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比率，使用资本的工业部门和资本的组成。关于投资总额与投资净额的比率，我们知之甚少。即使在工业国家的经济中，这种分法在理论上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实际上使用的数字仅仅是一些根据情况进行的推测，和资本一收入比率一样，这些推测是以对过去的投资和资本的平均使用期限的估计数字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通常的估计是，在工业国，更换过时的或者耗损的资本大约需要5—10％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在美国，在直到发生大衰退的漫长的几十年中，投资净额平均约为13％，更新资本约为7％，使投资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就美国的情况来说，据认为，有证据证明，与投资净额相比，更新开支有增长的趋势。这似乎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公用事业需要许多新的资本，而在以后各个阶段，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它们所需的资本用于维修开支部分增加，用于新建项目的部分减少。我们对此不能太自信，因为技术在不断发展，使得一些公用事业过时了，并且要求在其它公用事业上增加巨额开支，此外，我们期望的服务标准也在不断提高。不能把现有的数字看成是最后的，因为这些概念不够确切，或者说这些数字不够精确。目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仅仅是为了使股本保持完整才进行的。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更新资本所需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少得多，因为与收入相比，它们的资本的股本少得多。在工业国，可以用于再生产资本的股本比国民收入多两倍以上，而在最贫穷的国家，不包括土地的资本的股本比国民收入少，或者不比国民收入多多少。因此，折旧费只占国民收入的2％或3％，而在最富裕的国家，则占7—10％。随着投资净额的增加，资本的股本和折旧费比率都迅速提高。下面我们谈谈经济各部门投资的分配。我们只有先进工业国的数据，在这些国家里，投资总额约占国民总产值的20％左右。这些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考虑一下“典型的”方案，那么固定投资总额（即不包括股本）可以作如下分配：住房约　　　　　25％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约　　　　　　　35％制造业和农业约　　　　　 30％其它商业　　　　　 约10％合计　　　　　　 100％这些数字是长期的平均数，逐年有明显的波动，目前我们无需去研究它。关于这些数字，要说的话是很多的。先说住房。人们发现下面这种情况通常是感到很吃惊的，那就是仅仅为了向全体居民提供住房，就需要从投资总额中拨出很大一部分钱，但是实际上，这无论如何是工业国的特点。这个比例是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不同而不同的。在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过程仍在进行的国家里，这个比例大概也是特别高的，因为这需要城市迅速扩大。这些大概就是英国的这个比例接近20％，美国接近30％的原因。在住房方面需要支出巨额款项的事实很容易被忽视。苏联在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如果随着发展工作的进行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将要迁入的城市想不重复大多数工业革命最严重的弱点之一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在住房方面所需的投资大概要超过投资总额的25％。这些数字也说明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公路、码头、运输、水、电力、学校、医院、政府建筑物）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工业国家里，这一项所消耗的资金始终比用于制造活动的资金还要多。我们很想知道关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个比例如何变化的更多的情况，但是现有的数字不允许我们满怀信心地作出判断。有理由认为，在发展的头几十年中，这个比例是特别高的，以后逐渐下降。这是因为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需要建立公用事业的基础，虽然也有必要花一些钱来维持、改善和扩大基础设施，但是以后这些开支比较起来可能不会像最初阶段那样多。这一看法与我们前面用以说明据认为同投资总额相比投资净额下降的趋势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一会儿在说明与设备开支相比投资总额内建筑开支下降的趋势时还会遇到这个问题。再往后，作为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理由之一，我们还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些经济学家预料，很发达的国家在它们积蓄的资金“成熟”时，要为这些资金寻找足够的出路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的重要性的另一个有趣的必然结果是与私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的重要性。在那些政府将公用事业交给私人企业经营的国家里，政府的投资只占投资总额的一小部分——10％以下。然而，当公用事业收归国有时，这个比例就急剧上升，如果政府负责住房开支的话，它还会上升得更猛，更不要说对采矿业和制造业的投资了。许多欠发达国家决心将这些投资的责任接过来，结果发现所涉及的款项意味着政府开支大增，超过了它们的财力。制造业和农业之间投资如何分配，这取决于这两项活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英国，农业在投资总额中只占5％，但是它只雇佣5％的人。在美国，投资的比例看来接近于8—10％。在每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使制造业比农业发展得快，因为人们富裕了，他们购买制成品的数量比他们的食品消耗量增加得快。因此，必定会出现一种对制造业投资比例上升，对农业投资比例下降的趋势。此外，相对比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与其人口的比例，因为这反过来决定它是否人口过剩，是否必须出口制成品以换取粮食，或者靠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制成品能否繁荣。在日本或印度等人口过剩的国家，人们期望发展计划包括对制造业的比较大的投资，因为没有其它办法能使所有的人都就业，或者为进口粮食付款。而在缅甸或泰国等拥有充裕肥沃土地的国家，人们则期望那种提高人均农业产量的投资占优势。最后，我们谈谈建筑、设备和增加股本之间资本形成的分配问题。我们先谈谈股本，因为这一项常常受到忽视。在任何时候，现有股本都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因此，如果国民收入一年增加3％，那么股本需要增加的数额约为国民收入的1—1．5％，这可能相当于投资净额的12％。在制订发展计划时，这个大项的必要性常常遭到忽视，结果是原料和消费品的短缺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因而妨碍了产出的增加。建筑和设备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所占的相对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国家在公路、铁路、房屋和公用事业等方面已经具备的条件如何。在1951年，建筑所占的份额英国为48％，美国为56％，黄金海岸为59％，尼日利亚为61％。我们掌握的关于美国的数字可以追溯到1870年，它们已显示出同样的趋势：建筑业已从最初的大约三分之二的水平不断下降。英国的这个比例之所以异常低，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故意限制对公用事业的投资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一种措施。在公路方面开支非常少，这就非常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1952年，英国的政府投资（不包括公营公司和公用事业）只占固定投资总额的9％，而美国为16％。建筑业的极大重要性并不是得到人们普遍理解的；许多人主要是从安装机器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形成的，而实际上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这种或那种建筑结构组成的。在资本形成中，土木工程是主要行业，机械工程则比它落后一段距离。这种情况会产生一些必然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已经提出的论点，即阻碍迅速加快投资的真正的障碍是建筑业自我扩充的能力。另一个必然结果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最需要资本的是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眼下它们是不直接对外国私人投资者开放的；所以外国私人投资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本需求关系不大。但是我们将在第二节（三）中再回过来谈这一点。为了表明下面这一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够多的了，那就是本节中出现的任何数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推测性的，不存在应当期望某个国家遵循的典型的投资模式。尽管如此，即使考虑到各国之间理所当然地存在的重大差别，而且这些差别是可以解释的，这些数字也清楚地显示了某些典型的误解，仅仅由于这一点，它们也是有价值的。例如，它们表明了建筑业在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股本的重要性，以及住房的重要性，由于忽视了这一点，许多发展计划失败了。在每一个国家，如果人们想制订投资计划，那就必须详细调查资源和潜力，这项工作是代替不了的；但是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是有益的，即使只是弄清楚某个重要项目没有遭到忽视也是好的。第二节　储蓄--------------------------------------------------------------------------------（一）储蓄的必要性我们在前一节中确立的看法是，投资对经济的增长是必要的。由此，我们在被动的意义上可以说。储蓄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因为要投资就必须进行储蓄。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要问，投资过程是否会自动创造所需的一切储蓄。因此我们不必为储蓄的数额担心，而集中力量进行投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储蓄是否可能因破坏商品需求而抑制投资，所以鼓励人们花钱比鼓励人们储蓄要好。这些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我们在详细分析储蓄的来源之前必须先谈谈这些问题。在任何收入水平上，人们只能消费现有的那么多消费品。由于他们的收入来源于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货物，又由于他们只能购买消费品，所以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收入中相当于已经生产的投资货物的价值的那一部分钱储蓄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的储蓄额始终与投资额一样多。然而，他们这样储蓄的数额，可能并不等于他们在那个收入水平上愿意储蓄的数额。如果他们希望多储蓄一些，他们就要减少消费品的开支；如果他们希望少储蓄一些，他们就将增加消费品的开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开支不会与消费品所产生的价值完全一致。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数额，那么生产消费品的厂商就要亏本，因为他们作为成本付出的那部分收入就不会作为销售额回到他们那儿来了；如果人们希望自己的储蓄数额少于投资的数额，那么这些厂商就会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无论哪一种不平衡现象都会引起进行调整的运动。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数额，那么亏本的厂商就会减少支出，收入和就业人数就会减少。如果反过来投资超过储蓄，厂商就会增加支出，因而收入增加。如果存在着可以吸收的闲散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资源，那么收入的这种增加也将反映在实际产出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上。但是如果扩大产出所需的某些资源或所有资源都短缺，那么收入的增加将仅仅表现为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因此，这就是对储蓄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它确有关系。鉴于投资水平，如果人们的储蓄愿望过于强烈，物价就会下跌，如果他们的储蓄愿望不够强烈，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产出增加，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要么价格上涨。鉴于投资水平，人们同样有可能希望储蓄过多或过少。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思想中，没有产生这些问题，因为人们不习惯于将投资水平看作是一种可以独立于储蓄水平的东西。按照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企业家将他们自己的或借来的储蓄进行投资。他们不能将并不存在的储蓄用于投资，一切储蓄金都自动地用于投资。因此，储蓄永远等于投资，投资的水平决定于储蓄的水平。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增加投资，他们就能集中心思改进刺激储蓄的办法。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既认识到储蓄金不一定总是用于投资的（有些储蓄可能贮藏起来了），也认识到某些投资可能超过当前的储蓄额（人们可能将贮藏的钱拿出来或筹集额外资金用于投资）。因此，我们对决定储蓄的力量和决定投资的力量单独进行分析，并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十分可能存在对当时的投资水起来说储蓄过多或过少的现象。此外，当我们研究决定投资的力量时，我们看到了另一n种可能性，而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可能性。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储蓄额的增加可能抑制投资，而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自动导致投资的增加。这种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资本与其消耗量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因为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资本积累的速度可能比消耗增长的速度快，资本消耗的增长率的下降不一定会制止资本的增长率。资本与消耗的比率是固定的吗？不一定是固定的。首先，生产消费品的工序的资本密集度可能比较高也可能比较低，作何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比其它资源便宜多少——也就是说取决于利率的水平。现在，进一步履行节约似乎会使利率下降，如果利率已经是很低了，那么下降的幅度不会很大，但是如果利率很高，那么下降幅度就会很大。因此，进一步履行节约可能会鼓励生产者使用资本密集度比较高的工序，所以可能为生产消费品而刺激资本的生产，哪怕消费品的需求量增长的比较慢也罢。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限制消费量的增长朝一个方向拉，利率下降则朝另一个方向拉，所以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净效果，我们没有把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问及消耗是什么意思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正如我们在前一节中所看到的，即使在富裕的工业社会中，固定投资总额中也只有大约30％的资金用于制造业和农业，因此与商店中的这些东西的消耗直接有关。大约60％被房屋、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吸收了，这些东西的需求量——或者无论如何是这些东西的投资需求量——与消费者目前在商店里的花钱水平并不是非常密切地相适应的，因为这些是期限很长的投资，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同所预期的需求量也是同样适应的。这些投资的资本密集度也是非常高的，资本—收入比率比制造业和农业的资本—收入比率高四五倍；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对利率的变动特别敏感。因此，进一步履行节约会减少对制造业的投资，同时对住房、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超比例增加投资，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从理论上说，增加储蓄有可能抑制投资，但是增加储蓄同样有可能促进投资。那些资本已经非常充裕因而投资动力微弱的国家，必须考虑储蓄水平过高的可能性，否则可能遇到长期缺乏投资机会的危险。是否存在任何这样的国家，这是可以争论的，因为甚至连最富裕的国家也在不断提高它们所期望的住房、通信、医院等的标准，并在发明新的消费品和新的生产方法，这些都需要新的资本。我们将在下面（本章第三节（四））讨论这些国家的问题。在欠发达的国家里，不存在这种危险。这些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私人如能筹到资金，他们很愿意投资，此外，政府需要对公路、供水、抗洪、灌溉、电力、工厂、学校、房屋、医院等许多工程进行投资。对这种投资起限制作用的并不是没有需求，而仅仅是缺少储蓄来为这种投资提供资金。在这些国家中，将比如说占国民净收入12％的富有成果的政府投资计划保持几十年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只愿意储蓄4％或5％。因此，如果筹措资金来弥补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那么得到资金的人就会在消费者市场花钱过多，因而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比较自愿地进行储蓄，那就可能增加投资而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不管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情况如何，妨碍到欠发达国家进行数额比较大的投资的因素是，目前人们太不愿意储蓄了。现在，有些人认为，在这些国家，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进行投资是极其必要的，即使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也要投资。因此，必须继续进行分析，看一看如果在超过自愿储蓄的水平的情况下进行投资会发生什么情况。一般说来，答案是货币收入将不断增加，直到它达到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水平时为止。进行分析的目的是要发现这种平衡是如何达到的，需要多长时间，其间价格和产出会发生什么情况。首先谈谈产出。我们必须将产出立即发生的情况同在适当的时候这个过程创造的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产生效果时产出发生的情况区别开来。新的资本货物创造的产出是一样的，不论它们的资金来源于储蓄还是来源于新筹集的资金。它对价格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它使价格下降。在这方面，对于目的在于创造有用的资本货物的通货膨胀与其它通货膨胀要作重要的区别。当通货膨胀的目的是为了把货物腾出来用于毁灭目的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把通货膨胀与战争联系起来。这种通货膨胀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可能会面临不断减少的货物供应量。与此相反，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它们迟早会造成市场货物供应量增加。产出有多快和多大，这取决于以这种方式集资的企业的性质。如果一项建校计划用这种方式筹资，那么价格将长期上涨，当表现在离校学生人数增加的效果开始显示出来时，价格可能不会下跌很多。但是如果新的资金在乡村用于保护水源，实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建成、花钱很少而水浇地的产量可以翻一番的计划，那么价格将上涨很少，并将很快下降，下降的幅度会比上涨大得多。记住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最后会自行消失。尽管如此，分析一下在新资本产生效果之前的过渡时期所发生的情况也是重要的。在过渡时期产出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也就是价格发生什么情况取决于经济是否有闲散资金，这种资金很容易地被吸收来用于增加产出。在工业国，在发生衰退期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投资增加时，因此有了工作做的人们用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购买消费平，这就鼓励生产消费品的厂商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这种螺旋形上升继续下去。可是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它们没有那种许多有用的设备闲着无用的工厂——或者就是有，为数也不多，甚至连最小的需求压力也会很快使产出达到极限。在其中有些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失业的人也很少，这种失业者是指如果以目前的工资向其提供就业机会马上就能工作的人。其它一些国家——尤其在亚洲——则人口过剩，特别是在农村，但是没有与人口相应的设备。如果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那就会使农业和手工业的产量略有提高，但是很快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就会达到极限，进一步增加货币收入只会起到使物价上涨而不是使消费品产量增加的作用。尽管如此，即使在由于缺乏生产粮食的土地或者生产制成品的机器而使消费品的产量无法提高的经济中，仍然有可能利用剩余劳动力来生产某些形式的资本，而不需将土地或设备从其它用途中抽回来。我们已经看到，大约50—60％的固定资本形成出现在建筑业中。现在有许多种建筑可以用手工进行，实际上不使用稀有的设备——从建造金字塔到19世纪中叶修建铁路大隧道的人类各项成就就是见证。剩余劳动力可以用来修筑道路，修建灌溉沟渠、蓄水池、房屋和其它许多种类的工程，无需减少任何其它东西的产量。其中有些工程，尤其是那些与农田用水或开垦土地有关的工程很快就能产生丰硕的成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比没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优越，因为后一类国家不从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抽回劳动力就不能增加它们的资本形成，而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则可以增加资本形成而不必在其它货物方面付出代价。妨碍使用这种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因素并不是缺乏固定资本，而是缺乏流动资本。如果向雇来挖灌溉渠道的工人支付工资，工人们将把他们的工资拿到市场上去花掉。货币需求量将源源不断地增加，而消费品的产量不会相应地增加。因此，价格往往会上涨。这种情况，加上需求量的增加，也会刺激消费品的进口，这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用严格控制进出口的办法来防止这些影响，其结果只会使国内流通的货币数量增加，从而增加对国内价格的压力。这种价格上涨的前因后果是消费品从经济的其余部分转向新就业工人的再分配。这些新就业的工人原先以某种方式勉强餬口，也许是靠亲戚的接济过日子。现在他们境况好转了（否则他们大概不愿就业了），因此，别人的境况必定更差了，因为消费品的产量没有增加。所以价格的上涨仅仅代替了纳税，因为如果政府向整个社会征税，并用这些收入来支付开挖灌溉渠道的工人的工资，那么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价格没有上涨。是让通货膨胀还是征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抉择。如果政府认为用通货膨胀的办法集资造成的政治困难少于征收同样数额的税所造成的政治困难，它们就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在通货不膨胀或者不征税的情况下完成基建工程的另一种办法是，说服人们为这些工程工作而不取报酬。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章第1节（一）），如果上述工程完全是对当地有利的，如果它们可能对村子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好处，那么这种办法确实是可行的。对这种活动，政府也是要花钱的。首先，它必须设立一个行政机构，以便在村子里为这种活动作宣传，组织村民们讨论和规划他们要做的事情，对活动的实施进行监督，一般说还要同受这些活动影响的所有其它政府部门进行联络（企图组织“社区发展”而没有专人来做这项工作是决不会有多大作为的）。其次，政府一般必须提供在当地不易得到的原料，还要支付帮助工作的熟练工人或其它技术人员的工资。人们已经发现，政府必须为以这种方法完成的工程提供30—50％的费用，其余50—70％无偿劳动的价值。这种努力是有价值的，这不但是因为这种投资将提高产量，或者采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征税。它们之所以有价值还因为它们在乡村培养集体精神，因为它们使得村民们感到他们可以自助——这种感情一经唤起，可能在其它许多方向开花结果。这也是最好的计划工作，因为村民们不是被迫进行集体劳动，他们只为他们需要的项目工作；而在行政管理中心规划和支付报酬的工程，往往不能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即使它们确实没有完全忘却遥远的农村地区的话。完全有理由将“社区发展”工作能够得到的一切资金全部用于这种发展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对资本形成可能做出的贡献，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那就是人们将只为严格符合当地利益的项目工作。因此，决不能将它看成是可以代替大规模资本形成的其它方法的东西。在实行强制劳动的国家里，无偿劳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其它国家，它的规模是受限制的。让我们继续设想资本形成是靠创造货币来集资的，并且继续讨论通货膨胀，看一看发生什么情况。首先，我们必须消除国际收支方面的危险。如果让通货膨胀而不控制进口，那么外汇储备很快就会枯竭。还可能有必要控制出口，否则国内需求量的增加将促使公众消费本来可以出口的国内商品。如果出口商品由那些并不在国内消费的商品（橡胶、可可）组成，那么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但是如果出口商品也是国内可以消费的（大米、棉花、油菜籽），它可能是很重要的。控制出口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发放某种许可证或征购问题，对大工厂或种植园实行这些措施容易，对手工业工人或农民实行这些措施比较困难。然后还有由于国内提价而在出口市场上造成的困难。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是为了竞争，这是从该国的产出仅仅占世界产出的一小部分这个意义上来说的，那么世界价格不会受其通货膨胀的影响，当与世界价格相比国内成本上升时，它的出口额可能减少。可采取给予出口补贴等各种办法，但是任何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这对小国来说并没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它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受到货币贬值的不利影响，又因为它的国外资产和负债通常是根据外汇来确定的；但是这对大国可能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除了出口方面的这些困难以外，还必须再次强调控制资本外逃的必要性。通货膨胀促使人们保存外汇而不是本国货币，尤其是如果他们预料本国货币会贬值的话。如果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那么要全面控制外汇情况，使通货膨胀对国际收支不产生某种不利影响，这显然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有些国家发现这些事情比其它事情容易处理。我们假定不许国际收支情况恶化，并继续进行分析。我们接着注意到，即使产出不变，某些欠发达国家在价格不受压力的情况下创造一些资本也是可能的。凡是经济越来越货币化的地方，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的，即与为了维持生计或物物交换而进行的生产相比，使用货币的数额越来越大了。由于人们需要更多的货币进行交易，就可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价格不会受到压力。同样，在产出日益增加的任何经济中，可以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不会使物价上涨，不管这种增加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还是因为有更多的土地用于耕种，或者因为生产率提高了。在任何日益增长的经济中，人们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所以政府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而不会使价格上涨。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财源实际上并不很大。流通货币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始终大大低于1。因此，即使换算成货币的产出每年增加2％，筹措用于投资的资金很难超过国民收入的大约1％，否则就会造成压力。超过这个水平，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用于投资，那么投资就会越过储蓄。于是货币收入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储蓄赶上投资时为止。达到这种新的平衡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储蓄水平是与货币收入密切相关，还是仅仅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如果储蓄仅仅是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那么储蓄不能靠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因此，直到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使消费品的产量增加之后，是无法达到这种平衡的。如果通货膨胀将收入从非储蓄阶级转向储蓄阶级，那么是可以在不增加实际收入和新的消费品到达市场之前达到平衡的。让我们比较充分地探讨一下通货膨胀逐步消失的可能性如何，即使不考虑它最后会给市场带来的消费品产量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可以设想如下最有利的情况。假设政府雇用失业工人筑一条拦河大坝，并修建灌溉沟渠。这些失业工人将工资在市场上花掉，结果是价格上涨。如果我们假设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利润增加，并把这些利润全部储存起来，或者用于购买公债，那么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的数额相当于投资的数额，但是储蓄额也增加那么多，所以，虽然投资过程继续下去，价格也不会再涨了。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价格一上涨，全体社会成员为了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保持不变，要求并得到较高的工资、薪金和支付的利息，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根据这一假设，在可以得到消费品新产量之前，是无法达到均衡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过程不会使收入转入可能储藏钱财的阶级。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通货膨胀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可能性取决于（1）通货膨胀是否会使收入转入储蓄阶级；（2）他们将储蓄金派什么用场；（3）多快能得到新生产的消费品。关于（1），一般说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的阶级是企业家、农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政府，企业家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往往比工资、薪金、房租、债券利息、养老金和他们其它一些开支增加的速度来得快。农民能得到好处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粮食上涨的幅度比其它价格的上涨幅度大，这是由于粮食的需求量是无弹性的。现在农民和企业家都比社会上其它阶级节约，所以几乎可以肯定，通货膨胀会使储蓄额增加。相反的意见是一种局部的意见。通货膨胀使拿薪金的中产阶级的储蓄额减少，因为它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减少了；由于这个原因，又因为中产阶级比其它阶级说得多和写得多，于是往往有人断言，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减少了。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减少了，而企业家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这些阶级都比中产阶级更愿意储蓄。考虑一下通货膨胀对政府储蓄额的影响也是重要的。通货膨胀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是根据收入中边际纳税额是比平均纳税额多还是少而各不相同的。如果边际纳税额超过平均纳税额，那么货币收入的增加就会使国民收入中纳税的份额提高。这样，到最后，开始靠发行货币来为其开支集资的政府，就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它的收入已经增加了如此之多，以致于现在能保持新的开支水平而无需进一步发行任何货币。许多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处于这种地位（例如英国、美国和苏联）；而相反，在许多其它国家，政府收入在通货膨胀中落后于货币收入，其结果是通货膨胀使政府的赤字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至于（2），即使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增加，这也不会使通货膨胀停止，除非储蓄金被储藏起来，或者用以代替更多的新货币来作为一直在造成通货膨胀的投资资金。因此，如果企业家像他们乐于做的那样将其新获得的利润用作更多的新投资的资金，这对资本形成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它也可以使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如果在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利润去购买公债，政府就能停止发行新的货币来为它的计划提供资金。（或者，如果从银行借钱的企业家制造了通货膨胀，那么如果现在获得利润的企业家用它们支付银行礱e款，或者将它们储藏起来，或者购买正在进行新的投资的企业家的证券，通货膨胀将得到制止。）农民用他们的利润偿还债务，购买更多的土地，其效果如何取决于放债人和出卖土地的人将这些钱派什么用场。放债人也许把它储藏起来，等待“更好的”日子（即农民再次缺钱的日子），出卖土地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如果政府希望通货膨胀尽快停止，同时又保持其较高的（实际）开支新水平，如果它不能依赖将自己的储蓄金贮藏起来的储蓄者，那么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这些储蓄金，不是以征税的方式把它们拿走，就是通过出售公债的优惠条件把它们拿走。储蓄金是贮藏起来还是投资于公债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货膨胀率有多高，通货膨胀的时间持续多长。如果价格迅速上涨，或者持续时间相当长，那么人们就会对货币丧失信心，既不会保存货币，也不会保存公债。他们宁愿保存不动产，因为不动产的价格是随着通货膨胀而上涨的，人们普遍抛出货币而购买货物，这会加剧通货膨胀。人们是否抛出货币而贮存商品或固定资产，这部分是一个调节问题；总是有人抛出货币而购买商品或固定资产的。做股票投机对经济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原料更加短缺，甚至可能使生产缓慢下来，从而使价格上涨得甚至更快。购买固定资产的结果会使一些新的资产建立起来——建造房屋，改善农场，还可能出现许多新工厂。通货膨胀使固定资本形成增加；即使是恶性通货膨胀，例如1919—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也会产生这种结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结果，因为它使实际产量增加，使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在这种创造资本的方式发生的时候，它会使通货跟着膨胀，甚至可能像购买股票那样，由于从消费品工业抽走资金，使消费品的产量暂时下降，因此使价格更加急剧地上涨。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它就可以用规定最高价格、配给基本消费品和发放新投资许可证的办法来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如果这些政策获得成功，它们也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因为人们往往把他们不能用于购买配给商品的钱储蓄起来，所以储蓄将同投资保持均衡。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战时财政获得成功的秘密之一。在此期间，尽管作出巨大的战争努力，物价只上涨了50％左右。（另一件重要武器是很高的边际税率，它吸收50％或更多的支出，其速度和它产生收入一样快。）目前，管理通货膨胀使其不致于失控的方法，比20年前得到人们更深切的理解。然而这些方法只有拥有有效行政机构的政府才能使用，这些政府主要是先进工业国的政府。欠发达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效率相当低，它们控制通货膨胀的尝试所造成的害处往往和它们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尤其是如果这些尝试的主要效果是使得毫无控制地生产非基本必需品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或者建立黑市网和鼓励贪污腐化的话。通货膨胀的最严重后果是物价大幅度上涨或者持续时间很长，以致使人们对货币丧失信心。短时间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在二三年内物价每年上涨5％，人们是不会感到恐慌的，因为他们相信，物价不久会再次下降。管理得比较好的国家的货币当局维持了这种信心，它们的习惯并不是逐年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而是使短期货币膨胀阶段与严格限制阶段交替出现。银行信贷上升三步，下降一步，而不是连续上升。这样，创造新货币有助于资本形成，而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对货币和公债的信心。原则是，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那么最好是一次用一点，而不要连续使用。至于（3）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情况下，用于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到适当时候，新资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消费品，这些消费品不但会制止物价上涨，甚至还会使物价下跌。此外，实际产量的这种增加也可能使储蓄增加，因而提供了使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储蓄金。储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实际产量也增加，因为储蓄水平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而不是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可是我们无需马上讨论这一点，因为我们一会儿就要讨论决定储蓄的各种因素了。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它只应间歇地和少量地使用；除了这条原则，我们不妨再加上这样一条原则，即它只应当用于很快就能完成的，此后利润率很高的投资。要说明用新资金资助一项农业推广业务，传播高产新技术知识的例子，或者那些向农民提供更多的水而又不涉及在河流上修建工期长、造价高的工程的措施，或者使新的肥沃地区迅速可以耕种的清理土地、排水和开垦土地的计划的理由，是比较容易的。而需要大量外汇的计划（例如为工厂购买机器），或者实施起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计划（例如多用途河流流域工程），或者资本和产量的比率很高的计划（例如建造幼儿园），用创造新货币的办法来筹资是不适当的。人们可能认为，这条“原则”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所有投资来源于全部储蓄，所以从一个规划中挑选出几项计划是没有用处的，这些计划被说成是通过自愿储蓄来集资的，而其它计划则被说成是靠创造新货币来集资的。因此，也可以认为，比较好的“原则”将是避免所有这样的计划，它们与产出相比费用很高，或者实施时间很长，或者需要大量外汇，在这种情况下，边际计划将是那些从这些观点来看最不可取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新货币来提供资金的永远是这些边际计划。可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许多计划不顾这些标准都在一项投资规划中找到了一个位置（例如公共卫生计划或工业化计划），实际情况并不是不包括在内的计划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永远比包括在内的计划大。因此，考虑这样一项投资规划是有意义的，即在制订这项投资计划时首先假定不创造货币，然后再加上这样一点，即如果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那么现在加到规划中去的计划在要不然不包括在内的计划中是最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除了通货膨胀，如果最后的收获是丰硕的，那么就不应当排除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的投资；这些投资和其它投资之间的抉择，仅仅取决于利率的高低。）（二）国内来源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看到，人均国民收入不增加的社会，每年的投资占它们国民收入的4％或5％或更少，而进步的经济每年将12％或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要问题是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5％变为储蓄12％的过程——以及伴随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方法的变化。人们习惯于从进一步履行节约和更有效地使用储蓄金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转变。进一步履行节约是事实，但是如果因此认为主要的变化是社会上所有阶级都变得更加节约或者减少了浪费，那也会使人产生很大误解。因为主要变化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营利企业家——它比所有其它阶级（地主、雇佣劳动者、农民、领薪金的中产阶级）都更节约，与所有其它阶级相比，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了。在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企业家赚取私利并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它们用于再投资；而在苏联，大幅度增加的利润作为“营业税”被掩盖起来了，为了公众的利益，计划人员将这些利润用于再投资。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从储蓄5％转变为储蓄12％的主要特点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幅度增长。利润的相对增加不一定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是一样的，因为这种增加同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