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9)　　在哥伦比亚待一年后，我回到芝加哥担任舒兹的研究助理，在这里我又碰到了不可多得的际遇。我的两位研究生同僚恰好是施蒂格勒以及沃利斯（W．Alien Wallis）。　　施蒂格勒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应邀参加这一系列讲演。他目前仍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不论在友谊上，还是在知识的影响上，他都令人如沐春风而分外珍惜。大概没有其他的经济学者拥有那么活泼而具原创力的思想以及卓越的文采。他的经济学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融合幽默的笔触与文学的气息，来说明经济性的内容。少有经济学者能像他一样具有这么丰富的创意，又对经济研究的途径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沃利斯后来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又接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校长的职位，目前则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他们两位至今仍然是我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一直与我在专业领域相互切磋。　　受到芝加哥以及哥伦比亚两校学风的综合影响——前者重理论，后者重统计与实证研究，我的科学工作也大都兼顾理论与实务，也就是包括理论以及对理论内涵的验证。我之所以用“科学工作”一词，就是要刻意将其与萝丝和我合著的通俗读物有所区分，这些读物包括《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及《现状的桎梏》。　　我的博士论文系根据顾志耐所指导的一项研究而写成，顾志耐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当时任职于国家经济研究局。我所参与的专案计划，用到了有关专门职业所得的资料，乃是当时他为商务部初次构建国民所得的过程中搜集而来。顾志耐和我根据研究结果合写了《独立专业之所得》（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一书。该书的核心，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来分析解释各类专业所得的资料。这项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但到战后才正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尚有争议。这项发现涉及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独占地位对医师所得发生的影响，在之后的四十多年仍然一直受各方注意。我后来的另一本著作《消费函数理论》（The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以及一些我个人或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的货币方面书籍，也都同样具有结合理论与实证的特性。　　〉〉〉战争期间的研究　　另一项对我的科学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大战的头两年——即1941年至1943年，我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担任经济研究员。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妻子萝丝对我当年参与设计及发展所得税的就源扣缴，一直不能释怀。毫无疑问地，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不从就源扣缴下手，政府不可能收到那样多的租税。但因为有了扣缴制度，使得政府部门在战后还能够课到更高金额的税收，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个人深切体会到，尽管为了战时的目的，实施扣缴有其必要，但这项制度在战后却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在华盛顿的两年工作中，我在华府决策过程中学到甚多，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经验。可喜的是，我在染上政治狂热症之前就已经及早脱身，否则对志在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种病症无疑是不治之症。　　大战的后两年——1943年至194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的统计研究组担任数理统计工作。该部门的设立，主要是为军方及其他从事战争研究的团体提供统计方面的协助，在编制上隶属于战时创设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霍特林是这个单位的理论顾问，而沃利斯则是执行长。这次的经验让我有机会和来自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共事，否则我不可能和他们有太多的接触机会。我必须运用统计的方法来处理非经济的数据资料。出乎意料的是，在解释战争相关资料的作业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家经常比自然科学家还管用。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的学者惯于处理杂乱无章的资料，而战争期间的资料正是一团糟；自然科学家所处理的往往是在受控制的实验下所产生的精确资料，因此面对实地搜集来的资料大都是一筹莫展。　　〉〉〉令人存疑的预测　　这段期间发生了一段插曲，使我日后对经济预测——特别是根据复杂的多元回归所做的计量经济预测持怀疑的观点。当时有一项耐高温合金的开发计划，由我们提供统计上的协助，这些合金将作为喷射引擎的衬里以及涡轮增压器的叶片，而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铝、镍及其他金属。喷射引擎与蒸汽涡轮的效率，主要取决于运转时的温度。温度只要稍微提高，即可大幅提升涡轮、涡轮增压器或喷射引擎的效率。这项实验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匹兹堡的巴特尔实验室（Battelle Laboratory）以及其他地方进行。　　我们这个小组对实验的统计设计提供建议，并分析大部分的实验成果。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根据大量数据资料计算出在不同温度下合金成分与合金强度的多元回归。我的想法是，利用导出的方程式，应该能够找出产生最佳成果的合金组合成分。从纸上作业来看，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完美无瑕。方程式的配适度极佳，显示有一种全新成分的冶金，可以大幅超越目前任何既有合金的强度。测试的方式，是将相当的重量悬吊于该合金样本上，并置于已加热至稳定高温的炉内，然后测量多久之后会断裂。当时最好的合金，大概在10～20小时就会断裂；而我的方程式却预测，这种新的合金可以维持大概二百小时之久。多么惊人的成就！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0)　　经济预测可能要耗上十年的光阴，才能取得所需的新证据，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就有利多了，你随时可以测试一些预测。所以，我打了个电话给共事的麻省理工学院冶金专家，要求他按照我的规格制作一些新合金，然后予以测试。为了保持必要的记录，这些合金必须加以命名。我对自己的方程式颇具信心，因此分别以F1及F2来命名，但我还没有自信到告诉这些冶金专家我的方程式所预测出的断裂时间。这种谨慎证实是明智之举，因为F1合金在两个小时左右断裂，F2则大概维持了三个小时。从此以后，我对自己或其他人利用多元回归方程式所做的经济预测，都抱着高度存疑的态度。　　在我演讲的最后部分，我要把话题转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层面。在座可能有人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曾经遭受批评，而主要的论点是：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其中批评最力的当属缪达尔（Gunriar Myrdal），这位瑞典的经济学家曾和哈耶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但之后却有了不同的想法，并撰写一系列的文章谴责此一奖项，也对自己曾经受奖表示遗憾。他表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和物理学、化学或医学有着相同意义的科学。　　〉〉〉经济学也是科学　　我相信缪达尔是错了。我们应该把经济学家所做的科学工作和他们所做的其他工作加以区分。经济学家既是社会的一员，也是科学家。我们并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纯科学工作上，但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当然也是一样。基本上，我相信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成分，和物理学、化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成分，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错，物理学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下操作，而经济学家则不能，这点是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所经常强调的。但是光凭这一点，实在不足以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大气科学是一门大家公认的科学，但几乎不可能进行控制的实验，在许多其他的科学领域也都有类似的限制。经济学家固然不太可能执行控制的实验——虽然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经在做了——但是未控制的实验，经常会产生近似控制实验的资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要比较不同的经济制度，有哪一个控制实验会优于东德与西德的经验呢？这两个国家以前是同一个国家，人民背景相同、文化相同、遗传基因相同，但却因为意外的战争而分裂为两部分。在柏林围墙的一边，是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另一边则是集体主义的社会。　　所谓的控制实验，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两种不同的状况之间，可能存在着无数的差异，想要将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相信在所谓的控制实验与未控制实验之间，原理上存有任何差异；同样地，不论是在物理学或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科学工作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分轩轾的。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就以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而言，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价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做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　　〉〉〉广泛的社会关怀　　再回到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曾在公共政策上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并希望能影响公共政策，我也常公开演讲或是撰写有关政策问题的文章。不过，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我的身份是一位公民——希望是一位学有专精的公民，而与我的科学能力无关。我相信，由于具备了经济学上的知识，使我能够对一些议题做更好的判断。但是，基本上，我在科学上及学术上的成绩，不应该由我在公共政策上的活动来做评价。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曾提到我希望接受同行的评鉴。他提到的这段插曲，是发生在底特律的一个停车场。就在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早上，因为先前我已答应当天到密歇根州，为该州要求平衡预算与节约开支的法案修正做巡回讲演，因此必须一早就离开芝加哥。我抵达底特律机场时，负责推动修正案的代表前来迎接，并带我到底特律记者俱乐部参加当天演讲之前的记者会。当我们到达俱乐部的停车场时，看到现场众多的记者和电视台的人员，真是吓了一跳。当场我就说，我很惊讶推动修正案的努力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就在我从车子里面走出来时，一位记者伸出麦克风，紧贴在我的脸上说道：“你对获奖有什么感想？”我说：“什么奖？”他说：“诺贝尔奖。”很自然地，我表达了获悉这个消息的喜悦。记者又问：“你认为这是你学术生涯的顶峰吗？”之类的话，我说不是。我又说，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五十年工作的评价，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我的工作成绩，更让我感兴趣。　　当我在密歇根州巡回讲演的时候，我并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来做这件事，而是以一个深切关心公共问题的公民身份。同样地，我投入平衡预算及节约支出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相关活动时，也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从事的。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1)　　一般大众都有一个印象，经济学者之间永远意见不一致，甚至还说，假如房间里面有三位经济学者，那么至少会跑出四种意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把经济学的科学面由其政策面与价值面抽离，那么不管经济学者的政治观点为何，他们之间都有相当广泛的共同见解。我曾不只一次参加包括由经济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共同组成的团体，我一再发现，当任何议题开始讨论大约十分钟之后，所有的经济学者会逐渐站在一边，共同对抗其他所有人——不管那些经济学者是左派、右派还是中庸派。　　从整体来看，诺贝尔奖是否有什么正面效果，我个人一直极为存疑，但是我相信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怀疑也同样适用于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已经聊了很多方面，不过不晓得是否已经清楚说明了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项主题。最后我要说，身为一位经济学者，成为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弗兰科·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7年3月24日　　准备这篇演讲的过程，带给我颇多乐趣。借着回顾以往，我重新回忆起一些早已忘却的陈年往事，也发现了一些以前未注意的关联之处。当我看到指定的题目：“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时，真有点吓了一跳。既然谈的是个人的“演化”（Evolution），就好像必须由低等状态开始，然后交待如何进展到更高的层次。这让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职业。事实上，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我知道这样的说法会遭到其他人的非议，不过有一个关于工程师、经济学家及外科医师之间争论的故事，我认为相当有道理。那三个人各自宣称自己的职业历史最悠久，外科医师首先开腔：“还记得，创世纪之初，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吗？你认为谁有本事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外科医师。”工程师一听，马上毫无惧色地跳出来说道：“等一下。你应该知道，上帝在创造亚当与夏娃之前，先创造了世界。他把陆地和海洋分开。除了工程师之外，你认为谁还有这样的能耐？”这时候，经济学家抗议说：“等一下！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那是怎样的景象？一片混沌。你们认为，这是由谁造成的呢？”　　所以，今晚我要向诸位报告的就是我个人对混沌所做的贡献。我要特别强调，在我—叙述个人生涯的故事时，希望你们能够思考一个有关诺贝尔奖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奖有多少是实至名归，又有多少是运气？在我获奖之后，许多人写信问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条件。需要有多少著作？每天要工作几小时？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你需要许多著作，也必须工作很长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找到更多的运气。我自己这一生就极受幸运之神的眷顾。其中头一桩幸运的事，我想大家恐怕都猜到了，或许就是娶瑟琳娜（Serena）为妻。当年我还是一位年轻毛躁的小伙子，很难想像未来能够搞出什么名堂，不过幸运的是，她陪我一路走过了这段人生岁月。我相信，她想证明自己嫁给这个毛头小子是项有利的投资，我希望此刻她已然感觉在这项投资上大获成功。　　〉〉〉在意大利的岁月　　现在，让我来谈谈个人成长的历程。我在191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年轻的岁月就在法西斯主义高唱入云的情形下度过。家父是罗马著名的小儿科医师，家母则是献身于社会工作的义工，我还有一位兄长。在家人充满关爱的保护下，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不过大家都认为我相当固执，除了这点之外，我的早年生活并无特别之处。在上高中之前，我只是一位成绩中等的学生，但我有幸进入全意大利最优秀的高中就读，这所位于罗马的高中曾经产生了许多位教宗、枢机主教以及主教等神职人员。我并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他们伟大的心灵的确弥漫在校园中。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试着跳级，直接进入大学，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于是我就在17岁那年开始了大学生涯，整整比正常的学制提早了两年。　　不过，我当时对于自己未来要做些什么尚无主见。由于家父是医师，所以大家认为我该研读医学。家父在我年幼时即撒手人寰，家人期望我能克绍箕裘。但在走向注册窗口要签下医科的申请表格时，我闭上双眼，想到的尽是鲜血！一想到血，我就脸色惨白，因此我当下决定，最好还是和医科离得远一点。那么要做什么好呢？我个人对其他学科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于是就采用了当时最时髦的做法：进入法学院就读，那时法学院的出路相当多。法律方面的课程，对我来说非常简单，我可以自行运用的时间相当多，除了准备考试需要稍微抱佛脚之外，并没有其他太多的事情。课堂的讲授并不是挺有趣，因此我常常逃课。为了打发时间，我在不经意间开始涉入一些经济方面的活动。由于略通德文，一家同业公会于是要我把一些文章从德文译为意大利文，我由此开始接触到一些德文的经济问题文献。在我翻译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关于价格管制的问题。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2)　　当时，意大利有一项专为大学生参与的论文竞赛，按主题分为工程、音乐、文学以及经济学等。那年经济组的主题是价格管制，这项措施因为意大利加入埃塞俄比亚战争（Ethiopian War，1935年）而实施了一段期间。由于至少已经翻译过二十篇有关价格管制的德国文献，我自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决定参加这项论文竞赛，不过倒没有抱很高的期望。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获得头奖。评审委员会告诉我，显然我在经济学方面有特殊的才能。我想，既然如此，何不往这方面发展呢？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未来要成为经济学者。大约是1936年，经济学系隶属于法学院，课程内容对现代经济学几乎完全没有着墨。不过，在当时意大利一些杰出经济学者的建议下，我开始研读经济学的文献。我研究马尔萨斯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但对凯恩斯则还没有任何的接触。虽然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问世，但我无法找到意大利文的翻译本，甚至连英文版也付诸阙如。　　〉〉〉不敢恭维的法国大学　　就在我开始攻读经济学的一年后，因为政治情势急剧恶化，我离开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盟友纳粹的压力下，通过了一系列歧视犹太人的法律，让我无法继续学术研究生涯。当时，我未来的岳父卡拉比（Giulio Calabi）在法西斯政权下备尝苦头，因此决定即刻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他在那里有许多人缘，特别是和一家名为哈契特（Hachette）的出版社往来密切。我非常高兴接受他的邀约，与他们一家人同赴法国。我试着在法国继续经济学方面的研修，但也不太顺利，因为法国大学的水准甚至还比不上意大利。固然法国大学课堂上的学生人数不少，但容我直言不讳，他们来上课的惟一目的，只是在制造各种不同的噪音——他们也的确达到了目的，因为你几乎完全听不到老师在讲些什么。至今我还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来上课。于是我自己到图书馆苦读，在学习上有了一些进展。后来欧洲战云密布，卡拉比一家决定远赴美国。当初也只做暂留的打算，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想法。瑟琳娜和我在1939年5月结婚，婚后我回到意大利参加论文口试，获得了学位——刚好及时在1939年8月前往美国。　　当1939年9月我们抵达美国时，大战正好爆发。我们登岸之后，就知道要在这里待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我到处找工作以维持生计。我开始销售意大利文与其他外文书籍，但仍未忘情于经济学，希望能继续这方面的进修。结果我又很幸运地获得了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奖学金。这是一个聚集欧洲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心，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都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其中对我意义特别重大的是马尔夏克（Jocob Marschak），彼时他刚从英格兰抵达美国。他不只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与优秀的老师，私下也是一位独特而热情的人。他视我为入门弟子，同时一开始就建议我：如果想成为有一席之地的经济学者，一定要钻研数学。事实上，在此之前，找个并没有受过数学方面训练的人，甚至还有些排斥感。他建议我选修数学及统计学方面的一些课程，这些知识在往后我撰写论文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名师切磋　　那时是1939年。凯恩斯的《通论》可以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中心议题，另外就属熊彼特有关景气循环的研究。我们学校里有针对他们两位理论的专题研讨，内容非常有趣。当然，那时我们正逐渐走出经济大恐慌的阴影。凯恩斯让你觉得，造成经济恐慌的神秘疾病已经被他所了解，未来也将可以避免再度发生。因此和凯恩斯理论相关的研究讨论，确实让大家兴致高昂。马尔夏克还邀我参加在纽约召开的一场研讨会，由来自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朗吉（Oskar Lange）所主办。与会的知名人士，除了朗吉和马尔夏克之外，还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库普曼及瓦德等。遗憾的是，马尔夏克在时任芝加哥大学专职教授的朗吉力邀之下，于1941年离开了新社会学院，前往该校任教。不过当时我已经上了轨道，而且就在马尔夏克离开之后，另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勒纳来到新社会学院。　　我和勒纳有过数次严肃的讨论。虽然我十分尊敬他，但却总认为他把《通论》的涵义给过度简化了。他所接受的凯恩斯理论，只局限于某些我看来并非精髓的地方，也就是工资的僵固性及货币需求的一种特殊现象——所谓的流动性偏好——会导致“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基本上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任何冲击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而且并不存在可以恢复的稳定均衡。我认为勒纳对这个观点相当坚持，从而认定财政政策是促使经济稳定的惟一方法。政府收支的盈余或赤字，则是消弭冲击的惟一方法。我认为这样的看法过度简化了凯恩斯理论，因为这只代表了凯恩斯体系中的状况，而不是常态。为此我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成果则表现为一篇于1944年发表的文章，标题为《流动性偏好以及利息与货币理论》（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 Money）。　　在我撰写这篇论文时，我也开始了第一份教职，那是在纽约通勤距离内的新泽西女子学院（New Jersey College for Women）。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当时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不少人由大学转到华府任职。这项职缺只有一个学期。我常喜欢告诉现在那些年轻同仁当初我担任的课程—一学期有四门课，包括两个班的经济学、一个班的统计学以及一个班的经济史。除此之外，我还在新社会研究学院教一门课。结束了新泽西女子学院的教职后，我转往当时仍隶属于哥伦比亚大生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在那里，我完成了1944年发表的有关流动性偏好的论文，随即引起各界相当的关注。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3)　　我教的学生相当优秀，其中有些成为杰出的经济学者，许多还成为至今依然保持联系的好友。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友谊与交往，堪称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相形之下，意大利的大学在这方面就相当欠缺，师生的关系较为淡薄。有些学生协助我改进英文（1942年时，我的英文还有点生涩），也帮我编辑论文。　　〉〉〉崭露头角　　现在谈谈我1944年那篇文章的审稿人赫维兹（Leonid Hurwicz），他是一位相当被看好的年轻经济学者，后来我们曾在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共事，也成为好友。该篇论文发表时，我还相当年轻，由此成为受到各方肯定的经济学者，同时意外地在1949年膺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该篇论文的主旨在于阐明，除了在工资绝对的僵固性这个可疑的假设之下，凯恩斯体系一般的确能依循古典理论的路线而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不过，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样的机制会全面瓦解，或许当年经济大恐慌发生时就是如此。这些特殊状况不应该被视为常规，而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因此，主要的稳定工具应该是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这就是该论文的主要精神。　　我在巴德学院的教职生涯，因为被征召进入陆军服役而告终。其实，我更早就该接受应召入伍，只是因为在珍珠港事件前，我的小孩刚出生——小孩在当时可说是价值不凡！然而，就在我行将入伍之际，征兵委员会又通知我，他们能够找到一些还没为人父的男子入伍，所以又把我放过了。不久之后，战争即告结束，我则接到重返新社会研究学院的聘书。　　我在该校有双重职务：一是担任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研究员，另一则是在新社会学院教授数理经济学。我在研究所的研究专案，是和内舍（Hans Neisser）合作，设计世界经济的大型（以当时的观点来看）计量经济模型，以显示各国之间经济上的关联。当时，最强的计算工具还只是电子计算机而已；因此，这项专案研究可以说是颇具野心。不过，至少我们成功地形成了一个构架，日后被许多类似专案当做指引或观念的来源。　　在这段期间，我也开始对储蓄的研究极为关注，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为我一生研究的中心主题。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问题如此关切呢？因为当时有储蓄过多这个观念，而在凯恩斯的一些著作里可以找到根源。假如储蓄过多，后果可能会是严重的衰退。凯恩斯的追随者主张，储蓄是由所得决定，而且当所得增加时，储蓄占所得的比例也跟着上升，也就是说，假如你愈有钱，你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部分也跟着增加。由于大家普遍预期战后所得会上扬，那么按照上述说法，储蓄比率将会愈来愈高，因此我们便不免要怀疑，未来是否有足够的投资机会能够来吸纳这些储蓄。　　我并不相信储蓄率将会一直持续增长，认为这不过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想法，于是我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试着证实储蓄率有一种周期性的特征，而不是呈上升的趋势。我的研究发现，储蓄受到特定期间个人绝对所得的影响较轻微，反而是个人所得相对于其惯性水准（Accustomed Level）的比率，对储蓄的影响较为重大。在同一时间，哈佛大学的杜森贝利（James Duesenberry）恰好也在探讨同样的想法。我们所建立的理论，现在称为杜森贝利-莫迪利阿尼假说。　　〉〉〉向哈佛说不　　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我突然接到来自哈佛的邀请。当时，哈佛的经济学系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以排名来看，第一是哈佛，然后是从缺、从缺、从缺，然后才排得上哥伦比亚及芝加哥大学。因此，哈佛的邀请，是我绝对无法忽视的，我也在略带好奇的心情下去了那里。我在哈佛的那天真是特殊，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系主任的接见，当时我还不晓得他素以冷淡对待外国学者而著名。他是受到学校教务单位的指令，要请我前来哈佛任教，他依令照办，但在面谈时却说：“听着，莫迪利阿尼，我们有像杜森贝利、亚历山大（Sidney Alexander）、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等等的教授——你永远不可能赶得上他们。所以，假如你够聪明的话，就不会接受这项职务。你为什么不回新社会研究学院去，在那口小池塘当条大鱼。你可别想来这个池塘当大鱼。”当时我对是否接受哈佛的教职仍在犹豫，因为哈佛给我的薪水还比原来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是说：“也好，我想你的观点不错。我不来了。”和系主任面谈之后，我和好几位哈佛的教授会面。我也和熊彼特及哈伯勒共进午餐，他们问我：“面谈进行得如何？”我就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的回答是：“噢，你这个笨蛋，你不用管伯班克（Burbak）教授怎么说。你应该接受这项职位的。”不过，当时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是由那样的人来领导经济系的话，我根本就不想来哈佛。所以，我又回到新社会研究学院。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我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研究奖学金。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奖学金额度也相当高，好像一年有3000美元左右——在当时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足够养活我的一家人。因此，我就接受了这项奖学金，申请留职停薪，前往芝加哥。恰好就在同一时间，伊利诺斯大学商学院院长波温（Howard Bowen）找我加入该校一项名为“预期与景气波动”的专题研究。此一专案的薪水极佳，而该校也是各方人才荟萃的名校，于是我就接受了伊利诺斯的邀请。当初回绝哈佛的教职，还真可以说是塞翁失马。比起同时进哈佛的人来说，我在伊利诺斯的发展及领的薪水，都远远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我借着这次机会接触了美国中西部，这对像我这样出生在欧洲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验。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4)　　这项预期与景气波动专题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预期在企业规划上的角色，藉此来验证：预期是否可独立视为导致经济体系不稳定的来源？在这项专案计划进行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一些基本的观念与想法，对我日后在经济学上的贡献，的确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以下且让我做摘要性地说明。　　〉〉〉预期因素与厂商规划　　第一个观念是，厂商在生产规划（Production Scheduling）上的主导理念，通常是克服销售的季节性波动，让生产能均衡进行。以比较平均的速率生产，将会比起伏大的生产方式来得节省。因为不论增雇员工或解雇员工，还是让他们无事可做或支付加班费，成本都要比平均化的生产高。生产量并非取决于当期的销货状况，而是人们对当前景气循环的预期。稍后我将会提到，为何这个观点和其他方面有所关联。　　其次，以这样的观点来观察生产规划时，对于什么样的预期才值得纳入厂商的生产规划体系以及什么样的资讯是决策过程中所必要的这等等问题，会得到一些助益。其中很有趣的一点是，几乎每一家厂商在规划生产计划时，惟一用到的信息，是属于与当季有关的信息；至于更广泛的范围，也就是当季之后会发生的状况如何，则厂商根本毫不关心。因此，所谓不相干预期（Irrelevant Expectations）的观念，也就是和目前或当期行为不相关的预期，是由这项专案计划产生的另一个有趣的观念。　　第三个有趣的观念，是针对实际的企业预测所做的研究而发展出来的，那就是，未能针对季节性因素做出调整，可能是企业预测发生重大失误的原因之一。然而许多企业主管似乎不能了解季节性调整的真义，只在非常不准确的四季变化的技巧上打转。　　除了参加这项专题研究之外，我在伊利诺斯时，也有另一项相当重要的机缘。在那里，我碰到一位聪明而亲切的研究所一年级学生布蓝伯格（Richard Brumberg），他后来也成为我们全家的好友。当时，库里哈拉（Kenneth Kurihara）请我为一本名为《后凯恩斯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的书写一篇文章，于是我就请布蓝伯格共同执笔，但一直未能决定主题。后来我们两人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次以储蓄为主的大型研讨会，结果会议发表的论文令我们都感到失望。就在驾车返回伊利诺斯大学的路上，我们构思出一个看起来颇具改革性的想法：所谓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Theory of Saving）。　　在伊利诺斯期间，我受邀成为考列斯委员会的研究员，这是一个设在芝加哥的经济研究组织，和计量经济学会有关联。由于这层关系，让我有机会和另外一群相当杰出的经济学界人士相识，包括：库普曼、马尔夏克、阿罗、克莱斯特（Carl Christ）、查诺夫（Herman Charnoff）以及西蒙。　　〉〉〉政治介入校园　　后来麦卡锡主义介入伊利诺斯大学，目标在迫使波温院长以及由其聘请的教授离开，我在该校的生涯也告一段落。波温的确吸收了一批优秀但非本州土生土长的人士，有些来自东岸，有些来自西岸，而且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这些人必须卷铺盖走人，主要是因为这个新团体打击了学校的旧势力，让他们觉得风光不再而自惭形秽。这些旧势力因此主导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斗争，而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名为葛朗奇（Red Grange），我想在座有些人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当时我对这个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悉；不过一位家喻户晓的美式足球员也叫葛朗奇（绰号为超速魔鬼）。葛朗奇领导对波温的全面斗争，终于使波温递出辞呈，而原先和他一起来的人也大都跟进。我则因为要负责完成上述专题，所以多待了一年；但在此期间，我也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后来，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也就是现在的卡内基-美隆（Carnegie－Mellon）大学给我聘书，我很明智地接受了邀请，在那里待了宝贵的八年光阴，从1952年到1960年。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成为如现在这样成熟的经济学家。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卡内基当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关键性人物当属西蒙，他不但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同事。围绕在他周围的优秀学者还有如霍尔特（Charles Holt）、米勒（Merton Miller）、库珀（William Cooper），希而特（Richard Cyert），以及马奇（James March）——皆是一时俊彦。我们也有一些出色的学生，如穆斯（Jack Muth）——现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界的要角之一，为理性预期假说建立了理论基础，俨然被年轻一代经济学者奉为经典。凡此种种，都使学校生气勃勃。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基本上有两类的学术活动值得一提。首先是在商学院的教学上，采取了重大的创新做法。卡内基-美隆可以说首先在企业管理上，引进以数量化及学科化导向方式（Discipline-Oriented Approach）。这在当时可以说开风气之先，令人振奋。其次，是在这里有许多的研究专案计划。例如，西蒙、霍尔特、穆斯和我就共同执笔一本有关生产计划的书，主要是针对短期决策的问题，如生产多少、雇用多少人员、维持多少存货等。我们在书中发展了一套数学模型，将我早先有关消弥销售的季节性波动因素的想法纳入。这个模型对生产实务曾经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也在国内外的生产课程上被广泛地引用。这是团队合作精神的具体表现——每个人在其他成员遇到困境时，都能及时给予新的帮助，让整个计划能够顺利完成。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5)　　〉〉〉一生的储蓄与财富　　另一件在这段时间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就是在和布蓝伯格的携手努力下，我完成了储蓄生命周期假说的两项研究，其一是个人行为部分，其二是总体行为部分。这个假说对储蓄形态的解释，基本上和我先前解释厂商的生产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处：消费是受终生所得（Lifetime Earnings）的影响，两者之间存有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所得最高的时候，会做大量的储蓄；当所得较低的时候，例如年轻或退休阶段，则会有“负储蓄”。这个观点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假说有相似之处，但弗里德曼的消费与储蓄决策，是假设无限延伸的时间，而我的假说则认为生命是有限的，可以区分为依赖、成熟、退休三个阶段。一个人一生的财富累积状况，就像驼峰的形状。财富在年轻时很少，赚钱之后开始成长累积；到退休之前的中年岁月，财富累积到最高峰；退休之后，则开始降低。财富的累积中，可能会有遗产或赠与，因此我们的模型中也纳入这项因素。根据我们的估计，可能有五分之一的财富是来自遗产与赠与，但剩下的五分之四——介于75％～80％之间——都是属于驼峰的形状。　　我与布蓝伯格就驼峰式的财富分配模型有一项重要发现，令我们深感欣慰。那就是把个别的储蓄加总时，即不再着眼于个别家庭，而是整个经济体系时，那么虽然不同国家里的每个人在生命周期中都有相同的行为，但各国的总合财富（总合储蓄）却大相径庭。换言之，有的国家没有任何储蓄，有的国家却数量可观，为什么？试一下驼峰式财富的涵义，你会发现国家总体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不是所得——所得不至影响财富与所得的相对比例——而是经济成长。一个国家的成长愈为快速，用以储蓄的所得也会愈高；成长愈慢，那么储蓄也将愈少。假如没有成长，那么总合的储蓄率将为零。这种储蓄的宏观经济涵义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些推论非常重要，因为它对储蓄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日本人较节俭？　　我们常认为，日本人的储蓄多，是因为他们生性节俭；而我们储蓄少，是因为我们较为浪费。假如我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我们和日本人一样节省。他们每年有百分之八的成长，而我们只有百分之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只储蓄百分之十二的所得，而他们则超过百分之二十。　　其实，有许多证据可以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的观点。生命周期假说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节俭完全不重要；而是认为个人储蓄率的降低，系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财富在一生中的累积的轨迹形态，其二是经济成长的速度。如果财富累积的轨迹是固定的，那么储蓄将只取决于成长。但不管如何，轨迹的形态仍有其重要的影响，以日本为例，可能因为他们倾向于延后消费，因此他们的“驼峰”比较大。巧合的是，有些证据正可以用来佐证。日本的房价可以说是贵得出奇，而且直到不久之前，日本房贷的融资渠道非常少——抵押贷款并不多见，利率也相当高。所以，大部分日本人在年轻时就势必要做高额的储蓄，以便累积财富，供日后购屋之用，这就意味着，日本人必须在购买房屋以后，才能有较高的消费支出。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还完成一些其他的研究。首先是1963年有关货币机制论的研究，我把同期间已完成的研究成果纳入，事实上，1944年我发表的论文中即处理过这方面的议题。这项研究代表个人对货币如何在经济体系内运作的明确观点。除此之外，在1957年左右，米勒和我共同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所谓的“莫迪利亚尼-米勒理论（ Modiglian-Miller Theorems）”，后来被简称为“莫-米”（Mo-Mi）或“米-莫”（Mi-Mo）理论。　　〉〉〉财务结构与市场评价　　“莫-米”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中，一家厂商的财务结构（负债与股东权益比率）对其市场评价（Market Valuation）并无任何的影响。这篇论文非常著名，全世界主修企管及财务的学生都被指定要阅读。但这却令我感到遗憾，因为阅读过这篇论文的学生，通常都会埋怨我。他们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可怕的文章，非常难懂——这一点并没有错。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写给学生看的，而是要来挑战我那些研究财务的学术界同僚。我指出，传统公司理财的核心问题是找寻最佳资本结构，事实上这根本不构成问题。资本结构并不会造成任何差异。不过，假如存在有课税的事实，则可能会有一些差异。若是如此，你该就事论事，研究租税产生的效果为何，以及为什么会造成不同的效果。　　除了有关资本结构这方面的问题外，我认为这篇论文会成为财务领域非常重要的文献，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它将财务结构选择与投资政策的研究方法做了全面性的改变：也就是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将厂商的负债加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予以最大化，而不是传统上强调却难以执行的利润最大化。我认为这方面的贡献更为一般化，也比前述财务杠杆的研究更具价值。　　我们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有关股利政策。假如处在一个完全的资本市场以及无课税的情况下，那么不管股利是多是少，对厂商的市场价值将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又遭致当时一片质疑。市场投资人一向被视为局外人，而非公司的所有人，许多财务管理的专业研究，花了很多时间探讨，是否可能藉着在某些方面多给一点或某些方面少给一点而唬过投资人。我们的论文，基本上证实了这些根本都是不相干的。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6)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找另外两篇其他的论文。这两篇都不是我专攻的项目，但却也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一篇是1958年离开哈佛之际所写的，系有关寡占理论，文中对处于某些条件下的寡占定价行为，发展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方法，另一篇的题材则更属非正统经济学的范畴，文章的标题为《论社会事件的可预测性》（The Forecast Ability of Social Events）。该论文是和同事葛伦伯格（Emile Grunberg）合写，主要是探讨经济预测的准确性问题。有人相信，人们面对预测都会有某些反应，导致其行为表现改变，从而使预测无法准确。但是本文却主张，即使人们对预测做出反应，预测依然可能精确。只要在从事预测时，将预测对行为产生的效果列入考虑就可以了。在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数学条件（连续性）之下，可以证明经济预测原则上是有可能的。经济学者据此可以引申出这样的讯息: 别自欺欺人，也不必找理由。假如我们的预测不准，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不是因为人们对预测做了反应。　　〉〉〉与祖国的联系　　就我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说，这段期间还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那就是和意大利重新建立了联系。在 1945年前，我们还曾想过要回意大利，但是看到当时意大利的情况后，决定还是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因此，我曾有一段时间或多或少中断了和意大利的关系；但到了50年代中期，我重新和意大利建立了联系与交流，并开始对意大利的经济政策等议题感兴趣。　　1955年，我以福布莱特学者（Fulbright Lecturer）的身份，在罗马及巴勒莫（Palermo）两所大学待了一年的光景。当时，我几乎已完全忘记意大利和美国在高等教育系统上截然不同的情况。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统是由三个阶层构成：极少数年纪大的正教授占据了最上面的一层，地位近似上帝；第二层是由一群充满希望、有时候又有一点卑屈的助理群所组成；而为数众多的学生则是整个结构的底层。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待在罗马大学发生的故事，当时的校长帕比（Papi）教授，也是这个教育体系的代表，邀请我到教师的座谈会上讲话，他介绍我是一位充满希望的年轻新星（当时我已经38岁）。我对他的夸奖致谢，但也指出，如果在美国，我恐怕已被视为有点过时的人物了！　　1960年，我离开了卡内基-美隆，前往西北大学执教一年。之后我就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待了下来。我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期间区分为两个阶段落，以1974年，也就是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年度为界。　　从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可称为凯恩斯学派的黄金时代。当然，各位应该了解，我所谓的凯恩斯学派是指那些优秀的凯恩斯主义者。我讲的是索洛、萨缪尔森、托宾、海勒之类的人物，而不是那些任何时代都有的异端学者。60年代中期，我接受联邦储备理事会的邀请，为美国经济建构模型，以作为预测及政策分析之用。此一模型是和安多（Albert Ando）一起建构的，基本上是依循凯恩斯主义的路线，但是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路线非常强调货币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货币比原先想像的还来得重要，因为我的消费函数与货币政策存在互动的关系。由于在我的消费函数中，消费是由所得和财富决定；而利率的高低会影响财富，因而货币政策影响所得又多了一个渠道。再者，根据我们的估计显示，这个渠道甚至比传统透过投资影响的管理还来得快速，因后者有很长的时间落差。　　〉〉〉建构经济模型　　为了配合经济理论的发展，我们对原先的设计做了两点必要的变更。首先是有关物价水准的模型，一开始我们是采行传统凯恩斯学派文献中所称的菲利普曲线（Phillips Curve）来处理。这个公式基本上认为在物价膨胀与失业之间，可能有一个长期的取舍关系。但这项机制后来经菲尔普斯（Ned Phelps）以及弗里德曼证明是错误的，特别是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就任演讲上，引入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的概念。我们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并在1960年末修改了模型，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纳入，此一修正广受支持。垂直的菲利普曲线主要是说，即使透过通货膨胀的手段，也无法把失业率压低到某一临界水准以下；假如想要达成的就业水准过高，可能需要以加速通货膨胀为代价，到最后只有被迫接受大量的失业，来扼制通货膨胀。　　现在谈谈第二项变更。在我们开始建构模型时，物价膨胀还不是一项大问题。但是到了1960年后期，此一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我们必需考虑物价膨胀对经济产生的各种不同效果，首先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实质利率，即经过物价调整的利率。我们为联邦准备理事会设计的模型至今仍被采用。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前期，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就。首先要提到的是，我花了不少时间探索生命周期的模型更多的意义。其中之一近年来变得相当重要，那是有关财政赤字（Deficit Financing）的经济效果，或更广泛地说，就是公债的问题。运用生命周期的架构，人们可证实，赤字或负债取代了生产性的资本，因此将会影响未来世代的福祉。政府的借款会吸收相当金额的储蓄，从而减少了可供投资（或是可增加资本存量）的资金。这是赤字危害经济的基本机制。生命的长度虽然有限，一般来说仍会超出赤字的存续期间。因此，一元的赤字，并不必然取代一元的投资。假如目前赤字增加的话，我们就必须在往后的生命中付出更多的税，而这又必然会透过增加目前储蓄的行为来反应。不过，还是有许多赤字将会取代私人投资。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7)　　其次，我曾对生命周期模型进行几项实证研究。其中一项是验证负债会取代私人生产性资本。另一项则是跨国的比较研究，以检验各国不同的储蓄行为是否可以从经济成长率以及人口结构的观点来解释。最后，在同事德瑞士（Jacques Dreze）的合作下，我将生命周期推广到不确定性这个领域，此举也激发了许多后续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结合生命周期与资产组合理论。　　〉〉〉协助解决现实问题　　而第三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受不断出现的经济问题所激发，而加入对当前经济政策议题的探讨。50年代与60年代这段黄金时期，全世界的经济可以说是相当健全地发展，而其中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国际收支体系—即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产物—开始出现压力。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当时不断增加的世界贸易，基本上是靠美国经常账与资本账的赤字所创造的流动性来融通，其机制并不健全。在我和坎能（Peter Kenen）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建议透过创造一项新的国际支付工具—“国际交易媒介”（Medium for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简称MIT），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这在国际支付工具的发展史上是一项有意义的贡献。　　这项建议并未获采用，后来由于美国在流动性的创造上失去控制，导致问题更加恶化。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机，我和早期的学生阿斯卡里（Hossein Askari）在1971年提出了第二项建议。其中包括一方面切断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性，同时也授权其他国家借着单边的汇率管制来控制美国的赤字问题。除此之外，这些国家也可以选择透过一项外汇的保证来保护该国美元准备。不管这项方案有什么优点，但它提出的时机太慢，以至于无法避免美元的暴跌。由于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足够的黄金将自己的美元负债转换成黄金，因此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遂告寿终正寝。　　也就在此一时期，我答应为意大利最负盛名的报纸Ⅱ Cor．riere della Sera定期撰写头版的专栏。这项工作从1972年底开始，我忠实地履行了约五年之久。这段新闻工作中最难忘的一段插曲发生在1975年。当时的制造业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答应了工会提出的一项前所未有的薪资自动调升条款（Escalator Clause），即生活费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有工人，包括白领阶级的工人，其薪资均调升相同的金额，而不是相同的百分比。这项协议意味着高所得的劳工将不能跟上物价膨胀的脚步，而低所得的劳工却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我警告我的意大利同胞：这样的合约将会给国家带来诸如通货膨胀、扼杀工作诱因等不利的后果。但一开始我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怪的是连经济学者也安静无声。一直到几年后，整个国家，包括劳工在内，才了解这种形式的指数调整所造成的弊病，但这项做法遭全面扬弃则历经了近十年之久。　　现在，进入到我生涯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从1974年迄今。在这个阶段，我最尖锐的一篇论文是1976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上任演讲，讲题是《货币论者的论争，抑或我们该放纵稳定政策？》（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or Should We Forsake Stabilization Policies？）当时，货币论者因为种种原因非常强势；而这篇就任讲演正是冲着货币论者而来。我的主旨是在说明，所谓货币论者与非货币论者的差别，并不在于对经济体系的运作或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强势有不同的主张；相反地，两者之间基本上有哲学及政治观点的差异。　　货币论者并不相信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来做好“权衡”（Discretion）的工作，因此不愿赋予政府太大的权力来运用“权衡”的工具。由于货币主管当局愚蠢又不诚实，所以在决定货币供给的适当扩张数量时，不能给予他们任何的权衡力量。相反地，应该代之以一套机械性的法则。他们信任电脑算出来的三个百分点，但却不肯让联邦储备的主席及理事会在情势需要时，去更动上述的数字。我这篇论文的主要论点，就是指出这正是货币论者和非货币论者之间惟一的重大差别。除此之外，我也指出，一个固定的法则并不足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应该还有一些做法可以达成稳定。最后，我也表示，稳定政策事实上应该是可以发生作用的。这就是我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这项议题后来又曾再度出现，稍后我会再做报告。　　〉〉〉租税减免的效果　　在这段期间，我对生命周期假说做了进一步的扩充。其中一项特别有趣的应用，是有关暂时性租税减免的效果研究。过去政府曾数度降低或调高税率，但同时宣布原有税率将在一两年后恢复使用，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暂时性租税减免。如果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这样的租税减免对消费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家知道这样的租税减免只是短期现象，因此对一生资源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假如人是理性的，消费行为将不会改变多大。另一方面，如果租税变革是恒久性的，那么你当然会知道从今以后会变得更穷，而你的消费行为也就会跟着改变。有一些实证资料——特别是1969年的暂时性加税措施——可以说明，暂时性的租税改变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8)　　还有，当时曾流行一种观念，即国家的负债状况对整体经济并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对此也做了一系列的检验。这个观念是由巴罗所主导，他曾经是我教过的学生。尽管有此渊源，加上这项观点也可以视为生命周期模型的扩大应用，我还是完全不能同意他的理论。就如我先前指出的，原始的生命周期模型是持相反的看法。巴罗的结论系立于完全理性与无限生命的假设上，在这种状况下，假如政府减免税负而导致财政赤字，那么理性的人就会把增加的税后所得储蓄起来，因为你知道，日后政府必然要增加租税以偿还负债，若目前不增加储蓄，就必须以减少未来消费来换取今天较多的消费。但是许多美国与意大利或是其他国家的横断面研究，都明显地否定了巴罗的假说。　　另外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有关理性预期的论述，其理论基础刚好就建立在我早先的社会事件可预测性的分析之上。两者共同的观点是，值得信赖的预测，必须收集所有相关的经济资讯，也必须充分考虑预期对所要预测事件可能产生的效果。理性预期的研究方法导出的结论是，政策根本无从有系统地影响实质面的经济。不管你怎么做，整个经济仍会依循其既有的走势。然而，我却完全不能同意他们的论点，不止是原理而已，连其应用也不例外。特别是他们主张政策无法产生效果，基本上是从两项很有问题的假设导出来的：其一是，只要有关的行为人相信经济不会受政策面的影响，即使在最短的期间内，经济也不会受到影响：其二是，所有相关的行为人都相信这样的观点。　　我对上述两项假设都持否定的看法。否定第一项假设，是因为经济体系内存有能被政策所抵消的缓慢调整；否定第二项假设，是认为有关的行为人可能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模型，包括按照过去经验而做推论，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政策在短期内是中性的，因为事实上就并非如此。对货币论者企图按照他们的假设来建立的模型，我持否定的态度，而实证资料也支持我的看法。事实上，这些模型所做的预测结果，比起如MPS等模型，在精确度上可说逊色颇多。　　我也曾尝试对当前其他的政策性议题贡献一己之力。我对通货膨胀的效果下过一番工夫。此一问题基本上有两种看法。其中一派认为通货膨胀是一项大灾难，而另一派则认为通货膨胀其实并没有任何影响。例如，一些学者经常认为货币对经济没有实质效果，因此通货膨胀了也没有任何效果。然而，有大量的研究显示，通货膨胀会产生相当多的效果，其中许多和行为人（包括许多经济学者！）不了解通货膨胀的后果有很大的关联。我曾经用这样的论点，来说明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在通货膨胀时，股票市场往往会下跌，而不是随通货膨胀而上升？既然股权是实质性资产，股票不是应该上升吗？但是，它通常却会下跌。　　〉〉〉解读股价指数　　70年代末期，股票市场非常低迷，我写了一篇论文，以通货膨胀所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来解释低迷的市场。我认为，大众并不了解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差别，所以在计算利润时，利率的部分须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做调整。因此我曾说，假如股票市场能理性地评价，那么指数应当是实际数字的两倍。当时的股价指数大约是800点，我预测假如通货膨胀缓和下来，股票市场将上涨一倍。后来通货膨胀缓和至百分之二三的水准，而股价指数也的确上涨了一倍。问题是后来的指数上升了三倍。事实上，我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股份于1929年达到顶点的经验，才做出上述的预测。我特别指出，在股价回归到正常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许多资本利得，这些资本利得常被误解为可继续保有的额外利润。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股价就会节节高升到超出基本面所认定的合理水平。我相信，目前的股市也正是处于这种涨过头的状况。如果我们考虑利润的变动和利率的变动，就会发现股票市场真的已经超出理性评价的范围。由于市场可能继续非理性地变动，股价仍可能继续攀升；但是，到了某一点以后，泡沫就注定要破灭了。（就在本演讲后的几个月，也就是1987年10月，美国股市真的崩盘了。）　　在我回顾个人的贡献时，我发现有一条一贯的脉络：喜欢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挑战当时所谓的正统。这些正统说古典学派已经过时，说富人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比例比穷人来得高，或是说绩优的有价证券利率比股权报酬率低，因此负债融通的成本比较低。　　我期望未来能继续扮演挑战正统的角色，但是我不愿对未来的方向做过多的思考。我只愿顺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随时准备妥当而投入其中。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7年10月28日　　我想把今天的题目扩大为“重生的经济学者：追随先知但未见上帝”（Born-Again Economist：with a Prophet but No God）。这个扩大后标题的两个部分是很传神的描述。今天我受邀来谈的，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样的题目，恐怕不是我能胜任的。因为我并不像某些同僚，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而我也不是“演化”成为经济学家的。相反地，我是在“看到光”之后，经历了知识领域的全盘转变。接下来，我将会回顾这样的经历，同时也为谁够资格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引申性定义与分类，做一番个人的辩证。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9)　　〉〉〉自己寻找结论　　我扩大后的题目的第二部分，其实和第一部分是息息相关的。我引用了40年代芝加哥大学所流行的说法：“上帝并不存在，但奈特是它的先知。”事实上，我是在奈特的影响下而转变的。然而他可说是一心一意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无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或之外，这世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每件事、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一切都可以公开接受批评与挑战。我们有道德上的责任去找到自己的结论，纵然有时必须公开检验奉为知识导师的先知，亦在所不惜。　　我之前曾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题目是《胜过耕田》（Better Than Plowing）。文中指出，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乃至对学术生涯、实证分析与规范性立场的态度，受到两个人的重要影响。其中一位是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他的影响完全在观念上。我曾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回溯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中威克塞尔的奠基与后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和我的研究有紧密关联的宪法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在比较与对比之下，这次的演讲让我有机会，纵然不是直接的机会，来更完整地探讨另一位深刻影响我的人——奈特。他对我的影响，不只是透过观念，也透过延伸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亲密友谊。　　从1940年开始，我就称自己为“经济学者”，我的兵役记录上就是这么登记的。这是因为1940年6月从中田纳西州立师范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 College）毕业后，我获得了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1940～1941学年的经济学研究所奖学金，并在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我上了一些标有“经济学”名称的课程，成绩也相当好。然而，如果按照我自己所偏好的定义，我在那一年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的经济学。我检讨了罗斯福新制度的工作与构架；我也了解中央银行的理论与政策；我还学习有关租税及预算程序的一些知识；另又修了一些初级统计学，特别是在统计实务方面。不管是这些课程，还是先前在大学的课程，我都不曾从中对市场组织的原理有适当的接触。我对非中央控制型市场运作（Decentralized Market Process）的协调特性一无所知，这样的无知使我在面对准马克思主义者（Quasi-Marxist）对经济史以及经济现实的论点与解释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但却也让我在后来面对问题时，能保持开放的观念。　　研究所那年追随怀特（Charles P．White）的经验，让我学习去体会一位研究者的投入精神，他所开的研究方法论可以说是知性的高峰。怀特灌输我研究过程的道德标准。和他相处的经验，不管是在研究生还是研究助理的阶段，确实带给我一些战后经济学训练中经常所欠缺的部分；我认为战后养成的经济学者，经常是技术能力超过行为规范。　　依照研究主题，或按字面意义，再加上学习了一些专业，我在研究所毕业时，的确算是“经济学者”了，但我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程序，仍缺乏一贯的看法。如果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任何人想自称为经济学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我经常在想，这种无知是否只是我个人特有的情况，抑或其他立志成为专业经济学者的人，也同样地对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不具备最粗浅的概念。　　〉〉〉进入芝加哥大学　　1946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冬季班就读。我选择芝加哥大学时，对经济系的师资阵容并不很清楚。我可以说是完全受到大学时代政治学老师辛姆斯（C．C．Sims）的影响，他在30年代末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辛姆斯对芝加哥大学智识酝酿与人文荟萃的情景娓娓道来，令我印象深刻。他近乎诗意的说法深得我心，于是我这一辈子首次开始认真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最好的选择。辛姆斯相当精准地传达了芝加哥大学校园中的知性的蓬勃盛况，此种盛况至今未曾稍减，举世无一处可与之比拟。　　在第一季的课程中，我修了奈特、休兹及李兰德（Simeon Leland）等教授的课。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人员中首批返回校园的研究生。不论芝加哥或其他学校的研究所，到处都充斥这类的学生。　　就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可能在1946年2月中旬左右，我对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我第一次能够用市场经济秩序的原理来思考问题。由于对竞争性结构模型运作有了认识，让我在对实地观察的经济问题提出建设性批评时，有了可以参考的标准。我第一次称得上是一位经济学者了。　　我把这样的转变直接归功于奈特的教导。不过在他的教导中，提出的问题可能超过解答的问题。奈特并不是很有系统的老师，而且在对经济学究竟如何，他自己的解释一直相当含糊。他从未能摆脱配置——极大化的典范（Allocating-Maximizing Paradigm），这种典范会分散我们对协调典范（Coordination Paradigm）的注意力，而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后者才是经济学的中心所在。但是，奈特的经济学却将这些部分相互冲突的观点做了巧妙的混合。对我而言，由于强调组织面，已足以将配置派的论点降至次要的地位。就这一点来看，我先前提到自己的无知，毋宁是一种幸运。假如我在进芝加哥之前，就已接受过所谓“更好”的经济学训练，那么我几乎不可能体会到协调原则的重要性，并将之提升为我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中心思想。我可能会像许多同僚一样（除了极少数曾经在早期接触过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基本上一直是属于配置论者。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0)　　〉〉〉两种典范　　配置－极大化与Catallactic协调两种不同的典范之间，在制度的规范性评价（Normative Evaluation）上，有微妙但重要的差异。特别是有关市场秩序的评价，可能主要就取决于在一个人的观点中，到底这两种有部分冲突的典范，何者居于主导的地位。对配置论者来说，假如市场能运作，自然就具有效率。他们对市场进行的检验，乃是和逻辑中所定义的抽象理想状态做比较。对协调论者来说，市场会协调整合每一位追求自利的个人的个别行为，而毋需政治详说的指导。他们对市场的检验，主要是和另一种制度—即政治决策—来做比较。　　经济学者所采取的规范性立场，未必与他们所赞同的典范类别有关。许多当代的经济学者一方面是市场秩序的坚强支持者，同时一方面也是赞同极大化的典范。然而，在市场秩序上接受。Catallactic观点的经济学者，几乎无人对这样的秩序加以批评。由此可见，一旦事涉市场的运作与政治运作两者相互比较时，纵然市场有未尽完美之处，也必然会在评价上带来极大的抵消效果。　　上面这一段叙述明显偏离了主题，但对了解奈特带给我的改变是如何影响我在芝加哥之后的研究生涯，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上进入研究所的人，几乎全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论者。有些人就是我所说的“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论者”(Libertarian Socialists)，对个人自由赋予极高价值，然而却不懂市场的原理。我们总是把自由主义摆在首位，社会主义放在其次；而对政治选择的想法，则往往相当幼稚。对我们来说，民主主义式民主（Populist Democracy）的吸引力，似乎优于政府控制的经济。这类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最容易在接触到市场协调的原理后，马上改变他的思想。　　对这个原理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专注于政治与政府管理上，长期以来的反建制评价规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新的远景，即经济互助（Economic Interaction），至少在某一限度内，不至发生用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状况。按照我们的自由主义标准，政治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按照同样的标准，市场可能——只是可能——不至于产生剥削。　　〉〉〉制度面的重要性　　尽管奈特还是信服经济化—最大化的论点，但他的经济学里有一项要素，就是强调市场的组织性结构，因此使协调原理提升为中心的课题。一旦我们将注意的焦点放在结构上与程序上，而把资源、财货与劳务等摆在一边时，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许多技术性的雕虫小技，也就不值一提了。奈特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属于制度面的，如果按照这个词汇妥当的意义来看，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回顾奈特的研究，和美国早期的制度学派论者（Institutionalists）如艾而斯（Clarence Ayres）、康孟斯（ John R．Commons）以及韦布仑（Thorstein Veblen）等人，有部分的交集之处。他虽然对这些人的技术面经济学嗤之以鼻。不过却又和他们一样，对社会与经济互动的结构相当感兴趣。奈特对制度面的探讨，虽仅对于人类欲望的初步研究，但也暴露了正统经济学一些浅陋的假设前提。至于可能是惟一能取代市场机能的政治结构，奈特只是在行文中略微提及，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公共选择是一个总括性的名词，是指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部分经济学者只把市场单纯地视为一种配置机制，无关乎其在降低政治活动的种类与范围上所扮演的政治性角色，因此他们不大可能进行这种扩大分析。在此，我当然可以只陈述我个人的经验，但倘若不是先有奈特有关协调原理的教诲奠定了基础，我很可能根本无从认识魏克塞尔的理论。　　“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与“公共选择”这两项相关但又有清楚区别的现代理论，可以有助于说明我的观点。我曾界定公共选择理论的两项中心的要素：一是将政治视为交易的概念，二是所谓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s）的模型。其中第二项基本上和社会选择理论有共通处，后者是在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价值上建立社会选择的基础。而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重大的差异在第一项上。社会选择理论并没有把政治化为复杂的交易；而在其模型建构中，纳入了一项由来已久的观念，即其中必然存在某些独特因而可察觉的“最佳”结果，政治的因素即有形或无形地纳入此观念中。从阿罗以来的社会选择理论，在这一项要素方面，是直接源自正统经济学的配置典范，此时社会福利函数的极大化，只不过是把标准的效率微积分扩大到整体经济而已。　　相反地，Catallactic典范既强调交易而非配置理论，如果扩大到政治面，马上就会关切到政治决策的制度性结构。如果没有奈特做我的良师与楷模，我这位刚出茅庐的年轻经济学者，能否发现威克塞尔的伟大研究成果？我对此极其怀疑。　　〉〉〉逐步建立自信　　当我回首这段漫长的学术生涯时，总会一再地想起若干清晰可辨的事件与人物，他们曾经协助我建立起信心，让我这位门外汉在置身学术同侪之间时，觉得自己还有发展的潜力。第一件要提到的事，是1938年我在中田纳西师范学院的第二年，我的学科成绩是第一名。我第一次了解到，尽管来自乡村、通车上学、又只是由名不见经传的小型中学毕业，比起来自城市、全天住校、原先教育背景又明显胜过我的同学，我还是有能力和他们竞争。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1)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1年1月，当时我刚认为期三个月的海军预备军官班受训结束，被分配到美国海军预备部队担任少尉。尽管我是来自较落后的田纳西州，在师范学院及田纳西大学所接受的教育也不见得高明，我再度在将近六百位全国大专毕业生的预备军官班里头，以第六或第七名的优异成绩结训。这位来自田纳西的乡下小子，的确对自己有信心了。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我成功度过四年有声有色的军旅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巡弋珍珠港与关岛的尼米兹上将号（Admiral Nimitz）上服役。退伍后于1946年1月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所就读时，我的信心又经历了一场考验。此时的考验和先前完全不同。我知道，在一般的评核项目——像学业成绩、学位及荣誉等，我都可以竞争成功。我对自己完成博士学位的能力，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我所不确知的是，自己能否超越这类评核准则之外，跻身于杰出学者的行列，并提出值得同事注意的观念。　　在这里，奈特又再度出现。如果我在芝加哥所接触的仅有像威纳与弗里德曼这样的老师，那么我可能也不过是列于缺乏著作发表的博士之林。威纳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典型学者，但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好像就是摧毁学生的信心；而弗里德曼以聪明绝顶的论辩与分析主导一切，让学生只能沦为第四流的模仿者。因此，他们两位都不能鼓舞学生，让他们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也能发展出受人重视的观念。　　〉〉〉经师人师　　奈特则完全不一样。在课堂上，他好像一直在寻找观念。不管单纯或深奥，他都竭力思索基本原理，而对于那些自以为是者的傲慢，他总是感到惊讶。对我们这些愿意诚心受教的学生，他一直都灌输以下观念：一切都需以智力获取，很多看似真理的事物，其实都大有问题，有勇气能冲破知识的迷雾，才不愧是真正的学者。愿意否定所有的神，认为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的——这正是最能形容奈特心智与个性的两句话。我这里所谓的神，包括了本科的学术权威，还有那些宣称他们领域跨越至真理的其他面向者。我们这些经常被许多事物困惑的同学，无不受到奈特对神看法的鼓舞。直到很久之后，我们才终于慢慢了解，以这样的特质而论，能跻身天才之列的是奈特，而非他的同僚。　　奈特自己就第一个承认，他并不是聪明或机智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困惑者；但是他在思考过程中深入探索的程度，连他周围的学者也未必能想像到。对奈特来说，事情绝不会像外表所显露的那么简单，同时，他也对所有极端的事物保持基本的容忍，因为他在所有原则中，都能察觉到属于真理的成分。　　许多研究所的学生，不论是与我同期或前后期，都无法吸收或接受奈特对神所采取的态度。对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同学而言，奈特似乎是一位糊涂颠倒、制造混淆的老师，他的著作反映出思想的零乱，而他的主要特质似乎正是知识上的支离破碎。对我们这些理解他的学生来说，其他人认为杂乱无章的，我们却从中看到了深度，不管是真实或潜在的。我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思想还不如他，但奈特却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理解到，假如连自己努力去找答案这种最起码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我们将很容易沦为伪神的牺牲品。　　长久以来，我个人对奈特的了解、欣赏与尊敬，因彼此间密切的私人交往而日益增进。就在选修他的课约三四个礼拜之后，我来到奈特那间有点零乱的办公室。原本预期只会有五分钟的对话，没想到竟延长到两小时以上；在芝加哥两年半的时间以及离开芝加哥之后，我们还有过好几次这样的对话。他认为我们两个相当投缘，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经验。我们都来自乡下，在贫穷的农村长大，了解农村生活的辛劳，但也喜爱生活在大地上的独立感。奈特十几岁的时候离开故乡伊利诺州，来到我的故乡田纳西州接受大学预科的教育，后来他进入田纳西大学的研究所，刚好我的第一个研究所也是在这里念的。这些共同经验的联系，使我们建立了相当友好的关系，这是我和其他教授所无法分享的。我们之间还有其他共同兴趣，包括欣赏哈代（Thomas Hardy）阴郁的诗作，以及分享充满机智的低级笑话所带来的乐趣。　　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我是单方面的受惠者。奈特是我的指导教授，他劝告我不要浪费时间去选修哲学方面的正式课程，也详细地改正我博士论文的文法。他成为我漫长学术生涯中无可替代的榜样，在回顾个人的发展时，我实在难以想像，假如未曾受业于奈特，我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亦师亦友　　让我们再回到信心这个话题，以免离题太远。休兹以及汉弥敦（Earl J.Hamilton）这两位也都应该在此一提。休兹不遗余力地鼓励学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论点，他也从中找出一点可取之处。至于汉弥敦，我从不是他的正式弟子，因为我在芝加哥并没有选修他的经济史。然而在1948年，也就是我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年，汉弥敦发现了我，直接表示对我的前途很关心。和奈特一样，我们分享乡村贫苦生活的共同经验之后，也建立了私人友谊，再加上我们对棒球都非常热衷，还一起赴小熊队（Cubs）及白衣队（White Sox）的主场地观战。汉弥敦很喜欢对那些他认为是可造之材的学生提供忠告，对我而言，有两项告诫至今仍然记忆深刻，那就是他强调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回报以及精通外国语言的价值。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2)　　或许，汉弥敦对我学术生涯的最重要影响，是发生在1948年起他担任《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编辑的这段时间。首先，他寄来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的书籍要我做评论，强迫我奉行他有关学习外国语言的建议；其次，他对我最初提交的论文，以容忍、了解以及鼓励的态度来处理，而不是草率或是吹毛求疵地拒绝，因此不至摧毁我继续努力的信心。汉弥敦是一位严格把关的编辑，在他审稿的那段时间，我每一篇刊出的文章，无一不是经过多次精心的修正与大幅删改的程序，才算大功告成。如果没有汉弥敦担任编辑，我的写作形式与风格将无法达到现在这么简练的水准，而我踏出正统经济学范围之外的意愿，恐怕也早就被压制得荡然无存了。拜汉弥敦担任编辑之赐，50年代中期之前，我已经有好几篇够分量的论文发表在案—这个数字足以让我能够以平静而不是失望的态度，来接受偶尔被退稿的状况。　　先前我提到，弗里德曼在分析上的才华，对他所指导的学生产生了负面的效果。不过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芝加哥没多久的事，也许多少可以消除上述的负面效果，因为弗里德曼自己也在学问上受到挫折。一位不是那么有名的学者，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的费普斯（Cecil G. Phipps）发现弗里德曼某篇论文中有一处逻辑上的错误，随即为文指出，弗里德曼也马上很有风度地接受。直到今天，我都还没告诉弗里德曼，这么一件单纯的事情，却对我的自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相对绝对的绝对　　先前我已经提到，奈特愿意挑战所有权威——包括知识的、道德的或科学的，从而间接地使视他为典范的人建立起自信心。但如果因而认定这种影响从哲学态度来看，是反对所有权威的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Cum-Nihilism），将是极不周全的，也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就是在这一点上，奈特直接教导我的哲学原则让我受用了许多年，而且也应用到许多方面。这项原则，就是所谓的“相对绝对的绝对” （Relatively Absolute Absolute ），在这项观念指导下，让哲学性的思考能摒弃绝对主义（Absolutism）与相对主义（Relativism）两个极端，而在两者之间找到定位。　　接受这样的原则后，必然会一直面对两种力量的冲突，一方是要求遵循权威与接受权威，而另一方则容许自由地思想与质问。奈特所表现出来挑战所有权威的意愿，乃是隐含在他亦能承认传统思想、方法与制度的智慧之中。他的智慧正告诉我：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审慎的做法应该是假设既有的权威的确有其合法性。相对绝对的绝对原则要我们在日常的行为中，遵守与接受既有的或传统的权威标准，不管这些行为是个人的、科学的还是政治的；然而同时在另一个（更高）的意识层次上，我们要质疑所有这一切的标准，甚至要求改变。　　有关我个人的研究与相对绝对的绝对原则的关联，或者最佳的例证是见诸于政治互动中的后立宪（Postconstitutional）与立宪（Constitutional）层次的重要区别。说得更一般化，这两者的差别在于，一是游戏规则已定，只须选择战术；一是要在几组可替代的游戏规则之中择一。如果是游戏规则确定、只选择战术的情况，参与者会视规则为相对绝对的绝对，为既存现实中部分的限制条件，不过同时间可以评估、修正与改变。我将奈特的原则扩充并应用到政治立宪——特别是类比于一般游戏规则与战术的选择，是受到我在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同事芬宁（Rutledge Vining）的鼓舞与激励，他自己也深受奈特教诲的影响。　　在1986年，我曾写过一篇自传型的文章，名为《胜过耕田》。这个标题直接借用自奈特，他是用来形容自己对学术生涯的态度。对我来说，这个标题相当传神，同时也能表达个人对在学术界或在其他领域“就业”的比较性评估。这个标题也隐约指出，战后婴儿潮导致教育的急剧扩张，在此期间服务于学术界的我们实在幸运；过分幸运如果转化成地租，其幅度之巨，确实超过任何梦想所及的程度。　　令我惊讶的是，对这篇一般性的自传式文章以《胜过耕田》为名是否恰当，竟然出现相当多建设性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这个标题似乎不够正式，太不经意；对所描述的学术研究生涯而言，也过于轻率，因为毕竟从客观或是外表来看，学术研究似乎包含中心思想与目的或意向。受到这次意外的邀请而撰写第二篇个人自传，也让我有机会对这些批评做一些回应，同时也对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发展历程增添一些新的看法。　　〉〉〉对自传写作的反思　　我在1949年到1987年间所著的许多专著与报告，全都客观地存在那里，可供任何人选择来阅读或诠释。然而在这些文献记录中有着惊人的一贯性，恐怕任何一位功力深厚的传记作家都没有我认识得清楚。托利森（Robert Tollison）曾和我合力对自传加以分析，我们认为，自传作者所拥有的记录，必然远超过任何传记作家所能掌握的。一个人的行为会产生客观的记录，但他同时也与主观的记录共存。作为一位自传的作者，假如他将客观的记录无中生有地牵强附会，好让自己一生的工作看来有前后一贯的目的，那就未免太没有道德了。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3)　　当然我也了解，我个人的研究出版记录，可能被解读为是一个讲究方法论、重视规范性的个人主义的作品，其目的一直是以更具哲学性的观点来支持个人自由。但是主观地回想起来，在我工作的过程中，似乎从未有意识地采取这种态度，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都在致力于澄清一些模糊或是混淆的地方，对经济学者、社会科学家与哲学家看法的疏漏之处，也设法研究清楚。如果说这些努力有什么自觉的动机，那就是纯粹享受创造思想观念，以及将现实反映于最后的手稿所带来的乐趣。我对规范性事务缺乏兴趣，可由草稿到了最后定稿后，我就不再有兴趣理睬看出来——我有时对出版商的选择、书籍的推广活动、乃至稿费或版税收入或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可说是毫不关心。　　我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是比较接近于在画布或石头上从事创作的艺术家，而不像是科学家，因为科学家只有在他们的发现能独立存在而不会受自己研究行为的影响时，才会接受自己的发现。我也决不与传教士同列，因为他们所写所言，只有一个明显的目的，那就是说服别人接受他预先设定的那套价值标准。　　在所有这些事物上奈特又再一次是我的典范，他对庇古的社会成本提出的著名批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借着财产权的介绍，奈特从一个全新的观点来看庇古的整体分析，而这个过程的确创造出新的东西。我总希望自己在公债、机会成本、指定用途税、俱乐部、一般政治学乃至立宪规则等方面的著作，也能在观点的转移上发挥同样的作用。在我这方面的努力，经常力求简化并带有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特点，说穿了就是因为我只能从自由主义的窗口来看这个世界。　　假如一位画家只有红色的颜料，那么他的画将只有红色的色调。这位画家并不是有意选择画红色的国画，然后再去购买红色的颜料。他只是利用手中既有的材料，来做他能够做以及必须做的事，同时在整个做画过程中，也能充分享受创作之乐。借着这位画家的创作，其他人能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从而也给画家带来一些收入——这种善意的结果，让这位画家以为他的自传式的文章取名为《胜过耕田》。　　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8年10月13日　　说真的，我应该先警告各位，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会尽量少提自己的事，虽然今天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要刻意隐藏些什么。我倒希望，我有许多值得隐藏起来的事；至少那样好像意味着自己的一生相当刺激。我主要是认为现今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的现象，正在慢慢侵蚀我们的文化。这种现象最危险的例子出现在总统大选上，好像候选人的眉毛长得如何，比他的政见还来的重要。我真想把这样的现象归咎于电视，因为电视这种媒体更适合谈眉毛而不是经济理论。不过，这种科技决定论的观点也不尽能解释所有的情况：像是绝大多数事物的心理层面、跟人物有关的书籍相当畅销、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中，有七本是传记类，还有大家津津乐道雷根先生和柴契尔夫人的“个人关系”，这其中可是大有深意。（当然我不是指雷根先生与柴契尔夫人！）不过幸运的是，在谈到对个人的兴趣上，学术界里头的经济学家好像有着较大的比较劣势。以我和华特斯（Barbara Walters，美国著名电视女记者）为例，即使她有话和我说，我看我也没什么好和她说的。　　反正一句话，刚刚我所说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文化衰退的象征。（“索洛教授，请躺下来，告诉我们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我并不想刻意顾左右而言他，来规避今天的主题；我只是希望把焦点稍扩大到社会与知识界目前的潮流。　　〉〉〉兴趣的萌芽　　三十多年前冯纽曼去世后不久，当时《计量经济期刊》的编辑史卓兹 （Robert Strotz）向我约稿，请我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冯纽曼和阮赛这两位，在本科研究之余，是对专业经济学者的研究影响最重大的非经济学家。（就影响力来看，霍特林应该也可以名列同级，但是他和经济学界的关系较为密切，事实已经可以称为兼职的专业经济学家了。）我从未写过这样的文章，但当时我的确深思了一阵。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浮现出来：冯纽曼是怎么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于是我问了一些我认为能够解答的人，但是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后来，我就写了封信给孟格（Karl Menger）——其祖父系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开山始祖之一），希望他能一解疑惑，因为他在维也纳主持过数学讨论会，冯纽曼、瓦德以及一些经济学者都曾偶尔出席。孟格对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答复。他说，在奥匈帝国，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　　我成长于30年代，高中毕业时是1940年1月。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说，30年代的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其实不只是经济学而已；在我那个时代，聪明的高中学生所关心的不只是经济大恐慌的问题，也包括法西斯主义以及纳粹主义的崛起，当然这些事件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息息相关。生活中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无法正常运作，没有人真正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些现象，或是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4)　　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是相当重要的。我想上面的叙述已经为经济学界的现况以及近期的演变透露了讯息。我前面提到，我是在1940年高中毕业的。当时，我比我的同班同学小了一两岁；不过1940年18岁的人，如今也66岁了。所以，再过几年，在活跃的经济学者之中，恐怕已不会有人对30年代有清楚的记忆了。那一代因深感有必要了解经济大恐慌而投身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者，很快就要从工作岗位退休。在今天大部分中青年宏观经济学者的眼中，“景气循环”是一低度变异、自我相关不大、稳定而随机的过程，依循着一个大体令人满意的趋势而产生。这样的观念架构，和我自己在这个专业领域的成长背景所形成的架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也许他们的观念是正确的。我无意像个顽固的老学究，一再危言耸听，宣称明天就会有经济大灾难临头。因为其间所涉及的知识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从机率的角度来看，我从不认为重大的经济衰退会经常发生。但将之视为机率微小事件而建构的经济模型，我也没把握是否有用。我从根本上就怀疑，以机率的观点来思考重大的经济衰退，能否传送正确的信息——或是接收到正确的信息。我认为许多当代的学者基本上是把严重衰退的可能性视为一项指标，显示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潜藏了一些机制，可能导致经济长期远离理想的均衡状态。引发这个问题的导火线，可能是内在或外在事件共同的影响。就宏观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了解这些机制为何，以及可以采取哪些防卫政策。当然，对宏观经济学的评价与思考，绝不仅只于此。但我认为如果当代宏观经济学不理会这种可能性，也是错误的。　　我在1940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经济学原理是我大一的四门课之一。当时，我压根没想到会成为经济学者，恐怕连所谓“经济学者”的职业都没听说过，其工作的内容则更不用提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原本打算往生物学的领域发展；大一那年，我两个学期都选修了生物学的课程，而且都获得A。但是我逐渐了解生物学并不适合自己，所以转而主修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在大二、大三，我修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　　〉〉〉经济环境的激荡　　1940年至1942年在哈佛大学部修习经济学的期间，我对于美国30年代刚发生过的经济大恐慌，并没有学到一套完整的思考架构。1939年至1940年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成长了百分之八，而在1940年至1941年间，则成长了百分之十八，1939年至1941年的失业率下跌了七点三个百分点；这些成果系受战时生产扩张之赐，不管是出口还是国内市场的均不例外。（各位都了解，当时我们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尚无任何概念；这些数据资料是后来推估的数字。但是如果按照当时所做的工业生产统计，1940年与1941年分别成长了百分之十五及十八。）那时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及课堂上的讲解，都无法对当时在周围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有系统的说明，让我们有全盘性的了解。由当时若干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也可看出，他们对当年的经济情势也一样理不出个头绪。　　当然，并不是全部都一无是处。我上了史立特与邓洛普（John Dunlop）有关劳动经济学的课程，还有史威济（PaulSweezy）的马克思经济学，我从他们那边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记忆深刻。　　对我们这一代战后经济学者而言，有三本经济学巨著建构了我们的理论架构，而其中两本此时已出版：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以及希克斯在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第三本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在1947年问世）。在当时，一些明星级研究生如萨缪尔森、梅兹勒（Metzler）、马斯葛雷夫（Musgrave）、托宾、亚历山大等，毫无疑问地都从这两本著作的观念获得一些启示，而这些观念后来也在经济学界引领过一阵风骚。但这两位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并没有很快地进入大学的课程。对当年僵化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而言，这些都是太新的观念。重点是，我并不觉得经济分析可以深入到当前世事的核心。因此，我并没有下定决心专攻经济学或成为经济学者，反而自愿入伍，因为我认为这是更有建设性的事。　　三年后，我从军队退伍，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到校园，去修完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让我从容地选择。虽然那时我表现出来的模样，好像是要把无限个单一期间效用的折现值发挥到极大化，不过你无法在我身上获得证实。对我来说，那种感觉好像是对自己说：“究竟在搞什么鬼。”　　〉〉〉里昂惕夫的教诲　　1945年9月，哈佛仍然力行其“导师制”。每一位大三与大四的学生——当时我大三——都被分配到一位导师，每周会面一个小时。导师会指定一些阅读的文献，偶尔也会要求学生撰写短篇报告，两人再针对一周的功课进行讨论。我的导师是里昂惕夫。也许，那纯粹是一种运气。也许是因为我过去的成绩良好，总是拿A。也许正好相反；导师是外国人，又是一位理论家，也许感觉就像是身陷于外国人聚居之区。但不管如何，这的确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里昂惕夫身上，我了解到经济学不是一门大杂烩，而是一套建立在极严谨的理论与实证架构上的科学。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间，他教给我部分架构的细节。我必须承认，是里昂惕夫引导我走向了经济学者之路。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5)　　当时，他为我做了一件现在来看似乎可笑的事，但却颇值得一提。当年在哈佛大学，甚至可能修完博士班的课程，都可以根本不懂或是不用微积分。（每个人都必须念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或至少该书的第一部分，但其中的数学附录则可省略；其实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学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了。）我在高中时，数学成绩相当不错，可能算是最拿手的学科。但到了大学阶段，却从没有想过再修习这方面的课程，当然对于数学和经济学的关联，则更是一无所悉。当时哈佛似乎并不允许里昂惕夫教授教数学以及数理经济理论，而他也真的遵照规定。不过在我们每周的讨论上，他常常用这样的话当做开场白；“你应该读读这篇或那篇……可是不对，你没办法。你不懂数学。这样吧，换这一篇看看。”我也许反应迟钝，但绝不是笨蛋。我当然想要阅读第一流的素材。我马上去选修了一系列的微积分，并持续了研读数学的课程，直到足以应付每天的功课而有余。但当年我的数学知识，恐怕还不及今天任何一位对理论有点兴趣、程度还不错的研究生。把学数学看成这么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想起来也很令人惊讶。　　从里昂惕夫身上，我未曾学到宏观经济学——事实上，从1945到1949年间，从完成大学课程到参加博士班考试这段过程中，我也未曾学过宏观经济学。不管如何，当时正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学校的课表上并无宏观经济学这个科目，倒是有“景气循环”的课程；我修的是哈勃的课，教得非常好。他所写的《繁荣与衰退》（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一书更是个中翘楚，我乐于向大家推介这本书。1950年，当我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时，最先教的经济学课程中，有一门就是“景气循环”。我猜想，我第一次看到“宏观经济学”样的名称，恐怕又是十年后的事了。　　〉〉〉师友切磋　　我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系指研究整个经济完整的加总模型。当时，宏观经济学几乎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代名词，也就是凯恩斯所说：“将产出视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历史上的细微改变，深刻地影响了我所受的经济学教育。一些和我同时代的学生，是从汉森那里学习宏观经济学，地点是在研究所的货币银行学课堂，由他和威廉士（John H.Williams）共同授课。大概也是幸运吧，我修习货币银行学是在战后，可能是1945年或1946年。当时汉森正好休假一年，因此整个两学期的课都由威廉士来讲授。而且，由于战后大批退伍回来的学生涌入校园，货币银行学的课由研究所和大学部的学生合班上课。（我们那时都说，惟一的差别是大学部学生的成绩是依更高的标准来评分。）所以我后来毋需再修真正研究所的课程。　　威廉士素以怀疑凯恩斯理论、怀疑宏观经济学著称，事实他几乎无所不怀疑。对事情抱持怀疑的态度，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或许他的教导一直影响着我。然而，在宏观经济理论这方面，我对于自己该怀疑些什么都未曾学到。由于依循里昂惕夫的方式学习经济理论，我未和汉森有过深入的接触。我一直没有正式选修他著名的财政政策专题研究的课程，只偶尔出席几次，而内人则是固定的成员。　　以下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我从一些年纪稍长而学识养先的同事，像杜森贝利及谢霖（Thomas Schelling）等人，学习了一些宏观经济学。至于由当时还是助理教授的古德温那里，我不只学到建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把握到处理这些模型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我至今仍然觉得很正确。它所强调的是单纯化、集中问题焦点，用扎实的模型来解答单纯的问题。要诀是要将精妙之处专注于正确的所在。　　〉〉〉寻找完整的体系　　当然，我能够阅读。但是，当时的研究生只有时间阅读老师指定阅读的部分，不知道现在的情形是否也一样？其实，尽管我在1949年结束了哈佛相关的课程，也通过了考试，但是我认为自己还是没有掌握到经济学应该能提供的一套行得通的理论，范围不只涵盖景气循环，还有经济活动的水准及变动，它的均衡或不断自我调整的特性，甚至它失衡的特性。这样的描述很困难，因为稍后出现看来很适合的名词——凯恩斯学派经济学，而不必然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现在也不再通行，而目前通行的名词，似乎是专门设计来压抑我试图描述的好奇心。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其实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态度之所以不同于今天的“均衡景气循环”（Equilibrium Business Cycle Theory），与两者对宏观经济变异性的感受有关。也许30年代的经验以及30年代的问题在第二次大战获得解决这两项因素，造成了两者在方法取向上的基本差异。但是，这样的差异并不能解读为只是对1932年可能历史重演的忧虑。这并不是重点所在。让我重复前面所说的，我觉得重点是，透过这些极端的事件让我们体会到，经济体系中有一套机制存在，而宏观经济理论应该能对这些机制提出说明。　　无论如何，我能做的研究很多。我从1949年起，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撰写博士论文，同期间也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是将所得分配的动态纳入模型，主要是工资及薪资所得，研究进入与离开就业市场的随机过程以及伴随而来的工资水准变动的结果。选择这个题目完全是我个人的构想。当然，背后也有一段故事。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6)　　在我念哈佛的时候，他们教的统计学可以说是一团糟。要不是亚历山大在研究所教了几周经济统计学，揭开面纱而让我们一窥真正面目，我真的是一无所知。另外，莫斯提勒（Frederick Mosteller）加入哈佛的社会关系系，教一学期的数理统计学导论，后来又引导我修习文献选读的课程。在我的记忆中，他所教导的重点不是技术，而是理解。在他的建议下，我把握了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博士论文奖学金的机会，一方面撰写我的博士论文，一方面也到哥伦比亚大学选修数理统计的课程。所以，我得以从瓦德（那是他在印度坠机身亡前最后一年的执教）、伍弗罗兹以及安德生（T．W．Anderson）等教授那边，学到了详尽的统计理论。　　1950年5月，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担任经济暨社会科学系的统计学助理教授。从莫斯提勒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所学到统计学，引发了我的兴趣，当时曾有意终生投入于经济学的机率模型研究。此时，我的博士论文也已顺利展开。（这篇博士论文赢得哈佛的魏尔斯奖，奖金是以1951年的币值计算的500元，而且交出论文手稿，即可出版成书。可是我却一直没这么做。目前哈佛这项奖学金的给付金额比当年多上几千美元；因为我想我的论文应该还可更好，但一直没有找到时间修正。）一旦我们建构可应用于实际生活的模型，并领略其中乐趣，几乎都会体会机率理论在引发内在兴趣以及确保实务运作的成功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后来的情况并不是如此。　　〉〉〉精益求精　　除了教授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之外，另外如先前提到的，我也在研究所教景气循环这门课。当然，我自己要先弄清楚，我先究竟要让学生知道哪些东西。我们这些从事教师的人常说，学习一门课的最佳方式就是教这门课。这句话固然存在某些真理，但还不算是真理的精髓所在。你不必要教了某一门课，才能精通其中的技术性细节。基本上，相关的书籍就能在这方面发挥不错的效果。假如你很慎重地看待教课这件事，那么在过程中，你会努力找出，究竟要怎样才能把手上的这门课解释清楚；而这就已经是属于较高层次的理解了。但还有更高的层次。当同一门课教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时，你对该课程主题的轮廓、组织的原则、要表达的信息、乃至它与经济学的其他部分以及实际经济生活的关联，都会有一番新的体会。结果确是如此，我开始时是教景气循环理论—举凡庇古、罗伯生（Robertson）、哈伯勒、卡莱奇、梅兹勒（Metzler）、汉森、萨缪尔森、希克斯等各家的理论无所不包—但到最后我教的变成宏观经济学（及经济成长）。　　如果说我是自学有成，固然令我沾沾自喜，但这样的说法充其量只对了一半。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同事—萨缪尔森当然在其中，还有毕休普（Robert Bishop）和布朗（Cary Brown）—也都是这一个转型世代中的一分子。当凯恩斯创造出宏观经济学之际，他们是第一批感受到这股震波的学者。（请注意：凯恩斯的确是创造了宏观经济学，我在其他地方曾引用庇古对此事的看法：“据我的了解，在凯恩斯之前，应该没有人把所有相关的因素，包括实质面的以及货币面的，并同考量，他透过单一正式的体系，而得以一贯地解析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这种意义的宏观经济学，正是我当年所欠缺的。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同事的对话中了解到这一点，而且我也迅速地让这种宏观经济学成为我心智世界的一部分。说也奇怪，身为美国人的我，当时对瑞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却较为熟悉，对凯恩斯或英国的凯恩斯学派的论述反而较为陌生。在研究所的期间，我读过林达尔（Lindahl）、缪达尔、俄林（Ohlin）、朗柏格（Lundberg），特别是威克塞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书籍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我应该是由哈伯勒引领进入现代斯德哥尔摩学派（Stockholm School）的世界（买书的钱则是军队薪饷付的）。威克塞尔是我自己发现的，我一直偏好他的理论，原因是在19世纪的大经济学家之中，以他的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精神最为接近。在《利息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一书中以及对“艾克曼的问题”（Akerman’s problem）的附注中，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观点相当接近庇古的定义。如果威克塞尔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该有多好！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细述自己如何在195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成长理论，此处不再重复。在我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上，未曾清楚强调的是，我对成长理论的投入，有多大程度可以视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宏观经济学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我在构思这次演讲时才想清楚的。哈罗德-多马理论（Harrod Domar Theory）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成长路径的严肃课题。而我之所以修正该模型，主要是着眼于使模型所导出的成长路径，更符合历史的时间数列资料所实际呈现的状况。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完整、封闭的综合模型里的部分问题而已。我的成长理论强调资本面的理论架构，大概也是受到威克塞尔影响的结果。　　〉〉〉成为总统幕僚　　下一步的演化，应该算是肯尼迪主政时代我在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日常的经济政策，从来不是我的专长。有一天午餐的时候，我听到萨缪尔森谈到，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写好财经新闻做准备，这席话令我相当震撼。等到自己更为成熟之后，才了解这句话相当接近真实状况。不过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我只是一位旁观者并没有人请我加入肯尼迪的阵营。所以当我在深夜接到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海勒、托宾以及戈登——的电话，要我请假并加入为幕僚时，的确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向我这位成长理论的小子放出钓饵，我可以在委员会里头做一位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只专注于长期政策的思考，而不必理会每天争吵喧闹的话题。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7)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他们的确也是持这样的看法。但在旧的行政办公室大楼待了两天左右，我就了解到，这里的所有心智活动，都是在面对每天发生的新刺激。新刺激马上就发生了。即将卸任的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准备1961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而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则要准备一份迷你的报告，作为3月6日在经济联席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报告的基础。每个人当然都全力以赴，但是有关的报告其实是由咨询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以及奥肯和我担任主要的起草者，还有倍克曼（Joseph Pechman）。其实他并不是幕僚的一员，但却是海勒的老朋友，因此也是我们在华盛顿的一名老搭档）。那六周的准备期间，可以说是实证宏观经济学的紧凑训练。当然我用实证一词，并非暗示那是不太严谨的宏观经济学。其实能够发挥个人才智，运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甚至小幅修正世界的现象，实在是令我最感到快慰的经验之一。　　〉〉〉两份《报告书》的对照　　托宾和我（很遗憾地，其他的同事戈登、奥肯、海勒都已先后辞世）最近刚把1961年的声明及1962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重新出版，其用意是希望作为某种的原则声明。（其实此一版本中也包括了在里根政府第一届任期内由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所撰写的1982年《报告书》，从中可看出他们的观点。）对许多当代的读者来说，1962的报告书好像是新的古典学派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之前，一份与（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全面唱反调的纲要，类似那些“之前／之后的对照”的广告中，属于“之前”的那一部分。如果换做是现在来撰写这份报告书，那么以我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学到的，托宾和我（还有奥肯，假如他还活着的话）都不会再写出同样的内容。事实上，即使我认为值得为报告书中的观点辩护，我也无意辩护。它可视为一个良好的例证，从中可以了解到像我这样的人在1961年所相信的是些什么。　　首先——也许在这里我有点为自己辩护的味道—你绝对不能说我们忽略了经济体系的供给面。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有一整章讨论供给面的因素以及供给面诱因的重要性。毕竟，1962年的投资租税抵减（Investment Tax Credit）正是出于我们这批人的构思。这个成长理论的小子，怎么可能对供给面视而不见呢？当初我们所做的，乃提出一套很合理的论据，说明当时美国经济处在一个超额供给、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状况，而且这些现象已存在几年。我们坚持应该区分清楚下列两种情况：其一是透过需求的刺激来增加实质产出，也就我们所称“消除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间的落差”；另一种情形则是透过供给面的变动，来进一步增加实质产出。（在这里有必要再做一些说明，特别是此时此刻的现在，托宾和我早在当时就建议，正确的财政政策目标，是在充分就业下，透过货币面保持宽松，而让联邦预算有盈余。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更高的国内投资及国民储蓄率，而我们又怀疑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民间储蓄。请别提凯恩斯学派对储蓄有过敏性的恐慌！）　　〉〉〉经济均衡的探索　　有一类当代经济学者一味地否定超额总供给会持续存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不都该知道“市场会结清”吗？难道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性吗？我必须承认，在1962年的《经济报告书》中，我们并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充分的反驳。毕竟，它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而不是写给其他经济学者看的。所以，我这里必须把我们所要说的内容重新建构一次。　　对前述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解答。一种是凯恩斯本人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系即使存在普遍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量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依然能达到总体的“均衡”。这种均衡并不是瓦尔拉斯式的均衡，也就是所有的市场都达到结清的地步，但是整个经济态势依旧是达到了均衡，因为并没有来自内在的压力要求情况改变。凯恩斯就这项观念在理论上的完整性，并没有提出很精确的说明，但这应该就是他的主张。我想我们并不采取此说。而另一个可能的解答，则可大致叙述如下：有太多现实的理由使名义价格或是工资不具备完全的弹性。列出这种种理由，当然并不足以形成一项理论。然而，由于有各种名义的僵固性（Nominal Rigities），因此实际数量与相对价格经常会落在错误的位置，甚至往错误的方向移动。因此，受到干扰后的经济要走向市场结清式的均衡，可能会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代价也可能非常昂贵。即使确有单一并符合柏莱图效率（Pareto-Efficient）的均衡，任何的修正措施—不管属自动性还是权衡性的—都将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如果是60年代，我们应该会采取第二种说法。坚持相信与拥护这套观念的人，将它冠上“美国式凯恩斯学派”之名，想必是把它神奇面包（Wonder Bread）以及“命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归为一类。当然，早期在希克斯与莫迪利亚尼的著名论文中即可看到此说的精髓；他们都不是地道本土的美国人，不过也不必太在意这些。1962年的报告书中对此说未有着墨，其理由已如前述，但我相信这是托宾、欧肯以及我一致的想法，通常我常采用的简便假设是，名义工资具有僵固性。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已足以得出美式凯恩斯学派的标准结果。但是，这只是为树立模型声望的形式性或权宜性的做法而已。假如遭受质疑，我们还可以很轻易地找到经济体系中其他各式各样的僵固性及不完全性，这些只是更加强化了原有的说法。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8)　　若干年后，我和当时研究所刚毕业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合写了一篇文章，将我先前所谓“老一辈”的观点做了一番整理。在该文中，我们将名义工资与价格在面对超额需求或供给时调整缓慢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劳动市场与商品市场都毋需在短期间达到结清的地步，而这种“短期原则”适用于两者。我们也证明，这样的经济体系会有相当偏差的变动，甚至有可能陷入类似失业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状况。我们的模型显然正是边纳西-德瑞兹-马林茂德“固定价格暂时性均衡”模型（Benassy-Dreze-Malinvaud Fixed-Price Temporary Equilibrium Models）的先驱，他们的模型大概是五年或十年后才出现（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我们的论文备受冷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我们甚至对于从数量配给市场（Quantity-Ratinned Market）外溢到其他市场的情况，也未有所讨论；相反地，这却是上述三位法国学者固定价格模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让他们得以宣称他们将“有效需求”加以模型化。我们对这种属于微观经济的基础架构并无太大的兴趣；我们所想要表现的是，一个模型经济有时可能受限于需求面，有时可能是受限于供给面。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对“新古典的综合理论”（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是更生动的说法是“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Bastard Kerneslanism）——做出贡献。　　有趣的是，我现在倒认为，凯恩斯的直觉是正确的。或许我们可以将非瓦尔拉斯式的均衡概念作为现代产业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基础。这样作为什么可能比较好？部分是因为经济学者相当受到均衡分析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它至少相当契合我们对经济生活的直觉与观察。凯恩斯之所以无法声称他已发展出所谓“失业均衡”的概念，是因为他缺乏分析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出现在经济学之中。　　〉〉〉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　　今天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有一派名为“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他们努力证明，像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以及其他实际生活中的事例，如何导致在“错误”的就业与产出水准上达成均衡。他们指出，通常只要透过简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能够有所改善。（这个看法是对的，但绝不是什么大新闻；同样的，不适当的政策也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这就是为什么棒球队要开除球队经理的原因。）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是好坏杂陈。它的目标正确，分析技巧也不错。但有时他们从实际生活中所选取以及强调的现象，似乎有些牵强，不值得摆上那么重的权数。他们会如此重视这些旁支末节，可能是因为渴望获得尊敬，同时又拖持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要受到尊敬，就必须力求接近经济学中简化假设条件的传统。这并非一无可取，也绝对优于号称“新典范”（New Paradigm）的批发商式的做法，不过，偶而会发生常识和传统背离的情况，那么，我会永远选择常识这一边。如果宏观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为何在经过无可避免的实质冲击后，整个经济竟然能够长期远离充分就业的状态？那么，交易成本与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不能视为问题的主要解答。　　在那个年代，菲利普曲线是我们用来处理工资僵硬性的特定分析工具。萨缪尔森和我在196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可能创造出“菲利普曲线”这个名词，也促成菲利普曲线在美国生根。不过，现在我对这件事的作法会完全不同，以下我就解释其原因所在。　　〉〉〉菲利普曲线的论争　　大约六个月前，在一项于赫尔辛基举行的研讨会上，帕金（Michael Parkin）用“不幸的”（Unfortunate）来形容我们的文章。他的意思并非指该篇文章不受欢迎，而是指它误导了许多人，使他们以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取舍关系，因而可以透过政策的变动影响经济状况。当时，我就起来辩解，只要仔细阅读过该篇论文，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把该设定在菲利普曲线之下的每一项条件，都陈述得相当清楚。我们还特别明确地指出，任何想在政策面利用通货膨胀与失业间取舍关系的做法，可能很容易导致菲利普曲线往反向移动，从而抵消了原先期望获得的成果。我们甚至还提到，预期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情势真的循此预期变动。事实上，在论文中我们都提到了。　　研讨会后，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对我说，他觉得我对问题仍有些闪躲。的确，一些形式上的条件虽然都已提及，但是该篇论文明显带着乐观的基调，看好透过标准的政策手段，就能在菲利普曲线上选取到一个落点。我必需承认林德贝克的观察相当持平。在60年代，折衷式的美国凯恩斯学派论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威力，并没有充分的警觉。他们对菲利普曲线的期望，远高于该曲线在实务上所能达到的程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在我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说，我不相信有一个相当稳定的“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of Unemployment）。这个概念似乎认定，在经济社会里存在一个可以察觉（最坏的情况是变动缓慢）的失业率（或是更广义的所谓利用率（Rate of Utilization）），其重要的特性是：维持较低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膨胀，而维持较高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紧缩（Dflation）。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知名（？）经济学者中惟一反对所谓长期垂直形菲利普曲线者，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现在已有了一些同感。打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所谓自然失业率的假说，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证的基础，都是相当脆弱的。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9)　　〉〉〉自然失业率的迷思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是“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程式所得出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许多接受自然失业率假说的人都了解，要接受此一假说，前题是承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能正确描述日常经济实况。至于其他的理论基础，也同样的牵强。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有关自然失业率的计量经济估计值，大都只是基于非常薄弱的实证关系；任何一项都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以下的例子，或许不能算是很大的挖苦吧：自然失业率的支持者主张，英国目前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九到十之间，低于自然失业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为何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因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假说是，没有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明确界定的数字加上通货膨胀加速或紧缩的特性。当然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想像总需求大幅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你也可以想像需求水准低落，导致工资与价格日益快速地下降。）但是，那个关键性的水准，是取决于历史、制度、心态以及信念，包括对自然失业率的信念。假如该经济体系存在许多组的均衡，那么也可能有许多的“自然”率。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报告自己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时，所选取的题材是经过挑选的，甚至有点支离破碎。例如，我就完全避开著名的双剑桥论争（Two-Cambridge Controversr）。那是因为这段插曲，在我看来是所谓看到烟就有火的一个活生生“反”例。在这段论争中，只有烟而没有火。如果，我把这部分向各位做报告，可能就会把话题转到心理学上，而这正是它原先想要治疗的病症。你可能也注意到，我似乎无意提到60年代以后的一些发展，只有谈到最近经济研究的方向时，偶尔会做一些点到为止的评论。这也是我刻意如此的。因为对于当前的思潮或论争，很难冷静旁观，但如果对之太过热衷，可能也不是很公允的。　　那么我就面临在演讲完毕后，如何有尊严地下台的问题了。因此我愿意在演讲即将结束之际，告诉各位有关我对自己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两点看法，特别是在我构思这篇讲稿时所体会到的事情。　　〉〉〉经济学并非科学　　首先，我有个感觉：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这也可以说是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的根源所在。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假如你认为我这是在嘲讽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倾向，那你想得没错。　　这与我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我指的只是我们应采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我在后面还会再谈谈“事实”。　　有一次我曾听到史翠登（Paul 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我刚才所说的，似乎较偏袒解决困惑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玉米-猪的循环周期、可分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欧肯法则（Okun’s law）的一些惯性现象。在我所做的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我个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我们的方法加以建构。　　现在我要谈谈事实。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我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毕竟，对一组时间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要能进步，只有扩大供研究用的事实层面，纳入诸如专家与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和随意的推论、态度调查、制度面的规则性，甚或我们本身的判断等等。我比较赞同的形象是吸尘器，而不是显微镜。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常识或者一般“务实的人”的观点总是对的。其实，务实的人所主张的理论常常错误或空洞。我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不能不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于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　　对经济学这门“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我该谈得够多了。一位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飞机洒下的钱（货币理论者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并题上“还不及你想像中忧郁的一半”。我就在此打住。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0)　　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演讲　　演讲日期：1994年4月12日　　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才发现讲演题目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析的能力。　　威林（Lars 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该文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么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论建构上，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60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未曾预设目标　　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　　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应伯烈特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伍尔夫（Virginia Woolf）曾说：“1910年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从而导致“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1910年12月。更精确地说，是12月19日下午3点25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懵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与真诚。奈特曾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　　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学校的主管单位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不精。　　〉〉〉阴错阳差选读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尔本中学（Kilburn Grammar 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做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惟一选择。　　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 Thompson）的《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 Made 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概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通过函授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1929年18岁时，我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1930年，我通过最终考试的第一部分。至于第二部分的课程，我决定选修产业组，据称是培养工厂经理人的课程，不过大学对自己课程的说辞并不可尽信。我就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做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1)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普兰特在1930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学教授（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之前，曾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担任类似的职务。我选修产业组的那年，普兰特刚接掌这一组。1931年，在产业组课程结束前五个月左右，我参加了普兰特主持的研讨课程，给我带来莫大的启示。他引导我认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上过的一些科目和经济学有关，但我从未修过经济学。在普兰特的教诲之下，我了解生产者会相互竞争，结果提供了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他进一步说明，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当时我信仰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对我堪称为新奇。1931年，我通过商学士学位最终考试的第二部分。　　由于我是在基尔本中学修习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伦敦经济学院规定必须在该校待上三年才能授予学位，因此我必须决定第三年要修习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因此我曾想利用这一年专攻产业法。假如我真的这样做，无疑地将会往律师方面发展。然而，应该是在普兰特的运作下，我获得了伦敦大学1931年至1932年的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 Scholarship）。我那一年要在普兰特指导下工作，这段期间也被伦敦经济学院认可为在校修习。以上就是我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经济学者，而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或律师的经过。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修完商学士的课程，我对会计学、统计学以及法律已有一些了解。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未曾正式选读经济学课程，但我个人对经济学还是有了一点认识。我参与普兰特的研讨课程颇有所获。也和同样选修产业的朋友福勒（Ronald Fowler）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当年的伦敦经济学院规模不大，我认识了一批专攻经济学的同学，彼此相互讨论，特别是维拉·史密斯（Vera Smith，也就是后来的维拉·卢兹Vera Lutz）、勒纳、艾得堡（Victor Edelberg）等人。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市场机能与企业管理　　我打算用卡塞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产业的垂直与水平整合。普兰特曾在他的课程里讨论产业界种种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却缺乏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存在。我决定去发掘潜藏其中的理论。在我的脑海中，还有两个问题和这项主要研究计划相关。普兰特在课堂上谈到经济体系是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运作，同时他也批评政府产业的合理化的计划—特别是协调各种不同运输工具的计划。然而，普兰特在企业管理的课程上又提到，管理是在协调厂商内部生产要素。这两种歧异的观点该如何调和？假如所有必要的协调都已由市场提供。为何还需要管理呢？另外还有一个本质相同的疑惑，那就是苏联在1917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这也难怪，因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了1928年才施行的。列宁曾说，在共产主义下，整个经济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不可能，然而，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　　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我访问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为了我的研究专案而访问企业以及工厂。我和每位我拜会的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报告。在美游学一年结束之际，我对于产业组织的许多问题，仍然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我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了解答。　　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透过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但是却忽略了使用市场仍有其成本的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完全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我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用的观点。但同时我们也可借以了解，为何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而有时则是由透过市场协调，这也正是我深感兴趣的课题。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才能决定。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搞清楚—即使到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还不了解这个道理（或其重要性）。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修习商学士的最后一年，刚巧能碰上普兰特来此执教的第一年，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而能在次年荣获卡塞尔游学奖学金，又何尝不是另一桩幸运的事。接下来还有更特殊的际遇。1932年，我进入就业市场，那一年正值经济大恐慌以来最差的年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但我却无此困扰。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1年，黄麻工业界巨子波那（George Bonar）捐助经费，在贝佛里基（William Beveridge）爵士和其他伦敦经济学院人士的建议下，于丹迪（Dundee）成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校，主要目的是训练有志投入企业界的学生。高层人员1931年时已经聘好，而较低层的人事则在1932年才决定，这正是我的毕业找事的那年。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当时的经历并不出色，但对这个职位可能比大多数经济研究所的毕业生还更为适合。我在1932年10月受聘为丹迪经济暨商业学校的助理讲师。要不是该校在1931年成立，我真不晓得自己要做些什么。结果各项发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就班地演化成为经济学者。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2)　　〉〉〉初露锋芒　　我负责的三门课都从十月份开始。至于当时我是怎么做到的，自己现在也无法想像。另一位助理讲师布拉克曾经形容，当我来到丹迪的时候，整个脑袋装的都是有关厂商的概念。幸运的是，有一门课是“企业组织”。我在一封写给好朋友福勒的信中，描述了我在第一堂课所讲述的内容。这些素材日后成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的主要论点。（199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提及得奖理由时，曾经特别提到我的两项著作，这是其中之一。）我在1932年根本想不到这些观念以后会受到如此重视。我非常喜欢这门课，所以我在给福勒的信中描述了课程后，接着表达了个人很大的满足感：“（我想）对这门课来说，我采用的是全新的教法，所以我觉得极为满意。有一点我感到很自豪，这些全都是由我一个人构思出来的。”就如我在诺贝尔奖的得奖演说上所说的：“当年我只有二十一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开始阅读经济学的文献—包括亚当·斯密、巴贝基、杰文斯、威克斯蒂德（Wicksteed）、奈特等人的著作。布拉克在为《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撰写我的生平介绍时，形容我在这段初出道的时期，态度“坚定得令人惊讶”。“他心目中的经济学，不但要能处理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且手法还要精确。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如果能够达到这两项目标中的一项，就感到非常满意了。但持平来说，我发现科斯在经济学研究上的突出之处，就是同时达成了这两项目标。”不管我是否真的成功，布拉克确实是说中了我在经济学研究中一贯的目标。我把这一切归诸于自己并非一开始就主修经济学，而是先接受商科教育，因此我在开始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是希望以此来了解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　　然而，我并没有自处于经济学之外的世界。1933年，钱伯霖的《垄断性竞争理论》（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以及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相继出版。这两本书在经济学界激起相当大的波澜，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卷入其中。当时仍在丹迪的我写了一篇论文，采用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方法来检验钱伯霖所讨论的问题。该文发表于1935年。至于更能具体展现我一般性态度的，应该是那时我对预期所做的研究。　　〉〉〉验证蛛网理论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在放假时会到伦敦经济学院，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和佛勒讨论一些经济学的问题，当时他已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助理讲师。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非常感兴趣，那就是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这就是卡尔多提出的“蛛网理论”）（Cobweb Theorem）。一般认为蛛网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们做了一项统计研究调查，结果一如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在我的通信记录中显示，我曾想过运用在这次研究中所发展的技巧，来探究生产者是如何形成在其他方面的预期—而福勒也有类似的想法。当年我深感兴趣的，是要具体量测经济学者通常仅以理论性的方法来处理的概念，这是深受芝加哥大学舒兹所导出的统计需求表的影响。　　除了有关预期的研究之外，我也开始展开对资本成本的调查研究，探讨发行规模大小以及厂商的规模与业别对成本高低的影响。这些研究均未完成。不过佛勒倒是完成了一项有关钢铁生产的研究，主题是废铁与铣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发表于1937年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我也期望自己未来能投入到类似的数量调查研究。但这份期望并未实现，原因并不难理解。1934年，我受聘为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助理讲师，教授银行学及财务学，两门我几乎不曾接触过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到了1935年时，伦敦经济学院聘我为经济学的助理讲师，我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教授独占理论（接替转到剑桥大学的希克斯），二是协助企管系的普兰特教授，三则是担任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程（接替已前往南非的巴特森）（Batson）。有关独占理论的课程，对我而言并没有特别的困难。我们有罗宾逊夫人的书，同时我也写了有关双头垄断（Duopoly）理论的文章。1937年，我发表了一篇名为《有关独占理论的几点注解》（Notes on the Theory of Monopoly）的文章，其中有些观念就是来自这门课程。至于我在企管系的工作则比较乏善可陈。我只准备了一些类似哈佛商学院的个案资料，并协助教学。　　专攻会计学的爱德华兹（Ronald Edwards）也加入企管系的师资阵容，佛勒和我与他一起处理会计研究协会（Accounting Research Association）的会务。我们曾深入探究，公开的会计报表的数学，可供经济研究之用的程度如何。我们发现，只要这些数字的计算基础已被使用者充分了解，便可以作为经济研究之用；我们为此出版了一本有关英国钢铁工业的研究报告，使用的资料就是来自厂商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我也曾在《会计师》（The Accountant）期刊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成本会计的文章，这些文章曾被多次重印与引用；我想主要是因为在30年代，这是当时惟一有系统地介绍机会成本观念的文字，而这也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授课的内容。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3)　　〉〉〉公用事业的领域　　我个人主要的研究，还是和我所教的公用事业课程有关。我很快就发现，当时英国对公用事业的了解几近于零，因此我对自来水、瓦斯、电力等产业，尤其是邮政与广播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历史研究。另外还有一篇著作值得一提。1934年，当我还在丹迪时，我撰写了《厂商的本质》一文的草稿，把我1932年的讲课内容做有系统的陈述。我到伦敦经济学院后，把这篇草稿做了一些修改，投稿到《经济学期刊》（Economics），并在1937年刊登出来。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注意。我还记得，期刊出版的那一天，在午餐的路上，有两位商学科系的教授向我恭喜，但后来却没有再提起这篇文章。系主任罗宾斯也从来都没提到。显然，这篇文章并不是立刻获得成功。　　1939年9月，英国正式宣战。先前我谈到的工作及研究，都是属于1932年到1939年的战前阶段。1940年，我被任命为林业委员会（Forestry Commission，负责当时英国的木材生产事宜）统计处处长； 1941年，再转往隶属战时内阁办公室（Offices of the War Cabinet）的中央统计办公室（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负责军需物资的统计工作—包括枪支、坦克及弹药等项目。直到1946年时，我才回到伦敦经济学院。这六年的公职生涯，对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过程并没有任何作用，有的恐怕只是更坚定我对经济学的偏好吧！　　当我回到经济学院时，我负责的科目变成经济学原理，这是对主流经济学说做传统性的解说。1946年，我发表了《相互关联成本与需求下独占厂商之订价》（Monopoly Pricing with Interelated Costs and Demands），主要是以我战前讲授独占课程的资料为素材。同年我还发表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这篇文章可以显示出我对经济政策的研究方法和当代大多数经济学者不同之处。　　〉〉〉对边际成本定价的批判　　在大战即将终结之际，战时内阁办公室经济组的经济学者开始考虑英国在战后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当时在经济组任职的米德（James Meade）及佛莱明（John Fleming），合写了一篇有关国营企业定价政策的论文，提倡边际成本订价的观念。凯恩斯当时担任财政部的顾问，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大表赞赏，并转载于由他编辑的《经济期刊》上。我和经济组的同事威尔逊（Tom Wilson）却不赞同该文的论点。我曾在《经济期刊》发表了一篇评论的短文，而在战后又写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一文。其实，在米德与佛莱明的文章之前，我已经对赞同边际成本定价的论点有所认识。勒纳就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极力鼓吹边际成本定价的观念，也做了深入的解说。个人即是透过对勒纳观点的思考，而形成了对边际成本的不同看法。　　我一贯主张，如果把边际成本定价法当做一般性的政策，将会导致浪费无度，同时也会带来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另外也可能造成租税效果，在其他地方诱发原先不存在的价格与边际成本间的差距。威尔逊指出，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国营企业取代民间业者，以及以集中营运取代分散营运。事实上，由于经济学者只致力于正确的边际调控，完全忽略了他们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当时边际成本定价法是学院派经济学者的主流看法）。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言不及义，我曾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称为“黑板经济学”，因为他们谈论的状况只会发生在教室的黑板上。这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已经晋升为经济学高级讲师，主授公用事业，因此我主要的研究活动，仍是继续对英国公用事业进行历史的研究。1950年，我出版了《英国的广播：垄断事业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A Study in Monopoly）这本著作。　　1951年，我移民到美国。促成我做成这项决定的原因，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的未来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是我喜欢美国的生活（我曾在1948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研究商业广播系统的运作），再加上个人对美国经济学者十分仰慕。在老一辈的经济学者中，我最尊敬奈特，而和我同辈的学者中，则属史蒂格勒，刚才我也曾提到舒兹对我的影响。到了美国之后，我第一所执教的学校是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该校公用事业的专家萨姆纳（John Sumner）曾在战前造访伦敦经济学院，因此是由他推荐我来此任教。1958年，我转往弗吉尼亚大学执教；到1964年，我又受聘为芝加哥大学教授。　　刚到美国的时候，基于自己曾接触过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广播事业，于是决定对广播经济学做深入的研究，基本上，这也是持续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我也搜集了相当多的相关资料。由1958年到1959年的一整年，我都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Stanford）度过，在那段期间，我写了一篇名为《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文章，刊载于《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这篇文章的发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4)　　〉〉〉财产权制度　　在那篇文章中，我探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分配无线电频率波段的作业。我建议应该销售频率的使用权。这种透过价格方法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就经济学者来说，绝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事实上这种做法，已经由贸塞尔（Leo Herzel）建议用在无线电频率波段的配置上）。但在我的文章比较特别的是，还额外探讨了这项权利的性质。无线电频率波段使用上的主要问题，是相同或邻近频率所传送信号之间的干扰。我主张，假如赋予使用权清楚的定义，同时也可以移转，那么原始的权利为何就无关紧要了—因为透过移转及结合将可以达到最佳的结果。因此，我写下：“（使产值最大化的）最终结果，与法律（地位）无关。”这个我看来非常简单而浅显的主张，却受到当时与我接触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质疑。他们甚至认为我应该删除上面的那段文字。然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在文章发表之后，有一次在戴瑞克特家中举行的聚会中，我说服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让他们接受我的正确观点。他们也邀请我再把这些想法写出来，发表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上。　　我以满腔的热情来进行这项工作。当时《法律与经济学期刊》在戴瑞克特主编下所获得的成就，一直令我敬佩有加。该刊所登载的论文探讨了企业的实际运作、不同财产权制度的效果以及管制系统的运作。我曾想过，假如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组织这部分）要进一步地发展，应该加强刊登这方面的论文，只是当时这些论文很难为正统的经济学期刊所接受。我这篇有关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就是一例。　　不过，我还想超越该文的内容，用更一般化的方法来处理财产权制度（Property Rights Systems）的原理。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中，我曾论及史特基斯与布立基曼（Sturges Bridgman）的案例，但我还希望能深入检讨其他比较麻烦的个案（由于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的经验，我对法律个案并不陌生）。同时，长期以来（也是自学生时代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虽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一书就其所探讨的问题是伟大著作，但他的经济分析并不是相当扎实。我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中，曾两度提及庇古的著作，但并没有深入讨论他的观点，因为那篇论文是专注在无线电波段频率使用的配置问题。然而，透过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的讨论，我认清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强势影响，于是我就着手直接探讨庇古的分析方法。同时，我也希望讨论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对分析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只于附注的部分提及。我把以上这些目标或主题结合起来，写成《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这篇论文。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马上就深受各界注意。各种赞成或反对的文章纷纷出笼，使该文堪称经济学文献中最广受讨论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涵盖我曾长期思索，但一直未执笔写出的观点。说也凑巧，要不是那些芝加哥的经济学者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章节提出反对意见，恐怕我也不会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而其中的观点也将继续潜藏在我的脑海深处。　　〉〉〉交易成本大于零　　这篇文章是1960年夏天执笔撰写，地点是我当年接触法律报告的伦敦经济学院。我在文章中主张，庇古在看待所谓的“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时犯了错误。基本上，这是一个相互的问题，但庇古没有看出这一点（或是纳入分析中），使得他（以及追随他的经济专家）无法发展出一套适当的分析方法。在交易成本为零（这是他的分析中隐含的假设）的情况下，庇古的政策建议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透过双方的协商即可产生最佳化的结果。然而，实际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如果要探讨真实世界的状况，就必须假设交易成本大于零。假如这样做的话，除非我们清楚了解交易成本以及个案的实际状况，否则就无从主张什么政策建议才最为恰当。这些相关资料，只有透过实证研究才能取得。　　因此，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只是提出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提供答案。就如我在该文中所说：“惟有从实务面来仔细研究市场、厂商及政府如何来处理不利效果的问题，才能对政策有较令人满意的看法……我深信经济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通常都会高估政府管制所可能带来的利益。纵然我这项看法获得证实，也只不过是显示应该进一步节制政府的管制，还是无法指出界限应该画在何处。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对以不同方法来处理问题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做仔细的探索，才能知道界限所在。　　在《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一两年后，我接到芝加哥大学的聘书。吸引我前往该校的原因，有部分是我要负责《法律与经济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我先前已经提到，个人对该刊以及其所刊载论文的敬意。我希望能够接续这项工作，所以就欣然来到芝加哥任职。我非常喜欢这项编辑工作，凭借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法律与经济学研究计划方面的资源，再加上提供在期刊上刊登稿件的机会，我得以鼓励经济学者以及法律学者进行《社会成本的问题》中所倡导的实证研究。在我的努力下，许多杰出的论文相继刊出，让我度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每篇文章都值得重视。在七八十年代，类似性质的论文也开始出现在其他的学术期刊上，其中许多都引用了《厂商的本质》以及《社会成本的问题》这两篇著作。我觉得此刻正是把个人有关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论著结集出版的时机，因此，我在1988年出版了《厂商、市场与法律》（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 Law）一书，将我在这方面的主要论文重新付印，也包括一篇介绍个人中心思想的专文。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5)　　另一件影响个人思想演化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当时威廉逊（Oliver Williamson）以及温特斯（Sidney Winters）在耶鲁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庆祝《厂商的本质》一文发表50周年。这次盛会，恐怕是我这一生参加过的研讨会中最好的一场。八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并不是对《厂商的本质》一文给与褒贬，而是针对该文所提出的议题做深入的检讨，并对文章的内容加以引申与更正—如果他们发现其中有误时。在这次会议中，我也发表了三次演讲，分别阐述这篇文章的起源、意义及影响。　　〉〉〉温故知新　　参加研讨会以及准备演讲稿，对我个人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以及在60年代和张五常（Steven Cheung）所做的后续讨论，让我了解到交易至经济运作的广泛影响，但是我还未曾有系统地评估这个问题。威廉逊在他的论文中，提到《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的理论甚少在实际应用，主要可归因于该文并非“操作性”（Operational），他的批评我认为大致无误。我想他的看法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并没有纳入一套一般性理论之中，以供我透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或发展。事实上，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般的经济理论都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如果在里头加入交易成本的考虑，将会造成结构全面改变。即使将范围局限在《厂商的本质》中的理论，还是会发现，要做到具有操作性，仍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为了生产特定的产出结果，必须协调各项生产因素，而这项协调工作是要由厂商内部的行政程序来完成，还是借助市场的价格机能，乃是取决于不同协调方法的相对成本，至于有无利润，则要看绝对数字而定。但是，决定这些相对与绝对成本的因素是什么？要找出这些因素并不简单，但更困难的问题还在后头。我们的分析工作不能只局限于单一的厂商。一个厂商的协调成本以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受限于其采购投入要素的能力；而供应这些要素的厂商，他们的供给能力有相当部分是取决于本身的协调成本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的水准；同样的，他们的供应厂商又会受到类似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结构。　　耶鲁的研讨会重燃起我对《厂商的本质》所提出各项议题的兴趣，我当下决定，一旦手头上已承诺的事项告一段落，就要全心投入，期望能针对影响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因素，协助找出一套分析的理论。此时，我在研究的路上已不再孤独。由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可以显示，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已在进行，以求理论的理清与改良；同时许多高水准的实证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将可提供数据资料，供未来进一步研究之需。我们已开始关注需要解释说明的事项，虽然要达到目标，需要许多经济学者多年的投入，但我深信，我们必定能为生产的制度性结构建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在这条路上我显然无法全程参与，但我在耶鲁研讨会的时候已下定决心，将把自己余生之力从事这项工作。　　到了1991年，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让我获奖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五十多年前发表的《厂商的本质》以及三十年前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第一篇在当年备受冷落，而第二篇的重要性则引发各方的论争，两者可以说都未曾立即获得经济学界的赞同。如果说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一致的肯定（我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如此），那应该也是最近的事。威林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提到，我“大幅改善我对经济体系运作方式的认识”，又加上一句，“虽然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了解这件事。”　　〉〉〉原创性的源头　　希望这篇讲词能真正回应伯烈特教授的要求，有助于各位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不知道我的故事对各位有什么启发呢？大家常说，原创性的观念通常来自初入行的年轻人，这完全符合我的状况。1932年，我是在丹迪专校的一次演讲时，将交易成本的观念导入经济分析之中，当时我只有21岁。如果说经济学是我的领域，那我当时不过是初入行而已。然而乍看之下，实在很难了解为何把交易成本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会算是“原创性”的构想。我初次来美国时所带着的疑惑，其实任何人都不难发现，而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相当简单明了。　　其他的经济学者之所以未能将交易成本纳入分析，并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从未考虑经济的制度性结构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碰触到令我感到疑惑之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套用丹塞慈（Demsetz）的解释，系因为从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体系可透过价格系统加以协调的看法之后，自他以后的经济学者，都以将这套理论规格化为主要任务，由此导出了把经济体系的运作视为极端分散的理论。这诚然是人类智识发展上的崇高成就，具有其恒久的价值，可惜以经济学而论，其视野却失之偏颇，以致忽略了经济体系里头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质。这些背景说明，或许多少可以解释何以《厂商的本质》在发表后，并没引起什么注意。　　至于为什么《社会成本问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吸引各方的注意？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说明撰写这篇文章的特殊背景。正因如此，这篇文章一发表后，即刻受到芝加哥大学一群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全力支持，特别是施蒂格勒。我的论点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环境下，资源配置与负债的法律地位无关。施蒂格勒将之命名为“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这样更加深各方对这篇文章的注意，许多攻击以及防卫科斯定律的文章纷纷出笼。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6)　　科斯定律所探讨的是零交易成本下的状况，这一点对该文受到瞩目也有所帮助，因为大部分的经济学者都习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从事分析，尽管这项假设大为背离真实世界。大家似乎未发现，此一定律可以应用到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真实世界，前提是交易成本不会因负债的法律地位变动而受重大的影响，而这一前提一般都能成立。说也奇怪，我的讨论中未纳入符合真实世界的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好像使各界对该篇论文的注意不减反增。另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我批判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当时大部分经济学者都奉为圭臬）。因此，有许多经济学者为文为庇古答辩（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答辩）。　　另外有一点和前述纯经济分析没有关系的是，该文探讨财产权制度原理以及法律对经济体系运作的影响，因此扩大了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个领域，使其不再只局限于反托拉斯的政策。该文也引起美国各法学院的法律学者与经济学者的兴趣，进而催生了大量的文献报告，并导致“法律与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起。　　〉〉〉真理长存　　在种种特殊因素的因缘际会之下，使这篇文章能迅速成功。不过如果因而认定，一篇文章的论点要为人接受，必须靠一群贤达之士的支持，或是能引发争论等等，这就是误解了。其实以《厂商的本质》为例，发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现在却已对许多经济学者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是好观念，即使不像《社会成本问题》具备上述那些因素之助，迟早还是会为人所接受。套句我师普兰特之师坎南（Edwin Cannan）的话：“错误的观念只能幸存一时；惟有真理才能长存，赢得最终的胜利。”　　在《厂商的本质》及《社会成本问题》的分析广受认同后，未来的工作是什么呢？诺贝尔奖委员会曾说，我已为建立制度性结构的理论提供了砖块，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找出些砖块的相互关联，以建立起这样的理论体系。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的工作贡献心力，然而时不我予，我个人的生命之路已近尾声。尽管如此，还有其他优秀的经济学者会继续研究工作，一个完整的理论轮廓应该会在不久之后开始浮现。相信未来这些学者之中，也一定会有人受邀来成为这一系列讲座的演讲者，向各位报告他们的演化历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1)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由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而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其成立三百周年纪念之际增设的，全称应为“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银行每年提供与当年诺贝尔奖金相同金额的奖金，交由诺贝尔基金会统一使用。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选颁发，其获奖候选人的推荐、奖金的评判和授奖仪式等规则，基本与其他诺贝尔奖一致。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第一次颁奖，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兰人丁伯根共同获得，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均获得过此奖。　　1969－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表获奖年份个人简介获奖缘由2004费因·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挪威人，1943年出生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美国人，1940年出生对动态宏观经济学做出了贡献：揭示了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和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2003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Ⅲ）美国人，生于1942年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 J. Granger）英国人，生于1934年建立了描述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时变波动性的关键概念：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并发展了一系列波动性模型及统计分析方法发现非稳定时间数列的特别组合可以呈现出稳定性，从而可以得出正确的统计推理，并据此提出了根据共同趋势进行经济时间数列分析的方式2002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具有美国与以色列双重国籍，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美国人，生于1927年把心理研究的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为实证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发明了一系列的实验方法，从而为对经济学进行可靠的试验确立了标准2001迈克尔·斯彭斯（A. Michael Spence），美国人，1943年出生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美国人，1943年出生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美国人，1940年出生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分析2000詹姆斯· 赫克曼（James J. Heckman），美国人，1944 年出生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美国人，1937 年出生发展了对选择性抽样数据进行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了对离散选择行为进行分析的理论和方法1999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加拿大人，1932 年出生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适宜的货币流通区域进行了分析1998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印度人，1933年出生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1997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美国人，1944年出生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美国人，1941年出生于加拿大对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做了进一步减弱，在许多方面对其做了推广给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1996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英国人，1936年出生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1914-1996），美国人，生于加拿大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995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美国人，1937年出生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994约翰·哈桑尼（John C. Harsanyi，1920－2000），美国人，生于匈牙利约翰·纳什（John F. Nash Jr.），美国人，1928年出生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德国人，1930年出生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1993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美国人，1926年出生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美国人，1920年出生用经济史的新理论及数理工具重新诠释了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1992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美国人，1930年出生将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对人类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包括非市场行为　　诺贝尔经济学奖(2)　　1991　　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英国人，1910年出生　　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　　1990　　哈里·马克维茨（Harry M. Markowitz），美国人，1927年出生　　默顿·米勒（Merton M. Miller，1923-2000），美国人　　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美国人， 1934年出生　　在金融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1989　　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1911－1999），挪威人　　确立了概率论作为现代经济计量学的基础性指导原则　　1988　　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法国人， 1911年出生　　在市场理论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一般均衡理论重新做了系统阐述　　1987　　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美国人，1924年出生　　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贡献，提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　　1986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美国人，1919年出生　　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使经济分析扩大和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　　1985　　弗兰科·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1918－2003），美国人，生于意大利　　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这一假设在研究家庭和企业储蓄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984　　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1913-1991），英国人　　国民经济统计之父，在国民账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践分析的基础　　1983　　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1921－2004），美国人，生于法国　　概括了帕累托最优理论，创立了相关商品的经济与社会均衡的存在定理　　1982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11－1991），美国人　　在工业结构、市场的作用和公共经济法规的作用与影响方面，做出了创造性重大贡献　　1981　　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1918－2002），美国人　　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0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美国人，1920年出生　　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计，建立起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　　1979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美国人　　威廉·刘易斯（Sir Arthur Lewis，1915－1991），英国人　　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　　1978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1916－2001），美国人　　对于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研究，这一有关决策程序的基本理论被公认为关于公司企业实际决策的创见解　　1977　　贝蒂·俄林（Bertil Ohlin，1899-1979），瑞典人　　詹姆斯·米德（James E. Meade，1907-1995），英国人　　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了开创性研究　　1976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人，1912年出生　　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　　1975　　列奥尼德·康托罗为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1912-1986），苏联人　　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1910-1985）美国人，生于荷兰　　在1939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性规划要点，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　　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　　1974　　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瑞典人　　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英国人，生于奥地利　　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　　1973　　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1916－1999），美国人，生于俄国　　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　　1972　　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英国人　　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美国人，1921年出生　　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　　1971　　西蒙·库兹列茨（Simon Kuznets，1901-1985），美国人，生于俄国　　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0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美国人，1915年出生　　诺贝尔经济学奖(3)　　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全部领域　　1969　　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1895-1973），挪威人　　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1994），荷兰人　　经济计量学的奠基人，发展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　　经济计量学模式建造者之父，发展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　　诺贝尔机构与诺贝尔奖金(1)　　诺贝尔机构　　诺贝尔基金会，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遗嘱的规定建立起来的。他的这项遗嘱于1895年11月27日，也就是在他1896年12月10日去世前大约一年时，在巴黎签署的。管理这个基金会和奖金颁发机构的章程，是由瑞典国王于1900年6月29日颁布的。因此，这个基金会的出现，是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死后大约三年半的时候。　　受这一章程的制约机构是：　　（1）诺贝尔基金会及其理事会和董事会；　　（2）四个奖金颁发机构：瑞典皇家自然科学院、皇家卡罗琳医学院、瑞典科学院和挪威议会的诺贝尔委员会；　　（3）五个诺贝尔委员会，分别负责每项奖金事务（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挪威议会的那个委员会，它本身就是一个奖金颁发机构）；　　（4）四个诺贝尔学会，分别对每家奖金颁发机构负责。　　五个诺贝尔委员会各有三至五名委员，分别由所属的机构指定。每个委员会可以召集专家参加评议和推荐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增选临时委员，临时委员有权参与决定。　　委员和专家们，可以从超出奖金颁发机构本身的范围去挑选，而且不分国籍。委员会的职能是为对口的相应奖金颁发机构，进行筹备工作和提供咨询意见；但挪威委员会由于本身就是奖金颁发机构，因此其职能有所例外。　　诺贝尔学会分别由每个奖金颁发机构建立，以便对奖金的执行过程，进行必要的调查，并以各种方式推行基金会的宗旨。后一项职责现在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协会及其写在括号里的成立年份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