自己身份的豪华消费(如坐名车等)，代理消费是别人代表自己进行炫耀性消费(如夫人带珠宝即为丈夫进行炫耀性消费)。凡勃伦把这作为一种浪费，痛加斥责，认为是有钱人用不必要的花费来出名，卑下的很。但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炫耀性消费越来越多了，而且成为拉动消费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爱炫耀也是人的本性之一，何罪之有?大家都不炫耀，那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人何以为生?凡勃伦有点感情用事了。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凡勃伦都是一个天才。天才的有些行为(生活放荡)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模仿的，但天才的有些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就是我的“凡勃伦观”。　　进入经济学界的法学家　　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指经济学家进入其他领域。诸如科斯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贝克尔研究人口、家庭、犯罪这类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问题，诺斯和福格尔也是历史学家。其实，在各学科交叉的今天，其他学科的专家也在进入经济学。现成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法学家阿道夫·贝利(Adolf A.Berle, 1895~1917)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Posner, 1939~)。贝利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执业律师，1928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公司法教授。罗斯福新政时期，贝利以公司法和企业财务专家的身份成为参与策划新政的三位智囊人物之一(另两位是政治学家雷蒙德·莫利和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并起了重大作用。贝利反对允许私人垄断集团侵害公众利益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新政使他有实现自己宏图的机会。他参与了大量银行和证券立法的工作，并对新政各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重要贡献。1938~1944年，贝利担任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45~1946年又出任美国驻巴西大使。1946年后，贝利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教，同时又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他在1952~1955年组建纽约自由党，并任主席，6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进步联盟总裁，以后又担任20世纪基金会主席。　　我们把贝利作为进入经济学界的法学家主要并不是因为他参与过罗斯福新政，更不是他的其他政治活动，而是因为他写过一本在20世纪经济学中堪称经典的著作。这就是他与经济学家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C.Means，1896~1988)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这本书以对美国200家大公司的调查为基础，分析了这些公司权力结构的变化。他们认为，从20世纪初以来，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除银行以外的200个大公司集中了38%的企业财富。在公司扩大的同时，公司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股份化使公司的股东众多，他们无力根据自己的利益控制公司，也没有兴趣过问公司事务。股权的多元化与分散化使公司真正的所有者(股东)已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高层管理人员则通过松弛的联营执照、委托投票、发行无投票权股票、组织控制公司等合法手段控制了企业。随之而来的是私有权变为一种利润分享权和传统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弱化。　　从经济学发展的角度看，这本书中提出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极为重要，仍然是研究企业各种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贝利等人被认为是制度学派从凡勃伦的旧传统向加尔布雷斯的新传统的连接者或过渡。制度学派重视从制度演进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贝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对公司权力演变的分析正体现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在研究公司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等问题，仍然重视所有权与控制权(或管理权)的分离问题。《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现在仍在重印(笔者使用的正是2000年美国重印的英文本)，并成为不断给人以启迪的经典。　　这本书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合作结果，其中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公司内部的权力变化，显然是贝利的贡献。以后贝利还写过《20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1954年)、《危机的浪潮》(1957年)、《没有财产的权力》(1959年)以及《权力论》(1969年)等书，其中也有许多内容是从法律、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但影响不如《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大。　　另一位进入经济学界，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也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过律师、法律顾问等实际工作，担任过法学教授。他从1987年起担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芝加哥)法官、首席法官，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法律经济学高级讲座主持人，还担任过《哈佛法学评论》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学研究杂志》编辑。这是一个地道的法学家经历。但他的贡献是为法律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波斯纳把互相自愿交易使人们各自获益的经济理论与市场调节实现经济效率的市场经济原理运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对法学一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下册，1973年第1版，1992年第4版，中文本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称为法律经济学的经典和至今仍被广泛采用的标准教科书。这本书运用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学理论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趋势。这就构成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这本书首先介绍了经济推理的本质及价值、效用、效率等重要概念，说明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然后，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普通法、市场公共管制(反垄断等问题)、企业组织和金融市场立法，法律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程度以及宪法的联邦制度。用经济理论与方法分析这些传统的法律问题，对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已得到广泛重视，波斯纳正由于在这方面的贡献在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美国还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现在还有一批学者力图把法学、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法哲学(Economic Jurisprudence)，甚至开始对法律规则和程序进行经济学式的模型化和数学分析。这种结果正是法学家进入经济学，经济学家进入法学的结果。　　各种学问都是相通的，因此，应该提倡各个学科都有“帝国主义精神”，也欢迎别人来对自己“帝国主义”。法学家贝利和波斯纳对经济学的贡献就不是没有法学修养的纯经济学家所能做出的。如果把相互“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开放的态度，这就找到了学术繁荣的人间正道。　　早逝的天才　　这个题目很普通，但要介绍的人却不一般。这就是在经济学中做出极重要贡献，但仅活了27岁的弗兰克·普伦普顿·拉姆塞(Frank Plumpton Ramsey，1903~1930)。　　拉姆塞出生于英国剑桥，他的父亲是数学家，弟弟以后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毕业，24岁时就担任国王学院数学讲师和学术委员，27岁时死于黄疸性并发症。尽管他的一生只有如此短暂的年华，但却做出了许多长寿经济学家一生也没有做出的成就。　　我称拉姆塞为真正意义上的天才，首先指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对哲学、数理逻辑和经济学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从哲学的角度，运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问题，做出了至今仍影响经济学发展的成就。拉姆塞原来是学数学的，当他19岁还在大学读书时就独自翻译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nann Wittgenstein，1889~1951)的《论逻辑哲学》，并写了一篇深刻的评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与维特根斯坦探讨有关哲学问题，并建立了终生友谊。拉姆塞临终前几小时，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医院陪他。维特根斯坦在写《哲学研讨》中经常与拉姆塞和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进行研讨，并在该书前言中感谢这两位经济学家。拉姆塞对罗素、怀特海德等现代哲学家都颇有研究，写了不少手稿，并体现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研究中。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和哈耶克，都对哲学有所研究。看来这是做出重要经济学贡献的基础。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已在现代哲学的海洋中探索，这只能用天才来解释。　　早逝的天才作为经济学家，拉姆塞写的文章并不多，但他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几乎每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思想都影响到当代经济学。文章在精不在多，一篇能不断给人以启发的短文胜过著作等身。　　拉姆塞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包括《真实与概率》(Truth and probability，1926)、《对赋税理论的一个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axation，1927)，以及《储蓄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1928)。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真实与概率》研究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理论。传统的选择理论研究确定情况下人们如何根据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做出选择。但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的效用最大化如何确定呢?拉姆塞用了预期效用的概念，并用数学预期的方法表述预期效用，用概率来计算和衡量预期效用，估算预期效用的值。这就是说，不确定世界中人们的选择行为受数学预期的支配，并且用概率衡量效用。这种理论已成为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一，对此做出贡献的是当时仅23岁的拉姆塞。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公正地指出，现代有关预期效用的理论都“只是拉姆塞观点的变形”。　　拉姆塞的《对赋税理论的一个贡献》探讨最优赋税结构问题，他所提出的拉姆塞规则(Rmsey rule)成为现代商品税收理论的基础。税收理论要解决以尽可能最小的超额负担筹集税收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首先要确定税收增加引起的边际超额负担，然后计算税收的增加额，最后是把第一步的结论除以第二步的结论，得出增加一元税收引起的边限超额负担。拉姆塞按这种思路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了使总超额负担最小化，税率的制定应该使各种商品在需求量上按相同的比例减少。这就是著名的拉姆塞规则。这个规则所说明的有效课税应使各种商品需求量按相同比例变动，而不是使各种商品的价格按相同比例变动，已成为税收的基本原理，至今仍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在《储蓄的数学理论》中，拉姆塞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率和最优增长的基础，并确立了储蓄和利率的建设性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拉姆塞首先研究一个国家的最优储蓄率，结论是储蓄率乘以消费的边际效用应该是等于效用的总净享乐率与最大可能享乐率之差。这被称为凯恩斯—拉姆塞法则(因为凯恩斯为这个结论的得出提供了一个非技术性的论证)。这个法则的特点一是储蓄水平不取决于生产函数，二是储蓄水平不取决于利率(除非利率为零)。这一法则不仅提出了储蓄率应该是多少，而且还用动态最优化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此基础上，拉姆塞研究了一个部门经济的最优增长问题。他假设没有人口增长、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效用的贴现。他假设的世界里资本和劳动生产一种产品，一部分用于消费，余下的是储蓄。目标是实现所有时间内加总后取得最大的享乐水平，享乐等于消费的效用减去工作的负效用。增长取决于储蓄，最优储蓄则用凯恩斯—拉姆塞法则决定。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拉姆塞模型(Remsey model)。这一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前最重要的古典静态增长模型，也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出发点。　　以拉姆塞命名的经济学理论除了拉姆塞规则、凯恩斯—拉姆塞法则、拉姆塞模型外，还有拉姆塞均衡(Ramsey Equilibria)和拉姆塞定价(Ramsey Pricing)。拉姆塞均衡研究静态多产品经济中，政府决定收税，市场决定价格。政府的最优政策是选择使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税率。政府制定政策就是设计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决定一组与经济状态相关的税率。均衡价格和均衡分配是经济状态的函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和它所引起的竞争均衡的结合就是拉姆塞均衡。拉姆塞定价是如何确定受一个供给者或一群供给者总利润约束的帕累托(Pareto)最优价格。这种价格称为拉姆塞价格，其确定的方法就是拉姆塞定价。这种定价方式至今仍是政府管制时定价的原则之一。　　拉姆塞提出的这些理论在当代经济学中仍有强大生命力，对研究石油市场、公共投资规则、公司税收制度、政府对铁路定价的管制等现实问题仍有重大意义。一个只活了27岁的人，即使不考虑他在哲学、数理逻辑等方面的贡献，仅仅是经济学上的这些贡献，就足以称得上“天才”二字了。　　预言家米塞斯　　在计划经济各国转向市场经济，前苏联解体之后，人们又想起早已被遗忘的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Edler Von Mises, 1881~1973)，因为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那场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讨论中，米塞斯早已预言了计划经济必定失败。其实米塞斯做出这种正确的预言已经不止一次了。据他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洛普回忆，1924年，他当学生时经常陪米塞斯回家。路经国家信贷银行时，米塞斯总说这家银行迟早要倒闭。1931年这家银行果然倒闭。这位学生当时没有在意老师的话，仍持有这家银行的股票，结果都化为乌有。米塞斯妻子马格瑞特在回忆录里也曾写道，1929年，国家信贷银行有意请米塞斯任高职，马格瑞特大喜过望，但米塞斯拒绝了。他说：这家银行快要倒闭了，我不想我的名字和此事联系在一起。　　作为货币理论权威预言银行的倒闭自然不是算命先生的胡话。米塞斯1912年曾出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该书用边际效用理论解释货币问题，并用这种理论解释经济周期。这本书受到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好评，并被欧洲许多大学作为教科书。根据这种货币理论，随着货币量增加，其边际效用递减，货币贬值。当银行发行的货币量太多，边际效用为零时，货币一文不值，发行银行倒闭当然是迟早的事。米塞斯知道这家银行大量发行货币，预言其倒闭也就是有可靠依据了。　　米塞斯在纽约大学度过了他的晚年　　米塞斯对计划经济失败的预言也绝非空穴来风。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而且，最初是计划经济的最高形式——战时共产主义。尽管仅仅是开始，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暴露，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物质严重短缺。作为生活在市场经济中并对其运行机制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当然能看出这种经济体制的问题。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拉开了这场争论的序幕。1922年又出版了《社会主义：一种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通称《社会主义论》)。与他站在一起的是另一位奥国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等人起而迎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计划经济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了近20年，过了近50年后才有了最终结论。　　米塞斯的基本观点是，计划经济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用计划体制代替了市场调节。“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一个没有经济计算的经济体制必定资源配置失误，效率低下。　　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符合人利己的本性。理性人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使用自己拥有的资源的决策。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之下，这些分散的决策会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在市场经济中，计算是重要的，“没有计算就没有合乎经济的活动”。这种计算的基础是保证个人利益的私有制和市场在竞争中形成的价格。计划经济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个人失去了进行计算的动力，用计划代替市场，社会失去了形成价格的竞争机制，也没有用于进行计算的工具。没有计算，没有成本与价格的比较，就无法以最小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量。这正是计划经济中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集中的计划为什么不能代替市场呢?从企业层次来看，市场经济中，企业经理是董事会任命的，他们要为股东谋取最大利润，这就不得不进行认真的计算，实现效率。计划经济中，经理是政府任命的，以完成政府的指令为目标，这种目标并不是利润目标。从决定经济的政府来看，即使他们想做出有效率的计划也不可能，因为信息是分散的，而且在随时随刻变动，没有一个能掌握这种信息的全能决策者。市场以最高的效率传递信息，并通过对供求的影响反映在价格的变动上，这就使资源流向最有利的地方。这种价格包括资源和物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工资和资本的利率。当用集中的计划代替这一切时，中央计划者绝做不出正确决策。因此，“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人们在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磨难之后，才认识到米塞斯预言的正确。所以，曾有东欧国家建议为米塞斯立一尊金像。可惜对于那些死于计划经济下的人和已去世的米塞斯来说　　，这一切都太晚了。　　当然，米塞斯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还不仅仅是货币理论和对计划经济的分析。他在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极为难读，又意义深远的书。据说这本书用了十几种文字，有人专门编写了指导读这本书的辞典。前些年我曾想译此书，但翻了一下后觉得部头大，又难译，就知难而退(台湾出过夏道平先生的中译本)。该书不仅涉及经济学，而且涉及现代所有社会问题。该书以人类行为学的一般理论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关于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必须根据人类行为学来讨论。在方法论上，米塞斯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但强调了企业家精神与利润的作用，拥护自由市场经济。米塞斯还著有《经济学的最终基础》、《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等书，对经济学方法论亦有研究。　　说起来米塞斯是一位经济学大师，但命运对他似乎不够公正。在奥地利时由于是犹太人，且鼓吹完全自由放任，而无法在母校维也纳大学担任正式教职，只能当没有报酬的私人讲师(Privatdo zent，在欧洲一种特殊的教职，没有报酬，只有讲课资格)。他主张完全自由放任也受到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弗莱堡学派的批评。到美国后，由于自由主义立场不变，不符合当时的主流凯恩斯主义，加之生性耿直，常得罪人，尤其是领导，无法在一流大学任教。只能到纽约大学任职，工资还是由威廉·沃尔克基金支付的。　　惟一让米塞斯值得骄傲的是他有一批好学生，包括哈耶克、马克洛普、哈伯勒、摩根斯坦、熊彼特、罗宾斯、德鲁克、罗斯伯德等。这些名字我们今天听来都不生疏。　　计划经济改革的先驱者　　写到米塞斯就不能不写兰格(Oskar Ryszad Lange, 1904~1965)，因为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中，米塞斯是计划经济的反对派、兰格是与他对立的计划经济的支持派。而且，兰格的计划经济思想不同于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在苏东各国经济改革初期，兰格的计划经济模式曾一度成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把兰格作为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把他作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先驱。　　在经济学家中，兰格是少数既精通西方经济理论，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人。兰格出生于波兰，14岁时就作过一次马克思主义的讲演。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愿意主讲政治经济学，但由于思想“左”倾，学校只让他讲统计学。由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法在国内任教，从1938年到1945年，兰格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并在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兰格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早年加入波兰社会党，二战中与坚持抗战的地下组织有联系。二战后恢复波兰国籍，出任波兰第一任驻美大使，驻联合国代表。以后又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波兰执政党)中央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会中外交、财政委员会主席。1956年后任华沙大学教授。不过由于兰格并没有真正接受斯大林模式，在波兰战后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　　1956年的波匈事件是计划经济改革的序曲，尽管序曲和正剧之间的间隔太长在有关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兰格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论》。他反对米塞斯等人计划经济不可能有经济计算，从而低效率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同样可以运用价格实现经济计算，而且会比市场经济下更好。兰格的这种观点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模拟市场模式。　　兰格认为，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均衡运行取决于三个条件：个人收入与效用最大化和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定了某种物价水平时商品的供求数量；各种商品的供求均衡决定了实现所有个人与企业最大化的惟一一组价格；个人的收入等于他们转让资源使用权的收入加企业家的利润。这三个条件是在市场上的试错过程中不断调整而实现的。这样的试错原理同样可以运用于计划经济中。这种计划经济应该具有三个特点：有消费者选择自由，效用最大化适用于消费品市场，消费者收入和消费品价格决定了消费品需求量；企业的生产决策不由利润最大化目标指引，由计划当局决定，要求实现最低成本和最优规模；劳动者自主择业，劳动给予支付最高工资的产业或企业，公有生产资料由计划当局决定价格，并给予能支付这一价格的产业或企业。　　计划经济改革的先驱者计划经济中实现均衡的条件是价格要使供求相等。消费品和劳动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这与市场经济相同。在公有制下，生产资料价格和利率由计划当局决定，通过试错法，　兰格经济学著作选集的英文版计划当局同样可以确定出正确的价格。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是计划经济有效率的保证。兰格详细论述这种合理价格形成的机制。而且，他认为这样形成的价格比市场更有效率，因为计划机构掌握的信息要比私人全面得多。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际运行的计划经济与兰格设想的并不一样，例如，消费者选择自由和劳动者就业自由都不存在。计划是靠强制的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兰格预言的高效率也没有实现，而且，供求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针对这些问题，兰格的计划经济思想有所发展。首先，兰格区分了实现计划中的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他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但应优先用经济手段。其次，兰格提出了计划决策中的分权问题。这就是说，主要决策由国家(政府)做出，其他决策可以分散让企业做出，以便决策有灵活性。最后，在计算机发展之后，兰格提出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模拟市场的试错过程。这也被称为：“计算机社会主义”。　　兰格的基本思路是在不改变公有制和计划体系的情况下来完善计划经济。这种思路容易被计划经济中的领导与群众接受，而且实行起来阻力也较小，因此，成为许多计划经济国家改革初期的基本思路。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提法与做法，包括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让利放权等等都受到了这种改革思路的影响。　　但历史证明，兰格的这一思路并不成功。计划经济的弊病是由其体系内产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对立的体系，想在保留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运用市场、价格等等，都是一厢情愿。所以，经济改革不是完善计划经济，而是以市场经济来代替计划经济。兰格在1965年去世，这时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刚刚开始。如果他能活到80年代之后，也许他的观点还会改变。兰格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他对计划经济改革做出了最早的设想。　　兰格年轻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以后在西方学习与研究，并且对当代经济学颇有贡献，但仍然改不了对计划经济的迷恋。这也是一个悲剧。　　书斋中的经济学家　　许多经济学家既从事理论研究，又关注并参与现实经济生活。他们的经济学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经济发展或政策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终生都在书斋中，在他们的象牙之塔中玩“经济学智力游戏”(希克斯语)，他们的理论也许相当抽象，但对现实绝非没有意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仑(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 1899~1967)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张伯仑的经历十分简单，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在哈佛大学任教，终生未变。他没有担任过任何其他实质性职务，也没有从事企业顾问或政府顾问之类工作。终生在书斋中研究垄断竞争理论。今天这种理论已成为企业战略学、市场营销学等实用性学科的基础，最热门的产业组织理论或称产业经济学也是在他这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当他20世纪30年代研究这种理论时只是要发展价值决定理论，解决纯理论的不完全竞争下的价值决定问题。也正是《这种能坐下来冷静思考的精神，使他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萨缪尔森称垄断竞争理论的建立是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革命”。垄断竞争理论的建立标志着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完成。著名的《Whos who in Economics》(中文本名为《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认为他是“20世纪六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1933年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成为每一代经济学人必读的经典。书斋里同样出大学问家。　　在经济学中，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论称为价值决定论。在张伯仑开始学术生涯时，在这一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这种理论以市场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前提。这就是说，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没有通过调整产量或产品差别来影响或控制价格的垄断势(即都是价格接受者)；企业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以及交易双方信息的完全性。而且，这种理论只分析企业而没有涉及由企业组成的行业。但在20世纪以后垄断越来越重要。尽管马歇尔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但并未深入研究。马歇尔以后的学者更多地注意到垄断，但并未注意介于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市场。张伯仑要解决的正是各种市场结构下价值的决定。《垄断竞争理论》一书的副标题就是“价值理论的重新定位”。　　书斋中的经济学家张伯仑认为，过去人们只看到了竞争和垄断这两种极端的市场结构，其实大量的市场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竞争与垄断的不同程度结合。张伯仑又把介于竞争与垄断之间的市场分为寡头和垄断竞争。张伯仑正是要分析这四种市场结构中的单个均衡(一个企业价值的决定)以及集团均衡(一个行业价值的决定)。　　对于竞争、垄断和寡头市场，前人已有许多分析。张伯仑最大的贡献是对垄断竞争的分析。他第一次提出了“产品差别”的概念。产品差别是同一种产品在质量、包装、外形、品牌、服务等方面的细微差别。产品差别会引起垄断，产品差别越大，垄断程度越高。这就是说，有自己产品差别的产品可以以自己独有的特点形成对一部分消费者的垄断，利用自己的产品特色控制价格，成为价格决定者。在这种存在产品差别的市场上，尽管企业规模并不大，但由于有差别的产品没有完全替代性(消费者对有差别的产品有不同的偏好)，这就引起一定程度的垄断。但有差别的产品毕竟是同一种产品，这就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而且企业仍然可以自由进入，因此，生产有差别产品的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竞争。这种垄断与竞争的并存就形成垄断竞争。　　张伯仑重点分析了垄断竞争市场上一个企业的单个均衡和整个行业的集团均衡。垄断竞争市场上，一个企业的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短期中可以靠产品特色控制价格而获得利润，但在长期中由于竞争利润会消失，实现了长期均衡。集团均衡是研究许多企业的产品有高度替代性情况下整个行业价格和产量的调整。分析方法是先假设产量不变，考虑价格调整，然后再假设价格不变，考虑产量调整。在长期集团均衡时，企业有过剩生产能力，由于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增加，平均成本高于竞争时，市场价格也高于竞争时。　　张伯仑的分析区分了不同的情况，而且所用图形复杂，所以，这本书读起来不易，何况现在国内还没有这本书的全译中文本(1958年出过一个节译本，现在已无法找到了)，非专业人士不必看这本书。但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企业家常讲的差异化竞争战略正是根据这种理论提出的。不过张伯仑没有预见到他的理论的现实意义，甚至把创造产品差别的广告作为增加成本的无用支出。真是书呆子一个。　　还应该指出的是，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完全是独创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1926年英国经济学家斯拉伐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竞争条件下的报酬规律”的文章，提出了研究竞争与垄断之间市场的观点。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受他的影响在1933年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这本书的观点与内容同张伯仑的书有类似之处。因此，有人认为张伯仑亦受到斯拉伐启发。张伯仑在书中也说到支持他这种“中间理论”的有三个人，第一个就是斯拉伐。但张伯仑强调，他早在密执根上大学时就考虑这一问题 ，1922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已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垄断竞争理论》作为博士论文1926年已经完成。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经考证证明了这一点。张伯仑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同班同学、已故北大陈岱孙教授也证明了这一点。张伯仑说到斯拉伐支持他的理论是在该书1933年出版时加的一个注。　　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有相似之处，但张伯仑关于产品差别与垄断的论述，关于销售成本对创造需求和增加需求的作用等都是独创的。现在经济学界更看重的是张伯仑的书，这也是现在微观经济学“厂商均衡理论”或“市场结构分析”的内容。琼·罗宾逊的书看的人不多了。　　当然，作为一个一心搞学问的书斋中经济学家，张伯仑不会介意这些。说这些无非是我们后人多事而已。　　长寿的经济学家　　据说经济学家是为社会谋福利的，所以，应了“好人有好报”这句古话，都健康长寿。此话是否真理，无法确证，但经济学家普遍长寿是一个事实。已经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寿命基本都在80岁以上，知名经济学家中长寿老人亦不少。报应之说大概是开玩笑，经济学家的长寿与他们的心态相关。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20世纪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费雪。　　阿尔文·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是耶鲁大学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但却是在耶鲁大学数学系获得这个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用定量分析研究效用理论，至今为经济学家称道。这篇论文奠定了他作为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的地位。费雪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据他的儿子I.N.费雪为他们写的传记所列，他一生共发表论著2000多种，合著400多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经济学中，费雪对一般均衡理论、数理经济学、物价指数编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都有重要贡献。张五常先生经常告诉年轻人，费雪的书是不可不读的。费雪的代表作之一是1922年出版的《指数的编制》，这本书利用时间逆转测验法(time reversal test)和因子逆转测验法(factor reversal test)编制物价指数，对以后物价指数的编制影响颇大。　　在今天人们仍然经常提到费雪是由于他对货币数量论和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这方面他的代表作是《货币的购买力》(1911)和《利息理论》。美国加州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J.B.迪龙(J.B.De Long)在评论货币主义时把费雪称为“第一代货币主义者”。这就是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是最早的货币主义。我们知道，费雪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是交易总量(T)乘价格(P)等于货币量(M)乘货币流通速度(V)(T·P=M·V)，当T和V不变时，物价水平(P)取决于货币数量(M)。这也正是弗里德曼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思想。费雪提出，通货膨胀率加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强调了预期通货膨胀对名义利率一对一的影响。这种观点被称为费雪效应，现在仍是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　　人们会以为，这样一位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一生应该是春风得意的。其实费雪的一生也是颇多坎坷的。就人生而言，费雪的女儿玛格丽特在1919年由于精神崩溃而去世。与费雪共同愉快地生活了47年的妻子玛格丽特·哈泽德于1940年去世。费雪本人在1898年感染了当时被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就事业而言，费雪发明了可显示卡片指数系统，并取得专利，办了一个获利颇丰的可显示指数公司。后来该公司与竞争对手合并为斯佩里·兰德(Sperry Rand)公司。这项事业使他致富，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他借款以优惠权购买兰德公司股份，大危机爆发后，他的股票成为废纸。据他儿子估计，损失为800~1000万美元，连妻子、妹妹和其他亲属的储蓄都赔进去了。他一文不名，耶鲁大学只好把他的房子买下，再租给他住，以免被债主赶出去。他的名声亦受到打击。　　尽管人生有如此多的挫折，费雪还是健康地活了80岁，这就在于他健康的心态。他深信人性本善，而人类优良天性的保持，有赖于优生。他组织优生学研究会(Eugenics Research Association)、美国优生学会(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并任主席，亲自写成《民族活力报告》(Report of National Vitality)，提出建议。相信人性之善，是一个人心态健康的出发点。　　1898年费雪患肺结核病之后，深感卫生保健的重要。他在1913年发起成立生命延续研究所(Life Extension Institute),并担任该所保健指导委员会(Hygiene Reference Board)主席。他与该所医学专家费斯克(Fisk)合写了一本《如何生活》(How to Live)的书，畅谈养生之道。该书观念新颖而又切合实际，成为美国大学和高中的卫生保健教科书，共印行90版次，在美国销量达40万册之多，亦有德、法、日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比他的经济学名著影响要大得多。他反对纵欲，主张禁酒，素食主义，锻炼身体，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以及呼吸新鲜空气。这恐怕是他的肺结核在3年后痊愈，他又精力充沛地投入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成就的原因。他的主要贡献都是在这次病后做出的。　　费雪还是一个关怀人类的世界和平主义者，他在1922年写了《联盟或战争》(League orWar)一书，主张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参加国际联盟，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阅读费雪传记，我深为他那种始终乐观的人生态度所感动，1929年他在大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但仍在1930年出版了代表作《利息理论》，在1932年出版了《繁荣与萧条》，在1933年出版了《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在1935年出版了《百分之百的货币》。一个人在经济上完全破产之后仍然能如此潜心研究学问，且不断有重要著作问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啊!我们应该学习的不仅有费雪的理论，更重要的还有他的人生态度。　　如果把有好报的好人理解为费雪这样有正常心态，热爱人生和他人的人，“好人有好报”就是真理了。　　热衷从政的经济学家　　使我对保罗·道格拉斯(Paul Howard, Douglas,1892~1976)感兴趣的不仅是他的名著《工资理论》，而且还有他幽默的风格。　　在弗里德曼夫妇写的回忆录中,他们写道：“在罗斯(弗里德曼夫人)的印象中，道格拉斯是一位极其有趣的教师。她在芝加哥大学读一年级时选了他的经济学原理这门课。某一天，他进教室时提着一包橙子，为的是向大家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依次将橙子一个一个抛给学生，直到他们大叫‘别给了’。在这样演示后，谁还会忘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呢?”作为一位好教师，道格拉斯“总是和蔼可亲”，慈父般地教导学生。当然，作为一个好教师不仅要有这些人格上的优点，还要学问好。道格拉斯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对生产理论的研究至今仍有影响，他与科布共同提出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每一个学过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的。　　道格拉斯早期研究工资、社会保障、失业等问题。他1925年发表的《一家人的工资》曾被誉为“分析工资支出中的家庭津贴制度最好的书”。由于这种声誉，他担任了报纸出版业仲裁委员会主席达17年之久。1930年，道格拉斯出版了《美国1890年至1926年的工资》，又获得好评，出任沃思莫夫失业问题委员会代理主席和宾州失业问题委员会秘书，并被当时的纽约州长罗斯福(以后当过总统)聘为该州社会就业稳定委员会顾问和秘书。但使道格拉斯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的还是他与数学家科布合作在1934年出版的《工资理论》。这本书的思想是他研究的结果，科布负责进行数学推导与论证。　　议会成了道格拉斯发挥才能的地《工资理论》从研究生产理论与分配理论的关系入手，其重大贡献是该书第二部分根据边际生产理论提出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对这一生产函数的检验。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代数式是：　　P=b·LkC1-k　　在这个式子中，L、C代表一定时期内投入的劳动量和资本量，P代表与之对应的产量。b、k为常数，b≠0,0＜k＜1。根据美国1899~1922年的实际资料，计算出b=1.01，k=0.75。因此，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结算式为：P=1.01L0.75C0.25=1.01L3/4C1/4　　这说明，在生产中，劳动做出的贡献为3/4，资本所做出的贡献为1/4。换句话说，产量增加1%时，有3/4来自劳动量的增加，1/4来自资本的增加。也可以说，劳动增加1%使产量增加0.75%，资本增加1%使产量增加0.25%。经过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检验，其样本相关系数为0.9649，每年平均误差为4.3%，说明回归分析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收入分配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就是说，工资率和利率分别取决于其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率乘劳动量为劳动的总收入，利率乘资本量为资本的总收入。这两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率称为分配率。由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出，分配率就是这个函数中劳动与资本的幂数，即3∶1。这个结论也被统计资料证明是正确的。　　热衷从政的经济学家这种研究对以后生产理论的发展和计量经济学都有重大影响，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重大的进展之一。　　如果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道格拉斯在学术上会有更大造诣。可惜他的兴趣不在学术，而在政治上。如上所述，道格拉斯在任教期间就担任过不少政府职务。1938年，道格拉斯参加芝加哥市议员竞争，并以绝对多数当选。从此，他走上了从政之路。二战中年逾50的道格拉斯入伍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佩累鲁、冲绳作战时多次负伤，于1946年晋升中校后退伍，担任过一段总统特别侍从官，以后又重返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并在1947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这是他学术事业的顶峰。　　然而，道格拉斯依然热衷于从政。1948年他参加参议员竞选。他提出的竞选纲领是：在10年内新建1500万套居民住房，对通货膨胀和垄断严加控制，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农民的收入最低应与1941~1945年的平均收入水平相等，联邦政府应扶助教育事业，扩大社会保障等。这些主张颇得民心，他得到了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劳联—产联)的支持当选为参议员。他当了18年参议员。其间参与国家复兴署、参议院社会保障委员会的工作。　　1966年，道格拉斯在与查尔斯·珀西(芝大校友、校董事会成员)竞选参议员时失败。斯蒂格勒请他为芝大沃尔格林讲座作一次演讲。与同事吃饭时，弗里德曼见他身体比以前更好，就劝他，“你竞选失败也许是坏事变好了”。道格拉斯反应极为强烈地说：“不!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当美国参议员更好的工作了。”　　有人为道格拉斯放弃学术感到遗憾。其实遗憾与否是个人的感觉，道格拉斯自己觉得从政好，我们有什么遗憾呢?　　熊彼特的婚恋与事业　　人生的婚姻有幸福也有不幸，但对待婚姻波折的态度却对人事业成败至关重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到英国游学，在这里他见到马歇尔，更多了解了瓦尔拉斯、埃奇沃斯和克拉克。这些人对他以后都有重要影响。当年24岁的熊彼特身材高大、贵族气质，两眼忧郁，吸引了比他大12岁的茜芭。他们很快堕入情网而结婚，但这段婚姻并不快乐。1907年他与夫人到埃及成立律师事务所。他把女王的地产租金减了一半，却使女王的收入翻了一番，显示出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财能力。同时，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该书使他成为欧洲经济学界名人。1909年，熊彼特回到奥地利，在格拉兹大学任教，并于1912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　　这一时期，他的婚姻不幸，他忙于学术工作难免冷淡了妻子，两人常为小事争吵。熊彼特在反思这次婚姻时说:“在学者的生活中，尤其在被称作灵魂形成期的时候，要想过完美的婚姻生活是很困难的。至少从学问成果的角度而言，它可能有消极效果。”尽管他悔恨结婚太早，但婚后的不幸并没有阻碍他的进取。他把烦人的事忘在脑后，学术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提出了奠定他一生事业基础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的婚恋与事业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例如，建立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创新并不等于发明。一种发明只有应用于经济活动并成功时才是创新。创新者不是实验室的科学家，而是有胆识、敢于承担风险又有组织实干才能的企业家。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它是来自内部创造性的对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种变动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同生物界的突变一样，可以称为“产业突变”。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利润的源泉。　　熊彼特认为，在静态体系内，资本、人口、技术和生产组织都不变。竞争的结果价格等于成本，没有利润。这样的社会是停滞的。在动态社会里，企业家创新者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效率，使成本低于价格而获利润。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当创新普及之后，利润会消失。但还会有另一次新创新再推动社会前进。正是不断的创新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　　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熊彼特把茜芭送回英国，他们这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事实上就结束了。这一时期，欧洲动乱，他仅发表过两篇文章。1918年他曾参加考茨基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以后又出任过私营皮达曼银行总裁，该银行破产后，他一直在还债。1925年他与比他小20岁的安妮·莱瑾结婚。他还把妻子送到巴黎和瑞士的学校学习。这次婚姻是幸福的，可惜不到一年妻子难产去世，同年他又失去了母亲。这双重打击没有使他消沉。家庭没有了，他一心投入学术事业。到波恩大学任教后，又是他学术事业的一个高峰，为写《经济周期》一书进行准备。1932年，他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当教授。1937年他与经济学家伊丽莎白·波蒂结婚。这次婚姻是幸福的。他们有共同的事业和追求。美满的家庭生活给了他力量，他的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1939年，熊彼特出版了两大卷一千多页的《经济周期》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创新活动引起的原有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并不是什么社会灾难。创新为创新者带来利润，引起其他企业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就引起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形成繁荣。创新普及之后赢利机会消失，在新创新没有出现之前，就会由于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的减少而引起衰退。直至另一次创新出现再次繁荣。经济周期正是由创新引起的繁荣和衰退这两个阶段的交替而形成的。熊彼特还用创新的大小解释统计资料中显示的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这就是说，创新的大小引起周期的长短，大创新引起长周期，中创新引起中周期，小创新引起短周期。熊彼特这本书把经济理论、历史和统计资料结合在一起，对后人也很有启迪。　　在哈佛大学这一段是熊彼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时期。他为哈佛大学学生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构思他另一部巨著《经济分析史》，并参与了计量经济学会的创建，担任第一任会长。这一时期，他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熊彼特认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富有，企业家的职能会被技术专家代替，资产者的职能消失，资本主义保护阶层毁灭，不再有创新，这时资本主义就会灭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不过这一过程还相当长，至少在50～100年内，资本主义仍会创造奇迹。这是他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　　哈佛大学是熊彼特的归宿　　1950年，熊彼特去世。他去世后，妻子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经济分析史》。熊彼特用了9年时间写这本书，临终仍未最终完成。他的妻子还把他以前写的一些文章编辑成《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出版。　　熊彼特在婚姻不幸时仍能潜心于学术研究，在婚姻幸福时也没有贪图享受而放弃了学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都孜孜不倦地在科学事业上探索。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反法西斯的经济学家　　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国经济学界发生了分化。少数经济学家投靠纳粹，为希特勒出谋划策，最著名的当数金融专家沙赫特了。他出任帝国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发明了名为米福(Mefo)的期票来发行货币，为侵略战争筹资，又发明了分别与别国进行易货贸易的办法，克服外汇不足的困难。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卖身投靠，但他们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有意无意为法西斯提供了思想工具，并推动经济走上适于战争的集中管理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仍有一批经济学家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以他们的理论武器反对法西斯独裁。尽管他们没有拿起枪上战场，但仍无愧于反法西斯战士的称号。他们就是以欧肯为首的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产生于一战之后的德国，因其成员主要在弗莱堡大学任教并以此为学术中心而闻名。它的形成时期与法西斯在德国的统治时期不谋而合。但它不是作为法西斯统治的意识形态发展起来的，而是作为反法西斯的思想体系发展起来的。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居然有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流派得以发展，这在独裁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弗莱堡学派是一个严格的学术集团，它以弗莱堡大学教授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为核心，成员多为其同事或学生，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如法学家伯姆、格劳斯曼—道艾尔特、经济学家盖斯特里希、迪莱、弗里德里·卢茨、麦耶尔、梅耶等人。他们共同的信念是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制度，但他们所主张的是有正常社会秩序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他们研究的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即他们所说的秩序问题。　　欧肯的秩序学说是整个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基础。“秩序”德文中是奥尔多(Ordo)，所以，这个学派又称奥尔多学派。这里说的秩序指一定的规则制度安排。欧肯用理念类型来概括历史上的秩序。理念类型并不是现实经济类型，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类型。他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理念类型秩序：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集中领导的经济又称中央领导的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都由一个中央计划来控制的经济。这种经济要满足的是中央管理机构的需求，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著作之一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这两者是不同的。这种经济制定计划和实行控制的基础是粗略的评价，没有市场经济下的精确计算。而且，剥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决策权，靠强制实现计划。这就不可能实现均衡，并引起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弊病。欧肯对集中领导经济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法西斯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正是这种经济类型的变种。　　交换经济指由多个个别经济体组合起来的经济。这些个别经济体相互依赖，并通过交换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交换是通过货币制度来实现的，这就有以货币为标准的计算。欧肯分析了供给与需求的五种纯粹形式:垄断、部分垄断、寡头垄断、部分寡头垄断和竞争，组合为25种市场形式。　　那么，现实中应该是一种什么经济秩序呢?欧肯认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应该坚持六个原则：保护私有财产，这是交换的基础；保证契约自由，这是交换的前提；稳定的货币秩序；开放的市场，即进入与退出的自由，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与货币；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另一本著作严格的责任；政策的不变性。但是这种经济要由政府保证正常秩序，这就要：使权力分散，反对垄断；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公正；用最低工资保证低收入者的利益；保护环境，实现个人与社会成本的均等化。为了使这种经济秩序得以实现，国家的干预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国家必须限制利益集团的权力；所有的国家干预必须是针对经济秩序的，而不是针对经济过程的；经济与社会政治必须是系统的，不能是特定的。欧肯特别重视原则与历史的区别。这就是说决策者不能教条地看待原则，而要考虑具体历史环境。他明确指出，科学、宗教与国家都是维护经济、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制度力量。在秩序中，弗莱堡学派特别强调反垄断，这也是针对法西斯扶植垄断企业的政策。　　欧肯强调，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实现竞争秩序。他们既反对那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又反对中央管理经济，同时还反对他称为“各种不稳定的中间道路政策”，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变种，包括对部分行业(基础行业)的集中领导，行业组织的等级秩序政策，以及充分就业政策。　　弗莱堡学派不仅以这些理论对抗法西斯，而且也以合法的形式对抗纳粹统治。1934年，纳粹政府建立了一个德国法律研究院，以制定有德国特色的法律。该院曾建立了一个第四班，弗莱堡学派利用这个班学习欧肯的著作，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还与政府中反纳粹的人士秘密合作，寻找一种替代纳粹统治的经济政策。1943年，德国临近失败时，他们还秘密研究战后德国的经济政策。他们的一些成员还与地下反法西斯组织保持了联系。正是由于弗莱堡学派在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研究工作，使战后德国经济政策有了理论依据。　　1950年，欧肯去世。以后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或去世，或出国，或退休。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弗莱堡学派就不存在了。但艾哈德继承了弗莱堡学派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战后联邦德国经济政策，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繁荣。弗莱堡学派在经济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理论至今仍影响着经济学家。　　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者　　做一个象牙之塔中的理论经济学家并不难，难的是把自己正确的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实际。联邦德国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正是这样一位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实现了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学家，艾哈德曾在法兰克福德国制成品经济观察研究所从事消费品和工业品的成本核算比较研究。他不属于德国弗莱堡学派的成员，但与这个学派关系密切，并接受了他们的基本理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经济分为两种理念模型：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央管理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由价格机制自发调节经济。中央管理经济由政府的计划和命令来调节经济。但这两种经济都有缺点。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会引起垄断，经济危机与不稳定也是难免的，这必然引起国家干预。中央管理经济又会引起资源配置失误和效率低下。他们理想的经济是“有意识地加以指导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由价格机制来调节，但政府要维护经济秩序。”　　社会市场经济使德国再度辉煌　　艾哈德称赞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他在1957年出版的《大众福利》(中文本根据英文本改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中发展了这种理论。他首先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是大众福利，即在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消灭贫富对立，使绝大多数人能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果实。大众福利要通过三位一体的目标来实现，即生产率和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低而稳定的物价水平。　　社会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艾哈德认为，人类进步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它能使调节过程随时随刻地进行，能使供求双方，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之间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都趋于平衡，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获益”。市场经济的基本点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自由竞争和保护私有制。经济自由指生产者决定自己资源使用，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自由，以及消费者使用自己收入的自由。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力，也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自由竞争是实现市场调节的惟一途径。价格要在竞争中形成，并通过竞争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繁荣的最有效手段。私有制是保证个人自由与自由竞争的基本前提，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　　但是艾哈德区分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这两者的区别如同野生植物与人工培育植物的区别。他认为国家的作用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把经济活动比喻为球赛，企业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裁判不能踢球，但一场精彩的球赛离不了裁判。国家的作用是：兴建并维护基础设施，稳定货币和物价，反垄断，实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协调劳资关系。总之，国家要通过各种方法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话经济学人　　艾哈德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提出或发展了社会市场理论，而在于运用了这一套理论。在纳粹统治时期，艾哈德拒绝与当权者合作，并研究德国战后重建问题。战后，艾哈德得到美国占领军重用，任美国纽伦堡军管机构的经济顾问。1945年10月起任巴伐利亚洲经济部长。1947年10月任英美占领区财政管理委员会货币与信用特别处主任，筹备货币改革事宜。1948年3月又任英美占领区经济管理委员会美方经济区主席。1949~1963年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德国总理。正是在这一期间他把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变为德国的经济政策。　　战后面临的严重问题是超速通货膨胀。艾哈德1948年6月18日在英美占领当局支持下进行了货币改革，废除了旧马克,发行新马克，颁布了货币法、货币发行法、兑换法和固定账目法，稳定了通货，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然后又进行价格改革，放开市场。废除了对90%的商品的价格管制(仅对基本食品、重要工业原料和房租与公用事业费进行管制)，取消物品配给制，实行买卖自由，政府对工资的控制，由劳资双方决定工资。这些是发挥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在政府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制定反垄断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度以缓和劳资对立，又通过社会政策和劳动立法，实现社会保障和福利，并提出工人阶级中产化的目标。在国际上实行自由贸易，并推动西欧经济的一体化。　　这些政策促进了德国经济发展。从1950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的GDP从981亿马克增长到9262亿马克，增长了8.4倍，年增长率为7.1%左右，在西方各国中仅次于日本(8.9%)。同时，年通货膨胀率仅为2.3%。人民生活得到相当大的提高。社会市场经济终于实现了大众福利。尽管艾哈德在1966年后不再担任总理，但联邦德国仍继承了他的基本经济政策。　　艾哈德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尽管他在1977年去世时也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在理论经济学界也称不上一流经济学家，但他真正称得上把经济学用于富国富民的经济学大师。　　大经济学家的小错误　　凯恩斯曾经说过：“据说列宁曾宣称，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是破坏通货。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而不知不觉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部分财富”。　　这段话是凯恩斯在其名著《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谈到一战后强加给德国的赔偿条款会引起经济困难和加剧国际关系紧张时说的。　　这一段话在《劝说集》(Essays in Persuasion，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凯恩斯文集》第一本中译为《预言与劝说》)第二部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第一篇文章“通货膨胀”中也出现过(这一篇文章就是《后果》一书中的一部分)。因为凯恩斯是大经济学家，这段话被作为列宁的话而广为引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第16版第30章“保持价格稳定”中把这句话作为该章前的引言。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宏观经济学》第7章“货币与通货膨胀”中专设了《参考资料》：凯恩斯(与列宁)论通货膨胀的成本”一节介绍这句话。可见这些经济学大师对凯恩斯的话都深信不疑。　　但香港经济学家林行止指出了凯恩斯的错误。他在《弗里德曼是凯恩斯信徒?》一文(收入《一脉相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版)中考证了这句话的来源。林先生根据英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理查德·皮泼斯(Richard Pipes)1990年出版的《俄国革命：1899~1919年》(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9~1919)证明了，这句话并非列宁所说，而是另一位布尔什维克拉宁(Larin)所说。拉宁在俄国革命时期为经济负责人，这大概是他在干革命时摧毁帝俄卢布的经验总结。　　凯恩斯大概并没有读过列宁或拉宁关于通货膨胀论述的文章，他引用的话是听说来的，也没有指明出处，原文是“Lenin is said to have declared …(林行止先生根据的《后果》一书英文版是148页，曼昆根据的1920年Macmillarn版是219~220页，我根据的纽约1920年Harcourt, Brace and Howe版是235页)。看来当时凯恩斯引用这句话也是底气不足，但他的学术地位使大家都信以为真。　　凯恩斯把关于通货膨胀的这段话归在列宁头上还算不得什么大错，毕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错，何况也是出自列宁战友拉宁之口。但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瓦伊纳所犯错误就不一样了。　　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892~1970)是早期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获博士学位，是当时著名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学权威陶西格(Frank W.Taussig,1859~1940)的学生与朋友。瓦伊纳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并担任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18年之久。他对成本曲线、垄断竞争和寡头市场上的拗折的需求曲线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也造诣颇深。他影响最大的是关于成本理论的研究和成本曲线的图形表述。这些仍然是今天微观经济学中成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研究成本理论时，他提出了今天人们都熟悉的包络曲线概念，即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曲线。当时瓦伊纳认为，在长期中企业总可以通过调整生产规模实现平均成本最低，因此，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应该是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组成的轨迹。根据这种思路，他要求制图员画出一条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包络曲线；第一，这条包络曲线要把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包在内；第二，这条包络曲线要和所有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相切。　　据记载瓦伊纳的这个制图员是一个中国人(可惜名字已无法考证)，且精通数学。制图员告诉瓦伊纳，这个图是画不出来的，因为在数学上任何一条包络曲线都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如果要把无数条曲线包在内，这条包络曲线就不能与这些曲线的最低点相切；如果要使包络曲线与各条曲线的最低点相切，这条包络曲线都不能把各条曲线都包在内。这就说，包络曲线只能满足瓦伊纳要求的两个条件之一，而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瓦伊纳为此与制图员发生争吵。　　在此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既然长期中企业可以调整规模使平均成本最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就应该是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轨迹。瓦伊纳的包络曲线概念和对包络曲线两个必须满足的条件的总结正是这种思想的概括。但事实上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并不能是各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包络曲线。这种对短期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关系的误解被称为“瓦依纳错误”。是一个不知名的中国制图员纠正了这个错误。　　大经济学家并非全能的上帝，当然会犯错误。学问是无止境的，做学问时用得上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大经济学家犯的错误会流传更广。这提醒我们，千万不可迷信大经济学家，把他们的话句句作为真理。　　凯恩斯与罗斯福志同而道不合　　1933年，罗斯福在美国经历了四年大萧条之后出任总统。罗斯福上任后，在政治学家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经济学家雷克斯福行·G·特格韦尔 (Rexford G.Tugwell)和制度经济学家、律师阿道夫·A·伯利(Adolf A. Berle)等人的策划下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新政，中心是政府举债扩大公共工程支出。　　罗斯福的做法与凯恩斯的思想不谋而合。1933年底，凯恩斯在《纽约时报 》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称赞罗斯福：“你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你大功告成，那么将无处不以新的更大胆的方式进行尝试。历史将表明，经济新纪元的第一篇章是从你入主白宫开始的。”罗斯福新政在国内尚受到一些守旧派人士的反对，所以，有凯恩斯这样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支持颇为高兴。他们双方之间都颇有好感。　　1934年6月，凯恩斯受哥伦比亚大学之邀，接受该校授予他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访问美国。经凯恩斯的朋友费利克斯·法兰克福介绍，凯恩斯在华盛顿认识了一批新政人士，并由劳工部长珀金斯(F·Perkins)安排，会见了罗斯福总统。但这次会见的结果并没有预料的那么好。帕金斯在他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罗斯福》一书中记载了这次会见。本来珀金斯希望凯恩斯“把事理说得具体些，而不是仿佛作为居于经济知识的高一层人物去看待自己”，即希望凯恩斯不用数学公式推导，而用经济常识推理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珀金斯记载“凯恩斯1934年拜会了罗斯福，时间短促，谈了些玄虚的经济理论”。后来，罗斯福告诉我：“我见到了你的朋友凯恩斯；他留下许多数字的一整套废话。他应该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感到罗斯福对他的理论不是听的津津有味，而是颇为茫然，对罗斯福也有点失望。也许没有这次会面，他们双方对对方的印象会更美好。　　凯恩斯与罗斯福用国家干预拯救经济的“志”是相同的，但罗斯福更愿意听特格韦尔等人浅显易懂的“道”，而不爱听凯恩斯那种抽象玄妙的“道”。　　也许凯恩斯和罗斯福这次会面预示了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合作的困难。从这次会面来看，困难在于表述方式。其实凯恩斯要是像珀金斯希望的那样采用通俗的事实来说明问题也许会好的多。可惜凯恩斯高估了罗斯福的经济学修养，用了数学方式。现代经济学家运用数学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深了。政治家们当然无法理解这些东西。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是一种进步，但数学仅仅是工具。经济思想是可以用生动活泼的事例和语言表述的。经济学家要让政治家和公众接受自己的思想，必须选择恰当的表述方式。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不仅要会玩数学，还要做到“真佛只讲家常话”。　　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分歧还在于经济学家只是从经济本身来看问题，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更为复杂的因素。例如，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M·阿什顿(Richard M.Alston)等人的调查，有93%的经济学家认为关税和进口限额通常降低了一般经济福利，支持自由贸易。出于这种观念，美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消除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之间贸易壁垒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许多政治家担心这个协定对美国有不利影响，增加美国的失业，在国会中仅以微弱多数通过。最近布什总统对钢铁加征进口税的做法在经济学界遭到几乎一致反对，但在政界却支持者甚多。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这种不一致就表现为经济理论与政策之间的背离。　　经济学家总抱怨政治家不懂经济。其实对牛弹琴这句话不仅是讽刺听者的，也是讽刺弹琴者不看对象的。从更深的层次看，是经济学家给自己定错了位。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它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把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的实用技术是一种天大的误解。认识世界可以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下进行，抛开价值判断，探求经济运行的规律。但制定政策改善世界却要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依据，考虑政治、社会、传统等多种因素。正如克隆技术是科学，但是否可以克隆人则要考虑社会伦理问题。经济理论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但不是惟一依据。认识经济规律是科学，制定政策是一门高深的艺术。研究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事，制定经济政策是政治家的事。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分歧往往在于经济学家给自己定错了位。　　要使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志同道合，政治家应该倾听经济学家的意见，重视经济规律，经济学家也要善于通俗地介绍经济学，并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高明。如果顺着这方向走，就不会再有凯恩斯和罗斯福的相互误解，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就真正可以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共同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了。　　萨缪尔森的好老师　　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有记者问他，获得诺奖的秘诀是什么?萨缪尔森当即回答，去找一个好老师。萨缪尔森说的他的好老师就是美国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 1887~1975)。　　汉森原来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信奉自由放任，研究经济周期理论，并有《繁荣与萧条的周期》、《经济周期理论》、《一个不平衡世界中的经济稳定》等著作问世。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后，他很快拜读，并成为凯恩斯的信徒，完成了从自由放任向国汉森著作的中文本家干预的转变。为了宣传凯恩斯主义,他于1937年到更为开放自由的哈佛大学任教。20世纪40年代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是鼎盛时期，著名的国际贸易理论权威陶西格担任系主任，熊彼特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列昂惕夫也在这里任教。汉森主持财政政策研讨班，带领学生学习凯恩斯的《通论》。萨缪尔森回忆，那时课堂上讲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他们学《通论》还有点“地下活动”的意思，但这使他们年轻人更加兴奋地讨论凯恩斯的观点。美国第一代凯恩斯主义者，以后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从这里出去的。这些人中有以后获得诺奖的萨缪尔森、托宾、索洛、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海勒，以及以提出奥肯定理著称的奥肯等人，还有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左派经济学家斯威齐，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陈振汉等人。汉森开放的讨论式教学、热情而耐心的教诲和渊博的学识使这些学生受益匪浅。汉森著作的中文本　　当然，作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他不仅教了一批成功的学生，还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新古典综合理论的背景是战后经济制度的变化。汉森认为，战后的经济制度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市场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私人经济与社会化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仍然是基础，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认为，这种经济比纯粹私人经济优越，克服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但又不是那种集权式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不是削弱市场经济，而是推动它前进的新动力。经济是混合的，经济理论当然也应该是混合的，这就有了把新古典学派微观经济理论(论述市场机制的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论述国家干预的经济学)结合为一体的新古典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这个名词是萨缪尔森而不是汉森提出的，但混合经济正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作为凯恩斯的信徒，汉森最大的贡献是解释并发展凯恩斯主义。他1953年出版的《凯恩斯学说指南》是当时最畅销的凯恩斯主义入门读物。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中他有两点最重要的贡献。一是他发展了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被称为希克斯—汉森交叉图。I代表投资，S代表储蓄，L代表货币需求，M代表货币供给。这个模型用一般均衡方法说明当物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这被称为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标准解释，并成为所有教科书的核心内容。二是他与萨缪尔森提出了解释经济周期的乘数—加速原理模型，又称为汉森—萨缪尔森模型。这个模型说明了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时，由于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必然发生经济周期，从而证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这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也是战后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发展之一。这两个理论都曾风靡一时，至今也仍然有影响。话经济学人　　汉森不仅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解释者和发展者，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他在《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美国经济》、《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等著作中论述了政策问题。汉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因为“经济停滞不是自动调节的教条所能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大大地扩大民主政府的作用，担当起维持充分就业的作用”。他把美国国会1946年通过的“就业法案”作为“经济计划的大宪章”，因为这个法案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联邦政府的重要职责。他与凯恩斯一样不太重视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作用，重点强调的是财政政策。　　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是以赤字财政为特点的，但战后美国并没有打破财政平衡的框框。汉森认为，政府不应把本期的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目标，应该根据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来决定支出。这就是补偿性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的原则是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经济。在繁荣时期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抑制通胀。这种财政政策并不需要保持逐年的财政预算平衡，在萧条年份会有赤字，在繁荣年份会有盈余，因此在长期中仍可以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称为“长期预算平衡论”或“周期预算平衡论”。这也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经济政策的基调。　　在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中，汉森更重视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物价稳定的问题上，我们不应有什么严格的法则。我们应该把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列为主要目标。”“如果每次物价略有上升就把我们吓倒，我们就会永远落后于可能实现的发展。”这些观点由他的学生托宾、海勒等人继承并发展，成为6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的基调。　　今天了解汉森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在50年代，汉森几乎无人不知。著名的《幸福》杂志曾说过“在今天，谁不熟悉汉森和凯恩斯的思想，谁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大事的演变”。汉森的哲学是“以民主思想使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做到机会均等”。他对就业的关注实际是对人的关心，在他80岁获得沃尔克奖章时，他的学生托宾说，对汉森而言，经济学就是为人类服务的科学。　　杜鲁门与经济顾问委员会　　儿童时代我常念的童谣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所以，在幼小的心灵中杜鲁门是该被老虎吃掉的坏人。成年后才知道，杜鲁门其实是一个满有人情味的总统。他的女儿是歌唱家，一次演出后受到评论家抨击，他怒不可遏，“亲自”写信痛斥这位评论家。尽管受到当时媒体抨击，但我相信这样一个爱女心切的父亲不会是坏人。现在我想到杜鲁门是因为在他当政时成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是经济学家系统从政的开始。　　在二战之前，像凯恩斯、俄林这些经济学家都以个人身份出任政府官员，但这时他们的身份已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真正以专家身份参与政府经济决策是在这个该被老虎吃掉的杜鲁门当政时。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就业法案》，并由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这部被称为“美国经济大宪章”的立法规定“促进充分就是和生产……是联邦政府一贯的政策和责任。”这就开始了政府系统地干预经济的新时代。在这个法案中还规定在总统的政府办公室设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在国会设立一个联合经济委员会(JEC)。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务是分析经济形势并提出经济政策建议。这个决定使经济学家进入决策圈，在政策决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经济学家真正进入政府的开始。　　《就业法案》对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经济学学位和资历要求，但指出他们应该“在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阶段上，在评价政府计划和活动上，以及在规划和推荐能够在自由竞争企业组织体系下促进就业、产量与购买力增长的国民经济政策方面拥有特殊的才能。”按照这一要求，杜鲁门任命埃德温·诺斯(Edwin G.Noures)为该委员会主席，里昂·凯泽林(Leon H.Keyserling)为副主席，约翰·克拉克(John D.CLARK)为委员。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　　诺斯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是农业经济专家。他为人谦和，没有从过政，杜鲁门选他担任主席是看重他无党派偏见的客观立场和学术背景。凯泽林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过律师，当年仅38岁。杜鲁门选择他是因为他是热心的新政派，曾在罗斯福政府工作，并参与起草过包括《就业法案》在内的多个立法。他从政多年，在政治上最敏感。克拉克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过律师，出任过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副总裁，当过教师，并在俄亥俄州立法机构服务过。杜鲁门看重的是他在企业工作的背景。这三位当时在学界或政界都是颇有名望的。　　杜鲁门在自传中承认“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政派”，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他很想在这个亲自挑选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做点有助于经济繁荣的事。但以后的事实却使他的这种愿望基本落空。　　首先是委员会内部对该组织性质及职能理解的分歧。诺斯认为，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向总统提供专家的客观咨询意见，在考虑问题时不加杂政治因素，避免当决策者和倡导者。凯泽林和克拉克则认为，委员会的作用应该是公开维护和倡导行政部门的经济政策。这种分歧表现为委员会是否要到国会各委员会作证。实质是经济委员会是政策的咨询者还是决策者。杜鲁门对这一问题未表态。当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要求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作证时，诺斯拒绝了，凯泽林和克拉克反对诺斯的这种做法。　　经济顾问委员会三名成员的这种分歧还表现在政策上。起先，他们在送交总统的报告中力求观点一致。这就要在报告中考虑到各方意见，写报告时总是“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力求全面一致。但杜鲁门拿到这种报告后不知该如何做，于是就声称他要找“独臂”经济学家，即只有一方面的意见。这样，他们三人就各自独立地向总统送观点相互冲突的报告。这使杜鲁门更难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顾问委员会有效运行变得越来越困难。诺斯认识到自己惟一的可能是辞职。1949年11月，诺斯的辞职获得总统批准。他在辞职后抨击委员会的客观性和专业科学性被阉割了，批评总统对委员会的忠告置若NFE34闻。经济学家与总统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并不成功。　　诺斯辞职后，凯泽林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拉克留任，又任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伊·布劳担任委员。以后布劳又为另一名经济学家罗伯特·C·滕纳取代，因为布劳尽管同意去国会作证，但仍坚持只提供有关经济走势数据的证词，不涉及其他问题，不改变他的专业身份与客观性。凯泽林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扩张性政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这种政策得以实施。而且，凯泽林善于协调与总统、国会和其他部门的关系，使委员会得以维持下来。　　美国第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是由凯泽林维持下来的，但他并不是专业经济学家而是律师出身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真正参与决策还有一个与总统和政界磨合的过程。　　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中还是“一手硬一手软”的多。有的擅长理论研究，对实务兴趣不大，如哈耶克；有的擅长实务，对理论缺乏建树，如格林斯潘。经济学是要认识世界并改善世界的，特别需要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既有理论造诣又擅长把理论运用于实际。艾森豪威尔时代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F.Burns)正是这样一位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　　伯恩斯是经济周期理论专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约翰·贝茨·克拉克经济学讲座荣誉教授。他自从1930年起就在著名经济学家米契尔创立的国民经济研究局从事研究工作，主要从事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及相关经济政策的研究。他1934年出版的《1870年以来美国的生产趋势》指出了各产业生产率的减速趋势，以及新产业出现对总产量增长的有利影响。直至今天这本书仍然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1946年他与米契尔合写了《衡量经济周期》。这本书在确立经济周期阶段的测量技术方面有许多创新，并在周期特点和引起周期的各种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分析上有许多新见解。民经济研究局今天仍然是确定美国经济周期阶段和经济预测方面的权威(尽管它是一个民间机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一直把这个机构提供的分析资料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这个机构所用的确定经济周期阶段的方法基本是当年米契尔和伯恩斯奠定的。伯恩斯无疑是一位经济学大师级人物。　　伯恩斯参政是从担任艾森豪威尔的经济顾问开始的。在杜鲁门时代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作用难以令人满意，因此，在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国会主张撤消这个组织，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只同意为一个经济顾问提供资金。艾森豪威尔对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委员会也举棋不定，而且更倾向于不要这个组织。他选择了伯恩斯这个当时在经济学界极富盛名而又与本届政府没有政治联系的专家担任经济顾问。伯恩斯认为总统需要经济专家的专业咨询，而且，一个组织总比一个人好。他劝说总统保留经济顾问委员会，并得到同意。这样，伯恩斯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由伯恩斯提议任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尼尔·雅各比(Neil H.Jacoby)和为政府服务的经济学家沃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W.Stewart)为委员。从此以后，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是由总统任命主席，主席挑选委员。　　伯恩斯在经济周期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造诣为他参与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但要把这些理论运用于政策实践中关键还在于如何协调相关部门的关系，并影响总统。这就需要务实的能力与政治手腕。许多经济学家缺乏务实能力还在于后一方面的不足。　　作为一名经济周期理论专家，伯恩斯认为，经济中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而且，繁荣的时期与强度大于衰退，经济总体上在前进。反周期政策的目的是实现稳定，防止过度繁荣与衰退，而不是人为地刺激繁荣或消除衰退，但在经济衰退较为严重时政府还应该有所作为。　　伯恩斯的成功之处不在于他有这种认识，而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种见解变为实际经济政策。艾森豪威尔对伯恩斯是信任的，他也赞同委员会回到非政治角色的主张。但伯恩斯与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位主要经济顾问、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的见解存在分歧，而且，艾森豪威尔与汉弗莱的私交更好。伯恩斯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就要说服艾森豪威尔。伯恩斯利用一切机会用尽量通俗的方式向这位军人出身缺乏经济学背景的总统谈经济周期问题。他的意见逐渐得到总统认同。1953年政府成立包括美联储和各有关部门组成的经济增长和稳定顾问委员会，伯恩斯被任命为主席。这个委员会有“小经济内阁”之称，对制定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伯恩斯以专家的眼光分析经济走势，预测衰退的到来或繁荣的出现，得到艾森豪威尔的称赞。这位总统以军人习惯的口气说：“阿瑟，如果在战场上你将是多么好的参谋长啊!”总统的支持使伯恩斯在与汉弗莱的争斗中占了上风，政策主张得以实施。　　在伯恩斯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期内，政策基调是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温和的，在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年还把刚上任时联邦政府的71亿美元赤字变为61亿美元盈余。在1953年到1954年经济出现衰退时也采用了扩大财政支出等刺激经济的措施，并有所成功。伯恩斯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积极作用受到肯定。他的成功远胜于他的前任诺斯或凯泽林。这也为伯恩斯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1969~1970年伯恩斯任尼克松总统的顾问，1970~1978年任美联储主席，1981~1985年又任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在从政的经济学家中，伯恩斯是最成功的一位，而且从政后并未放弃学术事业，仍在1969年出版了《变化中世界的经济周期》，在1978年出版了《一个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反思》。　　一手硬的经济学家并不难找，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才难得。这是伯恩斯至今仍为经济学界称道的原因。　　萨缪尔森没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拉封丹寓言中的布利丹毛驴痛苦地在两捆干草中选择吃哪一捆，经济学家则要在从政和学术研究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也与布利丹毛驴的选择一样痛苦，但还不至于像这头驴那样最终做不出选择而饿死。　　从政，参加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风光得很，又可以把自己的经济思想用于经邦济世，但要放弃作为学者的独立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活得有滋有味，但很寂寞，难得大红大紫。许多经济学家选择了从政，但萨缪尔森在痛苦的思考之后还是放弃了从政的机会，仍然在MIT当他的学者。　　萨缪尔森不仅理论造诣深，而且也是一位热衷于经济政策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政时，萨缪尔森多次作为经济学家出现在国会的各委员会中。他多次言辞尖锐地批评艾森豪威尔的经济班子。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经济管得太多、太严，在与通货膨胀斗争的名下丧失了潜在GDP增长的可能性。萨缪尔森指责伯恩斯在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经济政策的特征是残暴的试验。他在国会听证会上呼吁放松经济管制，以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和增长。”他认为，只要政策得当，“一个社会能实现充分就业，同时能有一个它所需要的资本形成率，并能实现所有这些指标与所期望的收入分配状态之间的和谐共存。”简言之，萨缪尔森认为，经济是可以搞好的，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策失误使这种可能没有变为可能。　　1961年上任的肯尼迪总统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学过经济学，读的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当年登陆美国的第一个据点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长期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肯尼迪是在这种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对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相当崇敬。肯尼迪以振兴美国经济为己任，萨缪尔森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正合他的心意。因此，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要求萨缪尔森领导一个经济班子帮他出谋划策。萨缪尔森对此颇为积极，接受委任后就向肯尼迪的竞选班子提交了一本题为《1961年美国经济前景与政策》的书。这本书以凯恩斯主义为基调，主张政府刺激经济发展。他强调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尤其是增加对外军援和教育支出，此外，在经济运行缓慢时也可以适当减税。这些意见受到肯尼迪的重视，并作为他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　　肯尼迪依靠“振兴美国经济”的口号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年轻的总统，而他的经济观点都是从萨缪尔森那里“贩卖”来的。所以，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就决定聘请萨缪尔森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以弟子的身份给萨缪尔森打电话，恳请他出任这一职务。　　萨缪尔森面临着布利丹毛驴的选择。萨缪尔森是以纯经济理论起家的，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经济分析的基础》对提高现代经济分析水平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但作为凯恩斯主义者，他还不是一个纯象牙之塔的学者。他深切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对有关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的讨论充满热情。他的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分析这些问题的。他还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上发表了许多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与政策的专栏文章。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和为肯尼迪竞选出谋划策表明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　　作为一个关心现实并主张用凯恩斯主义指导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担任对决定政策有重要作用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然对萨缪尔森有极大吸引力。而且，肯尼迪对他的尊重和经济政策观点的一致，可以保证以后双方合作愉快。但是，萨缪尔森在经过两周的反复思考之后，还是谢绝了肯尼迪的邀请。　　萨缪尔森深知，如果他出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就要放弃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宁静的学者生活。杜鲁门时代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斯也是一名著名学者，他没有能放弃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客观立场，实际上即使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无法发挥其作用。从学者向政治家的转变并不容易。萨缪尔森要想成功也必须放弃学者的本性。更何况当这个委员会主席琐碎的事务和活动必然很多，这要耗去大量从事研究的时间。萨缪尔森还是愿意留在风光宜人的查尔斯河畔，在MIT这个充满学术自由的环境中教书和研究。他说：“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这是他重学术甚于从政的心态的表露。　　而且，在萨缪尔森看来，他不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仍可以对政策保持自由评论的权力，可以批评也可以支持。他的观点对政府决策仍会有重要影响。所以，尽管他未去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仍然关心现实经济。肯尼迪就职日，萨缪尔森又交给政府一篇题为《1962年的经济政策》的文章，为经济不振担忧，主张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甚至不惜出现财政赤字。这些建议以后都被肯尼迪政府采纳了。　　现在看来，萨缪尔森当时的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是合适的。其实要改善世界，未必一定从政，作为一位旁观的专家也许作用更大。　　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就传入了美国。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学的主流。但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当政时，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政策并未被真正采用。真正主张用凯恩斯主义那一套来制定经济政策的，是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　　1961年肯尼迪当总统时才44岁。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决心振兴美国经济，可惜他不了解经济学。尽管他在哈佛大学学过经济学，但仍要向阿瑟·奥肯请教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这样ABC问题。他最早想请萨缪尔森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遭谢绝后，他转向了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沃尔特·海勒(Walter W.Heller)。肯尼迪是在1960年10月经民主党参议员胡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介绍认识海勒的。海勒主张政府采用积极的经济政策的主张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见后，海勒又写了更为详细的政策建议，并在肯尼迪当选后到东部与肯尼迪进行了深谈。肯尼迪决定聘请海勒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根据海勒的建议，任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威廉学院经济学教授克米特·戈登(Kermit Gordon)为委员。在这个委员会的策划下肯尼迪政府真正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　　海勒、托宾和戈登都是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不满意艾森豪威尔时代增长缓慢的状况，称之为“艾森豪威尔停滞”。肯尼迪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也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令人不安。我们是在经过七个月衰退、三年半停滞、七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九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上任的,“以海勒为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了被称为“新经济学”的充分就业经济政策。　　新经济学的中心是相信经济可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避免经济周期，实现潜在GDP(即充分就业GDP)。具体来说就是把4%的失业率作为充分就业，把这时能实现的GDP作为潜在GDP，并把1961年以后每年的增长率确定为3.5%。为实现这种目标就全面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尤其是以赤字财政为特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　　影响肯尼迪的不仅有海勒，还有其他人，比如财政部长狄龙(Dowgls Dllon)、肯尼迪的密友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 Namara)等人。这些人与海勒的观点并不一致，狄龙作为财政部长是反对减税与赤字财政的。因此，海勒代表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充分就业政策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说服总统，并协调各方关系，使这一政策得以实施。在这一点上就显示出海勒的能力。　　肯尼迪是希望经济振兴的，对海勒提出的目标也很欣赏，但他毕竟没有深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加之反对财政赤字的狄龙等人的影响，在刺激经济与平衡预算之间举棋不定，也担心这种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在刚上台时肯尼迪要求海勒拿出一个预算平衡的充分就业计划。　　海勒深知，许多人对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做法还疑虑重重，但关键还是说服总统本人。海勒和顾问委员会经常为肯尼迪起草演讲稿，准备有关各种问题的备忘录，并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以浅的方式讲解经济理论，使肯尼迪逐渐接受他们的观点，肯尼迪认真阅读他们准备的各种备忘录，与海勒等人交换意见，也听取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意见。这些努力终于有了成效。1962年肯尼迪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现在我们必须学会把阻碍政策实施的陈词滥调扔到一边，比如对赤字和政府债务以及严格预算平衡的担心。”这次演讲是肯尼迪政策的转折点，海勒说“作为他的经济顾问，我们都确信这次耶鲁大学演讲标志着美国经济政策新纪元市场开始。”两个月以后，肯尼迪提出大幅度减税的主张。　　海勒还非常注意争取总统身边的几名亲信。这些人大多是律师，对经济学家并无好感。但这些人至关重要，因为送给肯尼迪的一切文件都要经过他们。海勒以自己的判断力和远见卓识，先后得到索伦森、摩耶尔和卡里方诺的支持，为多与总统沟通创造了条件。同时，海勒也注意引起公众注意，出席国会的听证会，接受媒体采访。这些对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得以实现都有重要意义。　　海勒1964年辞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由另一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爱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 Ackley)接任。阿克利基本坚持了海勒的充分就业政策。这一时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真正得到实施的时期。这些经济学家真正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倡导的减少个人所得税、实行投资赋税优惠、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向贫穷开战，以及越战中军事支出增加的确刺激了美国经济繁荣。　　60年代的繁荣之后是70年代的滞胀，这又引起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但无论人们如何评价60年代的政策，这一时期经济学家是真正经邦济世了。　　笃信宗教的经济学家　　许多经济学家都有宗教信仰，但把宗教信仰作为研究经济学指导思想的人，大概只有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一个。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1910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父母都是普通的劳动者，虔诚的美以美教派卫理公会的教徒。博尔丁出生于教徒之家，从小又上教会学校，宗教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和经济学研究。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博尔丁是优秀的。他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931年就在凯恩斯主编的《经济学季刊》(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论文。1937年起定居美国，先后在密执安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校任教。博尔丁写了近40本书和1000多篇文章，其中不乏佳作。他1941年写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是萨缪尔森《经济学》出版之前最畅销的教科书，曾4次重印，被150多所大学采用。作为一名重视制度演进的经济学家，他与加尔布雷斯齐名，共同成为新制度学派的“双子星座”。他关于经济学应该建立跨学科整体体系的思想至今仍有影响。他提出的浴缸定理(积累率等于生产率减消费率，即把生产作为流入浴缸的水，消费作为流出浴缸的水，积累作为浴缸中剩下的水)仍然是经济学家常用的概念。博尔丁思维敏捷，爱好广泛。1956年，他在加州帕洛阿尔托“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仅用11天就口述了一本名为《形象：生活与社会中的知识》的书。他甚至还写过十四行诗。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和平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Peace,1945)，《经济学的重建》(A Reconstraution of Economics, 1950),《组织革命》(The Organizational Revolution,1953)，《经济政策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Policy,1958)，《20世纪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4)，《超越经济学》(Beyond Economics,1968)等书都颇有影响。博尔丁的这些贡献使他在194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1962年被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评为美国十大教授之一，1968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9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研究院院长，先后获得13个大学的名誉学位。　　博尔丁自幼就是卫理公会教徒，以后又成为贵格会教徒。他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用宗教信仰来指导他一生的经济学研究。他在经济学中独特的贡献正来自于宗教，这也使他有别于主流经济学家。话经济学人笃信宗教的经济学家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是一种价值观。信教者是用他们信仰的世界观来观察与分析世界的。这正是博尔丁自从进入经济学起就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反对实证分析方法的根源。他认为，经济人假设并不现实，人不是只会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的理性动物，而是有感情、有狂热，有爱与奉献精神的。由此出发，他对传统的厂商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厂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不一定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厂商的决策也并不以边际分析法为基础，还会考虑到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不应该把个别厂商做出决策的原则(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作为普遍真理，厂商的决策更多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并由此建立起一套不同于传统的厂商理论。　　博尔丁和加尔布雷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一样重视制度与组织。博尔丁与其他人的不同则在于从宗教倡导的爱心出发研究组织这种制度。他认为，组织是由有意识并有意志的个体组成的。组织产生于三种力量：为获得相互利益的交易，报复的压力和恐惧，爱心或希望与目标相结合。随着组织的扩大，恐惧日益代替了交换。这样，组织就会停止发展。要避免这种前景，就要用爱心来代替恐惧。爱心是人类组织发挥作用的惟一基础，也是人的一般需要。这种爱心正是博尔丁宗教信仰的中心。他主张把爱心放在社会伦理之上，以爱心来代替恐怖的竞争，代替对抗。组织应该为这种爱心的形成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这正是组织革命的方向。　　博尔丁从他的宗教信仰出发努力超越传统经济学，建立能体现宗教观念的经济学分支，例如，赠与经济学。他把赠与经济定义为出于政治目的与经济行为，或者由于受到威胁，或者出于爱心而产生的赠与行为。这种经济活动属于非市场交换行为，但在经济生活中相当重要，影响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与此相关的是爱与恐惧经济学。出于爱的赠与行为是礼品，出于恐惧的赠与行为是贡品，其余是交换行为。经济正是由爱、恐惧与交换所决定的经济行为组成的。　　博尔丁认为，宗教不仅是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也是社会科学家所需要的。宗教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学的基础。强调经济学应该有爱心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从这种意义上说，博尔丁的经济理论有其独特之处。但爱的善良愿望代替不了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冲突与竞争。恩格斯曾批评过那种以爱和道德为基础的经济历史观。这种思想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这正是博尔丁的经济思想已被人们遗忘的原因。　　他们为什么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8年在瑞典中央银行建立300周年时，瑞典中央银行决定设立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决定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在1969年评出第一届获奖者。这项奖由于用了诺贝尔的名字，受到广泛关注，大家都在猜谁会是首届得主?　　在候选人名单中有许多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许多人推测第一届奖应该给美国的萨缪尔森，因为他对当代经济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全面贡献，而且，他所代表的凯思斯主义无论在经济理论还是经济政策中都是主流。但结果令这些人失望(尽管萨缪尔森在第二年，即1970年就获奖)，获奖者是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和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美国人甚至推测，这是评奖委员会偏向欧洲人，要把首届诺奖的荣誉留给欧洲人。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们可以公正地评价这次评奖是否恰当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奖公告指出：最近十年来经济科学发展中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经济过程自身精确性的数理统计技术。正是在这些领域内，弗瑞希和丁伯根教授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就是说，丁伯根和弗瑞希获奖是由于他们对计量经济学的贡献。因此，评论把第一届诺奖授予他们是否恰当就必须了解计量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贡献对这门学科建立的意义。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这些经济现象可以用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表示。经济变量是可以用不同数值表示的量。所以，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可以运用数学工具。而且，经济学的科学化也是从经济学的数学化开始的。但经济学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是在20世纪之后。经济学运用数学形成了两个分支: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是用数学工具与方法来表述、论证和发展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是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进行经济预测。　　计量经济学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这个名称就是弗瑞希模仿计量生物学(Biometrics)创造出来的。计量经济学分为四个步骤。根据经济理论建立模型(即计量经济模型)，用数学公式表示理论所涉及的各种经济变量的关系。估算参数，选择适当的估算方法，求出模型所涉及参数的估计值，这是对各种经济变量重要程度的定量化。检验模型，包括经济理论检验、统计检验、经济计量检验和预测检验，这就是用一定的准则来检验所建立模型的可靠性。运用模型，代入各种统计资料进行经济分析、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　　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尤其是借助于计算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它的用途越来越广泛。计量经济模型可用于定量分析经济状况，宏观经济模型可以分析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状况，微观经济模型可以分析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企业的经济状况。在这种基础上可以用于预测经济形势，作为个人、企业或政府决策的依据，也可以用于分析不同经济政策的政策效应。计量经济学家编制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确的模型，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复杂经济世界的理解，而且解决了许多现实问题。例如，货币政策要在实施后6个月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计量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的运用，把握时机更好地稳定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发展与运用是现代经济学最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为计量经济学做出开拓性贡献的人获得第一届诺奖当然是名至实归。　　获奖的为什么是丁伯根和弗瑞希呢?丁伯根是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开创者。20世纪30年代，丁伯根应国际联盟的要求建立检验经济周期理论的模型。他以美国经济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包括48个方程，通过求解方程组可以得出一个用来描述整个经济周期特征的差分方程。1936年，丁伯根为荷兰经济建立了一个宏观模型以反映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收入、消费、商品、劳务、货币流量、通货膨胀、就业等。丁伯根提出了动态分析方法，并逐步完善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模式。他利用宏观模型分析经济活动的方法现在已得到广泛运用。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中，他从整体上探求经济周期的原因，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也开辟了宏观经济新领域。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他把计量经济方法用于需求弹性分析，并提出了产量与价格动态变动的蛛网理论。他1939年出版的《计量经济学》是系统介绍该学科的第一本著作。同时，他还在收入分配、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等方面有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济学评奖委员会主席林德伯克对他的评价是：“建立了一个涉及约50个方程式的计量经济系统，并借助于统计分析测定出反应系数和‘前导与滞后’。他的若干结论引起了广泛注意，而且，至今仍然是人们辩论的题目。”　　“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先驱著作对以后方法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弗瑞希就开始了计量经济学研究，这个学科的名字是他起的，定义也是他下的，他还担任计量经济学会的首任领导并主编《计量经济学》杂志。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他集中于三个领域：宏观经济、生产理论和价值理论。他是动态经济分析的先驱，提出了“运用完全回归系统进行统计合流分析”的方法，并提出了测量边际效用的新方法。这些对以后的计量经济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诺奖公告称他是“理论和方法推导领域的最有影响的开拓者”。　　今天，由丁伯根和弗瑞希开拓的计量经济学已经蔚然大观，并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在这一领域中获诺奖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面对这一切，我们会感到第一届诺奖评得何等正确。　　弗里德曼蒙冤记　　20世纪80年代　　一位中国学者写的书中是这样描述弗里德曼的“其人个子矮小，却好为己甚，专长诡辩。”因为弗里德曼的理论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理论”，连个子小也成了缺点，善于辩论亦成为诡辩。这是弗里德曼在中国蒙冤。不过他并不知道，因为写书的这位学者在1987年欢迎弗里德曼来华的座谈会上没有把他的批判稿念出来，本来打算送给弗里德曼的这本书也没拿出手。　　弗里德曼真正知道自己蒙冤是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颁奖消息发布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系和瑞典商学院指责弗里德曼是“智利军事独裁者的顾问，为其出谋划策。”1974年获奖者缪尔达尔揭露，弗里德曼获奖是“委员会秘密操纵的结果”。设在瑞典的智利委员会指责弗里德曼要对“当前智利的失业饥饿政策负责。”还有一些诺奖获得者认为弗里德曼与智利问题有牵连，应取消获奖资格。就在颁奖当天，当弗里德曼从座位上站起准备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手中领奖时，一名观众突然举起写有“自由属于智利人民”的条幅，并高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一时间经济学界头面人物、报界对弗里德曼指责不断，似乎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这个冤受得可够大的了。　　弗里德曼蒙冤记弗里德曼获奖是由于他“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的贡献”，以及他“对经济稳定政策复杂性的论证。”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自然率理论、货币史研究，以及货币政策主张已是经济学界公认的重大成就。他的蒙冤与这些成就无关，而是与当时智利的市场经济改革相关。　　1970年社会民主党人阿连德在大选中出任总统。他上台之后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没收国外资本，实行国有化，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又大幅度提高工人福利。这种变革严重破坏了智利经济，国内动荡不安。1973年军队领导人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阿连德还真是个英雄，在总统官邸拿起枪与军队对抗，结果被打成蜂窝煤。(与拉丁美洲一位英雄格瓦拉颇有相似之处，但这样的英雄给人民带来什么呢?)皮诺切特上台后一方面以军事独裁稳定社会，另一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发还没收的外国资本，实行私有化。这种变革引起两个结果，一是左翼人士反对皮诺切特，被杀了数千人(这件事使皮诺切特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英国治病时被扣押，西班牙要求引渡，当时也是一个新闻热点)。二是失业急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也正是批评者要弗里德曼所负责的问题。　　这事与弗里德曼有没有关系呢?从思想体系来看，弗里德曼的确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如果把皮诺切特的进行市场化改革作为这种思想的一种实现，没有什么不对。但弗里德曼并没有当皮诺切特的顾问，也没有参与制定智利市场化改革的计划，更没有让皮诺切特去杀左翼人士。仅仅因为弗里德曼主张市场经济就把皮诺切特市场化改革中的失误归罪于他是不公正的。这就正如我们在计划经济中犯了许多错误，但不能把这些错误归咎于提出计划经济思想的先贤们一样。　　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出了自己的各种经历的确有一些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参与了智利的市场化改革，例如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等人。这些人或受教于芝加哥大学或思想上属于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被戏称为“芝加哥小子”。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又是芝加哥学派的首领，说这些“芝加哥小子”是弗里德曼的学生是对的。但即使是这样，学生犯的错还要找老师算账吗?这种“连坐”的做法未免有点“文革”的味道了吧?　　历史已经过去了近30年，现在看来阿连德那一套极“左”做法(当年还得到我们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有力支持)的确是错误的，而皮诺切特尽管是用不正当的军事政变上了台，也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80年代以后，智利经济发展迅速、稳定，每年经济增长在7~8%以上，国家繁荣了，人民生活也提高了，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可谓一枝独秀。智利所形成的社会保障私人化的做法还为各国所重视。皮诺切特也还政于民了。这样看来，弗里德曼即使与智利问题有牵连，也是有功而不是有过。不过弗里德曼也没争过这个功。　　70年代的智利的确出现过政治上独裁和工人失业贫穷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转向市场经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政治上的独裁是为了进行市场化改革(当然也许不该杀那么多人)，一些工人的暂时失业贫穷是转型经济都会发生的问题。曾经有学者把智利成功的经验总结为独裁加市场化。这个公式是否有点简单化尚可商榷，但强大的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是市场化成功的条件却是无疑的。　　弗里德曼在智利问题上蒙了冤，但皮肉没受苦，事业与声誉毫无影响，诺奖也领到了。今年已九十多岁的弗里德曼甚至被称为20世纪五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尽管蒙冤但还是幸运的。其他蒙冤的经济学家可不都这样幸运了。这正是幸运的经济学家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经济学家各有各的不幸。　　关注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　　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下层阶级”(今天我们说的弱势群体)占社会的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在现代经济学家中最早由于关注弱势群体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　　缪尔达尔是瑞典学派的创建者之一，早期从事一般动态均衡理论的研究，代表作是1937年出版的《货币均衡论》。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他曾当选为瑞典众议员。他研究方向的改变是在1938年他受美国卡内基公司的委托主持一项有关美国黑人问题的调查研究。其结果是在1944年出版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　　黑人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缪尔达尔在调查中目睹黑人贫穷、生活条件差、犯罪、受歧视的种种现象,事事触目惊心。但作为一名有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家，他不满足于揭示这些现象，也不是简单呼吁道义与公正，而是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他发现，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下，是两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互为因果因素。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并不断加强，造成了黑人问题的严重。解决黑人问题要从打破这种因果关系，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入手。这就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黑人贫穷和受歧视之间的关系。　　缪尔达尔吸收了其老师维克塞尔的“积累理论”和卡塞尔的“社会过程理论”，建立了解释黑人贫穷与受歧视之间关系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这个原理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中，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某一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因素的变化，而这第二级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最初的变化，使事情沿着最初那个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过程既可以是变好的向上发展，又可以是变坏的向下发展，关键在于最初的变化是好还是坏。黑人问题严重正在于“白人的偏见和歧视使得黑人的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等水平低下。相对应的，黑人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水平的低下又使白人更加歧视黑人”。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有“一些原因使白人的歧视或偏见减少，这可能会引起黑人生活水平上升；黑人生活水平上升又会减少白人偏见。”(原书英文版，第75~76页)做到这一点就要根据美国正义、自由和机会平等的信条，给黑人以平等的地位。缪尔达尔这一观点对以后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废除法律上对黑人的歧视和以后约翰逊政府“向贫穷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黑人问题的研究中，缪尔达尔强调了经济变动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他认为，不能局限于经济分析，而要注意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凡勃伦就主张用这种整体性方法来研究制度演进。现在缪尔达尔也从一个纯理论家变为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成为和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齐名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但他们不同于强调产权和经济增长“路径依赖”的科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前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主流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称为激进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左翼，后者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这个主流，是经济学中的右翼。　　1957年，缪尔达尔受20世纪基金会委托，对南亚和东南亚11个国家的贫穷与发展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活动。当时他的夫人任瑞典驻印度大使(他夫人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给这种调查提供了方便。这次调查结果是三大卷的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国出过此书同名的一卷缩写本)。如果说《美国的两难处境》是研究美国国内的弱势群体黑人，那么，《亚洲的戏剧》研究的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因此，缪尔达尔又运用了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贫穷和落后。贫穷是收入和生活水平低，落后是生产率低下。“生活水平的低下大部分是由低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所引起的，低生活水平又产生了劳动的低效率。”(中文版缩写本第307页)他提出，发展的目标，即“现代化理想”，是理性、计划化、生产率提高、社会和经济平等、制度和社会风尚改善、民族团结、国家独立、政治民主等。为此，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尤其是法治与教育制度和土地改革)，优先发展农业，并实行保护贸易。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像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思这些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小。但缪尔达尔对弱势群体所进行的分析以及他所运用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仍然是有意义的。缪尔达尔毕竟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今天当弱势群体问题又一次被全社会关注时，读一读缪尔达尔的书，了解他对弱势群体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维护学术自由的斗士　　舒尔茨的老年标准像一点看不出当年为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衣阿华的豪气　　经济学家是屈从于利益集团，甚至拿利益集团的津贴，为他们摇旗呐喊，还是维护科学真理，这是一个学者的原则问题。但是，在许多国家和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由于生存的需要、强大的压力或一己私利，学者们难以有学术自由。即使在美国这样以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又有终身教职保护的国度里，要真正维持学术自由也不容易。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a, 1902~2000)就曾遇到这样的事。　　舒尔茨原来在衣阿华州立学院任教，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声名显赫，并担任该校经济学与社会学系主任达10年之久。但1943年他遇到一件令他无法忍受的事。事情的起因是该系编辑了一套“战时农场及食品政策”丛书，其中有一本由本系年轻教授奥斯瓦尔德·布朗利所写的《在战时食品供给中加入乳制品》。作者认为，人造黄油是从植物油中提取出来的，在营养与美味方面比黄油更好，应当适当增加人造黄油的消费。但人造黄油的消费因联邦与州的限制性立法而受到伤害。政府利用税收等手段禁止或限制生产人造黄油的做法应当废止。　　当年舒尔茨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了照片上的衣阿华大学(当时称为依阿华州立学院)衣阿华是牛奶产区，牧场主们感到这项建议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对政府和学校施加压力，依阿华州农业署也支持牧场主。这场争论持续了几个月。院长考虑到学校的利益和迫于压力，命令收回这本书，并以与牛奶业合作的态度进行修改。舒尔茨对学校这种向利益集团让步不坚持学术自由的做法极为愤怒。他给院长写了一封信批评学校的这一做法及其他行为，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了《衣阿华州立学院与社会科学研究》，谴责学校违背了学术自由的原则。舒尔茨毅然离开这个他经营多年的地方并且带动了一批有为的人离开。这个美国当年“最活跃、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就此瓦解了。他的辞职声明至今仍被视为维护学术自由的典范。　　无辜的奶牛成为舒尔茨离开衣阿华的导火话经济学人舒尔茨离开依阿华之后来到芝加哥大学，继续研究农业经济学，另有《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农业经济组织》等书。在学术研究中，舒尔茨也表现出不受传统束缚，创立新观点的自由主义风格。这体现在他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中。　　传统的观点认为农业经济学隶属于农学的范围，研究农业经营中的具体问题。他反对这一传统，认为农业经济学应该是一般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他按这种思路研究农业经济问题，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他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探讨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当时，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认为农业充其量是为工业化提供市场、资金和劳动力，甚至提出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舒尔茨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论证了欧洲、日本、墨西哥等国正是通过发展农业而实现了经济发展。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对传统农业的认识。舒尔茨批评了长期流行且影响深远的两种观点：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和农业中存在隐蔽性失业。他用事实证明了这两种观点的错误。但依靠传统农业是不能发展经济的，舒尔茨用收入流价格理论证明了传统农业落后的原因是资本收益率低(即获得收入流的价格高)。资本收益率低引起储蓄和投资不足，这就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　　舒尔茨著作的中文本问题找到了，出路呢?要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农业收入流的价格，提高资本收益率。这就要建立一套能给农民以刺激的市场激励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制度保证(如保护产权)；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起新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并且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与在职培训。舒尔茨的这些理论已得到广泛运用，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效。　　舒尔茨在经济学中的另一个贡献是人力资本理论。尽管舒尔茨不是第一个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人，但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系统化和传播，以及把人力资本运用到发展经济学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舒尔茨根据他对美国农业生产力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的多年比较研究，得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原因的结论。早在50年代末，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把人力资本投资概括为：医疗和保健；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业余教育；个人和家庭变换就业机会。他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少。”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缺的不是自然资源或资本，而是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一般常识了，但退回去50年，在那个重视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年代，这些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对现实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位学者，舒尔茨始终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学术自由。但他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他同样关心世事，做一个学者能做的事。他早年曾担任美国农业部各种委员会的委员或顾问。后来又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美国农业部、商务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各种委员会的顾问，也曾参与了美国经济政策和援外政策的制定。在这些委员会，他是顾问，起到专家的咨询作用，但绝不是官员。他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是他个人的见解，并不为什么利益集团说话，也不为某个官员的讲话做注解。这是学者真正的出世而又入世。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能更好地发挥学界领导人和政府顾问的双重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威廉·舒尔茨子承父业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耶鲁大学担任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成就虽然还不及乃父，但也是事业有成。这对父子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　　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惟一获得诺奖的黑人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写到舒尔茨就不能不写刘易斯，他们俩在1979年由于“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进入发展经济学的原因与观点完全不同。　　舒尔茨是以对一般农业经济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研究进入发展经济学的，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而进入这个领域的。刘易斯则是由于对穷人的同情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关注而进入发展经济学的。舒尔茨进入发展经济学与他的学术研究相关，而刘易斯进入发展经济学与他的经历相关。　　刘易斯出生于圣卢西亚岛一个黑人家庭。在他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抚养他们兄弟五人，家庭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正是由于童年时的贫穷以及母亲的影响,他对穷人格外同情，又由于他出生在落后贫穷的地区，对发展中国家也格外关注。在英国留学和以后的工作中也由于是黑人而受到过歧视。这些经历使他更具有平民意识，更关注贫困、平等这类问题。在英国他参加了韦伯夫妇主持的费边社，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小册子《西印度群岛的劳工》。费边社由一些主张渐进式社会主义的文人和学者组织。刘易斯参加这个组织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他这种关注穷人、反对殖民者的思想也反映在他的著作中。　　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刘易斯与舒尔茨最大的不同还是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分歧。舒尔茨强调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把改造传统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且，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舒尔茨反对以工业化为中心，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战略，而刘易斯正是这种战略的倡导者之一。　　刘易斯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贡献是解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二元经济模型。第二个模型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决定模型。这两个模型是他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来的。　　第一个模型说明了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经济发展的途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部门——弱小的现代工业和强大的传统农业——组成的。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缩小农业部门。在这种二元经济中，由于传统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妇女解放，劳动力供给丰富，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不由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和劳工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由传统部门农民的平均收入决定。只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略高于农民的平均收入，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由农业进入工业部门。劳动供给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国内储蓄，国内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利润。因此，储蓄增加是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资本家的变动，利润增加的结果。经济发展是工业发展、利润增加，工业又发展的结果。政府可以通过某种计划来加快这一过程。　　刘易斯的另一本重要著作这个模型显然是把工业发展(即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他关于农业部门效率低下，存在隐蔽失业，以及压低农民进城工作工资的观点正是舒尔茨所批评的。5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按这个思路发展经济，结果不仅经济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连吃饭问题也没解决。刘易斯在80年代承认，自己的模型忽视了农业发展，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这一模型在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影响极大，以后许多国家放弃了这种发展战略。　　第二个模型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条件的决定。这一模式假设，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与食物，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与食物，双方以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相交换。各国国内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是由食物决定的。因此，两国的贸易条件是由各自生产食物的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高，这就决定了贸易条件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从长期来看，如果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提高而初级产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结果只能使贸易条件更加恶化。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等著作中还在此基础上证明了发达国家利用这种贸易条件状况剥削发展中国家，并主张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　　刘易斯的第二个模型反映了他同情发展中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倾向。他关于改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也有道理。他完全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说话的。在实际中，他也担任过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顾问，出谋划策。但这个模型的争论更大。统计资料证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恶化并不是一种趋势，也不是长期存在的，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而且，刘易斯对贸易条件决定的解释也过于简单化。事实上决定贸易条件不仅仅是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因素。　　尽管刘易斯的两个模型受到不少批评，尤其是80年代之后。但应该承认，刘易斯最早从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比舒尔茨起步早)，的确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用到的一些概念包括“二元经济”、“无限供给的劳动”仍被经常引用，也适合某些国家某个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　　刘易斯关于经济发展的论述并不限于这两个模型。1955年，刘易斯出版了他全面论述经济发展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这本书中分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包括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宗教、文化历史传统、政治、心理等等。他早就认识到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本书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受到学界重视。　　20多年前我读研究生时，硕士论文题目就是“论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当时对这一套理论(包括两个模型)崇拜得很。刘易斯的理论最早是我介绍到国内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是我译的。这些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的时代局限性。但刘易斯那种对穷人的关心，对平等的追求，以及认真做学问的态度仍令我崇敬。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是我常看新的书之一。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　　有独到创见，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加里·贝克尔　　传统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但现代经济学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个界限。经济学家用成本—收益方法研究人口、家庭、婚姻、歧视、犯罪、政治等广泛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扩张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而领导这一潮流的始作俑者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　　贝克尔是深受芝加哥大学自由主义传统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对传统经济学的突破是从题为《市场歧视》的博士论文(1957年修改为《歧视经济学》一书出版)开始的。他第一次把歧视这种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并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贝克尔认为，市场经济中贝克尔还善于写经济散文，《生活中的经济学》在国内颇受欢迎两个集团(黑人与白人，或者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收入差别反应了由学历、技术、经验等影响边际生产率因素的差别，并不全是由于歧视。把以上因素引起的差别分离出去后剩下的才是由歧视引起的。贝克尔用市场歧视系数来衡量歧视引起的差别。他建立了一个两社会(白人国W与黑人国N)模型来分析歧视。如果这两个社会互相不歧视，则通过贸易实现了各自利益最大化，如果相互歧视，不进行贸易，双方都受损失。所以，歧视不仅损害了被歧视者，而且也损害了歧视者。在社会中，如果雇主在雇用工人时对黑人歧视，他就要出高价雇用白人，从而降低了竞争力。如果顾客歧视雇用黑人的企业，他们就必须为此支付高价。所以，以利润为最大化的雇主不会有歧视。歧视来自愿意为自己的偏见付高价的顾客，以及政府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消除歧视在于充分的竞争、立法保护民权，以及顾客偏见的消除。贝克尔关于歧视引起歧视者与被歧视者双方损失的观点，对推动美国民权运动和立法保护民权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从60年代开始，贝克尔把经济分析用于犯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缘于一次亲身经历。有一次贝克尔开车去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学生的口试，由于迟到要决定把车停在停场还是停在有罚款危险的街上。他计算了得到罚单的概率，罚金的数目，以及停在停车场的费用，觉得值得冒险把车停在街上。结果他还没得到罚单。于是，他研究犯罪与惩罚的经济分析。贝克尔所说的犯罪包括非法停车这样的违法行为。贝克尔的分析涉及五种关系：犯罪数量和违法成本之间的关系；违法数量和量刑之间的关系；违法、逮捕、定罪数量与执法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定罪数量和监禁或其他形式惩罚的成本之间的关系；违法数量与用于防范的私人支出之间的关系。贝克尔用数学模型分析以上关系，并得出了对付犯罪的社会政策的最优条件。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大概最令社会无法接受的是贝克尔关于出生率的研究。1960年贝克尔发表了名为《出生率经济分析》的文章。他把孩子比之为耐用消费品，用成本-收益方法解释出生率的变化。他认为，决定出生率的关键是抚养孩子的成本。这种成本包括直接支出的成本(购买衣物，教育等)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为抚养孩子而放弃的收入)。传统社会中出生率高是因为收益(作为家庭劳力)大于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极低。在现代社会中生孩子的收益(家庭欢乐或传宗接代)少了，但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这正是现代社会出生率低于传统社会、高收入家庭出生率低于低收入家庭的原因。也许用成本-收益来分析抚养孩子这种社会行为有点太惊人了，但他的结论解释了出生率的本质特点，不得不让人敬佩。　　对出生率的分析成为贝克尔经济学中最重要贡献——人力资本理论——的出发点。1964年，贝克尔发表的《人力资本》一书成为这一理论的经典之作。人力资本指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如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能带来收益。他建立了计算人力资本投资和收入效应与收益率的方式，并进行了检验。他证明了，人们收入差别的最基本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人们的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失业与受教育程度负相关。他用这一理论解释了收入分配模式、年龄与收入的关系、失业持续时间等问题。现在这一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各国经济增长差别、国际贸易、以新技术为先导的新经济等广泛问题。　　1965年，贝克尔发表了《时间配置理论》，建立了时间经济学。他认为，人的时间用于工作和闲暇。工作是有酬劳动，闲暇包括一切无酬活动。这两种时间的分配取决于工资率。工资率上升会引起两种相反的效应——用工作代替闲暇的替代效应(因为闲暇的机会成本高了)和用闲暇代替工作的收入效应(闲暇是一种正常物品，其需求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劳动供给。这对解释节省家务劳动(闲暇)和发明(如快餐或各种家用电器)的经济意义以及妇女劳动力参工率提高等问题都有理论意义。　　70年代后贝克尔发表了《婚姻理论》、《家庭论》等著作，把经济分析用于婚姻、家庭这类传统上属于社会学问题。在社会学家看来由人性或爱情决定的婚姻，在贝克尔看来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预期婚姻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才会结婚。家庭也与企业同样是一个生产单位。他用这种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一夫一妻是典型的婚姻制度，家庭中男性与女性地位的决定，离婚等问题。　　当贝克尔闯入社会学等领域时，社会学家指责他“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家除了斯蒂格勒、弗里德曼、舒尔茨等少数人外都指责他不务正业。但在80年代后他逐渐被接受。1986年他由于对出生率与家庭的研究被国家卫生研究署授予功勋奖。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聘他为教授。1992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的主要贡献是“将经济理论的领域扩大到以前属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看来经济学帝国主义已得到肯定，其始作俑者就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功臣。　　经济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贝克尔实践了这一点。话经济学人　　一本书主义　　特里夫·哈维尔莫　　记得一位中国作家曾倡导一本书主义，认为一个人一生只要有一本站得住的书就可以了。1957年这种主张被指责为名利思想受到批判，这位作家也成了大右派。现在回想起来，这话真不错。一位成功的学者，著作并不在多，只要有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或者一篇论文就可以。挪威经济学家哈维尔莫，正是靠一本只有100多页的书获得了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特里夫·哈维尔莫(Trygve Haavelmo)1911年出生于挪威，就读于奥斯陆大学，毕业后在计量经济学奠基人、首届诺奖获得者弗里希建立的经济研究所工作 。1939~1942年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到芝加哥大学执教，并于1941年完成了使他获诺奖的博士论文《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1944年发表于《经济计量学杂志》),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大学和考尔斯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1947年后回国，在奥斯陆大学任教，直至1979年退休。哈维尔莫个性腼腆、孤僻，不喜欢夸夸其谈，宣传自己，更很少出现于公共媒体，因此，在专业圈之外，几乎无人知晓。但在专业圈内，他极受尊重。获诺奖，一般人感到惊讶，但专业圈里的人认为是众望所归。　　哈维尔莫的成名之作哈维尔莫获奖就是由于《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这本并不大的书。但这本书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公告指出，授予哈维尔莫诺奖，是“表彰他对经济计量学做出的奠基性贡献”。这本小册子如何奠定了经济计量学的基础呢?　　能称得上是奠基，一定是解决了经济计量学中的关键问题。弗瑞希和丁伯根想借助于数学和统计学工具把经济学变为经验科学，创立了经济计量学。20世纪30年代，经济计量学建立之后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研究整体经济涉及个人或企业的加总数。即使不存在测度的误差，加总数如此之大，人们也永远无法指望,有关这类涉及加总数经济关系的理论能达到完全被可用数据证实的地步。因此，困难就在于如何决定什么情况能被认为是“足够好”或“更好”的证实结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识别问题。二是经济学家几乎无法，或者说永远无法进行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的受控实验。现有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果和所有经济变动，都是众多不同行为和关系的产物，而且这些行为和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的。这就引起验证理论的困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检验问题。换言之，如何用所观察到的数据明确地识别、估算和检验基本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计量学遇到的严重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经济计量学无法成立。　　一本书主义哈维尔莫的奠基作用正在于解决了这两个难题。他认为，只要能用概率论系统地表述经济理论，这两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就是说，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可以从随机样本的经验观测值中得出有关潜在关系的严密结论。哈维尔莫指出，根据单个方程来解释经济现象，错误就是难免的，在各种变量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正确的方法是用联立方程组来表达经济关系。他证明了，数量统计方法为什么以及如何被用于经济理论的估算、检验及预测。　　在《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中，哈维尔莫解决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在经济计量学中运用概率论；如何解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问题；以及如何从经济计量学转化为经济理论。这三个问题中就包含着识别与检验这两个难题。　　在哈维尔莫之前，经济学家们仅仅用简单的统计方法，以回归分析为主，包括弗瑞希在内都对运用概率论持怀疑态度。哈维尔莫证明了，要使经济理论能被检验，必须用概率论来表述理论。因为经济决策是千百万个人与企业做出的，会受到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经济学家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必定包括随机项。这样，就要运用统计推断方法，并通过概率分布来进行经济理论的估算和检验。研究经济的困难还在于经济行为相互之间的依存性。这样，我们就无法观测到孤立的经济关系，只能观测到以其他关系为条件的关系。困难在于从大量的模型中选出哪一个。这就是识别问题。哈维尔莫称之为对具有若干不同结构的模型进行估算的联立问题。他运用概率论框架，对孤立估算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单一关系的偏差，提出了一种普遍有效的表述与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哈维尔莫力图转化经济理论的各个部分，使之适于新经济计量方法的应用。　　哈维尔莫的这种贡献被称为“经济计量学中的概率论革命”。尽管他还有其他贡献，但现在被人们记着的就这一点。尽管他也有其他著作，但作为经典的就这一本。哈维尔莫的成功证明了一本书主义。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这样一本书，都奉行一本书主义。但社会要为少数经济学家实践一本书主义创造条件。现实中，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要在不长的时期内有若干篇文章，或多少万字的著作。在这种体制下，有能力以一本书彪炳于历史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以数量对质量了。许多人都期望中国有人得诺奖，但出精品的环境在哪里呢?这正是我想重提一本书主义的原因。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的悟性　　康托罗维奇头上的皱纹是由于思考数学问题，还是为用劳动结论解释资源社会理论而头疼？要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关键不在于得过什么学位，或读过多少书，而在于有没有悟性。我这里所说的悟性是指能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发现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并具备分析与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前苏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罗维奇就是这样一个有悟性的人。　　康托罗维奇(L.V.Kantorovich, 1912~1986)是一位数学家，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他20岁左右时发表的《新变方法》、《近似保形映射的新方法》等解析函数论著引起数学界关注。1934年，年仅22岁的他就任列宁格勒大学数学教授，1935年未经论文答辩就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由于数学研究的成就获斯大林奖金，195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4年当选院士。1965年由于在经济计划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获得列宁奖金。在国际数学界，康托罗维奇名声甚大。获诺贝尔奖以后的康托罗维奇依然没有笑容　　康托罗维奇进入经济学也是一种偶然，但由于他卓越的悟性而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937年，他担任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学所副所长时，设在西伯利亚的全苏胶合板托拉斯中心实验室，向该所数理经济研究室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们有八台制造胶合板的机床，生产五种不同型号的胶合板，每台机床都能生产这五种胶合板,但生产效率不同,如何能使这种胶合板在保持一个固定比例的情况下，分配每台机床各种胶合板的作业时间，使总产量达到最大。研究室的许多人认为这一问题没有什么重大意义，而康托罗维奇却从这个貌似简单而平凡的问题中看出了其重要含义：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从一个平凡问题中悟到了其背后的重要启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超人之处。发现并看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是他成功的第一步。其实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包含在无数平凡小事中的，悟性正在于能抓住这一点。　　发现问题仅仅是成功的起点，更重要的还在于解决问题。在技术与资源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可以提高生产率。胶合板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若干种资源配置方法中找出最有效的一种，但这需要大量的计算。在胶合板问题中，如果采用一般的排列组合法，就有成千上万个方程组，这样的计算任务难以完成。康托罗维奇知道，要解决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必须找出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他的贡献正在于通过解决胶合板问题而发明了解乘数法，创立了线性规划理论。1939年，康托罗维奇发表的小册子《生产计划与组织》中的数学方法正是对这个研究成果的总结。这时他年仅26岁。　　经济学家的悟性解乘数法与传统方法的根本差别在于不是先求总生产函数，而是把各种可能出现的生产函数及给定的资源条件系统地归纳成约束条件，用目标函数代替成本函数。这样，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就可以表示为在一组约束条件下，求解目标函数的极大值或极小值问题，康托罗维奇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不仅解决了现实问题，而且推动了线性规划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0年之后，美国数学家丹泽和豪尔维茨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在我们常用的单纯形法。从实际问题出手，但不以仅仅解决这些问题为最终目的，而是通过问题的解决创立一种新方法和新理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高明之处。　　在此基础上，康托罗维奇在资源的最优分配和利用方面系统地提出了客观制约估价论(与西方的影子价格理论相似)。这一理论包括：第一,客观制约估价的经济含义。为了有效利用生产要素，找出实现某种目标的生产要素最适组合，就要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客观估价。由于使用一单位某种要素而节约的劳动，或节约一单位某种要素而多消耗的劳动，就称为对该要素的客观制约估价。这类似于用机会成本估算影子价格。第二，客观制约估价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实现性。第三,客观制约估价在经济中的运用。　　康托罗维奇属于前苏联经济学中的数理学派。他们建议用数学方法实行经济计划，改进经济计划。他们的重要观点是，集中计划经济中，生产决策分散化的成功取决于存在一个合理制定的价格体系,包括一个惟一的利率。围绕这个中心，他用数学方法研究了最优化规划的动态模型，科技进步对经济的影响，投资效果定额的确定等问题。康托罗维奇由于对线性规划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以及在资源最优配置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与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共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