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聘用，礼遇贤才　　商号之间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晋商除自己培养人才以外，还不惜重金，从同业及各方面聘用贤才。任用贤者，就要给贤者以应有的物质利益，贤者才乐意为财东服务。如果只使用而不关心贤者的物质利益，或者论资排辈压制贤者，贤者就可能辞退出号另谋他事。　　山西票号在各号之间相互重金聘用或拉走人才的现象多有所见，而每一个被聘用拉走的人才都给另一方票号带来了好处。这里所说的重金，主要表现在顶身股的份额上。　　宋聚源最初在其昌德票号做事，协同庆票号特许顶身股4厘，把他从其昌德拉走；随之派往兰州、凉州分号管事，因经营有方，获利丰厚，账期又加顶身股2厘。后来其昌德资本家又把宋聚源反聘回来，委以总经理，允顶身股1股。　　宋聚源弟弟宋聚奎，在蔚泰厚票号做事，位至副总经理，顶身股9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介休洪山乔英甫新开宝丰隆票号，聘宋聚奎为总经理，特允顶身股1股2厘。所以有人说：今昔票号总经理顶身股皆以1俸为满，唯独宋聚奎破例。　　山西票号业兴起时，祁县最有实力的富商乔致庸眼看着财源滚滚流向他人，他却因缺乏票号经营管理人才，无法开办自己的票号而暗暗着急。乔致庸心里十分清楚虽然票号赢利丰厚，但是没有精通业务的人才是万万不能的。就在这时，蔚长厚票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原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祁县籍人阎维藩因给年轻军官恩寿垫支银10万两作为其升官活动费，受到总号的责难，并准备查处阎维藩。不想恩寿官运亨通，不久将擢升汉口将军，以后给票号带来的好处自在不言中，总号查处阎维藩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阎维藩从此心中不快，决心离开蔚长厚，另谋高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一位经营票号业务的能手，当他千方百计获悉阎维藩有离开蔚长厚的心事时，就拿定主意要将阎维藩拉过来为己所用。恰在这时，阎维藩要返乡。乔致庸认为时机已到，便命其子乔景仪在途中迎接阎维藩。地点定在子洪口，子洪口为交通要道，是阎维藩返乡必经之地。　　乔景仪等人在子洪口一连住了几天，才等到阎维藩，阎维藩见乔景仪迎接他的盛况，先是一惊。当乔景仪将其父乔致庸请他相见之意转达后，阎维藩感动不已。心想：“自己在蔚长厚受到冷遇，乔家财势赫赫，富名远扬，能如此待己，可谓三生有幸”。乔景仪遵从父命又请阎维藩乘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阎维藩感到乔家如此敬他，十分难得，自己也应自谦，不能让年长的乔公子骑马。二人你谦我让，最后阎维藩只好把衣帽放在轿内，算是代他坐轿，本人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这下可便宜了抬轿子的，16人轿夫换抬一空轿，抬起轿来如脚下生风。接到下人报信的乔致庸早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迎入屋内，嘘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维藩，见他仪表堂堂，举止有度，谈吐有节，精明而不失稳健，自信而不失谦逊，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当乔致庸得知阎维藩年仅36岁时，更是赞不绝口。两人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维藩也决心报答乔家知遇之恩，愿为乔家商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从此，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间。阎维藩身怀雄才大略，善于经营，使大德恒票号业务繁荣昌盛，每逢账期，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两左右。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中，由于社会动荡，有不少商号、票号遭受影响而倒闭，而大德恒票号由于阎维藩主持有方，每逢变故均能及时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所以说，阎维藩为乔家立下了卓越功勋，而乔家也确是慧眼识人才。　　商场上的竞争与其他任何行业的竞争一样，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智力的竞争。请到高明的人才，你在竞争中才能占据主动地位。而真正的人才一般都有傲骨，他们不会随随便便屈尊于人的，他们也在选择能够认识到自己价值的“明主”。因此，能识人，还要会请人，真正做到一流人才一流对待才行。慧眼识人才，还要给人才以很高的礼遇才行。乔致庸做到这点请到了阎维藩，就像当年刘备请到了诸葛亮。　　任人所长，不拘一格(1)　　晋商认为，人有贤愚之分，贤者又各有所长。一个人文笔很好，处理文书十分得力，若任以分号经理则差，因为他缺乏帅才。有帅才的人，又分为稳健派和进取派，有的善于在逆境中求发展，有的善于审时度势，决定进取。所以要任人唯贤，还必须知人善用，用人所长，才能发挥贤者的作用。　　知人善用，任人所长，首先有要知人之智，从长避短，也就是要看清所用之人长在何处，何以长；短在何处，何以短。用人既要知人，又要明事，二者缺一不可。知人则知长短，明事则明顺逆，以长从顺，因逆避短，如此，乃可“出言则听，举事则成”，而“不困”也。不过，“从其所长，避其所短”之运用，除知人明事之外，更须注意灵活机动，不必拘泥。　　在这方面，山西票号总号的经理们有许多知人善用的典型，为票号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协同庆经理任用赵厚田主持各分号事，先是“冒险姑苏，急难臬兰，回翔成都、重庆之间二十余年，能使全局营业，恒操胜算，皆赖赵君之力”。　　蔚丰厚票号任用李宏龄轮番主持北京、上海、汉口的重要分号，官商从无巨额倒欠，被同业誉为贤才。李宏龄善于审时势多谋利，人弃他取，常获盈利。清光绪中叶，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连续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在这多事之秋，李宏龄依据形势变化，在逆境中求发展。　　比如1894年秋，李宏龄由北京调往上海。在未动身前，中日宣战，人心惶骇，京官携眷纷纷外逃，各票号均停止收交款项。李宏龄默察时势，通电各分号照常收交，不过汇费要加重，交款期要延长。同时，将收汇的款项和吸收的存款调至南方有关分号放账，事定后再调回京号，结果获利颇丰。　　同年9月上旬，他由京往沪行至扬州，正遇总号令扬号将存款全部退还，并停止收汇上海款项，如不遵办，则以号规论处。扬号本来主要靠做上海和南京的生意，接电后扬号经理白子直大为作难。李宏龄回答：“旧存款不但不还，有新款尽管收存，皆归上海借用。如有汇沪款项，若扬号放出能赚利，也尽管收汇上海。如总号违令见责，与扬号无干，宏自能回复。”结果，照李宏龄意见去做，扬号年终结利3万多两。反之，李宏龄不主持的分号却是另一种情形。　　李宏龄对伙友疾苦也非常关心。票号派往各分号的伙友，规定不准携眷，三年回家探亲一次，老少皆然。李宏龄认为这种号规有许多不近人情之处。故积极建议总号改进或灵活掌握。比如有位孔老台，住京数十年，勤勤恳恳，于事事裨益不少，担子亦属甚重，且年逾花甲。李宏龄认为这种情况不能与少年相比，建议可一年回一次家，“他人不得援以为例”。郭倍瑾来京已经两年，按号规离下班期尚有一年，可郭倍瑾临行时完婚才一个月，李宏龄建议总号准予提前归里探亲。由于各分号伙友少年颇多，客居异地日久，气候生活等不适应，不少人身体虚弱，“饮食减少，彻夜不眠，服药无效，医家言阴虚火盛，将成痨症”，鉴于这种情况，李宏龄大声疾呼，建议总号对此情况应予以照顾，不必拘于三年才能回家。　　晋商知人善用，任人所长，还强调要不拘一格，乔致庸就是其中的代表。马荀原是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西商号下属一个小粮店的掌柜，他虽不识字，却善动脑筋，又能吃苦，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小粮店生意十分兴隆。可是，复盛西商号却经营不善，连续两三个账期都是赔钱，反倒要粮店给复盛西贴补财务窟窿。而复盛西商号的伙友，虽然赔了钱，却待遇好，地位高；粮店伙友虽然赚了钱，待遇、地位都不能与复盛西相比。粮店的伙友难免为此发牢骚，马荀心想长此下去，人心不和，买卖必定垮掉，经过再三考虑，他下决心在回家探亲时向财东乔家反映真实情况和意见。　　马荀是山西祁县姜堡人，离财东住地乔家堡仅五六里路程，但他求见东家心切，在探亲回家时径直到乔家堡。时值寒冬腊月，马荀不讲究穿着打扮，身披一件白羊皮袄，又是长途旅行，浑身尘土，到乔家宅院时竟被看门的当作乞丐拦在了门外。马荀急中生智，让门房赶快去禀报老爷，就说有一位马大掌柜从包头回来，有急事要面见东家。门房一听马大掌柜，不敢怠慢，急忙禀报。老财东乔致庸听说有人自称马大掌柜，不由得暗中发笑，因为还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自称是大掌柜，倒看看这位大掌柜是何许人，便传话请进。马荀见到威名赫赫的财东乔致庸也毫不胆怯，把复盛西商号与粮店的经营情况讲得一清二楚，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乔致庸听马荀讲的有根有据，十分欣赏马荀之才。既是人才，岂有不用之理，又听说马荀千里迢迢从包头回家，却过门而不入，更是增加了对他的钦佩。时正逢腊月底，于是吩咐家人：“备一份厚礼，套上我的轿子，送马掌柜回家探亲。”马荀一听，感恩不尽，知道事情有成，便风风光光坐上财东轿子回家去了。年关，包头复字号掌柜向乔财东汇报经营状况，乔致庸详细询问了复盛西和粮店的情况，知道马荀所言属实，便给包头掌柜作了交待，拨付马荀所在粮店一笔资金作为本钱，独立经营，由马荀全权处理粮店事宜。　　过了年，马荀得到准信，心中十分欢喜，决心大干一场，不能辜负乔掌柜的信任，想到这些，他再也无心歇在家中，便提前来到包头主持粮店买卖，马荀成了真正的粮店大掌柜。他起早贪黑，苦心经营，粮店的生意红红火火，粮店有时需要掌柜签字，可他不识字，便请账房先生替他写好马荀二字，他照猫画虎来写，可字又难免写得缺胳膊少腿，竟把马荀二字成了马苟，成了伙计们的笑料。他被戏称作“马狗”掌柜。不过这位“马狗”掌柜可真有本领，心算口算又快又准，业务经营得生气勃勃，人又有德性，勤勤恳恳，在他主持粮店业务的数十年中，为乔家赚了大量的银子。马荀的成功，与乔家善于识人、不拘一格提携是分不开的。　　知人善用，任人所长，不拘一格，既能聘请德才兼备的人总领号事，又能在号内广用人才，同时号规谨严，这就保障了商号上下人等都能同心同欲，朴诚稳妥，齐心协力，凝聚成“人和”的力量。“天地之性人为贵”，正是贵在“人和”，贵在人的力量，贵在人的价值，贵在团队的力量，使得晋商的商号票号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起来。　　劣汰优胜，奖罚严明　　晋商用人还重视替换更新，因为人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有两方面，有的勤奋好学，不断上进，德才皆优，成为票号的骨干；有的傲慢懒散，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这种变化的表现，或初为人用勤劳，慢慢骄傲自满；或时代发展，知识能力低下，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或者开始贪财，损公肥己；或者不重视票号信誉，为顾客服务差，影响票号发展等等。　　因此，除了要对雇员进行不断教育外，还必须吐故纳新，有进有出，才能拥有一支精明能干、廉洁奉公的员工队伍。吐故淘汰了不称职者，纳新增加了票号新的生命力。如果只进不出，滥竽充数者充斥其间，票号就不会拥有一支好的员工队伍，则贤能无由奋起，还会挫伤贤能的积极性，票号也必然招致失败。正是用人上采用吐故纳新，有进有出的原则，晋商保持了青春活力，创造了百年的历史。　　除了吐故纳新，有进有出，晋商在用人上还注重奖罚严明、决不姑息。李宏龄有一段话道出了奖罚严明的重要性。他说：“人才之兴，全凭鼓舞。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反得夤缘而上，成败所关，岂浅鲜哉!”所以，晋商总是赏罚严明，不徇情，不护短。　　李宏龄长期担任蔚丰厚票号驻外庄掌柜，在北京、汉口、上海等都任过职，并取得过显著成绩。他在北京分号任职时间最长，在总号中也很有影响和地位，但在任用人员上从不凭资格徇私情，始终出以公心，举贤荐能，受到全号上下的同声称赞。　　李宏龄从长期经营管理中，深深认识到：“号事之兴衰，全在人位之高下。”“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哀。”作为票商，李宏龄在用人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在用人上，特别注意选贤任能，裁汰平庸。　　李宏龄在北京分号任掌柜时，重用侯中杰管理业务，梁鸿基管理账务。一个跑外拉存货，一个管账不出错，犹如他的左膀右臂。但他并没有因此把这两个人压在自己的翅膀之下，而是积极向总号建议破格提拔此二人，哪怕调往外地也在所不惜。他手下还有个叫刘承基的人，写书信很有功底，业务也非常熟练。总号提出要调刘去扬州分号管书信。李宏龄见未予提拔，就公开向总号表态不放人，坚决把人留北京。等待更好的机会，再承担重任。　　李宏龄不仅对自己手下人公正对待，重用贤能，而且对总号的用人也十分关注，经常向总号提出自己的用人建议。成都分号掌柜郭某不守号规，造成经济损失，被免职调回总号，可总号二掌柜又把其派往天津当二掌柜，李宏龄闻讯，不顾层层关系网，向总号伏义执言，请总号收回成命。总号不听，结果郭某在天津又滥放贷款三四十万两，造成坏账，使蔚丰厚遭受巨大损失。　　身为蔚丰厚执事，李宏龄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主张选用能随机应变之才，布置于各码头，所以平日留心物色，一旦发现中意的人才，便破格提拔。他听说百用通票号的毛兰亭由分号下班回到总号平遥。因东家所给顶身股不合己意，意欲他往。于是他立即信告总号，介绍“其人颇能办事”，希望能迁请到蔚丰厚来。总号采纳李宏龄的意见，聘请毛兰亭到常德主持分号。后来李宏龄通过巡察各地分号情况的人汇报，了解到毛兰亭抽鸦片“嗜好太重，诸多未妥”，便立即建议总号派汉口分号冀起文前往清查。他说：“如果属实，即另派妥人前往。总之，号事以妥实为主，岂可因弟汲引在先，遂而袒护。凡事秉公，不必瞻徇也。若必如此拘泥，恐以后无敢保荐人者。无论弟所荐之人，并非弟之亲故；即使弟之亲故，亦不能容推；至于他人，无论为何人所荐，均不能姑容也。”　　类似如此事例有很多，都说明晋商由总经理到分号经理，都是纪律严明，该奖者奖，该罚者罚，从而与雇员能同心同德。贤者受到鼓舞，违规者被惩罚，才能使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晋商用人方式的借鉴　　晋商“避亲不避乡”的用人原则，是基于实行两权分离管理模式的下的一种用人方式，对现代的家族企业管理有很好的启示。　　现代的家族企业有一大部分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的，在用人方面侧重于近亲使用，而不能对社会优秀人才进行择优录用。企业内部缺乏民主气氛，企业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员工自由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员工对家族成员听之任之，企业缺乏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仅凭经营者的主观经验和常识，靠简单的信任和亲情去约束人，企业员工缺乏积极性、创造性，没有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的动力。　　有一家民营企业在营业额达到3个亿后，业绩就迅速滑坡。这家企业，老公抓生产，老婆管市场，小舅子管采购供应和财务，不仅很难获得外部社会的信任，而且还很难获得内部员工的信任。这家企业业绩不稳，原因在于企业的业务骨干队伍不稳。由此可以看出，晋商们不用“少爷、舅爷”有其先进合理性。　　企业要发展，就需要改变“子承父业”这一传统，企业管理的接力棒并非一定要传递给自己的子女。世界先进的家族企业往往会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这样还可以解决家族企业矛盾。沃尔玛就是最好的例子，沃尔玛家族拥有者从来不去公司。沃尔玛整个系统能够有序地运转，靠的是一套完善的流程和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家族企业的某些特点是相同的，做法也应该是相近的。　　民营企业在选定接班人时，除了坚持家族制的民企，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都表示，不会要求自己的子女做接班人。慧聪集团CEO郭凡生说，他不希望女儿继承他的公司。郭凡生认为，如果子女的能力比父辈强，自己完全可以创业，将来的事业可能更大；如果子女能力不如父辈，即使继承了父业，将来也会把公司做垮。　　现代联合控股集团的董事长章鹏飞说：“我女儿现在很明确，她不会到我公司，因为我太太都不在我公司。我现在在考虑用培养的方式来逐渐选择接班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理性的。”　　西门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总裁陈夏鑫说：“儿女们将来做股东可以，但管理不希望他们参与。现在社会在变革，说句真心话，对于儿女们，我根本没有希望他们来做这个。”　　海星集团总裁荣海说：“关于接班人，家族中人可能只是资产的继承者，而不是运营管理的继承人。我现在主要还是从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我要成就的是海星这个牌子，使它能够延续下去，是不是由家族的人来管理倒不是很重要。总不能让阿斗当皇帝。”　　由于中国特殊的企业环境，民营企业往往不敢把财富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而父辈又终将退出江湖，他们只得赶鸭子上架，把“二代”逼上财富舞台。这样的结果，使得财富如一块沉重的石磨，“二代”驮着难受，父亲扶着当心，企业运行也变得蹒跚艰难。　　中国家族企业要发展壮大，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不走出家族化管理的体制，不利用市场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肯定是行不通的。对家族企业来说，能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自然是比较理想的做法。实现职业经理人的引入，已成为目前中国家族制企业管理专业化的主要方式，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就是过去晋商票号中的“掌柜”或总经理。　　晋商用人“重金聘用，礼遇贤才”，允顶身股，现代的家族企业可以借鉴的是实行产权多元化，建立起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盟自己的企业，出让企业的一部分股份给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骨干，尽量留住人才，同时也能促使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企业经理人还没有形成品牌效益、还缺少个人信用作保证，一些企业经理人员为了自己私利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也是存在的。因此，家族企业必须重视对职业经理人道德风险的防范，建立一套合理的人才聘用系统和激励系统。　　组织管理上权力集中统而不死　　有一整套严格有效的经营模式　　晋商的商务活动多通过商号、票号进行。通常一个晋商家族所立“号”下设有多处分号或分支机构，少则十来家，多则数十家，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对于一个店铺丛生、经营种类繁多的庞大企业，要使之运行有序、高效，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没有一套成熟可行的经营管理模式是难以想像的。大量史料表明，晋商确有许多巧妙的经营艺术。　　组织管理上权力集中，统而不死　　从现代企业管理上讲，一个企业的高效运行，首先需要设计一个合理的组织结构，即在劳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设计出组织所需的管理职务和各个管理职位之间的关系，并以相应的机构为载体，使各项管理职能发挥应有的效用。经过这样的制度安排，一个拥有数百、上千甚至上万人的大型企业才可能较为顺利地运转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组织管理是搞好其他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没有合理的组织安排，企业的人事、营销、财务等的管理也往往难以尽如人意。　　对于晋商而言，一个家族的商号或票号规模大多可达百人以上，其资本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和城镇，而这些商号、票号制约互利，通过资源整合，使整个家族企业形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管理系统，成功实现了各自的集团化经营。当然，以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来看，晋商家族企业所采取的正是一种高度集中制的组织管理模式。　　财东拥有所有权，一般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委托总经理，授之以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以充分发挥其才干，即所谓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总经理坐镇总号，除管理总号内部各项事务外，就是对各地分号进行宏观调控，晋商商号、票号总号实为企业的权力中心，凡经总号集体研究，由总经理最后定夺的经营决策、业务方针、存放汇兑等各种规章以及人事管理制度，上至经理(包括分号老板)，下至一般伙友，必须不折不扣地遵行，不准有丝毫违背。否则，即以违犯号规论处。　　分号经理(掌柜)拥有所在商号的业务开拓权、资金运用权和人员管理权，但机构设置、资金调度、人事任免和赢利分配等重大权限均由总号控制。分号实际上是总号根据经营种类或区域范围下设的从属部门，虽然年终或账期也须向总经理及财东汇报经营绩效，但衡量标准不仅仅是看其赢利多寡，更重要的是该分号对总号实力增强做出多大贡献。　　无论总号与分号，其内部人员设置的原则都是“因事设人”，绝不“因人设职”。每个商号一般从业人员在10人左右，其中大掌柜(经理)是决策人物，二掌柜处理日常事务，负责对外联络、安排日饭谱，三掌柜(柜头)总管柜台业务，内事先生(管账先生)监管文书、出纳及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的保管，柜员2～4人，经办具体业务事项；学徒2人，协助柜员打杂。　　比如，祁县复恒当设置人员的标准是“紧七慢八”。就是说7个人紧一点，8个人就比较宽松。所以伙友一般为7～8人，绝不超编。精干的机构设置大大提高了商号办事效率，减少了管理费用，同时又增强了雇员的责任心，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为商号、票号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制度管理上严格号规，令行禁止(1)　　晋商之所以长盛不衰数百年，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制订并切实实行了严密而完善的号规。晋商有谚称：“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铺有铺规。”号规无疑是商号的根本大法，其制订得是否完善，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对发展有利，无疑与商号的命运息息相关。　　大德通的号规上有这样的话：“凡事之首要，箴规为先。始不箴规，后头难齐。”作为统辖商号全局的法规，必须对商号的性质、人事、业务及福利待遇等重大事宜做出原则性的规范，使号内任何人都必须在号规的规定范围内活动。如果能够切实遵守明文规定可得到奖赏；如果触犯，也应视其程度，作出相应的处罚。晋商号规极严，无论经理、伙计、学徒，均须遵守。从而使商号上下努力任事，团结一致，勤奋进取，充满活力。　　晋商在号规方面创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诸如经理负责制、学徒制、号规、休假制、账簿制、保密制等。晋商号规内容之全面，条款之严密，实施之切实，是现代不少企业难以做到的。尤其是令行禁止，人人遵守，更值得现代企业管理借鉴。　　经理负责制主要是实行量才录用、规范管理的严格制度。用请掌柜、写合约、定人股来规范财东和掌柜双方的权益和行为。经理(大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不干预号事，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经理则做到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忠义来答报知遇之恩。经理在任期内业务突出有成绩者，则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　　晋商认为，商业赔赚如兵家胜败，士气可鼓而不可泄，若非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一时亏赔者，财东则补足资金，慰勉鼓励，令其重整旗鼓，经理自然更加卖力。如不称职者，则减股减薪或辞退不用。如太谷曹家聘用的“富生峻”钱庄的首任经理，因经营不利，几年间把曹家的本钱全部赔光。曹家问清原因，不但不加责难，反而三番两次付其本钱，让其再干，后终于转败为胜。不仅使“富生峻”起死回生，而且又开设了“富盛泉”、“富盛长”、“富盛诚”、“富盛义”四家分号，这位经理遂成为效忠东家，敏惠干炼的商场名将。　　学徒制对对店员、学徒要求十分严格，如对相貌、身高、家庭、文化、德才都有一定要求。入号后对其严格进行职业道德、工作技能培训。培训毕，经过严格考察后，量才使用。山西有谚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由于要求严格，从而培育了不少商业骨干人才。　　晋商对字号普遍重视，因为字号乃商家的根本，尤其是那些延续数百年的字号，无疑是信誉和财富的象征。商家把维护字号当做保护生命一样重要，因此，号规首先对字号的使用和维护作出明确规定，其主要宗旨就是强调要树立和维护本字号招牌。　　休假制度方面，一般规定号内职工从掌柜起，均为三年回家探亲一次(分号路远者，如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地为五年一次)，称为班期。住家半年，往返旅杂费由号中供给。如遇婚丧等事，视情况予以补贴。号内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家眷。　　在账簿制度方面，晋商商号、票号账簿是旧式簿记，但组织完备，登记详密。其账簿多至十几种，主要有万金账(东伙开办时合同、股利分配等)、流水账(借贷、汇款、杂支、汇费、利息，与各庄来往汇款)、老账(即流水分类记)、浮账(即活期存款)、汇兑账、存款账、放款账及各地往来总账、本埠往来总账等。　　资金管理制度方面，资金由总号统一调度，分号按总号授权分工负责；账目实行日结、月报、年清制度。汇兑可以顺汇，也可逆汇，方便客户；汇费随行就市，可以“让点”；存款可以整存分取，本息可以在异地分号随用随取；每日店铺都要点检，多出来的银两一律没收，缺少的一律照赔。凡此种种，一整套管理制度近乎苛刻，但都能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保障了票号的规范运作和金融安全。　　票号的保密管理制度更是别具一格。总号与分号之间，不论指示、安排或请示、汇报，均用编号和记有日期的书信；写书信用暗语，重大机密派高级职员亲往口授。信汇有专用信封、信稿及格式规矩；行文采用密押，如1～9个数字用晋、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9个州名代替；年、月、日均另有代码字。汇票还采用先进的水印防伪技术。日升昌票号的大方印，他们一锯为三，大掌柜执1/2，二掌柜、三掌柜各执1/4，三块印同时捆绑盖章才算有效，防止个人独断专行。　　其他还有：上司可以定期不定期地进行查看，考察从业人员的能力和工作成绩。各分号之间，虽以结账盈亏定功过，但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本处获利，别的分号为受其害者，可以为功，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　　尤为可贵的是，晋商的规章不只针对下属，对财东的职权也有明文规定。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别人为自己办事，不得干预号内人事；经理对外代表商号，财东不得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　　以上这些是晋商的独特之处，也是有其称雄数百年的奥秘所在。　　晋商经营管理方式的借鉴(1)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而制度建设则是管理之本。目前，企业建制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优秀企业文化建设，这是企业发展的两大支柱。企业制度能抑制人恶的一面，企业文化则能引导人善的一面。企业文化核心是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观，其主要作用是增强企业凝聚力。　　在这里，晋商的经营管理方式对现代民营企业的管理有很大的启发。如今许多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所采取的治理机制在经营发展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如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管理决策不科学、产权结构不合理、人才机制不灵活、利益机制不均衡等。民营企业要发展，就要在一定发展阶段果敢地抛弃旧的管理机制，建立起适应企业发展的新型的现代企业科学管理机制。　　我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重要职位由家族成员担任，实行集权化领导，专制式决策。企业采取家长式管理模式，凡事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来自内、外有效的监控、反馈和制约，使得决策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　　晋商的财东作为所有权，一般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委托总经理，授之以很大的经营权，组织管理上权力集中、统而不死。对于现代的家族企业来说，也可以加以借鉴，采取分权管理模式。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企业管理体系中的等级界限已相对模糊，下级机构有相当的权力，各职能部门的横向水平联系居于优势。在信息传递上，上下纵向沟通仍将是必要的，但横向信息网络显得更为重要。分散管理打破了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使权力分散到不同的层次。分权使管理层次简化，更易于沟通信息，加强横向接触，可以发挥下级联系职能部门的主动性，减少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便于提高效率。　　比如，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的股份有98％属于家族成员，但在人员任用上走的是淡化家族制的路子。在方太集团里实行放权管理，除了茅理翔的儿子茅忠群是总经理外，总经理之下的总监、中心主任、财务经理等都是引进的职业经理人，权力都很大。家里人一律不能担任总经理之下的管理职务，这是一个硬指标，已经成为方太的文化理念。　　美的集团的何享健在资本上追逐着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企业管理架构上，他一直在努力避免美的变成家族企业。目前，美的集团实行的是拆分凸现放权。对于分权和集权，何享健有一套十六字真言：保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序。　　民营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治理模式，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两权分离”并不等于一定做到了“管理科学”。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灵活性有余，制度化不足。一些家族企业管理不严，纪律松懈，浪费严重，缺乏监督和自我约束机制。一些家族企业领导人认为只要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制度设计，多开会，多监督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往住又会流于形式。　　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有自己一套成文的规范制度，不过是出于一时业务和管理的需要。在一些民营企业老板意识深处，我就是制度，我可以制定制度，也可以违反制度，甚至可以改变制度。　　现代企业讲究的是个制度，照章办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有些民营企业的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结果。因此，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尤为必要，通过科学管理来提高企业效益有很大的潜力。　　企业有一套好的制度，懒人可以变勤劳，笨人可以变聪明，没有钱可以挣钱，没有人才可以吸引，没有技术可以创造，管理漏洞也能堵死。如果没有一套好的制度，聪明人会变笨，勤劳人也会变懒，管理漏洞反而会越来越大。因此，实施全面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形成一个由管理技术和管理控制的制度体系，对于发展中的民营企业来说要比具体的经营活动更重要。　　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是克服随意性的有力武器，它能使企业建立起实施整套规则的管理结构，和使决策能被授权并合理地实现预期结果的工作体制。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来说，通过实施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来提高企业的素质，是迈向管理现代化的一个必要台阶。　　民营企业要健全管理机制，就要从简单的控制机制向能够调动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机制转化。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科学决策体系、人才管理体系、生产经营体系、资金运营体系、质量监督控制体系和技术工作体系。同时，企业还应建立一套高效率的运行机制，如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约束机制、淘汰机制等，利用组织机制的力量克服管理中的不足。　　民营企业制订了先进合理的标准，如果不彻底改变家长制领导方式，仍然以人定法，以言定法，那样的标准就没有什么价值。企业领导者要以身作则维护标准的权威性，带头按标准办事，做群众的表率。标准定了的，即便是领导者也无权推翻或更改。　　建立企业标准体系以后，企业领导者要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抓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全局性的指挥上，而不要纠缠于日常琐事。要狠抓标准化的贯彻实施，认真组织员工学习与本职有关的标准，切实掌握这些标准的要求，以便能够严格地、自觉地贯彻执行标准。在全体员工按标准办事的基础上，企业领导者便可以用一定精力抓好“例外管理”，处理那些标准没有规定的事项。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领导水平，真正按照现代化管理的要求把企业管理起来。商道七灵活融通变通生财　　在经商活动中把握正确的经营术是商人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地吸收古人的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打破陈规，不断创新。时势在变，赚钱之道也应随之而变。晋商以善于经营闻名于全国，其经营方略值得借鉴。　　灵活机动，服务周到(1)　　赚钱之道贵在灵活变通　　晋商做生意都很灵活变通，“千方百计抓商机，想方设法创效益”。如保定分号获悉北京分号收银很多，就主动找生意往北京汇兑。有时为了调剂快，不仅不收汇水(汇费)，甚至还给汇款人贴水，生意做得十分灵活。这样的例子在晋商经营行为中比比皆是，生动地体现了晋商的睿智与机敏。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　　灵活机动，服务周到　　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　　商号“大盛魁”，在蒙古经营历经200余年不衰，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组织货源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多变。他们精心研究蒙古人的生活要求和消费心理，采取适宜的经营策略以满足顾客之需。　　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　　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大人有大人的尺寸，小孩有小孩的尺寸，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　　鉴于蒙古人缺医少药的状况，大盛魁按蒙医习惯以72味、48味、36味、24味分包，药包上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品和效用等等。大盛魁的掌柜和伙友还做到了初懂医术，掌握了针灸的技术，随身携带常用药品，边做生意边医治小病，通过义务医病，疏通情感，建立了友谊，致使有的顾主数十年不变。　　不论什么商品，不论有多少习惯和要求，大盛魁总能满足蒙古人需要。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如今市场竞争已经演变为商品质量、价格、售后服务和企业形象、信誉以及与消费者的关系等全方位的竞争。特别是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情感，在商品营销中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感情能转化人的认识，感情能调节人的行为，在商家林立、货比多家的情况下，人们自然更愿意到信得过、感情亲近的商家购物。　　当初海尔为了成功地进行二次创业，派出了多支考察队对我国和世界先进企业进行考察访问，并对我国和世界经济市场也作了整体研究。结论是：在未来的年代里，占有市场份额的多少将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而企业服务水平的高低和产品的不断创新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产品所能占到的市场份额。　　于是张瑞敏确立了“消费—服务—生产”的这一代表潮流经营框架。提出了“服务重于利润”的战略思想，并据此而制定了二次创业的核心目标：以开展星级服务成为中国家电第一品牌为中心，以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和产品的不断创新为重点，把海尔建设成为国际化的企业和跨国集团公司。在“用户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用户永远都是对的”这些服务理念的指导下，海尔订立了“高标准、精细化、零缺陷”的星级服务目标，设计了“售前、售中、售后”的星级服务内容。　　对于商人来说，经营取利的实质就是服务他人，利人利己。在商家林立的今天，挑剔的顾客自然会货比三家。只有那些质量和服务让他们信得过，而且在感情上容易亲近的商家才能消除他们的戒备，使他们乐于打交道。替顾客着想，就能赢得顾客的心，也就赢得了市场。　　麦当劳的老板雷?克洛克当初经营汉堡包时，首先注意抓质量，使它美味可口，百吃不厌。他奉行品质至上的观念，不新鲜的肉坚决不用，明确规定要用最新鲜的肉，违者必究，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和管理措施下，使产品始终如一，赢得了信誉。同时，还注意增加花式品种，以适合各种爱好的顾客。　　雷?克洛克还规定所有销售店一定要做好服务工作，确立“顾客是上帝”的宗旨。在各销售点柜台上，摆设有整洁的纸餐巾和喝牛奶、可口可乐的吸管，让顾客随便拿取，顾客可用纸餐巾包着汉堡包的一头进食，既卫生又便利。同时，员工态度和蔼，热情待客，顾客打个电话也可送货上门。总之，他们对这50美分的买卖(一个汉堡包的售价)考虑得十分周到。　　讲究整洁卫生，是汉堡包经营的一项重要原则。雷?克洛克强调汉堡包要与不注意卫生的习惯挑战。他平时规定员工要懂得如何注意卫生，并且明确规定产品的卫生标准和销售店铺的清洁条例。员工的工作服，一律要雪白整齐，天天更换；店里的一切东西，一律摆设得井井有条，凡有纸屑杂物，随见随清。　　顾客满意的程度是衡量产品维持多长的生命周期的重要尺度。汉堡包问世73年，它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越销越旺。它走出加州，遍及美国，乃至跳出美国，走向世界。究其原因，一是便宜，一个汉堡包的价钱是一个普通工人5分钟工作报酬值，一顿午餐吃两个汉堡包就够了；二是便利，国外的企业、机关团体中午只有半小时休息，汉堡包适应了这一状况；三是美味多汁，迎合大众需求。　　此外，汉堡包的成功与雷?克洛克注重提高人员素质是分不开的，“汉堡包大学”培养了各方面的管理人才，确保了公司的经营水准。　　一位美国著名企业家深有体会地道出：“现代商战的胜利，不在乎你占据多少个商场，而在乎你占领多少个消费者的心，占领了消费者的心，你就拥有了一切。”中国的学者也精辟地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战的赢家是人心与金钱的双赢。　　质优价廉，薄利多销　　晋商做生意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赢得广大客户的欢迎。他们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装、茶叶、布匹、铁锅、白酒、红糖、瓷碗、壶、果品等贱价抛售，还将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　　晋商深入了解各地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准、市场容量、产品规格、性能、价格等要素，采取以销联产、产销结合的办法，有时直接联系货源，组织生产加工。例如，平遥、祁县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干脆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开设茶叶加工厂，自己加工包装成砖茶，然后加盖本公司的商标，到各地销售。他们往往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晋商重视产品质量、信誉，因而客户只认商标，不加检验便大量购买，致使销路畅通、市场稳定、利润大增。如祁县乔氏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坚持薄利多销，其所售米面，从不缺斤短两，不掺假图利；其所用斗秤，比市面上商号所用斗秤都要略让些给顾客。于是，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效果。　　此外，晋商大多从事长途贩运，商品的流通环节十分畅通，自运自销，产销配套，一条龙服务，既保证了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又赚取了运输费用，可谓一举数得。　　司马迁说过：“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意思是说，贪婪的商人要价高，让利三分之一，所以没有人买货物，因而得利就少；而“廉贾”则不然，他让利一半，价格虽低，但卖得多，销路好，这就是“薄利多销”的道理。目光短浅的人总是很难克制自己的贪婪，只有真心让利换取信任，才能带来更大的回报。　　山西有个农民，身背一口袋花生米闯进武汉城，卖了这袋花生米之后，发现这东西在在武汉好销，但是卖花生米的人也不少。思来想去，他回去以自己最大的力量购了几千斤花生，运回武汉。他发现如果像别人那样经营，他根本赔不起，因为一无店铺二无资本。于是他把这几千斤花生以仅比他收购价高出一点点就出手了。他觉得这种方式很不错，虽然赚的少了一些，但转得快，且总有些赚头。　　于是他大胆购进10万斤花生米运到武汉，然后毅然将零售价从每斤110元降到095元。消息传出后，群众蜂拥前来购买，连一些大店铺也争相来他这里进货。从此，武汉的花生米价格也因此稳定下来。由于他经销的花生米物美价廉，生意越做越大，终于形成了规模，人称“花生米大王”。　　有些人，做小本生意，但是业务却蒸蒸日上，规模也翻了几倍，原因何在?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小富即安，满足于现状，而是将自己的智慧串缀于经营的每一个角落，并发现财富新的落点，在让利的基础上，运用灵巧的经营手段扩大了经营规模，提高了利润。所以，要想掘得巨大的财富，野心固不可少，智慧用心也不可或缺。　　1949年以前，毕克没有正式职业。但就在这一年，他突然想到，经营原子笔也许能赚钱，于是他找朋友华尔，借1000美元做生意。他贯彻薄利多销的原则，却赚了大钱。后来他把销售市场扩大到海外，扩展到美国，获得了成功。其后他又推出了具有与普通笔同样敏感的特殊原子笔，每支售价仅29美分，行销世界各地。　　1972年，毕克又推出全套的彩色原子笔，深受欢迎。他在订价上很能适合顾客的心理，从不把价格订为整数。他推出的这种彩色笔，5支装的订价为99美分，10支装的订价为1美元98美分。他这种订价手法，也是一种经营艺术，因为他把5支装的售价订为99美分，给人们造成“不到1美元，便宜合算”的印象，于是销售量激增，即使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也大行其道。　　人弃我取，独辟蹊径　　日升昌票号有句发家名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句话代表了晋商的经营之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一个成语，来源于《史记?货殖列传》“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说的是战国的商人白圭创造的一种适应时节变化的经商致富办法。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别人不要的我要下来，别人要的我就给予。　　按照这个办法，在丰收季节，农民收的粮食很多，大家都不要，价钱也就便宜下来，白圭就大量买下粮食。这时，粮价虽然很低，但蚕丝、漆等因不是收丝或割漆的季节，没有大量上市、价钱自然很高，白圭赶紧把这些货物卖出去。到了收丝时节，蚕丝大量上市，价钱贱下来，而粮价却高了起来。这时，白圭就收进蚕丝，卖出粮食。就在这买进卖出之间，牟利致富。　　山西蒲州(今永济)位于南北纵贯晋陕峡谷的黄河折转东流之处，这里土陋人稠，历来挟资本走四方者十之九。由于经商之利倍于农，故外出经商之人多能以富归里。这些商人虽然走南闯北，到过五方都会，但是其富多由切计刀锥之利而成，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明代山西蒲州人王海峰虽然也和其他商人一样外出经商，但他的经营方式却与众不同。　　明代，蒲人外出经商大多是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蜀。王海峰一开始也是去了上述地方，但经过一段时间，他认为这些地方经商盈利不太多，便东走青沧。青是指青州，在今山东益都；沧是指沧州，即今河北沧州。这两个地方是明代的长芦盐区，盐行北直隶和河南之彰德、卫辉二府。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是王海峰认为，这里是春秋时齐国管仲收鱼盐之利的地方，陶朱公也是据此富致千金。 经商就要人弃我取，人去我就。因此，这里正是可以大干一场的地方。　　他到沧州后，先熟悉该盐区盐政，了解该盐区的运销历史，从中找出经验教训，然后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严禁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盐税收入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著名的富商。明代大学士张四维说他动辄万金毫不在意，其资产之雄厚就可想而知了。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王海峰70岁时才离开盐商界回到故里。张四维对他评价说：“蒲州虽然多豪商巨贾，但少见像王海峰这样有雄才大略的商人。” 尽管史料上关于王海峰的经商活动记载十分简略，但他的人弃我取、人去我就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商业经营者来说，仍是值得借鉴的经商经验。　　“人弃我捡”，这种剑走偏锋的险招往往能出奇制胜，但它的前提应该是有洞观全局的眼光和成竹在胸的信心。否则，这种便宜也不是好捡的。　　前几年，在沈阳街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兄弟俩和妯娌俩筹集了两家人的全部积蓄，奔向海南往沈阳贩西瓜。当时，沈阳市场西瓜紧缺，经营者都纷纷奔赴海南购买西瓜，都想赚一笔大钱，这是不是机遇呢?照机遇的本身含义来讲，这种时候肯定是一种机遇。　　但是，当哥俩把西瓜从海南运到沈阳后，沈阳市场西瓜堆积如山，喊破了嗓子也卖不动。最后一算账，连本钱都没赚回来。于是哥俩都绝望地说：“今后死也不干长途贩运了。”　　可是，妯娌俩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她们筹借了一笔资金，不顾众多人的劝阻，二下海南。这一次，当她们把西瓜运回来后，市场上当天只有她们两人的西瓜，一下子就被人抢光了，不但弥补了上次的亏损，还获利一万多元。　　当有人问她们赔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还去海南贩西瓜呢?妯娌俩说：“第一次，市场缺西瓜，我们去贩运的时候，别人也去贩运了，又都是那两天到货，货一多，价格就低了下来。在我们赔钱的时候，别人照样赔钱，就像我们那哥俩一样，害怕再赔钱，都不再搞了。正是这个时候，我们把西瓜运进来，市场只有我们一份，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妯娌俩就给我们上了精彩的一课，她们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慧，看到了停滞的市场行情背后的盲点，二次贩瓜，独获成功。　　思维创新，打破陈规求发展　　用创新理念给企业注入活力　　晋商在经营管理方面，善于用变通的思想、创新的理念来持续不断地给商号注入活力。他们是“唯有变者才能生存”的积极实践者，善于除旧推新，创造新的对商业发展有利的方针方略，推动商号有所发展。晋商之所以能够辉煌500年，与他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是分不开的。　　思维创新，打破陈规求发展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没有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发展。晋商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由此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有商业与金融机构创新、制度创新、业务技术创新、商业与金融工具创新以及商业与金融观念、理论的创新。诸如人力资本、两权分离制度以及银行汇票、转账结算、旅行支票等都早于西方。因此，在晋商的成功因素中自然包括着其创新的因素在内的。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都离不开创新这一最具活力的因素。创新就是发现、发明、创造、进步。日升昌的创立者李箴视、雷履泰正是因为具有极强的创新精神，才能在全国性的大商业网络中，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果断地抓住当时的历史机遇，由颜料铺的传统经营转而创立票号，断然将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经营分离开来，创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私人金融机构，勇敢地站在当时商品经济的潮头。　　创立票号后，雷履泰及其继任者，不断创新，又把汇兑业务由一般的商业领域扩大到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主动担当起国家银行的职能；汇兑也由单一信汇逐步扩展到票汇、电汇等多种形式，电报在中国一产生，日升昌就率先接受和推广。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断创新，使日升昌票号不断壮大，各地分号多达35家，长期充满了活力和朝气。　　思维创新，打破陈规，是日升昌的一大特点。以金库的选址为例。据说日升昌票号的金库，最鼎盛时期占到全国黄金储备的80％，这么大存量的金库设在何处，是最大的金融秘密。雷履泰的思维很独特，采取“反弹琵琶”的思维方式，他不是把金库设在日升昌深宅大院后边的隐蔽之处，而是设在店铺门面左侧的茶炉房内，金库地洞的出口就在烧茶炉的柴火堆下。他遵循的是“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的反思维方式。据说当时的江洋大盗曾光顾过日升昌票号，找遍后院除拿了些零碎银两外，根本找不到金库所在。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蔚泰厚的五联号在经营上采取了创新经营，取得经营业绩的极大成功。五联号从一开始登上汇兑市场，就十分重视创新经营。过去，设有顺汇方式和逆汇方式，毛鸿(岁羽)统领五联号，利用倒汇形式，将贷款与实行汇兑结合起来，给客户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极大的便利了客户，一时间客户纷至沓来，业务日盛一日。　　五联号对一些信用不好把握的客户，最先采用抵押贷款办法，金融风险防范做到最有保障程度。众所周知，金融风险是从票号开始，就是一件困扰票号发展的最大难题。而各票号都采用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五联号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成功的票号集团之一。与此同时，五联号采用电汇形式，采用得费贴期、得期贴费办法，并推广外语学习拓展国外市场，一系列耳目一新办法使五联号经营业务蒸蒸日上。　　在现实的商业经营中，有人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放松了对企业管理的创新，以至于使整个企业的文化理念产生僵化定势的状态，这样长久下去必然导致各种弊端的滋生，最后会使整个企业经营失去活力，失去方向，走向衰落。因此，经营者必须要能够时时创新，观念不能落后。　　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李宏龄经营票号40余年，善于观察形势，当清末社会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发生危机时，李宏龄针对票号业的弊病，率先倡言票号改革。后来，他的票号改革思想和计划，因被守旧者极力阻挠而未果，愤而著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等，详细记述了票号改革的思想、计划和经过。　　商战中有一个“先手定律”，强调的就是一个“先”字。你若慢了一步，别人可能已冲到前面，先你而成功，你的准备只能前功尽弃。所以谁创新快，换代快，谁就能赢得新市场。　　晋商创新精神借鉴　　晋商在多种行业所进行的不同的经营活动，没有既定的模式，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前人的经验，所有的一切，均需自己去探索发现，去总结归纳。他们的创造活力让世人钦佩。　　如今我们处在一个不断变革、不断创新的时代，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处在不断改变之中，全球化的市场也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这都不断地向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这一切挑战的秘诀就是创新。　　提起天津狗不理包子可谓家喻户晓，谁到了天津都要去尝尝鲜。可要问起为什么叫狗不理呢?就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答上来了。有人说用怪谲的店名，意在招揽顾客；也有人说是借此辱骂不肯光顾者；还有人说是形容包子香过头了，连狗都不吃。其实“狗不理”只是此包子的发明人高福顺的小名儿。　　高福顺出生时家里很穷，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父亲看着三个饿得哇哇直哭的孩子，无奈之中狠心将刚出生几天的“小四儿”扔到荒草滩上。这天夜里父亲梦见孩子被一群野狗叼走，惨痛的哭声把他从噩梦中惊醒。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一路趔趄赶到荒滩，他用颤抖的手拨开草丛，看到正在酣睡的儿子粉红的脸蛋儿煞是可爱，急忙抱回家中。父母觉得这孩子命大福大，给他起名叫高福顺。又琢磨着有个小名儿好养活，既然连狗都不愿理他，干脆就叫“狗不理”吧。　　1914年，15岁的福顺来到天津“天地成”包子铺当学徒。他干活麻利、勤快，不管是揉面、剁馅，还是擀皮儿、包馅这些活儿，一点就通，一教就会。老板、师傅和一些包子铺的常客都很喜欢这个机灵鬼。　　几年以后，在朋友的资助下，高福顺另立门户，自己开了一个包子铺，打出了“狗不理包子”的招牌。当时街上卖的包子大多是白面皮儿猪肉大葱馅儿，每个一两，一个铜子儿买俩，属于“穷人乐”的小吃。他独自寻思：如果自己也经营这种传统包子，肯定竞争不过那些老字号，一定要做出有独特风味的包子。　　他首先在选料上下功夫，要求所有的原料都必须是最好的。把当时天津市面上有的几种面粉拿来进行比较，选中了进口美国面粉。猪肉只用百十斤的嫩猪，老母猪肉就是再便宜也不能要。酱油只用“万康”牌的，这种酱油以东北大豆为原料，发酵期长达百天，舔上一点儿满口生香。就连用量很少的酱豆腐也不能凑合，只选用浙江绍兴特产。　　狗不理包子的面皮儿是半发面的。这样蒸出来的包子雪白透亮，皮薄而有咬劲儿，不会出现塌帮、跑油、掉底的现象。　　有一次，高福顺上街采购猪肉时，顺便买了些猪骨头，砸碎后熬了一锅骨头汤。全家人围着桌子吃汤泡馍，那骨头汤香味扑鼻好解馋，他边吃边想：厨师烧菜时总爱放点儿高汤，人家烧出来的菜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要是拌肉馅时加点儿骨头汤，味道准保错不了。于是他将汤锅放在灶火上继续熬，把它熬成白色的浓汁，冷却成膏后再用它调馅，果然肉馅变得软嫩滑爽，鲜美异常。　　包子本是中国百姓多年一贯制的家常食品。高福顺灵机一动，往肉馅里加了骨头汤，再加上别的措施，将它摇身一变，便成为名噪四海的美食狗不理包子。可见，对司空见惯的旧事物进行加工改造，是开发新产品的重要途径。　　张瑞敏在多种场合表示，尽管海尔仍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但极限随时都可能出现，这与公司大小无关。当一个企业感到疲倦，不能创新，不能战胜自我的时候，极限随时都会到来。海尔一旦决策失误，也许就像泰坦尼克号，顷刻沉没。　　在如今头脑竞争的年代，越来越多的竞争压力使人们认识到只拥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运用知识，如何去解决问题，如何处创新，这一切都要靠人的智慧去解决。经营者必须创新决定生存，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全力以赴地革新进取，才能获得生机勃勃的发展。中篇徽商经营之道　　中篇 徽商经营之道　　改变观念改变命运(1)　　贾儒相济，运筹帷幄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商人活动的记载，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徽商多自小接受儒学教育，与其他商帮相比，独具聪明智慧、心理素养、市场眼光和经营能力，因而能在瞬息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战中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　　改变观念改变命运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群山环抱、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地方，竟然孕育出经商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阔、商业资本雄厚，并称雄明清商界400年的地域性商帮，原因何在?　　客观上讲，徽州地区人多地少，种地无以生存，不得不“以贾代耕”。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和生存条件劣势造就了他们只有华山一条道：经商。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皆处贫困山区，必须另谋他路。但徽商崛起和兴盛的主观因素则是与其所提倡的一系列新型商业价值观和商业经营观密切相连。　　在封建政府抑商政策的长期影响下，商贱、商轻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从事商业经营被认为是市井小人之事，为人所不屑。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给徽州人从商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如徽商汪才生就告诫儿子要奋发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可见其自卑感是何等的强烈。但是，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不能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于是，经营商业，向外扩张，就成了徽州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选择。　　贾道和儒术是以往人们或谋取生计安身立命或成就事业出人头地的主要人生通途，徽州人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贾名而儒行”，按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贾与儒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对商业地位的肯定，以及对传统士商价值的调和，扫除了徽人从商的思想障碍，为徽商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心理空间。它造就了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同时也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　　徽州人改变了观念，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靠观念来经商致富从而改变贫穷的态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九鑫集团的创办人黄贵银在20年前还是一个在大山里放羊的穷孩子，现在成为亿万富翁，他命运的改变源自他观念的改变。　　黄贵银是山区农村的孩子，家境非常贫寒，家里有10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小。黄贵银很早就帮着父母操持起家务，他的主要任务是放羊。17岁那年，黄贵银觉得一辈子放羊没有什么出路，于是他就跟随着一个在沈阳家具厂工作的亲戚第一次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山沟。这次觉悟让他永远走出了大山，改变了他的一生。　　黄贵银来到沈阳后不久，就失去了家具厂的那份工作。由于既无学历又无手艺，吃饭成了他的最大问题。很快，黄贵银就连一块钱一天的旅馆也住不起了，只能去火车站想办法过夜。于是黄贵银开始了打工生涯，从沙厂的筛沙工到小店铺的杂货工，不管多累多重的活，黄贵银都抢着去做，生活也渐渐有了改善。　　当时盛行国库券，黄贵银凭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开始做起了炒国库券的生意。不到两年，黄贵银就赚到了他有生以来最多的一笔钱两万元。黄贵银有了原始资金就开始做代理生意。刚开始他只是做些机械产品的代理，像面条机、压饺子皮机之类的产品。1995年，黄贵银与普通经销商一样，还只能靠赊销代理他人产品惨淡经营的时候，一个商机就这样出现了。　　当时黄贵银的一个老乡代理济南东风制药厂的新肤螨灵霜，做了一段时间，老乡发现市场反应平平，因此不愿意做了。黄贵银觉得这种产品值得做，于是就把这个产品带到吉林去试试。没想到东方不亮西方亮，一段时间后，反应特别好，市场一下子就打开了。订单源源不断地送到公司，以前投入的钱全部回来了。　　这次成功之后，黄贵银更坚定了做好这一市场的决心。他摸索到了有效的市场推广方式，于是先后在辽宁的铁岭、鞍山、大连、本溪等地方进行产品推广。　　1996年，九鑫实业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金100万元，并拿下了新肤螨灵霜的全国代理权，进军北京市场。不久，在北京也取得了成功。从1996年起，九鑫的销售额每年以20%～30%的速度递增，根据国家卫生部的最新统计数字，目前在全国药品营销行业，九鑫集团排名第13位。　　黄贵银对于贫穷有这样的表述：“我曾经为自己贫寒的出身抱怨过，小时候放羊时常对着天空幻想：如果家境好一点，人生哪会这样艰难?长大后才知道，贫穷也是上苍的恩赐。因为贫穷、因为卑微，才会从最不引人注目的跑龙套的小角色起步，这样才可以一点一滴地积累起生意的基础，一横一竖地编织起生意的网络，才能更靠近生意的核心。”　　如果不是17岁觉得一辈子放羊没有出路，黄贵银可能会在山沟里一辈子与羊打交道；如果不是盘算着做生意，黄贵银可能还是个打工仔为找工作谋生计发愁。从山村到城市，从羊倌到企业家，从贫穷到富人，黄贵银用自己的经历实践了“改变观念改变命运”的哲理。　　靠儒道称雄商界(1)　　贾与儒密切联结是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明朝时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二者区别不大，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明代歙县人黄镛，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于“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赀大丰裕”。　　明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县商人吴彦先，一有闲暇便浏览书史，因而善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也自以为不及于他，故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为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必获倍利，遂一时成为众商的智囊。清代歙县人叶天赐，“性聪颖，嗜学工诗，擅书法”，因家贫而为他人行贾，由于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独立经营于扬州的富商。　　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贾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　　晋商与徽商在明代本是势均力敌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及至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晋商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其重要一条便是：晋商没有徽商那样重视读书、爱好儒学。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经营者必须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以儒术饬贾事”，往往获得成功。晋商不好儒学，文化知识有限，商业经营大受影响，如此，怎能比得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呢?　　徽商的兴起以至鼎盛，让现代的安徽人倍感自豪，但近代徽商的衰落则让他们品味了苦涩。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已成为徽商故地人们共同的心声，成为古徽商传人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今天的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风光，但是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传统没有改变。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在早几年，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商的故土。史玉柱说过：“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有人说：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还有董明珠、张近东、王传福、吕向阳等人。董明珠是芜湖人，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是“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华裔女企业家”。2004年荣膺《财富》“全球商界女强人50强”，2004年家电业十大风云人物第二名。　　张近东出生于安徽，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在是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在张近东带领下，苏宁电器凭借独创的苏宁模式称雄家电流通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苏宁电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零售商之一，也是国内首家IPO首发上市的家电连锁企业。张近东本人也被业界称为“家电大鳄”、“连锁战车”。张近东是2005年财富500强88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60名。　　王传福是无为人，现在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人称“电池大王”。王传福1987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获得物理化学学士学位；1990年在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获得硕士学位并成为该研究院最年轻的副教授。由此可以看出，王传福也是一位儒商。比亚迪现在是全球第二大手机电池制造商，王传福是2005年财富500强28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106名。　　同是无为人的吕向阳，是融捷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吕向阳是2005年财富500强25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113名。　　安联公司的老板崔兴柏也是一个“儒商”的推崇者。崔兴柏原来在合肥永信电脑公司任副总经理，当年永信是联想的分销商，从而做到当地的老大，但永信的国有企业背景无法实现崔兴柏快速膨胀的“个人理想”。1998年4月，崔兴柏离开了永信，创办了安徽联想电脑公司。崔兴柏不仅想做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更愿意做一个“儒商”。熟悉崔兴柏的人会隐隐约约从中觅出明清时盛极一时的徽商的味道。崔兴柏本人屡屡提起徽商，并称自己愿意做“新时代的徽商”，其志不在小。　　即使从生意经角度说，崔兴柏身上也散发着徽商无法磨灭的印痕。安徽经济实力虽然相对弱些，但IT分销之盛、竞争之激烈却与北京、上海没有根本区别。国内厂商在区域市场所上演的争夺战，安徽一场都没有漏演。唯一不同的是，当地的各品牌分销商的关系，却出奇的好。崔兴柏会做生意，“不独吞”。而且，有时候其他分销商做单子可能会遇到困难，找崔兴柏帮忙，崔兴柏也常常会帮他们搞定。其“化敌为友”之风不由令人想起大徽商胡雪岩的经营之道。面对媒体时，崔兴柏应对自如，长袖善舞。在其身上，徽商的形象很是鲜明。　　靠文化提升商业素养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　　“贾而好儒”不仅是徽商主动适应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徽商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在经商中，众多徽商总是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表现出儒道本色、人皆嘉许的商业道德。这样便造就了一批批受人敬佩的诚信儒商。　　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徽商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徽商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　　“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出身于贫寒人家，30岁到扬州时，几乎无法立足。当时，由于扬州商业繁盛，消费水平很高，且大批诗人、画家来到扬州，竞争十分激烈。幸运的是，汪士慎到扬州不久，就得到了徽州盐商马曰、马曰璐兄弟的热情接待与支持。　　马曰(1687～1755)是清代著名盐商、藏书家，祁门县城人。马曰家庭豪富，但为人慷慨，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捐资开掘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等。马曰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不惜费资刻印书籍，当时称这一批书为“马版”。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名称，藏书多达10余万卷。　　当时，能进入马氏兄弟的街南书屋或小玲珑山馆，对任何学者、诗人、画家来说都是一种荣誉和慰藉。汪士慎正是在马氏兄弟的支持下，才得以声名远扬。马氏兄弟在扶持艺术上，不吝金钱，长期不懈，乐此不疲，还带动了一批好此道的徽商，使“扬州八怪”的作品被大量收藏，最终走向市场。　　“扬州八怪”并不是徽商手中的股票，许多支持“八怪”的商人是出于真正的喜好。这也反映出徽商对文化的重视，体现出众多徽商的儒商风范。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翻开徽州的地方志及相关文献，“贾而好儒”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徽商能在明清两朝兴盛数百年，以致留下“无徽不成镇”之说，少不了儒学对商业的影响。今日商业大势之繁荣，远远胜过明清两朝，现代人要经营好今日的商业，则更须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徽商“贾而好儒”的历史经验，今日还大有可取之处。　　重视智力投资　　明清时期是徽商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徽州的文化教育也特别发达，英才济济。这与徽商不惜财力兴办教育大有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徽商。　　在徽州古民居西递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副楹联告诉徽州后世子孙：书读好了，生意做好了，效果好了，什么东西都好了。以商从仕，以仕从文，以文从官，这样有机地把徽商、儒商和官商的三商融为一体。由此也可以看出，徽商不光是崇商敬贾，而且还是兴文重教的。　　徽州人文化底蕴深厚，“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徽州人在经商致富后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们在“振兴文教”上总是毫不吝惜地输金资助。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徽商积极捐资，广建书院。　　歙县棠樾大盐商鲍志道，曾捐三千金修紫阳书院，捐八千金修山间书院。歙县巨商汪兆晁，对义馆无力延师者，每年均捐资数百金。道光八年(1828年)，绩溪著名学者胡培晕在县城倡设东山书院之际，徽州墨商胡余德(胡开文之子)捐银一千余两。同治年间，歙商还曾筹资一万二千三百余缗，在南京建造歙县试馆，作为家乡学子乡试住宿之所。正是如此，徽商才“代不乏人”，几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国。　　徽商巨富胡贯三(公元1733～1794年)是昔日江南六大首富之一，他是徽州黟县西递村人。胡贯三出身重理学、懂礼教家庭，四五岁时就在家中开始学识字块，对对子，写红描，六岁进本村的“燃黎馆”读书。背《三字经》，念《千字文》，读四书五经，诵《幼学琼林》、《古文观止》，打算盘，临字帖等。由于家长的严格要求，教学先生的认真教诲，天真纯朴、聪颖过人的胡贯三学习更为上进，成为同窗学友中的佼佼者。　　有一次，老师望山观景，得一上联：“黟县山多黑”，叫学生们对下联。这则上联字不多，是折字格。“多”、“黑”合为黟字，表示地名。几十名娃娃们，你看看我，我望望你，绞尽脑汁，也未对出。只有小贯三眼珠溜转，胸有成竹。老师下午回到学堂就一一查看学生对的下联，多数文不对题，少数几个对出的下联，内容也平淡无味，唯独胡贯三的“靛池水定青”对的下联，非常恰切巧妙，受到了老师的称赞。原来学堂的附近，有口方方的小水塘，名叫“靛池”，其水深且清，享有甜池的美誉。放学后，老师兴致勃勃地对胡贯三的父母说“此子才思敏捷，日后必成大器也!”　　自古以来形成的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缙绅官僚，也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从而提高了徽商集团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体素质，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团，又更自觉地去重视教育，从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循环。　　徽商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代遵行。徽州在这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风气下，出现了大量人才。这是徽州异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重视智力投资，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做到冷静地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进退取舍之间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的判断。　　例如清代的盐场，以两准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厚，因此淮盐的专卖权便成为许多商帮竞相逐利的对象。而清政府在考察任命两淮总商时，规定堪当其任者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于商人中择家道殷实者”，即“资重引多”的富商；其二，“于各商中择明白晓事者”，即“推淮商之干敏者以录有司之事”，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力和办事干练的人。徽商之所以能够垄断两淮盐业，与其中不乏“谙于盐法，利弊周知”的人才是分不开的。　　以儒商风度交结达官显贵　　官贾儒三位一体　　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秩序为“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即使挣了再多的钱，如果这家里没有人读书做官，也总觉“矮人一头”。因此，即使是最成功的徽商，还是把“读书”放在第一位。有钱的徽商重视子女教育，读好了书去做官，纵然没考上，对做生意也有很大帮助。徽商为生存和竞争考虑，贾仕结合，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环境，因而具备官贾儒三位一体的重要特征。　　以儒商风度交结达官显贵　　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从明中叶到清咸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他们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深厚的新安传统文化所蕴育出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　　在徽州可以见到中国最强盛的宗族观念，直接表现就是大肆修建祠堂和牌坊。其中最有名的是许国牌坊，俗称“八脚牌楼”。许国是明万历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做过太子的老师。这座牌坊建造得巍峨壮观，雕饰华美异常。明嘉靖年间由举人入仕的胶州刺史胡文光被恩许建造的牌坊上面雕饰着32面圆形花盘。另外，丞相状元坊，父子大夫坊，三元坊，汪氏世科坊等一座座家族功名坊，都象征着读书入仕“衣锦还乡”给家族带来的荣耀。　　歙县雄村曹家就是个极端的例子。曹文植、曹振镛父子都做到一品尚书，曹氏父子发达后，他们的父祖都受到朝廷的封赠，被称为“四世一品”。因为曹振镛做过清道光皇帝的老师，他的家族便控制了两淮盐务，牟取暴利。这是一个腐败官僚的形象，可在他的家乡，依然备受推崇。　　徽州是朱熹故里，受这位乡贤的影响，这里“儒风独茂”，人才辈出。在这种氛围中崛起的徽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把贾和儒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儒商品质。徽商这种温文尔雅的儒商风度，为他们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　　隋唐以后，官员的选拔一般要通过科举考试，明清尤其如此，故官员的文化素质还是相当高的。身为儒商的徽商自然比较容易与这些官员找到共同语言，从而为他们之间的“钱势之交”找到突破口，为徽商攀援政治势力提供了黏合剂。　　每到一处，徽商总是与当地的封建官员宴酒谈笑，诗词唱和，一派意气甚投的样子。如歙县商人梅仲和“弃儒服贾”去苏州做生意，与当地的士大夫相交默契。苏州当时是异常繁华、富庶的国际性商业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同时也是达官贵人集中之地。梅仲和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的气质博得了官员的青睐，竟有很多官员“慕公名”，亲自登门拜访梅仲和，这给梅仲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徽商与达官显贵们“相交甚欢”，对他们事业的发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不仅可以获得这些封建势力的袒护，还可以与他们相互“提携”，共谋“生财”之道。徽商结交官宦以至天子，大盐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贾进仕，绩溪人胡雪岩就是著名的“红顶商人”。　　从上述可以看出，贾仕结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徽商的社会地位，从而获得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并可享受封建特权，利于垄断。　　以儒商风范获得社会认同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明清时代，文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上通天子达官，下触百姓民情，饱读诗书，游历天下，创造并传播着崭新的社会风气。在当时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文人的活动是传播社会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一旦徽商得到了他们的认同，社会接受徽商就会容易得多。　　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作用，徽商的认识无疑是入木三分，因而，徽商与儒士的交往结合也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另外，相对于一般商人的粗俗，徽商儒雅的形象无疑使人们眼前一亮。　　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就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炼，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　　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当时在苏州的大文豪归有光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　　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如果程白庵是一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也有不同凡响的建树，他在苏州应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要想得到他们的青睐，这人必然是博学深究之人，有时还要有发人深省之见。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的青睐，而且还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徽商深知贾儒结合对自己事业成功的妙处，在商业活动中往往自觉躬行儒道，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指南。表现在做生意上，就是以儒道经商，坚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如讲求以诚待人，诚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等。这更为徽商赢得了极高的商业声誉。商道二以德治商以信接物　　徽商是一支贾儒结合型的商帮，讲究商德修养。一般说来，徽商的商德可以概括为：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具体而言就是：货真、价实、量足、守信。徽商不惑于眼前利益，认为商家与顾客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将商业信誉看作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商把“贾而好儒”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铸就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1)　　见利思义，信守契约　　“无商不奸”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人形象的生动写照，但徽商则信守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高举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信守契约等基本道德，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因而在生意场上左右得利，处处受益。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徽商源自深山僻壤，却声名远播。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久久立于不败之地?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商业道德和经营理念，徽商把见利思义、诚实守信作为立商之基。　　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表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徽商注重商业道德，主张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这种义利观提高了徽商的信誉，有利于竞争；巩固了商帮的团结，有利于发展。　　清朝年间的徽商舒遵刚，精算计，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此严于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　　徽商之所以被称作“儒商”，贵在其讲求义利之道，讲利重义，从不取不义之财。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徽商在商业交往或人际交往过程中，能从仁义道德出发，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尤其是不趁人之危，欺诈顾客。　　为了一个“诚”字，徽屯老街“同德仁”这家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　　为了一个“信”字，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开文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　　为了一个“义”字，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　　发财不忘乡邻，惠及故里，奉献社会，也是“义”的表现。清初歙县大盐商江演致富后捐银数万两，开通绩溪镇头到孔灵约30里路，又捐巨资疏浚扬州河。一朝事业有成，就要实现造福社会的目标，这是儒家思想倡导的最高境界。　　徽商巨富胡贯三经商数十年，毕生最讲究的就是商德和修养。他主张“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的商德；他遵守“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的十二字箴言。由于胡贯三“贾而好儒”，生意越做越大，门路越来越广，利润也越来越厚。上至武汉、九江，下至芜湖、南京，中到苏州、杭州都开设了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店……经过数十年的辛苦经营，胡贯三的家当已拥有“七条半街”、“三十六典”，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胡贯三继承祖先遗训，崇文尚义，仁恤可风，恤灾扶困，修桥补路，修建书院，造福桑梓。他曾捐重资修造黟、歙、休、祁四县大路九处一百六十余里，重建歙县河西桥、休宁齐云山登封桥和黟县渔亭永济桥；捐银一万五千两兴建碧阳书院。胡贯三乐善好施的故事流传数百年，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徽商胡雪岩经商也是以“义”为根本。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轰动全国的四大奇案之一，100多年来，被竞相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小说、曲艺，孰不知，胡雪岩与伸雪这场旷世奇冤有着重大的关系。　　为了争取京官们对杨乃武一案的同情，唤起他们扶正祛邪的良知，胡雪岩专门拜访了回杭州老家办理丧事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曾任兵部右侍郎、江苏学政)，向他诉说杨乃武、小白菜的冤情，要求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助重审此案。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发生之时，胡雪岩已有道员兼布政使衔，并担任上海转运局委员，有财有势。这样一位人物的介入使杨乃武小白菜案有了转机。　　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九月，杨菊贞陪同杨乃武之妻詹彩凤、杨乃武之子荣绪与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再次来到北京。她们首先拜见了夏同善，送上其弟夏缙川的书信及控诉状。经夏同善介绍，又遍访了在京的浙江籍大小官员三十余人，接着又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诉。　　夏同善不忘胡雪岩之托，多次访问大学士、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和(龢)，恳求他去刑部查阅浙江审理该案的全部卷宗。后在翁同和(龢)与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狱的林文忠(林则徐第五子)的共同努力下，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亲下谕旨，重理此案。　　由于办案人员一拖再拖，案子悬而未决。慈禧太后指派正在浙江选才的浙江学政胡瑞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杭复审。科班出身、不懂刑狱的胡瑞澜滥施酷刑，杨乃武、毕秀姑被屈打成招。　　光绪元年(1875年)给事中边宝泉上奏异议，夏同善等浙籍京官联名上书，奏明此案不明，只恐浙江将无人肯读书上进了，一致要求提京复查。清廷下旨刑部，于1876年(光绪二年)底，将葛品连棺木移往京师，当众开棺验明死者实系病亡，至此，这一历时三年多的大案才真相大白。杨昌溶以下的审办官员都受到处分，杨乃武和毕秀姑出狱。杨乃武回杭后叩谢了患难相助的胡雪岩，回乡后以种桑养蚕为业。　　杨乃武、小白菜案轰动朝野，胡雪岩以自己特殊的声望赞助钱财、运动京官，为争取重审此案并最终昭雪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毋庸置疑，随着此案的广泛流传，胡雪岩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了。　　除了开设钱江义渡、开胡庆余堂药号、捐输赈灾、支持昭雪杨乃武小白菜案等善举，胡雪岩还两次东渡日本，重价购回流失在外的中国文物。有一回，他一次就购回七口古钟，后来一口放于西湖岳坟左庑，一口放在湖州铁佛寺内，上面都刻有“胡光墉自日本购归”的字样。寺庙本是人口流动之地，这些古钟作为成功的广告创意，使驻足观赏的人们对胡雪岩其人、其店也都刮目相看。　　由此可见，以义取利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又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从而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的实践证明，见利思义、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信接物，童叟无欺　　讲究商业信誉，是徽州商人崇奉的信条，所谓“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买卖公平天经地义，童叟无欺诚信为本”便是他们在商业实践中的经验总结。由于在经营上徽商坚守“不欺”二字，注意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不做“一锤子”买卖，从而营造了“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商业繁荣格局。　　信誉是中国人处事立业的根本，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准绳。“谨而信”，“言而信”，“言必信”，“信则人任焉”，这些格言警句一直是中国人立身行事的指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徽州商人，恪守“信誉”二字，并自觉地将信誉贯彻到商业交往中去，在经商过程中树立起牢固的信誉观念。在商业经营中，徽州商人大多薄利多销，货真价实，讲究信誉，甘当廉贾。　　赚钱、求利是商人的目标，徽州商人当然也不例外。但徽州商人往往怒斥那些乘人之危、牟取暴利的“贪贾”，而以“廉贾”为榜样，持价平实，以薄利多销的手段获取合理、正当的商业利润。这样，徽商便赢得了信誉，占领了市场，得以发财致富。　　清代嘉庆时歙县商人鲍直润曾说：“人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如果经商者一味抬高市价，使顾客觉得自己吃亏，那么顾客就不会来买你的东西，最终商人也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这是不善于经商的人所使用的方法。”这是徽州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与现代商业心理学的观点也是相吻合的。因为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　　徽商在商业交往的过程中，重然诺，守信用。凡借贷银钱，收取存款，或为他人做事，或答应过别人的事情，徽商中的正直者都守信不渝。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的官府衙门、朝廷官员、地方士人百姓都乐意向徽商提供贷款，或者将存款交给徽商经营生息，其他商人也愿意与徽商合作，从而使得徽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左右逢源。　　在商业经营中，有人靠欺诈生财，有人靠诚信致富。大多数徽商在商业活动中能够做到诚信不欺。歙县商人吴南坡在商业经营中贯彻“人宁贸诈，吾宁贸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的原则。他童叟无欺，市不二价，尤重信誉，所以其出售的货物如同今天的“免检”产品，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商业经营大获成功。　　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这样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胡庆余堂悬挂的由“红顶商人”胡雪岩亲笔题写的“真不贰价”匾和“戒欺”匾额，无不彰显了徽商诚信的品格和着眼长远的良苦用心。这些事迹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　　在胡庆余堂的大厅里，“戒欺”匾黄底绿字，正对着药店坐堂经理的案桌，朝里悬挂。匾上的文字是胡雪岩亲自拟定的：“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这块别出心裁的匾额既标榜了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又给顾客以诚实可信的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庆余堂“胡记”招牌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并驾齐驱的“金字招牌”，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时至今日，胡庆余堂的招牌仍高高地悬挂在杭州城里。　　徽商通过诚信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后，往往十分珍惜，极力维护这种信誉，看得比金钱更宝贵。清代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镇从事商业经营50余年，因童叟无欺、讲究信誉而名声大著。晚年，他罢业还乡，有人愿出高价借用他的商号经商，遭到他的拒绝。他说：“你果真诚实的话，又何必借用我的商号?想借用我的商号，说明你不诚实，最终会毁坏我的信誉。”　　从事商业活动，与客户来往，如果总是一味地抱着投机心理，见利忘义，能坑就坑，能骗就骗，只图近利，而不知广结善缘，久而久之，一定会露出狐狸尾巴，其结果必然是“阎王爷开店，鬼也不上门”。那些不守商道的人可能得逞于一时，不可能得逞于一世。生意做得再大，也是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大凡不德之举、违道之行会很快为圈内所熟知，人人避之惟恐不及之势一旦形成，生意不死也已死了。　　货真价实，信誉至上(1)　　货真、价实、量足，是徽商在继承传统经营思想基础上融合儒家思想的结果。大部分徽商都本着依法经营，讲究质量的原则，决不为一己私利而干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事。有的商人宁愿一时亏本，也不愿坑骗买者来获取不义之利。　　做买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是对消费者极不负责的奸商行为，徽商坚决反对这样做，不要搞商业掺假这一套。这就是徽商的“货真”经营原则。歙商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商人黄龙孙“贸易无二价，不求赢余，取给朝夕而已”。这是徽商的“价实”经营原则。市场计量，缺尺少寸，克扣斤两，是要受到消费者谴责的。徽商深知这一点，自觉地以量足为美德。明代休宁商人程莹，游贾他乡，“出纳平准之宜……不舞智以笼人，不专利以取怨”。这是徽商的“量足”经营原则。　　明清时期经营食盐极易获利，当时有些盐商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在食盐里掺假，而许多徽州盐商则不与之同流合污。当时在两淮的徽州盐商，绝大多数都能保持食盐的质量，因此老百姓都爱吃淮盐。　　徽州粮商也大多能注重质量，从而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明代歙县人胡仁之经营粮食，某年大饥，斗米千钱。与他合伙的人想在米中掺假以牟取暴利，但他坚持不肯，表示自己决不能昧着良心赚这违背天理的黑心钱，损坏信誉。明代歙县人黄玄赐在经营粮食过程中决不干短斤少两的事。他因讲究质量而赢得了百姓的信任，结果富比王侯。　　开办药店更是要讲究货真价实，质量第一，毕竟人命关天。如胡雪岩的“戒欺”匾，不仅是对于自己药店档手、伙计的告诫和警醒，也是他确立胡庆余堂的办店准则，那就是：第一“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即方子一定要可靠，选料一定得实在，炮制一定要精细，卖出的药一定要有特别的功效。第二，药店上至“阿大”(药店总管)、档手，下到采办、店员，除勤谨能干之外，更要诚实、心慈。只有心慈诚实的人，才能够时时为病人着想，才能时时注意药店的品质。这样，药店才不会坏了名声，倒了招牌。药品货真价实，自然不会发生大的麻烦。　　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用料不实，分量不足，病家用过，不仅不能治病，相反还会坏事。这个道理，胡雪岩自然是心知肚明，这才有了那方“戒欺”匾上“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的警戒。不仅如此，在《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的序言中，也写上了类似的戒语：“大凡药之真伪难辨，至丸散膏丹更不易辨!要之，药之真，视心之真伪而已……莫谓人不见，须知天理昭彰，近报己身，远报儿孙，可不慎料!”从这里，我们真可以看出胡雪岩在“戒欺”上的用心良苦。　　“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信誉”，“质量就是生命”，“嘴硬不如货硬”，“只要货赢人，不愁客不来”。这些现代商业谚语都说明了质量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货真价实是经营商业的重要前提。　　地处太湖之滨的无锡市，是古时徽商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随着无锡市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许多安徽人前来学习、工作、投资和创业，他们之中成功较快的群体大都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有“儒”之文化背景，称得上“儒道经营”的新典范。　　安徽省国际商会副会长、无锡中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新好，10年前沿着徽商的足迹到无锡创业。凭借睿智的目光，杨新好看到了无锡市房地产开发的广阔前景及由此带来的家庭装饰产业的潜在市场，把创业初期的目光定格在高档门业上。以“门”入门，入门后商圈不断扩大，于1998年组建了中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为了消除市民脑海中家装游击队的不良印象，建立中兴的创业高地，杨新好推出了“诚、信、勤、义、仁”的初期经营理念，严格要求自己具备优良的职业道德和“货真、价实、热诚、守信”的为商之德，亲自书写了胡雪岩立下的“戒欺”二字，以此作为警句。　　为了在公司员工中推行、落实这些从业操守，杨新好狠抓内控，苦练内功，在设计、材料采购、施工质量、服务水准等各个环节建立了严密的管理考核制度。新员工到公司的第一课就是领会公司的理念、学习公司的创业史，熟悉公司的管理制度，通过这些措施为实现员工和公司的良性互动发展、缔结中兴团队为蓄势待发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风雨兼程六载，中兴装饰凭借善于审时度势、巧于心计、精于筹算的“儒商”特色脱颖而出，跻身无锡装饰行业的前列，成为享誉业界的品牌企业，杨新好本人也成为无锡市青年商会的会员，为推动第二故乡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杨新好把诚信的作用形象地比喻成多米诺骨牌的联动效应，提醒业务部门用“奇计取巧、奇谋生财”，靠智慧参与市场竞争；针对工程质量部门提出“毁墨于一池、窥一斑见全豹”的警示；对客户服务部门反复宣讲“儒道经营”的故事，提出“利缘义取，利在义中”，“一诺千金，以信接物”的待客之道。　　从杨新好为代表的新一代徽商身上，我们可以捕捉到昔日“儒商”的影子，感受到古老的徽商文化对新生代商贾的影响和魅力。　　信守契约，知法守法(1)　　在商业经营中，商人必须“诚信守约”。“诚信”则是商业文化的道德基础，“契约”是商业文化的行为准则。徽商在“儒学”的指导思想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契约观念、诚信精神和法律观念。　　在频繁的社会活动中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徽州人凡事皆以文字记录下来，以作凭据和查考的依据，一旦发生官司之讼，即可作为最有力的证据使用。　　徽州商人生长于封建礼法十分浓厚的山区，从小就受到宗族有关“安分守法”的训诲。保存下来的各姓族谱，首卷一般都列了“族规”、“家训”，其中差不多千篇一律的明示族人遵守法纪。因此，徽商的法律观念可以说自小就开始养成。伴随着商业经营的发展和扩大，市场竞争意识的增强，徽商的法律意识也是越来越强烈，他们善于利用法律和道德规范来维护自身利益。　　休宁无名氏商人手抄本《士商十要》中把守法作为“十要”之首，他说：“凡出门，先告路引为凭，关津不敢阻滞。投钞不可隐漏，诸人难以挟制。此系守法，一也。”这说明徽商是极其重视用法律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　　徽商代表人物程正奎，歙县临河人，生于明成化年间。当他幼小时，其父便让他读书，想让他日后参加科举走仕进之路。然而，当他正准备参加考试时，他父亲却病倒了。家中没有人主持门户是不行的，程正奎是长子，于是他不得不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为了挽救日趋没落的家庭生活状况，他毅然出外经商，辗转到江浙一带经营盐业。由于他读过书，熟知善贾之道，能很好把握义利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当时盐法非常熟悉，能够根据盐法的规定而灵活经营，所以生意越做越活络。没过几年，就成为江浙一带的大商人。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合法经营是国家对从商者起码的要求，也是商人自爱、自律的基本准则。尽管时代不同，法的内涵和所维护的利益也不完全一样，但作为商人观念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则又是古今相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徽州商人的法律观念，在今天依然有可取之处。　　有句经商谚语说：赚钱无定法，经营要守法。商人经营什么都可以，但不可以触犯法律。这是一个经商原则。然而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商人也常常遇到种种法律规则与经营目标发生冲突形成两难的情境，这时，如果不在法律的尺度之内经营，必然会自食苦果。　　在中国改革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庄”的天津大邱庄在中国家喻户晓，禹作敏就是“天下第一庄”的庄主。禹作敏善于把握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成为最大的获利者，都带领所在村庄迅速致富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1985年，禹作敏说了这样的四句话：“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禹作敏只顾抓经济效益，却忽视了政治素质的提升，特别是包含在政治领域的法治观念、精神文明等，需要大力的促进与学习提高。这就为他后来试图抗法阻碍执法埋下了隐患。最后，走入了他的最后归宿——监狱，并于1999年深秋在狱中死亡。禹作敏的悲剧是因为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　　河北首富孙大午身陷囚囹一事在社会上闹得纷纷扬扬，由千万富翁沦为阶下囚，很多人为他抱打不平。其实他的遭遇也与未能守法经营有关。　　孙大午是大午集团的创办人，公司从1000只鸡、50头猪起家，至今已发展成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工业 、教育业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过亿元。　　2003年7月5日，孙大午被河北省徐水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逮捕入狱。10月30日，孙大午案在河北徐水县法院开庭审理。法院经审理查明，大午集团未经人民银行批准，经孙大午决策，大午集团招收代办员，设立代办点，于2001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0多万元，涉及611人。由此，徐水法院认定大午集团及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有人说：孙大午被抓，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与地方政府关系闹得非常僵。企业发展要用钱，而从银行和有关金融机构又贷不到钱，于是走上“非法集资”的道路。抛开这些行政因素不谈，孙大午落入今日的局面，其自身的确也有不合法律行为的原因。　　还有的老板自己不出面去干违法乱纪的事，却叫下面员工去做黑道赚钱之事，并说“出了事，我全部兜着!”更有甚者，专门组织“智囊团”，研究“歪门邪道”赚钱之道。有句话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的老板迟早会出事。能战胜私欲的经营者，才能促使事业兴盛繁荣。因此要摆正自身的位置，时刻惕厉自己不要偏离人间正道。5择人任势，用人之长　　徽商之所以能在商界纵横驰骋400年，与他们知人善任、拥有正确的人才观念是分不开的。清代徽商王茂荫说：“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则败。”同时，他又说，一个商人业主纵然“有资本巨万”，如果用人不当的话，“不数年而覆者矣”。商业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商业经营的成败。　　孙子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刁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用头脑灵活的人做事，唯独刁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　　徽商用人，大多遵循知人善任、因材器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促使各人各尽其才，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自身的才能。　　徽商胡雪岩在用人上颇有裁缝量体裁衣的细心。他经营钱庄“知人善任，所有号友皆是少年能干，精于会计者”。办胡庆余堂药店，重金聘请长期从事药业经营，熟悉药材业务，又懂得经营管理的行家担任阿大(经理)；聘请熟悉药材产地，生产季节和质量真伪优劣的人当阿二(协理)，作为阿大的副手，负责进货业务；还选取熟悉财务的人担任总账房。　　以上三种人被列为头档雇员，称“先生”，他们能写会算，懂业务，善经营，属于穿长衫的“白领”；因而一切待遇从优。先生以下，是被称为“师傅”的二档雇员，他们略懂药物知识，会切药、熬药、制药，实践经验丰富，是穿短衣，在工场劳动的“蓝领工作者”，工资待遇低于先生；师傅以下是末档帮工，他们是临时雇来的，主要从事搓丸药等简单的劳动，计件付酬。由于分工明确，职位相称，酬劳合理，胡雪岩的钱庄、药号运转灵活，相互协调。　　此外，胡雪岩在经营管理中非常善于用人之长，客观待人。《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胡庆余堂负责进货的“阿二”千里迢迢到东北采购大批药材。可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杭州后，药号“阿大”见人参质量不如往年，价格却比过去高，就埋怨阿二不会办事。阿二以质次价高是因为边境有战事之故而据理力争，两人一直吵到胡雪岩处。　　胡雪岩了解情况后，留他们吃饭，并特意向阿二敬酒，感谢他万里奔波，在货源短缺的困难时期为胡庆余堂采购到大量紧俏的药品。用这些话打动阿大的心，让他也向阿二敬酒，两人一笑泯怨怒。　　饭后，胡雪岩吩咐阿大：“古人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商事如同战事，应当用人不疑。以后凡采购的价格、数量和质量，就由阿二负责。”阿大怕这样做有了两个阿大会坏了店规，胡雪岩说：“我们就叫阿二为‘进货阿大’。”从此，胡庆余堂便有了两个“阿大”，两位阿大各司其职，把生意做得更红火了。　　对于同一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商场用人就得从做生意的角度去看人。在有些老板眼里，人人有其短，所以人人不可信，不可用。于是我们看到今日许多公司，或者任人唯亲，或者老板事必躬亲，其结局往往是管理混乱或者老板累死，手下闲死，事情办死。而在另外某些老板眼里，却能见人之长、用人之长。所以，一个企业是否兴旺发达，老板的眼光——识人、用人的标准起着决定性作用。　　徽商大贾们往往并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而是聘请代理人或副手代替自己经营，自己只管大的经营策略的制定，或者坐镇总店。为徽商主持经营的代理人或副手，在具体的商业经营活动上一般不受店主限制，有着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如歙县商人许翁在江浙两省开设有典肆40余所，每个典肆都聘有专门经理从事管理，在具体经营活动上，经理不受雇主限制，有着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许翁自己则长年憩居乡间。因上下同心，配合默契，典肆生意非常兴隆。　　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人才观是徽商经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能在激烈的商场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这种用人思想到现在仍是企业管理中的先进理念，值得我们借鉴。　　清华紫光集团总裁张本正常对集团各级管理人员说：“公司里凡是你们能解决的事，我张本正绝不去干，不打‘双打’。企业家是要‘抓大放小’的，不可能什么都管死，因为很多事情可能员工的决策比你的决策会好得多。所以我是个既忙又不忙的总裁，我只管原则问题，不管一般问题；要说我忙，我一天到晚没事干；要说我闲，我一刻不停在想着那些大事：抓大紫光，谋大战略，求大发展。”　　张本正最怕的是集团里总裁干副总裁的活，副总裁干总经理的活，总经理干经理的活，经理干普通员工的活，普通员工就没活可干了。这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一级都发挥潜力，经理能干总经理的活，总经理能干总裁的活，这样往上走，企业才最有希望。　　一个企业在用人上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成败。只有“分工放权”，企业的管理才有“纲举目张”，事业也才能蒸蒸日上。领导者是元帅，不需要去冲锋陷阵，但要学会选好兵，用好将。这样的兵和将在你身边越多，那么你的发展就越没有限制。事业要发展，必须要用人得当，没有人才的保障，就不可能一步一步把事业推向壮大。　　万向集团老总，著名企业家鲁冠球说过：“出一流的产品，创一流的企业，关键是什么?是人。”在生产力三要素中，人是第一位的，人是企业的主宰，直接影响着企业各项工作的开展。在保证产品优质的同时，鲁冠球把聚焦点集中到“人”上。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鲁冠球从企业经营实践中体会到的经验。搞好经济的关键是人才，抓住经济就要抓住人才。作为企业领导人就要及时发现人才，善于使用人才，做到知人善用。　　在这方面，万向集团公司也有过经验教训。1987年，他们搞了一个养殖场，因为经营人才不理想，连年亏损，集体资金流失407万元；1992年，选派了一位搞农业、养殖业有基础的人去任场长，加强了管理，一年就扭亏为盈。养殖场其他条件都没有变，就是选择了一个好的经营者。对有这样或那样缺点，但有一技之长的人应扬长避短，可以通过正面引导，交派任务，大胆放手，检查督促的办法，让其做出贡献。　　公司要做大，必须有一帮好手，保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才行。知人善用，识人才能用人。经营者要真正做到“善任”，首先应该从事业的全局出发，充分考虑人才的具体特征，把他放到合适岗位上。假如不把各人的才能用到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去，那对人才是一个压制，对事业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这就要求先把好脉，再对号入座。不了解一个人，就不能用好一个人。这句话对任何一个老板而言，都是真理!唯其如此，才能力戒盲目用人。　　正道取财，必能赢取商誉(1)　　用商誉塑造品牌，打造百年老店　　商业经营，信誉第一尤为重要，失掉了信誉，就失去了生命力。徽商绝大多数都注重商业道德，很多人受儒家“民无信不立”思想的影响，把商业信誉和品牌看成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往往集毕生之力来塑造品牌，像爱惜自己的毛发一样爱惜自己的商业信誉。由于徽商有很好的品牌意识，注重这种无形资产的建立，涌现出一批“老字号”。　　正道取财，必能赢取商誉　　徽商将商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认为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因此，徽商大都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这些思想在徽商的经营活动中处处可见。　　作为一代徽商的领军人物，胡雪岩无疑是商业资本最巨、经商能力最强，覆盖商埠最多、影响作用最大的佼佼者。他凭借自己的精明和睿智，叱宅商界，游刃官场，在造就一份煌煌大业的同时，又形成一整套以正道取财、坚守信义、修合诚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真不二价、顾客至上为主要内容的“戒欺”观。尤其是由“戒欺”观形成的经营文化，也是其他商帮难以企及的。　　胡雪岩说的最多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所说的“道”，正如他所说的“要从正道取财，不要有发横财的心思”。所谓“正道”，是指赚钱不违背良心，不损害道义、规矩获利。胡雪岩正道取财的内容主要有：要留下余地，为人不可太绝，沿正路上走下去，绝不做名利两失的傻事；做生意要把握分寸，不能见利忘义。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无论竞争多么激烈的对手，竞争过后都会有联合的可能。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不要做得太绝，要给人留条活路。这就是俗话说的“为人不可太绝”的道理。胡雪岩在做人方面有一点很令人钦佩，那就是即使完全有能力置对手于死地，而且也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他也绝不把事情做绝。　　胡雪岩到苏州办事，临时到永兴盛钱庄兑换20个元宝急用，谁知这家钱庄不仅不给他及时兑换，还凭白无故地诬指阜康银票没有信用。胡雪岩在这家钱庄无端受气，自然想狠狠整它一把。　　胡雪岩得知永兴盛在经营上有问题，他们为了贪图重利，虽然只有10万银子的本钱，却放出20几万的银票，已经岌岌可危了。浙江与江苏有公款往来，胡雪岩可以凭自己的影响，将海运局分摊的公款、湖州联防的军需款项、浙江解缴江苏的协饷等几笔款子合起来，换成永兴盛的银票，直接交江苏藩司和粮台，由官府直接找永兴盛兑现，这样一来，永兴盛不倒也得倒了，而且这一招借刀杀人，一点痕迹都不留。　　不过，胡雪岩最终还是放了永兴盛一马，没有去实施他的报复计划。他之所以放弃报复，主要有两个考虑：一个考虑是这一手实在太辣太狠，一招既出，永兴盛绝对没有一点生路。另一个考虑则是这样做法，很可能只是徒然搞垮永兴盛，自己却劳而无功。这样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胡雪岩也不愿意做。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胡雪岩为人宽仁的一面。胡雪岩下不得手，足见他所说的“将来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下余地，为人不可太绝”，并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确确实实是这样去做的，这其实可以看作是胡雪岩的一条经商准则。俗话说“给人一活路，给己一财路”，从商者都应该把目光放远一些。　　胡雪岩常对帮他做事的人说：“天下的饭，一个人是吃不完的，只有联络同行，要他们跟着自己走，才能行得通。所以，捡现成要看看，于人无损的现成好捡，不然就是抢人家的好处。要将心比心，自己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胡雪岩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面对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时，做到了一般商人难以做到的：不抢同行的饭碗。　　胡雪岩准备开办阜康钱庄，当他告诉信和钱庄的张胖子“自己弄个号子”的时候，张胖子虽然嘴里说着“好啊”，但声音中明显带有做作出来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在胡雪岩帮王有龄办漕米这件事上，信和钱庄之所以全力垫款帮忙，就是想拉上海运局这个大客户，现在胡雪岩要开钱庄，张胖子自然会担心丢掉海运局的生意。　　为了消除张胖子的疑虑，胡雪岩明确表态：“你放心!‘兔子不吃窝边草’，要有这个心思，我也不会第一个就来告诉你。海运局的往来，照常归信和，我另打路子。”张胖子不太放心地问：“你怎么打法?”“这要慢慢来。总而言之一句话，信和的路子我一定让开。”　　既然胡雪岩的钱庄不和自己的信和抢生意，信和钱庄不是多了一个对手，而是多了一个伙伴，自然疑虑顿消，转而真心实意支持阜康钱庄。在胡雪岩以后的经商生涯中，信和钱庄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这都要归功于他当初没有抢了信和生意的那份情谊。　　不抢人之美是胡雪岩做人处事方式的基本准则，这样既没有得罪同行，又博得了同行衷心的好感，在同业中声誉更高。他一直恪守这一准则，日益巩固着自己在商界中的地位，从而为他带来更长远、更巨大的商业利益。　　胡雪岩认为：“与人争胜，物真价实是关键。”胡雪岩在杭州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他治店先树商业信誉，在营业大厅里挂有两块匾，对内要求“戒欺”，对外宣布“真不二价”。胡庆余堂说到做到，有些药缺味宁可不制；为制急救药品“紫雪丹”，更不惜工本，特别锻制了银锅、金铲。　　胡庆余堂在经营上求真，不但体现在所用之人的表现真心实意，所购之材为真材实料，所制之药为真方实作，而且还体现在所卖之药的真货实价。胡庆余堂出售给顾客的人参都是在购进时放入生石灰中吸过水分的，顾客购回后因人参吸收了空气中的水份重量不少反增，顾客自然开心，因此药店有良好的口碑。靠着诚信，胡庆余堂在民间赢得“江南药王”的美誉，与北京的同仁堂国药号相提并论。　　生意作为一种赢利活动，能否赚到钱是不以经营者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其中顾客的向背直接关系到生意的盈亏。因此，必须在以优质的服务来争取顾客。胡雪岩将“顾客乃养命之源”立为胡庆余堂店规，他要求店员把顾客当作衣食父母来尊敬。　　胡雪岩从方便顾客着想，在胡庆余堂专设顾客休息场所；在酷暑热天流行病多发季节，免费供应清凉解热的中草药和各种痧药；在杭城初一、十五日，远近大批香客来杭赶庙烧香时节，将药品降价出售；遇急诊病人不管隆冬寒夜也热情接待。每逢冬天半夜三更，病人敲门求药，值夜药工必定遵守胡庆余堂为急诊病人现熬鲜竹沥的店规，劈开新鲜的淡竹，在炭炉上文火烘烤，待竹沥慢慢渗出，再用草纸过滤，当场给病人服用。　　有一次，一位湖州来的香客到胡庆余堂买了一盒“胡氏辟瘟丹”，打开一看后面露不满神色。胡雪岩见状，即刻上前审视，发现此药欠佳，就再三致歉，令店员另换新药。恰好此药这天已买完，胡雪岩考虑顾客远道而来便请香客留住，并向他保证三天内赶制出新药。三天后胡雪岩把新药送到顾客手中，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胡雪岩身为闻名朝野的“活财神”，在晚清商品经济尚示成熟的商业运作中，虽有权贵、政要的支持，却不以势压人，他的定规立矩、提倡戒欺、仁义待客、服务周到的行为启迪我们：正道取财，诚信经营，质量上乘和优质服务，是经营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130多年过去了，“胡庆余堂”的名号至今饮誉大江南北。　　质量过硬，品牌自然生辉(1)　　胡雪岩在杭州创办的胡庆余堂如今已成为百年老字号，此外，在辉煌的数百年间，徽商造就了一批享誉中华大地的百年老字号：张小泉、王致和、胡开文、胡玉美、张恒春、汪瑞裕……它们历经战火的洗礼、朝代的更迭而顽强地生存和发展，有的至今还熠熠生辉。　　张小泉剪刀成名300多年，仍经久不衰，是目前国内剪刀行业中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剧作家田汉先生曾这样比喻张小泉剪刀：“快似风走润如油，钢铁分明品种稠，裁剪江山成锦绣，杭州何止如并州”。　　张小泉是徽州黟县会昌乡人。明末崇祯年间，张小泉在芜湖学得精制剪刀手艺后，带着儿子张近高来到杭州觅城隍山(今吴山)北麓大井巷里搭棚设灶，开设剪铺。经过精心经营，剪刀逐渐有了一定的名气，但其影响力仍没有达到全国皆知的地位。　　张小泉故世后，儿子张近高继业。张近高善于经营，为抵制假冒，“张小泉”字之下加上“近记”两字，以示正宗。张近高儿子张树庭受业时，正巧赶上乾隆帝游江南，为避雨进入“张小泉”剪刀店内，被制作精巧的剪刀吸引，用后赞叹不已，颁赐“御题张小泉”匾额，使张小泉剪刀成为贡品，从此也名声大振。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张小泉剪刀应该讲还不具备今天这样的品牌战略意识，但乾隆帝的赏识无疑是张小泉剪刀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知名度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其中发挥口碑效应的是宣传效应和扩散效应，用现在的术语表示就是品牌效应发挥作用的结果。　　张小泉剪刀之所以名扬天下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生产工艺和操作方法。经过实践，张小泉剪刀实行了技术创新，剪股剪背用铁，剪刃用钢，首创剪刀“镶钢锻打”工艺，成为张小泉剪刀的秘密武器和提高剪刀质量的可靠保证。正是依靠这些技术创新，使张小泉剪刀能够在同类产品中出类拔萃，独占市场鳌头。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企业发展应该关注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没有核心技术，企业的发展最终会受制于人。　　张小泉制作剪刀技艺高超，加上选用浙江龙泉、云和等地出产的好钢，采用江苏镇江特有的泥砖精磨，制作的剪刀以锋利、耐用、精巧而出名。以至市场上不仅假冒者众多，而且众多企业均以能制造出质量和工艺近似于张小泉剪刀水平为追求的目标。此时张小泉剪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同行业的最高标准，成为市场中的领头羊，也牢牢把握住市场的主动权。　　张小泉剪刀成名300多年，饮誉中外，经久不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小泉创业的成功，他的传人守业的成功。张小泉剪刀的重要特点是选料认真、做工精细、货真价实，制作技术到家，所产剪刀锋利、精致、耐用。难能可贵的是，在清代，张小泉剪刀就实行了“包退、包换、保修”的“三包”制度。正是凭借这种信誉，使得张小泉剪刀的好名声越传越远，各地客商争相购买张小泉剪刀。以至于流行“油菜花儿黄，小泉剪刀称霸王”的民谣。　　同样，百年老字号“胡开文”也是靠质量精湛而名扬天下的。在1782年，绩溪人胡天注在休宁创办了“胡开文墨店”。起初，胡天注并没有急于扩大生产规模，而是将资金用来购买上等原料，聘请能工巧匠制模做墨，努力创制名牌产品，打开市场销路。胡开文墨之所以能够享誉海内外，与其创始人和后继者重视质量是分不开的。　　胡开文墨制作技艺清湛，并加入金箔、冰片、麝香等独特的配方，“落纸如漆，万载存真”，成为徽墨中的代表之作，是书写绘画必不可少的佳品。如今在屯溪的胡开文墨厂，还保存有当年胡天注制作的“地球墨”，这块墨在1915年获得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时至今日，毛笔和墨早已不是日常书写的主要工具，但“胡开文”还是如百年前一样广受欢迎，经常作为国礼馈赠给国际友人。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爱不释手，无限感慨道：“中国徽墨是受人欢迎的艺术珍品，我们从徽墨的艺术上看到了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化。”　　徽商很重视品牌的塑造，一代代的徽商在几百年的商品经营中，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老字号”招牌，如谢正安创办“谢裕大”，其制作的“黄山毛峰”誉满天下；胡云龙创办“祁红”茶号；吴鲁衡创办的“吴鲁衡罗经店”；胡椿创办的“胡玉美”等。　　经过数辈老徽商们历经千辛创立的老字号招牌，不仅为徽商赢得信誉，更是让后人受用至今。在胡天注家乡绩溪县，挂“胡开文墨店”这块招牌开厂的不下10余家，这些产品基本上都出口，在屯溪老街，老字号商店更是比比皆是，同德仁中药堂，迄今仍是这条老街上规模最大的老字号药店。　　无论是“胡开文墨店”还是“同德仁中药堂”，这样的老字号店铺，在留给后人的故事中，都反映了他们的诚信经商创招牌的事迹，同样，其他徽商为守住招牌取信于民的诚信故事更是不胜枚举。　　因此，一个讲究信誉的好的品牌产品，会因为消费者口碑的扩散效应而迅速增加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比如“小岗村”香烟是安徽的精品烟，这几年远销中外。它的名字源于中国体制改革的先锋——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该村以农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而闻名全国，但是，“小岗村”卷烟之所以出名，并不完全是出于此，主要还是它的质量好。　　安联公司的老板崔兴柏，也是一个善于用质量打造金字招牌的新徽商。几年来，崔兴柏始终坚持技术服务的软件、硬件两手一起抓。一方面通过建立一支过硬的技术队伍，配备技术设备、通讯设备、车辆，使“硬件”真正过硬，另一方面通过抓服务态度、用户满意度，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服务范围，确保“软件”的质量。占故障中绝大部分的软件故障，按理应由用户到购机公司解决，但安联不推诿、不拖延、不收费，宁肯自己受损失，还是上门服务，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重质量、讲信誉使安联赢得了客户，也积累了财富。安联成立三年跨了三大步，2001年销售额达36亿元人民币，使联想品牌在安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居安徽第一、联想全国前8名。被授予联想最佳合作伙伴金奖、最佳渠道建设奖、最佳专卖店奖、最佳市场推广奖、最佳维修站奖、联想商务之星、联想AAA信用金牌代理等大奖。　　崔兴柏说：“安联不但要做大，更要做强，要搞自己的产品，要提高综合实力”。现在的安徽联想电脑公司已经发展壮大为安联电脑集团公司，规模空前扩大，下辖安联电脑公司、上海启天数码科技公司等6个子公司，完成了100多项网络工程，开发了5套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2001年6月经安徽省经贸委、省工商联、省工商局等部门根据年营业额、资产总额、缴税总额、净利总额等国际通行指标进行排序，安联集团列入安徽民营企业前十名。商道三忍辱负重勇于开拓　　安徽籍名人胡适曾以“努力做徽骆驼”勉励友人，这是对徽商品质最形象的概括和赞誉。人们以“徽骆驼”和“绩溪牛”来比喻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