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第一周，"E系列"摆上成百上千的电脑柜台。当时的电脑差不多要3万元一台，可是这台只要16000元。孩子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兴奋起来，父母们蠢蠢欲动，但是还在犹豫。为了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这条路上，把腰包里的钱掏出来，杨元庆叫刘军再接再厉。刘军说所有的油水都挤得差不多了。杨回答："不！还有！还有机箱！还有包装箱。还有包装箱里那些泡沫塑料！"　　第三部分　　第41节：民族品牌(7)　　早期联想微机虽然被叫做"国产品牌"，其实只有商标是自己的，其他一切全靠进口，甚至连机箱和包装箱都是产自台湾。现在刘军又要熬夜，把这一切重新设计，同时派出一小队人在国内紧急寻找新的制造商，重新选材料，把包装用的黄色硬纸和白色泡沫塑料降到最低价。新机箱很快就出来了，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八分之一。好在中国人刚刚度过紧缺年代，买东西并不讲究，只要便宜就好。　　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忙里忙外，就是为了一件事：让自己的微机更便宜，去迎合普通中国人的需求。而"E系列"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在于：价格，价格，还是价格！它的价格继续下降，降到万元以下了。杨元庆在北京举行了他主持微机大局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借助媒体来发动一场战役，已经是计算机市场上常见的情形，杨元庆从那以后召开的产品发布会不计其数，但是这一次仍然有其独特意义。有个名叫董瑞玲的记者用下面这句话开始了自己的新闻："这是国内市场首家报价在1万元以下的名牌386电脑。"除了"价格"，当时中国人手上再也没有别的武器可以打赢这场战争。杨元庆看出这个名堂。他就是拿着这个武器，一击成功，又在后来的两年里屡战屡胜。　　与以往国家发展逻辑迥然不同的是，中关村形成了一种针对社会问题的思想方式，强调不断变化和难以预测的需要，而又不肯背弃理想。1994年春天，当杨元庆煞费苦心地部署他的"微机保卫战"时，王志东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这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按照"硅谷模式"创办起来的公司。今天很多人都已知道，它就是"新浪"。不过，当时它叫"四通利方"，公司的办公地点也不是在海淀桥东侧那座富丽堂皇的"理想大厦"，而是在中关村南街第三小学东南角的那个被荒废掉的教室里，看上去同中关村数以千计的小公司没有什么两样。　　如前所述，王志东与贺文联手创办"新天地"，共同拥有产权和收益，但是两人很快就无法相处。这对伙伴，一个是公司总经理，一个是公司总工程师，曾经亲密无间，共同把"中文之星"推向辉煌的顶点：进入中央政府的"火炬计划"，成为"中国第一软件"，当然还有滚滚财源。不幸的是，在最初的喜悦之后，两人之间出现争吵。公司的成功究竟是仰赖王志东的技术，还是仰赖贺文的营销？究竟应当专家说了算，还是经理说了算？总经理该不该购置一堆"卡迪拉克"、"蓝鸟"、"丰田"来组建车队？总工程师该不该报销请客开销？公司离开陋室迁入友谊宾馆贵宾楼的顶层豪华套房，是不是过于挥霍？对于微软即将大举进入，究竟是放弃抵抗还是背水一战？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公司的发展战略也出了问题。总经理希望拉起"中文之星"的大旗做掩护，套取国家计划，再到银行去"圈钱"--这是当时牟取贷款的另外一个说法，然后进军暴利行业。一会儿要炒股票，一会儿要倒外汇，一会儿要办银行，一会儿又盯上京城北郊一块26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在那里给死人修个"皇家陵园"，给活人建个居住社区。也难怪贺文如此热血沸腾，当时整个国家都是这样，除了长城公司的沈太福，至少还有史玉柱，也是一个成名人物。此人依靠"巨人软件"起家，然后圈地置业，扬言要建"中国第一大厦"。贺文的"战略构想"充其量也不过是当时国家的一个缩影。那时候北京流行的一句话是，"如果我欠银行1元，我是孙子；如果我欠银行1亿元，我是大爷。银行信贷员得天天请我吃香港美食城，因为他生怕我不还钱王志东曾经给本书作者讲了一个当时中关村流传颇广的故事：我要想让我的儿子去娶比尔o盖茨的女儿，怎么娶呢？我先把儿子叫过来，说："儿子，你结婚吧，我给你介绍一个。"他说："不干不干，那是我自己的事。"然后我说："那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儿。"然后他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再去找比尔o盖茨，说："咱们当个亲家吧，让我的儿子跟你的女儿两个人相好行不行？"比尔o盖茨说："这哪能行啊。"我说："我儿子可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啊。"那个比尔o盖茨说："啊！原来是这样啊。"然后我再去找那个世界银行的总裁，说："让我的儿子来当你的副总裁好不好？"那个总裁肯定说："你凭什么呀？"我说："我的儿子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婿。"没多久，我儿子又娶了比尔o盖茨的女儿，又当了世界银行的副总裁。生意就是这么做成的……"看来贺文挺欣赏这个奥秘，当做成功法宝，但是总工程师却打心眼儿里讨厌这种投机行为。"这种文化跟我所想像和我所能接受的，差得太多。"王志东这样说。两人芥蒂即生，彼此也就不再信任。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导致对人品的怀疑。有如王志东所说，"我是学理工的，他是学政治的。我是玩儿技术的，他是玩儿人的。"　　第42节：民族品牌(8)　　现在回头来看，"新天地"的内部分裂在中关村既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造成冲突的那些基本要素，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争夺支配权、公司战略的考量、性格以及道德水准的差异、功名、利益，所有这些都将在中关村层出不穷，只是这两人的最后决裂别具一格，让人觉得中关村的第二代毕竟不同于前人。　　8月13日，王志东把一封辞职信连同"中文之星"源代码一同交给贺文，还附带一台2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贺文刚刚做了新郎，这是王志东曾经答应送给他的结婚礼物。"我要信守我的承诺"，王志东对贺文说，"不能因为你不仁，我就不义。"　　贺文无法相信王志东会离开"新天地"，平心静思，终于发现公司需要这位技术天才，于是做出最后努力来挽留这位搭档。　　贺文说："留下来，怎么都行。我可以把这个法人总经理让给你。"　　王志东说："如果你让我当总经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开了。"　　王志东就这样离开"新天地"，也离开"中文之星"--他曾说它是他的"儿子"，带着他对技术的无限迷恋和疑惑。8月第三周，他来到青岛，独坐海边，反省自己和贺文的持续16个月的合作。"这是我的相当痛苦的一个阶段。"他这样说。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想要做什么表示过怀疑，甚至还在孩提时代，他就表现出对技术的热情。但是现在，面对潮起潮落，惊涛拍岸，他开始问自己，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的妻子与他同行，此外还有严援朝一家人。当时中国人个个沉浸在狂热的气氛中，很少有人能够平心静气地呆上一个下午。可是中关村前后两代软件工程师的代表人物，聚首黄海之滨、崂山之巅，连续7天什么也没做，只为想清楚一些事情。他想到自己离开"方正"，又离开"新天地"，放弃"北大视窗"，又放弃"中文之星"，过去种种技术成就，就像狗熊掰棒子，拣了后面的，丢了前面的。但他想得最多是自己在大学期间读到的《硅谷热》。那是1986年出版的，里面讲了很多美国硅谷的故事。后来他能义无反顾地跑到中关村大街上，多少是受到这本书的鼓舞。直到今天，它还是他的"一个启蒙经典"。可是他却惊讶地发现，那些一直为创建"中国硅谷"煞费苦心的中关村人，原来并不明白硅谷的真谛在什么地方。硅谷拥有第一流的老师和学生，拥有生生不息的技术源泉，拥有市场意识，拥有创业激情，拥有源源不断的资本作后盾，这些都是硅谷的奥秘，但是硅谷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它用一套完整的企业制度和社会规范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　　"我所遇到的最大问题都不是技术，是人。"王志东对严援朝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有一段时间，他对过去的选择产生疑问，甚至开始怀疑中关村，再次想到出国留学，还想要回归自己的老家广东。但是他心中的那个声音一直在召唤，日子越是久远，道路越是坎坷，也就越是强烈。"我的'硅谷梦'不能破灭。"他对自己说，"在中关村创业的梦想不能破灭。"　　这位技术天才下定决心不再囹圄于技术天地。可是他现在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中关村数以千计的公司中，没有哪一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硅谷模式"。早期的"华夏"不是，"两通两海"不是，"联想"和"方正"也不是，他自己的"新天地"还不是。尽管此人天赋很高，但是他却还没真正见识过硅谷的模样，他第一次到硅谷访问还要等到1年5个月以后。在1993年的这个夏天，他只不过凭借本能去揣测硅谷精神。他坐在青岛的海岸上，在浪花拍岸的涛声中，把它们一一写进笔记本：　　第一，必须专注，而且是专做高科技，不能看到什么能挣钱就去做什么，也不能在挣了钱之后就什么都做。　　第二，管理权和所有权必须分离。管理者应该有足够的权力。董事会应当代表股东利益。　　第三，股权清楚。公司的创业者、技术人员必须拥有部分所有权，必须成为公司的一部分。　　第43节：民族品牌(9)　　第四，建立在"风险投资"基础上的高起点。这个公司一旦确立，马上会有一大笔钱进来，可以踏踏实实把技术做起来。不需要再像老一代公司那样，靠一两万块钱起家，这边搞一搞，那边炒一炒，慢慢滚动。　　这个杰出的软件设计师，现在试图设计一个新公司的构架。他把它归结为"硅谷公司四原则"。"这就是所谓现代企业的机制，"他对严援朝说，"它在国内还不存在。"　　这两人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对软件技术的共同追求上。他们成为中关村第一次技术浪潮的先锋，也是直接受益者。但是，一项技术的繁荣时期十分短暂，膨胀过快，燃起疯狂的激情，富有爆炸性，然后迅速下跌，这世界又成了商人的天下。严援朝那时候刚刚进入四通，接替黯然离去的王缉志成为总工程师。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能理解王志东所说的一切。自从听说王志东离开"新天地"，他便努力促使这个年轻人到四通来，现在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知道四通弊端丛生，与王志东的"四原则"相去甚远。于是他告诉王志东，将帮助他成立一个独立的公司。　　严援朝说到做到。他把王志东带回中关村，一起去游说四通副总裁刘菊芬。后者是四通的开创者之一，主管公司技术研发，是个胸襟和眼光都很开阔、对新事物格外敏感的女人。她的父亲是党的元老，丈夫是中国银行计算中心主任，而她本人也曾在政府任职。在她的由从政到经商的历程中，始终有个梦想，那就是办一家软件工厂，如同在流水线上生产硬件产品一样地制作软件。她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着手成立一个"软件实验室"，期望能够借此实现自己的"梦工厂"，但在后来的经济动荡中无疾而终。现在，王志东勾起她的久远的梦，就像死灰复燃。她被他的"四原则"迷住了，当即允诺在四通为他开辟一个"特区"。　　接着轮到段永基出场。这是他和王志东的首次见面，从此开始一个极富创造性而又充满是非恩怨的合作历程。自从率领四通度过那场政治危机，段永基在中关村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公司资金雄厚，闻名遐迩，一片光鲜，潜伏着冷酷的野心和阴谋。90年代初期的几年里，中关村一直闪烁着段永基那双精明的眼睛。可惜，微机的兴起令四通打字机陷入绝境，老产品每况愈下，新产品屡战屡败，即使机变百出如段永基，也感到走投无路。如今王志东从天而降，让他大喜过望，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看来相当顺利，但就在这时节外生枝。事情起因于段永基本人在道德方面遭人诟病。段是一个聪明、机敏、大胆、足智多谋的人，但他却不是一个诚实和信守承诺的人，至少有些熟悉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他的口是心非和不择手段，总是让他的合作者头疼不已，也给他个人的信誉蒙上一层阴影。当时王志东对这些事情无从体会。他只知道四通是万润南留下的基业，也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直到和段永基昔日的搭档王缉志有过一次深入交谈之后，才知道原来每个公司都会有黑暗的一面，即使那些"企业之星"也不例外。　　王缉志在"四通"的位置，犹如王志东在"新天地"，都是总工程师，但他那时已经挂冠而去，其理由说起来又与王志东的离开"新天地"如出一辙，都是与总经理无法合作。对于王缉志的技术和人品，王志东有着足够的信任，现在听他以如此口吻数落段永基，不禁目瞪口呆，忽然明白，严援朝和刘菊芬为什么会那么真诚地为他建造这个"特区"。他没有听从王缉志的劝告，因为实在不能拒绝四通给予他的这个机会，但他大起防人之心，除了更加小心翼翼地和段永基打交道之外，就是坚决捍卫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寸步不让。　　王志东轻而易举地赢得段永基的信任，不用说，是因为他在技术领域成就卓著。但更重要的是，四通公司刚刚在香港股市挂牌，手上拥有大笔现金，正为如何花掉大发其愁。所以段永基没有犹豫便决定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投资。他问王志东需要多少钱，王志东一咬牙说要500万。他说："好吧，就给你500万。"段永基在此前和此后投资无数，除了让数以十亿元计的资金血本无归，还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胡为和不负责任的名声，但他至少有这一笔投资大获成功，让四通在很多年以后还能成为"新浪"股东，从中渔利。　　第44节：民族品牌(10)　　这笔钱在更大范围里也拥有不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资本与人"的首次结合。在此之前，中关村的资金都是投给技术的，技术的开发者无关紧要。现在，王志东所以能够得到投资，完全因其本人，当时他甚至还不能明确地说出自己打算做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关村，"风险投资"的概念几乎不存在，而段永基在追求公司利益的过程中，已经无意识地开启了我们国家"风险投资"历史的第一页。　　中关村的新革命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时代的天平。大有深意的是，中国人一边反抗硅谷的电脑，一边拥抱硅谷的精神，"民族品牌"保卫战并不妨碍他们模仿西方公司，所以王志东的所谓"四原则"能够很快变成现实。新公司叫做"四通利方"。四通董事会批准的这笔钱，在王志东看来，已经足以让他越过原始积累阶段。但是他们还注意到一些其他人所忽视的东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同意四通的全部投资在新公司中占有79%的股权，王志东仅仅凭借他的技术占有其余部分。王志东本人出任公司总经理，并且建立起"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的治理结构。　　1994年1月"四通利方"的牌子挂在中关村南街上，政府工商局的登记名册表明这是一家股份合作公司。当时中关村里以"股份制"自诩的公司超过百家，只有这一家与众不同。它所包含的某些因素--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产权关系、创业者拥有股权、技术和知识可以像金钱一样计算出价值、风险投资、合伙制、股东权利、经营者和董事会的治理结构，这一切使它成为当时中关村3769家企业中第一家真正具有硅谷味道的公司。从这时起，又过了大约3年，王志东真的从硅谷引来"风险投资"，购进北美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网"，组建"新浪"，又经3年努力将"新浪"送上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那就不仅仅是"硅谷味道"，如他本人所说，是"百分之一百的硅谷公司"了。　　180第十二章分裂之家--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如果说王志东和杨元庆为一代新人赢得尊敬，那么有一些古老且颇具中国特点的行为方式，则给中关村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并且成为它的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关村的开拓者一直把美国加州硅谷当做榜样，刻意模仿，但是我们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看这一辈的崛起历程，却可以清晰地感到太平洋两岸有巨大差别。在美国西部的开拓史上，总是法律在前，建设在后。但是中国的进程大相径庭。这个国家在过去十几年里之所以能够大步前进，最大的奥秘就是自行其是。这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因为他们不仅不能从旧的法律体系中得到鼓励和帮助，而且还处处感到被束缚与被压抑。中关村的开拓者们，基本上是依靠彼此间的友谊、信誉、非正式的承诺。从1980年开始，他们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干了8年。从1988年开始，他们仅仅依据政府颁行的"18条政策"根据1994年的一份官方调查，国务院赋予北京试验区的18条优惠政策中，至少有7条11款并未落实。，又干了7年。即使在我们这个并不在乎法律的国家，以如此少的条文来管理如此急剧成长的一个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多少说明了为什么中关村会有那么多的混乱、争夺甚至丑闻，法官也无法给予一个公正的回答，因为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公正的规则可以依据。在这个时期，中关村甚至没有出版过任何关于法规的书籍，保存至今浩如烟海的政府会议记录表明，官员们在这方面的话题也少得惊人。那些研究中关村历史的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承认，那是一个法律的混沌时代，以致他们无法写出一篇论文来分析当时情况。80年代整个中国流行的一句口号是，"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中关村也是一样，只不过"走"得更聪明，更肆无忌惮。这里的做事方式是建立在不成文的习惯基础上，而非法规。有如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其中逻辑显然不是砸碎石头、削高填低，而是绕开种种障碍和陷阱，以免被淹没其中。对于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与其说是源自"中国式的混乱"，倒不如说是源自"中国式的秩序"。　　第45节：分裂之家(1)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2年到1994年的大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比中国政治更快地显露出一些现代特征。市场供求取代政府计划；股票迎来新一轮牛市；私人资本浮上来，成为一种公开力量；80%的新就业人口进入民营公司，而与国有体制无关；95%的商品价格由买卖双方来决定。在这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很难想像，他们的国家曾经有一个所有商品价格都由政府官员来决定的时代。不用说，政治的一体化并没有妨碍经济多元化的进程。工业化的浪潮拉开中国经济史上最壮丽的一幕，城市的扩张波及整个国家，随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乡下的年轻一代涌进城里。这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它席卷了全国38个大城市、333个中城市、2862个小城市，人数超过1亿。　　经济制度的革新成为政府会议上的话题，包括商业体制、工业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当然说得最多的就是财产权力。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年轻人个个心急火燎地往前走，他们沉溺于纯粹技术的领域，不是忙着卖东西就是忙着写程序，其中的佼佼者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和老一代分开了，而老一代人正在想方设法清算过去留下的难题。这一年对旧体制提出挑战的那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40岁以上，在旧制度中度过了半辈子，某些方面很保守，另一些方面不安分，还继承了80年代的改革遗风--大而化之，居高临下。这种风尚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城市改革是一批精英分子自上而下地导演出来的。政府机关里的那些体制改革委员会，不论级别高低，基本上就是由他们组成。在度过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那一段艰难岁月之后，他们现在卷土重来，要把那些尚未完成的激进主张继续推行。　　1992年中央政府制定一项涉及全国的"综合改革计划"，中关村成了"试点单位"这一计划由国家科学委员会和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根据保存至今的文件记载，当时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在现有公司中尽快推进股份制。这一改造的要害直接牵涉财产权利。它表明长期以来只有民间关心的产权问题，现在成为官方的焦点。然而我们将要叙述的这个故事，却是中关村历史上最处心积虑也最犹豫不决的篇章之一。　　仅凭工商管理机构的注册记录，当时中关村的公司财产并不复杂--不是国家所有，就是集体所有。可是实际情形则又不然。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关村数以千计的新公司中，除了用友公司纯粹属于私营性质，其余公司究竟是谁的，全都不明不白。就像我们在前面曾经描述过的，他们戴着"红帽子"。它帮助企业摆脱了无数梦魇，也造就了许多阴影。随着意识形态的束缚越来越少，企业资产越来越多，经营者们开始厌恶自己头上的"红帽子"。他们发现它的"保护伞"的作用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它更像是别人家的"钱口袋"。它的最为强大的功能就是，让企业开创者无法拥有本来属于自己的财产，不管挣了多少钱，都只不过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　　人们相信产权制度存在着重大弊端，有可能迅速改变。这种信念在中关村受到鼓励，越来越坚定。有多种因素在背后推动这个进程。单就产权制度的改造来说，这是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第二次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50年代初期，它被后来的历史家们称作"社会主义改造"，其要害是将民间投资者的工商资本收归国有。国家依靠这种手段获得了它的早期的工业资产。在很长一段时期，这一成果被当做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广泛颂扬。意味深长的是，现在官方所倡导的新革命，似乎是要将这一进程颠倒过来，其实质是要确立私人对于公司财产的所有权。　　不用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在经过无数辩论、争执和犹豫之后，有一些人成了积极的推动者。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具有很浓的书生气，不是依靠实际进程、而是依靠宏篇伟论来支撑他们的信念。赵慕兰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她在1991年底来到中关村。此前她在台基厂大街的市政府大楼出入多年，是那里的一位中级官员，此后她就成为这一大胆而又艰难的改革进程的设计者和推进者。　　第46节：分裂之家(2)　　赵慕兰属于20世纪中期婴儿潮的一代人，在本质上是个怀抱传统理想主义的改革派，这可以从她早年坚定不移地为自己选择的专业看出来。她报考大学时，把三个志愿栏里全都写上"政治经济学"。她后来回顾那个时刻，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么多年混乱不堪，我很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想知道马克思列宁到底是怎么说的。"这注定是他们那一代人才会有的想法。她出生于一个老牌共产党人的家庭。父母都是军人，随着贺龙元帅的队伍转战南北，戎马半生，目睹无数厮杀、流血和牺牲。赵慕兰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共产党势如破竹夺取全国政权之时。此后她和父母一起分享胜利果实，也品尝这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和你死我活。1977年，停止招生12年的大学重新打开大门。赵慕兰获得机会成为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一个学生。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本身学养，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她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党的体系内的中坚，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却还潜伏着叛逆的影子。她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她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当市政府成立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时候，她立即要求成为委员会的成员。1991年底赵慕兰进入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组建一个政策研究室。于是这位上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变成了中关村的建设者。像所有来这里创业的人都会极力推销自己的商业计划一样，赵慕兰也有，而她要推销的是一份《新技术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办法》。　　那时候中关村拥有1300家新技术企业，较之5年以前多了8倍，可是还没有一家公司采用股份制。"股份制改革"的计划一经公布，立即就有35家企业向政府申请改为股份公司。政府已下定决心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奇怪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改革进展缓慢。直到1993年4月6日，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比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才宣告成立。　　比特公司的主要发起者是一家在5年前成立的公司，依靠经营桌面印刷系统和家庭电话服务器大获其利。现在它成功地募集了总值5000万元的股本。它的自有资产占了公司51%的份额，其余部分则由另外4家公司分别购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资本规模不大，但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惹得中关村一阵激动。一大群政府官员出席它的"成立庆典"，发表热情洋溢的贺词，一个名叫毕德轩的记者撰写文章，把它说成是"我国民办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无论是不是"突破性进展"，"比特"对于中关村来说都是个好兆头。大家一拥而上，"股份制"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成长起来，至少从政府的统计公报上看是如此。1993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有71家成为"股份制企业"。1994年又有324家加入进来。1995年599家。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817家，占当年中关村企业总数的18?1%。　　这是一个稳健而又辉煌的进程。然而奇怪的是，作为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赵慕兰始终心中不满，如鲠在喉。在她看来，这些数字除了能够让政府欣慰，并不具有更多意义。多年以后她重新谈起90年代中期的中关村，激烈地指责那是"一个制度建设的停滞时期"。因为实际情形与她兜售的改革计划并不是一回事。　　赵慕兰的想法是，让公司创业者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让他们成为公司财产的所有者。让她失望的是，直到1999年联想的产权改革完成之前，中关村没有哪一家企业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当时的设计方案是把公司资产的30%归属创业团队--我们不敢说创业者，我们只说创业团队。"她恨恨地说，"我干了10年都没有干成。"　　不用说，赵慕兰成了公司创业者的代言人。她利用一切机会在政府中游说，说她提出的"30%"与中关村企业家私下的要求非常接近。然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这种要求是否合理，而是在于她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我们已经知道，"红帽子"问题的本质是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形不能吻合。从法律的立场上看，中关村的企业既然戴着"红帽子"，那么就不能否认其财产为公家所有。然而从实际进程看，大多数企业由私人投资创建，又由整个创业者队伍的努力发展壮大，公家在其中并无贡献。现在政府和公司站在各自立场上，主张自己应当拥有财产权力，其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赵慕兰的"三七开"，乃是期望以一种折中的办法调和双方利益，但在一部分政府官员看来，这无异于把公家财产化为私有。这在法理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道德上也会成为问题。政府要求公司创业者以现金来购买公司资产，这自然在法律和道德上无懈可击，可是在后者看来，这是蛮横地强迫他们掏钱购买一个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第47节：分裂之家(3)　　由于诸事不顺，赵慕兰做了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不再置喙。有无数迹象印证，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在当时那些最有名望的企业家嘴里，股权问题都被千百次地提起。1995年夏，段永基造访深圳，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把他约到八卦路香港美食城详谈。1997年初，任正非又在北京中关村的友谊宾馆与柳传志面谈。一个名叫李玉琢的人前后两次均随侍左右，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三人谈论最多的是产权改革。李后来详细描述当时情形，承认这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话题"。　　四通和联想的产权问题引起世人关注，乃至远在深圳的任正非也要再三打听，这是不奇怪的。1993年8月16日，四通公司股票在香港上市招股，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因为这是"中国大陆首家民办科技企业股票在香港上市"。6个月后，也即1994年2月14日，轮到了联想。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联想售出1?687亿股，每股1?33元，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股票当时总市值8?28亿元。不用说，这里面每个情节都是大新闻，都给世人带来无穷遐想。　　产权改革如此轻而易举，而且还能带来滚滚财源。四通是一个好例子，联想是另一个好例子，可是至少李玉琢会对这种想法不以为然。作为四通公司早期的副总经理以及后来的旁观者，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谈论他的经验，里面如此评价："如果联想的股权改革是全国的一个典范的话，那么四通恰好是一个反面教材。"这话多少有些根据。但是他没有提到，无论联想的成功还是四通的失败，全都说明一个道理：产权制度改革并不像政府公报和媒体鼓噪的那样轻松和辉煌。　　关于四通股票上市的曲折经历，段永基对记者说，有如打了一场"淮海战役"。其实，说它是一场"8年抗战"也不过分。万润南是中关村第一个在产权问题上开动脑筋的人，他在1985年成立"同仁基金会"、在1986年发行内部股票、在1987年计划"把公司资产的65%设置为企业股，另外35%则由经营者占有"。所有这些，都显示着中关村早期开拓者试图分享公司财产的企图。　　因为万润南无法摘掉四通头上的"红帽子"--集体所有制，所以他的所有尝试都不做数。他不甘心，于是又在1988年请来一大堆经济学家，出谋划策。学者的队伍声势浩大，包括吴敬琏这位成名人物。大家耗时数月，提出新方案。无论此前还是此后，关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计划层出不穷，无计其数，全都比不上这个方案的天真、荒唐和脱离实际。以这位吴老先生为首的专家小组，首先将四通视为"民间资本"，然后建议它把70%的产权无偿赠与政府、学校和中国科学院，把另外30%分配给公司经营者。学者们以为自己耻谈利益，别人也就不会斤斤计较，结果却被利益冲突的双方断然拒绝，弄得里外不是人。公司方面质问，既然是"民间投资"的产物，凭什么要白白送给别人？政府则认定这个企业不仅应当全部归"集体所有"，而且政府也应在其中占有足够份额。官员们甚至把自己多年以来为公司减免的税款全都计算出来，信誓旦旦地说，这就"相当于政府给了四通一笔投资"。万润南眼见调和无望，索性把政府和学者全都撇在一旁，自说自话地制定出一个方案：把公司财产的51%归于自己，其余49%由另外7名董事平分，而那里面还有两个董事是他的父亲和弟弟。这就等于让他和他的家族占有公司财产的65%。他自作聪明地说，这叫"良性分割"，可是别人也不是傻瓜。政府显然不会接受，就连他在公司里的同事们也开始抱怨"分配不均"。李玉琢当时并非公司董事，置身利益圈外，冷眼旁观这场纠纷，不禁感叹，那些人尽管深谋远虑，却"都低估了问题的难度"。就算诸位董事彼此妥协，在纸面上把公司财产瓜分完毕，"四通'沉默的大多数'和政府这两关似乎也难通过。"　　事情果然不出李玉琢所料。在以后的岁月里，四通一直不能解决产权问题根据李玉琢的记载，1993年8月在香港上市时，"四通资产的42%被作为法人股打包进入上市公司，2000名职工分到1500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当时总股本的2?5%"。这样看来，职工的股权与原有资产仍然没有关系……段永基曾经说，他始终不知道四通是谁的。而李玉琢的说法更加彻底："四通由民营企业蜕化成一个比国营还国营的企业也就成为必然。"　　第48节：分裂之家(4)　　与四通不同，联想的股权改革是一个成功的传奇，但它无论是在中关村还是整个中国，都是绝无仅有，无法成为榜样。从一开始，柳传志面临的局面就比四通更糟。他的联想在开创之初就有确凿无疑的国家投资--20万元。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法律上来说，联想均属国有无疑。了解我们国家企业发展历史的人全都知道，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中，对于股权抱有野心的并不算少，但是他们全都不能找到一种既合理又合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要么不能动手，虽然创造巨额财富但却清贫一生，要么铤而走险化公为私，甚至触犯刑律，身陷囹圄。这两种结果显然都非柳传志所愿。他一直在心里盘算着找到一种途径，以法律和道德都能认可的方式确认员工利益。可以想像，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复杂性。　　当年四通开创者以各自占有股权多寡为目标，而柳传志则始终是在公司和政府之间寻找利益的平衡点，而且还要小心翼翼地替政府寻找为他网开一面的理由。他的成功奥秘不是在于他比四通更有力量、更会投机、或者理由更充分，而是在于他更善于忍耐、创造条件、步步为营，以及把利益对立者变成利益攸关者的无与伦比的技巧。　　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股市挂牌之前，柳传志开始策划把公司财产的一部分分割出来，归属企业的开创者以及后来的员工。他甚至授意属下做出计划，呈送上级参照。这一方案经过权衡，增删各方持股份额，形成文件。通俗地解释其中关键环节，就是将联想财产的55%归于国家，45%归于员工。它首先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支持，由于科学院是联想的投资者，同时也是联想的唯一股东，所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联想已经打通最重要的障碍。然而柳的方案还是很快宣告流产。因为"国有资产"在理论上乃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其代表者并非中国科学院，而是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那些官员可不像周光召这么好说话。　　柳传志一计不成，退而求其次。他向上级要求，把公司35%的利润归在联想员工名下，由公司自己决定在创业者和后来者之间如何分配。有趣的是，这就绕开了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这两个大障碍。因为作为唯一的股东，中国科学院拥有处置企业利润的权力，当然也可以批准柳传志的要求。柳就这样得到"分红权"，他当即在公司员工中做出分配。在当时，这些都是纸上之兵，没有分掉一分一厘。柳传志只不过要财务人员将这笔钱逐年登记造册，载入每人名下。无论是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们还是企业的员工，都觉得这是在"画饼充饥"，不当一回事，只有柳传志看出此中价值。他相信这是走向"财产归属"之途的第一步。　　既然有了第一步，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走向既定目标。他从这里开始，又走了7年，终于在2000年把公司35%的股权归属员工所有，也让他自己以及和他创业的同伴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千万富翁。其具体操作的程序，则是将这部分股权作价1?6亿元，然后将多年积累下来的那笔红利倾囊而出，一举购得。这一过程最好地证明，柳传志这个人是好高骛远和脚踏实地的绝妙结合体。他有足够的决心和忍耐力与旧制度周旋，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都是后话。现在让我们回到1994年，看看中关村如何高举起那面时代的旗帜。　　这个行业的本性是没有国界的，现在它却大张旗鼓地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在我们国家掀起来的"高举民族品牌大旗"的浪潮中，中关村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技术主流的重要转折，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关村不再仅仅是外国微机的大柜台，而且还是一个广阔的、不断成长的经济王国。老一代的政治经验仍然有用。它的作用是游说政府、勾结权力、组成联盟、平息这个王国的潜在阻力，最终能够保障它的成长壮大。企业的成功之道不仅在于会赚钱，更在于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去赚钱。　　前文所述中关村的舆论转向"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现在有了新进展。1994年5月第一周，杨元庆在北京发布联想微机"E系列"的那一天，总工程师倪光南率领一支队伍来到上海，用了三天时间，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意向，共同建立一个"微电子设计中心"。有证据表明，这一计划曾让公司上下兴奋不已。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因为"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它在计算机产业的技术链条上属于高端产品。　　第49节：分裂之家(5)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中关村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杨元庆统帅的微机阻击战和倪光南策划的芯片研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用纯粹技术的眼光来看，这两人都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技术垄断地位的挑战，只不过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挺进"制高点"。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中国人在开放年代发奋图强，大举拆除贸易壁垒，进入世界市场的步伐也相当紧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90年代中期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在这样一种舆论的诱导下，"中国芯"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也刺激着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家都不得不回归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和技术。从一开始，中国的崛起就面临着技术匮乏的窘境。它的基本推动力首先来自资源的投入，它每年消耗全世界7?4%的原油、25%的氧化铝、27%钢材、30%的铁矿石、31%的煤、40%的水泥。然后，在意识到资源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被挥霍之后，它便试图拿资本替代资源，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国内规模庞大的储蓄和国债，以及每年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外国投资，使得它的"资本替代"战略颇为成功。中国人由此在90年代建设起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业，有超过80种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外国人给予中国"世界工厂"的声誉，中国人自己也以"中国制造"而自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席卷整个世界已有多年，但是这个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却始终不曾进入"科技的时代"。它在20年前曾发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10年前曾宣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即用科技替代资源和资本，成为最重要的发展动力。但是直到今天，它在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仍然少得可怜，甚至还赶不上它用来大宴宾客和为官员购买轿车的支出。它的产品所依据的技术，有超过80%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人们把这叫做"拿来主义"。　　说到获取新技术，中国人有三种基本的方法：第一，先购买，然后模仿。迄今为止中国市场上大部分新产品，从轿车到电熨斗，都包含了这样两个过程。学者笼统地叫做"跟随战略"。从某种程度上说，"跟随战略"所发挥的作用，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传奇。而官方有个通行说法，叫"引进先进技术"和"国产化"。第二，偷窃，然后假冒。这也是一部分人所使用的手段。它集中于计算机软件、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世界著名品牌，并且在90年代后期一度达到顶点，乃至侵入90%以上的计算机软件和80%的音像制品。它给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短期利益以及长远的损害。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详细述说。此外还有第三种方法，那就是创造。大约从1994年夏天开始，它在全中国成了一个如火如荼的话题，直到今天。　　"中国芯"是"中国创造"这一话题中的最激动人心的部分。随着气温的升高，中国人的热情日愈高涨。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世界市场上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血流成河。中央政府特别热衷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抗争，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在表达对"中国芯"的期待之情。他们希望联想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还许诺政府将无偿拨付巨额资金供研究者使用。　　第50节：分裂之家(6)　　整个形势都在驱使联想担此重任，而它看上去也真是义不容辞。倪光南的"上海计划"显然是应运而生的。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冷静下来。此人尽管在内心深处有着很强烈的民族情结，热衷政治，自诩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对企业比对国家更加关心。在他的心里，公司利益高于一切。而这正是新时代的公司精神。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投资，估量市场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给倪光南写信，委婉但却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开发"芯片"需要先进技术、有效的管理体系、高水平的开发人员以及足够的资金，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你就算做出来了，能不能卖出去？在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他断然写道，"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柳传志在"中国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远未达到进军核心技术领域的时候，更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既定格局。企业家的选择和科学家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　　这个想法既机敏又缜密，显示出英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点。然而从操作程序上看，他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不仅和整个国家的舆论不能相容，还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两个人在一番激烈争执之后，不欢而散。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分裂，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此后公司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德行的指责。柳传志认定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　　这一事件成了中关村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长期斗争的分水岭。公司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原本属于正常。问题在于，柳倪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总工程师说到做到，和总裁"干到底"。他向上级报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指控柳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值得怀疑的资金总额有552?58万美元。他的举报如果坐实，柳传志的命运也就和那个沈太福差不多了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形，详见《联想风云》……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两人之间长达10年的友谊烟消云散，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　　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全国都已扭转方向--从中国可以说"是"，转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人在开放的年代中发奋图强，不仅想从世界进步的喧嚣中寻求激励，而且希望从民族的情感中获得源泉。有意思的是，社会思潮也会被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人们在80年代崇尚世界主义，而在90年代任由民族主义占上风。　　柳传志在"中国芯"的面前激流勇退，这并不表明他没有"振兴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情怀。在他看来，"民族品牌大旗"无法插上集成电路的制高点，但却有极大可能插在杨元庆的微机组装生产线上。杨元庆的价格策略正在发生作用，在他执政的最初160天，联想微机售出15000台，比此前一年卖出去的还要多，而且还有相当可观的利润。中关村看到曙光，士气重振。柳传志意识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决定把他的政治谋略再次施展出来，要为杨元庆推波助澜。他率领公司总裁室的全体成员，到电子工业部去拜访新部长胡启立和他属下的那些官员。"我们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所谓'撤退'的问题。"他说，"这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事。如果我们也放弃联想品牌的微机，有可能国产微机就完全不存在了。"　　第51节：分裂之家(7)　　这番话以退为进，在主持全国电子工业大局的政府办公大楼回荡着，让人震撼。中国的电子工业在胡启立主持之下进入繁荣时期，同时处处埋着危机。胡启立说，联想提的问题，也是他自己一直考虑的问题。他把眼睛盯着属下官员，口吻既委婉又严厉。"绝对不可以放弃，一定要占领，"他说，"要有自己的品牌，这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部长这么一说，官员们无不附合。一个说，他正在想办法。另一个说，他和联想有共识。第三个抱怨，国内计算机没有几家了，只有联想和浪潮还算守着中国的阵地。第四个说，他非常赞成联想的想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我们自己民族工业的立足之地"。结果柳传志得到了政府支持。媒体也都涌上来，把联想说成民族的希望。今天我们回顾国产微机的发展历史，可以说，1994年是最艰难的一年，但要说到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那还真是空前绝后。　　现在1994年就要结束。四通、联想、方正、时代、汉王、用友，还有中关村所有得意的和失意的公司，全都看出这一年非比寻常：高举民族品牌大旗；向中央政府请命；公司内外患忧纷争不断；微机阻击战打响第一枪；仿效硅谷模式；改革产权制度；风险投资初露锋芒；"中国芯"蠢蠢欲动；摩尔定律不可阻挡地发生着作用；英特尔芯片大幅降价--奔腾100MHz的中央处理器单价从1000美元降至750美元，导致世界市场上的高档个人计算机在圣诞节前价格大跌；国内计算机制造商花在广告上的钱增加了一倍，把微机销量增长68%，达到65万台，也让国产品牌稍微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经过1991年到1994年的跌宕起伏，中关村摆脱颓唐之气，豪情倍增。电子工业部的一份统计报告表明，一支规模庞大的中国军团已经集结起来，为即将到来的微机时代做好准备。包括那些老牌的和新起的厂商--长城集团、方正公司、四通公司、浪潮集团、长江集团、南天集团、长安集团、长白集团、华光集团、紫金集团和联想集团。联想后来居上，成了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它的微机市场份额在过去12个月增加了3个百分点，达到8%，排在国产微机第一位。　　岁末岁初间，中关村捷报频传。联想成了记者追逐的对象，风头盖过四通和长城。幻灯片、录像片、报纸文章、电视镜头，大会上的旗帜、花篮、政府官员的赞扬，全都集中到柳传志的案头。他有些激动，忍不住提笔给公司员工写信。此信至今仍然保存在公司档案中，作为证据，展现着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他写道："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这是联想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战役。这个战役又是我们整个大战役的前哨战。"　　既然只是"前哨战"，就意味着大头儿还在后面。在那个求战心切的年代里，中关村肩负全国的希望。这个旧时代的技术殿堂和新时代的商业大厦，现在成了民族精神的圣地，象征着中国崛起。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叫所有人放心不下，那就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的那个分裂之家。人们倾向于把他们的分歧归结为"技工贸"和"贸工技"之争，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看的。其实这件事情如果能够成为焦点，令无数人激动不安，那也是因为它触动了中关村乃至整个中国发展道路的痛处。　　我们在保存至今的档案中可以看到，柳传志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用"技工贸"来表述公司发展道路，说得头头是道。直到1995年夏天，他在公司内部会议上第一次把"技工贸"改成了"贸工技"。一开始，人们都以为他是随便说说的，没有注意。他们对于柳传志和倪光南的争执还一无所知，也没有看出柳传志的脑子里当时装满了需要进行辩论的事。他正在盘算怎样面对倪光南的迎合世情人心的观点，说服中关村乃至整个国家："一定要盯住市场，不能只注重技术攻关。在这个问题上只讲民族感情是没有用的。"　　问题的核心很容易被理解为，"技术"和"贸易"哪一个更重要？进而还可以引伸出第二个问题：倪光南和柳传志哪一个对计算机产业的贡献更重要？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柳传志在试图摆脱倪光南的影响。但是柳传志说，他的转变并不包含个人恩怨。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谁先谁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事实上，1993年冬季以来，公司的研发中心就让他头疼，这个中心一直沉浸在技术至上的气氛之中，把公司利润的40%花光了，可是他们的成果很少能够变成产品。"这个事让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柳传志说，"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不把销售渠道理顺，再好的技术也是不行的。"　　第52节：分裂之家(8)　　倪光南毫无疑问是主张"技工贸"的。他是一个技术完美主义者，坚信"联想是典型的依靠技术储备发展起来的公司"。他的手上有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联想式汉卡"。公司内部的多数员工支持柳传志，但在公司之外似乎聚集着对倪光南的同情。两个游走在中关村里颇有文名的人，方兴东和姜奇平，就曾尖锐地指出，柳传志将联想导入了生意人的层次，而公司日后的种种不如意，都不过是"贸工技的危机"。还有一个名叫王育琨的人甚至认定，柳传志"从来没有把发展具有知识产权的产业作为坐标"，而倪光南的被摈弃，标志着"机会主义在联想取得了完胜"。如果联想"在倪院士的带领下开始着手研制中国芯片"，王育琨在柳倪分道扬镳10年之后如此写道，"芯片业的版图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还有个名叫"阿果"的人也是支持倪光南的。他为王育琨的《失去联想》一书作序，尖锐批评柳传志主张的"贸工技"。不过，他把柳传志的所谓"贸"归结为联想早期的"运营彩电、布匹、旱冰鞋"，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将倪光南的意见概括为"联想的基因，就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运作"。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柳传志的看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柳传志从未试图否认汉卡在联想早期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联想的最大功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把技术变成钱"。"一个高科技企业的任务之一是完成把产品换成钱的过程，"他有一次这样说，"这是系统工程。"　　科学家是中关村的一大特征，但是只有科学家出身的实业家才能代表中关村的灵魂。从他们中间任何一位的事迹里，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关村科学家的与众不同。这种科学家的特征不是技术和学问，而是把技术变成钱的商业精神。尽管我们总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激动不已，但是只要想到，在中关村早期的历史中，是营销成果而不是新奇的设计让技术人员兴奋起来，就不得不说，技术当然是推动计算机世界前进的力量，但若仅仅凭借技术，那就一事无成。就像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杰弗里o扬说的，"一项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就变得无秘密可言，真正使世界大不一样的，是推动这项技术的能力。"在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电脑革命史》中，杰弗里o扬用60年计算机发展历史上的无数故事，证明了"科学只是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到了真正悟出这个道理的那一天，中关村将大大成熟。可惜的是，大多数人还要经过很多好大喜功、一厢情愿的蠢事之后，才能真正了解这一点。　　193第十三章英雄末路--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陈春先进入他一生中的最后10年。那场致命的官司彻底败诉之后，他将自己麾下的公司改名"华夏硅谷"，试图东山再起，然而却再次遭遇严重的法律问题。1994年6月23日，一群来自苏北溧阳的警察闯上门来，以"诈骗罪重大嫌疑"为由，将陈押回拘留。此案后来被证明只不过是另一起"经济合同纠纷"，陈春先雪洗个人罪嫌，可是公司再也不能振作。1996年"华夏硅谷"彻底倒闭。陈春先带着公司的那张大会议桌回到家中，从此销声匿迹。在写给中关村管委会的一封信里，他凄凄惨惨地叙述自己的境况，"游离于社会，档案放在人才中心，没有任何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有时候他会走出门去，望着高楼崛起、日新月异的白颐路若有所思，和朋友谈论阅读《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这是美国学者安娜莉o萨克森妮（Annalee Saxenian）的著作。出版于1994年。在中关村拥有极大影响。的感想，一个劲儿说，"我们很需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型企业"。偶尔来到翠宫饭店，出席一群喜欢怀旧的人举行的座谈会，回忆"中关村变革早期活动"。大家见了他都叫"老陈"。他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好友、北京大学的王辑慈教授这样描述这位"中关村第一人"："他最关心的，就是中关村跟硅谷相比究竟怎么样。他常常为中关村的未来担忧。"2001年春天有个名叫周熙檀的记者来拜访他，也许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在家中会见记者了。这位记者看来想要追述历史，见了那张陈旧的会议桌，便抒发感慨："它映射着那段创业的时光，刻录了一个永远记录在中关村发展史册上强者的名字--陈春先。"　　第53节：英雄末路(1)　　这位强者，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很快就从中关村的生活中消失了。可他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2001年7月9日，他的昔日伙伴纪世瀛写了一封信给管委会主任陆昊。信是以"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名义写的，为陈春先而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此人就像许多失败的英雄一样清冷寂寞，穷困潦倒，有几次"险些孤独死去"纪世瀛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为陈春先请求帮助。他写道：　　陈春先老了，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头上只剩一顶"桂冠"了。近年来糖尿病和心脏病日益严重，妻子在美国，陈几次险些孤独死去。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医疗费用……一个被称做'中关村第一人'的科学家在呼救。他的手术需要20万元人民币，他还要继续治疗和生活。　　不管有什么样的规定，他们都有理由为陈春先同志特批办一份劳保和医疗大病统筹，以抚慰改革者的心。否则，有一天陈春先--这个创业的第一人孤苦伶仃地死在中关村街头的时候，历史将抱憾。您运用手中的权力或通过什么关系把这个并不是大问题的"大"问题解决一下，历史会记住这个"善事"的……　　陈春先病得不轻。从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病历来看，这是真的。他在2001年4月13日连续两次发病，口唇灰色，下肢水肿，呼吸困难，胸闷，心悸，以至不能平卧。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还伴有急性心梗、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双侧胸腔积液、肺内感染、二型糖尿病、糖尿病和肾病。这个可怜的被疾病侵袭的老人不得不住进医院。不幸的是，他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假如他当初没有辞去公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他的事业，按照纪世瀛的说法，他早就是科学院院士了，还能享有其他人都有的公费医疗保障。可是他放弃了这一切，如今也不打算挽回。他开始筹划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维持最后的生活。2001年6月21日，他在写给陆昊主任的一封信中谈到他的住宅。它在中关村804楼1003号，有4个房间，100平方米。他打算把自己"20多年创业过程积累的无形资产"，还有这套房子，连同里面的电脑和会议桌、正在进行的5个项目，一起作价50万元-100万元，交给另外一个公司去经营。他本人则"将全力为此公司服务，同时依靠此公司解决医疗和生活问题"。　　这是老人最后的希望。这一年他67岁，并不太老，却已风烛残年，感到来日无多。出此下策，实在是因为他既不愿意看到自己奋斗多年的事业化为乌有，也不愿"看到中关村第一个创业者，最后不得不募捐救济"。他是在维护尊严，而不是出卖尊严。　　但是很不幸，这是一厢情愿，无法实现。尽管陆昊对他的境遇大吃一惊，万分同情，指派属下官员找到804楼1003号，试图帮他一把，但是几位官员在经过6个星期的努力之后还是一无所获。他们委婉地告诉老人："这是市场行为，我们只能起个桥梁作用"。这就是说，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和他做这笔交易陆昊指派的调查小组当时提交了一份报告，坦率地指出，帮助陈春先实现愿望"有相当的难度"。这是因为：1，陈唯一的有形资产--住房和一些电脑设备，住房他不能完全提供，因为他还要有地方居住，此外他还未征得妻子同意。2，目前真正属于陈春先公司的只有民营科技网站，而网站的经营是亏损的，要想引入风险投资十分困难。3，陈春先所介绍的五个项目从现在看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都不明确……这是一个残忍的结论，然而老人能够理解。他深深懂得中关村正需这个"市场行为"。他为此曾经孜孜以求，放弃身外之物，现在看来，连身内的一切也要搭上了。　　他像一个传教士一样，早把使命和希望传达给别人。他深知这个时代的感召是什么，但却力不从心。他依靠默默的期待和一小笔养老保险金，又过了两年。这笔钱是政府工作人员为他要来的，大约1000元，还很拮据，所以政府又依既定程序为他申请"一点经济补助"。这显然违背了老人的自尊，而且不能让他得到最好的治疗。他在2004年8月10日凌晨与世长辞。官方为他发布讣告，说他是"我国著名的等离子物理学家，因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而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还曾"大胆提出在中关村打造'中国硅谷'的设想"。他留给社会的最后一个贡献，是将眼角膜捐给医疗机构。缅怀他的人们大都同意，"他的思想闪过很多光彩夺目的火花"，同时却又惋惜他"没有能做出成功的业绩"。然而从纯粹技术的立场上说，王缉志的评价似乎更加中肯。他说："老陈的服务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不用说，陈春先曾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企业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企业家的智谋、眼光、果敢、狡诈和唯利是图。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自己"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却没有聚集起财富。"这是真的。当他去世之后，妻子毕蔚萱继承了他的全部遗产--中关村804楼1003号。1981年他搬进去时，房子刚刚建成，现在墙壁斑驳，地上铺的还是20多年前的那块地板革。当年和他共同起事的两个伙伴，也都留下一肚子叫人伤感的故事。崔文栋为了躲债流落他乡，一直下落不明。纪世瀛搬进中关村北端的一处房子，惨淡经营。他把两幅图片并排挂在办公室里，常常眯起眼睛仔细端详，似乎永远也看不够。其中一幅是那个著名的充满神秘色彩和无限憧憬的车库--惠普公司的诞生之地；另一幅正是他们三人在1980年10月创建公司时的蓝色小屋。　　第54节：英雄末路(2)　　一支灿烂的精神之花未能结出物质之果。大多数人都说，这是由于陈春先的书生意气和不善企业之道。这是对的，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有谁擅长企业之道？当时的中国人，就连"企业家"这个名词都还很陌生。在他们以往的经验里，有"政治家"，有"文学家"，有"科学家"，还有所谓"野心家"和"阴谋家"。至于"企业家"，那不过是"资本家"的同义词，是遥远的西方世界里徘徊不去的一个幽灵。对于"企业治理之道"，这一代人就更加摸不着边儿。刘韧曾经指出，中关村不乏精打细算的生意人，但中关村缺少有气魄的企业家。这是中关村企业的一个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这话不合时令，让人不快，但离实情不远。1994年9月23日，政府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中关村企业的混乱状况，结果发现有55家公司没有申报缴税、有109家公司已被注销、有127家公司未经工商局年检、有172家公司的财政报表找不到了，此外还有907家公司根本就没有统计记录。于是这次会议就被叫做"空壳企业处理办法专题讨论会"。所谓"空壳企业"，意思是有名无实。它直到今天都是中关村的一种顽症，但是我们仔细查阅历史记录，这却是从90年代中期传染开的一种企业病。全中国都一样，只有中关村打算把它公诸于众。1995年12月1日政府在报纸上发布通告，指出有"225家企业未参加新技术企业资格复核"，后面还附有所有这些公司的名单。在以后的12个月，政府屡屡发布公告，宣布取消588家公司的"新技术企业"资格，此外还有差不多相同数量的公司受到"黄牌警告"。　　这个行业的本性是瞬息万变的，就像一个喜新厌旧的女人，尽管每个爱上她的人都指望她能成为终生依靠。可叹很少有人能够如愿。到了这时候，80年代创办的那些企业中，十之八九已不复存在。中关村第一代开拓者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有些风云一时的人物现在也销声匿迹。万润南流落海外，不能获得入境许可。金燕静在监狱里疾病缠身，被朋友保释出来住进医院。陈庆振在1994年被解除科海总裁职务，成为董事会的一个挂名副董事长。一个从科学院来的副局长担任了公司总裁。有一次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来到"科海大楼"，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企业长不了啦。这是不用什么预见性也能看出来的。因为新总裁只不过在依靠出租房子勉强度日。此后不久，科海真的从"中关村20佳企业排行榜"中消失了。陈庆振本人回到家里，依靠每月1200元的退休金度过晚年，此外还有100块钱"特殊津贴"，那是政府按月发给所有"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学者"的。他还保留着全国民营科技协会秘书长的职务。这是一个规模很大但却松散的团体，数千会员和400位理事遍及全国。大家偶尔相聚，彼此叙说自己的陈年往事。还有王洪德。他因公司盛行的裙带风而遭人非议。但是最要命的是，他擅长的计算机房生意遇到了微机时代，寿终正寝，他的京海公司在1995年制造出最后一桩新闻，就是成立药业公司，先是生产"神茶"，接着推出"护肾宝"。除了报纸刊登的广告把它吹嘘成"患者服用后精力充沛，免疫功能提高，体力增强，性功能提高，无任何不良反应"，没有谁真的用过它。　　当时微机市场烽烟四起，凶险异常。中关村大多数公司急流勇退。有些人另辟蹊径，弄出一些"保健药品"来诱惑人。"神茶"和"护肾宝"之类的东西都不成功，但是至少有两样走红全国。一个是"周林频谱仪"。它被一个名叫周林的教授发明出来，专门用来对付中国人的腰酸腿疼、筋骨损伤。到1995年，全国每100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在使用它，其销售额在中关村仅次于"联想LX486系列微机"而居第二位。周林公司借此大发利市，但也频遭诟病。有消息说它不过是仿造了古老的红外线治疗仪，并不具有更多疗效，弄得消费者将信将疑。1995年12月8日，《光明日报》以巨大版面发表调查为周林正名，希望能够扭转颓势。但是即使没有那些非议，消费者的热情也保持不了多久。周林频谱仪也就像天空中的一道流星，一闪而过。另外一个是"亚都加湿器"。此前我们提到何鲁敏为它孤注一掷，卧薪尝胆，终于把它搞成了。1994年成了"亚都"最辉煌的一年，全中国无人不知。此后他竟一错再错，导致公司每况愈下，终于在1998年跌入深渊。这事容我们稍后再说。　　第55节：英雄末路(3)　　几年以前频频亮相"20佳排行榜"的那些公司，这时大都榜上无名，而这时榜上有名的，两年之后也就没有了，更不要说10年以后的今天。1995年6月"四通大厦"竣工。这座51米高的建筑坐落在海淀区政府大街的繁华地段，由宝石绿的中空玻璃和花岗石镶嵌，烁烁生辉。报纸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喜讯来张扬，说"全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在成立的第11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厦"。然而一份呈送政府的报告却暴露出，这"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已经来到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尽管段永基坚称"四通打字机"一直到1997年还有销路，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东西和"联想微机"比起来，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后者升起之时，必是前者坠落之日。在1995年以前的很多年里，电子打字机一直是中关村销量最大的产品，四通也因此成为中关村"20强之冠"。但是从这一年开始，"联想486系列微机"的销量成为中关村"拳头产品排行榜"的第一名，四通"中外文打字机"落到第九位。又过了一年，四通打字机便名落孙山。从这种细微的比较就可以知道，商业世界里的兴衰沉浮是多么残酷和莫测。　　人们越来越喜欢拿联想和四通做比较。联想在"汉卡"被"软汉字"取代的时候握住了制胜之钥，而四通因其"电子打字机"市场被微机侵夺，一败涂地。其中关键，由柳传志的一句极为出色的话加以概括："这是个转型问题。市场上没有永恒的东西，无论多么好的产品，早晚会被淘汰。所以说，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转型是企业成长之路上的应有之义，可惜大多数企业全都转不过去，就此完蛋。全世界都一样。90年代中关村的转型虽然有着无数荒唐故事，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可以和四通相比。它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头破血流，还能忽悠全国当它是常胜将军。　　段永基不是傻瓜。柳传志明白的事，他不会不明白。事实上，至少在两年以前，他就意识到"电子打字机"不可能青春万岁，试图为公司另觅出路。1993年到1996年，他说的话可真不少，他的声音响彻中关村大街，不是"第二次创业"，就是"与巨人同行"。中关村被他弄得热血沸腾，甚至整个国家都有人听信，把这些口号当做包治百病的良方。人们都被他当初力挽狂澜、带领四通走出深渊的光芒照花了眼，以为他依旧无往不胜，可是幸运之神似乎不再光顾这个人。他机变百出，满嘴跑舌头，却处处碰壁。他先是在深圳设立微机组装生产线，其生产能力远在联想之上。可惜工厂管理混乱，还涉嫌走私，遭到海关处罚之后一蹶不振。柳传志要是遇到这种局面，拼出性命也要起死回生，而段永基居然一点也不在乎。他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热情转了向，去开发一种名叫"税控打字机"的产品。顾名思义，这东西是防止买家和卖家串通一气偷逃税款的。商家偷逃税款，从来都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全国商家数以百万计，从京城一直伸向数千公里外的边陲，可以想像，无论多么严密的税务征管体系也无法一一涉足其间。所以这个产品获得财政部的激赏，也成为政府"金税工程"的一个计划。有一段时间，段永基把公司的未来寄托在这个饱含高新技术和高尚道德的小机器上，以为依靠政府力量就能扫除一切障碍。可是他却忘记了，对于买家来说，这等于是让人家花钱买回去一个"税务警察"，所以新产品在市场上遭遇抵制就一点也不奇怪。消费者的力量比政府的力量更强大，段永基最终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除了财政部，"他有一次对朋友这样说，"所有的人都在骂我。"　　这位最富盛名的中关村企业家屡战屡败，更要命的是，他竟越战越勇。1995年他指挥公司兵分四路，向医药、食品、建材、电子行业大步进军，把这叫做"大公司战略"。于是四通的战线从京西拉到京东，接着跨越半个中国，拉到深圳和珠海，然后掉头北上，进军江淮流域的苏州、扬州和蚌埠。其麾下的产品包括打字机、计算机、芯片、维生素C、水泥、糕点、糖果、儿童食品、配电器材、医疗器具、电灯泡、自动门、房地产，还有金融证券和国债交易，完全是一副"通吃天下"的架势。就像四通副总裁李玉琢说的，"一场疯狂的盛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过，这是事后诸葛亮，当时没人发出这样的警告。记者们为了证明"大公司战略"多么辉煌，每天都在追踪四通名下的新工厂。四通食品公司、四通医药公司、四通建筑建材产业集团、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这些工厂的开业典礼全都成了报纸上的新闻。到后来，就连记者们也搞不明白四通到底在做什么，于是有个名叫林诚的人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四通销售的是一种文化"。　　第56节：英雄末路(4)　　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公司总是要挣钱的。可是四通的"大战略"却好像是个"大黑洞"，钱就像洪水似的，有去无回。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过来。珠海房地产亏损2?3亿元。"税控打字机"成了一场灾难，不仅不能如可行性报告所说，每年赢利6538万元，而且血本无归。在深圳的"微机"也完全不是报纸上说的"产值将达3亿美元，80%将出口"，而是大批积压，降价甩卖，导致减收1341万元。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无节制的扩张导致4?3亿元陷于房地产和股票之中，不得不大批举债以维系收支，如同雪上加霜，因为高额债务让公司在1995年的利息支出增加161%，利润下降95%，只剩132万元了，其资金利润率刚刚超过0?1%。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钱存在国家银行里，然后回家睡上一年大觉，你的资金回报也要比这高出几十倍！　　在中关村早期那些杰出公司里，四通曾是最杰出的一个。它也是"两通两海"中最后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在终于消亡之前，它还要折腾出好多事，因此还能不断地回到公众视线中。但是毫无疑问，从这时起，它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像其他那些中关村的开拓者一样，四通在打碎一个旧世界的过程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却缺少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公司的盛极而衰是个适用于全世界的规律，也是90年代中关村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无数令人难忘的故事中，如果说四通衰落是由于内在机制不足以促成它的转型，那么，许瑞洪和他领导的华科公司就是一种外来力量的牺牲品。之所以要说"外来力量"是因为它不是经济因素，而是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政治影响和行政手段。在中国，这种"外来力量"通常都是造成经济波动和企业兴衰的最重要的原因。　　时至今日，"华科"少为人知。当年矗立上地产业基地、声名赫赫的那栋"瑞洪大厦"，也已换了主人。但是有不少人仍然坚信，如果"华科"那时能够度过难关，那么后来的程控交换机市场上也许就不会有"华为"这个名字，至少也是双雄并立的局面。实际上，这局面早在1994年就曾出现在市场上，"南有华为，北有华科"这句话，当时响彻整个国家。　　许瑞洪和柳传志、段永基是同一代人，也拥有同样优良的教育背景。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成为这所学校里一个专事科研的教师。这是一个乡巴佬进入都市文明圈的许可证。他是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15岁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他一面干着所有乡下孩子都要干的那些活--放牛、插秧、炸石、铺路，一边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和中学。1965年他20岁，来到中关村。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此后他没有离开中关村，却始终保留着浓重的乡音，以及对于家乡的深深记忆。他8岁丧父，母亲改嫁，继父还是一个农民，除了地里的庄稼之外什么也不关心。许瑞洪为了凑齐学费完成学业，不得不恳求姨妈。姨妈把自己陪嫁的银质手镯给了他。这是他当时见过的最豪华的器物，他把它卖了8块钱，而这点钱远远无法满足他在清华大学的开销。事实上，这孩子几乎完全依靠课余时间为学校劳动，才终于完成学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人，心理上有个烙印是有决定意义的，那就是深知物力艰辛、底层屈辱，对金钱权势具有一种奇特的敏感。　　1984年他离开北京，受学校委托到新办的深圳大学去做教师，但是本能深处的那种力量却驱使他把热情转向他方。他开始接受买与卖的熏陶。深圳已经是个"特区"，商业气氛比中关村更浓，到这里来闯荡的人，大都是无法无天之辈。许瑞洪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商业天才。"我不喜欢炒外汇，也不喜欢房地产。"他说，"我的专业是通讯，我只做那些我了解的东西。"他在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当中选择了程控交换机，其实就是把台湾的产品弄进海关来，再转手倒卖。那时候"华为"还没诞生，整个深圳只有他一个行家里手。所以他很快垄断了这桩买卖，并且在第一年里挣了70万元。在当时，他的月薪只有56元，所以这笔钱对他来说是个大数。　　第57节：英雄末路(5)　　这些钱远远不能让他满足，却使他信心大增。他在两年后回到北京，被安排在电子部第六研究所。他早被深圳弄得心猿意马，无法端坐实验室中，只想到市场上去大干一场。这想法与六所所长李曼俊不谋而合。如前所述，李曼俊在"长城0520"的开发中是个出色的组织者，现在又很痛快地借给许瑞洪28万元，让他去注册公司。许瑞洪拿到这笔钱，转手划给海关，为一批货物支付进口关税，把货运进来，而这边早有买家等待。原来此人从深圳到北京，兜里一直揣着程控交换机的订单。如今公司还没正式挂牌，他已捞了一票。　　手上小有积累之后，许瑞洪立即离开李曼俊的办公楼，在白颐路东边的榆树林11号租间小屋，挂起华科通讯公司的招牌。那是一间40平方米的公寓，没有暖气，也没有办公桌。然而这一切都挡不住他从垄断的程控交换机生意中继续赚钱。年底结算之时，许瑞洪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李曼俊那笔钱还清。这李曼俊也非等闲之辈，已经发现"华科"是棵摇钱树，所以告诉许瑞洪，钱不必还了，那笔款子原本就是六所的投资。　　糟糕的是，当时谁也没有捅破一层窗户纸，那就是，华科公司的资产究竟属于谁？"我也没有办法啊，"许瑞洪后来说，"连我自己都是六所的人。"像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他正站在新世界的入口处，迫不及待地想要闯进去，完全想像不到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当然也不会意识到，"华科"从此便和政府有了一种扯不清楚的财产关系。这是一粒悲剧的种子，只等时机一到，就要生根发芽。　　许瑞洪牢牢控制着自己的生意，令人羡慕。他迎合了正在崛起的社会需求，也让自己势不可挡。全国都在大兴土木，那些建了高楼大厦的人，想要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电话。这个国家对有线电话的需求以每年三位数的幅度增长着。离开程控交换机，电话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全中国还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生产它。许瑞洪因此成了救世主。那段时间，想要购买程控交换机的人全都跑到中关村来找他，甚至把钱先交给他，再到门口排队等待接见。许瑞洪眼见需求如此巨大，灵机一动，打算自己制造，结果还真的被他干成了。这是1990年。许瑞洪后来一直说，中关村第一个自主开发的产品是"华科牌程控交换机"，就是指这件事。　　说"第一"，也许不算夸大，但若说"自主开发"可就有点吹牛。原来所谓"华科牌程控交换机"，不过是"国内组装"的外国货。当时许瑞洪来到清华大学东门外，租来一大排平房，花20万元从深圳买进一套流水线，又回身跑进清华，领来一堆学生当工人，每天付给每人20块，还管一顿饭。一切就绪之后，就把进口组件搬将进来，一套接一套，源源不断。这位昔日的教师、今天的老板，利用自己的专业交给学生如何插元件、如何走电焊、如何给组装起来的机器贴个商标，叫"华科100"。一个暑假装起500台，每台120门，成本20000元，能卖75000元。连个"生产许可证"也没有，居然供不应求。　　尽管没有"生产许可证"，但是却有政府这棵大树撑着他。六所隶属电子部，而华科隶属六所。这种裙带关系让"华科100"很容易地通过政府的技术鉴定会。为了这个鉴定，许瑞洪花了20万元，这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但他觉得很值。因为他获得了合法生产的资格，还让"华科"名扬全国。报纸上说，这是"国内首创"。有内行的人取笑他，说他不过是在模仿人家。他就反唇相讥："就算模仿，你能模仿出来也行啊。"　　此后三年，许瑞洪大步前进。身边有个联想，曾经做出同样的"程控交换机"，却因迟到一步，步步跟不上，很快就被他甩掉了。但是在南方，有个人正盯着他。他叫任正非，是个后起之秀。他领导的华为公司咄咄逼人，正在吞噬长江以南的市场。但它毕竟年轻，又远在天边，没人想到它会取代"华科"，占领全中国。　　1994年是许瑞洪最风光的一年。公司的销售额已有好几亿元，带来至少6000万元的纯利润。许瑞洪离开了那间小公寓，搬到上地产业基地。新公司占地10000平方米。他给它起个名字叫"瑞洪大厦"，把它当做自己事业的里程碑。这座"碑"的很多地方是他亲自设计的。楼前有个花坛，坛中有个喷泉，和着曼妙的音乐喷涌而出。前厅硕大无比，四围镶嵌着花岗岩和大理石，光彩夺目。一排宽阔的滚动电梯伸向二楼。他本人在一层拥有一间办公室，里面一砖一木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内外套间，超过100平方米，附带一个巨大的卫生间。他花了1万元买来一把老板椅，花了10万元买来一个大浴缸。他坐在这里指挥公司，运筹帷幄，还接待了至少8个国家的元首。他对那些惊讶不已的外国客人讲述"华科之路"，吐沫星子乱飞，当然也不会忘记告诉他们，楼前那个鲜花盛开的庭院是他自己设计、浴室里的那个水龙头是真金镀成。　　第58节：英雄末路(6)　　所有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公司都是要垮台的，"华科"也不例外。如果许瑞洪真是商业世界中一个出色的投机者，那么他早该意识到，缓慢逼近的危险比突发的危机更可怕。可惜他不是，他的沾沾自喜和挥霍无度，就意味着危险已经降临到他头上。　　事实上他的确是一步一步地跌进深渊里去的。当初他来到上地，用了两个小时就决定买下10000平方米土地，来建造他的"瑞洪大厦"。很显然，政府"开发上地"的诱惑以及他本人的好大喜功，正在把他引向悬崖边缘。但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1992年公司5周年生日那天，他大张旗鼓庆祝一番，请一群政府官员来捧场。官员们眼看"华科"前途无量，回去以后便发下文件来，把华科改为"全民所有"。在中国，政府一向是代表全民来执政的，所谓"全民所有"，其实也就"政府所有"。对于这样一种变化，许瑞洪非常反感，但也能够接受，他知道程控交换机不是一个普通产品，不是光有钱就能买来的东西，使用者还必须有"入网许可证"，而"许可权"握在政府手上。所以，拥有一个"全民所有"的身份，可以帮助他打败南方那个可怕的对手。1994年，华科完成了"全民所有化"的进程。许瑞洪被政府任命为公司总经理，仿照政府官员的序列享受"正处级待遇"。他一心做着亦商亦官、"脚踏两条船"的好梦，却不料，由于政府力量的深深卷入，很快招致严重的麻烦。　　危机首先是经济性质的。大楼的建设导致公司资金短缺，入不敷出。许瑞洪不得不发行2000万元企业债券，然后又用银行贷款偿还债券高息。最不幸的是，他的激情已经不在市场上。就在华为公司把销售收入的60%都拿去开发新产品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智慧用来设计喷泉花坛，把大笔钱用来营造"瑞洪大厦"。那些不以为然的人问起来，他就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我办起来的公司，我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许瑞洪就没有华科。但是当他请胡昭广副市长为他的"瑞洪大厦"题匾的时候，他一定是把这个公司当做自己的了。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已经超越经济本身，成了政治，因为它必定同官员们的"国有理念"发生冲突。1995年的最初几个月，这位老板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制定计划的官员总是要他提高销售指标，而他冷着面孔对他们说："吹牛也要靠谱。"双方一言不合，他就命令门卫送客，还说今后没有他的签名不准那位计划处处长进门。当初他是那么急切地想要抱住政府这条大腿。现在终于发现，政府已经变成极大的麻烦。政府要他开发一个新技术，他不愿意。政府要他和一个香港公司合作，他又不干。政府不让他和韩国人合作，他却偏偏跑到韩国去谈判。官员们的愤怒是可以想见的。他们组成一个小组来清理资产，结果证明"华科"一家就占了六所全部资产的68%。这让许瑞洪更加傲慢，以为没他不成。"你干了30年才占31%点几，"他对李曼俊说，"我老许干了不到8年，占了一大半。"他忘了，他的享有"正处级待遇"的总经理位子，是政府给他的，一心想着辛辛苦苦创下一份家当，竟被充公，自己只落得"一无所有"。于是，挥霍公款就好像是把被人家抢走的财产再夺回来。那把1万块钱的椅子和10万块钱的浴缸，严格说来，都是源自这种精神状态。　　1995年6月1日，在一次事先没有一点征兆的谈话之后，许瑞洪被免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公司的"拆东墙补西墙"式的资金链条跟着断裂，经营活动很快停止。表面的辉煌又维持了几个月。冬天到来的时候，全中国都知道它完蛋了。"瑞洪大厦"在一次私下的交易中被出卖。新主人把它改名"彩虹大厦"。华科则被李曼俊并入六所名下一间名叫华胜的公司，从此销声匿迹。不用说，它不是被技术打败的，不是被市场竞争者打败的，甚至也不是被资本打败的。它是被中国由来已久的陋习浅见和自以为是的行政力量打败的。　　许瑞洪本人回家赋闲，带走了他的轿车和他的公寓。这一年他50岁，觉得自己尚有余力，却又无心回天。偶然路过那个曾经带给他万般荣耀的"大厦"，走进去追昔抚今，但见喷泉不再涌水，花坛不再争艳。那间巨大豪华的办公室已被分割成若干方格子，里面坐着一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打开浴室的门朝里面望去，一阵霉味迎面而来，尘土飞扬，废纸、旧书、破桌、乱椅，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掩埋了他的引以为荣的豪华浴缸和镀金水龙头。一切都像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　　第59节：英雄末路(7)　　华科的变故给了中关村一个明显征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一种越来越现实的威胁。自从"电子一条街"的开拓时代以来，还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此前我们曾经提到，当代中国的历史脉络，是政府先于社会而成立。在形成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团体之前，先要形成有效的行政力量，促使人民接受。这一条并不适于80年代的中关村。可是随着90年代政府力量的大规模介入，中关村不再是一块自由主义者的沃土。有一阵子，公司经理们开始怀念胡昭广。这位昔日的试验区主任从来不干涉他们的事。他不仅不是麻烦的制造者，而且一旦需要，他还会忙不迭地跑来替他们"擦屁股"。这情形甚至在中关村引起一个离奇的传说：要是胡昭广不离开，一切麻烦都不会发生。他们无从想像，一场麻烦正在酝酿之中，而这位胡副市长要为此负很大责任。　　当年胡昭广在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和海淀区区长任内，有个重要步骤，就是命令区政府官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试验区的事。这在事实上造成了中关村的两种行政力量--区政府机关和试验区办公室。正因为胡昭广把所有权力归属试验区，所以连续几任海淀区政府都不能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关村施加影响。一个政府居然不能指挥自己属下一片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土地，这在共产党50年的执政史上前所未有。更加严重的是，当胡昭广1993年升任北京市副市长之后，立即变本加厉地提出，在整个北京建立起"一区多园"的行政构架。他试图取消原有的试验区办公室，另行组建一个隶属于市政府的管理委员会，统辖海淀园、丰台园和昌平园。这一想法后来被人们恰如其分地概括为"大管委"。在基层政府的官员们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大权旁落，而且分明是把自己嘴边的一块肥肉捞到别人碗里，所以立即群起反击。　　胡昭广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市长李其炎，却无力说服那些下级官员，只好静观事变，任由自己的方案被束之高阁。倒是中央政府显示出更加急切的心情。科技部发布文件催促北京成立"大管委会"。这陈希同还没有行动起来，就出了问题。1995年4月27日晚，有关方面来到台基厂大街北京市党政机关大楼里。宣布副市长王宝森的经济问题涉及到陈希同，所以中央已经批准陈希同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和委员。陈没有到场，他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隔离审查了。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副市长，胡昭广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非把"大管委"的事情放下不可啦。　　他按下性子，退避三舍。就这样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却不料，他在这里隐忍不发，海淀区政府却要反守为攻。　　1996年春天，一场面对面的冲突出现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胡副市长成了一群人民代表的攻击目标，攻击的源头来自海淀。吴守伦再次成为攻击者的领袖。他当众指出胡昭广逆改革潮流而动，理由是，整个中国都在下放权力，而这个人却在试图把试验区的领导权力往上收。又指控，胡的行为是一个密谋，因为那份成立"大管委"的计划书已经八易其稿，居然还不让海淀区知道。他越说越激烈，把手指向胡昭广："你要弄清楚，海淀区这几年除了这个试验区，什么都没有。你要把这个地方拿走，你触犯了海淀的利益，能行吗？"胡昭广赶紧表白，说他的计划"不会侵占海淀区的任何利益，只不过是想要更多地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把试验区做得更好"。但是那些来自海淀的人民代表不由分说，前赴后继，就像商量好了似的。锋芒很快转向胡昭广本人的德行。有人说他出卖海淀。有人说，他自己也不干净，占着三套住房，白天坐国产车，晚上坐进口车。会场人声鼎沸，气氛紧张。到最后，有人终于喊出"查他腐败"。还有人什么都不说，只一个劲儿鼓掌，把手都拍红了。　　自从"文革"结束以后，胡昭广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他孤立无援，不免义愤填膺，激烈的情绪让他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可以不当这个副市长"。李其炎市长也在当场，眼见属下失态，赶紧出来打圆场，叫他不要说气话。胡昭广于是情绪稍定，正色对吴守伦说："你也是人大代表，我也是人大代表。我今天坐在副市长的位置上，不跟你们争。再过几年，我什么官都不是的时候，咱们再坐在这里论个是非。"　　第60节：英雄末路(8)　　这是一次奇特的交锋，像是两个早已心怀不满的人的争吵，而不是讲理。双方都认定只有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想到去问一问中关村的企业是怎么想的。吴守伦直截了当，咄咄逼人。胡昭广躲躲闪闪，却又固执己见。吴守伦像是在捍卫自己的家乡父老。胡昭广则极力显示出胸怀大局。很显然，当时大形势中的某些东西让这位副市长感到不安。国家经济已经进入"快车道"，全球化的浪潮也在推波助澜。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金净流入国"。然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似乎比资本的潮流还要汹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科技园抱以同样的热情。在过去5年里，全世界把科技园从40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中国人也是一样，就从1995年夏天开始，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在谈到"高新技术"时，已经不是说"中关村"，而是说"五十二"。徐冠华是这样说的，朱丽兰是这样说的，宋健是这样说的，就连李铁映和李岚清也是这样说的。所谓"五十二"，是说1991年和1992年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来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它们全都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此外还有至少80个省部一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根据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呈递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这个"五十二"只占全国城市总体规划面积1/50的土地，却聚集着50%的高新技术产业。政府在这一年确认的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2000家，有83万人在里面工作，他们在12个月中花了62?35亿元去研究新技术，生产13000种新产品，卖出853亿元的货。事情很明显，中关村不再是科技园区的"垄断者"，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如果不能动员更多的资源、更大的权力，那么它连"领先者"的地位也要动摇，而建立"大管委会"正是让中关村得到这一切的最好途径。　　党的下级官员反对胡昭广的一个原因，是担心海淀区的利益遭到侵蚀。应当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依据我们国家的既定税制，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所纳税款，均须在各级政府之间分配，其比例依照各自地位强弱，讨价还价，此起彼落。比如海淀区政府一直期望能够得到全部税收的55%，但是多年以来从来没能超过50%。"比例分成非常重要"，当过海淀区委书记的沈仁道说。因为按照当时海淀区的财政收入状况，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将使政府钱库减少2000万元。他们很自然地担心，一旦胡昭广所谓"大管委会"成为现实，区政府所能得到的分税比例将进一步降低。　　为了让他们放心，胡昭广反复保证："海淀区当初捞多少，以后还是捞多少。"可是地方官员已经失去对他的信任。多年以后胡昭广倡导的"大管委会"终于成立，吴守伦也冷静下来，承认胡的想法不是全无道理，自己当初"有些批评的根据不太充分"，可是一谈到胡昭广的这个承诺，还是大摇其头，言辞中充满愤怒：　　凌志军：胡昭广给我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并不想把原来属于海淀区的利益拿走。　　吴守伦：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凌志军：你说说看。　　吴守伦：土地是谁的？　　凌志军：你是说土地的权利？土地的批租权？　　吴守伦：整个试验区的土地，是谁的？　　凌志军：原来是属于海淀区的。　　吴守伦：对呀！　　凌志军：你的意思是，大管委会一成立，就会把海淀区对土地的批租权拿走了？　　吴守伦：不是这么简单。是把海淀区的总的管理权拿走了，让海淀区没有多少发言权了。　　这些话清楚地暴露出，官员之间的争吵无论冠以多么堂皇的理由，其焦点无非是两个字："权"和"钱"。同时这位人民代表还在无意间指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确切计算出海淀区将会为此付出多少税收的代价，更大的问题是那些伴随着行政权和话语权的无形利益。　　某些官员总是自诩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实他们不仅拥有私利，而且彼此不能和谐，频起争端。他们总是以为政府行政的最大障碍在于民间，殊不知他们推行自己方针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北京市和海淀区的这场冲突，花费两年时间才算有了结果。在这漫长的争执、拖延和等待中，海淀区的领导者渐由新人替换，吴守伦也退休回家颐养天年。到了1997年，"大管委会"终于成立，它的倡导者胡昭广也退休了。然而争论还是不能平息，它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涌出，横生事端，令中关村的政府行政秩序充满变数。　　第四部分　　第61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1)　　207第十四章三次浪潮，潮起潮落--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这是一则典型的中关村式的广告，反复出现在1996年秋冬的当地报刊上：　　中关村铺面招租　　四海市场西侧、倚天市场全新装修铺面20间。　　每间使用面积12-20平方米不等。　　价格低、每月租金2100元起。　　付款方式灵活。代办营业执照。　　白颐路已经成了京城最热闹的去处，大街上车水马龙，满眼广告招贴，到处风光无限。至少5000商家汇聚此地，个个小打小闹，却能把全中国80%的计算机产品掌握在手里，每天吞进来，吐出去。天南地北的用户全都跑到这里来购货，向他们打探市场动向，学习新知识。越来越少的人说他们是"骗子"，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当做启蒙者。我们国家计算机技术的全民扫盲运动，就是借助于中关村的商家完成的。　　在"物质第一主义"的刺激下，中国人的消费欲望猛增，但是生产增加更快。20世纪80年代末期标志性的通货膨胀，在90年代中期卷土重来，造成新一轮市场恐慌，不过，它很快就被货币紧缩政策和急速增长的商品供应打压下去。紧接着，中国商业史便掀开了它的重要一页，整个国家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让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当家作主"的快感。到了1996年，情势更加明显。官方的统计报告说，有680种商品供大于求。朱镕基又补充道："没有不多的"。想想就在两年前，中国人还在"紧缺时代"嗷嗷待哺，现在可真是"换了人间"！学者们开始争论是不是"商品过剩"，一时没有结论。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市场上的风水转了向，此前是"买家求卖家"，此后便是"卖家求买家"。　　中关村的老一代人正在经历痛苦的脱胎换骨，导致数以百计的公司倒闭，不过，由于更多的新公司诞生，所以企业总数还增加了，经济规模也在扩大政府发布的统计公报指出，1995年，中关村试验区"技工贸总收入"和"上缴税费"，分别增长41%和56%，总数超过200亿元和7?5亿元。1996年的速度放慢，但是企业总收入仍然增长了29%，上缴的税款也增加了22%……这个全中国最庞大的新技术企业群，把总收入的8%用于研发为了使读者对这个数字有个概念，我们应当举出，当时全国的这项数字是0?5%……有2897个课题正在研发中；有2056个新产品正在生产中；有71个产品在市场上占有前三位。它为这座城市提供了124835个就业岗位，这数字比5年前增加了8倍。如果没有中关村，那么北京市那一年的失业人口就不是14万人，而是26万人。　　试验区办公室主任王思红很自豪地宣布，中关村"已进入'二次创业'的新时期。"在政府导演下，上地出现第二轮投资高潮。中关村那些早已圈定的土地上，数以千计的原住居民被迁往他乡，小平房、四合院、图书馆、档案室，以及充满温馨记忆的大街小巷，在隆隆机声中消逝。历史被清除了，然后重新开始。白颐路两侧矗立起6幢崭新的大厦，而这不过是一个更大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新兴地区的不确定性，一片广阔的工地，到处都是喧嚣、躁动和欲望。　　尽管政府的干预令人不快，但它也有不可替代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让你有机会获取官员权力控制下的资源。在政府的帮助下，有273家公司在1996年挤进国家计划，由此得到45380万元长期贷款、110926万元流动资金，还有3090万元财政拨款--这是无偿的，还有5000万元税款--这是企业上缴之后又被政府送回来的。考虑到整个国家都在紧缩银根，也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所谓"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关村可真是得天独厚。　　中关村从来离不开金钱，这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是一样。但是对于那些身无分文只有大脑的人来说，只有中关村才是他们的天堂。没有哪个行业比信息产业更依赖于人的智慧，计算机工程师也许是这个时代最容易依靠大脑成功的职业，这就难怪全中国最杰出的人纷纷跑到这里来。　　第62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2)　　中关村的工程师们在千辛万苦之中度过1995年和1996年。新技术前赴后继。"软汉字"取代"硬汉卡"，"字型输入法"和"拼音输入法"各领风骚，"中文之星"还是消费者的宝贝，但"WPS"才是市场上的新宠儿这是90年代中期以后流行的中文编辑软件……方正依靠中文电子排版系统一统天下，也让它自己失去成长的空间，不得不把未来的希望转向"方正微机"。"视窗"操作系统的汉化曾经吸引了中关村程序员的无限激情和智慧，但是他们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这种为别人做翻译的工作。等到1996年微软发布"视窗95中文版"之后，就算你还能委曲求全给人家做"汉化"，人家也用不着了。　　从大历史的进程来说，信息技术已是潮起又潮落的局面。中文处理平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被发明出来，此后10年迅速成熟，促使中关村成为我们国家计算机产业的中心，这是第一次浪潮。在这浪潮之巅，我们看到的人物有王选、严援朝、倪光南、王缉志、王永民、王志东、周志农、求伯君、王江民，还有一些稍逊一筹的角色。他们从汉化"DOS操作系统"发展而来。他们不是整个产业的先锋，但他们是新技术的缔造者，其创造性的成就为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打开了计算机世界的大门，包括汉字编码技术、汉字输入技术、汉字编辑技术、汉字图表技术、汉字照排技术。他们率领整个国家完成了从"DOS"向"视窗"的转换。假如没有这些人，中国则有可能被20世纪最后20年全世界的"计算机革命"甩到外面去，就向它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曾经面临的处境一样。　　然而到了1996年，第一次技术浪潮已经过去，第一代商业天才和程序英雄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中文处理平台的创造性过程已经结束，可是新的技术领域却还没有开拓出来，就算有，也只不过是东方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遥不可及。　　迄今为止，个人奋斗一直都是这一代程序员的一大特色。他们没有系统的专业背景，没有团队，没有资金，没有世界市场的信息总汇，完全依靠天赋、激情和最简单的设备，写下中国计算机早期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刘韧说："中国软件业因他们而精彩。"这是恰如其分的，但也只能用来概括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比他们更老的一代人已经失去灵感，行将就木；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还在海外求学，没成气候。从1996年开始，情况不同了，这些人中开始流传"英雄气短，美人迟暮"说法。那些具有个人传奇色彩软件工程师们，不是壮烈牺牲，就是枉自落寞。　　有周志农，他和他的"自然码汉字输入法"，好多年来都很吃香，拥有几百万使用者。可是此人一直欲哭无泪，因为陷入一场无休止的诉讼中。1996年他什么也没干，把全部心思都用来向他的前雇主索回"自然码发明权"。这场官司纠缠4年之久，后来双方终于和解，可惜两败俱伤。"自然码"不能振作，周志农不再年轻，他把剩下来的激情为自己举办了一场婚礼，就从中关村消失了。　　有史玉柱，这一年他被自己那座最辉煌的"丰碑"搞得焦头烂额。那"丰碑"又叫"巨人大厦"，矗立在珠海的一片荒地上。他原本想盖38层，后来加到70层，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显示他的"巨人风范"。可是从一开始便资金告急，无论他怎样煞费苦心，窟窿越来越大。大厦兴建三年，只盖起来三层，终于停工。他的"巨人集团"也就跟着垮台了。公司是5年前成立的，依靠"M6401"一举成名。这是一款桌面中文电脑软件。当年他一头钻在安徽合肥自己家中写出程序，又跑到中关村来推销，一发不可收，赚得财源滚滚。于是转而去做保健药，一下子做出12种，又花1亿元做广告，弄得全国人人知道，以为他是常胜英雄，做什么成什么，直到他"巨人大厦"轰然垮下。　　有吴晓军，他现在"沉默寡言"，即使和朋友相聚也很少说话。只有他的老用户找上门来时，才会兴奋起来。这些老朋友告诉他仍在使用"2?13汉卡"。那是他的成名之作，曾经给他带来荣誉和金钱。他的另外一个产品--亚伟中文速录机，名气没有那么大，但却创造了"汉语同声录入"的新纪录--每秒钟4个汉字。这个纪录后来一直没被打破，所以这款机器直到今天还是速记员们的宠儿。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助他度过难关。他一无所有，债台高筑。到了1996年9月，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晓军电脑"也不再属于他了。科利华公司在帮他偿还一大笔债务之后，拥有了他的公司。　　第63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3)　　科利华以开发教育软件著称，不仅红遍中关村，还搅动全中国。一个名叫宋朝弟的黑龙江人，手拿600元，在清华大学院墙外面的两间民房里开创这家公司。他用两年写出一套软件，取个名字叫"校长办公系统"，到处兜售，每套一万八，居然卖出去500套，就这么开始了他的短暂的辉煌时代。　　还有简晶，一个具有游侠性情的程序员，喜欢独自在家编写程序。做了两年希望电脑公司软件部的副总工程师，也离开了。除了参加朋友婚礼这样的事，他很少出门。兴之所至，他漫无目的地做些东西，有一回把一个名叫"中国龙"的软件改为"龙梦2000"，放在BBS上。不为名利，只为好玩儿。还有朱崇君，据说他是依靠写程序让自己发财的少数几人中的一个。可惜的是，给他带来财富的那套软件--CCED，被市场淘汰了。还有鲍岳桥，已经对自己服务的希望电脑公司感到绝望。了解他的朋友都说"他什么都没得到"，"显得很迷茫"，唯一自信的是自己还有编程能力。还有雷军，此时正处在"金山盘古"彻底失败的绝望中，一个人躲在家里休假。还有周奕，他把自己编写的一个刻录CD盘的小软件卖给了美国人，当场得到5万美元。还有洪以容，据说是"网络蚂蚁"的作者，能为自己的软件拉广告。还有张小龙，关于此人的最激动人心的故事，就是他把自己的"Foxmall"以1200万元的价格卖给"博大"。刘韧在他的脍炙人口的《知识英雄》一书中为我们讲述了这些人的故事。他们都是单打独斗，作者据此认定，"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只是有了新的规则。"可惜的是，只不过在5年之内，这些人便销声匿迹，看来"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还是过去了。　　也许求伯君是个唯一的例外。这一年他的"WPS"拥有至少2000万用户，可以说是中国软件历史上的最辉煌的里程碑。他对未来信心百倍，而他的软件的确寿命更长。他知道敌人在哪里，所以把自己的北京金山软件公司放在微软中国公司的旁边，以便瞄准微软的"Word"取而代之。1997年他雄心勃勃地发布"WPS97"，以后还有"WPS2000"，都是对着"Word"去的。不幸的是，他的嗓门越大，销量越小。有人声称："WPS原来的每一个功能键都是财富。"另一个人反问道："没错，可那又有什么用呢？"第三个人解释说："该他倒霉，和微软活在同一年代。"　　微软是1992年进入中国大陆的，但是直到1996年"视窗95中文版"的发布，才算真正垄断了微机操作系统的市场。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许多想要与微软一争高下的中国软件工程师，后来不是销声匿迹，就是避其锋芒转做其他，只有一个人，王江民，走在另外一条路上。这个外省人在1996年9月15日来到中关村，很快成了白颐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无数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开来，其中一个至今仍被人们认为确凿无疑。这个故事说，此人走进中关村时口袋里揣着一套软件，只用7天便赚了150万元。　　王江民就算不是第一个对"计算机病毒"发起挑战的人，也是"杀毒软件"事业的最重要的开拓者。"KV"这个名字自它出现以来，一直是杀毒软件市场上的脍炙人口的传奇。它是王江民用"杀死病毒"的两个英文单词字头组合而成。他的第一个程序叫做"KV1"，意思是只能杀死一种病毒，此后他就根据扑杀病毒的种数来改变后面的数字，比如"KV6"，"KV8"、"KV12"、"KV18"。直到2002年他的"江民杀毒王系列"，已是"KV3000"。　　为了让"KV"走出实验室，成为一个"生意"，王江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单打独斗，并不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于是辞职离乡，来到中关村。这是1996年9月，他45岁，建立起自己的公司，把一款新的"KV"拿出来叫卖。最初他希望转让这一技术以便一劳永逸。尽管开价不高，只有2万元，但是没人肯付这笔钱。这件事也证明，中关村的创业者们有时对于一项大有市场前途的产品也会麻木不仁。在那些拒绝购买这项技术的公司中，有一家名叫希望公司。多年以后，"KV"席卷中国，又能不断换代，卖了再卖。这让希望公司当年主持这项谈判的副总经理宋明华懊悔不已，感叹希望竟让一个最大的"希望"从手边溜走。然而王江民却在心里为此庆幸，因为正是这次失败的谈判让他绝了出卖技术的念头。他开始生产自己的"KV"，剩下的问题只是寻找代理商。一个名叫李鸿业的人成了"KV"的第一个知音。李是白颐路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老板，迄今为止的经历并无可圈可点之处，然而却在防病毒软件这桩生意上独具一双慧眼。他自告奋勇做了王江民的代理商。第一天卖出10份，第二天卖出20份，这让李鸿业大喜过望，当即和王江民签下一个大订单：李鸿业得到"KV"的加密程序，作为回报，他将付给王江民销售收入的3%。　　第64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4)　　这都是王江民来到中关村最初一周的事。那时候中关村远不像今天这样华丽，白颐路两边全是工地，到处尘土飞扬，一片混乱。可是街上活跃着家乡没有的气息，让这个陌生人分外着迷。像所有中关村的创业者一样，他喜欢这场商业游戏，陶醉于把自己的发明变成钞票的那份快感。当他功成名就之后，有一次对清华大学数百个用崇拜眼光望着他的学生说："你们只要下苦功夫，开发出一些新东西。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人家就会抢着卖。"他的举止粗俗，满嘴胶东腔调，走路一瘸一拐，看上去很土，即不像学者，也不像商人。有个记者说他"是中关村办企业的人中最富有诗人气质的一位"，看来也不靠谱，但是当他说出"机遇都在空中飘着，到处都是"的时候，再也没人敢怀疑他的智慧和专业能力。　　他1951年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这是伸向太平洋的一个半岛的最顶端，三面环海，距离北京有800公里，以当时的交通状况，大约需要两天路程。由于小儿麻痹症导致的残疾，王江民自幼便与孤独为伍。"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他在回忆孩提时代的时候说，"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用一张纸撕成一些小条条，然后，拧成一些转转儿从楼上往下扔，看着转转儿一直飘到楼下去。"在我们的国家里，像这样的残疾者至少有5000万人，他们似乎终其一生都是听天由命。王江民是个例外，他选择了抗争。他说他喜欢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句话，"人都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拖着残腿爬山，骑自行车，跳进冰冷的海水里考验耐力，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当成一个必须忍受地狱般折磨的苦行僧。虽然他一生都在渴望一副健康的躯体，但是他却越来越仰赖于精神的力量。他后来成为一个热心残疾人事业的慈善家，以施财助人为乐事。但是谁都知道，他的征服人的力量不是物质的，而在于他总是能够用健全的精神来支配伤残的肉体。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北京电视台的编导、《计算机报》的记者、还有一些作家，都曾用了很大精力去采访王江民。他们非常了解他，但却都对他能把一个如此虚弱的肉体和一个如此强悍的灵魂集于一身，感到迷惑不解，谓之"不可思议的传奇"。有个人说，"都说中关村不再相信传奇，但王江民的传奇就发生在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第二个人说："无论这个时代多么地依赖和提倡集体协作，但个性的张扬永远不会泯灭，永远让人激动不已。"第三个人说："每一个想在中关村追求成功和传奇的人，都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和信心，因为王江民各方面的起点都非常之低，低到在外人看来凭着外在条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　　人人都说计算机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王江民却极为罕见地开创了大器晚成的先例。除了身体残疾，他的教育背景也是先天不足。他在初中毕业之后进入工厂做工，一开始干的是机械设备，后来又做光学仪器。他依靠业余学习弥补知识的匮乏。他在早期获得的最重要的荣誉几乎都同他的"先天不足"有关，包括"全国青年自学成才标兵"和"全国自强模范"。如果时代不曾改变，他的名字就可能永远只留在"身残志坚"的光荣榜上。　　但是计算机改变了这一切。1989年王江民花800块钱买来一台"中华学习机"。这一年他已38岁。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计算机。他的电子学知识几乎全部来自童年时代自己动手安装的晶体管收音机。又过了一年，他才有了一台真正的个人计算机，那是"IBM8088"。他开始学习Basic语言。"我没有感觉我老了，也没有感觉我不行，"他说，"只感到英语基础不好。"一开始，他是为了教育他的刚刚上小学的孩子。他把小学初年级的数学和语文课程编成教学软件，刊登在《电脑报》上，卖给对它有兴趣的教师。那时候出卖软件不叫"卖"，而叫"交流"。《电脑报》与他达成协议，每"交流"出去一套软件，付给他25元。这样的"交流"持续了三个月，王江民得到800元。因为这次成功的交易，他意识到软件是可以挣钱的，而且挣的钱远远高于工资。他再接再厉，开始为工厂开发工业控制软件。有一段时间，用户总是抱怨他的软件不好用，他以为是自己的技术有问题，但很快就发现有可能是一种病毒居中作祟。当他用手工方法把病毒除去之后，问题立即解决了。于是他设法再现自己的杀毒过程，这成为他的第一个杀毒程序。　　第65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5)　　计算机病毒的出现有好多年了，即使在国内，至迟在1989年也已见诸公开报道。所以王江民不太可能是第一个试图杀除病毒的人。但在此前几年里，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拿硬件来对付病毒，也即所谓"防病毒卡"。到了1992年，市场流行的"防病毒卡"超过50种。王江民毫无疑问是第一个对这一技术方向提出挑战的人。在他看来，病毒正在通过软磁盘的途径向外传播，为"防病毒卡"不能解决。1994年，王江民为自己的一个新程序起名"KV100"，这意味着他的杀毒软件已经可以杀死100种病毒。有趣的是，当时流行的"防病毒卡"是一种一经使用便无法更改的硬件，而"KV100"却拥有"手工添加新病毒特征"的功能，这让它具有了打败所有"防病毒卡"的优势，其商业价值立即显现出来。"KV"敲响了"硬件防毒卡"时代的丧钟。王江民的早期杀毒故事，也成了日后中国欣欣向荣的杀毒软件历史的无可争辩的源头。　　他的"防毒事业"一日千里，其速度之快，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没想到这样火，"他有一次带着几分炫耀的口吻对一位记者说，"我原来想能挣个一两百万就不错了。"财富积累得很快，商业知识的积累更快。他开始制定自己的销售规则，把"KV"每套定价120元，如果有谁能够一次进货超过5000套，他便将每套的价格降到100元。对于中关村的那些小商贩来说，价格的确很诱人，但条件也够苛刻，于是他便鼓励他们联合起来向他购货。这在中关村有个说法叫"拼货"，意思是诸多商家把自己的订单组合起来，以求获得更低的进货价格和运输成本。王江民并非这一商业手段的发明者，但他却是第一个大张旗鼓利用这一手段来拓展市场的软件程序员。　　1996年10月，有人把"宏病毒"寄给他，希望他能有所作为。这"宏病毒"当时席卷全国，专门危害"Word"的使用者，所以很快成为一个大事件。这一年剩下的两个月里，王江民紧锣密鼓，昼夜苦干。1997年1月13日他走出房间，宣布大功告成，然后把他的"KV300"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去。　　不用说，他阻止了"宏"。现在他再也不是那个穿着逛里逛荡的西服、千方百计想要吸引别人注意的外省人了，他成了中关村的英雄。记者们都来访问他，把一连串耀眼的头衔给他戴上--"中国杀毒软件第一人"、"头号反病毒专家"、"杀毒行业领军人物"。那时候至少有13家公司涉足反病毒软件的生意，全都望尘莫及。令人惊讶的是，他不失时机地往别人脸上贴金。"这主要归功于公安部门加强了对计算机病毒的监察力度，"他对前来吹捧他的记者说，"归功于公安部批准了国内外杀毒产品上市，归功于所有反病毒产品厂商和全民反毒意识的提高。"他越是吹捧别人，别人也就越是当他英雄。有些曾经受到病毒侵害的人们现在联合起来，通过互联网高声唱到："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我们的大救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为王江民奠定"杀毒领袖"地位的事件，不是抗击"宏"的入侵，而是这位"反毒英雄"居然成为一次"病毒爆发"的始作俑者。根据作家李建军的叙述，这是1997年春天发生的一个轰动整个国家的故事。　　事情肇始于王江民的竞争对手沆瀣一气，高效运转，打算除掉这个妨碍他们的人。此辈人数不多，但却个个内行，拥有可怕的能量，从不隐瞒自己就是病毒的制造者。1997年4月的最后一周，他们在互联网上开辟一个"毒岛论坛"，放马过来，严厉指出"KV300"的弊端，打开密码，把一套专事盗版的工具公开出来，还为它起了争锋相对的名字--"MK300V1"。盗版"KV"首先出现在中关村的市场上，有如病毒到处蔓延，直达南方的深圳、北方的哈尔滨和西南的成都，个个带着"加密点"，就像正版一样。有一段时间顾客盈门，全都拿着假货来索赔，比购买真货的人还要多。　　不用说，王江民现在面临一场战争。此人对付病毒游刃有余，对于盗版却不知如何是好。政府执法部门行动迟缓，根本不能与盗版商的狡诈相抗衡。万般无奈之中，王江民决定铤而走险。这以后的他，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那些以毒攻毒、除暴安良的孤胆英雄。当然他制造的病毒不叫病毒，而叫"主动逻辑锁"。他把它埋藏在"KV300L 网上升级版"中，专门攻击那些以盗版工具"MK300V4"开发出来的假货，而且手段极为凶残，一旦确认有人使用假冒"KV300"，当即发作，令整台机器"锁死"。　　第66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6)　　几星期后，他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然而他的不择手段引起舆论大哗。争论的焦点是，个人和企业有没有资格打击盗版？中关村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个事件能够引起如此普遍的激动。两军阵线分明，王江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批评者看来占了上风，他们认为打击盗版是政府执法者的事。王江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我的目的是打击盗版，教育不法经销商，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讨论的结论是只有职能部门能打击盗版，否定了个人和企业打击盗版的行为，但国家职能部门打击盗版的力度怎么样？"　　他的抱怨很快就被证明不是无病呻吟。公安机关追究盗版商的违法行为显得很无能，但是追究王江民却十分有效，而且公正。他们认定王的行为"属于故意输入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不过，这是为了打击"盗版工具MK300V4的违法活动"，情有可原，所以决定不追司法责任，只"罚款3000元"了事。　　这个故事被人叫做"L 事件"。它导致王江民名声更振，还确保"KV"杀毒软件在以后几年里进入销售高潮。王江民用非法手段奠定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他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无意识地推动中关村甚至整个国家的软件技术向前发展，这是利益驱动技术前进的一个例证。　　我们今天回看中关村的全部历史，可以发现，每隔10年，就会有个杰出的技术成果成熟起来，拉着整个国家的信息产业往前走。这几乎可以称之为信息技术产业的"10年定律"：80年代是"中文处理时代"；90年代是"个人计算机时代"；此后则是"互联网时代"。三次技术浪潮前赴后继，彼伏此起。1996年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恰好是个交汇点。"第一次浪潮行"将结束，"第三次浪潮"刚刚涌起，在这两者中间，"第二次浪潮"进入高峰，来势汹涌，站在潮头上的那个人，正是我们此前提到的杨元庆。　　最迟在1996年初，杨元庆就决心要让联想微机超过Compaq、IBM和HP，成为"中国市场第一"。微机的销售量在他手里已经增加三倍，但要说市场份额，当时连Compaq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在公司全部收入中也只占12%。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野心。属下的一群年轻人成了他的坚定支持者。他们重新计算流水线的生产能力，弄清楚厂房要不要扩建、投资要不要增加、熟练工人还缺多少、要不要修改采购流程，要不要寻找新的供应商，然后把这一切都写进"三年规划"，弄个塑料封皮，装订成册，郑重其事地呈递公司总裁室，也让员工人手一册。"要让全体员工都清楚这个目标，"杨元庆掂着那本厚厚的规划书这样说，"然后朝着'第一'的方向走。"有人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我一天到晚拿着材料成本在看。"这是真的。他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全部信息。他在寻找战机。他知道公司的未来依赖于赢得这场战斗，说它"生死攸关"，一点都不过分，所以做得非常仔细，没有十足把握决不出手。　　价格仍是最有力的武器，就像两年前一样。他对价格的反应天生敏锐，还特别注意英特尔身后那几个小规模的芯片制造商，这些小公司的市场份额加起来不过30%，但是他们跟在英特尔后面穷追不舍，不断推出技术上旗鼓相当的芯片，又让价格略低一筹。他们的"追随＋低价"的策略看上去相当成功，逼得那个庞然大物不敢懈怠，也让所有的下游制造商因芯片不断降价备尝酸甜苦辣。　　时机是突然到来的。杨元庆在2月1日接到报告，英特尔宣布将其主流产品"奔腾100MHz芯片"的单价从278美元降到195美元。接着又有新消息传来：在未来3个月，奔腾150MHz芯片也将降价。一切迹象全都证明，英特尔试图在"奔腾芯片"上孤注一掷，甩开身后的追随者。杨元庆嗅出英特尔的野心，但他不相信它能毕其功于一役。为了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它将不得不每过3个月就降价一次。一直在等待机会的杨元庆惊讶地发现，由于微处理器的价格下降，如果把一台原来定价15000元的"奔腾75MHz"降到9999元，他依然有利可图。　　第67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7)　　中国的计算机市场已经来到转折点上。自从1995年微软发布"视窗95"，"486"迅速失宠，"奔腾"成为全世界追逐的对象。杨元庆是第一个意识到机会已经到来的人。他立即将蓄谋已久的"廉价奔腾"计划付诸实行，命令生产线开足马力，让电脑的日产量从300台增加到1000台，又告诉销售人员各就各位，打通所有运输环节，把电脑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　　1996年3月15日这一天，无论在中关村的历史还是在整个国家计算机产业的历史，都是值得留下一笔的。在无数次地被动挨打之后，国产微机第一次作为强劲的竞争者出现在市场。杨元庆宣布自己旗下的"奔腾系列"全线降价，其中入门级"75MHz"售价9999元。这是当时全世界电脑市场上第一款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奔腾"，所以被媒体叫做"1996中国个人计算机市场的一声惊雷"。　　说是"惊雷"，有些夸张，但是新价格一出现在市场上，的确在电脑制造商中引起强烈不安。Compaq和IBM这些无可争议的"世界电脑之王"，现在突然发现自己要对付一个年轻气盛的对手。奇怪的是，过去电脑市场上的价格战都是外国厂商特别敏锐，这一次却是中国厂商最先做出反应。一大群中国品牌跟在联想身后杀将出来，转眼间战鼓雷鸣，军号嘹亮：同创宣布其"奔腾75"售价9700元；方正宣布把"奔腾75"降至万元；浪潮宣布把奔腾系列降价20-30%。　　联想这一边，杨元庆天天盯着各地销售人员送来的报告。他已经押上一个大赌注，期待着这一回消费者会跟他走，胜负未分之前，心里不免紧张。"如果一击不成，"他对属下员工这样说，"我们就会损失惨重。"结果定单就像潮水一样涌到公司里来，让人应接不暇。多年来苦心经营的销售体系现在发挥了作用，代理商就像是他在全国的信用卡，从来没被拒绝过。他们在第一个月把联想微机卖了10000台，第二个月卖出18000台，比1995年的这两个月多了两倍，同时还给公司取得930万元纯利润。整个公司欢呼雀跃，因为成功超出每个人的想像。　　春天结束时，外国厂商还没做出反应。他们眼看"中国电脑联军"的大举反攻而按兵不动，仍然把自己的"486"卖15000元，"奔腾"的价格则在2万元以上。这局面令中国人感到奇怪，他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外国品牌的决策机制也不灵活。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太轻敌了，把联想精心策划的战役当成一次偶然的行动。　　如果他们真的以为春天一过市场就会回到老路上去，那就错了。事实上，杨元庆蓄谋挑起的"决战"是一个"连续性的行动"。他不仅需要"一击而中"，而且还要彻底改变游戏规则。1996年3月15日不过是这个故事的开始。在我们继续叙述它的结局时，还要提醒大家，杨元庆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除了前述种种缘由，还因为，他的背后存在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让他占尽天时地利。　　正当杨元庆和他的伙伴打响"进军市场第一"的伟大战役时，整个国家也出现了相似的问题--民族主义者发动的经济运动达到高潮。1995年年末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刺激了中国的开放进程。中国政府很快就将进口关税降低了30%，涉及6000种进口产品中的至少4000种，还取消174种产品的配额许可制度，而这一切都从1996年开始实行。有意思的是，开放进程的加快给中国政府带来两个方向的压力：一方面，美国人得寸进尺。它的贸易代表坎特没完没了地和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讨价还价，副总统戈尔还在后面添油加醋地说："中国的道路已经确定，但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领域中积累起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再次爆发出来，就像一股洪水，在整个国家荡来荡去，到处播撒着激奋和忧患。经济日报社总编辑艾丰从北京跑到合肥，想要掀起一场"中国名牌风暴"。他主持一次大会，慷慨陈词，把外国企业拒之门外，指望这样就能让中国企业扬眉吐气。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张欣坐在台下，掰着手指数来数去，结果沮丧地发现，在那些已经开放的行业里--家电、饮料、化妆品、食品加工、啤酒--全都成了西方列强的碗里肉，剩下一两家中国企业在苦苦挣扎，他把这些中国名牌叫做"最后的堡垒"。在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上海，有个新的口号叫"收复失地"。政府把已经卖给外国人的一个牙膏品牌"美加净"，又用高价买回来，让媒体欢呼好几天。在北京，一个名叫段钢的记者在《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质问"联想还能撑多久"。这等于在问，中国的计算机产业还能撑多久？自从1994年发动"高举民族品牌大旗"的舆论高潮以来，中关村因为产品质量太差和价格太高饱受用户批评。但是现在，消费者每次发泄不满时，都会有"救亡图存，振兴民族工业"的舆论出现。它让中关村的微机制造商们从中受益，还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看来杨元庆是需要这个气氛的。他在横扫市场之后，却在记者招待会上压低了声调说："不仅是联想，还有其他大公司，像长城、方正，都在联手降价。这是民族工业的胜利。"　　第68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8)　　"春季战役"刚刚结束，杨元庆便发动了计划中的"第二次攻击"。5月23日，他宣布再次下调微机价格。现在他的武器是"奔腾120MHz"。他把它降价20%。这一天是第十七届全国计算机产品北京展览交易会开幕的日子。"长城"与"联想"撞到一起，当即也把它的"奔腾"降了价。你走进展览大厅，就可以看到有两个横幅特别鲜艳：这边是"9980元，金长城奔进我家"；那边是"9888元，联想奔腾/120"。但是这一次舆论没有完全站在杨元庆这边，也许是他把媒体吓坏了。中国的评论家大都是患得患失之辈。国产品牌价格很高时，他们说这会让民族工业无法发展；国产品牌大幅降价时，他们又说这会给民族工业带来危害。有人批评这是"恶性价格战"，不一定能给中国微机带来光明。有一家报纸甚至认定，这是"自杀行为"。一个新华社记者拿了这个问题去询问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刘剑锋。这位官方的代表看来对"降价现象"并不赞同，所以说："企业不应把降价作为促销的唯一手段。"　　杨元庆对这些好像没听见，照样我行我素。新财年第一季度的销售统计显示出胜利的曙光，联想微机销量达4?2万台，比去年同期增长220%。接着，市场进入暑期销售旺季，杨元庆的"第三次攻击"也开始了。这一回不是明火执仗，而是暗渡陈仓：谁要买了"联想奔腾"，就把一个"特惠包"白送给谁。那个星期，全国大城市报纸上的广告全都是"联想1＋1，暑期送温情"，把老百姓都吸引到商店里，想要知道"特惠"和"温情"是什么。7月18日那一天，所有电脑零售商店的门前挂出招牌，上面把谜底揭开，原来杨元庆把外国品牌当成礼品"奉送"了：不论谁购买"联想微机"，只要加价200元，就送上一台价值1858元的惠普DJ200型喷墨打印机。　　战斗有声有色，比人们所能想像的更强大、更敏锐，也让中关村更加受人尊重。它彻底改变了生产和销售，也改变了社会需求。很多在日后成为市场主流的概念，都是在这时候形成的。平民观念、反贵族、反奢华、追时尚、斤斤计较每一分成本、让电脑像流行时装一样漂亮、让用户界面像是一个家、电脑研发部、工业设计、价格策略、流线型外观，还有一个名叫"幸福之家"的多媒体应用软件，所有这些都是在这场战斗中孕育而生，被人理解。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微机只是政府和企业的专有之物，大都是被公款买走的。此后微机进入私人消费领域，不过相当缓慢。1992年确立"家用电脑"这个概念，1995年发布"全民电脑"，都是微机进入家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摩尔定律"摩尔认为，集成电路每18个月的性能提高一倍，而成本下降50%。这被全世界公认为"摩尔定律"。的实现，把潜在的社会需求变成现实。这是技术进步刺激市场繁荣的最好例证。但是在中国的市场上，还缺少一个桥梁。现在，中关村把这个桥架起来了。如果你在1996年购买一台"奔腾"，来取代你在10年前购买的老式"286"，那么你只需要花费四分之一的钱，而你的新机器的性能却能提高1万倍。　　一个杰出的企业领导者，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消费潮流。这一点在1994年就被证明了，现在再次被证明。普通中国人的"微机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年，他们买走了210万台微机，比此前十几年买去的全部微机还要多，而私人电脑的比例增加更快。此外，中国人在这一年还买了十几万辆汽车、几十万台影碟机、几百万台空调、上千万台彩色电视。不过，没有人说"VCD时代"，也没有人说"空调时代"或者"电视机时代"，至于"家用轿车时代"，还要等好多年才有人提起。当时似乎只有电脑让人兴奋。《试验区报》有位记者兴致勃勃地写道："电脑成为城市居民的新宠。"还有个记者索性说："中国家庭进入电脑时代"，这都是有一点根据的。由中国青年报完成的一项针对北京市的调查表明，1996年有47?7%的中学生家里有电脑或学习机、81?1%的中学生用过电脑，100%的中学有电脑和计算机课。这项调查发表于1996年12月15日，里面还提到，在中学生里，有9?9%每天使用微机，30%经常使用，"学过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人达到了32?1%。这些学生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谁将成为中国未来的比尔o盖茨"。　　第69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9)　　中国人对于电脑的狂热，正好出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新技术被引入普通消费市场的时候。这项新技术就是互联网。有意思的是，那位微机时代的英雄，比尔o盖茨，曾在很长时间里对互联网不屑一顾。杰出的人常常犯一个错误，过分关注让自己成功的领域，而对新兴事物反应迟钝。比尔o盖茨百密一疏，周围的人全都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他却还不在乎。直到1995年的某个夜晚幡然醒悟，他跳起来，给公司3万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的邮件叫做"互联网大冲浪"，后来在美国广为传诵。在比尔o盖茨的所有决策中最脍炙人口的一个，是他在那个邮件中要求属下在第二天早晨把电脑里的旧程序全都删去，义无反顾地迎接新时代。　　由于接连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人们通常都把1995年到1996年的几个月看作世界互联网历史的起点，这就是"网景"和"雅虎"的前后上市，并且获得巨大成功。其实，历史的前奏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1984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两个研究生，桑迪o勒纳和伦纳德o波萨克，设计出一个小型的本地路由器。在那之前，美国大学校园里的计算机终端不能互相连接，斯坦福大学也是如此。如果桑迪o勒纳希望把自己的数据送给隔壁房间里的伦纳德o波萨克，那就必须先把数据传送到网络上，然后由另一区域的计算机接收，后者是个特殊的路由器，价值10万美元。在这对年轻的学生看来，这种方式既愚蠢又荒唐，于是他们着手设计一种方法。在这种方式下，地址是本地的，数据首先被留在大学校园的内部网，而有互联网地址的信件将被路由器自由地送到公共网上。由于斯坦福大学拥有强大的工程系统和杰出人才，就为勒纳和波萨克提供了实现他们梦想的条件。1984年，他们完成这项设计，并且创办一家公司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这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思科公司。　　这对年轻人将微处理器与一套相当复杂的软件相互耦合，制造了最初的网络设备。由于网络技术还是一个新事物，前景不明朗，所以大多数人对它并不看好。这种消极主义的情绪增加了网络技术的风险和投机性。思科的创办者一度陷入财务窘境。但是硅谷的风险投资机制拯救了他们。他们很快从红杉联合公司获得一笔钱。后者的老板名叫唐o瓦伦丁，曾是国民半导体公司的营销主任，还在仙童公司呆过一段时间。很多年来，他一直因为错失对苹果公司的投资机会懊丧不已。这个错误让他以前的雇员库拉后来居上，通过为苹果提供种子资金成了亿万富翁。　　但是瓦伦丁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他在思科影影绰绰地看到网络革命的曙光，就决定不顾一切。借助于250万美元的投资，他成了思科公司的董事长。他开始督促两位创始人对公司采取更为专业化的管理。勒纳和波萨克是一对技术天才，却都缺乏竞争的天性。而在瓦伦丁看来，这种天性恰恰是让技术通向市场的最重要的台阶。于是他提出买断创业者的全部股票，并让他们离开公司。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以2亿美元成交。创业者带着丰厚的回报走人，而技术交给了冷酷精明的商人。思科从此快速成长。越来越多的信息流在企业之间流动、越来越多的企业站点连到互联网上，对路由器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到了1995年，思科已成为网络市场的当然领导者。它生产着全球互联网骨干网络中80%以上的交换器和路由器。瓦伦丁当初用2亿美元购买的股本，在股票市场上升到60亿美元。　　这是"10年定律"的再现。经过一连串发现、创造、推销和无孔不入的钻营之后，网络技术不仅遍地开花，而且还导致美国政府制定规模庞大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瓦伦丁当年只不过被一线曙光照亮了眼睛，现在全世界都将看到，火红的太阳升起来了，光芒万丈。　　如果新技术真的是太阳，那么它再一次从西方升起，我们的国家要到晚些时候才能看到。那些被"出国潮"卷到大洋彼岸的留学生们先知先觉，他们是最早意识到互联网深远意义的中国人。其中有两位，在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开拓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记录。前者是丁健，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信息科学专业完成硕士学业，1993年他的受到外界关注的故事，就是与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联合发表了论文《中国互联网学术网络研究》。后者名叫田溯宁，是美国德州理工大学的博士，眼见克林顿总统向美国人兜售"信息高速公路"，不禁为自己的国家而焦虑。他开始撰写文章，发表在中国的报刊上。他向中国人呼吁"重视互联网"。他极力想使自己、也使自己的同胞们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通向未来的道路。1993年冬天，两个中国留学生走到一起，借助于一位华裔美国人的50万美元投资，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市创办亚信公司。那时候互联网在美国也才刚刚露头，没有"网景"，没有"雅虎"，至少在德州，亚信是第一家以"互联网"自居的公司在描述这两个人的时候，不同作者的文章分别把功劳加在一个人头上而完全忽视另一个人。我本人更倾向于认为，亚信是这两个人合作的产物，至少在创业早期是如此……这是一家地道的美国公司，地处"明天大道"，但公司的开创者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明天在中国。　　第70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10)　　中国人正在大张旗鼓地建设高速公路。随着公路从中心城市伸向遥远的地方，他们已经能够目睹车流滚滚的情景，可是要说"信息高速公路"，他们还处在蒙昧时代，也无法想像信息的流动是个什么样。1993年夏天，中关村连通一条接入互联网的线路，端口设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机房中，依靠电话线路，拨出6个号码才能上网。这是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最早记录。就像微机最初只不过是少数学者的工具一样，在这个夏天，高能所机房里的这条网线，只不过是满足少数人猎奇心理的玩物。频繁出现在这里的人不是软件程序员，就是计算机发烧友，个个行动谨慎，秘而不宣，只邀很少几个朋友，其情景有如地下行会。如果一个陌生人想要进入，那就一定要辗转托人引见。这在后来互联网大规模扩张、电信局到处拉客的年代里，完全无法想像。　　中国人有句老话，"春江水暖鸭先知"，看来新技术的领域尤其是这样。这时候，一大群新人物被吸引到这条网线上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热血沸腾一阵之后也就算了，另外一些人当真行动起来，结果成了第三次技术浪潮的推动者，其中有些人的名字我们至今仍很熟悉。他们创造了新一代"公司奇迹"，为个人也为这个国家带来荣誉和财富。比如丁健、田溯宁、王峻涛、王志东、张朝阳和丁磊。1995年初，这为首的两人西服革履走进中关村，把他们的亚信安营扎寨，也把互联网的概念带进来。这时候中国人对于互联网还很无知，就算那些捷足先登者，也都倾向于认为，那是美国人吃饱了没事干才弄出来的玩意儿。他们不能想像这样庞大的数据网络价值何在，更搞不懂使用键盘来传达信息有什么用。难道靠邮局发送文件和用电话传输声音还不够好吗？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铺设线路购买设备？这个春天，丁健和田溯宁到处发表演讲，传达那些新名堂，鼓吹他们的焦虑和希望，就像布道士一样，声音带着磁性。可是对于他们满嘴说的"解析"、"网站"、"主页"、"IP地址"等等概念，别人听不明白。当时中国人关心的不是网络、不是信息、不是数据的快速流动、不是链接和共享，而是钱。有一天田溯宁来到武汉发表演讲，呼吁他的听众"把武汉变成信息流中心"。他是一个不错的鼓动家，加上情绪激昂和循循善诱，可是听众中间还是一片茫然。他从讲台走下来，感到失落。有个人过来安慰他："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了，不了解国内。你还是告诉我们怎么引资吧！"　　很多年后人们回顾这个故事，都说这两个留学生是"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商业的先驱者之一"。之所以要说"之一"，是因为互联网早期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若论"公司奇迹"或者"个人财富"，她是失败者；若论历史上的象征意义，那么即使与那些最成功的网络英雄相比，她也能赫然屹立。她不是一个卓越的技术专家，也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生意人，她从来不做投机活动，甚至对中关村和它特有的商业规则一无所知。但是，就像丁健和田溯宁，她是整个国家信息技术浪潮的最重要的推动者。　　她叫张树新。她在年龄上和丁、田二人相当接近，行为方式却完全不同。那两人拥有长期留学美国的经历，经历过严格系统的专业教育，还有西方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而张树新则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是这个行当说的"土鳖"，此后她差不多每隔三年换个职业。她是一个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人，激情有余而谋略不足，孤注一掷，不计后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者，第二份工作是官员，第三份工作是公关经理。她对新事物有着一种超越常人的敏感，但却从来没有善始善终地做好一件事。对于她和她的昙花一现的瀛海威公司，人们曾经给予很多评价，直到今天还能引起人们普遍的激动。有人说她是"理想主义的化身"，有人说她是"过度炒作的代表"；有人说她是"先驱"，有人说她是"先烈"；有人说她的眼界"宏阔异常"，有人说她不过是在"蛊惑人心"。但是无论褒贬，全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她的确是以中国互联网的开拓者身份进入中关村的。　　第71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11)　　如果那些攻击她"炒作"的人是有理由的，那就一定与她的短暂和不成功的记者经验有关。1996年，张树新以一个相当夸张和充满悬念的行动开始了她的冒险。她把一个大广告牌竖立在白颐路南端的街角处，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种广告语中明显带着记者的夸张笔法。她把它放在从市中心达到中关村的必经之路，让人人都能看见。上面所谓"向北1500米"的地方，其实就是她的刚刚开张的"瀛海威网络科技馆"。　　张树新恰如其分地告诉媒体，瀛海威"是中国互联网商业领域的第一家公司，也是邮电系统之外最大的一家服务商"。公司早期的性质有如"夫妻店"，因为投资者是她和她的丈夫姜作贤。那时候她刚刚在美国渡过一个假期，回到北京，浑身上下散发着大洋彼岸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气息。我们与其说她受到新技术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受了美国舆论的蛊惑。她坚信中国必将再次步美国后尘，就像过去十几年反复出现的情形一样。她到邮电部去申请信息服务的资格，那些官员完全听不懂她要做什么，但是这些都是小事，不会让她这样的人退缩。　　奇怪的是，这个出身官方媒体记者、还当过官员的人，直到凄凄惨惨地离开自己的事业之前都是孤军奋战，很少尝试走官方门路，而另外那两位拥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留学生，丁健和田溯宁，却从一开始就抱住政府这棵大树不放，还紧紧依靠拥有垄断地位的国有电信企业。　　1995年3月，也即张树新的"瀛海威"开张之前大约两个月，亚信开始了和国家科委的合作。丁、田二人加入到国家科委主持的互联网宣传计划中，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他们为中国人讲解什么叫"IP"，什么叫"互联网"。这是在尽义务，但是他们仍然获得了宣传方面的好处。在一连串公开场合，他们总是能够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形象伴随在国家科委左右，这为他们带来巨大声誉，也让他们获得"中国电信"的信任。春天还没过去，亚信接下它进入中国之后的第一个订单--建立"Chinanet"骨干网。"中国电信"这个拥有行业垄断地位的企业，显然注意到互联网在美国的崛起之势，于是仓促上马。他们租来一条64K的线路，打算在北京和上海建设两个试验网络。然而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丁健和田溯宁这两个留学生，他们找不到另外的人懂得什么叫网络。　　其实还有一个张树新。她非常敏锐，又有激情，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一个互联网公司到底应当做什么。她请来几位自称懂得互联网的人，又花了不少钱做广告。夫妻俩的投资就像流水一样往外淌，有去无回。幸运的是，公司刚刚开始运行，就发生了一个传奇般的故事，轰动全国。一个女孩儿在"瀛海威"上留下一封信和一束红玫瑰。她说自己得了血癌，每天留下一段告白。她名字叫"Rose"，而她也真的像朵玫瑰一样只活了十几天，然后消失。没人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但是网友宁愿相信她存在过，把真挚的祝愿送给她。一个美丽鲜活的生命转眼凋零，他们万分悲痛，为她流泪，为她撰文。冰冷的互联网传达着人间温情。虚拟世界变得伸手可及。这件事发生在1996年春节前。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互联网就像一个神话到处传播。我们已经知道，一年前它还只是少数人的"地下活动"，但是现在，根据一份题为《关于中学生科技意识调查》的报告，北京市拥有电脑的中学生中，已经有5?8%联网，另外还有33?2%想要联网。当时只有19?2%的人还不了解互联网。老实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张树新和瀛海威，还有那个名叫"Rose"已告别人世的女孩儿。　　但是张树新还是分文未进，而且已经把她的700万元花个精光。它预示了互联网原来是个"烧钱"的行当。好在瀛海威当时如日中天，所以不愁没有新的投资者加入进来。1996年9月，张树新完成第一次融资，夫妻二人的原始投资作价2120万元，占有公司26%的股份。另外两家公司则以现金购买了瀛海威的其余股份。　　第72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12)　　互联网的早期历史与其说是技术的开拓，倒不如说是组织的开拓和商业的开拓。丁健和田溯宁现在已经不仅是鼓吹者，还是轰轰烈烈的行动者。"Chinanet"的建设过程，有如一台微机的制造，用"舶来"的元件和理念组装起来，只不过规模更大，结构也更复杂。亚信从美国买来整套网络设备，包括思科的"2501路由器"，报关入境，用一条光纤专线把北京和上海连接起来，再与美国沟通。两个人好不容易完成这一切，忽然想到，这是第一个建立在互联网上的中文环境，所以还需另行编制软件，制定传输中文的统一标准。　　亚信迅速完成这一切，为中国人申请了第一批互联网地址，它们都用"168"开头，听上去既顺耳又吉祥。但是就像他们自己说的，最初的网络是"试验"性质的，规模很小，只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各自拥有16个拨号端口，由于当时路由器的技术尚在初级阶段，端口流量有限，所以能够同时使用网络的用户不超过320个。　　然而亚信的互联网事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开来，它也是整个国家的事业。公司每天顾客盈门，排着队签订单。两个开拓者心急火燎，忙着扩大员工队伍，可是在全中国也找不出几个能够说清互联网的人来。所以当时白颐路上流传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能拼写出Internet，就可以到亚信去上班。"他们为外省建设互联网，为中央政府建立"金融骨干网"，为上海开辟"热线"，为北京承建"科技信息网"。1996年1月，Chinanet也开通了。这个名字被官方翻译成"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媒体又为它加上"全国骨干网"的称谓。这的确是"全国"的，就连拉萨也有了32个端口--8个月前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加起来也就这么多。按照当时的报道，北京的拨号端口已经扩张到120个，能够支持2000个用户同时上网，数量还是少得可怜，好在当时上网的人更少，很少占线。　　在过去几十年里，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总是你死我活，很少遥相呼应，但若真的遥相呼应起来，就会势如破竹地影响整个世界。1996年的中国东海岸和美国西海岸，就有一点这种味道。"全国骨干网"向中国外省延伸之时，正是"网景"和"雅虎"在纳斯达克上市之日，互联网一夜之间跨越浩瀚的大洋。整个中关村都感受到这股浪潮的冲击，但是大多数人还在等待，只有装满腰包的"瀛海威"四处出击。它就好像中关村网络军团杀出的一支奇兵，打算一举征服全国。这支队伍无论走到哪里，就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上面一律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就这样一口气扫荡8个城市。张树新对投资者说："照这条路走就会赢，而且快赢了。"但是她忽视了所有创业者在这种时候都不敢懈怠的三样东西：技术准备是否充分？运营环境是否成熟？市场需求是否到了爆发期？事实上，能够帮助瀛海威成长为一个大公司的这些前提，当时都不存在。所以当瀛海威的用户超过3万户时，麻烦接踵而来：开户烦琐、线路阻塞、价格昂贵、拨号上网效率奇低、好不容易上去了又看不到什么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内容提供商"，所以张树新不得不自筹内容体系。她做了互联网上的所有事情，却没有一个清晰的收费模式。投资者眼见公司财务只进不出，很快失去耐心，这又导致她和股东之间的尖锐冲突。　　从1996年到1997年，"瀛海威"的辉煌就像一道流星闪过，很快陷入黑暗。张树新的敏锐再次起了作用。她最早意识到："瀛海威太早了。它是在整个行业的资源与环境都不成熟的条件下做起来的。"在一个记者面前，她甚至坦率地承认，"瀛海威特别像一个模板，而不是一个公司。"1998年元旦这天，张树新对全体公司员工说："现在的情形如同在大雾中驾车前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陷阱。"它的确已在大雾中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很茫然。问题不在于前面有什么，而在于前面什么也没有了。6个月后，张树新在投资者的压力之下辞去总经理之职，也离开了她的互联网之梦。她后来谈到辞职的理由，只简单地说"我本人比较识趣"。其实她走到这个地步，与硅谷思科公司投资者罢免创业者的故事如出一辙。不过，"瀛海威"的运气不比思科，此后一天天衰落下去。　　第73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13)　　说来真是奇特，新技术潮起潮落，生生不息，成为这个世界的推动力量，但是市场制胜的关键却不是谁的技术更新更高更快，而是谁的技术更加符合普通人的需要。先知先觉者纵然可敬，却难免遭遇"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对于市场来说，"早到者"就像"迟到者"一样，都会失败。这在全世界屡见不鲜。张树新只不过是这一规律的"中国版"的故事。此后她反复思量这段经历，在一本名叫《跨越新千年》的书里有她一段内心独白："由于历史提供了这么一个机缘，我们有幸成为第一代人。我们走过了所有的路，几乎犯过了这个行业所有可能犯的错误。这是一段对每个人都有意义的历史。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都是巨大的财富。再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犯很多错误，也许肯定能赢。"这是承认自己输了，又不甘心。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她所开创的互联网事业直到今天还没输过。　　至于亚信，它显然比瀛海威幸运很多，丁健和田溯宁当之无愧地被人称作中国互联网的"建筑师"和"拓荒者"。即使二人分手之后，依然是各自道路上的成功者。田溯宁1999年辞职他去，后来成为网通公司总裁，此后又经多次变化，始终在经营一份国家所有的资产。丁健仍然留在亚信，直到今天。他在2000年3月2日率领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由此打开了中关村通往美国资本市场的大门。2001年他成为"国内十大最具人气的企业家"，还是"中关村十大优秀企业家"中的一个。从这样的记录来看，公司一直走在康庄大道上。然而有一个情节却不能不提。亚信在1999年开始脱离互联网的主战场，进入电信行业。丁健把这叫做"转型"，其实他是盯住了"宽带互动"，他说那是"中国进行跳跃式发展的又一个新机会"。拿今日情形来对照，这是一个惊人准确的预言。可是对于当时的亚信，这就好比是一个垦荒者在把大片处女地变成良田之后，对身后那些蜂拥而入的耕耘者说："你们来了，我要走了，前面还有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227第十五章市场又在召唤--从现在开始，前10年是你的，后10年是我的。　　1997年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染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看来计算机软件公司不在其中，在这个领域坚持不懈的人越来越少，还相当艰难。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传遍了中关村：那个声望最高、在很多人看来硕果仅存的软件公司，"汉王"，快要支撑不住了。原因是它的手写输入技术仍然不能解决"识别率"问题，一遇到龙飞凤舞的字，全都乱套，这让消费者对它失去了兴趣。　　"五笔字型"红遍全国之时，刘迎建对王永民说："从现在开始，前10年是你的，后10年是我的"。他是"汉王"总裁，当时雄心勃勃地预言，统治计算机世界的"键盘输入"将被他的"非键盘输入"取代。现在，王永民的"前10年"的确过去了，比预想的还要快些。可是刘迎建却没有如所期待地迎来他的"后10年"。传统的输入方式仍然流行，每天有几百万架键盘在这个国家滴答作响，不是"拼音"就是"拼型"。刘迎建仍未走出艰难时世。"汉王手写"每月的销售记录不过几百套，有一天卖了1000套，他便大喜过望，决心把4个销售人员好好奖励一番，可惜兜儿里没钱，只好买来4个电饭煲了事。　　尽管没钱，他却还在咬牙跺脚，声称要把IBM的语音识别系统买回来。这笔有关专利使用权的生意至少要花40万美元，对当时的"汉王"来说，意味着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所以很自然地在公司内部引起一场争论。刘迎建的想法是，"手写"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还不够强大，所以必须借助"语音"，连写带听，双管齐下。他认定购买现成技术是最为便捷的办法。反对者说，这笔支出为公司财务难以承担。还拿出证据，证明IBM的这套系统只是处在实验室的阶段，根本不能使用。这是真的，当时的语音识别技术对于形形色色的口音语调一筹莫展，如同"汉王手写"无法识别乱七八糟的手写字。但是刘迎建拒绝属下劝告。他就像一个赌徒，在输光了全部财产之后，又把性命作为赌注，想要最后一博。由于当时盗版横行，所以刘迎建肯花40万美元购买IBM的软件专利，无疑是中关村迄今为止最不可思议的一桩交易。　　第74节：市场又在召唤(1)　　中关村热闹非凡。此前它是中国微机的摇篮，现在眼看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联想在过去12个月里卖出435860台电脑，超过IBM，成为全球认可的"中国市场销量第一"，也让中关村更加强大，更加受人尊重。在计算机行业的竞争史上，中国人屡战屡败。他们经历了蒙昧年代，经历了混乱年代，经历了彷徨年代和危机年代，现在终于写下胜利的记录。黑暗已经过去，天地即开，曙光升起。可是胜利的旗帜只不过是插在微机组装生产线上，其性质属于计算机技术链条上的最低端。这就好像在一场殊死战斗之后，中国人占领了山脚，但从山腰到山顶，还是人家的地盘。由于中央处理器、存储器、显示器一类的关键元件仍然依靠进口，所以那时候中国人购买所谓"国产微机"，每100元中就有七八十元被跨国公司拿走了。还有一件事叫人沮丧：软件业没能繁荣起来。自从1996年微软发布"视窗95中文版"，我们国家的通用软件市场便出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微软一家独大，然而强龙不压地头蛇。中国消费者愿意花1万多元去买一台电脑，却不喜欢花1000多元去购买一套正版"视窗"。所以他们使用的"视窗"大都不是花钱买来的。　　除此之外，1997年早春中关村的街谈巷议还有很多。就像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经常看到的那样，在一场巨大的变化到来的时候，大街上反而会异常平静。从外表看上去，北京一切如常。过去100年里，这城市所经历的变故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比拟的，这造就了她的宽容、幽默、敏感和麻木，也造就了她的一种变态的政治热情，把国家大事也当成家长里短。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季节，时局充满悬念，又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城市失业问题；农民流动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煤矿爆炸问题；中美关系"乍暖还寒"的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1997年2月19日，一个可怕的消息席卷整个国家，一代伟人邓小平与世长辞。这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政治家，这个宣称"改革也是革命"的共产党人，甚至从来没有到中关村来看一看。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想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都不免是个政治问题。中南海的风云变幻有可能导致白颐路的命运发生逆转这个春天，一份来自中关村的调查报告反映了政治问题是怎样化作经济问题的。"意识形态不能当饭吃，"报告如此写道，"却可以当棒子打人。"它的题目叫《民企的呼吁》，里面所列举的情况是如此真实且具有煽动性，以致始终不能公开发表。其中有一段说，国有企业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享有大约80个行业的"准入权"，外资企业被获准进入其中60个，而中国人办的私人和民间资本则只能进入40个行业。，甚至影响一个普通百姓的家庭生活。但从1997年共产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政治色彩越来越淡。中关村的历史，也越来越像是一部纯粹的技术史和商业史。只要你承认政府权威，守法缴税，就不会有人在乎你的信仰。　　但是就像整个国家一样，解除了意识形态羁绊的公司并不轻松，它面对着越来越残酷的市场竞争。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刘迎建。他孤注一掷地买来IBM那个几乎不能使用的语音识别系统，其实也是市场角逐中的被逼无奈之举。　　"汉王公司"创建于1993年5月，到现在已是4年有余。公司始终业绩平平，惨淡度日。刘迎建做经理远不像做研究那样如鱼得水。迄今为止他的所有成功记录，都是发生在他的程序工程师的岁月里。我们此前提到，他在1986年开创"非键盘输入"。从人与机器的交互来说，他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用户只需使用一支笔和一块板，就可以把字直接写进电脑里去。不必学习繁杂的键盘录入方法，甚至无须改变自己的书写习惯，不用说，这一技术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但这还不是他的科研生涯中的唯一辉煌。在那之后，激动人心的事情还有许多。有个故事流传至今，他在1991年把他的"手写专利技术"卖给一家台湾公司，收获6万美元，这在中关村的专利出让史上前所未有，所以人人惊讶。不过，这故事的后半部分充满黑色幽默式的悬念，听上去不大轻松。为了把"手写输入法"改造成台湾人能够接受的繁体中文，刘迎建不得不重演昼夜苦战的经历，所不同的是，这一回他有年轻的妻子陪伴在侧。他写程序，她为他整理数据。妻子具有计算机专业的基本训练，做这些事本来不在话下，但现在情形不同，她怀孕了。每天10个小时坐在电脑旁，因为怕辐射，就在肚子前面顶个大铜盘，也不知管不管用。6个月之后，丈夫大功告成，妻子的忍耐力也达到尽头。她住进医院，好几天才缓过一口气来，可是再也没有能力孕育孩子。儿子提前两个半月来到世上，全身青紫色，有两次连心跳也停止了。医生断言，这孩子就算能活过来，也是先天畸形。这消息让夫妻二人如若晴天霹雳。"我的大脑神经都关闭了"，刘迎建说。他不住念叨："她每天要在电脑前呆好几个小时啊！""她头上都有斑了啊！""我不能饶恕自己啊！"在以后的半年里，这种情绪一直左右着他。他认定是电脑导致悲剧，拒绝再碰它。　　第75节：市场又在召唤(2)　　1992年刘迎建渐渐恢复正常。儿子拣回一条命，他回到自己热爱的工作上。这年1月中文信息协会在香山召开会议，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和商人都来参加。有个台湾公司带来一个手写系统，说是台湾的最新发明，轰动市场。刘迎建碰巧也在当场，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他卖到台湾去的那一个。他说，那是他做的。台湾人不相信，于是他把人家领到自己的办公室，解释自己的发明经过。这一来他便成了台湾计算机领域里一个光芒四射的人物。后来人们谈论中国计算机产业时，总是说没有原创，还断言台湾也走在大陆前边。看来至少在"手写输入"这个领域里，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他的光芒很快照耀到香江。一项新技术刚刚诞生时，大多数人都是麻木不仁的，只是极少独具慧眼的人会疯狂地扑上去。他的香港传奇也是如此。1992年春天，他的技术被中国科学院当做"863计划"的重要成果带到香港，放在一个展览会上，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只有一个年轻人在这里徘徊往复，久久不肯离去，然后留给刘迎建一句标准的普通话，请他在闭馆后不要走，将有一辆"劳斯莱斯"来接他。　　刘迎建那时还没听说过"劳斯莱斯"，不知道这轿车乃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他坐上去，只觉得这东西很长很大，七绕八绕，来到一个日本餐馆，戛然停下。他走进去，这才知道那年轻人原来是"名人公司"的老板。"名人"是香港的一个家族企业，依靠打火机和房地产起家，又试图开发"掌上电脑"，为了避开头号竞争对手"快译通"的锋芒，"名人"打算绕开键盘输入，全力占领"手写输入"市场。他告诉刘迎建，先预付给他一笔开发费用，此外每卖出一份软件就付给他10美元。不用说，刘迎建无法拒绝这样的诱惑。他住进香港的一幢别墅，完成产品的最后测试。房间豪华得不可思议，每天还有两个印度仆役服侍他的起居饮食。走出别墅的那一天，他的兜里揣着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还有1万元港币--那笔所谓"开发费"。他手忙脚乱走进飞机场，掉出一张百元大钞，拣也不拣就扬长而去，心里想："不就100块吗？算啦！"　　他得到了他期待的东西，名与利，不禁得意洋洋。但是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感到后悔了。他的麻烦不是失败带来的，而是成功带来的。由于他的技术在"名人"产品上表现杰出，"快译通"也找上门来。后者在掌上电脑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当然也能让刘迎建获得更大名声和更多收入。这让他后悔当初把独家使用权许给"名人"。在一番权衡之后，他做了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背信弃义的事。他撕毁了和"名人"的协议，再一次出卖他的技术。这一回卖给了"快译通"。　　"手写输入"在两年之中卖了三回，这让他成了中关村里屈指可数的富翁。那时候他是自动化所的一个在读博士生，还是人民解放军的上校军官，从军队里领工资。他的个头不高，大脑袋，小眼睛。他和许多中关村的一流程序员不同，身上没有一点自以为是，也没有玩世不恭。他的特殊的天赋是把敏捷和憨厚融为一体。他天生属于电脑世界，编写程序毫不费力。他对源代码情有独钟，日子过得很单纯。但是现在不同了，和港台商人的纠缠让他的头脑复杂起来，学会使用心计。此前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技术，此后他开始用商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技术的价值。港台市场一向都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大陆技术很少进入，而他却能如此容易地长驱直入。一切迹象表明，中国人正在迅速地走进"非键盘时代"。而他所要做的，不只是为这个时代提供最好的技术，他还要用这个技术为自己带来巨额收益。　　1993年5月他退出国家的"863计划"，连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也不要了。他满怀激情地创办了汉王公司。"我考虑再三，"他对那些试图劝阻他的人说，"觉得还是时间宝贵。"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他基本上沿袭了中关村老一代创业者的道路：一个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勤奋、眼光、执著和几分叛逆本性，还有旧制度下的一些资源，成就一项全新技术，转身投向市场的海洋。唯一的不同是，他是个现役军人。他在匆忙之中向上级报告，要求脱下已经穿了25年的军装。那个年代军队办厂、学校办厂，都是风行天下的事，所以他的上级也不着急。而他根本无法等待，自行其是先干起来，所以在以后18个月里，他是中关村里唯一的"上校老板"。　　第76节：市场又在召唤(3)　　"汉王"在中关村清华南路安营扎寨。前面的道路比想像的更艰难。尽管有港台的成功先例，但是大陆市场的开拓并不成功。1996年和1997年，中国人买回460万台微机，个个带着键盘，可是汉王手写输入软件只卖出1万份。更糟的是，用户们都在抱怨"汉王"不好用，只要把字写得稍微潦草一点，它就无能为力，所以有85%的"汉王"用户把它扔在一边了，重新敲打键盘。　　一开始，刘迎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技术方面，所以花了好多时间去改善它。让它可以识别6763个简体字、13051个繁体字、790个香港字，还有不少奇形怪状的连笔字，完全不必拘泥于书写笔划的顺序。当时的报纸上说，它"对楷书达到了写一个、认一个的水平，是目前书写限制最少、识别率最高的手写识别系统"。应当说，这都不是虚妄之辞。不然它也不可能获得两项大奖--"世界知识产权专项奖"和"金牌奖"。可惜这一技术还是不能如所期待地迅速扩散到市场上，变成消费者手上的利器，变成汉王公司的利润。看来问题仍然在于，手写输入技术对于市场需求来说过于超前。从本质上来说，只有在那些不宜使用键盘的环境里，"手写"才能显示出它的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在90年代中期乃至后来的几年里，种种便于移动的小型计算设备还不流行，大陆仍然是台式机的天下。你坐在办公桌前，面对着台式计算机，而不是手持掌上电脑，那么，手指敲击一定要比手写更加舒适更加快捷，错误率也要低很多。　　老实说，汉字键盘输入的地位之所以难以撼动，王永民有很大功劳。单就速度来说，他的五笔字型比拼音要快50%。一个熟练使用"王码"的人，每分钟能录120个字。1997年7月20日，王码电脑总公司起诉中国东南技术贸易总公司专利侵权一案，在经过三年拖延之后，终于以原告的彻底败诉而告终1994年王永民在中关村发起的"保卫五笔字型专利权"的诉讼，僵持三年之后，在1997年彻底失败。他领导的王码公司不再振作。此事被称作"中国知识产权第一案"。其详细经过，我在《联想风云》中有详细叙述……因为这个判例，王码公司被迫撤消其他几桩诉讼。这让所有计算机公司都可以自由使用"五笔字型"，不必支付专利费。整个中关村都为之欢呼，可是刘迎建却感到巨大压力。他在感情上站在王永民一边，在商业利益上也和王永民同仇敌忾。王码公司输了官司，但是"五笔字型"却以更快速度巩固了它在消费者中的地位。毫无疑问，它越是容易地横行天下，也就越是让"手写输入"难以逾越。　　国内市场的需求就像个生苹果，总是不熟，刘迎建于是转身去开拓亚洲市场。他现在不再是个工程师了，而是一个地道的商人。1996年和1997年他去了香港和台湾，还去了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做成几笔生意，就把钱拿回来赶紧给员工发工资。所以那些日子"汉王"的工资有美元、日元、港币和新加坡元。"什么钱都发过。"他在多年以后这样回忆，"我每天想的就是养活这些人。真是惨淡经营！"到了年终，想要发点奖金，没有钱，急中生智发个"手写板"给员工。如果有谁的运气好把它卖了，就能换回大约1500元现金来。　　"汉王"的时来运转，乃是因为有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微软公司推出"视窗95"；康柏公司推出"奔腾微机"。前者统一了操作系统的标准，而后者则为大型应用软件提供更大的存储空间和更快的运算速度。这一来，刘迎建便有可能大范围地扩张手写输入软件，也为他在日后发动对摩托罗拉的进攻埋下伏笔。他一直认为，打败摩托罗拉的那一仗是"汉王"历史上的最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是真的，那么它是可以和杨元庆统帅的"联想微机保卫战"相媲美的。奇怪的是，在那些研究中关村历史的人们中间，这个故事从未引起注意。　　按照刘迎建本人的回忆，战斗是摩托罗拉挑起来的，他只不过是被动应战。那是1997年秋的通讯技术展览会上，摩托罗拉出人意料地拿出它的"手写汉字输入王"--后来改名叫"慧笔"，把刘迎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摩托罗拉不仅是个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而且还在中国移动通讯市场上捷足先登，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慧笔"由于解决了连笔字体的识别问题，明显超过"汉王"。更可怕的是，它的规模庞大的销售网络，让"慧笔"很快占领了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进而搭载联想微机，借助于无孔不入的联想代理商，行销全国。这一天，刘迎建走在中关村大街上，迎面一个熟人过来就问："汉王什么时候变成慧笔啦？"　　第77节：市场又在召唤(4)　　不用说，"慧笔"相当成功，它一举占领大部分市场份额，刺激着整个中国的"非键盘输入技术"。刘迎建既佩服又紧张，不住感叹人家是"大手笔"，自己是"小儿科"。但是就像中关村所有那些杰出的创业者一样，刘迎建不是轻易言败的人。他现在不仅是个天才的工程师，也已具有异乎寻常的商业眼光，特别善于在强大的敌人身上找出"软肋"。当他发现捆绑在联想电脑上的"慧笔"只能卖得价格极低，因而压制了自家的零售市场时，立即转忧为喜。他重新制定销售策略，打算长驱直入"慧笔"留下的零售空间。对于"汉王"来说，这是个有利可图的买卖，只要拿到订单，就能让它维持一场对抗外侮的持久战。　　"是的，就是持久战。"刘迎建对属下说，"时间将会有利于我们。"因为只要赢得时间，"汉王"就能不断改进，而"慧笔"的捆绑销售其实是在赔本赚吆喝，这样的买卖挺不了多久。　　此后好几个月，"慧笔"和"汉王"各走其路，相持不下。这是刘迎建希望看到的局面。但就在这时，摩托罗拉的一个中文语音识别技术在美国获得大奖，它不仅要让计算机读懂中文，还要让计算机听懂中国话。这对"汉王"来说如同雪上加霜。刘迎建不惧怕"手写技术"的较量，那是因为他早已胸有成竹，但是他对"语音识别"一窍不通。这场仗要是按照这样的节奏打下去，那就非输不可。　　市场上的事情真是瞬息万变，机会也在转眼间来了又去。刘迎建正在这里心急如焚，那一边IBM发布了"Via Voice中文普通话听写软件"。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以摩托罗拉的竞争者的面目出现的。IBM的公关人员花了不少力气请媒体来吹嘘，就是想要让中国人都知道，它才是中文语音识别技术的领先者。它的确是领先者，但即便如此，"Via Voice"距离真正的应用还差得很远。刘迎建站在一旁，坐山观虎斗，一边看一边盘算自己的出路。很显然，如果能用IBM的名声和技术来武装"汉王"，那么他就有机会在对抗摩托罗拉的战争中反败为胜。　　现在我们回到本章开头。读者一定能够理解刘迎建为什么力排众议，不惜血本购买IBM语音识别系统的专利使用权。"这是决一死战"。他当时对属下说，"我必须把它拉进来，要不然'汉王'就完蛋了。"　　说是"决一死战"，并不过分。刘迎建把迄今为止赚来的所有钱都掏给IBM。1997年9月第二周，他在IBM的支持下完成了"听"与"写"的组合。接下来的情节是这个故事的尾声，也是高潮。他在这件事情上引人注目地违反了自己沉稳低调的本性。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他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一套全新的"汉王听写系统"研制成功，它是"IBM公司的Via Voice与汉王笔输入软件的集成产品"。接着他又弄出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他把一群人和一堆计算机弄到电视台的直播室里，让一个专业录入人员操作键盘，又让一个完全没有经过训练的生手来使用他的"汉王听写"。他本人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还请来个专家当裁判，在众目睽睽之下打了一场"擂台赛"。毫无疑问，是"键盘"输了。刘迎建早就知道会有这种结果，否则他也不会煞费苦心地上演这出好戏。那些外行的记者全都看得如痴如醉，回去纷纷发布新闻，宣布"非键盘"打败了"键盘"，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首页上。那时候报纸在读者心中还保留着好声誉，不像现在，老百姓鄙夷新闻，却在无形之中受着广告影响，所以"汉王"广告的铺天盖地都是后来的事。在当时，"慧笔"依靠广告，而"汉王"依靠新闻。就像刘迎建说的，"新闻价值比广告价值更大"。第一批新闻发布在京城报纸上，第二批新闻铺满了全中国。当时的报纸这样描述："语音输入"和"手写输入"合二为一、"随手写"和"随意说"、"无缝链接"、"自然简便快捷"、"人人会用"、"不管男女老幼的声音都可识别"、"每分钟可输入150字以上"。而刘迎建逢人就说："那只不过是平均速度，其实最快的可以超过330字呢。"他就是不说，这330个字里有不少是错的，还要一个一个改过来。　　第78节：市场又在召唤(5)　　这是个重要问题，公开场合中很少有人提到，那就是"识别率"怎么样？实际上，语音识别是计算机世界的最具诱惑力的问题之一，也是个最深的技术陷阱。全世界无数杰出科学家投身其中，取得无数技术突破，始终不能包容人类口语的无限多样。IBM是最早尝试把语音识别技术应用于中文市场的公司，但是你只有使用精准的普通话，以人类不能习惯的慢速度、最标准的词组，最简单的语句，它才能凑合着听懂。假如你要像个正常人那样说话，再带一点口音，那就全完蛋。　　然而市场上的情形真叫奇特：尽管刘迎建本人的技术曾获得无数奖励，但是使他在普通消费者中名声大噪的，却是他买来的一个带着严重缺陷的技术。一个完美无缺的产品常常无人理睬，一个毛病百出的东西却能博得众人喝彩。消费者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拒绝完美，拥抱缺陷。刘迎建把"听"和"写"合二为一，利用"写"的优势去弥补"听"的不足。当用户发现语音输入的错误之后，他就信誓旦旦地说："你可以用手写来修改呀！"这在技术上充其量是个小伎俩，算不上重大突破，但却赢得广告意义的巨大效果。"听写组合"让汉王有了崭新的形象。IBM的名声，市场对于新鲜玩意儿的狂热追求，消费者对技术的无知，这些客观条件都成了"汉王"的助推器，也彻底改变了它在与摩托罗拉角逐中的被动局面。人们开始争购"汉王听写"，每套1500元，也不嫌贵。在接下来的1998年，他们花了2000万元，在1999年又花了6000万元，全都是买"汉王听写"的。直到今天，这都是普通消费者花在软件上的最大一笔钱。　　预言胜利还嫌太早，但刘迎建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中国软件业的悲观情绪。刘迎建也不会再说什么"大手笔"和"小儿科"了，因为战斗的双方即便不是强弱逆转，也已势均力敌。1998年结束时，《计算机世界》预言，"汉王"和"慧笔"将开始新一轮大战。其实最残酷的战斗已经结束。"慧笔"仍是个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就像刘迎建当初的预见，"捆绑销售"日愈显露出它的弊端。这一年，"慧笔"与联想分家。差不多同时，刘迎建却和微软做成一笔交易--授权"视窗"使用"汉王"。报纸从技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这件事，欢呼这是"中国软件的最强音"，又说这是"软件业未来的希望"。然而刘迎建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管"未来"，他只管现在。如果市场如战场的比喻是可以成立的，那么现在战场上形势已经对他有利。"慧笔"退出曾经占领的高地，这让"汉王"的销量超过"慧笔"，成为市场第一。刘迎建得意洋洋地对属下员工宣告，花在IBM身上的钱"全部回来啦"！其实远不止如此，他还足足地捞了一笔呢。　　多年以后刘迎建人过中年，本来不高的个子越发显得矮了，两鬓开始发白，依靠一副花镜打量对面，像个上了年纪的人一样用紫砂杯喝茶。可是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仍然两眼放光，声调激昂，所有紧张、忧虑、焦躁、以及背水一战的残酷景象，全都成了胜利者的反衬。当他冷静下来时，就会说，汉王的成就来源于他的"两个正确的抉择"：一个是1984年投入"手写输入"；一个是1997年迎战摩托罗拉。此人一向都是"技术至上主义者"，矢志使用自己的智慧和激情去改变亿万人的生活。直至来到个人道路上这个偶然的落脚点，他才发现，技术之所以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奥妙不在它的完美无瑕，而是它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找到通向消费者的商业之门。　　当中关村还处在混乱无序充满生机的年代时，一些像刘迎建这样的人物极力想使自己和别人都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民族创新运动的真正途径。他们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开创了一群与众不同的公司。他们的成功--无论是昙花一现的还是持续不断的--让媒体热血沸腾，也吸引了公众和政府。一片每天都在造就创业英雄和财富传奇的土地，也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整个国家的资源，资本、技术、知识、信息、人、社会关系、创造性的思想，当然还有政府权力以及拥有垄断力量的团体，都会不由自主地投入其中。　　第79节：市场又在召唤(6)　　在9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注意到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其实权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国家经济在过去18年以一位数的幅度增长着，而政府税收的增长却是两位数，仍然入不敷出。中关村的公司交给政府的税款增长更快，在当地政府的岁入中超过三分之一。即使是最迟钝的官员也能看明白，无论于公于私，这都是一块迅速成长的大肥肉，其中油水由于试验区的一项独特制度而加倍丰腴。按照国家既成制度，税务征管机构所得之全部税款，均须依据"分税"规则，在中央政府、省市区政府和县市政府之间做出分割，基层政府只能得到其中很小部分，倘若因此入不敷出，则中央政府酌情予以补贴。这在我们国家成为基层政府财力拮据的一个原因，也在地方官员中造成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唯有中关村与众不同。早在1988年试验区刚刚建立之时，北京市政府就颁布一项政令，将试验区上缴税款全部返还当地。这一政令在当时被叫做"税收返还条款"，一直延续至今。它促使每年数千万元现金回流到当地政府手中。　　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在1997年11月11日宣布成立，这就是当初胡昭广一力推动却遭到海淀区政府坚决反对的那个"大管委"。"大管委"正式的名称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在官制序列中隶属市政府，居海淀区之上。然而就政府行政来说，它和当初的"小管委"并无本质不同。　　也许最重要的区别发生在调动社会资源以及鼓动社会情绪方面。1997年秋天到1998年春天这段时间，中关村沐浴在一片激昂的气氛中。依靠"税收返还条款"所得到的资金，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建设计划。此前人们一直在抱怨这块土地混乱不堪，房子低矮陈旧，街道狭窄肮脏，商家乱七八糟地排列在马路沿上，公司全都躲在灰溜溜的建筑里，卡车轿车自行车行人挤成一团，难解难分。有一次有位领导前来巡视，满脸不悦地抱怨中关村没个高科技的样子，远不如"张江"那样新鲜靓丽整齐划一当时有机会来到中关村的美国人，显然看到了另外的东西。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米切尔于1997年7月初访华回国后，发表长篇报告说："在北京，我们注意到，在技术园区内为技术商业所做出的努力集中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先进材料和制造自动化领域。中国的综合科技资源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市拥有具体科学领域的专长并传播到全国各地。北京开发区比上海的先进，因为它包括海淀地区，在那里，中科院、清华、北大已开始成立公司，使学术人员开发的技术商业化。"另外一个美国人，英特尔公司副总裁马克尔o艾马，当时也看出，中关村是中国家用电脑乃至整个计算机市场快速增长的动力。他在1997年12月接受《北京青年报》网上采访时说："中国北京有个中关村，是很出名的，中关村市场上的计算机价格，非常便宜，性能又比较好，可以说价廉物美，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这种情况已经是中国家用电脑，乃至整个计算机市场快速增长的动力。"。"张江"原本是上海市郊一片广袤的农田，政府在1992年把它圈起来建设高科技园区，其情形有如毛泽东早年赞美国家一穷二白时说的一句话，"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当然画家不是别人，是政府。所以"张江"的一切--道路、桥梁、楼宇、花园，都是政府意志的产物。中关村不是"白纸"，而是一幅"图画"。一眼望过去，这幅图画不仅不美，还很丑陋，涂满乱七八糟的线条和色彩。就像我们此前的叙述，中关村的历史是开拓先于规划。在政府的意志进入之前，创业者已经干起来了。这是它与外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最大区别，也是它的伟力之所在，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成为拒绝美丽和秩序的理由。所以"大管委会"接管中关村行政权力之后的第一个决心，就是要让中南海的领袖们再次来到这里时不会留下难看的脸色。这是一个毁掉一切从头再来的年代，而1998年是破旧立新的高潮。超过100个建筑工地同时开工，有10万名工人不分昼夜和钢筋混凝土滚在一起。工程进展神速，令人惊诧。中关村今天的大部分建筑，不是在这一年已经竣工，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建设。但是从外观来说，最显著的变化还是白颐路。这条名声很大的小马路，原来只不过由两条车道、两排杨树和路边排水明渠组成，从南到北，弯弯曲曲地穿过整个中关村。现在经过28个星期，把树砍光了，把沟填平了，拓宽60米的路面，铺垫33万平方米的沥青，埋下32公里的管线，变成一条康庄大道，一直伸向上地产业基地。在它上地入口的街角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一字排开，这座亦中亦西、砖石结构的建筑在夏天启用时有个新鲜名字--"海淀留学生创业园"。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每周至少有两家公司在里面诞生，创业者还真的都是归国留学生，他们来自英国、美国、德国、荷兰、法国、日本和新加坡。　　第80节：市场又在召唤(7)　　经济崛起让这个国家精神大振，昂首挺胸进入现代世界，却又与它保持一段距离，用自己的货币壁垒和贸易壁垒阻挡着突如其来的危险。这时候，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在家门口转来转去。它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恰如其分地叫做"亚洲金融风暴"，是从泰国开始的，然后经过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扩张到整个太平洋的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一遍，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到牵连。就像好莱坞电影《龙卷风》一样，卷到哪里，哪里就要倒霉，就是没有登上中国大陆。全世界一片混乱，而中国稳若泰山。中央政府的官员得意地说，"风景这边独好"。朱镕基总理宣布，过热的经济已经"软着陆"。理由是，出口增加、就业增加、老百姓的工资增加、房地产投资增长率降低了49个百分点、货币发行下降了20%、工业品供过于求、粮食连年丰收导致仓库爆满。银行把不良债务减少200亿元，重新向外放贷。　　市场又在召唤。它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也让社会的天平倾向民间资本。经济第一。一切为了发展。私营，更多的私营。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说法，1998年的春天是"民营经济的春天"。几个月前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现在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承诺把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承认非公有经济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向全国人民保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这是共产党对既定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做出的重大修正。　　对于旧制度来说，它是颠覆性的。然而颠覆早在18年前就开始了。陈春先点燃的那团星星之火，现在就要烧遍整个国家。"民营科技企业"不仅成了媒体刻意追捧的对象，而且还是官员们表明自己政治倾向和行政水平的标志。贾庆林说了一句，"要把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属下的那些官员便赶忙呈上一份报告，告诉这位还不太了解中关村的新书记，"中国最早的民营科技企业"就是出现在北京的。而现在，这个城市已有11847家这样的企业，有20多万人在这里工作。这让贾庆林大喜过望："要帮助民营科技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　　民营企业的所有者们听了这话，嘴上高兴，心里还在嘀咕。他们说只要党的报纸不再把他们打入另册、政府官员不再对他们百般挑剔，那就谢天谢地。这可不是不识抬举，乱发牢骚。此前很多事实都在证明，民营经济是被列在另册的。几乎所有官员都认定它是一个占有社会资源，带来无穷麻烦的祸根。而现在，这些事都被当做反面教材，人们说起来就像是在控诉旧社会。　　民营企业主已经不是"敌人"了，但是还在争取成为"国民"。这局面要拿今天的眼光来看，真是奇特，可是在那个年代，政府方针的潜在逻辑就是这样。好多有权有势有影响的人物，只不过主张把私营企业主当做"国民"，就像是个"青天大老爷"一样受到民间拥戴。其中有个名叫萧灼基的人最为有名。这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党的新理论是个"网开一面"的产物，很不牢靠，所以对一位记者大谈了一番"修宪"的必要。"国家宪法应当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他说。这句话在用友公司总裁王文京听来，恰如久旱的禾苗遇到一场甘霖从天而降。我们已经提到过，王文京的事业，就是由10年前的那一次"修宪"鼓动起来的。　　自从1988年开创中关村第一家纯粹的私营企业，10年来王文京已经建立起一个年销售2亿元的软件王国，还将在下一个10年引领中国企业全面超越外国企业，占领财务软件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以驾驭政治和法律的细微变化、剑走偏锋的本领来论，这完全是王文京个人的辉煌成就。1988年当所有人都在争戴一顶"红帽子"时，他别出心裁地为自己挑了一顶"黑帽子"。1994年当他的合作者苏启强对公司失去信心时，他自己掏出几千万元把苏抛下的股票全部购进，以确保他个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同时也避免任何人来把他的公司染上红色。在那之前的几个月，中关村爆发了第一次"财务软件大战"，至少有20家公司卷入其中，由于北京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像样的软件行业，所以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结局是王文京名利双收。他的用友公司拿下全国财务软件市场40%的份额，还得到"试验区优秀企业"和"拳头产品"两块招牌。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软件产业史上由私营企业写下的最辉煌的篇章。　　第五部分　　第81节：市场又在召唤(8)　　媒体吹嘘他的"英雄事迹"，政府给他颁发奖状，请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说。而他始终做出一副腼腆模样，不是躲在人家身后，就是钻进那辆最低配置的"雪佛兰"轿车，逃之夭夭。1995年他在上地购置一块土地，兴建"用友大厦"，成为这个信息产业基地的第一笔私人资本。他刻意把这件事的本质掩盖起来，却对采访他的两位记者大谈，"在党的生日之前，用友公司党支部接收广告主管夏冰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还添油加醋地说："这是试验区私营企业中第一个被批准入党的新党员。"这些事情全都表明，此人拥有超越常人的眼光和谋略，大智若愚。他利用了当时中国人还没想明白的民族性格中的好些方面：老一套价值观念声誉扫地、争论不休却并不追求结论、民众普遍希望富裕的心理、全社会的实用主义倾向、中国式的老辣、中庸、给失败者一个体面的台阶。随着公司壮大，这一切渐渐成了历史的陈迹。到今天，只是当他想要向后代讲述"我们曾有那样一个年代"时，才会有用。　　1998年春天，王文京和他周围那些最亲密的合作者得出结论，头上那片意识形态的阴霾已经散去，他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的冲动，觉得没有必要再韬光养晦。上地的那座大厦已经建成了，用紫色花岗岩和大理石筑成底座，外饰银色的玻璃幕墙，借助于太阳的光芒，让人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大厦如此张扬，其实并不符合王文京的性格，可是我们如果考虑到他的被压抑了整整10年的愿望和激情，就不会对此惊讶。大厦当时可供500个工程师同时在里面工作，几经扩张，如今能够装下1200人。王文京本人在顶层有个巨大的套间。房间中央摆着他的加长老板台，被兰花、橡树和奖杯环绕着。墙上是他喜欢的条幅："大智世人用，至诚天下友"。背后有他喜欢的照片，尺寸巨大。其中一幅是他和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合影，另外一幅是公司全体员工，总计700人，个个笑容灿烂，满怀期待地从镜框里望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