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给出了四条决定派生需求曲线弹性的原则（见其《经济学原理》一书第五篇，第六篇）。以固定比例与其它要素一起使用的任何要素的派生需求将更加缺乏弹性，倘若：（1）所考察的这个要素越加不可缺少——在极端的情形下，这一条件是由固定比例假定来保证的，将它包罗进来意味着要向比例不那么严格固定的情况推广；（2）最终产品的需求曲线愈加缺乏弹性；（3）所考察的要素占总成本的比重越小；（4）其它要素的供给曲线愈加缺乏弹性。后三个条件可以用几何图形来说明，见图7．5、7．6和7．7。在图7．5中（条件2），用虚线表示的小刀的另外一条可能的需求曲线在均衡价格点比原有曲线更加缺乏弹性，很明显，由虚线表示的刀片的另一条可能的派生需求曲线也变得更加缺乏弹性了。在图7．6中（条件3），用虚线表示的刀把的另一条可能的供给曲线是将每一数量原有的供给价格加倍，所以，在原均衡点上，刀片的需求价格要低于原先的价格，假定刀片供给曲线的适当移动并未使小刀的均衡数量改变，那么刀片的价格将在总价格中占更小的一部分。显然，用虚线表示的另一条可能的派生需求曲线比原曲线更缺乏弹性的原因有二：（一）它更加陡，所以dq/dp的绝对值就更小了；（二）刀片的价格更低了，所以p/q（用它乘以dq/dp可得出弹性）也变得更小了。在图7．7中（条件4），用虚线表示的刀把的另一条可能的供给曲线比原曲线更缺乏弹性，所以用虚线代表的刀片的派生需求曲线也更加缺乏弹性。这种分析在要素比例的变化对所讨论的问题来说无足轻重的情况下是十分有用的。特别对涉及短期调整的情报来说很可能更有用，容许调整的时间越长，包含在忽视比例变化中的误差很可能就越大。通过将这种分析用于解释工会在工资改变方面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依赖的环境，可以说明它的有用性。这种应用是很好的例子，部分是因为工会行为中的短期考虑显得很重要。同其它任何垄断一样，工会权力最终要受到对其所垄断的服务的需求曲线弹性的限制。只有当这种需求曲线在否则将是竞争的价格水平上相当缺乏弹性时，工会才具有值得注意的潜在力量。当然，即便如此，它们也必须或者能够控制工人的供给，或能够控制企业主愿意提供给工人的工资率。劳动力需求由马歇尔提出的连带需求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统经济学理解需求曲线缺乏弹性的条件最有用的工具。回忆一下马歇尔所强调的：倘若（1）已知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更加重要；（2）最终产品的需求更加缺乏弹性；（3）所讨论的产品在总成本中占的比重更小；（4）其它协作生产的要素的供给更加缺乏弹性；则对一定数量的连带需求项目中的某一种产品的需求也就是更加缺乏弹性。对于分析工会来说，这些条件中最有意义的是要素的重要性以及该要素在总成本中占的百分比。而一个要素在短期内很可能要比在长期内重要的多。假定工会已经组织起来了，并且突然要求提高工资率。这类劳动力的就业量在开始时比经过一段长时期以后萎缩的要少得多，而从长期来看，就有可能进行充分调整以适应工资率的变动。这种调整将采取用其它要素来代替这一要素的形式，或者是在每种产品的生产中直接进行要素替代，或者是间接地在消费过程中，因此种工会工人生产的产品价格升高，而导致消费者寻求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其它替代产品。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理解工会怎么会有重要的权力以及工会的权力又怎么随时间的推移受到极大的限制，曾经而且至今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劳动要素在总成本中所占百分比的重要性，导致人们作出这样的预言，即：一个工会可能有希望成为最强大的和最有势力的工会，如果参加这个工会的那一类工人的工资只占他们生产的产品总成本的很小一部分——具有高级技艺工人所满足的一个条件，同时这类工人还须在该产品生产中是关键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理论家们总是倾向于预计，同业工会有趋向成为最有势力的工会。连带需求分析的这种内含似乎已经被经验所证明。产业工会也绝非没有势力，只是同业工会一般来说占据更强的经济地位，并且能在更长的时期内保持这种地位。这些联合需求分析的含义尽管很简单，但它们在说明实际经验时具有值得考虑的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其它经济变化经常将这种在理论分析中被分离出来的力量的作用从“偶然的”观测中隐蔽起来。这一点可以通过简单考察产业工会很可能比同业工会势力小这个一般性结论的三个主要的明显的例外来加以说明。在每一例中，人们都会发现，其它经济变动倾向于使这些工会显得要比它的实际力量更强。（1）联合矿业工人工会在1900年以前不久到1920年左右显得十分成功。这一时期正好对应于一般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的长期向上浮动，所以，工会的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表面上的成就，应归功于它因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的工资增长而得到了信任。一些不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这一期间，烟煤工业的工资不可以比平均工资增长得更多些，因此，工资增长不能全部归因于普遍的通货膨胀。这个差异可能证明了工会对工资率有一定的影响，或者可能反映了还有其它一些因素也在影响煤矿动力供给和需求，例如教育水平和移民的成分变化等等。即使是要对这各种力量的相对重要性作出明智的判断，也需要对这些事实作更详尽的考察，而这是我们此处所不能做到的。从1920年到1933年，价格总水平是稳中有降，煤炭日益被石油所取代，而联合矿业工人工会实际上瓦解了，它未能阻止潜在的经济力量自发地起作用。可是，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前一段时间里的事件是对工会的短期力量的贡物：面对1920年以后工资和价格急剧下落，该工会在使煤矿工人工资率在一段时间内不下降显然是尽了责任的。此例说明了连带需求分析的含义：工会短期的战略地位比长期更强有力。它也说明了一系列并非不典型的事件，伴生的有利环境使工会能通过实现看来比它的基本经济实力所允许的更多的目标而扩大其会员人数并且得到其会员的支持；可是当工会赖以生存的伴生有利环境消失时，历史过程并不能完全反转过来：工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强大，并且能够阻止那种否则将会发生的再调整，尽管倘若其它有利的环境不再存在，工会很可能迟早要削弱或衰亡。这一系列事件可能在煤炭工业重演。从1933年开始，价格和工资总的说又一次相当稳定地增长，当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其增长速度特别快。煤矿工会又重建起来了。这里，它似乎再次表现出在它所实现的工资增加方面不如在阻止后继的再调整方面更有实力。（2）服装工人工会——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和联合工人工会——在1920年以前的十几年中取得了它们初步的成功，并在1920年伴随战后的通货膨胀达到其鼎盛期。这里，工会又一次使工资的增长幅度比它本应出现的幅度要大些，可是显然，工会借以赢得信誉的工资增长的大部分，很可能是主要部分，是本来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的。尽管这些工会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会员减少且重要性降低，他们的境遇比联合矿业工人工会要好。依我看，这主要是或者完全是因为当时出现的有利环境，这些工会所属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主要是从东欧和南欧来的移民。不论有没有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措施肯定会减少工人的供给，从而加强工人的经济地位。工会后来的突发壮大是在1933年以后工资物价普遍上涨的时期。因此，这些工会也是只有在基本的经济条件是全面通货膨胀时，才会兴旺起来。（3）当今的大型产业工会——特别是汽车和钢铁工会——始终是在普遍的通货膨胀环境下进行活动的。这一点使这些工会所得到的力量将以某种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方式显示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对妨碍其会员的工资像没有工会时可能提高的那样多负有责任。这一点我们稍后再来讨论，我怀疑1945年以前这些工会对工资有过多大的影响。依我看，最近（即1951年前后）广为宣传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同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协议几乎是公开宣布工会的软弱。医疗工作者同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并且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它说明了连带需求分析提出的趋势，即工会的战略地位在短期内要比长期强。从经济意义来讲，医疗工作者同行与同业工会类似。它是由一群组织密切、具有高级技艺的工作人员组成，他们处于一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可以控制各州开业许可证的颁发并因而控制医学院入学资格来限制医务工作者的供给。不错，医疗工作者同行与通常的同业工会又有不同，医务工作者的报酬（医疗费）占最终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更大一些。然而，即便是这些差异也很容易被夸大，医院、药品及其它类似的费用决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通常假定这种差异将被医疗需求的缺乏弹性所抵消。毫无疑问，医疗工作者同行在各种场合运用它的权力，严格限制人们涉足这一行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三个想考入美国医学院校的人中，就有一个人不能如愿以偿，而且显然，若不是对于进入医疗行当的难度已经有所耳闻，试图进入这一行业的人还会少得多。此外，在就学于国外、潜在的试图加入这一行业的人面前亦设置了严格的障碍。然而，对于进入这一行业的限制仅仅成功地将医疗界的平均收入提高了大约15％到20％。脊柱按摩师、正骨师、信仰疗法医师等等最终成了重要的替代品，他们人数的增加正是限制人们进入正规医疗行业而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这是关于长期内替代的可能性的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例证，进入医疗行业的限制的短期效应比其平均效应更值得注意，而工会的力量在长时期中就是被这种平均效应削弱的，正如后面要指出的，这种短期效应是导至工会作用被夸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率管制另一条正统经济分析顺其发展而得到某些饶有兴趣的启示的线索是所谓限制性惯例的作用。显然，如果工会能减少可从业人员的供给，那么它就有借此提高工资率的趋向。的确，如果工会自身不能对工资率本身实行任何直接的控制，则这将是提高工资率的唯一方法。比如在医疗界，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重要方法能直接控制医疗费或控制医生的收入。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医生的人数。因此，医疗界是人们通常遇到的那类明显例子，即工资率或其等价物由于人为地控制人们进入这一行业而增加的情况。这一思路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工会主要通过控制工人的供给来实行对工资率的控制，因此，所谓限制性惯例——高额工会入会费用，参加工会的差别对待条款，资历规定等等——具有减少工作人员供给从而提高工资率的经济功能。这是对这种限制性惯例的错误理解。若没有封闭的或优先雇用工会会员的行业，则这些限制性惯例就不会有这种功能，这种封闭的行业已经意味着存在来自限制入会以外的原因的对雇主的控制。为了了解这些限制性惯例及与之相关的封闭性行业的功能，我们假定可以采用直接的手段，例如关于最低工资率立法，将工资牢固定在竞争水平以上。这必然意味着可利用的工作机会比没有这种限制时要少，而且工作机会也比寻找工作的人要少。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消除这种劳动力的超额供给——必须在求职的人们之间分配这些工作，这就是所谓限制性惯例所发挥的重要经济作用。它们是在迫切的工作申请者中分配数量有限的工作的一种手段，既然工资率在竞争水平以上的工作机会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那么，限制性惯例的重要性以及它之成为众多争论的起因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问题仍然是工资率怎么会直接为法定最低工资率以外的手段所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工会必须能实行对雇主的控制——它必须能阻止现有的雇主们削减工会的工资率，同时又要阻止打算削减工资的新雇主进入这一行业。它必须能采取某些手段迫使所有的雇主答应工会的工资率而且不能有任何降低。能做到这一点的手段有许多，这里几乎不能完全罗列出来。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直接强制执行某种工资率或限制人们取得某一职业的各种手段都有一个特点是至关重要的，即它依赖于政治上帮助的程度。医药界可能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行业中，开业仅限于取得国家颁发的执照的那些人，反过来，开业许可证的颁发权一般又掌握在同行手中。政府颁发营业执照的作法也以类似的方式适用于牙医、律师、管道工、美容师、理发师、殡仪工以及大量不胜枚举的职业。凡是实行开业许可证制度的行业，开业许可证的颁发权势必要掌握在该行业现在从业人员的手中，他们也几乎无例外地要设法利用这个手段来限制新的从业人员进入这一行当。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手段基本上是无效的，这或者是因为限制颁发许可证数量是不可行的，或者是因为有可能绕过开业许可证的规定。但是，它们的确说明了可以如何利用政治权力来直接控制人们进入某一行业。建筑法规、健康条例、卫生法等形式的地方政治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远为更加有效的，而且同这种开业许可证规定仅有细微的差别；所有这些法规作为一种方法帮助了许多行业工会防止非会员工人采取或取消使用替代某种原料和技术等手段加入这一行业，同时防止潜在的雇主削减工会工资率。毫不奇怪，强大的工会是有联邦法律做保障的铁路工会。此外，若不是当局心照不宣的默许的话，工会的实际的或潜在的暴力或强制行为，比如组织纠察队等等，就很难发生。因此，不论是直接以具体的法律形式赋与工会权力，还是间接地在执行法律的环境气氛和态度中支持工会，直接控制工会的工资率总是同工会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支持的程度紧密相连的。此外，劳动工会与产业垄断两者之间极其相似。在这两种情沉下，除非这两者能够求助于政府的政治权力，否则，广泛的垄断很可能是暂时的，并且是容易瓦解的。 　《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八章 固定比例条件下的分配理论 　　 连带需求分析表面上看起来，是用以说明两种生产要素中每一种的价格形成的，这两种生产要素必须按具有刚性的固定比例相结合以生产一种产品，但只有假设这两种要素每一种的供给曲线都是给定的时，才是如此。现在来看，这些供给曲线，反过来还要依赖于其他产品的市场条件；这些曲线反映了用于生产这种产品、而不是生产其他产品的生产要素数量，这样也就间接地依赖于其他市场的派生需求状况，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连带需求分析是否可以从目前所考察的这种局部分析，扩展为更具一般性的分析。如果每一种产品都满足连带需求分析的条件，或者说，每种产品都是在要素按固定比例组合的条件下，被生产的（“不变的生产系数”是描述这种情况的另一种说法），那么，用什么来解释生产要素的价格呢？我们首先假设，在所有产业中，生产要素组合的比例是完全相同的，比如说，生产一个单位的X，或者生产一个单位的Y等等，都需要用一个单位的A，再加上一个单位的B。在这个例子中，任意两种“商品”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也就是，表示比如说可能用任意给定数量的A和B所能生产出来的X和Y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组合的无差异曲线（或转换曲线），将为一条直线，如图8．1所承，其中A和B的数量均为100个单位。显然，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上，X和Y必将卖同样的价格，其他商品也一样，不论它们的生产数量是多少。各种商品的相对需求，将会决定它们的生产数量，但不会对其价格产生影响。所以，对生产要素的需求这一方面来讲，不同种类商品的存在并不具有重要意义。既然，它们的相对价格总是刚性地保持不变，因此就好像只存在着一种商品，比如说，Z商品。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共性，即，生产过程中的替代是消费过程中替代的另一种表现，反之亦然。现在我们按照连带需求分析曲线的思路，画一条B要素的派生产需求曲线。为此，我们需要知道，Z的需求曲线和A的供给曲线。我们如何画出该社会的这种单一商品Z的需求曲线呢？我们的分析所关心的是相对价格，而不是绝对价格，因为我们并没有将“货币”引入到这个经济中来；因此，这个问题涉及到确定价格表达方面上的那个“unmeraire”既然我们的基本问题是总产出在共同参予生产的各要素间的分配问题，并且，既然由于最终产品之间的各相对价格是固定的（这表明，我们将全部产品看成是一种产品的作法是正确的），故并不存在如何计量产出的问题，这样，用最终产品来表示生产要素价格，即把Z做为numeraire，但是这样一来，不论Z有多少，根据定义，Z以其自身作为numeraire所表示的价格显然就总是一个单位。这意味着（依据定义）Z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处于一单位价格上的水平直线，见图8．2。A的供给曲线又如何画呢？假设，存在着可用于生产这种商品的A的最大流量。比如说，每单位时间内使用100个单位的A。如果我们严格地坚持，Z是唯一的最终产品，那么，这些服务也就没有其他的用处了，因此，在任何价格水平，它们都可以用于这利产品的生产，也就是说，A的供给曲线在任何正值的价格点上都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在0点时则是有完全弹性的。这条线在图8．2中表示为OFG（生产要素供给曲线对整个市场的弹性反映了这些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非市场因素的存在，这一点根据定义在这里被排除了）。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B的需求等于Z的需求曲线与A的供给曲线之间的垂直方向的差距，由此产生了B的需求曲线，如图8．3。注意，这条需求曲线与B的边际产量价值曲线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当给定A的数量为100个单位时，只要B的数量低于100个单位，则B的边际产量就是1，从B的第100个单位以后，其边际产量为0。要得B的均衡价格，我们还需知道B的供给曲线。像A一样，在任何正值的价格水平上，它都是完全无弹性的，所以可用一单一数字来描述它。假定每单位时间内B的可供量单位数小于100。因此，B的供给曲线（图8．3中的SB）将在P1点或者说将在价格为1时与B的需求曲线相交，所以均衡价格对B来说，将等于1，这当然意味着A的均衡价格为0（用同样的方法分析A，可以直接显示这个结果）。若B的供给大于100个单位（见上图的S’B），则B的供给曲线在P2点与其需求曲线相交，表示B的价格为0，而A的价格为1。这两个例子，相对来说是简单且直观的。如果两个要素中的一种要素相对于另外一种要素是如此的丰富，使得生产并不能使用其全部的可供量，那么，在不存在要素组合的时候（这在我们画供给曲线时已暗含地排除了），它将成为“免费使用的”要素。但是，如果B的可供数量与A的可供数量恰好相反，比如说都是100个单位，又将是什么情形呢？这时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将如图8．4中所画。很显然，B不大于1或者不小于0的价格，与均衡是相协调的。给定B的价格，比如pB，则A的价格显然将是：PA＝1－PB，需要在1A与1B之间分配的总产量，等于1个单位的Z，即他们所生产的数量。这一结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无法决定A和B单独对总产出的贡献，因此也无法依据它们的边际贡献决定它们各自的经济价值。只有将A与B合在一起才是有经济意义的单位。这一单位的产出是1，所以PA＋PB＝1，任何PA和PB的值都适用，只要两者增加等于1。有无穷多组数值是符合这种均衡形式的。经济势力并没有指定唯一一级PA和PB的值，它们仅仅设置了限制条件，即PA＋PB＝1。PA和PB的实际值依赖于其他因素。如果所有的“非经济”考虑都是无关的，那么，一个完整单位的产出如何在协作生产的一个A与一个B之间分配，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有合并起来的一个单位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它只不过像一个人的工资应有多少分到其右手，又有多少应分到其左手一样毫无意义。只有当存在着非经济因素，使得一个A与一个B有显著的区别时，这一产量在A与B之间的分配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非经济因素将完全决定A与B之间的分配；我们似乎将会得到由纯粹讨价还价所决定的相对收益。仅当A与B的供给曲线重合时，我们才引入纳粹讨价还价，以便用来解释该产量在A和B之间的分配。也许有人要问，当A与B的供给曲线并不重合时，因这里暗含的关于A与B之间不存在联合的假设将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们是否就不必再引入这一概念了呢？比如说，若单位时间内要素A的可供量有150个单位，而B只有100个单位，这时要素A的所有者（称之为“A”的），不会通过联合来获得大于0的收益吗？假设在某一时间内，他们确能如此，并且能够达成协议，在他们之间平等地分配他们所获得的任意数量的产品，并且，假设在这一时间内，他们为自己成功地获得了9/10的产品，这样，100个单位B中的每个单位B都（我们假设B没有形成联合）获得了一个单位Z的1/10，同时150个单位A的联合体获得了90个单位的Z。这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吗？就所关心的是经济因素而言，显然不是。每个A分别可获得单位Z的6/10，每个B则分别可获得单位Z的1/10。很明显，存在着这样一种刺激，使得一个A和一个B在A的联合以外再实行联合。对于每个单独的A而言，看来如果他脱离该联合体，而其他的A仍留在该联合体中，则他能够诱使一个B脱离该联合体，仍然可以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因为在该联合之外A、B的合作的总产量将是一个单位的3/10，而这个数量大于不破坏该联合时的他的收入合计。这意味着，A的联合是不稳定的，而且，经济力量将不断地趋向于打破这种联合，即使它已经暂时建立起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这样一种情形，不仅每个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比例是固定的，而且所有产业的这一比例都是相同的。现在让我们假定，每个产业内部的这一比例是固定的，但所有行业的这一比例并不是一样的。做为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来看两组产业，称一组产业的（组合）产品为X，另一组产业的产品为Y，并且假设，生产一个单位的X需要一个单位的要素A加上一个单位的要素B。而生产一个单位的Y则需要一个单位的A和两个单位的B。这种生产条件将产生一条如图8．5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其中，A为100个单位，B为150个鱼位。除了P1点以外，在其他任意一点上，A或B都没有被全部使用，在Y1与P1之间，部分单位的A没有得到使用，在P1和X1之间，部分单位的B则没有得到使用，显然，这两个线段中的任何一段，都使我们回到了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在Y1和P1之间，A的价格为0，X代替Y的替代率将由B的需用量来决定，而且将是两个单位的X替代一个单位的Y，所以Y的价格将是X价格的两倍，在P1和X1之间，B的价格将为0，X代替Y的替代率将由A的需用量决定，而且是一个单位的X替代一个单位的Y，这样X的价格将高于Y的价格，最终衡点是否会落在这两个线段之一上将依赖于需求的状况，若我们假设，图8．5是针对某个个人的（比如说，就全社会而言，每个人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可以在该图中再加上这个个人的消费无差异曲线，从而得到三种可能性，见图8．6。在图（Ⅰ）中，均衡点使部分A得不到利用，因此A的价格为0。在图（Ⅱ）中，均衡点使部分B得不到使用，因此B的价格为0。这与前面的例子基本相同。在（Ⅰ）中，就好像有一种商品，其数量可通过把两个单位的X看成为同于一个单位的Y而得到，在（Ⅱ）中，也好象有一种商品，其数量可由把一个单位的X看成为同于一个单位的Y而得到，在这两种情况下，需求似乎只决定X和Y的相对数量，而生产条件决定相对价格。有趣的情况是（Ⅲ）。在这里，生产条件决定相对数量，而需求条件决定相对价格。Y的价格处于X的价格和两倍于X的价格之间，而确切的价格点则依赖于可以促使公众消费与Y相同数量的X时的价格比率。假设，当Y的价格是X价格的1．6倍时，可以使公众消费与Y与数量相同的X，令Px、Py、Pa、Po，分别为X、Y、A和B的价格，那么将会有：（1）Pa＋Px＝Px（2）Pa＋2Pb＝1．6Px从（2）式减去（1）式后，有：pb＝0．6Px从（1）式又可知，此式意味着；pa＝0．4Px这些价格在边界水平上分别等于A和B的边际产量。如果再增加一个单位的A，这个新增加的一个单位A可以通过少生产一个单位的Y和多生产两个单位的X而得到使用，少生产一个单位的Y将会释放出一个单位A和两个单位的B，而多生产两个单位的X，则需要再提供两个单位的A和两个单位的B。因此，A的边际产量等于两个单位的X减去一个单位的Y，用价值形式表示，即为：2Px－Py＝0．4Px。同样，B的边际产量等于一个单位的Y减去一个单位的X，或者用价值形式表示为：Py－Px＝0．6Px。更一般地讲，我们可以推导出每一种要素的边际产量，和各个要素边际产量的价值量，亦即，我们可以推导出边际生产力曲线，在此情况下，该曲线又等于对这一要素的需求曲线。首先，假定有150个单位的B，我们来考虑A的边际产量。如果我们想在150个单位的B之外再增加若干单位的A，当我们使用第一个单位的A时，可以选择是否用它与两个单位的B组合以生产一个单位的Y，或者与一个单位的B组合以生产一个单位的X，或者一部分与B组合用以生产Y，另一部分与B组合用于生产X。既然根据这些条件，Y替代X的比率是一比一（既然B过于富余），则如果要同时生产X和Y，那它们的价格就必定会相等。根据我们向来把X的价格作为numeraire的惯例，这两者的价格将等于1，因而总收入也等于1。那么，在这样的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时，需求条件（效用函数）将决定第一个单位的A在生产Y与X之间如何分配。一种极端的情况是，消费者只偏好于Y，另一个极端是，消费人偏好于X。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中，都将只有一种产品的价格有定义，但，即使这一价格是Y的价格，把它看作等于1也将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成立的。更普遍的事实是，消费者会将其单位收入分配在这两种产品上，所以，这两种产品均会被生产出来。然而，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A的边际产量在初始时都是1。我们继续增加A的单位数量。很显然，在一段时间内，一切都与增加第一个单位的A并用之于150个单位的B的时候一样，B是极为丰富的，所以X与Y的价格是相等的，一个单位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是1，而物质产量按照所需要的比例，在X和Y之间分配。在达到使B不再是过剩的、从而不再是免费商品那一点之前，需要增加多少单位的A？显然，这依赖于需求的条件。如果X与Y的价格都是1，X比Y有更大的需求量，这样，总产出每一次增值的大部分都由X构成，那么，直到已有近乎150个单位的A被增加到150个单位可用的B之上时，B才会成为一种“限制性的”要素。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如果X与Y的价格是1，Y比X有更大的需求量，所以总产出的每一次增量的大部分都由Y构成，则当已有略多于75个单位的A被增加到150个单位可用的B之上时，B将成为一种“限制性的”要素。为了具体一些，我们假设需求条件概况如下：（3）x/y＝5／8·PY／PX这一需求曲线意味着，Y与X的比率仅仅依赖于这两种产品的价格比率，而不取决于收入的绝对水平。如果PY＝PX，X与Y的比率为5／8，这意味着在初始阶段，当增加若干单位的A时，其每个单位的5／13都被用来生产一个单位的5／13的X；每个单位的8／13则都被用来生产一个单位的8/13的Y。如此继续下去，B的需要量则由下式给出：（4）b＝5／13a＋16/13a＝21／13a这时，a为所使用的A的数量，b为B的需要量，只要对B的需用量少于150个单位，这一点就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即直到：（5） 21／13a＝150或者（6）a＝92在这一点上，将生产出35又5/7个单位的X，和57又1/7个单位的Y。一旦达到了这一点，A的进一步的增加量不会再以这种方式 使用。再多增加一个单位的A将只能通过少生产一个单位的Y来加以利用，使用因少生产一个单位Y所释放出的一个单位的A和两个单位的B再加上另一个单位的A去生产两个单位的X。表现在实物形态，因而就是，A的边际产量为两个的X减去一个的Y。在达到这一点时，所通行的X与Y的价格水平上也就是Py＝Px＝1，边际产量的价值等于2Px－Py，或者与过去一样等于1。但是，当A的单位进一步增加时，Y与X的价格不可能继续保持不变，因为，Y的数量相对于X的数量将减少，所以，Y的价格相对于X的价格必然上升以便引导消费者依照X和Y生产的比例来购它们，这意味着，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下降了。只要两个单位的X减去一个单位的Y的值是正数，或者说，只要一个单位Y的价格，低于两个单位X的价格，则新增单位的A就会被用于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当Py等于2Px时，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为0，此时，则根本不会再多使用任何一个单位的A。在这个具体例子中，当a＞92又6/7时，X的生产数量将等于：（7）X＝2（a－92）＋35=2a－150（8） y＝－（a－92）＋57＝150－a。将方程式（7）、（8）代入式（3），则Y的价格为：（9）Py＝Px（）于是有：（10）边际产量的价值＝2Px－PY＝Px （2－＝Px当a＝2700/26＝103时，上式将等于0。由此得到的边际产量的价值曲线，在图8．7中给出。当A的数量为92或更少时，边际产量的价值是1，当A的数量在92到103之间时，边际产量的价值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递减，而在此后，边际产量的价值为0。如果A的可供量为如前面所假设的为100，则A的价值如供给曲线与边际产量价值曲线的交点所示为0．4，当然，只有b为150个单位时，这条曲线才成立。通过完全一样的过程，可以推导出B的边际产量的价值，而且，你会发现，完整地做一遍这种数学上的推导是非常有益的练习。从前面的图中可以看出，不同产出中的要素比例既是固定的又是完全相同的，它导致的理论上的模糊不清，因为存在着两种可供选择的生产要素结合的比例被完全消除了。如果A的数量小于92，它的价格就是1（B的价格为0）；如果A的数量最大于103，则它的价格为0（B的价格是1）；如果A的数量介于92与103之间，则它的价格由 式给定，或者说由图8．7中其曲线的纵坐标给出。这里再也没有工资的“纯讨价还价”理论的一席之地了。《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九章 边际生产力论和生产要素需求 　　 我们刚刚考虑的情况——即每种产业单独来看生产要素比例固定的情况——是边际生产力一般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在那一特殊情形中，一种要素的供给增加以及随后而产生的其价格的下降，仅仅是通过消费过程中的替代而使得对该要素的需求量增加，这种要素价格的降低，使得这些要素在其生产中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那些产品的价格比其他产品要便宜，这导致消费者用它们来取代其他产品。更一般地说，生产中也会发生替代。单独就每一种产品来说，生产者有动力用相对较便宜的生产要素，去替代其他的生产要素，而且通常而言，这是能够办得到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边际生产力论”有时被说成是“分配理论”。这种说法是令人误解的。边际生产力论不过是用来分析影响某种生产要素需求的困素的，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也依赖于供给条件。之所以产生这种谈论“关于分配的边际生产力论”的倾向，是由于在许多问题和文章中，把生产要素的供给看成是给定的数量、看成是完全没有弹性的非常有用。如果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和非市场应用时，这一点尤为适用。在这些情况中，有这样一种意义，即供给条件只决定要素的数量，而需求条件（如在“边际生产力”这一词组中所概括的）则决定要素的价格。但是注意，即使在这种情况中，供给的变化——即某种要素固定数量的变化——也将会改变要素的价格，除非需求是具有完全弹性的。所以在所有情况中，最好把边际生产力论，仅仅看作是生产要素的需求理论。一种完整的理论，既要有生产要素的需求理论也要有生产要素的供给理论。大体上，边际生产力论是组织有关生产要素需求的各种思考的一种方法。它有一些关键性的内容，但并不多。这反应在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抽象的生产要素——要素A或要素B而不必进一步具体解释它能力上的。例如，当我们说工资等于边际产品价值时，对于要素本身就所言较少。它的作用毋宁说在于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线索。边际产品价值不是由个人或社会以外的力量决定的单一数字，确切地说它是多种变量的一个函数或数值表。它依赖于工人数量和质量、工人装备的资本数量、组织其活动的管理水平、雇佣工人和出售产品市场的制度构造，等等。在具体应用中，基本的实质性问题很可能是，什么决定了边际生产力，以及所考虑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它。对生产要素需求的分析是与产品供给的分析紧密相联的，而且的确，这种需求分析实际只是观察和组织同样资料的另一种方法。在分析一种产品的供给曲线时，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探索在给定条件下，该产品需求变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了产业或厂商的产出方面，而把对该产品的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该产品产出变化时，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数量及价格的变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在分配理论中，我们的兴趣集中在要素市场，所以，我们集中注意于厂商所做的同一调整的不同侧面。换言之，关于厂商追求其边际要素成本等于边际产值的说法只是厂商追求其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另一种说法，而不是厂商均衡的另一种条件。正如在产品供给理论中一样，存在着几种不同层次的分析，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角度从一个厂商的反应转移到一个产业的反应，则需求曲线将会发生变化。而在这一问题中，还存在着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第三个层次，即整个经济，因为许多不同的产业都会使用那种对任何具体问题来说将其视为一种单一生产要素是十分有用的东西。一组特定的需求者（作为特殊情况，可以是一个厂商）对某一种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表明了，在给定条件下，单位时间内这组需求者在每一种价格水平上所购买的这种生产要素的最大数量。和先前的问题一样，这里如何具体描述所谓“给定条件”为好，也存在某种不确定性。它们显然包括：（1）技术知识——技术状况，即现有和潜在厂商的生产函数；以及（2）最终产品的需求状况。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有关。一个方式是，把（3）对所考虑的这组需求者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看作是给定的。第（3）点的问题是，至少就经济整体而言，当我们对这种要素的供给增长做出反应而沿着其需求曲线移动时，其他要素固定不变的供给曲线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资源的增加。另一种替代办法是，把经过恰当定义的社会“总资源”视为固定不变的，因而把这一要素供给的变化看成是相对于其他要素供给的变化，而不是全社会资源的变化。既然大部分讨论不会受这一问题答案的影响，故我们将尽可能地回避这一问题。应该注意，上述第（2）、（3）条的精确含义有赖于所考虑的这个特定的需求者组，对于一个在竞争的市场上销售产品的厂商来说，第（2）条等于是保持该产品价格不变，对于一个生产单一产品的产业来说，它等于是保持这一产品的需求函数不变。对于一个厂商而言，第（3）条等于是保持它在竞争市场上所购买要素的价格和其边要素的供给曲线不变。特别是，它等于保持“固定”要素的数量不变。对于一个产业来说，第（3）条可能仍是等同于保持部分要素的价格不变，也就是整个产业只购买其全部数量中的一小部分的那些要素，所以，这一要素对整个产业的供给曲线实际上是一条水平线。对于经济整体来说，尤其是即包括市场部门、又包括非市场部门时，第（3）条可能等同于保持其他要素的数量不变（尽管这显然完全有赖于关于第（3）条的不确定性问题如何解决）。还要注意，长期和短期需求曲线的区别体现在第（2）、（3）条的精确含义中。最后，关于“其他因素”所列的项目并未穷尽所有的问题、举例而言，对于许多问题来说，如果能对关系密切的生产要素给予专门的论述就好了。单个厂商在分析单个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时，我们可以再次从定义它的均衡位置的基本方程组开始：（1）＝＝＝＝…＝（2） X＝F（a、b、c……）如果产品市场上存在竞争，自然MR将等于产品价格或Px；如果某种要素是在竞争性市场上被购买的，当然，它的边际要素成本将等于其价格。就目前来说，我们可以假设，任意一种要素要么在竞争中被购买，因而我们可以用其价格替换其边际要素成本；要么对于厂商来说这一要素是固定的，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一要素的可供量是给定的。所考察的时间越短，应看作是给定的这一要素的可供量就越大，反之亦然。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关于供给的讨论中所见，这一点本质上正是时期长度的定义。从纯粹形式的角度看，单个厂商的生产要素需求曲线，可以直接或立即从方程（1）和（2）中推导出来。设该厂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销售产品，并设要素A、B、……是被竞争性地购买的，而A’、B’在所考察的时期中，对于厂商来说是数量固定的那部分要素，那么，举例来说，要素A的需求曲线将由：（3） a＝h（Pa；Pb；Pc……；a’b’……）给出。在此a’，b’……表示可提供给该厂商的这些要素的固定数量。这一方程是方程（1）和（2）的重新组合。对于方程（3）中自变量的任意一组给定的值，都可以从方程（1）和（2）中解出该厂商所使用各种要素的数量和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因此，对于每一组值都可以这样求解，而A的使用量也就可以像方程（3）中那样表示为这些变量的函数。如果产品市场不是竞争的，则方程（3）中的Px将被X的需求曲线替代；如B要素的市场也不是竞争性的，则Pb将被该厂商的B要素的供给曲线所替代，如此等等。然而，如果我们的分析进行得再慢些，再通俗一些，我们对最终结果会看得更为透彻。按照如下形式重写方程（1），对我们是有帮助的：（4）MR· MPPa＝MFCa，MR·MPPb ＝MFCb，………………如果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存在竞争，上式还可以简化为．（5）Px· MPPa＝pa，Px·MPPb ＝pb，………………或者说，在更普遍的情形下，是我们所熟悉的方程即：要素的边际产值等于它的边际要素成本；而在有竞争的情形中，该方程为：某种要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等于该要素的价格。考虑方程组（5）中的第一个方程式。它表达了要素A的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对于A的每一种价格，它都表示出A的一个数量，这一数量将得到一种其价值将等于A的那一价格的边际产量。人们试图把这个式子解释为厂商对要素A的需求曲线，而且事实上，A的需求曲线经常被粗略地描述为由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的曲线给定。但只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这才是绝对正确的：即厂商不能自由地改变除A以外的其他要素的数量，亦即所有其他要素都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中，厂商针对A的价格变化可做的唯一调整就是改变A的使用数量；除了方程组（5）中的第一个方程式以外，其他方程式都变得不相关了，并且可以被下式所替代：b’＝b’。厂商将会沿着A的边际产量曲线移动，直到边际产量的价值等于A的新价格，而这条曲线将是它的需求曲线。但是，我们假定，并不是所有其他要素都是固定的，举例说，B也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是被竞争性地购买的。假设A的价格下降，厂商沿着A的边际产量曲线做出其第一次调整。因而，它将增加A的使用量，直到其边际产量降低到能够满足方程组（5）的第一个方程，剩下的其它方程现在不再成立，尽管开始时，他们是被满足的，并且根据假设其他要素的数量与开始时的数量是相同的。其原因当然是，其他要素的边际产量依赖于A的使用量。某些其他要素将是A的较相近的替代物；这些要素的边际产量将会由于A的使用量增加而减少。另外一些要素的边际产量将会由于A的使用量增加而趋于增加，因为相对于每单位A来说，它们的数量实际上变小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期望后者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这一点根据我们以前讨论过的可变比例规律应该是很明显的。这样，厂商将乐于改变其他要素的使用量，消减那些边际产量比开始时低的要素的使用量，而增加其他要素的使用量。然而，这些调整反过来又会影响A的边际生产力，即倾向于提高A的每单位使用量的边际生产力；不论是具有竞争性的要素数量的减少，还是其他要素数量的增加，一般都是在这一方向上起作用的。最终的位置将是能够满足方程（5）的那一个。在这最终的位置上，A的价格等于其边际产量的价值，然而，这一点并不在边际产量曲线的初值上。这里的要点在于：边际产量曲线是用于表示其他要素的固定数量的，而需求曲线则是用来表示可变要素的固定价格的。图9．1概括了这一情形。实线是不同数量B（这里用来代表所有其他要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曲线，虚线是单个厂商对要素A的需求曲线。由于假设竞争同时存在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故最终产品价格和可变生产要素价格在该虚线的所有交点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可以看到，B的数量则并非如此；它以不断保持能满足方程级（5）的方式而变化着。因此，需求曲线穿过各条边际产品价值曲线，一般是随着A的价格下降，它依次穿过更高的曲线。如果产品的需求是非竞争性的，则给定的需求条件意味着，当产出变化时价格也不同。边际价值产品与边际产品的价值偏离，并且是一个与单个厂商相关的数量。通过各个术语上的这种变化，图9．1仍能概括此类情形，除非不再假设，其他要素的数量一般会随A的价格的下降而增加，或者不再假设，对于依次增大的B的数量，需求曲线将会穿过边际产值曲线，其原因是，既然由于将A的价格下跌而引起的其使用量的增加，一般来说将会提高给定的其他要素数量的边际物质产量，则这也将意味着产出的增加，产品价格的下降，或许还意味着边际收益的下降。这可能会抵消其他要素的边际物质产量的增加，甚至会抵消有余，并且因此会导致其使用数量的减少。当我们合并竞争性厂商而去考察某一产业的需求曲线时，还会看到类似的效应。如果要素A的市场不是竞争性的，因而该厂商是A的垄断性购买者，则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该厂商会使用多少要素A就不再是一个有意义或相关的问题了，因为该厂商已通过其自身的活动来影响价格，并且同时决定着价格和数量。因此，相应而产生的问题是厂商对于该要素供给的变化所做的反应，而这些变化不能像A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市场时那样，通过单一的参数——该要素的价格来加以概括。在其他情况下将会是要素A的需求曲线的那个东西仍然是有意义的。它表示出在各种边际要素成本水平上所购买的A的数量。然而在这样对它进行解释时，人们必须牢记：一条单一的供给曲线，对不同的供给量来说通常有不同的边际要素成本，而许多条不同的供给曲线，对于同样的供给量而言，可能有同样的边际要素成本（这一点在以下几页中做了更详尽的讨论）。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把其他要素不变时A的数量变化作为我们（假设）的第一近似值。当然这意味着，即使在第一反应中，厂商也会改变其产出。因此，当其他要素数量调整、并且这一要素的数量再次调整时，产出会进一步变化。另一种分解厂商的这一反应的方法是，把该厂商保持其产出不变时可能出现的A的购买量的变化作为该反应的第一近似值。这可以说是纯粹的生产替代效应。如果A的价格下降，并且产出保持不变，A将被用于替代其他要素，这通常意味着从A的初始的边际生产力曲线向更低水平的边际生产力曲线移动。在这一点上，除了方程（1）中的第一个式以外，所有其他等式全部成立：在A的新价格水平上企业以最优化的方式生产这一产量。可是，A的价格的下跌增加了各个边际物质产量与边际要素成本的比率的公值；增加了每多花费一美元所可得的单位产出数量，也就是，它降低了边际成本。所以，此时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这意味着该产量低于最优水平。这样，在替代效应之外又增加了扩张效应。在生产扩张过程中，厂商通常会增加所有要素的使用量。A的使用量的这一增长与由于替代效应而产生的数量增长相加到一起。而对于其他要素来说，这一增加抵消了开始时的下降。和以前一样——既然最终位置是相同的——通常，最终位置趋向于引起更多的使用其他要素，但可能会引起减少A的相近替代要素的使用量。图9．2展示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三条曲线。P是初始时的均衡点，所以三条曲线全部通过它。最陡的那条线表明厂商保持产出不变时可能购买的A的数量；紧靠最陡的那条曲线表明，厂商保持其他要素使用量不变时，它在给定的产品价格水平上所愿意购买的A的数量；最平缓的一条，则表示在给定的产品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水平上，该厂商所愿购买A的数量。你将发现，检验并证明一下关于这些曲线的顺序所做出的解释；说明一下产品市场上的垄断可以改变这些曲线的顺序；并且，用生产无差异曲线的概念重新解释上面所说的内容都是十分有教益的。竞争性的产业厂商在对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条件做出反应时，单个厂商显然改变着那些条件：他们把外部影响强加到自己和同一产业内的其他厂商身上，而一个单一产业内所有厂商的联合反应又把外部影响强加给其他产业。首先，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单一产业，对于A要素价格的下降，每个单个厂商所做的反应将是试图沿着它们对A的需求曲线向上移动，这将引起其产出的扩大。但是，所有的单个厂商显然不可能都这样做而又不改变那些需求曲线据以画出的各项条件。一方面，全部厂商的产出增加会降低该产品的价格，而这将使每个单个厂商对A的需求曲线向下移动，因为每条需求曲线是在产品价格固定的前提下形成的。如果这个产业没有使用任何专门的（可变）要素，亦即，如果这一产业仅仅使用了除A以外所有要素的总可供量中的一小部分，因而这些要素的供给曲线基本可以看成是一条水平线，那么，这将是现阶段唯一应予考虑的外部效应。由于要素A的价格下降，而引起的所有厂商最终增加购买的A的数量（仅对这一产业而言），将小于该产业中各个单个厂商需求曲线的合计所表示的数量，见图9．3所示。通过P点的最平缓的曲线，是这一产业内的单个厂商对A的需求曲线的汇总曲线；其旁边的那条较陡的曲线，是整个产业对A的需求曲线。该产业需求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有一条单个厂商需求曲线的汇总曲线通过，它表示如果厂商的产出增加并不能改变其产品价格时单个厂商将乐于使用的A的数量的总和。对该产业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大，这两条曲线之间互相偏离的程度就会越小。该产品价格的变化不仅将影响A的使用量，也影响所有其他要素的使用量。如前所述，如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则存在这样一种推测，即其他要素的需求量平均而言将会随着A的价格下降而增长。而一旦考虑了产出扩张对该产品价格的影响，这一推测便不再存在了。这一点可以立即从该产品的需求完全没有弹性的极端例子中看到。在这个例子中，该产品价格将会降到维持总产出不变所必须的任何水平上，而整个产业对A的需求曲线将与前面所画出的单个企业不变产出曲线的总和大致相同（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其他要素价格是给定的）。“大致相同”的说法是必要的，因为该产业中所有厂商的生产函数并不一定是相同的，并且，要素A价格的下降对不同厂商的影响也可能是不同的。结果是，整个产业没有变化的总产出可能会掩盖某些厂商产出的减少，平衡是由其他厂商产出增加所实现的。但是如我们以前所见，这些曲线意味着A对作为一个群体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替代（尽管不是对每一种要素单独地替代，因为可能有某些要素与要素A是高度互补性的），所以平均而言减少了对其他要素的使用量。正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整个产业对A的需求曲线，如图所示将处于单个厂商的不变产出曲线的汇总曲线与单个厂商的需求曲线的汇总曲线之间，它的确切的位置则依赖于该产品的需求弹性。如果这个产业使用一些特殊的资源，则对这些资源的价格还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前一段文字中的评论表明，平均来看，我们不能具体地指明这类影响起作用的方向。几乎在任何条件下，与A具有较强竞争性的特殊要素的需求，在A的价格下降时，将趋于减少，因此它们的价格将趋于下降。由A本身所引起的与其具有较强竞争性的要素价格下跌降低了用要素A代替它们的内在动力，但也降低了边际成本，因而增强了扩大产出的内在动力。也许存在着作出这样一种推断的理由，即此种相关的效应很可能是，A使用量的增长要比那些与A具有较强竞争性的要素价格保持不变时的增长数量更小。与A具有高度互补关系的特殊要素的需求，在任何条件下，都将随A的价格下降而趋于增加，所以它们的价格将趋于上升。这一点显然倾向于使A的使用量比那些有高度互补性的要素价格保持不变时增长得要少，这既是通过降低要素A替代其他要素的优势也是通过提高边际成本来实现的。对其余资源的需求可能会沿着两个方向移动。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大，对这些其他资源的需求越可能增加，其价格也越可能提高。在这种情况中，特殊要素价格变化的综合作用将倾向于使A的使用量比除A以外所有其他资源的价格保持不变时增长得更少。另一方面，产品需求弹性越小，对这些其他要素的需求越可能减少，其价格也越可能下降，而且可能一直降到足以使得A使用量的增长量比除A以外所有资源价格均不变时增长得更多。当然，除了这些由于A的价格下降刺激而成的生产形式变化所产生的外部金钱效应以外，还可能存在着在讨论供给曲线时所考虑的那些外部技术效应。这些效应可能会在两个方向上对A的使用量起作用。只要我们仅限于考虑在单独一个产业内对A的价格下降的各种反应的影响，则最终总的结果将是，A的购买数量和其产品产出的增加。上述影响对于一个厂商来说是外部的，但对于该产业来说则是内部的，它们可以使这些购买量和产量的增加较之不存在这类外部影响时更大或更小，但它们却不能变增加为减少——或许某些反常的特例除外。正是产出的增长使得产品价格下降，所以使得单个厂商产量的扩张看起来并不如在初始价格时更具有吸引力；除非对它们的需求普遍增长，否则其它资源的价格不可能平均地增长，而对它们的需求普遍增长也意味着产出的增长。但当这些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是事实时，对单个厂商未必如此。不同的厂商可能会采用不同的生产技术和不同的要素组合。举例说，有些厂商的生产技术可能是偏重于使用那种因外部影响而价格上涨的要素，对于这些厂商来说，要素价格的这一增长可能足以使其降低产出。有些企业可能尤其会受到外部技术效应的影响，如此等等。经济整体如果我们从分别考察单个厂商转入考察做为一个整体经济则前述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同样适用。每个产业在对要素A的价格变化做出反应的过程中，都会把外部效应强加到自己和其他产业的身上。那些与要素A有较强竞争性的资源价格会明显地趋于下降，而那些与A有较强的互补性的资源价格则会趋于上升。不论它们的价格如何（即，相对于什么）计算，也不论它们的供给状况如何，几乎都是如此。关于这些资源，我们对前文没有什么可加以补充的。然而，除A以外的所有其他资源一般来说会是怎样呢？显然，A价格的下降，也就是其他资源价格相对于A，因而也就是相对于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的上升，而我们始终讨论的只是相对价格。这种发生在相对于最终产品和服务平均价格的所有资源（包括A）的平均价格上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开始讨论时的假设，即关于使A的价格下跌的其供给增长来源的假设（亦即，关于既定的资源供给状况的含义的假设）。如果A供给的增加，仅被看做是相对供给的增加，而这一增加又为，足以保持可用资源总量在适当意义上不变的、所有其他资源供给的降低所抵补，那么，在同样的意义上，总产出也将不会改变，因而，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相对于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也将仍然不变。然而，这意味着除A以外的其它资源的平均价格，相对于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是上升了。如果A供给的增加，是指社会总资源的净增加，同时其它资源的供给不变，那么，这显然使总产出可以增加。但这对相应于最终产品和服务平均价格的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会有什么影响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前例所示，除A以外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相对于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将是上升的。始终重要的事情是，要承认不定义价格依以测度的基准，否则我们就无法谈论整个经济的价格变化。如上所述，依据至少一种关于“生产要素的既定供给状况”的解释，尽管A的相对价格有所下降，总产出在某种意义上必定仍然不变。然而我们已在前一节中看到，如果仅仅考虑一个产业内部的反应，则A价格的下降将会分别导致每个产业产出的增加。显然，对某个产业或大部分产业来说，必定存在某些外部的效应可以根本改变这一结果。经由那些与A有较强竞争性或互补性的特定资源的价格而产生的外部效应就可能做到这一点。然而，更广泛地讲，在这种背景中有重要意义的外部效应，是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相对价格以及消费中与此相关的替代的影响——是我们在固定比例的例子中从纯形式上看到其起作用的那种效应。在前一节中，我们考察了每个产业以其自身的反应所引起的资源价格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也将外部影响施加到其他产业中，正如我们在前一段中所见，A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其他资源价格总的来说相对于A价格的上升，并且，相对于全部资源的平均价格和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也是上升的。对于较大部分使用这些其他资源生产的产品来说，这些资源价格的上升将会抵消A的价格下降而有余。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将会因此而上升，并且。它们的供给曲线将会向左移动。对于这些产业来说，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它们产业自身对A价格下降反应的结果，而是其他产业的反应对它们所形成的外部影响的结果。这些产业的产出会趋于下降，但它们对A的使用量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它们与其他产业一样，会乐于用A来替代其他要素的使用。但是，产出的减少可能足以使得A的使用量也减少。所以，尽管每个产业各自对A的需求曲线是负斜率的，表示一个产业在各种价格水平上对A的最终使用量的曲线（考虑到全部的内部和外部效应）却未必也是负斜率的。一个特殊的产业也可能在A的价格较低时使用较少量的A。当然，出于通常的原因，这种情况是例外。实质上，如果A的供给的增加被看作是社会总资源的净增加，则这些说法同样是适用的。在这种情形中，总产出能够增加，因此每个产业的产出都增加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一般来说，如果使用A相对较少产品的产出没有减少，那么它的增加额将会少于那些使用A相对较多的产品产出的增加额。这大概是我们的解释中唯一需要改变的地方。如果A的供给增加被看作是社会总资源的净增加，并且，如果我们假设其他要素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无弹性的、始终处处存在着竞争，而且不存在外部技术效应，那么，经济整体对A的需求曲线就是经济整体的边际产量价值曲线（你会觉得，看一下为什么必须要这些条件是有教益的）。但它并不是每个单个企业的边际产量价值曲线的合计。每个厂商的这种曲线不仅是对其产品的既定价格而言的，而且是对每个厂商分别使用的其他要素的数量而言的。而另一方面，经济整体的这种曲线则考虑了资源在各厂商和各产业之间的转移——它是针对经济整体中的其他要素的既定数量而言的。它表明，如果在各厂商和各产业之间所有资源是以最优化的方式而重行配置的，则在所有其他资源的不变数量之上，每增加一单位A的使用量可获得的总产出的增加值。可能的资源重行配置当然依赖于假设的条件，尤其要依赖于允许的调整时间，所以，这种重新配置在长期比在短期内会更为频繁。由于资源的某些重新配置是可能的，故在任何时间内，经济整体的边际产量曲线要比各厂商的边际产量曲线的合计更有弹性，并且，时间越长，边际产量曲线的弹性就越大，因为，时间越长，重行配置的范围也就越大。无论做出哪一种关于A的供给增加来源的假设，经济整体对A的需求曲线都将处在所有单个厂商对A的需求曲线的合计与单个厂商使用A的固定产出曲线的合计之间，所以，图9．3既适用于单个厂商，也适用于经济整体。关于竞争性要素市场的总结就经济整体而言，某一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既反映了生产的也反映了消费的替代效应。若产品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不变，某种要素供给的增加，及由此引起的价格下降，对每个厂商都将是一种鼓励，促使它用这一要素去代替最初生产中使用的其他要素，并且扩大产量。然而，许多厂商都试图做这些调整将会使其他要素的价格相对于产品的价格有所提高，这将使较少地利用这种现在更便宜的要素所生产产品的成本相对于较多地利用这种要素所生产产品的成本要有所提高，导致这些产品的供给并因而导致其价格的变化。这就在各厂商和各种产业内的生产替代中又加上了各产业间的消费替代。这些普遍的效应又将由于因生产要素与消费产品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产生的特殊效应而变得更为复杂。那些属于目前价格更便宜了的生产要素的相近替代品的要素，其价格相对而言将趋于降低；而那些与此类生产要素具有较强互补性的要素，其价格将趋于上升，而这些对于在其生产中这些要素是特别重要的产品的价格将具有进一步的第二层效应。类似地，那些在消费中与较多地使用这类现在价格更低廉的要素所生产的产品具有相近的替代关系的产品价格将趋于下降，而那些与其具有相近的互补关系的产品价格则会上升，等等。对于经济中每一个单独的厂商来说，均衡要求每种要素的一定使用数量的边际要素成本等于该要素这一使用数量的边际产值。在一个有竞争的要素市场上，这意味着在此经济对某一要素的需求曲线的每一点上，该要素的价格要分别等于经济中每个厂商使用这一要素的边际产值。这是生产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中的中心命题。但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它比初看上去要复杂得多。需求曲线上的不同点，不仅仅涉及到所讨论的这种要素的不同数量，而且涉及到其他要素的组织和使用方面的广泛调整，其调整规模则要依赖于所考虑的时间长短。单个厂商，追求边际产值和要素价格两者的相等。它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和产出数量，也就是改变边际价值产品而不是通过改变要素价格来实现这一相等，因为，厂商对于要素价格无法进行直接的控制。买方独家垄断也许我们值得对非竞争要素市场的情形做略微详细的分析，假设在某种特殊要素的卖主之间存在着完全的竞争，从而这一要素的供给曲线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定一个特殊的厂商是这一要素唯一的买主；即买方独家垄断的情形。如上文所述，在这种情形中既然厂商同时决定这一要素的价格和购买数量，则该厂商在不同价格水平上会使用多少这一要素，就不再是有意义的问题了。图9．4描述了这种情见VV曲线（标着假设的需求曲线）正好是厂商为某要素的竞争性购买者时，这种要素的需求曲线的形状，并且恰恰应该像上面推导要素需求曲线那样推导出来。正如我们从那一推导过程中将要看到的，该曲线表明，对A的每一数量，厂商每增加一单位的A的使用量时，它所能够增加其收入的（最大）数量。如果该厂商所能使用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数量是固定的，则该曲线将是A的边际产值曲线。如果该厂商能够利用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数量不是固定的，那么，为了保持它们的边际产值等于其边际要素成本，在增加或减少A的使用量时，厂商将会改变这些其他要素的使用量，因此，既然其他要素的使用量在VV曲线的所有点上是不相同的，该曲线也就不再是边际产值曲线了。曲线SS是要素A对该厂商的供给曲线。它表示，在不同价格水平上，该厂商可能购买要素A的最大数量。因此，如果该厂商购买那一点的横坐标给定的要素A的数量，SS曲线上任一点的纵坐标都表示，它的每单位要素A的平均成本。因此，SS的边际曲线（MM曲线）的纵坐标给出了该厂商每增加一单位要素A的使用量，它的成本将会增加的数量，或者说是给出了A的不同使用量时的边际要素成本。只要增加的要素A的使用量使厂商增加的收入（VV曲线的纵坐标）超过这一数量使该厂商成本增加的量（MM的纵坐标），则对该企业来说，增加A的使用量就是合算的。因此，这两条曲线的交点给出了A的最优使用量，在本例中也就是OH。那么，对每单位A所支付的价格就是供给曲线上在H点的纵坐标，也就是OP点。注意，既然在要素A的某一特定数量上，不同的供给曲线可以有相同的边际要素成本，那么，该要素的许多不同的价格就是与同一条VV曲线以及A的同一使用量相协调的。图9．5描述了一个例子。要素市场失去其竞争性，可能不是由于某个厂商是该要素的唯一买主，而是由于只存在一个卖主。这种情况与产品销售中的垄断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要素的卖主面临的是负斜率的需求曲线，而且他会力求使其边际收入与任何他认为是其边际成本的东西相等。如果一种要素的独家垄断的买主面临着一个独家垄断的卖主，这时就出现了双边垄断的情形。对这两个垄断者来说，其最大收益是由垄断性卖主的边际成本曲线与垄断性买主在上图中的VV曲线的交点来决定的。这一点是两个垄断者互相联合时可能使用的该要素的数量。如果两个垄断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没有促成这一要素使用量，则这时的位置就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通过结合还可得到进一步的利益，亦即，两个垄断者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负得起对方一个比后者的垄断地位的价值更大的数额以换取它的垄断地位，所以，两者之间还会有能够使双方都获益的进一步交易。这一论点说明，在这种双边垄断的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唯一决定的数量，至少在合并并未由于非经济障碍而被排除时是这样；但是，这一论点未提供一种方法，来决定垄断收入如何在两个垄断者之间分配，而且从这一方面来看，此解必须看作基本上是不确定的。这种买方独家垄断分析的一种有意思的特殊应用在于，它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强行实施一种高于目前工资水平的法定最低工资，将会提高劳工就业量。图9．6对此做了说明。实线适用于没有最低工资时的情形，所以，OA是在工资水平为OW1时的均衡就业量。假设法定最低工资OW2得到有效的实施，厂商的供给曲线就不再是SS，而是变成了现在OW2时的CS。因为在低于OW2的工资水平上，厂商无法雇佣任何劳工。因此，边际要素成本也不再是MM，而是OW2CDM，它与VV线在E点相交。所以，这时均衡就业量为OB，大于从前，尽管工资率从OW1，增长到了OW2。很显然，为了产生这一效应，最低工资必须处于W1和W3之间。如果大于W3，就会出现通常的就业递减效应。也许值得明确指出，这一例子不过是理论上的珍品，而不能认为它有多大的实践意义。这部分地是由于买方独家垄断对那些受到最低工资率影响的要素来说尤其不大可能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部分是由于，即使在这类例子中，也不存在作出最低工资率会落在类似OW1到OW3这一区间内的推论的根据。 　《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章 边际生产力分析：某些一般性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边际生产力分析并没有提供完整的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理论。它概括了，在生产要素需求后面起作用的因素，但生产要素的价格还依赖于这些要素的供给条件，要完善这一理论，我们还须分析在生产要素供给曲线后面起作用的因素。然而，在做这一工作以前，先考虑边际生产力理论方面的某些一般性问题，即主要与生产要素需求分析中使用的中心命题——要素倾向于得到它们的边际产值——相联，而不是与其供给条件相联的问题，将是有益的。　　　产品的耗尽　　　一个几乎从边际生产力理论刚一提出时就产生了的问题是，按照边际产量所进行的支付是否能确保将总产量全部用完。如果对每种要素都是按照其边际产量进行支付的，那么对要素的所有支付额的总额就不会高于或低于全部可用于支付的总额吗？在这种情形中，这个差额是怎么回事？　　　威克斯蒂德曾给出了在一段时间内对此问题最广为接受的答案。他指出，如果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则欧拉定理表明，以边际生产力为依据的支付额，将会用尽全部产品，令 a，b，…，为生产要素的数量。x＝f（a，b，…）为生产函数，则f（a，b，…）是t次齐次函数，如果：　　　（ 1） f（ λ a， λ b…）＝ λ tf（a，b…）。　　　欧拉定理断言，对于一个 t次齐次函数有：　　　（ 2）·　　a＋·b＋…＝tf（a， b…）＝tx　　　如果 t等于1，此式变成：　　　（ 3）·　　a＋·b＋…＝x。　　　这里的偏导数正是不同生产要素的边际物质产量，并且分别乘以其对应要素的数量。因此，等式左边的每一项是对每种要素用实物形式表现的总支付额（如果每种要素获得其物质的边际产量），而它们合计正好等于可供产品的全部数量。这个等式不会由于乘以该产品的价格而改变，事实上这正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发生的情况。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结论过于完美了。如果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处处都是一次齐次的，那么，以边际产量为根据的支付额将消耗掉全部产品，而不论要素依此结合的比例，而且，要素的收入将与厂商的规模无关。再者，如果存在着垄断，按照边际产值确定的支付额将不会消耗掉全部产品。最后，尽管从充分广泛的角度来看，我们从前面已经知道，把生产函数看成一次齐次的是合理的，但是并不能从这种观察方法得出结论认为，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看，它们也是一次齐次的。如果事实是如此，也似乎是经验上的偶然现象，而且把经济学中一个基本命题建立在一种经验性的论据上，看来是相当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这一事实的决定甚至已不属于经济领域而是技术领域的事。　　　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争辩说产品的耗尽完全不是特定技术条件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是均衡的一个条件，考虑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某种资源所有者向所有其他资源所有者支付其边际产量，他所剩下的多于他所拥有资源的边际产量。这样，所有其他这种资源的所有者都会受到鼓励去做此类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减少他们之间所得的差别。相反，如果所得的剩余低于他所拥有资源的边际产品，这就激励他不再继续当剩余收入的接受者，他会结束他目前的行为，出让其资源的使用权以获取其边际产品。结果是，在竞争条件下，单个厂商会试图在其生产函数为一次齐次时的产出水平上，并以这时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从事经营。　　　边际生产力在实证分析及规范分析中的作用　　　在讨论边际生产力分析中，看来越出我们回避规范性问题这一总原则更为好些。原因在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之间的混淆，可能是对边际生产力分析产生误解的基本原因，也是造成对此理论持续不断地进行论战的根本原因。　　　也许，这种混淆的最简单的形式是，这样一种论点即，如果这种理论是有根据的，它使得工资率（或任何其他资源的收益率）不可避免地由“自然规律”所决定，而不会被人类的行为所改变，这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以至于边际生产力分析是不能接受的。当然，即使这一推理是正确的，它也不是拒绝接受边际生产力分析的可靠根据。我们可能会哀叹地球是圆的。而我们对它无所作为，可这并不能成为拒绝接受这一事实的理由。但是，先前的分析已很清楚，这样的推断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边际生产力分析正是一种工具，用来分析某一特殊行业中的工资率为人的行为所改变的途径。它可能由于任何将会提高的定量的雇员的边际生产力的行为而提高。这可以通过裁减雇员人数，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提高管理的效率，增加工人所用的资本数量等等来实现。　　　一种更为复杂的混淆形式是，在本科生教科书中——特别是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常提出的、对边际生产力分析的一整套反对意见，其大意是说，这一理论“假设”了资源的完全的流动性、对可供选择的机会有完全的了解、完全竞争，等等。且不论关于“假设”的这些说法所引起的一般性问题，很显然，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中，如果把边际生产力分析看作实证分析的工具、看作是理解生产要素需求后面的各种力量的途径、因而看作是理解各种资源的价格为什么如此这般的途径，则这些说法就是完全离题了。假设一种特殊劳力在南方与北方之间是完全不能流动的。这意味着北方的这种类型的劳动力与南方的这种劳动力事实上是不同的资源。它们是两种不相同的资源，二者各有其自己的供给曲线。这两类资源的价格将分别由他们各自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来决定。北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将依赖于它的价值生产率，当然后者又依赖于南方劳动力的价格，反之亦然，正如劳动力的需求可能依赖于土地的价格一样。如果在生产中，北方劳工的一个单位是南方劳工一个单位的完全替代品（即南方和北方许多生产活动都可以以同样的成本完成得同样好），则需求条件将支配两个地区的相同的价格；如果它们不是互相为完全替代品，则它们的价格也不相同；等等。所以，边际生产率分析，对于判断不流动性所产生的效应，是十分有用的。同样，无知和不流动一样，也将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供给条件。而我们已经知道，边际生产率分析怎样可以很容易地说明垄断条件。　　　引入这些“假设”的原因在于，他们与判断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的规范性内涵有关。假设由于不了解其他家具厂的机会，使一群工厂中的劳工未能到另一群工资支付较高的工厂中去谋职，那么，同样类型的劳工，虽然都获得了他们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但一群工厂中的劳工却获得高于另一群工厂劳工的工资率。显然，若排除这种对机会的不了解，将会增加总产量。从支付额较低的工作移转到支付额较高工作的劳工，其新的就业所增加的产量要大于他放弃过去的工作而造成的产品减少的数量。　　　如此例所示，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的功能在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劳工支付其边际产量，会鼓励工人去寻求能使其边际产量最高的就业，假设在那两组家俱工厂中的工资率是相同的，尽管其边际产品不同，工人也没有兴趣转移到其边际产品较高的工厂去。同样，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也鼓励了资源的买者去购买最适于其目的的资源。举例来说，假设有两类劳工，A和B。如果在活动1中，A和B是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而在活动2中，B比A的生产率要高。如果支付额是按照边际产量而确定的，由于B在活动2中有较高的生产率，他将获得高于A的工资率（如果B的数量是有限的，足以使得在均衡时全部可以在活动2中得到雇用）。活动1中的雇主会乐于雇用A而不是B，因为，为了雇用B，他们将必须按照活动2中的边际产量进行支付。另一方面，假设A和B的工资被武断地确定为相同，那就意味着它们不能与边际生产力相符合。这样，活动2中的雇主仍有兴趣留用B而不是A，但活动1中的雇主则没有任何动机仍然雇用A而不雇用B。当然，所有这些例子中，“内在动机”本身却依赖于依据雇主的边际产量来确定对他的支付额，因为他的生产力恰恰在于选择最适用于其目的的资源，而如果他的报酬不依赖于他完成这项工作的好坏，他又到哪儿寻找动机去把它干好呢？　　　更广泛地讲，依据边际产量进行支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市场购买中的最终产品替代率等于生产中技术上可能的最终产品替代率。这一点通过消除所有的中介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假设在其他资源数量一定时，一小时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一蒲式耳玉米或一蒲式耳小麦。那么，技术替代率就是1对1。除非玉米和小麦以相同的价格出售，否则表面替代率就不是1比1，而实际上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其他替代方案也就是被误用了的。至此为止，这仅仅是要求收益率与边际产量成比例。但是，除非收益率等于边际产量，否则，市场货物与非市场货物之间的替代率将被扭曲。假设在上例中，每小时劳动的价格是半蒲式耳小麦，看起来，这个劳动者以通过牺牲掉半蒲式耳小麦，而获得一小时的闲暇，然而实际上整个社会却整整牺牲了一蒲式耳的小麦。　　　关于这些规范性问题的全面分析将会引出更广泛深刻得多的讨论，尤其是不能确定应属于谁的利益和无人负担的成本所引起的问题（“毗邻效应”，私人和社会产量之间的偏离。）但也许关于无知、非流动性、竞争程度等问题在分析根据边际产量确定支付额的规范性含义中为什么如此重要，已做了足够的说明。另外，关于确保资源适当配置的功能是通过调整单位资源的收益率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调整可识别的个体的总收入来实现的，这个总收入不仅依赖于这种单位收益率，而且依赖于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数量，或许也说得够多的了。　　　分配的道德观　　　众说纷坛的规范问题并不是边际生产力在取得资源配置效益中所要完成的任务，倒毋宁问它是否还导致了分配上的公正，边际生产力理论被看作是对现存收入分配的公正性的一种辩护。假定存在一个竞争条件近似合理的情况，那么，人们争辩说，边际生产力理论表明，每个人获得了他所生产的东西。显然，一个人应该获得他所生产的东西。因此，人们就说，现在的收入分配是合理的。　　　对于这一论点可提出的一个反驳意见是，私人产量——个人依此获得一定的支付额——与社会产量可能是有偏差的。举例说，盗贼所使用撬杠的生产者也获得他们的边际（私人）产品。但是，这一反驳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它所抨击的实际上是这一辩论中的一个小前提，因为它只争辩说，在某些情况下产量的市场测度不是适当的测度方法，它并没有否认，如果产量是被恰当地测度了，个人应该获得他们的产品。　　　这种论点所赖以成立的基本假定是下列伦理命题，即一个人应该得到用他所拥有的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且不论这一命题的可接受性如何，应当承认，这一命题是被广泛地且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定来说，有一套信条被看作是理所当然、而毫无疑问的能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接受，是十分重要的。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这一命题就是或已经是我们社会上的这类信条之一，而事实上它也的确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接受了市场体制和与之相关的报酬方式的部分原因。依据边际产量进行支付的功能也许“实际”是为了获得资源配置的效益。然而，报酬的支付被发挥这一功能只是由于人们广泛地、或许也是错误地认为它导致了分配上的公正。　　　说明这一道德命题根植于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中有多深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我们制度的大部分极端反对者对这一点也是默认的。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他的劳动剥削理论。他说，劳动力被剥削了，因为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但却只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即便承认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这一点有一定意义，为什么这样的结果是“坏的”或者是剥削的表现呢？说它是“坏的”，仅仅是因为劳动“应该”获得它的全部产品——而这正是上面所说的基本道德命题。如果罗斯金的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被接受（又一次撇开了由于对能力和需要这两个词进行定义而引出的所有问题），那么马克思的全部论据都将不存在了。这样，为了证实存在着“剥削”，人们将不是必须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劳动的所得少于它的产出，而是必须表明劳动的所得少于它的“需要”。　　　当然，即使人们接受了这个基本的道德命题，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在逻辑上也是荒谬的。显然，部分本期的产品是可以归因于非人力资本的。马克思的回答是，非人力资本是过去劳动的产品——可以说是“物代”劳动。但是，如果事情确实如此（这并不表明我暗示它如此）、马克思的口号就应该重新措词为，“现在和过去的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但现在的劳动只获得了全部产品的一部分”。这是多不过意味着，被剥削的并不是现在的劳动，而是“过去的劳动”，而且不得不引入一种新的道德命题以便去争辩说，现在的劳动应该获得由现在和过去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　　　当然，在此提及这个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目的不是要对它进行全面的分析，而只不过是要说明，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本身也建立在接受资本主义道德的基础上。　　　如果进一步详细研究这一命题，即一个人应该得到用他所有的资源（包括他的劳动和非人力资本）生产出的东西。我相信，对它既不能完全接受，也不能完全拒绝。当两个个人处在相似的环境中，并且具有平等的机会时，这一命题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通过市场完成的支付只涉及了资源的部分使用，并且，依据市场化产量进行的支付要求与总收益相等。但对两个具有不平等机会的个人来说，这一原则看起来就不那么合理了。一个人生来就失明，另一个人却有视力，如果前者由于生产率低而比后者所得要少，这是否“公正”呢？困难在于，难以找到其他适用的原则。最根本的“不公正”是初始时的资源分配——也就是一个人生来失明，而另一个却不失明这一事实。实际上很清楚，在这类情况中，我们并不使用依据产量进行支付的原则。　　　有时，人们认为，这一原则适用于对人力资源的支付比适用于对非人力资源的支付更彻底。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得到”他用自己的劳动或他自己所产出的资本而生产的产品，而不是使用他所继承的资本而生产出的产品。按照上例的结论，这一区别是不正确且不切题意的。如果一个人应该获得他用其劳动生产的产品，这意味着，他有权按照自己意愿消费其产品，只要他不干扰其他人。如果他可以用这些所得过放荡的生活，而可能不留给他的儿子，他是否将得到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呢？琼斯先生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财产，史密斯先生则继承了罕见而能获得收入的体能和智能。或者换一种情况，琼斯先生用他的劳动所得使他儿子接受了一种技术教育从而将提高他儿子挣钱的能力；史密斯先生使用他的劳动收入为其儿子置办了一份产业，这使他儿子挣钱的能力也将得到同样水平的提高。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差别呢？　　　这是对复杂而微妙的问题进行的肤浅而又不完整的讨论。其目的并不是要提出什么完整的或令人满意的分析，而是要表明对资源收益率的决定所进行的边际生产力分析并不只具有单一的道德含义。接受边际生产力分析无论如何不是要让人们表示接受现存的收入分配是正确的或适当的分配——也不是让人们因此而去否定这种分配。 　《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一章 生产要素的供给 　　生产要素前面我们用高度抽象的措词讨论了生产要素的需求；这种讨论没有考虑各种生产要素的具体特性，也没有给以命名，其原因是，在需求方面，似乎不存在有经验的分类，作这样的分类似乎也没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有用的分类因问题的不同而不同。在需求方面，对要素分类的主要考虑是生产中的替换性。单个要素由若干个这样的单元组成，即它们被认为是在生产中完全可以被替换的东西；不同要素则由这样的单元组成，即它们不是完全可以被替代的。对有些问题来说，区分出许多不同的生产要素是值得的，而对于其他问题则很少需要加以区分。传统上认为，供给条件为用特殊的术语区分生产要素提供了较为坚实实际的、具有经验性意义的基础。古典经济学家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他们认为土地是一种永久性的，不能再生产的资源，其数量是固定的，因而从整体而言对经济的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他们认为资本是一种可再生产的资源，其数量可以通过审慎的生产活动而改变，因而资本的供给并不是完全无弹性的。事实上，他们一般认为这种供给弹性很大。与资本一样，他们认为劳动是可再生产的和可以扩张的，而且，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劳动供给的成本是不变的。但是要把它与资本区别开来，因为它具有二重身份，既是生产资源，又是最终消费者。产生这种三分法的根源，无疑是古典理论发展时期所特有的重要社会问题，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结构。现在也许对于某些问题来说，将土地与其他资源区分开仍是重要的，但对于大多数问题来说似乎已无关紧要。在当前大多数重要情形下，无论从与经济相关的哪个角度讲，土地都是不能与资本的其他形式区分的。土壤的生产能力可以通过灌溉、施肥之类的成本支出而生产出来，显然不是永久性的。即便是通常意义上的地租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在发达国家里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比过去下降很多。从广义上说，作为生产力源泉的资本，有更多的话要讲。我们称之为劳动的大部分生产力显然是有意识投资的结果，同机械和建筑物一样，都是生产出来的。人类生产力可以代替非人类生产力，只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人类生产力可以生产出来，以取代非人类生产力。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投资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趋向于采用人力资本形式。所谓财产收入总的来说在愈是发达的社会里，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愈小，尽管同时物质资本的绝对数量大了许多。例如，它在美国所占的比例小于缅甸或印度，也许还小于法国或英国，还可能小于一百年前的美国。尽管我们认为所有生产性服务的源泉均可视为资本，我们的社会和政治机构基于实际需要却认为，两大类资本范畴——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之间的许多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区别。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马歇尔关于特殊的劳动“特点”的论述，来探索这种区别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这些特点使劳动区别于其他要素。他列出五个特点：1．“工人出售其劳动，但保留自己的资本”。2．“劳动的出售者必须自己送货”。3．“劳动是会消失的”。4．“它的出售者在讨价还价时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5．“提供额外的特别本领需要很长时间”。正如马歇尔所承认的，这些特点的前两种的立足点，与其他几种颇不相同。劳动易消失是指（人类具有的）劳动服务源泉的贬值，这主要取决于时间，而不是使用率。如果今天的劳动服务未被使用，它们并未被异常迅速地贮存起来，到了明天并不会有相应更多的劳动服务。而这一点与非人力资本同理。比如桥梁、道路或机器，它们所提供的服务，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贬值，从经济角度上说，比如汽车，它的自然特性在被废弃时仍能够保存，但其经济价值却不能。此外，讨价还价的劣势绝非如马歇尔所指出和经验所充分显承的那样，总在劳动的一方。只要在这方面存在着任何体制上的差别，它总好象是第一条的间接结果。由于非人力资本可以买卖，因而借用这种资本比借用预期能够获利的人力要容易，并可以通过出售其一部分来取得资金。而这一点，于人力资本却不可能。更为概括地说，任何形式的“讨价还价”问题的产生，只能是在市场不处于竞争时，事实上，更严格地说，是在市场的买方和卖方都不处于竞争状态时才会发生。那么，讨价还价的优势取决于哪方是垄断者，或者如果双方都是，则取决于各自相应的垄断力，而从这一点很难知道它本质上取决于所讨论的资源是否为劳动。另外，第五条至多是个程度问题。其他形式的资本同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只要想一想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以及早期无线电、航空和电视业的投资就明白了。第一二条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源自我们社会的基本制度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只有在奴隶社会才会消失，而且仅仅是对奴隶而言，如前所述，人力资本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无法买卖的。这一点说明人力资本一般说来不能像非人力资本那样很好贮存，以备紧急之用。其结果是，人力资本收入在既定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越大，一般说来想节约的愿望也就越强。“一般说来”这一限制词必不可少，原因是这些论述只有在人和财产具有足够的安全保险时才能成立，对于那些时常处于或自身感觉时常处于财产被没收或自己被驱逐出居住地危险境地的人们来说，人力资本的贮存比非人力资本贮存要好得多。比如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难民，60年代的古巴难民和1975年的越南难民具有一般人类技能的人——如内科医生——比拥有大量财产的人的应急准备要好得多。更早些时候的例子是：在这种情形下人力资本的优越性足以说明犹太人在长期流浪时期注重教育的一个主要原因。人力资本不能买卖的第二个结果是减少了市场力量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范围。在一台机器上投资的个人便能拥有该机器，并能保证从投资中获得报酬。而在他人身上投资的个人却无法获得这种保证。人们在自身投资或在其子孙后代身上投资时所具有的刺激性不存在于机器投资上。于是乎，相对于非人力资本而言，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不是过少便是过多。最后，人力资本源泉不能买卖这一点是马歇尔用以说明第二种特点的基本理由：正因为如此，劳动力的出售者必须自己运送。但是，这点说明了非金钱方面的考虑与人力资本的使用有关，而这种方式一般不存在于非人力资本，比如，土地的拥有者无需考虑土地的使用方式是否“愉快”，又比如一匹马的主人无需考虑他给马的工作是否“有趣”，只要这两种工作在土地和马的生产力方面含有同样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主人却需要考虑劳动者的兴趣和爱好。事实上，他必须制定一个连带式合同，他在出售劳动力时候，必须连带考虑工作条件和工作兴趣性等。这些适合于人力资本的特殊考虑会影响到对其应作进一步的考虑，于是我们要转而考虑劳动力在总体上的长期和短期供给，然后是不同职业的劳动供给。类似的考虑在其他要素中却没有必要。劳动的整体供给劳动当然不是同质的：一个挖渠工人的一小时劳动与飞机驾驶员的一小时劳动是不相等的。然而，我们却总是能够想法以某种假定的工资率结构和将不同种类劳动相加的某种惯例来设计劳动供给的一般曲线。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工资系数来确定工资结构，然后用这些系数将实际劳动小时数换算为“相等”的小时数。如果我们假设飞行员的工资固定为挖渠工人的10倍，那么飞行员的一小时劳动可视为与挖渠工人的10个劳动小时相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供给的总体的劳动小数为各种工资率结构指数的函数。比如挖渠工人的工资率结构，我们承认在每一种工资率结构下，总供给量实际上由挖渠工人的若干劳动小时数和飞行员的若干劳动小时数等等组成，由此推断，我们从不认为相对工资率结构实际上是抛开经济体制或工资率水平制定的，我们仅仅是把问题分别开来，然后一个一个地去考虑。一般来说区分两种劳动供给曲线似乎是合适的：在给定一定能力和一定人口数量下的劳动供给——即短期供给——和不带这种限制的劳动供给——即长期劳动供给。后者显然包含一个人口“理论”问题。短期劳动供给我们所给定的条件显然表明，对于任何意义的短期劳动供给都是完全无弹性，24小时与人口数之积便是每天劳动可供量——如果我们忽略对不同质劳动的修正的话。可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显然不是关于任何意义的劳动供给，而是可以通过市场而使用的劳动供给。那么，从根本上说，我们关心的是决定提供给市场销售的这部分劳动力要素。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部分相对较小，因而其变化的余地相当大。大约人口总数的一半被划入了“劳动力”，而这些人只将其总时间的极小一部分用于市场活动——大约为1/4时间。此外，这个部分无疑随着时代的不同和国别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关于短期劳动供给曲线的最广为接受的假定也许是，如图11．1所示，是一条在某些工资率之上向后弯曲的曲线。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应理解为表现了在给定价格条件下提供的最大数量，这正是负斜率部分被解释为“向后弯曲”而不是“向前倾倒”的原因。大量的历史数据均证实了这一结论。首先，随着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实际工资率的不断增长，每周的平均劳动小时数却呈减少趋势，且劳务市场上的童工部分要呈减少趋势。妇女部分未见有系统的变化，可能是增长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对供给曲线作长时期的观察，就会发现它们会导致一个向后弯曲的部分。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证明，在那些国家里，常见的现象是，在工资率相当低的基础上，每小时工资率的增长将导致工作小时数的减少。那里的人们似乎只希望得到一笔钱，而不考虑他们需为之付出多少劳动；如果少工作几小时亦能获得那笔数额，他们就少工作几个小时。关于供给曲线向后弯曲部分的理论上的解释是，随着劳动力需求量增长而导致的实际工资率增长有两个效应：（1）由于一小时闲暇的成本是在这一小时所能获得的工作，因而使闲暇变得更加昂贵。这是替代效应，其自身能导致增加工作小时数的趋势。（2）如果个人将工作相同的时数，则实际工资率的增长使其实际收入增加，这将导致该人购买更多种类的商品，包括闲暇。这是收入效应，其自身能导致工作小时数的减少，除非闲暇没有好处。那么理由就是，超过某点，收入效应支配替代效应。其结果表现为，人们工作小时数减少，辅助性工人（如儿童等）从劳动力中退出等等。这样的解释显然说明，在很大程度上问题取决于通过市场用钱所购买的商品价值，这些商品可以通过非市场性活动获得。在原始社会，使收入效应占绝对优势的最初的低工资率，反应出对市场商品缺乏了解，嗜好范围狭窄。随着嗜好的发展和知识的传播，收入效应支配的点便呈上升趋势。对于以上这样的分析有时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人们并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小时数；这是一种个人非取必舍的制度性论点。这种反对意见几乎完全是似是而非的。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大部分调整会采取调整人们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形式。其次，甚至在任何给定时间里，一个特殊的个人都会留有余地。他可以选择加班或不加班，一年中休假多些或少些，可以选择工作小时数符合其愿望的职业或雇主，如此等等。但这些都不是基本的谬误。重要的是，个人如同是位完全的竞争者；单独就每一个个人而言，每周工作小时数可能是固定的，然而，所固定的小时数正是每一个个人作为一个整体选择的结果。任何时候，如果在给定工资率基础上，这种平均的时间水平超出人们所愿意付出的水平，则表明任何一个雇主，如果他缩短工作时数并调整到工人愿意接受的水平，便能比其他雇主具有更大的雇佣吸引力。由此，他可以吸引更好的工人或以较低的工资率吸引工人。因此就会刺激雇主们将工作条件和时间调整到工人们愿意接受的水平。（用我们前面的术语说，由于买卖的连带性，雇主既是劳动力的购买者，又是工作条件的出售者。）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允许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小时数。我们讨论的供给曲线是短期曲线，假定人口不变，我们已谈到实际工资率水平的选择效应，在这里每种工资率水平都被认为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将继续下去。显然，由暂时的高工资回复到低工资，比起永久性的高工资，其反应是有很大差别的。暂时的高工资比永久性的高工资似乎更有可能诱导固定人口数中劳动数量的增加，因为它有很强的诱惑力，使人们抓住这个良机提供劳动服务，宁愿以后清闲一些。在这一点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时在人口中的劳动力部分以及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战前时期。乍一看，这一增长似乎没有能够反映出对认为是暂时的较高工资率的反应；货币工资大幅度增长了。但物价亦是飞速上涨，有公开的涨价，也有通过产品质量下降而间接的涨价，因而每个单位时间的平均货币工资，消除经修正质量下降确定的消费产品价格指数上升因素后，或许根本没有上升，甚至还可能下降了。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引用货币幻觉的观点解释稳定不变的实际工资与增加的劳动供给数量之间明显的矛盾，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提供者就名义工资率而不是实际工资率作出反应。如果出现例如名义物价和工资都加倍的情况，他们会作出不同的反应。然而，引用类似于货币幻觉这样的“提醒词”来解释这一现象是没有必要的。实际工资显然未涨这一点本身就是幻觉，在这方面，有两点能够立即予以合理说明。首先，许多额外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员，在现行实际工资率条件下，过去是无人被雇佣的；即使平均工资率没有上升，他们能够得到的实际工资率增加了。的确，分别从每个人看，实际工资率可能是上升的，而平均工资可能保持不变。其次，人们完全可能认为战争期间消费品价格上涨是暂时的，战后会恢复到战前水平。他们从工资中节省下来的部分会由于所预期的战后价格水平而不是战争期间的价格水平而紧缩。但如果是这样，便可看到，实际工资——正如接受这一工资的人们所推测的那样——相比之下较高。这一点将由单按现行价格实行紧缩的状况所表明。这第二种力量尤其重要，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所提供的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一暂时的机会，这将导致劳动者把计划收入增加部分中的大部分存下来，这一点使得预期的将来的物价水平极其重要。许多事实间接地证实了这一解释，其中尤其是战争时期存下来的异常大的收入，和这些储蓄采用以名义价值确定的资产积累形式（如政府债券、现金等），而不是股票或实际商品。当然，对将来物价水平的预期最后是令人失望的，然而，对将来的错误预期与对目前的幻觉是非常不同的。长期劳动供给如果我们转向长期劳动供给问题，必须分析实际工资率对人口规模及其具有的素质和技能的影响。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人口理论和人力投资理论。很显然，这两种理论是相关的，通过增加劳动者人数或增加对每个劳动者的资本投入均可产生更多的劳动力，为简单起见，我们用人口规模描述下面的讨论，尽管讨论中的很大一部分也适于对人力的投资。起初，人口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在人口理论的最初形态里，马尔萨斯理论认为，劳动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与其它资本一样，花费一定的成本支出，它可以被生产出来。这就是说，劳动是在稳定的成本条件下被生产出来。而这个稳定成本的水平是为保持劳动者所需的最低生活标准。如果工资提供了高于这一水平的生活标准，结婚就会提前，出生率会上升，死亡会下降，人口趋向增长，反之亦然。通过这种形式，该理论引出一条完全有弹性的长期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1．2所示。图中的OW是提供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率。即便是这种粗略的形式，该理论也与久经观察的现象保持一致，有些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使存在，更多的则是在他之后的经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就是一些极其典型的例子。美国在半个世纪里对菲律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大约增加了2倍，平均生活水平没有或几乎没有变化。同样，美国对波多黎各增加的援助，尤其是1933年以来，其主要后果就是人口数量的飞速上升。此类例子举不胜举。同时，如果OW被理解为主要是从技术上确定的数据，则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与初始的马尔萨斯理论相矛盾。在这些国家里，实际工资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极大地增长了。的确，人口也增长了，但其增长幅度远远达不到与实际平均收入所得相抵的程度。这一明显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矛盾，导致经济学家对该理论的否定，事实上，主要导致了经济理论对人口理论的排斥。据说人口主要取决于大量的非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这些考虑内容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或兴趣范围之内。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承认人口问题，并把这个问题留待人口统计学家、社会学家等去解释。近来，经济学家们再次表现出对人口的兴趣，再次关注将人口理论与经济理论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发展。要致力于研究出一种人口理论，使之既与西方世界的经济相一致，同时又符合总体经济理论，方法之一是重新检验马尔萨斯理论，并用更精确的方式去解释。代替马尔萨斯理论的本质，将是承认一个技术上确定的人类生产成本的存在，我们可以把人口理论的本质看作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人类的生产似乎是由报酬和成本的差额确定的一个深思熟虑的经济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儿童可被视为具有双重性：首先他们是一种消费物品，是支出人们的收入以获取满足的一个方式，是对购买汽车或家庭服务或其他商品的取代；同时，他们是经济活动所生产的一种资本物品，是对生产机器、房屋或诸如此类的物品的取代。被视为消费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抚育儿童的有关费用与购买用于各种用途的其它商品可获得的收入以及各人的情趣喜好等相对比而决定。最初，非经济力量会介入决定人们的情趣和爱好。被视为一种资本物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这种资本物品预期能获得的报酬与其他资本物品相比，以及生产儿童和其他资本物品的有关成本决定的。这种资本物品与其他物品有一个重要区别是进行最初的资本投入的个人占用报酬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是一种连带产品，意即两种考虑要结合起来：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可视为减少了他们作为消费品的成本。如果没有这种因素，则十分显然，人力资本总投资的严重不足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将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更广阔的观点看，图11．2中的OW不应视为一种技术上确定的数据，而是刚才讨论的因素的颇为复杂的结果——这种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对OW的描述中强调为“常规”最低线，同时强调通过改变人的情趣和价值观使之提高的可能性。按照这些观点，西方世界的人口没有像初始的马尔萨斯理论所论述的那样快速增长，这也许已反映了儿童的成本相对于他们的报酬增加了，甚至不需要情趣的改变。这里，使人联想到大体按此思路发展的几个因素。（1）城市儿童的抚养成本显然高于郊区，而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包含着大量向城市的转移。（2）城市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也低于乡村儿童，因为一般说来他们在少儿时的价值更小，并且，更多的人在少儿时便可能停止将通过生产性使用所获得的报酬贡献给家庭。（3）随着工业化所产生的松散的家庭纽带，使儿童作为一种提供失业保险和老年保险的价值降低了。（4）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儿童作为消费品较之其作为生产要素要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儿童作为一种消费品而产生的服务是一种超级物品。但这一点说明儿童就学时间更长，置身于劳动市场之外的时间更长，这样便减少了儿童对家长的报酬，增加了成本，使得儿童比其他消费品更加昂贵，以上所列并非旨在彻底论述，而是旨在说明，显然有些抵消的因素也需包括在内。修改了的马尔萨斯原理也许不仅符合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也符合许多近期观察到的现象。比如，农村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这一点显然与以上所述相符。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美国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净迁入的长期趋向可作出与正常情况下完全不同的解释。通常这种现象被解释为纠正该趋势过程中不平衡状况的反映。但因阻力重重，这一纠正过程的进展缓慢，或者说是“太缓慢”了，因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所获得的报酬平均低于其长期均衡价值。按照上面分析所得到的另一解释是，农村地区在人力资本和食物的生产方面享有一个比较优势，农村人口一直同时从事着连带进行的两种产业——食物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从而向城市净出售这两种商品，按照这种解释，农村流向城市的纯流动人口并不是不平衡的证据，而是平衡的证据，农村家庭的部分报酬是他们从儿童身上获得的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报酬。另一个观察到的适用这种分析的现象是，“较高”社会经济阶层每个家庭人口数倾向于或小于“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家庭（比如专业人员和商人家庭人口数小于非技术工人家庭）。但是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一种普遍趋势。在同一社会经济阶层中，收入越高者，其儿童数量越少。上面第三四点说明了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的一种方法。由于趣味和机遇的不同，相对的儿童抚育成本对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来说是不相同的。也许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较高阶层里，儿童就学时间可能较长，并且更重要的是，儿童得到的是一种由私人付费的教育，而在较低阶层里，更可能是由公众支付或儿童自己用挣来的钱支付的教育。这样，社会经济阶层愈高，儿童相对于其他消费品就愈加昂贵。但这些因素可能不适于解释同一社会经济阶层的现象，因而，人们毫不吃惊地发现，在同一阶层里，收入越高，儿童数量越多。此外，出生率与总体经济条件的关系，为这种解释提供了间接的证据，并且受政府为儿童提供的特别补贴的影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采用了这种补贴，许多家庭补助方案中，例如现行的法国补助方案，就包含这种补贴。似乎有这样的一些证据，即这种方案实际上对于人口增长率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分析绝不能被视作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或者圆满的。但它似乎的确是一种人口经济理论得以发展的一个颇有希望的方向。《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二章 工资决定和失业 　　 前述关于工资决定的分析与就业和失业总水平出现波动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介于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之间的一个难题。若各类工资是由供求相互作用所决定，那么，怎么会存在“非自愿”失业？工资为什么不发生变动以使劳动市场全部吸收。一种回答是经济学家们因为不能对一些观察到的现象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采取的杂货箱式的说法：市场的各种不完全性，在此情况下，表现为“刚性”或“不易变动的”工资。这一观点最简单的形式，如图12．1所示，工资率Wo可以使有Eo单位的劳动力为市场所吸收。但是存在着一些使工资率不能从Wu降下来的不完全性因素，使得在Wu这一工资率水平上，WuU单位的劳动力被雇用了，但仍有UB单位的劳动力得不到雇用，其中，UA部分是“充分”就业水平高于实际就业水平的超额部分，AB部分则是在Wu、而非Wo工资水平上仍有待利用的劳动力单位。这一套说法并不是对上述问题的答案，而只是对问题的复述。工资为什么在Wu水平上不易变动？显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中答案是现成的，例如存在着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这时，WuBS取代SS成为有效供给曲线，而解答就是这条（有效）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但这一答案显然没有普遍性。凯恩斯在其《通论》中给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答案。他认为，图12．1对于决定实际工资率的各种力量的概括并不完整，因为它省略了对另一类问题的考虑，即在一种和货币条件相协调的利率水平上，一些人想储蓄的量如何等于一些人想投资的量这一问题。这里不宜讨论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论述属于货币理论，而不属于价格理论（但关于对这一理论的一部分的分析，请参阅第17章）。对于我们这里的分析，凯恩斯理论的意义在于，根据他的观点，和这些储蓄-投资货币条件相协调的实际工资率可能不同于和“充分”就业相协调的实际工资率，如，可能是Wu而不是Wo。凯恩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工资率的下降会增加就业，但是，这种下降不会因“货币”或“名义”工资率的下降而实现，因为，这一下降会引起“货币”或“名义”价格的同等程度的下降。他认为，工人们因此会抵制名义工资率的下降。他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理由，使人们可以将WuBS，而非SS视为有效供给曲线，从而工资率就位于（有效）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点。这一答案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它在“名义”和“实际”工资之间左右摇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述。第二，也是更基本的，只要经济处在U点，则相当于UB劳动服务量的所有者将愿意以略低于Wu的实际工资提供劳动服务。这一力量是如何保持的？WuU的就业量是怎样在愿意供给WuB的供方之间分配的？“惯例”或工会刚性和类似的东西作为推迟调整过程的因素大概是可能的，但是，把它们作为加强一种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上的、长期的稳定均衡状况的力量来对待将再次引起实质性争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探讨令人满意答案的方面，又出现了两项有关的进展。一个是所谓联结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另一个是对导致极短期工资刚性过程中特殊的人力资本和“寻找”成本作用的分析。菲利普斯曲线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讨论始于1926年，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在以后约三十年中出现了错误，现在又重新回到1926年，回到开始的正确观点。大约五十年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你可以看到，分析技术的发展是怎样使无知的产生和驱散过程加快的。费雪和菲利普斯我选1926年并非随意的，而是因为，在那年欧文·费雪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失业和价格变化的统计分析”的文章。费雪方法费雪的文章涉及的正好是阿·威·菲利普斯教授大约32年后在其发表于《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文章中所分析的同一个现象。他们两人都对下述实际观测结果印象很深：通货膨胀倾向于和低失业水平相联系，而通货紧缩则与高失业水平并存。从一个很不同的观点来看，费雪文章中的一个有趣情况是，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他对这一题目是如此深感兴趣，“以致特别是在过去三年中，在我的办公室至少总是有一台计算机不断地在这一课题上工作。”当然，他的意思是指一个操作着一台运算机器的人。但是，在费雪的分析和菲利普斯的分析之间、在1926年的真理和1958年的谬误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它涉及到因果关系的方向。费雪认为价格变动率是经济波动过程中的独立变量。用他的话说就是：“当美元价值下降或换言之当价格水平上升时，企业家发现其收入平均而言增加得和一般价格水平上升的一样快，但他的支出却不是如此，因为他购买东西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合同形式固定了的，……就业从而受到刺激——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为了详细说明费雪的分析并用更为现代的词语表述。假设发生了某种导致更高支出水平的情况——或更确切地说，导致比预料更高的支出增长率的情况。生产者一开始会将这种支出的更快的增长率解释为对他们的产品实际需求的增长。鞋、帽或外衣的生产者会发现，他们在以前的价格水平上可以卖出的商品量显然增加了，他们当中没有人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变化是只影响到他自己还是会产生普遍的影响，在第一种情况下，如费雪所说每个生产者都会被引诱去扩大生产，并且也接受价格上涨。但是，起初，多数或大多数未预料到的名义需求（即以美元表示的需求）的增加将会被就业和产出的增加、而不是被价格的增加（或更快增加）所吸收。相反，不论什么原因，假设支出比率下降，或上升得不如预料的那么快，而且每个单个生产者在第一种情况下，至少部分地把这种下降解释为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某种特殊情况，那么，结果将部分地是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部分地是价格的下降。费雪描述了一种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于支出比率围绕某种平均趋势标准而上下波动。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强调了区分“价格的高低与价格的涨落”这两个不同方面的重要性。他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他写作该文时，一种稳定的价格水平被认为就是那个标准。如果他在今天来写文章，他就会强调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之间的区别（而且或许某位未来的作者会强调其二阶和三阶导数之间的区别！）。重要的区别——而且很清楚，这就是费雪当时所想的——是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变化之间的区别。菲利普斯方法菲利普斯教授的方法正好相反。他把就业水平当作促使经济波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独立变量，而把工资变动率当作因变量。他的观点是一种很简单的分析——我不敢说是头脑简单的分析，但事实证明如此——就静态供求的条件而言。他说：“当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与其供给密切相关时，我们预期价格将上涨，其上涨率越大，过度需求就越大，……这一原理应作为决定货币工资率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变化率的诸因素之一而起作用，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菲利普斯的方法是建立在如图12．2所示的普通（静态）供求曲线上的。在交叉点O上，市场在Wo工资率水平上是均衡的，这时能提供的劳动量Eo等于所需求的劳动量。失业是零——这就是说，如实际测量到的水平，等于“擦边的”或“暂时的”失业，或者用我若干年前从威克塞尔那里借用的概念，失业处于其“自然”率水平上。菲利普斯说，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对工资的向上压力。再看F点，这时劳动需求量高于其供给量。存在着过度就业，WF点的工资率低于均衡水平，而且存在着对它的向上压力。在U点，存在着失业，Wu高于均衡工资率，而且有对它的向下压力。劳动需求量和供给量之间的偏离越大，这种压力就越大，从而工资上升或下降也就越快。菲利普斯通过将失业水平标在一条坐标轴上，而将工资随时间的变化率标在另一条坐标轴上，从而如图12．3所示，把上述分析转变为一种可以直观地理解的关系。Eo点相当于图12．2中的O点。失业处于“自然”率水平上，所以工资水平是稳定的（或者在一个增长着的经济中，工资增长率等于生产增长率）。F点对应于“过度充分”就业状况，故工资是上升的；U点对应于失业状况，故工资是下降的。费雪谈的是价格变动，菲利普斯则说的是工资变动，但我认为，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而言，这一区别并不重要。不论是费雪还是菲利普斯都认为工资是总成本的主要部分，并且工资和价格将倾向于一同变化。所以他们俩人都很愿意把工资变动率当作价格变动率，而我也将这样做。菲利普斯的谬误菲利普斯的分析看上去很明确、很有说服力，但却大错特错了。其所以是错的，是因为经济理论家们从未提出过，劳动的供求是名义工资率（如，用美元表示的工资率）的函数。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任何一位经济理论家都会告诉你，图12．2中的纵轴应该代表实际工资率，而非名义工资率。但是，一旦你像图12．4中那样将纵轴标为W/P，这一图形就完全不能说明名义工资或价格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看一下图12．4中的O点。在这一点的就业水平上，对实际工资既没有向上的、也没有向下的压力。但是，对于W和P分别保持不变，或W和P一年内各上升10％，或各下降10％，或者出现某些其他变化，只要两者均以同一比率变化，等等几种情况，这一实际工资水平都可以保持不变。凯恩斯对于名义和实际工资的混淆像菲利普斯这样思想周密的人——他肯定是个思想周密和极为精细的经济学家——怎么会混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他是被当时因凯恩斯革命而逐渐形成的一般学术空气所引导而这样做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凯恩斯革命的关键因素是假设价格相对于产出而言是高度刚性的，所以费雪所考虑的那种需求变动将几乎完全反映在产出上，而很少反映在价格上。价格水平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因素。解释菲利普斯错误的简单方法，就是他假设名义工资的变化等于实际工资的变化。但是，菲利普斯实际上并未这样说。他所说的要略微更细致一点，即，预期名义工资的变动等于预期实际工资的变动。在凯恩斯的体系中，有两个部分对该体系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第一，认为价格是刚性的，意思是，人们在计划他们的行为时并不考虑价格水平变化的可能性，从而将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的变动视为实际工资和实际价格的变动；第二，事后的实际工资有可能因未预料到的通货膨胀而发生变动。实际上，凯恩斯关于充分就业政策的可能性的全部观点都来自这一假定：让工人接受（至少在凯思斯写作《通论》的30年代）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更低的实际工资是可能的，即使他们不会以直接减少名义工资的形式接受这一低工资。这两点暗含着预期的名义和实际工资同现实的名义和实际工资之间的明显差别。在当时凯恩斯主义环境下，菲利普斯自然要假定存在这一区别，并认为预期的名义和实际工资是一起变动的。我并不批评菲利普斯的这一观点。科学之所以可能形成，正是因为在任何时候总有一系列惯例和观点被假定是成立的，而科学就建立于其上。如果每位作者都得回过头去对其进行研究的所有前提提出问题，那就没有人能得到什么成果了。我相信，追随菲利普斯足迹的某些人比他本人更应受到更多批评，因为他们没有在人们向他们指出这一论点时注意到其重要性。无论如何，正是这种一般的学术环境导致菲利普斯考虑了名义工资而不是考虑实际工资，这一学术环境在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众所周知，凯恩斯体系是不完整的。它缺少一个方程。人们之所以毫不迟疑地很快就接受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普遍相信，这一方法提供了那个被漏掉的、联结实物系统和货币系统的方程式。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要使凯恩斯体系完善起来，所需要的是一个决定均衡价格水平的方程。但是，菲利普斯曲线涉及的是工资或价格的变动率和失业水平之间的关系。它并不决定均衡价格水平。不管怎样，菲利普斯曲线被广泛地接受了，并立即被掌握用来为政策目的服务。现在，从政策角度看，它仍被广泛用于政策目的，即按照推测来描述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说明了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若我们选择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比如说价格稳定，那我们就必须使我们自己去适应高水平失业。若我们选择低水平的失业，我们自己就必须去适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对凯恩斯体系的反动在这一段旨在改变人们的态度和提出若干问题的历史说明中，一共有三项进展。第一项是对凯恩斯体系在理论上的全盘否定，它使菲利普斯曲线把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等同起来的错误明朗化了。第二项进展是菲利普斯曲线涉及到其他数据样本时不能成立。费雪曾经发现这一关系在美国1925年以前的这段时期内是成立的；菲利普斯发现它在不列颠的一个较长时期也成立。但是，可惜人们在其他地方验证时，未得到过理想的结果。没有人能够在其他条件下建立起一条像样的菲利普斯曲线。我可能夸张了一点——无疑有一些另外的成功的例子；但可以肯定，大多数努力都不成功。第三项也是最近的一项发展，是“滞胀”的出现，它使许多经济学家关于以验证合理的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交换”所说的信心十足的话变得荒唐可笑了。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经验上的失败和理论上遭反对使人们试图通过区分短期和长期曲线来挽救菲利普斯曲线方法。因为潜在的雇主和潜在的雇员都面对着一个较长期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就业合同，故双方必须事先猜测一个对应于一定的名义工资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工资。所以，双方都必定要预测一下未来的价格水平。被标在供求曲线图式的纵轴上的实际工资因此也就不是当前的实际工资，而是预期的实际工资。若我们假定，关于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动很缓慢，而名义工资能够迅速变化，并且不经过什么时间滞后就可以为人所知，那么，就短期而言，我们实质上就可以回到菲利普斯起初的公式，除非均衡点不再是一个不变的名义工资率，而是一个与价格预期变动率（在一个增长经济中，还要加上生产力的预期变动率）以同一比率变动的名义工资率。供求的变动因而将首先表现在名义工资变动率的变化上，而这还意味着预期实际工资的相应变化。本期价格的调整速度可以和工资一样快，也可以比工资更快，故实得的实际工资可能和名义工资的变动方向相反，但是预期的实际工资将和名义工资取同一变动方向。用菲利普斯曲线的语言来说明这一点的方法是，如图12．5所示，不是将纵轴标为名义工资的变动，而是标为这一变动减去预期价格变动。即把（）*表示预期价格变动率，从（ ）中减去。这样画出的曲线所表达的意思，比起菲利普斯的假定，更接近费雪的原意。假定开始时经济处于Eo点，这时的价格和工资都是稳定的（把增长抽象掉）。再假定某种事件，比如货币扩张，名义总需求开始增长，这一增长又导致价格和工资以比如说每年2％的比率增长。工人一开始会将这一增长解释为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因为他们仍然预期价格不变——所以他们会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使他们的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即，就业增加而失业下降。雇主对价格总水平的预期可能和工人一样，但是他们更直接关心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而且在这方面信息也更灵。他们一开始将把他们产品的需求和其价格的增加看作是其相对价格的增长，并认为暗含着他们必须支付的以其产品来表示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他们因此将愿意雇佣更多的劳动（使他们的需求曲线下移）。两方面综合的结果是向比如F点的移动，这一点对应着“过度”就业状况，这时名义工资以每年2％的比率上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发觉价格是在全面地上涨。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你能欺所有的人于一时，你只能骗某些人于永久，而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于永久。结果，他们提高了他们对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估计数，这就降低了预期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并使你最终将曲线下滑加到Eo点。因此，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种短期的“交换”关系，但没有长期的“交换”。图12．6说明了上述分析，其表达方法更清楚地显承出雇主和雇员考虑的不同之处。像在前面几幅图中Eo表示均衡就业，（W/P）o是均衡实际工资率。为简化起见，假定开始处于价格水平不变的均衡点位置。现在发生一些事情，促使名义需求的普遍增长，这样就导致雇主寻求雇佣更多的工人。工人对这一现象将怎么看？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实际工资是由其名义工资除以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购价格指数而得出的。只要他们尚没有理由假设价格水平会发生变化，他们也就没有理由改变其供给功能。若我们把P*解释为工人所察觉到的或预期的价格水平，那么工人们的供给曲线就仍然是图12．6中的实线表示的供给曲线。对他们而言，看上去似乎对劳动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了，移动到虚线表示的需求曲线。在名义工资率（同时也是他们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率）的每一水平上，雇主总是在寻求雇佣更多的工人。新的均衡点将是Aw，标志着一个更高的名义或察觉到的工资率，或等同地说，一个更高的就业水平。从雇主的角度看，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对他而言有重要意义的实际工资不是其对商品和服务的一般支付命令，而是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和名义工资之间的关系——即，进入第9章方程（5）中的那个价格。如果我们以名义工资除以这一价格的商来表示他对劳动的需求，则他对劳动的需求并无变动，对经济而言，若P*不是被当作整个经济所察觉到的价格，而是当作单个生产者所察觉到的平均价格，那么，对劳动的总需求曲线也未移动。这一曲线仍然是图12．6中用实线表示的那条需求曲线。然而，就这一被察觉到的价格水平而言，供给曲线则不同了。面对着产品名义需求的增加，雇主将期待能够提高价格或者得到类似的结果。从其产品的更高的价格来看，同样的名义工资意味着更低的实际工资。对所有雇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似乎其供给曲线如图12．6所示向右移动到虚线表示的供给曲线位置上了。新的均衡将是Ae点，它导致了更低的察觉到的实际工资率，尽管这时有一个更高的名义工资和更高的就业水平。Ae和Aw对应着同一种就业水平，这不是巧合。从雇主角度来看的供给曲线的右移只是从工人角度来看的需求曲线的右移的又一种说法。这两者的答案必须一致。 如图12．6所示，看来似乎工人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W/P*w）o超过开始时的实际工资（W/P）o，其超过程度正好约等于雇主所察觉的实际工资，（W/P*e），低于开始时的实际工资的程度，从而，对*我们的例子而言，似乎所察觉到的平均价格的上升（粗略地说，即实际价格水平的上升）约为名义工资上升的两倍。但是，这一结果只是前面那个特殊图形的偶然产物，反映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弹性（在绝对值上）相等。所察觉的平均价格上涨得一定比名义工资多，否则雇主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就不会下降，但超过的幅度依赖于需求和供给曲线两者的弹性。一个极端的情况是，若供给曲线是具有完全弹性的，则名义工资根本就不会上升；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若需求曲线是具有完全弹性，则名义工资与察觉到的平均价格上涨幅度正好相等。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供给曲线的弹性超高，需求曲线的弹性越低，则名义工资上涨与价格上涨之比越小。对就业情况而言，两条曲线的弹性超高，则就业扩张的水平就越大。图12．6中所描述的相对于EF点的就业状况是暂时的。有两种力量都倾向于改变这一状况。第一，雇员终将发现价格普遍上涨了，这将如所发生的那样导致他们沿他们的供给曲线Aw点下滑回到O点。雇主虽原以为其他名义价格（或以名义条件表示的要素供给曲线）是既定的，终于也发觉这些价格上涨了，这将使他们在既定的名义工资率对其产品价格之比上减少对他们劳动的（平均）需求。他们如图所示将沿其需求曲线Ae点上滑回到O点。用虚线表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都向左移了，而且仍是互相联系着一起移动。工人所察觉到的价格上涨幅度开始接近雇主所察觉的价格上涨幅度，而两者又接近于名义工资上升的幅度。通过像我这样把价格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我已经暗地里回避了近来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最近经历了“滞胀”，再加上理论上的分析，现在任何人都承认，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明显地被误解了，而且严重地夸大了那种长期替代关系，但是许多人不愿接受这一观点，即长期替代效应是零。我们可以通过把价格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另一种方法来考察这一问题。图12．7仍将名义工资变动率标在纵坐标上，但是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曲线，每条曲线对应工资的一种预期增长率。用代数语言表达，可将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写成：（1） －（ ）*＝f（U），其中U代表失业，我们可以将它写成更为一般的形式：（2） =f[U,（ ）*]。现在假定发生了某种事件使经济处于F点，在这一点上工资以每年2％的比率上升，而失业低于自然率。那么，当人们调整他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将向上移动，并且最终将停留在其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本期通货膨胀率的那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现在的问题变成，那条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形如A线，从而这条长期曲线的斜率像LL线那样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2％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仍将降低失业水平，尽管不是降低2％那么多；如是形如B线，从而该长期曲线是垂直的，这就是说，预期通货膨胀率为2％时和为0％时的失业水平是一样的。不存在长期货币幻觉我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说词中曾指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这主要是基于我在本书中所概述过的理由：实际上，不存在任何长期货币幻觉。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艾·斯·费尔普斯教授几乎与我同时提出了同样的假说，其理论依据虽然与我的依据有关但是不同。这一假说已开始被称作加速主义假说或自然率假说。其所以被称作加速主义的，因为这一假说认为，一项试图将失业水平保持在长期垂直菲利普斯曲线的水平截距以下的政策，必然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假设从图12．7中的Eo点开始，这时没有人预料会出现通货膨胀，但是决定要达到更低的失业水平，比如FF起初，这可以通过促成2％的通货膨胀来实现，如图所示，即沿对应于无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移动。但是，如我们所知，经济不会停留在F点，因为，人们的预期将发生移动，而且，若通货膨胀率被保持在2％的话，经济还会被迫回到它开始时的失业水平。能够把失业水平保持在自然率以下的唯一办法是维持一种永远加速的通货膨胀，即总是使当前的通货膨胀水平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在这一分析和英国实际发生着的情况之间的一致性并非偶然的巧合：近来英国政府就是试图将失业保持在自然率水平以下，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使通货膨胀加速——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即从1964年的3．9％到1974年的16．0％。对“自然失业率”的误解这一假说最后被称为自然率假说，因为它强调自然失业率。自然率这个词被误解了。它并非指某种不可降低的最低失业水平。毋宁说它是指和劳动市场上的现存实际条件相适应的就业率。可以通过消除劳动市场上的障碍、减少摩擦来降低这一比率。也可以通过引入另外的障碍来提高它。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把就业状况的货币方面从非货币方面中分离出来——和威克塞尔在讨论利息率时使用自然这个词的目的完全一样。在过去若干年里，人们对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否是垂直的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统计研究。有的争论仍在继续。大多数统计检验都是通过把方程2重新写成如下的形式来进行的：（3） =a+b( )*＋f（U）或＝a＋b（）*＋f（U）其中方程式左侧或者是工资变动率，或者是价格变动率。因此，问题就在于b的值。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实质上假定b＝0；加速假说则令b等于1。我所指的各种检验的作者们则使用观察到的数据，大多为时间序列数据，来估计b的数量值。几乎所有的这类检验最终都得出b的数量值小于1，其含义是存在着长期的“替代”关系。但是，这些检验困难重重，有些处于相当表面的层次，有些则属于更加基本的层次。一个明显的统计问题是，统计拟合曲线拟合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而且对于拟合期以后的各个时期也产生了一些很不可靠的外推，故尽管这些统计结果目的是要测量长期关系，但实际上看来倒更像是在测量短期关系。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进行这方面的统计检验，必须有某种测量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方法。因而，每个这类检验都是对加速主义假说和关于预期构成的某种特殊假设的联合检验。适应性预期假设大多数这类统计假设包括了所谓适应性预期假设。这一假设在很多问题上是较为适用的，其含义是，预期是以本期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为基础进行修正的。比如，若预期通货膨胀率的5％，而本期通货膨胀率为10％，则预期通货膨胀率将向上修正相当于10和5之差的某个比例。众所周知，这意味着预期通货膨胀率是过去各期通货膨胀率的指数加权平均，权数值随向前推移的时间长度而降低。因此，即使根据他们自己提供的条件，对这些检验结果也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是垂直的，而是有一个负的斜率；另一种是，对于这一目的而言，这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估计人们预期的方法。关于这些方程的一个重加令人难以解释的统计问题是，如果加速主义者的假设是正确的，则这些检验结果或者只是对一条短期曲线的估价，或者它们在统计上是不稳定的。假定b的真值为1，那么，当本期通货膨胀等于预期通货膨胀（这是长期曲线的定义）时，我们有：（4） f（U）＝－a。这就是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满足其要求的U值就是自然失业率。U的任何其他的值或者反映了短期均衡位置，或者是自然率中的一个随机成分。但是，把[1/P][dP/dt]放在方程左侧的这一计量程序似乎把不同的失业率观察值作为外生量来处理，而且似乎它们可以无止境地保持不变。根本无法从这一方法中导出方程4。实际上，这一方法中暗含地假设了失业可以取不同的值，而这一假设回避了加速主义假设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从统计的层次上看，这一方法要求将U或U的函数，而不是将放在方程的左侧。合理预期近来，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更为基本的批评意见。这一批评源于约翰·马思关于合理预期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种合理预期方法最近被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其他一些人在他们的文章中用于分析这一问题。这一批评意见提出，对认为人们是在以固定的权数对过去的经验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形成他们预期（或任何其他与通货膨胀实际发生的方式不一致的理论）的观点，不能给予认真对待。例如，假定现行价格水平的变动过程如图12．8A部分所示，即通货膨胀是加速的。在使用不变指数加权模式（使权数之和为1）的情况下，如图12．8。B部分所示，预期通货膨胀率总是落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但是形成预期的人并非傻瓜，至少部分人不是。他们不会总是执迷不悟。更一般地说，他们不会仅仅在过去价格变动情况的基础上进行预期。有什么人对明年的价格预期不受未来英国大选结果的影响呢？过去的价格史中并未有此记录。预期会不受即将执政的政党所宣布的政策等等的影响吗？所以，马思说，我们假设人们在某种正确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预测：并不是说他们每个个人都是正确的，而是说，经过一个长时期后，平均而言，他们是正确的。有时这会导致人们在适应性预期的基础上进行预测，但决非总是如此。如果你把上述观点用于目前的问题，结果是，若现实世界的情况是人们在理性基础上进行预期，因此平均而言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假定他们以固定权数加权平均过去的情况来形成他们的预期就会使方程3中的b值小于1，虽然其真实值是1。考虑一下这种状态：有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人们合理地进行预期，所以平均而言，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他们的预期等于实际发生的情况。在这一状态下，统计学家们出来假设人们以用固定权数平均过去经验的方式来进行预期，并依此假设对方程3进行估值。他会发现什么？结果是，他将发现b小于1。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证明使用适应性预期的统计检验是错的，而只是对他们的结果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在一系列很有意义而且重要的文章中，卢卡斯和萨金特探讨了合理预期假设的含义，并试图在不做可能导致错误的适应性预期假设的情况下得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统计检验结果。他们的统计检验运用了一类不同的信息。例如，合理预期假设的一个含义是，在一个价格出现了巨大波动的国家，预期对本期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反应会大大快于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国家。由此可知，观察到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第一个国家中将比在第二个国家中更为倾斜。在这方面比较各国情况以及通过其他一些检验结果说明，看来与任何负责任的人所预料的完全一致，这就是：既然你不能永久欺骗所有人，则真正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理论和政策的含义上述事实并非全部。我所引述的一些文章尚未发表，有些只是在过去几年中刚发表的。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了。即使如此，也值得注意一下这一观点不但对菲利普斯曲线问题，而且对于政策问题的意义有多大。其对于政策问题的一个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是，如果你认为人们是在理性基础上进行预期的，那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就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能使你达到自然失业率以外的什么目标，你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回到我一开始所做的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你可以用来降低失业率的唯一办法是通过预料不到的通货膨胀。如果政府按照某种固定规则决策，不论这一规则是什么，只要人们认识到了，他们就能在决策时考虑到它。结果是，除了自然失业率以外，根据固定规则你不能达到任何其他的失业目标。你要能达到其他的失业水平目标，唯一的办法是你总是做到比全体人民都聪明，总是采取新的规则并使用一段时间直到人民充分了解它。因此，你必须发明一整套新规则，而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乐观的。这一分析为我们有些人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想背景，这种观点就是：对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来说，更好的办法是说明你将与人民合作，并将你所做的事告诉他们，使他们自己有一个判断的依据，而不是试图去愚弄他们。萨金特－卢卡斯的论点和分析实际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以为你能够愚弄人民，那你就是在愚弄自己。这些大约就是这项争论的现状。我或许还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实质上已经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再相信最初提出的那种天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了。目前这项争论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即任何人都同意，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比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倾斜度更大。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垂直的，还是不那么垂直。这方面事实尚不很清楚。但是就我所知，有一系列分析和推理的方法使你能根据长期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假设，自圆其说地说明所有现存的实际情况。一条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前面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充分就业政策实际上和加速的通货膨胀联系着，但是，它没有解释最近经验的另一个特点，即，平均失业率和平均通货膨胀率一起升高的趋势，亦即，一条严格根据经验得出的长期的、或更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既非负斜率的，也非垂直的，却成了正斜率的。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前面的分析不言而喻是针对“无制约的”通货膨胀局面的。它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即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对预期的调整速度比较慢、长期合同的制约、政府对某些特殊市场的干预以及其他“摩擦”或“刚性”因素的存在，会阻碍价格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而且还考虑到使“自然”失业率高于可以达到水平的可能性。但是，它未考虑到这些“摩擦”或“刚性”本身也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函数。实际上，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通货膨胀不大可能在上述意义上被认为是“无制约”的。当局将被迫试图以通过“施加压力”来扩大政府对特殊产业的干预的方式，或以被委婉地称作“收入政策”的对特殊产业实行正式的物价和工资管制或实行普遍的物价和工资管制和方式，或其他类似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率（实际的或潜在的）越高，对价格系统采取的干预措施就越多。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战争时期，受压抑的通货膨胀可能导致过度就业。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地是由于爱国热情使物价管制的实施比平时更有效，部分地是由于预期这一局面是暂时的，从而使雇员们把当前明显降低了的实际工资率理解为实际工资率增加了，还有部分地是因为需求构成变化了，即大量的需求来自一个单一的买主——政府。但是，在通常的和平时期，在出现高通货膨胀率时增加干预可能意味着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为这些干预使劳动市场的效率更低了。结果就是在几年的时期内，平均来看，在统计上出现了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周期性失业前面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是暗含地以某种最近才明显引起经济学界注意的因素为基础的，其中特别是：不完全的信息，获取信息的成本，人力资本在决定劳动合同形式中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中，开创性的工作是由乔治·施蒂格勒在其1961年的文章“信息经济学”中，以及加里·贝克尔在其1964年的著作《人力资本》中所完成的。不完全信息使雇主和雇员所接受的实际工资之间出现差别。对这两个集团来说，更发现价格一般会出现什么变动是困难的和费钱的。对工人们来说，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知道有哪些其他的就业机会，但是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很强烈，所以他们可能对于与其有关的名义工资水平比对一般价格水平了解得更清楚。对雇主们而言，了解对他们自己产品的需求情况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不需支付多少成本的，故他们对于他们自己产品和所用资源的价格信息，也比一般价格水平掌握得更充分。获取信息的成本在决定对未预料到的总需求变动作出调整所需时间的长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在这一领域中的一种思路是强调劳动市场中的“寻找成本”。一个工人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找到另外一些合适的职业。在受雇期间去找一项新的工作是很难的。因此，一个未被雇用的工人，不论是因为他刚步入劳动市场还是因为他离开或失去了那项工作，都可能不愿意接受向他提供的第一个职业。这样做的代价是降低了找到一项“更好的”工作的可能性。只有当作提供的工资水平高到足以补偿他的这一损失时他才会接受这第一次的工作机会。这反过来又有赖于他对劳动市场预期。根据这种解释，通常所理解的失业并不仅仅是浪费和懒惰；毋宁说它反映了“各种工作的间隔时间”，或者说反映了寻求资源最终利用的生产活动。假设发生了某种可以启动我们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分析的未预期到的总需求增加。雇主将努力雇用更多的工人。正在寻找工作的工人在未变动的预期的基础上将更容易找到吸引力足以补偿放弃寻找工作所付出代价的工作机会。工作之间（或者说介于进入劳动力储备和找到工作之间）的平均时间将缩短，并且登记失业的人数也将随之下降。当更有利的就业形势更加广为人知时，找工作的人就会修正他们对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并变得更加挑剔，而登记的失业人数则将上升到其“自然”水平。这是对图12．6中从O点到Aw点，又从Aw点回到O点的运动的另一种解释方法。相反地，令总需求出现未预料到的下降，从而雇主希望在所了解的每种实际工资率水平上雇用更少的工人。正在找工作的工人将发现，他们根据自己未变化的预期找到工作的机会更少了。这种工作机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够补偿他们放弃进一步寻找工作，失业后重新找到工作所需的平均时间延长了，登记的失业人数因此也会增加。随着不太有吸引力的就业状况逐渐广为人知，找工作的人将修正他们关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并变得不那么挑剔，而登记的失业人数将下降到自然水平。这一简短的概述与通常存在的劳动供给曲线并没有一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的话，那条曲线表示了有一定数量劳动可供利用的最低工资，或在一定工资水平上可供利用的最大劳动量。但是，这一概述是不完整的，因为为了使问题简化，它完全集中注意于找工作的人。雇主寻找工人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他们提出的条件依赖于他们对于市场状况的看法。他们的需求价格是他们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不过，把前面的论述推广到雇主方面是更为直接的。一个更有趣也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上述现象在劳动市场上如此突出，而在像证券和商品这样的市场上却几乎不存在。在这些市场上，需求未预料到的变动被迅速而完全地反映在价格上。“寻找”行为无疑也存在，但是它进行得如此之迅速而有效，因而并不会阻碍几乎同时完成的价格调整。在劳动市场上与此相似的，恐怕就是支付给工作的工资率的连续的、实质性的变动，可忽略的是当前失业水平，以及失业水平的微小波动或无波动。对于这一差别提出的一种主要解释基本反映在关于人力资本所进行的研究中，这一解释把重点放在马歇尔最初提出的劳动的两个“特殊性”中，即：“工人出卖劳动，但却将资本保留在自己身上”；“劳动的出售者必须自己亲自交货。”由此引起的一个效应是：劳动比起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证券和商品更缺少一致性。当然，一蒲式耳小麦可能与另一蒲式耳的小麦不同，但小麦已经被完全很快地区分为各种标准的质量品级，小麦的买者可以根据等级来选购，他不必分别检查每一蒲式耳货物是否满足他的需要。也就是说，寻求成本很小。对于大多数工种工人的雇主来说，情况一般就不同了。在他不是处于上述不同情况中时——像在日临时工市场上一样——市场在发展，价格也在一天一天地变化，从而接近商品市场的条件也在发展。一个更重要的效应是，一个工人的生产不仅很依赖于个人特点，而且依赖于所受过的训练和经验，依赖于他的人力资本。就这种人力资本是“一般的”，即其价值不依特殊用途而定这一点来看，它并不引起新的问题。但是就它是“特殊的”，即对某一特殊的雇主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而言，就引出新的问题。而许多人力资本都是特殊的，即很多工人对他现在的雇主比对其他的雇主更有用。因为他所受过的训练和所获得的经验与其现在的工作有特殊联系。考虑一种特别简单的、或许也是极端的情况。现设有一个工人，其“一般”边际生产率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有特殊的经验的情况下，对一些潜在的雇主来说是每小时5美元。在受雇于一个特定的雇主一年后，他的“特殊”的边际生产率将是每小时7美元，但是如果他在这时离开他那个雇主转而受雇于另一个雇主，其刚受雇时边际生产率重新回到每小时5美元，先前，存在着竞争。一年以后，如果工资比如说每天确定一次，出现了双向垄断的局面。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在5美元到7美元之间的工资水平上，事先达成一项适用于一个或长或短的固定时期的协议。雇主之间的竞争将把工资推到这样一种水平上，使得在培训期间工资超过边际生产率水平的额度和培训期后边际生产率超过工资水平的额度相持平。特殊的人力资本一方面是与雇员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雇主来说会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因此，它使得劳动合同从工资率方面来看成为相对长期的合同。这一特点反过来又增加了对于未来（必然是不完全的）预期的重要性。并使得对工人和雇主来说把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在寻找的活动上是值得的。这一分析解释了寻找现象和长期合同，但未解释这类合同的形式，特别是所谓这一事实：这类合同使雇主对支付的工资加以承诺而并未使工人对他所应提供的工作量做出承诺。这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于总需求中出现的未预期到的变动的相应调整，采取变动就业水平形式而不采取工资变动的形式。更形象地说，当遇到需求减少的情况时，为什么解雇工人？回答是，上述所谓事实最多不过是些尚无定论的东西。许多合同——这里，作为大学在职教授可以大声疾呼——的确可以像保障工资率一样保障就业。但是，这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目前，人们正在提出和探索许多其他的解释。即使接受前述那种分析，那么它是否不但适合于解释战后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期间的就业和失业波动，而且也适合于解释大萧条时的大量失业（在1932年和1933年萧条谷底时期，失业人数超过了劳动力的1/5）呢？答案并不十分明确，一方面，总需求有一连串巨大的、预料不到的下降。因而要求对预期做出反复的、越来越大的调整。这是为货币数量的越来越快的下降所要求的，这种下降终于导致在1929年到1933年间货币总量减少了1/3。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可比的经济衰退期——1873年至1879年间，名义收入的下降水平大约和1929年至1933年间一样，但名义工资和价格却下降得更多，而就业水平却下降得更少，失业显然不那么严重。很清楚，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工资和价格已经变得更加具有刚性了。对这两次衰退之间的差异，我们尚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一些明显的选择可考虑包括：生产日益复杂化，使得特殊的人力资本更加重要；农业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增多；工会的发展；以及停止了无限制移民，这一措施在上世纪70年代能缓和失业状况，而在本世纪30年代则无济于事。直到最近仍未解决的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矛盾就是有人假定从1933年至1939年间的连续大规模失业，而当时名义总需求却有一个大规模的扩张。根据普遍接受的估计，失业在1933年达到25％，然后在1937年降到14％，至1938年又回升到19％，只是到了美国卷入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实施一项积极的备战计划后才降到了14％以下。从“寻找”理论或“人力资本”理论来看，尚未提出什么令人满意的解释。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知道，上述普遍接受的估计，从现在已被公认的失业定义来看，全面高估了30年代的失业水平。当时的失业包括被联邦、州或地方政府根据“紧急”计划或“以工代赈”计划所雇用的那些人员（虽然对他们的支付，被作为工资计入了国民收入，而不是作为转移支付来处理）。根据迈克尔·达比的估计，按目前的失业定义来计算，失业水平在1933年为23％，达到一个高峰，然后于1937年降到9．2％，同时这一下降又为1937年至1938年的衰退所打断，这次衰退在1938年将失业百分比提高到12．5％。这些数字都是年平均数，故从1933年3月大紧缩的谷底到四年以后的1937年5月又一次经济高涨之间失业量的减少一定更富有戏剧性。其中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劳动市场对总需求变化的反应有什么了不起问题。《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三章 不同职业的工资 　　 在一般地讨论劳动供给曲线时，我们毫无疑问地把各种不同劳动的工资率——即不同职业的相对工资考虑在内。这一工资结构本身是由对不同种类的劳动的相对供求状况决定的。我们之所以可以将这一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并能单独对它进行分析，是因为决定特定职业劳动供给曲线的主要力量虽然不能说完全独立于、但也是基本上独立于那些决定劳动总供给的力量的。在任一特定时点，都将存在着不同职业的相对工资率（或平均收入）的某种结构。将这一结构视为是三种导致不同职业工资率之间差别的力量或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分析问题是有益的：1．除工资率以外，影响从事不同职业的个人选择职业的吸引力因素，即使存在着完全竞争，劳动力转移不受成本影响，并且整个人口中每个成员的能力完全一样，不同职业的工资率也决不会相等。某些职业比其他职业吸引力小，因此它们若要吸引人们去工作就必须比其他职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在个人兴趣差别的一定条件下，一系列工资率明显差别的产生，不仅依赖于不同职业的特点，而且依赖于需求的状况。如果对某一职业的需求相对较小，可能仅以那些认为这项职业化其他职业更有吸引力的人就能满足这一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工资率可能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如果其需求较大，只有把一些认为其他职业更有吸引力的人也吸引过来才能满足这一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工资率就必须相对高些。由这种力量产生的工资率差别可以称之为均衡性差别。2.产生于非竞争集团的因素。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的人都处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位置上——他们一生都不会有这样一次机会。这些妨害特定职业招工障碍的存在导致出现一系列部分隔绝的、虽然不是完全不关连的市场，并且抑制了上述力量发挥作用。在天赋能力方面的差别可以被归入这一类，尽管它们或许也可以归入前一类当中。因这类力量而产生的工资率的差别可以称之为源于竞争性集团的差别。3.对于供求变动的不完全调整。不同劳动的供求变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可以与其最终结果非常不同。在劳动市场上，要使这种最终结果能够感受到，即直接影响要产生可以导致新的均衡的反应，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任一时点上，工资率差别的某些方面可以认为是应归因于调整的不完全性的。当然，这类因素的具体内容依赖于个人的观点，并且也依赖于为了某一研究目的而设定不变的条件，既然我们所说的调整是指对某些给定条件的调整。如果这些给定条件是指市场供求曲线，则现存的状况包括了所有对供求变动的调整，从而这类因素就没有什么内容了。时间越长，即所给定的一组条件越窄、越具有终极性，则这类因素就越多。因调整的不完全性而产生的工资率差别可以称作过渡性差别。工资率的均衡性差别为了简化关于不同职业劳动供给的讨论，让我们集中注意于两个特定的职业，比如说A和B。因而，我们可以将这些职业的供给条件归纳在图13．1中。纵轴代表A职业的工资率与B职业工资率之比，两者均以某种共同的或方便的形式表示，比如说，用每小时的工资率来表示。横轴代表提供给A职业的人时数与提供给B职业的人时数之比。因此，该曲线就表示了在不同的相对工资率水平的所提供的最大相对人时数。这一概括供给条件的方法当然不是完全普遍适用的，而且暗含了某种关于供给条件的想法。因为，所供给的人时相对数可能不仅依赖于相对工资率，而且依赖于绝对工资率——例如，在A职业工资率3美元和B职业工资率1．5美元时的相对劳动供给可能不同于A职业工资率为6美元，而B职业工资率为3美元时的相对劳动供给。然而，对于这类影响，我们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什么，对这类影响的忽视也不是上述归纳供给条件方式的便利所能完全补偿的。当然，这条供给曲线只是在给定的“其他”条件下，特别是在给定各种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的条件下才有效。如果所有个人都有同样的兴趣和能力，并假定都能得到同样的信息，他们就会对不同职业的相对利益作出相同的评价。结果将是：像图13．1中那样的供给曲线将成为水平的，即这种既定的相对工资率会被认为是对该两项职业具有同等的吸引力。在任何更高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所有人都会选择A职业；在任何更低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所有人都会选择B职业。由于个人兴趣、能力和取得这两个职业的信息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人们对能使这两个职业有同样吸引力的相对工资率的看法，会出现差别，从而像图13．1那样，使劳动供给曲线产生斜率。为便于讨论，我们将影响该劳动供给曲线的因素分为三类：（1）决定这两项职业相对吸引力的经济方面的因素；（2）这两项职业的收入的可变性；以及（3）这两项职业之间的非经济方面的差别。这样特别区分开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第一类因素对所有人（至少是所有能力相同的人）都有同样的影响，因而将主要影响供给曲线的高度。在一个“奴隶”社会中，这类因素几乎是应予考虑的唯一因素，而且它们在刻划有这样或那样用途的非人力资本服务的供给曲线中也有相应的对称物。第二三类因素由于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一些特殊问题而变得重要。1.能进行精确估值的因素。考虑一个奴隶主，现在他要决定是训练他的奴隶、使他们专业化以从事A职业还是训练他们从事B职业。这一决定当然不是不可改变的，一个为A职业而培训的人以后可以转移到B职业上，但这一般需付出相当代价。奴隶主在做出决定时，将需要知道此两种职业中每小时工资率更多的情况。例如，A职业可能是季节性的，而B职业不是，这可能使一年内A职业的预期劳动时数低于B职业。A职业可能比B职业更多地受于周期波动的影响，从而使A职业的预期劳动年数低于B职业。A职业可能需要更多的气力，从而一个人能受雇于A职业的年限少于B职业，而B职业可能是坐着做的工作，A职业可能需要更长的培训期。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如图13．2中那样归结为在每一既定的工资率水平和每个工人的年龄水平上，每一职业的预期净收入。某种职业的年度净收入当然取决于它的职业性支出从总收入中的扣除情况。一个有文化的奴隶主将把一个奴隶的衣、食、住的费用算作其职业性支出，他将只对收入大于这些费用总额的超过部分感兴趣。由于人类社会的两重性——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和作为为满足其需要进行生产的最终消费者的人——要区分一个人的消费中应视作职业支出（作为一种生产资源而维持其生存）的部分和最终消费部分是不可能的，或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只将那些显然为某一特定职业所特别需要的职业支出减去，并将超过这一限度的、为维持作为生产要素的个人所需的费用看作在所有职业中都是一样的。这一作法说明了图13．2中净收入为零的那一起始线段。图13．2旨在显示一生纯收入的“典型”模式的诸特点。接下去的负收入的那一段指的是培训期，这时，一些特别的费用——如学费、书本费、设备费等等——很可能超过任何正收入。所以，一般而言，净收入上升到一个顶点，然后下降。除了这些更加明显的职业支出以外，很清楚，所得税也应在计算净收入时减去。既然标出的这些数字是预期净收入，那么，它们就包含了不同的个人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别，并且会受到失业可能性的影响。同理，下降的线段不仅反映了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的生产率随年龄增长而可能出现的下降，而且反映了，随着一个人变老，由于自愿退休或因健康原因而被迫退休和不能工作，或由于死亡等原因，他取得收入的可能性更小了。还应注意，纵轴所表明的是，假如选择A职业时的收入，而不是表明实际从事A职业的收入。因此，它包括人们在最初选择A职业，以后又放弃A职业而从其他职业取得的收入。理由是，影响不同职业的吸引力的因素之一恰恰是，为从事一种职业而进行的培训对于从事其他职业所具有的相对价值。尽管图13．2中的曲线形状理应有典型性，但在细节上，各种不同职业之间当然会有不同。投资额的差别就很大，预期收入为正数的年龄也随之而不同。曲线的高峰值及可能达到这一高峰值的年龄也差别很大。一生收入的简单平均水平当然不宜用来概括一种特定的生命收入模式的吸引力，即使对缺乏人性味的奴隶主来说也是如此；在一个利息率不为零的世界里，取得收入的时间也是重要的。例如，假定A和B职业的生命收入模式分别如图13．3所示，而且两者的平均水平一样。因此，从财务上看，A职业显然更有吸引力，因为A职业在早期所获得的超过B职业的收入可用来投资生利，从而获得B职业得不到的一笔收入。考虑到这一影响，我们可以计算每种职业预期净收入的资本化现值。令E1，E2…为各年的预期年收入，1，2，…r为利息率。则V＝＋＋…为第零年时预期收入流的资本价值。人们还会记得，生命收入曲线以及资本价值都是针对特定的工资率而计算的。为了总结我们现在所考虑到这类要素的影响，我们可以提问，什么样的相对工资率将使两种不同职业的资本价值相等。假定这是一种A职业的工资率，相当于B职业工资率的1．4倍。我们就可以说，在这一工资率水平上，两种职业从财务上或从精确计算角度看，吸引力是相同的；而且，如果可精确计算的吸引力是唯一要考虑的因素，则劳动供给曲线将如图13．4所示，是在1．4倍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的一条水平线。我们已列举出许多影响相对工资率的因素，这些因素足以使两种职业在财务上具有相同的吸引力。如：就业的季节和周期可变性，培训期的长短，直接培训费的多少，培训后的直接职业开支，税赋结构，一项工作职业寿命的长短，整个职业寿命期间收入的时间模式，等等。无疑对这样那样的特定职业还会有许多其他重要因素，故不可能完全一一列举。一种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的、能齐全分析的工具既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要求将所有应考虑的经验因素都完全列举出来，则没有必要。2、收入的可变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上面提到的计入资本价值时所使用的平均净收入掩盖了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这些差别对奴隶主来说是不太重要的——至少如果我们假定他们拥有足够的奴隶时是如此——因为这些差别倾向于互相抵消，这样奴隶主可以集中注意于预期收入。对在我们当今社会中选择职业的个人来说，这些差别就不能如此轻易地置之不理，他将不仅要求了解预期收入的资本现值，而且还要求知道收入的分布——更确切地说，即资本现值的概率分布。例如，A职业和B职业在财务上可能是同样有吸引力的，然而A职业比如放映员一类的职业，获得高收益的机会不大而获得低收入的可能性却很大，而B职业比如打字员一类的职业，可以提供一定的相当稳定的收入，不大可能会有过多的增加或减少。这一变动性的影响当然有赖于个人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态度。如果我们接受选择的预期效用理论，对某一个人来说，能使两种职业具有同等吸引力的工资率，是指这些职业获得的同等预期效用的工资率，而不是使预期货币收入或资本价值相等的工资率。如果所有的人对于不确定性有相同的态度，则收入不同的可变性效应将会提高或降低供给曲线的高度，而当A职业的相对工资率为1．4倍时，A职业和B职业的供给曲线则为图13．4所示，是一条水平线。例如，若A职业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小，而B职业收入变动的程度仅为中等，并且，若人们一般愿意选择前一种不确定性，而不是后者，则可变性的效应将会是把这一曲线的高度从1．4降到更低的数字，比如说1．3，这一差额可以说是度量了人们为了得到他们所喜欢的那种不确定性而愿意支付的代价。举例而言，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即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上述用来描述电影放映员收入的那种可变性，而不愿竞选择用来描述打字员收入的那种可变性，结果我想是电影放映员的平均收入（即考虑到他们当中的成功者，也考虑到失败者）低于打字员的平均收入。当然，人们不会都有同样的口味。某些人愿意选择上面指定给A的那种可变性，某些人则愿意选择指定给B的那种。前者在低于1．4的工资率水平上就会被吸引到A职业中来，而后者只有在高于这一工资率水平时才会被吸引过来，因此，劳动供给曲线就会产生一个正的斜率，如图13．5中那样。如果OA超过一个单位，则有理由说，平均来看，人们愿意选择A职业所提供的那种可变性，否则相反。3．不是从经济收入考虑的好处。除了各种不同职业的货币收入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对于任何特定个人的吸引力——所参与的工种，从事这项工作的地点，随这一职业而来的社会优越感，如此等等。如同收入的可变性一样，很多人对这类因素的评价可能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影响就是使供给曲线向上或向下移动。而如果人们对这些不属于经济因素的优劣评价不一，则其影响将使供给曲线产生一定的斜率。或许极端的情形是，若某些人愿意选择A，而其他人愿意选择B职业，那么，经济收入的多少就无关紧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无弹性的。如果不存在兴趣和能力上的差别，而且有一个真正完全的市场，则所有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有弹性的，相对工资率将完全由供给状况决定，需求状况将仅仅决定每一职业中的劳动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收入上的差别都将被拉平，并且对所有个人都是均等的。就是说，工资率结构将处于这一状况：即每个人就其所从事的职业而言将是无差别的，因而将不存在“租金”。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即个人受非经济因素的绝对支配，而且在兴趣上存在着较大差别，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无弹性的，并且相对工资率将由需求状况所决定。所有的工资可以说都将是被价格所决定的，而不是决定价格的，“租金”也将是如此。在更一般的情况下，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兴趣和能力并不能完全决定职业的选择，这时，供给曲线将是有正斜率的。在这一情形中，收入上的差别只有在边际水平上才能均等化。就某些个人会愿意在更低的总收入水平上从事他们的职业而言，他们将会得到租金，尽管就这些人把由于工作时间更长一点，更辛苦一点而得到的额外收入看作恰好补偿他们这样做所付出的额外的代价而言，他们也仍将处于边际状况中。就是说，有一个外延的边际和一个内涵的边际。需求的增加通过把更多的个人吸引到这一职业上来而将使外延的边际向外推移。需求的增加对于内涵边际的效应是不甚确定的，其理由已在上面讨论向后弯曲的、短期劳动供给曲线的一般情况时议论过了。4.所得税效应。所得税的影响看来值得单独给予特别的注意：第一，因为所得税的重要性近年来大大增加；第二，因为对它们的作用存在着广泛的误解，而且普遍认为它们不能被“移动”；第三，因为它们被从弗里德曼和库兹涅茨所明确讨论过的各种因素的清单上略去了。如我们所知，对个人来说，在判断两种职业的相对吸引力时所比较的有关数字是税后所得，而非税前所得。经常有人争辩说，所得税并不影响人们在这方面的选择，因为更高的税前所得也就意味着更高的税后所得，从而若一种职业从税前看比另一职业更有吸引力，则从税后看它也将更有吸引力。不幸的是，这并非实情，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因为纳税的基数与考虑经济净收入时的有关数并非一回事，部分地是因为纳税基数并未考虑非经济因素。首先考虑一下没有免税规定的、单独的比例所得税的情形，即使是这种税也会影响不同职业间的相对收入。最明显的理由是，如果在征税基数中不允许扣除被视作在选择职业时所支出的职业性的开支，而且这些开支是随职业的不同而不同的。但是，即使从与选择职业有关的收入角度来看税基是一样的，从其他角度看，税基也肯定会有差别。例如，令一种职业所得到的收入对任何特定的个人来说各年都不同，而且有时是负数，同时另一种职业每年的劳动所得都一样。这时，除非当收入是负值时，政府利用税收给予补助（一种负的纳税），则第一种职业的税收负担就会比第二种职业重，从而使得两种职业的税前资本现值在相关的工资率水平上相等。在把税赋考虑进来后，第一种职业的资本值将更小。这种特殊的效应绝不是新鲜事，特别是当一种职业需要培训，而另一种不需要时，就会出现这一现象，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前者的收入在初期的年份中很可能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忽略负收入就等于不允许在计算应税收入时扣除培训费用。到目前为止所考虑的这种种效应原则，都可以通过适当地定义税基而予以消除。但是，如果两种职业在非经济的吸引方面有所不同，因而为了使它们两者的吸引力相同需要使一种职业的货币收入高于另一种时，用适当定义税基的方法来消除前述那些效应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两种职业的吸引力相同，就需要使其中一种职业的税后相对收入比税前更高些。实际上，低收入职业的非经济优势是与税收无关的，因而逃税的方法之一就是去从事有较大非经济优势的职业。引入减免税规定和累进税率后，还会有其他的效应。使个人的年际收入发生波动的职业，就一个既定的税前现值而言，一般倾向于比收入常年不变的职业要承担更重的税赋。在这里，为了使收入“均等化”而进行的税法的改革可能消除这一效应，但是当在人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可变性时，就没有什么税法的改变能够消除比较效应。假定A和B职业事先承诺在税前提供同等的平均收入，但是A职业个人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别比B职业更大。那么，在实行累进税率的情况下，A职业的税后平均收入就将比B职业低。累进税率加强了前面提到的非经济优势的效应，因为实行这种税收后，税后的收入比率将低于税前。由此可知，所得税的存在的确影响职业的选择，从而影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其实，若就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种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这一意义而言，所有收入上的差别都被均等化了，所得税将根本不会有任何再分配效应，不论累进的程度有多大。税后的相对工资对于级差别较大的累进税率和较平缓的累进税率来说将是相同的。理由是：人们将会脱离特别受到较大级差的累进税率影响的职业（如收入较高足以弥补极端不利的非经济因素的职业，或提供高度可变收入的职业，等等）而选择那些受影响较小的职业，直到上述相对工资状况得以实现。对受到高级差累进税影响的职业来说，同样的税后相对工资率当然意味着更高的税前工资率，而这将妨碍需求量适应于已经减小的供给量。更一般地说，择业兴趣上的差别将产生一条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因而税收形式将影响相对工资率。对于那些特别受到高级差累进税影响的职业来说。那些在非经济基础上对这类职业最少依恋的人的脱离将导致雇佣人数的减少。最终结果将是：税后相对工资将比在较小级差的累进税率时更低了，当然，尽管税前相对工资更高些。很清楚，对所得税的这一分析和通常对营业税的分析是一致的。其实，对应于任何既定的所得税，原则上很可能存在着某些对最终服务所征的营业税，两者恰会有相同的配置和分配效应。源于非竞争集团的差别为了使收入上的差别能够显著地均等化——即前节所讨论的那些因素所产生的差别——显然必须使许多人处于能够自由选择职业的位置上。在很大程度上说，情况正是这样，因此，工资率方面许多现存的差别可以视作均衡性差别。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并非所有的收入上的差别都是可以这样看待的。特别是在像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这样广泛的职业分类之间，其收入差别程度，比之从成本、非金钱利弊及类似因素角度所能解释的程度要大得多。在这些情况中起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得到收入更高职业的这样那样的障碍。只有某些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用卡恩斯恰如其分的词表述，他们构成一个非竞争集团。有许多因素可能引出职业选择上的障碍，从而导致非竞争集团的建立。择其要者列举如下是有必要的：1．对参与就业竞争的有意限制：例如，限制移民使美国工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而成为一个非竞争集团。在美国要求获得从事某项职业的许可证——如在医药行业、律师行业或类似的行业——可能就是有意限制人们参与这一行业竞争的一种手段。许可证的发放权通常掌握在目前已经取得该种职业的人手中，而他们自然倾向于限制他人的参与。还有，工会力量迫使雇主支付不低于议定水平的工资，也是限制局外人取得这类职业的手段。这类限制细说起来数不胜数，而且近几十年来又有发展。但是，不管这些限制多么令人烦恼，我还是认为，或许除了移民限制以外，其他限制都没有多大的实际重要性，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不像另外一些将要提到的障碍那么重要。2．地理位置上的不可移动性：这是被提到的收入差别的一个原因，特别是所谓南方和北方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收入差别。然而，除了某些特殊的或孤立的例证以外，这一原因在美国到底有多大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人们有相当大的移动性，例如，在40年代，美国境内的人口移动幅度之大使欧洲的强制性人口移动（不论是为纳粹所迫还是为苏维埃所迫）都相形见绌。还须提醒人们注意：并非所有的人都必须移动，仅有处于边际状况的人移动即可。3．能力上的差别：到底是将能力上的差别看作是导致了非竞争集团，还是把它们与兴趣上的差别联系起来并看作是引起了均衡性差别，似乎都有些武断。很清楚，它们导致了个人收入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比之为补偿供职所发生的成本等方面的差别所要求的程度要大；实际上，一个人是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的单位劳动力，更多的人力资本。对不同职业的工资率的影响由此而产生，因为不同的职业倾向于雇用——或需要——不同平均能力水平的人。当然，能力的“高”或“低”并没有为市场所尊重的客观标准：一种特殊类型的能力是否将被给予较高的报酬完全取决于对它的需求是否相对地高于现有的供给。某些例子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从与经济有关的意义上很难把“能力”上的差别与“兴趣”上的差别区分开来，以及为什么人们对于将它们包括在引起均衡性差别的因素中很感兴趣。深水潜水员的相对较高的补偿性收入到底应看作是对其愿意在水下或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的报酬，还是应看作是对于这一行当的非经济不利因素的报酬？对特技表演艺术家的收入又应怎么看？医生的收入呢？显然，“能力”和“兴趣”在很大范围内是交叉的。4．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分层：国内对于参与职业竞争的障碍或许主要来自人口分为不同的社会层次，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一点也是真实的，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一点仍然是真实的。一般而言，需要学问的专业及某些其他职业只对上层阶级完全开放，余此类推。当然，分层并非绝对的——总是存在上升的可能性——但是，在这种升迁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足以维持收入率上的巨大差别。在我国，这种严格的社会分层决非像在多数其他国家中那么重要，而且随时间的推移其作用显然地大大降低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地可以就学。办公室职业和体力职业的相对工资的变动已经清楚地揭示了社会分层的重要性在下降。识字的人曾经是非常之少。因而导致了一个非竞争集团的产生，但是很清楚，现在已经不是这种状况了。结果，办公室职业对体力职业的收入比率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一般而言，办公室职业的报酬目前可能是偏低，而不是相当高了。在更高的水平上，大学教师的薪水与高中教师薪水之比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这一比率一直在随时间稳定地下降。社会和经济地位之所以能影响一个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的余地大小，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向人力资本投资方面难于或不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得到高收费培训的可能性依赖于父母或捐助人提供资金的能力，或者这个年轻人“开拓路子”的能力和意志，而且即便如此，也还有赖于这个年轻人的家庭在他不参加培训、本来可以得到的收入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这些因素对取得某些职业仍是重要的，而且无疑是可以归因于非竞争集团的收入差别的最重要原因之一。5．肤色可能应该概括在前面的标题下，但是把它单独出来专门讨论一下似乎更好。显然，黑人在选择职业方面并未与白人处于同一地位上。人们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培训和上学机会，部分地是因为公立教育设施对黑人缺少有效的社会便利条件，部分原因是私立教育机构存在着种族歧视。肤色影响还远不止于此，由于不论是主顾还是同事都存在着偏见，所以，黑人会引起在某些职业中劳动生产率下降，肤色像能力上的差别一样对收入有同样的影响。结果，人口依肤色分层显然成了美国导致收入上的非均衡性差别的最强有力的力量之一。收入的过渡性差别对这个问题无需做多少讨论。显然，一个特定种类的劳动供给在短期内很可能比在长期内的弹性要小得多，因而需求变动最初的影响很可能比最终的影响更为强烈得多。或许需要做充分说明的就是开始所说的那一点——我们称作过渡性差别的点有赖于我们的观察。考虑一下前面所说办公室劳动收入对体力劳动收入比率的变动。约一个世纪以前办公室劳动收入对体力劳动收入的超过额从一种足够广阔的观点来看，可以看作是过渡性的，较高的办公室劳动收入（和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为就学提供了条件，并导致白领工作特权的增加。这些经过几代人的过程之后就将降低或消除这种超出额。不过很显然，对很多问题来说，这与其说是合乎需要的，不如说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观察角度。《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四章 收入的功能分配和个人分配之间的关系 　　　　前面几章讨论了生产性劳务的价格，这些价格和相应的生产劳务一起决定了我们所说的收入或产出的 功能 分配，即根据资源所发挥的生产功能而进行的分配。然而，从许多角度来看，人们对于所说的 收入的个人分配 ，即在可识别的收入单位如个人、家庭或居民户之间的分配也很感兴趣。　　　初次的和最终的个人分配　　　收入单位之间的初次市场分配不仅由生产劳务的价格所决定，而且还由生产劳务资源的所有权在各收入单位之间的分配所决定：每个单位得到的数量等于它提供到市场上的生产劳务的单位数量乘以该种生产劳务每单位的价格。　　　初次市场分配由于政府多种多样的税收和补贴所带来的再分配而发生变化，以致最终可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收入的分配可能非常之不同于由市场奠定基础的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之间的区别是极重要的，然而也是复杂的和含混不清的。考虑一块土地，假定它现为X先生“所有”，X先生又将它出租给Y先生，而且支付了财产税，此税恰等于他得到的地租的一半，他可以被看作在初次分配中得到了全部地租，尔后又在政府强制执行的再分配中付出此租金的一半。对这个简单的例子换个更令人满意的说法是，政府可以看作是拥有这块土地的一半份额的一个“无声的合伙人”，而X先生拥有另一半份额并充当一个执行合伙人。显然，X先生或其他任何人为了买下这块土地所要支付的总价是他得到的那部分地租的资本价值，而不是全部地租的资本价值。他可以给政府开出缴税单，但是说他“缴”税没有任何经济意义，除非对该士地开征一项完全没有料到的税收时，他恰好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这一情形下，他将遭受到一项初次的资本损失——一项财产税。　　　这个例子很简单，但其关键之点适用于所有这类再分配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可以被看作拥有每个超过中等规模的公司48％股权的一个“无声的合伙人”，既然这一部分税前收入被作为公司所得税从这些公司收走了。同理，是谁拥有相当于对个人收入所征个人所得税的那部分人力资源？最初得到这些收入的个人（或更确切地说，是人们把这些收入贷给他，既然在收入来源一环节上的预扣税金使这一过程出现短路）？联邦或州或地方政府？或者，个人更应该被看作先得到全部收入，然后又把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政府服务——例如像司机需要支付的汽油税，这一税收被用于高速公路的维修和建设。　　　尽管定义有含糊之处，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之间的区别还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实质问题，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看到。税赋的存在（或政府对资源的部分所有权）改变了执行合伙人管理这些资源用途的动机。税收由此而改变了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资源的供给，同时也更加间接地改变了这些资源的需求及每单位资源的价格（关于这一可能效应的更为复杂的一面将在下一章中再予考虑）。　　　这里不是详尽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这些问题传统上都是在财政学中才在“税赋的转移和归宿”这一标题下进行研究的。在这里只需强调一下这方面的区别就够了，即：关于“税收与补贴之前”的收入分配和“税收与补贴之后”的分配之间经常进行的比较的经济理论与简单的计算之间的区别。在没有税收和补贴条件下的“初次”分配将非常不同于存在税收和补贴条件下的情况。　　　除了再分配问题外，在这一领域里流传最广的错误之一是相信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功能分配问题走向个人分配问题。据信，工资和薪水是“穷人”的收入；利息、红利、租金以及私人企业的收入是“富人”的收入；从而，任何可以提高工资对其他要素收入的相对水平的事物都将倾向于使收入不那么多种多样，反之则不然。幸运或不幸的是，这一结论由于两个相当不同的理由是错误的。第一，它整个地回避了个人分配的确切含义及与之相联的各种不同含义的这一问题，在个人分配的一种定义下是真实的东西在另一种定义下就不真实了。第二，它大大地过分简化了各种类型收入之间的联系及人们经济地位的问题。　　　个人分配的含义　　　在多次努力试图全面分析生产劳务价格的变化对收入的个人规模分配的影响之后，我自己的结论是，要令人信服地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诸如某某一个数量会消除或增加收入的多样性或不平等性之类的说法应持保留态度。为了概略地说明这一结论的依据，我将在本节中首先讨论定义个人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几个关键问题，然后在下一节中大致说明在收入类型方面的一些更广泛的事实，最后考虑两个特殊的例子。　　　要完成收入的个人分配理论，有三个基本问题必须给予解决：（1）收入单位；（2）收入的定义；以及（3）测量收入所用的时间单位。在每个问题中的选择关键部在于分配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对劳动市场理解？还是对资本形成可利用资源的理解？或是对生产资源支配权上的差异的理解？抑或是对生活水平差异的理解？　　　1．收入单位；收入单位应该是个人吗？如果是，是所有的个人吗？所有超过14岁（或其他规定的年龄？）的人？所有可视为劳动力的人？或这些人再加上其他拥有工资以外收入来源的人？　　　或者换一个提法，收入单位应该是家庭吗？如果是，怎样定义“家庭”？仅仅根据血缘关系？根据血缘关系及共同的居住单位？根据血缘关系和收入的“汇集”？抑或收入单位应该是“居民户”，它包括所有可能分享同一居住单位的无关的个人？　　　这些问题根据抽象的分析或经验事实是不容易解决的，然而却对研究结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考虑一下所有14岁以上的人之间的分配和有两个人以上的家庭之间的分配的差别。你想显示贫穷的程度有多大吗？那就强调一下，在美国，1973年，14岁以上的人中间货币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人占40％。你想显示贫穷的程度有多小吗？那就强调一下，1973年，具有两人以上的家庭货币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不到3％。　　　对于和判断生活水平有关的大多数目的来说，“家庭”是个更合适的单位，但是对这一概念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深思。我们是否按照格特鲁德·斯坦的方式说：一个家庭，不论它是由一个人构成，还是由一对夫妇带两个孩子或一对夫妇带四个孩子构成，或是其他组合方式，它都是一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