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单独分析。因此，桑顿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分析工具，用来考察货币总量(流动性)、货币流通速度(由坎蒂隆所提出)与利率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是他的一些观察结果：高利率可以防止资本外逃，或者甚至吸引国外的流动性。高利率可以吸引民众将部分现金存放到银行账户上。通过维持高利率，中央银行就可以降低流通速度，吸收货币，从而给经济活动降温。与此相反，低利率将会增加货币供给并且刺激经济活动。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影响现在的利率水平。如果人们担心将来发生通货膨胀，现在的利率水平就会相应地提高。非计划的信用收缩可能导致经济萧条。相反，信用的大幅扩张(通过增加借贷)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因此，如果经济已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货币供给的增加将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那么，增加货币供给只会促进经济增长。这对法国人民来说是颇为遗憾的--他们的统治者--继太阳王之后的奥尔良大公并不了解这些规则，因为他如果了解这些规则的话，就肯定不会印发过多的纸币去毁掉约翰?劳的天才计划了。桑顿指出，如果增加货币供给，比如说把利率降低到商业团体的预期盈利水平之下，就会导致借贷数额大幅上升，结果商业活动的水平也大幅提高(桑顿举了法国约翰?劳计划早期阶段的情形作为例子)。但是，他还进一步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考察：在特定的经济活动增长水平下，社会有能力吸收更多的货币。每一次货币供给的增加，在后来似乎都被证明是合理的--只要随后的经济活动能够随之增长，直至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问题的关键也就在这里，因为这种情况会导致中央银行在对危险毫无察觉之时过多地增加货币供给，而当它察觉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换句话说，信用体系是不稳定的--增加信用似乎(欺骗性地)证明了信用增加的合理性，相反，减少信用似乎也证明了信用减少的合理性。诚然，这种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有着显著的差异，它表明，经济运行具有自我脱轨的能力(由于正向反馈)，正像经济具有自我复轨的能力一样(由于负向反馈)。如此一来，看不见的手就不止一只了，而是有两只！如果要说桑顿的著作已经包含了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周期理论，那是有争议的，而且多数人可能不会同意。但是，他的确已经接近了这块领地。萨伊定律就在那个时候，亚当?斯密的著作已经在英国之外传播开来。有一位名叫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法国商人在1788年读到了斯密的书。萨伊在法国经营棉纺织业并在新技术上进行投资。由于业务太忙，他很少有时间著书立说，但在1803年，他最终还是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这本书在许多方面把26年前斯密所写的问题做了概括与澄清，但在结构与论证上更加清晰了。此外，他还提出了某些新的观点，其中就有让他闻名遐迩的"市场法则"，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萨伊定律"。什么是萨伊定律呢？萨伊自己是一位商人，他曾经和其他许多商人谈到这样一种现象：在商业活动中，最容易的就是生产产品，而比较困难的则是销售产品。因此，他很显然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创造一个总能卖出所有东西的社会呢？为什么不让人们有足够的钱去购买所有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呢？如果不能卖出我们所制造的所有东西，社会就不能公平地分给人们更多的钱或者其他财物吗？这确实是非常好的问题！遗憾的是，萨伊的答案并没有提供一个新奇的解决之道。他首先简单地假定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我们有必要注意到，某种产品一生产出来，即从那个时刻起，就为其他产品提供了市场，这个市场是以该产品的自身价值为最大限度的。当生产商完成其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时，他最焦虑的就是要把产品立刻卖掉，唯恐产品的价值在他手上会有所减少。当他销售产品获得货币时，又同样焦急地要把货币花出去，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是容易改变的。而花费货币的唯一方法就是购买别的产品或者其他东西。因此，生产某种产品只不过是立即为其他产品打开了市场出口。虽然这些话听起来颇合逻辑，但关于他的商业伙伴们感觉产品销售如此难的问题，他还是不能解释。然而，萨伊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太多的生产手段被用来生产某一种产品时，其他产品的生产却是不足的，此时就会发生供给过剩的问题。这就是问题的答案。说得再清楚些，这意味着货币本身并不是问题。货币在交易中不过是霎时间的媒介，说到底，市场交易的实质还是产品与产品的交换。至少，他所见的情况就是如此。萨伊定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解释了通过刺激供给能够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并且也说明了为什么用缩短每周工作时间来解决失业的办法从长远来看是行不通的。由于处在"政治光谱"两端的派别都可以采用萨伊定律作为自己政策论证的基础，因此，这个定律具有相当广泛的吸引力。右翼人士可能会说，让我们刺激需求吧，这样货币就会涓涓流出并创造供给。而处在另一端的左翼人士则可能会说，给我们的平民百姓多分些钱吧，这将会刺激供给。到此为止，萨伊的解释都还不错。然而，萨伊定律在理解经济的不稳定性方面则有失偏颇，因为他在剔除一些长期的潜在未知因素的同时，又完全忽略了许多短期的复杂因素。由于这一点，甚至可能有人会简单地认为，如果没有萨伊，那么人们对经济波动的理解可能会进展得更快一点。南美洲最终在1809年向英国商人敞开了大门，随即涌现出一股乐观主义的热潮(像90年前南海公司的事件那样)。这导致了英国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加，不久之后，货币相对于黄金的价格开始下滑，于是给英国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在1809年的8月至10月，有三篇批评英格兰银行政策的文章刊登在了《纪事报》上；稍后，又有一篇相关的文章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金银的高价格，银行票据贬值的证据》。文章的作者是桑顿的一个熟人，37岁的伦敦股票经纪人与金融家。他的名字叫大卫?李嘉图。这是他在学术舞台上初次登场。他在学校接受了非常基础的教育，14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他父亲的股票经纪业务。从那时起，他就开展了自己的经纪业务，主要是买卖政府的证券。他的座右铭被成千上万的经纪人所采用，那就是：砍掉亏损，让利润增长。遵循这个原则，他变成了富豪。李嘉图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的结论是，通货贬值的原因在于纸币的超额发行，以及农业收成不好与战争开销造成的进口数量不足。他建议英国应该立即恢复1797年废除的金本位制。为了澄清问题的根源，1810年英国设立了"金块委员会"，桑顿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他同意了李嘉图的结论。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却差一点导致了桑顿自己破产：在调查报告发表之后发生了一场金融恐慌，桑顿不得已向他的一位朋友透露，道-桑顿与福瑞银行的存款头寸快要耗尽了。幸运的是，他有许多忠诚的朋友，这些朋友立即到他的银行存了足够多的钱，于是银行得救了。曾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李嘉图则坚持认为恢复金本位制是有利的。1816年，辩论又重新开始，李嘉图发表了《有关经济与稳定通货的建议》，他在该文中再次建议英格兰恢复金本位制，但是，这个金本位制并不要求使用金币，而是要求英格兰银行能按照需求进行纸币与黄金的兑换--就像劳氏公司开始时所做的那样。他认为这样的货币体系具有自我稳定性，理由如下：如果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过多，它将不得不进口黄金储备来予以支持…………这一过程本身能够自动减少货币供给，并且缩减英格兰银行发行新货币的潜能。桑顿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任何货币体系都不能实现自我稳定，因此，英格兰银行应该而且能够积极地管理货币供给。而且他相信货币供给的波动不仅会影响价格，还会影响经济活动的水平。1820年，英格兰银行推出了一项与李嘉图的建议非常相似的计划进行试验。这导致了价格的急剧下滑和一场灾难性的衰退，于是计划很快就被废除了。显然，这场争论的赢家是桑顿，并不是李嘉图。这时离约翰?劳的计划失败正好是100周年，然而，经济似乎依然非常不稳定，而纸币似乎也不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唯一原因。李嘉图的密友詹姆斯?穆勒终其一生保持着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尽管詹姆斯?穆勒花了很多时间去发展李嘉图的观点，但他对经济理论与问题的研究也自有一套。他曾经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要寻求限制人口出生数量的方法--他认为在食物供应有限的条件下，这个问题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在詹姆斯的9个孩子中，有一个名叫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出生于1802年。穆勒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超常的智力，而且詹姆斯认为他这时已经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就在这个小男孩刚满3岁的时候，詹姆斯便开始教他学习希腊语和算术。他在8岁的时候学习拉丁语，随后不久开始学习几何、代数、化学和物理。他12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逻辑学，一年之后，他被引领到政治经济学领域，詹姆斯认为这是最难的学科。詹姆斯给他讲授经济学的一种方式就是带着他散步(就像詹姆斯和李嘉图一起散步那样)。詹姆斯在路上给自己的儿子讲授了经济学各个方面的问题--主要还是李嘉图曾经描述过的那些东西。每天上午，穆勒必须交出一份完整的书面报告，报告的内容是他父亲前一天所讲过的东西。这些报告后来成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草稿，该书在1819年出版。这本书是经过非常努力思考得出的出色成果，其作者穆勒写作这些内容时年仅13岁。就在该书出版之后，詹姆斯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儿子已经做好了进入社会的准备。这个17岁的男孩加入了东印度公司，这让他有了极好的机会去洞察私营商业与公共事务，而且，他在空余时间可以进行写作与学习。20岁的时候，他已经发表了7篇有关经济学、政治学与法学的重要论文，并且编著了一本有关哲学的书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23岁及24岁时所写的内容，这些东西直到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题目是《政治经济学若干未决问题》，其中有一篇论文分析了萨伊定律。穆勒声称，在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中，萨伊概念中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可行的，但是当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时，结论就不是必然成立的，因为人们可以把销售收入储存起来，所以供给并不总是创造等量的需求。普遍信心的改变能够引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又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学的论文。1826年，他写了一篇题为《纸币与商业困境》的论文，在文中介绍了"竞争性投资"的概念。他的看法涉及由于技术发明可能造成市场突然扩大的问题。对于扩大的市场"馅饼"，商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正常情况下能够得到的份额：每一个期盼自己走在全部竞争对手之前的商人，会向市场提供他认为市场起飞时自己所能获得的最大份额；这没有反映出其他对手的供给，而其他人的行为也像他这样，并且他们都没有预估到价格的下跌，而一旦增加的供给进入市场，就一定会发生价格下跌。这样一来，短缺很快就演变成了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对某种物品的需求暂时过多可能很快就会演变成相反的一面：供给暂时过剩。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介绍了"职业交易商"和"投机者"之间的差别，前者的行为是建立在长期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而后者的行为基础则是对短期价格走向的分析：那些试图观察未来供给与需求信号的少数人，一旦预估到价格会大幅上涨，就会大量买进。这种购买行为会立刻造成价格的明显上涨，结果反过来诱惑许多只是关注市场即时变化的人也去购买，这些购买者期望价格仍然会有更大的上涨空间。这就意味着一个恶性循环，它很容易解释为什么繁荣会走向完全脱轨，就像密西西比计划与南海公司的泡沫那样。而且就在穆勒的书出版10多年之后，类似的灾难再一次降临了。发生在1837年的危机成了说明穆勒经济理论的一个绝佳例证，就好像人们想要验证一下他的经济理论似的，当然，实际上并没有人真的想要那样做。在这个故事中，我们需要介绍五位杰出的美国人，他们在这场大戏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安德鲁?杰克逊，在1828～1836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是个极端不信任纸币的人。马丁?范布伦，接替杰克逊担任美国总统(1836～1840年)。尼古拉斯?比德尔，担任第二合众国银行总裁，任职到1836年。他是个极有天赋的人，但不是杰克逊总统的朋友。菲利普?霍恩，一位投资者，在1837年之前相当富有，之后则变成了穷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先驱报》的编辑，散文写得极好。现在大戏开场了。安德鲁?杰克逊是这场大戏中的第一位总统，他是一位有着独裁倾向的辉煌政治家，固守原则而且脾气很坏。然而，他还曾经是1812年的战争中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他所领导的军队在新奥尔良击败了英军，这场胜利也为他踏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在政治舞台上，他的第一场斗争则是反对中央银行，也就是所谓的"第二合众国银行"。这家银行的领导者是天才人物尼古拉斯?比德尔，他13岁的时候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学位。这两位先生相互憎恨，彼此攻击，但是当杰克逊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比德尔变得更加忧心忡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杰克逊任命了荷兰人马丁?范布伦担任副总统，并且告诉他："那家银行正在设法置我于死地，但我会先干掉它！"后来，比德尔的银行就被关闭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安德鲁?杰克逊为什么不喜欢比德尔和他的银行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喜欢纸币。在他看来，纸币是不真实的，而且造成了投机与各种各样的歪曲。就此而言，他确实击中了要害。看一下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吧：1832年仅有5900万美元，到1836年已经疯长到了14亿美元--仅仅4年的时间竟然大幅上涨了137％。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而当你透过表象深究实情的时候会更加忧虑。大量的流动性是由那些新开业的银行创造出来的，可是这些银行的资本储备少得可怜，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是，所有这些钱流到了哪里呢？投资新兴产业了吗？这些钱并没有投资到新兴产业，其中的大部分都流进房地产业用于投机了。在此之前，美国有中央银行，而现在，它已经被拿掉了。我们这场大戏中的第三位人物就是富有的投机者菲利普?霍恩先生。这位绅士般的投机者生活在纽约，他之所以成为我们关注的人物，不仅因为他成了那场危机的牺牲品，还因为他留下的日记至今依然保存着。那就让我们翻开他的日记，看看他在1836年3月12日的心境：纽约所有东西的价格都高得离谱。下一年的房租已经上涨了50％。我为了那一大笔钱而卖掉了房子，这是真的，但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住。离市政厅两英里左右的许多房子都涨到了8000或10000美元。就连第十一区那些朝向东河的房子，两三年前才卖2000或3000美元，如今也涨到了4000或5000美元。他有理由发出这样的悲叹。房地产价格的快速飞涨并不限于纽约一个地方(见图4-1)；芝加哥的土地价值也已经从1833年的156万美元涨到了1836年的不低于1000万美元--3年之内令人难以置信地暴涨了6400％。试想一下，暴涨6400％，仅仅在3年之内！由此可见，杰克逊总统完全有理由在7月签署法令，规定大多数购买土地的交易必须采用黄金或白银支付。禁止用纸币进行房地产投机！这时，他还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的财政盈余正在增加，当然，这个问题会让人觉得稍微愉快一些。杰克逊提议通过削减关税来恢复预算平衡，但国会表决的结果是把财政盈余分配给各个州。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呢？根据国会的这项决议，从1837年1月2日开始，其每隔3个月就要从纽约的主要银行提取900万美元，并把这些钱分配到各个州。诚然，纽约的主要银行很厌恶这样的做法。图4-1美国出售公有土地的收入，季度数据，1816～1860年。此图显示出了非常强烈而缓慢的周期。与此同时，我们的朋友霍恩先生则想方设法在百老汇与大琼斯街的转角处新买了一块地，花了15万美元。虽然这一点都不便宜，但他还能买得起。拿到土地后，他就开始在那块地上盖一座新房子，然后，自己便去了一趟欧洲。或许本就不该他发财。当他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发现城市的气氛完全改变了，当然不是变得更热烈。以下摘自他11月12日的日记：艰难岁月。货币紧缩的压力已经有一段时日了，现在情况还在继续变糟，我已经深受其害。股价已经跌得太多……房屋价格以及其他东西的价格虽然名义上没有下跌得太多，但基本上没有了交易，现在已经没有人还有钱买得起这些东西了，而且也没有人还愿意要那些不能换成现金的债券与抵押品了……这些还是发生在政府资金分配计划之前，但也已经够严重的了。1837年1月2日，美国财政部从纽约的主要银行提取了900万美元。没过几天，恐慌与一系列的破产事件就发生了，街上也发生了骚乱。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个被迫抛售的恶性怪圈，大量银行破产了，其他许多行业也是如此。3月4日，霍恩先生在日记中非常悲哀地写道：这是我的家族历史上黑暗而悲惨的一天。布朗与霍恩公司今天停止支付款项，并且召开了一个债权人会议。我的大儿子把我给他的资本全部赔光了，我也被牵扯进去，为他们背负了一大笔款项，想起来真叫人胆战心惊。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美国又完成了一次总统选举，人们开始期望新当选的总统马丁?范布伦会改变对待票据信用的态度，然而，这种期望很快就被击得粉碎。杰克逊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强调："总之，我们不能依靠那些创造纸币的公司来保持流通媒介在数量上的统一。"然而，马丁?范布伦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话题。他对正在酿成的金融危机没有提到只言片语，连一个字都没提到！现在，房地产根本卖不出去，除非打很低很低的折扣，而股票市场从1月到2月一直在急剧下挫。詹姆斯?戈登?贝内特，这位《先驱报》的编辑，以他的方式在1837年3月的一篇社论中这样写道：美国从来没有处于现在这样的危险境况。我们现在被商业恐慌包围着，这场恐慌正在发出巨大的威胁，它要破坏我们社会的一切事务--要毁灭我们的整个国家，要把大片地区变成废墟，要把我们一半的银行机构从地面上抹掉，要点燃那些最浮躁的热情，并且制造突变，最终让我们的国家停滞不前。这听起来有些绝望，但那时人们的情绪的确如此。必须有人能够采取行动，于是，霍恩和他的朋友们想了一个主意，便去和前中央银行总裁比德尔先生联络。比德尔来了，并召开了一个协调会议，提出了一些建议与意见。随后，货币便从各个地方冒了出来，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贝内特又写了一篇新的社论：尼古拉斯?比德尔是金融业的拿破仑。他抵得上两个亨利?克莱，两个半丹尼尔?韦伯斯特，更抵得上八个马丁?范布伦。尽管我们这位金融业的拿破仑曾经是个令人生畏的人，但他如今不再经营中央银行了，也不能去印纸币。他没有说服总统改变既定的路线。政府在4月1日仍然从纽约的主要银行里提取了另外900万美元的款项，于是，恐慌进一步蔓延开来。一些主要银行在5月初开始营业，到5月10日便宣布银行假期，以便给金融业一点喘息的机会。但是，这个银行假期并没有起多大作用。随着泡沫的破裂，大量的破产还在继续，美国西北部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20％。芝加哥的一块土地在1836年曾经卖到11万美元，如今持续下跌，到1840年只要花100美元就能够买到。由于地价的下跌，那些购买了大片土地并将其分成更小的地块囤积起来的投机者开始认识到再也没有后续的购买者了。最后，他们把那些分成小块的土地又集中起来，转成了农业用地，这样他们至少还能种点东西，有一点收入。到了1842年，也就是危机发生5年之后，全美国大部分地方的房地产价格最终跌到了谷底。就在美国发生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英国的天才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正在他的东印度公司办公室里继续努力工作着。1845年，他决定把一条条思路整理成一本著作，并将其命名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他对这个主题已经思考了多年，当决定要写出来的时候，他的写作速度创了一项纪录。他完成这本长达971页的著作仅仅用了18个月，其中的材料都有详细的考证，还有很多新奇的分析。在这本书中，他把货币流通速度--坎蒂隆的老概念与一般增长及投机联系起来，这在国际上成为了经典。对于穆勒来说，1848年是很有意义的一年，因为他的书出版了，而对于其他几位杰出的绅士来说，这一年也是很有意义的一年。例如，有一位奥弗斯通勋爵，是当时英格兰最成功的一位银行家，他的思维非常清晰，他认为经济危机是一种有着自身内在动力的重复发生的现象。有一天，他和《经济学人》杂志的主编沃尔特?巴奇霍特进行了一次谈话，后来，巴奇霍特引用奥弗斯通的话来描述繁荣-萧条周期的不同阶段：静止，增长，信心，兴旺，激奋，发展过快，震荡，压力，停滞，再次进入静止而告终。如果说桑顿差一点创造了最早的经济周期理论，那么可以公平地说，奥弗斯通差一点最早给出了经济周期的定义。但是，他是个实干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在关心英格兰银行遏止严重的银行危机与恐慌的能力。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他密切跟踪市场动态并尽力预报存在的危险。1845年的秋天，他开始觉得局面正在变化，于是坐下来给好友G?W?诺曼写了一封信，谈到了这一点。奥弗斯通并不认为危机即将发生，但是，有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则是确切无疑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危机……"他这样写道，"……仅有一些轻微的前兆迹象，就在我们的脚下。"他是对的：1847年，危机发生了--距离上一次危机正好整整10年。中央银行如何增加货币供给到19世纪中期，人们了解到中央银行有三种创造货币的重要途径：购买债券(并支付货币)。这样做有一种直接效应(注入货币)和一种间接效应(债券价格上涨，所以利率会下降，这将鼓励更多的私人借贷)。降低中央银行对私营银行的贷款利率(贴现率)。这将鼓励各银行从中央银行贷款，从而使各银行能够增加向私人放贷。降低私营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减少存款准备金可以使私营银行增加放贷。为什么在一段时期内的过量投资会导致经济危机，而不是一次平稳的纠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解释，然而，在英国1847年的危机中，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铁路股票似乎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在那个时候，采取分期支付的办法购买股票是很常见的，购买者只要支付首期款项就可以了，然后，他可能希望按照可获得收益的价格在下一期付款之前将股票卖出。这样一系列的分期支付，在1847年1月到期付款的时候总额约为650万英镑。如果真的要按期支付这些款项，许多人都有困难。于是，就在当年夏天，酝酿成熟的危机爆发了，8月有22家英国公司破产，9月增加到了47家，10月则达到了82家。没过多久，危机就扩散到了荷兰、比利时、纽约和德国。1847年对于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年。作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批评家，卡尔?马克思的目标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公平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它应该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因此，工人应该尽可能地动员起来，待到时机成熟之时，实施罢工并获得掌控权。让人感到棘手的难题是判定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从1847年的危机来看，当时应该是一个较为合适的时机，因为这场危机已经激化了矛盾，一些群情激愤的事件由此爆发。在欧洲的多个地方，一些共产主义者发动了起义，尽管这些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它们确实给了马克思某些启发：很显然，正是经济危机导致了对革命的探索，因此，新的经济危机可能会点燃下一次革命的火种。于是，他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不仅要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美好，更要为实现这两种制度的转变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经常爆发的经济危机正是实现制度转变的一条导火索。因此，他决定剖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有规律的经济危机的内在机理。就在他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再一次出现了过热。19世纪50年代发生了对铁路股票的新一轮投机热潮，还有对小麦(英格兰)、土地(美国)和重工业(欧洲大陆)的投机。1857年，距离上一次危机整整10年的时候，俄亥俄人寿保险信托公司的纽约分公司暂停营业。很快，出现了连锁反应，而铁路股票价格则像自由落体一样大幅下跌。这次危机激发了卡尔?马克思的无限热情。它再一次发生了！他决定把自己的理论公开发表出来！就在6个月的时间里，他写出了第一部书稿，《资本论》，这最终成了他著作中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各个方面最重要的原理。他所描述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技术革新会经常创造经济的繁荣。技术革新的效应是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更多的资本(机器等)，雇用更少的劳动力(工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但是由于劳动力与资本的比率下降，利润率也会随之下降。他指出："利润率的下降不是因为工人被剥削的程度减轻了，而是由于相对于所用的资本而言，雇用的工人总数减少了。"尽管后来的经验表明情况恰恰与此相反，但他还是继续阐述，利润率的下降导致了债务亏欠的增加，直到最终发生危机，于是共产主义者就可以实施接管。他后面的结论得到了验证。共产主义者的接管确实发生了，而且在随后一个世纪中的相当长时期里，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都由共产主义者统治着。1864年，法国开始出现新的危机，两年之后就蔓延到了英格兰与意大利。这一次，投机者的目标是毛织品、船运业和各种新兴的企业。然而，与正在角落里徘徊等待的噩梦--19世纪最具破坏性的国际大萧条相比，这次危机根本算不上什么。这场噩梦之前的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在1873年，也就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去世的那一年。我们很难确认1873年危机的真正导火索是哪一个事件，但如果从1869年开始数，那肯定不会遗漏这个让人相当困惑的故事的任何一部分。当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黄金交易室里，市场交易非常活跃。交易商在这间交易室里买卖黄金，但由于黄金在性质上属于国际硬通货(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采用金本位制)，所以实际上这里交易的只是美元：如果你购买黄金，你就要用美元支付。如果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上涨，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元的国际价格下跌。黄金交易室里有两位最活跃的交易商，他们是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吉姆?菲斯克是一个胖子，有着开朗乐观的性格和迷人的气质，同时还是一位营销高手。他喜欢一家瓷器商店里摆放的一件公牛瓷器，就经常光顾这家瓷器店。杰伊?古尔德是一位精明的、谙熟世故的投机者，他在伊利湖铁路事件中受到了磨炼，也正是在那次事件中，他结识了吉姆?菲斯克。古尔德曾在一度繁荣的铁路股票上投入了很多钱(他仍然持有这些股票)。他并不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人。他曾经这样说："在共和党的领域，我是一个共和党人。在民主党的领域，我是一个民主党人。而在多疑者的领域，我就是一个多疑者。但是，我始终在为伊利而奔波。"另一次，他又说道："我可以雇用一半的工人阶级去杀死另外的一半。"现在，他为了获取巨额的财富，决定倾尽全力执行一项让人难以置信的计划：他要尽可能地收购黄金，以打压美元的汇率。然而，这里的黄金可不是一点点，而是数量庞大。随着美元汇率的下跌，这样能够推动美国出口的增长(这将为铁路带来更多的业务)，当然也会刺激美国的通货膨胀--于是可以减轻他投资的铁路公司的债务负担。在那个时候，美国大约有价值115亿美元的黄金，其中有1亿锁在了财政部的金库里。由于交易保证金要求非常低，古尔德自己只需要投入50000美元就可以用期货合约购买价值1000万美元的黄金，这种交易只要人们相信他大致具有这样的信用价值就可以进行了。但是，在行动之前，他还要高度警惕是否会发生某些意外情况。例如，只要格兰特总统决定把财政部的黄金出售一部分，就必然会压低黄金的市场价格。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精心培养和格兰特总统以前的妹夫埃布尔?戈尔宾的友谊，而后，戈尔宾就可以把古尔德介绍给格兰特总统。最终，这一幕在菲斯克的轮船上发生了。在旅途中，古尔德就试图弄清楚总统对于提高黄金价格持何种态度。然而，这次会面的结果并没有让古尔德感到完全满意，因为格兰特似乎并没有清楚地表明自己对于黄金狂热的看法。9月16日，古尔德请戈尔宾给总统呈送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解释了在农作物出口之前卖出黄金为什么是错误的。信一写好，他就立即派了一位信使马不停蹄地赶往华盛顿。信使向总统呈上书信之后就问是否有回话。"没有，什么都没有。"总统这样答道，然后信使便返回匹兹堡并发出了一封简短的电报："安全送达。"(Deliveredallright.)但是，电报在传送过程中出了一点差错，古尔德与戈尔宾收到了电报，但其所表达的意思很不一样。电报内容变成了："送达。同意。"(DeliveredAllright.)一看到这封电报，古尔德就决定立即行动。他答应给戈尔宾一份价值150万美元的无保证金交易合同之后，就开始买进黄金。他在自由市场上以大约135美元的价格购买，而后价格开始逐渐小幅上升。9月22日，当菲斯克来到交易室的时候，收盘价涨到了1415美元。那天晚上，古尔德拜访了戈尔宾，而戈尔宾收到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刚刚接到了格兰特总统的来信，在信中，格兰特表达了他对美元汇率下跌的不满，这意味着他将命令财政部出售黄金。通过戈尔宾的安排，古尔德再一次见到了总统，这一次是在一个公开聚会上，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看到他和总统在一起。古尔德试图说服总统，美元汇率的上升将会极大地损害出口，因此，如果要采取行动，至少也应该等到那些大额的、尚未明确的订单都确定下来之后。在这次简短的会面之后，他开始设法让其余的人都相信总统自始至终都是支持他的。然后，他长舒了一口气，就接着买进黄金。古尔德把大部分的交易都交给一位名叫亨利?史密斯的交易商，史密斯招募了其他许多交易商，这些交易商又招募了另外一些交易商，结果总共大约有五六十位交易商一起行动。他们一起买进黄金，直到把市场上的黄金几乎全部买完。当市场上已经没有黄金可卖的时候，他仍然利用远期合同继续买进黄金，最后，他手中持有价值40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另外还有价值1500万美元的黄金现货。在这个过程中，金价上涨到了146美元--这意味着他独自发力就已经迫使美元汇率下跌了8％。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由于某些原因，金价卡在了146美元，好像有其他什么人在这个价位上大量抛售黄金，抑或是有人已经知道财政部将要出售黄金。通过远期合同的交易，古尔德可以买进比市场上现存数量更多的黄金。然而，这是一个潜在的很难突破的价位，这和古尔德的预期相互矛盾。因为当抛售方必须交割时，他们手中没有那么多的黄金，该到哪里去买黄金来交割呢？当然，他们要向古尔德购买，那时价格就要由古尔德来操纵了。但是，既然如此，那为什么黄金价格还是停留在146美元呢？难道是由于格兰特要出售黄金吗？庆幸的是，没过多久，总统看望了戈尔宾，这一次，戈尔宾说服了总统不应干预市场。受此鼓舞，古尔德告诉老朋友菲斯克，并邀请他参加这次最精彩的突袭--历史上最大的突袭行动之一--而且这次行动得到了上自总统、下至国会门卫的每一个人的支持。古尔德还让菲斯克负责购买黄金，并且负责把这些谣言传给黄金交易室的同僚。菲斯克踊跃加入了行动，而且开始用自己的账户购买远期的"幽灵黄金"合同--那些黄金实际上并不存在。抛售方一边卖空远期交割的黄金，一边希望财政部会释放一些黄金，这样他们就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来抢购。古尔德告诉菲斯克，格兰特想要看到黄金价格飙升至1000美元，菲斯克很快就把这个谣言传给了其他交易商。当公众都参与进来的时候，时机就成熟了(诚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曾经预言的那样)。很快，牙科医生、店主，甚至全国各地的农民都在预期黄金价格还会进一步上涨，于是这些人也尽可能地买进黄金。这股抢购黄金的新热潮猛烈地冲击着那些专门做空的卖家，这些卖家要将合同平仓，就只好不惜血本地买进黄金，于是146美元的价格屏障崩溃了。此时，古尔德已经不再买进黄金。他知道机会稍纵即逝，于是开始出售黄金。菲斯克对此一无所知，他的账户还在继续买进黄金，实际上，他买进的黄金正是古尔德所卖出的。终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格兰特给戈尔宾写了封警告信，说财政部将要出售黄金。戈尔宾立刻要求古尔德结清账户，并把利润支付给他。古尔德同意了，条件是戈尔宾要对那封信保持缄默。他知道自己正处在灾难的边缘。他仍然持有一些黄金存货以及价值3500万美元的远期合同--要想把这些都悄悄卖掉，无异于牵着一头大象经过餐馆而不让人知晓一样。现在他也仅有几天的时间，甚至只有几个小时去处理这件事情。他首先决定撇下菲斯克。一头大象或许能够不被注意地潜行离开。而如果两头大象一起行动而不被发觉，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第二天早晨，他鼓励菲斯克继续买进，而他自己则以更快的速度秘密出售黄金。奇怪的是，黄金价格还在继续上涨，而公众也还在继续买进。巨大的交易量也很稳定，而且价格还在一美元一美元地提高。与此同时，古尔德在一个劲地不断卖出，直到一点不剩。尽管如此，他还在继续卖出黄金，通过远期合同建立了空头头寸，这个头寸在持续增加。由于公众还在继续买进，黄金价格依然保持上涨趋势，但气氛开始变得凝重。价格最终真的会涨到1000美元吗？格兰特是否参与了呢？财政部会卖出黄金吗？然而，就在12点零7分，当价格刚刚涨到165美元的时候，财政部发表了将要卖出黄金的公告。据估计，古尔德在接下来的14分钟时间里赚进了150万美元。就在这14分钟里，金价从165美元下跌到了133美元，于是，所有做多者的浮动收益被一扫而空。做空者从他们的压榨中得救了，而古尔德的计划已经获得了成功。结果，古尔德成了华尔街最让人厌恶的家伙，菲斯克说他"除了一堆衣服和一双眼睛，便一无所剩"。古尔德保持着对铁路股票的兴趣。此时，公众对铁路股票的热情也像以前一样高涨起来。然而，由于许多人都在拼命投资铁路以争夺市场份额(即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说的"竞争性投资")，实际的铁路运载能力已经过剩了。1868年之后，每年新建的铁路里程快速大幅增长，如今铁路行业已经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古尔德控制着伊利湖铁路，这条铁路与范德比尔特的纽约中央铁路开展了激烈的竞争。范德比尔特刚把每车运费从125美元降到100美元，古尔德为了夺回市场份额，就决定把价格降到75美元。于是范德比尔特又把价格调到50美元，古尔德就跟着把价格降到了25美元。最后，范德比尔特干脆把价格降为一美元--这个价格远远低于成本。这样，范德比尔特就把所有的生意一网打尽。实际上，他所承揽的生意要比以往多得多，因为古尔德把布法罗的公牛全部买了下来，并用纽约中央铁路来运送。价格战正是铁路运载能力出现过剩的征兆。繁荣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人们在许多行业的大量投资已经收不回利息。在1872年，包括古尔德的伊利湖铁路在内的89家铁路公司的债券发生了违约。在364家铁路上市公司中，有260家公司无任何红利可分。到年底之前，越来越多的铁路公司股票交易量下滑，市场环境也变得更加谨慎。欧洲的情形与此非常相似。经过一些年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且市场信心也开始跌落。有时候，恐慌会肇始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一次，它起始于奥地利，就在1873年5月1日维也纳国际展览开幕之后，恐惧的浪潮突然袭来。许多奥地利的银行都深陷在铁路股票的泥潭之中，由于投机者的失败而受到拖累。很快，恐慌蔓延到了德国，而后又传到了比利时、意大利、瑞士与荷兰。在1873年9月8日，华尔街也受到了牵连。就在那一天，纽约仓库与证券公司(NewYorkWarehouseandSecurityCo)违约了。此时，已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切的发生：9月13日：肯永考克斯银行违约。9月17日：潘德莫钮门公司违约。9月18日：杰?库克公司违约。9月19日，局面开始平静下来，但就在这天下午，大多数的铁路公司股票突然开始下跌。有人怀疑这是杰伊?古尔德独自操纵的结果，人们认为他提前把持有的所有铁路股票抛售出去了。下跌很快变成了彻底的恐慌，每个人都在绝望地挣扎着，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买家来接手。第二天早上，证券交易所闭市停止了交易，总统召开了紧急会议，与会者有财政部长和其他几位官员，还有商人，其中就包括范德比尔特。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与76年前的英国金块委员会不同，这些人仅仅花了几个小时就做出了选择："增加货币供给！"财政部通过购买政府债券的途径向市场注入了1300万美元，10天后，交易所复市了。但是，交易所复市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危机已经结束。这次恐慌成为此前美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萧条的序曲。纽约的失业率达到了30％，然后是40％、50％，节节攀升。新建铁路里程也从1872年的5870英里下降到1873年的4097英里，到1874年进一步减少到了2117英里。1875年新建铁路里程降到了谷底，仅有1711英里。这又一次证明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言是正确的：信心很重要，因此投机也很重要。即使不受印发货币从而增加供应量的刺激，也不受到其他的外部刺激，经济繁荣也会发生。如果人们减少储蓄，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提高，或者存在竞争性投资，就可以出现经济繁荣的景象。而经济萧条仅仅作为对繁荣的一种反应也会出现。就在劳的计划遭遇失败154年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看起来似乎越来越成为其内在的一种性质。也许经历了一阵群体性的贪婪与恐惧之后，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恢复平衡，这样的经济调整是客观需要，但毕竟是痛苦的：人性使然，如之奈何。在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的新生当中，一般总会有一两个表现得格外聪慧和富有创造性的学生。在1810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录取的一批新生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这一群富有朝气的年轻人中，查尔斯?巴贝奇这个19岁的男生显得非常突出。他很擅长数学，实际上，他入学后没多久，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数学水平，以至于他自认为对数学的理解已经超过了导师。学习数学非常有趣。只要不用去计算对数表。因为那个时候要计算对数表，唯一的办法就是两个人分工，用手工方法来计算整个表格。一个人读自己的数字，另一个人就帮助检查核对。然而，有一天，巴贝奇正拿着一张这样的对数表坐在他和朋友创办的组织"解析社会"所使用的屋子里，另一位成员进来问他想干什么。巴贝奇抬起头看了看，然后给出了令人惊奇的回答：他正在考虑能否建造一台可以自动完成这种计算工作的机器。计算机的发明正是那个时刻改变了他的生活。一有了这个想法，他就开始投入这个计划。不久，他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机械装置，这个东西可以帮助计算对数表。但是，当他在这台小小的机器上工作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了漫游。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吗？或许我们可以制造一种能够解决所有这类数学问题的机器？按照他的设计，这部机器会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由六台蒸汽机驱动，可以用穿孔卡片进行编程，而且能够每秒钟完成一次计算。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法国人克莱门特?朱格拉和魁奈一样，也是一位医生。但是，在他29岁的时候，便开始研究社会问题。两年之后，他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法国的出生率、结婚率和死亡率波动方面的研究文章。写作这些文章的过程中，他也调查了有关法国经济繁荣波动的情况，后来，他便醉心于研究这方面的问题。1862年对于克莱门特?朱格拉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已经43岁的朱格拉发表了他有关经济波动进程的研究成果--《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周期》。尽管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本著作，但它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克莱门特?朱格拉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家遗漏的某些方面。桑顿提到货币过量供给的谜题，穆勒则指出了竞争性投资问题，奥弗斯通曾经关注过商业波动的规律性问题，但没有去做更加深入的描绘与解释。早期的研究者发现了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多个踪迹，同时也发现了带来经济稳定的多种内在因素。他们思索过货币因素，如货币供给、利率和流通速度，还有实际因素，包括随机扰动、投资、储蓄、(不足)消费和(过量)生产等。作为讲求实用性的商人，他们还总结出某些超现实的因素，像公众信心、愚蠢(即非理性)和恐慌等。但是，很显然，这些巨匠中间并没有一个人苦心思索一套连贯的、统一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这是为什么呢？令人惊奇的是，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发现经济周期。当你读到他们写的书或者文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中许多人都提到"危机"这个说法，然而，尽管配第早在1662年出版的著作《赋税论》中就使用了"周期"这个说法，却没有人意识到，即使没有任何触发性的因素出现，这种周期性的现象也会发生。他们都曾经认为，经济的繁荣与危机是由一些特定现象引起的，例如外部冲击或失误。有的人，例如穆勒，还发现存在导致经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事件。遗憾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把这一连串的现象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一种基本的波浪式运动的不同阶段。正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看问题，所以就没有一个人会集中精力描绘和计算一种制度的动态变化的可能性。克莱门特?朱格拉的新作完全不同于以往有关经济危机的文献。他比其他任何人都率先认识到，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一些简单的相互独立的事件，而是经济组织内在不稳定性、周期性重复发作的体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进而对这种周期性运动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分类。他提出了"上升"、"爆发"和"清算"的不同阶段，为了区分这些阶段，他收集了时间跨度尽可能长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加以分析。通过研究这些长时段的数据，他确信自己能够判断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10年。朱格拉说明了他对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理解，他写道："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他认为，没有发生萧条正是由于某些方面出错了，而萧条的到来则说明经济处于正常的运行轨道。这个观点与当时占主流的看法迥然不同。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造成危机的是"失误"，例如不负责任地滥发纸币，存在垄断，滥用海关特权，存在贸易壁垒以及农业收成不好，等等。然而，朱格拉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危机的发生就是由于繁荣。朱格拉对他的著作进行了两次修订完善，并且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经济周期问题。但他后来的成就再也没有超过其第一本著作，他也从未把经济周期与信用周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解释经济周期问题，但不管怎样，就一个人的贡献而言，他有这一点也就足够了。虽然学者们曾经多次描述过某些重要的事实与概念，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事实与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在科学上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只有当某位学者充分认识到这类事实的全部意义时，我们才能说它们被真正地"发现"了。在朱格拉的著作出版之前，许多人都描述过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周期的概念。而在克莱门特?朱格拉之后，经济学家可能很少会说他们在研究"危机"，他们要研究的是"经济周期"。这正如熊彼特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正是他发现了新大陆，而在此之前，有些人已经发现了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甚至在朱格拉于86岁高龄去世之前不久，我们看到他依然在埋头研究那一堆统计数据。查尔斯?巴贝奇也是满腔热情地坚持到自己生命的终点。正是巴贝奇所设想的机器最终揭开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经济周期的秘密。诚然，如果没有相关的方程置入巴贝奇的机器之中，那它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就毫无用处。有了硬件，还需要相应的软件支撑，因而就需要有人发展出一套与经济行为相互耦合的数学表达式。一般均衡里昂?瓦尔拉斯是一位工程师，1834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他从事过文学创作，当过铁路公司职员、新闻记者，1870年，他以微弱优势获得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首席教职。1874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用数学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论文。瓦尔拉斯还和一些经济学家联系紧密，彼此常有书信往来。1889年，他出版了《纯粹经济学要义》第一版，后来他又继续对这部著作加以修订与完善。在这本书的开始，他描述了纯粹和应用的经济学--一种对历史的艺术性表述。然后，他提出经济学必须要用数学术语来描述，于是就用到了边际分析方法。在该书后面的章节中，他详细说明了如何用数学原理来描述和分析一个又一个经济问题。他的主要方法是描述一般均衡，在一般均衡状态下，所有市场参与者("代理人")的活动加总起来形成了一种稳定状态。他慢慢向读者介绍了整个模型。首先，他介绍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情形：只有两个代理人进行物物交换的经济。而后，他的论述扩大到有多人参与交换的情形，接下来是有多种物品进行交换的情形，然后涉及生产要素市场，之后又包括了储蓄、资本形成、货币，最后加入了信用因素。在几个简单化的假设基础上，他完成了整个理论的构建。这些假设包括完全竞争、完全的可变性以及价格的完全灵活性。在每一种情形中，他都演示了均衡状态是如何达到的，不过他也确实提到过存在多种可选均衡的可能性。经济周期与太阳黑子当瓦尔拉斯在用数学方法进行经济分析的时候，另外有一些人开始寻求对朱格拉的周期进行解释。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杰文斯的一生为经济思想贡献良多。1871年，也就是大危机发生之前的一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书中，他对边际分析方法做了很好的说明，而且第一次描述了"理性人"--经济学构想出来的只会做出理性决策的人。他解释了理性消费者是如何努力将效用最大化的，当消费者在购买特定的某种商品时，如果他们认为把下一块钱花在其他方面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用，那么他们就会停止继续购买特定的某种商品。还有一个与太阳相关的问题。杰文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经济萧条所造成的痛苦，当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关经济周期的文章(发表于1875～1882年之间)时，他很可能受到了1873年经济危机的激发。他的一个灵感之源就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杰文斯注意到穆勒强调了公众情绪的变化，但在杰文斯看来，穆勒对重复发生的繁荣与萧条现象的解释是很不充分的，仅仅是发现了相对的规律性。哪一个过程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变得贪婪和恐慌呢？穆勒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杰文斯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经济体系之外，四处寻觅那些刺激经济发生大波动的因素。在研究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之后，他做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和推测。他得出的第一个基本结论是，农业(收成)是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农场里发生的某些事情也许能够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然而，农场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农作物病虫害吗？杰文斯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原因就在于太阳光炽热强度的波动--由"太阳黑子"(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太阳表面的大火球)现象的规律性所造成。他的第一篇论文--与1875年的大危机巧合--试图说明从1254年到1400年之间英国的谷物收成变化存在一个111年的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非常吻合，当时的天文学家宣称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也是111年。太阳黑子活动的增加会造成阳光照射强度的提高，从而刺激作物的生长，于是农业收成就会高于平均水平。问题由此迎刃而解！然而，随着天文学家对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长度进行修正，以及英国新的谷物报告也并不符合他的模型，杰文斯的说法遭遇了尴尬。杰文斯的太阳黑子理论留给我们的并不是其错误的结论，而是其分析问题的方法。当代经济学家常常使用"太阳黑子"这个术语，他们所指的并不是太阳表面燃烧的火球，而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存在某些现象，其本身不能对经济产生影响，但能够改变一般人的预期从而间接地对经济产生影响。由此可见，杰文斯的方法留存下来了。1885年，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纽科姆出版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原理》，非常清晰地介绍了流量与存量之间的差别，并且对收入的圈流做了图解，他画出箭头把经济体中不同的人联系起来，展示了这些人相互之间是如何进行支付的。然而，这本书最重要的内容则是叙述了一个更为简明的关系。他称之为交易方程，该方程后来则被欧文?费雪作为货币数量论重新加以介绍，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况。这个方程是：MV=PQ其中：M＝货币供给V＝货币流通速度P＝商品与服务的价格Q＝商品与服务的数量这个模型并不是解释经济动态变化的理论，但它说明了一个更为核心的关系，可以作为许多理论的参照基点。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多次详细说明这个模型，但在这里只需了解它的来源。快乐原子一台机器总是按照专门设定好的用途来运转，例如轮子的旋转，或者编织机纺锤的运转。这对于"经济机"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也应该有设定好的运转目标。与瓦尔拉斯同时代的一位学者对这些目标的设定做出了贡献，他就是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埃奇沃思注意到，加入经济机中的人一般都被假定为将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定义这个效用，以及如何将其细分成最小的可能单位。1881年，他提出了"快乐原子"这个术语来定义它。但要测度这些原子则不容易，尽管他这样描述：快乐原子不容易被辨别和看清楚；它比沙子紧密，比液体松散；就好像那些仅仅可以感知到的原子核，嵌在圆形环绕的半意识里。难怪人们觉得他的文章如此难读。你可以说，瓦尔拉斯的经济机的用途就是把埃奇沃思的快乐原子的产量最大化，而且有相当多的人追随瓦尔拉斯的理念。瓦尔拉斯是一位先驱者--一个启迪他人的人，因此，当他在1892年从洛桑大学退休的时候，重要的是找到一位继任者，能够跟随他的足迹并且继续启发和领导这场新的运动。学校选择了维弗雷多?帕累托，一位出生于巴黎而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意大利的工程师。帕累托曾经选择在铁路公司任职，他从工程师升到了两家公司的董事。直到1890年，42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学习经济学，1893年则接替了瓦尔拉斯在洛桑大学的教职。帕累托在洛桑大学工作了7年，后来继承了一笔财产便决定退休。但是，他仍然留在瑞士并且继续撰写经济学文章，直到他1923年去世为止。帕累托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他所接受的工程师教育，而且他具有长期的技术工作经验。因此，他具备很高深的数学知识，这些数学知识常常贯穿在他的著作之中。他的劣势则是像埃奇沃思一样，写作风格很糟糕，就像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高智商的人那样。他常常在一张纸上同时阐述几个半拉子理论，然后又去谈论别的事情，讲了很多之后才转回来把前面的半拉子想法写完整。今天，帕累托这个名字的使用频率很高，经济学家常常会提到"帕累托最优"或者"帕累托均衡"，这种状态表示经济系统生产出的埃奇沃思快乐原子达到了最大的可能数量。随着第一个经济周期理论渐渐发展起来，人们将一遍又一遍地运用他和瓦尔拉斯所发展的方法。第7章又到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了吗1876年，即朱格拉的著作出版14年之后，也就是查尔斯?巴贝奇离世5周年，由李嘉图和穆勒组建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举办了经济科学创建100周年庆典，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整整面世100年。担任会议主席的是格拉德斯通先生、罗先生和时任法国财政大臣里昂?萨伊。在一如往常的奢华晚宴过后，罗先生率先起身发表演讲。从他的演讲来看，他并不觉得政治经济学在将来还会有更大发展。他认为社会学方面的进展可能对政治经济学会有所裨益，但影响不大，因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已达到顶峰。这就是当时英国的经济学精神。自从《国富论》发表之后，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桑顿、萨伊、李嘉图、穆勒、马克思、白哲特、杰文斯、朱格拉、埃奇沃思、瓦尔拉斯、帕累托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都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为什么价格会波动显然，罗先生错了。就在他发表演讲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学家在经济周期研究方面又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概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段时期称为经济周期研究的黄金时代。在当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一批年轻才俊中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一位佼佼者，他即将成为英国的大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学习的是数学专业。他在读经济学著作时，把每一个重要概念都转换成数学方程，以确保自己真正理解这些概念。他的第一个贡献来自于1879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探讨了有关经济周期的一个新理论。在书中，他对价格做了这样的阐述：当价格有可能上涨时，人们就急急忙忙借钱并抢购物品，于是会推动价格上涨，商业出现膨胀，经营者也会变得鲁莽挥霍，依赖借入资本经营所获得的回报比实际借入的资本还要少，而他们自己变得富有的代价就是牺牲了社会利益。随后，当信用波动出现的时候，价格也开始下滑，这时人人都想卖掉商品而持有货币，因为相对于商品而言，货币价值在快速增加，这又会加快信用下降的速度，而信用的进一步下降会导致信用本身更严重的收缩。于是，由于价格已经进入了下降通道，价格在长期内都会继续下跌。正是因为他宣称价格下跌是因为价格已经进入下降通道，所以在《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年)一书中，他也阐明了股票交易中存在着类似的效应：一些投机者为了偿还债务而不得不出售股票，这种做法会阻止价格的上涨。看到价格上涨受阻，其他所有投机者都会焦虑，于是也都急于抛售。马歇尔通过求解经济学的难题来努力寻找自己的研究路径，但遭遇了以前许多并不正确的假设的羁绊。例如，1803年提出的萨伊定律，其非常美妙的简化形式是：供给等于需求。这个定律肯定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因为任何一位经历过19世纪经济衰退的商人都会问道："萨伊怎么会因为这样的一句话而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定律呢？这个定律根本不符合实际。只要发生了经济危机--通常是残酷血腥的--你就卖不出那些该死的东西，而这才是残酷血腥的事实！"因此，在衰退期间，这个定律的形式更应该是：过多的供给。但哪里有需求呢？萨伊定律对于长期的供求总量而言是可行的，但短期来看，供给与需求在衰退期间显然是彼此偏离的。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实际上，正是穆勒率先指出储蓄率会发生波动，也正是朱格拉把经济周期与信用周期二者联系起来。如果人们像萨伊所假设的那样把所挣的钱立即全部花完，信用周期怎么会发生呢？然而，对此提出解释的，就是第一个不同于萨伊的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魏克塞尔。他在1898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核心思想：我们知道低利率会刺激商业活动，而高利率则会抑制商业活动。但问题是，多少才算"低"，多少才算"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如果进行商业投资实际能够赚到多少钱。比如说，如果一项新的投资能够获得6％的平均收益率，我们就称其为"自然利率"。现在，我们假设可以按照2％的利率贷款，这个利率称为"实际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贷款人获得4％的利润，所以会继续贷款进行投资。但是，如果银行利率是10％，那么贷款人要承担4％的损失，结果就会停止投资(除非他们很蠢)。而经济将会出现停滞或者收缩。这里的"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的概念非常简单，但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理论的一块基石。既然萨伊定律是公开掠食，那么发起下一次攻击就不会间隔太久。这是约翰?霍布森的观点。他是一位校长，同时在牛津大学与伦敦大学任兼职讲师，他认为需求短缺是经济周期问题的关键，因为人们把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后才投资到新的产能上。有可能工薪族的储蓄并不多，但富裕的资本家有很多储蓄，这会导致投资过量。在1889年出版的《产业生理学》一书中，他首次解释了这一点，但一直到1910年，他仍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他还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法：对公司课征重税，或者进行国有化，用这些收益来提高需求。他的这些观点在商业界与学术界都缺乏友好之声。1889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后不久，他就丢掉了两个大学的教职，在《经济学杂志》上也经常受到嘲弄，而且基本上被禁止进入政治经济学俱乐部。这位可怜的先生再也没有获得任何学术性的职位，但他确实成为了所谓的"需求不足"理论的一位先锋人物。自由资本的消耗就在霍布森的第一本著作出版5年之后，出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这是乌克兰经济学家米哈伊尔?塔干-巴拉诺夫斯基在其著作《英国的产业危机》中所提出的，而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以下核心假设的基础之上：在获得货币收入与进行花费之间存在着很长的时间滞后期……在货币的储蓄与投资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很长的时间滞后期。巴拉诺夫斯基常常把经济与蒸汽机相比较。每天人们都会进行储蓄，他把这些储蓄称为"自由资本"，这些不断累积的储蓄就像是锅炉里的蒸汽。随着蒸汽逐步累积超过一定时间，活塞受到的压力会不断增加，直到最终产生运动。货币的道理也是如此，储蓄者都想获得好的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失去耐心并寻求更高的收益率。于是，这些自由资本就会投入"固定资本"(机器、厂房等)。在这个过程中，整体经济会产生收入与财富。但是，在某个时点上，剩余的自由资本可能并不多(就像蒸汽机里的蒸汽跑掉了一样)，因此固定资本的累积也会趋于平缓，而经济可能出现倒退，这时大量新投资的产能也会随之闲置浪费。巴拉诺夫斯基在本质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尽管他的分析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他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最终走向崩溃的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只是在周期循环，而这个观点使他成了左派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