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短信，信中说，他们找到一份名单，显示汉娜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转送过来的。其他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了。　　那是2000年的3月。虽然这只是一条简短的线索，史子还是感到很兴奋。这毕竟是她手里惟一的坚实信息。她开始寻找资料，阅读她能找到的、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这个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原来，那是纳粹给一个捷克小镇起的名字。它原来叫特莱津（Terexin），是一个可爱的小镇，镇上有两个古堡，始建于19世纪，用来囚禁军事和政治罪犯。它被居住在那里的捷克人建设得十分漂亮可爱。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把整个小镇用围墙圈住，士兵看守，把它变成了犹太人的集中居住区（ghetto）。原先住了五千居民的小镇，拥挤地塞满了被迫离家的犹太人。“二战”期间，曾经有十四万犹太人在这里住过，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汉娜就是其中一个。　　随着阅读的深入，史子对这个集中居住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读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可怕的事情，读到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几乎都和汉娜一样，后来向东转送到更为可怕的地方，如奥斯威辛这样的死亡营。但是她也读到，所谓的集中居住区（ghetto）是比集中营宽松一些的犹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们在这个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镇里面，有一定的活动自由。同时，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犹太人中间，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居住在那里的犹太孩子教授各种课程，不仅让孩子学到知识，还借艺术给孩子们作心理疏导。他们教音乐，还教孩子们画画。最后史子读到，在特莱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张犹太孩子在囚居时期的画作，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看到这里，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许，那里也有汉娜的画？她抑制住自己的激动，给特莱津集中居住区博物馆，写了一封信。　　几个星期之后，2000年的4月，一个大信封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抵达东京。特莱津博物馆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汉娜的经历。可是在当年的营地里，确实偷藏了大量犹太儿童在囚禁中的画作。其中许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展出。从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张照片。史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画。一张是彩色的花园，还有四张是铅笔或碳笔画。每张画的右上角，都写着：汉娜·布兰迪。　　这个夏天，史子精心组织的展览《孩子眼睛里的浩劫》终于展出。作为一个民间小博物馆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观众数量，已经比她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来的还有成年人，展览应该说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观众的，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画。大家看了当然都会问，汉娜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她长得什么样？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史子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她又给特莱津博物馆去信询问，他们回信说，他们只有这些画，却并不知道画画的孩子的故事。　　特莱津、特莱津，这个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脑子里徘徊。她知道，这是惟一可能揭开汉娜手提箱之谜的地方。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可是捷克在千里之外，她没有这笔旅费。到了7月份，机会终于来了。她受邀参加在英国的会议。从英国去捷克，就不那么远了。2000年7月11日早上，史子终于抵达特莱津镇。可是，她当晚必须赶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飞机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时间有限。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没有事先打电话和博物馆预约。直到到了博物馆门口，她才发现那里没有人。原来那天恰巧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博物馆不开门。　　史子万分沮丧地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听到远处的某个办公室发出一个声音，她循声而去，果然发现有个办公室里有人。这个意外地待在办公室而没有回家过节的女士叫露德米拉。远道而来的日本女子的决心感动了她，她想尽可能为史子找出汉娜的线索。她按照索引从九万个曾被关押在这里、又转去东方的犹太人名单中，找出了汉娜·布兰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细查看这张名单。她发现在汉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个同姓的名字乔治·布兰迪。他会不会是汉娜的家人？露德米拉判断那是可能的，他比汉娜只大三岁，很可能是她的哥哥。而纳粹做的名单经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　　史子还发现，名单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个折钩的记号。她追问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露德米拉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有折钩的，都没能幸存下来。史子看了一下汉娜的名字，有一个折钩，也就是说，她和囚禁在特莱津的一万五千名儿童中的大多数一样，熬过了这里的日子，却没能在奥斯威辛活下来。对史子，这不是太大的意外。但是确认汉娜的死亡，她还是很难过。她定定神，继续查看名单。这时她发现，在乔治·布兰迪的名字旁，没有这个死亡折钩。　　汉娜可能有个哥哥，她的哥哥可能还活着！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乔治的更多消息。可是露德米拉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她经历过更多的失望，就不那么乐观。她是有道理的，战争结束已经五十五年了。乔治可能已经改了名字，可能远离家乡无人知晓，也可能在这些年里去世了。可是，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寻找。她抽出另一份纳粹留下的名单，那是乔治在特莱津囚禁期间住的那栋房子的排铺位名单。由于拥挤，一个垫子两个人睡。露德米拉对史子说，她知道，那个和乔治合睡的人科特·库图克，他还活着，就住在布拉格。　　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史子必须再赶回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打听科特·库图克的消息。史子赶到那里，已经邻近闭馆了。她找到一个叫米盖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寻找汉娜那些绘画的时候，米盖拉就帮了很多忙。这次，真是幸运。史子一说出科特·库图克的名字，米盖拉马上说，我知道他，我会帮你找到他。她打了一连串的电话，最后找到了库图克先生的秘书。今天的科特·库图克，是一个艺术史学者。他要坐当晚的飞机出国，秘书挡驾说，他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在米盖拉的坚持下，提着行李的库图克先生，天黑后匆匆赶到只亮着一盏灯的博物馆。“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时候的难友”，他说，“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乔治·布兰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2000年8月，七十二岁的布兰迪先生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他打开信，“亲爱的布兰迪先生，……请原谅我的信可能给您带来伤害，提起您对过去艰难经历的回忆……”他一阵眩晕。从信封里他抽出几张照片，那是小汉娜的画，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汉娜的手提箱。　　一个月后，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终于从多伦多来到东京。她在办公室打开信封，止不住激动地叫起来。大家涌进办公室，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史子喃喃地说，那是个多美丽的女孩。她手里是汉娜的照片。她开始哭起来。她终于唤出了汉娜，一个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上世纪三十年代，汉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个叫诺弗·麦斯托（Nove Mesto）的美丽小镇。汉娜和哥哥是镇上仅有的犹太孩子。可是，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学，有许多朋友，过得很快乐。他们的父母热爱艺术，为谋生开着一家小商店。他们很忙，却尽量抽出时间和孩子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　　1938年，汉娜七岁那年，开始感觉周围的气氛变得不安。父母背着他们，在夜晚从收音机里收听来自德国的坏消息。在那里新上台的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接着，随着德国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犹太人的坏消息也在逼近。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汉娜一家的生活永远地被改变了。　　汉娜一家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先是必须申报所有的财产。后来，他们不得进入电影院，不得进入任何运动或娱乐场所。接着汉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1941年，汉娜要开始读三年级的时候，犹太孩子被禁止上学。汉娜伤心的是：我永远也当不成教师了。那曾经是她最大的梦想。　　汉娜的父母尽量宽慰孩子。可是他们知道，事情要严重得多。那年3月，盖世太保命令汉娜的母亲去报到，她离开孩子，再也没有回来。汉娜生日的时候，妈妈从被关押的地方，寄来了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用省下的面包做成的心形项链。父亲独自照料他们。有一天，他带回几个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他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孩子，只要他们出门，就必须戴上这个羞辱的标记。汉娜兄妹更不愿意出门了。可是家里也并不安全。秋天，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砸门声，他们的父亲也被纳粹抓走了。留下汉娜十岁，乔治十三岁。他们被好心的姑夫领到自己家里。姑夫不是犹太人，可收养犹太孩子是件危险的事情。他给了这两个孩子最后一段家庭温暖。1942年5月，汉娜十一岁，乔治十四岁，纳粹一纸通知，限令他们报到。随后，他们被送入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集中居住区。　　临走前，汉娜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这个故事的手提箱。汉娜和哥哥提着各自的箱子，先坐火车，又吃力地步行几公里，从火车站走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就在门口登记的时候，纳粹士兵在这个箱盖上写下了汉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因为没有父母随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释：“孤儿”。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汉娜被迫和哥哥分开居住。但他们还能够找机会见面。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看到他们年老的外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死去。1944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开始加速将居住区的犹太人向死亡营转送。先是乔治被送走。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这只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后的一点联系。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居住区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她这么想着，提起了她的手提箱。　　1944年10月23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恐怖的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在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自己的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大声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　　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1942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　　这是波兰。这里，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制作这个录音节目的加拿大电台的凯伦·蕾文女士，后来在这个节目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书《汉娜的手提箱》。当我发现这本书的阅读对象是九至十二岁的孩子时，我相当惊讶。她显然和史子有着一样的想法：从孩子开始，就应该接触人类历史的一些负面教训，甚至包括悲惨和苦难的具体实例，并以此为开端，学会对差异的宽容与和平。当孩子们同情汉娜的遭遇时，会问为什么；会记住，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仅仅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应该的、不公平的。　　我之所以对这本书的对象是儿童感到惊讶，那是因为我虽然不懂儿童心理学，但凭着本能，我觉得让孩子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惨人生，似乎太早了。虽然在阅读中，我感觉凯伦·蕾文在进行写作时非常小心，她也尽可能地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我还是有些困惑，觉得这样的教育必须非常谨慎。我希望有更多的儿童心理学家研究这样的课题。保持儿童的心理健康，应该胜过其他一切考量。　　这使我想到，在一些有过负面经历的国家，对儿童甚至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我想，在日本，出现一些民间机构关注儿童的浩劫教育，用心良苦。他们到遥远的国家去借用历史资料，而不直接使用同时期日军侵略的资料，是有他们的考虑的。作为幼小的孩子，要直接面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前辈制造丑恶和悲剧的现实，这样的冲击会带来太大的心理困扰。故事遥远一些，道理还在，却避免了复杂的困扰过早引入儿童期。等到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在童年故事的基础上，可以再进一步理解自己国家发生过的事情。　　人类历史有大量的负面经验，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每个国家也都有大量负面的现实。人们需要历史的传承，汲取历史的教训，需要面对现实。而与此同时，作为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又要警惕大规模的心理伤害。悲和愤等等感情，是正义感的基础，可是一旦过度，很容易走向极端，产生对理性的摈斥。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他们应该是幽默、睿智、快乐、自尊、富有想象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壮的愤怒青年。否则，这个社会出问题的可能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在2001年3月的东京，史子和她的孩子们终于盼来了汉娜的哥哥乔治·布兰迪，他还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十七岁的拉拉·汉娜。在半个多世纪后的日本，他重新见到了妹妹汉娜的特殊遗物：那只手提箱。他伏下头，伤心地哭了。可是，几分钟后，他恢复了平静。他觉得，妹妹汉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终于成为一个教师，教育了那么多的孩子。乔治，汉娜的哥哥，作为一个浩劫幸存者，他战后的经历，也在对今天的日本孩子表达着什么。他告诉他们，这么多年，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始终带着他最为珍贵的家庭相册，那是姑姑、姑夫为他保存下来的。1951年，他移民加拿大，有了幸福的家庭。他成功地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告诉大家，他最值得自豪的，是他虽然经历一切，却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往前走。　　乔治告诉日本的孩子，对他来说，他从苦难经历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宽容、尊重和同情。他相信，这也是汉娜要告诉大家的。　　也许，能够将极端负面的教训，转化为正面的生活价值。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附言：至2003年5月，史子组织的巡回展览在日本的六个地方展出，参观者超过六万人。------------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犹太女画家弗利德的故事　　由于偶然机缘，听到一个犹太女孩汉娜的故事，她被纳粹谋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最近发掘出这段历史细节的是个日本女子。所以，接到东京朋友的电话，不由得在电话里讲了这个故事。讲到汉娜和其他犹太儿童，曾被囚禁在捷克著名的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那里，一个同是囚徒的女艺术家，曾冒着风险教孩子们画画，因而汉娜还留下了四张画作。没料想，朋友在电话那端激动起来，说，我知道那个画家，我在东京看过以她为主题的展览，她还是从包豪斯出来的呢。　　查了各自的资料，确信我们在讲着同一个人。我也查到，朋友在东京看过的是一个流动国际展，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女画家一流的艺术才华，默默坚守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六十年之后，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了人们的认识和反省，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一　　她生命的开端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十分普通的犹太人家庭。她出生在1898年7月30日。她后来用的名字弗利德，原先只是母亲给她的昵称，而母亲在她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由父亲带大，父亲一生辛勤工作，是文具店的助理。他最经常看到、也是喜欢看到的图景，就是小小的女儿弗利德，完全迷失在自己用色彩和纸张构筑起来的世界里。她从小就迷画画。　　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她没有含着银勺子来到这个世界。可在她成长的19、20世纪之交，她的家乡却处在黄金时期。当时的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在那里，一个普通孩子如弗利德，可以尽情享受视觉愉悦、心智健康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公园、咖啡馆里常常在举行音乐会和诗歌朗诵。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艺术历史博物馆，和名作对视。她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从那些昂贵的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在小本子上，不会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祥和优雅、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给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亲眼目睹了在正常的环境气候下，一个花园可以如何地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自己就是一个印证——弗利德就是这片花园里孕育出来的一个蓓蕾。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弗利德十六岁。幸运的是，她能够避开战火，按照正常轨迹入学，经历了第一次正规的艺术训练。她选择了摄影专业。在那个年代，女孩子选择这个专业的还非常罕见。两年中，她师从摄影大师约翰内斯·比克曼（Johannes Beckmann），训练着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的艺术眼光。弗利德看到，艺术在表现着人的感情，似乎也在在描述着人的状态，可是她已经明白，人和人生，是远为复杂的存在。尽管摄影是艺术中最为“写实”的一个门类，可是经过提炼、提纯以及定格的场景，再普通的一瞬，还是带着强化和浓缩的意味。她写道，“摄影是在捕捉一个瞬间……可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他和自己的关系，却是无法用一个短暂的时刻来表达的。”　　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习惯，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艺术气质没有在一开始就发酵成泛泛的激情。她的思考习惯，还来自于性格中和事实上的早年独立。十六岁那年，弗利德和继母相处不好，开始离家独自生活，在学校边读书边打工。　　将近一百年前的艺术教育，已经开始了前卫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时，从做学生到自己成为教师，全程体验和参与了这个过程。现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会把文学和艺术，看作是表层的浮华。其实，只要是大家，他呈现的表面绚丽之下，必有深不见底的思想根基。历史学家在摸索的，多是粗大的社会走向之脉络；文学艺术在细细解剖的，却是人们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托；前者又是后者无可离弃的基本背景。　　1915年，十七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 Cizek的学生。Cizek所注重的艺术教育改革，是要发展未经雕琢伪饰的艺术。他相信，任何一级水平的学生，哪怕是个孩子，他的绘画的依据，都应该不仅是他的学习，还必须是循自己内心之脉动。和弗洛伊德学说合拍，他开掘学生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内心世界。在Cizek看来，绘画只是一种表现内心的形式。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　　Cizek的艺术教学改革，给了弗利德巨大的影响。当然，弗利德自己独立反叛、自由散漫的个性，富于创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也非常适合于接受当时艺术哲学领域的新兴探索，她的朋友回忆说，弗利德剪着短短的头发，天天都是那件不变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课，去剧院或是去音乐厅看演出。　　战争在进行，时局也在变化，昔日的天堂维也纳，开始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战争难民。基本的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象，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约翰内斯·伊腾（Johannes Itten），在维也纳开设了他自己的艺术学校。并且，他本人也在艺术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风。随着弗利德转入伊腾的学校学习，她也就深入一步，从Cizek“未经雕琢的自我认识”，进入了一个有着神秘法则的世界。在那里，生命和艺术不可分割地纠合在一起。而她熟悉的“内心脉动”之说，只是走向理解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在伊腾那里，弗利德了解到，艺术只是字句、声音、形式、色彩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艺术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使得这个地球和谐。她发现，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很难被简单描述。基本的骨架构成了形体，而精神在形体之中被囚禁。艺术家必须打开、拆散和研究这些形体，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组合。而精神在艺术重建中释放。弗利德还发现，她自己是那么适合这样的一种氛围，在她的艺术朋友圈子里，在她的艺术作品之中，她自然的冲动能够如此完美地表达出来。　　那是一条与战争并行的线索。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在为巨大的利益，以“祖国需要你”的爱国名义，拖着一个个国家的青壮年，打得你死我活。这场战争几乎牺牲了欧洲整整一代年轻人。而在面包和面粉都紧缺的维也纳，在可能的任何缝隙中，音乐艺术的传承在继续，看似了无意义的精神摸索和探求，在坚持发生。这样的情况，不仅对于年轻的弗利德，对于这个世界，都只是一个现象和事实，而不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二　　师从伊腾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二十一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大概没有一个建筑或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是不知道包豪斯的。包豪斯只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它是开创现代建筑的四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德国魏玛创办的。那是1919年，战争刚刚结束。　　包豪斯的目标，按照格鲁皮乌斯的说法，是“给青年建筑师的一个信息”。学校开办不久，伊腾就收到格鲁皮乌斯的邀请，带着几个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一起加入。他还是当教师，带去的学生就成了包豪斯的学生，在他们中间，就有弗利德。　　具体地说，包豪斯是要打破美术和手工艺之间的藩篱，也要把建筑和手工艺结合在一起。它既要学生有抽象思维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又强调学生有实现的能力，甚至有动手制作各类产品的能力。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艺术眼光的设计师，成为随之而来的现代建筑、手工艺设计和工业设计的中坚力量。　　几年以后，在格鲁皮乌斯对弗利德的评价中写道，“从1919年6月到1923年9月，迪克小姐在包豪斯学习，她以其罕见的、非凡的艺术天赋，表现杰出。她的作品始终是引人瞩目的。她的天赋中多方面的特质，结合难以置信的能量，使她成为最好的学生之一。还在第一年，她就已经开始担任教师，指导新生。作为包豪斯的创办人和前院长，我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迪克小姐成功的过程。”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鱼得水。在魏玛，包豪斯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像艺术村的小社群，住在一起。这是艺术家们非常经典的生活方式。弗利德酷爱音乐和戏剧。包豪斯有着整套整套的艺术节活动。弗利德积极参与设计海报和演出。但她还是把主要的精力扎进学习和创作。她喜欢这里的新型课程，它们支撑着她内心的演进，也支撑着实践和艺术之间的连接。她充分利用学校的条件，甚至学习使用印刷机、金属加工机械，以及能够控制的快速编织机等等。她和同学安妮一起制作的书籍装订机，作为学校的成就，还被记载在今天的《包豪斯历史》中。　　包豪斯是如此令人耳目一新。对许多学生来说，包豪斯风格又会成为一种负担。就是伊腾的教学，也会成为一种难以超越的影响。后来的人评价说，弗利德大概是很罕见的，能够消化了包豪斯，又真正从包豪斯“走出去”，重新认识自己、确立自己艺术个性的“包豪斯人”。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年轻的弗利德，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从女孩向女人的转变。　　故事的起端，还是在去包豪斯之前。刚满二十岁、才华横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有着几个追求者。今天人们还找到一些歌曲，是爱上了弗利德的青年音乐家特地为她而创作的，其中一首题为“我一半的生命”。可是，他们都没能得到回应。弗利德的初恋非常单纯。她只是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双双堕入爱河。那就是一年之后和她一起去包豪斯的弗朗兹·辛格（Flanz Singer）。　　他们一起在包豪斯度过了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一起在课余参与戏剧活动。当时在魏玛，有一些当地艺术家也参与包豪斯的种种活动，他们组成团体，称为“包豪斯之友”。1921年，弗利德和辛格又一起参与组织了一场歌剧，弗利德还为演出设计了海报。一个名叫艾咪的女歌手在歌剧中担任演唱，她改变了弗利德的一生。　　一夜激情演出，弗利德的恋人弗朗兹，爱上女歌手。不久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弗利德给老朋友安妮的信中说：“关键是要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被无尽头的、绝对的孤独所压倒。愿上帝帮助我度过这段人生。”　　此后在人们的印象中，弗利德没有太大变化，还是那个风趣、富于热情、不停地冒出新想法的女孩。可是，在这样的外表之下，躲藏着另一个弗利德：她变得过度敏感、忧郁、孤独。她在包豪斯的后期作品，风格明显出现变化。她当时的一组作品《黑暗》，表现着自己的噩梦。只有最亲密的朋友看到她的内心，她写道：“我经常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可怕的洪水推动的游泳者……在瞬间，我把头抬出水面……我想要对另一个在游泳的人哭喊出来。幸运的是，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打算，就连一分钟之后的计划都没有。”然而，她的生活突变，却还不是混乱的终结。　　婚后的弗朗兹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比比”之后，他却又回到弗利德身边，成为她的情人。对弗利德来说，她只有过这样一次起于二十岁的单纯初恋，这是从来没有中断的感情。如今回来的，还是她深爱着的同一个人，却已经是别人的丈夫。她无力推开弗朗兹，无力理清自己，更无力摆脱这样的困境。　　1923年，他们已经离开包豪斯，开始自己的事业。几经周折。他们从德国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建立了“辛格－迪克工作室”。弗朗兹·辛格是个素质极佳的青年建筑师，两个人在艺术才能上不相上下。在学生时代，他们就习惯了配合默契，如今作为成熟的设计师，合作得更加顺手，大量优秀设计，不断地从这个工作室出来。他们在包豪斯风格中糅入维也纳风情，从建筑到家具、手工业产品的设计都有，工作室的事业十分兴旺。　　这就是格鲁皮乌斯说的，他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她成功的那段过程。他们在事业上的合作看上去珠联璧合，可是，两人之间复杂的私人关系，却令弗利德越来越困惑。因此，他们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弗利德的朋友都记得，她是多么的喜欢孩子。当包豪斯的学生在艺术节设立摊位、卖手工艺作品时，弗利德卖的是自己做的玩偶，她的摊位永远挤满了孩子。她一直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她几次怀孕，最后却都顺着弗朗兹的意思去堕胎了。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差不多有七八年。而弗利德终于在多年挣扎之后，孕育了自己破茧而出的能力。一段起于二十岁的单纯相爱，终于在扭曲下断裂，她主动离开，在维也纳的十九区租了自己的创作室，远离弗朗兹和过去的痛苦记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1931年，三十三岁的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的邀请，得到一份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艺术课程的工作。对弗利德来说，创作的成功，并非是她寻求的艺术生涯的全部，这是她内心真正企盼多年的机会。弗利德是一个画家，她更是一个思索中的画家。对她来说，探索艺术发生和生长的哲学，是她艺术实践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她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进一步推进了她从伊腾那里学到的艺术教育。　　伊腾是一个天才的艺术教育者，可他自己并非一流画家，弗利德恰恰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她的教授过程，全都用最出色的、鲜活的示范和作品来表达。这工作简直就是为她的理想而量身打造的——她的教学对象是幼儿教师，她不是在教学生画画，而是在教授艺术老师，　　让他们理解如何给孩子们作艺术启蒙。那是一个她等候已久的挑战。教学在逼着她进一步地思索心理、哲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她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乐不思蜀。她的学生们回忆说，没有人能够如此启迪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力。她教给学生的，是体会艺术如何萌芽，如何像一根竹子一般，先是冒出笋尖，然后它生长、生长，终于，缓缓地展开它的第一片纯净的绿叶。　　三　　可是，这样平静愉悦的教学生涯并不长久。　　20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他领导的纳粹，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丝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哪怕那是艺术领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封闭了。　　1934年1月，奥地利的右翼应声而起，在维也纳起来暴乱。虽然“辛格—迪克工作室”已经不复存在，可是他们当年设计的作品被大量捣毁，设计的建筑被拆除，其中包括在1928年建成的维也纳网球俱乐部，以及刚刚建成的希莱艾特（Heriot）女伯爵的客舍。　　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对艺术自由的扼杀，也无法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三十六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奥地利纳粹起来的时候，试图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她设计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海报。这些海报还有着明显的包豪斯风格，并且用词激烈。在一张混杂着希特勒、纳粹军人和混乱的画面中，中间有个哭泣的婴儿，在上面有这样的诗句：　　这就是你看到的世界，孩子　　这世界是你投生的地方　　……　　假如你不喜欢这个世界　　那你就必须改变它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每天都在这样的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对当时的弗利德来说，她认为逃离是羞耻的。弗利德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护照。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给她定罪，她被立即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　　这段经历和她的感受，在她后来的绘画《审讯》中，被记录下来。　　弗利德的出走，是一次典型的政治逃亡。可是来到布拉格后，在内心深处，她却似乎在前一时期短暂的激昂之上，画了一个休止符。　　在奥地利法西斯猖獗的刺激下，热爱自由的她本能地起来抗争，其代价是她偏离了自己原本的心理轨道。这场刺激的最高点，就是她在监狱的经历。　　如今，她来到193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犹太人在国会拥有议席的自由国家，对各国的政治难民张开它的双臂。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单纯的艺术创造的冲动、深层的艺术哲学的探索和艺术教育与心灵塑造和释放关系的研究，这所有的一切，构筑了她的世界，这也是人类探索本能的一个部分。她似乎感到，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会存疑。虽然她知道危机没有消失，她依然参加一些讨论，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险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经不复存在。三十六岁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试图认清自己。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的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一切，纳粹就已经成功。　　在绘画的同时，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她以前一个学生、也是幼儿教师，不久加入了她的工作。后来，弗利德为孩子们的作品举办了展览。她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她让人们看到，那不仅仅是一些美丽的图画，同时还呈现了孩子们的内心。　　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希尔德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对弗利德说，我能和您谈谈吗？弗利德说，可以啊。就请她在自己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问，你要谈什么啊？孩子说，我就这么坐坐行吗？孩子其实就是想靠近她，和她待在一起。她的精神家园挤进了一群孩子，他们共同在创造和建设这个家园。　　同时，她让自己也回到原来的建筑和工艺设计的轨道。她和维也纳设计领域的朋友们联系上，又开始新的合作，不仅设计纺织品，还参与公寓翻新的建筑设计。她和住在维也纳的父亲也联系上了，因此得知，自己的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Pavel Brandeis）一起住在布拉格。这时的弗利德，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她喜出望外，通过布拉格的犹太人中心找到了他们的地址。这个偶然的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　　1936年4月29日，三十八岁的弗利德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多年孤独的长途跋涉之后，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暖暖灯光，朦朦的窗帘后面，有了一份单纯的感情和期待。弗利德在青春时期为爱情燃烧的炽烈热情，突然又回来了。但是，她已经无法得到自己长久梦想的孩子。她婚后有过一次怀孕，但是流产了。她失去了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无疑，她是幸福的，却偏偏是在一个残酷的年代。每一个如弗利德这样热爱自由的人，都仍然会有不断的、类似的内心挣扎。是不是应该扔下一切去投入直接的战斗，是不是还继续有权力寻求自己的个人幸福？是不是还可以坚守自我？是不是还能因循自己的本能，继续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些问题从她刚刚踏上布拉格的土地，就已经出现。她甚至和做心理专家的朋友探讨过。朋友告诉她，她时时在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那并不是一个罪恶。　　最终，她只能顺着自己的本性和直觉去做。当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她周围的朋友都在准备去参加战斗，她也想过要去，可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陪伴她的丈夫，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并非只有弗利德凭着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艺术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意义。在1937年7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的具体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思维，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所容忍。在“黑画展”开幕的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第一个展厅的画家已经被人们忘记，而那个“黑画展”的作者，包括欧托·皮克斯（Otto Dix），恩斯特·鲁德维格（Ernst Ludwig），奥斯卡·舒尔曼（Oskar Schlemmer），乔治·格劳斯（George Grosz），恩斯特·巴莱克（Ernst Barlach）等德国印象派画家和一些德国的犹太人画家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今天被人们记住和重新认识。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站在了纳粹一边。1938年9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订的“慕尼黑协议”，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六个月内，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已经在纳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1938年11月9日，德国纳粹在一个夜晚，广泛地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被尽数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进一步逃亡的准备，周围是一片惊慌的气氛。不论是已经逃离，还是在准备逃离，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　　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噩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辛格已经逃到伦敦，来信希望她也去伦敦；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而她手里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就像当初没有去西班牙战斗，现在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深爱着的丈夫留在一起。她坚守的是自己的一个世界。她没有清晰高扬的目标，只是顺从自己已经成为本能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形成，是她这些年一步步曲折来路的结果。　　艺术本身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探索。弗利德作为艺术家，常常在寻求一张作品，或是一个设计最响亮的定格，但是，她一开始就知道，生活是远为复杂的，她难以高调。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如何面对他人、面对自己，是弗利德内心永远无法挣脱的困境，她一生都在对自己发出疑问。　　这一年，1938年3月，她这样写道：“我的艺术生涯曾将我一千次地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通过勤勉实践的绘画，我才补偿了自己不知来源的罪恶。”这种感觉是弗利德一生的主要基调。　　四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个个国家在德军入侵下陷落——丹麦、挪威、法国、比利时、荷兰。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随着纳粹侵略的脚步，遍及整个欧洲。　　从1938年到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开始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Hronov），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她尽一切努力继续她原有的生活轨迹。他们一开始都在那里的纺织公司工作，弗利德重新开始纺织品的设计。在给朋友的信中，她开始有关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讨论。她还不停地画画。在信中，她描述着自己在绘画上的变化：“我不想再作寓言式的表达，我只想描述世界原本的模样。既不是时髦的，也不是过时的。”访问过她的朋友都记得，她能把任何细小的事情都变得很快乐。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弗利德。1940年，住在伦敦的美术中介人Paul Wengraf，提出要展出弗利德的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8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幕，展出了她的风景、静物和花卉，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出席。　　随着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占领，情况在恶化，针对犹太人的法规越来越苛严。1939年，弗利德和巴维尔失去了在纺织设计所的工作。1940年，他们进一步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在包豪斯习惯于动手制作的弗利德，开始鼓励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1941年和1942年，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犹太人已经不准养狗，上街必须佩戴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不准坐有轨电车，买东西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必须用购物券。他们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气和希望，还依仗着当地一些非犹太居民的帮助。　　1942年，希特勒决计大规模扫除犹太人。1942年春天，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被驱离遣送。他们后来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营，巴维尔的母亲在毒气室被谋杀。　　在那里最后的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家的三口人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越来越多的人被遣送。1942年的深秋，他们自己被遣送的通知，终于到达了。弗利德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　　她的朋友希尔德闻讯特地从汉堡赶来，为着给老朋友一点支持。她们一起装箱，又一次次拿出来，重新装过。一个人只能带五十公斤的物品，她们无助地犹豫着，是带一个勺子，还是两个？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希尔德发现，弗利德是那么自然地又在想着可以继续她的儿童艺术教育。她染着被单说，这些也可以在孩子们演戏的时候作道具，假如染成绿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弗利德还在盘算，是不是给孩子们带了足够的纸和笔。“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细节”，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　　巴维尔和弗利德经过中转站，在那里，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走了。1942年12月17日，他们抵达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共有650名犹太人，在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只有五十二人幸存。　　特莱西恩施塔特原名特莱津，是18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六千人口的一个捷克小镇。1942年，纳粹把全部居民强行迁出，命令迁入六万五千名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这里其实是个中转站，有十四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其他集中营，有八万八千名被送往死亡营，其中多数被送往著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在集中居住区，男人、女人和孩子是分别集体居住的。在这里住过的犹太人中有一万五千名儿童。类似学校的教育课程是被禁止的。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的教育。弗利德住进了L410楼，那是一栋女孩子的宿舍。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女孩汉娜，在2000年才被发掘出她的人生故事，她就是住在这栋楼里，也是弗利德的学生。弗利德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用过的旧纸。　　弗利德爱孩子，也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切入心理学，因此，面对这些被囚禁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被纳粹当着这些孩子的面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一开始，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可她回转来的时候，孩子们还是看到她眼中满含着泪水，并且止不住地流下来。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弗利德像一个教师那样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接着，她拿来纸和颜料，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有过自己非常的经历。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人类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望和想象力，浇灌这样的种子，让它开花结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她的儿童艺术教育，是在引导孩子们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房子顶楼的窗口，让他们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在写出弗利德之前，我在各种不同的书里，读到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区教孩子画画的故事。直到我读到弗利德完整的人生篇章，我才第一次，对她进入集中营这一时段，不再感到吃惊。对于弗利德来说，这是最顺理成章最自然的事情。她热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被引发和生长，怎样表现和丰富人的内心，怎样从心理上疏导释放和打破对自由思维的囚禁，那是她一生在迷恋地做着的事情。是的，这里的孩子需要她，而她也需要这些孩子。是他们使得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不走向枯竭。　　她依然在创造着，在思索着，她也在坚持画画，与其他所有集中营画家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惟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在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的世界。她问道：“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还组织他们排演了儿童剧。在最恶劣的现实条件下，她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同时，也让这些孩子通过她指导的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的时候，精神还是健康和自由的。　　那远非是我以前想象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爱心；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那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哲学大师们，一代代交接着的、精神和思想传递的一环。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扼杀的维也纳的艺术学校在继续，被希特勒关闭的包豪斯在继续。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力量，他们能够说：有一些能力，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五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囚徒头上，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就在这个小镇，三年里有三万三千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共五千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的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韦利·格罗格（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的九天之后，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威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四十六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韦利·格罗格，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四千五百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一万五千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四千五百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韦利·格罗格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集中营儿童幸存者回忆自己画这张画时说：是因为弗利德告诉他们“用光明来记忆黑暗，用黑暗来记忆光明”。（这一句是原书此处某张插图的说明，校对者小乂特意保留了——一般类似的文字都被删除掉）　　附记：　　将近四千五百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创作的绘画作品，现在在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　　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因弗利德鼓励他学会的木工手艺而躲过一劫，从集中营幸存下来。巴维尔后来再婚。弗利德在进入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前的画作，在巴维尔1971年去世后，由他的孩子们保存。　　弗利德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的部分作品，成为美国洛杉矶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收藏。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Friedl Dicker-Brandeis, Vienna 1898-Auschwitz 1944。------------克拉拉的故事　　《克拉拉的战争》是一本写给儿童的历史小说。虽然是面对儿童读者，作者却是丝毫不马虎地作了大量学术研究。不仅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书中这个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的状况和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的艺术课程和儿童歌剧《布伦迪巴》的演出也是真实的。故事里的生活细节都是作者采访了幸存者，尽量根据他们的回忆复原的。她只是把这些真实的故事，通过几个虚构的人物讲出来。　　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讲述儿童歌剧《布伦迪巴》如何在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里演出。　　歌剧的作者汉斯·克拉萨（Hans Krasa），是著名的音乐家，他于1899年11月30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德国籍的犹太律师家庭。汉斯·克拉萨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在幼年就能够模仿莫扎特的风格作曲，在十一岁那年，他创作的管弦乐曲在当地演出；1927年，他创作的交响乐已经由捷克交响乐团在首都布拉格演奏。后来，他在布拉格参加了一个德国籍知识分子的团体，他们的共同点是，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盲目的（对德国的）爱国主义，以正面的努力，对善待他们、也被他们看作是自己家乡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热忱地投入音乐创作，各种形式的作品不断上演。1933年，他的一个歌剧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　　在纳粹德国占领了部分捷克的时候，在布拉格的九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像汉斯·克拉萨这样的德国人。作为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一员，他很自然地参加了一个组织，那是由反法西斯艺术家和布拉格犹太人孤儿院联合组成的。《布伦迪巴》就是他为这个孤儿院写的一个儿童歌剧。这也是他在被纳粹逮捕之前写的最后一个作品。1942年8月10日，他被送进特莱津的集中居住区成为一个囚徒，在这里他失去自己的名字，编号21855。　　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中，在死亡的阴影下，汉斯·克拉萨继续着自己的音乐创作。1942年，他用一个钢琴谱，重新为他的儿童歌剧《布伦迪巴》配器。然后，如这本《克拉拉的战争》描写的那样，《布伦迪巴》在集中居住区上演，演员都是作为囚徒的儿童，共演了五十五场。今天，人们发现这位身为囚徒的作曲家，依然长着幻想的翅膀，他新谱写的歌剧，甚至有着20世纪现代音乐的审美感觉。　　真实的历史正如《克拉拉的战争》所讲述的：特莱津集中居住区曾经被纳粹装点伪装、抹去真相。希特勒用这个假象来粉饰纳粹的犹太人政策，向国际红十字会掩盖他屠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径。《布伦迪巴》的演出就曾经出现在纳粹的宣传影片中。　　“二战”结束之后，在《布伦迪巴》所象征的那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没有指责汉斯·克拉萨是“晚节不保”，与纳粹“合谋”，而是对音乐家深怀敬意。　　在这样的文化中，这些特殊的表演不仅是一个音乐歌剧的演出，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达。在特莱津，艺术家在坚持正常的创作和教学，学者在坚持他们的学术讲座，他们不仅为集中居住区的孩子们，也为生活在今天和后世的人们，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维护宁静心灵和智慧思索的必要、表达了对美的永恒追求。这一切，正是过去的纳粹、今天和将来的邪恶势力试图摧毁、却永远无法摧毁的。相反，思维的简化和概念化，不论表现着怎样正义的主张，却恰是邪恶滋生的温床。　　1944年10月16日晚上，汉斯·克拉萨从特莱津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谋杀在毒气室中。然而，汉斯·克拉萨的工作带来的快乐和希望，却依然留在人间。　　在翻译中，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能够认真地对待细节，同时对当时集中居住区的儿童心理反应，作出细微的描述。现在，《克拉拉的战争》一书的作者，给今天的孩子们写着这样真实的历史故事；今天，许多国家的孩子在一遍遍、一年年地上演《布伦迪巴》，就是要大家感受汉斯·克拉萨正面的、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记得和思考这样的历史为什么发生；就是寄希望于新的一代能够身心都健康地生活，通过他们的努力，就不会在另一个地方，再发生这样的孩子们的悲剧。------------外婆的故事及其他　　这是一个得奖的故事。在译到最后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被故事吸引和打动了。打动我的，是传递着家族血脉的历史感。小说的作者用虚构丰富着细节，故事的主干却是一个真实的外婆的故事。　　做了外婆的盖比，在向她的外孙辈讲述自己的经历，讲着讲着，盖比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满怀着对父母的感激和思念。艰难岁月是历史，而一个女孩如何度过这样的岁月，却充满了家庭亲情温暖的细微末节。历史书描绘的常常是大历史，可是惟有充满丰富细节和感情的真实故事，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历史。　　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有时候和老人聊天，会给他们录音。录音带放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直到有两个老人去世，我把录音带给了他们的孩子，才觉得这些录音分量很重。　　这个习惯的养成，也是起于一个个人的伤痛。我很爱自己的父亲，就像盖比一样。我从小就不断听父亲给我讲他经历的故事，而他的一生贯穿了中国最动荡的八十年。在父亲去世前，我已经有了一个录音机。可是当时，愚钝的我只知道用它来学外语，从来没有想到，我应该用它来记录下父亲的故事和父亲的声音。待父亲远去，我已经来不及补偿我的过错。我只能不去细想。　　我也有过外婆，虽然她和我们不住在一起。我还记得她裹着小脚，梳着发髻，夏天喜欢穿厚实的黑色丝褂。在我小时候，只觉得外婆似乎生来就是疼爱自己的长辈，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她也曾经是个小女孩，也有她和自己爸爸妈妈的故事。和父亲相反，外婆从来不向我讲起自己，她在世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想过要问她的姓名。在她去世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岁出头了，却没有一次想到，我应该坐下来，请求她给我讲讲自己的故事。　　我有一些老年朋友，在有一阵风行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的时候，他们都急着寻找可以发挥的地方，还常常力不从心。我总会劝他们，最好的做法，是先把自己的一生真实地回忆和记录下来，哪怕是给自己的孩子留一份记忆。若说是想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话，也是最可贵的一份贡献，因为那是在增进和修补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记忆。　　我还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在我读过书的中学里教历史。他教的是初中的孩子。在给孩子们布置作业的时候，他想到针对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让孩子们采访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父母，写出采访记录。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连续做了八年。积攒了几千份生动的民间历史记录。他也对我说，他事先没有什么功利的考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我想，他的历史感也一定影响了他的学生。　　真希望我小时候就能读到这样的故事，那么在读到历史知识、读懂许多道理的同时，我也能更理解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也就能从小培养自己对历史的感觉。今天，技术发展了。不仅能够记录声音，还可以很容易地记录影像了。个人、家庭历史传承的技术手段已经不成问题。　　我们缺的，就是盈满着这个故事的历史感。------------面对今日的奥斯威辛　　昨天——2005年1月27日，我们在电视中观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露天纪念仪式：大雪纷飞，冰封雪盖的集中营，黑色的铁丝网触目惊心。　　六十年前，六百万犹太人，包括一百五十万儿童，仅仅几年内就被纳粹有计划地成批虐杀了。今天的人们虽然对人性之恶感到震惊并进行了积极的反省，但这一事件引出的国际社会如何建立有效机制以制止同类恶性屠杀，却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一　　首先，“人性恶”并非轻易即能克服。　　恶常有“善”的包装。希特勒纳粹党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能够上台，依靠的口号之一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因此，看上去这个政党是“为国家、为穷人、为社会”的。但“拉拢多数人，迫害少数人”，几乎是所有大屠杀悲剧的成功之道。　　纳粹的另一个包装是“科学”。希特勒假借“科学”之名，把在上世纪初蓬勃兴起的优生研究，引入了社会改造的领域。而且在扫除人性之后的“绝对理性”之下，以逻辑推导方式给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消灭劣等人”的结论。于是纳粹的科学家心安理得地成批杀害了德国精神病院的病人和保育院的弱智儿童。　　“希特勒之恶”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人类是有弱点的。在内心深处，许多人或愿意相信自己比别人优越，或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让别人成为“替罪羊”，如此等等。当反对的声音、人道的声音被封杀，个别人的恶与疯狂又迎合了多数人的弱点，就可能迅速变成群体的恶和疯狂。而惟有群体性恶的支持，才可能实现大屠杀。　　“希特勒之恶”是一个典型，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浩劫”也并非历史孤例。因为只要符合“纳粹条件”，大屠杀就可能随时发生。于是“二战”之后的六十年来，国际社会始终面临一个难题：出现“新的希特勒和大屠杀”，我们怎么办？　　二　　难题之所以成为难题，与“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的侧重点有关，其根源也与当时的世界局势有关。　　犹太人的浩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致重合。希特勒杀犹太人和侵略他国重叠发生。在六十年前，由于反侵略战争的进程，集中营被解放，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被揭示，并震惊了世界。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它作为一个孤立事件，大概仍然不会得到足够有力的对待。　　之所以这样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各国看到了亡国的危险，反侵略自然成为最紧迫的事情。因此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其最重要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主要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也就是如何避免新的侵略、新的世界大战，而并不包括如何防止大屠杀。在揭示大屠杀事件的时候，各国强调了希特勒的残忍和疯狂，震惊于人性恶的极致，却没有深刻检讨国际社会的责任和失职，因此也就不可能进一步从国际组织的制度上对防止大屠杀有所建树。　　没有对大屠杀作深刻检讨的原因很多，也间接地反映出国际社会本身的众多问题。比如一些国家对大屠杀可以说是间接地负有责任的。在昨天奥斯威辛的纪念仪式上，俄国总统普京出席并讲了话。众所周知，苏联的军队是在波兰境内打败德军的过程中，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解放者的。普京也提到，前苏联是“二战”受害最大的国家，因为苏联在“二战”中死亡的士兵最多，奥斯威辛的死难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苏联战俘。这都是事实。假如这场纪念式是一个战胜纳粹德国的战争纪念仪式，事情就简单一些。可是事关大屠杀，就不那么简单。因为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另一些事实是，当希特勒咄咄逼人地崛起的时候，斯大林与德国签订德苏和平条约，不仅出卖了奥斯威辛的所在地——波兰，还商讨了如何瓜分波兰。因此也可以说，奥斯威辛的存在本身，斯大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在奥斯威辛的受难者中，有大量被纳粹从捷克斯洛伐克转来的犹太人，他们落入德国人手中、死在奥斯威辛，是著名的英、法、德、意签字的“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的结果之一。这些国家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时候，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情况已经发生。人的弱点之一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恶。所以，这些事实也在阻挡当时的盟国深刻检讨“大屠杀”事件。　　由于希特勒不可满足的胃口，战火燃遍欧洲，把苏联和英、法卷入战争，他们才成为“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才成为犹太人的解救者。也就是说，犹太人当时获得解救，不是人道觉醒的人类有意而为之，而是“二战”打下来的一个意外结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的苏联。甚至在纳粹兴起之前，斯大林就开始了对自己国民的政治迫害，包括酷刑和大屠杀。在德军占领波兰之前，苏联侵占波兰，秘密屠杀了被俘关押的一万四千七百名波兰军官和一万一千名波兰公民。因此，在所谓的“二战”盟国中，苏联首先不会愿意在战后的国际机构中出现一个遏制“大屠杀”的机制。而各国出于对侵略战争的恐惧，自然的结果就是对主权国家的强调，“干涉内政”变成类似“准侵略”那样的负面的词。　　于是“二战”后对“大屠杀”的反省其实是有限的，甚至是含糊而误导的。它使得人们误以为，反种族迫害、反大屠杀、解救犹太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之一。它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希特勒当时不侵略他国，只是关起门来在国内建立集中营，迫害、酷刑和屠杀犹太人，那么，他们就无法借战争的机会得到解救，只要希特勒愿意的话，他们会被杀得一个不剩。　　三　　国际社会在“二战”之后对大屠杀不能深入反省，因而也就不能建立阻挡它的有效机制，其结果就是大屠杀一演再演。　　今天，人们在纪念之中用的都是“过去时态”，总是抽象上升到理论；总觉得，我们要好好反省，人类怎么就曾经做出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能让它重演。而事实上，就在人们念念不忘“要记住历史教训”，上升拔高得几近空泛的同时，大屠杀的悲剧却一直在发生。例如，在奥斯威辛被解放的五十年以后的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联合国是否“需要”干涉委决不下的仅仅一百天之间，就有将近一百万人被屠杀。　　安南的犹豫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那是“内政”。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没有授权给他可以“干涉内政”。所以对大屠杀仍然只能“人道呼吁”，不能武力制止。仅仅六年之前的1999年，原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对阿族屠杀和驱逐，造成“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联合国仍然“不能管”，尽管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是在巴尔干半岛燃起的。人们宁可在文学般的语境中讨论大屠杀的教训，而奥斯威辛以后，国际社会如何建立有效机制，监督和制止大屠杀，却始终无法解决，成了六十年之难题。人们对奥斯威辛以后能不能有诗非常敏感，而对奥斯威辛以后能否制止大屠杀，却显得十分迟钝。　　2005年1月27日，就在奥斯威辛六十周年纪念的同一天，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美国的一个国会议员，带领了一个民间各界的代表团，最近考察了苏丹和乍得边境的难民营，并作出报告。正是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导致大批难民的外逃。代表团详述发生在苏丹的种种惨状，呼吁国际干预。就是这同一天，一方面在奥斯威辛纪念会上，各国代表纷纷呼吁：“决不能让悲剧重演”；一方面面对正在发生的大屠杀，大家仍然无所作为。所以，一位在浩劫中幸存的犹太人在纪念会上说的话，听起来特别惊心动魄：当年西方社会对纳粹种族清洗的冷漠，令犹太人始终无法释怀。　　惟有安南，深知手中没有制度的利器，口号遂将沦为空话。安南非常现实地说，“不能重演”说来容易，付诸行动难。因此，安南只能遗憾地提醒与会者，在奥斯威辛惨剧结束的六十年之后，大规模屠杀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没有绝迹。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在制止大屠杀和种族清洗方面不止一次地失败”。　　这是我们在大屠杀六十周年纪念日，应该正视的现实。------------第五辑作者关于读书和见闻的随想------------《公民读本》第一课　　公民教育是一个一直在谈的话题，许多中国学者都意识到，建立公民社会，要从公民教育做起，要写出高质量的《公民读本》来。由此就想起来，要看看美国孩子在学校里读的《公民读本》是什么样的。美国很多学校有公民教育课程，《公民读本》的教材很多，一般是学者写了，各地学校的老师从中选挑。因为大原则基本相同，所以课本也就大同小异。我随意挑了一本看看，那是密歇根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写的。　　从大的划分来说，这本教材分六个部分：1.你；2.地方和州政府；3.国家政府；4.促使政府有效；5.政府的服务；6.自由企业体系。　　前言里引了一个伟大哲学家的话：“了解你自己”。课本认为，你要做个好公民，先要了解你自己。这一部分，一共谈了四章。从第一章，“你——一个人”开始，谈“一个健康的人”、“你和你的个性”、“和他人相处”，直到“做个好公民”。第二章是“你——一个学生”，谈“学习能力的不同”、“改善你的学习”、“清醒的思考”。第三章是“你——一个家庭成员”，谈的是“家庭是不同的”、“家庭的问题”、“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第四章才是“你——一个公民”，谈“你生活中的政府”、“政府存在的理由”。　　《公民读本》如此开端的原因，在开篇第一段话中就告诉了孩子们：国家“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它的政府制度、经济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你作为一个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你必须能“自由买卖和拥有，你自己决定做什么”。而政府只是为你服务的机构：“当政府是你的仆人，你是自由的；当政府成为你的主人，你就像一个奴隶那样，不再重要了。”课本还告诉孩子，由于“个人是最重要的”，政府就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生意人，生意人就不能欺骗顾客，工会才必须要代表它每个成员的利益。因为“个人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下面，课本举出各个不同总统的有关言论，这些总统认同百姓“个人”比他的政府更重要。　　课本同时让孩子们认识自己，尊重他人，不是惟我独尊。作为个人，人都是有不同弱点的，而自己的弱点是需要认识和改善的。一个好的公民是有民主性格的。课本对民主性格的总结，我觉得简直就是中国人的老话，翻译成中文很准确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你不愿意被伤害吧？那么你不要伤害他人。因此，课本教育孩子，必须学会控制自己，“一个好公民是一个善于调节自己的人”、“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善于思考的人”，在以上前提下，才应该是“一个能够行动的人”。　　一个好的公民是忠于自己国家的，这意味着你对国家是持建设的、而不是毁坏的态度。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态度。假如你明明发现国家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你却还是说，走得好走得好。那是一种毁坏的态度。　　作为一个准公民的学生，《公民读本》告诉你，学科“分数对于精神活动的衡量，是非常有限的”，好分数只在测定“学校的成就”，而不是在测定你“人生的成就”。“智商是在改变的”，而“智力是不同能力的组合”。作为准公民，要学会“清醒的思考”。课本认为，能够清醒思考，是做个好公民最基本的品质之一。假如不能清醒思考，给你民主权利，你照样可能被政客操纵和利用。　　那么如何才能清醒地思考呢？　　首先是，“你的思考必须在事实的基础上”。所以，非常简单的前提是，你有权利知晓全部事实。作为一个为公民社会服务的政府，就必须让信息自由流动，让公民们能够得到全部事实。没有这个前提的社会，就很难有合格的公民。课本还建议学生，不仅知晓事实，还要“不断认识最新发现的事实”，知晓事实之后，一个清醒的思考者“要能够解决问题”。　　课本向孩子们指出了最容易陷入的“思路不清”的误区。首先是不能有理想化倾向的“愿望思考”，例如，不能在心里希望一个理想社会实现，就认定它一定能实现。还有，要避免“情绪化的思维”，课本告诉孩子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偏见的。我们都有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清醒思考”，否则，难免走极端。而那些走极端的思路，“对个人和国家都会造成最大伤害”。课本还告诉孩子们，不要轻易下结论，思考要从事实出发，就是说“不要从观念出发”，不要从理想出发。　　课本还对这些孩子，未来的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们说：做个好的家庭成员，是做个好公民的基础。课本告诉孩子们，有各种不同的家庭，家庭是有种种问题的，解决家庭中的问题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幸福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取决于你对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爱。虽然课本不能解决孩子们未来将面临的复杂生活，可是它给了你思想准备，让你懂得，重视“家庭价值”是一个好公民的基本条件。在关心国家、社会、他人之前，先要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家人。　　然后，课本才对孩子们推出“自治”的概念。自治建立在公民具有民主性格的基础上，霸道的管理不是民主的自治。在家里，有家庭管理的问题，在学校，有学校管理的问题。课本鼓励孩子，你们可以从小尝试，学会组成各种社团，长大可以组织工会，在“人民定规则”之前，每一个个人，要认识和改善自己，敢于承担责任、学会平等地和他人相处。　　《公民读本》在告诉“你”，要改造社会吗？先从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好公民做起。而最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公民准备，又是在使“你”和他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容易。它和最初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以人为本，人的幸福，是最重要的。　　所以《公民读本》第一课，谈的就是“你”。------------马克·吐温的真面目　　从小就熟悉马克·吐温，喜欢读他的作品。可是，我有点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读的了。其实读他的书，对我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偶然事件。　　美国孩子都能讲出自己是在哪年读了哪个作家的作品。他们课堂上有文学史的学习，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到现代文学。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读下来，孩子们的知识结构很完整。　　文学课本和参考书目，都是文学史的学者在做，也在不断更新。运作却是市场化的，他们之间有激烈竞争。上市教材有好多套，老资格的文学教师，挑书时一个个目光犀利。老是落选的教材，就被淘汰了。　　到上世纪中叶，美国新思潮逐步兴起，在六十年代开始猛烈地冲击传统。虽然对制度和观念的挑战始终存在，这套老的教育观却纹丝不动。可见美国是个很保守的国家。　　如何教孩子，美国学校靠自己拿主意，和政府无关。有个别学校就宣布说，不能让孩子读马克·吐温了。理由是，马克·吐温是种族主义者，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也读过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不服气吗？证据确凿。　　书中的一个场景是：雪莉姨妈听到一艘蒸汽船爆炸的消息。　　“乖乖！伤着人了吗？”　　“没有，太太，”有人回应。“就死了个黑人。”　　“哦，还算运气，因为有时候这种事故真会伤着人呢。”　　一场争论开始了。　　一方说，你看看，在马克·吐温的眼睛里，黑人根本不算人。另一方说，你看到哪里去了？恰恰相反，这本书描写的是南方奴隶制的时代。马克·吐温通过文学手法，生动描写了一些过着好日子的上层白人，对黑人的生命境遇是如何冷漠。作品表达了对黑人的同情，也在唤起人们的良知。　　一方马上又说，马克·吐温在书中使用对黑人贬称“nigger”。在这本书里，这个贬称随处可以看到。这不是种族主义是什么！　　“nigger”这个词在中文里常被译作“黑鬼”。“nigger”无疑是一个贬称，随着美国社会对种族主义的清除，这个词从两百多年前的常用词，到今天，变得只有一些黑人自己还在公开使用。可是，能不能处处译作“黑鬼”，我有点怀疑。词语是很微妙的东西，不同时代，不同人，在不同的场合，传达的意味并不相同。一百五十年前的南方，白人提到黑人，黑人称呼自己，都普遍使用这个词。现在，这个词在公开场合完全消失，人们对种族议题变得敏感。所以，人们今天对这个词的感受，肯定和一两百年前是不一样的。　　另一方于是辩解说，那写的是一百五十年前的南方啊。这样一本书，如果看不到“nigger”这个词，书的真实性才是有问题。他们进一步认为，书的主题是在呼唤自由。马克·吐温写了一个黑人奴隶，他冒着生命危险，只是为了赢得自由、与家人团聚。他笔下的白人男孩成了黑人逃奴的朋友，还帮助他逃亡。这个黑人的尊严和教养，使得这个白人孩子从此相信，奴隶制度并非理所当然。故事展现了孩子内心的挣扎。在紧要关头，小孩决定，哪怕自己将来要下地狱被火焰烧烤，也不能出卖黑人朋友。写惯了讽刺幽默的马克·吐温，在描写这个逃奴时，笔调变得严肃沉稳，黑人逃奴充满勇气而且高贵，成为整本书的道德中心。为了自己的白人小朋友，他的生命和自由都承受了极大风险。　　持以上看法的也有不少是黑人，其中包括美国著名黑人作家艾利森（Ralph Ellison）。艾利森认为，马克·吐温将这位黑奴的“自尊和能力”融入了整本小说之中。　　可是辩论之后，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仍然固执己见。　　于是撇开书本，人们开始研究，马克·吐温在生活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种族主义者，还是有人道关怀的人？除了公开发表的三十多本小说和散文集、通信集等等，人们查看了马克·吐温的所有信件、日记等私人记录。在马克·吐温的时代，小说、戏剧和歌曲中，充斥了对黑人粗俗的嘲讽和贬损。可是人们发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马克·吐温，在私人文字中，却几乎没有对黑人的不恭。相反的证据却比比皆是。　　例如马克·吐温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肤色，可我的看法是，人的心灵是相同的。”他还写道：“几乎所有的黑色和棕色的肌肤都是美丽的，而白色皮肤很少如此美丽。”　　很久以后，人们又发掘出新材料。那是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出版的1884年，马克·吐温给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系主任，写了一封私信。当时，法学院招收了第一批黑人学生。在信中马克·吐温提出，他要私人资助一名黑人学生。他写道：“假如我资助了一个寻求陌生人帮助的白人学生，我不见得就感觉兴奋，可是资助一个黑人学生会令我有如此感受。他们曾被置于非人状态，那不是他们的羞耻，而是我们的羞耻。我们应该为此支付代价。”　　马克·吐温为黑人学生麦克昆（Warner T. McGuinn），支付了他在耶鲁求学期间的全部食宿。毕业后，麦克昆成为巴尔的摩市的名律师。他还是全美有色人种协会在当地的领袖，1917年他挑战这个城市居住区的种族隔离，获得成功。在马克·吐温的余生中，他们始终保持了深厚友谊。　　麦克昆并不是马克·吐温资助的惟一黑人。他至少还帮助了另一名黑人艺术家，使他完成去欧洲求学的心愿。对马克·吐温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想到要张扬。因此，直到一个世纪之后，这些故事才浮出水面。1985年，《纽约时报》公布了马克·吐温资助黑人学生的全部细节材料。　　说实话，如此“政治审查”，对一个作家来说，已经过于苛严。可是，这样的研究和发现，仍然没有能给这场漫长的争论画上句号。迄今为止，争论仍在进行中。　　这使我想起人们常常提到的一句话：人是很难被说服的。因此，不要以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说服，就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可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容许不同意见的双方，充分地表达，也容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公开争论的过程中，像我这样的旁观者，也就有机会全面了解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一个事件、一个地方、一段历史的全面真相了。　　设想一下，如果只准单方面表述，如果断章取义就下定论，如果下了定论就要“一棍子打死”，那么，就算是如马克·吐温般的大作家们，也只能一个个像老舍一样去投河了。------------一个春天的困惑　　一　　相比人们的自信，我许是有些悲观。而且，很不合时宜地，在美国南方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　　春天又来了，鸟儿在明亮地叫着。让我想起蕾切尔·卡逊的书，那本《寂静的春天》。卡逊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一个柔弱女子，战胜庞大的“化学帝国”，证明了DDT危及鸟类生存，也在毁坏人类的健康与生存，最终使得DDT在美国禁止生产。DDT的发明人，曾经获得诺贝尔奖。今天，人们提及此事，口气之中，多半暗示那是发奖委员会的一个污点。好在，看上去愚昧和恶势力纷纷落马，环境保护的概念从此发端。结局就像是一个灰姑娘的童话。　　可是，王子和灰姑娘并没有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们的面前不是一个童话世界。DDT是杀虫剂。当初发明、启用它，是为了救森林庄稼于虫害，也是为了挽救生命。它扑杀的重要对象之一是蚊子，蚊子传播着可能致命的疟疾和各种疾病。从DDT开始推广，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被禁止，它拯救了至少五百万个生命。我回想多年前，自己被卡逊的故事深深打动，却忘了问一声：DDT停止使用，疟疾怎么办？　　疟疾病例在回升。今天每年有二百五十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百分之九十在非洲。在那里，每年有一百五十万儿童死于由蚊子传播的各种疾病，DDT因此在许多国家恢复使用。在这些国家儿童的眼睛里，DDT竟不是穿了一袭黑色斗篷的恶魔、倒是长着白色翅膀的天使。　　善意的环保组织们不曾想到，他们推动全球禁用DDT施加的压力，甚至被贫穷国家看作是富国的傲慢。因为，改用任何新型的、被认为是更安全的杀虫剂，价格都在五倍甚至十倍以上。他们根本用不起。　　问题假如仅仅归结到钱上，也许还好办了。真正的问题是，新药物就安全吗？　　在发达国家，停止使用DDT之后，科学家发明了替代药物。人们相信科学能解决问题，是因为相信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可是，不论大家是否承认，人的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事实上，每一种新药物的产生，对它安全性的全面了解，永远慢一拍。例如，广泛用来替代DDT的仿雌性激素，二十年一过，待发现它对人类、野生动物的生殖有危害，男性的精子总数已经荒唐地下降了一大截。　　那么，恢复使用DDT吗？这又绕回四十年前卡逊已经提过的老问题：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毒害又怎么办？　　我们面临的，要说是“两难困境”，都嫌说简单了。　　二　　群体的困境，源于我们个人的困境。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人有求生避祸的本能。　　最近有一条新闻，在香港发现火蚁。虽几经下毒，仍然止不住火蚁在香港蔓延。我不知道香港居民是不是重视这条新闻。他们也许不知道火蚁是什么。我看着新闻却直摇头，火蚁是美国南方的生存常态。　　我们住在乡下，每年春天，家家户户至少要买两种杀虫剂，一种对付毒性很大的黄蜂，另一种对付漫山遍野的火蚁。它们对过敏体质的人都会带来很大危险。　　三年前，我们七十多岁的邻居杰米老头被黄蜂叮了一口。他估计自己至少能够坚持赶到五分钟车程以外的诊所，马上开车前往。结果，刚刚上路不久，蜂毒发作，他突然昏迷。杰米的车子失控，冲出公路，连人带车翻进沟里。幸亏只是车毁，人还是被抢救过来了。　　我们刚搬到这里时，全然不晓厉害，直到也有了蜂叮蚁咬、休克后招救护车急救的惊险，才真正变成一个美国乡下人。第一课的教训，就是开春买杀虫剂，救眼前燃眉之急。　　美国当局警告大家，有六千九百万个家庭在使用各种杀虫剂。每到春天，我会很有负罪感地想，一个并非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我，怎么也站进了这个行列里？　　这样的困境难以挣脱。杀虫剂只是环境问题的九牛一毛。而人性的弱点远不止于求生，除了避祸，人还是趋利的。　　今天人们对美洲印第安人弱势的反省，都是停留在政治层面。而当年美洲印第安人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流本身。欧洲移民带来美洲从未有过的病菌，致使对此没有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大批死亡。今天，交流仍然是环境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北美的火蚁，今年在香港的山坡上，拱出高高的蚁穴。　　我们会在政治层面检讨检疫制度，虽然我们知道，其效果只是杯水车薪。我们不可能检讨“交流”，因为那是潜在于我们内心不可克服的渴望。我们乐于从政治层面检讨。不仅是这一层面尚有改进的余地，还因为我们能够获取道德感的满足。而涉及人性本身的弱点，我们鲜有改良的余地，还可能把自己逼上道德感失衡的险途。　　我只需要问一下自己，空气污染是最直观的污染。那么，我是不是因此会放弃车船乃至飞机的便捷？为了阻止水电站对生态的危害，我会不会放弃电灯、洗衣机、冰箱，拔掉家里所有的电器插头？或者，在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仍然让自己坚信，核电站就一定是安全的电源？　　我们面对的问题，大部分来自难以克服的人性本身。　　三　　环境恶化的加速度似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无能。相反，它恰和我们能力的扩展同步。最突出的是技术，假如套一句俗话，技术是在“突飞猛进”，更新的速度，还分分秒秒在加快。　　与生俱来，人有创造的欲望，人有攀登高峰的欲望，有“更快、更高、更强”的欲望，也有更便利、更舒适的欲望。那么究竟在跨出哪一步之后，就会失去了分寸？尽管不断有人呼吁，要人们有所克制，但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有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所创造的善果恶果，也往往齐头并进，无力弃恶而仅仅扬善。　　原来分散的，现在有能力集中；原来小规模的，现在纷纷合并。在我们为电子信箱的便捷欢欣鼓舞的时候，不知何时起，城市、国家、世界，已经兼并成一些大电脑的主机。　　结果，像是在应着巫师的咒语，强大技术的催生婆，一面培育起超强的个人，一面催生出脆弱的社会。几个人，花一千美元买机票，就可以发动一场造成人员、经济损失都超越珍珠港事件的战争；一个不那么难得到的低污染核弹，就可能将一个大都市逼成一座空城；电脑病毒的入侵，就可能瘫痪一个国家的核心部门。技术提升，终于令一个质变在魔术般地完成：战争能力从国家军队，无声无息地开始转让给个人。而大国的经济命脉，日益命若丝弦，只维系在几个大都市的金融中心，牵一发，便全国方寸大乱。　　过去，避免毁灭性的灾祸，要阻挡的是一个国家的或像纳粹那样一个政治团体的疯狂。现在须防备的，竟可能只是某个个人的疯狂。我们说，只要大家都善待他人，即可免遭此祸。对这样的天真论断，我想，最先在一旁暗笑的，准是一个写小说的——社会是否能够杜绝疯狂，专事研究“人”的文学家，也许最有发言权。人的复杂性带来了社会的丰富性，也是文学创作者乐见的良田，生长善恶恩仇、也生长关爱和嫉恨，由此丰收喜怒、哀乐、祥和与暴乱。人或许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全体一致微笑的机器人社会，可惜人的世界上帝已经如此安排：终有人是疯狂的。我们为技术的高速发展兴奋得满脸通红，只能闭上眼睛不去看；而从事创造和毁灭的双方，都因此获得了同样大展身手的机会。　　恐怕，前面纵为悬崖峭壁，我们也已经回不去了。　　我们连回顾的时间都没有，观念在前所未有地加速变换、急奔乱走。以往，我们的观念曾经在时间河流的缓缓冲刷下，逐步沉淀、逐步淘洗、逐步修正和演进。今天，我们从一个急速的漩涡，被抛向另一个急速的漩涡，已经难辨南北与东西。　　我问自己，在飞旋直下的潮流中，我脚下的支撑点在哪里？我又有多少道德自信的空间？我能使自己改善多少？我知道，每个人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可是，同时又可以是一个有意义的、随机的考察目标。我像是在回答一份社会学的调查问卷，面对问题，却满腹狐疑。　　春天的鸟儿还在叫着，而我，或许永远也找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了。------------为一本回忆录写的序言　　这是第二次读这本回忆录了，读了还是很喜欢。　　第一次读的时候，还是作者伯威写给自己、流传在很少朋友之间的一份私人回忆。写的时候，他并不曾想要付诸出版。我猜想，使他心中隐隐冲动、忍不住拿起笔来的原因，是到了怀旧的年龄。　　人人都会怀旧，伯威有些特别。我很惊讶他的天赋，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懵懵懂懂的幼童开始就有的敏感、观察力、超强的记忆和那种好琢磨的劲头。　　我一开始看伯威写的回忆，是出于好奇——曾经看过一个朋友写的家族回忆，里面提到，她的一个美丽姑姑深居云南深宅大院的深闺之中，却被一个上海来的“小白脸”“拐跑了”。而伯威，就是这段浪漫史的硕果。读伯威的文字，能读出他的得天独厚，读出这段浪漫姻缘的绵绵延延。他的文字平和得体，正是越过了粗粝的年代之后，家庭和父母给予的教养又从很深的地方，自然而然走出来的表现。伯威遗传了父母的幽默，照他的说法，他对好笑的事情总是记得特别牢。因此，曲折的人生经历，没有消磨掉他的天赋，却丰富了他的体验，使之在成熟的年龄，能够散淡超然，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来回顾历史和人生。这使得伯威的回忆录很好看。　　真的看下去，牵动我的就不再是传奇故事的线索，而是伯威以他记录描绘的功力，为我们展开的洋洋洒洒的历史场景。　　伯威1935年出生在日军攻陷前的南京。伯威经历的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等等，仅仅是我们出生前十几年的事情。可是我们无缘亲历亲见，只能从书本上去了解。而我们读的，常常是现代戏剧的“大舞台”，那些重要的人物在上上下下，强烈的聚光灯，虚化逼退了周围的一切，被省略掉的，恰是最丰富的社会生活。伯威对早年的鲜活回忆给我们补上了这一课。这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少年人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不论是三教九流、还是社会百态，都描绘得活灵活现。看上去是零散的，可又被社会大势的走向聚合牵动，融合在一起。　　伯威和我哥哥年龄相近，他的父母也和我的父母同代。抗战期间，都在历尽曲折之后，来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又都急迫迫地回到上海。尽管他们的行业、处境不同，可是都背井离乡，都要跑警报避炸弹，都经历一样漫长的被迫颠簸和不安定的避难煎熬。我曾经零零星星地听过他们的故事，可是往事就像一捧珍珠，被他们在匆忙前行的路途中撒落。我们长大之后，父母兄长的生活，都像是跋涉在干涸的溪流河床，人的精气神都被渐渐耗光。他们疲于应付眼前，再也没有心情去寻找失落的过去，再串起那条珠链，即使偶尔从箱笼深处拾出往事，也只是像业已黯淡的珍珠，幽幽地一闪而已。　　可是，伯威的回忆是完全新鲜的感觉，就像在讲述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惊人的记忆力固然是一个原因，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他经久不衰的兴致勃勃，活像今天的他，还是那个对万事好奇的美少年。也许是对往事的回忆，在牵出他的热情，我相信在他说到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时候，那个早年的家和那时年轻的亲友们又在头脑中活跃起来，早年的街景与街坊邻居们也活生生出现在他的眼前。　　伯威在回忆中年轻起来。令他年轻的还有他对已逝去的以往年代的感情。人们曾经正正常常、踏踏实实地生活过，家庭、邻里、街坊、社区，不论亲聚疏散、悲欢离合，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是人间之悲喜剧。可是忽然间一切都开始转变，人际的关系忽而变成人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面前，个人被挤压甚至踩扁了。人被带上符号，符号决定着你的价值。就像那个年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伴着票证，没有票证，钱就不再是钱了。人们在水中沉浮，必须在没顶之前，伸手出来打捞、抢夺那个标志着“革命”的符号。没有它，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可能背你而去，更不要说乡里乡亲。　　伯威仔细地描绘了这个转变。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是社会的一个样本。丰富的社会背景，从伯威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温情的七姑八姨，那风流倜傥的叔伯子侄，都进入一个改造的模子，出来之后一个个灰头土脸、屏声敛气。原先敏感的他，目光也凝聚起来，舞台上的背景在开始远离、模糊，政治性的冲突成为聚焦的中心。伯威回看自己，一个生青个子，有了那标签，就变得有点不认得自己，气变得粗起来，和他那个暖暖的家，开始发生冲突。这一切，在外公去世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似乎看到今天的伯威，茫然看着当年愤然冲出母亲房间的自己，心里伤伤戚戚默问：我是怎么啦？他真实地写出那个少年郎，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他不想欺骗自己。后来，伯威也失落了那张“革命”标签，随即失去价值，自此便被众人随手抛弃。　　这种转换是具体的。伯威的回忆从童谣而起，他记下唱过听过的歌谣，从孩童时期到青春时代。从这些民间的歌谣，可以清楚看到社会变化。儿时的歌谣，歌词是稚嫩的，却因触动了人所共有的那点温情，诗意和文学意味便自在其中。此后的歌谣是成人的，却因为出于功利性的宣传需要，变得与“文”无缘。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伯威记录的生活细微末节里：一个本应多姿多彩的社会，在转向外观日益粗暴艳红时，内心却是日见贫乏苍白。　　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以为那内在的苍白便是天经地义的“朴素阶级感情”。直到社会再次转换，我们才跟着吃力地迷茫地“转型”。而伯威不一样，他们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更多地保留了对“正常的生活”的记忆。回想我们在那个年代，岂不是靠着伯威这样的兄长，还有父辈，潜移默化地向我们输送了一些什么，才没有彻底退化成猿。伯威从噩梦中醒来，重新历经了一次“从猿到人”的复苏。只是，复苏的已经不是那个胸怀壮志的少年，他已经两鬓斑白，他温情世界里的亲人们，已经踯躅远去。　　想到伯威肯写下这部回忆，我觉得真是一件幸事。人们因此得到一部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而亲人们的音容笑貌得以留下来，自己能把心又稳稳地放回原处——对伯威、对亲人的在天之灵，都是一个永恒的安慰。------------读《我们仨》　　晚上睡不着，就看完了杨绛的《我们仨》。　　看一个温馨的家，从两个清纯的少男少女谈恋爱，到生下一个小乖孩，到几十年后在死亡面前离散。失散之前，杨绛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丈夫女儿都住在相隔很远的医院里，走着人生的最后一程。她照顾着丈夫，每晚和女儿通电话，一周去西山的医院看她一次。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维持着家里几十年来的幽默，在写得歪歪扭扭的信上自嘲。说起自己，总是好的，轻描淡写夹着玩笑，却认真地在为亲人着想，衣食住行关照得仔细。这种幽默感，这种对家人的感恩，这种温暖的如手拂细绒织物般柔和的心情，贯穿了他们的一生。就连他们给亲家母的信，也是吴侬软语，戏言戏称，把另一个走近的家庭，也圈进了他们快乐的小圈子。　　我从同样的年代走来，当然知道，他们回顾一生时可以有多少怨愤。现在的人们甚至抱怨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抗争。而我却从中体验到生活中的另一种坚持：坚持亲情的可贵和珍重，坚持在自己能够围护的那一小方土地上的正常和快乐，维护和保留文明的种子，坚持常识和常情，又通过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对亲友的关爱，传布这样一种文明。谁能说这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抗争。就像我读到过的一个犹太女画家，在纳粹集中营里不仅画着美丽的花朵，还教孩子们画明朗的风景。她没有离开危险逃生，是因丈夫不能取得离境护照，而她认为亲情重于生命。　　这本书让我回到久远前故乡的家，仿佛能触摸到父亲的手背。回想父亲，他也总是在笑，说着那些让我也笑起来的话。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学校关门了。我们都下放农村，说是要“扎根”，似乎已没有前途和希望。我那个时候交友甚广，小学、中学同学和川流不息进出我家的“插队”小朋友们，都喜欢坐在那里和我父亲聊天。父亲告诉他们，希望会有的，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要读书。“人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父亲说，“那是谁也拿不走的”。在贫困而匮乏的年代，父亲用省下的吃食，给各种来路的孩子们做饭、烧点心。我们长大起来后，大学终于开门了，小朋友们都出息成国家栋梁，很神气地在各地跑来跑去。父亲离去了。几年前在波士顿巧遇一个小学同学，几十年不见，不认识了。我们一起坐了半个钟头才敢站起来相认。打完招呼的第一句话，她就说，你爸爸那时对我们真好，教我懂了很多道理。　　随着岁月的逝去，环境变得更加宽松，长大起来的孩子们开始超越了我们父辈的局限，也开始看不起父辈，觉得上一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骨。想起当年在父母面前，我们曾是时代潮流下多么可笑又可怕的小生青。因为爱，父辈吞下了他们看不顺眼的事情、甚至咽下了我们对他们的伤害，原谅了我们的年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前辈，却是多么挑剔。　　我们也许有了我们重视的脊梁骨和犀利，可是和钱锺书、杨绛、圆圆一家相比，却失落了温良、敦厚、谦和、幽默、宽容、平稳。这不仅是两代人不同的个人素质，更是在知识阶层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时代的文明厚度。《我们仨》是一个家庭故事，却让我想到：破——固然不易，立——则千难万难。------------《野火集》的启示　　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后，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她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而初次回去定居，她却变得“容易生气”，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确实，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个人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做悲剧。但是，龙应台把它化为了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而信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对外部世界逐渐知己知彼后，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可以相信，当年《野火集》中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今天仍不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是移植于异质文化。一些概念，虽然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这些名词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东方文化时，常常携带着我们原有的同生共死、忠诚不贰的团体组织感，但在概念的原生地，却是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是崇尚个人取向的文化价值系统。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异质文化中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集权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理解和指出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作为一个公民平等地进入社会生活。《野火集》的出版在台湾社会质变的前夜引起震动，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不仅直接抨击制度，而且更多的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在内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做出准备。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一定知道，在台湾的集权制度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龙应台从一开始就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质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而龙应台的尖锐又并不走向居高临下。她也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即使理解平等的意义，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还是会“开低走高”。做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我们自己的“低调”往往只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同属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东西。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一次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文人参政的感想。　　首先想到的竟是，时间过得真快。龙应台是我喜欢的作家，陆陆续续地买过一堆她的书。后来就见报纸上轰轰烈烈地报道她出任文化局长的消息。之后，报上的风浪渐渐归于平静。作为读者，她好像就从视线中远去了。现在，重新见到一个作为作家的龙应台，当面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当官经历，才注意到她的这次身份转换，其实有整整三年半时间。的确，比我感觉的要长久得多。我原来以己度人，料想她不过是“玩票”，“玩”个一年半载也就走人了。没有想到，她是个远为认真的人，走的时候心里还有很多遗憾。她说得实在：其实许多事情还刚开了头，却没有做完。　　龙应台讲到自己当初走进了一个悖论。她给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在体制外持独立批判立场的人。而她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却走进体制“当官”了。她对自己的理解是，在她走进去的一刻，她就必须暂时放弃了自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这个时间段里成为一个完全的“官员”。虽然她也讲到，自己其实对于官僚体系是如何陌生，对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是多么估计不足。但是，她就是这样彻底地走进去了——一去三年半。　　龙应台文人参政的经验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她虽然在进入官场的同时，就暂时放弃了文人的身份和批判立场，但是她却依然是带着文人的理想和观照、带着她文人的观察力和思考习惯，进入这个操作构架的。而这个操作构架，又是一个没有尝试过的实践。一方面，她在尽自己的力量，一砖一瓦地搭建着她热爱的家乡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她也在考量着这个制度的运作。　　在一种制度还没有实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它抽象化和理想化。我们会无暇去探讨这个制度具体运作的艰难和困惑，尤其是这样从外来文化移植而来的制度；我们会觉得这一切困难都还是遥远的事情，甚至觉得如此细究是败自己兴头。但是这种抽象化和理想化，也很容易走向简单化，使得人们期望过高，在真的面对制度运作的复杂性时手足无措，甚至因过度失望而走向它的反面。　　因此能够有一个目光敏锐的作家，先深入一个制度的运作中心，又出来谈谈自己的感想，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那么，龙应台看到了什么？她最大的体会是：台湾从原来的专制制度中获得解脱后，原有的历史文化惯性会依然禁锢人们的心灵，使达到目的成为一个艰难的漫漫长途。　　我自己是深受触动的。不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根基，还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几乎从纯文化讨论向着制度建设讨论的转化。我们和一些朋友们曾经有感于国人的讨论一度都在“形而上”上兜圈子，却很少有人顾及制度层面的“形而中”，因此，才试着介绍制度的发源地在制度层面的建设和思考。在最后触及到了制度渐进的根源时，才又反过来看到，这种制度思维的产生，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和不同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异质的文化中，表面上时时能够感受到的是本能一般的对自身的自讽自嘲，而不是对他人的苛求；这种文化性格来源自一种深层的有敬畏、能自省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和与之如影随形的对他人的尊重，以及成为民族性格的幽默能力，才产生和较为顺利地维护了这样一种宽容的、让和自己不一样的少数人也有生存空间的制度。而今天，龙应台正是在一个和我们类同的文化中，以具体操作的切身体会，在对其进行印证。　　龙应台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在她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一个台北市“议员”的长辈去世。她惊诧地发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情况，市长必须带着手下的三十来个行政长官，也包括她龙应台这样的文化局长，去“议员”家集体吊唁鞠躬。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龙应台，这当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的原由，竟也是出于“民主制度”。因为三权分立，市行政分支要提出什么提案，去完成一件实事，就必须得到议会的通过，才能够立法成为法案，行政分支才有合法的执行权。因此，行政分支最怕的就是议会的否决和作梗。所以，“顺理成章”地就推出了行政分支竭力讨好议员的事情。在台湾，传统文化的礼仪保存得尚属完好。婚丧为人生家庭之大事，社会贤达前来致礼实乃人之常情。这既表现了非常正面的、维持社会常识常情的一面，又由于其畸变的含义，成为制度运作中一个病态奇观。　　正由于龙应台曾经是一个作家，她虽因进入体制而暂时放弃了批评的笔，却没有丢弃一个作家的灵魂，野火此刻依然燃烧，却是在自己心里。所以，在别的官员觉得无可选择的时候，她却停下来，觉得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假如龙应台今天还是一个居于遥远海外的作家，她只需挥笔批判即可。可是她那时不仅是站在体制内、还同时站在父老乡亲们的土地上。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含糊其辞表达的陋习，还有重重绵绵、无以言表的世故人情。所以，并不是如在道理上做是非曲直判断那么容易的事情。　　结果呢，龙应台还是缘于作家的理念，选择了不去。她说，她选择不去，就坚持到底，以后不论是哪个“议员”的类似场合，她都不去。那么再下面的结果呢？龙应台说，她觉得自己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例如，“议员”曾经特地调阅了龙应台全部电话的通话号码记录，以查询她是否“以权谋私”。却不仅没有查出问题，还发现龙应台在到任一开始，就交出几个电话号码，关照秘书，这是她的亲友，凡是打往这几个号码的电话，都由她私人付费。也就是说，龙应台觉得，她坚持了自己的理念，就必须更廉洁、更经得起代表民众的立法分支的监督。　　听到这里，我也想到，市议员调查龙应台的电话记录，可以说那是龙应台拒绝顺应市行政官员们讨好议员的旧习，因而招来苛求；但也可以说，那是议员在正常行使监督权。只要事情是在他们的正常职责范围，你往往无法责难他们的动机。因此，我也想到，其他的行政官员们仅仅是不愿意承受对个人廉洁要求的额外压力，还是更怕工作中遇到“说不出道不明”的刁难？正如龙应台那天讲到，为了举办“台湾国际诗歌节”，她必须走访一个又一个市“议员”的办公室，一遍遍地向他们说明她的构想的理由，甚至可能还要向一些“议员”说明“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歌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举办诗歌节”，因为，没有议会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办不成。　　所以，那天听着演讲，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由于议员对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持，是有一个上下限的幅度的。只要在这个幅度之内，纵有新闻监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于私心却冠冕堂皇的阻挠。那么，假如你知道，在当时当地的议员水平下，你特立独行的后果，不仅是个人要承担压力，而且是你建设城市文化构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说，你支付的将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坚持你的“不随俗”吗？你还有这个信心，相信自己不随俗是道德上正确的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几乎两难的问题。在民主社会，这样的难题却也是经常出现的。这其实是“民主制度”经常在支付的代价。民主制度甚至通常是低效的，因为监督程序本身，就是在消损效率。那么，假如一个社会的国民和精英是素质低下的，假如一个社会是缺乏敬业精神和严谨的职业道德传统的，假如一个社会是习惯于明争暗斗而缺少宽容共存、携手共进的风尚的，假如一个社会的民众是不习惯谦卑自省、也从无敬畏之心的，它所走的道路，就还要艰难得多。因为制度的演进，是和人的演进同步的，制度只是这块土壤自然长成的树木。而在一块正试着要移栽他方树木的土地上，还有改良土壤的工作要做。这种改良，要从孩子们读的童话书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否则，野火易起，活民主之树难矣。　　那么，曾经在操作困境中挣扎过来的龙应台，是否就对信念发生动摇了呢？她的一席话让我深为感动。龙应台说，人们经常批评和嘲笑台湾的“议会”里出现的打架、拉头发、丢瓶子。可是，她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台湾的报纸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这样的消息，“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谍伏法”。她曾亲历台湾的专制岁月，看到自己的朋友无端失踪，再过二十年出来，却已经精神失常。因此她认为，无论怎样打架，都比暴政要强。　　龙应台还谈到，她从一个作家，突然变成一个文化长官。手里的“权”常常是以“钱”的形式出现的。捏着手里的钱，看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她都会想，我手里的钱还有这位老太太的一份税金。假如我不认真考察就建立项目，假如我建立的项目是错的，那么，我决定盖的音乐厅，就可能只是在那里养蚊子，又如何对得起民众交到自己手里的辛苦钱。除了对于钱的谨慎，龙应台也在试着建立一些制度，让企业捐款者和文化项目之间产生契约关系，尽可能使得她曾经介入的地方文化事业，能逐步脱离个人的人情关系，能够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龙应台对于“权”的这种惶恐，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她离开“体制”，重返独立作家身份的今天，她说自己仍然会有这样的疑问，手中的“笔”是否就比“权”更轻飘？在你写出什么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假如用笔不当，也可能带来你所看不到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龙应台觉得自己要比以前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文字。会引出这样的反省，也许是龙应台在“当官”前，所没有想到的吧。　　我不由地想到，对龙应台来说，也许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位置，更容易保有高风亮节之形象。而她进入体制“当官”，竟是因为看到细细节节的文化建设工作也要有人做。如此一脚踏进“体制”，要支付多少心力，才能获取一点一滴的进展，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了。我自己以前很少这样深切地想过，作为一个体制外的文人批评者，其实有更容易更轻松的一面，所以也许就并没有理由因此轻薄许许多多在体制内的、从事建设性工作的、推动着渐进改革的人们。他们大多是没有名气的，甚至是被误解的。然而，假如没有他们在一片需要改良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而只有燃野火者，那么当春天来临，也未见得就能够快快长出健康丰润的树苗来。------------里根葬礼观后　　2004年6月5日，人们正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庆典，传来了美国前总统里根逝世的消息。之后，美国人一直在默默等待，等着里根总统的葬礼。　　前总统里根，如布什总统在葬礼上说的，“我们失去他其实已经十年了”。十年前，里根被诊断出患老年痴呆症，就退出了公共领域。在最后神志清醒的时刻，里根手书文字致美国公众，向大家告别。他坦然承认自己的病状，表现了一个绅士的勇敢和尊严，他对他的同胞们说：“现在，我开始了旅程，它将把我带向生命日落。我知道，美国永远会有一个灿烂的黎明。”　　十年之后，我们和美国公众一起观看他的葬礼。感受整个过程传达的里根精神遗产，以及在点点滴滴的细节中表现出的和我们的文明来源不同的另一种文化。　　这是一个前总统的大型葬礼，电视报道整个仪式过程。里根葬礼在华盛顿开始，先是把棺木从白宫运送到国会大厦，让公众有机会前往告别。一英里半的路程中运送棺木的是马车。这个传统始于林肯时代。林肯的整个总统任期，领导了一场南北战争。战争刚结束就被暗杀。人们把他看作一个死于疆场的士兵，于是开创了以马拉炮车运送总统棺木的先例。这个做法再次使用，是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后，他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要求找出林肯葬礼的全部细节，并以同样方式安葬他。也许被枪杀在任上的肯尼迪，使杰奎琳感觉她的丈夫和林肯一样，也是一个“战死的士兵”。从此这成为美国最隆重的总统安葬仪式之一，由此也开创了一个传统：安葬总统的仪式细节，是依照第一夫人的意愿安排，而不是政府做主——他是总统，更是一个妻子的丈夫。　　电视上看到成千上万的民众，有的通宵站在队伍中，等待进入国会大厅向里根告别，有的站在灵车经过的大街或高速公路旁，迎送灵车。在灵车开过时，没有人失声痛哭，人们只是保持静默，一些人挥舞着小小的国旗，一些人行军礼，一些人鼓掌，一些人向南茜挥手致意。　　我们很习惯“瞻仰遗容”的说法，但里根的棺木始终是完全闭合的，上面覆着国旗。人们在棺木前站一站，有时画个十字。亲人和亲近的朋友会走近，抚摸棺木上的国旗，作为和里根告别。南茜出现时，身边照护她的不是一个搀扶她的女护士，而总是一个身材高大、举止得体的中年军人，很绅士、很自然地伸出自己弯曲的右臂，让里根夫人一直挽着他。这也是和我们东方人不同的文化习惯。　　虽没有有组织的大型集会，只是人们随意参与，里根葬礼给人的感觉却极为隆重。美国总统是宪法规定的三军统帅。所以，始终有各军种的代表和仪仗队守护。有二十一响的礼炮、有四个并列的战机组从空中飞过。当四架飞机并列开过的最后一刻，其中一架突然离开队列，垂直向上，向着无垠的太空飞去。美国人把这个仪式叫做“一个人的离去”，象征着他离开大家，被上帝召唤而去。果然，在莽莽落基山脉中，夕阳金色余晖下的一座山顶上，安葬仪式正在最后一刻，抬守棺木的军人一起托起棺木上的国旗，此时，四架战机呼啸而来，突然，其中一架指天“离去”——这整个场景，大概可以算是最慑人心魄的行为表达了。整个葬礼中，人们的目光始终被仪仗队的军人、灵车、战机等等所吸引，而不会注意一个默立一旁的人。他是整个葬礼的安排者，美国人叫他葬仪指导。实际上不仅总统享有葬仪的设计，美国的殡仪馆都有这样一个职位，负责设计和指导人们如何让亲人有自尊地走完最后一程。在里根葬礼中，所有的活动，就连仪式最后时刻和日落时分的完美吻合，也是设计的结果。这个职位的设立和对葬仪设计的重视，从南北战争之后就开始了。　　国会大厦的告别仪式之后，正式葬礼分两部分。国家的葬礼在华盛顿巍峨的国家主教堂完成，然后棺木运往加州，在安葬地里根图书馆举行安葬仪式。后者更有家葬的意味。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非政治性的政府追悼会，而是宗教仪式。主持仪式的是神职人员，而不是政府官员。此中的意味是，当“你的时刻”来临，不论是谁，肉体来自泥土，归于泥土。而你的灵魂，将在牧师带领的祈祷声中，回到上帝的身边。对这些西方人来说，对于良善的坚持、对灵魂救赎的重视，来自于这个文化相信：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组成，而后者更为重要。他们相信人不是完美的——在上帝面前，人都是有罪的。可是，人可以通过爱，使精神上升，从而净化自己的灵魂。在这样的普遍信仰之下，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世俗的政府是没有能力去为一个人送行的。不论是谁，在上帝面前，他只是一个“人”，需要的不是世俗的盖棺论定，而是请求上帝接纳自己净化了的灵魂。因此，现任总统和诸位达官贵人，也只能是参加葬礼的一个普通宾客而已。　　只有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他们的葬礼才可能是适度幽默的。几乎每个上台致词的人，都不会忘记说几句引起大家笑声的话，政要官员如此，丧者里根的孩子们也如此。当然，在国家葬礼上，人们不会忘记叙述里根总统从政历程上的功绩。同时，人们更赞扬里根作为一个人，是怎样一个有绅士风度、大度、善良、幽默，有情趣、自尊而又谦和的人。这是美国人欣赏的人品。最后，在《欢乐颂》中，棺木和棺木中的里根离去。校正：小乂时间：201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