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易员做起　　乔治·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个中上等级的犹太人家庭，出生时的匈牙利名字叫吉奇·索拉什，后英语化为乔治，索罗斯。乔治·索罗斯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性格坚强，极其精明，他对幼时的索罗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不仅教会了索罗斯要自尊自重、坚强自信，而且向索罗斯灌输了财富太多对人是一种负担的观点。索罗斯在以后的生活中，不太重视积累财富，而是将亿万家财投入慈善事业，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父亲的影响。　　索罗斯在少年时代就尽力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个性坚强。突出，在运动方面比较擅长，尤其是游泳、航海和网球。他还常是各种游戏的常胜将军。索罗斯的童年是在父母悉心关爱下度过的，非常幸福。但到了1944年，随着纳粹对布达佩斯的侵略，索罗斯的幸福童年就宣告结束了，随全家开始了逃亡生涯。那是一个充满危险和痛苦的时期，全家凭着父亲的精明和坚强，靠假身份证和较多的庇护所才得以躲过那场劫难。这场战争给索罗斯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冒险是对的，但绝不要冒毁灭性的危险。　　1947年秋天，17岁的索罗斯只身离开匈牙利，准备前往西方国家寻求发展。他先去了瑞士的伯尔尼，尔后马上又去了伦敦。他原以为在伦敦他会有很好的发展，但很快他就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的错误。他在伦敦不名一文，只能靠打一些零工维持生计，生活毫无乐趣可言。索罗斯再也无法忍受处于社会底层的生活，－年以后，他决定通过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境况。索罗斯于1949年开始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　　在伦敦经济学院，索罗斯虽然选修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米德的课程，但他本人却认为并未从中学到什么东西。在索罗斯的求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卡尔·波普鼓励他严肃地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并且尽可能地从哲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这对于索罗斯建立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春，索罗斯从伦敦经济学院学成毕业，他立刻面临着如何谋生的问题。一开始，他选择了手袋推销的职业，但他很快发现买卖十分难做，于是他就又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机会，当索罗斯发现参与投资业有可能挣到大钱时，他就给城里的各家投资银行发了一封自荐信，最后Siflger＆Friedlandr公司聘他做了～个见习生，他的金融生涯从此揭开了序幕。　　后来，索罗斯成了这家公司的一名交易员，专事黄金和股票的套利交易，但他在此期间表现并不出色，没有赚到特别多的钱。于是，索罗斯又作出了将影响他一生的选择：到纽约去淘金。　　索罗斯带着他的全部积蓄5000美元来到纽约，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进了F．M．May6r公司，当了一名套利交易员，并且从事欧洲证券的分析，为美国的金融机构提供咨询。当时，很少有人对他的建议感兴趣。1959年，索罗斯转投经营海外业务的Wertheim＆Co．公司，继续从事欧洲证券业务。幸运的是，Wertheim公司是少数几个经营海外业务的美国公司之一。索罗斯始终是华尔街上很少几个在纽约和伦敦之间进行套利交易的交易员之一。　　1960年，索罗斯小试牛刀，锋芒初现。他经过分析研究发现，由于德国安联保险公司的股票和房地产投资价格上涨，其股票售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大打折扣，于是他建议人们购买安联公司的股票。摩根担保公司和德累福斯基金根据索罗斯的建议购买了大量安联公司印股票。事实证明，果真如索罗斯所料，安联公司的股票价值翻了3倍，索罗斯因而名声大震。　　1963年，索罗斯又开始为Arilhod＆S·Bleichrocoer公司效力。这家公司比较擅长经营外国证券，这很合索罗斯的胃口，使他的专长能够得以充分发挥。而索罗斯的雇佣者史蒂芬·凯伦也非常赏识索罗斯，认为他有勇有谋，富于开拓新业务，这正是套利交易所需要的。　　黄金搭档　　1967年，索罗斯凭借他的才能晋升公司研究部的主管。索罗斯现在已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投资分析师，他在不断地创造自己新的业绩。索罗斯的长处就在于他能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全球不同金融市场的动态。他通过对全球局势的了解，来判断各种金融和政治事件将对全球各金融市场产生何种影响。为了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索罗斯说服Arilhold＆S．Bleiehlneoer公司的老板建立两家离岸基金——老鹰基金和双鹰基金，全部交给他进行操作。这两只基金运作的相当好，索罗斯为公司赚了不少钱。但真正给索罗斯以后的投资生涯带来重大转折的是他遇到了耶鲁大学毕业的吉姆·罗杰斯，H人结成联手。在他们联手的10年间，成为华尔街上的最佳黄金搭档。　　索罗斯和罗杰斯不愿总为他人做嫁衣，他们渴望成为独立的基金经理。1973年，他们离开了Arilhod＆S．Bleichrocder公司，创建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公司刚开始运作时只有三个人：索罗斯是交易员，罗杰斯是研究员，还有一人是秘书。索罗斯基金的规模虽然并不大，但由于是他们自己的公司，索罗斯和罗杰斯很投入。他们订了30种商业刊物，收集了1500多家美国和外国公司的金融财务记录。罗杰斯每天都要仔细地分析研究20份至30份年度财务报告，以期寻找最佳投资机会。他们也善于抓住每一次赚钱机会。例如1972年，索罗斯瞄准了银行，当时银行业的信誉非常糟糕，管理非常落后，投资者很少有人光顾银行股票。然而，索罗斯经过观察研究，发现从高等学府毕业的专业人才正成为新一代的银行家，他们正着手实行一系列的改革，银行赢利还在逐步上升，此时，银行股票的价值显然被市场大大低估了，于是索罗斯果断地大量介入银行股票。一段时间以后，银行股票开始大幅上涨，索罗斯获得了50％的利润。　　1973年，当埃及和叙利亚大举人侵以色列时，由于以色列的武器装备技术已经过时，以色列遭到重创，付出了血的代价。索罗斯从这场战争联想到美国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过时，美国国防部有可能会花费巨资用新式武器重新装备军队。于是罗杰斯开始和国防部官员和美国军工企业的承包商进行会谈，会谈的结果使索罗斯和罗杰斯更加确信是一个绝好的投资良机。索罗斯基金开始投资于诺斯罗普公司、联合飞机公司、格拉曼公司、洛克洛德公司等握有大量国防部订货合同的公司股票，这些投资为索罗斯基金带来了巨额利润。　　索罗斯除了正常的低价购买、高价卖出的投资招数以外，他还特别善于卖空。其中的经典案例就是索罗斯与雅芳化妆品公司的交易。为了达到卖空的目的，索罗斯以市价每股120美元借了雅芳化妆品公司1万股股份，～段时间后，该股票开始狂跌。两年以后，索罗斯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雅芳化妆品公司的1万股股份。从这笔交易中，索罗斯以每股100美元的利润为基金赚了100万美元，几乎是5倍于投入的赢利。　　正是由于索罗斯和罗杰斯超群的投资才能和默契的配合，他们没有一年是失败的，索罗斯基金呈量子般的增长，到1980年12月31日为止，索罗斯基金增长3365％。与标准普尔综合指数相比，后者同期仅增长47％。　　1979年，索罗斯决定将公司更名为量子基金，来源于海森伯格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因为索罗斯认为市场总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总是在波动。在不确定状态上下注，才能赚钱。　　随着基金规模的扩大，索罗斯的事业蒸蒸日上，特别是1980年，更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年度，该年度基金增长102．6％，这是索罗斯和罗杰斯合作成绩最好的一年。此时，基金已增加到3．81亿美元，索罗斯个人也已脐身到亿万富翁的行列。但令人遗憾的是，罗杰斯此时却决定离开。这对合作达10年之久的华尔街最佳搭挡的分手，多少有点令索罗斯失落。在随后的一年，索罗斯遭受到了他金融生涯的一次大失败。索罗斯判断美国公债市场会出现一个较大的上升行情，于是用所借的银行短期贷款大量购入长期公债。但形势并未像索罗斯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相反，由于美国经济保持强势发展，银行利率在不断地快速攀升，已远远超过公债利率。这～年，索罗斯所持有的公债每股损失了3个～5个百分点，总计大约损失了脱见万美元，量子基金的利润首次下降，下降程度达22．9％。大批的投资者弃他而去，带走了公司近一半的资产约1．93亿美元。索罗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甚至曾想过要退出市场，去过一种平淡的生活。　　索氏投资理论的诞生　　索罗斯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来。他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金融市场的运作。思考的越多、越深入，索罗斯越感到自已被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所愚弄。　　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具有理性的，其运作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由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情况能够作充分的了解，所以每一只股票的价格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计算得到精确的确定。当投资者入市操作时，可以根据这种认知理智地挑选出最佳品种的股票进行投资。而股票的价格将与公司未来的收入预期保持理性的相关关系，这就是有效市场假设，它假设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基于理性的市场，也假设了所有的股票价格都能反映当前可掌握的信息。另外，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家还认为，金融市场’总是“正确”的。市场价格总能正确地折射或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即使这种趋势仍不明朗。　　索罗斯经过对华尔街的考察，发现以往的那些经济理论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他认为金融市场是动荡的、混乱的，市场中买人卖出决策并不是建立在理想的假设基础之上，而是基于投资者的预期，数学公式是不能控制金融市场的。而人们对任何事物能实际获得的认知都并不是非常完美的，投资者对某一股票的偏见，不论其肯定或否定，都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或下跌，因此市场价格也并非总是正确的、总能反映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它常常因投资者以俯赅全的推测而忽略某些未来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并非目前的预测与未来的事件吻合，而是目前的预测造就了未来的事件。所以，投资者在获得相关信息之后做出的反应并不能决定股票价格。其决定因素与其说是投资者根据客观数据作出的预期，还不如说是根据他们自己心理感觉作出的预期。投资者付出的价格已不仅仅是股票自身价值的被动反映，还成为决定股票价值的积极因素。同时，索罗斯还认为，由于市场的运作是从事实到观念，再从观念到事实，一旦投资者的观念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无法得到自我纠正，市场就会处于剧烈的波动和不稳定的状态，这时市场就易出现“盛——衰"序列。投资者的赢利之道就在于推断出即将发生的预料之外的情况，判断盛衰过程的出现，逆潮流而动。但同时，索罗斯也提出，投资者的偏见会导致市场跟风行为，而不均衡的跟风行为会因过度投机而最终导致市场崩溃。　　索罗斯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投资理论后，毫不犹豫地摒弃了传统的投资理论，决定在风云变换的金融市场上用实践去检验他的投资理论。　　1981年1月，里根就任总统。索罗斯通过对里根新政策的分析，确信美国经济将会开始一个新的"盛——衰"序列，索罗斯开始果断投资。正如索罗斯所预测的，美国经济在里根的新政策刺激下，开始走向繁荣。"盛——衰"序列的繁荣期已经初现，1982年夏天，贷款利率下降，股票不断上涨，这使得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获得了巨额回报。到1982年年底，量子基金上涨了56．9％，净资产从1．933亿美元猛增至3．028亿美元。索罗斯渐渐从1981年的阴影中走出来。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元表现得越来越坚挺，美国的贸易逆差以惊人的速度上升，预算赤字也在逐年增加，索罗斯确信美国正在走向萧条，一场经济风暴将会危及美国经济。他决定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中大大地搏击一场。他密切关注着政府及其市场的动向。　　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解体，原油价格开始下跌，这给美元带来巨大的贬值压力。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解体，美国通货膨胀开始下降，相应地利率也将下降，这也将促使美元的贬值。索罗斯预测美国政府将采取措施支持美元贬值。同时，他还预测德国马克和日元即将升值，他决定做一次大手笔。　　从1985年9月开始，索罗斯开始做多马克和日元。他先期持有的马克和日元的多头头寸达7亿美元，已超过了量子基金的全部价值。由于他坚信他的投资决策是正确的，在先期遭受了一些损失的情况下，他又大胆增加了差不多8亿美元的多头头寸。　　索罗斯一直增加投入，是因为他认为浮动汇率的短期变化只发生在转折点上，一旦趋势形成，它就消失了。他要趁其他投机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转折点之时，利用美元的下跌赚更多的钱。当然，索罗斯增加投人的前提是他深信逆转已不复存在，因为一旦趋势逆转，哪怕是暂时的，他也将拥抱灾难。　　到了1985年9月22日，事情逐渐朝索罗斯预测的方向发展。美国新任财长詹姆土·贝克和法国、西德、日本、英国的四位财政部部长在纽约的普拉扎宾馆开会，商讨美元贬值问题。会后五国财长签订了培拉扎协议》。该（协议准出通过"更紧密地合作"来"有序地对非美元货币进行估价"。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必须低估美元价值，迫使美元贬值。　　（普拉扎协议》公布后的第一天，美元被宣布从239B元降到222．5日元，即下降了4．3％，这一天的美元贬值使索罗斯一夜之间赚了4000万美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元继续贬值。10月底，美元已跌落13％，且美元兑换205日元。到了1986年9月，美元更是跌至1美元兑换153日元。索罗斯在这场大手笔的金融行动中前后总计赚了大约1．5亿美元。这使得量子基金在华尔街名声大噪。　　量子基金已由1984年的4．489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10．03亿美元，资产增加了223．4％。索罗斯凭着他当年的惊人业绩，在性融世界烨尔街地区收入最高的前一百名人物排名上，名列第二位。按照这家杂志的报道，索罗斯在1985年的收入达到了9350万美元。　　1986年还是索罗斯的丰收年，量子基金的财富增加了42．l％，达到15亿美元。索罗斯个人从公司中获得的收入达2亿美元。　　失败的痛苦和意义　　但上帝并非一直垂青索罗斯，在1987年索罗斯遭遇了他的"滑铁卢"。　　根据索罗斯金融市场的“盛——衰"理论，繁荣期过后必存在一个衰退期。他通过有关渠道得知，在日本证券市场上，许多日本公司，尤其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大量购买其他日本公司的股票。有些公司为了入市炒作股票，一甚至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日本股票在出售时市盈率已高达48．5倍，而投资者的狂热还在不断地升温。因此，索罗斯认为日本证券市场即将走向崩溃。但索罗斯却比较看好美国证券市场，因为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在出售时的市盈率仅为19．7倍，与日本相比低得多，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还处于合理的范围内，即使日本证券市场崩溃，美国证券市场也不会被过多波及。于是，1987年9月，索罗斯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从东京转移到了华尔街。　　然而，首先出现大崩溃的不是日本证券市场，而恰恰是美国的华尔街。1987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道·琼斯平均指数狂跌508石5点，创当时历史记录。在接下来的广星期里，纽约股市一路下滑。而日本股市却相对坚挺。索罗斯决定抛售手中所持有的几个大的长期股票份额。其他的交易商捕捉到有关信息后，借机猛向下砸被抛售的股票，使期货的现金折扣降了20％。　　5000个合同的折扣就达2．5亿美元。索罗斯因此而在一天之内损失了2亿多美元。索罗斯在这场华尔街大崩溃中，据报载，损失了大约6．5亿到8亿美元。这场大崩溃使量子基金净资产跌落26．2％，远大于17％的美国股市的跌幅，索罗斯成了这场灾难的最大失败者。　　索罗斯虽然痛恨赔钱，但他却能够忍受痛苦。对于其他人而言，犯错是耻辱的来源；而对于他来说，认识到错误则是一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对于事物的认识缺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伴侣，他不会因为错误百出而备感伤心丢脸，他随时准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以免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再度绊倒。他在金融市场上从不感情用事，因为他明白理智的投资者应该是心平气和的，不能求全责备。正如他经常所说的：“如果你的表现不尽人意，首先要采取的行动是以退为进，而不要挺而走险。而且当你重新开始时，不妨从小处做起。”当你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时，自责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及时从市场中撤出，尽可能减少损失。只有保存了竞争的实力，你才能够卷土重来。索罗斯具有比别人能更敏锐地意识到错误的才能。当他发现他的预期设想与事件的实际运作有出入时，他不会待在原地坐以待毙，也不会对于那些该死的出入视而不见，他会进行一次歇斯底里的盘查以期发现错误所在。一旦他发现错误，他会修正自己的看法以图东山再起。正是因为索罗斯的这一宝贵品质，他才始终能够在动荡的市场中保存实力。一个投资者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投资者”，关键不在于他是否永远是市场中的大赢家，而在于他是否有承认失败的勇气，能否从每一次的失败中站起来，并且变得更加强大。索罗斯恰恰具备了作为一个“伟大投资者”的素质。这也就是为什么索罗斯在经历了1987年10月份的惨败之后，却仍能使量子基金1987年的增长率达到14．1％，总额达到18亿美元的原因之一。　　索罗斯不是那种奉传统若神明的人，他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市场理论。他认为，金融市场动荡无序，股票市场的运作基础不是逻辑，而是心理的。跑赢市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种群体心理。索罗斯在预测市场走向时，比较善于发现相关市场的相互联系，这使得他能准确地判断一旦某一市场发生波动，其他相关市场将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以便更好地在多个市场同时获利。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能够获得巨额利润除了依赖于他独特的市场理论外，还在于他超人的胆略。因为索罗斯认为一个投资者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并不是过于大胆鲁莽，而是过于小心翼翼。虽然有一些投资者也能准确地预期市场走向，但由于他们总是担心一旦行情发生逆转，将遭受损失，所以不敢建立大的头寸。当市场行情一直持续看好，才又后悔自己当初的头寸太少，坐失赚钱良机。索罗斯一旦根据有关信息对市场作出了预测，就对自己的预测非常自信，当他确信他的投资决策无可指责，那么建立再大的头寸都在所不惜。当然要建立巨额的头寸，需要有超人的胆略和勇气，否则，他将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　　打跨英格兰银行的人　　索罗斯犹如华尔街上的一头金钱豹，行动极其敏捷，善于捕捉投资良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将有备而战，反应神速。　　1992年，索罗斯抓住时机，成功地狙击英镑。这一石破天惊之举，使得惯于隐于幕后的他突然聚焦于世界公众面前，成为世界闻名的投资大师。　　英镑在200年来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货币，原来采取金本位制，与黄金挂钩时，英镑在世界金融市场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年的股市大崩溃，才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金本位制而采取浮动制，英镑在世界市场的地位不断下降。而作为保障市场稳定的重要机构——英格兰银行，是英国金融体制的强大支柱，具有极为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强大的实力。从未有人胆敢对抗这一国家的金融体制，甚至想都未敢想过。　　索罗斯却决定做一件前人所未做过的事，摇撼一下大不列颠这颗号称坚挺的大树，试一试它到底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索罗斯并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他不会拿投资人的钱去做无谓的冒险，他在木断地寻找机会。　　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轰然倒下，许多人认为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将会迅速崛起和繁荣。但索罗斯经过冷静地分析，却认为新德国由于重建原东德，必将经历一段经济桔据时期。德国将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问题，而无暇帮助其他欧洲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将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1990年，英国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新货币体系——欧洲汇率体系（简称ERM）。索罗斯认为英国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因为欧洲汇率体系将使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针住黄金或美元，而是相互钉住；每一种货币只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就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使该国货币汇率稳定到规定的范围之内；在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内，成员国的货币可以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货币进行浮动，而以德国马克为核心。早在英国加入欧洲汇率体系之前，英镑与德国马克的汇率已稳定在1英镑兑换2．95马克的汇率水平。但英国当时经济衰退，以维持如此高的汇率作为条件加入欧洲汇率体系，对英国来说，其代价是极其昂贵的。一方面，将导致英国对德国的依赖，不能为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而大胆行事，如何时提高或降低利率、为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而促使本国货币贬值；另一方面，英国中央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维持其高汇率也值得怀疑。　　特别是在1992年2月7日，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条约使一些欧洲货币如英镑、意大利里拉等显然被高估了，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将面临巨大的降息或贬值压力，它们能和经济实力雄厚的德国在有关经济政策方面保持协调一致吗？一旦这些国家市场发生动荡，它们无力抵御时，作为核心国的德国会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帮助这些国家吗？　　市场洞察力决定了一切，错误的洞察会导致自我毁灭。索罗斯的天才就在于比别人更快的预见到未来的发展趋势。索罗斯早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时已预见到欧洲汇率体系将会由于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很难保持协调一致。一旦构成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链条”出现松动，像他这样的投机者便会乘虚而入，对这些松动的“链条”发起进攻，而其他的潮流追随者也会闻风而动，使汇率更加摇摆不定，最终，对追风机制的依靠比市场接纳它们的容量大得多，直到整个扒制被摧毁。　　果然，在门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些欧洲国家便很难协调各自的经济政策。当英国经济长期不景气，正陷于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维持高利率的政策，要想刺激本国经济发展，惟～可行的方法就是降低利率。但假如德国的利率不下调，英国单方面下调利率，将会削弱英镑，迫使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虽然英国首相梅杰一再申明英国将信守它在欧洲汇率体系下维持英镑价值的政策，但索罗斯及其他一些投机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却在不断扩大头寸的规模，为狙击英镑作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政府维持高利率的经济政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请求德国联邦银行降低利率，但德国联邦银行却担心降息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并有可能引发经济崩溃，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　　英国经济日益衰退，英国政府需要贬值英镑，刺激出口，但英国政府却受到欧洲汇率体系的限制，必须勉力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价在1：入95左右。英国政府的高利率政策受到许多金融专家的质疑，国内的商界领袖也强烈要求降低利率。在1992年复季，英国的首相梅杰和财政大臣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一再重申坚持现有政策不变，英国有能力将英镑留在欧洲汇率体系内，但索罗斯却深信英国不能保住它在欧洲汇率体系中的地位，英国政府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不断地下跌，从2．95跌至2．85，又从2．85跌至2．7964。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投机者使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低于欧洲汇率体系中所规定的下限2．7780，已下令英格兰银行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政府的干预并未产生好的预期，这使得索罗斯更加坚信自己以前的判断，他决定在危机凸现时出击。　　1992年9月，投机者开始进攻欧洲汇率体系中那些疲软的货币，其中包括英镑、意大利里拉等。索罗斯及一些长期进行套汇经营的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在市场上抛售疲软的欧洲货币，使得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拆巨资来支持各自的货币价值。　　英国政府计划从国际银行组织借入万亿英镑，用来阻止英镑继续贬值，但这犹如杯水车薪。仅索罗斯一人在这场与英国政府的较量中就动用了100亿美元。索罗斯在这场天量级的豪赌中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购入60亿美元坚挺的货币——马克，同时，索罗斯考虑到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升值）通常会导致该国股市的上涨（下跌），又购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卖交巨额的德国股票。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国政府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但世界许多投机者的参与使这较量的双方力量悬殊，注定了英国政府的失败。　　索罗斯是这场“赌局’冷最大的赌家。其他人在作出亿万资金的投资决策时也许心脏会狂跳不已，寝食难安，但这从来不是索罗斯的风格，他在进行高风险、大手笔的决策时，凭借的是他超人的胆略和钢铁一般的意志，他能处之泰然，好像置身于事外。也许他能不断制造世界金融界神话的最大秘诀之一就是他具有超人的心理素质。　　下完赌注，索罗斯开始等待。1992年9月中旬，危机终于爆发。市场上到处流传着意大利里拉即将贬值的谣言，里拉的抛盘大量涌出。　　9月13日，意大利里拉贬值7％，虽然仍在欧洲汇率体系限定的浮动范围内，但情况看起来却很悲观。这使索罗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成员国最终将不会允许欧洲汇率体系来决定本国货币的价值，这些国家将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决定大量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下跌至2．80，虽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购入30亿英镑，但仍未能挡住英镑的跌势。到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　　英国财政大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首先，他再一次请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再一次拒绝了；无奈，他请求首相将本国利率上调2％一12％，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引货币的回流。一天之中，英格兰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达15％，但仍收效甚微，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行动中，英国政府动用了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还是遭受惨败，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英国人把1992年9月15日——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日子称做黑色星期三。　　随后，意大利和西班牙也纷纷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意大利里拉和西班牙比赛塔开始大幅度贬值。　　但作为与英国政府较量的另一方面——索罗斯却是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曾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在最终弓践黑色星期三的两周时间里，索罗斯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已接近10亿美元，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率期货上的多头和意大利里拉上的空头交易使他的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入为1／3。在这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67．5％。他个人也因净赚6．5亿美元而荣登（金融世界）杂志的华尔街收入排名表的榜首。　　天才的理论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投资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他自己的投资理论。　　索罗斯认为，股票市场本身具有自我推进现象。当投资者对某家公司的经营充满信心，大笔买进该公司股票。他们的买入使该公司股票价格上涨，于是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更得心应手：公司可以通过增加借贷、出售股票和基于股票市场的购并活动获得利润，更容易满足投资者的预期，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购买的行列。但同时，当市场趋于饱和，日益加剧的竞争挫伤了行业的赢利能力，或者市场的盲目跟风行为推动股价持续上涨，会导致股票价值被高估，而变得摇摇欲坠，直至股票价格崩溃。索罗斯将这种开始时自我推进，但最终又自我挫败的联系称为“相互作用”。而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力导致了金融市场盛衰过程的出现。　　索罗斯认为，一个典型的盛衰过程具有如下特征。（1）市场走势尚不明朗，难以判断；（2）开始过渡到自我推进过程；（3）成功地经受了市场方向的测试；（4）市场确认度不断增强；（5）在现实与观念之间出现偏离；（6）发展到颠峰阶段；（7）然后，出现与自我推进过程相反的步骤。投资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认识到形势变化的不可避免性，及时确认发生逆转的临界点。索罗斯强调，当某一趋势延续的时候，为投机交易提供的机遇大增。对市场走势信心的丧失使得走势本身发生逆转，而新的市场趋势一旦产生，就将按其自己的规律开始发展。　　在选择股票方面，索罗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一个行业选择股票时，一般同时选择最好和最差的两家公司作为投资对象。这一行业中业绩最好的公司的股票是所有其他投资者考虑购买时的第一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价格会被推上去；而这一行业中最差的公司，比如负债率最高的、资产负债表最糟的公司。在这种股票上投资，一旦股票最后吸引了投资者的时候，就为赚取巨大的利润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另外，索罗斯喜欢双面下注。他在对宏观进行分析时，会通过对国际政治、世界各地的金融政策、通货膨胀的变化、利率和货币等因素的预测，搜寻从中获利的行业和公司，在这些股票上做多；而同时，他也找出那些会因此而受损的行业和公司，大量卖空那些行业和公司的股票。这样，一旦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他将会获得双份的巨大收益。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中，虽然并不遵循常规行动，但他同样对市场中的游戏规则兴趣浓厚，只不过他的兴趣是在试图理解这些规则在何时将发生变化。因为在他看来，当所有的参加者都习惯某一规则的时候，游戏的规则也将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会使投机者有机会获得与风险相称的收益。　　因为袭击英镑，使英国政府遭受重大损失，索罗斯曾被一些媒体描述为一个冷酷无情的“金融杀手”。也许，索罗斯的罪过就在于他赚了太多的钱。如果从社会和个人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些行为的结果是不同的。由于儿时的经历，他一向对金钱比较淡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提倡控制货币，谴责不顾廉耻的拜金行为；但若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当事物的发展无法逆转的时候，他也会对货币进行投机，因为他认为这是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所允许的。其实，对于索罗斯而言，除了赚钱，他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就是通过慈善事业为社会多做贡献。　　索罗斯从事慈善事业有他宏伟的目标，他希望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进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他在这一方面主要是受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影响。在他看来，处于封闭社会中的人们受专制主义所统治，很难有自由，他要把西方开放社会的观念随着他的金钱输入到他所认为的封闭的国家中。　　他选择了一些东欧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及苏联作为慈善资助对象，在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基金会，耗资几亿美元。但他深深地卷入东欧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加之，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慈善事业上，使他照顾量子基金的时间大为减少，使一些股东对此颇有微词，索罗斯渐渐又把一些主要精力重新放入到华尔街上。　　索罗斯的金融风险　　索罗斯喜欢隐于幕后，他曾长期有意避开新闻媒体，不愿抛头露面。因为在他看来，经营一个全球性的投资公司，一旦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们就会先于你去做，这样，就会打乱公司的投资计划。所以，名声有时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并非好事，而只会带来灾难。但随着索罗斯的事业如日中天，特别是在他成功的袭击英镑之后，再想恢复以前那样平静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一举手一抬足都可能是新闻，又有几家媒体会放过呢？他成了市场的领袖，各媒体均把他描绘成可以改变市场的人。这终于引起了华盛顿政治家们的猜疑。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主席亨利·冈扎尔斯要求联邦储备银行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所从事的外汇交易予以密切注意，并对索罗斯对外汇市场的影响作出评估，以便判明素罗斯是否有操纵外汇市场的行为。对于索罗斯而言，亨利·冈扎尔斯的要求就犹如头上悬了一把剑，不知道前面等待他和他所管理的对冲基金（量子基金的交易方式多为对冲型）的会是什么。　　担忧过后，索罗斯又能够处之泰然。他并未因此而停下他工作的脚步，他又开始将目光投向金融市场，寻找下一个目标。　　1993年6月，索罗斯通过分析发现，英国的房地产业正处于低谷，价值偏低。他通过与里奇曼共同设立的基金，斥资7．75亿美元，一举收购了英国土地公司4．8％的股份。由于索罗斯的巨大影响，许多投资商对索罗斯的决策极为崇拜，当投资商发现了索罗斯的投资踪迹后，产生大量的跟风行为。这导致股票市场上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疯涨了6．67亿英镑，按照他在英国土地公司4．8％的股份计算，他一下子就赚了520万英镑。　　这次的房地产投资充分显示了索罗斯在市场中所具有的能量，同时，也使索罗斯对自己在市场的领袖地位更加自信了。　　早在1993年6月，索罗斯就断言由于德国经济衰退，其短期利率必须下调，德国马克将会随之贬值。他写信给英国的（泰晤士报》，表明自己对德国马克的看法。市场迅速对此作出反应，马克比价从6月11日的阿美分跌至6月25日的59美分。量子基金也因此而获利约4亿美元。这次的轻松告捷，使索罗斯决定进行一场更大的行动。　　1994年年初，索罗斯开始斥巨资卖空德国马克，当时传闻他卖空了30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他认为高利率政策将会严重损害德国经济，从而确信德国政府一定会降低利率，使德国马克贬值。事情刚开始似乎有向索罗斯预测方向发展的迹象，德国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下跌。但德国的经济实力要比1992年的英国强大的多，不可同日而语；索罗斯在1993年下半年对德国马克即将下跌的公开谈论也使德国中央银行有所警惕，加上德国人并不愿意看到索罗斯拿德国马克来赌博，更不愿看到他会赢。最终，德国政府还是维持了现有利率政策，德国马克也始终表现得极为坚挺。这无疑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损失金额之巨大可想而知。　　在大肆做空德国马克的同时，索罗斯还犯了一个重大的决策性错误，那就是他赌日元对美元将会下跌。他的依据是日美两国首脑会谈将会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但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并未能就双方的贸易争端达成共识，双方颁判破裂，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大幅攀升，升幅高达5％，这又给了索罗斯沉重一击。　　做空德国马克和日元共使索罗斯损失了6亿美元。这虽然对索罗斯的投资形象产生了严重影响，但并不致命，索罗斯手中依旧有114亿美元的资产。作为一代大师的索罗斯再一次凭借他超人的承受力和永不服输的自信从这场灾难中挺了过来。　　刚从灾难中走出来的索罗斯却不得不面对国会举行的对有关对冲基金扰乱金融市场的听证。在听证会上，索罗斯针对对冲基金的经营方式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国会有无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监管等作了成功的解释。他解释说金融市场不可能就未来作出正确的评估，不均衡的跟风行为是剧烈的市场崩溃所必须的要素，自由浮动的货币是有缺陷的，市场总是夸张越限。在听证会上，索罗斯还尽量淡化对冲基金在整个投资领域中的作用，声称其成交量在整个市场上的份额比较小，没有必要对此特别紧张。索罗斯在国会听证会的出色表现使他顺利地通过了听证会，国会不再担心对冲基金，众议院银行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对对冲基金进行进一步的监管。悬在对冲基金上方的利剑暂时被拿开了，索罗斯和　　他的量子基金又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行动了。　　经历了～系列股市的跌宕起伏，索罗斯渐渐炼就了与矛盾共生的本领。因股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因素作用于股市会带来相互矛盾的影响。如一方面美国股市牛气冲天，另一方面石油价格跌势不止。石油价格的下跌会抵消通货紧缩的作用，导致经济崩溃。面对这种令大多数投资者困惑的情形，索罗斯采取了既不放弃建立在仍然有效的假设之上的做法，同时，又在新假设之上采取相反的做法。这种同时以两种相反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南的策略虽然会使投机家暂时地处在两种完全相背离的轨道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在许多场合这样做是明智的。　　索罗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对他的“双向”策略进行说明：“如果我最初进行一项真实投资，然后卖空相等的份额，那么价格下跌20％（即使它同时影响多头和空头两方面），我在多头上投资将只剩下80％。如果我适时地收回空头投资，就能弥补这种损失；6if使价格上涨使空头交易受到损失，也要比价格下跌时的多头交易的损失小。”当然，现实要比这个例子复杂的多，因为他常常同时在几个市场上操作，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真正算清。　　整个1994年，索罗斯承受着日益增大的压力。1994年，量子基金只比上一年增长了2．9％。各种媒体也在不断地攻击索罗斯，一边对其公布的赢利数据进行质疑，一边发表一些挖苦性的文字，如“漏洞百出的索罗斯：炼金术失去了点金术”等等。媒体的这些评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索罗斯本人。作为60多岁的人，他已处于事业上的颖峰，早有急流勇退的打算。如果他在1994年的成绩还像以前那样骄人的话，他可能已经就此引退。但由于1994年的失手，使他陷入媒体攻击的包围中，他又如何能视而不见？索罗斯无法接受投资生涯的如此结局，他决定再现辉煌。索罗斯开始潜动寻找大目标。　　“魔鬼”索罗斯　　索罗斯最终把目标瞄准了东南亚。　　在90年代初期，当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奇迹般的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经济前景一片灿烂，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曾一度是各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的样板。东南亚国家对各自的国家经济非常乐观，为了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代，纷纷放宽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以求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但东南亚各国在经济繁荣的光环闪烁中却忽视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基于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而主要依赖于外延投入的增加。在此基础上放宽金融管制，无疑于沙滩上起高楼，将各自的货币无任何保护地暴露在国际游资面前，极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际游资的冲击。加上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了过度投机房地产、高估企业规模以及市场需求等，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逐渐增加。　　早在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就曾预言：在东南亚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四面八方的冲击，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尤其是泰国，危险的因素更多，更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发生金融动荡。但戈尔茨坦的预言并未引起东南亚各国的重视，反而引起反感。东南亚各国仍陶醉于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东南亚出现如此巨大的金融漏洞，自然逃不过索罗斯的眼睛。他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希望能再打一场英格兰式的战役。　　1993年，索罗斯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被低估，决定拿和吉特作为突破口。他联合了一些套头基金经理开始围剿林吉特但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却决心维持低币值的林吉特，马哈美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对本国资本市场的控制，仁素罗斯及一些套利基金经理无机可乘，只好暂且收兵。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也因此才免遭劫难。但在马来西亚的小败并未使索罗斯退却，他只是再一次地等待更好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各国经济过热的迹象更加突出。名国中央银行采取不断提高银行利率的方法来降低通货膨胀率。任这种方法也提供了很多投机的机会。连银行业本身也在大肆借／美元、日元、马克等外币，炒作外币，加入投机者的行列。这造成伊严重后果就是各国银行的短期外债巨增，一旦外国游资迅速流走各国金融市场将会导致令人痛苦不堪的大幅震荡。东南亚各国⑤中央银行虽然也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面对开放的自d化市场却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其中，问题以泰国最为严重。因为当时泰国在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最高，秦铁紧盯美元，资本进出自由。泰国经济的"泡沫"最多，泰国银行则将外国流入的大量美元贷款移入到了房地产业，造成供求严重并衡，从而导致银行业大量的呆账、坏账，资产质量严重恶化。￥1997年上半年，泰国银行业的坏账据估计高达规皿亿到9000h泰林（约合310亿～350亿美元）。加之借款结构的不合理，更＆泰国银行业雪上加霜。泰国银行业的海外借款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款。　　索罗斯正是看准了东南亚资本市场上的这一最薄弱的环节才决定首先大举袭击泰株，进而扫荡整个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市场；　　1997年3月，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庄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索罗新认为千载难逢的时机已经来；脑，索罗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林，泰国外汇市场立刻波涛汹涌、动荡不宁。泰株一路下滑，5月份最低跌至1美元兑26．70铣。泰国中央银行在紧急关头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如动用120亿美元外汇买人秦铁，提高隔夜拆借利率，限制本国银行的拆借行为等。这些强有力的措施使得索罗斯交易成本骤增，一下子损失了3亿美元。但是，只要素罗斯对他原有的理论抱有信心，坚持他的观点正确，他不仅不会平掉原来的头寸，甚至还会增加头寸。3亿美元的损失根本无法吓退索罗斯，他认为泰国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抵挡不了他的冲击。他志在必得。　　1997年6月下旬，索罗斯筹集了更加庞大的资金，再次向泰铁发起了猛烈进攻，各大交易所一片混乱，秦铁狂跌不止，交易商疯狂卖出泰林。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企图力挽狂澜。但这区区450亿美元的资金相对于无量级的国际游资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7月2日，泰国政府由于再也无力与索罗斯抗衡，不得已改变了维系13年之久的货币联系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珠更是狂跌不止，7月24日，泰殊已跌至1美元兑32．63殊的历史最低水平。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家一下子卷走了40亿美元，许多泰国人的腰包也被掏个精光。　　索罗斯初战告捷，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决定席卷整个东南亚，再狠捞一把。索罗斯飓风很快就扫荡到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纷纷大幅贬值，导致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等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这场扫荡东南亚的索罗斯飓风一举刮去了百亿美元之巨的财富，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　　亚洲的金融危机还迅速波及到了拉美和东欧及其他亚洲的创汇和证券市场，巴西、波兰、希腊、新加坡、台湾等国和地区的外汇和证券市场也发生了动荡，货币与证券价值纷纷下跌，这些国家日政府也不得不动用国库支持本国货币及证券市场。许多国家已笑了谈“索”色变的地步。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的出击使得许多发原中国家的债务和贸易逆差激增，破坏性极大，各国开始加强金融继管，时刻防范素罗斯，这也使索罗斯的行动变得不再那么容易了。　　扫荡完东南亚，索罗斯那只看不见的手又开始悄悄地伸向同．刚回归祖国的东方明珠——香港。　　1997年7月中旬，港币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一路下滑，已跌至1美元兑7．7500港币的心理关口附近；香港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各大银行门前挤满了挤兑的人群，港币对始多年来的首度告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立即入市，强行干预斤场，大量买入港币以使港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7．7500港元的心退关口之上。　　刚开始的一周时间里，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不久，港厅兑美元汇率就跌破了7．7500港元的关口。香港金融管理局再沙动用外汇储备，全面干预市场，将港币汇率重又拉升至7．7500措元之上，显示了强大的金融实力。索罗斯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有力防守中较慕样失败了。　　根据以往的经历看，索罗斯绝不是那种肯轻易罢休的人，他开始对港币进行大量的远期买盘，准备再重视英格兰和东南亚战役的辉煌。但这次索罗斯的决策可算不上英明，因为他也许忘了考虑香港背后的中国大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达2000多亿美元，加上台湾和澳门，外汇储备不少于3740亿美元，如此强大的实力，可不是英格兰、泰国等国所可比拟的。此番袭击港币，胜算的把握并不大。　　对于香港而言，维护固定汇率制是维护人们信心的保证，一旦固定汇率制在索罗斯等率领的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失守，人们将会对香港失去信心，进而毁掉香港的繁荣，所以，保卫香港货币稳定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战。香港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反击对港币的任何挑战。　　1997年7月21日，索罗斯开始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当日，美元兑港币3个月远期升水250点，港币3个月同业拆借利率从5．575％升至7．06％。香港金融管理局立即于次日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击战。香港政府通过发行大笔政府债券，抬高港币利率，进而推动港币兑美元汇率大幅上扬。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对两家涉嫌投机港币的银行提出了口头警告，使一些港币投机商战战兢兢，最后选择退出港币投机队伍，这无疑将削弱索罗斯的投机力量。当港币又开始出现投机性抛售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又大幅提高短期利率，使银行间的隔夜贷款利率暴涨。一连串的反击，使索罗斯的香港征战未能讨到任何便宜，据说此举使索罗斯损失惨重。　　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捍卫港币稳定。必要时，中国银行将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联手打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这对香港无疑是一种强心剂，但对索罗斯来说却绝对是一个坏消息。”素罗斯所听到的“坏”消息还远不止这些。1997年7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会议发表声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良好，彼此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货币投机力量。这使索罗斯感到投机港币赚大钱的希望落空，只得悻悻而归。　　这次袭击港币失利也给了索罗斯一个教训，不要过分高估自己左右市场的能量，否则，市场有时也会给你来个下马威，让你吃尽苦头。　　索罗斯作为世界上的头号投资家是当之无愧的。从他进入国际金融领域至今，他所取得的骄人业绩，几乎无人与之能比。也许有的投资者也会有一两年取得惊人业绩，但像素罗斯那样几十年一贯表现出色，却非常难得。他虽然也曾经历过痛苦的失败，但他总能跨越失败，从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他就像金融市场上的“常青树”，吸引着众多的渴望成功的淘金者。　　也有人将索罗斯称为“金融杀手”、“魔鬼”。他所率领的投机资金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翻江倒海，刮去了许多国家的财富。掏空了成千上万人的腰包，使他们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故而成为众矢之的。但索罗斯从不隐瞒他作为投资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他曾为自己辩解说，他投机货币只是为了赚钱。在交易中，有些人获利，有些人损失，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他并不是损害谁。他对在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任何人都不存在负罪感，因为他也可能遭受损失。　　不管是被称为金融奇才，还是被称为金融杀手，索罗斯的金融才能是公认的。他的薪水至少要比联合国中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富可致42国，这是对他金融才能的充分肯定。　　他虽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但不容置疑，他又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笑傲股市——大师们的投资之道--第四章　股票王者沃伦·巴菲特第四章　股票王者沃伦·巴菲特　　●只有当投资者对所投资的公司一无所知的时候，才需要分散投资。　　●投资者成功与否，是与他是否真正了解这项投资的程度成正比的。　　●为使投资者获得真正的收益，公司必须获得比投资者的痛苦指数更高的资本收益率。　　●投资者的感情比公司的基本情况对股票价格有更强大的冲击力。　　●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　　沃伦·巴菲特被喻为“当代最成功的投资者”。在历史上伟大的投资家中，巴菲特以他敏锐的业务评估技术引人注目。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塞和软件大王比尔·盖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的财富都来自一种产品或发明。巴菲特却是个纯粹的投资商，他从零开始，仅仅从事股票和企业投资，成为20世纪世界大富豪之一。在40年的时间里——从艾森豪威尔时代到比尔·克林顿执政，无论股市行情牛气冲天抑或疲软低迷，无论经济繁荣抑或是不景气，巴菲特在市场上的表现总是非常好。在战后美国，主要股票的年均收益率在10％左右，巴菲特却达到了28．6％的水平。如果一个人在巴菲特职业生涯开始投入1万美元并且坚持到底，那么到1994年年底，财富将会达到f亿美元。巴菲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充满扭力的人格，巴菲特简单质朴却又奥妙无穷的投资哲学和投资策略吸引着众多的投资者月企业的管理决策者。他们每年一次像圣徒一样到奥马哈朝圣——聆听巴菲特的投资分析。这如同埃尔·沃斯音乐会或宗教复活节一样，成了美国每年的一件大事。金融界的人士把巴菲特的著作视为《圣经》，犹如念布道的经文一样背诵巴菲特的格言。　　师从本·格雷厄姆　　沃伦·巴菲特1930年8月30日出生在美国内希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是当地的证券经纪人和共和党议员。从最初开始，沃伦就超乎年龄地谨慎，他被母亲称为"很少带来麻烦的小孩"。小沃伦对数字有着与生俱来的迷恋。他常私小伙伴们这样消磨整个下午的时间：俯瞰着繁忙的路口，记录下来来往往的车辆的牌照号码。暮色降临以后，他们就回到屋里，展开粮马哈世界先驱报》，计算每个字母在上面出现的次数，在草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变化的数字。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使父亲霍华德的证券经纪人工作陷入困境，致使家里的生活非常桔据。母亲常常克扣自己以便让丈夫和孩子吃得更饱些。直到沃伦开始念书的时候，这种状况才渐渐好转。经历了这些艰辛的岁月之后，他便怀有一种执著的愿望，想要变得非常富有。他在5岁之前便有了这个念头，而且自那以后，这种念头就从来没被抛弃过。沃伦曾坐在小学的太平梯上，平静地对他的好友们说他将在35岁以前发财。他从来没表现出自吹自擂，头脑发涨的迹象，他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想赚那么多钱，沃伦答道：“这倒不是我想要很多钱，我觉得赚钱来看着它慢慢增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在父亲当选国会议员后，巴菲特随全家迁往华盛顿。当沃伦几乎连刮脸都不会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为自己事业的起步做出努力。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本可以搞到手的商业类书籍，钻研着企业财务报表，研究着股票图表。关于他是股票投资专家的猜测之语纷纷流传到学校，连老师们都干方百计想从他那里挖出一些关于股票的知识。尽管那时他还从未在股市上有过任何漂亮的业绩，然而人们都觉得他是内行。他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早熟的渊博，还在于他那种把知识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本事。他似乎有超常的洞察力，他谈论一件事情的方式让人深信他确实很清楚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初到华盛顿，沃伦便找了一份投递烨盛顿邮报》和村代先驱报》的工作。不久，沃伦就拥有了五条送报路线，每天早上约有500份报纸要送。沃伦把他的送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每个月可以挣到175美金——这可是许多全天工作的年轻人的收入。沃伦积蓄起挣来的每一毛钱。14岁的巴菲特就有了敏锐的商业头脑：他把花25美元钱买的旧弹手球机放到理发店里，然后把它租出去，第一天他就用这台机器赚了14美元。大约一个月之内，他和伙伴就在三家理发店里设置了弹子球机。生意火极了，他们又扩大到7家，每周有50美元的收入。这样沃伦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公司"——威尔森角子机公司。后来沃伦又和这位伙伴合资了350美元，购买了一辆1934年产的劳斯莱斯轿车，之后以每天35美元的价格出租。1947年沃伦高中毕业时，他已分发了近60万份报纸，靠勤劳和智慧积攒了6000美元。　　在以后的大学3年中，沃伦一边干着几乎是全时的工作，一边打着桥牌，而功课也拿到了地毕业时他的积蓄达到9800美元。其间他阅读了本·格雷厄姆的经典著作：峨明的投资者》。这本有关证券投资的著作对巴菲特而言"就像找到了上帝所在"。为此巴菲特大学一毕业就离开家乡奥马哈，只身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师从他敬仰的本·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被认为是金融分析的开山鼻祖。他为择股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在此之前，它与赌博这门伪科学毫无差别。格雷厄姆的第一个贡献是明确了投资的定义，格雷厄姆的第二个贡献是提出了普通股投资的数量分析方法。“安全空间法”是他数量分析法的典型代表。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巴菲特如饥似渴地钻研着格雷厄姆的这些理论。他得到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执教22年来淮一给过的A"，在巴菲特后来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投资"的实践中他继承、检验并发展了这些理论，使其日臻完美。　　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巴菲特回到奥马哈，到父亲的交易部巴菲特一福尔克公司做股票经纪人。在巴菲特一福尔克公司他取得的最大进展不是在投资业上，而是在戴尔·卡内基的公开课上。在课上，他学到了在大庭广众之中谈吐自如的本领。以后，通过在奥马哈大学教《投资学原理》，他使自己的这种本领日臻完善，这种本领对他日后的投资至关重要。1954年，巴菲特前往纽约到恩师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任职。由于格雷厄姆的保守态度，使他拒绝对公司进行任何主观的分析，而是乐于坚持自己的教学准则。这常使投资公司出现持币待投的现象，从而丧失了许多机会。巴菲特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研究质量因素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影响。为此他会亲自到公司拜访，探寻一家企业比另一家更成功的秘密。尽管格雷厄姆并不赞成巴菲特的做法，但巴菲特还是把这些研究结果默默地用在自己的投资上，他取得了比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更高的投资收益率。从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本已由9800美元激增到了14万美元。1956年，格雷厄姆退休后，投资公司解散，巴菲特带着他14万美元的"赌注"重返奥马哈。　　初露锋芒　　1956年5月1日，也就是他刚到奥马哈的那天，他把一帮家人和朋友们组织起来。有限的7个成员：姐姐艾丽丝和她的丈夫，艾丽丝姑妈，多克·汤普森——他以前的室友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律师丹·莫内——筹集了105000美元资金，巴菲特作为总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虽然这是个很小的数目，但是巴菲特不再是为他的父亲或本·格雷厄姆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有限公司挣钱。事实上，他的父亲认为当时道·琼斯指数200点的水平偏高，因此劝告他在购买股票前稍做等待。如果他听了父亲的话，也许今天这100美元是他的全部财富，而此时，经历了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磨炼的巴菲特已日渐成熟了。他明白购买单支股票与跟随市场走势进行投机的区别：购买公司股票需要专门的会计与数学技能。而掌握市场波动则需要投资者控制他们的情绪。在股票市场上，情绪的力量往往比理性的力量更为强大，投资者的贪婪与恐惧往往促使股价或高或低于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投资者的感情比公司的基本情况对股票价格有更强大的冲击力。当人们贪婪或恐惧时，常常会以愚蠢的价格购买或出售股票。而股票的长期价值取决于企业的经济运行，而不是每天的市场行情。从长期看，普通股股价与企业的基本经济价值表现出极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巴菲特一直能够使自己置身于股票市场的情绪冲动之外，在他的办公室里，甚至找不到一台股票行情机。此时，26岁的巴菲特有着中等的积蓄和并不稳定的收入，却有着令人惊愕的自信——他开始担心如何处理当他变得富有后难以计数的金钱，更担心他的孩子们会受到金钱的腐蚀，却似乎并不担心如何挣到它们。同时巴菲特内心的自信和清醒的规划使没有作为独立操作者的辉煌业绩的他得以从公众中获取资金。资金是他从外界需要的淮——一件东西，他从本质上对提供建议者和金融预言家持怀疑态度。对于一种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巴菲特必须说服自己，而一旦他做到了，他从不在意别人的意见。因为他知徽预测股票市场走势与买卖时机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资料能用于判断宏观经济形式。他只相信自己的分析。他一个又一个地选出廉价的股票。他的才智并没有反映在他的经营范围上——那只局限于投资业，而是蕴藏在他的精神之中，他的整个精神都凝聚在一个绝妙的发泄中，就如同他在孩提时代分发报纸一样。他一个公司接着一个公司地分析着，然后记在脑中，一旦某个公司变得便宜了——股价低于公司的内在价值了，他便猛然出击。　　1961年，巴菲特在登普斯特尔公司身上下了100万美元的赌注，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投资。这是一家有80年历史的风车和农用工具制造厂。当时，登普斯特尔公司在停滞的销售和令人担忧的利润中苦苦挣扎。巴菲特在几年前就曾经研究过这种股票——它是一种廉价的符合格雷厄姆购买原则的股票，巴菲特用合伙人资产的1／15买下了达到控股的股份额。之后，巴菲特任命自己为董事会主席，这一举动表明他绝本甘心只做一个投资者。可是巴菲特并没有精力使企业扭亏为盈，认识到这一点后，他请了～位真正的行家哈里·博特来管理企业，博特非常出色地做着巴菲特所不能做的工作，从工厂里榨出现金供巴菲特投入到股票和债券中去，投资之后的这些工作是格雷厄姆不提倡也从未偿试去做的。以105000美元起家的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到了1962年达到了720万美元的资本，比格雷厄姆一纽曼在鼎盛时期还高。其中有100万美元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尽管他还未在整个公众中名声大噪，但他已不是无名小卒。最初的由7个人组成的投资小团体发展成为拥有90人的投资集团，其成员已发展到从加州到佛蒙特。　　随着合伙人公司财富的不断积累，巴菲特投资经验和独具特色的投资理论也在不断积累着，并为财富的积累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1962年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以每股7．6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马萨诸塞新贝德福德的一家纺织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小部分股份。当时，该公司的营运资金是它的市价的两倍，按照格雷厄姆的数量分析法和安全空间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好"股票。然而正如登普斯特尔的投资不是格雷厄姆的翻版一样，这次投资也绝不仅仅是他老师的翻版。事实上，巴菲特的头脑中已经酝酿着新的想法——即不仅从格雷厄姆所推崇的从数量角度来分析企业，还要从质量方面考虑。巴菲特认为，"当我们投资购买股票的时候，应该把自己当做是企业分析家，而不是市场分析家。证券分析家或宏观经济分析家"。每当巴菲特看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并不仅仅看静止的资产，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动力和潜能的活生生的正在运作的企业来看待，系统、整体地评估企业，从质和量两方面来检验该企业的管理状况与财务状况，进而评估股票购买价格。如果股票市价低于其内在价值达到合理的程度，他就会购买。当一个企业业务单纯，可以理解，而且由具有赢利能力的管理力量来领导时，巴菲特就可以非常准确地估算出它未来的现金流量。巴菲特始终认为，一个人预计未来的能力就决定了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在巴菲特心目中，公司周期性的现金流量应该像债券的利息一样确定。对于一个较低债务水平，利润稳定并可预计的企业，用无风险收益率贴现它未来各期现金流量，巴菲特便得到了它的内在价值。　　1963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美国捷运公司股票。美国捷运公司，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它的名字。格雷厄姆的信条，购买一种股票必须以"来自于统计数据的简单而明确的数字论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营运资金、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等一堆可以被确定的数据为基础。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逃避开格雷厄姆视线的资产：这就是美国捷运这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特许权意味着独占市场的权利。美国捷运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得了它的地位，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然而在巴菲特看来，这种特许权具有极大价值。　　1963年11月，由于美国捷运公司的仓库遭受了巨额诈骗，其损失估计达1．5亿美元，公司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懂得对于一个大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于是在这项损失的承担者还未确定之前他宣布承担起损失，克拉克先拿出6000万美元给仓库的债权人以求息诉。而事实上这个债人正是这起事件中的骗子。为此，1964年年初，美国捷运的股票从每股的60美元跌至每股35美元。然而恰恰就在这时巴菲特将自己1／4的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尽管它可能背负着一种潜在的很大数额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后来的事实证明巴菲特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捷运仓库债权人公司的经营者——一个第一流的白领骗子遭到了联邦法庭的审判，被判了10年刑，到了1965年美国捷运的股价升到了刀．5美元／M，是巴菲特买人价的两倍。　　在购买了美国捷运的股票后，巴菲特投资组合的一半都集中在美国捷运和伯克希尔上了，在巴菲特看来，伯克希尔的诱人之处在于其“数量”特征——以价格为基础，而对美国捷运的选择则是建立在对质量因素的主观评价上，这些因素包括他的产品和管理力度等等。事实上，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总是相当反传统的，当华尔街的基金管理者们纷纷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之中时，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仅有5种股票——美国捷运、伯克希尔和另外的三种。巴菲特相信，只有当投资者对所投资的公司一无所知的时候才需要分散投资，如果你是一个知情的投资者，能够从经济意义上去理解公司，并且公司有长期的竞争优势，那么传统的分散投资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拥有一个最出色的有着最低财务风险和最佳长期发展前景的公司，把钱都集中到它身上，就意味着最佳的收益。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种同等"优秀"的股票的话，他一定会乐意将投资分散开来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找有限的几种"优秀"股票他都要费尽力气。不管处于何种股权地位，巴菲特都很了解这样的"优秀"股票所代表的企业的经营过程，了解它的赢利、费用、现金流量、劳工关系，以及公司的资本需要、分配与运用状况。这些了解来源于公开、正当的渠道所获得的信息和他的头脑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和整理。巴菲特嘲笑那些实践着多元化投资的基金管理者们对他们所选择的证券了解肤浅，因而顶多能获得市场平均的收益率，而不会有任何更好的建树。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巴菲特有限责任合伙人的收益率连续10年超出道·琼斯指数，平均每年超出29．44个百分点，而且没有哪一年投资收益率是负值。对于一个最初始的投资者来说，比如像埃德温·戴维斯一家人，每10万美元都变成了80．4万美元，而巴菲特本人更是从中受益匪浅，36岁的巴菲特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了。他的合伙人公司被《奥马哈世界先趋报》称为全美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　　急流勇退　　觎年代是股市牛气冲天的时代，整个华尔街进入了一段疯狂的投机时代。对于很多资金持有人来说，这是争先恐后的年月。电子类股票、科技类股票突飞猛涨，随着投资者们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股指也不断创出新高，在投资者“恐惧”和“贪婪”这两种情绪中，后者占了上风，在乐观的预期下，他们对再高的股价都不害怕，把套牢的恐惧忘得精光，只是相信还有上涨空间。证交所排起了长队，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随着巴菲特基金规模的扩大，面对连创新高的股市，巴菲特却逐渐不安起来，拥有更多的现金可进行投资而可做的交易越来越少，这两方面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他已不能找到足够的符合自己标准的股票了。尽管只要追逐市场，不动任何脑筋就会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巴菲特永远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而不屑做投机家们做的事。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投资时尚并不完全令我的智慧所满足域许这是我的偏见），而大多数无疑是不合我的胃口的。我不会以这种途径投入我的资金的，因此我也确信不会用你们的钱来做这件事。”巴菲特不相信股评专家们的预测，他甚至不屑于用“内部消息”去赚钱。1968年当他正逐步吸纳一家家庭保险公司的筹码的时候，一天，当他的经纪人为他买进了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后，巴菲特突然打电话让经纪人撤单。原来巴菲特听到了内部消息——家庭保险公司将被城市投资公司以高价接管，第二天，消息公布，巴菲特错过了一个获利的大好机会。尽管他明明知道买下它是合法的行为，但他永远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与短期内频繁买人卖出股票的短线投资者不同（他们的行为明显具有投机性质），巴菲特认为，只要公司的权益和资本预期收益令人满意，公司管理层诚实能干，并且股票市场并未高估该公司的股票，就可以无限期地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巴菲特的内心充满着对持续性的渴望。他喜爱奥马哈，喜欢本杰明·格雷厄姆，还有他的朋友们——喜爱得根深蒂固。他最大的恐惧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续性。持有所喜爱的企业股票后，在什么时候实现利润常常让他不好决断，在华尔街上再没有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巴菲特购买的美国捷运持有到1967年时已经涨到180美元／K，在最高时，它占到总组合的40％的份额。在这项1300万美元的投资中，巴菲特赚取了2000万美元的利润。除了偏好长期持有，巴菲特还偏好业务简明易懂的公司，他的偏好与当时疯狂炒作高科技股的基金经理们简直格格不久。然而巴菲特的偏好自有他的道理。巴菲特认为他的投资行为是与一家企业如何运营有关的。如果人们不是被企业经营而是被某些肤浅的了解吸引到一场投资中去的话，他们更有可能在刚一看到某些不对或损失的苗头时就吓跑了，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资人很难有什么出息。而投资者成功与否，是与他是否真正了解这项投资的程度成正比的。　　巴菲特之所以能够保持对所投资的企业有较高程度的了解，是因为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选择限制在他自己的理解力能够达到的范围。巴菲特忠告投资者：“一定要在你自己的理解力允许的范围内投资。能力有多强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正确了解和评价自己的能力。”正是因为巴菲特给自己设置的这些限制，使他无法投资于那些收益潜力巨大的产业，比如高科技企业。但巴菲特坚信投资的成功并不在于你知道多少，而在于真正明确你到底不知道什么。“投资者只要能避免大的错误，就很少再需要做其他事情了。”在巴菲特看来，超乎寻常的投资成就，往往只是通过普通的事情来获得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普通的事情处理得异乎寻常的出色。　　1968年，美国陷入一场政治的动荡中，而股票的交易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达到了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多30％。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忙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菲特注意到有个基金的管理人员宣称，单从每周每小时股价做出研究是不够的，"证券必须以分钟间隔来进行研究"。巴菲特评论道，"这种人使我觉得出去取一听百事可乐都有负罪感"。巴菲特的合伙人企业在1968年锁住了4000万美元的赢利，也就是赢利率59％，他的资产增加到1．04亿美元。由于市场达到了顶峰，即使在巴菲特缺乏灵感的情况下，仍然经历了业绩最红火的一年。他击败了道·琼斯指数整整50个百分点。他说，这结果应视为一种反常行为。　　这时，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死亡前的呻吟，许多股票的市盈率达到了40倍到46倍之高，有的甚至达到了100倍，尽管如此，基金经理们仍乐观的认为人们在特定的时刻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巴菲特对寻找股票彻底失望了。1969年5月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担心自己陷人对苦难不幸的哀叹之中，同时也担心所得的赢利付之东流，他宣布隐退了。有关他开始清算已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消息震惊了他的合伙人。当市场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时，他却准备退出了，他无法适应这种市场环境，同时也不希望试图去参加一种他不理解的游戏而使自己像样的业绩遭到损害。隐藏在巴菲特这一决定背后的勇气是独一无二的。在华尔街，人们绝不会关闭企业，将资金偿还——不会在鼎盛时期，也不会在他们业绩最佳的年份。然而巴菲特却那样做了。其实他可以有许多种选择，他可以只售出他的股票，将其换成现金，然后等待机会。但是每个合伙人都渴望他来运作，他总是感到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果我要参与到公众中去，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去竞争。我明白，我并不想毕生都在忙于超越那只投资的兔子，要让我放慢脚步，惟～的办法就是停下来"。　　就在1969年的6月份，巴菲特隐退的决定开始被认为是英明的了。道·琼斯指数下降到900点以下，一个个的高空飞行者都坠落了，这只是一个下降的开端——到1970年5月，股票交易所的每一种股票都比1969年年初下降50％。巴菲特在1969年竭力维持了7％的收益水平，这是合伙人企业最后一次运作，尽管这是结束的一年，它还是超过道·琼斯指数18个百分点。事实上，巴菲特把1969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对投资组合的清算上。除了它的两个投资外，合伙人企业把其他投资都做了清算。这两个投资分别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这样，每个合伙人都可以选择用股票或是现金的形式获得伯克希尔和戴维斯菲尔德的利益，而巴菲特选择了股票。在巴菲特看来两种证券都是非常体面的长期持有工具，他恳请他的合伙人们在考虑伯克希尔——这两个投资中更大的一个时，把它当做～个企业，而不是一种"股票"。许多投资者继续持有伯克希尔的股票，他们无法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巴菲特在重新塑造它的过程中会有什么举措，巴菲特只是表明，他将长期保留他的伯克希尔股票。　　伯克希尔的出现　　巴菲特合伙公司1965年接管伯克希尔后，任命肯·察斯为公司的新总裁。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察斯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织厂，然后坐下来谈话。察斯早已准备好要听取这位新业主对工厂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有关于纱线和织布机的事情都由察斯来处理，而他自己只管资金。巴菲特向察斯讲解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察斯到底能生产出多少纱线乃至卖出多少纱线却不是特别在意，对于孤零零的一个数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润额也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润与资本投资额的百分比值，这才是评价察斯业绩的尺度。他对察斯说：“我宁愿要一个赢利率为15％的1000万美元规模的企业，而不愿要一个赢利率为5％的10亿美元规模的企业，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别的地方去。"巴菲特对于可以投资的"别的地方"非常看重。他依靠察斯来保证有货供给和尽可能地压低费用。正如察斯所说：'卫菲特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转现金"。察斯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只有巴菲特才能配置资金，并且由于前任业主从前注入到纺织品上的大部分资金早已化为乌有，于是巴菲特不再情愿追加投资。巴菲特愈发觉得纺织业不是个高赢利率的好行业。纺织品是一种日常品，总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中，制造商们无法靠提高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同时由于国外厂商的劳动力成本低，使国内厂商总是处于竞争劣势之中。　　在巴菲特擦斯体制管理下的头两年里，尽管组织品的市场十分繁荣，赢利也相当丰厚。但是权益资本收益率并未超过10％的水平，于是他们没有再追加投资到纺织业去。察斯按巴菲特的要求对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了清理，迈出了背离象牙塔的象征性步伐。公司的现金状况也好转了。　　1967年3月，用经营纺织业赚得的现金伯克希尔购买了奥马哈的两家头牌保险公司——国民赔偿公司和火灾及海运保险公司的全部流通股，总出资额860万美元。这是伯克希尔多元化经营的开始，也是它非凡成功故事的开端。保险公司投保人为之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人，保险公司可以用这些现金进行投资，直到有索赔发生。由于索赔发生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偏爱投资流动性好的证券，主要是股票和债券。因此，巴菲特得到的不只是两家运作良好的公司，而且是一辆管理投资的装甲车。对于巴菲特这样的股票投资老手来说，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随着1970年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解体，巴菲特个人拥有29％的伯克希尔股票，是最大的股东。他任命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巴菲特认为没有必要把伯克希尔看做一个纺织品公司，而是把它看做一个其资本应被用到赚头最大的地方去的公司。在控股两家保险公司后，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克希尔又并购了澳马哈太阳报》公司，以及规模更大的伊利诺斯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购并资金来源于保险公司。巴菲特知道经营企业不是他的专长，他本人也并没有要去尝试的欲望。巴菲特通常总是物色这样一类人来经营管理他收购的企业，他们勤勉、踏实并靠奋斗起家，在自已经营的领域里有着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巴菲特收购的企业的原业主通常也正是这类人。巴菲特从未想过要换掉他们。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百万富翁，因而根本无需工作，但巴菲特懂得。无论大多数人怎么说，他们对满足感的渴求与他们对金钱的渴求是一样强烈的。巴菲特让他们感到自己依靠了他们，并通过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尊敬和对他们表示信任来满足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　　1970年，伯克希尔控股公司来自于纺织业的利润只有45万美元，但是，它从保险业赚了210万美元，从银行业赚了260万美元，而这两个行业在年初的时候，动用的资金量和纺织品业是大体相等的。巴菲特觉得欠肯·察斯的情，是他给巴菲特提供了多元化经营的现金，并且在他身上，巴菲特看到了自己最为赞赏的品质：坦诚、自立。尽管因为巴菲特对于管理层以牺牲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牟取利益的行为非常反感，给察斯的报酬仍相当吝啬，但是在巴菲特的领导下，察斯对自己拥有的自治权相当满意，因此他对巴菲特也是忠心耿耿，这也说明了巴菲特给人们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影响。尽管他紧紧抓住钱袋不放，但作为一个操作者，他是不寻常的。察斯曾担心巴菲特会令其停业，但他后来觉察到这位上司并不想如此，他不喜欢变化。要是根据巴菲特的资本家的信条，他也许应该关闭纺纱厂，但是他从内心感到自己对这古老的工厂怀有一种深深的喜爱，他宁愿忍受一个中等水平的回报率，只要纺纱厂的现金不会枯竭而迫使他追加更多的资本。巴菲特说：'哦不会只为增加收入的一点零头就停止一项利润率在正常水平下的业务，但公司如果一旦出现将来会大亏本的苗头，哪怕它目前效益再好，也不能继续提供资金。"　　1970年，40岁的、身价上亿万美元的巴菲特一如既往地各啬和勤勉。他对资本赋予了一种如神般的忠实，他认为人们或组织机构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也不应该享受来得容易的金钱。因为任何数量的金钱都为未来的亿万财富播下了种子，对金钱的挥霍或误用都无异于一种罪恶。巴菲特的一家基本上依靠他从伯克希尔得到的5万美元工资来生活，他的孩子们是在公立学校念的书。事实上，儿子是在报纸上才知道他父亲的财产是多么巨大的。女儿16岁时就开始在马车商店里做销售员。巴菲特对于工作的全身心的热爱达到了排除其他一切事情的地步。到了晚上，巴菲特会去杂货店买最新出版的《世界先起报》，上面登有股票的收盘价，然后他回到家里读上一大堆年度报表。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这是一项工作，而对巴菲特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夜晚。他木仅从晚上9点到凌晨5点这样地工作着，其实只要他醒着的时候，车轮就转个不停。　　70年代早期到中期，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之中，通常采取的用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还没有出台。197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1％，出现了连30年代都没见过的新症状：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者之中解决任何一方都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恶化，恶化的经济形式使投资者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市场上人气低落，股票像熟透的水果从高空中坠落，一度热衷于以80倍市盈率买下"漂亮的50种股票"的基金管理者们，此时竟害怕买下哪怕只有5情市盈率的股票。巴菲特的反应却很独特，"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在60年代的牛市中，股价太高对巴菲特来说一直是个问题。自从巴菲特合伙人解散之后，巴菲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进入1972年，伯克希尔的证券组合的价值是1．01亿元，其中只有1700万美元投资于股票，巴菲特把余下的钱都投到债券中去了。而1973年的今天，人们都逃到圈外观望的时候，巴菲特却一步一步回到游戏中来了。"他有一种让他赚钱的嗜好，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消遣。"　　1973年，巴菲特在一个月内买下了9％的烨盛顿邮报》的股票，卖给他股票的人们把他们价值4亿美元的资产以8000万美元卖给了巴菲特，他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是因为电讯业股票已在下跌，投资者们都抛之惟恐不及。同年，巴菲特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回了伯克希尔的股票，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巴菲特的股票一跌再跌，到1973年年底，伯克希尔公司曾花费5200万美元的组合市值跌到只有4000万美元，到了1974年，账面损失更加严重了，用伯克希尔股票价格来衡量的净价值跌了一半多，然而这些事实对他的土气却没有任何打击。巴菲特这种世人少有的可以把自己的感情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隔离开来的本事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60年代当他有成堆的金钱时，他却满脑子是恶兆。而如今当他的投资组合陷入困境时，他却自信光明即将到来。他在结伯克希尔公司股东的信中写道：“我们觉得手中持有的证券具备在未来显著升值的潜能，因此我们对股票投资组合很满意。"对巴菲特而言，'味来永远是模糊的"，他从不靠对未来的预测去购买股票，他所关心的是某种证券可以比资产额小许多的价格获得。　　重仓出击　　巴菲特的大儿于霍华德·巴菲特认为他的父亲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第二聪明的人。在他看来，最富有智慧的是他父亲的西海岸的朋友查里·门格。巴菲特和门格有一种特殊的如同共生的关系。就像一个美满的婚姻，有着一种命中注定的机缘。门格学的是法律专业，在许多次收购的活动中，巴菲特都用门格做他的律师。自从60年代以来，门格就一直经营着一个投资合伙企业——韦勒门格公司。门格拥有由巴菲特控制的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的一小部分股权。他们还曾各自独立地买进一种叫蓝筹印花的股票。巴菲特为自己和伯克希尔都买了一些。到70年代初为止，巴菲特成为蓝筹印花的最大拥有者，而门格则位居第二。　　蓝筹公司，它从分发它的赠券的超级市场收取费用，然后用“免费”的烤箱、草地椅及类似的东西来换取这些赠券。蓝筹公司吸5旧菲特之处在于它可以立即收集到现金，却可以分批地偿还它们。因为这些赠券常常被顾客塞进抽屉里然后被遗忘了。在这段时间里，蓝筹公司就可以无偿地使用未承付的转账支票了。对巴菲特而言，蓝筹不过是一家不太规范的保险公司而已。它的"利润"——也就是出售给零售商的那些赠券每年达到了1．2亿美元，于是巴菲特在伯克希尔组织厂拥有的货币来源之外，又多了一个来源。他和门格加入了蓝筹的董事会，接管了投资委员会，并且开始将这些未承付的转账支票投入运作。　　1972年，蓝筹公司购买了希斯糖果公司——西海岸一家制造并经销盒装巧克力的零售商，它拥有1000万美元的现金。巴菲特的出价是2500万美元。当时，希斯糖果公司的资产账面价值只有800万美元，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点儿违背巴菲特购买企业的一般原则，但因为希斯具有很好的"经济商誉"，这不失为一笔合算的交易，在巴菲特看来，经济商誉与我们熟悉的会计商誉不同。会计商誉是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个科目，是资产账面价值的一部分。经济商誉则是一个内含更深广但很难精确定义的科目，它对公司的内在价值具有重要贡献。希斯糖果公司每年能获得2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是资产账面价值的25％，因为没有负债，那么它有着远超过平均水平的25％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巴菲特认为，这一高收益并不是希斯糖果公司账面上的厂房、设备等资产所带来的，而是希斯糖果公司作为一个好的糖果供应商的声誉所创造的。由于声望好，它可以以远高于产品成本的价格定价，这就是经济商誉的本质。只要这个好声望继续保持，就会持续产生高收益，而经济商誉也会保持稳定，甚至可能增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商誉本身的价值会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上涨。巴菲特认为，"在通货膨胀期间，经济商誉是不断施惠的礼物"。拥有经济商誉的企业可以用少于其他企业的投资获取与之相当的收入，把它们的经济商誉与最小的追加资本投资需求结合起来。当收入增加时，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可以增加红利并回购股票。正是对希斯糖果公司的投资经验使巴菲特深切地认识到经济商誉的价值。巴菲特曾说：“在希斯糖果公司身上学到的投资经验使我们在其他一些普通股上大获厚利。"　　1974年中期，巴菲特控股的蓝筹公司拥有了韦斯科投资公司24．9％的股权，他又从伯克希尔公司取出4500万美元投入到银行股票中。通过巴菲特的改头换面，伯克希尔原来的样子几乎荡然无存了。从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间，它的净价值从每股20美元升到每股93美元。巴菲特说他将永远不会出售伯克希尔。他坦言：“我就是喜欢它，我将为伯克希尔公司倾注我的余生。"　　1973年，巴菲特开始购买《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时，它的女董事长——企业的控制者和最大股东——凯瑟琳·格雷厄姆未免心存顾忌。一个非家族成员拥有烨盛顿邮报》公司这么多股票，即使没有控制权，对她来说也是不安全的。巴菲特想让凯瑟琳·格雷厄姆确信他的购买纯粹是投资行为。为了让她放心，巴菲特建议全权委托她的儿子代理自己行使股票权。这使凯瑟琳消除了疑虑而于1974年邀请巴菲特加入董事会，并且很快任命他为董事会财务委员会主席。在以后的日子里，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凯瑟琳如何运作一家成功的企业。　　当时，《邮报》的领头报纸在华盛顿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但其利润率却只有10％，针对这种状况，首先，巴菲特建议凯瑟琳趁市价低廉，买回自己的股票，巴菲特认为整体的增长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长率，如果减少了一块比萨饼分出的份数，每一块饼上的奶酪必然会更多些。其次，在接下来的时代公司请求联营事件中，巴菲特建议凯瑟琳坚决反对，在他看来，《邮报》拥有整个华盛顿发行量的66％，而且正处于占领市场的紧要关头，因而没有必要对排行老二的公司妥协。巴菲特与格雷厄姆的联盟，对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邮报》放弃了许多行业扩张的机会。事实上，在巴菲特的董事会任期中，柳报》几乎没有任何大的扩张行为，98％的利润"依旧来自于《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以及4个电视台"。惟一显著的变化是它的赢利能力得到了改观。1974年公司每1美元销售额的营业利润为10美分，而1985年时，达到19美分，股权回报率也翻了一番。　　总之，巴菲特灌输给凯瑟琳的是一种以股东为导向的考虑企业问题的方法，而在此时，传媒公司都争先恐后地忙着抢占地盘。巴菲特始终提醒他们——和多年前在纺织厂和肯·察斯说的话一样——企业的规模并不是目标，而对股东的回报才是目标。机会纵然错过了，但是他把螂报》从企业真正的悲剧中挽救了出来，这悲剧是指把本应属于好企业的利润扔进了业绩糟糕的企业中。　　1976年之初，老牌保险公司GEICO宣布上一年的损失额达到了惊人的1．26亿美元，股价一路下跌到4％美元／R，它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80年代中后期，法庭诉讼中判给原告的赔偿费和保险公司必须支付的赔偿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加之其他一些因素，经营成本每月要增加大约1个百分点。有些公司此时竟宁愿以低于经营成本的价格出售保单，也不愿意冒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大家都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保险费率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GEICO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亏损的。此时的巴菲特已有了经营保险业的成功经验，加之当巴菲特在加州时，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而今还有一些积蓄在它的股票里，于是协助挽救这家公司便有一种双重的意味：跟随格雷厄姆的脚步，拯救他的公司。7月份，GEICO的股票只值2美元一股了，它陷入彻底的混乱而面临破产的威胁。天才的巴菲特对它作着清醒的分析：GEICO依然保持低成本营运法，这方法曾使它很有优势——在挑选客户时就更具有选择性。尽管最近几年，它放弃了这个成功的办法，但它的潜在成本优势依旧没有变化。巴菲特相信只要它能平安度过当前的危机，它的赢利能力就可以得到恢复。和60年代的美国捷运一样，它是"一个正在度过一段困难时期的伟大的企业"。　　接下来，巴菲特和GEICO的新任最高决策者伯恩进行了长谈，确信他是自己喜欢的那类人。在伯恩离开几小时以后，巴菲特以ZW美元司设的价格买进了50万股GEICO的股票。8月份，当伯恩策划发行7600万美元的优先股，以补充资金时，巴菲特毫不犹豫地买下了25％的股份。在感谢冒着承销失败的风险为他承销优先股的投资银行家之余，伯恩和巴菲特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追加的资本使GEIto脱离了危险，短短6个月时间里，它的股价就上升到了SN美元／M——达到了原来的4倍，随后的几年里，伯克希尔把在GEICO的投资份额翻了一倍，从而使巴菲特成为了具有控制权的投资者。在巴菲特的影响下，GEICO和《华盛顿邮报》一样，购回自己的股票。伯恩也养成了定期拜访巴菲特的习惯。实际上，巴菲特早就拿定了在GEICO"打一辈子洞"的主意，并且不遗余力地想让伯恩明白这一点。巴菲特希望伯恩从长远角度来进行管理，并且一再强调自己一定不会将股票卖掉。　　巴菲特时代　　1976年9月，本·格雷厄姆逝世了，之后评论家们常常提到巴菲特与之在投资方法论之间的区别，巴菲特明显地进步了。他懂得：一个好的经营完善的公司与从流通角度上来看的廉价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对这种好公司的投资对他自己的成长也有深远的影响。巴菲特比格雷厄姆更主观地分析公司。在一些公司里，如希斯糖果公司，他找到了它的"内在价值"——一种巴菲特式的内在价值。而巴菲特从格雷厄姆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恰当的关于本质的模式"，那就是买入价值的原则，蕴涵在格雷厄姆安全空间原则下的保守主义以及超脱于每日市场起伏的心态。　　70年代末，最受人痛恨的是通货膨胀，所有物价都涨了13％，巴菲特指出，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引发的通货膨胀会加重公司的股东收益的负担，为使投资者获得真正的收益，公司必须获得比投资者的痛苦指数更高的资本收益率。痛苦指数指的是纳税（红利收入税和资本所得税）与通货膨胀的总和。巴菲特深知股票与通货膨胀并不是相对冲的工具，高通胀对于公司谋求更高的权益资本收益率毫无帮助。他转而去尽量避开那些会被通货膨胀伤害的公司。巴菲特认为，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来维持经营的企业往往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需要较少的固定资产的企业也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但伤害的程度要小的多；经济商誉高的企业受到的伤害最小。　　巴菲特在投资时也在写作。有几次是为经济刊物写的，主要还是为伯克希尔写年度报告。伯克希尔的报告很少美化自己，它只是向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去评估。任何一个人在阅读巴菲特撰写的年度报告时，都会深切地感到他对《圣经》、凯恩斯理论等的弓佣非常妇熟，每份报告有六七十页，没有照片、彩图或表格，只有文字。那些有足够的素质能把报告从第一页一口气读到尾的人得到的回报将是～剂兼具金融味道、轻松幽默、坦诚实在特点的良药。巴菲特在报告中非常坦白，他同样强调伯克希尔经营的有利之处与不利之处。他总是设身处地，从股东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解股东们想知道什么，然后就告诉他们什么。对于经理们用股东的钱来扩建自己的王国的行为，巴菲特切齿痛恨。　　1980年，巴菲特50岁生日的时候，伯克希尔的股票卖到375美元月没，之后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股价也开始稳中有升。1983年，伯克希尔从不名一股发展到拥有13亿美元的市场股票。年底，伯克希尔自己的股价升到1310美元／M，巴菲特的身价也因此涨到6．2亿美元。就在这时，有些股东建议巴菲特分股，巴菲特知道，分股肯定能吸引许多新的投资人，并能促进经营甚至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提高伯克希尔股票的价格，但这只是企业财富在股东之间的再分配，由于要支付增长了的经纪人的报酬，伯克希尔的股东只能亏钱。事实上，凡是与"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相抵触的方法，巴菲特一概不会采用。　　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公司，可以说是他本人的人格、经营哲学和他那独一无二的行事风格的化身。从伯克希尔可以看到巴菲特所遵循的主要经营准则，巴菲特对企业所要求的所有品质也都体现在伯克希尔公司中。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内部采用了一套基于工作业绩的奖励制度，奖励与公司规模、个人年龄或者公司的总体赢利水平无关。巴菲特认为，表现出色的部门和人员应该得到相应奖励，无需理会伯克希尔的股价是上涨还是下跌。公司经理人员的奖励应根据他们在自己的责任领域内是否成功地达到了目标。在伯克希尔，有些经理因提高了销售额而受到嘉奖，有些则是因为降低了成本或缩减了不必要的资本性支出而受到嘉奖。巴菲特并不采用分送认股权的奖励制度，而是在每年年底，向每个经理人员签发支票，有些支票的数额相当大。经理人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这笔现金，许多人用这笔奖金购买了伯克希尔的股票，最终与公司股东共担风险。恐怕没有比伯克希尔的慈善捐助方式更能体现巴菲特独一无二的处事之道了。这种慈善捐助方式又称为“股东指定方案”。即由股东按照他在伯克希尔持有的股份的比例，选定伯克希尔的捐赠对象。大多数公司的慈善捐助是由公司高层经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来选择捐赠受益者的。他们通常会选择自己偏爱的慈善机构，掏钱的股东反而不能参与决策。这种做法与巴菲特的准则格格不入。他不无讽刺地说：“当A从B处拿了钱送给C时，如果A是税务当局，那么这个过程就叫课税，但如果A是公司的经理或董事，则就称为慈善。"　　坐落在奥马哈市的内希拉斯家具店是全国最大的家庭用品商店，1983年，伯克希尔收购了该家具店90％的股份，余下的10％留给那些继续管理家具店的原家具店的家族成员，这个家族的女家长布女士1937年以500美元的资本创建了这个家具店，从创办家具店的第一天起，布女士的营销策略就是"价格便宜，实话实说"。她成批购进，尽量减少开支，有钱就存起来。巴菲特收购她的家具店时，这家营业面积19000平方米的商店每年的销售额为1亿美元。（10年之后，年销售额增至2．09亿美元，属于伯克希尔的利润份额为兀皿万美元）卯岁高龄的布女士，仍然每周工作7天，她是替巴菲特管理家具店的最理想人选，巴菲特对她怀着深深的敬意，他更羡慕布女士的健康身体，他一想到生病（或死亡）会迫使他放弃工作就受不了，他还经常开玩笑说将来要显灵来管理公司。　　从家具店获得的现金收入可以减轻一点伯克希尔纺织厂给巴菲特的压力。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里，已有250家纺织厂关门了，伯克希尔的纺织厂也损失了500多万美元。1985年巴菲特下决心把它关闭了。巴菲特对股东们写道：“股东们的巨大损失是把大量智力和财力花在错误的行业上的必然后果。这种情况可以用塞缨尔·约翰逊的马来比喻，一匹能数到10的马是匹了不起的马——而不是了不起的数学家。"经营得再好的纺织厂也不是很好的行业。巴菲特公开承认，他退出纺织业太迟了，由于他崇拜本·格雷厄姆，使他长期依赖于有厂房的行业，而忽视了像市夫人从事的这种事业。　　还是在60年代末的一次午宴上，巴菲特认识了大都会传媒公司的董事长穆菲。以后便经常联系，成了亲密的朋友，1985年，他们一起创造了电视网行业历史上最大宗的交易，也是传媒业最大的合并——大都会公司与美国广播公司的合并。巴菲特在这次合并中以每股172石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大都会发行的300万股普通股，为大都会兼并美国广播公司注入了5亿美元的资金，并因此而进入了合并后的大都会反国广播公司的董事会。以后，大都会康国广播公司被巴菲特列入"不卖"的公司之列。　　1986年，伯克希尔的股票已突破每股3000美元，在21年里，巴菲特已把一个小纺织厂的碎渣变成了黄金，股票翻了167倍，而同时期的道·琼斯指数只翻了一倍。有人称巴菲特为"巫师"、"奥马哈神"。然而这位亿万富翁仍然自己开车，自己管家，住的房子也是1958年花了3．15万美元买的。朋友们最为欣赏的是巴菲特谨慎、认真的品质。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也是他的股东，因此他总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朋友们的家庭和财富负有责任。巴菲特有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总忍不住分析一下巴菲特死后股价会怎么个下跌法——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巴菲特的健康状况成了关系金融状况的一个因素。巴菲特也深知自己在管理方面的不足之处：他处理抽象问题和数据比处理实际的具体问题强得多，他总是很谨慎地避免与别人一起处理事务。巴菲特严格限制自己的作用来弥补管理能力上的不足，他只做一些大的决策——指挥大家合唱，自己却不跳舞。有许多经理常会因干涉过多而造成许多麻烦，巴菲特的简单作风使他避免了这个问题，伯克希尔在结构上就像亚瑟王的会议：权力集中在两层，执行负责人和巴菲特本人。巴菲特雇佣执行经理，控制他们的资金出入并激励他们。　　在巴菲特经营的保险业中，由于竞争引发的周期性降价使80年代前5年的保险费率一直不够高。这使保险业的利润出现了衰退。巴菲特对这种衰退的反应与众不同。当别的公司为保住市场份额而纷纷降低保险费时，巴菲特宁愿少签发保单，从1980年到1984年他的保险业收入从1．85亿美元降到1．34亿美元，但巴菲特坚信，总有一天那些降价的保险公司会受不了亏损而退出的。果然，在1985年保险业遭受了巨大损失，许多公司不得不缩小承保范围。也有的公司不得不退出竞争。保险费率于是又扶摇直上了。巴菲特现在可以从以前的保守行动中获取双倍的利益了。大的商品客户认识到一个没钱的保险公司的承诺其实毫无保险可言，他们要的是服务质量。而伯克希尔的资金是其他公司平均水平的6惜，它的平衡表也是最棒的，因此当伯克希尔给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价格之后，它的顾客络绎不绝，1986年，伯克希尔的保险金收入达10亿美元，是前两年的7倍。这为它提供了8亿美元可用于再投资的预备金。到1987年，伯克希尔有的是钱了。但当时正是牛市的全盛时期。巴菲特所做的只是静静地卖掉了大多数股票，只保留了永久的三种：大都会公司、GEICO和烨盛顿邮报》。按照他的原则，他很难找到可以重新投资的地方。　　就在巴菲特卖空股票的第四天——10月16日，道·琼斯指数跌了108点，10月19日星期一，市场里堆满了出售表，30种道·琼斯平均工业股票中有11种在交易开始后一小时不能开盘。巴菲特所有的市值损失达到了3．42亿美元。他可能是全美为数不多的没有随时关注经济崩溃的人。他本来可以连三种都不保留的，但那不是他的作风，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那三家公司依然业务稳定，收入增长，没有丝毫的价值损失。　　这次崩溃暴露了华尔街知识结构中的空白，学者们提出了一种简单但吸引人的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它认为不论什么时候，一个公司的所有可公开获得的信息都可以从它的股价中反映出来。当某种股票的变动公开后，交易商会迅速行动起来，或买或卖直到它的价格重新达到平衡。它的前提是，股票原来的价格就已很合理，因此，以后的价格变化也很合理。交易商的作用只是推行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市场既然是随机的，那么投资就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巴菲特也只是一个走运的人；谈不到老练。就像一个扔硬币能获得正面的人，只能算运气好，不叫掷币高手。这种说法直接对巴菲特的内在能力提出了质疑。这时巴菲特说了这样一段话：“（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看到市场常常有效，就断言它总是有效的，这其实有天壤之别。"巴菲特和这些人的最大分歧就是关于"风险"的定义。在巴菲特看来，风险是指等于某业务实际价值的风险，而各种变化的因素范围是无限的。一个公司是否只依赖于少数顾客？董事长喝酒吗？由于不能确切地知道这样的风险的程度和种类，巴菲特找的只是少数能够承受得起失误风险的公司。理论家们则不考虑这些"细枝末节"，他们认为风险是可度量的。股票的风险就是它价格的易变程度。它有精确的数字定义，就是它的波动程度与市场被动程度的对应关系。好像是为了使它的代数式显得神圣点，它被用了一个希腊代码p代表。如果某种股票的P为1．0，它的被动程度与市场相仿，它的风险就等于市场平均水平，风险和p值成正比。在巴菲特看来这简直是疯了。对一个长期投资者来说，股票的波动并不增加风险。让我们看看巴菲特购买《华盛顿邮报》的例子，当时它的市场估价是8000万美元，假使在他购买之前价格下跌一半，它的波动性就更大，因此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它的风险也更大，巴菲特尖刻地说：“我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花4000万比花8000万的风险更大。"　　由于科学的解释是没有已知答案或根本无答案的，人们不满意这种状况，他们宁愿制造一些答案或花钱请人为他们编答案。从狭义上看，该理论继续存在对巴菲特大有好处。他的众多竞争对手被教导说研究股票是浪费时间。“从自私的角度讲”，巴菲特写道，“格雷厄姆派也许应捐点儿钱保证有人一直在传授有效市场理论。”　　在巴菲特买下大都会康国广播公司以后，他有整整三年没买过一股股票（不包括套利活动和秘密的小额买进）。在1988年，巴菲特认准可口可乐公司后，他拿出了伯克希尔市场价值的1／4左右以10．23亿美元的总价买下了它。这个大胆的举措使可口可乐的股票在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中占了35％。　　巴菲特与可口可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他5岁时第一次喝可口可乐。不久以后，他就开始在祖父的小店里用25美分买6瓶可乐，再以每瓶5美分的价格卖给邻居们。在这之后的50年中，他一直在观察可口可乐公司的成长，但却一直没有买进过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即使在1986年，他正式宣布可口可乐生产的樱桃可乐为伯克希尔股东年会上的指定饮料时，仍然没有买进一股。直到两年后的1988年，他才开始买入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1989年，巴菲特公开承认，他已持有可口可乐公司63％的股份。为什么现在买进呢？巴菲特解释说，可口可乐公司的特性已存在了几十年。他看上了可口可乐公司80年代由罗伯托·格伊祖塔和唐纳德·考夫领导下所发生的变化。　　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摇摇欲坠，总裁奥斯汀的多角化经营策略更使之雪上加霜。1980年新总裁格伊祖塔一上任就着手削减成本，制定80年代的经营战略：可口可乐公司下属的每个公司都要使资产收益率最大化；要抛弃掉任何已不能产生可接受的权益资本收益率的业务与资产；投资的每～个项目都必须能增加每股收益率和权益资本收益率。可口可乐公司在格伊祖塔的领导下，财务业绩比奥斯汀时代翻了两到三倍。1980年至1987年，尽管1987年10月份股票市场发生了灾难性的大跌，可口可乐股票的市价仍以19．3％的速度递增。公司每1美元留存收益产生了4．66美元的回报。1987年，它的利润的3／4来自非本土，而未知的潜力仍是无穷的。　　其实华尔街的每一位分析家都注意到了可口可乐的“奇迹”，因为畏惧和别的一些因素——并非公司价值的因素使他们裹足不前，在巴菲特做完投资但股票并未飞涨时他写道：“当时我看到的是：很明白很引人……世界上最流行的产品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的丰碑，它在海外的销量爆炸式的迅速膨胀。"尽管有人认为可口可乐的股票高估了，但巴菲特自信地认为以市场前期最高价75％的价格买下它，是以雪弗莱的价买奔驰。在巴菲特买入可口可乐后的3年里，它的每股收入涨了64％，股价上涨3倍。不管是谁，只要事先知道这种结果都会买的。但华尔街的投资商怀疑巴菲特是否值得学习。他们仍然坚持他是买了内部消息才做这个决定的。事实上，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年度报告中详细阐述的他对可口可乐公司的理解，连第四流的经纪人都看得懂。1989年2月，他的这次投资公开之后，伯克希尔的股票也像注入了二氧化碳一样咕咕冒泡。它卖到了4800美元一股，仅6个月之后它又上涨了66％，到了8000美元一股。　　无冕之王　　此时身价38亿美元的巴菲特依然强烈抨击大富翁们的奢侈生活。他在钱的问题上对子女非常没有人情味：女儿需要20美元在机场停车时要给他带回发票，当巴菲特给孩子们贷款时，他们要订协议。除了改善生活外，巴菲特认为孩子们无权大把花钱。那样子他们的财力会太多，而他认为这是社会的财富。"我一向讲究公平，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一辈子有饭吃就可以了"，他说，"这些钱必须回到社会中去。"　　巴菲特的慈善现多少有点儿像搞投资。他拒绝“多样化”，宁可把钱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监督他的捐款，因为他认为多数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在奥马哈，你看不到一点迹象表明这儿住着一个超级巨富：博物馆里没有巴菲特展厅，城里没有巴菲特公园，大学里也没有巴菲特的位置。多年以来，巴菲特除了赚钱还有两大理想，一是避免战争，二是控制人口。巴菲特愿意为之捐款。从另一种角度看，他把捐款千人口控制也看做一种“投资”，一种全球性的赎回股票，因为这样将来要求分红的人会逐渐减少。　　巴菲特除了最后一次购买可口可乐之外，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所作为，尽管1987年的股市崩盘早已成为过去。但他需要找个地方投资。伯克希尔规模越大，这个任务也就越艰巨。巴菲特警告股东什J说：“高增长率最终将自我束缚。"为了寻找可能的机会，他不得不把钱用于投资。这种投资动力是危险的。它被形象地称做"恐惧综合症"——投资者"害怕拥有现金"。巴菲特承认他有这种感觉，现金太多是个巨大的压力。为了缓解压力，1989年下半年，他与吉列、美国航空和国际冠军达成了13亿美元的交易总值。但总的来说，它们还不符合他的一般标准，所以伯克希尔买的是这些公司的可转换股票，有固定分红的可转换股票可以减少风险。巴菲特忧郁地说：“如果我还能买40个可口可乐那样的公司，我就不买这些了。"几乎就在巴菲特投资的同时，一场乘客大战已经爆发。当波斯湾战争爆发时，民航业垮了。美国航空当时的营运成本极高，在巴菲特投资后的一年内，它损失了4．54亿美元，而且大出血不是很快就能止住的。巴菲特非常自责。这显然是他最糟的一次投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对美国航空的其他股东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它给困难重重的航空公司注入了急需的资金。　　90年代初巴菲特投资的吉列涨到74K美元／ffi，可口可乐是51H美元／＆，在5年时间里，这两种股票一个涨了3倍，一个涨了近5倍。1986年以来股票分割价17h美元人没买入的大都会公司现在坐火箭涨到了80／美元／K，而巴菲特下在GEICO的4600万美元赌注现在翻到了17亿美元。伯克希尔自己的股价更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92年11月，它突破了1万美元大《1994年，巴菲特把世界首富的王冠交给了比尔·盖茨，但他并没有衰落。伯克希尔上扬了25％，而同一年内，道·琼斯指数只上扬了2％，巴菲特开始买进时，伯克希尔的精确价格是7．美元60美分，而今股价为20400美元，从这个价格来看，巴菲特的身价为97亿美元。希望巴菲特待在自己投资轨道上的投资者，没有忘记他经常说的对规模过大的担心。但至今为止，巴菲特还不用为此操心，在过去的10年里，伯克希尔股价的年增长率为32％。有点令人担忧的是，资金分配要比资产增长难多了。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在短短10年内就连涨10倍，到1993年达到23亿美元的业务量，这些钱可以看做是低息贷款，在索赔前由巴菲特随便玩。这些年，他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笔数目巨大的资本并从中受益匪浅。　　讨论“巴菲特效益”——即巴菲特的存在带来的高于股票实际的价值是股东们永远的话题。人们担心一旦他去世会引起卖出的恐慌，尽管巴菲特一再说他的去世不会影响伯克希尔、可口可乐公司和其他资产的价值。（巴菲特自己并未评价伯克希尔的价值，他的方式是公开该公开的信息，让交易自由进行）他向投资者保证，不论他和妻子谁先死，"要收的税和遗赠都不会引起股票的大量抛售"。如果巴菲特和门格同时被车撞了，或者巴菲特来不及培养一位接班人，至少目前公司已有＿位巴菲特选中的"第三人"来经营。这是个严守的秘密，就连他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　　如果有人翻翻巴菲特的纪录，他会发现40年来巴菲特没有用过财务杠杆，没有投机，没冒无谓的风险，而且没有哪年亏损。尽管持反对意见的人总是说他的某项新投资"这次"会失败，但同时期没有人的纪录可与巴菲特相媲美，严格地说，甚至没人能够接近他。现在巴菲特开始要超越金融界，获得更大意义上的成功。他说他最喜欢的持股时间是"永远"。这也让华尔街内外的人大为吃惊，现代人的耳朵还受不了"永远"这个词，通常它只是小说或传说中的字眼。　　工作是巴菲特的生命，而食物和住所只是小事一桩。他仍然自己开他的蓝色林肯。他也没有富丽堂皇的小轿车和房子，即使有他也不会感兴趣。他独自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没有顾问也没有仆人。他坐在婊着的发黄的报纸和他父亲的照片前，静静地享受着爱默生的甜密的孤独。几小时过去了，连电话也很少响起。他以自己的技术追求实际价值而不是看屏幕上的图表，他要的是经受过时间考验的企业和经理。巴菲特说他认得出伯克希尔股东中90％的人，他记得伯克希尔100多万股股票中每一股的经历，难以想像还有哪个公共公司的总裁如此熟悉业务，他们甚至连望洋兴叹的念头都不曾有过。每当伯克希尔的股票转手时，巴菲特就在脑子里记上一笔，就像有人上下他的"电车"一样。　　巴菲特在奥马哈引了人们的好奇心。经过法南街时，人们的车开得很慢，都到快停下的地步了，他们好奇地注视着那座朴实无华的房子。巴菲特可以从厨房看到他们。他在那儿享用冰淇淋。可乐或拿着报纸和年度报告自得其乐。　　巴菲特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形象，他不仅是位伟大的资本家，而且是位伟大的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的人：他教导了一代人该如何考虑业务；他证明了股票投资不只是碰运气的游戏，它也是一种合理的具体的事业；他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追求着最高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巴菲特投资方法的驱动力来自资本的合理配置，为了达到这一点，他在决策中把他的推理能力发挥到极致并在投资实践中使之不断提高。通过推理巴菲特得出了公司的内在价值，进而通过比较市场价格和内在价值的差异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巴菲特方法”没有超越大部分投资者理解的范围，你不必在公司估价方面拥有MBA（工商管理硕士）的水平就能成功地运用它。在过去的40年中，巴菲特经历过两位数的银行利率、高通货膨胀和股市崩溃。这些风雨把他磨炼成了一个最伟大的投资家，也磨炼出他与众不同的个性：积极进取、不慕虚名、勤奋敬业、谨慎而且理性。笑傲股市——大师们的投资之道--第五章　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第五章　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　　●由股市造成的错误迟早都会由股市自身来纠正，市场不可能对明显的错误长久视而不见。　　●动机比外在表现更能确定购买证券是投资还是投机。　　●内在价值不能被简单地看做是公司资产总额减去负债总额。　　●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应遵循两个投资原则：一是严禁损失，二是不要忘记第一原则。　　股市向未被人视为精英基本之地，华尔街则是衡量一个人智慧与胆识的决定性场所。本杰明·格雷厄姆作为一代宗师，他的金融分析学说和思想在投资领域产生了极为巨大的震动，影响了几乎三代重要的投资者，如今活跃在华尔街的数十位上亿的投资管理人都自称为格雷厄姆的信徒，他享有“华尔街教父”的美誉。　　初入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