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单；某些组织图标以机密的标记而封存在少数人的办公桌内；某些组织图则广泛地散发而易于得到。”尽管组织图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是，所有的组织图至少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不能始终表明组织机构的工作情况。或者如某些人所说，“组织图甚至不能表现真正的组织机构的情况”。二、组织有效性的标准虽然不存在一个全能的有效性的指标体系，但组织的有效性依然能够表现出来，由此形成的标准是有参考意义的。（1）有效的组织必须有统一明确的目标，这是一个组织有效的决定性标准。有了明确的目标，为组织所承担的各项任务规定出将来所希望达到或者要取得的结果，以此为开端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活动，把组织中的人、财、物等要素充分运用起来，以最终实现目标。组织目标的决定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一个合理而又有挑战性的目标可以充分调动组织中人的积极性。当人们受到挑战性目标的刺激时，会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在实现目标中施展才能。一个好的组织目标往往具有以下特征。——具体、明确、而不含糊不清。——具有可测性，不仅定性分析而且尽可能量化。——既富有挑战性又富有现实性。——与行动的结果有关，即还有完成目标的措施。——具有一定的时间表和一致性，分目标之间相互协调一致。对于总目标而言，往往会形成组织的经营哲学，其挑战性和现实性是最重要的。帕若特曾描述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E）的总目标：GE具有比其他汽车制造者更好的天资，更雄厚的资金，更强的研究能力和更多的制造设施。因此，它应该是世界上制造最优秀汽车的佼佼者。然而现在它不是，GE并没有充分发挥其资源，特别是人的潜力，这必须得改变。从今天开始，GE将成为世界上最好汽车的制造者。每位GE人都必须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汽车制造厂，GE与这些厂时刻都在进行一种经济超级板球赛。这是一场严酷的竞赛——失败者将失去其工作和公司。GE决不能输给日本、德国、福特或克莱斯勒。EM能赢，能使我们的人们从事最值得骄傲的工作——制造世界上最好的汽车！（2）有效的组织应权责相符，权责一致。其实早期的管理学者早就提出了这一标准。德国社会科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原则之一就是基于职能专业化的分工、专家任职、有职有权；法约尔提出的14项管理原则中就有权力与责任对等。虽然这是传统管理理论中的内容，但对现时提高组织效率是有重要意义的。实际上职责和权力是组织岗位中两个重要的因素，缺一不可，不配合也不可。某一层次的管理人员有什么样的任务和责任，就应该赋予完成该项任务的权力。没有相应的权力或者权力大于或小于履行职责和完成任务的需要，都会影响到工作有效地进行。现实中，不少组织责权脱节，有的领导向下级分派任务，而又不愿意放权；而有的人又一味强调下放权力，强调集体负责，但人人都不负责，从而产生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其结果大大影响到组织的有效性。“三权”胜过2000万：1984年，北京联想公司即将诞生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找来几个人，向他们交底，“请你们出来办公司，是想埋伏一支精兵，使所里形成开发和研究两支部队。所里目前困难，能给的钱不多，但给你们经营决策权、人事调配权、财务支配权”。给了这“三权”，公司领导人就既有责又有权，他们说，这比20万、200万、甚至2000万元资金更为重要。他们运用“三权”把公司办得红红火火。一位民办公司的总经理自豪地告诉联想公司的总经理：“300万元的生意，我半小时就能拍板。这就是效益”！联想公司总经理说：“我们公司有一笔500万元的生意，仅用了20分钟就成交了，似乎也没费什么周折”。联想公司已形成技、工、贸、信息服务一体化的外向型计算机产业集团。（3）有效组织应该是精简的。组织应根据其不同岗位的任务和目标的大小来设置机构和配备人员。庞大的部门机构将导致人浮于事，办事无效率。因此，组织的部门划分、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应该合理。一个组织应设多少级管理和一个主管人员应直接、有效地指挥下级人员的多少，这二者的合理结合取决于各级管理人员的素质、管理活动的复杂程度以及机构在空间上的分散程度等多种因素。应根据不同组织中这些因素的不同确定组织的规模、层次和人员。对一个已存在或处于变化中的组织，精简的意义并非意味着单纯的减少机构和人员，也不单纯是为了减轻组织负担，而最根本的是为了保证组织的有效性。但是现实中的组织大部分并非是精简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精简机构的热潮。美国从事管理咨询的卡尼公司，在1985年对41家大企业进行了一次详细研究，他们根据企业长期的经济状况，对优胜者和失败者进行了比较，优胜企业的管理层次比失败企业少3．9层（7．2个层次对11．1个层次）。前者平均每收入10亿美元，公司总部所需的职能部门专业人员都比后者少500人。精简与改组增效率：在一个2万人口小镇的一名新经理决心重视顾客服务的问题。正如他很快注意到的，这个问题在于“顾客竟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反映批评意见。实际上任何工作都无人负责”。最能采取行动的小组却毫无希望地被分割成好几块。30名一般职工由7名一线领班管理，每个领班都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新经理很快就断言：“这里缺乏横向交流沟通。”此外，已经人浮于事的上层还坐着另外两名经理（第二层监工）。新领导说干就干，他撤销了7名一线领班中的5名和上一层次的两名经理当中的1名。即使留下的2名一线领班，也不再分别管理两个职能部门；30名一般职工合并成一个统一小组，他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为顾客服务的工作也随之得到改善：每月每100名订户的投诉率迅速下降了75％。（4）有效的组织应该具有灵活性。组织的活动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组织的目标也是在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现的，而且组织目标本身也是变化的。组织机构作为达到组织目标的手段，也应根据组织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不同情况作相应的变化。灵活性意味着组织应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但灵活性并非意味着朝令夕改，组织机构一旦建立，就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停地变更组织机构和人员会使得熟悉任务的成本增大，因此要正确理解灵活性原则。当情况发生了变化，而组织仍保证有效率，这也是灵活性的表现。在组织设计中，可以根据工作任务的性质和期限的不同，设立不同的机构。长期性经常性任务可设立长期性机构，临时性的任务，可设立临时性的机构，同时因地制宜。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经济、技术、政治、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许多企业组织充分感到了不适应性。为了增加灵活性，西方国家企业也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对传统的、正规的组织结构提出了挑战，而发展出了一些新的组织构想。比如，彼得斯等人倡导的建立自我管理小组等。建立“第四系统”：美国的李克特和鲍尔斯认为：正式组织中的专权管理方法浪费了人力资源，它不仅导致不愉快，而且促使工作效率不高和不协调，因为它禁止信息流通并压制有才干的下属致力于完成公司目标。协商方式的管理，把决策权集中在最高层，这种方法也比较好。但只有当全体职工真正参与制订决策，并在合作的群体内工作（李克特称之为“第四系统”），才能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唤起大家的信任，在重叠的组织组成部分内部产生有意义的连结，并创造出高度生产率。一个在第四系统体制下工作的好管理人员总是接近人们，支持人们，信任下属，很少监督别人，但又总是接受信息，寻求参与，随时随地与人协作。GE公司的卡迪拉克发动机厂的组织创新：卡迪拉克是GE设在密执安州利费尼亚市的一个发动机厂。这家厂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组织改革，其基本内容包括：成立一个计划小组，成员包括经理人员和工会领导人，以及若干拿计时工资的职工，他们专门用几乎一年的时间研究工厂的组织和经营；他们还参观其他一些地方；过去保密的会计账目公开了；制定了一套经营哲学，称为“利费尼亚发动机厂经营哲学”；建成了一套小组结构，工厂前任厂长鲍勃·斯特拉米及其两位同事在《改造工作场所》一书中论述了这个计划小组的主要发现：“最有影响和最有力量的结论，就是利费尼亚计划小组无条件地支持和促进组成小组的观念，这种观念成为整个新组织中心的凝聚力量。而且，这种思想是如此紧迫需要和如此重要，以至它立即成为改善经营计划以及在几个月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强调的主题。”利费尼亚工厂以小组为重点，使组织的每个人都成为8至15人的小组成员。重要（也很恰当）的是，这些小组不叫工作小组，而叫经营小组。“经营小组”是享有高度自主权的组织（按过去的标准衡量尤为如此），它负责安排工时，安排培训，解决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活动。例如，这些小组制定自己的定额指标。它们至少每周举行一次小组会。和菲茨格拉尔德工厂一样，按知识付酬的方法激励着每个人实际上要学习工厂的每一个工种。大多数颁发给提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是按小组授予的（这也是日本人常用的又一个手段）。此外，工厂对每个人工作业绩的评价都以是否支持经营小组为重点。工种专门化实际上已经废除。利费尼亚工厂只有一个工种——“高质量操作者”。（5）有效组织的其他标准。前述标准是基本的，有效的组织实际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更具体地说，还可以从组织的内聚力，民主管理的程度与效果，授权、分权、组织内部的相互理解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美国的安德鲁·J·杜布林从以下方面总结了有效组织的标准。——完成目标。只要目标不是破坏性的，如果一个组织完成了应完成的目标，就可认为是有效的。——盈利。这是衡量企业有效性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社会责任。即公司为力求解决由公司引起的全部或局部社会问题的认真程度。——不超支。相当于非盈利组织的盈利。——有效地利用输入。这是以系统理论衡量效力的标准。——提供劳务或货物的输出。——合理完成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社会价值。如果社会上某些举足轻重的团体对该组织表示满意，则这个组织工作就是有成效的。——稳定性。指公司能长期保持其基本性格和规模。——一体化。指一个组织有使其成员避免冲突的能力。员。重要（也很恰当）的是，这些小组不叫工作小组，而叫经营小组。“经营小组”是享有高度自主权的组织（按过去的标准衡量尤为如此），它负责安排工时，安排培训，解决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活动。例如，这些小组制定自己的定额指标。它们至少每周举行一次小组会。和菲茨格拉尔德工厂一样，按知识付酬的方法激励着每个人实际上要学习工厂的每一个工种。大多数颁发给提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是按小组授予的（这也是日本人常用的又一个手段）。此外，工厂对每个人工作业绩的评价都以是否支持经营小组为重点。工种专门化实际上已经废除。利费尼亚工厂只有一个工种——“高质量操作者”。（5）有效组织的其他标准。前述标准是基本的，有效的组织实际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更具体地说，还可以从组织的内聚力，民主管理的程度与效果，授权、分权、组织内部的相互理解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美国的安德鲁·J·杜布林从以下方面总结了有效组织的标准。——完成目标。只要目标不是破坏性的，如果一个组织完成了应完成的目标，就可认为是有效的。——盈利。这是衡量企业有效性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社会责任。即公司为力求解决由公司引起的全部或局部社会问题的认真程度。——不超支。相当于非盈利组织的盈利。——有效地利用输入。这是以系统理论衡量效力的标准。——提供劳务或货物的输出。——合理完成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社会价值。如果社会上某些举足轻重的团体对该组织表示满意，则这个组织工作就是有成效的。——稳定性。指公司能长期保持其基本性格和规模。——一体化。指一个组织有使其成员避免冲突的能力。——自愿继续工作的主张。指人们愿意作为组织成员的程度。——组织的延续情况。如果一个组织能长期存在，则该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社会上某一方面的需要。上述这些标准说明了组织有效性的多样性。勃兰特·加伍德曾经设计了一个调查表，对判断组织有效性问题很有启发（参见下表）。勃兰特·加伍德是一个组织发展顾问，他一直在使用一种问题调查表以衡量其顾主的有效性。他认为他设计的核对式调查问题调查表能大致反映组织的有效性。由一批公司内部的人员来决定问题调查表中每一项陈述应用到其组织时，是属于“基本正确”还是“基本错误”。对每次陈述回答“基本正确”时给一分。平均分数愈高，该组织愈有成效。三、避开使组织无效的陷阱(一)跳出帕金逊定律帕金逊是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958年出版了一本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小册子《帕金逊定律》，这本书以讥讽的手法描述了组织机构臃肿和低效率的现象，并深刻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称之为定律。其得出的结论形成了一句名言，即“工作拖拉为的是要填满工作完成前所有的时间”。帕金逊定律中有两条基本法则：一是增加部下的法则，即管理者往往有扩大自己部下人数的倾向。当一个管理者感到工作过重的时候（不管卖际上是否真的过重），一般有二种解决方法：找一位人才来分担自己的工作；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水平比自己低的人做部下。由于前一种方法会产生晋升的竞争对手，所以一般会选择第二种方法。如此类推，便会大大增加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二是增加工作量的法则。在实际工作量不增加，但人员增加的情况下，往往会形成把以前只需少数人做的工作，分到多数人身上，而且相互之间会制造出许多无效的工作，使每个人都陷于繁忙之中。帕金逊例举的典型事例有：——1914年至1918年间，英国皇家海军中官兵人数从10.46万人减少到10万人，大型舰只从62艘减到20艘，而英国海军司令部的官员人数在此期间一所规模很大的大学中的一个视听室负责人发现，要使服务工作符合大家要求，工作人员要增加一倍。当服务需求开始激增时，他设计了一套复式书面请求书，以便提供平衡的服务。存放和维护机器设备和材料的新装置、零件和存货记录源源不断增加。空间的需求，车辆和计算机也相应地增加了。幸亏在这段时期，学校教职工求援的人数大大下降。下降的原因是，等待使用视听设备的时间从一天猛增至五个月；其次是教职工发现填写申请书和提供使用情况统计表格超过了他们脑力和体力所能负担的程度。（2）物质不灭说。认为一旦建立了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它实际上是毁灭不了的。上述使组织无效的陷阱在现实中是大量存在的，只有在组织管理中时刻注意这些陷阱，避开这些陷阱才能使组织有效运转。　国际化经营第五章跨国管理与国际竞争一、席卷全球的国际化浪潮(一)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广义上讲，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实际上从产业革命时代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大机器工业深化和扩大了社会分工，进而形成了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国际间的贸易开始大量增加，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越来越多地使用另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国际投资开始出现并成为国际经济交往和企业国际经营的有力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深化，这种现象的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生活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跨国公司的空前发展，经济区域集团化和一体化趋势等使得国际间分工与协作、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影响发展到空前程度。现代科技如通讯、交通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不同国家人民相互交往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地球村”正在形成。企业作为“地球村”的村民，构成了全球生产和经营的分工与协作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花旗银行前总裁沃尔特·列士顿在《风险以及其他庸俗词语》一书中描述了今天的现实：印度尼西亚石油组织Pertamina所拥有的天然气从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钻探出的油井中抽出，送入由法国工程师设计而由朝鲜建筑公司建造的液化工厂之中。液化气被装入按挪威人的设计而在美国船坞中建造的挂美国国旗的油轮。油轮驶往日本，将液化气交给一家日本国有电厂，用于发电，并将电供给生产电视机的电子工厂；电视机则由香港的集装箱货轮运往加利福尼亚，售给生产大米的路易丝安娜州的农民；而大米则又由希腊散装货轮销往印度尼西亚。这一系列复杂事件所涉及的设施、货轮、产品以及服务均由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商业银行所资助，有时还有一些国际的和当地的政府组织进行合作。所有设施、货轮、产品以及服务均由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保险公司保了险或保了双险。这些设施、货轮、商品和服务的投资者遍布于世界各地。这一描述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正是每天都在全球一次又一次进行着的典型过程。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现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1)生产国际化。这主要是指国际生产领域中分工合作及专业化生产的发展。现代生产分工已经不是在国家层次上的综合分工，而是深化到部门层次和企业层次的专业化分工。这种分工在国际间进行，形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其中最典型是企业生产零部件工艺流程和专业化分工，例如波音747飞机有400万个零部件，由分布在65个国家1500个大企业和15，000多家中、小企业参加协作生产。德国拜耳公司与35000多家国内外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拜耳向它们提供中间产品，由它们加工成各种最终产品。这种企业层次的国际化，使未来在一个企业内部进行的设计、研制零部件的加工或购入、组装和总装等一系列的活动环节分布到国外进行，即企业的不同部门、工厂、车间，甚至工段、工序等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组织，从而也形成了生产组织的国际化。(2)产品国际化，也就是生产总额中出口生产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直接表现为现代国际贸易的迅速增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众多的企业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卷入了国际商品交换。现在的国际贸易已占到世界总生产额的1／3以上，并且还在稳步增长。国际贸易的商品范围也在迅速扩大。从一般商品到高科技产品，从有形商品到无形服务等几乎无所不包。在我们的国家里，到处可以吃“麦当劳”快餐，喝“可口可乐”饮料，看“日立”电视机，坐“奔驰”汽车等等。(3)投资金融国际化。生产和产品的国际化使得国际间资金流动频繁，大大促进了投资金融的国际化。为适应于国际化的潮流，各国放宽了对投资金融的管制，甚至采取诸多措施鼓励本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从1991年到1993年，国际直接投资总存量的增长速度相当于世界商品和进出口的两倍，1995年国际直接投资总存量达25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资本的输出入更加自由，金融资本严重地与商品资本相分离，脱离生产发展而迅速膨胀。目前，世界金融交易量已远远超过了世界贸易量。而世界大银行致力于在世界各国广设办事处、代表处和分行，建立海外附属银行以及附属金融机构，并与其他银行组成合资银行或国际银行集团。有资料表明至1992年2月底全球至少有40家银行的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保持在25％以上。金融投资的国际化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和产品的国际化。(4)技术开发与利用的国际化。首先从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来看，由于技术对生产和经济的重要作用，生产国际化自然带动国际技术贸易的不断增长。资料表明：1965年世界各国技术贸易总额为30亿美元，1970年达110亿美元，80年代初为160亿美元，到80年代中期猛增到400～500亿美元。其次，从研究与开发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由于各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而企业又为了获得先进的科技成果，因而各国间设立研究与开发据点便成了一种趋势，以至于许多企业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研究与开发网络，从而促进了研究与开发组织体系的国际化。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科技发展以高科技开发为中心，而高科技研究开发投入高，风险大，使很多企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联合开发，这是现代技术开发活动国际化的又一显著特征。例如，1990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西门子公司结成了共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战略联盟，1992年初日本东芝电气公司也加入这一联盟，三家联手开发256兆位超微芯片。(5)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生产、投资、贸易发展的国际化使各国间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特别表现在区域间经济关系上，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以区域为基础，形成了国家间的经济联盟。如欧洲共同体，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等等。欧共体自成立来，一直朝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方向推进。1985年2月，欧共体执委在《关于完善内部市场的白皮书》中，提出了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确定使12个成员国分散的市场连成一个拥有3．2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在统一市场内实现商品、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种区域集团化的趋势，不仅大大推动集团内的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而且也会影响到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二)跨国公司的力量世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趋势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跨国公司作为跨越国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以全球性的战略目标作指导，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有利的投资场所，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研究与开发、生产和销售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企业资源，从而大大促进了生产、贸易、技术开发和金融的国际化。跨国公司最早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1865年，法国的弗里法里克·拜耳化学公司投资购买了美国纽约州爱尔班尼的苯胺工厂的股票，不久就把它吞并为自己的分厂，成为最早的一家拥有国外分厂的公司。美国的胜家缝纫机公司于1867年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首先建立缝纫机装配厂，1880年又在伦敦和德国汉堡设立负责欧、亚、非等销售业务的机构，可以算得上是第一家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早期跨国公司。然而由于当时科技、经济等条件的限制，跨国公司的发展非常缓慢。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带来了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的巨大变化；各国经济的全面发展、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为现代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经济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跨国公司可以说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首先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1945年西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约为200亿美元，占全部对外投资的39．2％，到1978年已增至3693亿美元，占总额的61．6％，并超过间接投资总额，1982年全球对外直接总存量约为6100亿美元，1987年达10000亿美元，1990年为16160亿美元，到1994年已突破2万亿，达21250亿美元。全球对外投资的增长速度一直都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率。其次跨国公司数目迅速增多。据联合国调查资料，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母公司在1968年有7276家，1978年为10727家，如果加上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到8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母公司数已达20000家左右。目前，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40000家。从分、子公司数目来看，从1968年到1980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子公司从27300家增加列98000家，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到80年代中期总数已达10万家，而目前跨国公司遍及全球的分支机构已有25万家之众。第三跨国公司投资的行业范围扩大。从传统的矿产开采到服务业均有投资，并且制造业的比重最大，服务业投资有上升趋势。第四跨国公司投资地区分布越来越广，战前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区域主要是亚、非、拉殖民地和经济落后国家，而战后大有扩展，到80年代初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的分布已超过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已是遍及全球的各个角落。目前跨国公司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从总体上来看，全球跨国公司销售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出的40％，其内部贸易已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因素。1993年内部贸易额已占全球贸易的1／3，达1．6万亿美元，加上外部贸易，跨国公司已控制了世界贸易的50％。此外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也达到相当的程度。目前，世界上国际技术转让的70％，新技术和工艺的80％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它们也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力量。从个体上来看，跨国公司把生产经营范围扩大到全球，因而使个体规模有无限增大的可能性。实际上，真正历史悠久的跨国公司都是规模宏大的企业。《1995年世界投资报告》列出了按国外资产排列的世界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据估计，1993年世界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全球资产价值为3．7万亿美元，其中1．3万亿投放在各自的母国以外，皇家英荷壳牌公司名列榜首，埃克森、国际商业机器（IBM）、通用汽车和通用电器紧随其后。榜上有名的23家电子跨国公司境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占世界电子产品销售的80％。1992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销售额高达1327亿美元，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由于认识到跨国公司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各国政府正在调整政策，一方面鼓励扩大利用外资特别利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并以此为基础获得所需要的技术、资金、管理和销售技巧等。因此，外资在很多国家占有很高的比重。据一项调查表明：英国在80年代中期，外资企业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已达14％，前西德更高达17％。另一方面，鼓励本国的企业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发展跨国经营。毋庸置疑，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正确选择，而且也是大多数企业的必然选择。(三)21世纪的国际经济环境如研究物体不能以物体自身作为参照物一样，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不能以本国作为参照系数。要研究21世纪本国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以本国之外的国家作为参照系数，即以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或以国际经济环境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参照系数。因此，研究国际经济环境及其发展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十分重要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国际经济形势发生着巨大变化，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结束了长达40年的冷战状态。由于政治和军事两极对立的消灭，削减负担繁重的军备竞赛成为趋势和可能，这必然要影响到国际经济形势，军备竞赛的减弱，除使各国有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可用于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外，也使整个世界的关注点转向经济建设，使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成为政府行政工作的核心。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世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你追找赶，形势逼人，给诸多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和条件。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把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增强国家综合实力、赶超世界发达国家作为21世纪的战略目标和国家能否生存的重大问题来看待。因此，每个国家都在选择经济发展的参照系统，分析自己国家的有利、不利因素，找出差距，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争取在新一轮竞争和发展中占据有利位置，早日赶超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期，日本、德国靠技术产业立国，使经济实力在很短的时间里赶超英、法及前苏联等国家，并直逼美国。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如20世纪60～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80年代后期的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90年代的巴西、墨西哥，都是选择了合适的国家作为参照物，认识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找出了自己的优势，选择了正确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才使得在世界竞争中，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些经验和方法值得我们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作参照，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提高管理效率，使我们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早日成为世界强国。(一)美日汽车战的较量汽车被称为是工业的骄傲，是知识、智慧和科技的体现者。目前，在世界各种主要商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战中，汽车市场的争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汽车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技术水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汽车业的角逐，是知识经济时代各国经济实力消长变化的缩影。日本汽车工业起步较晚。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的美国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从本国进口零件和半成品，每年在日本的生产量不足30000辆。而此时，日本政府和财界对发展汽车工业不感兴趣，认为汽车是一种投机性很强的产品。由于日本连年发动侵略战争，战线很长，需要公路运输战争物资，看到了卡车生产对战争的重要性。日本开始扶植国内的汽车生产厂家，对外国厂商在日本的生产活动加以严格限制。日本虽然采取了汽车国产化的措施，但在二次大战前，汽车生产发展的重点是卡车和大客车，至于小汽车的年生产量只有2000辆。直到1965年，日本才有独立生产汽车的技术水平。从此开始，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汽车工业的发展尤为神速。1980年，日本汽车总产量超过1400万辆，超过美国的生产量。然而，从整体上看，美国的汽车工业实力仍然比日本强大。美国在1975年制定了“能源节约法”，试图以此使各大企业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消耗。不久又强制“八·五型”车必须达到每加仑汽油行驶27．5哩的要求。从此，美国汽车制造商不得不转为生产小型车。从石油提价开始，日本小汽车趁机打入美国市场。日本小汽车在美国商场上的大量倾销，引起美国汽车公司的极大不满，纷纷要求政府保护本国汽车工业，对日本进口施加制裁。这样，双方的汽车摩擦就发展成为政治问题。促成美国汽车工业衰落而日本汽车工业崛起的重要因素，是美国小汽车开发太晚。70年代中期，美国只有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生产平线型小型车。美国车由于车身长、耗油大在国内市场不受欢迎，而日本小车却成为人们的抢手货。对此，美国汽车界和政府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及早采取对策，结果在小型车上吃了败仗。在1977年—1981年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由于小汽车开发未收到预期效果，被迫同日本公司联合生产小型车，其他美国汽车公司在开发小型车方面也未取得理想效果。于是美国采取保护措施。美国的保护措施有：由政府和民间协调，尽快促使美国汽车工业发展，并实施省油、轻量化的原材料开发计划及奖出限入措施：为了拯救濒于破产的克莱斯勒公司，美国政府于1979年12月和1980年2月分别向这家公司提供15亿美元和4亿美元的贷款保证；为促进国内汽车零件工业复苏和增加就业，以法令形式强制进口车所用零件必须在美国国内购买。日本自动对美出口汽车限额措施作出让步。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1980年达到214万辆。在美国国内限制日本车进口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主动作出让步，对美汽车出口设立自动限额办法。该办法的实施期限从1981年3月起，为期三年。期间，每年日本小汽车向美出口数量不得超过168万辆。1984年3月，日本的限额办法到期之后，双方的矛盾又尖锐起来。美国方面对日本小汽车继续大量进口感到非常不满，舆论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应该以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来处理汽车进口问题。此外，当时美国对日贸易存在大量逆差、双方关于农产品交易分歧很大，因此，美国的所有不满情绪都发泄到日本小汽车头上来。美国汽车界全体坚决主张日本小汽车进口每年不能超过168万辆。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日本只好让步。原来日本计划在限额办法到期之后把对美汽车出口增长到每年200万辆，最后只好妥协，将限额限制在185万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围绕汽车限额一直争论不休。美日八大汽车公司的首脑1992年5月18日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奥克布鲁克聚会，以图解决两国在汽车贸易问题上的纷争。然而，这次聚会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旷日持久的各种矛盾依然存在。据报道，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对其汽车难以进入日本市场提出抱怨，并对两国贸易的严重不平衡表示关切。但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总裁却说，美国指控日本市场封闭是错误的，“如果某些公司坚持要把汽车贸易问题政治化和挑起我们两国政府的对抗，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合作气氛就难以得到保证”。《纽约时报》评论说，从各方谈话看，美、日汽车公司“在如何缓解紧张关系的步子上和措施上的严重分歧依然如故。”汽车问题之所以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两个经济大国争论的焦点。首先是汽车工业在两个经济大国中都有相当大的比重。美国号称“车轮上的国家”，汽车需求量大，汽车工业一直是美国的支柱产业，美国的钢材约有1/4、橡胶约有3/5用于汽车工业，汽车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冶金、橡胶、玻璃、油漆、机床和炼油工业及公路运输系统的发展。在日本，汽车工业产值是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10，从事汽车生产的职工是日本就业总数的1/10，汽车税收占国家总税收的1/13。其次，对于美国来讲，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主要是由于日本汽车进军美国市场造成的，日本生产的汽车在海外也主要是销往美国。日本采取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双管齐下的战略，在占领美国销售市场的同时，也建立起生产基地。再次，美日汽车贸易争执是知识经济作用的结果。二战后日本汽车企业一直向美国各大汽车公司学习，但在学习过程中加以创新，推出适应市场需要、质量上乘的产品。吴季松先生在《知识经济》中称“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据称，日本尼桑汽车公司研究生产出一种新型汽车所需要时间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一半。这就使日本汽车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小汽车在进军美国市场的同时，也大举进军西欧市场，使得汽车贸易战颇具精彩。日产汽车公司一马当先，1991年8月在英国桑德兰开办汽车厂，生产1立升和1．3立升汽缸容积的小轿车。随后，本田公司在英国斯温登的汽车厂于1992年10月投入生产丰田汽车公司于1992年12月在英国的伯纳斯登生产出第一辆“欧洲汽车”。日本人纷纷在欧洲开设汽车制造厂，是想在欧盟大市场形成之前，绕过当地关税线非关税壁垒，占领欧洲市场。面对日本小汽车的咄咄逼人态势，欧盟要求日本减少对欧盟的汽车出口、以避免双方贸易关系恶化。日本同意出口限量。但在具体限额等问题总是存在分歧，谈判似无终期。(二)永无胜负的技术战电脑、电信、航空、卫星发射等既是知识经济的代表者，也是高技术含量最高的几个领域，这几个产业的贸易，习惯上称之为技术贸易。作为高科技时代原动力的半导体技术本来是由美国公司发明并开拓于世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半导体和家用电子产品大举进军世界市场，超越美国而一时雄踞天下。90年代，这种局面已有所改观，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为大本营的一些美国电子公司宣称，他们已经赶上并超过他们的日本竞争对手，重新夺取了美国在世界半导体市场的领先地位。美国电子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主要归功于美国硅谷一些半导体公司对新技术的积极开发和技术革新，使最复杂的微芯片设计领先于世界。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电子业的成功还由于政府对电子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和为产品销售提供了有利政策。1986年，里根政府促使日本签订双边协议，逼迫日本向美国开放芯片市场，到1991年，美国厂商的产品占了日本国内电子产品销售总额的16％。克林顿政府更加重视信息科学技术，先后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设想和“因特网Ⅱ”计划。1993年3月，美国半导体工业界要求国会和政府继续向日本施加压力，促其扩大进口美国电脑芯片。根据美国、日本之间1990年达成的一项协议，日本应在1992年底使进口芯片占到市场的20％，否则就可能受到制裁。据美方统计，1992年第三季度进口芯片占日本市场的16％几乎全是美国产品。第四季度美方估计日本进口芯片市场份额约是17％左右。美国半导体工业界人士扬言，如果统计数字表明进口芯片市场份额不到18％左右，美国国会和政府就应该继续向日本施加压力，准备在电动工具、大屏幕电视和汽车等产品方面采取提高进口关税的报复措施。在美国公司重整旗鼓、不断施压的情况下，日本公司却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大滑坡。据估计，像松下、索尼等大公司，90年代初期的收入都不理想，而先锋等公司甚至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裁员。日本的芯片制造商也面临韩国、台湾等地厂家的挑战。正当美、日争夺激烈之时，韩国半导体工业发展迅速。韩国半导体制造商主要有三星、金星和现代。此3家公司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用于集成电路制造的投资在1986年至1991年间增加了3倍，升至11亿美元。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同行希望韩国半导体企业的崛起能打破日本厂商对半导体市场的垄断。但事实上，韩国半导体工业界援用了日本的市场战略，成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同行的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发达国家希望依靠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加强其竞争优势，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发展中国家则需建立可靠的电信来促进经济发展，因此，世界电信事业的总投资长期内一直保持着稳步上升的势头。高清晰度电视是继黑白和彩色电视之后的第三代产品。高清晰度电视的水平扫描线由1100到1200条组成，比普通电视增加了一倍，因而图像质量大大提高。屏幕的宽高比为16∶9，视觉效果尤佳。专家认为，高清晰度电视的研制虽起步较晚，但不久将大规模投放市场。对高清晰度电视，日、美、欧三角竞争中日本处于领先地位，并雄心勃勃要垄断21世纪的世界市场。日本的高清晰度电视画面虽然由1125条水平扫描线构成，但是技术显得相对陈旧，采用的是已经过时的模拟技术。欧共体研制的是HD－MAL制式。这种制式是基于英国原先的研究成果，部分采用模拟技术，部分采用数字式技术。画面山1250条水平扫描线组成，宽屏幕，闪烁少，图像质量高。据权威人士分析，高清晰度电视的长远目标是实现数字式技术。采用全数字式技术的电视更加灵活，可以与电脑、电话网相连从而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美国目前研制的就是全数字制式高清晰度电视，计划在20世纪末超过日本和欧洲。美国采取协同作战的方法来与欧洲、日本竞争。一些研究机构与想瓜分世界市场的公司联合起来研制高清晰度电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荷兰的飞利浦公司等五家大公司已经达成了一个临时性协议，决定统一他们的制式以减少研制成本。这种既合作又对抗的局面，使得争夺高清晰度电视的大战前景复杂而难以捉摸。自从世界民用航空史页展开以来，美国制造的民航客机纵横蓝天，俯视天下，无论是阿尔卑斯山区还是亚马逊河平原的机场上，到处可见美国飞机的行踪。但是，美国飞机制造商近年来也遇到了强大的挑战。1987年上半年，由法国、西德、英国、西班牙四国合资经营的“空中客车工业集团”已从美国几家航空公司手中截获总值达70亿美元的巨额订单。西欧的飞机制造公司设计出一种宽体、舒适的260个座位的喷气式客机，没有一种美国客机能与之匹敌。“A—300空中客机”飞机于1973年研制成功。这种飞机适合在欧洲境内作中距离飞行。它的宽体机舱使顾客十分满意，而且，耗油量减少1／3。“A—300”头五年生产增长比较缓慢，只接到50架订单。但是，到1978年，“A—300”的订单已超过200架。1986年，空中客车的销售额为65亿美元，而美国赫赫有名的麦克唐纳一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当年销售额仅为35亿美元。面对空中客车成功带来的巨大挑战，美国波音公司也使出浑身解数对它的飞机进行改造。波音公司在1983年推出一种“757”型客机，是超大型客机，完全是朝着空中客车而来的。波音公司推出的“757”、“767”两种新型客机在美国自然很受欢迎，但在西欧，却很难立足。因为西欧各大航空公司，都偏爱空中客车。此外，空中客车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很有市场。空中客车也打入了美国市场。1978年，美国东方航空公司订购了23架空中客车，总金额为7．78亿美元。美国东方航空公司之所以订购空中客车，主要是因为空中客车工业集团提供优惠的贷款条件。这点是美国飞机制造公司不能相比的。东方航空公司接到由欧洲政府支持的低利贷款，很容易尝付总价50％的自备款。空中客车为了争取订单，向其它国家的航空公司也提供了类似的贷款。针对这种态势，美国政府曾在1981年与英、法和联邦德国政府一起协商有关销售贷款收取同一利率问题。这项协议虽然使西欧3国失去了一项政府补贴，但美国并未占到便宜，因为欧洲厂商仍然可以利用政府的资助降低销售价格，而不是降低利率。后来，美又提出空中客车获政府资助太多。双方争执了六年。美提出最后期限，如1992年3月31日前不解决问题，将向关贸总协定起诉。欧洲四国作出让步，在限期的最后一天与美达成协议，此争端暂平息。欧洲共同体同美国之间关于解决航空业补贴争端的贸易磋商1993年3月31日起再次举行。据报道，磋商旨在检查双方在航空业政府补贴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是否符合1992年7月达成的有关双边协定，并寻求解决争端的具体途径。在欧、英1992年7月达成的双边协定中，双方共同承诺将政府对航空业的研究和开发补贴限制在该项目预算的33％以下，对航空业的补贴控制在该行业营业额的4％以下。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指责欧共体在10年间对欧洲空中客车的开发和补贴累计达260亿美元，抢占了美国市场。对此，欧共体在磋商会上反驳说，美国政府通过国防科研计划等途径向其航空业提出的补贴也大大超出协议规定额度。欧共体要求美国遵守彼此间达成的协议。近来美欧民航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其中，最为突出的应是波音飞机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产生的巨大冲击波。麦道公司长期经营不景气，亏损日益严重，被迫于1996年12月15日与波音飞机公司合并，组成波音—麦道飞机公司。在西方飞机市场上，由于上述两家公司的合并，由原来的波音、麦道、欧洲空中客车公司三家平分天下的局面，变为波音—麦道公司同欧洲空中客车两军对垒。为对付波音—麦道公司合并后的挑战，由法、德、英、西班牙四国组成的航空工业公司于1997年1月在巴黎签署一份意向书决定从1997年起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转变为独立经营的跨国股份公司。据媒体报道，这是欧洲航空工业联合的新征兆，旨在迎接美国波音和麦道公司合并后的竞争挑战，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看来，在知识经济时代、美欧航空公司之间的较量，还将旷日持久地斗争下去。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商业卫星发射数目日益增多，各国的争夺也十分激烈。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使得一次性运载火箭卫星发射市场出现了用户排队等候发射的供不应求的局面。时间一晃几年，90年代的卫星发射市场却是另一番光景：各主要航天大国纷纷登台竞争，总发射能力供过于求。一些国家和集团各显神通，有的看好重量3150千克左右的大型商用通信卫星发射市场，有的盯上1350—1800千克的次重量级通信卫星发射市场，有的则注视着900千克左右的中型商用卫星发射市场。还有的看重几十到几百千克的轻型卫星发射市场。群雄逐鹿，谁主沉浮？观察家认为，美国马丁·玛丽埃塔公司主要瞄准那些极昂贵的特大号商用通信卫星发射市场。其中大力神—Ⅲ火箭一箭双星的发射价格为1亿—1．25亿美元。通用动力公司以其宇宙神火箭家族雄视着各个级别的卫星市场，每次发射的费用在4000万—9000万美元之间。发射的静止轨道卫星重量最高可达3150千克。麦道公司瞄着中型商用通信卫星发射市场，其德尔塔Ⅱ火箭一次发射费为4500－5000万美元，能将重约1350千克的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上面三家公司号称美国卫星发射的“三巨头”，它们虽然气势逼人，如日中天，但不能包揽天下。最具实力的竞争者首推欧洲的阿里安航天公司。自“挑战者”号失事之后，它已夺走了约50％的卫星发射业务。阿里安—N火箭并卫星发射的费用大约是5000万美元。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加入到国际卫星发射自由市场中。俄罗斯的发射实力足以对西方发射业的控制地位构成威胁。冷战时期因武器的空间竞赛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俄罗斯航天工业，每年都为科学、医学研究、地面观察和通讯等需要发射50多枚火箭。俄罗斯原来每年只为自己进行4—5次商业发射，今后将为西方卫星发射服务，收费约为西方正常收费的一半。许多西方公司渴望利用俄罗斯的价格优势。1993年7月16日，俄罗斯代表团同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就俄向印度提供火箭发动机及有关技术的协议进行讨论，最后达成一个妥协方案，即美国同意俄向印度出售几个低温火箭发动机，但停止向印度转让制造这种发动机的技术。另外，美国同意继续与俄罗斯开展空间合作。该方案宣布后，立即在世界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权威人士认为，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卫星发射争夺的交易纠葛。关于向印度提供低温火箭发动机及有关技术的协议是1990年原苏联同印度签署的协议规定，在1995年向印度提供价值约4亿美元的3个低温发动机并转让制造发动机的技术。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承担此协议的义务。对印俄之间的火箭发动机交易，美国一再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俄罗斯向印度提供低温火箭发动机及有关技术，违反了导弹技术控制原则，美国方面宣布，美国将对俄有关企业实行贸易制裁。俄美之间达成的妥协方案使印、俄、美三方就火箭交易产生的争执暂告一段落，但它势必对印俄之间和印美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最近几年也步入了卫星发射市场，且成绩不凡。1997年9月1日，中国的长征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发射升空，成功地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制造的两颗“铱星”模拟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是为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正式发射“铱星”而进行的一次模拟发射试验，用以检验改进后的“长征丙”火箭的性能和质量，检验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综合发射能力。1997年10月17日，中国长征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亚太二号通信卫星成功地送入预定轨道。至此，由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承揽的亚太二号R卫星发射服务合同圆满完成。亚太二号R卫星是美国劳拉空间系统公司制造的大功率通信卫星，由设在香港的亚太通信卫星有限公司经营。投入使用后，主要为亚太地区提供语言、图像和数据传输通信服务。可以说，知识经济时代，挑战与危机并存，竞争与合作并存，冲突与协调并存，这正是这个特殊时代“国际准则”和“游戏规则”。明了规则遵守规则者，必生，反之则死。(三)世界经济大战争夺的制高点21世纪世界经济的战略重心是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即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因此，世界经济竞争的焦点是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而高新技术是一种特殊式的生产力，它必须与掌握它的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所以，21世纪世界经济的制高点是高新技术人才。人才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已为世界各国公认。纵观世界发展历史，英国重视科学技术人才和教育，使工业革命从那里开始，创造了举世辉煌，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科学技术中心从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转移的历史进一步充分证明：哪个国家重视科学教育，重视人才培养、运用，哪个国家就发展，就强盛，哪一时期重视科学教育，哪一时期国家就发展，就强盛。再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由于开始涌入的（自然移民）都是欧洲国家的公民。这些人来自科学教育、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人员素质比较好，其中包括大量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带来了欧洲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使美国发展迅速，由于美国移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思想活跃，重视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使西欧发明的技术当年就在美国用于实际，而且有的比西欧还早。更由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网络人才工作的重视，吸收了欧洲大量逃亡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费米等。美国政府不但收留逃亡科学家避难，而且充分信任他们，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又不把他们作为敌对国特务看待。所以这些著名科学家为美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经济、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美国在大量吸引国外科技人才到美国工作，定居的同时，还大力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建立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一大批世界著名大学，为发展美国经济科技提供了大量著名科技人才。1990年11月29日，批准公布的《美国新移民法》更突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成分，从名额的数量、待遇、签证的难易程度都反映出对高级科技、管理人才的优惠，是美国政府重视人才、吸引人才的政策的集中表现。美国重视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发现人才、发展科学教育事业，使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在短短几年里一跃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前苏联重视科学教育，重视知识分子，使其在核能技术、宇航技术等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敢和美国在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抗衡的世界两大超级大国的另一极。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人才和重视人才的政策，就不会有前苏联在世界军事、科技的地位和国际影响。相比之下，无线电报发明者波波夫和宇航之父齐奥尔连柯夫斯基在沙皇俄国的悲惨遭遇已证明沙皇俄国的落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重视科技人才，从而延耽了科技发展进程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对科技人才的重视更有其特点。英国、前苏联重视基础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重视基础理论人才的培养和学术水平的提高。而日本由于战后经济崩溃，基础理论研究薄弱，而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又需大量资金和一段较大的时间，使日本选择了重视应用型科技人才培养的政策。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利用其它先进国家的基础研究成果，并加以改进、开发完善。然后及时应用到生产实际当中，用于产品生产。由于日本适应了本国国情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把培养产业人才作为自己的人才战略重点，使日本在短短的20年中赶超了西欧多个先进国家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也都得益于重视科技教育，重视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吸引、培养、使用。以上事实都证明，人才在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和世界经济竞争中至高无上的作用。最近几年，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在制定吸引高层次人才，发展科学教育，培养自己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战略，都把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使用作为自己国家生存发展和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战略措施。可以肯定，21世纪世界经济的竞争，主要是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竞争，集中体现在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竞争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它并不是我们国家所特有的战略思想，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世界发展的需要。以世界各国的人才政策为研究对象，找出适合国情的参照系统和人才战略，是面向21世纪，面向世界经济竞争的重要战略措施。三、以知识经济为中心的国际管理知识经济，已成为国际格局得以构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巨大杠杆。在当代，军事威胁的地位已急剧下降，高技术战争成为全球较量的主要内容。以高技术为后盾的经济竞争——半导体战、汽车战、卫星发射战、军火买卖战等是知识经济时代已表现出来的国际竞争的种种形式。知识经济同时使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全球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集团化是推动全球化的因素，跨国公司的大发展，是全球化迅速加强的基础。知识经济促使国际关系竞争。(一)知识经济区域集团化区域经济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存在，区域经济集团化（地区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新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趋势明显加强。90年代，区域经济集团化进一步得到发展。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因素很多，除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增长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知识经济的发展。由于科技革命，在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有利可图的最低产量往往不是一国市场所能容纳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产品品种越来越繁杂，需要的科研经费越来越多，建厂投资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往往超过一般中小国家和中小企业所能承担的范围。在宇航、喷气式运输机等新兴工业部门，情况更是如此。例如，美国DC－3型飞机的研制和设计费用不过30万美元，而波音747的同类费用则达到7．5亿美元，增长了2500倍。正因如此，近来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加强。可以说，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发展，为区域经济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过程，它是知识经济来临之际，亚太地区多种合作意图和努力的一种综合结果。早在1965年，日本学者小岛清等人就提出成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其设想是由亚太发达国家组成核心，发展中国家作为联系国，组成一个大范围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由于条件不成熟，这个提议没有付之实施。1967年，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5国企业家发起成立了太平洋盆地经济委员会，其目的是就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问题进行研究，推动私人企业市场的联系和合作。70年代末，美、日两国官方开始对亚太经济合作表现出兴趣。1978年，美、日政府分别提出建立以太平洋地区正式的多边贸易组织的建议。1980年，日本与澳大利业两国领导人就以太平洋地区多边合作的原则达成协议。之后，在堪培拉召开了“第一次太平经济合作会议”，决定成立美、日、澳、新、加、韩、东盟及南太岛国参加的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这是亚太地区第一个有影响的半官方多边经济组织，由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人士组成。它的成立是亚太地区组织合作深入发展的标志，为APEC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93年西雅图会议，在APEC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一，美国作为东道主，首次召开了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使APEC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高官会——部长级会——首脑会三个层次决策机构，APEC的重要决定最终要首脑会议来拍板，并以首脑会议作出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其二，参加会议的领导人认同了由“名人小组”提出的关于把亚太地区建成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地区的蓝图。1994年，印度尼西亚作为主席国为推动APEC的深入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把西雅图会议提出的蓝图具体化。会议通过的《茂物宣言》提出了APEC发达成员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2020年实现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茂物宣言》被看成亚太地区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起点。1995年大阪会议是雅加达会议的逻辑继续，为落实《茂物宣言》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大阪会议后，每一个成员都制订了落实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单边行动计划，提交给1996年11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第8届部长级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会议最后就成员的单边行动计划达成了一致。《马尼拉行动计划》的通过和付诸实施，标志着亚太经合组织进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实施阶段。马尼拉会议的另一重大成果是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技术合作原则框架宣言》。在APEC史上，这是首次单独通过一项有关组织技术合作的文件，从而使经济技术合作得到了应有的重视。APEC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7年11月25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APEC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的题为《联系大家庭》的宣言，决心寻求亚太地区持续增长和平等发展，并表示相信本地区经济将继续在全球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宣言说，领导人讨论了最近以来地区出现的金融形势变化，对恢复和维持亚太地区金融市场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深表关心，认为本地区长期发展的基础十分牢固，同时相信开放市场和继续寻求贸易投资自由化将给本地区带来巨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