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专业化的经济是规模经济。这些经济将在大多数生产部门显示出来，这种经济总是不让人们从这一行转到那一行。因此专门经营农业的国家用适当的运输设施、训练设施和类似的其它设施装备自己，而不用由专门经营制造业的国家发展的各种服务业来装备自己。于是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临界资源的转移会无利可图，但是一次要用巨额资金去发展新行业的大转移，到时候会证明比继续从事原来的专业要节约得多。实际上，这些大转移不能很快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转移，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行为，让国家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期间，在这个期间内新行业的生产力比较低。有些私营企业主愿意采取这种老老实实的行为，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老老实实的行为必须由政府来采取，而且要用保护或者补贴新行业的办法来支持。这种论点用于工业化特别有力量：在工业部门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的生产力是低的；它的劳动大军从农村生活转过来以后，要用一两代人的时间来取得工业才能；公用事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收取的服务费很高；许多相互支持的公司的网络还没发展起来。如果有理由认为现在付出的高昂代价不过是“初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支持制造业渡过这个阶段是值得的。这仅仅是对“新建工业”论的一种发挥而已，这一论点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乎为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并且为所有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所采纳。譬如，直到1700年左右，英国的工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在那时之前，英国工业增长最快的时期有三个，当时它鼓励手工业工人移居国外，从欧洲大陆引进技术——爱德华三世、伊丽莎白和后来的斯图亚特统治时期尤譬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精心的保护下进行的，直到英国大大超过其他工业国家，它才采用自由贸易。德国、法国、美国和一切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也都跟着采取了同样的保护模式。不过，必须记住这种论点仅适用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一个国家一旦到达了已经具有规模经济的阶段，这种主张进行保护的论点就不适用了。除了创始成本之外，还有初创时期的无知要加以克服，因为即使在新工业没有保护也会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无知也会使这些工业无法起步。在先进的工业国，有许多富有经验的企业家探索新的努力领域，但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在增长的初期阶段，企业家们专事经营农业和贸易；他们不熟习新的制造业，因为他们既不懂得制造业的技术，也不知道从事新行业要担多大的风险。如果政府认为，事实将证明有利可图的新工业由于无知而遭到忽视，那么它就要行使创业的职责。政府可以着手研究需求，研究生产问题并把研究结果公布出来，启发潜在的企业家们。如果这样做还不够，政府可以邀请国外有经验的企业家来国内建立工业，作示范。如果障碍是怕担风险，政府自己可以承担创业的风险，办法无非是出资本或出一部分资本，保证私人资本的利益，签订购买这些工业的产品的合同（供自己的医院、办公室、监狱等使用，或者转卖），要不就用其他办法补贴或保护这些工业。日本已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明显地表明这种领导作用是多么见效：从1870年到1900年日本新建的行业差不多全部是政府倡议建立的，大部分工厂是由政府创办和经营的，当事业开始时的暂时困难过去之后，就将这些工厂出售给私营企业。创业职能特别重要，因为哪怕是在最后证明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倒闭率也是很高的。当推广一项革新的时候，无论是一台新机器、一项新产品、一条铁路还是一个新的国外市场，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创业的公司破产，经过两三个他人之手之后才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这种创业的高昂代价吓跑了企业家们，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那里的企业家数量既不多，经验也不丰富。因此政府作为创办者在欠发达国家所起的作用要比在较发达国家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在一些小国，工业化不仅需要暂时保护国内市场，而且如果要建立关税同盟的话还要暂时保护关税同盟。以两个小国A和B为例，其中哪一国也没有大到足以享有规模经济的市场。如果A国专门经营某些行业，B国经营另一些行业，而且它们分享市场，那么这两国到时候将成为卓有成效和有利可图，用不着继续保护，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如果没有关税同盟，A国可能无法使它的工业起步，因为A国可能从一开始就无力在B国的市场进行竞争。所以无论A国或B国可能都办不成自己的工业。要不A国和B国都办起了工业，各自保护它自己的市场，而两国的工业哪个都是不经济的。如果两国都要工业化，各自专门经营不同的行业，那么关税同盟对两方都有利。如果只有A国实现工业化，B国得不到好处，除非允许B国居民移居A国，以便分享新的就业机会。当然，如果这些工业本来就不应该办，即便有关税同盟也不应该办，因为这些工业是不经济的，那么双方都要受损失。所以，关税同盟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它的长处和短处必须按照每一情况非常仔细地予以考虑。不过，毫无疑问也有这样一些情况：现在为关税壁垒相互分开的国家，如果不是用对全世界完全降低它们的关税壁垒的办法（这样做，它们的新建工业就不能诞生），而是用同其他邻国作出有限的安排，按这些安排各自在有限的范围内经营专业的办法，就会得到好处。推销问题，新行业的创始成本和无知在今天对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抑制作用比在19世纪时大得多，因为最先进的工业国现在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比在它们开始自己的工业历程的时候更大。如果欠发达国家不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那么仅仅因为专业化的势头，它们和工业国之间的差距就将继续扩大。为经典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主张对工业进行暂时的保护的理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足。这种理由同样适用于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的国家。除了到现在为止已经谈到的情况之外，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的欠发达国家，更有理由保护它们的制造业，那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价格关系不幸未能反映实际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它们过剩的劳动力所得的报酬比起边际生产率要多，而剩余劳动力的农业边际生产率按定义为零或者是负数。从实际的社会意义来说，利用这种劳动力从事制造业是有利可图的，只要它生产净产出；而从财政意义上说，利用这种劳动力并非有利可图，除非他们的净产出超过他们得到的工资。许多这种国家，如印度，已经因允许（或被迫允许）在制造业中进行自由贸易而受到损失，其结果就是破坏了它们本地的生产，加重了它们的失业问题，而无任何所得来弥补这一损失。在这种国家，正确的政策倒是在制造业尽量提供就业机会，只要制造业劳动力的净产出是正数，就不要介意竞争进口货的价格。这一论点决不能应用于一切欠发达国家；它适用于那些人口过剩的国家，如印度、埃及或牙买加，而不适用于那些人口不足的国家，如加纳或巴西。虽然这些人口过剩的国家比任何其他国家需要更快地实现工业化，但是它们的困难也比其他国家大，因为它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们的产品。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低，这使得它们对粮食的需求量比较大，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较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工业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出口制成品换回它们需要的粮食；这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这是能够做到的；英国、德国和日本已先后做到了这一点，到一定时候印度和其他国家也将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做起来比英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困难多了，因为这样做会遇到激烈的竞争。日本和德国都是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出口运动的帮助下打入世界市场的，它们推行种种富于进取性的政策：把大量推销人员派到世界各地市场，提供大量信贷，降低价格，对消费者的愿望予以极大尊重。另一个办法是，一个国家占领世界市场可以不靠在销售中进行竞争，而是邀请其他国家已经有了销路的商人来建工厂，从这些来源来供应它们现有的市场。英国大约在六个世纪以前就是用这个办法开始打入世界市场的。许多国家已仿效英国的榜样，波多黎各邀请美国制造商取得成功也许是近来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了。进入一处市场是那么困难，如果一个国家开始与已经开辟了销路的企业家合作，它就赢得这场战斗的一半胜利了。此外，如果工业国由于它们自己的商人及其资本流向国外而失去市场，它们不会像以其他方式失去市场时那样小题大作。往往抵制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强大起来的是欠发达国家（见第五章第二节（三））。这些欠发达国家的一个困难是把它们的工资保持在使它们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仅仅为国内市场生产，那么即使它的价格超过其他国家的价格，靠保护也能使这些工业维持下去，但是一个谋求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份额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国内的保护对它帮助不大，因为如果它不能以维护其国内市场的价格进行生产，它占领其他市场的机会就少了。这一困难是由我们已经谈到过的货币成本和实际成本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假设有剩余劳动力，制造业使用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货币成本却很高。制造业的工资必须保持高过农民收入的一般水平，以便吸引和保持住城镇的劳动力，而城镇的生活费用也较高。除此之外，还有工会，工会往往是专门组织工业劳动力的，不断提高货币工资的水平。若保持这样高的货币工资水平，一个应当实现工北化的国家就不能这样做，因为它的生产的货币成本太高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牙买加当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补救办法是对生产进行补贴，要不就使货币贬值。公开补贴会引起工业竞争者的不满；所以大部分工业国采取那种不那么明显的援助办法，如以低于商业租金的租金出租工厂，免税，低价供电、供水或运输，等等。往往这还不够，开展出口运动时可能还要像在日本那样使货币贬值。欠发达国家进行货币贬值的地位比发达国家优越，因为这对它们的贸易条件只产生微小的影响（因为用外币计算它们进口的货物和它们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并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因为它们的对外债务和资产不管怎样通常是以外币计算的。使得货币贬值的效用比较令人怀疑的是，它对生活费用的影响以及从而对货币工资可能发生的影响。如果货币工资也提高到同样的幅度，贬值货币就没有用了。但是谈到这一点不过是说，除非人民愿意合作，否则一个国家解决不了它的经济问题。要打入世界市场存在着那么多的障碍，所以只有有勇气和决心的国家才能打入世界市场。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打入了世界市场，办法是把它的推销人员派到世界各个角落。那时候比现在要容易，因为英国当时没遇到比它强大得多的对手。跟着打入世界市场的是德国，它作了更坚决的努力，得到政府更加深思熟虑的帮助；这对德国更困难一些，但是它得到了它需要份额。日本运气不佳，在大萧条时期进入世界市场，当时整个世界贸易在萎缩，但是这并未妨碍它从1929年到1937年使它的出口额增加一倍。有些所需份额和德国一样大的国家，譬如印度和意大利，由于缺乏这种意愿，它们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从1899年的2．3％和3．7％下降到1937年2．1％和3．6％。这两个国家不能为它们的全体人民提供就业和充足的食品，除非它们把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提高到35％左右，这一点它们又做不到，除非它们把制成品出口贸易运动摆在经济政策的首位。地位最优越的是那些拥有进行金属贸易所需的燃料和矿砂的国家，像印度。其它国家则处境困难，像埃及，因为它们能进行竞争的部门不大可能满足迅速扩大的需求。如果要让它们人口有工作做有饭吃，这些国家需要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毫无疑问，一个结果是把工业国分成两类，一类是出口金属和化学品的国家，另一类由于矿藏贫乏，专门出口纺织品和其他非金属商品或所用金属的成本与出售价格相比占很小一部分的商品。不用说，老牌工业国对这种贸易运动是愤懑的。它们攻击这种作法——派推销员、发放信贷、给予补贴、对进来的制造商采取种种有吸引力的做法，贬值货币、低工资、免税——而且工业国严正指出，这种贸易运动必得有政府在后面支持。但是新兴的工业国有一个无可回答的辩解，因为它们卖多少买多少，它们用不着挤任何其他国家的市场。如果比较老的工业国对初级产品的额外需求要求额外供应，它们用其制成品交换初级产品的能力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如果世界初级产品的产量不能以同等的速度提高，新国家的工业化将给老国家带来困难。这是一个世界经济整体平衡的问题。很明显，扩大初级产品供应量的责任主要落在那些拥有资源的国家——首先在人口稀少的南北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肩上。如果这些国家既排斥移民又不开发它们的主要资源，以致不能用世界其他地方所需的剩余资源供应它们，责任（如果有什么责任的话）将主要归咎于这些国家。因此，我们又回到我们前面提出过的问题——保持世界贸易的平衡取决于全世界制成品、原料和粮食的均衡增长。在192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当世界制成品产量每年增长4％左右时，如果世界的原料产量每年大约增长3．75％，世界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贸易条件仍将保持不变。我们不知道这种关系是否还是这样，但是没有理由说明这种关系为什么应当发生急剧的变化。增长率也许有较大的变化。实际上，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对增长率的影响比通常所担心的要小得多。因此，亚洲国家工业增长率任何可以想见的变化都不能像美国工业增长率比较微小的变化那样对世界制成品产量的增长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美国学会控制它的经济萧条，它的平均增长率随之提高对世界初级产品供应量造成的压力比之如果印度现在每年增长10％所造成的压力要大得多。同样，由于亚洲和非洲加在一起消费的粮食远远不到世界粮食产量的一半，这两个洲的发展要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才能对世界需求量产生欧洲和美洲的增长率发生比较小的变化时所产生的影响。除非从世界的整个供需情况来看，否则我们不能正确看待这些洲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今后二三十年内出现初级产品短缺，那主要将是因为欧洲和美洲已经很大的需求量迅速扩大，而不是因为非洲或者亚洲相当小的需求量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无论从人口增长的角度还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当前令人非常担心的是，1929年以前达到的均衡增长现在无法恢复。有人认为，世界工业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现在可能超过4％，因为工业国控制它们的衰退，也还因为其他国家推进工业化。这取决于原料产量的增长，没有原料产量的增长，工业产量就不能增长得那样快。不过，原料生产大部分是在商业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除了某些矿产品短缺之外，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原料生产不能适应需求的增长。粮食生产的前景是很难预料的。到1929年为止，每年平均增加2％，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在美洲和澳大利西亚开垦新土地。由于开垦新土地的速度减慢，要保持产量的这种增长率，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提高每亩地的产量。没有理由怀疑亚洲和非洲的亩产在二三十年内可以以适当的速率提高，这完全是因为当前的产量太低了，但是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国家要达到日本曾经达到过的那种结果，在政治上和教育上有重大障碍，所以我们不能相信，世界粮食产量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将以适当的速率提高。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担心。相反，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处在新的农业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可能使世界的粮食多得无法处理。如果他们估计错了，那就只能依靠世界的一个地区来弥补别处的不足，那就是北美。那些担心世界粮食短缺的人能够举出过去20年里已经发生的变化。同1934—1938年相比，拉丁美洲的农产品净出口量在1952年下降了37％，近东和远东的农产品净出口量分别下降了22％和60％。其他地区的提高并没有完全弥补这些地区的下降。非洲的净出口量上升了19％，大洋洲上升了21％。不过，提高得最多的是美国。美国的农产品（总）出口量增加了一倍。不平衡的危险并不在于世界粮食总产量不会有适当增长这种可能性，而在于世界其他地方可能越来越依赖美国来弥补它们的不足这种可能性。如果美国的人口继续按它目前这样高的速度增长，它不可能永远出口粮食；但是就短时起来说——即今后2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美国能够填补世界的不足，如果它这样做有利可图的话。依靠美国提供粮食为什么会令人为难有两点理由：第一是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第二是对美元的需求和供应的影响。这种依赖会使贸易条件对其他工业国十分不利。美国的巨大优势在于它的制造业的生产力，而不在于农业。所以，如果美国出口粮食，他要求买主支付的价格按制成品计算是非常高的。于是其他工业国发现，它们为了支付它们所需的粮食而不得不出口大量制成品。同时，美国也不大愿意进口制成品。如果美国要出口更多的粮食，它不会进口更多的制成品，相反必定用少出口制成品的办法来结算它的帐目。所以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减少。因为美国的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很有竞争力，要减少其份额是要经过斗争的，这场斗争将以美元短缺的形式出现。因此美元短缺就是一种迹象，表明其他国家在本应少买美国制成品，多买其他国家制成品的时候，试图继续购买美国的粮食和美国的制成品。战后的美元短缺完全是这种性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德国和日本的工业产量和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下降，世界依靠美国同时提供粮食、原料和制成品的程度提高得多得多了。只有这种依赖减弱了，美元短缺的现象才会消失。在1939年以前，世界其他地区曾变得不依靠美国提供粮食，美国曾是一个纯粹的粮食进口国。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粮食产量提高得非常之快，这种情况将再度发生。但是如果粮食产量提高得不够快，那么与制成品相比，粮食价格将很高，工业国将面临一场为减少美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这主要取决于物价适应形势的速度。美元“短缺”的存在不过是表明，美国出口制成品索价太低，或者说它进口初级产品支付得太少。只要调整价格，这种短缺现象将自然而然地消失，但是调整价格需要时间。总之，要预言世界贸易将发生什么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有些国家粮食短缺，世界分成纯初级产品进口国和纯初级产品出口国这种状况必将继续下去，当有些人口过剩的国家（印度、意大利、中国、爪哇，也许还有苏联）发展起来并大规模打入市场的时候，这种状况必将加剧。当这些国家的工业增长时，可以预料它们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量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决定哪些其它国家是初级产品的纯进口国还是纯出口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价格和供应的问题。美国已反复两次（从纯出口国成为纯入口国，又翻回来），它倒底会停在哪一边无法肯定。我们认为世界贸易额当然会继续增长，至于哪些国家将在供应初级产品方面占重要地位，或者为了得到适当的供应必须付给什么样的价钱，这还是不知道。国际上移居国外的原因很多，并不全同经济增长有关。有些人移居是出于宗教、政治或种族原因，不是逃避在国内的迫害，就是本着传教热情到其他地方去传道。历史上有许多例子：犹太人迁离埃及、清教徒移居美洲、胡格诺派教徒迁离法国，等等。由于自由和宽容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或财富的增加而扩大，在20世纪，前半叶，由于这些原因而移居的人数比任何其他有记载的时间都多。在这50年间，由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巴勒斯坦、印度和朝鲜的分裂，发生了大逃亡和大屠杀。人类在它的5000年文明史上并没有去掉他们的任何邪恶。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于经济上的原因，那么历史上几次规模最大的迁移仅仅是为了避免饥荒和饥饿。亚洲中部平原的大爆发——譬如匈奴人和蒙古人的迁移——通常归因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虽然实际上我们对这种事情知道得不够多，没有把握。除了饥饿之外，人们迁移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要去的国家能够更为安全或找到更好的机会。大迁移运动始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高潮，当时每年有100多万欧洲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离开他们的国家永不再回来。这种运动主要基于这样的希望：大洋彼岸情况会好一些。不可避免的人口过剩学说把移居国外同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起来。根据这种学说，任何有幸找到某种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如开展对外贸易的机会，某种新的农业技术如灌溉、良种或新的轮作——或找到降低死亡率的办法——如改善供水或公共卫生——的国家必定不可免地由于它的人口增长而使生活水平再度低下来。所以任何经历经济增长的国家终会“开绽”而不得不为它的人民寻觅新的土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老一点的例子是从公元前750年到550年希腊建立殖民地；而在近代从迁离爱尔兰、英国、印度、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人中可以看到差不多同样的情况。自相矛盾的是，同样的推论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移居国外并不能真正减轻人口过剩的问题。因为如果人口多到生存的极限，由于移居国外暂时造成的缺口很快就会再被填补起来。有的事例可能说明情况确实是这样。同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不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如果过去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再不是这样了。人类已学会像有效地控制死亡那样实行节制生育了，而且未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此外，正如我们也已经看到的，从负担比本国的土地能够养活的更多的人口这一意义来说，移居国外并不是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办法。另一个办法是参加对外贸易，发展制造业或航运业、保险业、旅游业、电影业或能用以购买粮食的其他外汇来源。从一国的公民在别的地方能赚较多的钱——对英国的产业工人来说，移居新西兰干农活有利可图——这一意义来说，这种办法也许防止不了这个国家人口过剩，但是从人民吃不饱（如印度和中国的当前情况）的意义来说，这种办法能防止人口过剩。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说服不了那些长期停滞论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争辩说，制成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只能暂时减轻人口过剩问题，因为必要的贸易份额保持不了；由于某些力量发挥作用，一个国家丧失它在市场的地位（见上面第二节（一））。所以他们认为，经济成就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人口过剩和移居国外。无可否认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人们只是不同意“不可避免”这个词。有时候，人口过剩的国家急于为移居国外提供方便，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有些部族把它们一些成员当作奴隶出卖。在其他地方如中国和印度，政府为从其他国家招募代理人提供方便，这些代理人按契约把劳工带走，他们差不多等于暂时沦为奴隶。英国鼓励本国人民移居国外，它的做法从17、18和19世纪流放罪犯和叛乱分子到20世纪资助移居各自治领。移居国外给人民流失的国家带来种种问题。不仅有保护移民不受招募代理人的欺骗、免遭乘船过于拥挤或不适于航运的危险、不受移居国雇主们的虐待的问题，而且还有保护他们不受种族和宗教迫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够大的，不满情绪几度使印度政府禁止进一步移居它认为它的人民在那里受不公平待遇的国家。效忠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有些接受移民的国家急于同化这些移民，以便尽可能少发生少数民族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在它们的学校和法庭不承认移民的语言，使移民的孩子尽可能像当地的其他孩子一样。这就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基础。英国在16和17世纪对它的大陆移民采取同样的政策，法律规定他们收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为徒，另方面从行政处置上不让他们抱成团或以其它方式抗拒同化。这些政策遭到那些喜欢在新国家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移民的反对，譬如中国移民就不愿意放弃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如果移民拒绝同化，或者如果他们迁出的国家谋求干涉它们的人民移居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那么因移居引起的政治困难的确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不让移民受同化或他们遭到歧视，他们的祖国肯定要提出抗议，就像19世纪英国向中国提出抗议，20世纪印度向南非联邦提出抗议一样。除了这些政治困难之外，移居国外还会造成经济困难。二三十岁的移民所占比例最大。国家不得不负担抚养和教育他们的费用，待他们到了工作年龄，又失去了他们。由于青年人离去了，老人和受赡养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上升，到了工作年龄的人的负担相应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如果移民汇款回来赡养他们留在国内的人，那就不存在负担的问题，这种汇款在人员流失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中有时是一个受欢迎的大项目。因为男性移民多于妇女，也造成性别的不平衡。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人们大量移居国外，巴巴多斯人口中成年妇女几乎两倍于男人。失掉熟练人员往往也是很不情愿的，特别是如果担心这些人在新国家开办竞争性工业不利于母国的时候，许多国家，如18世纪的英国，曾为此设法阻止熟练的手艺工人移居国外。让我们转过来看看接受移民的国家的态度。它们的态度和人员流失的国家的态度一样是多种多样的，由经济、政治、种族和宗教动机的支配。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欢迎熟练移民，尤其是如果他们有能力开办新工业的话。新的移民如希望完全同化，就更受欢迎，因为大部分国家对它们自己国内的外国人集团有疑虑。如果移民愿把他们的技艺教给当地的学徒，也会更受欢迎。实际上，1484年制订并在1523年重申的英国立法曾禁止移民招收外籍学徒，他们自己的子女除外。如果技艺不新，特别是如果移民全都是同一行业的专门人才，困难就比较大。大批医生或矿工移居国外比之一群各种各样熟练工人移居国外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外国企业人员移居国外会引起同样的种种问题。许多国家坚持认为它们必须雇用本国人。有些国家希望把他们限于开办新工业，并制订条例不让他们同国内的小商人竞争。带来新工厂等新工业的企业家几乎肯定会受到某种有条件的欢迎，而仅仅同当地商人进行竞争的商人，如在西非的叙利亚人或在西印度群岛的中国杂货商，比较容易遇到敌意。不过，具有专门资格的人移居国外同大批非熟练人员移居国外相比是个比较小的政治问题。大批移居国外只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才是受欢迎的。如果一个国家空地很多，如果人们认为人口多一些能享受规模经济，那么大批外来移民可能受到欢迎；所以只要国境开放，进入美国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一旦空地没有了，反对外来移民的事情就多了，直到阻挡不住时为止。外来移民也许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欢迎，澳大利亚接受外来移民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主要是作为对付亚洲的防范措施。以色列不顾经济考虑而继续接受外来移民，因为它认为接受所有在受迫害的气氛中生活的犹太人是它的义务。为逃避迫害的人提供家园的愿望在好几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中起非常大的作用，诸如英国和美国。就经济考虑来说，赚工资的职工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很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有规模经济，各个阶级的居民一定会得益于外来移民，但是即便如此，好处可能主要为资本家和地主所得。大批外来移民可能使工资被压低，接近于人们出来的国家的工资水平，使房租和利润提高。地主和资本家也许愿意把他们的利益提高到进口奴隶（见第三章第四节（二）），或者从印度或中国引进契约劳工的程度。这到一定时候就会产生混合社会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家和地主很少顾及这些。只要有大量的土地，或者只要新工业像移民到来一样快地创建起来，当地的农民或拿工资的职工对新来的人可能采取容忍态度。但是他们早晚会对大批外来移民组织抵抗，要是付诸表决，他们早晚会制止住外来移民。有时候还有一个十分容易引起争议的关于移民汇款的问题，如果出口赶不上国内的增长，移民汇款可能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外来移民汇款在国际收支中通常是个小项目，只有作为反对进一步移民的大运动的一部分时，才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国家多快会变得外来移民充斥，除别的因素外，这取决于外来移民的性别分布。如果只有男性移民，就不会有第二代，形不成一批当地居民。从这一意义来说，只是男性移居是一种浪费。譬如，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曾被当作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但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没有运去足够的妇女，外来移民不能繁衍后代，所以逐年所需的大宗奴隶买卖纯粹是为了保持奴隶人口的稳定。所有的外来移民社区都是男性过多，一代接一代地大量浪费，除非设法使性别保持平衡。这就是现在有些帮助移民的国家通常都很周到地像帮助男人一样帮助妇女移居国外的原因。无论如何，在妇女的职业范围比过去要广泛得多的今天，妇女凭本身的能力作为有报酬的职业工人以及作为妻子和母亲而提供的服务是受到欢迎的。即便对大批外来移民采取欢迎的态度，外来移民能够被同化的速度也取决于许多因素。种族、宗教和文化决定他们被同化的速度，有些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决定接纳什么人和接纳多少人的时候很重视这些因素。在经济方面，外来移民需要住房、土地或工作，对他们同化的速度不能快过向他们提供这些条件的速度。提供这些条件需要资本。有些移民自带资本，或者也许可能由国家从国外借贷。如果国外没有资本可以利用，外来移民率则为国内储蓄率和为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所限，如果国内投资额超过国内储蓄额，这种逆差便会出现。即便有资金可用，物质因素也可能限制资本形成的速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五章第一节），资本投资的50—60％为建筑业，因此投资受建筑业的能力的限制。当然如果对扩大建筑业多给予照顾和考虑，那么这件事情始终是可能的，但是仅仅由于未保证建筑业能应付要求它做的工作，投资计划遭受挫折的现象出现得多么频繁，这是令人惊讶的。只要记住这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限制，那么哪怕是过去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移民，也很少一年超过接受人口的1—2％，就不足为奇了。外来移民在他们初来的时候通常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总有一部分人回国去。外来移民定居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要看为接待他们所作的准备工作怎样。他们看到等待他们的是住房呢，还是被安置在营房或帐篷里，还是让他们自谋生路？他们一到来就为他们找好了职业呢，还是不得不在大街上闲逛，把他们一点可怜的积蓄花光？要是期望他们在土地上劳动，土地是准备好了呢，还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去披荆斩棘？能不能进得去，附近有没有水源，还是他们必须自己修路和自己打井？在第一次作物收获之前，他们怎么生活，怎么弄钱去买肥料、买牲口，是否有别的资金？事实证明，要人们在土地上定居的人显得特别困难。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答应花大笔的钱整理好土地，并且借给定居的人很大数目的款项作建房之用和作劳动的资本。另一种办法是，譬如在苏门答腊，外来定居的移民头一季度是同别的农民一起住，干活挣工资，以便对这个国家有些了解，积攒些钱，还可交些朋友。这样做已证明很方便。因为移民中仅有一小部人是熟练农民，正如吉本·韦克菲尔德所说的，在他们担起经营他们自己的农场的责任之前，他们首先要觅得职业，别管是在城镇还是在农场，这也许是非常可取的一种办法。当国际移居把具有不同种族、宗教或文化的两个民族集聚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问题最大。在过去，移居国外的作用常常是把本国的土著居民全部或部分地消灭掉。单是这些新来的人带来的奇怪的病症就时常使土著居民大量死亡，他们的体内对这些疾病没有产生抵抗力——虽然也有截然相反的情况，就像西非沿海各国人民因为有采采蝇而免遭来自北方的入侵一样，采采蝇曾使穆斯林的马匹死掉，因为有蚊虫而免除来自海上的移民，蚊虫曾使欧洲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除了疾病以外，土著居民可能由于遭受奴役、被赶出他们的土地或他们遭到的其他待遇而被消灭——就像凯尔特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前衰落，霍屯督人在祖卢人之前衰落，红种印地安人在美国人之前衰落，毛利人在新西兰人之前衰落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入侵者的文化同入侵者的文化相比多么强大。有时候是被征服者同化他们的征服者，如伊斯兰教徒同化了土耳其人，中国人同化了蒙古人。如果同一个国家有两种文化，两种文化具有平等的竞争力是很少见的。犹太人和阿拉怕人、马来人和华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希尔人和英格兰人、印度人和缅甸人、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伊博人和穆斯林——这种格局反复出现。这些差别有时候被归因于种族，如果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谈种族，这似乎没有多大道理，因为我们对种族生物学知道得多么少啊。这些差别还常常被归因于宗教，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同样是难以置信的（第三章第四节（一））。（毕竟布尔人是加尔文派教徒，过去常有一种理论，认为加尔文主义是最可能鼓动生气勃勃的生意经的宗教。）从外来移民的心理状态中找到主要原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首先外来移民是一个有选择性的集团：他们是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而移居国外的，他们就是这么一类人。移居国外本身会磨炼他们的智慧，使他们接触新的环境，提高他们进行批判的才能（批评一切看不惯的东西几乎是每个外来移民的第一个反应）。他们自然瞧不起当地人，希望表现他们会一样能干或干得更好。在某些情况下，外来移民社会的成员还特意互相帮助、互相找职业或互相借钱；结果是这种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比当地的社区繁荣，它并不那么特别为自己保留机会。在移居国外从记忆中消失以后，这些态度就发生变化，到第三代或第四代，可能很难区分移民和早先的血统了（如在斯里兰卡的印度人），如果另一个种族的成员开始到来，可能轮到他们把他们的前辈当作一伙游手好闲的人而瞧不起。如果两个种族的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而没有磨擦，种族必定不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因素。这就是说，在一切社会阶级、在一切收入水平、在一切职业中都必须有这两个种族的成员，他们的竞争力必须是平等的。这首先是个教育问题，在教育他们的孩子方面必须对每个人花同样多的钱，如有可能上同样的学校。其次，还有土地所有权，有些移民社区有专门经营并“垄断”零售业的趋势；相对的城市化程度等问题。如果这些种族在这些事情上一开始就不平等——譬如外来移民的文化程度比本地人高，或者他们做生意的经验多得多——那么只有对外来移民课以重税以支付教育经费和采取其他使两个种族平等的政策的费用，才能达到平等。事实上，在平等条件下共同生活要求某种程度的容忍，而这是罕见的，除非硬要他们这样做。最有成就的帝国政权——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的伟大德政就是它们有能力让不同种族的成员在最少磨擦的情况下一起生活。它们的秘诀往往是态度公正，要让每个人都忙他自己的事情，使他们和睦相处这种开明愿望来冲淡帝国种族对少数民族的蔑视。另一方面，只要政府掌握在帝国种族的少数几个成员手中，而这些成员自己又设法在同人数多得多的本地人的竞争中谋生，这种帝国政权就会被认为是最恶劣的政权。于是就会情不自禁地要把本地人赶出他们的土地，以便为帝国定居者让路；强其他们不是以奴隶的身份就是在重税或其他经济力量的逼迫下到矿山、种植园或主人家中干活；建立就业的种族壁垒，以便保证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和行业保留给帝国种族的成员。哪一个种族要统治另一个种族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它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它不可能公正无私。19世纪欧洲各国人民向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大迁移并没有尖锐地引起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大陆上的土著种族对空空荡荡的空间来说人数不多，而且太弱，难于发动有力的抵抗。欧洲人移居亚洲和非洲，或者日本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移居其他亚洲国家，或者移居非洲、澳洲或美洲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今天用世界观点来看问题，那么印度人、爪哇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移居印度尼西亚群岛、非洲、澳洲和美洲显然是最有必要的。不过，世界观点之类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这些接受移民的国家哪一个也不欢迎这样的移民，因为它会引起种族问题。此外，在美洲和澳洲，如果真的大规模地接受移民，那会使已经在那里的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欧洲人有时候提出的一种口实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没有权利繁殖得那样快，没有权利指望别的国家承担他们没有远见的生儿育女的后果。但是，事实上，美洲和澳洲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高过印度或中国，即便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出生率为10D，还是同样会以种族的和经济的理由不允许他们大规模移居。这个问题将来会怎样发展，现在还很难说。感到自己生活空间狭窄的各国人民一直在采取行动，力图征服那些拥有他们垂涎的土地的人。日本为此目的已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印度和中国有朝一日不会做同样的事情。要是能够认为经济的增长必定是一个和谐的进程，使人类比较容易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共同生活，这样当然让人高兴，但是情况绝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许多不同的学派一直在争辩说，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帝国主义和爆发战争，现在我们来论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