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她妈妈为她擦拭着清凉油，我真担心，原本就怕冷的病人，还能接受这种擦了会更冷的油吗？我想制止，可是已经晚了。尽管她已盖好了被子，但我的心却为她感到冰凉。我甚至后悔不该为了讨好人家，而送了不适宜的东西。我真怕看见她因为擦了清凉油，缩在被子里发抖的情景，内心直为她祈祷。等了一会儿，见没出现什么意外，这才放心了。这时她妈妈对我已经不像刚进门时那么戒备了，还主动跟马丹给索说起她的家事。马丹给索用蹩脚的英语翻给我，还时不时地加点自己的分析。“她们家有七个孩子，三男四女，泰毕斯是老大。我想，她家可能得罪了上帝或是让鬼缠住了。06一张松皮、一把干骨、一个艾滋女人（3）1986年她的大儿子出门被车撞死了，才24岁。后来，孩子的爸爸又得了TB（肺结核），也是在家躺了很久，1995年死的，死时只有五十岁，埋在我们来时那条路的坡下。今年又轮到大女儿了。她个子挺高，人长得也漂亮，英语说得好，很多男人都喜欢她。她二十二岁嫁到莫节可桑（Mojakisaue）村，距离塔巴姆村翻一座山就到了。泰毕斯有五个孩子，老大已经十八岁了，是个女孩儿，很懂事。”马丹给索接着说：“泰毕斯的运气真不好，去年八月刮大风，她家刚盖的两间新房，一夜之间房顶全被掀了，还是很结实的铁皮顶。而她家周围别人家的草房顶，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怪事。那两间房子至今还闲在那儿，全家好几口人都挤在公婆家住。现在她病成这样，哪儿还有钱再盖房。唉！太惨啦！”我注意到，我们说话时，泰毕斯始终闭着双眼，静静地躺在垫子上一动也不动，我想，虽然她的身体已不能动，但她的大脑还是清醒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又会想些什么呢？看着她将如此痛苦地走完生命的历程，我不由得为她感到难过。告别她们母女，我和马丹给索走在回家的路上，一直默默无语，心情格外沉重。我问她：“你知道村里人得这个病，都是怎么传染的吗？”她说：“一部分是从南非传过来的。莱索托的男人在那儿当矿工，回来就传染给老婆或其他女人了。最糟糕的是那些修路工，他们到处修路，去了许多非洲国家。每到一处都会找女人，他们能挣钱，也不亏待那些女人。人们都盼着路早点修好，那样日子就会好过了。没想到他们把路修通了，也害了不少人，自从塔巴姆来了修路人，得艾滋病的女人也多了。“百萨利马（Peselema）的大儿子莫黑罗尼（Mokholoane），1982年在南非当矿工时被人杀害了。他的媳妇马姆科托伊（Mamoktoi）就与好几个修路工有关系，直到1998年她死之前，也不知那病是被谁传染上的。现在夫妻俩都死了，留下四个孩子，这些修路工真害人。”“你知道泰毕斯的病是怎么得的吗？是不是也有男朋友？”我知道马丹给索八面玲珑，是个热衷打听这类事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地问她。马丹给索一听，特来劲儿，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过几天我带你去木节可桑村，你看见她丈夫就明白了。”我一听，以为她丈夫也得了艾滋病，忙问：“谁传染谁的？”“嗨，错了！我是说，她丈夫又瘦又小，长得很难看，泰毕斯能不找男朋友吗？”“她的那个男朋友现在在哪儿？也是修路工吗？”“听说是从南非来的，现在不知下落。”想想已经奄奄一息的泰毕斯，真让人同情。原本那光彩照人的风姿，现在只剩下一副干枯的躯体，幸福的家已不复存在，四十一年短暂的生命之火将要熄灭了，也不知她现在在想什么，是否对人生还有着深深的眷恋。回到家，正赶上大酋长马泰里拉回到村里，我跟他谈起了艾滋病的事，并对他说：“我想写进书里，你不会反对吧？”他坐在沙发上，抬头看了我一眼，并示意我坐下，然后用一种很沉重的口吻对我说：“现在，艾滋病已经成为了国际问题，并且增长的速度之快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莱索托又是南部非洲艾滋病的高发国之一，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你知道吗，现在全球的艾滋病患者和HIV携带者已经有3600万人了，3600万人相当于十八个莱索托的人口。这真是一场大灾难。”“你是国会议员，又是大酋长，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局面吗？”“这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至少政府无法控制人们的xìng行为。还有那些已患艾滋病的孕妇（莱索托法律规定，孕妇不能堕胎），孩子一旦出生，就将面临一场厄运。”记得马丹给索曾经对我说过，有一位患艾滋病的妇女，生下孩子九个月后离开了人世，而她的孩子仅在这个世上活了十四个月，也随母亲而去了。幸运的是，这孩子得到了很多人的关爱，他们并没有因为孩子得了无法医治的病而抛弃他。其实，村里人对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并不了解，虽然他们对此也有一分恐惧，但仍然对幼小的生命给予了自己的关爱。没有什么比临死前更悲哀的时刻了10月初的一天，马丹给索突然对我说：“听说泰毕斯快不行了。”我赶紧拎着特意从马塞卢为她买的牛奶、鸡蛋和面包冲向她家。此时的她，脸上只剩下一对骷髅般无神的大眼睛、明显突起的大牙，似乎连牙床的肉都已耗干了。这次见面，我们竟像一对老朋友。我凑到她面前，轻声地向她问候。这时，马丹给索拿出了牛奶交给泰毕斯的妈妈，示意她给泰毕斯喝。泰毕斯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对我说：“谢谢……谢谢！你是好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她开口说话。这说明她已经认可我了。我高兴得有点不知所措，伸出右手与她相握，等待着泰毕斯能从被子里伸出手来。但她只是友好地对我眨了眨眼，并没有伸出手。这时，马丹给索凑过来说：“泰毕斯病很重，没有力气了。”06一张松皮、一把干骨、一个艾滋女人（4）我知道马丹给索不愿意让我直接接触病人，这也是对我负责。我看了她一眼说：“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用手为泰毕斯掩了掩被子，对她说：“你喝一点牛奶吧，这是专为你买的。”她冲我点了点头，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喜欢……喝奶，很久……没喝了，我……现在……已经……起不来了。”这时她妈妈将牛奶倒在一个白色搪瓷缸子里，放在她面前，然后转身走到门口对着外面喊了一嗓子。我想泰毕斯喝奶时一定会让她坐起来，我得赶紧准备相机，为她再拍几张照片。这时，突然从门外进来一个女人，她看见我在这儿照相，又是个外人，顿时，满是褶子的脸耷拉得老长，特别是那双直勾勾怒视着我的眼睛，目光逼人。然后她不问青红皂白地冲我吼了起来，尽管她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能感到她在赶我出去。这时，马丹给索急了，也冲她喊了起来。“她是我们的朋友，不要这样对待她。”后来我才知道，那人是泰毕斯的姨妈，住在附近，经常来服侍她。村里常有不少人来帮忙，的确像大酋长说的，人们并没因为她得了可怕的艾滋病而排斥她，因为他们都知道，艾滋病只是一种病，并不是一种罪，任何人在病魔缠身的时候都需要关爱。泰毕斯十分吃力地被两个老人托起，将身体倚靠着妈妈喝奶。她每喝一口牛奶都十分吃力，好像连吸吮的气力都没有了。大约有一分钟，她就撑不住了，人们赶紧让她恢复原状。仅是起来喝两口牛奶，她的脸色就变得铁青，真不知道眼下还有什么办法能拯救她。“我……真想……出去，想出去，看看外面。”她突然说话了，而且说的是英语，显然是在对我说。我一阵兴奋，赶紧凑过去说：“你觉得哪儿疼？难受吗？害怕吗？”她睁着眼看着我没有回答。接着我又问她：“你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的‘满都’吗？是不是有人传染的？现在后悔吗……”嗨！到这时候我怎么连个人话都不会说了，话一出口我就恨自己怎么问了一堆如此荒唐的问题，要是她妈妈能听懂，不把我赶出去才怪呢。也许，眼下泰毕斯已经没有生气的心气儿了。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始终用一种表情看着我。“对不起，泰毕斯，对不起！”我赶紧向她道歉。“没关系，巴丽萨，我本来就是要走的人了，可我真的很想活，哪怕是让我成为只能坐着的废人，有生命、阳光和新鲜空气多好呀。你是外来的人，能救救我吗？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只是还不想现在就走。”面对着即将走向死亡的她，我能说什么呢？告诉她：“我救不了你，实在没办法，抱歉！”唉，绝对不行，那是在杀她。我对她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多向上帝祈祷，他会帮助你的。其实每个人都会去那个地方的，只是早晚的事，你不用害怕，在天堂里，没有烦恼和疼痛，只有安详与宁静。”说这话时我的心怦怦直跳，这样面对面地坐在即将死亡的人身边，谈论死亡，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她没再说什么，很疲惫地闭上了双眼。真希望她就这样安详地睡下去，不再受痛苦的煎熬。临别时，我告诉她妈妈：过些日子，我还会再来。回家的路上，我和马丹给索伴着垂落的夕阳，缓慢地走着下山，默默无语。我们从没这样沉默过。泰毕斯那双向我求助的大眼睛就像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使我感到极为压抑。抬头看看渐渐褪了色的天空，我又渴望起都市的喧嚣和车水马龙的人海，渴望看到生机勃勃鲜活的生命，渴望看到高科技、现代文明。同样是人，命运是多么不同啊。三天过后，我刚从外村拍照回来，大酋长的女佣一见我就急匆匆地对我说：“泰毕斯今早走了，她妈妈来找你，你不在，让我告诉你。”我一听，顾不上多问，直冲山上泰毕斯的家。我一口气跑到她家，那张刚刚撤换下来，被搁置在门外的垫子和毯子告诉我，我来晚了。我走近一看，那张还留有她的体味，并在生命弥留之际伴随着她的垫子，原本只有一寸厚，中间的部分已塌陷得几乎触到了地面。我走进屋里，此时已是人去屋空。一束阳光投射进这阴森而空荡的小屋里，只见她妈妈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屋角，那是她能与女儿面对面的位置。她很悲伤，但没有眼泪，也许早就流干了。原想问问关于泰毕斯最后的情况，但看到她如此难过，实在不忍心多打扰。心想，还是等到参加葬礼时再说吧。按照当地旧的习俗，人死的当天，要在地上挖一个洞，并在洞的一边放一个架子，尸体将放在架子上，安置成婴儿在母体中的姿势。尸体运出房屋时不能通过门，只能在屋的后墙上凿一个洞，把尸体运出来。而现在许多人死后存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一至三个星期后举行葬礼。如果是嫁出去的女人就要在丈夫家举行葬礼，并埋在当地。葬礼通常选在星期六举行。小黑屋里告别干柴般的尸体06一张松皮、一把干骨、一个艾滋女人（5）泰毕斯的葬礼定在2000年10月21日（星期六）下午两点举行。葬礼的头一天夜晚，天气骤变，只听一阵巨响划破夜空，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准备好第二天要用的胶卷，吹灭了床头上的蜡烛，刚要睡觉，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跳。“谁这么晚了还跑来，不会出什么事吧？”我轻声嘀咕着，但并未下床开门。“开门！开门！”我以为是大酋长从马塞卢来了，因为他经常往返于首都和这里的两个家，有时还会把首都家里的女佣带来。我赶紧穿上衣服，下床开门。只见两个湿漉漉的雨人站在我面前，是马丹给索和她的儿媳妇曼堆子。“我们现在去泰毕斯家守灵，你去不去？”“这么黑，又下这么大的雨……再说……怎么走呢？”深更半夜的，这个时候她们提起泰毕斯，我心里虚惶惶的。“因为刚找到车，才这么晚来找你的。”↑泰毕斯留下的最小的孩子，此时已是人去屋空，今后这孩子还不知该怎么成长“……一夜？整整一夜……待在那儿？”我抬头看了看电闪雷鸣的夜空，心里瘆得慌。“是唱歌，大家围着她唱呀、跳呀，你不想照相吗？”“我当然想。可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告诉她们我害怕。我真的不敢想象，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站在一群人中，淋着雨，一群人围着一个骷髅般的尸体，伴着他们神神鬼鬼地跳大神。如果再出现诸如分尸、灭尸或者令我想不到的恐怖仪式，我连躲藏的地方都没有。“你们去吧，我明天去参加葬礼。”她俩走后，我一直难以入睡。眼前总是隐隐出现泰毕斯那求救的眼神。直到后半夜，我都睁大着眼睛，僵直地躺在床上。我听到外面风雨交加，那“噼里啪啦”的雨点打在房子的铁皮顶上，就像从天空发射的无数颗子弹，穿过屋顶直射我的心脏，我甚至担心狂风会突然把那层铁皮掀掉。此时，不知是冷的，还是吓的，只觉得自己一个劲儿地发抖。面对漆黑的房子，想家，想亲人，想朋友，真希望能给他们打个电话聊聊天儿。我干脆爬起来，一下点燃了12根蜡烛，明亮也许能驱散心中的恐惧。接着，我又从旅行箱里摸出久违了的手机，明知根本没信号，也想侥幸地试一试。这一夜是12根蜡烛伴我度过不眠的时光。清晨，雨终于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时隐时现地照射着。我和马丹给索吃足了早饭，提着昨晚就已准备好的相机和胶卷，赶到村口拦车。我们要去莫节可桑村泰毕斯丈夫家的村庄，参加她的葬礼，为她送行。等了个把小时我们也没能拦上车。“怎么办？”我有点急了，直问马丹给索。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我说：“等我一下。”接着就往路边的一个小酒馆跑去。再回来时，她一脸不高兴地说：“我的二儿子回来了，正在里面跟朋友喝酒，他开了朋友的一辆车，我想让他送咱们去，他要10块钱，我没答应。”“你儿子手上有车，怎么不早说，害得我们站在这儿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以为今天去不成了呢。10块钱算什么，我给他20块。”说完，我从兜里掏出20块钱交给马丹给索说：“快点！越快越好，再晚就来不及了。”没过多久，就看见马丹给索的二儿子眼睛红红的从里面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手里攥着那20块钱，让我们站着等他，晃晃悠悠地开车去了。我对马丹给索说：“你儿子怎么一大早喝酒，还喝这么多，他能开车吗？”“他们是从昨天晚上喝到现在的。”马丹给索一脸的无奈。“什么？喝了这么久，肯定已经醉了。”我几乎喊了起来。我想，还是别坐他的车了，到处是山路，又是去参加葬礼，万一翻到山涧里，太不值了。正想着，车已经晃晃悠悠地开过来了，容不得我再迟疑，马丹给索一把把我推上了车。一路上因为没有迎面会车，他的车开得挺自在，只是每到拐弯处，我都紧盯着前方，手一直把着门把手，随时准备跳车。我知道，一旦随车掉进山涧，恐怕连尸首都找不回来。快到莫节可桑村口，有不少人陆续朝这里走来。泰毕斯家的房子建在村口离路边很近的地方。此时，已有不少来参加葬礼的人，稀稀拉拉地坐在她家门前的地上，不过，这是泰毕斯的婆婆家，而她与丈夫和孩子们住的房子在婆婆家的房后。自从七个月前被一场大风掀翻了房顶之后，那房子始终无法住人。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这个村是长方形的，两边是山脉，村子前面的山下，有一条简易公路，据说，能通到南非的德班。而村后的半山上还有一条盘山路，是通往另一个村庄的，那里有教堂，还有一所女子中学，能考上这所中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是那里交通不便，也就更加闭塞。泰毕斯婆婆家有四间房子，显然比她娘家的条件好一些。此时泰毕斯的尸体被摆放在一间很简陋的圆形草屋里，等待着人们向她做最后的告别。葬礼正式开始，人们默默地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那间阴森的小黑屋。马丹给索走过来小声问我：“你打算进去吗？”06一张松皮、一把干骨、一个艾滋女人（6）此时我的内心很矛盾，这可是看泰毕斯的最后一眼，不向她告个别，好像有点对不住她。但一想到她消瘦的恐怖样子，顿时就觉得腿软。我问马丹给索：“你去吗？”“不！我……不敢。”她说。看着人们有序地进进出出，我鼓足了勇气，对马丹给索说：“你真的不进去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看她一眼。”说完我就排到了告别的队伍中，随着人流一步步往里蹭着走。屋子很小，也很黑，中间横摆了一个刷了深黄色油漆、开着盖的木棺。泰毕斯就躺在其中。由于屋内空间太小，人们几乎是贴着棺材挪动脚步的。屋里很静，静得令人心发虚。我看见，每一个人走到死者的面前时，表情都会突然变得很凝重。有人干脆把脸扭了过去，还有人瞬间闭上了眼睛。此时，我更加恐惧了，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泰毕斯那张躺在木棺里的脸有多么恐怖。但这会儿已不可能倒退了。我索性眯着眼睛，气都不敢喘，一直是被人推着往前走的。结果，什么也没看清。只是隐约中，觉得木棺里躺着一根窄窄的木条，有一层厚厚的东西垫着，至少比她临死前的那几个月躺在那块薄垫子上舒适一点吧。出来后，我喘了一大口气，镇定了很久，才算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告别仪式漫长极了，侃侃而谈的男人们振振有词地发着言，说的都是巴苏托语，一句也听不懂，但自始至终也没看见有人号啕大哭，更多的人嘴里默念着《圣经》，看样子是在为泰毕斯祈祷。之后，几个彪悍的男人将已经盖了盖儿的木棺抬到院子的正中央，放在几个凳子上。这时，所有坐在院子里的人们，在牧师的带动下，站了起来，他们面无表情地唱起了教堂的圣歌，歌声听起来很低沉，也很舒缓。我趁人们唱歌的时候，走到马丹给索旁边，小声问她：“你看见泰毕斯的丈夫了吗？”其实第一次看见泰毕斯的时候，我就很想见见这位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由于他不是个出色的男人，竟让泰毕斯把命都搭进去了，而且是那么惨重。“你看那个披着黄色毛毯小小个子的男人，就是她丈夫。”这么瘦小的男人，几乎属于袖珍型了，真是太不起眼了。我正在拍照片时，听到身后好像有人对我说话，回头一看，是一个挺漂亮的女人。女人说她是泰毕斯丈夫的妹妹，名叫马巴丽萨，也是一个老师，因此她的英语说得很流利。“我嫂子是昨天从镇上医院运回来的。按我们的风俗，我家昨天杀了一头牛，用刚杀的牛皮把她包起来，放进木棺里，然后为她唱圣歌祈祷。木棺里放了一些我嫂子喜欢的东西和一点粮食种子。其实她没死，是去了我们祖先的家，这些东西都是她到了那边需要用的。”过了一会儿，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接着对我说：“葬礼结束后，大家都会留下来吃饭，也有你一份。今天有牛肉，是昨天家里杀的那头牛。别忘了必须洗了手才能吃，这是我们的规矩。”在我俩聊天的过程中，大约有十几个人回忆起了关于泰毕斯的生前事，但每人说的时间都不长。马巴丽萨告诉我，在这种场合讲话，一般不会用过于赞美的词语，只是回忆与死者在一起时所经历的事情，有时还会讲一些很风趣的故事。我告诉她，这点与中国人不同。在中国，人一旦死了，更多的是追述他的丰功伟绩。通常在这种悲痛而又庄严的场合，绝不会讲幽默故事，否则亲属会很不高兴的。从葬礼一开始，就有两个男人，手里托着盘子，一一走到每个人面前，人们也都会掏出一些钱放在里面。这时轮到我了，我问站在身边的马巴丽萨：“我应该放多少？”“这完全由自己决定，多少都没关系。”她说。我掏出了一张100的，对她示意了一下，言下之意是问她是否合适，她一看笑了，说：“No！你看看盘子里。”我低头一看，全是几毛的硬币，连一块、两块的都很少，10块的纸币就更没有了，我这张百元币可能太离谱了，也许这只是象征性的。我赶紧从兜里掏出了一把硬币，全放在了盘子里，我的与其他村民的硬币很快混在了一起。这时再看看马巴丽萨，她冲我笑笑并点了点头。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开始下葬。下葬的地点就在离这个村很近的山坡下。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男性长者，他手捧耶稣的雕像，边走边祈祷。身后是几个抬着棺材的中年男人，也是死者的亲属。他们身披毛毯，紧锁眉头，小心翼翼地用手扶着扛在肩上的木棺，迈着沉重的步伐，紧紧跟随着长者，一步步向下葬的地方走去。在他们身后，先是成群结队的男人们，他们低着头，默默无语地走着，而在队伍的末尾，才能看见女人们的身影。她们的队伍显得有些松散，腿脚也不那么利索，时而还议论着什么。很快到了下葬的地点。这里已经是山坡的最低处。下棺的坑已经挖好，旁边堆起了新鲜的松土。周围有十几个墓穴，但除了一两个有碑外，其他的都只是在坟堆上立了一块不大的石头，石头上大都没刻字，也看不出这些石头有什么特别。06一张松皮、一把干骨、一个艾滋女人（7）泰毕斯的木棺被轻轻地放在了土坑旁，周围渐渐围了不少人。一位牧师从人群中走来，他手捧《圣经》，开始为死者进行最后的祈祷。之后所有的人唱起了歌。那歌声优美而又抒情，让人丝毫没有悲伤的感觉。泰毕斯正是在这种气氛中被缓缓下葬的。按照当地习俗，她的脸将永远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从此开始新的生活。泰毕斯的木棺上很快堆起了一座坟包。最后，人们将事先找好的一块石头竖在坟头上，这就是活着的人们为泰毕斯在另一个世界搭建的新“家”。据说一个月后，人们还要在此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那时，泰毕斯已经完全习惯了她的新“家”，就不会去纠缠或打扰生者了。葬礼过后，人们都要回到泰毕斯的家洗手。好几百甚至上千号人挤在三个大盆中洗手，我心想，那么多双手洗过的水，轮到我，还不定有多脏呢，就对马丹给索说：“咱们不吃饭，也别在这儿跟他们挤着洗手了。”说着我就往出走。“No，就在这儿洗，今天还能吃牛肉呢。”她大声对我说。我一看大锅里煮的黑糊糊的肉，再想想泰毕斯那张干瘦的脸，顿时胃里直返酸水，哪里还吃得下，便对她说：“要想吃你自己吃，我不吃，你自己去洗手，我回去后再好好洗。”“No！No！No！绝对不行，你把脏手带回去会有厄运的。”后来我才知道，参加完葬礼，人们必须在死者家洗手，这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程序。如果将“脏”手带到其他地方，将会给那里带去邪气和灾难。通常人们洗完手，都会留在死者家吃饭，因为这顿饭比平时吃得要好一些，至少会有肉吃。这在当地是很难得的。我和马丹给索去村后看了看，已被大风掀翻了顶的泰毕斯的家，原本属于村里很不错的房子，现在仅残留着四面墙，墙上仍然保留着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地上密密麻麻长出了半人多高的草。如今女主人已逝去，它就像被后人保留的一座遗址，令人备感凄凉。按照当地的风俗，所有死者的亲属，在下葬后的第二天都要将自己的头发剪短，并在脖子上系一个月的黑色带子。如果是丈夫死了，妻子要穿一个月的黑衣、黑裙，戴黑巾。在这期间，家里不能喝酒、聚会等。而10岁以下的孩子死了，亲属们则要戴白色的头巾，或穿白色的衣服。溺死的人要安葬在河流岸边。被雷击死的人就葬在他被击倒的地方。一般来说，当地人死亡后喜欢就近埋葬，这也是当地人的一种朴素观念。仅塔巴姆村就有六七座坟地。但如果有巫师提出异议时，他们也会考虑采取其他方式。这也是因为他们十分敬重祖先所传承的习俗。一个长者死了，因他曾经在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始终会被生者敬重、尊崇和牢记。作为社会和谐和道德维护的主宰，他们对自己的后代始终都有威慑的力量。人们相信祖先或死者与他们活着的后代有很多的交流方式，祖先可以通过法律或习俗来约束后代的行为，也可以选中一个人，通过托梦、现形或厄运启示来与生者交流。当地人办丧事大多比较朴素，他们说这是祖先的传承。但我发现，有的家庭过于简单，甚至还有借邻居家停放尸体，并举行葬礼的。一个叫巴斯巴（Batsba）的中年男人，患骨病去世后，由于家里地方太小，在临下葬的前一天，只好借用邻居家的房子停放尸体，而第二天他的葬礼，也是在这个邻居家举行的。按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婚礼借地，是添喜气的，葬礼借地，那绝对是添灾的呀。可是当地人却没有丝毫异议。马丹给索说：“巴斯巴的家里实在没有地方，在邻居家举办葬礼并没什么关系呀。”我还遇到过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二十五岁的马厚拉（Makhotla）患突发性心脏病死亡，在举办葬礼前，家人为他摆设了一间临时的灵堂，墙上挂了一块在白布上用绿色的碎玻璃粘在一起的一行字：“MakhotlaMay1975－October2000”。当我走进庄严肃穆的灵堂时，却看见墙上挂了两个上面写有中国字的木牌：“富贵”与“富贵平安”，再仔细一看，字挂反了。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会有这几个汉字？”问了几个人，都冲我摇头。我告诉他们这是中国汉字，而且挂反了。他们都吃了一惊，一个劲儿地问我，“快告诉我们，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我挺纳闷，连上面写的什么字都不清楚，还敢往墙上挂，若是些贬义词不就闹笑话了吗？他们又怎样向死者交代呢？当我告诉他们，是发财、平安的意思时，他们显得很高兴。后来我才知道，这两块木牌已经陪伴了他家几代死者，但他们既说不清这木牌的来历，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更不知道这是中国汉字。看来，我们的祖先也曾来过这里。去了莱索托，原本已经圆了我的非洲梦，但是，寒冷的山区、高海拔的气候，无论如何也不是我想象的热带非洲。特别是回到北京后，每当我面对着桌子上的剩菜剩饭时，脑海中总是闪现马丹给索偷着啃大酋长已经啃过的鸡骨头的画面。我在明亮的电灯下，也会想起黑暗中村民们围坐一圈，无比欢乐地唱歌的情景。我不再热衷于穿梭在北京的高楼大厦狭窄的空间里，听施着粉黛的女人们，热议名牌箱包、进口化妆品的种种高见。我决定继续自己的非洲行，这次怎么也得去一个能把我热死的真正非洲。2011年，我突然接到一封邮件，来自莱索托的一个华人。他说，大酋长夫人不久会到北京旅游，希望跟我见一面。看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立即回复他我的联系方式。10天后，我果真接到了夫人的电话，此时，她已经跟随旅游团到了北京，只有一晚上时间，接下来就去上海了。当我得知她们下午要去秀水商贸城时，放下电话，直奔秀水。在秀水见面的那一刻，我俩紧紧拥抱，惊呼不已，炽热的情感，亲人般的问候。我们从下午的咖啡厅，换到晚上的餐馆，不知不觉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她告诉我：塔巴姆村依然没有电，也没什么其他变化。大酋长的司机死了，马滚蛋你的婆婆死了，做酒的女人艾滋病发作死了好几年了。马丹给索的腿几乎走不了路了，还有某某某瘫痪的、车祸的……她已经退休了，大酋长也是奔七的人了，他们正在渐渐老去……她希望我再“回家”看看。并说，塔巴姆村的乡亲们时不时地还会提到我。离开10年了，塔巴姆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历历在目，但此时我的双眼却是模糊不清……我真的很想念塔巴姆，想念马丹给索，想念泰毕斯，想念总是朝我翻白眼的“曼德拉”大酋长马泰里拉。总有一天我要回去看看你们，你们可得好好活着，等着我呀……↑梁子在塔巴姆村一高山王国的小村庄莱索托－2000年7月二、血腥钻石的国度二、血腥钻石的国度塞拉利昂2001年10月↑与巴尼省长在一起↑我的保镖、向导莫塞斯2001年10月，十年血腥钻石之战的塞拉利昂，战争进ru尾声。首都国际机场是用简易木板搭建的，海关只有一张破旧的桌子，盖个章就算了事，一切从简。首都弗里敦。狮子山、大西洋，有山有水的，看上去依然破烂不堪，马路上到处是联合国、军人设置的检查站，沙袋、岗亭和全副武装的军人，好像战争随时都会爆发，这样的地方肯定不是我的目的地，走为上策。去南部的博城，那里是当时执政党领导人卡巴的家乡，安全系数大点，命最重要。从弗里敦到博城的公路早已被炸毁，只能乘小飞机，300多公里的路程，60美金的票价，我可是咬着后槽牙买的这张在当时可不便宜的机票。机上15个座位，只坐了8个人。有两个白人驾驶员，飞行员与乘客之间只有一块木制挡板，乘客随时能听到飞行员讲话，行李统统被堆在登机口。飞机飞得很低，机窗外茫茫绿海，机舱里噪音很大，就像进了冶炼厂。机身被气流推动得上下颠簸。50多分钟后，飞机终于降落了，走出机舱，被一股热浪袭击，以为空气在燃烧。我一眼看见了站在房檐下，身穿棕色西装，系着鲜红领带，面带笑容的巴尼省长。在弗里敦朋友的办公室与他有过一面之交，没想到他竟然亲自来接机了。胖胖的巴尼长着一对不同于其他非洲人的浓眉大眼，见到我，他那对“丹凤眼”已经笑成一条线了，他张着厚嘴，高声说：“欢迎我们的子1来到甜蜜的博城。”之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已经发黄的白手绢，擦了擦脸上溢出来的油和汗。我知道都是该死的西装害的，这会儿的气温，即便裸着都会出汗，别说西服革履了，我很感激他对我的重视。接下来巴尼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又兴致勃勃地拉着我逛大街。近40度的高温，他穿西装，我背器材，两人热得连眼珠都快烤红了，就这么傻傻地在大太阳下溜达。巴尼钻进一家药店，说自己的一只脚疼。话音未落，只见他一个大跨步，一条腿已经跷在了柜台上。可他太胖，晃晃悠悠的，身子一斜差点摔倒，多亏了卖药男人手快，站在柜台里一探身，用手接住了他。之后，那人掰扯着巴尼那只疼脚趾，揉来揉去，疼得巴尼龇牙咧嘴的。后来，卖药人为巴尼上了药。他付了钱，我们离开了药店。在巴尼的引领下，来到了我要住的人家。这是一座普通的坐北朝南的临街房，房前的西头有一棵芒果树，树下有一口砌了高台的水井。房子的外墙是用凹凸不平的石头砌成的。这家女主人叫阿米?莫瑞巴（AmieMoriba），家里住着老少三代人，83岁的老妈妈西西，23岁和17岁的两个女儿斯雅（Sia）和露西（Lucy），3岁的小儿子瑞闹（Reynlod）。几乎是女人的天下。这时，又出现了一位名叫莫塞斯?罗杰斯（MosesRogers）的40多岁的男人，他在镇政府工作，是巴尼派来专门为我做向导的。从此，开始了我在西非塞拉利昂与曼迪人朝夕相处的生活。1.作者名字叫“梁子”。——编者注脚踩出来的棕榈油在莫塞斯的建议下，我们去了托瓦马村（Torwama）。莫塞斯一路遇见熟人，每见一个人都是一通握手，之后用曼迪语聊个没完没了。我站在旁边等得心切。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第四个……天哪，他们都聊什么呢？“不不不，这是我们曼迪人的问候语。”莫塞斯解释道。鬼才信呢，打个招呼要花上十几分钟？说着，迎面又来了一个熟人，他俩又“聊”上了，10分钟过后，总算“聊”完了。我问莫塞斯：“可否翻译一下？”他和那人都笑了，于是，他俩用英语为我来了个“情景再现”。“你好吗？”“很好。”“你爸爸妈妈好吗？”“他们很好。”“哥哥姐姐好吗？”“他们很好。”“弟弟妹妹好吗？”“他们很好。”“你老婆好吗？”“她很好。”“你大爷大叔好吗？”“他们很好。”“你大姨大婶好吗？”“她们很好。”“昨晚睡得好吗？”“很好！”“今天吃得好吗？”“很好。”“身体好吗？”“很好。”“……”简直晕死了，后面还有一大串呢。这还没完，另一个人还要反问同样的问候。估计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问候语了。35岁育有5个孩子的大老婆来到托瓦马村，先去拜见酋长，他不在家，遇到一个叫马瑞安?纳比欧（MarianNabieo）的女人。她会说英语，主动过来与我搭话：“找酋长吗？你是中国人吧，我能帮你做点什么？”“你们很喜欢吃棕榈油，我想看看怎么做出来的。”我说。“你来得正巧，旱季是棕榈果收获的季节。”于是，马瑞安很爽快地带着我们穿过村子走进了一片灌木丛林里。丛林小径宛如一条蜿蜒曲折的走廊，阳光透过交错的枝叶洒泄下来，光线斑斑点点，抬头看不到天空和云彩，两头也看不到丛林的边缘。林子里很静。怕惊扰了鸟兽，开始，我们三人谁也没出声，只能听见各自“唰唰”的脚步声。好在有马瑞安带路，我心里踏实多了。走了一段，马瑞安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对我说：“你们外国女人喜欢穿短裤，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漂亮？”我对她说：“这儿实在太热了，穿一张薄纸都觉得多余，根本无法穿长裤。”这时，走在我后面的莫塞斯故意开玩笑说：“我觉得你应该入乡随俗，学一学非洲女人不穿上衣了，多凉快呀。”我一听，立即停住脚，回头问他：“你是真的希望我入乡随俗？还是想看我不穿上衣的样子？”“不……不……我是说，你如果不穿上衣一定很……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他赶紧解释。“在你们的观念中，女人不穿上衣，好还是不好呢？”我问。“当地女人不穿上衣没事，要是外国女人不穿上衣会有人追着看。”他说。“这儿的女人不穿上衣是因为没有衣服穿，还是觉得热？要么觉得这是一种美？”我又问他。“是风俗习惯。天气热，又缺钱，不穿衣服省钱省事。”不过，进林子里还是要穿长袖衣裤，不仅可以避免被树枝杂草划伤，还能减少毒蛇、蚂蚁或蚊虫的袭击，这样的道理谁都知道。顺着羊肠小路大约走了近一个小时，眼前终于出现了一小片被砍伐过的开阔地。我正纳闷，马瑞安指着前面一个草屋说：“那儿就是萨娜?色瑞夫（SannahSheriff）制作棕榈油的地方。”不远处的草房子旁浓烟滚滚。原以为棕榈油是在房子里用机器提炼的，到现场一看，都快傻眼了。这里有一个人工挖的四五米长、二三米宽、一米深的池子，旁边用三块石头架起了一个被烟熏得漆黑的汽油桶，桶下烧着柴火。只见一个穿着大裤衩，裸露着上身的女人，手里攥着两块破布，正准备把桶里的东西往池子里倒。一看有外人来，人们立即停下手上的活儿。马瑞安把我和莫塞斯带到汽油桶边上这个叫萨娜的女人面前，相互介绍了一下。萨娜见我手举着相机要为她拍照，突然收敛起了笑容，变得严肃又紧张，两手下垂，双腿立正，仰着蓬松而脏乱的头，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她那裸着的下垂双rǔ，耷拉在胸前，像两个黑米袋子。我对她说：“咱们都是女人，别那么紧张，继续干活吧。”可她就像什么也没听见，仍纹丝不动地紧盯着我。于是，我不得不收起手中的相机，假装四处张望，好分散她的注意力。大约过了两三分钟，她看我并没拍照，又继续干活儿了。可是我只要把镜头对准她，她就像身后长了双眼睛，即刻停工，再次立正。我想她一定认为自己干活儿会影响我拍照，所以，特意为我摆个姿势。后来，在我的一再劝说下，她才继续干活儿。萨娜在其他妇女和孩子们的帮助下，很吃力↑制作棕榈油地将架在火上近一人高的汽油桶放倒，往池子里倒大半桶已煮了一夜的棕榈果，这些棕榈果看上去很像一大摊新鲜马粪。之后，几个女人开始带头从几米外的一个小“水井”里打来水，往池子里倒。我走到“水井”边一看，这哪儿是“水井”？就是个囤积雨水的小坑，坑里的水一片浑浊，上面还有不少漂浮物。大老婆罩着小老婆她们倒了大半池子的水。这时，只见萨娜以飞人的速度猛地跃身跳入漂了红油的池子里，用双脚踩那些马粪状的棕榈粕。被煮过的棕榈粕本身含有大量的油脂，经开水煮后，棕榈果的核自然脱落，倒入池子里就沉在池底了，而果肉被煮得开了花，经人用脚踩后，可以挤出油，待油漂浮到水面上，再用一个塑料碗捞上来，然后倒进铁桶里烧半个小时，就可以食用了。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当地人每天不离口的棕榈油，竟然是女人裸着上身，奋不顾身，用双脚狠狠地踩出来的。听马瑞安说，棕榈树可是他们的宝贝，离了这些棕榈树，生存会成很大的问题。一颗大的棕榈树能结2000多个小果子，把这些果子煮后炼油，生油做肥皂、蜡烛等，煮熟的油才能食用。去非洲之前，我从没有接触过棕榈油，对它的用途一无所知，后来查了资料才认识到它可观的价值。棕榈油是天然油脂的上品，甚至可以替代大豆油、花生油、向日葵油、椰油、猪油和牛油等。它有一种天然的抗氧化性能，在制作方便面、饼干、糕点、奶油及巧克力类食品时，也是首选油脂。另外，被分离出来的棕榈粕由于高含量的粗蛋白和粗脂肪，还是饲养牛羊等牲畜的上选饲料。棕榈油同样是一种有益的植物油，在人体内的消化和吸收率超过97％。和其他所有植物食用油一样，棕榈油本身不含有胆固醇。萨娜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偏大，35岁在大城市正是风情万种的少妇年龄，可她已经是皱纹掩面，双rǔ下垂，身躯干瘪。不过，劳动女人的强劲和朴实气息令人喜爱有加。后来跟她聊了一会儿才知道，她19岁出嫁，起初在油乎乎的水池里用脚踩那些棕榈粕，总是踩不到点上。把自己泡在池子里，一泡就是大半天，身体都泡肿了。十几年下来，她已经有一支后援队了。“这是我的老大、老二，还有老三、老四、老五。”往眼前一凑，四个丫头片子和一个小儿子都在跟着她干活呢。“这儿还有一个小小的老婆。”说完，她指着池子边的一个年轻女人。年轻女人很腼腆地冲我笑了笑，正在舂着棕榈粕。后来才知道，前不久，萨娜的丈夫又娶了一个小的，这个老婆小他十三岁。大老婆罩着小老婆萨娜的丈夫在一家私人农场种地，这两年战争平息后粮食大卖，他的收入还不错。不过，除了萨娜为他生了五个孩子，之前这老兄还有一个更大的大老婆，萨娜是老二。大老婆还有三个孩子，这样的大家庭，其实生活一直处在窘迫的状况中。娶了萨娜就像娶了一个女长工，拼命为这个家干活，做棕榈油卖了一些钱，勉强能维持八个孩子、三个大人的生活，没想到刚能吃饱饭，丈夫又弄了一个小三。“你会觉得丈夫是个色鬼吗？挣了钱只想女人。”我说。“不不不是，他是怕我太辛苦，才找的年轻老婆，这老婆挺好的，能给我帮不少忙呢。”没想到，这女人如此大度。看来我也够八婆的，替人家操哪门子心呢。眼前的“小三”像一个孩子王，带着孩子们在池子边干得很起劲，也许因为她年轻，一脸阳光灿烂，连我都喜欢上她了。“等她生孩子的时候，我会好好照顾她。毕竟我已经生了五个孩子了。”萨娜站在水里，边干活还边操着没影的心。这样的老婆，我要是男人，也会娶她。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竟然有如此宽阔的胸怀，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这在大城市里还不得打翻了天。当地是一夫多妻制，是早期社会的经济状况造成的。男人多娶一个妻子，就意味着增加了一个劳力。娶妻越多，劳力越多，收益也越多，在社会上的声望就越高。所以在非洲，人们评价男人财富的多少，常常看他娶了多少老婆，很多酋长娶上四五个再正常不过了。萨娜的确很能干，她的双腿一直浸在浮满了橙红色棕榈油的池子里，同时一直弯着腰，不停地边用脚踩着棕榈粕，待油漂浮在水面上后，便用塑料碗滤着漂在水面上的油，一点点往碗里舀，再把碗里的油倒进铁桶里。也许是抵不住油香的诱huò，她一边用碗捞着漂上来的油，一边用食指从碗里蘸油吃。此时正值午后，骄阳似火，她身上的汗水顺着油亮的脊背，流入池子里。估计从这个池子捞出来的棕榈油，味道一定很特别，雨水、汗水、洗脚水、油水掺在一起。这时，萨娜硬让我也尝一口油，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硬着头皮舔了一下，别说，植物的清香味很浓。其实，一大池子水里，真正漂上来的油只有两三小桶，这些油还需要再烧半个小时才能食用。如此人工提炼棕榈油，至少花费三四个小时，最终收获一斤的纯油，在镇上能卖三千多里昂，相当于人民币十块钱。棕榈油烧制完成后，萨娜再一次跳进池子里，俯身将池子下面堵水的石头挪走。她说，自己特意在旁边种了一大片地，为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萨娜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的劳作，辛苦却丝毫不影响快乐的心情，这般境界非一般小女人所能拥有，包括我这个走南闯北的人。女人捕鱼真遭罪自从知道捕鱼是曼迪女人干的活，我就一心想一睹为快。可是一连去了好几次马楚村，都被那个总是叫我妹妹的酋长告知：“她们去参加某某人的葬礼了。”“什么情况？怎么总死人，准是酋长忽悠我。”我猜测。深入一打听，还真是邻村的老太太死了，要么就是本村的老头子离世。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生命可真够脆弱的。越是拍不到捕鱼，越是经常看到一些妇女坐在门前编织渔网。她们光着上身，赤着双脚，坐在一个老树根上，用那双早已被麻绳磨糙了的双手，编织出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渔网。女人们把捕到的小鱼放在自家门前架起的炭火上，用一个像鸟笼子似的铁筐，把撒了盐的小鱼，架起来在火上烤，让人看了直流口水，而且，这种悠闲、古朴的方式很惬意。每每看到这些，我就对拍摄捕鱼心驰神往。可是一连几次的碰壁，我已经想放弃了。巴斯酋长不忍心让我这么失望，就对我说：“妹妹，十天后，我把妇女召集好，中午12点准时在这儿等你。”有了酋长的话，我自然把心放回肚子里。碰壁的捕鱼计划十天后，想到巴斯酋长信誓旦旦的约定，我欣喜得浑身流窜着鸡皮疙瘩。这次，我特意穿了一条长裤，直奔马楚村。这已经是我第14次去这个村庄了。算是人熟地也熟，自己又学了不少简单的曼迪语，所以，经常在途中被人们热情地拦下车，打个招呼或握个手，要么就拍一些照片。对这一带我早已没有了异国的陌生感，熟悉又亲切。进村后照例直奔酋长家，看见两三个男人，光着膀子，坐在门口正喝着棕榈酒。他们告诉我：酋长今天一早带着两个老婆去镇上逛街了。我顿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就像被人当头击了一棒。这时，他们中有一个人突然问我：是不是要去拍妇女捕鱼？我点了点头。“她们已经好几天没捕鱼了。”他说。“是吗……”这会儿我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心想，看来我是与拍摄捕鱼无缘了。就在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她叫玛米（Mamie），玛米不仅身材修长，长得也很漂亮，一对有神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她说，她们准备去捕鱼，现在就出发。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站在那儿直发愣。直到她要拉我走，我才醒过神儿来。我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跟着他们上路了。这是一帮小孩儿，最大的不过十七八岁，最小的才八、九岁。他们中，除了玛米能听懂几个英语单词外，其他人都无法交流。也许是我往村里跑的次数多了，他们对我也不那么见外了，刚出发没走几步，他们就吵着向我要东西，可是我身上什么也没带，只好答应拍完照片给他们2000里昂。孩子们个个赤着脚，走起路来身轻如燕，刚钻进丛林，就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几次都是我大喊着才把玛米召回来，但她那副很不情愿的表情让我不太舒服。特别是我边走边拍录像，动不动需要停下来，而这一停，她们就走得更远了。丛林深处老树密布，幽静又昏暗，到处是不知通向何方的枝杈小路，随时有与野兽对峙的危险，而我又被她们远远地甩在后面，陷入一种无援的境地。尽管我穿着长裤，能阻隔带刺的树枝、蚊虫，却没想到还要穿越沼泽地。在费劲地穿越了第一片沼泽地时，已经变成了两条泥腿。出来后我不知该往哪儿走，大声喊了孩子们几次，根本没人答理。我气坏了，只好顺着她们踩过杂草的泥脚印往前摸着走。这时，我的侧前方不到六七米处突然出现了一条绿蛇。它仰着头，吐着信子，好像要袭击我。吓得我头发根都竖了起来，可我不敢向前跑，怕遭蛇的拦截。若向后退更糟糕，我已经不认识回去的路，万一走错了，一头扎进丛林深处，要是再遭遇饥饿的野兽，可就惨透了。我站在原地，屏住呼吸，与蛇对峙着。我又喊了两声玛米，仍没动静。我急了，也不管是否会惊动那条蛇，站在原地用中文声嘶力竭地大吼起来，那声音带着惨烈的哭腔，而此时心里的恐惧快让我崩溃了。我知道她们根本听不懂，但不这样骂难解心头的怨气。也许她们听见我的惨叫觉得不对头，玛米总算掉头跑了回来，她很不耐烦地冲我喊了起来：“你……太慢……路……很远……自己回去吧。”我站在那儿，怯生生地向她指着那条蛇。她看了一眼，毫不在意地冲我招着手说：“过来……快点，过来……”说完，一脸不耐烦地瞅着我。我知道她的耐心是有限的，心想，这会儿再不过去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我壮了壮胆子，鼓足了勇气，朝前缓慢地开步走。而她看我走了过来，一溜烟儿又不见了。穿越第二个沼泽地的时候，她们走在上面如蜻蜓点水，而我刚抬起这条腿，又陷进那条腿，两次都陷到了大腿。快到地方时，她们停住脚，有人换衣服，还有的女孩儿用干布裹紧自己的下身，可能是怕染上病菌。趁女孩子们休整的时候，有两个男孩继续往前走，我紧跟着他俩。穿越最后一片沼泽地时，两个男孩很快就过去了。而我在快接近岸边时，一条腿却陷在沼泽的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欢乐的捕鱼女人我越用力，身体就越往下沉，眼看着泥水没过了我的大腿，我左手举着摄像机，右手伸向他们，示意他们拉我上去。这时那个小一点的男孩把手伸过来拉住我，我刚准备探身，却把他也拽了下来。好在他身体很灵活，在我的帮助下，不一会儿就爬上了岸。由于语言不通，我用右手比画着自己的腰，意思是让那个小的搂住大男孩儿的腰，再由大男孩儿来拉我，用两个人的力量一起拉。而他们曲解了我的意思，以为让他们叉着腰站着，结果小哥俩儿叉着腰，傻呆呆地站在岸上。我觉得自己的身子在继续下沉，情况不妙，要是我再不叫喊，他俩兴许能叉着腰一直站在那儿，直到沼泽一点点淹没我的头顶。后来，我伸出右手拼命向他俩求救，他们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两个小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我连拉带拽地弄了上来。满腿是泥的我，瘫软在地上，连魂都没了。这时其他人也陆续到了。奇怪的是，孩子们就在这片沼泽的小溪里捕起鱼来。他们时而伏下身子像鱼似的游移，时而往小溪里扎猛子，显得很从容。尽管我腰部以下都湿了，还是调好焦距，把镜头对准他们。站在岸上拍照时，我不断遭受着蚊虫的叮咬，不一会儿工夫便觉得全身瘙痒，再加上40多摄氏度高温的烘烤，只觉得口渴得连唾沫都干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眼看着捕鱼的孩子们顺着小溪越走越远，我站在岸上实在坚持不住了，于是高喊着告诉她们我要往回撤，让她们派人带我回去。可根本没人答理我。这时那个叫玛米的女孩儿，突然从泥里伸出沾满污泥的手，嘴里说着：“money……money（钱）……2000……2000……”我赶紧掏出2000里昂递给她。可是拿到钱后，她又变卦了，把钱抬到5000里昂，我没有答应。我灵机一动对另外一些女孩子说：“如果谁送我回去，我就给谁1000里昂。”这时有个叫缅塔（Miata）的女孩儿主动提出送我回去，条件是先付钱。我当即掏钱给她，她便带着弟弟艾马努（Emmanuel）一起跟我往回走。走出没50米，就听见身后有人叫缅塔的名字。她突然变了卦，二话没说调头就往回跑。我手快，一把拽住她说：“钱呢？”她说了一大堆狡辩的话，我意识到这女孩是想耍我，于是气愤地说：“你是个小骗子，小心上帝会惩罚你。”她听了似懂非懂，但我愤怒的表情使她有点害怕了，最终还是选择与我同行。欢乐的捕鱼女人几天后，我来到卡巴乌拉村（Kpaula），进村后按规矩首先要拜访酋长，并给他送上礼物。不知莫塞斯与酋长说了些什么，突然，围在一旁看热闹的女人们欢呼起来了，唧唧喳喳地乱成了一团，就连莫塞斯也跟着欢呼起来。“什么事这么高兴？”我问莫塞斯。“子，她们正要去捕鱼，一听你想拍照，高兴极了。”说完，他得意地眯缝着眼睛，抿了两下厚嘴唇。女人们迅速地当场脱掉身上穿的长袍，换上捕鱼时穿的短衣，有人干脆只穿xiōng罩。准备渔网是捕鱼前要做的一项最重要的事情。大家并没有急于上路，而是跳起了舞。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个小伙子，弹着自制的吉他，坐在房檐下，为妇女们伴奏。妇女们的舞姿很优美，而且个个脸上挂着笑，充满了欢乐。每逢下水捕鱼之前，她们都会以舞蹈的方式活动身体，然后，每人再喝一些高度酒。直到感觉身体的筋骨活动开了，才头顶着渔网或水桶，背着孩子，向丛林的河水走去。我们来到一片非常浑浊的小河边，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妇女们已经疯狂地连人带网扑进水里。我也赶紧脱了鞋下河。一迈脚才知道，这片小河同样如同沼泽地，脚刚踩进去，顿时被泥陷得很深。每踩一脚，拔出时都得费点劲儿。水里长了很多水草，像芦苇，为了不影响捕鱼，有一个男人专门砍水草，而她们使用的渔网是用一种树皮的纤维制成的，一个人用的渔网通常为六英尺宽，两英尺深；较大的渔网可同时供两三个人使用。用之前，要将渔网浸入有香草的水中，这样做会有好运。妇女们边捕鱼边唱歌：“木贵贵扑敏法……木贵贵扑敏法……”（扑敏是指白皮肤的人，木贵贵是需要的意思），只要是抓到鱼，她们就吆喝一声。我在水里跟着她们来回跑，这还真是一个体力活。她们捕鱼上岸后，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什么原因，大家围着我又唱又跳的，有人拿着酒杯喝了两口，也给我倒了一杯。我以为那酒没什么度数，一口干了一小杯。谁知，那酒的度数比二锅头还高。真佩服这些女人，能干，能吃，能跳，还能喝。这次捕鱼至少用了两三个小时，可是捕到的鱼，最大的不过一拃长。连半脸盆都不到。最有意思的是，她们捕完鱼，一起撒了欢儿似的往一条大河里跑，二话不说，脱了衣服就跳进河里洗澡。她们黝黑的身体在河水里自如游弋的样子，就像美人鱼。临上岸前，她们还专门把头扎进河里，有意喝了几口水。我见状赶紧跟莫塞斯说：“别让她们喝这里的水，会得病的。”他说，平时大家喝水、做饭、洗澡、洗衣服都靠这条河里的水。甚至把制作棕榈油后的那些“油水”也放到这条河里，好让它们顺着河水漂走。这帮女人在水里一阵扑腾后上岸，欢歌笑语的，每人用一块鲜艳的布料往身上一裹扬长而去。人家哪有那么多的顾忌，这样的生活想想都开心。大腕儿级的女大酋长当我听说我所居住的南方省居然有一位女大酋长时，感到十分惊讶。塞拉利昂是个重男轻女、一夫多妻制的国家，女人与男人地位悬殊，男主外，女主内，男强女弱的现象已经深入骨髓。这位女大酋长的出现令我很好奇，很想见识见识她。尽管莫塞斯早就答应了我的请求，但两三个月过去，始终没见动静。“见女大酋长的事情联系得怎么样了？能不能再抓紧点。”我急于想见到这个特殊的人物，催促他已经不下十次了。“你以为见大酋长像见普通的人那样，想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要排队。”他用一种很神圣的口气说道。“咱们已经排了两三个月了，什么时候才能排到呀？要不咱们找巴尼省长通融一下？”“别别别，巴尼那么忙，别给他添乱。”我心想，在莱索托，我就住在马泰里拉大酋长家，也没见他这么忙，人家可是皇叔，管辖一个省的大酋长呢。到后来，我几乎天天催促莫塞斯，直到催得他快喘不上气了，才终于有了动静。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胆怯，他根本就没敢找那位女大酋长申请接见我的事。就在去见女大酋长的前两天，我告诉莫塞斯，希望他能帮我了解一些她的背景资料。可是两天过去，就连女大酋长最基本的情况他都一无所知，估计是不敢张口吧。不过，为这事儿他没少费心。在去采访女大酋长的路上，他递给我一份特意为我拟好的采访大纲。我一看上面的问题，乐坏了：你将如何为人民、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将如何发展你的领地……我看只差写上怎样把革命进行到底了。我对他说：“我去见女大酋长只想跟她聊聊天，又不是国事访问，弄得那么正经干吗？都是女人，说点轻松的话题。”“那不成，一定要按照我提的问题采访，决不能聊什么家常。你是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出现的，怎么能说那些没水平的话？你要是聊家常，大酋长会看不起你的。”莫塞斯显得比我紧张一百倍，我明白他的心思，他希望让大酋长觉得，他带来的人有名记的范儿，而不是一个走江湖的混混。如果我再告诉他，我只想把女大酋长当一个朋友的话，他非跟我翻脸不可，会认为我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江湖女。为此我还是答应他，向大酋长提几个“有水平”的问题。说实在话，几经这家伙瞎咋呼，去见这位女大酋长之前，我也感到有压力了。我想，她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从男人堆里脱颖而出，足以证明她的卓越与非凡。于是，我突然开始重视莫塞斯提醒的一切，但为时已晚，此时，女大酋长家的大门已被莫塞斯敲开了。一个英语说得非常流利的男人为我们打开了大门。他没有笑容，也不那么热情，但是彬彬有礼，一派绅士风度。互相介绍之后，得知他是大酋长的儿子。当他听说我是个中国人时，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我知道中国过去的总统叫毛，很厉害，听说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快，人民都很富裕，像美国人。”他说。莫塞斯赶紧接过话茬：“中国人每家都有电视、冰箱，人人都有能移动的电话，你看子用的照相机，好几千美金呢，她还把电脑带来了。要是我们不打仗的话，也会这么好。”“你看看因为打仗，我们连家都没了。”大酋长的儿子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这难道不是你的家吗？你妈妈是大酋长，怎么可能没房子住呢？”我问。他说，这是他姐姐的家，他们家在一个叫曼都（Mandu）的酋长领地，现在已经改名叫瓦鲁纳（Valunia）酋长领地了。战争将他们领地的房子全部炸毁了，政府正准备给他们重建，但有些问题尚未达成协议，只好等待。趁大酋长还没出来，我仔细环顾了一下房子四周，独门独院，足有二三百平米，黄色的墙，透着温馨与和谐。屋内沙发、电视尽管有些陈旧，但这些装备却是一般老百姓家不曾有的。这时，后院的门开了，莫塞斯向外看了一眼，立马紧张地站了起来，想必是大酋长来了。女大酋长挺“家常”大酋长缓缓地走到我面前，面带微笑地与我握手，还很亲切地拥抱了我一下。之后，她让我跟她坐在同一张长沙发上，并没有急于开口，而是慈母般地端详着我，我也微笑地看着她。大酋长50开外，身体较胖，看上去与普通的非洲妇女没什么两样。她身穿一件暗红色的短袖大长袍，显得很端庄。可能是热的缘故，她总是不时地将袖子往肩上撩，由于袖子太宽，里面又没穿衣服，下垂的双rǔ从宽大的衣袖中分别露出了半边。真没想到这位被视为“神”的女大酋长，如此自然和随意，我与她坐在一起，受到当地人的喜爱.女大酋长接过神秘人物特意从河里捞上的上苍给她的宝物，感到无比放松。与酋长交谈的时候，她的儿子顺理成章地做起了翻译。大腕儿级的女大酋长（2）我首先送上了莫塞斯让我准备的礼物：一瓶威士忌酒和一块从中国带来的真丝的丝巾，还有一个大大的中国结。至于为什么要送威士忌酒至今我都不清楚，莫塞斯只说是当地风俗。之后，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同时，少不了重点说说中国与塞拉利昂这么多年的友好关系。虽然我们的谈话很随意，但涉及到两国关系，多少还带点外交辞令，特别是我说起话来，总带有一些恭维的色彩，使气氛显得有点僵硬。也许她也感觉到到了这一点，为缓和气氛，对我说：“听说有中国的女记者来，我高兴极了。我喜欢跟女人聊天，全世界的女人都一样，我们可以说说自己的话题。”说到女人，她脸上洋溢着母亲般善良的微笑。她对我说：“我生了八个孩子，现在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其他的孩子都在首都弗里敦工作。我丈夫本来是个很能干的人，前些年得了脑血栓，现在行动很不方便，他已经79岁了。”说着，她跟儿子说了句什么，过了一会儿她丈夫从里屋拄着拐杖，在儿子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我赶紧迎上前与他握手。她丈夫个子挺高，瘦削，由于长期患病，脸色和精神看上去都不是太好。我想起英国的一位名叫华德的摄影师，曾在1990年11月至1991年9月，骑着摩托车，历经近一年时间，拍摄了塞拉利昂所有的大酋长，并对他们进行了详实的采访。在他出版的画册中，是这样介绍塞拉利昂大酋长的历史的：1896年，英国宣布塞拉利昂成为它的保护国，一些统治者们开始被称为大酋长。为了确保这些统治者具有权力的名分和标志，1961年，为庆祝塞拉利昂独立（仍为英联邦成员国），英国人特意给他们颁发了两件珍宝：一件是镶有英国战船的铜制圆顶的权杖，另一件是木制西式宝座。这个宝座上雕刻着“EILR”，意思是伊丽莎白二世。伊丽莎白雷洁娜，在1971年塞拉利昂成为共和国之前，她是塞拉利昂名义上的领袖。我问大酋长：“听说每位大酋长都有两件珍宝，宝座与权杖，你那两件珍宝还在身边吗？”“很遗憾，这两件珍宝原本应该一任接一任传下去的，而我的只剩下权杖了，那件西式宝座几年前被战争的炮弹炸毁了。”她说。我又问她：“能为你拍摄一张拿着权杖的照片吗？”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不过拍摄日期和时间还得再定。这时我问坐在一旁的大酋长的丈夫：“您觉得自己娶了大酋长做老婆是不是特自豪？她在村里比您有权又有地位，您会觉得有压力吗？”他扭头看看旁边的大酋长，又回过头来冲我笑笑，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她是个很好的母亲，也是个好女人。她当大酋长是上苍给的，上苍让她为百姓划分土地，让她为村民的事判定对错。因为只有她能与上苍交流，我就不行。关于上苍的安排，一切都是对的，人是不可改变的。”我们交谈时，大酋长不时地点着头。我趁别人不注意时，小声问她的儿子：“你妈妈也能说英语对吗？”“不，她只是能听懂，几乎不说。”他说。我又问：“你知道她有什么特殊的服饰吗？”“我没看见她有什么特殊的饰品。”大酋长显然听懂了我的问话，对我说：“大酋长的服饰很复杂，有专门的礼仪服装、头巾、珍宝、首饰、鼓和象牙喇叭，最显眼的是长袍、束腰上衣、衬衫、背心和《现代圣经译本》，不过，不是现在，是过去。这些东西都被战争破坏了，现在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酋长。”大酋长又说：“你知道最令人喜爱的服装是什么吗？是用我们当地编织和染制的布制作的礼仪长袍。这种长袍上注有特殊的药物，能保护穿戴者抵御外来的侵袭，而只有当地生产的布才能吸收这种特殊的药物。长袍上有了药物，再附上护身符图形，人穿上它就能获得威力。“其实，也有用进口布制成的礼仪长袍，这些进口的纺织品，比如天鹅绒和锦缎等，也有特殊的魅力，但不能注入药物，缺少威力。所以，进口布长袍，好看不耐用，只适合在非宗教礼仪的场合穿。”我一听又是传统织染，还有神秘的、能给人威力的药物，恨不能带回中国一件，于是一再问大酋长有关这些服装的下落。她说，很遗憾，现在几乎没有人愿意从事织染布的行业了，那些神秘的药物就更不知道去哪儿找了。她还告诉我，大酋长们带有药物的礼仪服装并不归自己保管。因为这种特殊的药物一旦保存不好，会削减药力。另外，每逢大酋长们参加重大活动之前，先要根据活动的规格判定是否可以领取他们的服装，每个人领取服装时还要举行一个特别的仪式，送还时也有一套严格的手续，虽说是自己的服装，也不允许随意领取。这时，大酋长家来了客人，我本想起身告辞，约好专门为她拍照的时间后再来。谁知，她一脸笑容地把我叫住：“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叫弗兰西斯?扎巴替（FrancisGabati），是我手下七个地区酋长之一，与我合作了27年，是个受欢迎的好酋长。你注意到他这根手杖了吗？你一定没见过吧？”大腕儿级的女大酋长（3）这时我才发现，这个地区酋长手里真的拿了一个很吸引人的东西。一根用黑木雕刻着神的头像的手杖，大约有一尺多长。这位酋长说，这是他的宝物，外出时从不离手。这根手杖是上帝通过水神从河里传递给他，再由SecretSociety女人交到他手里的。所以，这件上帝恩赐的宝物是他心中的神，必须善待这件珍宝。随后，他让我摸了摸这件珍宝，说能带给我好运。不过我还是不太理解这东西真正的来历，希望有机会能去看看。我和大酋长的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久坐未开口的莫塞斯突然用英语向大酋长提了一个问题：“你将如何发展你的领地？”大酋长愣了一下，我们一直谈论着比较轻松的话题，而且大家已经像老朋友似的比较随意了，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如此严肃的问题，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不过大酋长还是耐着性子回答了他。在莫塞斯看来，我始终没提出“有水平”的问题，有失身份，想替我弥补一下“过失”。大酋长回答时说的是曼迪语，我听不懂，当时又不好问，只好等离开大酋长家时再问莫塞斯。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大酋长说，战争刚刚结束，她目前只考虑恢复生产和基本的生活，还谈不上发展。临走时我们约好，后天上午10点来接大酋长去她的家乡拍摄照片。听说我要同她一起去她的家乡，大酋长别提有多高兴了，尽管她的腿脚不太灵便，走路很慢，还是坚持着要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她目送我们的眼光很深情，嘴里一直用英语念叨着：“后天10点见！”显然，我给大酋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这时我才突然想到，总是称她为大酋长，却连她的名字都没问。莫塞斯说，她叫维如尼卡?巴尤?巴尼（VeronicaBayohGbani）。然而，去大酋长的家乡拍照，说起来简单，找交通工具却是个难题。“子，去瓦鲁纳酋长领地最少有三十多公里路程，我们怎么去？总不能让大酋长坐我们的自行车去吧。”“……”我没说话，因为我的确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儿的人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更不用说汽车了。这时，莫塞斯突然尖叫了一声：“找巴尼，他有车。”对呀，我怎么把巴尼忘了。从大酋长家出来，我们直奔巴尼的办公室。“后天要用我的车，9点，我记住了，没问题，放心吧。”没想到巴尼答应得如此痛快，真是太令我高兴了。被巴尼省长放鸽子两天后的上午9点，我和莫塞斯准时来到巴尼办公室，左等右等，40分钟过去了，就是不见巴尼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