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交流，确实是街区所能够带来的生活价值，这里包括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城市、人与外部丰富的可能性达成的种种交流，其实都是体现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精神内质。把关注的目光拉回到今天，让我们看一看深圳的华侨城。华侨城在孟大强先生规划之时，就非常强调地坚持，所有的道路都命名为“街”，而非“路”。现在我们明白了，华侨城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区，同时更是一个独立的街区。住在街上的价值，从华侨城的居家地位急剧上升可见一斑。依山就势，曲径通幽，蜿蜒连绵，饶有趣味，这就是华侨城街道的显著特点。这样的特点直接导致并完善了包容性与防卫性兼而有之的街区功能。包容性，就是说它与外部空间的无阻碍联结，任何人从多点进入都很方便；防卫性，就是说由于没有直来直去的大路，拐来拐去的街道，不熟悉它的人很难辨认，极其有效地防止了外来车辆以及行人的穿越。华侨城的街道宽度也不超过10米，这与历史形成的天津五大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其中究竟蕴含着什么要义呢？万科的规划专家肖楠先生作出了解释：这样的宽度使人更容易通过，可以与场所建立更好的交流感。如果超过10米，可想而知，车辆行驶速度加快，行人更是无法到达街的对面，那就不是街了，而是马路。两者有着巨大差别。交流感的产生不一定局限于会所或者花园，更多的可能倒是在街头，那就是为什么“上街”这个词始终代表着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美好憧憬。只有开放的街区，会给我们产生各种可能性的生活一个前提。交流感也是我们今后需要购买和享用的物业附加值之一，就像现在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保安、清洁等物业服务带来的尊贵感。交流感在日常的居住体验生活中，可能会比尊贵感更丰满，也更有价值。不妨期待着，住在街上的日子正慢慢向我们的生活靠近。[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5节 回归市中心和城市再生《万科》周刊傅志强引导时代的城市活动产生于怎样的场所？虽然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在思考21世纪的城市居住的时候，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对待。在城市再生的问题上，可能许多人会注意到美国的SoHo现象，SoHo是纽约曼哈顿南部地区SouthofHoustonIndustrialArea的简称。曾经因为该地区居民反对修建快速道路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计划，一度是繁荣衰退最严重的地区。但是，近几年通过现代艺术活动的聚集和展开，本地区开始复苏。甚至有不少先端产业的据点安在该地区。这种市中心的再生现象，一般被称为SoHo现象，并逐渐影响了美国的许多城市。例如，丹佛的LoDo、西雅图的SoDo、旧金山的SoMa、芝加哥的SuHu等地区。在其再生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被称为Loft的居住形态的新商品。SoHo现象是与展开新的城市活动相适应的空间的一种结合以及其连锁的现象。活动是指各种的艺术、创业等活动，相适应的空间是指其场所、规模及可以接受的租金。其次，有历史积蓄的环境魅力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些相呼应的条件所引起的相乘效果，得以产生新的城市活力以吸引人们的聚集。这就是SoHo现象。如果城市没有了产生这种新的活力的动力，必然会趋于衰退。许多人知道近代城市规划历史上的《雅典宪章》。1998年EU的11个国家城市规划师组织发表了《新雅典宪章》。这是针对21世纪的城市建设的行动纲领。其中值得注目的是有很多的内容在阐述城市经济的活性化。行动纲领指出：“城市的质量取决于在其自身资源的同时，还有对经济繁荣的贡献度”；“为了强化城市的经济基础必须促进扎根于本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群的开发”；“中小型企业群以往有多产生于旧城的倾向，我们必须学习这些历史城市所具有的特质”等等。从中可以感受到行动纲领，对旧城以及市中心的将来所面临的课题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在文脉上又与前面提到的SoHo现象有共通之处。旧城以及市中心的再生不应采用大规模完全推倒重建的方式，应该采用局部更新的方式，这也是美国近年所提倡的新城市主义的一种思想手法，即所谓“贤明的成长”。尽可能对旧城以及市中心进行再认识，再发掘，抑制无限制的郊外扩张。回顾20世纪的城市开发，大多是为了解决城市薪水阶层的居住问题，即便成为人们“乐于居住的城市”，也还不能成为人们“乐于前往的城市”。仅仅是“乐于居住的城市”不能产生21世纪新的城市活力，如何创造“乐于前往的城市”是20世纪的城市开发所缺乏的，也是我们现在必须思考的一个课题。尤其在考虑城市居住方面，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因为，它的城市改造考虑了既能享受到城市生活的各种便利，同时又能确保居住生活的城市环境。面临大规模城市化过程的中国，各个城市在开发大量的“乐于居住的城市”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创造“乐于前往的城市”的开发思想。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其历史上形成的城市整体，尤其是城市中心的活力。缺乏历史积累的新城市的开发更需要注入这些可以形成城市魅力的元素。[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6节 当“心的指尖”触动空间《万科》周刊志鉴1958年，日本音乐学院青年毕业生小泽征尔（生于1935年9月），开着一辆悬挂厂家标志的摩托车，孤身远涉重洋去欧洲学习钢琴和乐队指挥，而后，小泽凭借天赋、机遇和刻苦努力成为了著名指挥家。安藤1941年生于大阪。高中时代，安藤就有一种要“到海外去”的强烈愿望，他于是苦练拳击，以职业拳击手资格赴曼谷参加职业拳击赛成为安藤最初的海外之旅。18岁时安藤开始考察日本文化古城京都和奈良的庙宇、神殿和茶社等传统建筑，与小泽征尔的游学经历相类似，安藤在1962～1969年之间，也是趁着年轻的时候周游了世界。通过游历，观察和体验了不少的建筑，这包括美国建筑的现代建筑与技术、亚洲的宗教和艺术、欧洲的浪漫和传统以及非洲的原生形态，可以想像，在对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下的建筑现象进行探索的时间里，安藤的建筑观逐步形成了：“旅行，造就了人……我的人生也可以算是一段旅程吧。在没有接受专门教育的状况下而志向建筑这件事情，就如同独自在紧张与不安下迷失在一个陌生地方一样。……然而像现在这样回过头来看，我宁可将那视为是因着在那苦难当中以所得的体验作为食粮，自己才得以一直生存到现在。往往在孤独与不安，一个人在都市里彷徨的时候，那样的感觉便更明显而具体地流露出来。……旅行，也造就了建筑家。”（《安藤忠雄的都市徬徨》）安藤忠雄没有显赫的学历，由木工学徒出身，经函授学校而考取建筑师。1965年，安藤的大阪市立公园设计方案入选一等奖，1969年在故乡大阪的梅田开设“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建筑设计生涯。自1992年至今，安藤几乎赢得世界所有著名的建筑大奖，其作品大多数都在日本本土，每一座建筑物随落成即成为地标，并且受到人们的青睐，那正是由于安藤设计的东西有着他自己的品味和格调。但是，似乎只是用“简约的线条、光与水的舞蹈、低调的高科技”等物质化要素去描述和分析安藤的作品都会不太到家。而他的成功恰恰在于：他是以“心的指尖”触动了空间，同时又将自己的心境融入了素朴的自然，将平静之爱赋予了人和大地。与此同时，安藤忠雄的空间唤醒了人们对那空间内在的感受和初始的回忆，使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正如他所说：建筑的目的不只是与自然交谈，而是试图改造经建筑表达出来的自然的意义。这种自然的意义是什么？从何而来？是什么使得原本躁动的拳击手的手中流露出了无语的风、光和空间？要一幢建筑物或者一处空间能够与人相对话，在一片无言的空寂之中，一时的喧嚣，总会归于静谧，只能够由建筑师安藤在自己原有的思想语言中表达出来了。安藤忠雄正是以诗意化的空间赢得了人们的认同的。在其舒缓平静的空间之中，设计者的静与空悠然而现。安藤忠雄的空间的“静”，或许正是一种天堂般的境界，在诚实地面对着生命个体的孤独本质的时候，似乎他也能够在其中寻得怡然的自在。安藤的建筑立足于三个基本原则：可信赖的材料混凝土或者木材、纯净几何体以及自然。安藤设计的建筑物大多简练、朴素，但是从每一建筑物，特别是素混凝土表面精琢的细部来看，却又有无数语言和精神蕴涵其中。安藤的作品有着柯布西耶建筑设计的精神取向，从而推动了当今的现代建筑的发展。由于他所偏好的素混凝土和纯几何形体基本上具有表达禅学的审美气质，故其作品所表达的冷静、空寂、孤远、闲适等意象，都可以用来释意日本建筑的空间精神：纯净的空间，分明的棱角，挺秀的线条，精美的细部等等的运用，也是由于有了对日本传统建筑空间的理解之后方能达到的。一种源于内心的谦和，也许就是所有大师都具备的品格吧。光的教堂，建于1987～1989年。位于大阪城郊茨木市北春日丘的住宅区中，是现有一个木结构教堂和牧师住宅的独立式扩建。建筑形体极为简单，斜向插入的素混凝土墙体分割了空间，而且使得阳光能够“渗进”教堂的室内，阳光从墙体上留出的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开口渗透进来，从而形成著名的“光的十字架”。此外，教堂的墙壁及家具有着粗糙的质感，表达出抽象、洗练和诚实的品质，空间的纯粹性唤起人们皈依的“庄严感”。有台湾学者认为，从安藤的数个教堂建筑设计之中，包括水教堂、风教堂，隐约地流露出他对于东方文化中的自然观崇拜的意味。大阪，住吉的长屋。外表恬静、造型简朴，所用建筑基本构件较少，这会使人感到建筑材料和形式已经消隐，空间极近虚无了。设计者在这里似乎是要寻找一处脱离外部尘世的庇护所。其混凝土外立面几乎全封闭，建筑呈现内敛的隐士风格，于默默无闻之中展示出应有的表现力。内部的各个居室都面向一个尺度亲切的中央采光庭院，居住者能够直接触摸到自然：阳光、空气、风和雨等原真的要素。混凝土墙面经过精心的加工和反复提炼，取得了一种精致而细腻的效果。设计作品当时受到了人们相当大的关注，并为安藤赢得了1979年度的日本建筑会赏。我国的建筑界也由此认识了安藤忠雄的建筑空间。安藤设计的六甲集合住宅第一期工程始于1978年，现在第二、三期工程已经完成。六甲集合住宅的第一期工程创造的是一种纯粹的居住环境，住宅沿着山坡层叠而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可以得到最完整的视野：自住宅俯瞰神户海。而在第二、三期工程中，则设计了公共活动的空间，为当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富有特色的场所，包括花园、停车场，以及开放式的游泳池等社区公共设施。安藤忠雄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在日本大阪市北区，1991年建成。建筑空间呈不规则的形态，地下二层，地上七层，实用面积450平方米。建筑采用中庭式设计，四周环以回廊，既便于内部空间的采光，也有利于增强其向心力，体现出安藤在建筑设计中始终强调的“垂直面”与“自然光线”两个主要建筑因素的原则。大阪的飞鸟博物馆（建于1994年）位于大阪一处古墓冢众多的山林之中。博物馆建筑的大部分隐藏于地面以下，以便减少对原有自然和历史环境的干扰，而其内部的古冢风格的室内设计，也较好地体现了古时的风俗和祭祀的观念。抽象而简洁的大台阶与景观塔使得参观者能够有较开阔的空间视场，为观赏周围环境带来方便。博物馆的台阶和塔作为空间的制高点还形成了一定的对比，纪念性效果较为强烈。安藤在日本当代建筑设计领域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其设计融自然、光影为一体，形成了日本现代主义建筑的一种新趋势。由单纯几何形式、动态空间、光的品质和安藤的哲学信念等方面分析，人们不难体会到安藤忠雄的创作理念和追求。1995年，安藤获得普利策建筑奖，他是自1979年成立以来第18位荣获建筑界最高荣誉的得奖人，同时也是日本建筑界获得该奖的第三位。1995年5月获奖的当天，安藤忠雄在法国凡尔赛Trianon宫殿颁奖典礼上宣布，将捐出10万美元的奖金给1995年1月因神户大地震受害的灾民。安藤忠雄的设计作品还有：岩佐邸（芦屋，1982～1990年）、POKKO集合住宅（肥后县1983年）、RAIKA总部办公大厦（大阪1986～1990年）、夏川纪念会馆（滋贺县1987～1989年）、兵库县立儿童博物馆（1987～1989年）、伊东邸（东京1988～1990年）、姬路文学馆（兵库县1988～1990年）、直岛现代美术馆（冈山县1988～1992年）、熊本县立装饰古坟馆（熊本1989～1992年）、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水上佛寺）（兵库县1990～1991年）、姬路市立青少年之家（兵库县1990～1992年）等。“所有的矛盾变成和谐，所有的华丽都在内敛中雍容起来。”有人在看过安藤忠雄所设计的淡路夢舞台后这样由衷地赞美。[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7节 哥伦比亚新城之梦(1)《万科》周刊——兼评《创建一座新城》杨靖 司玲美国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城位于首都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的哈佛县境内。该城于1963年开始土地收购工作，分期实施，前后长达30年，哥伦比亚作为一座新城，在几十年的建设中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利润稳定增长，基本实现了新城最初规划的理念，建成了美国第一座乡村小城。其成功经验吸引了全美地产界、建筑界的注目，被认为是美国公认的最成功的新开发项目。《创建一座新城》一书并不是一本深奥的学术著作，作者收集了14位参加哥伦比亚城早期规划与开发的员工回忆录，分十六章讲述。虽各章节之间没有严格的承启关系，但该书真实地再现了该项目从策划、购地、规划设计到施工、营销等开发全过程。对于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住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中国，哥伦比亚城的经验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下面将对新城规划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哥伦比亚城规模相当庞大，占地共计15000英亩（约相当于6000公顷）。在20世纪90年代全部完成时，共计有8万人生活在新城的1个中心区、8个小区中。新城共有24个会所，2500个行业，共5万个工作岗位，24所学校，4所大学和一个社区学院。城中树木成荫，5000英亩的田野和3个人工湖点缀着小城，小城中道路总长超过40英里。哥伦比亚城的开发是由Rouse公司为主导，HRD公司、CA协会、CDC公司等联合，作为新城的一级开发商完成新城的整体开发计划、总体规划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再划分土地，出售给由小型住宅开发商组成的二级开发商进行住宅建设。Rouse公司为大型开发商、整个开发过程中的经营管理单位；HRD公司亦为大型开发商；CA为哥伦比亚协会，非赢利组织，主要为哥伦比亚社区提供那些不能由政府提供的设施和服务；CDC公司为HRD公司的分公司，主要开发赢利的贸易设施，如公寓、购物中心、实业大楼。哥伦比亚新城在距今整整40年前筹建，在其规划中所体现的思想至今看来仍具有先进性，并且这些思想通过具体措施贯彻在整整30年的建设中，经受了实践和时间的考验。其在社区营建上，具有诸多富于启示性的亮点。建设有活力的社区随着社区建设越来越关注文化内涵，人们逐渐形成共识：住区不等同于是住宅集合体。在住区建设中除了满足基本的居住功能外，更多的应该关注怎样形成一种社区氛围。在哥伦比亚新城建设中是这样考虑的：首先住区要有清晰的结构，丰富的配套和多样化的人口结构是社区具有活力的重要前提；再者，要有居民的参与，这样才能创建有社区氛围的、满足居民需求的社区。清晰的结构与相应的配套。哥伦比亚城开始筹划时，全美还没有同样类型的“乡村小城”。作为“美国梦”的一部分的乡间独立式住宅是沿着公路开发的，沿线型生成，这种开发模式缺乏邻里感，更谈不上社区氛围。本世纪初，“英国新城运动”的发起人E·霍华德出版了著作《明天的花园新城》，文中提出：“居民们能够健康舒适地享受生活的途径是建设一个远离工业城市的全新社区——花园小城”。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政府采纳了花园城市的概念，在全国推广这一由政府资助的计划，并得到欧洲各国的接受。然而美国“由于粗犷的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并排斥社区思想”，所以，花园小城的概念在美国几乎没有市场。在哥伦比亚城开发之初，Rouse公司就明确了一个信条：“城市不能以无计划，杂乱无章和不负责任的方式发展”，他们把创建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作为新城规划的一大目标。首先，在规划草案中制定了新城—小区—组团三级结构体系。在1965年完成的“新城图解”中可以看出：哥伦比亚城共规划为10个小区，每个小区由4到5个组团构成；组团、小区、城市都有各自的中心并围绕中心展开。小城中心：新城规划人口为10万人，城市中心考虑到未来的对外辐射，是为服务15万人而设计的，中心的内容除了百货商店、餐厅、电影院以外，还有其他至关重要的经济文化设施：医院、社区购物中心、开发商办公室、哥伦比亚管委会中心办公室、社区学院及配套设施、大型图书馆、展览中心、教堂、Tivoli式的休闲区（注：Tivoli是在丹麦哥本哈根著名的Tivoli花园的基础上设计的，Tivoli花园是一个集各种娱乐活动与设施于一体的绿色公园式的休闲场所）、少年宫、礼堂等。小区中心：小区中心是为其范围内的3000到5000个家庭（约1万到1.5万人）服务的，服务半径到组团不超过0.5英里。其内容包括：一个初级中学、一个高级中学、一个幼儿园与日托中心，中学应可以提供再教育的设施，少年活动中心、小区图书馆、医务急诊中心、老年人之家、小区信息中心、宗教设施、手工工艺室、小区公司（附近设单身公寓），并提供自行车和电瓶车的停车场。各组团围绕小区中心来建设。组团中心：服务于300到500个家庭，中心应包含学前班、小学、业主之家、一个小超市、餐厅、老年人之家、游泳池、运动场、停车场及一定的公共空间。三级中心的设计增加了整个社区的向心力，为形成“社区感”确定了基础。其次，小区规划不但为居民设计了便于聚会交流的硬件设施，而且还为了丰富小区的人群，避免导致一些令人不快的“孤立”，小区特别强调“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共存。住区中人口构成的多样化。小区规划了不同档次的住宅，从独立式住宅到联排式住宅以及公寓，适合了不同阶层的购买力。并且规划中注意了绝对不将同等规模和档次的住宅集中在一起。Rouse公司总裁JimRouse先生宣称“哥伦比亚将是一个多种族社区——一座开放的新城，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你都可以根据你的口味在这里自由选择你喜欢的住宅，不会因为种族的不同而受到任何的影响和限制”。从理念一直到贯彻落实，Rouse公司都想了很多办法进行控制。他们监督所有分包开发商的住宅建设与住宅销售，既不允许两套相同的建筑并排建在一起，也不允许销售人员歧视地将黑人专门安排在一个区购房——在种族问题相当严重的美国20世纪60到70年代，这是很难得的。为了融合各教派，Rouse公司实施了他的另一社会目标——多功能宗教中心。无论是天主教、犹太教、卫理会教派、路德教派、浸信会教派等等，都在联合宗教中心有单独的办公室、礼拜堂、共用大厅，加强了不同信仰人群的交流。这对于目前中国社区开发中强调封闭安全，划分出“白领、成功人士、高尚社区”的小圈子，以邻为壑的作法形成了巨大反差。因为只有人口结构的多样化，才会带来对住区设施需求的多样化。多样化与住区活力密不可分。提倡社区建设的居民参与性。社区感的创造还要通过“参与”精神来实现。一开始，哥伦比亚城的规划为取得周围哈佛县居民的支持和理解，就建造了展览馆，举办了规模巨大的展览。由于新城开发时间跨度很大，每次新建项目都要通过已有居民的赞同，开发规划过程中，不断进行展览，听取群众意见，这些工作都使公众对该计划的热情一直很高——他们是在参与建设自己的家园！小城的规划者们还认为，居民们得不到有效的渠道传递他们的想法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他们不但设立了收集居民意见的业主之家、开发商办公室，还提供了礼堂让居民们召开会议，而这种作法在国内的住区开发中很少得到采纳与落实。以人为本，关注人们的生活在哥伦比亚城建设中，开发商明确指出社区的惟一目标应该是提供一个氛围和机会，以利于人类更好地享受生活，并且“进行规划设计的起点就是人类本身”。哥伦比亚新城的“以人为本、关注人们的生活”，努力建设“享受生活的花园小城”，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特点：公共建筑群规划细致入微。这些主要体现在对公建的功能及使用上的一些常人不太注意的细小之处，他们发现餐厅的“美食”常常成为青少年进行社交和休闲消费的“起因”，所以就在组团中心的多功能楼边修建了“美食厅”；在游泳池中不但设计了成年人使用的深水区、儿童使用的浅水区，还首创了供“小不点儿”们戏水的水上乐园；停车场建在学校和多功能楼附近，要进行保护儿童的特别设计，停车场的位置还要处于美食厅的下风向；距离学校最近的车位要预留给教师（因为他们常手里抱满书和作业本），此外停车场的设计还要满足孩子直接从停车位进入学校，而不必在停车场里徘徊；小区中心中的初高中餐厅应对外开放，这里就餐的学生会感到学校与社区融为一体；每个小区中心要有3至4位护士组成的急诊中心服务附近的街坊、幼儿园、学校等。同时担任小区和运动场的急救工作……在一些设计中，他们还听取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建议，加强设计的合理性。比如：在老年人之家的设计中，规划组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机会来提高他们的自尊和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希望老人能够在照看小孩、社会福利、引导休闲等方面实现自我。所以要根据安全性、人体工程学等方面对老人之家进行特殊设计，以利于老人从事休闲和公益活动；并在规划上考虑与活动场、中心广场、小区门诊之间的关系。在住区设施规划中最大程度地安排丰富的休闲生活，“在这里休闲不是消遣，而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8节 哥伦比亚新城之梦(2)《万科》周刊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建筑的设计中，新城的开发商组织了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建筑方案讨论，以帮助修正构思理念并使之具有操作性。如，新城在筹建日托中心时就请来了有名的学前教育专家，在她的帮助下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并且列出了相关的设备和必要设施。教育为本。规划者探讨“城市在人的成长中的角色”问题，认为教育应在新城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教育氛围要在社区内随处可见，不能将教育仅限定在教室内，接受教育不应该是年轻人的专利。所以新城不但根据需要在组团、小区和城市一级配置了托幼、小学、初、高中和大学，而且特别强调了成人进行再教育的设施和课外教育设施。可以通过学校、医务室、福利办公室、礼堂、图书馆等开展家庭保健教育。为了提高图书馆的使用率，图书馆要交通便利，最好与礼堂在一起。初、高中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们也是在社区的一种设施。中学的教室等设施可以作为社区成年人进行再教育的工具，而且，体育馆也要修建得足够大，并安装尽可能多的各种健身器材，以供居民们在课余时间来使用。另外，小区还设置了专门的社区学院，其功能为：职业培训、家庭生活教育、业务教育、社区交流，以及各种各样的社区服务训练。所以，哥伦比亚城能够提供大量的学习机会、实践机会以及进行公益服务的机会。社区大学还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如图书馆等，并与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互动，促进社区内的文化交流及社区规划的综合发展。多样的交通规划。美国是以汽车文化著称的“车轮上的国家”，在哥伦比亚城规划中十分重视人行、自行车和车行交通的协调，并十分重视增加对人行的考虑。为了便于居民步行或骑自行车在组团里面活动，组团占地直径不应超过半英里。为了儿童安全上学、放学，在组团里不应建有内部车道。小区中心的各种设施到每一个组团的距离也不超过半英里。组团中心以及小区中心距居民的住宅距离很近，并且修筑了高标准的自行车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鼓励小区居民更多地使用自行车。因此，在组团中心和小区中心附近建设了足够大的自行车停车场。在新城建设中，提倡依靠公共交通系统解决大区域的交通疏散问题。就像书中提到“我们如何保证孩子、老人、物业管理人员、女招待以及只有一辆汽车的家庭能够方便快捷地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不仅在哥伦比亚城总体规划中将小区中心、新城中心及社区服务设施结合公交整体设计，并且在初期规划时，开发商就请来了公共运输专业的人员共同讨论哥伦比亚公交系统的可实施方案，逐个落实了相关的细节问题，如公交路线、车队规模、行车时间、司机培训等问题。并且顺利地将公交系统的运营移交给了CA协会。虽然在后期的运营中，哥伦比亚城存在着公交体系承载能力略显不足的缺陷，但这种现象不是哥伦比亚新城特有的，美国所有的郊区开发项目中由于人口密度较低，因而没有足够的人口来支持各种公交体系。不过至少新城这样的大规模地产项目比起那些以无序混乱的方式进行的小项目要强，通过公交系统成功地解决了上班族的通勤问题，但对于非工作人员的日常出行交通，还是存在困难的。也许就像书中写到的“要维持公共汽车的运转，还必须要从CA协会、联邦政府获得大量的补贴才行”。郊区项目的公交配置在中国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依靠公交解决居民疏散问题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尤其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更应如此。动态设计，预留用地。新城要经过20年的开发才能初具规模，在进行规划时既要使新城开发之初具备必要的功能，又最好能预见到20年后新城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并且“我们不是让人们去适应我们创建的社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向居民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集约化利用土地，留出成片的可供将来发展的用地。哥伦比亚城建设中在每一个社区的中心，均预留了一片未开发的土地，根据将来居民的喜好而进行开发。这样也可以向居民提供一个发挥各自兴趣的机会，增强“社区感”。强烈的环境意识环境涵括两个方面，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哥伦比亚城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护并提高土地的质量”。IanMCHawg在他的著作《生态规划》里提出了“地理位置与周围环境分析”的观点，认为“土地开发计划起始于了解土地”。首先，规划者使用详细的境貌勘察图来确定需要保存的林区、灌木和单株。根据地面斜度划分为平地（0～10%），坡地（10～20%）和不适合建房的陡坡（＞20%），山坡地林区作为公用空间或开发成低密度的单个家庭住宅或用于开发乡间别墅群；而平地则开发成中高密度住宅区。并且根据阳光分析，将学校操场、公园用地、高尔夫球场等需要尽快排除雨、云、露水的设施安排在朝阳的坡地上。为了减少成本，规划者利用了河流走向布设排污管道。河流贯穿了哥伦比亚城的公用空间，规划中沿河流设置了人工湖，河流成为划分小区的绿色分界线。在生物学家的帮助下，他们共挖掘了3个人工湖以吸引野生动物。风景名胜、林区和山坡环绕的山谷以及长在河边的、田野里的灌木等都被标明在地图上，以便统一规划。最终形成的新城拥有5000英亩的田野和湖泊，占总用地的30%。人文环境。Rouse公司想尽各种方法来保存这个地区的历史，因为他们在书中这样强调，“哥伦比亚城的开发商通过建设住宅、街道、人行道、购物设施、社区会所、学校、教堂、人工湖等来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但是有一种东西是开发商所不能提供的——那就是过去”。在哥伦比亚城建设中，为延续历史的文脉使用的方法包括：使用哈佛县18世纪的地名，保留一些富有特色的乡村建筑，在现代化的街道体系中建设一些老式的乡村小路。他们研究了哈佛县、马里兰历史协会、巴尔的摩图书馆中的大量资料，也从诗歌、小说、传记等其他文学作品中摘录了大量名字，还有一部分名称是纪念那些为新城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有关历史和对美好生活的梦想被注入到10个小区、30多个组团、近千条街道以及公园、湖泊、建筑物名字上；在第二OaklandMills小区的中心设计利用了该处原有的两个谷仓和两个草仓，作为中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谷仓和草仓被修缮以供社区使用。这里的百货商店和小办公楼都设计成木制外墙，具有一种乡村色彩。哥伦比亚城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异类”，因为它的奠基者们努力在设计理念与成本、利润之间取得均衡。哥伦比亚城之所以不易模仿，是因为它获得一定利润的同时实现了让普通收入的居民拥有超级社区的目标。哥伦比亚城一方面克制了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色彩：它努力控制住宅密度，建设了大量的公建设施，保留了大面积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在实现“合理的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Rouse公司也有几个措施可圈可点：产品多样化。由于哥伦比城是一座小城大小的大规模住宅开发，在前期的市场论证中，一位观察家就分析道，在哥伦比亚，如果只有一种类型的住宅出售，就好像是一个乡村百货店只出售鸡蛋一样。哥伦比亚销售产品多种多样，包括贸易、产业、零售、办公、娱乐建筑以及城市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和住宅。住宅档次十分丰富，满足了各种收入阶层的需要。哥伦比亚新城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一个能够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多功能完备的社区，在这里人们可以工作、休闲并享受生活——帮助人们去体验生活”。注重公共建筑的开发。哈佛县非常缺乏公用设施，在原先规划中，哥伦比亚城仅有2%的商业用建筑和15%的公用空间和自然保护区。现在，哥伦比亚城的商业区面积超过了20%，公用空间也超过了该区域总面积的20%。虽然独立住宅的数量减少了，但上缴利税的潜力却增加了，并且随着Rouse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名气越来越大，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投资新城的商业区。新城中心由Rouse公司始终控制产权，并适当调整了规划，增加了收益大的商用写字楼——他们要让中心区域的地皮价格成为整个哥伦比亚城中利润最高的区域。利用公共建筑获得更多利润的同时提升了新城整体的生活方便性和品质感。共享环境，普遍升值。对于如何利用人工湖边空地的问题，销售人员与规划人员发生了争执，销售人员以专业直觉出发认为应该在湖边的空地建造尽可能多的独立住宅，这些湖畔住宅无疑会卖个好价钱。但这种方案会妨碍环湖步道的建设。规划人员确信，共享湖畔公园，使湖泊为全体社区居民共同拥有，会带动房价整体水平全面提高，带来的利润要比仅仅靠湖岸部分住宅卖个高价所带来的利润更多。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这种推崇环境为社区共享的作法正与其后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不谋而合。哥伦比亚城的崛起和兴盛，提醒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如何才能长久经营一个充满生机的住区，相比起来，住区的建成只是一个起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住宅建设不仅开发总量不断增长，单个住区的开发规模也不断扩大。如广东华南板块动辄上百公顷的楼盘不断涌现。住区的建设已经参与到了城市的营建中，住区的开发不仅仅要关注户型、设备、市政等技术问题，还应更多地从城市的、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去关注社区开发，去关注那些居住于此的人们的生活。住区不是一个个物质形态的躯壳，而是一天天不断丰富的生活载体。正如《创建一座新城》一书曾反复提及的，哥伦比亚项目的成功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大片土地发展与规划项目的简单重复，该项目重要的驱动力是要通过构造一个超级的社区环境来创建一个更好的‘小社会’”。[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9节 风险、收益与社会安全《万科》周刊笔龙经济学家认为，不仅商业活动的终极目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就连人生每时每刻的各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和收益的衡量盘算。印度电影史上第一部进入奥斯卡竞赛单元的电影《逐鹿人生》（LAGAAN，又译《印度往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片长220分钟的《逐鹿人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据称也是印度电影史上耗资最昂贵的一部影片。《逐鹿人生》生动地再现了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民众的一次高风险同时也是高利润的生死抉择：故事发生在1893年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偏僻的印度小乡村，沉重的赋税再加上连年的干旱使印度村民苦不堪言。他们本希望能通过土邦主向殖民统治者求情，免征这年的赋税，没想到世上从没有仁慈的统治者，殖民军首领罗斯不仅不减免他们的赋税，反而要老帐新帐一起算，向他们征双重的税。印度村民面临家破人亡，但殖民统治者却在逍遥地打板球娱乐。村民们涌向军营向正在和英军首领一起观看板球比赛的土邦主再次求情。殖民军首领罗斯自以为板球是贵族的比赛，但勇毅倔强的印度青年布凡对此不屑一顾，罗斯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便提出要和村民们来一场比赛：如果村民们输了便要付两倍的税赋，如果村民们赢了便可全免一年的赋税。村民们都被震慑住了，惟独布凡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罗斯见大家不敢接招，便加大了筹码，允诺：“如果村民赢了，便可免去两年的赋税。”布凡故作犹豫，自以为印度土著不是板球比赛对手的罗斯随后抛出了更大的诱饵：“如果村民们在比赛中获胜，便可免去三年的赋税。”此时，布凡勇敢地把握住了时机，同意和英国殖民者来打这个生死之赌。淳朴的村民们被这巨大的生死赌博惊呆了，纷纷埋怨布凡不该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因为村民们根本不会打板球。布凡则用新思维说服了村落里渴望改变生活的一部分年轻人，反正两倍的赋税也是致命的，没有任何村民交得出；就算是输了，加多一倍的赋税，和先前的痛苦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如果赢了，就可以过三年不纳税不纳粮的神仙日子，这个赌值得打。故事的结局当然是大团圆。对板球一窍不通的印度村民幸运地得到了爱慕布凡的英国贵族小姐暗中指点，经过三个多月的苦练，村民们终于在板球比赛中打败了狂傲的英国殖民军。他们可以免掉所有的赋税，过上三年无忧无虑轻松的生活。如果让经济学家来给印度村民做顾问，他们肯定也会鼓励和怂恿印度人：就算是赌命也值得一博，“因为就风险和收益相比，收益明显地远远大于风险”。商场上有一句名言：“利润愈大，风险亦愈大”。恩格斯对此曾有形象的比喻：当利润高到一定程度时，商人们甘愿冒任何风险。赌徒在输红了眼的最后时刻往往孤注一掷，至于是不是连性命也拿来赌，要看有没有到生死关头。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要看风险和收益的比率。但在效益和公平之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往往追求社会正义。人生本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赌博，但一个社会需要人们下生死赌注的时候越多，这个社会便越不安全。被誉为一代宗师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坚持认为，公正是社会制度首要的、不可缺少的品质：“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这世界生存又有什么价值？”2002年辞世的约翰·罗尔斯是受到全世界经济学家批评和诘难最多的政治哲学家。他于1921年2月出生于巴尔的摩的富裕家庭，曾在牛津、麻省理工、康乃尔等大学任教，最后在哈佛结束了自己的教授生涯。罗尔斯1971年出版了巨著《正义论》，1993年出版《政治理性主义》，1999年出版《万民法》、《再论政治理性概念》，2000年出版《道德哲学讲演录》。辞世前一年，他出版了他的最后著作《作为公平的正义》。罗尔斯提出了社会基本品（PrimaryGoods）的标准，以取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效用标准。所谓社会基本品，指的是人们无论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或人生目的都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罗尔斯开列的社会基本品，包括各大基本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等等。社会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利益和对幸福的理解，所以只有当它受一些其自身并不以任何特殊的利益为前提的原则支配时，它才能得到最好的、最稳定的安排。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思想试验来推导这些原则，试验条件为：假设有一批平等的、需要通过合作而促进各自利益、同时又由于资源的稀缺和竞争而存在着利益冲突的人，每个人对自己即将以什么身份、能力、爱好、禀赋进入社会又一无所知，他们经过“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Equilibrium），在道德原则和具体的道德判断之间来回调整，最终两者相互支持。他们选择的必将是这样两条原则：首先，每个人都拥有享受彼此相容的最大限度自由的平等权利。政府对人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这一问题保持中立，只操心于为人们实现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提供选择自由。每个人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无需也无法由他人代以厘定、实现。其次，权力和地位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应对每个人开放，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只有当对最不利位置上的人有利时才是可接受的。假设我们不得不面临如下的赌局：第一个赌局，你输10元和赢100元的机会，各是二分之一。第二个赌局，你有一半机会输1000元，一半机会赢10000元。现在你必须二者取一，你选择哪个赌局？这两个赌局，单纯从期望值看，第二个赌局的均值为5500元，显然优于第一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期望值只有55元。但是，假如你担不起输钱的风险，那么对你最好的选择便是输钱较少的那个，即第一个赌局。在决策理论中，担不起风险条件下的最佳决策准则，叫作“小中取大（Maximin）”法则。用在这里，便是将每个赌局的最坏情况列出来，即赌局一输10元，赌局二输1000元；然后从这些最坏情况中，选出一个最不坏的来，即赌局一：输10。于是赌局一便成为符合“小中取大”法则的最佳决策。实际上也相当于在不同赌局中作选择，只不过这里赌的是自己投生为人后的毕生命运。拿毕生命运作赌注，显然是场不折不扣的豪赌，风险实在太大，令人担当不起。所以，最合理的决策准确性原则，只能是上面提出的“小中取大”法则。仍然以上述两个赌局为例。假设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社会制度，在第一种社会中，你生为弱者受损为10，生为强者得益为100；第二种社会里弱者受损为1000，强者得益为10000。再假设你生为强者和生为弱者的几率各为二分之一，你选择哪个社会？尽管你所得好处的期望值在第二个社会里要大得多，但根据“小中取大”法则，必定选择第一种制度。不同的价值取向，会带来不同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常常吵得不可开交的原因。一个幸福的家庭往往过的是庸常平淡的生活。安全社会的公民很少有机会像《逐鹿人生》里的印度村民那样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身家来打赌，虽然结局是印度村民赢了，有3年的快活日子好过。或许你的生活中没有这么多的戏剧性。但是，如果你遇到收益比风险大得多的人生豪赌时刻，你的选择一定是“当然赌”。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困境。[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0节 企业是什么？(1)《万科》周刊Michael chen奈特与科斯的见解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开篇就写道：“本书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者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它们迅速地传播开来。”按照哈耶克在该书中的理解，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这一扩展秩序，因其能更好地利用分散知识，而得以在人类社会中不断扩展。大量分散的人群，基于分工专业化进行生产，再通过市场这一媒介进行交换，可以获得比一种孤立鲁滨逊状态更为富足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私欲被转化为群体的公益。这一猜想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看不见的手”进行了形象的比喻。这是“市场”这一扩展秩序，在人类经已进行了的漫长合作之后，第一次被理解并形象地表达出来，因而斯密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始。瓦尔拉斯用均衡概念证明对斯密的猜想进行了数学化的尝试，在阿罗.德布罗意基于严格的假设进行了数学证明之后，这一猜想演变成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理想无摩擦市场中，价格机制自发协调了人们的生产和交换，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性的组织自行运转。在意识形态上，市场理论代替了过往的神学。问题在于，既然人们通常认为交换及生产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发实现，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存在？正如D.H.Robertson所指出的：“在无意识的合作海洋中，我们发现了意识力量的小岛。就像是一桶奶油中凝结着的一块块黄油”。海洋中为什么还有孤岛存在呢？“企业是什么”？奈特教授试图从不确定性去解释这一问题。奈特在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区分出根本的不确定性和可以用一个已知概率函数描述的风险。对于企业存在的理由，奈特沿着企业家职能的思路来考察：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的需要。首要的问题和职能是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因此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向他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控制他人的行动。功能的多层次专业化的结果是企业和产业的工资制度，它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他的学生科斯教授并不满意于他的解释，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中，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企业的出现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他的论证，恰恰正好是从反对他老师的观点的地方开始。科斯考察了其他人对解释企业出现的理由，包括分工、风险、生产活动的协调等，认为这些都不是企业出现的最根本理由，而交易成本才是最基本的因素。他的核心论点是，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成本）差异导致了企业取代了市场。科斯的解释是，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也即是说，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科斯称之为交易成本。他提出几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发现和商定价格需要成本，比如多次短期的连续签订合约和谈判需要花费成本等。当包括了这几个因素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资源配置就会以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来进行。其道理是：通过创建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可以将交易内部化，以一个长期契约替代一系列短期契约，减少契约数量，简化契约调整过程，节约交易成本。在科斯看来，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机制。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新制度经济学派科斯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沉寂了许多年。23年后，他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社会成本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两个问题被不断重新阐发，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学派。按照威廉姆森1998年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区分，这一学派可以分为两个分支，其一分支渊源自《社会成本问题》，重点关注制度环境，即是博奕的规则，这一分支伴随着对经济史、产权经济学、路径依赖性等问题的关注而发展。其二渊源自《企业的性质》，重点管制问题，即是如何博奕的问题，这一分支引发相关的产业组织理论及信息问题的文献。在某种角度上说，管制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异议，而科斯在《企业的本质》中对无意识海洋中孤岛的反思，与以后钱德勒《看得见的手》中的论述遥相呼应。基于科斯对企业问题的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有新的阐发：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缔结这种契约的原因是企业可以成为一种“团队生产”，从而使合作的总产品及报酬比独自生产时要高。产权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报酬的分配及激励问题。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诞生。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区分了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同时强调不完全契约，即是契约签定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在签约时完全预见到并写入契约中，从而契约总是不完全的，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会产生交易成本。企业的产生，可以内化这种交易成本，企业本身也是一组不完全契约，把企业的所有权分解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合同规定以外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可以有效地解决激励和信息披露问题，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则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出发，强调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对企业性质的影响。由于完备的契约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专用性资产上，买卖双方在签约前的竞争将转化为签约后的垄断，买方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如大坝建成后找借口违约），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卖方也会采取机会主义态度，事先就减少投资或不投资。这样交易有可能不能完成。合理的选择是买卖双方合并为一个企业。这便是企业的契约性质。追随科斯的考察，张五常强调了发现价格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度量成本和谈判成本等，进而提出一个更透彻的解释。他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企业并非是替代市场，而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者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结合体。在这些合约中，参与立约的各方，自愿放弃部分个人的权利，领取约定的合同收入，从而节省独自在市场逐次议价所产生的庞大费用。合约和制度的安排，目的在于降低市场交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是，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并不总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同时，社会中每个人在相互竞争和作用的同时，几乎都受到合约的约束，那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企业？张五常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企业为何物。张五常这个考察发表在1983年的《公司的合约性质》中，时隔20年之后，在《经济解释》卷92，张五常在重新回顾当年这一篇文章之后，再次强调，“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因为零碎的生产贡献多而复杂，定价费用烦而高，市场就以其他合约代替。这些代替的合约不全部直接量度生产的贡献而订价，通常以一个委托之量定价处理。公司的成因，是量度生产贡献与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高于监管及指导使用的（交易）费用。但公司究竟是何物还有疑问。”科斯用来解释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经过张五常重新解说之后，演变成契约原理，而企业是什么的问题，却被消解得无法回答了，正如汪丁丁在《解释经济解释》第九篇《契约原理》中所写的：“从那以后，我始终认为科斯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市场与企业都是契约结构的特例，世界上存在着大量既非市场又非企业的契约结构。用拓扑学的语言说，用契约结构对现象加以分类，远比用市场和企业这两个概念对现象加以分类来得更细致。换句话说，前者是比后者细致得多的拓扑。”也即是说，契约原理是比交易成本更为基础的理论。这是张五常比科斯高明的地方。[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1节 企业是什么？(2)《万科》周刊新制度经济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显得停滞不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核心分析方式——交易成本理论的适用问题。按照科斯的理解，企业因为交易成本的差异而出现，一个比“企业是什么”更为基础的问题便是：“什么是交易成本？”科斯将其定义为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Demsetz则定义为交换所有权的成本，Arrow更为直接地说是使经济系统得以运转的成本。问题正如Hellwig指出的，“当信息不完全时，科斯的交易成本取决于策略互动（博奕）的准确特征，它无法在对体系作充分分析之前加以评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整个经济体系，那么便不知道什么是‘合适’的交易成本。而一旦我们清楚地了解整个体系，那么‘交易成本’还有什么用？”也即是说，交易成本取决于策略互动的博奕结构，这意味着博奕论可能是比交易成本更为基础的理论。如果按照张五常的思路，将企业视作契约的话，那么契约的本质是什么？宾莫尔在《博奕论和社会契约》中指出，所达成的契约必须是这个契约和每一个有权力毁约的成员利益相一致，才可能让其成员自觉遵守它。也即是所谓的“自我约束契约”。这很自然地将契约视作人和人之间的博奕均衡结果。也即意味着，只有基于一种博奕视角，才可能理解博奕出来的结果，再进而比较这种博奕结果之间的差异，这才是适用的“交易成本”理论。汪丁丁从1994年到1996年在《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用博奕论代替交易成本理论作为核心分析范式的必要性。在《经济研究》1994年7月发表的《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中，困扰汪丁丁的问题是，制度是否可能被选择？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必须有完备信息和超级理性，也即是说，决策者必须完全知道可能出现的制度，才可能选择出最优的制度来。但决策者不可能完全预知未来，所以，制度是不能被选择的，也即是说，制度只可能是演进的，而制度成本的比较，也只可能是事后而不是事前的。那么，有必要理解制度的演进过程，或者理解博奕是如何进行的，才可能比较出交易成本。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中，汪丁丁对“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整理”，他利用罗宾斯的机会成本概念说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人们不可能预先知道机会成本的大小，因而交易费用大小便无法比较。接着，在《产权博弈》中，汪丁丁以四个案例阐述基于开始的均衡点，如何因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导致不同的产权分配制度（另一个均衡点），以说明“对产权关系演变的研究可以转化成在给定时刻（从而给定个人知识传统）对一次性产权博弈的贝叶斯均衡点的研究”。进而得出结论，“类似‘交易费用’、‘外部效应’和‘剩余索取权’这类概念是局部分析框架里的概念，它们在博弈论框架里没有独立的意义。”或者说，应用了博弈论分析框架之后，产权、剩余索取权、交易费用均有赖于博弈者的策略互动结果而定。产权的界定、交易费用的大小比较只能是在静态的均衡点上比较，当出现不对称信息的混合策略解时，这种比较有赖于概率意义而定。这说明需要更多的假设条件，交易费用才能在不同的博弈均衡上进行静态比较。因而，汪丁丁认为：“理论不应该继续建基于‘交易费用’概念上，尽管张五常的‘交易费用’概念是局部均衡分析中很重要的手段之一。”那么，什么是企业？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以解答这个问题，张五常将其推演成契约原理，消解了这一问题。汪丁丁以为市场和企业均是契约的特例，却没有给出在博奕论视野下这一问题的答案。甚至进一步，汪丁丁还怀疑此种考察的可能性，这就是他在《归返真实》开篇所说的：“对任何契约结构的研究，都必定涉及到研究者对契约各方所在的特定社会的整体了解。”也即是说，研究者应该对研究的事物（契约）保持客观的独立性，但却又因为身在其中而难以理解契约制度背后的潜规则（默会知识），这本身的矛盾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问题是：企业是什么？重新回顾哈耶克对“自发扩展秩序”的理解，制度不是设计出来，而是参与者自发扩展（博弈）的结果。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重新指出不确定性和经济组织的联系。知识分散于不同的人们中，同时，人们可能不但对知识无知，而且对自身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样无知，从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这是他用来反对计划经济的理由。从一种博奕论视角来说，关于企业的问题，有必要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即市场不确定性和事件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是博弈参与人对于其他博弈参与者支付函数以及供给需求的不了解，事件不确定性则是对于博弈者之外的外生因素的不了解。个人进行决策的环境不是由人们想像的、没有自身目的的不确定状态所决定。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部给定的自然界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将这种社会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相联系，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被表述为“行为不确定性”。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在不完备信息的对策中，尽管局中人有明确的目标，仍有行为的不确定性。遵循诺斯关于“人和人”和“人和自然”的两分法，可以这么重新理解为以下两部分，一是技术的进步，二是制度从低效率到高效率的变迁。技术的创新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技术可能值，而制度的创新变迁减少了资源因为人们博弈而偏离最大技术可能值的浪费。或者说，制度形成的目的在于减少人类交换行为中的不确定性。那么，从交易成本理论来说，企业作为制度的一种，其存在的理由是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这一部分不确定性正是一个博奕论视角下可比较的交易成本。很有趣的是，经由科斯-张五常-汪丁丁的阐述之后，对于企业的理解又回到不确定性的问题上去了。奈特从固定工资的角度考察问题，隐含着熊比特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对于一个博奕环境不确定而博奕因素同样不确定的真实世界环境，我们实在很难说，企业家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能真正通过利润被估价。因为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不确定性是什么，我们也无法分解出真正的不确定来。在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中，既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的不确定性，包括契约的不确定性，也包括我们所未知的不确定性。因而与其认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解释，不如直接回归哈耶克和奈特的理解。与其说企业的存在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不如说，企业这一经济形态集结了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各种契约的博奕结果，再经由市场这种交换媒介，由其利润所得来衡量这种博奕结果面对未知不确定性的能力。人类社会为了对付此种不确定性，按照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自发衍生出某些制度和组织。或者说，在人类合作的自发扩展秩序中，合作能达到更高的效率状态，无论其是否被这个扩展秩序中的人们所意识到，并经由长时间的博奕演变，最终出现于秩序之中。也即是说，组成群体要比个人生存能更好地面对某些我们未知的不确定性。这种群体就是在原子状的无意识海洋之中，重新集结出一个个孤岛。从而，群体表现为诸种制度和组织面貌，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博奕”的某种中间状态。企业的意义就在于，每一个作为孤岛独立存在的企业，通过市场交换中的明确的利润和成本核算，可以估量出孤岛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应对能力，这种应对能力或者是来源于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是来源于企业的契约状态（文化意识、制度结构、管理水平等等），或者是来源于拥有预见未来的神秘力量。但无论如何，结成企业这种孤岛之后，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得以量化并获得报酬，从而，市场这种自发的扩展秩序通过一种进化论的竞争，得以淘汰掉低能力的组织，使扩展秩序之中的不确定性得到衡量并形成优胜劣汰。这就是企业的实质和意义。如果从这种角度加以理解，那么，与汪丁丁的理解不同，市场是一个比企业更基础的概念。市场被哈耶克阐发为扩展秩序，而企业则基于市场而诞生，企业、阶层、阶级、中级政府、国家等组织是基于交换（市场）而构建。这符合经济史上市场交换要远比有组织的企业出现得早的史实。一旦遵循博奕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组织，那么，将博奕状态形式化为企业，比不形式化为企业更有利于测度。组织比合作博奕的默契更明确，默契的合作博奕又比非合作更明确。这就是说，企业比之市场，是一种更稳定的组织状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它的好处是保持测度的明确性、稳定性和连续性。遵循这种测度观，可以看出企业与其他市场中的组织的区别在于，企业的利润恰好简便地测度了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所以，企业的边界并不重要，无论其边界如何进行，基于法律注册的企业按照现有会计条例进行核算，总可以得到其利润数据。而在所有组织中，相比于互助团体、合作社、托拉斯等，企业是最好的测度单位。张五常契约观的问题在于，企业因为交易边界的无法确定而无法定义。而遵循测度观，不管企业进行何种交易，它的成本和收益总是可以明确测度的。从而可以这么说，边界的问题并不是企业的实质问题，测度才是实质问题。从测度单位的角度考虑，我们得以理解，事实上可能存在其他不同的过渡状态，比如说通过合适的计算指标——GDP或汇率，可以大约比较国家的某种增长和富足程度。问题在于，这些组织能否通过市场交换以低成本进行测度。遗憾的是，比之企业这种测度形式，对国家等大规模组织形态的数字化管理成本要远远高得多。不同国家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常需要长时间的兴衰成败的考察才能显示出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使我们想起了黄仁宇对国家“数字化管理”的考察。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相信存在出现其他非传统型组织的可能性，只要能更好地以某种低成本的技术进行测度，那么现存的诸种组织形态将被消解和代替。本文的整个推论就是：为什么有企业？因为企业是目前最好的测度单位，其本质来源于扩展秩序对不确定性能力的奖励。企业的存在是市场的一种间接定价（这个词语来源于北望论坛颤抖手兄对这文章的批评，被认为最符合我所想表达的想法）。[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2节 发展的城市是大地的希望《万科》周刊——甲申春节探亲有感赵晓所谓“三农问题”是眼下中国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上自政府最高领导人下自黎民百姓，无不议论纷纷。但笔者向来认为“三农问题”的提法并不太准确，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其更准确的表述是经济学上已有专门定义的“二元结构”问题。事实上，离开了城市和城市化这一元，单单将眼光放在所谓“三农问题”上，是很难找到“三农问题”有效解决方案的。农历甲申年春节，回乡的所见所闻大大印证了笔者的想法：中国的城市化正前所未有地加速改变着乡村，并带来新的生机。笔者老家江西奉新县是典型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典型的中部亚热带水稻种植与山区经济型农村地区。据《奉新县人民政府统计局关于2002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载，2002年三个产业结构为44∶33∶23，很显然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仍在经济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现今的中国农业增长有限、增收有限，可以想像，这样一个地方，其农村发展、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都会存在许多问题。但是，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落后农村地区，却因中国城市幅射力量的加强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一是“打工经济”的崛起。据估计，全县20余万人口中，每年出外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发达省份打工的高达数万人，某些乡村几乎倾巢出动。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一年所创造的收入至少在两亿元人民币以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钱大部分被汇回本地，并用于买房置业、婚丧嫁娶等消费，从而对当地经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拉动作用。笔者这次还特地回到了当年下放的小山村参观，结果失望地发现，除了山山水水的风光一如昨日外，衰败迹象反比昨日更盛，这可以说印证了有些人强调的农村问题之严重性。但是，恰似陆游诗所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与衰败的山村相对照，我还看到了县城的日益繁华，无论是街道、市面以及消费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村里有本事的人或者移居大城市，或者移居次一级的县城，从而抛弃了小山村。年轻人更是如此，大多打工在外，并且不再愿意回到小山村，重复上一代人的生活。我有一位亲戚，大儿子在广州打工，先是开的士，每年赚五万元，积三年而创货运公司，现在据说一年可轻松赚20到30万。他的家已搬离这个小山村，改到交通更方便的毗邻公路的一个地方安家落户，新建的房子耗资七万，是一栋漂亮的小楼，那有出息的大儿子干脆已移居镇上。关于中国的地区差距，经济学界的一个看法是，以属地而计的GDP统计方法夸大了这种差距，如用以人口而计的GNP来统计，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一判断与笔者的观察是相符的。另外，关于“三农问题”，明眼人曾指出，农村衰败是因城市兴起，应该说这一判断与笔者的观察也是吻合的。所以，地区差距并没有那么可怕，农村衰败也没有那么可怕。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在二元结构中综合考察。其次，城市幅射力量的强化，带来农村定位的调整及新的生机。奉新距南昌仅70公里，过去交通不方便时，只有一条狭窄的沙石路，因此需要碾转走上五、六个小时。前几年沥青公路修好后，行程已缩短至二、三个小时。这次回家，我惊喜地发现原来的路正在拓宽成六车道的大道，并且可望在今年通车。如大道修成，从南昌至县城，个把小时也足够了。交通的改变将带来城市幅射力量的改变，将带来城市和农村定位的改变。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电话（全县居民用户普及率达37%）、宽带的普及，相信很快会带来全县经济的变化，是前所未遇的发展良机。这是因为，时间的改变可带来空间的改变。在过去的交通条件下，农村是农村，城市是城市。一旦交通条件改观，农村不再是农村，而实际上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或城市经济幅射的一部分。笔者预测，因新的高等级公路修通，很快将出现上班在南昌，下班回奉新或周末在奉新的新候鸟一族，进而带来奉新房地产经济、旅游经济以及相关产业的大发展。由此，笔者曾对当地人士提出，奉新的发展定位应做出回应，及时调整。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前几年的发展思路要改，不一定非要重复别人发展工业、污染环境的老路，而是要充分利用当地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的特点——就像台湾宜兰县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跳过工业化，着重通过环境的保护，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新的城乡变化态势下的经济优势，寻求后来居上的发展。第三，围绕城市，农业产业结构进行了新调整。历史上，奉新的猕猴桃、大米、毛竹等一直是传统优势作物，也是过去几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但是，近年来崛起的一个新兴产业却是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苗木产业。据县统计公报载，2002年，全县的花木产业面积达2万亩，从业人员5千余人，并形成4个千亩连片花木基地，花木已成为部分农民增收的一条好途径。对于这一产业，笔者专门调查了当地的一个大户。该大户用于苗木种植的承包土地达150亩，但每亩农地每年承包费用仅200元，加上人工等费用，每年的全部支出也就10几万元，但创造的收益却堪称暴利。譬如，他收购并卖出一棵较为贵重的桂花树可获利几千到上万元不等。而且，他的产品卖出去也罢，暂时卖不出去也罢，关系都不大，并没有太大的市场风险，笔者戏称是一旱涝保收的“绿色银行”。这样的产业，无疑将成为振兴奉新经济的重要产业。本文所罗列三宗：打工经济、农村融入城市并带来新的定位、围绕城市化的农业产业调整，全都是二元经济互动之结果。在这里，关键是打通二元经济的“经络”，勿使其堵塞，关键是要理顺市场关系以使市场力量能够充分驱动。政府所需做的，与其说是生搬硬套的“支农”，不如切实地消除各种各样城市和农村之间市场互动的障碍，如解决好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进入门槛问题、欠薪问题、农村产品进城交易问题以及农民安家落户在大大小小的城镇的户籍、子女教育等问题。农民进城以及城市幅射农村问题解决，则“三农问题”的大部分即可解决。几年前，温铁军先生曾提出，“汝果欲支农，则功夫在农外。”这是真正精通“三农问题”的方家之论！[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3节 Econ 部落的烦恼《万科》周刊何帆遥远的极北之地，有个部落叫Econ。这里天寒地冻，一年中倒有七、八个月积雪不融。狂风刮过戈壁荒滩，把大大小小的石头都刮得呼呼啦啦转圈跑。严酷的生存环境让Econ部落的人磨练出了顽强的意志和健壮的体格。他们吃苦耐劳，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坚持锻炼，每日里忙忙碌碌、打熬身体。Econ部落的人既不会莳花种草，也不懂吟诗作赋，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爱好——搜集一种叫货币的古董。在这个部落里，聚敛货币几乎成了一种艺术。在外人看来，Econ部落缺少优雅的举止、华美的言谈，总是给人难以接近的印象，但他们也不得不佩服，Econ部落的人思路敏捷、行动迅速、精明过人。尤其让人生畏的是，Econ人纪律性很强，对部落荣耀有着一种近乎宗教的热忱，加上民风强悍、生性好斗，是群很不好惹的家伙。屈指算来，在SocialSciences这块大陆上，Econ部落几乎可以算得上最为荣耀的帝国了。Econ部落人丁兴旺，有很多家族，但是最为显赫的有五个：赫父、麦地、吱呀哥、四担福、贫思顿。Econ的酋长是由这五个望族的族长轮流担任的，这次坐庄的是赫父族长。部落中的大事，往往由五家的族长联席表决。Econ部落充满着民主、和谐的气氛，即使没有大事，五家族长也常会聚一聚，交流交流感情。这天，五家的族长又聚到了一起。窗外正下着大雪。虽然只是下午，天色已经非常昏暗。屋内烧着一盆炭火，围坐在火盆边上的五个族长脸庞都映得通红。赫父族长在椅子里换了个姿势，好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他干咳了一声，说话前清了清嗓子：“各位老哥，你们还记得吗，我家有个老妹妹，20年前嫁到了Psychology家。她嫁过去不久就生了个大胖小子。我把他举起来想看得更仔细，没想到这小子着实不客气，一泡尿浇到我的胡子上。如今这小子已经长大，出落得玉树临风，当真是个人物，不久前还得了Noble奖，也算给咱争了口气。”赫父族长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打量各位族长，发现他们个个面色呆板，一言不发。Noble奖本是社交界的最高荣誉，每年只授予最杰出、最有风度的个把精英。获奖仪式上，这些精英出尽风头。他们高坐于金光闪闪的宝座上，听着合唱团的颂歌，接受大家的献花和赞美。会后的宴会上，有最精致的食物、最醇正的美酒、最艳丽的女人。像Econ部落这样的农民，本来是和这种场合无缘的。20多年前，有个和Econ部落私交甚密的大银行家慷慨解囊，为Econ部落在Noble奖上捐了个长凳，所以每年也会有一个Econ人躬逢盛会。尽管长凳坐着不如宝座舒服，有时候也会受到其他精英的白眼，但是总归也是件十分露脸的事情了。五个族长中要数麦地族长最为年轻，也更为气盛。他看到其他几位族长均默不作声，面有不悦，忍不住冲着赫父族长发话了：“Noble奖说好了是给Econ部落的人，虽说你那外甥也是咱们的亲戚，但他从来都没在Econ部落住过。把这么重要的大奖给外人，我总是想不通。再说了，我最看不惯这小子的狂劲。最近他到处胡说，甚至诋毁咱们的宝物‘理性人’眼镜。这像是Econ人说的话吗？”麦地族长嗓门很大，边说边摇头。其余四家族长都情不自禁地向屋子里朝北墙边的一张桌子望去。桌上一个精致的水晶盒子里，摆放着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乍一瞧很像普通的墨镜，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它周身发着幽幽的绿色光芒，显然是用上乘的玉石雕琢。Econ部落长年生活在雪地之中，阳光反射之下，雪地格外刺眼。很久以前，Econ部落的祖上发明了这种被称为“理性人”的眼镜。戴上“理性人”眼镜，看到的色彩柔和多了，眼睛顿时会觉得好受。透过这种眼镜看到的世界基本上只有黑白两种色彩，但是Econ人已经非常娴熟地掌握了透过黑白色彩之间的深浅把握复杂的世界面貌。久而久之，戴“理性人”眼镜的人会产生一种依赖心理，在他们看来，色彩就是要越单纯越好，生活就是要越简单越好。曾经有个到过Econ部落采风的摄影师告诉他们，用黑白两色拍出来的照片比用彩色胶片拍出来的照片更有味道，这句话深得Econ部落的赞赏。他们的哲学就是要追求最简单、最有普遍性的概括。“理性人”眼镜就这样逐渐成了Econ部落崇拜的图腾和外人眼里Econ部落的象征。但是，最近不断有嫉妒Econ部落的人说用“理性人”眼镜看到的世界是片面和扭曲的。他们嘲笑Econ人从来没有见识过彩虹。别人说三道四倒也罢了，但是最近那个刚得到Noble奖的小子也大肆鼓噪，说戴“理性人”眼镜久了，视力会退化，性欲会减弱，说得Econ部落里也有人惶惶不安。赫父族长苦笑了一下，说道：“麦老弟，这正是最近让我心烦的一件事。我们Econ部落一直被外人叫做帝国。周围的部落过去一直是向我们朝贡的，来的时候一包一包地拎土特产，走的时候还总是神神秘秘地趴到我们的耳边，说能不能结成亲家。我们不是过去也议过这件事吗，当时想的是，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将来邻国的王子不就都是Econ部落的骨肉了吗？谁曾料不是这么回事，有的女儿嫁过去在婆家受气，生的儿子也有很多像Psychology家的这小子一样，梗着脖子就不认舅舅。”他看看吱呀哥族长，说：“吱呀大哥，听说你那大女儿嫁到Law部落，最近回娘家也是哭哭啼啼的？”吱呀哥族长年纪最长，别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一直闷着头、眯着眼抽水烟袋。听到赫父族长叫他，他喷了一口烟，这才睁开眼睛，瓮声瓮气地说：“儿女大了不由娘啊。当初我家姑娘嫁到Law家，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也是他们两情相悦。那阵子Law家的小子天天在我家楼下唱歌，把我姑娘的心撩得忽悠忽悠的。我家姑娘大伙也知道，人很贤惠，长相却一般，爹妈也是总为她操心，看到Law家的小伙长得又俊，人又上进，赶紧就帮他们完婚了。刚嫁过去小两口好得不得了，我那闺女名字都改了，叫老衣氏（lawandeconomics）。可是Law家是个大户，兄弟姊妹又多，婆媳之间、妯娌之间，矛盾太多了。Law家小伙又是个孝子，听不得对他妈有半句不是。我那闺女连有过几次委屈，跟丈夫一说，他反而暴跳如雷。婆婆更是和小姑子们一起来排挤她。我实在看不下去，都想劝姑娘离了算了，可那闺女死心眼，说什么等丈夫再成熟些，就会更沉稳。叫我看，这不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根本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嘛。”四担福族长插了句话：“吱呀哥，你们家不是还有个小儿子在外面闯荡吗？听说他在女孩中很受欢迎啊，在Sociology部落还被人叫做少女杀手呢。”吱呀哥族长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一开始大家觉得他特别能侃，总是把小姑娘侃得眼泪汪汪的。但是后来就发现，他太花心了，稍微有点姿色的小姑娘他都要上去套瓷。最后不知怎么穿帮了，几个小姑娘凑到一起对证，敢情他跟每个姑娘说的都是一套，要么是成本收益，要么就是供给需求，听都听腻了。我那小子就是有这毛病，他从来都是自说自话，不会听听人家小姑娘心里到底想什么，现在也吃不开了，媳妇还没找到呢。”本书来自www.abada.cn免 费txt小说下载站更多更新免费电子书请关注www.abada.cn贫思顿是五个家族中人数最少的，贫思顿族长等了很多年也没轮到当酋长，所以他在族里说话特别小心，轻易不表达意见，专拣别人爱听的说。他一脸羡慕地望着麦地族长说：“麦地家这几年不是总在招赘吗，那些外国的小伙都心甘情愿到我们Econ部落当女婿，说明我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呀。”麦地族长正得意地微笑，吱呀哥族长就不耐烦地打断了贫思顿族长的话头：“你觉得那是好事啊？我听说这几年Math部落的男孩都往Econ部落跑，麦地家的好几个最漂亮的女儿都叫他们娶了。Econ部落的男孩反而倒不受待见了。我们这些年本来就男孩多、女孩少，再这样下去，不是打光棍的要越来越多了吗？再说Math部落的那几个小子，他们要是把女孩带走，我老人家也就眼不见，心不烦了，现在倒好，入赘了，定居了，天天领着花枝招展的太太招摇过市，还在大街上当众拥抱亲吻，像话吗！”麦地族长脸红得像猪肝。他不自觉地摇着头，说：“老爷子，这都什么年代了，您的头脑也该解放解放了吧。”吱呀哥族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我该解放了？我就是看不惯他们的洋派作风。头发都染成五颜六色的，有的还剃半个秃瓢，这就是解放了？我尤其看不惯他们做的活。我跟你说吧，早就有人反映了，他们中有的家伙干活时从来不戴‘理性人’眼镜，就会搬弄些什么舶来的玩意儿。欺负我吱呀哥没有出过国怎么的？我比你们知道得多，那些东西在Math部落早都过时了，像垃圾一样丢在街上没人拣，只有我们这里才像宝贝一样供着。把自己的东西都丢掉，去捡别人的垃圾，小麦，你说说，这就是思想解放？”吱呀哥族长的辈份要比麦地族长高一辈。麦地族长见老爷子越说越来气，也不敢顶嘴，只是十分地不服气，兀自把头摇得更快了。赫父和麦地是邻居，麦地族长也是大家一致推选的下一任酋长候选人。赫父族长想替麦地族长挽回些面子，这时不紧不慢地说：“吱呀大哥，我倒是有句不中听的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觉得Econ部落现在有些衰败的气象，跟您老人家当年的路线有关。想我Econ部落的人都好打抱不平，当年出了位大侠，江湖上都尊称他为凯爷，凯爷不仅武艺高强，还爱仗义直言，出谋划策。您当酋长那阵子，您族里也出了个大侠，人称弗爷。弗爷专爱挑凯爷学艺不精，他逆炼经脉，居然最后比凯爷的武功更强。可是弗爷从不允许他的弟子行走江湖，只许他们在家里照口诀练功。他老人家自己过瘾了，江湖上Econ部落的名声可是大不如以前了。”吱呀哥族长摆了摆手：“那些江湖恩怨，现在说他作甚。可你说我们没有弟子行走江湖，可是冤枉啊。前几年东欧、中亚、南美、东亚，不是都有我们吱呀哥小子高居庙堂、指点江山吗？最近有个四担福族里的怪人，在江湖上走了两三年，回来之后竟然性情大变，专门批评Econ部落的同门。兄弟们，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外人怎么看我们，而在于我们自己不团结啊。”吱呀哥族长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扫了其他四位族长一眼。席间忽然出现了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四担福族长看了看窗外的天色，欠身而起：“四位大哥，时候不早了，我已经约好今晚有个饭局。Politics部落有位长老来谈合作办学的事情。”其他几位族长也应声道别。赫父族长慌忙起身，拱手送别各位族长。出得门来，雪下得仍急。赫父族长踏雪而归。夫人已经在家中温好了酒菜。赫父族长坐到桌前，拿起筷子又放下，忍不住长叹一声。夫人忙问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赫父族长讲述了今天聚会的情形。夫人如释重负：“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你们大老爷们，这种事情还拿得起，放不下？天天说分工啦、合作啦。该分工就分工，该合作就合作，愿意娶过来就过来，愿意嫁出去就出去嘛。都不是小孩子了，过得好是人家自己的事，过不好也用不着你们操心。我倒觉得跟外边有娶有嫁挺好的，麦地家刚生的那几个混血儿多漂亮啊——哎，听说在Psychology家的那个大外甥挺会给人算命的，什么时候跟他说说，让他也给我算一卦？”[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4节 难题还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万科》周刊赵晓学界奇才在所有的洋人经济学家中，我曾经非常喜欢斯蒂格利茨。喜欢他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一者，他的理论研究做得好，不是不学无术的官僚，更不是倚权财而骄的尊者。二者，他有极其丰厚的实践经验，而不是书呆子一类的人物，熟知从华盛顿到华尔街的决策内幕。三者，他有异端或者说另类的风格，尤其是关注和同情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他更像是经济学界的堂吉诃德，一个人从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本营中跳出来，跟大风车搏斗，胜负如何不言，智慧与勇猛足以令人佩服。再就是，斯氏尤爱中国。他是个犹太人，多次说过，全世界各大民族中，只有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犹太人，所以他从内心里感激和热爱中国人。我喜欢斯氏，还因为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举办的一次午餐会上，我幸见斯氏。斯氏完全没有大牌的架子，热情地与我握手，侃侃而谈。我当时就对这位长了满脸胡子的快乐的犹太学者有了好印象。就在这次会议上，斯氏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中国的第二代改革》之后，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的第三代改革》一文。如同以往，斯氏这次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些思想也都受到当政者以及中国媒体的关注。当然，在相遇斯氏以前，我已经拜读过斯氏的许多论著了。比如，斯氏别出心裁写就的《经济学》，将一般教科书经常分割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部分融为一炉，早在这本当代代表性经济学教材中文版没有面世之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就从美国带来英文版并向我们积极推荐阅读过。另外，斯氏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信贷理论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被宏观经济研究组广泛引用。相比之下，斯氏的国家与政府理论可以说对我影响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矫枉过正，纷纷走向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时，我却希望寻求更加理性而平衡的思想。为此，我以中国的“抓大放小”为案例，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中国公共决策效率是如何随着改革开放提高，以及政府的作用对于中国市场制度转型的意义。而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斯氏“市场经济还需政府之手协调”思想的启迪。斯氏的分析手法一流，理论创新也一流，所以没有人怀疑他是顶尖的主流经济学家。但另一方面，也许斯氏精力太好，也许是他像许多犹太人一样，对于强势的东西有天生的怀疑，对于弱者有天生的同情（您想起了马克思吗？），他无法老老实实地呆在象牙塔做学问。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跑到世界银行当副行长外，他似乎仍嫌精力过剩，竟能集中十成火力猛轰IMF，放言批评其他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订的重要人士，这里面包括著名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克、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曾任美国财长的萨默斯、鲁宾以及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费舍尔，可以说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大名鼎鼎，却被他批成了侏儒。读者朋友应该想到，斯氏这种非正统以及直率批评的风格不仅在保守的中国甚为忌讳，在国际经济学界也是犯忌的。因此，尽管斯氏成就卓著，许多年来很多人却并不看好他能拿诺贝尔奖。也正因此，当斯氏捧走2001年诺贝尔奖，我着实吃了一惊，三呼万岁。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终能以学术贡献而不以态度品评人，确实还是厚道。“造反派”风格但就算拿了诺贝尔奖似乎也不能改变斯氏的“造反派”风格。这不，一本新的、号称为他的著作中读者最多的、充满争议的《全球化及其不满》又正式出版了。有多少人受到了批评，有多少人会因此日夜不安，有多少人会深怀不满，斯氏又会因此引来多少白眼、非议和攻击？！对于由国际组织倾力推销和推动，20世纪90年代快马加鞭如今蔚为壮观的全球化，斯氏看到的却是其中的“泥淖”。在他看来，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那些经济利益。第一，全球化在减轻贫困方面没有获得成功，譬如拥有（haves）和不拥有者（have-nots）之间差距的扩大已经在第三世界使那些不断增加的人口陷于赤贫之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第二，全球化也没有确保稳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第三，全球化也没有在俄罗斯和其他大多数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产生预期的作用。第四，全球化可能存在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譬如，西方国家推动贫困国家消除贸易障碍，自己却维持本国的贸易壁垒以确保它们“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第五，看起来用意良好的努力也经常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国际组织的援助和帮助就是这样。我们当然不要指望斯氏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全球化。如果那样做，斯蒂格利茨也就真的彻底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拜拜了。其实，斯氏也承认全球化的许多好处，但他更多看到的是其中的问题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当他一旦发现这些弊病与推动全球化的三大组织机构——世界银行、IMF以及世贸组织脱不了干系时，他变得不依不饶了。这，也许正是他写作本书时最大的冲动。在斯氏看来，本来，成立这些国际组织，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驱使的。当时，人们总结三十年代大危机的教训，发现市场有许多不足，需要通过国际组织来调控和协调。可是阴差阳错，这三大组织竟然堕落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传教机构（在斯氏眼里，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谈不上是市场主义，其“尊重的不是市场，而是政治意志”），而发展中国家的财长不幸纷纷沦为皈依者，进而对全球化造成危害，带来种种不必要的人为代价。这个世界难道不是误入歧途？无需再举证书中的言论，看看斯氏的标题，自可知斯氏矛头所向：“全球化机构的承诺”、“未能兑现的承诺”、“选择的自由？”、“东亚危机：IMF的政策如何把世界全球性推向崩溃的边缘”、“谁失去了俄罗斯？”、“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和其他危害”。斯氏的“中国药方”激烈批评国际组织，反思当前全球化之害，斯氏不忘举出波兰、中国等在他眼里看来是全球化的另类并给予了赞不绝口的评价，以更显国际组织导向之荒唐。书中的第7章“通向市场的更佳途径”，便盛赞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与“华盛顿共识”提倡的战略不同的可替代战略，而结果——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已经经历了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中国GDP以10％的速度增长时，俄罗斯却以5.6％的速度下降。读这段论述时，我想起了斯氏的一个经典手势，那就是在许多会议上，只要讲到经济转轨，他都会将两手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字形。斯氏的意思是，下降的手臂代表的是俄罗斯，它在不断地往下走；上升的手臂代表的是中国，它在不断地往上走。如此，休克疗法还是渐进的转轨方式好，还用得着争论吗？可惜的是，似乎无用争辩的事实在理论家以及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却依然存在着不屈不挠的争论。比如，萨克斯、杨小凯都在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并批评中国可能陷入“后发优势”的陷阱中去。而对于斯氏所盛赞的中国，有许多并不令人满意的绩效——无论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惊人的环境损失、能源和资金以及效率损失，还是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贫富差距的扩大，都正在引起诸多非议和担忧。很显然，斯氏关于中国的评价很高，以致于太高了。我估计许多中国人都不敢接受。斯氏这本关于全球化的著作也已经在国际上遭到激烈批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与研究主任肯尼思·罗格夫就委婉而又坚决地批评了斯蒂格利茨，认为斯氏学术上是天才，但在政策制订上过于简单，并且过于自信和自夸。他批评，当IMF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时，斯氏却不顾大局像英雄一样在大搞“揭发”，这完全有可能造成当时的信心危机，而斯氏的许多政策建议也未必合符情况。他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斯氏也许正是难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斯氏最近到中国来，顺便演讲和宣传他的这本新作。在最近的央视对话节目中，讨论到中国经济过热，斯氏侃侃而谈，建议中国政府放任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对出口征税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让在场的中国经济学家面面相觑、不敢接招。而以我对中国经济多年的观察和认识来看，斯氏对于中国的药方实在太过简单，大可怀疑。不过，这不妨碍我充满兴致地读斯氏的新著，并且考虑其影响。从历史上看，在全人类都向某个方向拐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走向相反的方向。多年前是杰出的马克思，而这一回我们见识了另一位杰出的犹太学者。马克思当年那样的所思所想以及政策主张，从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苍生。斯氏写书立说，相信也不是为自己，而是出于学者的良心。但是，回到罗格夫的问题，斯氏的分析和结论究竟是解决方法还是难题的一部分呢？这一点，相信眼下无论如何辩不出是非来的，只有等待历史的证明了。中国古语有“一叶知秋”的说法，而货币主义旗手，当年独扎大营、挑战几乎整个凯恩斯学派的弗里德曼则说过另外同样引人深思的一句话：思想的浪潮常是世事的浪潮之先声。苏东变革后，全球化痛痛快快走了十年，但看今日斯氏雄辩滔滔，全球化的浪潮或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呢。[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5节 一位荆轲式的英雄《万科》周刊朱伟一面对共同基金的种种恶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会”）基本上是袖手旁观，麻木不仁。难道美国股民就没有办法了吗？难道股民就只有任人宰割了吗？不会的。股民回眸应笑慰，斩妖自有后来人。半路杀出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一位为股民请命的孤胆英雄。确实，共同基金违规、违法的证据很难查，但共同基金如此丧心病狂，撒下弥天大谎，势必留下蛛丝马迹。美国的人民群众曾经多方投诉，向证交会和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反映过共同基金的各种问题。但证交会并不认真去查，而斯彼特慈尔不仅查，而且一查到底。斯彼特慈尔劫富济贫，拿出券商吐出来的一部分钱，分给纽约州内的法学院和慈善基金，很有一点杀富济贫的意思。有些人说，斯彼特慈尔这样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2006年他出来竞选纽约州州长，受益者便会站出来，助其一臂之力。美国对斯彼特慈尔的褒贬不一，但一般都认为此人有政治野心，想借整肃券商替自己扬名，以便在政坛获得更大的发展。但细想起来，斯彼特慈尔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扬名有可能，但他挑战华尔街金融寡头，政治前途不会看好——得罪人太多。斯彼特慈尔何等聪明的人，其中道理不会不知道，知道自己的最大回报是青史留名。可惜，中国现在就没有人想青史留名，还不怕“生后骂名滚滚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啊？！斯彼特慈尔得罪的人很多。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委员会主席请斯彼特慈尔到国会做证，向证交会主席唐纳尔德森介绍共同基金的丑闻。该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中国的正部级领导，而斯彼特慈尔也就是我们省里的司级干部。正部级主席有请，斯彼特慈尔应该不敢不到。但斯彼特慈尔就敢不去，而且竟敢在同一天跑到另一处会议赶场，并在会上郑重指出：“美国人民已经对美国商界失去信心，不相信商界能按规则办事”。斯彼特慈尔还煽动部下，说是“证交会铸成大错，但却推说人手与财力不够。我们一定要彻底揭穿这一谎言。”不错，仅仅是证交会稽查部就有830位律师，而纽约州检察长手下只有18位律师负责投资者保护，但却对大券商不断出手，让他们胆战心惊，有时甚至是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很有一些人视斯彼特慈尔为英雄，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律师”。在斯彼特慈尔的感召之下，证交会前主席莱维特也说出了一些内情。莱维特承认，证交会本来是可以多做些工作的。他说：“回过头来看，许多领域内我本来是应该监管的。”早在任上莱维特就试图加强对共同基金的监管，但因国会内共和党保守派的强烈阻挠而作罢。但莱维特当时为什么不仗义执言，披露黑幕？还不是因为当时股市不错，莱维特想多当几年盛世监管者。再看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此人如此不顾“大局”，如此破坏“安定团结”，换在新兴市场国家，多半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能让他自由泛滥。当然，这种假设很可能是不成立的。在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地方，斯彼特慈尔这样品性的人是干不到司局级的，很可能正处级也干不到——不听招呼还行？！从客观条件上说，从法律构架上说，美国是联邦制，各级政府都是相互独立的主权主体。所以斯彼特慈尔虽然只是一个州的检察长，但敢于与联邦政府的部级干部一比高低，敢于与联邦政府的部级单位证交会争锋。当然，联邦制成功与否，还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民选。斯彼特慈尔是纽约州市民选举产生的，所以布什总统奈何不得他，纽约州州长也奈何不得他。斯彼特慈尔确有“一人敌一国”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但我们不必自惭形秽，也无须谈什么中国特色，因为这样的英雄我们也有过。秦朝万乘之国，荆轲却有压倒秦王的英雄气概，而绝不被暴君所屈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天地之气。但在一个被阉割的时代，多的是搔首弄姿，多的是东张西望的巧笑，一遍又一遍地列数各种成绩，一遍又一遍地讴歌各种壮举。明明是花奴打鼓，文人娱国，非要美其名曰“天风惠我伯牙琴”。中国缺少斯彼特慈尔这样的勇士，多的是像公鸡那样整天报晓的主流经济学家。“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岛一个出家的和尚，便有如此仗义行侠之心。都说唐朝盛世，什么是盛世？这就是盛世！李白一介书生，在今天多半会被打成百无一用的另类，可他也有“别时提剑救边去”的铿锵之句。[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6节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1)《万科》周刊秋风尽管哈耶克自认为自己对亚洲非常生疏——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哈耶克在其正式著述中，也从来没有对亚洲事务发表过任何看法，但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大陆，这种影响表现于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哈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则发生得更早。哈耶克曾经三次访问过台湾，如果论及学者观念在台湾自由市场体制的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哈耶克的思想是其中作用最大的。这就不能不谈到几位受过哈耶克影响的经济学人。周德伟：哈耶克的学生周德伟（1901～1986年）是一位学术上的传奇人物。据周德伟先生的公子周渝回忆，1932年，周德伟留欧负笈至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得到哈耶克指导两年，当时的哈耶克是这里的经济学教授。这段时间，也是伦敦经济学院最鼎盛的时期，哈耶克与罗宾斯互相激励，与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展开论战，从而形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伦敦学派”，在国家干预主义方兴未艾之际，成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重镇。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两年，周德伟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但哈耶克继续以书信方式指导他撰写完成了研究货币理论的论文。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公费停发，周先生结束留学回国。回国后，年轻的周德伟即担任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与当时任湖大文学院长的前北大老同学李寿雍合作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传播自由主义、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等学理与主张，并对当时种种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潮严加抨击。这在当时实在是个异数，因为，不要说左翼思潮，即就是当时一班著名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也差不多都是费边学社和英国社会民主党精神领袖拉斯基的信徒。因此，在当时特殊的知识气氛中，湖大文法学院的学生却显得特立独行。离开大陆前，周德伟担任“财政部”下属的“关务署长”，到台湾后继任一直到1969年退休。作为财经官员，他的主要建树，首先是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在海关事务中的特权和影响，恢复中国主权。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则开始致力于推动台湾的外汇贸易改革方案，终于在1958年完成，消除了台湾对外贸易的大障碍，引导台湾顺利地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这可以说是哈耶克思想指导下的一种政策实践。而他对通货膨胀的反对理由，则完全是哈耶克式的：货币贬值陷社会于不稳定的焦虑和盲目的投机之中，使人无法为更高的理想设计筹划，而社会诸多的价值均有赖于长期的努力与积累。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批评，惟有置于哈耶克的思想传统中才能理解。蒋硕杰：鼓吹自由市场蒋硕杰（1918～1993年）也许是华人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惟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在政策方面，他对于台湾经济模式的确立居功至伟。蒋硕杰是地地道道的哈耶克入门弟子。蒋先生是湖北省应城人，日本庆应大学预科毕业，1942年秋，在哈耶克的帮助下得到奖学金，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所。作为在校生，他的锋头甚健。当年即撰文批驳凯恩斯有关人口成长与就业关系的理论，这篇论文刊登在当年11月份的Economica（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这是他首度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次年又在Economica上撰文批评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股票投机学说，从此致力于流动分析的理论发展。第三篇论文则批评了在剑桥大学三十余年的资深教授庇古，庇古看了他的论文后，曾专门回复表示认错，因此将其书《就业与均衡》修改了二章。看得出来，这三个人物正是哈耶克所批评的，这可能不是偶然的。1945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是哈耶克建议，也是哈耶克指导的。这篇论文不但让蒋先生在194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也以该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得到该校的“哈奇森银质奖章”。不过，蒋硕杰闻名国际的研究主题是货币领域，在这方面，蒋先生自己明言受罗伯森影响最深。1945年冬，蒋硕杰返回中国，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翌年去台，在台湾大学执教。1949年赴美就任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员。1954年返台任“行政院”经济顾问。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自1954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根据蒋硕杰的建议，先是采用高利率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让新台币贬值到市场能够承受的价位。这样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国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自由经济政策，奠定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同与蒋先生担任经济顾问的邹至庄教授曾说，他们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说服了当局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1960年，蒋先生离开台湾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1969年转任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1970—1971年出任台“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委员”。曾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1976年任台“经济研究所所长”，1980年改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1963年以后，台湾的自由经济政策没有继续推动下去。蒋硕杰后来在台湾的岁月，地位虽然显赫，但内心的感受，他自己是用“苦寂”二字来形容的。1981年至1982年，台湾经济学界爆发著名的“蒋、王大战”，这是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知识大辩论。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的蒋硕杰主张利率自由化，并以市场决定的较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任台大经济系教授的王作荣则强调低利率有利企业界的投资。双方各有支持者，在媒体辩论数月，充分引发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对经济研究的兴趣。在这里，蒋硕杰所坚持的依然是哈耶克的观念，终其一生，哈耶克都对通货膨胀保持戒心。1982年之后的台湾财经政策也更为确切地采取遵循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大方向来进行。不过，蒋硕杰的思想并不是纯正哈耶克式的，比如，蒋的学术文章利用数理工具和图形，也较少有哲学层面的解析，这与哈耶克的作风截然不同。而且，在经济学思想方面，中年的蒋先生不乏凯恩斯主义的色彩，对自由市场也不是完全信服。这一点，台湾清华大学的黄春兴先生曾进行过一番细致的分析（黄春兴、干学平，《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但到了晚年，蒋硕杰回归纯正的哈耶克思想，他不再将台湾的成功归功于政府的计划与指导，而归功于政府放宽外汇管制和台湾的企业家。蒋硕杰以更清楚的自由经济来定义被人普遍误解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真正意义是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方式找出本国在国际间最有优势的生产事业，给以自由扩充的竞争环境，使之至海外市场尽可能地去发展，然后以其所赚得之外汇购进国内无生产优势而有劣势之产品……。这是我们在经济成长起步之时，首先极力提倡以开发对外贸易为推进经济起飞的动力的主因。此中道理，往往不为一般人所了解，而被扭曲为‘出口至上’、‘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了。”他甚至担心台湾的民主化可能损害自由经济，这也正是哈耶克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7节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2)《万科》周刊哈耶克三访台湾哈耶克不仅影响了台湾一批经济学人的思考和政策选择，他本人也到过台湾三次，台湾大概是亚洲地区里哈耶克到过最多的——另一个地方我推测是日本，他曾受邀为日本立教大学客座教授。1965年，哈耶克夫妇首次访问台湾，东道主是施建生和萧铮，这两位都是哈耶克创办的朝圣山学社的会员。在这次为期3周的访问中，共安排了五场演讲。第一场是10月2日在台中中兴大学，演讲题目是《社会秩序之原理》；第二场是10月6日在屏东省立农专，演讲题目是《自由社会的法则》；第三场10月8日在台湾大学，主题是《自由之创造》；第四场10月11日在“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及“中国地政研究所”，主题是《财产与自由》；最后一场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讲题是《自由竞争之政策》。这些演讲都与哈耶克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不过，相关文章似乎并未收入他的论文集中。据殷海光的报道，哈耶克到台湾后，几乎天天有酬酢。在台湾大学的那次演讲，殷海光曾去听过，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就不分英语和德语了。哈耶克的口音之重是出了名了。当年媒体报道，哈耶克还在演讲中公开赞扬台湾的土地改革。访台结束，回到他任教的德国弗赖堡大学后，哈耶克在报纸上撰文称赞台湾的进步，并认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可以作为亚洲各地仿效的榜样。1966年9月份，哈耶克第二次访问台湾。9月22日下午，在台湾土地银行十楼大会堂举行学术座谈会，欢迎哈耶克，并请其发表《公众福利与社会正义》的演说，他阐述了他的一贯看法：“公众福利”其实就是自由经济环境下大众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所谓“社会正义”则是一个虚幻的、有害的观念。会中有人提问说，自由市场与计划经济两种制度在若干新兴国家并行不悖，在有些国家则似乎在趋同，比如，英国对若干行业实行国有化，苏联开始重视价格、利润与报酬，将来是否有可能逐渐走向中间路线？哈耶克的回答是：世界经济随时变迁，以后的事尚难预料，二十年后，也许苏联的制度将较美国资本主义更为资本主义化。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如果一国由中央政府控制经济事业，则其必然以寻求资源为藉口而冒险对外扩张，最后必然形成帝国主义而引起世界冲突。此后的世局演变，证明哈耶克的预言是准确的。哈耶克第三次访问台湾是1975年11月。此前一年，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这一次的访问，接待规格明显提高。在十天的行程中，他参加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举行的“自由经济与土地改革”座谈会，哈耶克表示，台湾的土地改革是促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耕者有其田的实现，将可促进人类的自由。当天的《联合报》刊登了施建生撰写的《自由经济理念的宏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欢迎词。11月13日，哈耶克在台湾大学活动中心演讲厅发表演讲《通货膨胀与就业》，由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费景汉院士担任翻译，听众爆满。11月14日，哈耶克在“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及东吴大学联合举办的《现代民主制度的优点及缺陷》座谈会上表示，为使民主政治更完善，各国应该提高选民与候选人的年龄，而议员一旦当选，应该绝对独立于利益团体及政党之外。这是他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中所提出的宪政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访台期间，哈耶克见到了蒋经国，次年，又与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一起被聘请为“中央研究院”名誉院士。哈耶克三访台湾，而当时的台湾依然是威权主义政体，这立刻令人想到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对另一个当时刚刚兴起的威权主义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的态度。哈耶克曾经访问过智利，并会见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则曾经为皮诺切特政权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两人的这一举动，在国际知识界，甚至在自由主义者内部，引发激烈辩论。不过，没有人能够怀疑这两位的自由主义信念，他们的政治洞察力也非一班激情多于理智的文人所能比拟。生于意识形态对立的乱世，一个既生活于观念世界又希望观念左右制度政策的学者要作出明智的选择，是不容易的。但20世纪最伟大的这两位古典自由主义者做到了。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其实，哈耶克对台湾经济学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台湾经济之有今日，人们不能不提及20世纪70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六院士”建言有功，这六人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除蒋硕杰外，邢慕寰（1915～1999年）也受到哈耶克深刻影响。查相关资料，邢慕寰在其1986年8月出版的《通俗经济讲话——观念与政策》一书中，第七讲《集体经济制度的全能与低能》和附录四《关于集体经济计划辩论的现状》、1993年出版的《台湾经济策论》一书中附录二《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压倒集体主义经济理念以后——为纪念一代宗师哈耶克逝世而作》三篇文章，其对哈耶克思想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邢慕寰先生自己在《台湾经济策论》自序中清楚地指出，他后半生之所以坚守自由经济理念，实在是因为他曾于1945年到1946年间赴芝加哥大学进修时，受教于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维纳和哈耶克。奈特和维纳都是哈耶克的同道，他们同属当时坚持自由主义的少数派。邢慕寰特别指出，对他影响更直接的是哈耶克，哈耶克是1946年春季才到芝大任教的，开了一门讨论课“美国企业垄断个案分析”，参加者仅约十人，且几乎全都是教授、讲师，以及正在写论文的博士生。邢慕寰抱着好奇心前往旁听了几次，又趁机读了哈耶克的两本名著，即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和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的前一本书延续米塞斯的论旨，对计划经济的可能性给予了否定，他指出，计划经济从理论上看是不可行的。后一本书则指出了计划经济本身内在的逻辑会使社会走上“通往奴役之路”。可以说，正是这两本书从根本上确立了邢慕寰的自由市场理念。在台湾，邢慕寰是第一批致力于本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并全力推动台湾经济政策的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外贸顺差逐渐扩大，并面临景气过热与通膨压力，蒋硕杰与邢慕寰即大声疾呼以自由化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利用市场所反应的汇率和利率水准，化解内外经济压力。他们也普遍批评政府干预对经济资源利用造成效率上的扭曲——希望政府尽快“抛弃新重商主义的包袱”，他们认为，政府的经济角色应该限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公平的竞争条件；其次，除非因为资讯不足、公共财、外溢效果、独占或寡占性经济权力的存在，或风险与不确定性等因素而致使市场失灵外，政府不应该随便干预经济活动或扭曲市场的价格机能。施建生在1965年担任台大法学院院长时，于当年9月底与“中国地政研究所”所长萧铮共同邀请哈耶克访问台湾，进行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施建生是在参加哈耶克所创办的朝圣山学社年会之际向哈耶克发出邀请的。哈耶克第三度访问台湾，在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发表演讲时，施建生是会议主持人。他也在11月10日的《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自由经济理念的弘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此外，施建生在其《现代经济思潮》一书增订版中的第八章，以九节介绍哈耶克。哈耶克于1992年去逝时，施建生也在《经济前瞻——哈耶克专辑》中写了一篇《哈耶克与凯恩斯》，记述两人的关系。“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谢宗林和吴惠林也对哈耶克思想有深入研究，并热心地传播。谢宗林翻译了哈耶克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并把哈耶克在1944年以后用英文写的文章和整本专著大部分精读过，并且有深度的理解。他也撰写过《哈耶克的货币思想与政策主张》一文，直接详细剖析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吴惠林则在媒体撰写大量时论，大力传播自由市场理念，对哈耶克的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思想推崇备至。在新一代学人中，新竹清华大学的黄春兴以教授、研究哈耶克的理论为己任，于学平也在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然，总的来说，哈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力似乎在减退。诚如钱永祥先生所说，当自由政体成为现实的时候，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找不到北了。当自由市场似乎成为常识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学家也越来越书院化，因而，也越来越热衷于主流的黑板经济学了。[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8节 作为一位宪政主义者的杨小凯《万科》周刊秋风跟小凯的一位学生通电话，他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对于杨小凯这样一位经济学大家来说，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过程。小凯的思考本来就是从政治问题、制度问题开始的，并因此在文革中历尽牢狱之灾。成年之后，杨小凯精研经济学理论。也许是巧合，更大的可能是刻意的选择，小凯在知识上的主要资源来自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斯密《国富论》的伟大贡献在于劳动分工理论，哈耶克的主要贡献是知识分工理论，小凯的经济学主要是对这两个洞见的扩展、深化和细化。这两位大师都经历了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的学术路径。不管是劳动分工，还是知识分工，都只是二位探讨宪政科学一个预备性主题。因为，分工意味着合作与交换，而这就需要规则——主要是法律，及规则执行的体系，因而，必定需要转向对于规则如何形成、如何约束规则执行者的研究，这就属于宪政科学探讨的主题。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斯密在《国富论》中探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的权力界限，从而在整个世界进入现代之初，就基于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设计了一个有限政府的模型。哈耶克则以知识分工、个人知识的有限性和默会性出发，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晚年更通过对源于英国的法治制度的研究，较早阐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普通法法治国”（其实，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今天西方学术界正在讨论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尽管哈耶克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概念）理论体系。同样，小凯的宪政科学也始终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下形成的自由宪政历史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从方法论上，跟斯密、哈耶克的情况一样，经济学为小凯从事宪政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而他在宪政科学方面的视野和见识，显著地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科学家或法学家。后发劣势的路径锁入英国（及继承英国宪政遗产的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学者，尤其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严肃的经济学者，必然会思考“后发”的问题。大量经济学家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到的是后发优势。小凯则以经济学的逻辑提出“后发”问题，而以宪政科学的逻辑看到了后发的劣势。可以说，“后发劣势”这个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的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小凯论证说，非西方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完全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落后国家通常倾向于技术模仿。然而，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不平等，政府垄断部门或“政商”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因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危害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小凯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他也通过对俄罗斯转轨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的巨大代价。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它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宪政规则的确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如果认识不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相对于几年前沾沾自喜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近几年来的情况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走向宪政秩序与法治打破后发劣势的出路，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宪政变革。小凯的宪政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对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的发展模式发出警告，“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在《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又说：“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而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宪政秩序”、“法治”这些词汇本身，显示了小凯宪政思想的基本取向，也表明了一种难得的理论自觉。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曾长期停留于常识的介绍，以激发人们向往自由的激情，但却未能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确保人们获得和享有自由。小凯则通过自己的思考，超越了这一局限，走上了宪政主义之路。小凯在北大教书时曾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也即宪政制度。小凯曾在多个场合辨析民主与共和的不同之处。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这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限制住了政府的机会主义，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一个根本原因。小凯所说的共和，实际上就是宪政主义，它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小凯警告说，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小凯先生的一生，一直在试图回答“中国往何处去”，也即：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使中国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给中国民众的创造精神以尽情发挥的空间。到了晚年——这是多么令人黯然的“晚年”，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那就是宪政制度。两年前，我曾跟朋友说过，小凯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宪政科学家，因为他既有激情，又有健全的知识体系。可惜，造化弄人，斯人已逝，这或许正是宪政之路异常艰难的一个象征吧。[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9节 人民币升值：一种可能性(1)《万科》周刊万杰加息周期，汇率吸引眼球2002年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分水岭。当1997年整个东亚笼罩于金融危机的暴风骤雨之下时，中国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重大决定。作为代价，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和积极财政政策。但从2002年开始，中国渐渐由通货紧缩转入通货膨胀，人们担心的焦点，由内需不振转为投资过热。自2004年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CPI（消费价格指数）高于银行长期存款利率、PPI（生产价格指数）高于银行长期贷款利率的非正常现象。由于银行存贷款双双出现负利率，央行加息势在必行。自10月29日央行9年来第一次加息开始，中国进入加息周期。通货膨胀导致负利率，负利率导致加息。进一步追溯通货膨胀的成因则会发现，中国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币被低估——按现行汇率中国国内物价低于国际水准。因此，中国当前的所谓汇率问题（人民币低估、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所谓利率问题（通货膨胀、负利率、加息），系出同源，且殊途同归。解决了汇率问题，利率问题就迎刃而解；反之，通货膨胀到一定程度，汇率问题也会自然消失。总之，或者人民币升值（道路1），或者国内通货膨胀加升息（道路2），或者双管齐下（道路3），中国必须在三条道路中做出选择。从目前情况看，央行选择了首先升息，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放弃道路1。但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悬念只在于人民币何时升值、以何种方式升值、升多少。现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反对升值者据说找到了八大理由，而主张升值的理由更多。在加息周期终于登场亮相的这一刹那，另一个舞台上犹抱琵琶的人民币汇率同样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外汇政策诸形态及利弊分析任何一个发行货币的现代国家都有外汇政策。外汇政策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兑换政策，二是汇率政策。兑换政策有两种，一是自由兑换，就是民间（包括境外主体）可以自由买卖外汇，当局不作干预；二是外汇管制，就是民间必须得到许可或通过指定渠道进行外汇买卖，当局可以禁止某些买卖行为。汇率政策也有两种，一是管制汇率（或称固定汇率），就是汇率由官方规定或者官方以市场手段将汇率限定在它期望的水准上；二是市场汇率，就是汇率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当局不做干预。由于市场汇率的前提是外汇自由兑换，因此外汇政策一共有三种基本形态：完全管制的外汇政策（外汇管制加管制汇率）、完全自由的外汇政策（自由兑换加市场汇率）和半管制的外汇政策（自由兑换加管制汇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外汇管制将导致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外汇管制严重损害境外投资者的积极性，妨碍资本流入。境外投资者因为害怕将手中的外币换成本币后无法换回，因此不敢做长期投资，只有少数敢于承担风险的投机资金会进入一切快速周转领域。要让境外投资者没有后顾之忧，必须允许货币自由兑换，或对外资的撤出做出长期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