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之旅 谜揭秘“外星人遗址”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一集《走近红山》《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二集《龙之溯源》《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三集《古玉神韵》《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四集《揭秘积石冢》《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五集《聚焦女神庙》《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六集《文明曙光》《花园口事件》《铡美案新考》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神秘中山国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山洞里的宫殿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定陵传奇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皇帝的陪葬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天下第一陵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远去的西夏王国《武侯春秋》第一集：一位天才的生长经历《武侯春秋》第二集：茅庐内外《武侯春秋》第三集：从平民到丞相《武侯春秋》第四集：南方森林中的迷雾《武侯春秋》第五集：北伐中的特种作战《武侯春秋》第六集：诸葛武侯话春秋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上集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下集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 本图书由水镜明月制作 发现之旅 《揭秘“外星人遗址”》 柴达木，蒙古语“盐泽”的意思，可是这里不见“盐泽”，只见连绵不绝的戈壁、荒漠。然而，在青海省作协的荣誉主席白渔的眼里，柴达木却充满了诱惑。 1996年6月，他进入了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一个叫托素湖的地方。白渔发现，这片开阔的湖面没有任何生物，而湖的周边是一些造型极为奇特的小山头，怪异的山水同戈壁滩的景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托素湖东边一座叫巴音诺瓦山的山脚下，白渔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山洞。就在这个山洞的最里面，有一根从山洞岩壁中穿出来的铁质管状物，管子同岩石嵌合得天衣无缝，并且不见头尾。 这些管状物不仅形状奇特，种类也很多，似乎都是经过刻意加工而成。 白渔取下了一块样品，送到了当时冶金部直属的锡铁山冶炼厂进行化验。化验结果出乎人们的想象，除了常见的金属元素外，样品中还有8%的无法化验出的元素。 白渔产生了一种大胆的念头：这些管状物如果不是来自地球人，就一定来自外星人，而无法探明的元素极有可能是外星人带来的宇宙材料。 当地出土的文物多为兽骨、石器、陶器、青铜器等，从来没有过铁管之类的铁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几次大规模地开发过柴达木，但从来没有在托素湖一带进行过施工。白渔最后断定，这些管状物不是古代先民留下的遗迹，也不可能是现代工程的构造物。 经过一番考察和推论，白渔最后坚信：这些神秘管状物只有可能来自地球之外的智慧生命──外星人，而托素湖一带是外星人曾经在地球上活动的遗址。 1998年末，一个充满悬念又令人吃惊的青海省托素湖外星人遗址之谜，首先通过白渔所著的《走进柴达木》一书，被公布于世。书中把巴音诺瓦山的那个神秘山洞称做是外星人洞。 2001年5月，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郑剑东教授牵头，组成了托素湖铁质管状物临时科学考察队，来到托素湖，试图解开托素湖神秘管状物的来历之谜。 面对迷雾重重的托素湖，考察队首先把研究区锁定在巴音诺瓦山与托素湖之间几百平方米的湖滩上。 考察队发现湖的四周、还有湖底，也有大小形态不一的管状物，在湖水的淘洗下管壁更加清晰可辨。 考察队取出的样品带到北京。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王文广，把取样样品同月球物质和陨石进行了微量元素的比较。 王文广：“月球和陨石里头，主要是铁特别多，锌呀、铬、各种特殊的矿物，还跟地球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跟过去陨石和月球的分析资料比较，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它不可能是外星人带来。” 但同时王文广又发现样品中棱角状的石英特别尖锐，这就意味着管状物似乎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加工、捣制而成。同时通过测试得知铁质管状物样品的年龄为距今约十四、五万年。同柴达木盆地有人类活动的历史3万年一对照，可明显看出这些神秘管状物不可能是地球人类所为。 但当托素湖外星人洞内的神秘管状物一走进试验室，便有了一个普通的名字黄铁矿，它并非工业加工品。最后考察队的看法趋于一致，提出对托素湖管状物既不是来自地球人，更不是来自外星人，只是一个刚刚被发现，但已经历了漫长时光之旅的地质之谜。 争 议 但是，是什么样的地质自然变化塑成了这些神秘管状物呢？科学家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考察队发现，这些管状物只分布在较硬的砂岩里面。根据地质学上的岩相理论分析，这些较硬的砂岩层是由洪水冲击形成，这种岩相叫做洪流相。 郑剑东：“铁质和泥砂沉积以后，当时跟水流接触是一种氧化环境沉积以后一层一层沉积，涓涓细流也沉积，原来的沉积物被后来的沉积物盖上去，跟原来的水不接触。” 沉积物同水隔开以后，逐步变为还原环境，在这种条件下，水中硫化物分解出硫化氢气体，同洪水冲击携带的铁元素通过化学反应，形成了黄铁矿。 对于铁质元素的来源，以及形成黄铁矿的原因，考察队看法一致，但对于沉积学说认为这就能够形成管状物，周德安等人却提出，理由是沉积作用不可能使铁质元素这么丰富地集中在一起，而形成几何形的管状更是不可能。 铁质管状物沉积形成的理论被搁浅在了猜测和争议之中。 管状物形成的另一种观点是郑剑东的岩浆说。岩浆说认为外星人洞里的管状物由地下岩浆喷射而成。 2002年冬天，郑剑东跟随摄制组，来到托素湖，用Υ仪进行了现场测试。结果测试得知，峭壁上管状物放射性铀含量最高达到每克625毫克，而周围岩石只有每克20毫克，并且越是管状物中心，铀含量就越高。郑剑东认为，这是岩浆说的一个重要证据。 然而，周德安和高军平对于郑剑东这种观点提出否定的意见。他们认为，经过取样分析没有发现管状物是岩浆形成的有力证据，管状物周围的岩石也没有被高温腐蚀。放射性元素来历还须继续研究。 周德安、高军平经过实地考查和分析，认为托素湖的管状物都是植物被沉埋后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植物化石。 将样品送到兰州大学分析测试中心通过一种精确度能够达到10-9次方的等离子发射光谱测试进行化验后人们发现有机物含量相差不多，但样品中钾和铁含量的渐变规律，却有利于管状物是植物化石形成的观点。 高军平：“而管状物内壁向外壁，的铁含量曾加，钾含量减少，有机物含量相差无几，这是支持管状物是植物化石说。” 专家们通过观测，虽然没有发现树干、树皮等植物结构的显微镜下证据，但从宏观上却发现了树状的同心圆结构，这些结构酷似树木年轮，并且有的管状物从外部状态看，呈现出树状结构。 明 晰 距今数百万年前的新第三纪时，柴达木处于亚热带环境，这个时候的柴达木就如同现在的江南，河流蜿蜒、湖泊密布。 周德安：“新第三纪狮子沟组的柴达木气候同现在不一样，河流样的沉积，湖泊样的沉积很发育，这个湖泊和河流西侧的陆地，现在推测起来森林比较茂密，一旦洪水来时，两侧的森林遭到洪水的冲刷，快速搬运到这儿。” 激流携带泥沙覆盖了树木，大树从此进入了漫长的演化过程。 后来，托素湖一带的地层开始了剧烈的沉积作用，使大树被土壤和砾石深埋在地表之下数百米甚至上千米深。当树木被沉埋压实后，树内的水分被挤出，这叫脱水。之后，树木开始腐烂了，铁质的元素通过化学反应形成黄铁矿物质，那些空空的管子，就是矿化的树木被冲刷和风蚀而保留下来的铁矿物质。 周德安：“这个时候植物外面的部分叫皮部，外面的皮是比较致密的，它有一些比较致密的结构，就是树皮这些地方胶带的比较彻底，保存的比较好。树干中间的木质部，木质就是比较疏松多孔了，也比较容易腐烂了，所以中间形成空洞。空洞树干容易破坏，两侧沙粒填了空洞。” 青海省托素湖管状物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剥去，正逐渐显露出它们的本来面目。托素湖外星人遗址之谜经历了天上、人间、地下的一波三折，最终从人类难以企及的星外，演变到了柴达木久远的历史当中。但尘埃似乎还没有最终落定，因为还有许多疑问等着人们去破解。本图书由水镜明月制作 发现之旅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一集《走近红山》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方向的不远处，有一片褐红色的山峦，当地人称它为“乌兰哈达”，也就是红山。然而，红山的闻名，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美丽，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悠久历史和文化。 1906年的一天黄昏，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来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他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环绕着石头的古墓。 其实, 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 “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才没有受到袭扰。 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1930年的冬季，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东北的通辽起程，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 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 1923年，19岁的梁思永从清华学校毕业以后，远渡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留学期间，他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 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 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传来一个坏消息：通辽一带爆发了严重的鼠疫，将原先打算从北路进入热河的路口阻断。 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发现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从北平出发，于28日到达发掘现场。 工作三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 有着高度责任心的梁思永先生，当时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决定取道东北，南下热河。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西。 梁思永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作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遗物在地下的分布问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 位于大道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它也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志。 但是，梁思永到达林西几天前，这里就飘起了雪花。他到达的那天，林西县又刮起了西北风，温度也降到零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挖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采集。 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11月27日，梁思永结束了在热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四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 1932年2月25日，日本军队继续进犯热河省各县。 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所在地承德。 刘国祥：“日军占领热河刚刚4个月之后，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两个月之后返回日本。” 受到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的诱惑，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于1935年的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 席永杰：“当时，日本内阁制定了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的所谓大陆政策。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按照原来的打算，滨田耕作准备在红山的山后，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红山后调查遗址分布时，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 滨田耕作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于是，立即修改了原来的发掘方案，放弃了正在挖掘的青铜时代墓地，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 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 三年之后，滨田耕作等人发表了名为《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报告。认为红山后遗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发表。梁思永的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梁思永的热河采集报告发表九年之后，一位23岁的青年教师来到了日本人发掘过的红山后遗址上。1942年，佟柱臣来到辽西地区的凌源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教课之余，他把兴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一天，佟柱臣来到了辽宁省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河沟里的石块是怎么跑到山上来的？它们是干什么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发现的就是后来轰动考古界的红山人的墓葬——积石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佟柱臣离开赤峰，到沈阳博物院任职，从此走上专业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为副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准备取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发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细看了尹达撰写的论文以后，建议他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 1955年12月，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 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里，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 在红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后的1956年暑假期间，裴文中教授和教师吕遵谔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的7名学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车。 当时24岁的严文明就是这7名学生中的一个。 到达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就沿着崎岖的小路，来到了红山前。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严文明：“日本人没有在红山前做过工作，所以红山前，当时也算一个新发现，这个红山前，就相当日本人讲的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那个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红山文化。日本人所谓赤峰的第二期文化，当时我们把它分了好几段，这些我们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实在红山上，更多的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 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然而，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的大幅照片。 玉雕龙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上页 目录 下页 本图书由水镜明月制作 发现之旅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二集《龙之溯源》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对着这个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把石块拣干净，看看里边埋藏着什么秘密。 张凤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他挖到的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当年，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看着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他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 张凤祥：“可能是有个七天八天的，哎，就拖出来（光泽），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个玉。” 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了三十元钱，就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造型和制作的年代。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现在考古挖掘的许多东西，都可以测定年代，比方说陶器、瓷器，都可以测定它制作的年代，我们可以区别真假，都可以做鉴定，但是这个玉器它不行，因为玉器本身它没有测定年代的手段，测不了它的制作年代。”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 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当听说他要乘火车返回赤峰的时候，苏秉琦嘱咐道：小伙子，你要好好地保护它，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它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三星它拉的c形玉雕龙的年代被确认三年以后，翁牛特旗又传来喜讯，在距离三星他拉60公里的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黄色的c形玉雕龙。它的造型与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基本一致。 赤峰发现玉雕龙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渴望了解玉雕龙的人们，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中国塞外的红山。而关于龙的原型的讨论也因为c形玉雕龙出土而开展起来。 考古界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两条色泽不同的c形玉雕龙，是以蛇的身躯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的复合体。但是在龙的头部，是什么动物的看法上却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龙的头是猪的头颅，有人则认为是鹿头，还有人把龙的头看成是熊的脑袋。那么这两条龙最初原形是什么呢？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近年来，随着古人崇尚龙的遗迹不断出现，从而引发和激起人们对龙的原型探讨的热情。于是，关于龙的最初原型的种种设想便应时而生。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主任田广林：“关于龙的原型，学者们的说法是种种种种，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种，就是四大类，一种说法认为呢，龙的原型是出于动物，某一种动物。那么还有人认为，龙啊，它的原型是自然物。你比方说，彩虹、云、龙卷风、河水，这都认为是龙的原型。还有一类就是植物，比方松树，是龙源于松树，最近有些学者认为，龙的原型它是昆虫。 中国龙的最初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翁牛特旗出土的两件c形玉雕龙的头颅是猪首的造型吗？ 2003年，一批考古队员，来到了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上。 兴隆洼文化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遗迹十分清晰的原始村落,因而被誉为“华夏第一村”。 在发掘的3万平方米面积里，有170多座房址，400多座窖穴，经过碳14测定：兴隆洼人生活在距今8000年以前，是红山人的先辈。那个时候，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原始农业刚刚萌生。 2003年10月21日，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处现场，考古队发掘一个面积为4平方米的灰坑。在灰坑里，他们清理出了6个存放食物的窖穴， 考古人员清理完六个小坑之后，发现中间还有一个大的灰坑，被六个小坑紧紧环绕。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大坑中的灰土清理干净，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了：由许多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型动物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一条距今8000年以前龙的形象。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条龙的头部，竟然摆放着一个野猪的头骨。 有的学者认为，用野猪的头颅作为龙的头，充分说明了先民们对野猪的崇拜。 田广林：“在这个宗教发生，这个早期宗教发生有个特点，人们崇尚的对象，往往都是他们依以为生的衣食之源” 刘国祥：“兴隆洼文化时期，是狩猎采集经济占主要地位，农业经济已经出现，但是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主要是靠这种打猎、鹿、猪、狍子、熊，打这样的动物，来作为他的主要的肉食资源。其中，猪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当时成群的野猪啊，活动在这个地方，植被条件非常好，那么是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的动物，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对它崇拜，祈求猎物的繁盛，并祈求狩猎活动的成功。” 20世纪的80年代初，一批考古队员的身影出现在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上。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是它的继承者。 一天， 考古队员们在一个小山坡上，发现了一批7000年前用于祭祀的陶尊。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在其中的一件陶尊上，竟然有一幅透视画。画中的动物分别是被赵宝沟人神话了的猪，鹿和鸟。 有的学者认为，陶尊上刻画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动物合体。它集中了多种动物的神通和特长，这样的客观特征，为人们从根本上揭开龙的原型之谜找到了科学的依据。 六、七千年之前，野猪、鹿和鸟，都是赵宝沟人最常见、最熟悉的动物。因为这些动物，都是他们狩猎的目标和赖以生存的给养。 赵宝沟人怀着虔诚的心，把这些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动物，精心描绘在神圣的陶尊上加以膜拜，目的是让它们成为沟通人与天的媒介，祈求丰衣足食。 赵宝沟文化陶尊的出现告诉人们，龙的起源，首先是来源于人们自身的生活和物质生产。 几乎在这件陶尊出土的同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一些神秘的“玉猪龙” 不断出土。 “玉猪龙” 目光温顺，肥头大耳，鼻子短平，鼻梁上刻着细密的皱纹，这些特征，配上弯曲的身躯，显得十分有趣和令人喜爱。 如果，拿“玉猪龙”与三星它拉发现的“C”形“玉雕龙”作个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殷志强认为，玉猪龙的这种造型特征，是当时'农耕文明的一种表现。 远古时期，猪在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除了把猪作为食物以外，还把它作为“水兽”，在祈天、求雨、防洪等祭祀中，经常把它作为祭品， 这些观念反映到玉器造型中，玉龙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龙体的形状为什么源于蛇的身躯呢？有人认为，这是红山人对蛇崇拜的原因。因为，蛇的活动与季节的循环是相符合的，因此，古人以蛇象征土地和繁殖力。再加上当时发达的养猪业，于是，就出现了猪首蛇身龙的形象。 红山文化玉龙的大量发现，使人们看到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在对猪的崇拜上一脉相承。它们的出土，不但为人们解开了龙的起源之谜，也为人们展示了龙被逐渐演化的轨迹和不断被神化的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朝宏：“红山文化的玉龙，应该说在史前时期，出现的最多的，而且制作最精美，应该说是属于一种比较成熟一些的龙，不是最初形态的这种龙了，但是对于龙的崇拜，应该说呢，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你比如在兴隆洼文化这个阶段，就出现了用石块堆砌的龙，在赵宝沟文化阶段，也出现了出现在陶器上的龙的形象。” 1984年，83岁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沈从文先生，得知三星他拉出土了C形玉雕龙的消息，他通过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渴望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玉雕龙的愿望。 这一年秋天，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把玉雕龙送到了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的寓所。 翁牛特旗文化馆文物组工作人员蒙景新：“他呢，看了这件玉龙以后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激动，好半天呢，才说出一句话来，他老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这件东西呀，是很难得的一件珍品。” 1989的六月，为了迎接建国四十周年的到来，三星他拉出土的c形玉雕龙作为珍贵的展品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此后，它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C形玉雕龙出土C形玉雕龙的翁牛特旗当地领导手持的玉雕龙第二地点一号冢四号墓出土的玉猪龙关注红山文化的苏秉琦先生玉猪龙上页 目录 下页 本图书由水镜明月制作 发现之旅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三集《古玉神韵》 内蒙古赤峰市的巴林右旗，位于沙漠和草原接壤地带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 1969年春天，在一次大雨过后的早晨，巴林右旗那斯台村的布和朝鲁在出去放牛的时候，不经意间，在一个坡地上捡着了一个玉器。 为这个发现所激动的他，连忙赶回家去拿了一把二齿钩，再跑回发现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来。不大的工夫，他就挖出了不少玉器。 布和朝鲁的父亲丹巴，是那斯台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把布和朝鲁挖到的玉器装在一个特制的布袋里，锁进了家里的大木箱子。 一天，一个文物贩子趁着丹巴书记到北京看病的时候，来到那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鲁，想出大价钱购买他挖到的那些玉器。但是，文物贩子没有如愿。 1979年的一天，巴林右旗文化馆文物组的工作人员，走进了丹巴书记的家。 和青格勒一起到丹巴书记家里的，还有巴林右旗文化馆的领导韩仁信。当年，丹巴书记就是坐在这张紧靠着大木箱子的木质沙发上，同韩仁信拉起了家常。 青格勒：“完了，老头呢给拿出几件，我们看完了以后，就做了老爷子的工作，就是丹巴书记呀，做他的工作，做他的工作呢，就是这个书记呢，当时呢，嗯，觉悟也挺高，说对国家还是有用，你们就拿去吧。” 从丹巴书记家征集到的玉器有玉蚕、玉鸮和几十个玉珠。它们现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馆，成为研究红山文化的珍贵文物。 红山人生活的区域在万里长城以北的塞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留给一些人的印象是天高地广，风吹草低的蛮夷之地。当红山玉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确定下来的时候，面对那里发达的玉文化，有的学者不禁惊呼，这里应该就是五千年以前中国历史上传说的“玉器时代”。 原始人类在迎来文明的曙光之前，曾经走过了几百万年漫长的发展道路。从人类诞生到新石器时代之前，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器，考古学上把这个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处在对自然物简易加工的初级阶段。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离今天4万年至1万年之间，随着制作石器工艺的提高，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在一些原始人类中，逐渐萌发出审美意识。 到了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越来越强烈。于是，他们就从众多的石头里面，挑选出美丽而温润的玉石，加工成可以佩带的装饰品。于是，就出现了玉器。 刘国祥：“玉器的起源阶段，往往都是突出他的装饰功能，人们在最早识别加工雕琢玉器的时候，重点突出的是玉器的美，玉器的装饰美，把玉器雕琢成器用来装饰和美化人的生活。” 而辽宁师范大学的田广林认为，玉器从出现那一天开始，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刘国祥的见解与田广林不同，他认为，玉器的产生，是原始人类在美感驱动下的产物。只是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装饰功能才发生了转移和变化。而这种变化，已经体现在红山人制作的玉器中。那么，红山玉器又分多少种类呢？ 专家从造型和雕琢工艺的角度，把红山文化玉器分为装饰类、工具类、动物类、人物类和特殊类五大类型。在特殊类里，三联璧、勾云形玉佩等是主要的代表器形。 在众多出土的红山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动物类玉器，除了c形玉雕龙和玉猪龙之外，还有玉鸟、玉蚕、玉鸮、玉蝉蛹、玉龟等等。诸多动物造型的玉器出现，说明了什么呢？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殷志强：“红山文化玉器丰富多彩，其中有很多动物的造型，尤其是描写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像鸮，就是叫猫头鹰，还有猪的形状，还有龟的形状，这一些都是生活中间、环境中间看得到的一些动物，那么，这个可能跟红山文化，就是生物、生态、生活环境的多样化有很大关系，因为周围的一些（动物）形象，对它艺术的造型实际有影响。” 有人认为，如此多的动物造型玉器出现，说明红山人对动物的崇拜。因为红山人相信，有些动物能为他们免除灾难，带来好运。对于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的玉鹰，有的学者推测，它的出现，寄托着红山人向往着能够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自由翱翔，达到通天接地的愿望。 玉蝉，是红山文化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动物造型的玉器。有的学者发现，红山文化的玉蝉中有羽翼的数量较少，而大多数是蝉蛹的造型。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这样认为，蝉在红山先民的眼中，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的幼虫生活在土中，化成蝉蛹后不食不动，就像死了一样，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它能破土而出，爬上高高的树梢，蜕变成能飞的知了。 红山人用蝉蛹造型的玉器为死者陪葬，是希望死者有一天能像蝉蛹一样蜕变复活。 红山文化玉器中既有玉龟也有玉鳖。玉龟和玉鳖出土的时候时常为一对，分别放置在死者的左右手中。 有人这样分析，在古代，龟和鳖被视为长寿的吉祥物，是人们崇拜的神。中国的民间早就有了“千年龟”和“万年鳖”的说法。红山人把玉龟、玉鳖放在死者的手中的目的，是希望龟神和鳖神在另一个世界给予死者以保护。 牟永抗认为，红山玉器的出现，是红山人对太阳崇拜的结果。 神秘的红山玉器，给了人们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有的画家从它们身上，找到了中国画写意艺术观的源头。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古人对玉的笼统概念是“石之美者”。当时，人们把质地细腻坚硬、色彩斑斓的石头视为宝物。专家认为，最初发现玉的人，应该是部落里制作石器的工匠。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掌握了识别玉的本领和知识。 围绕着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来源，学者们一直持有不同的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制作玉器是就地取材。但是，在红山玉器出土的地点，却一直没有发现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产地。直到近几年，一些学者们来到了辽宁省岫岩县，才揭开了谜底 岫岩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玉石之乡，这里出产的玉石，被人们习惯地称作“岫岩老玉”。有的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红山玉器的玉料就是出自这里的细玉沟。它的硬度经过测量之后，也已经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知道，这个硬度的标准，是用了十个矿物做来标准的，比如说金刚石就是十，石英、水晶这就是七，这个滑石这就是一，那么这个红山它的玉，主要是由闪石玉组成的，它的硬度应该是呢，是6到6.5这么一个范围。” 今天，在岫岩县，许多人仍然从事着古老的制玉行业。与红山先民们不同的是，他们采用的是现代化的加工手段。 根据专家分析，尽管现代人与原始人在制玉工具的使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在制作流程上却极其相似。 于是，有人把红山人制玉分为采玉、解玉、钻孔、打磨、镂刻、抛光等几道工序。 于明：“一件玉料的开采，他呢，就没有什么铁器，也没有炸药。他只能呢，靠最原始的方法，比如说，到那个山顶上，拿一个木头撬棍子，撬下来。最多最多有可能，把木头塞进（玉料缝里）去，然后点上火，一烧，嘣，炸裂，然后把玉料，嘣下(来)一块，最多最多有可能这样。” 制作玉器的第二道工序就是解玉。现代人解玉，是借助电动机带动硬度极高的锯片把玉料分开。 那么红山人是怎样解玉的呢？有的学者推测，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他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用野兽的皮做成线来解玉。 根据专家推测，红山人解玉，除了使用兽皮做成的皮条弓之外、还使用其他一些用于解玉的工具。 解玉，必备的辅助材料是解玉砂。古人在从大河旁边，精心筛选出细腻得像面粉、硬度高达7度左右的解玉砂，来帮助解玉。 在解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还有水。 于明：“玉料很硬嘛，那怎么办呢，就需要加砂，加砂也不行，如果加砂，磨一下（皮弓）就断了，而且沙子又很干，它本身摩擦生热，一生热，可能就把这个皮子就毁掉了，就断了，怎么办，就要降温，这个降温呢，有最简单的办法，现在很通用的办法，就是加水。” 再接下来，就是按照预先的设计，用动物的骨头或者竹管，在玉器上钻出大小不同的穿孔以便佩带。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多年来一直从事红山玉器的研究。他通过考古发现、史料记载和自己的试验得出结论，玛瑙、燧石的硬度都达到七度，这种石头也能成为雕刻玉料的工具。 据有关资料表明，鲨鱼牙齿的硬度达到8度，完全可以用来雕刻玉器。有的学者认为，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虽然不在海边生活，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交换或者其他方式得到鲨鱼牙齿，使它成为雕刻玉器的得力工具。 其实，红山人对大海并不陌生，在他们居住的遗址上，考古人员就发掘出了用海中的贝壳制成的装饰品。 在对玉器进行精心雕刻之后，就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抛光。那么，古人是用什么来抛光呢？学者推测，古人通常是使用兽皮在玉器上反复摩擦，因为兽皮含有脂肪，脂肪在摩擦过程中会释放出来，附着到玉的表面，使玉器的表面更加明亮更加温润，直到达到光可鉴人的效果。 马蹄形玉器，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马的蹄子而得此名。它是红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而它的制作难度在红山玉器中也是排名之最。 1980年的一天，一位当地的农民走进了这座小城。他把拣到的一件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捐给了敖汉旗博物馆。 就在收到捐献的马蹄形玉器两年之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在进行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一个叫大甸子的地方，偶然发现了红山人遗弃的一个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 不过，对于马蹄形玉器，邵国田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把它称作“马蹄形玉筒”。 1987年，当地一户农民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又挖出了一个红山人制作马蹄形玉器时切割出来丢弃的玉芯。那一天，恰巧邵国田在那里搞调查，农民就把玉芯交给了他。 这样一来，敖汉旗博物馆就拥有了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从坯料中切割出来的玉芯和制作完成的马蹄形玉器。那么，红山的制玉工匠们是怎样把玉芯从坯料中取出来的呢？ 邵国田在对坯料和玉芯上面，留下的切割痕迹作了分析以后得出结论，红山工匠先是用管钻在坯料的最低点，钻通一个孔，然后把野兽皮拧成的线穿进里面，在解玉砂和水的辅助下，环绕着椭圆形坯料切割出玉芯。再反复打磨抛光，直到最后完成。 有的专家做过这样的实验，用现代化的工具，在一块厚度达十五厘米的玉料上，切割出一个圆筒状的玉芯，只用十五分钟。 有人推测，5000年以前，红山工匠要取出同样大小的一个玉芯，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红山人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一件玉器，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红山人很可能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精湛、最省时的制玉技术，这些技术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可惜的是，它已经消失在时光的流逝中。 那么，当时在红山人生活的区域里，是否每一个部落里都有制作玉器的作坊？还是存在一个受最高聚落首领控制，专门生产玉器的制作中心呢？ 于明认为，为了使玉器具有神秘性， 5000年以前，在岫岩县的细玉沟附近，存在着一个专门制作红山玉器的部落。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红山人制玉的作坊和工具，红山人到底怎样制玉，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红山玉器的出现，在史前的中华大地上，无疑是一道耀眼的光焰。勾云形玉佩兽面玉牌玉鳖上页 目录 下页 本图书由水镜明月制作 发现之旅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四集《揭秘积石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