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人们是在监督之下努力干一种新的活计，要严格按照别人告诉的去做，完全像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那样转动，制造你也许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卖给几乎肯定你也不知道的人。干活的群体也是不一样的。在地里，人们单独干活，或者同选定的几个朋友一起干活。而在工厂里，一大群人一起干活，你不能挑选与谁一起干活。要习惯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安下心来适应工业生活要求的这种规律性需要很长时间。据说，妇女和儿童比成年男子容易适应，这就是工业革命在其初期阶段如不加控制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儿童和妇女劳动的一个原因。在人们的哲学已经包括在社会关系中严格遵守纪律、制度和秩序的地方，过渡也比较容易，因为这将使他们为过严格管理的生活有所准备，而这种生活是他们在大工业企业中必须过的。譬如，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由于这类原因，德国人和日本人实行工业化比较容易。农村生活背景和工厂生活背景的差别，也说明为什么新手们做有些工作比做其他工作要好得多。譬如，不管一个人在农场多么在行和负责，在工厂履行职责所要求的知识则完全是两回事。他必须对机械加工有很强的直觉才能，好防备出差错或抓住改进的机会，而不是对下雨或动植物行为有很强的直觉才能。新招来的工人缺乏这种才能，必须一次学习一种操作法，尽量减少由他自行处理的事情；他不能干那种必须同时进行和协调几种不同操作的活计。使用的劳动力越是不熟练，劳动的分工越是要细。因而工厂需要增大管理人员的比例，来协调细分的工种。管理人员所占比例高，是一切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标志，当这些管理人员必须从国外引进的时候，这也就成了这些国家的费用并不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低的一个原因，人们本来以为工资水平是低的。另外，使用很不熟练的劳动力会刺激机械化，因为各种活计都被细分成了最简单的工序，而且还因为在某些工序，机器比能依靠的不熟练工人的精度高。人们有时认为，这也许是19世纪下半叶美国实现机械化比英国快的一个原因。背景的这些差别也说明为什么纪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往往是严格的和令人厌倦的。农业工人生来就想做的许多事情同高效率的工业是不相容的。形成不同秉性的任务并不比培养儿童去过成人生活的任务容易。这种纪律有很大一部分是生硬的，弄巧成拙的，因为实行纪律的人并不了解问题之所在，也不了解与其打交道的人，但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种种令人生厌的纪律是难于完全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适应了新环境，学得了一套新知识和本领。他们变得较为熟练了，这不仅是说他们懂得较多的操作方法，而且可以让他们处理范围较为广泛的问题了——他们以前不知道是错误的东西，现在知道了。城市工人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生产率增长得特别快。如果允许并鼓励新来的人安居下来过城市生活，完全脱离农业，这个过程就会加快，凡是工厂招募的工人在厂里干一年左右而后又返回乡村，这个过程最慢。在工业部门利用流动工人不是简单的问题。有些特殊的情况。譬如，日本少女离村到纱厂做工，到一定时候就回农村结婚。无论流动还是不流动，各地的妇女劳动力轮换率都很高。临时采掘业是另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行业本身只是暂时性的，它显然建立不起一支永久性的劳动大军。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之外，有些工业家认为他们用这种办法可得到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认为，有些年轻人只离开乡村一年，他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心，因此要求工资较低；因为雇佣期短，他们对廉价而不舒适的单身宿舍也就容忍了；因为轮换率高，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工会运动；如果有必要裁减工人，就打发他们回农村，而不用为发失业津贴操心。这种推理是否正确是极其令人怀疑的。肯定地说，靠雇佣流动工人开始经营的中非各采矿公司，现在全都放弃了这种做法，改为建立永久性的劳动队伍。把钱花在购买一支有经验的固定劳动力上，往往是最佳的投资。如果工业发生猛烈的周期性波动或其他波动，看来能够把失业者遣返回乡也许是有利的，但是要想在这种基础上不断提高生产率，则是毫无希望的。无论是长久的还是流动的，新的产业大军总是拥挤在令人难熬的贫民窟中，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乐趣和有利条件。在这种境遇下，要人们切断同乡村的联系的动力是极小的。因此，没有理由不规划好新的工业城镇，建造家庭住宅、学校、公园、教堂、电影院以及其他生活设施，使得一座像样子的城镇成为比乡村具有大得多的吸引力的居住地（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任何借口不发展一套适当的社会服务事业——医疗、失业救济、养老金之类——没有这些服务，产业工人就不得不一只脚踏在农村，以便一旦需要，就可回到农村去。这样做的效果会产生一支较大的劳动大军，他们更为安心，更加渴望谋求改进工作。办这些事情要多一些花费，但是也能提高生产率并使工人们比较愉快。卫生和饮食对于提高新招收来的工人的生产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比较贫困的国家中，大部分人体内都有这种或那种寄生虫，如疟原虫或钩虫，它们消耗他们的精力，减低生产率，但不妨碍他们去上班。各工业公司提供免费医疗，确保它们的工人居住得舒适，甚至定期给房子喷洒DDT是值得的。让工人在餐厅免费或廉价就餐，保证工人吃得好也是值得的。工厂内部福利好，在这些国家甚至比在欧美更有必要。生产率的差别有很大一部分正是由于身体不健康和营养不良所致。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还取决于他们受到的培训。比较贫困的国家现在正花许多钱去建立新技术学院，以培养各种技工——建筑工人、技工、电工等等。这些学校将满足巨大的需要，因为经济的发展造成所有这些熟练工人非常短缺。不过，产业劳动力中大部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不是在学院里而是在工作岗位上学会干活的。这种培训有很大一部分完成得不好，因为新来的人仅仅被分派给某个别的工人，让这个工人教他干活；可是，不论自己干活干得多么出色，教别人干活也很出色的人却并不多，除非他们在教学方面已经受过训练或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较为讲究效率的厂家为此挑选事实证明确有特殊才能和喜欢从事教学的工人。而且这些厂家也可能为新来的工人开设专门训练班，指定专人负责。对训练的这些限制同样适用于有组织的学徒制。在所有那些技艺必须凭经验的行业里，学徒制是必要的。同样，大部分学徒制已堕落成为一种骗局。有关工会或协会延长学徒期限，以便减少进入本行业的人数，保持稀缺收入。徒弟的时间因此被滥用，因为他们在头几个月要把时间用来扫地、拿工具、泡茶和做类似的工作。而且他学艺的工匠可能是一位好师傅，也可能是一位坏的或漠不关心的师傅。因此非常值得做的是，不时对学徒制加以检查，用部分工作时间或晚间对学徒授课，参加的厂家应特别注意选择带徒弟的工人。最后，生产率取决于工人干活的兴趣。这有一部分是报酬问题，一部分是晋升前景问题，一部分是工厂的社会气氛问题。说到报酬问题，所需的主要是，报酬应按熟练程度、上乘产量和所负责任有适当差别，这样就能鼓励工人拼命干，感到这样做是有酬劳的。这种奖励应是个人的还是应以小组的成绩为依据，这是个按照情况决定的次要问题。至于晋升，这关系到的人不多，除非社会阶级受到肤色障碍等某种群众性歧视，或因宗教、性别、民族等而受到的歧视的影响。这种群众性的歧视由于使社会失掉歧视对象中某些优秀人才，所以除了影响社会关系，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晋升涉及的人很少，这些人也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少数，因为他们在负责岗位的业绩，可使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大为改观；因此，使工人们感到有一条对一切该走的人都开放的光明大道是很重要的。至于工厂内部的社会气氛，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三章曾详细论述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厂家规模大小、工厂内部关系融洽、商讨问题的机会、工人和他们的管理人员之间无拘无束相互信任的问题。所有的工业社会都在尽力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尚无把握有什么普遍的解决办法。大部分观察家在有一点上看法一致，那就是不管是为了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是为了确保高水平的生产率，厂里的工长都处于关键地位。因此，选拔和晋升的制度必须要能迅速发现具有当工长素质的人并给予有助于发挥他们重要作用的训练。许多适应工业生活问题的背后，存在着适应道德准则这个更大的问题。从部族环境中招募到工厂的新工人有一个非常完备的道德准则，为他规定了对待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以及各种年龄、政治或宗教地位的人应尽义务的范例。如果他来自一个不是由金钱支配的社会，他的准则也许并不包括处理雇主和雇员之间、买方和卖方之间或工人和其伙伴之间的关系的规矩；像“多劳可多得”或“多得要多劳”这种格言同他的准则毫不相干，只有在他获得适应他的新环境的新准则时才有意义。每天在严格监督下连续劳动九小时，每星期劳动六天这种观念，在他的经历中更是闻所未闻的。道德准则的冲突是痛苦的，出现的情况往往不为按在互相冲突的准则中任何一种准则成长起来的任何人所承认。因此更有必要进行非常特殊的努力，在新工业增长区建立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群体生活。否则，本来可以是一个守纪律的、愉快的和生产力很高的群体，也许反而会变成精神上、政治上和生产上的老大难问题。从历史上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往往还同新的宗教激情有联系。在工业革命期间，美以美教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新工业城镇的发展中，曾为这些新的群体的一体化，并为新来过城市生活的人灌输一系列适应他们的新生活，使它们变得很有意义的观念起过很大作用。在其他大部分工业革命中，宗教革新无疑也有类似的作用可以发挥。（四）企业管理经济的发展使得对称职的经营管理人员的需求量大增，无论是在工商界还是在行政机关里都是如此。较为贫困的国家往往有大批商人——尤其是小商小贩——他们热衷于赚钱，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或者放高利贷。不足之处不是没有进取精神，而是没有管理经验。只要能找到能够卓有成效地经营大企业，包括管理大量人员和有形资源的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就可能大大增加收入；这些国家最为明显的是缺乏大规模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伟大的企业家是生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推出新商品和新的组织制度的人——福特家族或伍尔沃思家族——为数很少，是不能定制的。不过，大部分歧业家只需按常规办事，他们只要有知识和经验就能胜任。这种知识有些可以在商业学校中学到，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只能靠工作经验学得，其余知识则取决于个人的气质和秉性。商业学校能教授记帐（股票、订单、信贷、借支等等）的方法，掌管有形资源（工厂布局、机器维护、顺利生产）的一些方法以及人员管理（职员选拔、职责委任、培训方法等等）的一些方法。但是学校无法教一位企业家怎样同他的下属相处得好，使他们既忠心耿耿，劳动效率又高——如果他的气质确实容许，他必须在实践中学习这一点。这些学校也无法传授消除浪费，按照产量多少调整资源的使用，知道按什么价格付钱或收钱，知道如何买卖以及给予多少信贷的商业意识。而灌输诚实意识是学校完全做不到的，要是没有这种意识，厂家就得不到信誉或好感，因而就不能持久。实际上，胜任经营管理所需的经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外的外国厂家中工作时得到的，此后，雇员成为一名独立负责的经理人员。所以，对有些外国厂家提出的最严重的告发不外是它们通常因为种族、宗教或其他偏见，不愿雇用当地人负责下等职务之外的任何职务。如果没有一家厂家愿意雇用当地人担任办事员以上的职务，他们就难于学到怎样为自己经营工业企业；这样他们的经济事务将永远受外国人的支配，经济的增长将因为依靠外国企业所涉及的费用和种种缺陷而停滞不前。这就是大部分殖民地国家一旦独立，就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步骤，迫使外国厂家向当地人民开放管理职位的一个原因。而且，甚至非殖民地国家也采取这些措施。因而当16世纪和17世纪外国人把新的行业带到英格兰时，他们得到的垄断专利往往包括这样的条件：外国人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培养若干英国人学会他的技术。与此同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发现，派一些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外国厂家的经验是合算的。因此，德国人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派了大量青年到英国去做工，其后不久，日本仿效他们的榜样，把日本人派到德国和美国。待他们返国后，经营他们自己企业的人数很少；大部分人在现在的本国或外国的厂家处谋得职业；也有人在不断扩大的政府机关任职，这些机关也需要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世界上有色民族对白人实行这种政策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先进国家的肤色偏见，也许难于找到愿意接受有色人种练习生的厂家，但是存在的机会比事实上利用的机会要多。一个有利的情况是，有些工业国家为了把定货从别的工业国家转到自己方面来，渴望同较为贫穷的国家扩大人事关系，因此，这些工业国家可能欢迎有机会接待和训练那些返国之后将提出定货的人。不过，传授商业经验的主要学校是由从事贸易、用一二辆卡车经营货运、开办小作坊或类似小商号的小人物组成。其中许多人要破产。少数人不断壮大，取得经验，最后成熟成为大企业。这些行业的数量经常是过多，资本严重浪费。因此有时候有人认为，从事这类行业应予控制，以保证适当的收入，或者减少资源的浪费。作为立即取得产量的手段来看，这些行业的过分发展可能是浪费；但是如果人们把它看作使人取得经营管理经验的手段，这种浪费也许是一种必要的培训费。在一些不发达国家，有人感到当地小商业阶级的成长因从事类似行业的移民的竞争而受到威胁。欧洲各大公司往往限于进行大规模买卖，但是在东非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西非的叙利亚人、在牙买加的华人和在东南亚的华人，甚至在最小的行业中都有他们在竞争，因为他们比起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当地人有更长的经商传统，他们往往经营得更加成功。此外，移民往往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这使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繁荣起来。在这类国家，往往有这样的要求：当地的商人在某些行业应受到保护，外来移民不得竞争。这就出现了棘手的种族歧视问题，此外，因为模仿和竞争是通往学习的两条道路，如果移民的活动受到限制，当地的商人是否会进步得更加迅速，或者整个社会是否会得到利益，这一点并不清楚。看来较好的政策是坚决要求移民收当地的徒工（如英国都铎王朝所做的那样）和为当地的商人创造其他的机会来提高他们的才干。（移民问题在第六章中作进一步论述）有些国家的政府切望开发当地的企业源泉，创建特殊的金融机构，贷款给小实业家。如果当地的企业仅仅缺乏资本，那么这样做是有所助益的。不过这种情况不多。当地的资本家缺乏经营管理技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把钱贷给没有经验的小商贩往往等于把钱白白扔掉。这些人首先需要监督和指导，其次才是资本。他们的地位非常像小自耕农。因此特殊金融机构应把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企业管理人员看作它们的主要职责，这些人能给要求指导的小商贩出主意（就像先进工业国中的工业顾问或农村中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人员所做的那样）。把钱借出去以后，应对贷款的使用情况严加监督；作为放款的先决条件，金融机构的高级职员应有权对经营方法实行改革，至少在贷款收回以前，要制止得不偿失的经营方法。如同在农业中要提供咨询服务一样，在商业上也有提供咨询服务的很大余地。在这些国家中贷款给小商人的最大难题是不大重视商业信誉的人太多。在先进的国家里，“企业信誉”被认为是企业最珍贵的资产之一。厂家都切望保护它们信守合同的信誉——按规格交货，交货迅速，接受定购的货物付款迅速。然而，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买方、卖方或贷方如果主要靠与之做生意的商人的诚实，他们肯定十之八九要受骗上当。实际上，外来商人在这些国家多有所成就的一个原因，恰恰是由于外国供货人、银行、甚至国内的公众从经验中发现他们比较靠得住。“企业信誉”的重要性（或说“诚实是最佳政策”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大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能为人所了解的，而竞争以及新的商业道德准则的成长到适当的时候会结合到社会的传统中去。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意识相对缺乏，使得政府机构在试图用贷款、合同或其他涉及个人可靠性的方式帮助小商人时有必要非常谨慎小心。企业经营管理的另一个训练场所是合作社运动，当合作社运动在民主基础上进行管理时，它将使许多人深入了解企业的问题以及商业经营管理的一些经验。这或许是合作社运动最可珍贵的方面；它所做的工作，推销产品、沟通储蓄渠道、购买供应平等等许多时候由私营企业或政府机构来做可以做得一样卓有成效，但是这些其他机构的教育价值是比不上的。从广义来看，这又一次表明，经营能力和进取精神在那些分散作决定的国家比之在那些专制统治的国家，可能传播得更为广泛。这是主张民主的重要论据之一。民主不但适用于公共行政管理，同样适用于商业生活。实际上，在公共行政管理权力分散和民主的国家，在人民习惯于从乡级以上的各级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的国家，商业生活本身比之在政治权力属于寡头统治的国家或许更有活力。这也是主张竞争的最大的论据之一。在经济生活中，竞争同样使决策和行政管理的经验分散。由于另一个原因，不管怎样竞争对卓有成效地经营企业也是至为重要的。总之，企业家极有可能利用培训和咨询的便利，找出提高他们自身的能力的一切办法，如果他们有这样做的推动力的话。最强有力的积极动力是取得成功的前景，而最强有力的消极动力则是害怕破产。这两种动力都取决于竞争的存在。竞争本身不会保证企业有高效率，但是，要是连竞争也不保持，任何其他要素也不会保证企业有高效率。第一节　资本的必要条件--------------------------------------------------------------------------------　　经济的增长与人均资本的增加是有联系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与其它许多问题，如与激发人们努力的制度、重视经济效率的态度和日益增加的技术知识等也是有联系的。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条件，只有资本而不同时为资本的使用提供富有成效的基础，那么资本就会被浪费。在本章的以下各节中，我们认为已经谈过的关于这些其它事情的所有情况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能够集中研究在使用资本的条件适当的时候资本的成效问题。资本的成效有多大？由于缺乏有记载的证据，这个问题极难回答。对于过去几十年资本和收入的增加情况，我们只有一些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推测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仅仅是关于几个先进工业国的。实际上，我们关于收入和资本的数量关系的全部知识，都是从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和科林·克拉克博士的开拓性工作中获得的，本节中的以下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写成的。对资本和收入增长的价值的估计数字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在工业国家里，当把资本密集工业和资本稀疏工业计算在一起时，资本价值和产值的比率在边际上看来是相当稳定的；第二，如果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里，国外资产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和收入里，那么这种边际比率达到3比1到4比1。这种结果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示，例如可以说，投资100英镑，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25英镑到33英镑；或者说国民收入累积每年提高3％，年度净投资额就占国民收入的9—12％。工业国确实往往将它们10—15％扣除折旧以后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它们的收入也确实往往每年增加3—4％。从数学上说，现有股本与收入的比率（即不同于边际比率的平均比率）仅仅是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平均投资期限和收入增长率的函数。因此，如果总收入是常数，每年将12％的总收入用于对结构的投资，投资期限为50年，将8％的总收入用于对设备的投资，投资期限为10年，这样50年以后，平均资本一收入比率为3：4。（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结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6倍，设备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8倍；假设资本平均消耗一半，那么它的平均值为国民收入的3．4倍）。如果所持股票比如说增加0．5，那么这个比率就达到3．9。改变收入增长率并不会产生如人们可能期望的那么大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国民收入每年增长3％，并且其它假设不变，那么包括股票在内的资本—收入比率就会下降到只有3．0（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早先的资本到现在己消耗一半以上，比后来的资本少得多，由于累积的增长，后来的资本消耗不到一半。）鉴于资本的平均期限，资本—收入比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每年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所以，一些国家从国民收入中拿出差不多一样多的钱进行投资，它们的资本—收入比率差不多也是一样的，这就毫不奇怪了。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发达国家现有资本与年收入的比率要低得多（接近于1比1），因为它们的积累率低得多。然而我们不知道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在工业国和欠发达国家的比较结果（此处以人均资本作为发展指数）。人们有许多理由不指望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相同的。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即使是相同的，也不可能使国民收入达到同样的增长率，资本的平均期限可能也是不同的。有些人深信，在欠发达国家，边际资本—收入比率较高，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由于他们认为，产生资本的工业的效率较低，资本浪费较大，技术知识增长较慢，这些都是使资本的产值不是那么高的因素。其他人则预料这些国家的比率较低，他们的依据是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人口增长较快，农业、工业和公用事业等经济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比较鼓励采用资本主义特征比较少的生产方法。对以上各点中的每一点都可以发表一点意见。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生产消费品的效率比生产生产资料的效率高。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与收入相比，这提高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资本的形成分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即建筑及建设工作和设备制造。至于造价，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与消费品的成本相比是否比较高。下面这种证据肯定是有的，那就是如果建筑业任务过重，那么造价就会急剧上升，因为在建筑业里，如果对工业不进行适当的计划或监督，那么工作是很容易发生混乱的，但是欠发达国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发达国家也同样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关于机械，证据就比较多；例如有相当明确的证据表明，在30年代，与美国相比，苏联在机械生产方面无论如何处于相对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建设必须在国内进行，但是机械是可以进口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国内生产比较不利的地位。总之，似乎有理由预料，在欠发达国家里，与收入相比，资本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也许高得不多。第二，由于资本浪费较大，预料资本—收入比率较高。对于这一点，不可能有很多的怀疑。欠发达国家搬运生产资料不像比较发达的国家那样谨慎，从这个意义上说，浪费现象是存在的。工人不那么熟练，使用工具不那么小心；汽车司机和火车司机开车时损坏车辆；公路、建筑物和其它设备不是维护得那么仔细。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折旧率要高得多。据认为，还存在这样一种浪费现象，那就是由于不大了解可能性，投资不适当的情况比较多。欠发达国家对土壤、雨量和矿物等资源的规划工作做得不那么好，对国内外的潜在市场不那么了解。因此它们犯了大错误，取得经验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企图在坦噶尼喀种植可食块茎这个典型例子，仅仅是数以千计类似情况中宣传得最多的一个例子，它涉及私人企业家的程度甚至超过涉及政府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往往因循守旧，结果对有些活动投资过多，对其它活动投资不足，这也造成了浪费。这些浪费确实是相对的，因为浪费资本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存在的；例如，如果说它们的物质损耗率较低的话，那么它们的报废率往往是比较高的。即使如此，我们必须预料到，经验最少的国家浪费比较大，看来有这种看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第三，可以说，在欠发达国家，资本产生的利润较少，因为资本使用得有成效，取决于技术的不断提高，而在欠发达国家，知识是提高得比较慢的。这个论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中的一种说法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往往是由于知识的不断增长而增长的，即使不再增加资本，收入也会增加。而在欠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较慢，对收入的增加所起的作用较小。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说，资本往往用于引进新技术，所以凡是技术发展缓慢的地方，资本产生的利润是比较少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说，正是由于技术落后，才有可能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因此如果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投资，并且同时在教育和训练方面作一些必要的开支，那么它们取得的增长率可能会比比较发达的国家快得多。许多思想家认为，由于这个原因，提高起点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提高水平已经很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容易得多，他们引用苏联和日本比较高的产出增长率来证明他们的说法。同样，关于资源的论点也没有使人得出可以论证的结论。正如当资本用于引进比现有技术优越得多的新技术时产生的利润特别多一样，资本用于开发新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产生的利润也比仅仅用于改善对已有自然资源的利用所产生的利润要多。因此，人们有时争辩说，欠发达国家能够比比较发达的国家更有成效地使用资本。然而情况未必是这样。首先，欠发达国家的资源未必比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亚洲和非洲尚未表明它们的土壤、燃料或其它矿藏特别丰富，人们并不清楚的是，在亚洲或非洲的投资是否会比增加对北美洲已经探明的资源的投资使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因此，我们决不能使用像洲这样的大类别，相反，必须谈有限地区的具体项目。在不发达世界的某些地区，丰富的资源仍然有待开发，而在其它地区，资本的作用将主要限于使得有可能使用较好的技术。其次，资本甚至可能与已经投了资的企业有密切的关系。任何新企业的生产率，都必须依靠利用许多其它企业的服务（公用事业、工程服务、原料供应商等）。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在已经投了许多资的地方进行新的投资，比在尚未开发的地方投资来得经济。因此，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有利，欠发达国家资本效益较高的自然倾向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如果差别主要是已经投了多少资的问题，那么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地位就会随着它们自己的投资的加速而减少。遗憾的是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源知道得太少了，或者对增加或减少资本收益的重要性知道得太少了，无法信心十足地对这些题目作概括性的论述。第四，我们应当按照“报酬递减律”预料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的资本—收入比率，比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的资本—收入率来得高。“报酬递减律”就是，使用的劳动力增加而不是减少，资本产生的效益可能提高。在这里，人们同样决不能设想，所有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增长得很快；例如，现在北美洲的人口比亚洲的人口增长得快得多。另一方面，如果人口增长缓慢，例如在法国，那么修建住房就不需要那么多资金，因而资本—收入比率高，这也许是更加重要的。我们在讨论以不同经济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为依据的论点时可以稍微增加一点信心。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资本—收入比率的差别是很大的。因此，公用事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大得多；即使在先进的工业国，公用事业的比率也比制造业高四五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个比率似乎还要高，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部门具有的很大的规模经济使得这个比率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在公用事业部门投资不仅可以使那个部门提高生产率，而且还可以使其余经济部门也提高生产率；所以对整个经济的实际结果可能是资本一收入比率低。农业和制造业对资本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别。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农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高，但是在欠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农业的这个比率看来比制造业低，不过手工业不算在内。现在，当我们考虑到不同部门的不同比率，以及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比较不发达国家里各部门以非常不同的比率结合在一起这个事实时，我们应当预料到整个经济会有非常不同的比率。在欠发达国家，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地位比在发达国家的地位重要得多。在生产率水平低的国家，需要有60—70％工作有报酬的人口从事农业才能养活人民，而在发达国家，为了同样目的只需12—15％的人就够了。（但是所有这些比较都要遇到人口分类工作中固有的困难，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三）中已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低水平上，农业也不是一个资本密集的部门（不考虑土地）。在水利方面可能需要大量开支来进行排水、土地开垦、灌溉或防洪。那些人口稀少的欠发达国家使用机械来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也可能得到好处，但是对于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进行机械化耕作好处不大，因为普遍使用机械会增加失业人数，这种害处比提高产量的好处要大得多（见第三章第三节（四））。除了在保持水的方面投资以外，欠发达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更多地依靠新技术（肥料、种籽、农药、轮作等），而不是依靠资本。在制造业的发展方面资本密集的程度要高得多，在适合发展家庭手工业的地方发展家庭手工业并不需要巨额资本，这是事实，但是发展工厂也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同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农业比较起来，资本是非常密集的。由于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从就业人数来说为6：1到10：1），又由于农业的发展依赖于每年用于农业推广和农业研究的开支的程度大大超过依靠资本的程度，得出以下结论似乎是合理的，那就是虽然资本比工业国增加得少，也能使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在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港口、铁路、公路、电力、学校等）方面必须支出数额很大的开支，如果按这一数额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说，也许比工业国还要高。所以总起来说，资本—收入比率由于受不同部门的相对重要性的影响也许没有多大差别。最后，我们谈谈由于资本相对短缺所造成的差别。在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更节约地使用资本是经济的。因此，如果有可能使用一个投资大而日常费用低的方法，或者选择最初投资额较低而年度费用较高的方法，那么后一种方法往往是比较合适的。建造20年比建造50年好：采取使用手工劳动而不是使用机械的方法比较好：一般说，节省资本比节省劳动力好。自然必须把所有这些看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提出的论点并不是主张根本不应当使用资本，而是由于资本比较为发达的国家少，所以应当更加节约资本。这个论点适用于所有欠发达国家，但是尤其适用于那些剩余劳动力比物质资源多的国家，因为目前的产量用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达到，而不必增加资本或改进技术。中东和南亚的某些国家就是这种情况，例如印度，据认为，在印度可耕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目前设备和技术条件下，比耕作这些土地所需的人数大约多四分之一。在这种国家，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是一种浪费，在农业、制造活动、建筑或其它活动中，机械的使用应当限于这样一些情况，即在仅仅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不了产量的地方使用机器。这种论点的必然结论是，我们可以预料，欠发达国家增加收入所需的资本数额比比较发达的国家少。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说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应当有所不同的五六条理由。这种分析的结果是，我们不知道任何不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多少，而只能随便猜测它是否可能比美利坚合众国高或低。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由于缺乏任何更好的比率而使用以往为工业国找到的比率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看出欠发达国家收入增长得如此缓慢的原因。据估计，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年将大约4％或5％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将这种数字与工业国的投资数字作比较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估计数字不是那么有把握。例如，我们不知道自给农民在他们的田地上开垦新土地、排水或土壤保持、改善房舍等方面为他们自己积累了多少资本。所以，可以想象，对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估计得低了。可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数字，那么每年4％或5％的净投资额可能使国民收入仅仅提高大约1．25％，这是印度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或者甚至不到1．25％，如果对建房的投资在不大的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生产投资所占的比重比较小的话，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所以目前的投资至多只能赶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再腾不出任何资金来提高生活水平了。如果印度要将它的生活水平每年提高1％，那么它就必须将它的投资率提高将近1倍。印度和美国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扩大。要使这个差距不再扩大，印度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与美国的生活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提高，比如说每年大约提高1．5—2％。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印度的净投资额必须从目前占国民收入4％或5％的水平，提高到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12％。这反过来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降低资本效益的情况下，可以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加速资本形成。现在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都经过一个迅速加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年度净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2％或12％以上。我们所说的工业革命就是这个意思。遗憾的是，使我们能够说明在任何具体情况下过渡时期要持续多久，或者说在过渡时期资本的生产率受到多大影响的数字并不存在。我们已在日本、德国、北罗得西亚和苏联等国看到了一些非常迅速的过渡（例如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但是我们不能说变化的速度是否降低了这种努力的生产率。尽管如此，人们预先还是可以说，一个国家能够富有成效地加速它的资本形成的速度是有限制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限制（假使财政状况好，有适当的自然资源和合适的制度）是缺乏技术和公用事业不足。缺乏技术不仅妨碍人们富有成效地使用资本，而且可能使他们根本无法使用资本。正如我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的，资本形成有一半以上是由建筑工程构成的。因此，资本的扩大取决于建筑业扩大的速度。如果没有木工、石工、电工和工程师来从事必要的建筑工作，不论工程是公路、桥梁、水坝、工厂、电站、房屋还是其他的建筑物，那么计划就无法执行。所以加速资本形成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速度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扩大建筑业可以达到什么速度的问题。另一个限制是公用事业不足，因为新企业需要通讯、码头设施、供水、电力和其它这样的服务。可是要扩大公用事业（假如财政状况良好）又涉及这些项目的建设速度问题，这与扩大建筑业的速度是同一个问题。所以限制吸收资本速度的最重要障碍是缺乏技术。现在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或者可以进行培训。在北罗得西亚，技术是按需要引进的，所以资本形成迅速扩大，没有具体限制。在别的地方，提高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培训，虽然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仅仅为了做培训工作而聘请外国技术熟练人员也会使资本形成容易得多。训练建筑工人和监工的工作在任何训练计划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当然许多其它技能也是需要的，其中包括那些要在投资以后使用资本的人的技能。发展计划造成的许多挫折是由于在这种计划中未把训练放在主要地位。虽然与国民收入相比，发展计划几乎都是不大的，但是执行起来几乎总是落后的，因为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实际困难。如果与此相反执行庞大的训练计划，比如像苏联那样，或者像爆发战争时军队迅速扩大那样，那么缺乏技能看来没有理由成为10年内资本形成速度提高1倍的障碍。如果提供训练设施，如果还谨慎地从外国聘请有经验的监工，那么建筑业在10年内就可以翻一番。一开始生产率自然是低的；但在另一方面，新就业的工人的生产率也总是低的，无论发展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下面我们研究资本构成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资本形成净值与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