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一篇 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 第一章 引言 本书的书名标志它本身是一篇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本人深知自己是以如何有限的才能来从事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的。而且即使作者本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有较大的信心,也还不能因此就敢保证它们能得到识者的赞许。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化的轮廓,在不同人的眼里看来都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而在讨论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母,也就是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影响的这个文化时,作者和读者就更不可避免地要随时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感情的影响了。在我们不揣冒昧走上的这个汪洋大海上,可能的途径和方向很多。本书所用的许多研究材料,在别人手里,不仅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处理和应用,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的确,这个题目是如此地重要,甚至现在仍有必要对它做新的探讨,并且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有利的研究。与此同时,只要人们能耐心地倾听我们的意见并对本书作一个全面理解和评价,我们就很满足了。写文化史的一个最严重的困难就是为了无论如何要使人理解而必须把伟大的知识发展过程分成许多单一的,和往往近似武断的范畴。我们以前曾有意写一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的专著来弥补本书的缺陷,但这个意图我们仅仅能够实现一部分。 历代教皇与霍亨斯陶棻王朝之间的斗争使得意大利的政治情况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其他国家。在法兰西、西班牙和英格兰,封建制度因为非常有组织,所以在解体时,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一个统一的君主国家;在德意志,封建制度至少在表面上有助于维持帝国的统一;而在意大利此时则几乎已完全摆脱了封建制度。十四世纪的皇帝们,即使是在最得志的时候,人们也不再承认和尊敬他们是封建君主而只是把他们看作是既存诸势力的可能的领袖和支柱;同时,教皇政权及其傀儡与同盟,虽然有充分力量阻碍国家未来的统一,然而它本身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这种统一。在这二者之间,有许多政治单位——共和国和专制君主国,其中一部分历史较久,一部分是新兴的,而它们都只是依靠着它们的实力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在它们身上,我们第一次发见了近代欧洲的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随心所欲,常常表现出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的最恶劣的面貌,践踏每一种权利和摧残一个比较健康的文化的每一个萌芽。但是;无论哪里只要这种邪恶的倾向得到了克服或者以任何方式得到了补救,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出现了经过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的国家、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这种新的国家生活以千变万化的形式在共和国家和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边表现了出来,并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内部组织和外交政策。以下我们仅就暴君专制国家所体现的那种更为完全和更为明确的国家类型来加以考察。 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诺曼帝国经过弗里德利希二世改革之后,为暴君统治下的国家的内部情况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近似的写照。在邻邦萨拉森人的叛乱和危险中成长起来的弗里德利希是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一个近代型的统治者。他很早就养成了在判断和行动上完全客观地对待一切事务的习惯。他对于萨拉森国家的内部状况和治理情形有深刻的认识,他同教皇所进行的生死斗争迫使他和他的敌手一样,不能不拿出他所有的全副力量来应付。弗里德利希的措施(特别是在1231年以后),目的在于彻底地摧毁封建国家,把人民变成为缺乏意志,没有抵抗能力,而极端有利于国库收入的广大群众。他以西方国家未之前闻的方式,以规定由他并未加以废除的封建法庭向帝国法官起诉的权利来实行整个司法和行政的中央集权。从此以后,没有一官半职可以由人民选举来充任,违则严惩不贷,地区要遭到蹂躏,居民要遭受奴役。他实行了国内税收制度;税收是根据综合的估定,并按照伊斯兰教国的惯例来摊派的;征税的方法十分残酷而恼人,如果没有这些方法,要想从东方人那里得到任何金钱的确是不可能的。总之,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不是人民,而仅仅是一大群唯命是从的百姓;例如,不经特别许可不准和外国人通婚,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准他们到国外去留学。那不勒斯大学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所限制研究自由的学校,而东方各国,在这些方面无论如何是不限制它的青年的。弗里德利希模仿伊斯兰教国的统洽者,在地中海各地进行贸易以逐利,把许多商品垄断在自己手中,并想尽方法限制臣民的商业。那些法提玛朝的哈利发们尽管对秘教有种种怀疑,但至少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对于他们人民的不同信仰还是容忍的;而弗里德利希却反是,他靠宗教裁判来完成他的统治制度。当我们想到他以迫害异教徒为名,而实行迫害自由城市生活的代表人物时,我们就更不能不感到这种宗教裁判的应予谴责。最后,国内警察和对外作战的军队的核心是由从西西里移到诺切拉和卢切拉的萨拉森人组织起来的;这些人根本不顾人民的疾苦和教会的禁令。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他的臣民因为长期不习武备,所以只有束手坐视曼弗雷的灭亡,坐视政权被安茹的查理夺取而不救。安茹朝的查理继续采用了这个地发现已经行之有效的制度。 在这个实行中央集权政治的皇帝身边出现了一个最特殊的篡夺者,即他的代理人,埃兹利诺达罗曼诺驸马。他并不是某种政治制度或治理方式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全部活动不过是在北意大利东部进行无益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但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典型人物来看,他对于将来的重要性却并不减于他的保护者弗里德利希皇帝。在中世纪,前此所发生的一切征服和篡夺,不是以真正的或伪托的继承权等类理由为借口,就是以反对不信宗教和被开除教籍的人为口实。这里,他却第一次地公开使用大规模的谋杀和各种各样的暴行来建立王位,总而言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后继者,连凯撒波几亚也包括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和他的犯罪之大相比拟;不过,先例一开就会有人效尤,所以他的灭亡并没有在许多国家中间恢复正气,而后来的篡夺者也并没有引为鉴戒。 生逢弗里德利希时代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只是徒劳地创立了君主立宪的学说,主张君主应该得到自己任命的上议院和人民选举的下议院的支持,他枉自主张给人民以革命的权利。这些学说不能在讲堂外边得到反响,而弗里德利希和埃兹利诺却落得成为意大利十三世纪时非凡的伟大政治人物而名垂后世。他们那种已经成为半传说中的人物性格构成了《古代故事百篇》的最重要的题材;这部书的原稿无疑是在这一个世纪里写成的。在这些故事里边,弗里德利希已经被表现为有权来随意处理臣民的财产,并以他的人格的力量对于一切人,甚至对于罪犯都发生有深远影响的人物。而故事中谈起埃兹利诺时则由于他留给人的无所不能的印象使人凛然生畏。他成了从目击者的编年史记载到以后诗人半神话式悲剧创作的全部作品的中心人物。 弗里德利希和埃兹利诺灭亡以后,立即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群暴君。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的斗争给他们提供了机会。他们一般都是以吉伯林派的领袖身份出现的,但时代和处境却如此不同,因而不能不使我们就此认识到一条高出一切的普遍的势所必然的规律。他们所用的手段是过去党争中司空见惯的,即放逐或消灭敌人及其家庭的手段。[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章 十四世纪的暴君专制 十四世纪的大小暴君专制充分证明,象这样的事例在这一世纪犹未消灭。它们的恶行十分昭著,历史家曾经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国家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存在,并为此目的而科学地组织起来的,它们比那纯属历史故事的东西引起我们的兴趣还更大。 由于有意识地采取当时意大利以外的君主想象不到的手段,加上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俨然绝对的权力,使得暴君当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生活方式。一个精明的统治者所掌握的洽理要诀是尽可能地把征税的范围固定在原有的或者他最初所规定的项目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经过估定税额的土地税,一定种类的消费品税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以及统治家族的私有财产。唯一增加税收的可能要靠商业发达和普遍的繁荣发展。象我们所看到的自由城市里的公债在这里是没有的;只要公众的信用不至于受到动摇,有周密计划的没收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可取筹款方法——例如用罢免和夺取财政监督官财产的地道的东方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从这笔收入中支出小朝廷的费用,卫士和雇佣兵、公共建筑工程,以及侍奉在君主个人左右的弄臣和才人的费用。暴君统治的不合法使暴君陷于孤立并经常处在危险的包围之中;他所能结成的最光荣的同盟就是和聪明才智之士交往而不考虑其出身如何。十三世纪北方君主的豪爽大方只限于对待那些武士和侍从左右歌功颂德的贵族。意大利的暴君却与此不同。他渴求声誉和热中于不朽的事业,所以他所需要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他和诗人、学者为伍,感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地位,的确,他感到自己几乎有了一个新的合法的根据。 在这一方面最出名的是维罗纳的统治者斯卡拉。他的宫廷所接待的著名亡命者中间有全意大利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文人学士并非不感恩戴德。佩脱拉克曾经访谒这些人的宫廷并且曾因此而遭到严厉的谴责;他描写出了十四世纪的一个君主的典型的形象。他对他的保护人,帕多瓦的君主提出了极大的希望,但采取的方式是表示认为君主是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您必须做您臣民的父亲而不是做他们的主人,必须爱他们如您自己的儿女,如您自己的手足。武器、卫士、军队,可用来对付敌人——对于您的臣民,善意就足够了。我所说的人民自然是指那些热爱现存制度的人说的;那些每天都希望变革的人们是反叛者和叛徒,对于他们要用严峻的法律加以制裁。” 文章接着详细地叙述了纯属近代关于国家的无限权力的想象。国君应该完全不依靠廷臣而能同时简朴地治理好国家。他将亲自掌管一切事情,维持和恢复教堂和公共建筑,保持城市警察,疏导沼泽,监督酒类和谷物的供应。他将实行严厉的法律,摊派捐税时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收税的必要和君主的不得不伸手向人民要钱的苦衷。帮助那些疾病无告之辈,给予那些著名学者以保护和接待,这些人关系到他今后久远的声名。 尽管当时这种政治制度可能有许多较光明的方面和个别统治者有许多优点,但十四世纪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明显地意识到这些暴君专制的政权大多数是短促而靠不住的。这样一些政治机构,其安全的程度自然是与他们立国的领土面积的大小成正比例的,所以,较大的城市国家经常想要吞并那些较小的国家。当时,单是牺牲在维斯康提家族手中的就有上百个这种小君主。由于这种外部的危险,也就不断发生内部的骚乱,这种处境对于统治者的性格一般地产生了最有害的影响。掌握绝对的权力,沉溺于奢靡和放纵自私、有遭受敌人和谋叛者方面攻击的危险,所有这些都几乎不可避免地把他变成了最坏的名实相符的暴君。如果他能信任他最近的亲属那就好了。但在一切都是不合法的情形之下,无论是君位的接替或统治者的财产的分配,都不可能有正规的继承法律;所以,如遇继承人能力薄弱或者是一个未成年的人,为了家族本身的利益就不免要由一个比较具有坚强性格的伯叔或从兄弟来取而代之。庶出子的承认或驱逐成了斗争的根源。结果这些家族大多数就为一群互相不满和互相仇视的亲族所困扰。这种情况不断地引起叛乱的爆发和酿成可怕的家庭流血的惨剧。有时,觊觎王位的人在国外过着流亡的生活,如在加达湖上以打鱼为生的维斯康提家族的废主,即曾以冷静耐心的态度观察着当时的局势。当他的敌手的使者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和怎样再回到米兰时,他回答说:“只有用和放逐我时所用的同样手段,才能使我回去,但必须等到他的罪恶超出我的罪恶的时候。”也有时,为了保全整个家族,暴君为他的亲属所弑,以平息他的暴行所引起的公愤。在少数的情形下、统治权掌握在整个家族手中,或者至少统治者必须听从他们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财产和权势的分配也时常引起激烈的争哄。 这整个政治制度引起了当时佛罗伦萨的作家们深恶痛绝。即使暴君是为了使人民有更深的印象,而不是为了渴望满足自己的虚荣,他的炫耀夸示的排场也引起了他们最尖锐的嘲讽。一个冒险家如果落到他们手中就要倒霉,如比萨-跃崛起的阿盖罗总督(1364年),他常常手持金王杖出游,并在他住房的窗口出现,象“圣骨被供陈一样”,偃卧在锦衾绣榻之上,由膝行的侍从把他当作教皇或皇帝一样地侍奉。但是佛罗伦萨的老作家们却往往用一种高傲严肃的口气来谈这个问题。但丁看出了显示新国君野心的那些鄙俗与平凡的东西,并对它们作了很好的描绘:“他们的号角和钟铃,他们的喇叭和长笛有些什么意义呢,不过是报告‘一个绞刑吏来了,一群兀鹰来了’而已!”人民心目中所描绘的暴君的城堡是一所高耸的孤零零的建筑物,里边充满了地牢和偷听管,是一切残酷暴虐和悲惨痛苦的根源。凡是为暴君服务的人都被警告要遭到不幸,而暴君自己最后也甚至于成为一个可怜的对象:他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切善良而诚实的人们的仇敌;他不能信任任何人,并且可以在臣民的脸上看到大家都在盼望他的灭亡。“随着暴君专制的兴起,发展和巩固,其中也就开始滋长着必给它们带来解体和灭亡的潜伏因素。”但我们还没有谈到人们对于这些暴君不满的最深刻的原因;佛罗伦萨在当时是人类的个性发展得最为丰富多采的地方,而那些暴君们却除了他们自己和他们最亲信的人们的个性以外,不能容忍其他人的个性存在和发展。他们对于个人实行最有力的控制,甚至于建立了护照制度。 许多暴君迷信占星术和不信宗教,在他们同时代的人们的心目中,给这种被上帝舍弃了的可怕的生活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当卡拉拉家族的最后一个君主不能再保卫为瘟疫所袭击的帕多瓦的城墙和城门,而被威尼斯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时,守卫的士兵们听他在向魔鬼喊叫,要魔鬼“来杀死他”。 十四世纪的最完全的和最富于启示性的暴君专制的典型,毫无问题地是从乔万尼大主教去世(1354)以后米兰维斯康提家族的专制。这个家族的贝尔那搏和罗马最坏的皇帝相像是没有疑问的;他狩猎野猪竟成了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大事;谁要是妨碍了这种狩猎,就要受到酷刑致死;战战兢兢的人民被迫饲养五千头猪犬,并对于它们的健康和安全负绝对的责任。他想尽办法横征暴敛;他的七个女儿每人得到十万金币的妆奁并收集了大量的珠宝。在他的妻子死的时候(1384年),他发布“告臣民书”,要他们象过去共欢乐一样地同申哀悼,并服丧一年。1385年他的侄子吉安加利佐对他发动奇袭,使他一举就擒。这一著名的阴谋事件甚至使后代的历史家们都不能不为之惊心动魄,并且最清楚地说明了吉安加利佐的特性。吉安加利佐由于信教和热爱学问为亲属所轻视,他决心复仇,并以参拜圣地为借口,离开了米兰城,在路上攻击他的毫无戒心的叔父,俘获了他,率领一支武装部队回师攻入城内,夺取了政权,并任凭人们大肆掠夺贝尔那博的宫殿。 大多数暴君所共有的好大喜功的欲望最大规模地表现在吉安加利佐的身上。他用三十万金币的代价从事修筑巨大的沟渠,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把明乔河水引离曼图亚,把布莱塔河水引离帕多瓦,借此使这两个城市陷于无防卫状态。实在说来,他也很可能想放干威尼斯的湖水。他修建了一切修道院中最辉煌的帕维亚的切尔托莎修道院,以及“雄伟壮丽,冠绝基督教界一切教堂的”米兰大教堂。他父亲加利佐开始建筑而在他手内完成的帕维亚宫殿大概是欧洲王宫中最宏伟的宫室;他把他有名的藏书和收藏的大批圣贤遗物移置该处,他对于这些遗物有着特别的信仰。温切斯劳斯国王封他为大公(1395年),当他在1402年患病和逝世的时候,还念念不能忘情于意大利王国或那顶帝王的冠冕。据说他的整个国土一年的收入,除了正规的贡赋一百二十万金币外,还有不下于八十万金币的特别补助收入。在他死后,他用各种暴力统一起来的领土四分五裂;有一个时期,他的继承者甚至于要维持原来的统治核心都有困难。他的儿子乔万尼马利亚(死于1412年)和菲利波马利亚(死于1417年)如果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接受其他传统将会变作什么样的人是很难说的;但作为他们这个家族的后嗣,他们就继承了历代相传和积累的残酷而怯懦的可怕资产。 乔万尼马利亚也以他的狗出名,但它们却不再被用来打猎而是用来撕毁人体。它们的名字和罗马皇帝瓦伦廷尼安一世的熊一样,都—一流传了下来。当1409年5月正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饥饿的小民在街上向他喊叫:和平;和平;他派出雇佣兵去镇压,结果有二百人被杀死。人们被禁止说“和平”和“战争”二字,违者处以绞刑,并命令僧侣们唱“赐给我们安宁”以代替原文“赐给我们和平”最后,一群密谋者利用这个疯狂的统治者的主要雇佣兵队长法西诺凯内在帕维亚患病的机会,在米兰的圣哥达多礼拜堂里杀死了乔万尼马利亚。在同一天,垂死的法西诺命令他的部下宣誓支持继位的菲利波马利亚,同时他还亲自劝告他的妻子嫁给菲利波马利亚。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第丹达听从了他的意见。关于菲利波马利亚,以后再谈。 在象这样的时期里,柯拉第利恩济梦想要凭着不可靠的罗马居民的软弱无力的热情来建立一个拥有意大利全土的新国家。他和我们已经描绘过的那些统治者相比,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怜的被蒙骗的痴人而已。[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三章 十五世纪的暴君专制 十五世纪的暴君专制表现出它的性质已有所变化。许多不太重要的和少数较大的暴君如斯卡拉和卡拉拉等都已经消逝;同时,由于征服别人而强大起来的较有势力的暴君们却使他们的制度各有特殊的发展。例如,那不勒斯就从新的阿拉贡王朝那里得到了新的强大的动力。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是许多雇佣兵队长企图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王朝,人们不管传统的评价而只注意事实和事物的真正利害关系。才干和大胆极受重视。那些小暴君们为了得到可靠的支持,开始为较大的国家服务,他们自己成了雇佣兵队长,而他们效劳所得的报酬,即使不是领土的增加,也是金钱和可以实行虐政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一切暴君,无论大小,必须加倍努力,必须特别谨慎行事和工于心计,必须学会避免使用大规模的野蛮手段,因为舆论所能容许的只是那种为了实现一个目的而不得不有的过错,公正的旁观者对于这种过错自然是不加责备的。在这里,再也看不到用来支持西方合法君主的那种半宗教的忠诚的痕迹;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近似的,是个人的声望。才能和心机是获得飞黄腾达的唯一手段。象大胆查理那样的性格,在热中于追求不切实际的目的中耗尽了自己的心力,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一件难于理解的事情。 瑞士人不过是些农民,如果把他们都杀了,对于有可能阵亡的勃艮第贵族们也不见得是一种补偿。如果勃艮第大公不经过斗争而占领了整个瑞士,他的收入也不会多增五千金币。”查理性格上的中世纪特征,他的骑士抱负和理想,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很久就已经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当南方的外交家们看到查理敲打他的军官,可是还让他们继续为他服役,看到他虐待他的军队,由于打败仗而惩罚他们,然后又在这同一军队的面前责备他的参议官时,他们认为这个人是完了。另一方面,路易十一,虽然他的政策高出于意大利君主们所实行的那一套,并且公然以弗兰切斯科斯福查的崇拜者自居,但在文化教养各个方面较之这些统治者还相差很远。 美德与恶行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诸国家中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了。统治者的个性是如此地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往往具有如此深刻的意义并代表着那一时代的情况和需要,因之要对它作出一个恰当的道德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种暴君专制制度的基础过去是,而且仍然是不合法的,没有东西能够消除它所带来的灾祸。皇帝的批准和授爵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因为人民对于暴君或是从外国某处买来或是从某些过境的陌生人手里买来一张羊皮纸文书这一事实是并不重视的。他们不加分析地按照常识这样推论说:如果皇帝有什么用处的话,他就根本不会让暴君兴起。自查理四世的远征罗马以来,皇帝们在意大利除了批准那些没有靠他们的帮助而兴起的暴君政权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除了凭一纸皇帝诏书所能给予的那些东西外,不能给与暴君专制以任何其他实际权威。查理在意大利的整个行为是一幕可耻的政治喜剧。马提奥维兰尼叙述查理怎样在维斯康提家族护卫下周游他们的辖区和最后被护送出境,叙述他怎样象一个小贩到各处出卖地的货物(君主特权等等)来换钱;他在罗马的表现是多么丑恶,以及怎样在最后连刀都没有出鞘就带着装满了金银的箱子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他的国内。仍然向往过去的伟大光荣的热情的爱国者和诗人,对于他的来到意大利还是抱着极大的希望,只是到后来,这种希望才由于他的可怜而又可笑的行为而消散了。佩脱拉克曾经屡次写信给这个皇帝,鼓励他越过阿尔卑斯山恢复罗马过去的光荣和建立一个新的统一帝国;现在,这个皇帝终于来了,但并没注意这些远大的计划,可是佩脱拉克仍然希望他的梦想能够实现,孜孜不倦地从口头上和书面上力图以此来打动皇帝;但最后当他看到查理屈服于教皇,给皇帝的威权带来了耻辱时,他终于不能不怀着厌恶的心情离他而去。而西吉斯蒙多在1414年的第一次来到意大利时,最少是抱着劝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参加他的宗教会议的好意的。在这一次旅行当中,当教皇和皇帝站在克雷莫纳的高塔上眺望伦巴第的全景时,他们的东道主,加比诺丰多洛暴君曾经想把他们两个人都从高塔上推下。在西吉斯蒙多第二次来到意大利时,他仅仅是一个冒险家,除了授给贝卡德里以诗人的桂冠外,一点也不能证明他有什么皇帝的特权。有半年以上,他一直在锡耶纳闭门不出,象一个债务者被关闭在监狱里一样,直到后期经过周折才在罗马举行了加冕礼。再想一想弗里德利希三世又能怎么样呢?他到意大利来好象是在作假期旅行或漫游;供给他费用的那些人是为了要他确认他们的特权或者为了满足他们曾经招待过皇帝的虚荣。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就是后一种例子,他曾经为了获得皇帝访问的光荣而付出十五万金币。弗里德利希第二次从罗马回来的时候(1469年),在费拉拉一整天没离开屋子,颁发了不下于八十个爵位,他授封了骑士、伯爵、博士、公证人——伯爵分有不同等级,如宫廷伯爵、有权授封博士到五人的伯爵、有权给私生子以合法地位的伯爵,有权派定公证人的伯爵等等。可是,当时的掌玺官希望从这些封赠中得到一些报酬,而这在费拉拉被认为是过多了。博尔索也在他的帝室保护人给所有小朝廷分封爵位和令状的同时被册封为摩德纳和勒佐大公,但他每年必须缴纳四千金币作为谢礼。博尔索对于此事有何意见不见记载。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言人,人文主义者,对于此事随着他们个人的利害关系而有不同的意见,其中有几个人以首都罗马诗人们的照例的歌颂对皇帝表示欢迎。波吉奥曾经坦白地说,他不知道加冕有什么意义;在古代,只有打了胜仗的大将军才被加冕,而在那时是用桂冠来给他加冕的。 随着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即位,不仅开始了外国的一般干涉而且也开始了对于意大利的新的帝国政策。它的第一步——授封洛多维科摩罗为米兰大公和排除掉他的不幸的侄子——就不是一个效果良好的措施。按照近代干涉的理论,当双方相持不下,使国家陷于分裂的时候,第三者可以插手进来从中取利,帝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行事的;但公理和正义却被抛弃在一边了。当路易十二将要到热那亚时(1502年),帝国之鹰从公爵的宫殿上被取下而代之以彩绘的百合花徽,历史家塞纳雷加问道:经过多少次变乱而保存下来的鹰徽到底有什么意义,帝国对于热那亚到底有什么权利。除了“热那亚是帝国的账房”这句老话外,没有人再知道其他的事情。事实上,在意大利没有人能对于任何这样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最后,当查理五世把西班牙和帝国合并在一起的时候,他能够借用西班牙的力量实现帝国的权利,但人所共知的是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于西班牙的君主国而不是对于帝国有利。 与十五世纪各朝代政治上的不合法有密切关系的是社会上对于嫡系继承的不加重视,而这在外国人——例如科米斯——看来尤为显著。这二者自然是不可分的。在北方的国家,象勃艮第,没有给庶出的后裔以有明显附属意义的封地,如主教管区之类;在葡萄牙,一个没有合法地位的世系只能以不断的兢兢业业的努力来保持住王位;与此相反,在意大利即使是在直系子嗣中,也没有一个王室的家族是不容许私生子存在的。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世系君主就是属于庶出的世系,而阿拉贡主王国本身落到了阿尔方索一世的兄弟的身上。乌尔比诺的大弗里德利希也许根本就不是蒙特费尔特罗家族的后代。教皇庇护二世在去参加曼图亚会议(1459年)的途中,受到伊斯特家族的八个私生子在费拉拉并辔出迎,其中有在位的博尔索大公本人及其庶出兄弟前任大公利奥纳洛的两个庶子。利奥纳洛曾经有一个明文正娶的妻子,她本人就是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一世和一个非洲女人的私生女。在合法的子女未成年,和发生安危存亡的紧急关头,私生子往往得继承君位,而年长者的继承统治就获承认而不再计及出身的嫡庶了。个人的才具、身价和能力比当时在西方其他各地通行的一切法律和习惯都更为重要。的确,这是一个教皇的儿子们建立王朝的时代。在十六世纪,由于外来思想和当时开始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整个问题才受到了更严格的考虑。瓦尔奇发现:嫡出子的继承是“理智所判定的,从来就是上帝的意旨”。美第奇家的枢机主教伊波利托认为他应该做佛罗伦萨的君主,因为他也许是一个合法婚姻所生的后代,并且无论如何是一个贵族淑女的儿子,而不是象阿利桑德罗大公,是一个使女的儿子。现时开始的对贵人娶贱女为妻不得有继承权的恋爱婚姻的看法,在十五世纪,无论从政治的或道德的理由来看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但在十五世纪中,最高的和最受赞扬的不合法形式是由雇佣兵队长提供的。一个雇佣兵队长,不论是什么出身都可以取得一个独立的统治者的地位。实际说来,诺曼人在十一世纪占领南意大利就是属于这一性质。那时这一类企图开始把这个半岛投入到经常的纷扰之中。 一个雇佣兵队长在他的主人由于缺少金钱或者军队而给他做了这种准备时,即使不用篡夺也有可能取得一个地方的君主的身分。在任何情形下,即使雇佣兵队长暂时解散了他的大部分军队,他也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建立他的冬营并储藏他的军需给养等物品。第一个这样得到封地的队长是约翰霍克伍德,教皇格雷戈里十一世曾经给他以巴尼亚那卡瓦洛和科蒂尼约拉地方的君主身分。当意大利的军队和领袖们与阿伯利哥达巴比亚诺一起登场时,建成一个国家或者扩大一个已经得到的国土的机会就更多。在吉安加利佐死后(1402年),米兰公园头一次发生了这种重大的疯狂的军事暴乱。他的两个儿子的政策的目的主要就是消灭雇佣兵队长们所建立的新专制政权;而维斯康提家族从最大的雇佣兵队长法西诺那里继承了很多的城市和四十万金币,不消说还有寡妇比阿特丽斯第丹达所带来的她的前夫的兵士。从那时以后,十五世纪所特有的统治政权和它们的雇佣兵队长之间的彻头彻尾的不道德的关系越来越普遍了。一个老的似真似假,或有或无的故事对此有如下的描绘:某城市(似乎说的是锡耶纳)的市民们有一个为他们服役的军官曾从外国人的侵略中把他们解放出来。这些市民每天商议怎样酬报他,结论是,他们的能力太小,即使立他为那个城市的君主,也都不足以酬报他的大恩。最后一个人站起来说:“让我们把他杀了,然后把他当作我们的保护圣徒来崇拜吧!”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按照罗马元老院处理罗慕路斯的先例。事实上,雇佣兵队长们对他们的主人极其畏惧是有理由的:如果他们打了胜仗,他们就成了危险人物,就会象罗伯托马拉泰斯达一样,给教皇西克塔斯四世打完了胜仗就被处死(1482);如果他们打了败仗,威尼斯人对于卡马尼约拉的复仇就说明了他们会遭到什么样的危险(1432年)。最能表明这种处境的精神状态的就是雇佣兵队长常常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献出来作为人质,尽管是这样,他们还是不能感到或者引起人家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必须是十分克己的英雄,有象贝利撒留将军那样的性格,不为仇恨和怨毒所苦恼;只有最完美的品质才能使他们免于变成罪大恶极的人。如果我们发现他们蔑视一切神圣的东西,对他们的同胞——那些不关心他们会不会被教会禁令处死的人——残酷而狡诈,那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同时,由于这种形势的逼迫,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天才和能力得到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度的发展,并使他们赢得了部下的忠诚和爱戴。他们的军队也是近代历史上最早以领袖的个人威信为唯一动力的军队。弗兰切斯科斯福查的一生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当他需要的时候,他能从他所共事的每一个人那里得到无限的忠诚并加以利用,并不因为对他的出身有什么成见而受影响;曾经不止一次地,他的敌人望风归降,向他脱帽致敬,表示欢迎,尊敬他为“一切军人之公父”。从斯福查的历史一开始,我们似乎就能看到斯福查家族有这种特别的兴趣,即它追求王冠的努力。这个家族的幸运的基础建立在它的家族成员的众多上,弗兰切斯科的父亲亚科波本人就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他有兄弟姊妹二十人都是在法恩扎附近的科蒂尼约拉地方被胡乱地扶养大的。他们处在他们的家族和帕索利尼家族之间在罗马尼约尔的没完没了的“族间仇杀”的危险之中,全家的住处简直是一个军械库和要塞,母亲和女儿们都和家中男子一样地好战。亚科波在十三岁的时候,逃到班尼加尔的教皇雇佣兵队长博尔德利诺那里。博尔德利诺这个人死后还在继续统帅他的军队;涂有香膏的遗体停在飘着旗帜的营帐中,从那里以他的名义发出命令,直至最后找到一个合适的领袖来接替他时为止。当亚科波最后在为不同的雇佣兵队长服务中获得声誉时,他把他的亲属找到一起,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如同一个君主从人数众多的朝代那里所能得到的同样多的好处。当他被俘在那不勒斯的乌奥沃城堡里作阶下囚时,他的亲属维持住了他的军队免于溃散;他的妹妹亲手拘捕王使,加以囚禁,并以这种报复手段挽救了他的生命。亚科波在金钱问题上信用卓著,说明他志不在小;所以甚至在他失败的时候,他都能从银行家那里得到贷款。他经常禁止他的军队骚扰农民,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毁坏或损害一个被征服了的城市。他为了不被王室的姻亲关系所拘束,使他的有名的情妇,即弗兰切斯科的母亲露西亚,和另外的人结婚。即使他的亲属的婚姻也都是按照一定的计划来安排的。他对于他同时代人的邪恶放纵的生活避之唯恐不及。并教训他的儿子弗兰切斯科要遵守三条诫律:“不要玷污别人的妻子;不要责打部下,责打了,就要驱而远之;不要骑难驾驭的或脱落了蹄铁的马。”但他的力量的主要源泉还在于他即使不具有一个伟大将军的至少也具有一个伟大军人的品质。他的体格健壮,从各种锻炼中得到了发展;他的农民面貌和坦率的态度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他的记忆力特别强,经过多年之后还能记得部下的姓名、他们的马匹的数目和他们待遇的多寡。他受的纯粹是意大利的教育:有暇即研读历史并令人翻译了许多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以供参考。他的儿子,弗兰切斯科声誉尤高。从一开始,他就决心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由于他的光辉的统率才能和不厌欺诈,终于占领了伟大的米兰城(1447-1450年)。 他的榜样传扬开来了。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关于这个时代曾经写道:“在我们这喜好变革的意大利,没有一件事情是稳固的,古代的王朝已不存在,一个佣人可以很容易地当上国王。”特别是那个自称为“幸运儿”的尼科洛的儿子亚科波皮奇尼诺,曾经引起全意大利的猜想。他是否也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王室,是当时大家热烈讨论的问题。比较大的国家显然是要对他的抬头加以阻挠的,就是弗兰切斯科斯福查也认为那些自立为君的人最好不要再增加了。但是,例如,在皮奇尼诺想要做锡耶纳的君主时,被派去攻打他的军队和队长们却认为拥护他于他们有利。“如果他要整个地完了,我们将不能不回家种地去。”甚至把他包围在奥贝泰罗的肘候,他们还供给他给养,因而他光荣地脱离了困境。但最后受到了命运的袭击。当他(1465年)于访问米兰的斯福查之后,到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国王那里去的时候,全意大利都在猜测他的结果。尽管人们对他做了保证,尽管他和权贵有关系,他还是在乌奥沃城堡里被谋杀了。就是由于继承而得到领土的雇佣兵队长也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自己是安全的。当罗伯特马拉泰斯达和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一个在罗马,一个在波洛尼亚,同一天逝世的时候(1482年),我们发现他们彼此互相委托对方照顾自己的国家。反对一群无所顾忌的人,怎么干都被认为是可以的。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在年青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富有的卡拉布里亚女继承人,蒙达多女伯爵,波丽森娜露莎结过婚,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姑母毒死了她们母女二人,并且夺去了继承权。 自皮奇尼诺死后,由雇佣兵队长来建立新国家成了一件使人不能容忍的丑事。当时四个强大政权,那不勒斯、米兰、教皇政权和威尼斯之间形成了一种政治均势,不容许任何扰乱。在教皇属邦里,过去一部分是、或者曾经是雇佣兵队长的小僭主比比皆是,自教皇西克塔斯四世的时代以来就由教皇的侄子们独占了这些行当的权利。但当政治上一有发生危机的苗头时,那些际会风云的军人就又登上舞台了。在教皇英诺森八世的恶政之下,一个以前曾在劫艮第军队中服过役叫作博卡利诺的人几乎要投降土耳其军队并将其辖下的奥西莫镇拱手献给他们;幸而由于“豪华者”洛伦佐的干涉,他才愿意于得到一笔钱之后引军而去。1495年,当查理八世的战争把意大利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布雷西亚的雇佣兵队长维多韦罗试了一试他的力量。他已经夺取了切泽纳市镇并屠杀了很多贵族和市民;但城堡却坚持不屈,因而他被迫撤退。接着他又从另外一个恶棍,我们已经说过的罗伯托的儿子,威尼斯的雇佣兵队长,里米尼的潘多福马拉泰斯达那里借到了一队人马,并率领着他们从拉文纳的大主教那里夺得了努奥佛城镇。威尼斯人恐怕他更为猖獗,一方面也是受教皇的催促,所以命令潘多福,利用一个机会“最善意地”把他的好朋友逮捕起来。潘多福“非常遗憾地”逮捕了他,接着又来了把他送到绞刑架上的命令。潘多福煞费苦心地在监狱里把他勒死然后陈尸于市。最后一个这种篡夺者的突出的例子是慕索的有名的卡斯特兰。他在帕维亚战争(1525年)以后米兰地区的混乱中,在科莫湖畔仓卒成立了一个王国。[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四章 小暴君 关于十五世纪的暴君专制,一般地可以这样说,那就是在最小的国家里最常发生最大的罪恶。在这些国家里边,家族的人数是多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想过一种适合他们身分的生活,因此关于继承的争端是不可避免的。加米里诺的伯尔那多瓦拉诺杀死了他的两个弟兄(1434年),希望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他的儿子们。哪儿要是有一个个别小城镇的君主能够以明智、温和、人道的政治以及热心学术文化事业著称,他通常要不是某一个大家族的一员就是在政治上依存于那个大家族。例如佩扎罗的国君,伟大的弗兰切斯科的兄弟,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的继父阿利桑德罗斯福查(死于1473年),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在行政管理上周详谨慎,在治理人民上公正谦虚,所以在许多年战乱之后,能享有一个时期的安定统治;他收集了名贵的图书,并利用闲暇时间从事于学术或宗教问题的研讨。和他属于同一类的人还有乔万尼第二,波洛尼亚的本蒂伏利奥(1462-1506年);他的政策是由伊斯特和斯福查两个家族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在加米里诺的瓦拉诺、里米尼的马拉泰斯达、法恩扎的曼弗雷等家族中间,尤其是在佩鲁贾的巴利奥家族中间,我们却看到了残忍和血腥的统治。我们可以在格拉齐亚诺和马达拉佐的非凡的历史记载中,看到上述最后一个家族在十五世纪末的许多事件的鲜明写照。 有许多家族的统治从来也没有采取公开的暴君专制的形式,巴利奥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多少有些依靠它的巨大财富和在选择官吏上的实力来行使它的领导权。在这个家族的内部有一个人被承认为首领,但在不同各派系的成员中间却都隐怀着深深的嫉妒。和巴利奥家族敌对的是由奥地家族领导的另一个贵族党派。在1487年,这佩鲁贾变成了兵营,许多豪族大家的住宅里边挤满了勇士,暴乱事件日有发生。在一个被刺身死的德意志学生的葬礼上,两个学院的学生彼此以兵戎相见;有时各家族的勇士甚至在广场上对打起来。对商人和工人的嗟怨置若罔闻;教皇派来的长官和“亲族”闭口无言,或者抓住最早的机会逃走。最后奥地家族被迫放弃了佩鲁贾,于是这个城市就变成了在巴利奥家族绝对专制统治之下的被包围的要塞,他们甚至于把教堂当作兵营。反抗的密谋和偷袭都遭到残酷的报复;1491年,一百三十名冲入城内的谋叛者被杀害并被悬尸于市政厅前,事后在那个广场上建立了三十五个祭坛,举行了三天的弥撒和宗教游行为那个地方消除罪愆。教皇英诺森八世的侄子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被刺杀。被派遣来此地平息事端的亚历山大六世的侄子,被公然蔑视斥退。在这同时,统治家族的两个领袖,圭多和利都弗,都时常和一个享有圣洁之名和能显奇迹的多密尼克会修女,里埃蒂的科伦芭会见。她以将受到重大灾异的惩罚来劝令他们讲和修好,这自然是无效的。可是,编年史却顺便指出了在此恐怖统治时代佩鲁贾上流人士的虔诚和信仰。当1494年,查理八世率兵迫近时,佩鲁贾的巴利奥家族和扎营在阿西西城内及其附近的逃亡者进行了如此残酷的战争,以至这块盆地的每一间房子都被夷为平地。田园荒废,无人耕种,农民流为杀人越货的野人,蓬蒿满眼,狼鹿成群,遗尸遍地,野兽食人尸而肥,被吃的尸体名之为“基督徒肉”。当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从那不勒斯还军的查理八世面前撤退(1495年)到翁布里亚的时候,他在佩鲁贾发现他这时有可能一劳永逸地把巴利奥家族除掉。他建议圭多举行一个庆典或一个比赛会,或者其他类似的集会以便把整个家族聚在一起。但是圭多的意见认为“最动人的场面应该是把佩鲁贾的全部武装力量集合到一起而加以检阅”,于是教皇放弃了他的计划。不久以后,逃亡者进行了第二次攻击,但此次巴利奥家族却只有靠着个人的勇武取得了胜利。当时一个将满十八岁的小伙子,西蒙那多巴利奥带着少数几个部下在广场上和数百敌人作战,身受二十余创,最后倒地,但当阿斯多利巴利奥来援助他的时候;他一跃而起,骑上马背,穿着金色铠甲,戴着鹰盔,“风姿动作,伊如战神,投入到战斗之中。” 这时,拉斐尔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正在彼埃特罗佩路基诺先生门下学习。这些日子的印象大多可能通过他的早期所画的圣米凯尔和圣乔治的许多小型画幅而永留人世;其中某些印象也可能永远保持在他关于圣米凯尔的大型画幅中。如果说阿斯多利巴利奥曾经在任何地方被尊为神,那就是在赫利奥多路斯那幅壁画里边的天廷骑士的形象之中。 巴利奥家族的反对者一部分被毁灭,一部分在恐怖中逃散,因此没有力量再作这种冒险。过了一个时期以后,达成了部分的和解,有一些亡命者被准许回到本地。但佩鲁贾并未因此变得更加安全或更加平静。统治家族的内部发生了极为可怕的纷争。圭多和利都弗以及他们的儿子,吉安保罗、西蒙那多、阿斯多利、吉斯蒙多、贞提尔、马堪托尼奥和其他的人都遭到了反对。反对他们的人是圭多和利都弗的两个侄孙,格里丰和卡洛巴奇格利亚,后者是加来里诺君主瓦拉诺的侄子和以前的一个亡命者,耶罗尼莫德拉潘那的兄弟。西蒙那多为一种不祥的预感所警觉,曾经跪请他的叔父准许他把潘那杀死,但是无效,圭多拒绝了他的请求。在1500年仲夏,在阿斯多利和拉维尼亚柯伦纳的婚礼上,阴谋突然酝酿成熟。结婚庆典开始了,并且在阴暗的预兆中延长了好几天,历史家马达拉佐曾经对这些预兆的越来越深的影响作过很好的描写。瓦拉诺以穷凶极恶的巧计怂恿并鼓励了叛乱者。他以将来独掌大权的前景和捏造格里丰的妻子珍诺比娅与吉安保罗通奸的事来说动格里丰。最后,每一个叛乱者都选定了自己的牺牲对象。(巴利奥家族全都是各自分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大部分都在现在的城堡旧址上)每一个人随身带领十五名勇士,其余的人则被派去了望。在7月15日夜间,他们夺门而入,杀害了圭多、阿斯多利、西蒙那多和吉斯蒙多;其余的人逃掉了。 当阿斯多利和西蒙那多的尸体并排着陈列在街市上时,观看的人,“特别是外国学生”因为阿斯多利看来是如此高贵庄严,竟把他比作古代的罗马人。在西蒙那多的面容上仍然可以看到他那虽死不屈的勇敢和蔑视一切的精神。当时的胜利者遍访这个家族的朋友并极力拢络他们,可是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流泪并且准备到乡间去。同时,逃掉的巴利奥家族在城外收集了兵力,第二天就由吉安保罗率领攻入城内,并且很快地在受到巴奇格利亚以处死相威胁的那些人们中间找到了拥护者。当格里丰在圣艾科罗诺教堂附近就擒的时候,吉安保罗把他交给了他的部下去执行死刑。巴奇格利亚和潘那逃到加米里诺去投奔瓦拉诺,这个悲剧的主要制造者那里去了。吉安保罗在顷刻之间,几乎没有损失地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人。 格里丰的仍然年轻而美丽的母亲阿塔兰达在前一天偕同格里丰的妻子珍诺比娅和吉安保罗的两个孩子退居乡间住宅。她曾经不止一次地以母亲的责骂来斥责她的儿子。现在,她和她的媳妇回到城里来寻找那个垂死的人。当这两个女人走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开了,每人都向后退缩,惟恐被认出来是杀害格里丰的凶手,都怕受到这个母亲的诅咒。但是他们想错了;她自己在恳求她的儿子饶恕那个给他致命一击的人,于是她的儿子在她的祝福中死去了。当这两个女人穿着血污的衣裙越过广场时,群众用尊敬的目光注视着她们离去。拉斐尔后来画的世界闻名的“耶稣圣尸降架”图即为阿塔兰达而作,在此画中她把母亲的哀思献在一个更崇高更圣洁的受难者的脚下。 和大部分悲剧发生地点为毗邻的礼拜堂用酒冲洗过并重新净化。为婚礼而建立起来的凯旋门仍然继续矗立在那里,门的上边绘有阿斯多利的事迹,并题着这些事件的记述者可尊敬的诗人马达拉佐的赞美的诗句。 从巴利奥家族的早期历史中产生了一种传说,它不过是这些残暴行为的反映。据说,所有这个家族的成员从一开始就都不幸地死去——一次就一起死了二十七人,说他们的房子在以前曾经一度被夷为平地,并用拆下来的砖修筑了佩鲁贾的街道——以及更多的这一类的说法。教皇保罗三世在位时,他们的宫殿真的遭到了毁灭。 有一个时期,他们似乎已经决心向善,已经整顿好他们自己的党派,并已经保护官吏们抵制贵族的作威作福。但旧的诅咒象郁积的怒火一样又复燃了。吉安保罗被教皇列奥十世诱入罗马砍去了脑袋;他的一个儿子,欧拉齐奥,仅仅在佩鲁贾统治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并作为乌尔比诺大公(大公本人也受到了教皇的威胁)的同党,用最暴烈的手段又一次地在他自己的家族中重演了以前的惨剧。他谋杀了他的叔父和三个堂兄弟,以至于大公给他带话来说他做得有些过火了。他的弟兄,佛罗伦萨的将军马拉泰斯达巴利奥,以1530年的叛卖闻名后世;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代,马拉泰斯达的儿子利都弗,由于在1534年谋杀了教皇的使节和官吏而维持了一个短暂的但却是血腥的统治。 我们到处都遇到里米尼的统治者的名字。很少有一个人能够象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死于1467年)那样,此人一向无所顾忌,无所信仰,又具有军事才能和高度文化。但这样一个家族的多行不义最后必将使这个暴君坠入深渊之中;才能再大,也无用处。上述西吉斯蒙多的侄子,潘多福成功地保持了他的地位,惟一的原因是:威尼斯人拒绝放弃他们的雇佣兵队长,无论他将被控以什么样的罪名。当他的臣民(1497年)由于深感愤怒,而轰击他在里米尼的宫城,后来又让他逃掉的时候,尽管他已因杀害弟兄妹妹和其他罪恶而罪行累累,一个威尼斯的长官又把他送了回来。三十年以后,马拉泰斯达家族中人成了穷困不堪的流亡者。1527年,象在凯撒波几亚的时代那样,一种传染病传染到这些小暴君那里,他们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够活下来,而且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好结果。1533年,在皮科家族的弱小君主统治之下的米朗多拉住着一个贫穷的学者,利略格雷戈里吉拉尔第。他因避罗马劫掠之难,来到了名人乔万尼的侄子,乔万尼弗兰切斯科皮科老人好客的家庭里。他参加了这个君主正在为自己建立的墓碑的讨论,并且写了一篇碑文。这篇碑文题献的日期是这一年的4月。它的后边加上的跋语是非常沉痛的——“本年10月,这位不幸的君主在夜间遭到侄儿的弑逆,君位亦被篡夺;而我仅以身免,刻正处在苦难的深渊中。” 象潘多福佩特路奇从1490年起在锡耶纳所实行、后来由于派系之争而陷于分裂的那种不具有典型特征的类似的暴君专制是不值得详述的。他微不足道,又心地不正,靠着一个法学教授和占星家的帮助来进行统治,并不时进行杀戮以威吓人民。他使人从阿绵达的峰顶向下滚大石块,砸坏什么东西或什么人都在所不计,以为夏日的消遣。他在成功地逃脱了凯撒波几亚所设的最有智谋的人都难于幸免的阴谋手段之后,最后死时受人轻蔑和唾弃。他的儿子们在以后许多年内维持着一个有限的统治权。[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五章 大王朝 在讨论到意大利的主要王朝时,由于阿拉贡王朝的特殊性质,把它从其余各王朝分开来谈较为方便。从诺曼人时代起以地方贵族占优势的形式残存下来的封建制度,给那不勒斯的政治制度以一种鲜明的色彩;同时在意大利其他各地,只除了教皇属邦的南部和少数其他地区外,都盛行着土地直接使用权,而继承权则不为法律所承认。从1435年以后统治着那不勒斯的大阿尔方索(死于1458年),是一个不同于其真正的或假托的后代子孙的人。他有着光辉的一生,不怕和人民接触,对敌人温和宽大,与人交往时庄重和蔼,虽系王室嫡系却十分谦虚,即晚年对于雷克瑞佳德阿莱尼亚的恋爱,也是受到了人们的赞扬而不是受到非难的。不过,他有一种奢侈浪费的坏品质,因而给他带来了必然的后果。无所顾忌的财政官们长期在宫廷里边掌握着无限的权力,直至国王破产没收了他们的赃款为止;他鼓吹来一次改革运动,以便借以向教士们征税,犹太人则被迫以馈送礼物和交纳正规税款来使自己免遭改变信仰和其他压迫性措施的厄运。当阿布鲁齐地方发生大地震时,活下来的人们被迫代替死者完税。另一方面,阿尔方索却废除了如赌博税等不合理的捐税,以便比较穷苦的小民能从捐税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阿尔方索靠这些方法能够以无比的豪华的排场来招待显贵的客人;甚至招待敌人时他也喜欢挥霍无度,至于对文学作品的奖励更是没有分寸。波吉奥因为翻译了色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记》而得到了五百枚金币。 人们认为继承他的费兰特是他和一个西班牙女人所生的庶子,但他很可能是瓦伦西亚地方一个杂种的摩尔人的儿子。不管是不是由于他的血统还是由于贵族们阴谋要害他的生命而使他的性格变得恶毒阴险,总之,他的残暴凶狠是当时任何君主所不能比拟的。他不断施展威风,被认为是当时一个最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不事淫佚,集中全力(其中包括深谋远虑的伪善和一种不可调合的复仇精神)来毁灭他的反对者。他受到了一个君主所能受到的种种攻击的伤害,因为那些贵族领袖们虽然和他有婚姻关系,然而却成了他的外国敌人的同盟者。他经常采取极端的措施。和贵族进行斗争以及对外战争所需的金钱是沿用弗里德利希二世曾经采用过的伊斯兰教国方式聚敛来的,即:油酒归政府专卖;他把国家的全部商业交由富商弗兰切斯科科伯拉掌管,科伯拉整个统制了海岸的停泊税并和国王分享利润。财政的亏欠则用强迫贷款、强制让渡和没收财产、公开买卖圣职和向教会团体征收捐献来弥补。除了不顾人民的一切财产权而进行的狩猎以外,他还有两种消遣:他喜欢将敌人置于靠近自己的地方,即或者把他们活活地关在警卫森严的监狱里,或者待他们死后做成木乃伊,叫他们穿上他们生前所穿的衣服。他和他的朋友们谈到这些俘虏时常常得意忘形地笑出声来,并且一点也不隐讳他的木乃伊博物馆。他的被害者大多是被骗就擒的人,有的甚至是在御宴上做客时被拘捕的,他对待首相,安多尼洛佩特路奇的行径简直很可怕,佩特路奇由于为他效劳而变得衰老多病,因为日益惧遭不测而被他不断地勒索礼物。但由于参加贵族们最后一次叛变的嫌疑而被捕并被处极刑。和他一起同遭不测的还有科伯拉。加拉奇奥罗和波吉奥关于这些事情的全部记载使人读了为之毛发悚然。国王的长子,卡拉布里亚大公阿尔方索在国王晚年时曾和他共掌国政。他是一个粗野残暴的荡子——被科米斯描写成为“从未见过的最残暴、最恶劣、最刻毒,最卑鄙的人”——只是在坦率这一点上比费兰特略胜一筹。他公开承认他对宗教及其习俗的蔑视。意大利专制统治的较好的和较高贵的特征在这一世系的君主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所掌握的那一时代的一切文化和艺术都不过是为了享乐和炫耀而已。即使是真正的西班牙人看来也几乎总是要在意大利堕落下去;不过这个杂种王室(1494-1503)的结局清楚地证明了缺乏一种良好的血统。费兰特死于思虑过度和忧患。阿尔方索的弟弟菲德利哥是这个家族里边唯一诚实的人,但阿尔方索却控以叛国罪名并以最卑鄙的方式对他进行侮辱。虽然阿尔方索在此以前被认为是意大利最有干材的将军之一,但最后他慌张地逃到了西西里,留下他的儿子小费兰特成了法国人和国内叛乱者的俘虏。象一个曾经这样统治过的王朝,如果它的子孙想要恢复大业,至少也必须和敌人作一番拼死的斗争。不过,正如科米斯在这里片面地然而大体上却是正确地说的那样:“残暴的人从来不会是勇敢的。” 米兰大公的专制统治,从吉安加利佐时代以来就是一种最彻底的绝对君主的专制;它表现了十五世纪的真正的意大利性格。维斯康提家族的最后一代,菲利波马利亚(1412-1447)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物,幸而关于他有一些美妙的描写留给我们。恐惧的心情会使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崇高地位的人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可以得到最确切最充分的说明。国家的全部力量都用于确保他的个人安全这一目的,虽然幸而他的冷酷的利己主义没有使他堕落到无目的地酷嗜杀人流血的地步。他住在米兰城堡内,周围环绕着壮丽的花园、林荫路和草地。他多少年来从不涉足城内,只在他几处豪华宫殿所在的乡间盘桓。用骏马牵引,使他可以沿着特筑的运河到各宫殿去游览的船队布置得体,适于最庄严的宫廷议节。无论谁进入城堡都要受到最严密的监视;甚至被禁止在窗前站立,以免向外边的人传递暗号。所有被录用的君主侍从都必须受到一系列的严格检查;一经录用随即委以最高级的外交职衔和最卑微的贴身差役——这两者在宫廷里都是光荣的显职。就是这个人,他进行了长期艰苦战争,惯常处理头等重要政治事务和经常派遣全权使节到意大利各处去。他的安全就在于:他的臣下彼此互不信任,他的雇佣兵队长受到间谍的监视和欺骗,他的大使和高级官员由于特意培养起来的妒忌之情,特别是由于把好人和坏人搭配在一起的安排而互相中伤,互相排挤。他的内心的信仰也是建立在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思想体系之上;他盲目相信命运,相信星宿对人的影响,并且同时向各种各样的救星祈祷;他嗜读古代作家的作品,同时也嗜该法国骑士小说。他从来不准在他面前提到死亡二字,他命令将濒死的宠臣送出宫廷,以免死亡的阴影,落到他幸福的居所。但就是这同一个人物故意封盖其伤口,拒绝放血,自促死期,终致不失其尊严,从容不迫地死去。 他的继子兼继承者,幸运的雇佣兵队长弗兰切斯科斯福查(1450-1466年,见第42页)可能是十五世纪一切意大利人中最为他们那个时代所爱戴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象他那样光辉地表现了天才和个人力量的胜利;不肯承认他的优点的人至少也不能不为他是一个幸运的宠儿而感到惊异。米兰人公开声称受治于这样一个卓越的君主是他们的光荣;当他进入城内的时候,拥挤着的群众不给他下马的机会就在马背上把他拥到大教堂里去了。我们可以听一听对他一生的评价;据教皇庇护二世(一个在这一类事情上的公平的评判者)对他的估价是:“在1459年,当这位大公来到曼图亚参加会议时,他已经是六十岁了(实际是五十八岁)。他骑在马背上看起来很象一位青年,体态雄伟,容貌严肃,和人谈话安详而和蔼,举止俨然王侯,身心秉赋,盖世无双,转战沙场,未尝败北——这就是那个自己从卑微的地位上升到统治一个国家的人。他的妻子美丽贤淑,他的子女有如天使;他很少生病,他的一切主要愿望,无不悉偿。但他也并不是没有不幸。他的妻子由于妒忌杀死了他的情妇;他的老伙伴和老朋友,特劳伊洛和布鲁诺罗舍弃了他而投向阿尔方索国王;另外一个旧友,奇阿波伦内,由于谋反使他不得不处以绞刑;他不能不忍受他的弟弟,阿利桑德罗勾引法国人来攻击他的苦恼;他的一个儿子阴谋反对他而被监势;他在战争中赢得的‘安科纳边境地区’又在战争中失去。象他这样享受完满无缺的幸运,无须和逆境作斗争的人是没有的。忧患少的人就是幸福的人。”这位知识渊博的教皇在从反面给幸福下过定义之后就和读者告别了。如果他能看到将来,如果他愿意停留一下来讨论不受拘束的暴君专制的后果,他必将注意到一个显著的事实,即对于未来缺乏保障。那些子女们虽然美如天使,受到过完美细致的教育,但在长大成人之后,却堕落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加利佐马利亚(1466-1476)只崇尚虚荣,他以有美丽的双手、以他所付出的高额的薪俸、以他在财政上所享有的信用、和他所储藏的二百万金币、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知名之士和他所豢养的军队与猎鹰而骄傲。他喜欢自己说话的声音,他的谈吐也确实不坏,在他有机会侮辱威尼斯大使时,他可能说得非常流畅。他常常任性而为,例如他曾经在一夜之间把一间屋子画满了图画;更坏的是他常常发作发疯般的淫乱和对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们肆行残暴。以乔万尼安德烈第兰普尼亚诺为首的一群热心家们认为这个暴君太坏,不应该让他再活下去;于是谋杀了他,并把国家交由他的弟兄们管理。他的弟兄之一,洛德维科摩尔把侄子关进了监狱,而掌握了政权。从这次篡夺之后,就引来了法国的干涉和落在整个意大利的灾难。 这个摩尔是当时暴君的最完整的典型,并且作为一种生就的人来看,他几乎解除了我们道德判断的武装。尽管他所用的手段非常不道德,但他使用它们的时候却非常坦率。如果有人对他说,一个人不仅在选择目的上而且在选择手段上,也要在道德上负责任时,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感到惊异的了;他一定还会认为他曾在可能的范围内避免过于任意地使用死刑的惩罚是一种非凡的德行。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意大利人对他的政治天才所表现的几乎是使人难以置信的尊敬。在1496年,他曾吹牛说,亚力山大教皇是他的宫廷住持,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他的雇佣兵队长,威尼斯是他的管家,法兰西国王是他的仆从,来去必须听他的命令。就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也泰然自若地来考虑一切可能的逃避方法,并在最后光荣地决定把一切信托给人类善良的天性。他拒绝了他的弟弟、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希望留在米兰城堡里边的请求,理由是以前他们发生过争吵:“主教,不要不高兴,但是我不相信你,虽然你是我的弟弟。”他委任了一个一贯受他恩遇的人来守卫宫城,“作为他将来回来的保证”,但是那个人仍然背叛了他,摩尔对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统治者,而且直到最后,他还想倚仗他在米兰和在科莫的人望。在前些年里(1496年以后)他过分地耗费了国家资源并曾在克雷莫纳地方完全为了权宜之计而命令把一个出言反对新税的可敬的公民秘密地绞死。从那时以后,他在接见宾客的时候,就用一个栅栏把来访者和他自己远远地隔开,因而那些人和他讲话时,必须提高嗓门。他的宫廷是勃艮第王朝消灭以来欧洲最显赫的一个,然而在那里却充满了最不道德的事情:父亲出卖女儿,丈夫出卖妻子,弟兄出卖姊妹。他本人无时或息地在活动,并且作为一个独创事业的人,他要求同所有和他一样靠个人才能而取得地位的人——学者、诗人、艺术家、音乐家,都建立联系。他所创造的大学,与其说是为了学者们教学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他对于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知名之士所注意的,主要也不是他们的名望而是他们的交际和效劳。可以肯定,他对布拉曼特的待遇最初是微薄的;另一方面,列奥那多达芬奇则到1496年为止一定得到了适当的报酬——除此之外如果不是出于他的自愿,还有什么能够使他留在这个宫廷里呢,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人能够比列奥那多有更广阔的世界,他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如果说洛德维科摩尔的性格里边的较高贵的成分缺少证明,那么它这位令人莫测的大师在他的宫廷中的长期停留就是个证明。列奥那多以后为凯撒波几亚和弗朗索瓦一世效劳,大概是由于他对于这两个人的不寻常的和动人的性格感兴趣。 摩尔垮台之后——他于1500年逃亡德意志归来后为法兰西人所俘——他的儿子们是在外国人中间受到粗劣的教养长大的,因之没有能力来实现他的政治遗嘱。长子马西米利亚诺一点也不象他,次子弗兰切斯科无论如何还有那么一点精神。在那些年代里,米兰屡易其主,并且在每一次易主时都遭到难言的灾难,因此就力求确保自己的安全,使不遭反复易手的荼毒。1512年,法兰西人在马西米利亚诺和西班牙人的武力压迫面前撤退时,被劝导做了一项声明,声明米兰人并没有参加驱逐他们,没有叛变之罪,因而他们可以向一个新的征服者投降。一个政治上比较重要的事实是:在这种过渡时刻,这个不幸的城市很容易象阿拉戈纳家族逃走时的那不勒斯一样,成为一群恶棍(常常是高级贵族)的掠夺品。 曼图亚的贡查加家族和乌尔比诺的蒙特费尔特罗家族在十五世纪后半期许多家族中间是整齐严肃,人才辈出的。贡查加是一个相当和谐的家族;很长一个时期他们中间没有听说过谋杀事件,他们的死者的遗体可以公诸于众,而无所顾虑。弗兰切斯科贡查加侯爵和他的妻子,伊斯特家的伊莎贝拉,尽管行为有些不检,然而却是一对团结一致的好夫妻;他们在他们疆土虽小而却地位重要的国家不断面临危机的时候,把他们的儿子们教养成为非凡而卓越的人物。弗兰切斯科,不论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或是作为一个军人,竟会采取一种特别真诚的政策,这是皇帝、威尼斯或法兰西国王未能想到或希望的;但自塔罗之战(1495年)以来,就一个军人的荣誉而论,他的思想和行动确实是与一个意大利爱国者相符合的,并且把同样的精神传给了他的妻子。对于每一项忠诚英勇的行为,诸如保卫法恩扎来抵抗凯撒波几亚,她都认为是保护意大利的荣誉。我们对于她的评价并不需要根据艺术家和作家们为了厚报这位美丽的侯爵夫人的保护所做的歌颂,她自己的书信就告诉了我们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妇女,富有仁爱和幽默的见解。本波、邦德罗、阿里奥斯托和伯尔那多塔索都把他们的作品送到这个宫廷里来,虽然它很小而又没有势力,并且他们知道它的国库是空虚的。自乌尔比诺旧宫廷解体(1508年)以来,在意大利没有看到过比这个更光辉更可喜的宫廷,并且在某一方面,即在活动的自由上,费拉拉宫廷不如曼图亚宫廷。在艺术问题上,伊莎贝拉具有精确的知识,任何一个美术爱好者看了她那为数无多,但经过精选的艺术品的目录都不能不为之叹羡。 大菲德利哥(1444-1482年)是乌尔比诺所拥有的君主中的一位光辉的代表,不管他是不是真正出身于蒙特费尔特罗家族。作为一个雇佣兵队长——他在成为君主之后,以这种身分为国王和教皇服务了三十年——他具有和其他风云人物们同样的政治品德,也具有同他们一样的缺点;作为他的狭小的领土的统治者,他采取了在国外赚钱在国内花费的计划,并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的捐税。关于他和他的两个继承者,圭多巴尔多和弗兰切斯科马利亚,我们读到过这样的记载:“他们兴建房屋,改进耕作,安居国内,并使很多人就业:他们的臣民爱戴他们。”但是不仅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宫廷也是一件结构完美的艺术品,而这从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菲德利哥有五百人为他服务,宫廷的安排布置和最大的君主的都城同样完善,但没有任何浪费;一切都有它的目的,一切都被周密地照顾着和管理着。宫廷里边没有不道德和放荡不羁的行为:它是一个其他大家族的子弟受军事教育的学校,乌尔比诺大公认为这些人能不能受到完美的教育是与他的荣誉有关的。他所建造的宫室即使不是一个最壮丽的,也是设计完美,古色古香的;他最大的宝藏和有名的藏书都放在那里。在他的统治之下,人人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没有乞丐,没有饥民,因而他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常常出入不带武器,不带护从;当时的君主里边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在广场散步和在没有警卫的房子里边简单用食。他使人为他朗读李维的作品(斋戒期间就读一些宗教修养方面的著作)。在同一天的下午,他去听人们做关于某些经典问题的讲演,然后走访克拉利兹女修道院,隔着格子门和女修道院长详细论究某些宗教上的问题。在晚间他往往在以景色壮丽著称的圣弗兰切斯科教堂的草地上观察官中青年子弟们的军事训练,注意使一切技艺达到最完美的地步。他在访问那在工场里为他工作的工匠时,在时常接见来客并注意尽可能在当天就满足每一个人所提出来的请求时,都力求充分做到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无怪乎当他走在街道上的时候,人们跪倒高呼“殿下啊,上帝保佑你!”有识之士称他为“意大利之光”。 他的儿子,圭多巴尔多有才气,虽然遭到各种病魔和不幸的侵袭,但能在最后(1508年)把国家交给可靠的侄子弗兰切斯科马利亚(也是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侄子)来掌握。弗兰切斯科马利亚至少也成功地保全了领土免于被任何外国人的永久占领。值得注意的是,当圭多巴尔多在凯撒波几亚面前,和当弗兰切斯科在教皇列奥十世面前屈服和逃走的时候,他们都是具有何等的信心;每一个人都知道:国家从无效果的抵抗中牺牲得越少,恢复旧业就越容易和越受到人民的欢迎。当洛德维科在米兰做同样的估计时,他忘记了存在有许多怨恨他的因素。圭多巴尔多的宫廷被巴达萨尔卡斯蒂利昂誉为讲究修养的最高学府而永垂不朽;他曾为了对这个宫廷社会表示敬意而当场朗诵他的牧歌《泰西斯》(1506年),而后来(1518年)他的作品《廷臣论》的对话的地点就假设是在学识渊博的伊丽莎贝塔贡查加女公爵的宫廷里。 伊斯特家族在费拉拉、摩德纳和勒佐各地的统治表现了暴行和拢络人心兼施的奇怪政策。宫城之内永远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一个公爵夫人因为被认为和继子通奸而被砍了头(1425年);嫡庶子女相继逃出宫廷,他们的生命甚至在国外仍然受到被派去追逐他们的刺客的威胁(1471年)。外部的阴谋不断产生;一个私生子的私生于企图从合法的继承者,赫克里斯一世的手里抢夺君位。据说后者在以后(1493年)曾经毒死他的妻子,因为发现她受她弟弟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的煽动要毒死他自己。这一系列的悲剧的最后一件是两个私生子阴谋反对他们的弟兄,掌握政权的大公阿尔方索一世利枢机主教伊波利托(1506年),这个阴谋被及时地发现了并将他们判处终身监禁。 这个国家的财政制度是最完善的一种,而这是不得不然的,因为意大利的大中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象它这样面临危险并经常需要武备和防守的。统治者们的希望是人民的日益富裕能够跟得上赋税的日益增加,尼科洛侯爵(1441年死)经常表示希望他的臣民能够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富裕。如果说人口的迅速增加是衡量实际达到的繁荣的尺度,那么在1497年,尽管首都作了惊人的扩大而仍没有房子出租就确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费拉拉是欧洲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城市,在统治者的命令之下,兴建了许多建筑完善的规模宏大的市区。这里,由于官吏阶级的集中和对商业的积极奖励,第一次成了真正的首府;从意大利各地来的富裕逃亡者,特别是佛罗伦萨人,都在费拉拉定居和建造起他们的宅第。但无论如何,间接税一定是已经高到只能勉强负担的地步。不错,政府曾经采取了其他意大利暴君所采取过的减轻人民疾苦的措施。如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在荒年的时候曾从远地运来谷物,井似乎是无偿分配给人民;但在平常的年景里却实行垄断捞回损失,即使不是垄断谷物,也是垄断许多其他生活必需品——如鱼、咸肉、水果和青菜等,青菜是在城墙及其附近精心种植的。但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每年的出卖官爵,这在整个意大利已相习成风,而关于费拉拉的实行情况我们知道得更为确切。例如:我们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在1502年的新年,多数的官吏都以“高价”买到了他们的位置,各种各样的官职,如关税吏、执达吏、公证人、市镇长官、法官,乃至加比大尼,即各省城的副长官等都包括在内。在用高价得到官职,“坏得比魔鬼还更可恨的”“吃人鬼”中间,曾提到蒂托斯特罗齐的名字——我们希望他不是那有名的拉丁诗人。大约就在每年这个时候,那些公爵们都习惯于每年在费拉拉去作所谓“不时的巡视”,总而言之是在访问中间从更富有的公民那里收取礼物,但这些礼物不包括现金而只是天然产品。 费拉拉大公引为骄傲的是全意大利都知道:在费拉拉,军人和大学教授们都能够一天也不差地准时领到他们的薪饷和薪金;军人从来也不敢任意压迫市民和农民;这个城市难于攻下;在城堡中储藏有大量的金币。设立两套帐目似无必要;财政大臣同时又是宫内大臣。博尔索(1430-1471年)、赫克里斯一世(到1505年为止)和阿尔方索一世(到1534年为止)所建造的建筑物很多,但规模不大:它们说明了君主家族尽管喜爱豪华——博尔索每次出来都是绵绣被体,珠宝满身——但并没有任意挥霍。阿尔方索可能已经预见到了等待着他那可爱的小巧玲珑的别墅的命运,贝尔维德尔别墅有浓阴满地的花园;蒙达那别墅有喷泉和美丽的壁画。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这些君主们经常易遇危险,所以在他们身上都发展了一种过人的能力。在如此诈伪百出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十分灵活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每一个想超群出众的人都不能不以他的个人才能来实现他的愿望,并证明他自己与他所寻求的君主地位相称。他们的性格并不是没有阴暗面;但是在所有这些人身上全都有当时意大利当作理想来追求的某些特性。当时欧洲的哪一个君主曾经象例如阿尔方索一世那样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呢?他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旅行都是为了研究的目的,用这种办法,他得到了这些国家工商业的准确知识。责备他在闲暇的时候从事干似乎和他善于铸炮有关的鏇工工作和责备他毫无成见地让擅长各种技艺的人环绕在他的左右是可笑的。意大利的君主不象他们同时代的北方君主那样依靠贵族社会的人士,这些人士认为只有它自己那个阶级值得尊重,并把这种同样的自高自大传染给君主。在意大利,一个君主是被允许并且也不能不去结识和任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的;贵族虽然在出身上是一个特殊阶级,但在社会交往中却只有依靠个人的才能。这一点在后文中还要做更详尽的讨论。 费拉拉人对于统治家族的感情是一种无言的恐惧和真正意大利人善于权衡利害的意识以及近代人的忠君精神的奇怪的混合物:个人的崇拜转化成为一种新的责任感。费拉拉城于1451年给他们十年前逝世的君主尼科洛建立了一个骑马的铜像;博尔索(1454年)也毫不迟疑地在紧靠市场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铜像,不过是一种坐式的;此外,这个城市还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决定为他建立一个“大理石凯旋纪念柱”。当他死了下葬的时候,全体人民都感到悲痛,如基督再死一样。从威尼斯到外国去的一个市民曾经公开说过博尔索的坏话,归国后被告发并被判处流放和没收资财;一个忠诚的市民好容易控制住自己才没有在审判那个犯罪市民的法庭上把他砍倒,而这个触犯者也以绳索系颈走到大公处求彻底宽恕。政府用了很多侦探,并严令旅店主每天呈送旅客名单由大公本人亲自审查。博尔索希望每一个著名的客人都无不受其礼遇而去。所以在他统治的时候,这种规定是为了殷勤招待来客而设;赫克里斯第一却仅仅用它作为一种警戒的手段。在波洛尼亚,乔万尼二世本蒂伐利奥执政时,也有一条规定,就是每一个过往旅客从一个城门进来必须领取一纸证明以便能从另外一个城门出去。立即撤办压迫人民的官吏是一项确实受到欢迎的措施。当博尔索亲自逮捕了他的最高枢密顾问官,当赫克里斯撤换并贬黜了一个多年来吸吮民脂民膏的收税官时,人们燃起了鞭炮,响起了钟声,向他们表示敬意。不过,赫克里斯对于他的一个部下却是宽容得过分了。卢卡的格里高利奥扎邦特是一个警察长官,或者我们随便愿意把他叫作什么(法庭长);他是一个和这种职务不相称的本地人。即使是大公的儿子和弟兄们也不免在这个人面前战战兢兢;他所判处的罚金高达几百几千金币,甚至案件未加审理即施酷刑。他从有钱的罪犯那里接受贿赂,并假传大公的命令来赦免他。人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给统治者以赶走这个“上帝和人类的公敌。”但是赫克里斯却授他以骑士爵位,并使他做自己孩子们的教父,而扎邦特每年都可以搞到两千金币。他只敢吃自己家里饲养的鸽子,没有射手和勇士们的保护,他不敢穿越街道。把他除掉的时候到了;1490年,两个学生和一个受过他致命的迫害而改宗的犹太人趁他在家午睡的时候把他杀掉,然后骑着事前准备好了的马驰过城内,高呼“出来啊!出来啊!我们已经杀死扎邦特了”追赶者来得太迟了,发现他们已经安全地越过了边境。自然由于这件事就立即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很多讽刺作品——其中有一些是十四行诗的形式,另外一些是歌谣的形式。 君主完全根据这种制度的精神对为朝廷尽忠和为人民造福的官吏表示尊敬。当1469年,博尔索的枢密官,洛德维科卡塞拉逝世的时候,法庭、城内的市场和大学的讲堂都一律关闭,一切人都必须送殡到圣多密尼克教堂,因为大公本人要亲自到场。事实上这是“伊斯特家族中第一个参加一个人民的葬仪”,他穿着丧服,步行在棺材后边,哭泣着,在他后边是卡塞拉的亲属,每一个人由一个廷臣扶持着:这个普通市民的遗体被贵族们从教堂抬往修道院安葬。的确,这是在意大利国家中间第一次以君主的身分对臣民正式表示哀悼。推究这种作法,原本可能有一种人类美好高尚的感情存乎其间,但这种感情的流露,特别是在诗人的笔下,它的真挚性则大抵可疑。在阿里奥斯托的初期作品之一,追悼赫克里斯一世的妻子,阿拉贡的莉奥诺拉的挽诗中,除了散见于一切时代的挽歌里的不可避免的墓志铭词藻以外,还含有某些十足是近代的特色:“这个死亡给予费拉拉一个多年难忘的打击;它的女施主现在成了它天上的保护人,因为地上已经不值得她居住;的确,死亡的天使并没有拿着血污的镰刀象来到我们普通人这里那样地来到她那里,而只是赏心悦目地带着消除一切恐惧的和善面容。”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另外一种同情之感。完全依靠他们保护人的宠爱的小说家们甚至在君主未死前就把他的恋爱故事告诉了我们,这种写法在后人看来会是极端的轻率的,但在当时却被认为只是一种天真的赞颂。抒情的诗人甚至歌颂他们已经正式结了婚的君主的非法情人,例如安吉洛波利齐亚诺歌颂“豪华者”洛伦佐的情人,乔维诺庞达诺用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来歌颂卡拉布里亚的阿尔方索的情人。我们所说的这后一篇诗无意中暴露了这个阿拉贡的统治者的丑恶的性格;在这些事情上,他也必须是最幸运的,不然就让那些更成功的人遭受苦难;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例如列奥那多达芬奇,还得为他们保护人的情妇绘画也就毫不足怪了。 但是伊斯特家族并不以别人的称赞为满足;它还要自我赞颂一番。在斯基法诺亚宫廷里边,博尔索使人绘画了他自己的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而赫克里斯则以足以和耶稣圣体节相比拟的游行仪式来庆祝他的即位周年纪念;象礼拜天一样商店都要关门;在队伍的中心行列定着君主家族身着绣服的所有成员(包括私生子在内)。在这个宫廷里,君主是荣誉和权威的源泉,个人显达只能来自他一人,这久已表现在金马刺勋章上——这种勋章和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毫无共同之点。赫克里斯一世于马制之外加上一把宝剑、一件绣金斗篷和一笔赏金。无疑地,给了这些是要求受勋的人规规矩矩地服务的。 这个宫廷以保护提倡文学艺术事业而在全世界享有盛名,它是通过一所意大利最完善的大学来体现,并通过赏赐官职于为君主个人或宫廷服务的人来实行的,因之并不需要另外一笔开支。博亚尔多之为富绅和显宫即属于此类。当阿里奥斯托初露头角的时候,在米兰或佛罗伦萨已经都没有真正意义的宫廷存在了,不久以后在乌尔比诺或那不勒斯也看不到了。他不得不以在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的音乐家和魔术家中取得一席地位为满足,一直到阿尔方索将他引为己用的时候。以后托尔夸托塔索就与此不同了,人们争相争取他在宫廷里出现。[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六章 暴君专制的反对者 面对这种集权政治,一切在国境以内的合法反对行动都徒劳无益。恢复一个共和国所需要的种种因素已被永远毁弃,而所准备下的是一个暴力和专制的场所。贵族们,即使他们仍然保有封建产业,但却没有政洽权利;他们可以随意地称自己为圭尔夫派或吉伯林派,可以用填充起来的长简袜和羽毛高冠或者他们所喜欢的别的形式来装饰他们的勇士,可是象马基雅维里那样有头脑的人却很了解,米兰和那不勒斯已经“腐败”到了不可能成为一个共和国的地步。一些奇怪的批判落到了这两个所谓政党的头上,它们现在仅仅是被用来给个人和家族之间的争端以正式支持的团体了。内提斯海姆的阿格利巴曾经劝告一个意大利的君主把它们压服下去,而这个君主的回答是,他们的争论可以使他每年收入共计一万二千多金币的罚款。1500年,在洛德维科摩尔归国后的短暂时期里,托尔托纳地方的圭尔夫党人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它的一切反对者,曾经把一部分比邻的法兰西军队召引到城内来,法国人开始时自然是掠夺和破坏了吉伯林党人,但最后对于他们的主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直到托尔托纳完全成为废墟为止。在罗马尼阿这个种种可怕的过激行动的温床,这两个党派的名字很久就失去了一切政治意义。它代表着人民的一种政治上的错觉,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圭尔夫派是法兰西人的自然同盟者而吉伯林派是西班牙人的同盟者。我们看不出来那些想利用这种错误认识的人能得多大的好处。法兰西在她的一切干涉之后,最终仍不得不放弃这个半岛,至于西班牙,在她破坏了意大利之后怎么样,已为每一个读者所熟知。 但是,应该转回来谈文艺复兴时代的暴君了,我们可能认为,一个思想单纯的人也许会争辩说:既然一切权能来自上帝,如果这些君主们得到全体臣民忠诚的拥护,那么,他们自己早晚一定会有所改进,从而消除他们以暴力起家的一切痕迹。但是我们不能期待那些感情激动雄心勃勃而又富于幻想的人也有这种想法。他们象庸医一样。想用消除表面征象的办法来治疗疾病。他们幻想如果杀死暴君,自由就自然会随之而来,或者就连这些也没想到,而只是为群众泄愤或为一个不幸的家庭或为一个被伤害的个人复仇。因为统治是绝对的,不受一切法律的限制,所以它的反对者也就有同样的自由来选择它的武器。薄伽丘公开地宣称:“我将称呼那个暴君为国王或者君主而把他当作我的国君来忠诚地服从么?不,因为他是国家的敌人。我可以使用武力、阴谋、密探、埋伏和欺骗等等手段来反对他;这样做是一个神圣而必要的工作。以暴君之血献祭是上帝所最嘉纳的。”我们不必在个别的例子上多费时间;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史论集》的有名的一章中曾经谈到从希腊潜主时代以来的许多古今谋叛事件,并按照它们的不同的计划和结果而冷静地加以分类。我们只需要提到两种:首先是在教堂里实行的谋杀,其次是古代谋杀的影响。暴君得到严密的保卫,除了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上而外,在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可能对他下手的,而且也没有其他的机会能够看到他的整个家族集合在一起。因此法布利亚诺人在大弥撒当中听唱到作为暗号的信经中“圣神降孕”那句话时,谋杀了他们的统治家族,贾维斯特利的全家(1435年)。在米兰,乔万尼马利亚维斯康提大公是在圣格达多教堂的入口处被刺死的(1412年),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是在圣斯蒂芬教堂被刺死的(1476年),而洛德维科摩尔因为进入圣安布洛吉奥教堂时,不是进的人们指望他进的那个门口才得幸免于大公的孀妇波娜的党徒的利刃(1484年)。这种行为并不是有意地亵渎神明;加利佐的刺杀者们在谋杀之前还曾经向教堂的守护圣徒祈祷并虔诚地静听了第一台弥撒。但是帕齐家族对于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美第奇弟兄的谋叛(1478年)却遭到了部分的失败,原因是那个约好在一个宴会上进行谋杀的匪徒,蒙特西科,拒绝在佛罗伦萨礼拜堂里动手。某一个“熟悉那个神圣地方因而无所畏惧”的教士被劝诱替他干了那件事。 对于古代谋杀的仿效(我们将常常提到它对于道德,尤其是对于政治问题的影响),统治者们自己留下了榜样,他们在他们的国家概念上和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上都明言以古代罗马帝国为他们的模范。他们的反对者,当有意地用一种理论来开始活动时,就同样地以古代的诛戮暴君作为典型。要在主要问题上——在这种决定的本身上——证明他们有意识地模仿古代先例也许是困难的;但向古代求助却决不是仅仅一句空话。关于加利佐斯福查的谋杀者——兰普尼亚诺、奥尔加提和维斯康提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最明显的例证。虽然这三个人全都有他们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可是他们的冒险的事业部分可以归之于一个更为普通的理由。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文主义者修辞学教授柯拉德蒙泰尼在米兰的青年贵族中间已经唤起了一种对于光荣和爱国行为的模糊的感情,并且曾经对兰普尼亚诺和奥尔加提谈到了他拯救米兰的愿望。不久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疑心;他被驱逐出这个城市,他的学生遂被卷入他所煽起的热狂中。约在举事的十天之前,他们在圣安布洛吉奥的修道院里聚会并庄严宣誓。奥尔加提说:“那时我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仰视着守护圣徒的画像为我们自己和为他的全体人民恳求他的帮助。”他们祈求这个城市在天上的保护者保佑他们的举事,然后又向举事教堂的本名圣者圣斯蒂芬祈求,这时他们的许多同志们都知道了这个计划,每夜在兰普尼亚诺的家里集会,并用他们的剑鞘来练习杀人。这个袭击成功了,但兰普尼亚诺被大公的随从当场杀死,其他的人被逮捕。维斯康提忏悔了;但奥尔加提在各种酷刑拷打中始终认为这个举动是上帝所嘉许的,并在行刑者折断他的肋骨时,高呼:“拿出勇气来,吉罗拉谟!人们将永远纪念着你;死亡是痛苦的,但光荣是永存的。” 这种阴谋叛变的目的和意图虽似理想主义的,但进行这些谋叛所采取的方式却透露出有最坏的阴谋叛变者卡提利那的影响;卡提利那这个人的思想中毫无自由精神之可言。锡耶纳的年代记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谋叛者是从撒路斯特那里学来的,而这一事实亦为奥尔加提的自白所间接证实。在其他地方,我们也遇到卡提利那这个名字,除开他所追求的目的而外,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比他更有吸引力的典型的谋叛人物。 在佛罗伦萨人中间,每当他们驱逐或者试图驱逐美第奇家族时,他们普通同意采取的办法就是诛戮暴君的方式。在1494年美第奇家族逃走之后,从他们所收藏的艺术作品中取出了多那太洛的青铜群像——即朱迪思和被杀死的霍洛芬斯的铜像——并把它们放在总督府前,即现在竖立米开朗琪罗所作“大卫”雕像的地方;并刻上“挽救国家的榜样,全体公民建于1495年”的字样。最受欢迎的是小布鲁图斯的榜样。他在但丁的《神曲》中和卡西乌斯以及卖主的犹大一起处在地狱的最下层,因为他叛变了罗马帝国。在反对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乔万尼和朱利奥的阴谋中失败(1513年)的彼埃特罗保罗巴斯卡利是布鲁图斯的热情崇拜者,为了学他的榜样,专门等待着寻找一个卡西乌斯。他在阿古斯丁诺卡伯尼这个人身上找到了这样一个同伙。他在狱中所说的最后几句话——当时的一种宗教感情的明显的证据——说明他为了要象一个基督徒那样死去而要排除那些对于古代的幻想是如何的困难。一个朋友和听忏悔的神甫都不得不向他断言,圣托马斯阿奎那完全不同意那些叛变者;但这个听忏悔的神甫以后向那个朋友承认,圣托马斯对于叛变者是做了区别的,阴谋反抗那些违反人民意志强行压在他们头上的暴君是被准许的。在洛伦奇诺美第奇谋杀了阿利桑德罗大公(1537年)逃走之后,出现了一篇对于这一行为的辩解,大概是他自己的手笔,肯定也是替他说话的。在这篇辩解词中,他称赞诛戮暴君为一种崇高的行为;假定阿利桑德罗是美第奇家族的嫡系因而和他有亲属关系,即使仅仅是远亲属也好,那么他就勇敢地把自己比作为国家而杀死自己弟兄的提摩利昂。其他的人,在同样的情形下,也常常和布鲁图斯相比;米开朗琪罗自己虽然已到晚年,但从乌菲齐美术馆里他雕刻的布鲁图斯的半身像上可以看出他对于这种理想是并不反对的。象几乎他的所有作品一样,他并没有完成它;但如雕像下边的诗句所表明的,这自然并不是因为谋杀凯撒这件事和他的感情有什么抵触。 近代时期反对君主专制中出现的那种人民激进主义的形式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暴君专制国家里边是找不到的。每一个个人在内心里边都反对暴君专制,但都打算去和它做可以容忍的或有利的妥协而不去联合别人来消灭它。事情必须象在加米里诺,法布利亚诺和里米尼那样的坏,然后民众才能联合起来消灭或者驱逐那个统治的家族。他们在大多数情形下知道得很清楚,这样做不过是更换主人而已。肯定地说,共和国的气数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七章 共和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在早期,意大利的城市已显示出它们有把城市转变成为国家的力量。所剩下的只是这些城市应该怎样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联邦,而这种理想是意大利的政治家们所经常考虑的,尽管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时时有所不同。事实上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斗争中,这些城市实际上已经组成了强大的联盟。西斯蒙第(见《意大利共和国史》第二卷第174页)的意见认为:在伦巴第同盟最后武装起来反抗红胡子弗里德利希一世的时候,意大利就有可能组成一个统一的联盟。但是那些更强大的国家已经具有典型特征,使任何这种计划不能实行。它们在商业交往上,不惜采取一切极端的措施来破坏它们的竞争者;它们使它们的较弱的邻邦处于无助的从属地位——总而言之每一个国家都幻想它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而不需要其余国家的帮助,这样就给未来的篡夺铺平了道路。当贵族和人民之间和贵族各党派之间的长期冲突使人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时,当党派领袖们这时发现一般征募来的市民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转而代之以那些准备和愿意把他们的帮助卖给出价最高的收买者的雇佣兵队伍,篡夺者就出现了。暴君们破坏了大多数城市的自由,他们到处被驱逐,但并不彻底而仅仅是短时期的;他们总是能够卷土重来,因为内部条件对于他们有利,而反对他们的势力已经筋疲力尽。 在那些保持它们独立的城市中间,有两个城市对于人类历史具有深刻的意义。佛罗伦萨这个不断在变动中的城市给我们留下了三个世纪以来参加这个变动的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们的思想和愿望的记录;而威尼斯却是一个在表面上停滞了的和在政治上极为神秘的城市。我们不能想象出有一种能够比这两个城市所给我们的更鲜明的对照,而前此世界上所产生的任何东西也不能与这两个城市的任何一个相比。 威尼斯从一开始就承认它自己是一个奇怪而神秘的产物——一种高出于人类天才的力量的成果。这个城市的庄严的奠基是一个圣徒故事的主题。在413年3月25日中午时分,从帕多瓦来的移民在利亚尔图地方安放了第一块石头,以使他们在野蛮人的蹂躏中间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所。后世的作家们认为它的建立者已经预感到这个城市的未来的伟大。安托尼奥萨伯利科在他的高贵而流畅的六音步的诗篇里边,歌颂了这件事情,并使主持那个供献礼的僧侣向天高呼:“在我们今后要完成伟大事业的时候,愿赐给我们成功!现在我们跪在一个粗陋的祭坛前边;但若我们所誓不虚,上帝啊,我们将为你建立起成百所黄金和大理石的神殿。”在十五世纪末,这个岛城是世界的珍宝箱。它是被同一个的萨伯利科这样描写的,这里有古代的圆顶屋、斜塔、镶嵌大理石的建筑物正面,和集中表现的繁华,最壮丽的装饰并没有妨碍每一块隙地的实际利用。他把我们带到了利亚尔图的圣吉亚科米多教堂前面拥挤着人群的广场上,那里进行着全世界的商业交易,但并不是在喧哗和混乱中,而是在压低的哼哼声中进行;在广场四周和附近街道的门廊里边坐着数以百计的兑换商和金匠,而在他们头上则是一排排一眼望不到头的店铺和批发栈。他描写了远在桥那边的德意志人的货栈,货栈里边有他们的货物和住所,货栈前边有他们的船舶并排地停泊在运河内,再往上一点是载满了油酒的全部船队,和它平行着,在蜂拥着搬运夫的河岸上是商人们的圆顶房屋;而从利亚尔图到圣马可广场则有很多客栈和香料店。作者就这样带领读者一个市区一个市区地巡礼直至最后来到了属于公共福利机关的两座医院。威尼斯公用事业机关之多,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在平时和战时对于人民的照顾是这个政府的特点,而它对于伤员的注意,甚至包括敌人的伤员在内,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赞赏。每一种公共设施都可以在威尼斯找到典范;对于退休的公务人员实行着规定的年金制度,包括对于孤寡的照顾在内。宫庶、政情安定和熟悉外国情况,使它对于这类问题的考虑臻于成熟。这些苗条的金发白脸的人们,走路安详而谨慎,说话不慌不忙,在穿的衣服和举止上没有多大分别;装饰品,特别是珍珠,专供妇人和女孩子们佩用。在那个时代里,它尽管从土耳其人那里受到了些损失,然而仍保有令人眼花撩乱的一般的兴盛繁荣的景象;这个城市所拥有的潜力和整个欧洲对它的偏爱,使它很久以后能够经得起到印度去的海道的发现、在埃及的马穆卢克人的灭亡以及坎姆布雷同盟战争所给予它的沉重打击。 萨伯利科出生于蒂沃利附近,有他那个时代的学者们肆言无忌的习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些惊异地说,那些青年贵族们有一天早晨来听他的讲演,但他不能说服他们,使他们进入政治问题的讨论:“当我问他们,人们对于在意大利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运动怎么想,说些什么和期待着什么的时候,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尽管这个国家有严密的检查制度,但那些愿意出高价的人们仍然可以从贵族中的更堕落的分子那里得到不少的情报。在十五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在最高级的官员中也有叛徒;那些教皇们、意大利的君主们,甚至为政府服役的二等雇佣兵队长们都有他们雇用的情报员,有时还给他们固定的薪金。事情甚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十人会议发现为了慎重,不得不把重要的政治消息对大议会隐秘起来,甚至于认为洛德维科摩尔在大议会里控制了一定数目的选票。对于个别的犯罪者处以绞刑和给告发者以高额的赏金——例如给告发犯罪者六十个金币的终身年金——究竟有没有很大的效果是很难确定的;这种弊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贵族的贫穷。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在1492年,两个贫穷的贵族提议,国家应该每年用七万金币来救济那些没有公职的贫穷贵族们;这件事情几乎要被提到大议会上,在那里它很可能获得多数,但十人会议及时地干预了这件事,并把这两个提议者终身放逐到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去。约在这个时候,一个索伦佐家族的人因窃取圣物而被绞死(虽然不是在威尼斯本城),而康达利尼家族也有一个人因夜盗罪而被拘系;另一个同一家族的人在1499年来到总督署里诉苦,说他很多年来没有官职,他有九个孩子但每年只有十六个金币的收人,他的债务已经达到了六十个金币,他不懂任何谋生之道,最近已经流落街头。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些比较殷实的贵族们有时建造整列的房子供他们贫苦的同伙们居住。这一类工作有时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在遗嘱中提出。 但是,威尼斯的敌人如果把希望认真地建筑在这一类的弊端上,他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人们或者会这样想,这个城市的商业活动能够使最贫贱的人得到丰富的劳动报酬,而且还有在地中海东岸的殖民地,这些将使社会上的危险分子不再注意政治问题;但是热那亚,尽管有同样的有利条件,它的政治历史不也是变动最激烈的么?威尼斯稳定的原因毋宁是由于它具有其他地方所无的许多情况的结合。它处于不容易被攻击的地位,从一开始就能够对外交问题作周密而冷静的考虑,使意大利其余各地陷于分裂的党派之争,它几乎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它可以避免卷入永久的联盟,并对于它认为值得缔结的那些联盟付出最高的代价。因此,威尼斯人的性格的基调是一种傲然孤立,蔑视一切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感到遭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嫉恨加在一起,就引起了一种内部团结的强烈意识。威尼斯的居民们不论在和殖民地还是在本土上的领地进行交易时,被一种最有力量的利益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在本土领地贸易中,迫使直到贝尔加莫为止的所有各城镇的居民们只能在威尼斯进行买卖。一个建立在这种人为的手段上的强国,只能靠内部的谐和一致和团结来维持下去,而这种信念如此广泛地流传在市民中间,从而使阴谋者找不到几个他们可以煽动的分子。即有不满之徒,也由于贵族和市民有所区别而被远远地隔离开,使得他们不容易有一种互相了解。另一方面,旅行、经商和不断对土耳其人作战,使贵族内部的富贵人家和危险人物消除了进行阴谋的有效根源,即无所事事。在这些战争中,他们受到统率军队的将领宽纵,往往到了犯罪的程度;威尼斯的一个象加图那样的人曾经预言,如果那些贵族们仍然为了害怕“互相给予痛苦”而不惜损害正义,这个城市就要灭亡。虽然这样,但这种光天化日下的自由活动仍然使威尼斯的贵族们(作为整体来看)具有一种健康的倾向。 当妒忌和野心要求得到满足时,就出现了一个官方的牺牲者,而合法的手段和权力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弗兰切斯科福斯卡里总督(死于1457年)多少年来在全体威尼斯人面前所受的精神折磨,就是一个只有在贵族政治下才有可能出现的可怕的报复的例子。“十人会议”可以干涉一切事情,有处理生死问题和处理财政事务和军事任命的最后权限;在它的成员当中包括审判官在内;它推翻了福斯卡里,象它以前曾经推翻许多有势力的人物一样。这个会议是每年从整个的统治机构,大议会中新选出来的,因而它就最直接地代表着它的意志。在这些选举中发生严重的密谋事件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它的任期很短,而所负的责任又很大,所以并不是人们极想追求的目标。虽然这个会议和其他政权机关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是激烈和令人难测的,但真正的威尼斯人宁肯求得它们的审判而不加以逃避;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共和国的力量无远弗届,在抓不到他的时候可能惩罚他的家属,也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它是根据合理的动机行事而不是要杀人流血。的确,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它对它的国内外属民行使过更大的道德权威。如果在元老院中发现叛徒也有一种相当的补救办法,因为每一个在国外的威尼斯人都是他的政府的天然的侦探。威尼斯在罗马的枢机主教把枢机主教秘密会议的活动消息送到国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枢机主教多密尼克格里马尼曾在罗马附近把阿斯卡尼奥斯福查送给他弟弟洛德维科摩尔的文件截留下来,转送到威尼斯;当时他的正在遭受严重控诉的父亲在大议会面前,换一句话说,在全世界面前,自以为由于他儿子的这个贡献使他于国家有功。 我们已经提到过威尼斯政府对于它雇用的雇佣兵队长的领导。惟一能够进一步获得他们的忠诚的保证就在于他们数目的众多,因而他们的叛变非常困难,而叛变的发现却非常容易。看一看威尼斯的军籍表,人们不能不惊讶,如此种种不同的军队编制怎么有可能采取任何共同的行动。在1495年之役的编制表中,我们看到有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六名骑兵,分成许多小队。只是曼图亚的贡查加就有一千二百名,而乔佛里多波几亚有七百四十名;然后还有六个分遣队长,各有六百名到七百名,十个分遣队各有四百名,十二个分遣队各有四百名到二百名,十四个左右的分遣队各有二百名到一百名,九个各有八十名,六个各有五十名到六十名等等。这些军队一部分是由旧的威尼斯军队组成的,一部分是由威尼斯城或者乡间贵族所领导的老战士组成的;不过,大多数的领袖都是各城市的君主和统治者或者他们的亲属。这些军队之外还有两万四千名步兵——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样招募和指挥的——和另外的大概属于特殊任务的三千三百名附属军队。在和平时期,本土的各城市完全不设防或由很少的军队驻守。威尼斯即使不是完全依靠它的人民的忠诚,也是依靠他们的正确的认识。在坎姆布雷同盟战争(1509年)中,如所周知,它解除了他们的忠顺的誓言,让他们把外国占领的滋味和他们所已习惯了的温和政治做一比较。他们背弃了圣马可并不算作叛国,因而也就不必害怕惩罚,所以他们极其迫切地回到了他们旧主人的身边。我们可以在这里附带说一句,这个战争是一个世纪来反对威尼斯扩张野心的叫嚷的结果。事实上,威尼斯人也犯了那些聪明过度的人们的错误,他们认为他们的敌人不会采取不合理和轻率的举动。他们为这种也许是贵族阶级所特有的弱点,即乐观主义所迷惑,完全忽视了穆罕默德二世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准备,甚至也忽视了查理八世的整顿军备,直至最后受到意外的打击。坎姆布雷同盟,就它显然与两个主要成员,路易七世和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利益不相合的情况而言,是属于同一性质的事件。全意大利对这个胜利的城市的怨恨似乎都集中在这个教皇的心里,使他看不到外国人干涉的弊害;至于法国阿姆布阿斯枢机主教和他的国王的政策,威尼斯应该很早就认识到它含有愚蠢的敌意而早应充分警戒。其他成员参加这个同盟是由于妒忌,这种妒忌对于特别富强的国家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教训,但它本身却是一种卑鄙的感情。威尼斯光荣地经受了这一场斗争,但并不是没有受到永久性的损失。 一个强国,它的基础是如此地复杂,它的活动和利益的范围是如此地广泛,我们不能设想它没有一种对于全局的有系统的监督,没有一种对于资产和负债、利润和损失的常规的估计。威尼斯可以很恰当地说,或者和佛罗伦萨一起说,是统计科学的诞生地,并为其他比较开明的暴君国家所模仿。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除了领主的权利和财产的编目外,不知其它;它把生产的数量看作是固定的,实际上只有涉及土地生产方面,才大体上是那样的。另一方面,整个西方城镇的生产完全依靠着工商业,所以这些城镇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定把生产看作是变化很大的了。但是,即使是在汉萨同盟的最繁荣的时代,它们所有的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的借贷对照表。舰队、军队、政治力量和影响都记入一个商业总帐的借贷两方。在意大利城市国家里,一种清醒的政治意识,穆罕默德式的行政管理和长期的积极的工商业活动等等合在一起就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统计科学。弗里德利希二世在南意大利所组织的君主专制国家,其惟一的目的是为他所从事的生死斗争获得集中的权力。而在威尼斯最高的目的则是生活和权力的享受。继承下来的利益的增加、最获利的工业体制的建立和新的商业途径的开辟。 当时的作家们以最大的自由来谈论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城市的人口在1422年达到十九万;意大利人也许是首先不按照炉灶、或能够拿起武器的人、或能够走路的人等等来计算人口,而是按照“生命”来计算的,因而能为进一步的计算得到最恰当的根据。约在这时,佛罗伦萨人希望和威尼斯结成同盟来反对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他们当时遭到拒绝;威尼斯站在可靠的商业利润的立场上认为:威尼斯和米兰战争,就是卖主和买主之间的战争,是愚蠢的。即使米兰大公仅仅增加他的军队,米兰人也将由于他们必须缴纳较重的捐税,而要成为较差的主顾。“最好让佛罗伦萨人吃个败仗,这样,他们习惯于自由城市的生活,就要象卢卡人在他们的困境中所做的那样,带着他们的丝织和毛织产品来和我们妥协。”莫森尼哥总督临死时(1423年)对召集到他床前的几个元老的讲话仍然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包括着威尼斯整个财政来源的统计数字的主要项目。我不能说这个混乱的文件是不是或者在哪里还有详细的说明;作为举例,我们可以引用下列的事实。在偿还了四百万金币战债之后,国家公债(总额)仍然达到六百万金币;商业往来达到(大概是这样)一千万,这个文件告诉我们它可以获利四百万。三千只“小船”,三百只大船,和四十五只战舰的各自人员配备是一万七千,八千乃至一万一千名海员(每一只战舰有二百多人)。于此之外,还有一万六千名造船工。威尼斯的房屋估价为七百万,可以收租五十万。有一千名贵族的收入从七十到四千金币。另外一段记载着这个国家在同一年的常规收入为一百一十万金币;由于战争造成的商业上的不稳定,它在这一个世纪的中叶降低到八十万金币。 威尼斯虽然以这种计算的精神及其实际应用,首先圆满地表现了近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意大利当时所最珍视的文化方面,却并没有站在前列。对文学活动的推动总的说来,在这里是缺乏的,在其他各地盛极一时的对于古典文化的热情,尤其缺乏。萨伯利科说,威尼斯人在哲学和修辞学上才能的显著本来不减于他们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才能;但这种才能既没有在他们自己身上发展,也没有象在意大利其他地方那样,在外邦人身上得到奖励。费莱佛不是被国家召请而是被私人召请到威尼斯的,并且他不久就发现他的期待落了空;特列比松的乔治在1459年曾经把柏拉图的《法学》的拉丁文译本献给威尼斯总督,并被任命为年薪一百五十金币的语言学教授,最后又把他的修辞学献给元老院,但不久就怏怏地离开了这个城市。事实上,文学艺术在威尼斯,象其余的东西一样,大都带有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观点。因此,如果我们看一看弗兰切斯科桑索维诺附录于其名著后边的威尼斯学术史,我们会发现在十四世纪里,除了历史和神学、法律与医药专著外几乎没有别的,而在十五世纪里,直到伊尔莫劳巴巴罗和阿尔多曼纽奇以前,对于如此一个重要城市来说,人文主义的文化是表现得很少的。同样,象其他地方那种搜集书籍和手稿的十分热情的反映也比较少见,而构成佩脱拉克一部分遗著的重要的原稿也保存得很不好以至于不久就全部散失了。贝萨利昂枢机主教遗赠国家的藏书(1468年)也几乎遭到散失和破坏。帕多瓦大学自然是提倡学术的,然而在那里,医学家和法学家——后者被看作是提出合法意见的人——还是得到了远为优厚的待遇。在意大利的诗的创作上,威尼斯很久以来就微不足道,一直到十六世纪初才在这方面有所弥补。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也是从外部输入到这个城市里边来的,十五世纪末,她才在这个领域里开始以独创的自由精神和力量来活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知识落后的事例。这个政府虽然如此全面控制着教士,把一切重要教职的任命权保留在它自己的手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敢于向罗马教廷挑战,但却表现了一种极为独特的官方的虔诚。在希腊被土耳其征服以后,它不惜以最大的代价来购买从那里运入的圣徒遗体和其他遗物,并由总督以盛大的仪式列队恭迎。为了一件无缝的僧饱,曾决定(1455年)出价一万金币,但终于没有得到手。这些措施并不是由于什么群众情绪激昂而采取的,而是出于政府首脑们的冷静决定,就是不这样做也不会引起任何批评;在同样的情形下佛罗伦萨就一定不会有这种举动。我们将不谈“群众的虔诚和他们对于一张亚力山大六世的赦罪券的坚定信仰;但这个国家本身,在它并吞教会达到其他地方未之前闻的程度以后,它的组成上确实有着某种宗教的成分;这个国家的代表,总督,出现在十二次重大的半宗教性质的游行仪式(andate)上。它们几乎全是纪念政治事件的庆典,并且在辉煌壮丽上可以和教会的盛大节日媲美;其中最盛大的一个,有名的“与海结婚”,是在基督升天节日举行的。 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称得起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在暴君专制的城市里属于一家一姓的事情,在这里是全体人民们所勤奋研究的问题。那种既是尖锐批判同时又是艺术创造的美好的佛罗伦萨精神。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个国家社会的和政治的面貌,并不断地对这种改变作出评述和批判。佛罗伦萨就这样成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的策源地,政治实验和激烈的改革的策源地,但也象威尼斯一样成了统计科学的策源地,而且盖世无双地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写作的策源地。对古代罗马的憧憬和对于它的主要作家的熟悉是有很大影响的。乔万尼维兰尼承认他的巨著的最早的动力是他在罗马的一千三百年纪念节日上得到的,回来之后就立刻开始了它的写作。可是那一年二十万参拜圣地的人们中间有多少人和他有同样的才能和向往啊,然而还是没有写出他们本城的历史来!因为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这种思想来鼓舞自己:“罗马在衰落,我出生的城市正在兴起,并准备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我要叙述它的过去历史并希望继续写到现代,只要我一息尚存。”佛罗伦萨通过它的历史家们除了证明它的过去的历史外,还得到了另外的一些东西,——即声名洋溢,为意大利任何其他城市所未曾有。 我们现在并不是要写这座著名的城市国家的历史,而只是要对佛罗伦萨人得之于这个历史的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做一些说明。 任何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党派之争也不象此地这样激烈和起源之早、持续之久。关于这些党争的叙述固为时较晚,但很清楚地证明了佛罗伦萨批判主义精神的优越性。 这些斗争的一个最大牺牲者,在家乡和流放生活中成长起来的阿利基里但丁,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啊!他以坚定的诗句表露了他对于故乡政治上的不断的变化和实验的轻蔑;这些诗句只要有同样的政治事件反复出现,就将永远为人们所传诵。他以一种既蔑视又思慕的足以打动同乡人心弦的语言对他的故乡讲话。然而他的思想远及于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如果说他对于帝国所怀抱的热情不过是一种幻影,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象他那种新生的政治理想的青春幻梦并不是没有诗的华美壮观的。他以作为首先走这条道路的人而骄傲,这自然是沿着亚理士多德的足迹。但却有他自己的独立方式。他理想中的皇帝是一个公平慈悲的法官,只依存于上帝,是自然、正义和上帝意志所批准的罗马世界帝国的继承人。按照这种看法,征服世界是合理的,是建立在神对罗马帝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裁判上,而上帝对这个帝国是嘉许的,因为在它的统治之下,他降生为人,诞生时服从奥古斯都皇帝的人口调查,绝命时甘受庞提乌斯彼拉多的审判。我们可能很难欣赏这些和其他这一类的理由,可是但丁的热情总使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在他的书信中,他以最早的政论家的姿态出现,并且也许是用这种形式发表政治短论的第一个俗人。他开始得很早。在比阿特丽斯死后不久,他就写了一本关于佛罗伦萨国家的小册子《给世界上的伟大人物》,而从他的被放逐时起,以后许多年公开发表的言论也都是给皇帝、君主和枢机主教的。在这些书信和在他的著作《俗语论》中,经常索回着一种极端的痛苦所换来的感情,使这个被放逐者想起他只可以在他的故土以外的其他地方找到一个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根据地,不能再从他那里夺走的根据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中还要详述。 我们得之于维兰尼兄弟(乔万尼和马提奥)的,在新颖的实际观察以及佛罗伦萨统计的基本材料和对其他国家的重要评论等方面比在深刻的政治思想方面为多。这里工商业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也有所促进。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这样准确的关于财政情况的报告。阿维尼翁教廷的财产,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死时达到二千五百万金币,如果根据不足,殊难使人相信。只有在佛罗伦萨,我们才能看到象英格兰国王从佛罗伦萨巴尔第和佩鲁齐家族那里借到的那样巨额的款项;这两个家族在英格兰国王身上损失了一百三十六万五千金币(1338年)——这是他们自己的和他们的合伙人的钱——但是他们还是从这次损失中恢复过来了。关于佛罗伦萨这一时期的情况,这里记载有许多极重要的事实:国家的收入(在三十万金币以上)和支出;这个城市的人口数目(这里仅仅按照面包的消费量,按照每人的口粮作大概的估计定为九万人)和整个领土上的人口数目;在每年受洗的五千八百人到六千人中间,男孩子比女孩子多三百到五百人;在学的儿童数八千到一万人学习诵读,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在六个学校里学算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六百个学生在四个学校里学习拉丁文法和逻辑。其次有教会和修道院的统计;医院的统计,那里有一千多个床位;毛织工业的统计,附有最有价值的详细材料;还有关于铸币,城市粮食供应,公务人员等等的统计。附带着我们知道了许多稀奇的事情;例如在1353年,当第一次确定发行公债(“monte”)时,圣芳济会士怎样在教坛上赞成这个措施,多密尼克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怎样反对它。整个欧洲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够象这个城市这样对于黑死病的经济上的后果做过观察和叙述。只有一个佛罗伦萨人才能够把当时的情况记载下来:人们怎样期待着人口减少会使各种物价低廉;这种想法不但没有能实现,而劳务和商品的价格反而涨了一倍;普通的人民怎样在最初完全不愿意做工作而只耽溺于享乐;在这个城市里边必须出很高的工资才能找到男女仆人;农民怎样只耕种最好的土地而任由其余的土地荒废,在发生瘟疫的当时赠给穷人的巨大遗产怎样在以后看来毫无用处,因为穷人不是已经死掉就是不再穷了。最后,人们利用一个没有子女的慈善家给这个城市里边的每一个乞丐六个“达那利”的巨大遗赠的机会,曾试图对佛罗伦萨的乞丐情况做一个全面的统计。 这种对于事物的统计观点以后在佛罗伦萨得到了更高的发展。它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能够一般地看到它与更高的历史形势、艺术和一般文化的联系。在这个同一部著作中,一篇1422年的清单提到了“新市场”周围的七十二个交换所;铸币流通的数量(二百万金币);当时新兴的金织工业,丝制品;菲利波布鲁内莱斯科当时忙于从坟墓中挖掘古代建筑,而共和国大臣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则致力于复兴古代文学和修辞学的工作;最后,它谈到了这个城市当时不受政治斗争影响的普遍繁荣,和意大利摆脱了外国雇佣兵的幸运。上述约于同年开始的威尼斯的统计肯定证明了它有更大的财富和利润以及更广阔的活动范围;威尼斯在佛罗伦萨派出第一批舰队(1422年)到亚力山大港之前久已称霸海上。但每一个读者都会承认:佛罗伦萨的记载有更高的水平。这些以及同样的统计表每隔十年再次出现,都是经过系统的整理和列表,而在其他地方我们最多也只能看到偶然的介绍。我们能够对于占首位的美第奇家族的财产和营业做出一个大概的估计:他们从1434年到1471年,为慈善事业、公共建筑和捐税所付出的款项不下干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五个金币,只是柯西莫一个人负担的就有四十多万,而“豪华者”洛伦佐却乐于正当地用掉这些钱财。我们又在1472年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工商业的最重要的和比较是完全的面貌,其中有一些可以全部地或者部分地归入美术品项下——象那些关于锦缎和金银刺绣,关于木雕和镶嵌,关于在大理石和沙石上雕刻蔓藤花纹,关于腊像,和关于珠宝和金制品等等工商业。佛罗伦萨人把外部生活系统化的天赋才能表现在他们关于农业、商业和家政方面的著作上,在这些方面他们显然是优于十五世纪期间的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决定出版这些著作的选集是非常正确的,虽然要想从它们里边得出明确而肯定的结论还要做深入的研究。无论如何,我们是不难认识这个城市的,因为在这里,父母弥留之际往往在遗嘱中请求政府,如果他们的儿子不务正业就罚款一千金币。 在十六世纪的前半期,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有象瓦尔奇描写佛罗伦萨那样的辉煌的著作。它在这个城市的自由和伟大消逝以前,在叙述性的统计学上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典范。 不过,这种对于外部生活的统计性的估计都夹杂着上述政治事件的叙述。 佛罗伦萨所依以存在的政体,较之意大利和欧洲一般的自由国家,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对于它们还发生了远为深刻的影响。它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反映了个人和阶级对于一个变化不定的整体的关系。象弗鲁瓦沙尔所描画的法兰西和法兰德斯的伟大的市民民主的图景和十四世纪德意志编年史作者的叙述诚然是极为重要的;但在思想的含蓄和故事的合理发展上,没有一部能和佛罗伦萨人的著作相比。贵族的统治、暴君专制、中等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受限制的和不受限制的民主、假冒的民主、单一家族的专权、萨沃那罗拉的神权政体和为美第奇暴君专制铺平道路的混合形式的政府都被加以描叙,因而历史扮演者的最隐秘的动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余。最后,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到1492年为止)中把他的出生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判断马基雅维里究竟是不是歪曲了历史并在哪些点上歪曲了历史,象他所写为大家所熟知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内传——一个虚构的典型暴君的图画——那样,不是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我们也可能从他所著的《佛罗伦萨史》的每一行找到某些可以訾议之处,但全书巨大无比的价值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亚科波彼蒂、圭奇阿尔狄尼、塞尼、瓦尔奇、维托利是一群多么优秀的人物啊!他们告诉我们的是多么伟大的故事啊,这里披露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的伟大而难忘的戏剧性事件,记录了当时世界上所能表现的最高的和最具有特色的生活的崩溃。这些卷帙浩繁的记载对于有的人也许象是一堆瑰宝藏珍,对于另一个人也许引起他对于豪华生活的覆灭的魔鬼般的喜悦,在第三个人看来也许象一个最后的历史审判;而对于所有的人它将永远是一个思索和研究的对象。永远扰乱这个城市的和平的一个祸害就是它对于象比萨那样的曾经一度是强大而现在被它征服了的对手的统治,持续不断地使用暴力是这种统治的必然结果。惟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及时把托斯卡纳变作一个自由城市的联邦国家。这自然是一个极端的办法,而且也是除了萨沃那罗拉外,没有人能够说服佛罗伦萨采用的办法;就是他也只有在机缘巧合的情形下才能做得到。在以后一个阶段,这种在当时无非是梦想过去的计划曾经把卢卡的一个爱国公民送上了绞架(1548年)。由于这个祸端并由于佛罗伦萨不幸的圭尔夫派同情外国君主,造成不断对它进行干涉,终于产生以后的一切灾难。虽然它的整个过去历史所教导的无非是复仇与消灭,它的令人尊敬的传教师却在人民中间培养起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高贵的感情,因而在意大利第一次树立了宽待降敌的榜样。对于这样的人民谁能不敬服呢?那种把爱国主义和新生的道德溶合为一的光辉,当从远处看时,也许似乎是一闪即逝,但它的最好效果却在令人难忘的1529-1530年之围中重新发出了光辉。如圭奇阿尔狄尼当时所写的,那些对佛罗伦萨发动这一袭击的人都是“蠢人”,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完成了似乎是使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当他宣称聪明的人民必将逃脱这个危险时,他的意思无非是说佛罗伦萨应该沉默地和不光荣地在敌人手里投降。这固可以保存它的美好的城郊和花园以及无数市民的生命和幸福,但是比起它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一次记忆来,这就很不体面。 在许多主要优点方面,佛罗伦萨人一般是意大利人和近代欧洲人的榜样和最早的典型;在许多缺点方面也是如此。当但丁把这个永远在修改其政体的城市比作一个不断辗转反侧以逃避痛苦的病人时,他恰切地比喻出了佛罗伦萨政治生活上多年以来的特点。那些认为把现存势力和派别联合起来,就可以人为地制造出一种政体的重大近代谬见经常在动乱的时候出现;就是马基雅维里也未能完全免俗。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些政治艺术家,他们想要用一种巧妙的分配和分割政权的方法,用一种最复杂的间接选举的方法,用设立名义职务的方法来建立事物的永久不变的秩序和对富人与穷人同样地予以满足或欺骗。他们天真地模仿古代并借用“清流党”、“贵族党”等政党名称而不以为怪。从那时起人们就听惯了这种叫法,并给它们以一种传统的欧洲意义,另一方面一切以前的党派名称则纯属于民族性的,或者代表不同的主张或者是由于偶然事件而得名。但是,一个名字对于增加或减少一个政治主张的色彩是多么有关系! 在所有那些认为有可能建设一个国家的人们当中,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最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人物。他把现存势力看作是有生命的和能动的,对于可能采取的方法,观察得广泛而精确,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不矜虚荣和不尚浮夸,无人能及;的确他不是为一般群众,而只是为了君主和执政者,或者是为了私人朋友而写作的。对他来说,危险并不在于他冒充天才或在于思想体系的错误,而在于他自己显然也难于控制的强有力的想象力。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们如果从道德观点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一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他的主张而忘掉自己。实在说来,虽然他的著作,除了很少的词句外完全缺乏热情,虽然佛罗伦萨人自己最后把他看作是一个罪人,但他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尽管他象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言行放任,但国家的兴隆始终是他的想望。 他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最完整的方案是在他上教皇列奥十世的陈情书中提出来的;这篇陈情书是在乌尔比诺大公,小洛伦佐美第奇(死于1519年)死后写成的;他曾经把他的著作《君主论》献给这位大公。那时国家正处于穷途末路、腐败不堪的状态中,而所提出来的挽救办法未必都合于道德;但最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他如何地希望建立起一个温和的民主形式的共和国以为美第奇家族之续。我们不能想象出一个对教皇及其许多依附者和对佛罗伦萨的不同利益做出让步的比这更巧妙的计划;我们也许以为是在看一个钟表的装置。在他的著作《史论集》中,原则、评论、对照、政治预测等等,比比皆是,其中闪耀着惊人的识见。例如,他承认共和制度的虽然不是始终如一地但却是不断地发展的规律,并要求一种可以通融变化的宪法以作为避免流血和放逐的唯一手段。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防止私人暴力和外来干涉——“一切自由的死亡”——他希望看到采取一种司法程序(“起诉”)来对待被憎恨的市民,过去佛罗伦萨在这方面,除了审理诬陷罪的法庭外是一无所有的。他巧妙地描述了迟延判决和无意判决,这种判决在共和国家的危急时期将起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错,他曾经一度被他的想象和形势的压力所迷惑,不适当地称赞人民,说人民能够比任何君主更好地选择他们的官吏并且可以用“善意的劝告”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关于托斯卡纳的统治权,他相信应该属于他出生的城市,并在一篇特别“论文”中主张重新征服比萨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哀叹阿雷佐在1502年叛变之后没有被夷为平地;他总的认为,应允许意大利的一些共和国自由扩展和开疆拓土,以便在国内享有和平和免于受到外来的攻击,但他宣称,佛罗伦萨总是从错误一端开始,从一开始就和比萨、卢卡和锡耶纳成为死敌,而皮斯托亚则因为“被待如手足”自动悦服于它。 将十五世纪仍然存在的少数其他共和国同这个意大利的、而且确实也属于近代欧洲精神最重要发源地的独一无二的城市相提并论是不合理的,锡耶纳苦于其本身弊端重重,我们不能因为它在技艺上和在生产上比较繁荣,而有所迷惑。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从他出生的市镇向往地望着“快乐的”德意志帝国城市,因为在那里没有使生活变得痛苦的土地和货物的没收、专横的官吏和政治党派。热那亚几乎不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在安德烈多利亚的时代以前,它几乎没有参加文艺复兴。的确,里维埃拉的居民在意大利人中间是以轻视一切较高的文化著称的。党派之争在这里采取了如此激烈的性质,并且如此严重地扰乱了整个生活进程,以至使我们难于理解:热那亚人在这么多的内部革命和对外侵略之后,怎么总能想出办法来恢复到一个可以忍受的地步。它可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所有参加政务的人同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积极经营商业的人。热那亚的例子显著地证明了财富和巨大的商业与不安全感,在远方拥有殖民地与内部骚乱,是可以相容并处的。 卢卡在十五世纪里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八章 意大利各国的外交政策 因为大多数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在内部构成上是一种策略的产物,是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结果,所以它们彼此之间的和对外国的关系也是一种策略的产物。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新近从篡夺产生的这一个事实,对于他们的内外政策同样有着严重的影响。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国家无保留地承认另一个国家;风云际会有助于建立和巩固一个朝代,同样也可以颠覆另一个朝代。究竟能否保持异乎,未必可以尽由暴君抉择。活动和扩张是一切非正统国家的共同要求。所以意大利就成了一个“外交政策”的舞台,这种政策也象在许多其他国家里一样,逐渐地取得了一个获得公认的国际公法的地位。它对于国际事务做纯客观的处理,既不受成见的影响也没有道德上的顾虑,它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地步,因之有时也并不是没有它自己的一些美好和伟大之处的,但整个说来,它却给予我们以无底深渊的印象。 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特别是威尼斯很久以来成了众怨之的,认为它想要征服整个半岛或者逐渐削弱它的力量以便——加以并吞。但更仔细地观察起来,显然可以看出,这种怨言并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宫廷和统治阶级;它们通常为它们的人民所厌弃,而威尼斯的温和统治却为自己取得了普遍的信任。就是佛罗伦萨,尽管有它的难以驾驭的从属城市,也发现它自己和威尼斯处于一种虚与委蛇的地位,更不用说对它的一切商业上的妒忌,和威尼斯在罗马尼阿的发展了。最后,坎姆布雷同盟真正给了这个全意大利本应该以联合的力量来支持的国家一个严重的打击(见前第91页)。 其他的国家也被一种同样不友好的感情所驱使,时刻准备使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手段来互相对待。洛德维科摩尔、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国王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更不必说那些较小的国家——使意大利一直处于一种经常的危险的骚乱状况之中。如果这种残暴的逐鹿仅限于意大利境内还好一些;但由于这种逐鹿的性质最后势必导致向外国——特别是向法兰西人和土耳其人要求援助和干涉。 一般人民的同情完全是在法兰西一边的。佛罗伦萨一直以惊人的天真承认它对于法兰西人有着老圭尔夫派的偏爱。当查理八世亲幸阿尔卑斯山以南时,全意大利以一种国王本人及其从者似乎都不能解释的热诚欢迎他。在意大利人的想象中——以萨沃那罗拉为例——一个明智、公正和有力的救世主和统治者的理想形象仍然是活着的,所不同的是:他不再是但丁所祈求的皇帝,而是法兰西的卡贝族国王。随着他的离去,这种幻想破灭了;但在很久以后、大家才了解到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和弗朗索瓦一世怎样歪曲了他们和意大利的真正关系以及带着如何卑劣的动机。那些意大利君主们,则试图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法兰西。当英法战争告一结束时,当路易十一世在各方面撒下他的外交罗网时,当勃艮第的查理从事于他的愚蠢的冒险时,意大利的各国政府准备各方面应付他们。很清楚的是:即使法兰西对那不勒斯和米兰根本没有提什么要求,它的干涉也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它过去对于热那亚和皮埃蒙特的干涉就是一个要仿效的先例。事实上,威尼斯人早在1462年已经等待着它的到来。米兰的加利佐马利亚大公在勃艮第战争中显然既是查理的同盟者又是路易的同盟者,结果他就有理由害怕来自双方的攻击;这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书信里边。“豪华者”洛伦佐所理解的四个主要意大利国家保持均势的计划只是一种快活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假设,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比之一个试验政策的轻率和佛罗伦萨的圭尔夫主义的迷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并继续往最好处想。当他对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作战,路易十一向他提供援助时,他回答说:“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利益看得高出于全意大利的安全,但愿法兰西的国王们永远不打算对此国土动用武力;如果他们要这样做,意大利就完了。”对于其他的君主来说,法兰西国王被他们交替用来作为恐吓自家和敌人的妖怪,每当他们看到没有一个更方便的办法来摆脱困境时,他们就威胁着要把他召唤进来。至于教皇们那一方面,则幻想他们可以利用法兰西而不致对他们自己有任何危险,英诺森八世也曾想象他可以不愉快地撤退到北方,但从那里率领一支法兰西军队胜利地回到意大利。 的确,有头脑的人远在查理八世远征之前就预见到了外国的征服。当查理重新回到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时,每一个人都看清一个干涉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灾难接踵而至,法兰西和西班牙两个主要侵略者,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大国家,他们已不再以口头上的服从为满足,而要拚死地在意大利争夺势力和土地,关于这些已经了解得太迟了。他们已经开始变得类似意大利的中央集权国家,实在也就是抄袭它们,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抄袭。吞并或者以领土做交易的计划一时接连不断。其结果如大家所熟知的,是西班牙的完全胜利,并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后盾,使教廷长期沦为其附庸。如同其它属国一样。哲学家们悲伤的感叹只能告诉他们,引狼入室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在这同时,还毫无顾忌或毫无掩饰地和土耳其人结成了联盟;人们认为这样做法也不比任何其他政治上权宜之计更坏。西方基督教界应该团结起来的那种信仰在十字军东征过程的不同时期曾经发生过严重动摇,而弗里德利希二世大概已经摆脱了这种信仰。但是,东方民族的新的兴起和希腊帝国的危急与覆亡又在整个西欧恢复了这种旧日的感情,虽其势已不如前。不过,意大利却显然是这一规律的一个例外。虽然意大利各国对于土耳其人和来自他们的真正危险感到极大的恐怖,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有力量的政权不与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继承者密谋来反对其他国家的。即使有时没有这样做,人们也认为它们这样做了;并且这样做也并不比派遣间谍在威尼斯的贮水池里放毒更坏,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国王的继承者们就曾因此而受到指控。象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那样的恶棍,我们不能期待他会做出比召唤土耳其人进入意大利更好的事情来。但是,据我们所知;穆罕默德曾在其他意大利政府,特别是威尼斯的煽动下,一度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君主们手里夺去了奥特朗托,这些君主们后来也嗾使苏丹巴雅泽特二世来反对威尼斯人。洛德维科摩尔也受到过同样的责难。国史家说:“被杀害者的鲜血和土耳其人手中囚犯的悲惨遭遇,都在呼吁上帝为其复仇。”在政府能够获得种种消息的威尼斯,人们获悉摩尔的表兄弟,佩札罗的统治者乔万尼斯福查曾经招待在去米兰途中的土耳其大使们。十五世纪最受尊敬的两位教皇,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因土耳其人的扩展感到深切悲痛而死,而后者确实是在准备率领十字军御驾东征中死去的;他们的继承者侵吞了各地基督教界为这一目的而送来的捐输,并把为回报各国而颁发的赦罪券化为私人的商业投机。英诺森八世为了得到逃亡的迪姆王子的弟兄巴雅泽特二世所付出的一笔报酬,同意囚禁迪姆王子,而亚历山大六世支持了洛德维科摩尔在君士坦丁堡所采取的促成土耳其对威尼斯的袭击的步骤(1498年),因此威尼斯威胁他要召开宗教会议。很显然,弗朗索瓦一世和苏里曼二世之间的臭名远扬的联盟并不是一个新的或者前所未闻的事。 的确,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全体居民认为归顺土耳其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罪恶。这种想法即使仅仅是作为对于专制政府的一种威胁而提出的,但至少也足以证明具有普遍性。早在1480年,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就已经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亚德里亚海岸的居民们已经预见到这种事情,而安科那尤其盼望这件事。当罗马尼阿遭到列奥十世的压迫统治时,一个拉文纳的代表公开地对罗马教皇的使节枢机主教朱利奥美第奇说:“主教大人,可尊敬的威尼斯共和国不会接受我们,因为怕和教皇引起争端;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来到了腊古扎,我们将投向他们。” 这时意大利已开始受到西班牙人的奴役,这是一种可怜的而却并非毫无理由的慰藉,因为这个地区至少得以免于因受土耳其统治而命定要堕入的野蛮状态。象意大利那样四分五裂,靠它自己的力量是很难逃脱这种命运的。 如果说这一时期意大利的政治策略虽然具有这一切缺点,还有值得我们称赞之处,那只是由于它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切合实际而无成见,并不受恐惧、激动或恶意的影响。这里没有仿照北方形式的具有人为的各种权利的封建制度;有的只是每一个人在实际上和理论上保持了他所有的权力。这里没有侍从贵族来在君主心里培育中世纪的荣誉感,和随之而来的奇奇怪怪的后果;有的只是君主们和参议官们按着特殊情形的需要和他们所怀抱的目的所采取的一致的行动。对待可引为己用的人和不论来自何方的同盟者都不使人感到盛气凌人,因为这种态度可能疏远了一个支持者;在雇佣兵队长这一个阶级里边,出身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什么样的人掌握着真正的权力。最后,开明的专制君主所掌握的政府,对本国和邻邦的确切了解,远非当时北方诸国所可比拟,而对于友邦和敌国的经济能力和道义精神也有最精密的估计。那些统治者尽管有严重错误,但生来都是统计科学的能手。和这些人谈判是可能的;可以设想,只要把实际理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是可以被说服并改变主张的。当那不勒斯的大阿尔方索成为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的阶下囚时(1434年),他能够使得监禁他的人确信;安茹朝在那不勒斯代替他自己的统治将使法兰西人成为意大利的主人;菲利波马利亚不要赎金就释放了他,并和他结成联盟。一个北方的君主大概是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的;肯定没有一个人具有类似维斯康提君主过去所有的道德观念。对于利己主义的力量的信心表现在“豪华者”洛伦佐对那不勒斯的无信的费兰特所作的有名访问中,这使佛罗伦萨人普遍感到惊愕;费兰特当时很有可能被人怂恿把他囚禁起来,并且这样做完全不算是过分认真。但是因为拘捕一个有力量的君主,在勒令他签字并用其他方法加以侮辱之后再予释放,如大胆查理在佩龙纳对路易十一之所为(1468年),在意大利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卤莽的事情;所以人们认为洛伦佐不是载誉归来就是一去不返。在这个时候,政治说服的艺术已经被提高——特别是被威尼斯的大使们提高到一定的高度,北方国家是第一次从意大利人那里得到了这种概念,而正式的演说所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极不完全的观念。这些演说不过是人文主义者的辞令而已。在外交往来上虽另有客气的礼节,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乏粗暴而率直的语言。象马基雅维里那样的人在他的《使节》中是以可怜的样子出现的。他所得到的指示很有限,装备很寒酸,被人看作是一个地位卑下的代表,但他永远没有失掉他的不受拘束而广泛的观察力或是对于生动逼真的描叙的爱好。从那时起,意大利就一直是一个充满了政治“指示”和政治“报告”的国土。无疑地,其他国家也具有丰富的外交才能,但只有意大利,在这样早的时代里就保存了与之有关的大量记载。那不勒斯的费兰特晚年时(1494年1月17日),由庞达诺写给亚历山大六世的内阁的一封很长的公函,使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政治文件有最高的评价,虽然它不过是许多文件中偶然被引用的一个文件。在这一时期和以后的外交来往中,有多少同样重要和同样写得生动有力的其他文件,一直不为人所知或者没有予以编辑出版啊! 本书将有一个专编来研究作为个人和作为民族的人,这种研究在意大利人中间是和对于人的外部生活情况的研究齐头并进的。[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九章 战争艺术 这里必须简要地加以指出,战争的艺术以什么步骤而带有深思熟虑的成果的特点。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国家,在当时流行的攻守方法的范围以内,对个别兵士的教育是很完善的。在围攻和筑堡垒技术上,这里也并不缺少任何机巧的创造发明家。但是,战略和战术的发展却受到了军事服役的性质和服役期限的阻碍,也受到了贵族们野心的阻碍;他们在敌人面前争论孰先孰后的问题,就象克雷西和莫佩提乌斯那样大的战役,就只是由于缺乏纪律而招致失败。相反地,意大利是第一个采取雇佣兵制度的国家,这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组织;而火器的最早采用也有助于使战争成为平民的职业,这不仅因为最坚固的城堡也不能抵御轰击,而且也因为属于贵族以外的另一个阶级的工程师、枪炮铸造师和炮手们的技术当时在战役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人们遗憾地感觉到:个人过去曾经是一个小而组织良好的雇佣兵队的灵魂,他的价值将要因这些在远处打过来的新破坏手段而受到损害。有些雇佣兵队长至少是极端反对使用最近在德意志发明的步枪的。我们知道,保罗维特利在承认并自己采用大炮的同时,挖掉敌俘“火枪手”的眼睛,砍掉他们的手,因为他认为:一个勇敢的,也许是贵族的骑士,不应该被一个平凡卑贱的步卒所杀伤。但是总起来说,这些新发现的被接受和采用,是直到意大利人在建筑和进攻堡垒方面成为全欧洲的教师时才开始的。象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和费拉拉的阿尔方索那样的君主都精通这一门技术;这一比起来,就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知识也显得肤浅了。和其他地方比起来,意大利早就有广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在这里,人们第一次对于能干的将才本身产生不带偏见的喜爱,的确,这可能由于党派的时常变换和雇佣兵队长的完全不顾情面的行动而引起的。1451和1452年,在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和亚科波皮奇尼诺之间发生米兰-威尼斯战争时,学者吉安安托尼奥波尔切洛德潘多尼参加了后者的司令部,并奉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的命撰写关于这个战役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用拉丁文写的,文字虽不精粹,但不失为流畅,很有点当时人文主义的夸张风格,并且是以凯撒的《高卢战记》为蓝本,穿插着演说词、奇闻怪事之类。过去一百年以来,人们曾经认真地争论着:西庇阿阿非利加奴斯和汉尼拔究竟谁更伟大一些,皮奇尼诺在全书中必须被称为西庇阿,而斯福查必须被称为汉尼拔。但关于米兰的军队也必须说些称赞的话;这位诡辩家访晤了斯福查;被领去检视了军队,高度称赞他所看到的一切并答应把它写下传堵后代。除了他的写作之外,当时意大利的文献中也有关于战争和战略计划的丰富记载,它是为了满足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和专门家的需要而写作的;而同时代的北方人的记叙,如迪博尔德席林所写的《勃艮第战争》则犹未脱纯编年史的平铺直叙、就事论事、枯燥无味之病。以爱好者身分讨论军事问题的最伟大的“业余军事家马基雅维里”当时正忙于写他的《战争艺术》。但是,士兵个人的发展已在一对或者许多对战斗员的公开严肃的决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这种决斗在有名的《巴尔莱达挑战》(1503年)很久以前就已经实行了。胜利者肯定能够得到北方的武士们所不能得到的诗人们和学者们的称赞。这些决斗的结果不再被看作是上天的判断,而被认为是个人能力的胜利,而在旁观者看来,它似乎既是一个激烈竞争的判定也是使军队或国家荣誉得到增光。 很显然,这种纯理智地对待战争问题,即使并没有强烈的政治仇恨,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准许军队对一个城市实行劫掠时,就会产生最残暴的行为。斯福查曾经被迫准许他的士兵对皮亚琴察大掠四天(1447年),结果这个城市长期空无一人,因而最后不得不强迫人民迁来居住。但是,象这样的暴行,和后来的外国军队,特别是西班牙军队所给予意大利的痛苦比起来仍旧算不了什么;这些西班牙人或许是因为有一点东方人的血液,或者是因为看惯了异端裁判所的景象,竟使人类天性中穷凶极恶的成分大为放肆。看到他们在普拉托、罗马和其他地方的行为之后,人们很难关注“天主教徒”斐迪南和查理五世会有任何更高的态度,他们知道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劫掠者,而竟不加以约束。从这些统治者的密室里逐渐发现的大批文件将永远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但却不能希望从这样的人们身上得到效果良好的政治观念。[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十章 教皇政府和它所遭到的危险 教皇政府和教会领地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所以我们在此以前,在确定意大利国家的一般性质时,只是偶然地提到过它们。对于政治机谋的慎重抉择和采用,其他国家极感兴趣,在罗马却很少看到;因为在这里,精神权力可以经常掩盖或补救世俗权力的不足。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开头,当教皇被诱到阿维尼翁囚禁起来时,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多么猛烈的火的考验啊!最初,一切都陷于混乱中;但教皇有钱,有军队还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兼军事将领,即西班牙人阿尔沃诺斯。他重新使这个教皇国完全服从领导。在教会分裂时期,最后瓦解的危险更甚于前,当时无论罗马教皇或法国教皇都没有充分财力恢复新丢掉的国家;但这在教会恢复了统一之后,在马丁五世时,终于做到了,而在重新遭到这种危险时,又在尤金尼斯四世时代做到了,但这个教皇国在意大利的各国当中一直是一个完全不同一般的国家;在罗马本城及其附近,教皇政府遭到科伦纳、奥尔西尼、萨维利和安吉拉拉等大家族的蔑视;在翁布里亚,在边境地带,在罗马尼阿,那些市民共和国所表现的热诚并没有得到教皇政府多大的感激,这些共和国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它们的地位已经为一群君主专制的大小王朝所代替,而它们所表示的忠诚和服从也没什么关系。那些依靠自力而独立自主的国家,各自关心自身的利害,我们已经根据这一观点对它们之中最重要的王朝做过讨论(见本书第45页以后和第60页以后)。 然而对于教皇政府做一些一般的评述仍然是需要的。在十五世纪的过程中,它遭遇到新的意外的危险和考验,因为这个民族的政治精神开始在各方面支配了它,并且把它吸引进它的活动范围之内。这些危险从人民或者从外国来的很少;而来自教皇本身性格的却最为严重。 在阿尔卑斯山彼麓的那些国家姑置不论;当教皇政府在意大利面临致命危险时,它没有也不可能从当时在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兰西,或者从苦于玫瑰战争的英格兰,或者从当时秩序紊乱的西班牙王国,或者从不久前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被出卖的德意志得到微小的帮助。在意大利本身,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和没受教育的人有民族虚荣心,他们因为教皇政府的意大利性质而感到骄傲;许多人的个人利益就系于它具有和保持这种性质;而广大的人民仍然相信教皇赐福和授任圣职的能力;其中象维特洛佐维特利那样的有名的犯罪者,他在教皇的儿子命令把他杀了的时候还在祈求亚历山大六世赦免他的罪恶。但是,所有这些同情的理由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把教皇政府从它的敌人手中保全下来,如果后者真正认真起来,并知道怎样利用人们对于这个制度的妒忌和仇恨的话。 正当从外部得到援助的希望是如此渺茫时,在教皇政府内部出现了最危险的征象。象它此时这样地以世俗的意大利君主国的精神来生存和行事,它就不能不象它们那样有着同样阴暗的经历,但是,它自己的异常的性质给了这些暗影以一种特殊的色彩。 就罗马这个城市本身而论,关于它的内部骚动是不必重视的。有许多教皇在被人民的暴动驱逐以后又回到了罗马,罗马人民对于教皇的驻在罗马也感到有极大的好处。但是,罗马有时候不仅表现了一种特别的反教皇的急进主义,而且在当时所策划的最严重的阴谋当中,证明有来自外部的秘密干涉在起着作用。斯蒂法诺波尔卡罗反对尼古拉五世的阴谋就是如此。正是这位对于这个城市的繁荣贡献很大的教皇,由于使枢机主教们致富和把罗马变为教皇的堡垒而引起人民的不满。波尔卡罗的目的是彻底推翻教皇的统治,他的同谋者中颇多有名人物;他们的名字虽然没有留传下来,但一定是可以在当时意大利的许多国家政府里找得到的。就在这位教皇的任期内,洛伦佐瓦拉的有名的反对“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的演讲词的结论是希望教皇属邦迅速世俗化的。 教皇庇护二世不能不与之做斗争的卡提里那式的阴谋集团(1460年)以同样的坦率声言,他们决心推翻僧侣政府;他们的领袖,提伯吉奥,把责任推到了占卜者身上,他们认为那一年就可以实现他的愿望。几个罗马的主要人物,塔伦特王子、亚科波皮奇尼诺雇佣兵队长,都是提伯吉奥的同谋和支持者。的确,当我们想到在富有的高级教士的官室里积聚起来的财物——阴谋者特别注意的是阿奎莱雅枢机主教——在一个几乎没有防守的城市里,这样的窥伺夺取的事竟没有更多地发生和获得更多的成功,真使我们惊讶。庇护二世宁肯住在任何地方也不愿住在罗马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甚至保罗二世也由于一些被撤职的高级教廷官员所进行的阴谋而感到极大的不安,这些人在普拉提那的指挥下,曾经把梵蒂冈包围了二十天。如果教皇政权不是根除了那些贵族集团,它早晚必成为这些阴谋活动的牺牲品;正是在这些贵族集团的保护之下,这些匪帮们才出头肇事的。 这一任务由厉害的西克塔斯四世担负起来了。他是第一个把罗马和邻近地区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的教皇,特别是在击败了科伦纳家族以后,因此无论在他的意大利政策上和在教会的内部事务上,他敢于以旁若无人的蔑视态度来行事,并无视从欧洲各地发出来的不平之鸣,和要召集一个宗教会议的威胁。他用买卖圣职的办法来供应他自己必需的用款,这种买卖突然增加到前所未闻的程度,并且从枢机主教的任命一直到最小的恩惠的赐与无不如此。西克塔斯自己就是依靠这种手段才得到了教皇的地位的。 如此普遍的腐败风气早晚会给教皇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的,不过,这还是未可知的将来的事。可是产生“族阀主义”就不然了,它曾一度有完全毁灭教皇政权的危险。在所有的“亲族”中,枢机主教彼埃得罗利阿里奥首先最受西克塔斯的宠爱,几乎是专宠。他不久就引起了全意大利对他的注意,部分是因为他的使人难以相信的奢侈的生活,部分是由于当时流传的关于他轻视宗教和他的政治谋略的传说。他和米兰的加利佐马利亚大公约定(1473年),使后者成为伦巴第国王,然后由后者用金钱和军队帮助他回到罗马即教皇位;西克塔斯似乎要自愿地让位给他。这个计划要使教皇的职位成为世袭的,结果必将使教皇国家世俗化,但它因为彼埃得罗的突然死亡而失败。第二个“亲族”,吉罗拉谟利阿里奥,终其生为世俗中人,未尝觊觎教皇职位。从这时起,这些“亲族”们,由于他们力图为自己建立公国,就成了意大利混乱的一个新祸源。曾发生过教皇们试图支持他们的亲族在那不勒斯提出封建权益要求作为报偿之事;但是,白卡利克塔斯三世失败以后,这样的计划不再是实际可行的了;而吉罗拉谟利阿里奥,在企图征服佛罗伦萨(谁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地方,)失败以后,也不得不在教皇领土的范围以内建立一个国家来聊以自慰。在罗马尼阿的贵族以及城市暴君们威胁着要完全摆脱教皇的无上权力,而罗马出面阻挠,有在短期内被斯福查或威尼斯人侵夺之虞的时候,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但是,在象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之下,“亲族”及其后人一旦变成为君主和教皇没有多大关系的时候,谁能保证他们对于教皇能够继续服从呢。就是在教皇活着的时候,他也不是永远认为自己的子侄是可靠的,驱逐前任教皇的“亲族”而用自己的一个“亲族”来代替他的诱惑是强烈的。整个制度对于教皇政权本身的影响,性质极为严重;人们为了最可疑的目的而毫无顾忌地使用着无论是宗教的或者是世俗的一切强制手段;教皇的其他一切目标对于这些目的来说都被看作是次要的。当这些目的以革命和放逐无论什么样的代价达到以后,一个纯以毁灭教皇政权为其最大利益的朝代就建立起来了。 在西克塔斯死的时候,吉罗拉谟仅仅能够靠他自己的竭尽全力和斯福查家族的帮助维持住他篡夺来的弗尔利和伊摩拉的君位。他在1488年被谋杀了。在西克塔斯死后的教皇选举会议上(1484年) ——英诺森八世当选的那一次会议——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它似乎给教皇政权提供了一个新的外部的保障。两个枢机主教—一他们同是统治家族的王子——费兰特国王的儿子阿拉贡的乔万尼,和摩尔的兄弟阿斯卡尼奥斯福查,极端厚颜无耻地出售了他们的选票;所以,那不勒斯和米兰的统治家族,由于维持教皇制度继续存在下去使他们能参加分赃,无论如何也感到兴趣了。在下次教皇选举会议上,当所有的枢机主教除了五个人之外都出卖了他们自己的选票时,阿斯卡尼奥又一次地获得了巨大数目的贿赂,并期望自己在下一次选举中成为有希望的候选人。 “豪华者”洛伦佐,则惟恐美第奇家族空手而归。他把他的女儿玛达丽娜嫁给新教皇——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有儿女的教皇——的儿子弗兰切斯克托奇博,不仅希望他自己的儿子(即枢机主教乔万尼,亦即以后的列奥十世)得到种种好处,而且希望他的女婿得到很快的升迁。但关于后者,他的要求不可能实现。英诺森八世在位时,那种曾经被用来建立许多国家的无耻的族阀主义已无机可趁了,因为弗兰切斯克托自己是一个不争气的家伙,他象他的教皇父亲一样,寻求权力仅仅是为了取得和积累财富这个最卑贱的目的。然而,他们父子从事这种勾当的行径早晚必招致最后的灾祸,即教皇国家的解体。如果说西克塔斯是用支配宗教上的高官显位和恩典的办法来充实他的财库,那么英诺森和他的儿子可以说是建立了一个出卖世俗恩典的官署,在那里可用大量金钱买到对谋杀罪和屠杀罪的赦免。每一笔罚款中有一百五十个金币归入教皇的国库,其余多出来的归弗兰切斯克托所有。这位教皇在位的后半期,罗马充满了有执照的和没有执照的刺客;西克塔斯曾经开始平服的一些集团又和以前一样地活跃起来了;在梵蒂冈里受到警卫森严的保卫的教皇,以时时设立一个陷阱,偶然捕获一个富有的犯罪者为乐事。对于弗兰切斯克托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要知道在教皇死后他能够用什么方法携带着装得满满的财宝箱逃跑。他终于在听到他父亲死亡的一个假报告时(1490年),不自觉地暴露出了本心;企图把教皇金库里所有的金钱都带走,而当这事显然不可能时,他坚持无论如何那个土耳其的王子迪姆必须和他一起走,把他作为一个活的资本,以备有利地出卖,也许卖给那不勒斯的费兰特。推测遥远的过去时期的政治可能性是困难的,但我们不禁要自问,经过这样的两三任教皇之后,罗马是否还能残存下去。就是对于欧洲信仰宗教的国家来说,让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也是非常轻率的。当时不仅旅客和朝圣者,就是罗马人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整个使团人员也都在罗马的邻近被剥得只剩下了衬衫,而使节们经常地还没有涉足城内就被迫转回去了。 这样的情况是与有才能的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关于权力的概念和对权力的喜爱不相容的,所以他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公共秩序——至少是暂时恢复——和如期支付一切薪金。 严格地说起来,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意大利的文化的状况,既然波几亚家族和在那不勒斯的家族同样都不是意大利人,所以这一任教皇可以略过去不谈。亚历山大当众和凯撒波几亚说西班牙语;露克瑞佳在进入费拉拉时身着西班牙服装并受到西班牙优伶们的歌唱欢迎;他们的心腹侍从也象在1500年战争中凯撒的最不名誉的一连军队一样是西班牙人;甚至他的绞刑吏,唐米切莱托和他的毒杀者,塞瓦斯蒂安平松也似乎是西班牙籍。凯撒的成就之一,是他曾以地道的西班牙方式,在一个圈起来的场子里边,按照斗牛技术的规矩杀死了六条野牛。但是,在这个家族里似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罗马式的腐化堕落,早在他们来到这个城市时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 人们常常详尽地叙述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和做了些什么样的事。他们的直接目的是完全征服教皇国,事实上,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所有那些小暴君们都被驱逐或者毁灭了,他们大部分或多或少地是教会的不听话的臣属。在罗马城内,所谓的圭尔夫派奥尔西尼和所谓的吉伯林派科伦纳这两个大集团被消灭了。但是,所用的手段是如此可怕,如果不是父亲和儿子同时中毒这件事突然发生,改变了整个局势的面貌,这些手段最终必将使教皇政权遭到毁灭。基督教世界的义愤对于亚历山大来说自然不是巨大的危险的根源;在国内,他有足够的力量使人们恐惧和服从,外国的统治者已被争取到他那一边来了,而路易十二甚至于以全力来支持他。整个欧洲的广大人民几乎难以设想在中部意大利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惟一真正充满了危险的时刻是查理八世在意大利的时候,但却意外幸运地度过去了,而且就是在那时候,也不是教皇政权有什么危除,而是亚历山大有被一个更可尊敬的教皇所代替的危险。教皇政权的最大的、经常存在和日益增长的危险来自亚历山大本人,尤其是在他的儿子凯撒波几亚身上。 那个父亲的天性,是奢望、贪心和肉欲与坚强而有才华的品质相结合。从他开始任教皇的第一天起,就尽情沉湎于权力和奢侈的享受。在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选择的手段上,他是肆无忌惮的,人们立刻知道了他将为他选举时所遭受的金钱牺牲取得更多的补偿,而他出卖圣职的罪要远远超过他购买圣职的罪。必须记住,亚历山大以前担任过的副财政大臣和其他职务使他对于各种收入来源比教廷的任何其他成员都知道得更清楚,更能实际地加以利用。早在1494年,人们发现一个曾经在罗马讲道攻击买卖圣职的白袍僧,热那亚的亚当,被杀死在床上,受伤二十处。几乎没有一个枢机主教不是付出大量款项而被任命的。 但是,这个教皇逐渐受到儿子凯撒波几亚的影响,这时他的暴烈的措施就具有一种穷凶极恶的不道德性质,这必然反映在他所追求的目的上。在同罗马贵族和罗马尼阿暴君的斗争中,他的所作所为,其不信不义和野蛮程度甚至超过了世所熟知的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统治者们所采取的措施;而他那种欺诈的天才也较高。凯撒用来孤立父亲,谋杀弟兄、姻弟兄和其他亲属或廷臣的方式至足惊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教皇对他们的庞幸或者他们在任何其他方面的地位于他不利时,他就这样干。亚历山大曾被迫默许刺杀他最爱的儿子甘底亚大公,因为他自己也是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凯撒的恐怖中。 凯撒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甚至于在他的暴政的最后几个月,当他已经在西尼加利亚谋杀了雇佣兵队长,和实际上已成为教皇国的主人时(1503年),他的左右给人以谦虚的回答是:大公本心只要平服那些反对党和暴君们,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至大公本人,除罗马尼阿的君主身分外,别无所求,而且由于他为以后的教皇们除去了奥尔西尼和科伦纳两大家族,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感激。但是没有人相信这是他的最终目的。亚历山大本人,在和威尼斯大使的谈话中,把他的儿子托付给威尼斯来保护时,他所说的话就超出了这一点。他说:“我将设法使教皇政府将来有一天或者属于他或者属于你们。 ”凯撒当然也附加一句说,没有威尼斯的同意,谁也不能做教皇,为了这个目的,威尼斯的枢机主教们不能不很好地团结在一起。究竟他指的是不是他自己,我们不能说;无论如何,他父亲的话就足以证明他对于教皇宝座的垂涎。此外,我们还从露克瑞佳波几亚那里得到了一定数量的间接证据;这是就埃科尔斯特罗齐的诗篇中的某些段很可能反映了她作为费拉拉的女大公可以自由使用的语言而言。其中也主要谈到了凯撒对于教皇宝座的期望,但是有时也暗示他对全意大利的最高统治权的属望,而最后使我们了解到的是:作为世俗的统治者,凯撒有最远大的计划,为了这些计划,他以前才放弃了他的枢机主教的职位。事实上是:在亚历山大死后,无论凯撒是否被选为教皇,他将不惜任何代价来占有这个教皇国家,而在他犯了种种重大罪行之后,即使他作为教皇也不能永远这样占有下去却是不容怀疑的。如果说有任何人能够使教皇属邦世俗化,则他正是此人,而为了保持住这些属邦,他必将被迫这样做。如果我们没有深受欺骗,那么这就是马基雅维里对于这个重大的罪犯抱有隐秘的同情的真正理由;除凯撒外,不能希望任何人“从伤口里抽出刀来”,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能希望消灭这个教皇政权,这是一切外国干涉和所有使意大利分裂的根源。那些想揣测凯撒的目的的阴谋家们,当对凯撒提出托斯卡纳王国的希望时,似乎就被轻蔑地斥退了。 但是,从凯撒所具有的前提中得出来的一切必然的结论都是无效的,这并不是由于他有莫名其妙的天才,事实上他所赋有的天才之少,和弗里德兰大公正相同,而是由于他所用的手段与他的任何巨大而前后一贯的行动方针不相符合。的确,即使没有结束他的统治的意外事件,也许在他的极端不道德中存在着教皇政权得救的希望。 即使我们认为他在教皇国中消灭那些小暴君使他得到的完全是同情,即使我们认为那支由意大利的精锐官兵所组成、有列奥那多达芬奇作总机械设计师,在1503年和他同命运的军队是他的远大计划的证明,可是其他事实仍然具有不合理的性质,因而我们的判断和当时的观察家们的判断同样地完全不能解释它们。这类事实之一就是凯撒对于新得到的国家虽仍想予以保持和统治,但却又加以破坏和虐待。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教皇在位的最后几年的罗马和教廷的情况。无论他们父子曾否开列出一个要处死的人们的正式名单来,或者是那些谋杀是一个一个地决定的,任一情形都说明波几亚父子一心要秘密消灭那些妨碍他们、或遗产为他们所垂涎的人。现金和动产只是这笔遗产的最小一部分。教皇尤为巨大的收益来源是:对那些被处死的教会高级僧侣停发薪俸,在职位虚悬期间,该项薪俸归教皇所有,而且当有人接替这些被害者的职位时,教皇还可以得到一笔代价。威尼斯大使,保罗卡佩洛,在1500年宣称:“每夜都发现四五个人被谋杀,其中有主教、高级教士等人,整个罗马都战战兢兢,俱遭公爵(凯撒)毒手。 ”他自己也常常带着卫士们夜间在罗马市内蹓跶,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象提贝留那样害怕在白天显露出他此时已经成为可憎的面目,而且也是因为要满足他的疯狂的杀人喋血的嗜好,他甚至于也许把不认识的人给杀掉。 早在1499年,失望就已如此之大和如此之普遍、甚至教皇的很多卫士们都受到伏击和杀戮。而那些波几亚父子不能用公开的暴力来袭击的人,则往往遭到他们的毒杀。有时需要注意一定程度的慎重,他们便使用了一种味道可口的白色粉末,这种粉末并不当场生效,而是缓慢地逐渐地致人于死,并且可以搀到任何菜肴或酒类里边而不被发现。迪姆王子在被亚历山大交付给查理八世(1495年)以前,曾经在一杯甜酒中吃了一些,而在他们一生事业的末期,波几亚父子由于偶然地吃了为一个富有的枢机主教——大概是科尔内多的阿德里安——准备的蜜饯,自毙于这种毒药。教皇史的摘录史官,乌诺弗刮奥潘维尼奥,提到了三个被亚历山大毒死的枢机主教:奥尔西尼、费雷里奥和米奇尔,并暗示还有第四个,即凯撒准备自己下毒手的乔万尼波几亚——当时富有的高级教士死在罗马而不引起这种怀疑的很少。甚至退居到某些地方市镇的安静的学者也逃不脱这种无情的毒杀。一种稳秘的恐怖似乎笼罩在教皇的周围;最初,宫墙之内,卧房之中,时常遭到霹雳风暴的侵袭使他受到惊吓;1500年,当这些现象再次发生时,人们就认为那是“魔鬼的故事”。关于这些事件的传说似乎最后通过有1500年大赦年纪念盛典而广泛地传播到欧洲的所有国家去,不必谈别的,单是那不名誉的赦罪券交易也就很足以引起全欧洲对罗马的注意了。除了参拜圣地归来的人以外,还有奇怪的白衣忏悔者从意大利来到了北方,其中有伪装的从教皇国逃出的亡命者,而他们是不会缄口不言的。在基督教界的这种愤慨和恼怒变成亚历山大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的根源以前,还没有人能够估计到它们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潘维尼奥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要是他不是在为儿子进行巨大谋划的中途死亡的话,他必将除掉其他一切有钱的枢机主教和高级教士并夺取其财产。 ”如果凯撒在他父亲死时不是卧病在床,有什么事情是他所做不到的!当时没有法国军队在旁边,而他拥有一切手段,可以勒令被他毒杀而适当地减少了人数的教皇选举团选举他,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选举会呢!在做这样一种假定时,情况简直是不堪设想。 替而代之的是庇护三世当选的那次教皇选举会议,而在他很快逝世之后,就是选举优里乌斯二世的会议——这两次选举都是一种普遍反动的结果。 不管优里乌斯的私人道德怎么样,但在一切主要方面他是教皇政权的救星。他熟悉自他叔父西克塔斯任教皇以来的事变过程,这使得他对于教皇权威的根据和条件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把他自己的政策建筑在这上边,并以他的不可动摇的气魄全力地和热情地乘专心从事。他登上教皇宝座,并没有用贿买圣职的办法,而是受到了普遍的赞扬,总之,教会最高职位的公开买卖是随着他而终止了。优里乌斯有他的亲信,其中也有几个是不足取的,但是一种特殊的运气使他没有受到“族阀主义”的诱惑。他的弟弟乔万尼德拉罗维里是乌尔比诺的女继承人的丈夫,女继承人是蒙特费尔特罗家族最后一代,圭多巴尔多的妹妹。他们结婚后在1491年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弗兰切斯科马利亚罗维里,他既是教皇的侄子同时又是乌尔比诺公爵的继承人。凡是优里乌斯在其他地方得到的东西,无论是在战场上或者是使用外交手段得到的,他都自豪地赠给了教会而不是赠给他的家族;他完全平服了已濒于解体状态的教会领士,把它遗留给他的后任,并增加了新领土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费拉拉没有被划入教会版图并不是他的过错。在圣安吉洛城堡中储藏的七十万金币将由地方长官只移交给未来的教皇。他使他自己成为一切枢机主教的,实际也是一切死在罗马的教士的财产继承人,并且用的是最专制的手段,但他并没有谋杀或者毒死他们任何人。当一个人在意大利被迫处在不为刀俎则为鱼肉的时代,当个性比最无可争议的权利更有力量的时代,他必须率军亲征一事对他有不可避免的需要,而这种做法给他带来的自然是只有好处。如果说他曾大声疾呼“把野蛮人赶出去! ”但他却又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帮助了西班牙人在意大利扎下稳固的基础,那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于教皇政权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或者甚至于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事情。在意大利的君主们一心策划亵渎神圣反对教会的时代里,教会呢?虽然这样,能够希望从谁的身上比从西班牙更快地得到真诚的和持久的尊敬但他那种喜怒好恶不隐藏的强有力的独特性格,整个给人一个对于他的地位最有利的印象——“好厉害的教皇”。他甚至能够比较问心无愧地敢于在罗马召集一个宗教会议,以蔑视全欧洲反对他的人所提出的召开宗教会议的喧嚷。一个这种性格的统治者需要伟大的外部征象来表现他的概念,优里乌斯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上找到了这个征象。它的设计正如布拉曼特所希望表现的,大概是人们所能设想的统一权力的最伟大的表现。除建筑外,在其他艺术方面,这个教皇的面貌和记忆也以最理想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甚至当时的拉丁文诗篇里对于优里乌斯也表现了一种迥不同于对其前任的热情,这一点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枢机主教阿德里安达科尔内多在他的《优里乌斯二世的旅程》一诗结尾所描写的波洛尼亚入城式有其辉煌壮丽之处,而乔万尼安多尼奥弗拉密尼奥在一篇最美好的挽歌中曾要求这位教皇发扬他的爱国精神给意大利以保护。 在拉特兰会议的一篇谕令中。优里乌斯痛斥教皇选举中的贿买圣职之非。在他1513年死后,那些爱财的枢机主教们企图逃避这个禁令,他们建议,候选人被选后,其以前所拥有的收入和职位应该在他们中间平分,在这种主张下,他们将选举那产权最多而没有才能的拉斐尔利阿里奥。但是,主要由于选举团的少壮分子起而反对,他们首先要选举出一位宽宏豁达的教皇,因而使得这个卑鄙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结果乔万尼德美第奇——有名的列奥十世当选了。 我们在讨论到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时将常常谈到这位教皇,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他任教皇时期,教皇政权再度遭到很大的内外危险的威胁。在这些危险当中,我们并没有把佩特路奇、德绍利斯、利阿里奥和科尔内多(1517年)这些枢机主教的阴谋算在内。这些阴谋最多也不过引起人事的变化,而列奥以前所未闻的任命三十九个新枢机主教的真正对策予以对付。这个措施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种奖赏真正有功者的附带优点。 但是,在他任职期间的头两年,列奥所走的某些道路达到了最危险的程度。他认真地想要用谈判的方法为他的兄弟朱利亚诺得到那不勒斯王国,并为他的侄子洛伦佐得到一个强大的北部意大利国家,包括米兰、托斯卡纳、乌尔比诺和费拉拉在内。很显然,这个教皇国家这样在各方面被包围起来,必将成为仅仅是一个美第奇家族的属国,事实上也就没有再进一步把它世俗化的必要了。 这个计划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遇到了一个难于排除的障碍。朱利亚诺很早就死了。为了给洛伦佐做准备,列奥要从乌尔比诺赶走弗兰切斯科马利亚德拉罗维里公爵,但是从这个战争里所得到的只是仇恨和贫困。当洛伦佐在1519年追随他的叔父进入坟墓时,列奥被迫把得之不易的征服地交给了教会。他是被迫这样做的,所以谈不到是优点;倘要是他自愿地这样做,他必将得到不朽的荣誉。一部分靠他自己的力量,一部分通过同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的交替谈判,他企图攻击费拉拉的阿尔方索,实际上只达到攻击少数的小暴君与雇佣兵队长们,这肯定地说都不是那种能够抬高他的身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恰好发生在西方国家君主年复一年愈来愈多地习惯于以意大利这一省或那一省作为赌注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赌博的时候。最后几十年他们在国内的权力既已得到了巨大的增长,谁能保证他们的野心不扩展到教皇属邦里来呢,列奥亲眼看到了在1527年实现的那些事情的序曲;在1520年底,有几个西班牙的步兵队伍出现在教皇领土的边界,似乎是他们自己作主干的,目的是强制教皇捐献,但被教皇的武力赶回去了。公众反对腐败的教士政治的情绪也在最近几年内很快地达于极点,象小皮科德拉米朗多拉那些放眼未来的人们迫切地要求改革,同时,路德也已经在历史舞台上出现。 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年)时期,在伟大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面前所实行的少数胆怯的改进来得太迟了。他对前此所发生的事态,如买卖圣职、族阀主义、穷奢极欲、抢劫掠夺,放荡堕落等,除宣示其厌恶心情外,殆一无所为。从路德教徒那方面来的危险决不是最大的;威尼斯的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吉罗拉谟尼格罗说出了他对于一个可怕的灾难就要降临罗马本城的恐惧。 克莱门七世时代,罗马的整个地平线上烟雾迷漫,好象非洲热风阴郁地笼罩在坎帕尼亚地区上空,使得每年夏末月份窒人欲死一样。教皇在国内外道人厌弃。有识之士,满怀隐忧,隐士出现在罗马的街头和广场上,预言着意大利和世界的命运,并称教皇为基督之敌。科伦纳集团以挑战的姿态重新抬头;那个不屈不挠的枢机主教,蓬佩奥科伦纳,仅仅他的存在就是教皇政府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威胁,他在1526年冒险突袭罗马,希望靠查理五世的帮助在克莱门被杀或被俘虏后,立刻成为那里的教皇。后者得以逃到圣安吉洛城堡里边,并非罗马之福,而他为他自己保留的命运也可以说比死亡还坏。 克莱门由于一系列的谎话——这些谎话只有强者敢于冒险一试,必给弱者带来灭亡——招来了在波旁王室和弗隆兹堡统帅下的德意志-西班牙军队的进犯(1527年)。肯定地说,查理五世的政府是打算给他一个严厉的惩罚的,并且在事前也不能估计出它的不领薪饷的大群劫掠者的热狂会把这个惩罚实行到什么程度。 如果不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次出征的目标是罗马,要想在德意志招募军队而不给以饷金是办不到的。给与波旁的书面命令可能有一天被发现,也很可能证明它们的措词是温和的。但是,历史的批判是不能被它引入迷途的。只是由于这个奉教国王和皇帝的幸运,教皇和枢机主教们才没被他的军队杀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世界上的任何诡辩也不能解脱他这次犯罪的责任。无数普通人民被屠杀,其余的人们被抢劫,以及一切酷刑拷打,并买卖人身的恐怖很清楚地证明了在“罗马的劫掠”中可能发生的都是些什么事情。 查理似乎想要在从这个第二次逃到圣安吉洛城堡的教皇勒索一大笔钱财之后,再把他送到那不勒斯,而克莱门的逃到奥尔维多一定是在没有得到西班牙方面的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究竟这个皇帝是否曾经认真地想要把教皇属邦世俗化(对此每个人都完全做好了准备),和他是否真正由于英格兰的亨利八世的劝阻而没有这样做,大概是永远弄不清的。 但是,即使真有这样的计划,也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因为从这个被劫掠的城市中兴起了改革教会和国家的新精神。人们立即感觉到了。枢机主教萨多莱托,是许多证人中的一个,他这样写道: “如果由于我们的受难使上帝的愤怒和正义得到了补偿,如果这些可伯的惩罚为更好的法律和道德重新开辟了道路,那么我们的不幸也许不是最大的……凡是属于上帝的,他将加以照顾;在我们面前有一种改革的生活,这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夺走的。我们要如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思想,那就是只在上帝那里寻求教士的真正光荣和我们自己的真正伟大和权威。 ” 事实上,这个生死关头的一年,1527年,到底是有收获的。正直严肃的人们的声音重新得到了倾听。罗马所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即使在保罗三世时代,也没有再回到列奥十世的那种放荡堕落中去。 教皇政府也在它遭到如此巨大灾难的时候,开始引起了一种半宗教的和半政治的同情。那些国王们不能容忍他们之中有谁把教皇看管者的权利霸占在自己手里,因而缔结了(1527年8月18日)亚眠条约,条约目的之一就是营救克莱门。因此,他们不管怎样也要利用帝国军队的行为所引起的反感。同时,那个皇帝甚至在西班牙也遭到了严重的困难,教士和贵族们只要一见他的面就提出最迫切的劝告。当计划着要成立一个僧俗人等全体服丧的总代表团时,查理恐怕它会象几年以前平息下去的叛乱一样产生麻烦,因而禁止了这个计划。他不仅不敢再继续虐待教皇,而且,且不说对一切外交政策的考虑,他也不得不和他曾经严重伤害过的教皇政府采取了讲和的态度。因为那肯定是与他相背的德意志人民的性格,在他看来象一般的德意志的事情一样,是不能作为一项政策的基础的。如同一个威尼斯人所说的,还有一个可能是:罗马劫掠的记忆使他的良心受到严厉的谴责,他因而急于赎罪;他使佛罗伦萨人永久屈服于美第奇家族就是这种赎罪的表现,教皇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员之一。教皇的“亲族”,新继位的公爵,阿利桑德罗美第奇,和这个皇帝的私生女结了婚。 在以后的年代里,查理根据一个宗教会议的方案,能够在一切主要问题上把教皇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既保护它又压迫它。从教皇政府内部、从教皇们本身及其“亲族们”产生的一切危险中的最大危险即世俗化,由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延迟了许多世纪。正象这个运动本身曾经使出征罗马(1527年)成为可能并获得成功一样,它也迫使教皇政府重新成为全世界宗教力量的代表,从它自己所处的萎靡堕落的状态蹶起,并从而领导这个改革运动的一切反对者在。克莱门七世的后期和在保罗三世、保罗四世及其继任者的年代,这个有所改进的教会,面对着半个欧洲的背叛,一直是一个革新的教阶组织。它避免了前一个时期一切严重而危险的丑行,特别是“族阀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扩大领土的野心。它和天主教君主们联合起来,并为一种新生的精神力量所推动,把主要工作放在恢复已失掉的东西上边。它只是在反对分离者中才存在下来并且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十分正确地说:教皇政权之所以能在精神上得救,是因为它有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这时它的政治地位已经变得十分稳固,虽然它必须在西班牙的永久保护之下;在它的属国消灭时,它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继承了伊斯特和德拉罗维里家族的正统世系,即费拉拉和乌尔比诺的公国。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宗教改革,确可以设想整个教皇国家恐怕早就转移到世俗人们的手中去了。 在结论中,我们可以简单地考虑一下这些政治情况对于这个民族的精神的一般影响。 显然,十四和十五世纪期间意大利一般政治上的不稳定引起当时的优秀人物一种出于爱国的厌恶和反对情绪。但丁和佩脱拉克在当时曾经宣称,一个共同的意大利是她的所有儿女们的最崇高的奋斗目标。也许有人会表示异议说:这仅仅是少数受过高度教养的人们的热情,和广大人民无关。但是,就是在德意志也是这样,虽然它至少在名义上是统一的并承认皇帝为最高元首。如果我们把“行吟诗人”的某些诗歌除外,则德意志文学的最早表达出来的爱国主义感情是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及其以后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作品里,这些作品读起来象意大利种种演说、辩论的回响,或者象对意大利批评德意志思想上的不成熟的回答。不过,事实上自罗马时代以来,德意志就比意大利更早地是一个具有较真正意义的国家。法兰西的国家统一的意识是从和英吉利人的冲突中得来的,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关系密切,但西班牙在合并葡萄牙的问题上,始终未获得持久的成功。就意大利来说,教皇国的存在及其赖以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是意大利国室统一的永久障碍,似乎难望消除。所以,在十五世纪的政治交往中,当共同的祖国这一名词有时被着重地提出来时,它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会引起其他一些意大利国家的烦恼的。十六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也即文艺复兴达到全盛时期的年代,对于爱国主义的复活是不利的;文学艺术乐趣的享受,生活的舒适和高雅以及对于自我发展的无上兴趣破坏了或阻碍了对于国家的热爱。直到后来,那时统一的时机已成为过去,这个国家里充满了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后来德意志的军队又征服了罗马,人们才又听到了对于民族感情的十分严肃、十分悲哀的呼吁。这种感情可以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地方爱国主义的意识所代替,虽然这种感情是无法比拟的。[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篇 个人的发展 第一章 意大利的国家和个人 无论是共和制或是暴君专制,在这些国家的性质上存在着意大利人的早期发展的原因,这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正是因为如此,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希腊人曾同样地把他自己与野蛮人区别开来,而在其他亚洲人只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的成员时,阿拉伯人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个人了。不难表明,这种结果主要是由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产生的。 远在很久以前,我们就能在意大利随处发现一种自由人格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欧洲北部或者根本没有发生,或者未能以同样方式表现出来。卢特普兰德曾经为我们描写过十世纪的一群大胆的犯罪者,其中有一些是格雷戈里七世的同时代人,有少数是霍亨斯陶棻王朝第一代的反对者,他们就显示出这种性格。但在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施加于人类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别的形态和服装出现在人们面前。但丁的伟大诗篇在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产生的,单只提它们还处在种族诅咒下这一理由就足以说明。对于意大利来说,这位堂堂的诗人,由于他显示出来的丰富的个性,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具有民族性的先驱。不过这个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对于丰富多采的人类天性的揭示——这个多方面的描述和批判——我们将以独立的章节来加以讨论;这里,我们将只涉及那个心理状态的事实本身。这个事实是以最明确的和最不易弄错的形式出现的。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人对于任何形式的虚伪的谦恭或者伪善很不熟悉;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与众不同,害怕在穿着打扮上和在立身行事上是一个和他的邻居不同的人。 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暴君专制不仅在最大的程度上培养了暴君或雇佣兵队长本人的个性,而且也培养了他所保护的或为他所用的那些人——秘书、大臣、诗人和朋友——的个性。这些人不能不认识他们自己天性中转瞬即逝的或永久存在的内在才能;而他们的生活享受,由于想认可能是很短时期的握有威权和势力中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加强和集中了。 甚至他们所统治的臣民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冲动。撇开那些在密谋反抗和阴谋中丧失了他们生命的人不谈,我们所说的是那些满足于一种严格的私人身份的,象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大多数城市居民那样的多数人。无疑地,一个维斯康提暴君治下的属民要想维持他们个人的和家族的尊严往往是困难的,而由于遭受奴役,道德品质一定丧失了很多。但是,在个性方面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并不阻碍私生活的不同旨趣和不同表现的生气勃勃和丰富多采。财富和文化上的夸耀和竞争没有受到禁止、一定程度的市民自由依然存在、有一个和拜占廷或回教世界不同的、不是政教合一的教会——所有这些条件无疑地对于个人思想的发展都是有利的,而党派斗争的停止也给这种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闲暇时间。对政治漠不关心,一边忙于他自己的正当事业,一边对于文学艺术有极大的兴趣,这样的私人,似乎已经在十四世纪的这些暴君专制制度下初次完整地形成了。自然,我们还不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要求书面的证据。我们可能从之得到材料的小说家们为我们描写了很多的怪癖,但是这种描写只是从一个观点出发,并且仅限于故事的所需要的范围以内。它们的场面也主要是放在共和国的城市里边。 在共和国城市里边,情况也是对于个人性格的发展有利的,只是方式上有所不同。当权的党派更换的次数越多,个人就越充分行使和享受权力。特别是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那些政治家和民众领袖们具有如此鲜明的性格,使我们在同时代的历史中也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够和他们相比拟的人物,即使是个别例外的也没有,就是亚科伯冯阿特费尔德也不行。 在另一方面,失败了的党派的成员所处的地位常常和暴君专制国家的臣民相似,所不同的是:已经享受过的自由或权力以及在有些情形下要想恢复它们的希望,给他们的个性增添一种更高的活力。在这些被迫闲居的人们当中,我们发现,例如,有个阿尼约洛潘多尔菲尼(死于1446年),他的关于家政的著作是一种得到发展的私生活的第一部完整的纲领。他把个人责任和社会生活所冒的危险和所得的忘恩负义做了比较;他的评论也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不朽的著作。 放逐也尤其有这样的结果,它或者是使被放逐者困顿以终,或者是使他身上原来所有的最伟大的东西得到发展。乔维诺庞达诺说:“在我们所有的人口较为稠密的城市里边,我们看到成群的人由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了家乡:但是.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具有他的美德。”事实上;他们不仅限于真正被流放的人,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自愿离开他们故土的人,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家乡的政治或者经济情况。在费拉拉的佛罗伦萨移民和在威尼斯的卢卡人都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聚居地。 在最有才能的集团里边发展起来的世界主义,它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较高阶段。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但丁在意大利的语言和文化上找到一个新的故乡,但是,在他所说的“我的国家是全世界”这句话里边,他甚至于超过了这个限度。当人们提出以屈辱他的条件把他召回佛罗伦萨时,他写信回去说:“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么?难道我不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节,我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么,况且我并不缺少面包吃。”艺术家们也以同样的挑战态度为他们不受固定居处限制的自由而高兴。吉贝尔蒂说:“只有那个学识渊博的人才能四海为家;他虽被剥夺了财产,没有朋友,但他是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并且能够无所畏惧地蔑视命运的变化。”一个被放逐的人文主义者以同样的口气写道:“一个有学问的人定居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章 个人的完美化 一个目光敏锐和有观察经验的人可能看到十五世纪期间完美的人在数目上逐步地在增加。究竟他们是否在有意识地追求一个目的,也就是说,求得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发展,是很难说的;但就一切尘世的东西都不免有缺陷这一点来说,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放弃对于财产、性格和才能在“豪华者”洛伦佐一生中各起多少作用做一番估计的这种企图也许较好。但可以看一看象阿里奥斯托那样的一个人格,特别是表现在他的讽刺文学里边的那个人格。在那里他是多么和谐地表现了他作为人和作为诗人的骄傲、表现了他对于他自己的享乐的嘲笑、最微妙的讽刺和最深厚的善意! 当这种对于最高的个人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一种坚强有力、丰富多采并已掌握当时一切文化要素的特性结合起来时,于是就产生了意大利所独有的“多才多艺的人”“l’uomouniversal”(全才)。在中世纪,许多国家里边都有知识渊博的人,因为这种知识只限于很狭窄的范围;甚至在十二世纪还有全能的艺术家,但是,当时的建筑问题比较简单无变化,而在雕刻和绘画上,人们注重内容甚于形式。但在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看到了许多艺术家,他们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创造了新的完美的作品,并且他们作为人,也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还有的人,除了他们所从事的艺术以外,还对广泛的心智学术问题深有钻研。 但丁,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某些人称为诗人,被另外一些人称为哲学家,还被另外一些人称为神学家。在他的一切作品中洋溢着个人的力量,使读者除对主题感到兴趣之外,不禁为之神往。《神曲》这一篇长诗的前后一致和完整无瑕的精心结构应该需要一种多么坚强的魄力啊!如果我们看一看这篇长诗的内容,我们就发现:在整个精神的或物质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没有经过这个诗人的探测,而他对于这些问题的发言——往往只是很少几句话——也没有一句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最有分量的语言。在造型艺术上,他也是第一流人物,而这样评价他是比评价他的同时代的少数艺术家们更有理由的——他自己不久就成了灵感的源泉。 十五世纪特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的世纪。没有一部传记不在书中主人公的主要成就之外,谈到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的,而这些研究都超出了一般弄着玩玩的范围。佛罗伦萨的商人兼政治家往往精通两种古典语言,最有名的人文主义者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读给他和他的儿子们听;就是那个家族的女儿们也受到良好的教育。正是在这些人里边私人教育第一次受到了认真的重视。从人文主义者本身来说,他是不能不具备多方面的造诣的,因为事实上,他的学问不仅限于研究古代经典的理论知识,而是还要为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服务。在研究普林尼时,他收集博物学的资料;他以古人的地理学为向导来研究近代地理,古人的历史是他写当代历史的典范,即使他是用意大利文写作;他不仅翻译普劳图斯的喜剧,而当它们上演时他还要做导演;他要尽全力来模仿每一种有影响的古代文学形式直到卢西安的对话;除了所有这些之外,他还要做未必总是对他有利的地方长官、大臣、外交家。 但在这些多方面发展的人们中间,只有一些人真正称得起是出类拔萃的全才。在分析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文化的一般情况以前,我们可以在这里对十五世纪初期的这些巨人之一的形象,里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1472)做片刻的研究。他的传记仅仅是一个片段,谈到他是一个艺术家的地方很少,并且完全没有提到他在建筑史上的巨大重要性。我们将在这些使他出名的特别理由之外,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里昂巴蒂斯塔从儿童时代起就在一切方面出人头地。关于地的各种体育技艺和练习,我们很惊讶地读到:他怎样能够双脚并拢跳过一个人的头顶;他怎样在大教堂里向空中掷出一个硬币,直到听见它落在远处屋顶上的响声;最难驯服的劣马怎样在他的胯下战栗。在三件事情上他希望别人找不出他的缺点:在走路,骑马和讲话上。他学习音乐没有老师,可是他的作曲却得了专门家的称赞。他虽处困境,却学习民法和寺院法很多年,直到疲劳过度而招致来严重的疾病。他在二十四岁的那一年,发现记忆文字的能力减退了,但理解事情的能力还照旧,就开始研究物理学和数学。与此同时,他还向各类艺术家、学者和工匠乃至补鞋匠多方了解他们的行业的秘密和特点,从而掌握了各种才艺和熟练技巧。他顺便学习了绘画和造型艺术,特别长于根据记忆来刻划描绘达到逼真逼肖。他的神秘的“暗箱”受到极大的赞赏,暗箱里,他有时候展示的是一轮明月和几点疏星从远山的后边升起,在另外一个时候,表现的是一个宽阔的景色,有起伏的山峦和深远的海湾退到模糊的远景中去以及战船于阳光下或暗影中在水面上前进。对于别人的创作,他也高兴地表示欢迎,并认为每一种合于美的法则的人类成就都是近于神圣的东西。此外,还有他的写作,首先是那些关于艺术方面的。这些作品是“艺术形式文艺复兴”的里程碑和第一流的权威著作,特别是在建筑方面;其次还有他的拉丁散文作品——小说和其他著作——其中有一些曾经被误认为是古代作品;还有他的挽歌、牧歌和诙谐的宴会演说。他还写了一部四册的关于家庭生活的意大利文著作;各种伦理的、哲学的和历史的著作以及许多演说词和诗篇,其中包括一篇对于他的狗的吊辞。尽管他欣赏拉丁语言,他仍用意大利文写作并鼓励别人也这样做;他自己是希腊学术的信徒,但认为如果没有基督教,世界必将误入迷途。他的言论严肃而机智,一般认为有收集的价值,其中有些典型的句子,长达许多行,已经被引用到他的传记中了。他象天性纯厚的人所常做的那样,毫无保留地传授他所有的和所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毫无代价地把他的主要发现公开出来。然而我们还没有谈到他天性中最深邃的源泉——他一生与人周旋中所带有的那种深厚的同情。他看到参天大树和波浪起伏的麦田就为之感动得落泪。他把慈祥而尊严的老人们当作“自然界赏心悦目之作”来尊敬并且百看不厌。他对形体完美的动物发生好感,因为它们特别受到了自然的宠爱;当他有病时,不止一次因为看到了美丽的自然景色而霍然痊愈。无怪乎那些看到他和这个世界有如此亲切而神秘的灵感交流的人们都认为他有预言的能力。有人说他在事情发生的许多年以前就曾经预言过伊斯特家族中的一个流血惨剧、佛罗伦萨的命运和教皇们的死亡,并且善于观察人们的气色和内心。毋庸多说,一个铁一般的意志浸透着和支持着他的整个人格;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他说:“人们能够完戍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 列奥那多达芬奇和阿尔伯蒂相比,就像完成者和创始者,专长的大师和业余爱好者相比一样。如果瓦萨利的著作能够附有象这里关于阿尔伯蒂一样的一篇描写那有多好啊!我们永远只能可望而不可即地看到列奥那多伟大人格的模模糊糊的轮廓。[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三章 声誉的近代概念 和这种个人的内部发展相适应的是一种新的外部荣誉——近代形式的荣誉。 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里,社会上各阶级分开生活,每一个阶级各有本阶级的中世纪等级荣誉感。抒情诗人和行吟诗人的诗人荣誉是骑士阶级所特有的。但在意大利,在暴君政治或民主政治的时期以前,已经出现了社会平等。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一般社会的早期痕迹,如我们在后文将要详加叙述的,它在拉丁和意大利文学上具有共同的基础;而这样一个基础是这个新的生活因素生长所需要的。此外,还必须加上:那些古罗马作家的作品当时都被人们热情地研究着,尤其西塞罗是所有作者中受人研读最多和最受赞扬的一个;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充满和渗透了荣誉的概念,而他们的主题本身——罗马大帝国——在意大利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永恒的理想。从那时起,人民的一切愿望和成就都被一个道德上的要求支配着,而它是欧洲其他地方还没有了解的。 这里,象在一切主要问题上一样,第一个召唤来的证人又是但丁。他曾用他的全副精神力量来争取诗人的花冠。作为一个政论家和文学家,他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的,他不仅希望他在自己事业中出类拔萃,并且也希望别人这样认识他。但是,就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他也谈到了关于声誉的麻烦;他知道和有名人物的私人交往怎样常常使人失望,并说明这一部分是由于人们天真的幻想,一部分是由于嫉妒,而一部分也是由于那个英雄人物的本身的缺点。在他的伟大的诗篇里,他坚决认为声誉是空虚的,虽然从口气中仍可看出他内心里并没有摆脱掉对于声誉的渴望。在“天堂”里边,“水星天”是那些善人们的居处,他们在世的时候曾经为荣誉而努力,因而射在他们身上的“真爱之光”也就暗淡了。特别说明问题的是:“地狱”里边堕落的灵魂恳求但丁在现世上使人们保持住对他们的记忆,并保住他们的声誉;而那些在“炼狱”里边的人却只是恳求他和别人为解救他们而祈祷。在有名的一段中,渴求荣誉的热情——“想坐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受到了谴责,它的理由是:智力的荣誉不是绝对的,而是以时代为转移的,并且可以为更伟大的后继者所超越和盖过。 在但丁以后不久崛起的新的诗人学者很快地就使他们自己成了这种新趋势的主人。他们是在双重意义上这样做的:他们自己是意大利一致公认的名人,同时作为诗人和历史家,他们有意识地来评定别人的声誉。这种声誉的一个表面象征就是对诗人的加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谈到。 但丁的一个同时代人,阿尔伯蒂莫莎图,在帕多瓦被主教和教区长加冕为诗人;他所享受的荣誉几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每一个圣诞节日,大学的两个学院的博士和学生们排着庄严的队伍、吹着喇叭并且好象是持着点燃起来的蜡烛、来到他的住宅前向他致敬并馈送礼品。他的盛名一直继续到1318年他失宠于卡拉拉家族的当权的暴君时为止。 这种新的崇拜过去只是献给英雄圣贤的,而这时却大量地给与了佩脱拉克;他自己在晚年时确信这不过是一种愚蠢而讨厌的事情。他的《致后人书》是一个不得不满足群众好奇心的名高望重的老人的自白。他承认他宁愿名传后世而不愿声闻当时。在他的关于幸与不幸的对话中,那个主张光荣为无谓的对话人得到了胜利。但是,在这同时,佩脱拉克却以拜占廷的君主能够象查理四世一样地从他的著作上知道他而高兴。事实上,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声誉已经远及于意大利以外。当有一次他访问故乡阿利佐(1350年),他的朋友把他带到他出生的那所房子里,并告诉他那个城市如何禁止对房屋内原来的样子作任何变动时,他的感情为之激动是很自然的。在从前,某些伟大圣者的住处都是这样受到妥善保存和尊敬的,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在那不勒斯的多密尼克修道院的住室和阿西西附近的圣芳济的小屋都是这样;有一两个法律学家也享受到了半神话式的称誉而得到了这种光荣。十四世纪末,佛罗伦萨附近的巴尼约洛的人把一个古老的建筑叫作亚克索(约生于1150年)的书斋;但后来又坐视它被毁掉。可能是某些法学家作为谘询律师所得到的巨大收入和政治势力,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除了对于有名人物出生地的崇拜外,还有对于墓地的崇拜,而对于佩脱拉克,还有对他逝世地点的崇拜。为了纪念他,阿尔夸成了帕多瓦人喜爱的游览胜地,那里点缀着许多美丽的小别墅。这时在北欧没有“圣地”,人们只瞻仰肖像和遗物。各个城市都以拥有它们自己的和外国名人的骨骸为光荣;最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十四世纪,远在圣十字教堂建筑之前,佛罗伦萨人就何等郑重其事地使他们的教堂变成一个伟人祠。佛罗伦萨为阿克索、但丁、佩脱拉克、薄伽丘和法学家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修筑了壮丽的坟墓。在十五世纪后期,“豪华者”洛伦佐亲自到斯波莱托人那里,请求他们把画家菲利波李比修士的遗体赠给这个教堂,他所得的回答是他们这个城市并没有多少纪念物,特别是属于有名人物这一类的,为了这个理由他们恳求他把这个遗体留给他们;因此事实上他就不能不以建立一个纪念碑为满足。甚至但丁,尽管薄伽丘极其严厉地敦促佛罗伦萨人提出归还遗骨的请求,但他仍然在拉文纳安静地长眠在圣芳济教堂旁。他被葬在“古代帝王陵墓和圣者墓穴之间,啊!家乡!和您所能提供给他的更光荣的伴侣为伍了。”甚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有一次有一个人从上面立着十字架的祭坛上取走了烛灯,并把它们放在但丁的墓前说:“收下吧!你比他,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更值得接受它们!”而这个人并没有受到惩罚。 这时,意大利城市又开始记起他们的古代公民和居住者了。也许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忘掉过它的维吉尔的坟墓,因为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一种神话式的荣光,而留在这个城市里边的佩脱拉克和薄伽丘恢复了对于这个名字的纪念。 甚至在十六世纪时,帕多瓦人坚决相信他们不仅拥有他们的创造者安特诺尔的而且还有历史家李维的真正遗骨。薄伽丘说:“苏尔莫纳以奥维德在流放中远葬异地而叹息悲伤;帕尔马以卡西乌斯能够长眠在它的城垣之内而欢欣鼓舞。”曼图亚人在十四世纪年铸造了一种上面刻有维吉尔半身像的纪念章并建立起了他的雕像。年青的责查加的保护人,卡洛马拉泰斯达在1392年有一次犯了贵族的骄纵脾气,把它毁掉了,而在以后.当他发现这位老诗人过于名高望重时,他不得不又重新把它树立起来。甚至以后,一个离城二三里远的小山洞,传说维吉尔曾经在那里沉思构想过,也和那不勒斯的“维吉尔学校”一样,给外来的客人们参观。科摩认为两个普林尼都是属于它自己的,并且在十五世纪末,在大教堂正面华美的天盖下建立雕像以对他们表示尊敬。 历史和新地志学这时很注意不忽略每一个当地的有名人物。在同一时期,北方的历史家只是在列举教皇、皇帝、地震、彗星时,偶然插入一点说明,提到在这个时期有这个或那个有名人物“活跃”过。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表明,怎样主要在荣誉概念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一种优秀的传记文学。这里,我们只谈谈那些地志学家们的地方爱国主义,他们记载那些他们的出生地城市有名的人物。 在中世纪里,很多城市都以它们的圣徒和它们教堂里的遗骨和遗物而骄傲。1440年帕多瓦的颂词作者,米凯尔萨沃那罗拉就以这些来开始他一系列的圣贤颂,并从这些谈到“那些名人,他们并非圣徒,但由于他们的大智大勇(德行)应该列入(adne-Cti)圣徒之列。——正象古典时代卓越的人物和英雄相近似一样。更详细的列举最能代表这个时代。首先是普里亚姆的兄弟安特诺尔,他带着一群特洛伊的逃亡者建立了帕多瓦;达尔达奴斯国王,他在尤干尼亚山战败了阿蒂拉,于是跟踪追赶,并在里米尼用棋盘将他打死;皇帝亨利四世,他建造了大教堂;一个叫做马尔库斯的国王,他的头被保存在蒙塞立斯山(燧寨山)上;其次还有两三个枢机主教和主教,他们是学院、教堂等等的创建人;著名的奥古斯丁会神学家弗拉阿尔伯托;自保罗维纳托和有名的阿尔巴诺的彼埃特罗以下一系列的哲学家;法学家保罗帕多万诺;其次还有李维和诗人佩脱拉克、莫莎图、洛瓦托。如果说这个名单里边缺少任何有名的军事家,那么诗人引以自慰的是他所提出来的博学之士的众多和学术上的光辉成就更能够名垂不朽,而军人的荣誉则是名随身灭,或者,即使传诸永久,也只是赖学者之笔以彰。虽然如此,但外国的名将自愿葬在这里对于这个城市依然是一种光荣,如帕尔马的彼埃特罗德罗西、皮亚琴察的菲利波阿尔切利,特别是纳尔尼的加达美拉达(死于1442年),他的骑马铜像“象一个凯旋的凯撒”早已矗立在圣图教堂的旁边。这个作者然后又提出来一群法学家和医学家的名字,医学家中有佩脱拉克的两个朋友,约翰阿布霍罗洛吉奥和亚科伯德唐底斯,他们是贵族,“象许多其他贵族一样,不仅得到了而且应该得到骑士的光荣。”然后接着是一系列有名的工程家、画家和音乐家,最后是一个剑术家,米凯尔罗索的名字,因为他是他那一行里边最卓越的人物,所以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见他的画像。 在这些由神话、圣徒故事、民间颂赞、文学传说共同砌成的地方荣誉殿堂的旁边,诗人学者们又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具有世界声誉的名人万神殿。他们往往直接模仿科尔尼里乌斯尼波斯、伪托的苏多尼乌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普鲁塔克(《妇女的美德》)、哲罗姆(《名人传》)等人的作品荟萃了很多男女名流。或者,他们象佩脱拉克在他的《荣誉的凯旋》里,薄伽丘在他的《爱的梦想》中那样,写想象中的凯旋式和奥林帕斯的群神大聚会,有上百人的名字之多,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属于古代的,其余的是属于中世纪的。这种新的和比较近代的成分逐渐地得到更大的重视,历史家们开始插入人物性格的描写,从而产生了如菲利波维兰尼、维斯帕西雅诺菲奥兰提诺、巴尔托洛缪法奇奥、保罗科尔蒂斯以及保罗乔维奥等人所写的很多当代名人传记。(注文见146页) 在北欧,直到意大利对它的作家们发生影响以前,——如特利特米乌斯就曾受到影响,他是第一个写名人传记的德国人——它所有的只是关于圣徒的传说或者关于君王和圣职人员的描写,具有很大的传说性质,使人看不出荣誉的观念的痕迹,也就是由于个人努力而获得的声誉。诗人的荣誉仍然局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才能获得;而这时北方艺术家们的名字也只是在他们作为某些行会或社团的成员而提及时才为我们所知。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意大利的诗人学者最充分地意识到:他能使人获得荣誉和名垂不朽,或者(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也可以随意使人没世无闻,名随身灭。尽管佩脱拉克对于劳拉的爱情是非常理想的,但他仍透露着这种感情,那就是他的十四行待能使他的所爱和他自己一样地传堵不朽。薄伽丘曾经对一个美丽的女人表示不满,他曾经对她表示敬意,而她却一直是无动于中,目的是为了使他继续称赞她以使她名噪一时,但薄伽丘却暗示她,他将要试一试对她略作微词,看有什么效果。桑纳札罗以他的两篇辉煌的十四行诗,使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有遭永世遗忘的危险,因为他曾经在查理八世的面前怯懦地逃走。安吉洛波利齐亚诺严肃地劝告(1491年)葡萄牙的国王约翰要及时地想到关于他在非洲新发现的不朽事业并把材料送到佛罗伦萨,由他加以整理(细加调色);不然,他将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由于得不到学者文人的襄助,他们的事业“被埋没在人类的无常之中”。那个国王,或是他的人文主义的大臣,同意这个意见,并答应至少要把关于非洲事情的葡萄牙文记录译成意大利文,送到佛罗伦萨写成拉丁文著作。究竟这个诺言是否实现了不得而知。这些主张决不象它们初看来那样毫无根据;因为使一些事件,即使是最伟大的事件,传播于当代和流传后世的方式并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以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拉丁风格,很早以来就完全掌握欧洲的读者,直到上一个世纪,意大利诗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诗人都更为广大群众所熟知和受到更广泛的研究。地球上的一个新发现的地区之所以以佛罗伦萨的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教名命名,是由于他有一部游记——自然这是在把它译成拉丁文的德意志人,马丁瓦尔德斯莫勒尔(希拉科米鲁斯)的提议之下作出的;保罗乔维奥虽然充满肤浅之见和美丽的空想,但他自认为有希望成为不朽的人物,他的期待并没有完全落空。 在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获得荣誉的努力当中,有时我们把帷幕揭开,看到可怕的彰明较著的事迹,看到一种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和不顾一切后果以追求“伟大”的无限野心和渴望。因此,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的序言中,非难他的前辈列奥那多阿富提诺和波吉奥,认为他们关于那个城市的党派问题过于慎重和沉默:“他们错误很大,并表明他们对于人们要名垂不朽的野心和欲望了解得很少。有多少人如不能以丰功伟绩流芳百世就力图以恶德丑行遗臭万年啊!那些作家们并没有想到:那些本身是伟大的行动,例如统治者和国家的行动,不管它们属于哪一类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总是似乎给人带来光荣,而不是给人带来责难。”严肃的作家们把不止一件惊人而可怕的事情的动机归之于一种要完成一些伟大而令人难忘的事情的迫切的欲望。这种动机不仅是一般极端的虚荣心,而是有些近乎着了魔,包括着意志的屈服,使用任何残暴手段乃至对成败本身的在所不计。例如,马基雅维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斯蒂法诺波尔卡罗(见本书第122页)的性格的;关于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的谋杀者(见本书第77、78页),历史记载也告诉了我们同样的情况;而佛罗伦萨的阿利桑德罗大公的被刺(1537年),瓦尔奇本人也认为凶手洛伦奇诺美第奇是因为受到了渴求声名的折磨(见本书第80页)。保罗乔奥维更强调了这一动机。按照他的说法,洛伦奇诺因为毁坏了一些罗马的古代雕像,曾经受到莫尔扎的一本小册子的嘲笑,因此他考虑做一件新奇的事情以使他的羞耻为人所忘,结果就产生了对于他的亲属和君主的谋杀。这些就是这个在感情和力量上极度紧张和绝望的时代的典型特征,并且使我们想起了在马其顿的菲力普时代焚烧埃菲萨斯的狄亚娜神庙的事件。[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四章 近代的机智与讽刺 嘲笑,尤其是当它以出奇制胜的方式表达出来时,不仅是近代渴求荣誉的矫正剂,而且也是一切高度发展的个性的矫正剂。我们读到,中世纪里敌对的军队、君主和贵族们怎样互相以象征性的侮辱来激怒对方,而失败的一方又怎样地饱受这种侮辱。在古典文学的影响下,机智也到处开始被用作神学争论中的一种武器,而普罗旺斯的诗则产生了整个一类讽刺文学的文体。甚至“行吟诗人”,如他们的政治性的诗篇所表明的,在必要的时候也能采取这种口气。但是,机智有了它嘲笑的适当的对象,即有个人抱负的充分发展的个人时,才能成为生活中的一个独立因素。自此以后,它的武器就完全不限于口舌笔墨的运用,而是包括恶作剧和开玩笑在内——即所谓“burle”和“beffe”——它们构成了许多故事集的主题。 必定是在十三世纪末写成的《古代故事百篇》既没有以对比写法的产物“机智”也没有以“谐谑”作为它们的主题;它们的目的仅仅是简单而优美地表达富有智慧的格言、美丽的故事或寓言。但是,如果要找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这一部作品的古老,那就恰好是它的缺乏讽刺。因为随着十四世纪的到来,出现了但丁,他在嘲笑的语言上把世界上所有其他诗人远远抛在了后边,而即使单就他对于欺诈者的巧妙的描写而言,他也可称为大喜剧的第一流大师而无愧。从佩脱拉克起才按照普鲁塔克的范例开始收集警句(《格言集》等)。 在这一个世纪中间,弗朗哥萨克蒂的小说最典型地说明了佛罗伦萨对警句的收集是何等的丰富。这些小说,大部分并不是故事,而是在某种情况下所作的回答——是无知愚人、朝廷弄臣、恶棍和放荡的女人们用以进行反唇相讥的惊人质朴的语言。故事的喜剧成分就在于这种真正的或伪装的天真质朴与世上因袭的道德、通常的关系的惊人的对比——许多事情都被颠倒过来了。这里使用了一切生动的表现方法包括某些北意大利方言的应用。机智往往为单纯的傲慢态度、笨拙的圈套、亵渎和淫猥的话所代替;讲到佣兵队长的几则笑话是曾经记载过的故事中间最无情的和最恶毒的几则。有许多“恶作剧”是真正可笑的,但也有许多只是证明个人对别人取得了真正的或假想的优势和胜利而已。人们究竟愿意忍受它到什么程度,被伤害者究竟是否常常从一个报复性的恶作剧中得到发笑为满足是难说的;它整个换杂有很多无情的和无谓的恶毒,无疑地,佛罗伦萨的生活往往由于这个原因而弄得非常不愉快。那些笑话的发明者和到处讲说笑话的人不久就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在他们中间一定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远比一切仅充当宫廷中的弄臣的优越得多,这些弄臣是得不到竞争、常常更换的公众、得到听众的迅速的了解等等佛罗伦萨生活的一切便利的。有一些佛罗伦萨的富有机智的人到伦巴第和罗马尼阿的暴君宫廷里去充当主要演员,并感到比在国内能够得到更好得多的报酬,因为在国内他们的这种才能不但不值钱而且比比皆是。这些人当中,最好的一类是逗笑的人(l’uomopiacevole),最坏的是演滑稽戏的丑角和庸俗的帮闲,他们不待邀请就出现在婚礼上和宴会上,理由是“如果我没有被邀请,那不是我的过错。”有时候,后两种人合起来骗取浪荡子的金钱,但一般他们是被当作帮闲,受到鄙视;而地位较高的戏谑家则伊然以王侯自居,并认为他们的才能是有些了不起的。查理四世曾经称多尔奇本是“意大利的滑稽家之王”,多尔奇本在费拉拉向他说:“您将征服这个世界,因为您是我和教皇的朋友;您用宝剑,教皇用诏书,而我用我的舌头来战斗。”这不仅是一句戏谑,而也是预示皮埃特罗阿雷提诺的到来。 十五世纪中叶前后的两个最有名的滑稽家是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僧侣,较高雅的嘲讽者阿尔洛托(1483年)和费拉拉的宫廷弄臣,滑稽演员贡纳拉。我们不能拿他们的故事和《卡伦堡的教士》和《蒂尔欧伊伦斯比格尔》的故事相比,因为后者是以一种不同的半神话方式,作为整个民族的幻想的产物而兴起的,它所涉及到的是一般的并为一切人所理解的东西;至于阿尔洛托和贡纳拉则是历史的人物,带有地方色彩和受着地方形式的影响。但是,如果允许我们把范围扩大到非意大利国家的嘲讽作一比较,我们一般地会看到:在法兰西的《寓言故事》里的笑话象在德意志人当中的一样,主要是用来取得某种利益或享乐;而阿尔洛托的讥讽和贡纳拉的恶作剧则是为玩笑而玩笑,它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作品的胜利。(蒂尔欧伊伦斯比格尔,作为特定阶级和特定职业的爱开玩笑的人的化身,是独成一格的。他的玩笑大多数没有什么意义)。伊斯特家族的宫廷弄臣不止一次地用他的尖锐的讽刺和高雅的报复方式挽救了他自己。“逗笑的人”和“滑稽戏演员”这一类型的人在佛罗伦萨失去自由很久以后还存在着。巴尔拉奇亚活跃在柯西莫公爵的时代,而在十七世纪初则有弗兰切斯科拉斯波利和柯吉奥马里尼约利。佛罗伦萨人对于滑稽家的真诚爱好明显地表现在教皇列奥十世身上。这位君主对于最风雅的精神享受百听不厌,他在平常吃饭的时候就容许而且希望有一些幽默的弄臣和丑角们陪伴着他,其中有两个僧侣和一个跛子;在公开的宴会上,他故意轻蔑地把他们当作帮闲看待,给他们面前摆上一些猴子和老鸦以替代美味的肉食。的确,列奥对于“谐谑”表现了一种特别的爱好;他的天性使他有时诙谐地处理自己最爱好的艺术——音乐和诗歌,并和他的一个秘书枢机主教贝比埃那一起写些这方面的滑稽作品。他们曾经愚弄一个城实的老秘书,直到使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音乐艺术的大师,而他们却谁也不觉得这样做不合他的身分。那个即兴诗人,加埃达的巴拉巴洛被列奥奉承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十分认真地请求在罗马加比托尔山上给他加上诗人的冠冕。在美第奇家族的保护圣者,圣柯斯马斯和圣达米安的节日上,他最初不得不戴着桂冠穿着紫袍以他的朗诵来娱悦教皇的客人,而最后,当所有的人都笑不可仰时,他又不得不在梵蒂冈的宫廷里边骑上了金鞍的大象(葡萄牙国王伊曼纽尔送给罗马的礼物),这时教皇正在用他的眼镜凭高下望。但是,那只大象被喇叭声和铜鼓声以及群众的欢呼声所惊吓,使他根本没能超过圣安吉洛桥。 把严肃而崇高的事情滑稽化,如我们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上所看到的,已经在诗歌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自然,它不能不于阿里斯托芬(他曾经把一个伟大的悲剧家写入他的剧作)的人物之外,另行物色讽刺的对象。但是文化的成熟,曾一度在希腊人中间产生过讽刺诗文而它在意大利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在十四世纪末的时候,佩脱拉克的十四行诗中失恋的悲叹和其他类似的诗被讽刺家们用来学样取笑;而这种诗体的庄严气氛也被人们以不可思议的废话连篇滑稽地模仿着。《神曲》也经常受到人们滑稽的模仿,“豪华者”洛伦佐仿效《地狱》的风格写了那篇最美妙的滑稽作品(《盛宴》或《酒会》)。卢吉普尔奇显然是在他的《巨人传》诗中模仿即席诗人,而他和博亚尔多的诗,至少一部分是半自觉地对于中世纪骑士诗的滑稽模仿。伟大的滑稽诗文作者泰费洛弗伦哥有意地采取了这种讽刺的体裁。他托名利墨尔诺皮托科写成了《小奥兰多》这一篇滑稽诗,诗中骑士的豪侠仅仅是作为一群近代人物和近代观念的滑稽陪衬而出现。他又托名梅尔利奴斯科加朱斯描写了他幻想中的流浪汉的旅行和探险(以同样的谐模精神);这是半拉丁的六音步诗,虽然有当时熟悉的叙事诗的故作夸张之文(《混淆体诗集》)。从那以后,讽刺作品经常地而且常常是光辉地出现在意大利的诗坛上。 约在文艺复兴的中期,对于机智讽刺作了一次理论上的分析,而对它在上流社会里边的实际应用也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这个理论家是乔维诺庞达诺。在他关于讲话的著作里边,特别是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他试图用许多笑话或“滑稽故事”做比较来得出一个普遍的原则。巴达萨尔卡斯蒂利昂在他的《廷臣论》里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在有地位的人们中间运用机智。它的主要作用自然是用一些可笑的或优美的故事和谚语的复述使在场的人快活起来;相反地,拿个人来开玩笑是不应该给以鼓励的,理由是它使不幸的人们受到伤害,使加害于人的人洋洋自得,而且会结怨于权门贵族和一时风云际会的人物;即使在复述的时候,也建议那位复述的绅士要尽量少用表演式的动作。他接着收集了大量的俏皮话和嘲讽的语言,并按照它们的种类把它们系统地排列起来,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供引用,而且是为未来的滑稽家提供典范;其中有一些是很优美的。约在二十年以后,乔万尼德拉卡萨在他的交际指南中的主张是更严格和更谨慎的;至于后果,他希望从笑话和诙谐中完全取消那种制胜他人的愿望。他是那时早晚必定出现的一种反倾向的先驱。 事实上,意大利已经成了一所诽谤中伤的学校,和它同样的学校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即使是在法兰西的伏尔泰时代也找不到。伏尔泰和他的同伴们,无疑地并不缺少这种否定精神;但在十八世纪,哪里去找大批适合于嘲讽的人物呢,那些无数的高度地和典型地发展了的人物,各种有名的人物,政治家、教士、发明家和发现者,文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当时全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表现机会;这一群人是存在于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当时的一般文化曾经同时培养出一伙恶毒又无能的机智嘲讽者,生来就是批评家和奚落人的人,他们的妒忌要求有上百嘲讽对象。于所有这些之外,还有名人自己中间的互相嫉视。在这类事情上边,声名狼藉地带了头的是那些文人,如费莱佛、波吉奥、洛伦佐瓦拉之流,而十五世纪的艺术家们却是生活在彼此之间的和平和友好的竞争中的。艺术史可以注意这个事实。 佛罗伦萨这个巨大的声誉市场,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这一点上是走在其他城市前边的。“目光锐利、口舌刻薄”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的描写。对每件事和每个人都随便加以蔑视大概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风气。马基雅维里在他的《曼陀罗华毒草》的有名的序言中正确地或者错误地提到了道德力量显而易见地堕落成为一般说坏话的习惯,并威胁他的诽谤者,告诉他们说,他能够象他们一样地说出尖刻的语言来。次于佛罗伦萨的是教廷,它很久以来就是最刻薄最机智的嘲讽者的荟萃之区。波吉奥的《滑稽故事》是从教廷显贵们的谎言(bugiale)之所开始的;只要想起有那么多失望的猎取官职者、没有希望的竞争者和嫉忌受宠者的敌人,以及集聚在那里的悠闲放荡的教士们时,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罗马变成了既是富有哲学意味的讽刺的故乡,又是野蛮的嘲笑的策源地。如果再加上人民对于教士们的普遍的仇恨,和人们所熟悉的群众把任何恐怖事件都归罪于大人物的本能,结果就产生了一大堆说不尽的丑闻。那些最善于保护自己的人,对于错误的和正确的攻击都一律采取蔑视的态度,并以漂亮而快活的夸示来保护自己。天性更敏感的人,一旦感到自己深深地卷入犯罪行为中和更深地陷入丑闻中时,就完全跌入了绝望的深渊。随着时间的前进,诽谤愈来愈普遍,而最严格的道德也一定会挑起恶意的攻击。关于那个伟大的教坛演说家,维特尔博的伊吉底奥修士,教皇列奥曾经因为他的功绩而任命他为枢机主教,他自己也在1527年的灾难中表明他是一个属于人民的人和一个勇敢的僧侣。但乔维奥却告诉我们,伊吉底奥用一种湿草的烟和同一类的其他方法来保持他那苦行的苍白面色。乔维奥在这些事情上成了真正的教廷官员了。他一般地以叙述他的故事开始,然后加上去说他并不相信它,而在最后暗示说这里边也许有些道理。不过,罗马人嘲笑的真正的替罪羊却是那位虔诚有德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大家好象一致同意只看他那可笑的一面。阿德里安曾经轻蔑地把拉奥孔恩群像叫作“古人的偶像”,曾经关闭到贝尔维德尔望亭去的大门,曾经使拉斐尔的作品未能完成,曾经从教廷中放逐出去诗人和演员;人们甚至怕他会把古代的雕像烧成石灰用来建筑圣彼得新教堂。他从一开始就和可怕的弗兰切斯科贝尔尼闹翻,他威胁着要把那讽刺作家们而不是如人们所说的,把巴斯奇诺的雕像投掷在台伯河里。对于这件事情的报复就是反对教皇阿德里安的有名的《加比托洛》,这并不完全是由怨恨激起的,而是由于对于这个可笑的荷兰蛮人的轻蔑;对于选举他的那些枢机主教则进行了最凶恶的威胁。当时在罗马流行的瘟疫病也归罪于他;贝尔尼等人以近代文艺小品作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那种华而不实的手法来描写教皇的左右——支配他的那些德意志人。枢机主教托尔托萨委托保罗乔维奥所写的应该是一部歌功颂德的颂辞,但对于任何一个会从字里行间读文章的人来说却是一篇前所未有的讽刺作品。它听起来是可笑的——至少对于那时的意大利人来说是如此——如说阿德里安怎样到萨拉戈萨的教士会那里请求圣兰伯尔特的下颚骨;那些虔诚的西班牙人怎样把他装扮起来直到他看来“象一个真正的衣冠楚楚的教皇”;他在一个混乱和粗俗的仪仗队中从奥斯蒂亚来到罗马,计划着要烧毁或沉溺巴斯奇诺雕像;一听说用饭的时间已到,他就突然把最重要的事情搁下不管;以及最后,在他的不幸的统治结尾的时候,他由于喝啤酒过多而死去,因此,他的医生的房子被半夜纵酒的人挂上了花环并饰以题词:“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献于祖国的拯救者。”诚然,乔维奥曾经在普遍没收公款中失掉了他的钱,并且仅仅从补偿的办法中得到一笔圣俸。这还因为他“非诗人”,也就是说,非异教徒。但阿德里安却被宣告为应该是最后一个伟大牺牲者。在1527年罗马陷入大灾难以后,诽谤中伤显然随着私生活的无限败坏而衰落了。 但是,当诽谤仍在流行的时候,皮埃特罗阿雷提诺主要在罗马发展成一个近代最大的讽刺家。研究一下他的生活和性格,就可以免掉我们对于属于他一类而不甚出名的那些人物都予以注意的麻烦了。 我们了解他,主要是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十年(1527-1557年),这一期间他是在他的唯一可能的避难所威尼斯度过的。从那时起,他使所有在意大利的有名人物都处于受围攻的状态,而那些需要或者害怕他那笔锋的外国君主们都向他送来礼物。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同时都给他以津贴,双方都希望阿雷提诺给对方以一些损害。阿雷提诺对他们双方都加以奉承,但自然和查理的关系更密切,因为他一直是意大利的主人。在这位皇帝于1535年在突尼斯胜利以后,这种谄媚的口吻变成了最可笑的崇拜。在谈到这一点时,必须不要忘记阿雷提诺经常抱有一种希望,那就是查理将帮助他获得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作为一个西班牙的代理人,他可能享受着特殊的保护,因为他的发言或者沉默不语的态度能够对于较小的意大利宫廷和意大利的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他假装着由于他对教廷了解得太清楚了,所以十分轻视教廷而真正的理由则是因罗马既不能也不愿再继续给他钱了。他是很聪明的,所以对于保护他的威尼斯并不加以攻击。他和大人物的其他关系仅仅是一种乞求和卑鄙的敲诈。 阿雷提诺首先提供了为这类目的而滥行发表文章的重大先例。比他早一百年的波吉奥和他的反对者之间所交换的那些论战的文章,其口气和目的上正是同样恶劣,但它们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一种私人之间的传阅而写的。阿雷提诺从完全公开发表上获得了他的一切利益,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他的信件和各种杂文是在相当广泛的公众之间已经流传了之后,按期付印的。 和十八世纪的尖刻辛辣的作家们相比,阿雷提诺的有利条件是他不受原则之累,既不受自由主义、博爱主义或任何其他道德之累,甚至也不受科学之累;他的全部货色只有一句有名的格言,“直言招恨”。因此,他从来也没有感到自己处在伏尔泰的作伪的地位,以至于象他那样不得不否认《处女》系他所写,并一生都隐匿他是其他作品的作者的身份。阿雷提诺在他的一切著作上都署上自己的名字,并且公然以他那臭名远扬的《论术》一书为光荣。他的文学天才,他的清新而才气焕发的风格,他对于人和事物的多方面的观察,将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一个可观的作家,虽然他缺少孕育一部真正艺术作品,如一部真正动人的喜剧那样的力量。无论他的攻评是非常粗暴还是非常文雅,它们都同样具有一种滑稽的机智,它的美妙程度有时并不亚于拉伯雷的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他以这样的目的和手段,来动手攻击或陷害他的牺牲品。当这个被蹂躏了的城市的哭声上闻于教皇克莱门七世被囚于内的圣安吉洛的城堡时,他请求克莱门七世不要埋怨,不要报复,而要宽恕时,所用的语调是一个魔鬼或者是一个猴子的嘲笑语调。有时候,当他不得不放弃一切获得馈赠的希望时,他的愤怒就迸发为一种野蛮的咆哮,他在《加比托洛》里对待萨勒尔诺王子就是这样,因为王子在津贴他一个时期之后拒绝再继续津贴他了。另一方面,帕尔马大公,残暴的彼埃路吉法尔纳斯却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因为这位先生大概已经完全放弃了获得令名的兴趣,所以也就不容易引起他的任何烦恼;阿雷提诺曾经拿他的面貌同一个警察、一个磨坊主和一个面包师的面貌相比来试图达到惹恼他的目的。阿雷提诺的那一幅乞讨的可怜相,如在写给弗朗索瓦一世的《加比托洛》中所表现的,是最可笑的;但这些由恐吓和阿谀构成的文章和诗篇,尽管他们里边的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却使人读起来仍不能不深感憎恶。象他在1545年11月写给米开朗琪罗的那一封信就全然是属于这一类的。虽然他对“最后的审判”表示称赞,但他同时却攻击他不信宗教;猥亵和在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继承人那里偷盗,并在带有和解口气的附言里边加上一句说:“我只是要向你表明,如果你是‘神圣的’,我也不是‘不值钱的’”。阿雷提诺非常强调——或者是由于狂妄或者是由于讽刺有名的人物的方式——他自己应该被称为神圣的,如同他的一个阿谀者已经开始这么称颂他;他自然也获得了个人的盛名,所以他在阿利佐的那间屋子被当作是当地的名胜之一。的确,他曾经有多少个月在威尼斯足不出户,害怕碰到象小斯特罗齐那样被激怒了的佛罗伦萨人。但他也难逃他的敌人的棍棒和刀剑,虽然他们并没有象贝尔尼在一篇有名的十四行诗里所预言的那样把他致于死命。阿雷提诺以中风病死在自己家里。 他在阿谀奉承的方式上的区别对待是值得注意的:对于非意大利人,他是非常讨厌的;对于象佛罗伦萨的柯西莫大公那样的人物他就另眼相看了。他赞扬这位当时还年轻的君主的美貌,这位君主也确实很不同一般,和奥古斯都很相像;他赞扬他的道德品质,并拐湾抹角地提到柯西莫的母亲,马利亚萨尔维亚提在财政方面的活动,结尾是困难时期的乞求哀声等等。当柯西莫津贴他的时候——最后达到每年一百六十个金币,根据他平素的吝啬,他能这样做就是很大方的了——他无疑地是看到了阿雷提诺作为一个西班牙代理人的危险性质。阿雷提诺能够嘲笑和诽谤柯西莫并在同时威胁佛罗伦萨的代表,说他将使大公立刻撤他的职;而如果这个美第奇君主最后认为他自己被查理五世看穿,他自然不用操心阿雷提诺那些反对他的笑话和诗歌是否在皇帝的宫廷中流传了。一篇措词奇怪的阿谀作品是写给声名狼藉的马里尼亚纳诸侯爵的,这位侯爵作为慕索的城主(见本书第44页)曾经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阿雷提诺在感谢他赠给一百个银币的同时写道:“您具有一个君主应该具有的一切品质,所有的人都会这样想,如果不是在整个事业的开始时那些必不可免的暴行使您显得有点粗野(严厉)的话。” 人们常常注意到有些奇怪的事情是:阿雷提诺只诽谤这个世界而不诽谤上帝。一个象他那样生活过来的人,宗教信仰是一件完全无所谓的事情;他为了他自己而写的那些垂训后人的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事实上,我们也很难说他凭什么应该是一个亵渎神明的人。他不是一个教授或理论思想家或作家;而他也不能用威胁或者阿谀从上帝那里诈得金钱,因之他也就永不会由于遭到拒绝而被激成为亵渎神明的人。象他那样的人是不找无谓的麻烦的。 在意大利再也找不到象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经历,这是意大利现代精神的一个良好征象。可是,历史的批判将永远认为阿雷提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三篇 古典文化的复兴 第一章 引言 我们从历史上对意大利文化的观察既加上述,现在就到了要谈一谈古典文化的影响的时候,这个古典文化的“复兴”曾经被片面地选定为总结整个时期的名词。在此以前所描写的那些情况,就是没有古典文化也很足以使民族精神兴起和臻于成熟;而大多数还有待于我们讨论的思想倾向,即使没有古典文化也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但是,无论是以前已经涉及到的或是我们将要继续讨论的都在许许多多方面带有古代世界影响的色彩;没有古典文化的复兴,虽然现象的本质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它们都是伴随和通过这种复兴才向我们实际表现出来的。如果文艺复兴的因素能够如此容易地被彼此分隔开来,它也就不会象原来那样是一个具有广泛世界意义的历史进程了。作为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我们必须坚持的是: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结合。民族精神在这个结合中究竟保持有多少独立性是随着情况而不同的。在这个时期的近代拉丁文学中,它是很少的,而在造型艺术和在其他领域中,它却是很大的,所以在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上将两个遥远的时代结合起来,如果结合的条件相同,就被证明是正当的和有成绩的。欧洲的其余各民族是拒绝还是部分地或全部地接受这个从意大利来的巨大动力,这完全是自由的。如果是后者的情形,我们就可以同样地不必为中世纪的信仰和文明的过早衰落而兴叹。如果这些信仰和文化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它们的阵地,它们就一定会存在到今天。假如那些盼望看到这些信仰和文化恢复的抚今思昔的人们能够在其中那怕是生活一小时,他们就一定会切盼回到现代的空气中来。在这种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无疑的,有一些精致美丽的花朵可能还没有在诗歌和传说中获得永生就凋谢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希望这个进程没有发生。这个进程的一般结果就是,在前此把西方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教会(虽然它已不能再继续这样做下去)之外,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影响的力量,这种精神影响力量从意大利传播到国外,成为欧洲一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必需的东西。这个运动的最大的坏处可以说它是排斥人民大众的,可以说通过它,欧洲第一次被鲜明地分成为有教养的阶级和没有教养的阶级。当我们想到就是现在也不能改变这种事实(虽然大家认识得很清楚)时,我们就可看出这种责备是没有理由的。这种划分在意大利也完全不象其他地方那样残酷和绝对。意大利艺术性最强的诗人,塔索的作品,即使最穷苦的人也是人手一篇的。 自十四世纪以来,在意大利生活中就占有如此强有力地位的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是被当作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生存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一部分也是公然反对以前倾向的一种反冲力,这种文化很久以来就对中世纪的欧洲发生着部分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意大利的境界。查理大帝所代表的那个文化在七世纪和八世纪的蛮族面前基本上就是一个文艺复兴,并且不可能在其他形式下出现。正象在北方的罗马式建筑上一样,除了从古代继承下来的一般轮廓之外,也出现了对于古代的显著的直接模仿,同样,经院学者不仅逐渐地从罗马的作家那里吸收了大量的材料,而且也吸收了古代的风格,从爱因哈德那个时期以来就看到了有意识的模仿痕迹。 但是,古典文化的复兴在意大利采取了一种和北欧不同的形式。蛮族的浪潮还没有成为过去,往昔的生活仅仅被抹去一半的意大利民族,已经意识到它的过去并且希望这个过去能够重现。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人们有意地和经过考虑地来借鉴古典文化的某种成分,而在意大利则无论有学问的人或一般人民,他们的感情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那一方面去,他们认为这是伟大的过去的象征。拉丁语言对于一个意大利人来说也是容易的,而在这个国家里的大批古迹和文献也特别有利于他们回到过去。这种趋势再加上其他成分——这时为时间所大大改变了的人民的性格、伦巴第人从德意志输入的政治制度、骑士制度和其他北方的文明形式、宗教和教会的影响——合在一起产生了注定要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典范和理想的近代意大利精神。 在蛮族的洪流退落之后,古典文化怎样立即在造型艺术方面发生影响,是可以很清楚地从十二世纪的托斯卡纳的建筑和十三世纪的雕刻上看出来的。在诗歌方面,在有些人看来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这些人认为十二世纪的最伟大的拉丁诗人,表现拉丁诗歌的主要动向的作家是一个意大利人。我们所说的是所谓《布拉那诗集》中最好的作品的作者。当加图和西庇阿享有基督教的圣徒和英雄的地位时,在那些韵调铿锵的诗句里边充满了对于生活和人生之乐的坦然享受,而异教之神则被呼求作为这些享受的保护者。我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些诗歌之后,不能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意大利人还可能是一个伦巴第人在说话;事实上,这样想是有正当理由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十二世纪的“流浪教士”的拉丁诗歌,以它们所具有的明显的轻浮,无疑地是一种整个欧洲都分享其成果的作品;但是,说《菲立德和弗萝拉》与《燃烧着的热情》的诗歌的作者是北方人,同说《当傍晚月亮出现的时候》的作者,一个享乐主义的光辉的信奉者,是北方人,是同样没有多大可能的。实在说来,这里是整个古代的生活观点的再现,而用中世纪的诗歌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就显得最为鲜明。有许多这一世纪和以后各世纪的作品,其中对于古代悉心的模仿表现在主题具有古典的,并往往是神话的特点的六音步诗和五音步诗上,但它却没有和那种古代精神任何相似之处。在古里慕斯阿波利安西斯和他的继承者的六音步史诗和其他作品里(1100年左右起),我们看到了很多向维吉尔、奥维德、卢堪、斯达提乌斯和克劳底安等人勤勉学习的痕迹;但是,这里的这种古典形式毕竟不过是一种考古学,正象在博韦的维桑那样的搜集家的著作里或神话和寓言作家阿拉奴斯阿卜英苏里斯的著作里的古典主题一样。文艺复兴不仅是片段的模仿或零碎的搜集,而是一个新生,新生的标志可以在十二世纪的无名“教士”的诗歌里看到。 但是意大利人在十四世纪以前并没有表现出对于古典文化的巨大而普遍的热情来。这需要一种市民生活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只是在当时的意大利才开始出现,前此是没有的。这就需要贵族和市民必须首先学会在平等的条件下相处,而且必须产生这样一个感到需要文化并有时间和力量来取得文化的社交世界。但是,文化一旦摆脱中世纪空想的桎梏,也不能立刻和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找到理解这个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的途径。它需要一个向导,并在古代文明的身上找到了这个向导,因为古代文明在每一种使人感到兴趣的精神事业上具有丰富的真理和知识。人们以一种赞羡和感激的心情采用了这种文明的形式和内容,它成了这个时代的文明的主要部分。这个国家的一般情况是有利于这一转变的。那个中世纪的帝国,自霍亨斯陶棻王朝灭亡以来,不是放弃就是无力实现它对于意大利的要求。教皇们迁移到阿维尼翁去了。实际存在的政治势力大多数起家于暴力的和非法的手段。人民的精神这时已经觉醒到认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并要寻求一个可以依以存在的新的稳固的理想。因此,一个世界范围的意大利和罗马帝国的梦想如此深入人心,致使柯拉第利恩济能够真的想去实现它。他对于他的事业所抱的理想,特别是当他第一次任保民官时的想法,只能以某种狂想的喜剧而告终,尽管如此,但是对古代罗马的追怀不失为对于这种民族感情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力量。以它的文化重新武装起来的意大利人不久就感觉到他自己是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真正的公民。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对于这个精神运动做一个概述,当然不是巨细靡遗而是要指出它的最突出的特征,尤其是它那早期开始时的面貌。[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章 罗马,古城遗迹 罗马这个古城遗迹本身,这时已经成了和写作《罗马珍奇录》与马尔美斯伯里的威廉的著作的那个时代完全不同的一种崇拜对象了,在当代的记载中,那些热诚的圣地朝拜者或寻求珍宝奇迹者的幻想已经为爱国者和历史学家的兴趣所代替。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但丁的话:罗马城墙的石头值得我们尊敬,而建成这个古城的土地比人们所说的更有价值。纪念庆典虽然不断地举行,然而在真正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篇忠诚的记载。乔万尼维兰尼(见本书第95-96页)从罗马一千三百年纪念中带回来的最好的东西是他想写一部历史的决心,而这是由于看到了罗马古城的遗迹而激起的。佩脱拉克表明他自己对于古典文化和基督教古代文明的兴趣各居其半。他告诉我们他怎样时常和乔万尼科伦纳一起登临狄奥克莱齐安大浴室的高大穹窿,在澄彻的碧空里,无边的寂静中,眺望罗马周围的全景;这时他们所谈的不是日常事务或政治事件,而是在他们足下的古城遗迹使他们联想起来的历史,在他们的对话中佩脱拉克赞扬古典文化,乔万尼歌颂基督教的古代文明,然后他们进而谈到哲学和艺术的创造者。从那时起,直到吉本和尼布尔的时代,这同一个遗迹曾经有多少次在人们的心中唤起同样的沉思和回顾啊! 这种双重的感情的思潮也可以在法齐奥德利乌贝蒂的《狄达蒙多》(约写成于1360年)中看出来。这是一部描写神游的著作,书中作者由一位年老的地理学家,索利努斯陪伴着,就象但丁在《神曲》中被维吉尔引导着一样。他们访问了纪念圣尼古拉的巴利城和纪念天使长米凯尔的格尔加诺山峰,并提到了阿拉塞利在罗马和圣玛利亚在特拉斯特维尔的传说故事。但是,古代罗马的异教光辉显然是更吸引他们。一位衣衫褴褛的可尊敬的主妇——指的是罗马自己——对他们诉说了她过去的光荣史,并对他们详尽地描叙了古代的凯旋式,然后引导客人们走遍全城并向他们指出罗马七山和许多主要遗迹——“你可以想见我曾经是如何地美丽。” 不幸的是这个宗派分立和教皇们被迁至阿维尼翁的时代的罗马,在古代遗迹保存方面已不如几世纪以前了。一百四十所罗马贵族的设有堡垒的住宅在1258年为元老布兰加利昂所破坏,一定已经完全改变了当时存在的那些最重要的建筑的特色;因为那些贵族们自己无疑地是安居在最巍峨的和保全得最好的遗迹之上的。虽然如此,当时所留下的还是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多得多,很多遗迹可能仍然保有它们的大理石的外部装饰,它们的饰有圆柱的大门口和其他装饰,而在这些地方现在除了砖砌的骨架以外,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对于这座古城的最早的地志学的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在波吉奥的罗马漫游中,对于遗迹本身的研究第一次与对于古代作家和碑铭——这些碑铭是他从深埋其中的茂林丰草中找到的——的研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作者的想象力在这部著作中,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对于基督教罗马的回忆也小心地加以排除。惟一的憾事是波吉奥的著作没有写得更详尽和没附插图。在他那个时代所留下来的古迹比八十年以后拉斐尔所看到的要多得多。他看见了塞西利亚美泰拉的坟墓和在加比多尔山坡上一个神庙前边的柱子,这些柱子起先还保存得完好,但到后来就大半被破坏了,原因是大理石具有那种不幸的容易被烧成石灰的性质。在米纳尔娃神庙附近的一个巨大柱廊也陷于同样的命运而崩塌破碎了。一个目击者在1443年告诉我们,这个“石灰制造业”还在发展中;“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新建筑小得可怜,而罗马的美丽则完全被毁了。”那时罗马的居民,穿着农民的衣服和靴子,在外国人看来象一群放牛的人;事实上,牛群也已经放收到城内班奇一带了。惟一的社交聚会的机会就是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那时才有对美丽的女人看上一眼的可能。 在教皇尤金尼斯四世(死于1447年)的最后几年,弗尔利的布朗德斯利用弗隆提努斯的著作和旧日的“地方志”,似乎还参照了阿纳斯塔修斯的著作,写了一部《重建罗马》。他的目的不仅是描写存在着的东西,而更多的是要恢复那已经失去了的东西。根据他献给教皇的题献,他对于罗马的普遍荒废因想到罗马拥有很多宝贵的圣徒遗物而聊以自慰。 从尼古拉五世(1447-1455年)以后,教皇表现出了一种文艺复兴时期所特有的纪念过去的新精神。这种美化这个城市的新的热情一方面给遗迹带来了一种新的危机,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尊敬的心情,因为它们构成罗马驰名的理由之一。教皇庇护二世好古成癖,如果说他关于罗马的古迹谈得不多,他却仔细地研究了意大利其他各地方的古迹,并且是第一个了解和准确叙述京城周围几十里以内地方的古迹的人。作为一个僧侣和一个宇宙志学者,他的确对于古典的和基督教的纪念物以及自然界的珍奇抱有同样的兴趣。当他说诺拉从纪念圣包利努斯所得到的光荣超过了它从纪念古代和马尔切路斯的英勇斗争上所得的光荣时,他并没有违背了他的本意。的确,他对于遗物的信仰并不是伪装的;但是他的天性显然倾向于探索自然,搜奇访古,热心于不朽的作品和对于人类生活做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在他任教皇的最后几年,虽然受着痛风症的折磨,但仍然很高兴地坐着轿舆翻山越岭,到塔斯库路姆、阿尔巴、蒂布尔、奥斯蒂亚、法雷利和奥克里库路姆等地并把他所看到的不论什么东西都记载下来。他沿着罗马公路和引水道的线路前进,试图确定住房在这个城市周围的古老部族的疆界。在他和乌尔比诺的大菲德利哥一起到蒂沃利去旅行时,他们谈到古人的军事制度,特别是特洛伊战争,快乐地消磨掉他们的时间。就是在他参加曼图亚会议(1459年)的旅程中,他还去寻找了普林尼提到的克路秀姆古城的迷宫(虽然没有成功),并访问了在明乔河上的所谓维吉尔的别墅。象这样的教皇要求教廷的布令官以古典的拉丁风格来写作,自然是一件预料得到的事情。在同那不勒斯的作战中,他赦免了阿尔比诺姆地方的人,因为他们是西塞罗和马利乌斯的同乡,他们有很多人都以这两人的名字命名。布朗德斯的一部第一次企图全面说明罗马古代的伟大作品《胜利的罗马》只能献给既是鉴定者又是保护人的庇护二世。 这一时期对于意大利古典时代的热情并不限于京城以内。薄伽丘已经把巴耶的广大遗迹称为“具有现代新精神的古城”;从这时起,它们就被认为是那不勒斯附近最有趣的景物。对于各种古物的收集这时已很普遍了。曾经向西吉斯蒙多皇帝说明(1433年)罗马纪念物的安科纳的奇里亚科(死于1457年)不仅走遍了意大利而且也旅行到旧世界的其他各国、希腊、爱琴海群岛中的岛屿,甚至于到亚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并且带回来无数的碑文和略图。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不怕一切麻烦时,他回答说:“是要使死者复苏。”意大利各城市的历史从最早的时候起就主张它们和罗马有某种真正的或想象中的关系;并断言它们是从京城起开始向各地移民或殖民的;而那些令人感激的血缘创造者似乎经常能说出许多家族是从罗马最老的和最有名的血统传下来的。人们如此高度重视这个显贵身份,甚至按照十五世纪发端的批判主义观点也还是想紧紧依附它。当庇护二世在维特尔波时,他坦白地向请求他回去的罗马代表说:“在罗马和在锡耶纳同样都是在故乡,因为我的家族,皮科洛米尼,在早期是从京城来到锡耶纳的,这从我的家族常常使用伊尼亚斯和希尔维优斯这两个名字就可以证明。”如果说他是优里乌斯家族的后代大概他也是不会反对的。教皇保罗二世,威尼斯的巴尔博,尽管他有一个相反的血统(根据这个血统它是从德意志来的)但却以从罗马的阿亨诺巴尔布斯找到他家族的来源为光荣;阿亨诺巴尔布斯曾经率领一支移民队到帕尔马,而他的后人又由于党争被迫移居威尼斯。因此,我们对于马西米家族说自己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的后代,科尔纳罗家族说自己是科尔纳利的后代也就不觉得惊奇了。另一方面,十六世纪有一个事实是明显的例外,那就是小说家邦德罗试图把他的血统和东哥特人一个显贵的家族连在一起(见邦德罗着《故事集》第一编第23篇故事)。 还是再谈罗马吧。当时“自称罗马人”的那些居民贪婪地接受意大利其余各地对他们所表示的敬意。在保罗二世、西克塔斯四世、和亚历山大六世的时代,盛大的游行构成狂欢节的一部分,表现出对于当时人们的想象最富于吸引力的场面——罗马大将军凯旋式。人民很自然地以这种形式和与它相类似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情感。在公众的这种情感之下产生了一种传闻,说在1485年4月15日发现了一具古典时代的罗马少女的尸体——艳丽惊人并且保存得十分完好。据说:几个伦巴第石匠在塞西利亚美泰拉墓那边的阿底安公路旁边,圣马丽亚诺维拉修道院的土地上掘开一个古墓,发现了一个大理石的棺材,上边刻着“朱丽亚,克劳底乌斯的女儿”字样。在这个基础上就编造了下边的故事。那几个伦巴第人把石棺里和尸体上一起找到的珠宝和贵重物品拿走了。尸体曾涂过防腐的油质,象一个刚死不久的十五岁的少女那样绵软如生。据说她仍保持着活人的面色,半张着嘴和眼睛。她被移置到加比多尔山上“陈列馆”的宫殿里,然后人们就开始对她的参拜。在成群的人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来画像的;“因为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她的美丽,即使能形容出来,那些没看见过她的人也不会相信。”由于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命令,在一个夜间她被秘密地埋葬在平西门外;那个空的石棺却被留在陈列馆的院子里。大概以这个尸体的面部为模型按照古典风格用腊质或某种其他材料作成了一个彩色的面具,我们所辨认出的金发一定会和它美妙地调和起来。这个故事的动人处不在于事实的本身,而在于坚定相信当时人们认为得以亲眼见到的那个古代人体,必定比现在的任何东西部美丽得多这一点。 同时,对于古代罗马的实际知识也由于出土的古物而增加了。在亚历山大六世时代,发现了所谓“岩窟式的壁画”,也就是古人的墙饰,并在安佐港找到了贝尔维德尔陈列馆里的阿波罗像。在优里乌斯二世时代,接着又有拉奥孔恩群像、梵蒂冈的维纳斯像、赫克里斯的躯干像和克利奥巴特拉像等可贵的发现。贵族们和枢机主教们的宫室里边开始摆满古代雕像和美术品的碎片。拉斐尔在他的有名的信(1518或1519年)中提到了替教皇列奥十世对这个整个古城做理想的恢复。他对于甚至当时都还没有停止,而特别在优里乌斯二世时代还常见的破坏提出了激烈的控诉之后,请求教皇保护那些足以证明神圣的古代精神的力量与伟大的剩下不多的古迹,追念这种精神对于一切能够完成更崇高事业的人将是一种鼓舞。然后他以敏锐的鉴别力为比较美术史奠定了基础,并在结束时给建筑测绘学下了定义,这个定义一直为他以后的人所接受;对每一座留存下来的建筑物他部分别地索取了它们的平面、断面和正面图。关于在他那个时代以后,考古学怎样致力于研究这个古老的城市并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科学,以及维特鲁维安学院怎样终于为自己提出了伟大的目标就不能在这里叙述了。我们还是谈一谈列奥十世时代的情况吧。在他那个时代,对于古代文化的享受和一切其他享受一起使得罗马生活具有一种独特的神圣化的特征。梵蒂冈飘扬着歌声和乐声,它们的回音响彻全城,象是在唤起人们的欢欣和喜悦,虽然列奥并没有能因此而从他自己的生活中除掉忧愁和烦恼,而他那有意识地想用愉快的心情来延年益寿的打算也由于死得较早而遭到了失败。如保罗乔维奥所描写的,列奥时代的罗马形成了一幅使人迷恋忘返的壮丽的图景,但它那些黑暗面也明摆着——那些想要挣扎起来造反的人们的被奴役;那些虽然负债累累但还不得不顾全身分强撑门面来度日的教士们的内心的悲哀;那种驱使人们成为寄生虫和冒险家的文学庇护制度;最后,还有这个教皇国在财政上臭名远扬的腐败管理。可是,正是这位对于这些事情知道得那么清楚和嘲笑得那么厉害的阿里奥斯托在第六篇讽刺文里描写了他的渴望:他切盼和有成就的诗人们来往,由他们引导着他遍游古城遗迹,切盼在那里能为自己的文学上精心之作向学识渊博的人们征询意见,并切盼能读到梵蒂冈图书馆的珍贵藏书。他说,当他被约请以费拉拉大使身分到罗马去时,真正吸引他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那早已放弃了的获得美第奇家族保护的希望。 但是,罗马古城内外的遗迹不仅唤起考古的热情和爱国的感情,同时也唤起了一种哀愁或感伤的忧郁。在佩脱拉克和薄伽丘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感伤的痕迹(见本书第183、188页)。波吉奥常常去访问维纳斯和罗马的神殿(相信它是加斯多尔和波鲁克斯的殿堂,当日元老院常常在此开会),并且会沉缅于对那些伟大的演说家:克拉苏、霍尔坦修斯和西塞罗的追怀中。教皇庇护二世所用的语言,特别在叙述蒂渥利时,完全是一种感伤的调子,而不久以后(1467年)就出现了附有波利菲洛注释的对于遗迹的最早的描绘。从他的篇页上描绘出半隐在梧桐树、月桂树、柏树和丛林中的巨大拱门和柱廊的遗迹。我们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在宗教的传说上。人们都习惯于把基督的出生处说成是一个壮丽的宫殿的遗址。人们以后布置庭园所以必须点缀上人工仿作的古迹废墟,不过是这种感情的实际表现而已。[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三章 古代著作 古代文化中希腊拉丁的文学遗产,这比建筑方面的遗迹更为重要,当然也远比它传留下来的一切艺术残迹更为重要。它们在最绝对的意义上被认为是一切知识的源泉。那个伟大发现时代的文学情况经常有人们阐述;这里不过试图指出这幅图景的少数比较不为人们所知的面貌而已。 虽然古代作家对于十四世纪和以前的意大利精神的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与其说是由于很多新东西的发现,不如说是由于早就为人所知的那些东西的广泛传播。那些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拉丁诗人、历史家、演说家和书信作家连同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和一些其他希腊作家的个别作品的拉丁文译本一并构成了一个宝库,有一些佩脱拉克和薄伽丘时代的幸运的人们从这个宝库里得到了他们的灵感。如人们所熟知的,佩脱拉克拥有并以有如宗教的虔诚态度小心地保存着一部自己不能读的希腊文荷马诗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全部拉丁译文,在佩脱拉克的建议和薄伽丘的帮助下,由一个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里昂吉奥被拉多完成了,虽然译得并不好。但是,随着十五世纪的到来,开始有了很多新发现,有了用抄写方法系统地制作出的许多丛书,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有迅速的增加。 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时代的几个收集家不遗余力、不怕困难地来从事搜求的热情,我们一定只能拥有我们手中现在所有的文学作品的一小部分,特别是希腊人的文学作品。当教皇尼古拉五世还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士的时候,他曾由于购买手稿或者请人抄写手稿而身负重债。即使在那时,他也毫不掩饰他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最感兴趣的两件东西——书籍和建筑的热情。作为教皇他实现了他所说的话。抄书手给他抄书,调查员给他搜寻资料,范围之广,遍及于半个世界。佩罗托由于把波利比乌斯的作品译成拉丁文得到五百个金币;盖利诺由于译斯特拉博的作品得到一千个金币,如果不是这个教皇死了,他必能多得五百个金币。费莱佛本应因以韵文译荷马的作品得到一万个金币,但由于教皇的逝世,他没能从米兰到罗马来。尼古拉遗留下五千册,或者接照另外一个计算方法九千册图书供罗马教廷的人员使用,这些图书构成了梵蒂冈图书馆的基础。它们被当作最高贵的装饰品保存在宫廷里边,象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费拉德尔法斯的藏书一样。当1450年的瘟疫把他和他的教廷人员驱赶到法布利亚诺时,因为当时从那里,象现在一样,可以得到最好的文献,所以他带着他的翻译和编辑人员一起去以免错过机会。 佛罗伦萨的尼科洛尼科利,是老柯西莫美第奇左右一群有才学的朋友当中的一员。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消耗在买书上,最后,当他一文不名时,美第奇家族答应供给他为了这个目的而需用的任何款项。我们能有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的全集、西塞罗的《论讲演术》全集、仍然是最有根据的卢克莱修著作的原本和其他著作,不能不感谢他。他说服柯西莫从卢贝克的修道院里买来普林尼的最好手抄本。他以崇高的信任心情把他的书借给那些请求借阅的人,允许一切来客在他自己家里阅读,并随时准备和研究者讨论他们所读过的一切。他所收藏的八百册图书,价值六千金币,在他死后,经过柯西莫的手交给了圣马可修道院,条件是必须使大家都能去看,现在这项图书成了洛伦佐图书馆的珍藏之一。 盖利诺和波吉奥是两个有名的书籍搜求者,后者借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机会,捎带作为尼科利的代理人,孜孜不倦地在南德意志的大寺院中进行搜求。他在那里发现了西塞罗的六篇讲演词和现在放在苏黎世的圣加尔寺院的第一部昆提里安的全集。据说他用了三十二天的时间以美丽的字迹全部抄完了这部著作。他对于西里乌斯意达利库斯、马尼利乌斯、卢克莱修、瓦勒利乌斯、弗拉库斯、阿斯康纽培底亚努斯、科隆梅拉切尔撒斯、奥路斯吉利乌斯、斯达提乌斯等人的作品都做了重要的增补;并在列奥那多阿雷提诺的帮助下,发掘出普劳图斯的最后十二部喜剧,以及西塞罗的反对维兰家族的演说,《布鲁图斯》和《论讲演术》。 有名的希腊籍枢机主教贝萨利昂,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热诚的文学爱好者;他以很大一笔代价(三万个金币)收集了异教和基督教作家的六百部手稿。接着他就四处寻求一个储藏所,以便把这些手稿安全地收藏起来,直到他的不幸的祖国一旦恢复自由时能够收回她这业已失去的文学宝藏。威尼斯政府宣布它准备为这些手稿修造一所适当的建筑;直到今天圣马可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这些贵重手稿的一部分。 有名的美第奇家族的藏书有它自己的一部历史,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毫华者”洛伦佐的主要收集人是约翰拉斯卡利斯。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在1494年遭劫以后,它所收藏的图书不能不由乔万尼美第奇枢机主教,即以后的教皇列奥十世,来零零碎碎地加以恢复。 乌尔比诺的藏书,现在放在梵蒂冈,(见本书第63页以下)完全是伟大的蒙特费尔特罗的菲德利哥的功绩。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收集图书,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在各地经常雇用三、四十名“写本人员”,在这项收集上花费了不下三万金币。这一藏书主要是靠维斯帕西雅诺的帮助,得到有计划的扩充和完善的;他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文库的理想的描绘。在乌尔比诺有梵蒂冈的藏书目录、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的藏书目录、帕维亚的维斯康提家的藏书目录乃至牛津的藏书目录。他自豪地指出:在图书的丰富和完备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乌尔比诺相匹敌。关于神学和中世纪的著作的收集它大概是最完备的。那里有托马斯阿奎那、大阿尔伯图斯和博那文图拉的全集。但这个收藏是多方面的,包括当时所有的每一种医学著作。在“近代作家”方面,十四世纪的伟大作家——但丁和薄伽丘的全集——占首要地位。其次有二十五名人文主义作家的选集,一律包括他们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作品以及所有的翻译作品。在希腊文的手稿中,教父手稿远比其他人的手稿为多;但在古典作品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索福克利斯、平达尔和米南德尔的全部作品。米南德尔的作品一定是很快地就从乌尔比诺消失了,不然那些文学爱好者一定不久就会把它刊行的。但是,在这个收集书籍的时代里,也有人对于这种狂热劲提出了警告。这些人并不是学术的敌人,而是它的朋友,他们担心这种已经成为狂热的追求会产生弊害。佩脱拉克本人就反对这种无益地堆积大批书籍的愚蠢时尚;而在同一个世纪里,乔万尼曼志尼嘲笑了一个来自布雷西亚的七十多岁的老者安德列奥罗德奥奇斯,因为他准备牺牲他的房产、土地、妻子和他自己以增加他的藏书。 此外,关于手稿和藏书的增加方式,我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见闻。买到一部古代的手稿,里边包括一个古代作家的稀有的或惟一完整的或惟一存在的原本自然是一种意外的幸运,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再多说。在以抄书为职业的人们当中,那些懂希腊文的人地位最高,他们特别被加以“写本人员”的光荣称号。他们的人数总是有限的,而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很高。其余的人仅仅被叫作“抄书手”,他们一部分是以这种职业为生的办事员,一部分是学校教师和贫苦的读书人,希望增加一些收入,一部分是修士,乃至是修女,他们认为这种工作是上帝所嘉许的。在文艺复兴的早期,这种职业抄书者很少而且是不可靠的,佩脱拉克就曾经对他们工作上的无知和拖沓提出过激烈的指责。在十五世纪中,他们的人数多起来了,也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他们职业上的知识,但在工作的精确性上,他们始终没有达到过老修士们那种谨严认真的程度。他们似乎是以一种不愉快的敷衍塞责的态度来从事自己的工作,他们很少在抄本下面署名,一点也看不出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有高兴的心情或自豪感,而在同一时期的法文和德文的手抄本中却具有这种精神,常常使我们感到惊奇。更奇怪的是:在尼古拉五世时代,在罗马的抄书手大多数是德意志人或法兰西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所说的“野蛮人”,大概也就是那些在教廷寻求照顾并借此以维持生活的人。当柯西莫美第奇急于为他心爱的团体,费埃苏来山麓的巴底亚修道院,建立一个藏书室,他派人去请维斯帕西雅诺来,维斯帕西雅诺劝他放弃一切买书的想法,因为那些有价值的书是不容易买到的,所以不如利用抄书手。于是柯西莫和他商定一天付给他若干钱,由维斯帕西雅诺雇用四十五名抄书手,在二十二个月之内交付了二百册图书。要抄写的著作的目录由尼古拉五世亲笔写出送给柯西莫。教会传道书籍和教堂合唱用书自然在这个目录中占主要地位。 抄写的字迹是前一世纪已经开始使用的美丽的近代意大利字体,它使那个时代的书籍看起来非常美观。教皇尼古拉五世、波吉奥、吉安诺佐曼内蒂、尼科洛尼科利和其他有名的学者,他们自己都写一手好字,并且希望看到好字,也不能容忍其他恶劣的字迹。那些附带的装饰,即使其中没有精细画,也是饶有风趣的;这特别可以从洛伦佐的手抄本中看到,这些抄本在字行的开始和结尾都有浅谈而美丽的花体字。如果抄写工作是由大人物或富有者的命令进行的,用来抄写的材料总是羊皮纸,而无论是在梵蒂冈或在乌尔比诺,都一律用深红色的天鹅绒作为封面装订,并带有白银的搭扣。因为人们十分注意用书籍外观的美丽来表示对于它的内容的重视,所以印本书籍的突然出现最初不受欢迎就是一件可理解的事情了。当贝萨利昂枢机主教的使者们第一次在康士坦丁拉斯卡利斯的家里看到一本印本书时,他们曾经对于“在某一德国城市的野蛮人中间的”发现加以讪笑,而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也“一定会以有一本印本书为耻辱。” 但是,那些疲倦的抄写者——不是指那些以这一行业为生的人,而是指许多为了得到一本书而不得不去抄写它的人——对于德国人的这一发明却很欢迎,“尽管诗人们对于书法给以称赞和鼓励。”它不久就在意大利被用来首先增印拉丁作家的然后是希腊作家的著作。但很长一个时期,除意大利外,它没有在其他地方传开,而在意大利它也完全没有以人们对于这些著作的普遍热情所能期待的速度传播开。过些时以后,作家和出版者的近代关系开始发展起来;而在亚历山大六世时代,当时已不再能象柯西莫那么容易使费莱佛答应毁掉一部书,就出现了查禁的检查制度。 伴随着语言和古典文化研究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对于版本的批判校勘,与本书内容和一般的学术史都同样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这里所要论及的不是意大利人的学术问题,而是在文学和生活上古典文化的再生。不过关于学术研究本身再说上几句仍然是允许的。 希腊学术主要限于佛罗伦萨,时间是在十五世纪以及十六世纪初。它始终也没有象拉丁学术那样普遍,部分原因是因为研究这种学问有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罗马人的优越感和对于希腊人的本能的憎恨,这种憎恨并没有因为希腊文学对于意大利人具有吸引力而被完全抵消。 佩脱拉克和薄伽丘对于希腊文化的认识虽然肤浅,但他们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强有力的,不过并没有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立刻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希腊文学的研究约在1520年就和有学问的希腊流亡者的最后一个侨居地的消失而一起停止了;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北方人象阿格利科拉、吕契林、伊拉斯玛斯、斯蒂芬家族和博达斯等能够及时使他们自己成为这个语言的大师。那个侨居地最初是由曼纽尔克里索洛拉和他的亲属约翰以及特列比松的乔治开辟的。接着约在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和以后的时代里,是约翰阿吉罗普洛斯、西奥多加扎、德米特里奥斯哈尔孔季拉斯(他曾把他两个儿子西奥菲洛斯和巴西利奥斯培养成为卓越的希腊语学家)、安德罗尼科斯卡利斯托斯、马科斯莫萨罗斯和拉斯卡利斯家族等等不必细举。但是,在希腊完全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学者研究的继承仅仅是由流亡者的子弟维持着,或者某处由某一个干地亚或塞浦路斯的流亡者维持着。希腊文化研究的衰落约开始于教皇列奥十世逝世的时候,这一部分是由于知识界态度的普遍改变和当时已经感到古典文化影响的有些过多;但它恰好与希腊流亡者的死亡同时发生并不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以1500年为准,意大利人曾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希腊文。那时候的青年人学习说这种语言,而在半世纪以后,象教皇保罗三世和保罗四世到晚年时还能说希腊语。但学习到如此娴熟,估计必定曾和道地的希腊人有来往。 除佛罗伦萨外,罗马和帕多瓦几乎一直聘请有希腊文教师,而维罗纳、费拉拉、威尼斯、佩鲁贾、帕维亚和其他城市则聘有临时教师。希腊文化的研究从威尼斯的阿尔多曼纽奇印刷所得到了极其可贵的帮助,在那里,第一次以原文印行最重要的著有多卷著作的作家们的作品。阿尔多把他的一切都投入这项事业中;像他这样的编辑兼出版家是世所罕见的。 随着这种古典文化的复兴,当时对于东方文化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丁本人对于希伯来文有很高的评价,虽然我们不能假定他懂得这种文字。从十五世纪以来,学者们不再仅仅以能够怀有敬意地说这种语言为满足,而是要投身到它的彻底研究中。但是对于这种语言的学术兴趣从一开始就由于宗教上的考虑,或受到推动或受到阻挠。当波吉奥从君士坦丁宗教会议的辛勤工作之后得到休息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和在巴登从一个领过洗的犹太人学习希伯来文。他对于这个犹太人的描写是“象大多数改宗了的犹太人一样,愚蠢、暴躁而无知”;但他却不能不为他自己学习希伯来文的行为辩护,反驳利奥那多布鲁尼,因为布鲁尼试图向他证明希伯来文是无用的乃至是有害的。伟大的佛罗伦萨政治家兼学者,吉安诺佐曼内蒂(死于1459年)反对犹太人的论辩文章提供了当时已有人完全精通犹太语言学术的最早的例证。他的儿子阿尼约洛从童年时代起就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教皇尼古拉五世的命令之下,曼内蒂翻译了旧约中的诗篇,但不能不在一部致阿尔方索的著作中来为他的翻译的原则进行辩护。教皇曾经为寻求发现福音作者的希伯来文原本悬赏五千金币,在他的委任之下,曼内蒂收集了现在仍然保存在梵蒂冈的希伯来文手抄本,并开始写一部反对犹太人的伟大的护教著作。希伯来文的学习就是这样列入了教会事务中。加马多莱斯僧团的修士阿姆布罗吉奥特拉维尔萨利学习了这种语言,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他修盖了梵蒂冈图书馆的建筑,并把他自己广泛搜购的书籍加入到图书馆的藏书之内)所雇用的“写本人员”(图书馆员)既有懂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也有懂希伯来文的。这种语言的学习当时变得更普遍了;人们收集希伯来文手抄本,而且在有些图书馆里,象乌尔比诺图书馆,它们成为那里所收藏的丰富而珍贵的书籍中特别有价值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希伯来文书籍的印刷开始于1475年,因而使意大利人自己和欧洲其他国家学习这种语文都更加容易了,这些国家很多年来就靠意大利供给它们书籍。不久,凡是比较大的城镇就都有个别的精通希伯来语言的人,而且有许多人渴望学习它;1488年在波洛尼亚设立了希伯来文讲座,1514年,在罗马设立了另一个讲座。对于希伯来文的学习变得如此普及甚至比希腊文还更受欢迎。 所有那些在十五世纪里忙于学习希伯来文的人们当中,没有谁比皮科德拉米朗多拉更为重要的了。他并不以得到希伯来文文法和圣经的知识为满足,而是要深入研究犹太神秘哲学,甚至要熟悉犹太教法典经籍。这种研究,虽然也许还没有升堂入室,但他之所以可能做到,不能不归功于他的犹太教师。事实上绝大部分希伯来文教学都是由犹太人担任,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已经成了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很受尊敬的作家。虽然在这之前他们一般必须先皈依基督教。 在东方语言中,阿拉伯文也和希伯来文一样有人学习。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著作的较旧的拉丁文译本不再能使医药科学感到满足,因而要经常求助于原本;威尼斯在东方的许多领事馆提供了易于接触这些原本的机会,因为在它们那里经常有意大利医生。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阿拉伯学术仅仅是阿拉伯文明在中世纪时对于意大利和整个文明世界所起影响的一个软弱无力的反应——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前,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和它相抵触的,并且是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才放弃了它长期地强有力地维持着的地位。一个威尼斯医生希罗尼莫拉穆西奥,从阿拉伯文翻译了阿维森那的大部分著作并于1486年死在大马士革。贝卢诺的安德烈蒙加约,是阿维森那的门徒,在大马士革居住很久,他学习了阿拉伯文并发展了他的老师的学术。威尼斯政府后来任命他为在帕多瓦大学的这一门学科的教授。其他政府也学习了威尼斯的先例。君主和富翁们竞相收集阿拉伯文的手抄本。第一个阿拉伯文印刷所是于教皇优里乌斯二世时代在法诺开始的,并于1514年在列奥十世时代被确定为一个圣职事业。 在开始叙述人文主义的一般影响之前,我们必须在这里对于皮科德拉米朗多拉略加论述。他是惟一大声疾呼并强有力地保卫一切时代的真理和科学,反对片面崇拜古典文化的人。他不但知道怎样尊重阿维洛斯和那些犹太的研究家,而且也知道怎样按照著作的内容来尊重中世纪的烦琐哲学作家。他似乎听见他们在说:“我们将永生不朽,但不是在那些空喊口号的学派中而是在那些智慧的人群里,在那里人们所谈的不是安德洛玛琪的母亲或尼奥比的儿子而是天上人间事物的较深奥的原因;观察细密的人将看到:即使野蛮人也有他们的智慧(mercurium),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内心里。”他本人能写强劲有力的优美的拉丁文,并且是一个叙事条理清晰的大家;他轻视那些空谈家的舞文弄墨和当时流行的过于重视形式的模仿,特别是如常见的那样,当它们失之于偏颇,对于事物本身的广阔真理淡然漠然的时候。看到皮科,我们可以猜想到:如果不是反宗教改革破坏了意大利人民的更高尚的精神生活,意大利哲学必将有极高的飞跃发展。[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四章 十四世纪的人文主义 那么,是谁使他们自己的时代和一个可尊敬的古代调和起来;并使后者在前者的文化当中成为一个主要成分呢? 他们是一群最复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今天具有这样一副面貌,明天又换了另外一副面貌;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因素,这也是为他们的时代所完全承认的。十二世纪的“流浪教士”,他们的诗歌我们已经提到过(见本书第180页),或者可以被认为是他们的先驱——他们有同样的不安定的生活,同样的对于人生的自由的和超乎自由的看法,而且无论如何在他们的诗歌中也有同样的异教倾向的萌芽。但是这时,出现了一种在中世纪的另一面建立起它自己的基础的新文明,它成为基本上是属于神职人员的和为教会所哺育的中世纪的整个文化的竞争者。它的积极的代表者成了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们知道古人所知道的,因为他们试图象古人曾经写作过那样地来写作,因为他们象古人曾经思索过或感受过那样地开始思索并欣然感受。他们所崇奉的那个传统在各方面都进入了真正的再生。 某些近代作家所惋惜的一个事实是:1300年左右在佛罗伦萨出现的一个远远具有独立性而实质上不外是民族文化的萌芽,在以后竟完全为人文主义者所淹没了。据说,当时在佛罗伦萨没有不能读书的人,就连驴夫也能吟哦但丁的诗句;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意大利文手抄本原是出之于佛罗伦萨的工匠之手的;出版一部象布鲁纳托拉蒂尼的《宝库》那样的通用百科全书在当时是可能的;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具有一种坚强有力的性格才产生的,而这种性格是由于人们普遍地参加公众事务、商业和旅行以及惯常谴责懒惰行为而形成的。据说,当时佛罗伦萨人到处受人尊敬,并且有世界性影响,而且在那一年不无理由地被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称为“第五元素”。1400年以后人文主义的迅速发展破坏了人们的天赋本能。从那时起,人们只是靠古代文化来解决每一个问题,结果是使文学著作堕落成为仅仅是古代作品的引文。不仅如此,而且市民自由权的丧失一部分也应该归咎于这一切,因为新学术以服从权威为基础,为罗马法而牺牲了城市权利,用以寻求并取得暴君们的欢心。 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将不时地谈到这些指责,到那时我们将试图分析出人文主义运动的真正价值,并衡量一下这一运动的得失。目前我们必须只限于阐明:就连生气勃勃的十四世纪的文明也是必然地为人文主义的完全胜利铺平道路,而在十五世纪里敞开无限崇奉古代文化的门户的恰恰是那些意大利民族精神最伟大的代表者本人。 还是从但丁开始吧。如果说有很多有同样天才的人曾经支配了意大利文化,无论他们的性格中从古代吸收到什么样的成分,他们也仍然会保有一种富有特征的和鲜明的民族烙印。但无论意大利或西欧都没有产生另外一个但丁,所以他就是而且仍然是首先把古代文化推向民族文化的最前列的人。在《神曲》里,他并不是真把古代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看作具有同等权威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彼此平行的。正象中世纪早期在新旧约的历史上人们校勘真本和伪本一样,但丁也经常把同一个事实的基督教说明和异教的说明放在一起。必须记住:人们对于基督教所记载的历史和传说的始未很熟悉,而古代的记载则比较不为人所知,因此基督教的记载是受人欢迎和为人们所感到兴趣的;如果没有一个象但丁那样的人来保持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则基督教所记载的始末在争取公众的赞赏方面必然占上风。 佩脱拉克现在主要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意大利诗人而活在大多数人们记忆中,然而他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所获得的荣名其实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是古代文化的活代表,他模仿各种体裁的拉丁诗歌,力求用他卷帙浩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来介绍古人的作品,而不是去代替它们。他写了不少书信,这些书信作为具有考古趣味的论文,获得了我们难于理解的声誉,但在一个没有参考书的时代里却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佩脱拉克自己相信并且希望他的拉丁文作品能在他同时代人和后代人中间给他带来声誉,但很少想到他的意大利文诗篇;如他所常告诉我们的,他宁愿毁掉这些诗篇,如果这样做能够把它们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的话。 对于薄伽丘来说也是一样的。有两世纪,当《十日谈》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还很少为人所知的时候,他只是由于编辑了拉丁文的神话、地理书和传记而在全欧洲出了名。这些著作中的一部,《诸神的世系》,在十四和十五卷里包括有一篇不平常的附录,他在附录里讨论了与那个时代有关的当时还是年轻的人文主义的地位。我们必须不为他对于“诗”的专门论述所迷惑,因为进行较细致的观察表明他所说的“诗”是指诗人学者们的整个精神活动而言。他所向之进行猛烈战斗的就是这个“诗”的敌人——那些除了淫乱对于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的轻浮的无知者;那认为赫利康、卡斯达里安喷泉和阿波罗的坟墓都是愚蠢的诡辩神学家;那些因为诗歌不能给他们带来钱财而认为它是一种多余的东西的贪婪的法律家;最后还有那(他拐弯抹角地说,但却很明显)随便以异教和不道德的罪名来进行攻击的托钵僧人。下面接着是为诗作的辩护、关于古人及其近代继承者的诗歌并不含有任何虚伪的成分的论证、对于这些诗歌的赞扬、特别是我们必须永远注意到它的更为深刻的和寓有譬喻意义的特点,以及旨在排除愚者心灵迟钝而有意识地采用的隐晦写法。 作者最后,显然是在说他自己的学术著作,他为他那个时代和异教之间所保持的新的关系作了辩解。他论证说:当早期的教会不能不在异教徒中间开辟它的道路时,情形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让我们赞扬耶稣基督吧!——真正的宗教已经站稳了脚步,异教已经被毁灭,而胜利了的教会已经占领了敌人的营垒。现在几乎有可能和异教接触并对它加以研究而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薄伽丘并没有一贯地坚持这种开明的观点。他背弃这种主张的原因一则在于他的性格的易变,一则在于认为研究古典对于神学家不合适的成见仍在强有力而广泛地流传。在这些理由之外。还必须加上乔亚奇诺奇亚尼修道士以已死的彼埃特罗佩特罗尼名义给他的警告,要他放弃对于异端的研究,否则就要受到早死的惩罚。他于是决定放弃这些研究,而只是由于佩脱拉克的热诚的劝告,并由于他有力地证明了人文主义与宗教可以调和,他才从这个怯懦的决定中转回来。 这样,世界上就有了一个新的事业和一群新的人物来支持人文主义。要问这个事业是不是应该在它成功的道路上适可而止,是不是应该有意地限制它自己,并把首要的地位让给纯民族的文化成分都是无用的。在人民的思想中,没有一种信念比这个再根深蒂固的了,即相信古典文化是意大利所拥有的能使它获得光荣的一项最高贵的事业。 有一种为这一代的诗人学者所熟悉的象征性的典礼——对诗人的桂冠加冕式,虽然它逐渐失去了当初鼓舞过人的那种崇高的感情,但却历十五、十六世纪而未衰。这种制度在中世纪里的起源不明而仅节也从来没有固定下来。那是一种公开的表示,一种文学热情的外部有形的流露,而它的形式不消说也是变化不定的。例如但丁似乎曾经从半宗教的祝圣仪式的意义上理解它;他希望在圣乔万尼教堂的洗礼堂接受花冠;象千万个其他佛罗伦萨儿童一样,他曾经在那里领过洗。他的传记作者说,他本来可以凭他的荣名在任何地方得到桂冠,但他不想在他的故乡以外任何地方得到它,所以来被加冕就死去了。从同一个来源,我们知道这种风气在那时以前还是不常见的,并且被认为是由古代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这种风气的晚近起源可以追溯到多米提安模仿希腊人所创立的每五年举行一次的音乐家、诗人和其他艺术家的加比托尔比赛会,这种比赛会可能在罗马帝国衰亡后还存在过一个时期。但是,因为有少数人想要为自己加冕,象但丁就曾希望加冕,所以问题就发生了,这个加冕的权限究竟属于什么人,阿尔伯蒂莫莎图是于1310年在帕多瓦由主教和大学校长加冕的。当时由一个佛罗伦萨人任校长(1341年)的巴黎大学和罗马市政府当局竞相争夺为佩脱拉克加冕的光荣。以他的审查人自居的安茹朝国王罗伯特满心要在那不勒斯举行这个仪式,但佩脱拉克却宁愿在加比托尔山由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加冕。这种光荣很久以来就是人们求名的最高目标,而亚科伯皮津加,一个有名的西西里地方长官似乎就是这么看的。接着有查理四世的意大利之行,查理乐于迎合那些沽名钓誉者的虚荣心理和用豪华的仪式来打动无知的群众。他从给诗人加冕是古代罗马皇帝的特权,因而认为这也同样是他自己的特权,从这一假想出发,在比萨给佛罗伦萨学者,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加了冕(1355年5月15日);这件事引起了佩脱拉克的不快,他悻悻不平地说:“野人的桂冠竟敢用来装饰奥森尼亚的缪斯所喜爱的人,”并且也引起了薄伽五的极大厌恶,他拒绝承认这顶“比萨桂冠”是合法的。的确,人们可以正当地提出质问,这个半斯拉夫种的外邦人有什么权利来评判意大利诗人的成就呢。但是从那以后,皇帝们无论旅行到哪里都给诗人加冕;而在十五世纪,教皇们和其他君主们也僭取了同样的权利,发展到最后不考虑任何地点或条件地加以滥授。在罗马,在西克塔斯四世时代,彭波尼乌斯拉图斯学院随意决定赠送花冠。佛罗伦萨人懂得直到他们有名的人文主义者死后才给他们加冕的风雅。卡洛阿雷提诺和列奥那多阿雷提诺都是这样被加冕的。前者由马提奥帕尔米利,后者由吉安诺佐曼内蒂在市议会的议员和全体人民面前致颂词,致词者站在棺枢的头部,枢上放着身着丝制礼服的遗体。卡洛阿雷提诺更得到埋葬在圣十字教堂里的光荣,这个教堂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是最美丽的教堂之一。[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五章 大学和学校 我们现在必须谈到的古代文明对于意大利文化的影响是以新的学术已经占领了大学园地为前提的。事实固然如此,但它决没有达到我们所料想的那种程度,也没有产生我们所料想的那种结果。 直到十三和十四世纪,财富的增加使得更有计划地发展教育事业成为可能时,意大利的少数几个大学才显得富有生气。最初,一般只有三种讲座,即民法,寺院法,和医学;以后才逐渐增加了修辞学、哲学和天文学,这最后一种通常是与占星学合成一个科目的,虽然不总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形下薪金的差别是很大的。有时候也付出一笔大的薪金。随着文化的发展,竞争也活跃起来,各大学都争相罗致有名的教师;在这种情形下,据说波洛尼亚有时把它的国库收入(二万金币)的一半用在办大学上。教师的任命通常只是短期的,有时仅仅是半年,所以他们就不能不象演员一样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但终身任命也并不是没有的。有时要求教师答应不在其他地方讲授已经在一个地方讲授过的东西。也有义务的不领薪水的教师。 在已经提到过的那些讲座中,修辞学是人文主义者特别想要担任的;但他们能否担任法律、医学、哲学或天文学的讲座完全以他们对于古代学术内容的是否熟悉为转移。当时一门学科的内容和教这门学科的教师的生活情况同样都是变化不定的。某些法学家和医学家得到了比众人高得多的最优厚的待遇,前者主要是充任雇佣他们的政府关于诉讼和权利的法律顾问。在帕多瓦,一个十五世纪的法律家得到了一千金币的薪金,①并且有人提议以每年二千金币的薪金和私人开业的权利来任用一个有名的医生,这人以前曾在比萨得到七百金币的薪水。当比萨的教授,法律家巴尔扎洛缪索奇尼在帕多瓦接受了威尼斯的一项职务并将要启程前往时,他被佛罗伦萨政府逮捕了,只是在缴纳了一万八千金币的保释金之后才获得释放。对于这些学科的高度重视使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杰出的有学问之士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法律和医学上,而在另一方面,专门的学者却越来越不能不取得一些广泛的文学修养。人文主义者在其他方面的实际活动,我们随后即将加以讨论。 虽然作为有学问之士,本身薪金很高,并且不排除其他收入来源,但大体说来他们的地位仍是靠不住的和变化无常的,所以同一个教师能够和很多学校发生关系。很明显,人事的更动从大学本身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从每一个新来的人那里都可以期待得到一些新的东西;这在科学正处于发展阶段,它的成就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师的个人能力的时代里是很自然的。一个讲授古典作家作品的讲师未必真正属于他讲学的那个城市的大学的。交通很方便,在修道院里和其他地方的食宿供应也很充分,因而由私人举办这种讲学往往是实际可行的。在十五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当时佛罗伦萨大学正处于全盛时代,尤金尼斯四世乃至马丁五世的廷臣拥挤在教室里边听讲,卡洛阿雷提诺和费莱佛争相吸引最多的听众,不仅在圣灵教堂的奥古斯丁会修士中间有一个几乎是完整的大学,不仅在天使教堂的加马多莱斯会修士中间有一个学者的组织,而且还有知名之士,或者单独地或者共同地,为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人而设置的哲学和文学讲座。在罗马,语言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却极少和大学(Sapienza)有关系,并且几乎完全依赖教皇和主教等个人的赞助,或者依靠教廷的任命设立。一直到列奥十世时(1513年),才对大学的进行大改组,那里有八十八名教师,其中有虽非第一流但却很能干的人领导着考古学系。但是,这种新的光辉时代是短暂的。意大利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讲座我们已经在上边简单地谈到过了(见本书第204页以下)。 要想对当时所采取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做一个准确的描绘,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我们的目光远远离开我们现在的学院制度。师生之间的个人接触、公开的辩论、经常使用拉丁文和时常使用希腊文、教师的频繁更换和书籍的稀少:给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色彩。 在每一个最不重要的城市里边都有拉丁文学校,它决不是仅仅为较高的教育做准备,而是因为在读、写、算之次,获得拉丁文的知识,也是必要的。拉丁文之外还有逻辑学。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学校并不依存于教会而是靠市政当局办理,其中也有一些仅是私人创办的事业。 这种由少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管理的学校制度,不仅在组织上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而且成了在近代意义上的一种进行高级教育的手段。有的学校负责教育北意大利的两个君主家族的子女,这可以说是它们之中的独特的一种。 在曼图亚的乔万尼弗兰切斯科贡查加(从1407年统治到1444年)的宫廷里出现了一个叫作维多利诺达费尔特雷(生于1397年,死于1446年)的名人,又名维特立兰巴多尼,——他宁愿被称为曼图亚人而不愿被称为费尔特雷人——他是毕生献身于其特别擅长的事业的一人。他几乎没有写过书,而最后把他青年时代所写的、曾长久保存在他身边的少数的诗也毁掉了。他孜孜不倦地求学;从来没有追求过功名,他轻视一切象这样的身外浮名;他和师生友好,相处甚欢,知道怎样保持他们的好感。他在身体锻炼和精神锻炼上都是过人的,是一个卓越的骑手、舞蹈家和剑术师,无论冬夏都穿同样的衣服,就是在严寒天气也只是拖着一双凉鞋走路,他这样生活下去,一直到老年也没有生过病。他很善于控制他的激情、他的性欲和愤怒的自然冲动,因而能够一生保持童贞并且从来也没有用恶语伤过任何人。 他指导君主家庭的子女们的教育,其中有一位姑娘在他的培养之下成了学者。当时他的声名远传意大利各地,许多富豪贵绅之家的子弟都远道而来,甚至有来自德意志的,愿列门下受教,贡查加家族不仅愿意接待他们,并且似乎认为曼图亚被选定为一个贵族社会的学校是一种光荣。在这里,体育和一切高尚的身体锻炼,第一次和科学教育一起被看作是高等普通教育所不可缺少的内容。除了这些学生外,还有其他有天才的穷苦学生,总数往往达到七十人之多。维多利诺大概认为对于这些人进行教育是他的最高的现世目的;他在他的家里供给这些人的生活,并“从爱上帝出发”使他们和贵族青年们一起受到教育。这些贵族青年们在这里学会了和平民的天才子弟们同居共处。聚集到曼图亚来的学生越多就越需要有较多的教师对他们进行教育,维多利诺只能负责指导。这种教育的目的是给每个学生以他最适合于接受的知识。贡查加每年给他二百四十个金币的薪金,另外为他建造了一所华丽的房子,“乔科萨”,供校长和他的学生们居住,并捐助那些贫苦学生所需要的用费。此外再有所需,则由维多利诺向君主们和富有者求助,但他们当然不一定听从他的请求,而由于他们的狠心,使得他不得不向人告贷。不过到最后,他还是得到了愉快的处境,他在城里有一项小财产,在乡间有一处地产,假期里,他可以和他的学生们小住;他还收藏有名贵的书籍,这些书他乐于借给人看或者送给人,虽然他对于未经许可就取走很恼火。在清晨,他读关于宗教修养方面的著作,然后鞭打自己并进教堂祈祷;他的学生也不得不到教堂去,象他一样每月忏悔一次,并严格遵守斋期。他的学生尊敬他,但见到他时又不禁懔然生畏。当他们做错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立刻受到惩罚。他的所有同时代人和他的学生一样地尊重他,人们仅仅为了要看一看他就到曼图亚去一游。 维罗纳的盖利诺(1370-1460年)对于纯学术更重视。他于1429年受伊斯特家族的尼科洛之聘,到费拉拉去教育他的儿子利奥纳洛,在他的学生1436年将要长成的时候,他开始在大学担任修辞学和古代语言教授。当他还在担任利奥纳洛的导师时,他还收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学生,并在他自己的家里有一班经过选拔由他供给一部或全部生活的贫苦学生。他的晚间时间一直到深夜是用来帮助学生温课或进行训示的。他的家也是一个严格的宗教和道德的培养所。盖利诺是一位圣经研究者,和许多虔信宗教的同时代人过从甚密,虽然他毫不迟疑地写维护异教文学的文章来反对他们。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在道德或宗教方面很少值得赞扬,但他和维多利诺却另当别论。很难设想盖利诺于所担任的日常工作之外怎么还能找出时间来翻译希腊文和写作卷帙浩繁的作品。他没有使维多利诺的性格显得优美的那种聪明的目制力和温柔亲切的态度,因而很容易失为脾气急躁,使得他时常和同时代的学者们发生争论。 君主家庭的教育事宜若干年来,部分地掌握在人文主义者的手中,不仅在这两个宫廷里,而在整个意大利亦无不如此。因此他们得以在贵族社会中上升一步。写作关于君主教育的论文以前是神学家的事情,现在落到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了。 从彼埃尔保罗维尔吉利奥的时候起,意大利君主们在教育方面就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而这种风尚被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带到了德意志。他给哈布斯堡王室的两个年青的德意志王子写了关于他们进一步受教育问题的详尽的劝告,尽可能地鼓励他们两人培育人文主义;但主要是告诉他们要使自己成为有为的君主和勇猛坚强的武士。也许伊尼亚斯认识到和这些青年人们说话,他们会置若罔闻,所以他采取了把他的文章公开发表的办法。不过,我们对于人文主义者和统治者的关系将另行讨论。[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六章 人文主义的促进者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首先谈到那些大多数是佛罗伦萨人的市民们,他们把研究古典文化当作他们毕生的主要目的之一;他们或者本身是有名的学者,或者是支持那些学者的著名文学艺术爱好者(参照本书第三篇第三章)。他们在十五世纪初的过渡时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他们身上人文主义首先实地表明了它自己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只有在这以后,那些教皇们和君主们才开始认真地对待它。 我们已不止一次提到尼科洛尼科利和吉安诺佐曼内蒂。关于尼科利,维斯帕西雅诺曾经对我们描写过,说他是一个不能容忍他周围有任何东西与他自己的古典精神不谐调的人。他的修长玉立的美秀风姿,他的亲切的谈话,他的用古代最高贵的遗物点缀着的房子,都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他对任何事情都要求注意清洁,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桌子上铺着纯白的亚麻布,摆着古代的花瓶和水晶的酒杯。他使一个追求享乐的年青佛罗伦萨人对学问发生兴趣的方法是如此地吸引人,使我们不能不在这里加以叙述。被埃罗德帕齐是一个著名的商人的儿子,他自己也将注定从事干这个行业。他生得漂亮,深深迷恋于世俗享乐,什么都想就是不愿想到文学。有一天,当他经过市政大厦时,尼科洛把他叫到面前,虽然他们以前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话,但这个青年人服从了一个如此受到尊敬的人的召唤。尼科洛问他谁是他的父亲。他回答说“安德里亚德帕齐先生”。又问他在从事什么事,彼埃罗象一般青年人所常回答的那样说:“及时行乐”。尼科洛对他说:“你是这样一个父亲的儿子,生得如此漂亮,而对拉丁语言竟毫无所知,实在是一种羞耻;如果你学会了它,它将为你大大增光。如果你不学它,你将一事无成,而青春的年华一经消逝,你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彼埃罗听到这些话,立刻感到这话说得很正确,并且说他愿意努力学习,如果能有一个老师的话。于是尼科利答应为他设法。他为他找到了一个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人,名叫庞达诺。彼埃罗把他当作自己家里人一样看待,每年酬以一百个金币。彼埃罗放弃了前此生活中的一切享乐,日夜攻读,成了一切有学问的人的朋友,和一个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他能背诵全部“艾尼伊德”和李维的许多讲演词,主要是在往返佛罗伦萨和他在特莱比奥的乡间住宅的途中背得的。吉安诺佐曼内蒂(1393-1459年)在另外一种和更高的意义上表现了古典文化。他幼年早熟,在商业上学徒期满并成为一个银行的簿记员时,还不过是个孩子。但不久他就感到他所过的生活的空虚和易逝,从而开始向往那惟一能够使人名垂不朽的学问。此后,他就象很少的俗人曾经在他以前做过的那样,勤苦攻读,并如我们在前文说过的(见本书第217页)成了当时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当他被政府任命为驻佩夏和皮斯托亚的代理长官和收税官时,他按照他的宗教感情和人文主义研究的共同启示给他的崇高理想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成功地征收了佛罗伦萨政府对当地人民所课的最不得人心的捐税,但拒绝接受他自己应得的报酬。作为地方长官,他拒绝一切馈赠,痛恨一切贿赂行为,禁止赌博,充分供应当地的食粮,要求下属绝对服从和彻底的廉洁无私。他不知疲倦地以和善态度处理诉讼案件,并能实现以德感人化愤激为平静的奇迹。皮斯托亚人爱戴和尊敬他如圣徒,并且从来也没有发现他在两大党派之间有所偏袒。当他任职期满时,两派都派使者到佛罗伦萨去请求延长他的任期。他在公余之暇写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好象是象征大家的共同权利和利益。书成后,装以紫色封面并作为一件神圣的遗物被保存在市政厅里。当他离任时,这个城市送给他一面绣有市徽的锦旗和一顶光彩夺目的银盔。在曼内蒂出使威尼斯、罗马和阿尔方索王廷时,他象在皮斯托亚一样,代表着他的故乡佛罗伦萨的利益,十分注意维护它的荣誉,但却拒绝赐给他个人的荣显。他因讲演和谈判而声誉卓著,并以他的智虑和预见取得了预言家的称号。 要想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内佛罗伦萨市学者们的有关情况,读者最好必须参考维斯帕西雅诺的著作,他对他们都有亲身的了解,因为他写书的语调和气氛,以及他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关系和情况甚至比他所记述的事实更为重要。该书的这个主要优点即使在译本中犹不免失掉,更何况我们在这里不能不受到局限的简短说明呢。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他却完全熟悉他所写的那个题材,并且深刻意识到它在学术上的意义。 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下十五世纪的美第奇家族,特别是老柯西莫(死于1464年加“豪华者”洛伦佐(死于1492年),对于佛罗伦萨和他们的一切同时代人所具有的魅力时,我们将看到这种魅力系于他们的政治才能者少,而系于他们是时代的文化领袖者多。一个处于柯西莫地位的人——大商人兼党派领袖,还有一切思想家、作家和研究家在其左右,论出身他在佛罗伦萨人中首屈一指,论文化他是意大利人的翘楚——象这样的一个人实际上已无异于是一个君主了。认识到柏拉图哲学是古代思想界最美丽的花朵,以同样的信念感悟友人并从而在人文主义集团本身的内部促进了另一种更高的古典文化的复兴,这种特殊的荣誉是属于柯西莫的。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知道得很详细。它完全依靠博学的约翰阿吉罗普洛斯的号召和柯西莫本人晚年的个人热情。这种热情甚至使伟大的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在柏拉图主义方面能够自称为柯西莫精神的继承人。在彼埃特罗美第奇时,费奇诺已经是一个学派的领袖;著名的洛伦佐是彼埃特罗的儿子,柯西莫的孙子,被他从逍遥学派争取了过来。在他最著名的同辈学者中有巴尔托洛缪瓦洛利、德那多阿奇亚佐利和比埃尔菲利波潘多尔菲尼等人。这位满腔热情的教师在其著述的几个段落里宣称:洛伦佐已经深窥柏拉图哲学的一切奥秘,并且说明他确信没有柏拉图就很难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或一个好的公民。围绕在洛伦佐周围的一群著名学者由于这种对于一个更高尚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的热情而团结在一起,并卓然超出一切其他这类集团之上。只有在这样一个团体里边,一个象皮科德拉米朗多拉那样的人才会感到幸福。但关于这个集团,值得大书特书的恐怕是它虽则崇古,却不失为意大利诗歌的神圣庇护者,而一切从以洛伦佐为中心的这个集团所放射出来的光辉中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了。把洛伦佐当作一个政治家来看待,每一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来对他做出评价。关于佛罗伦萨的命运究竟哪些是由于人的罪过,哪些是由于形势所然,一个外国人也很难骤下断语。但没有比下面这个谴责再不公平的了,那就是:在文化领域里,洛伦佐是“平庸之才”的保护者,列奥那多达芬奇和数学家卢卡巴乔洛修士的侨居国外是由于他的过错,托斯卡内拉、维斯普奇等人至少是一直没得到他的支持。的确,他不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但在所有那些努力于保护和奖励精神事业的伟大人物中,肯定地说很少有几个人能象他这样有多方面兴趣,大概也没有一个人能象他一样地是出于内心深处的要求这么做的。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高声地宣布了文化的价值,特别是古代文化的价值。但对古代文化如此热诚崇奉,承认它是一切需要中的第一个和最大的需要,则除了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人而外,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排除一切怀疑的间接证据。美第奇家族如果不是认为这些学习是世俗研究中最高贵的一项,就不会经常地让它的女儿们参加同样的学习,人们也不会象帕拉斯特罗齐那样,把放逐看成为一种可喜的隐退;沉湎于各种可以设想的过度放纵中的人们也不会象菲利波斯特罗齐那样,保留了力量和精神来写关于普林尼的《博物学》的评论文章。我们的任务并非要褒贬谁,而是要在这个时代的一切精力充沛的人物身上来了解时代精神。 除佛罗伦萨外,有很多意大利城市,在那里,不论个人和社会团体都全力以赴地支持人文主义,并保护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学者。当时的通信中充满了关于这类私人关系的叙述。受过教育的阶级的感情强烈地并且几乎是专一地倾向于这一方面。 现在可以谈一谈在意大利宫廷中的人文主义了。唯个人才能是赖的暴君与学者之间的自然结合前已言及(见本书第一篇第一章);后者公然认为君主的宫廷比自由城邦更可取,只是由于他们可以期待从那里得到较高的报酬。有一次,当阿拉贡王朝大阿尔方索似乎将要成为全意大利的主人时,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写信给另一个锡耶纳的市民说:“我宁愿意大利在他的统治下而不是在自由城邦的统治下获得和平,因为君主的慷慨能够给每一种卓越的成就以报酬。”这种关系的不足取的一面和它所引起的以金钱为目的的阿谀,近来被强调得有些过分,正象以前人文主义者的歌颂引起了一种对于他们的保护人的过高的评价一样。总之,君主们感到必须站在时代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前面,认为这对于他们是很大的光荣,虽然这个文化是片面的。某些教皇对于新的学术研究可能导致什么后果的大无畏精神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而认为它是真正的(但却是不自觉的)伟大。尼古拉五世对于教会的前途是抱有信心的,因为千千万万有学问的人支持它。庇护二世对于人文主义远没有象尼古拉那样做出光辉的贡献,而时常访问他的宫廷的诗人也为数不多;但和他的前任比起来,他却更是文坛的亲身领导者而他也心安理得地来享有这种地位。保罗二世是对其属下的文化表示疑惧的第一人,而他的三个后继者,西克塔斯、英诺森和亚历山大却接受了诗人们的奉献,并容许他们自己被诗人们尽情地歌颂——其中甚至有大多以六音步诗写成的《波几亚诗》——但他们在其他方面太忙了,太汲汲于为他们的权力寻求另外的基础,因而无暇对诗人学者们多所关注。优里乌斯二世发现诗人们在赞颂他,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诗歌主题(见本书第一篇第十章),但他似乎并没有对他们多加关注。继任他的是列奥十世,“象努玛继任罗慕路斯一样”,换句话说,在前任教皇的战争动乱之后,人们希望有一个献身于文化事业的新教皇。列奥用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时间来欣赏优美的拉丁散文和音调铿锵的诗歌,而无疑地由于他的奖励,拉丁诗人们才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列奥时代的欢快的、精神焕发的生动图景。乔维优斯所写的传记中的无数讽刺诗、挽歌、颂歌和讲演词里就充满了这种精神。列奥十世如果和他一生的少数动人事迹比较起来,他所受到的崇敬歌颂之多大概是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个君主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那些诗人接近他主要是在午间,当乐师们已经停止奏乐的时候,但一个最好的诗人曾经告诉我们他们怎样当他在花园里散步或者退居到他的私室时也去追逐他,如果在那里找不到他,他们就试图以一篇乞求的颂歌或哀歌来赢得他的奖励,这种作品里边照例要叙述到奥林帕斯山峰上的全部诸神。因为列奥在用钱上是挥霍的,并且不喜欢看到他周围的人愁眉苦脸,所以他在馈赠上显出慷慨大方;在以后经济困难的日子里这种情形被过分地夸大了。我们已经提到过他对于大学的改组(见本书第220页)。为了不低估列奥对于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必须严防被混杂在其中的滑稽文章引入迷途,同时也不要为他有时用来对待这些事情的表面的嘲调所欺骗(见本书第165页)。我们的判断必须以“激励”这个字义所包括的无数的精神事业的可能性为依据,这虽然不能作为整体来加以衡量,但在仔细研究之下,仍然可以在特殊的情形下实地觉察出来。自1520年以来,无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欧洲有什么影响,它多多少少地都是依靠列奥所给的鼓励。只有这位教皇能够在批准印行新发现的塔西佗的著作时,有资格说:伟大的作家是生活的尺度和在不幸中的慰藉,帮助有学问的人和获得最好的书籍是他的最高目的之一;他现在感谢上帝使他能够促成这部书的出版以造福人类。 1527年罗马遭劫掠,使学者和艺术家们同样地流离四方,并把已故的伟大的梅森那斯的荣誉传播到意大利的最远的边境。 在十五世纪的世俗君主当中,没有一个人象那不勒斯的国王,阿拉贡王朝大阿尔方索那样对古代文化表现了如此的热情(参阅本书第51页)。看来他的热情完全不是伪装的,从他来到意大利的时候起,古代世界的纪念物和著作就给了他一个深刻有力的印象,足以改变其生活。可能他是受了他的先人罗伯特(佩脱拉克的伟大保护人)的榜样的影响,希望和罗伯特相匹敌或者超过他。他异常爽快地把难以统治的阿拉贡让给了他的兄弟,而自己专心致志于他的新领地。先后或者同时为他服务的有特列比松的乔治、小克里索洛拉、洛伦佐瓦拉、巴尔托洛缨法奇奥和安托尼奥帕诺尔密达,其中最后两人是他的史官;帕诺尔密达每天对这个国王和他的廷臣讲授李维的著作,甚至在戎马倥偬中也没有停止过。这些人每年要耗费他二万个金币。他为了帕诺尔密达的著作给了他一千金币。法奇奥写一部《阿尔方索传》,除每年收入五百个金币外,在完成时还得到了一笔一千五百个金币的奖金;同时还对他说:“这不是给你的报酬,即使我把我的最美丽的城市给你也不足以作为你的作品的报酬;但我希望有一天能使你满意。”当他以最优越的条件任命吉安诺佐曼内蒂为他的秘书时,他对他说:“我将和你分享我的最后一块面包皮。”当吉安诺佐最初带来佛罗伦萨政府对于费兰特王子结婚的祝贺时,给人的印象非常之深,以至于这位国王坐在宝座上“象一尊铜像般地一动不动,甚而忘记赶走在致词开始时就落在他鼻头上的一只苍蝇”。在重建他的宫廷时,他是以维特鲁维乌斯的著作为指南的;无论走到哪里,他都随身带着古代经典著作;如果有一天没有读书他就认为这一天是虚度了;当他读书时,他不容许有任何打搅,甚至音乐亦然;他轻视当时一切既非学者也非学术的保护人的那些君主。他喜欢常去的地方似乎是那不勒斯宫城里边的图书馆,如果图书馆员不在,他就自己开馆,坐在那儿的一扇窗前眺望下边的海湾并听取关于三位一体的学术辩论。因为他是笃信宗教的,所以他命人象读李维和塞尼加的作品一样为他读圣经,一直到读了十四遍他几乎能背诵下来时为止。对于那些愿意做修女的人,他资助她们使他们能够入修道院;他是一个信教虔诚常去教堂的人,并且十分注意倾听神父们的讲道。谁能完全了解他用来尊敬在帕多瓦的假的李维遗体的那种感情呢?当时,他靠着恳切的请求从威尼斯人那里得到那付骨架的一块臂骨,并以隆重的仪式在那不勒斯接受它,那时在他的心里,基督教和异教的感情会是怎样奇怪地揉合到一起啊!在一次出征阿布鲁齐期间,当人们把远处的苏尔莫纳即奥维德的出生地,指给他看时,他对向苏尔莫纳致敬礼并对其守护神致谢。他为了能实现这个伟大诗人关于他将获得荣誉的预言而感到高兴。在他乘胜进入那不勒斯的有名的入城式上(1443年),他自己确曾一度选择以古代的方式出现在世界的面前。离市场不远,在城墙上开了一个四十埃尔宽的豁口,他象一个罗马的胜利者一样地坐在镀金的战车上通过这个豁口驶入城内。为了纪念这个场面,在新城堡建立了一个壮丽的大理石凯旋门。他的那不勒斯的继承者(见本书第52页)对于这种向往古代文化的热情的继承就象继承他的其他优秀品质一样地少。 阿尔方索在学术上被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那个伟大教师维多利诺达费尔特雷的高足——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周围只有少数廷臣,在任何事情上都不铺张浪费,而在运用古代文化上也象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是慎重从事的。大多数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和一些最好的注释本以及其他这一类的著作,都是为他和尼古拉五世而作的。他在侍从他左右的文学之士身上花了不少的钱,但却花得很有意义。在乌尔比诺找不出公认的诗人来,在整个宫廷中,大公本身就是一个最有学问的人。实在说来,古典文化只是构成了他的教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有才学的君主、统帅和绅士,他已经掌握了当时的大部分学问并且是以实际应用为目的的。作为一个神学家,他能够把斯科塔斯和阿奎那作比较,并熟悉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教父著作,前者是通过拉丁文的译本熟悉的。在哲学上。他似乎是把柏拉图完全留给了他的同时代的柯西莫,但他不仅完全懂得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而且也懂得他的《物理学》和其他一些著作。其余他所读的书主要是他拥有的一切古代历史家的著作;这些是“他经常自己读和让别人念给他听”的那些书,而不是那些诗人的作品。 斯福查家族也或多或少地是有学问的人和文学的保护者;我们已经顺便地提到过他们(本书第54再以下)。即使仅仅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弗兰切斯科大公大概也会把人文主义的文化看作是他的子女教育中的一件当然的事情。如果这位君主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和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交游,那普遍认为是一个有利的条件。鲁德维科摩尔本人就是一个卓越的拉丁学者,他在学术问题上所表现的兴趣远远地超过了古典文化的范围(见本书第58页以下)。 就是那些小暴君们也在追求同样的荣誉,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在宫廷里维持一批学者只是为了传播他们自己的声誉,那是不公平的。一个象费拉拉的博尔索那样的君主(见本书第70页),尽管好虚荣,似乎也决不是想从诗人们身上得到他的不朽,虽然他们都那样急切地想用《博尔索德》等类著作来取悦于他。他很明白他自己作为一个君主的高贵地位,而不屑于接受这些。但是和有学问的人交游,对于古代研究感到兴趣和热爱优美的拉丁文书信对于那个时代的君主是必要的。在一切实际问题上非常能干的阿尔方索大公,曾经因为他的青年时期的身体软弱,而不得不只从体力活动中寻求消遣,他为此该有多么大的遗憾哪!或者这纯粹是他和人文主义保持一定距离的借口,象他那样的性格,即使他的同时代人也是难以理解的。 即使最不足道的罗马尼阿的暴君们也认为没有一两个文学之士在他们旁边就不好办事。教师和秘书往往是同一个人,他有时也实际兼任宫廷执事。我们往往把这些宫廷的规模之小当作一个理由,而以一种断然的轻蔑态度草草提到一下,忘记了最高尚的精神事业并不恰好是一个规模大小的问题。 在豪放不羁的异教佣兵队长,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的统治之下,里米尼宫廷的生活和作风必然是另有一番景象的。他周围有很多学者,其中有几个受到他的优厚待遇,甚至赠给他们以庄园,而另外一些人起码和他的军队里的将校们过着同样的生活。在他的城堡——“西斯蒙底亚城寨”里边,他们经常在这位他们称之为“国王”的人面前举行往往是恶毒的辩论。他们用他们的拉丁文诗篇歌颂他,并赞扬他和美丽的伊索妲的桃色事件,为了尊敬和纪念她而在里米尼进行了圣弗兰切斯科教堂的著名的重建——称之为“圣妇伊索妲教堂”。人文主义者自己死了的时候,他们就被放在用来装饰教堂外墙的壁龛的石棺里边或下边,上边刻上字迹表明他们是在潘多福的儿子西吉斯蒙多的统治时期被安葬在这里的。今天我们很难相信,象这样一个残忍的君主竟然能够感到学术和同有教养的人们交往是生活中的必需;可是把他开除出教,同他作战,并焚烧他的模拟像的那个教皇庇护二世却说:“西吉斯蒙多懂得历史,还有不少的哲学知识;他好象是生而能有所作为似的。”[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七章 古典文化的仿效。拉丁文的书信和讲演词 不管怎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论对于共和国或是对于君主或教皇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的,是因为他有两项用途:即为国家草拟公函和在公开而庄严的场合担任讲演。 不仅做秘书官的必须是有才学的拉丁语学家,而且反过来说,也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被认为具有秘书官职位所需要的那种知识和能力。因此,十五世纪时,知识界的最伟大人物大多数都把他们一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以这种身分为国家服务上。而一个人的家庭或出身如何是无关重要的。1427到1465年间,四位充任佛罗伦萨有名的秘书官中,有三个人是属于阿利佐这个附庸城市的;他们的名字是利奥那多(布鲁尼)、卡洛(马尔苏比尼)和本尼德多阿科尔蒂;波吉奥是泰拉努瓦人,也在佛罗伦萨的领土以内。的确,有很长一个时期国家的许多最高级官员在原则上是由外国人担任的。利奥那多、波吉奥和吉安诺佐、曼内蒂曾经先后担任过教皇的私人秘书,而卡洛阿雷提诺也会担任过这个职务。弗尔利的布朗德斯,乃至洛伦佐瓦拉(虽经种种曲折)最后也担任了同样的职务。从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的时代以来,教皇的秘书厅越来越多地不断吸引一些最能干的人物,即使在十五世纪最后几个教皇的任期内也仍是这种情况,虽然他们并不大重视文学。在普拉提那的《教皇史》中,保罗二世的传记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所作的一篇引人入胜的对教皇有所报复的文章,因为这位教皇不懂得怎样对待他的秘书厅——那个“给与教廷的光荣并不亚于得自教廷的光荣的诗人和演说家的集团”。当某些席次之争发生时,例如,当“御前会议的辩护人”要求和秘书官们具有平等或高于他们的地位时,看看这些高傲而富有的缙绅先生们(他们和教皇本人同样地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地位来掠夺外国人)的愤怒是有趣的事情。得到过“天上秘密”启示的使徒约翰、曾经被穆修斯塞伏拉误认为国王的波尔森那的秘书、给奥古斯都做过私人秘书的玛森那斯、在德意志被称为秘书官的大主教们都依次地被提到,来证明他们的地位。“教廷的秘书们掌握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除了他们,谁能决定天主教的信仰问题呢?谁能够和异端邪说作战,重建和平并在强大的君主国家之间进行调停呢?除了他们,谁能对基督教界的事情做统计学的记载呢?他们用教皇的名义来使那些国王、王公和国家感到震惊。他们草拟给教皇使节们的训令和指示;他们朝夕侍从教皇左右,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命令。”不过,达到这种光荣的最高峰的只有列奥十世的两个著名秘书兼文章大家:彼埃特罗本波和亚科波萨多莱托。 并不是所有的秘书厅都能写出同样优美的文章来。用最不纯正的拉丁文写出来的拙劣的官样文章是常见的事。在柯利奥所保存的米兰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这种文章和少数君主家族的成员所写出来的信件之间有显著的不同,这些信件一定也是在最紧要的时刻写出来的。它们是纯洁的拉丁文法的典范。在任何情形下都保持一种完美无缺的文体是良好教育的一个准则和修养有素的结果。除了这些官员,各种私人学者自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书信。写信的目的很少象今天这样,报告一些写信人的情况或者其他人的消息;它毋宁被看作是一种文学著作,用来证明自己的学问和取得收信人的重视。这些书信最初是用来进行学术探讨的;采用这种书信形式的佩脱拉克恢复了旧日尺牍体的形式,用古典的“汝”来代替中世纪拉丁文中的“你”。在以后一个时期,书信成了优美洗炼的成语的总汇,用来鼓励或屈辱部下,恭维或侮辱同侪,歌颂保护人或者向他乞求。 在这一时期,西塞罗、普林尼等人的书信被人当作典范来加以勤勉地学习着。早在十五世纪,关于拉丁文书信的形式和说明的大量著作就已经作为巨大的文法书和辞书的附录而出现了;即使我们今天在图书馆里看到这批著作的数量之巨也会感到惊讶。但是,正象这些参考书的存在引诱了许多人从事于不适合他们的工作那样,它们也鼓励了真正有能力的人写出更完美的优秀作品来,直到最后出现了波利齐亚诺的和十六世纪初的彼埃特罗本波的书信。这些书信不仅在一般拉丁文体上、而且也在更特殊的书信写作艺术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杰作的地位。 和这些书信一起,在十六世纪中出现了意大利文书信的古典文体,它的首屈一指的人物仍是本波。它的形式完全是近代的,并且有意识地不受拉丁文的影响,而它的精神则完全渗透和弥漫着古代的理想。这些书信,虽然一部分是属于机密性质的,但大多数都在写作时抱着将来可能发表的想法,并且始终认为由于它们的优美的文体是会有发表价值的。在1530年以后,开始出现了印本的书信集,它们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人断断续续的通信,或者是单人作家的作品;以写拉丁文通信声誉卓著的本波,在用本国语言写作的书信上也获得了同样高的地位。 但是,在一个人民以“倾听”为生活中主要享受之一,而每一个想象力都充满了对于古罗马元老院和它的伟大演说家的回忆的时代,演讲家比书信作家占有更光辉得多的地位。雄辩术摆脱了它在中世纪期间向之取得庇护的教会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候成了一切高尚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装饰品。现时用来听音乐的许多社交时间,在那时都用于听拉丁语或意大利语的讲演;而巴尔托洛缪法奇奥还抱怨说,他那个时代的演说家和古代的比起来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古代演说家可以做三种讲演,而他那个时代却只剩下一种,因为法庭上的讲演已经让给了法律家,而在政府会议上的演说又必须使用意大利语言。 演讲者的社会地位完全是无关重要的;所要求的只是造诣深湛的人文主义的才能。在费拉拉的博尔索宫廷上,大公的医生,耶罗莫达卡斯特洛被选在弗里德利希三世和教皇庇护二世访问的时候致祝词。已婚俗人在任何庆祝或追悼的仪式上,甚至在圣徒的节日上都可以登上教坛。米兰大主教竞召来当时还没有被授圣职的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在圣阿姆布洛吉乌斯的节日上做公开说教,这件事使巴塞尔宗教会议的非意大利成员认为是怪事而感到惊讶,但是,他们还是不顾那些神学家们的啧有烦言而容忍了它,并以最大的好奇心听了他的讲话。 我们可以暂且看一下那些最常见的和最重要的公开讲演的场合。 首先,那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的使节们并不是平白地就得到了演讲家的称号的。无论他通过秘密交涉完成什么事情,那个使节从来也不会错过在极其隆重仪式和典礼上公开出现,并发表公开讲演。虽然使节很多,照例总是由一个人代表全体讲话;但对于庇护二世,因为他是一个鉴赏家,人人都愿意在他面前发言,所以他就被迫坐在那里听整个代表团,一个挨着一个地发表演说。有演讲天才的学问渊博的君主们自己喜欢用拉丁或意大利语言讲演。斯福查家族的子女们都受过这种训练。加利佐马利亚还是个孩子时,于1455年在威尼斯的大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流利的讲演,他的妹妹伊波丽塔在曼图亚的宗教会议上用一篇优美的演辞向教皇庇护二世致敬。庇护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讲演为他最后登上教皇宝座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尽管他是伟大的学者兼外交家,但如果没有他那辩才的荣名和魅力,他或者会永远当不上教皇。“因为没有比他的讲演更显得高雅威仪的。”无疑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甚至在他当选之前,就认为他最适合于担任教皇职位的理由。 人们通常也在公开的庆典上用讲演来欢迎君主们,这些讲演有时长达数小时。自然,这只能在这个君主被认为是或者希望被认为是一个辩才的爱好者,而且有一个有辩才的演说家在场的时候才能举行,不管这个演说家是一个大学教授、官员、教士、医生或宫廷学者。 人们以同样的热情抓住每一个政治机会来做讲演,而文化人群集来听讲的人数多少则以讲演者的名望大小为定。在国家官吏的每年更动,甚至在新主教的圣职授任典礼上,也必有一个人文主义者出场并且有时以他的六音步诗和莎弗式的诗句来向他的听众讲话。一个新任命的政府官员本人也往往必须做一篇多少与他的本部门有关,例如论司法的讲演;如果他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那算是他的幸运。在佛罗伦萨,甚至佣兵队长们,无论他们是什么出身或受过什么教育,也必须来做一篇讲演以适应群众的要求,并在接受他们的职务的任命时,由最有学识的秘书官,在群集的民众面前向他做一番大声疾呼的讲演。大约在市政厅左前面的兰齐大厅——即政府官员时常在那里庄严地出现在民众面前的门廊——的下边或者附近有一个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讲坛。 周年纪念日,特别是君主们逝世的纪念日,通常都是以纪念演说来举行的。即使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追悼演说,一般也是委托一个穿着世俗服装的人文主义者在教堂里发表的;得到这种光荣的不仅有君主,而且也有官员或其他方面出名的人士。在结婚或订婚典礼上发表演说也是这种情形,所不同的是它们在宫廷里而不是在教堂里发表,如在安娜斯福查和伊斯特的阿尔方索的订婚典礼上,费莱佛在米兰的宫城里所做的演说就是如此。这种礼节也有在宫城的小礼拜堂里举行的可能。名门望族无疑地也雇用这种婚礼演说家作为一种高等生活的奢侈享受。在费拉拉,人们请求盖利诺派出他的随便那一个学生来参加这些典礼。教会在婚礼和葬礼上仅仅负责宗教仪式。 学院里,无论是一个新教师的就职演说或者是一门新课的开课演说,都由教授本人来发表,并且被看作是表现伟大辩才的机会。大学的一般讲课通常也具有一种讲演的性质。 关于法庭辩论,听众的水平决定着演说的形式。必要时,就用各种哲学和古代知识来丰富它的内容。 我们可以提一提在战斗之前或者在战斗之后,用意大利语言所做的战地演说,这是一种特别演说。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被认为是这种演说的能手。当他的队伍排成战斗序列时,他惯于在他们中间巡行并依次地以自豪感和热情来激励他们。十五世纪的军事史家们的著作里的许多演说(例如在波尔切利乌斯的著作里)至少在事实上可能是出于虚构的,但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是真正说过的话的忠实记录。还有另一种讲演,是对佛罗伦萨民兵作的,这种民兵主要是由于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在1506年组成的;这些讲演最初是在检阅时做的,后来则在每年的特别节日上发表。这仅仅是一般激发听众的爱国热情的讲演,是在城内各区的教堂里由一个身披甲胄手持宝剑的市民对集合起来的军队来讲的。 最后,教坛演说在十五世纪时开始失去了它的明显的特征。许多教士参加了研究古典文化的团体,并热望在这方面获得成功。街道说教师,锡耶那的伯尔纳丁,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认为是圣徒,并为人民所崇拜,但他并不以向有名的盖利诺学习修辞学为耻,虽然他不得不只用意大利语讲道。对于说教师,特别是对于四旬斋期的说教师的要求,的确以这个时代为最多;有很多听众不仅能容忍而且也要求从教坛讲道中得到丰富的哲学知识。但是,这里我们还必须特别提到那些在必要时刻偶尔用拉丁文讲道的著名说教师。如已说过的,他们的许多机会已经被有学问的俗人在去了。在特定的圣徒们的节日上、在婚葬典礼上,或者在一个主教的就职典礼上的演说,甚至一个神职朋友的开台弥撒的介绍演说或者在某些修会的节日上的讲演,都委托俗人来做。但是,在十五世纪的教廷里所举行的任何庆典上,说教师无论如何一般还都是僧侣。在西克塔斯四世时期,吉亚科莫伏尔泰拉有次序地列举了这些说教师的名字,并按照这一门艺术的法则对他们做了鉴定。费德拉英吉拉米在优里乌斯二世时代以演说家著称,他起码是接受过圣职,并且是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的执掌祈祷礼式者。除他之外,在当时高级教士中的优秀拉丁语学家比比皆是。在这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俗人的人文主义者过分享有的特权在十六世纪里显得减少了,我们即将就这个问题做更详尽的叙述。 那么什么是这些讲演的主旨和一般特征呢,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是并不缺少民族辩才的,而所谓“修辞学”从一开始就属于七门学艺之内;但就古代讲演方法的复兴而言,根据菲利波维兰尼的意见,应该归功于死于1348年瘟疫病中的佛罗伦萨人布鲁诺卡西尼。他的实际目的是使他的同胞在公众面前能有效地畅所欲言,因之他以古人为典范,对于立意、发言、姿态和手势各按照他们固有的关系做了论述。在别的地方我们也读到了专为实际应用而写的训练讲演的著作。能以拉丁文做优美的即席演说是一种最受重视的才能。对于西塞罗的讲演词和他的理论著作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对于昆提里安和讴歌皇帝的颂词作家的越来越多的学习、新的论著的出现、博古学术的一般发展,以及这时可以而且必须从中吸取营养的丰富的古代事物和思想等等加在一起形成了新雄辩术的特征。 尽管如此,但这种特征仍因人而大异。许多演说词,特别是紧扣所讨论的问题的那些演说词,灌注着一种真正雄辩的精神;庇护二世留给我们的大量演说词就是这一类。吉安诺佐曼内蒂的讲演所产生的神奇效果说明和他一样的演讲家是不多见的。他作为一个使臣在尼古拉五世和威尼斯的总督与大议会面前的伟大晋见演说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相反地,许多演说家不仅会抓住这种机会来迎合权贵的虚荣心,并且在他们的演说词中连篇累牍塞满古董糟粕。人们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听这种长达二、三小时的讲演,只有在考虑到当时人们对于每一种与古代文化有关的事情都感到浓厚兴趣,而印刷术尚未普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还极为稀少和有许多缺点时才能够了解。这一类的讲演起码还有我们认为(第238页)佩脱拉克的许多书信所具有的那些价值。但有些演说家做得太过火了。费莱佛的大多数讲演词是由古典的和圣经的引文杂凑而成的,再添些陈词烂调;在讲演词里,他以基本美德或类似的东西来恭维他所要恭维的大人物;似此情形,我们就必须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分辨出其中真正含有的少数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他人的情况也不外乎此。例如一个皮亚琴察的学者兼教授1467年在加利佐马利亚大公的欢迎会上所做的演说,从优里乌斯凯撒说起,然后进而把一大堆的经典引文,和演讲者自己杜撰的一些譬喻搀合在一起,并以一些给这位君主提的极端轻率的劝告作结束。幸而天色已晚,这位讲演家不得不把他写好了的颂词交给这个君主了事。费莱佛在一个订婚典礼上的演说以这样的话开始:“亚里士多德,这位逍遥学派哲人。”有的人从布普利乌斯科尔纳利乌斯西庇阿这一类的人开始,好象他们和他们的听众对于听引经据典都是迫不及待的样子。在十五世纪末,公众的口味突然提高了,这主要是由于佛罗伦萨的影响,于是引经据典的做法乃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当时有很多参考书,其中人们所需要的一切古来对于君主和一般人们的赞颂之词,可以一检即得。 因为大多数的讲演词是事前在书斋里写出来的,那个手搞就作为以后发表之用。另一方面,那些大即席演说家则有速记员跟着他们。我们还必须记住,一切流传到我们手里的讲演词并不都是打算真正当场发表的。例如老贝罗阿尔都斯对于鲁德维科摩尔的颂词就是以手稿交给他的。事实上,正象书信可以作为练习,作为范文,乃至作为争论的工具而写给世界上一切假想的人和地方一样,同样也有为假想的场合而写出来的模范讲演词供君主、主教等显贵们在招待会上使用。 对于讲演家对于其他艺术一样,教皇列奥十世的逝世(1521年)和罗马的遭劫(1527年)标志着衰落时代的开始。刚刚从那永恒之都的废墟中逃出来的乔维奥描写了这个衰落的原因,虽然他的描写不是详尽无遗的但大体上却是真实可靠的。“过去有教养的罗马人从之学习拉丁风格的普劳图斯和德兰斯的戏剧,这时都被摈弃而代之以意大利喜剧了。优秀的演说家不再象过去那样为人们所赏识和得到报酬了。宗教法庭的辩护人除了他们演说的引言外不再做任何准备工作,而其余部分杂乱无章的讲话则靠着随机应变来对付。教堂讲道和庆祝会上的演说也降低到同样的水平。如果需要对枢机主教或其他大人物作追悼演说时,行政人员不必再花一百个金币的代价去聘请本城最好的演说家,而是花一点点钱去雇用他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个厚颜无耻、只是希望被人们谈到、好坏在所不计的腐儒。他们说,如果一个猴子身着丧服站在教坛上,用沙哑的声音开始抽抽噎噎、叽叽咕咕地讲话,然后逐渐变为大声的号叫,那个死了的人也并不因此而聪明一些。即使在重大的教廷典礼上的讲道,也不再象过去常见的那样使人有利可图了。各级的僧侣又重新把这项工作抓到他们自己的手里,说起教来好象是对一群暴徒讲话一样。而仅仅数年前,一篇在教皇面前举行的弥撒中的说教还可能很容易地成为晋升主教的阶梯呢。”[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八章 拉丁文的论文和历史 以下我们将从人文主义者的讲演和书信作品转而谈到他们的其他创作,这些创作或多或少都是古代文化的模仿。 在这些创作里边必须列入常常采取对话形式的论文。在这方面,它是直接模仿西塞罗的作品的。为了力求公平地对待这一类著作——为了不是一见到就把它当作一种使人讨厌的东西丢弃在一边——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件事情。摆脱了中世纪影响的那个世纪,感到在许多道德和哲学问题上需要某些东西在它自己和古代之间进行调和,而这种需要就从论文和对话体著作的作家那里得到了满足。他们著作中许多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平常的东西,但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同时代人则是一种古人绝未言及的、不容易得到的对于事物的新观点。在这种形式的著作里,所用的语言,无论是意大利文或拉丁文,比在历史叙事、书信或讲演词里的语言更为流畅而多变化,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为人们所特别喜爱的原因。有几篇这一类的意大利文作品仍然保持着他们的范文地位。很多这类作品因其内容有的已被提到、有的将要提到;以下我们将把它们当作一个类别来加以论述。从佩脱拉克的书信和论文问世的时代起直到将近十五世纪末,大多数的此类作家象演说家一样,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堆砌渊博的引证。在这之后,整个文体,特别是意大利文的,突然变得明晰起来,遂至在本波的《阿苏拉尼》和卢吉科尔纳罗的《有节制的生活》中达到了古典的完美高度。这里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即在当时,每一种古代事物开始被收集在百科全书(时已印刷出版)里边,而不再成为论文家前进的障碍了。 人文主义的精神支配着历史的写作也是势所必然的。把这一时代的历史和较早的年代记,特别是象维兰尼那些生气洋溢、色彩丰富、光辉灿烂的著作,做一个粗浅的比较,将使我们对于这种变化不禁喟然兴叹。和他们比较起来,最优秀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他们在佛罗伦萨历史家中最有名的直接继承者,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和波吉奥,显得如何枯燥无味和墨守成规啊!法奇奥、萨伯利科、弗莱达、塞纳雷加、普拉提那在曼图亚的编年史里、本波在威尼斯的年代记里,乃至乔维奥在他的历史著作里边都有些古典的词句,当读者意识到在这些古典的词句中间,最好的地方色彩和个人特色以及对于事件真实性的完全忠实的兴趣已经丧失时,他们的欣赏就不断地遭到了破坏。当我们听到李维,这一派作家学习的典范,正好在他最不值得模仿的地方被抄袭时——理由是“他把一个干燥无味的传说变成了美妙而内容丰富的故事”——就更增加了我们的不信任。同样地我们也听到了一种值得怀疑的说法,那就是:历史家的任务正和一个诗人一样,是刺激、迷惑和感动读者。我们还必须记住,许多人文主义历史家对于他们自己范围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而就所知道的这一点点他们还往往被迫用来迎合他们的保护人和雇主的兴趣。最后我们就要自问,这些人文主义者有时公开承认的对于近世事物的轻蔑是否不一定必然对他们处理这些事物发生一种不幸的影响。读者会不知不觉地对于象波洛尼亚和费拉拉的那些忠实于旧体裁、不尚虚饰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编年史作者寄予更大的兴趣和信赖,并且会对于那些用意大利文写作的最好的真正年代记作家——即对于马利诺萨努多、柯利奥和茵菲苏拉等人怀有更多的感激之情。在十六世纪初,这些人受到一群新兴的优秀的以本国语言写作的伟大民族历史家的仿效。 当代的历史用当时的语言来写无疑地是远比勉强用拉丁文来写为好。意大利语言是不是更适合于记载过去很久的事件或更适合于做历史研究,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不一致的。在那时,拉丁语是受过教育的人们“共同语”,不仅在国际的意义上,作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的一种交往工具是如此,而且在各地之间交往的意义上也是如此,伦巴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写作风格,虽然很久以来就以托斯卡纳语为典范,而且只带有极轻微的方言痕迹,但仍不为佛罗伦萨人所承认。这不是由于写当地当时的历史的结果,因为在写历史的那个地方一定会有读者的,但在写过去的历史时,由于希望有更多读者就不同了。在这些著作中,人们的地方兴趣不能不为学者的普遍兴趣所打消。象弗尔利的布朗德斯那样一个人,如果用罗马尼阿的方言写他那不朽的学术巨著,他的影响所及会有多远呢?无疑地,这些著作只是由于佛罗伦萨人的轻视就将堕入无声无臭之中,而用拉丁文来写,它们就会对整个欧洲学术界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佛罗伦萨人自己在十五世纪也写拉丁文,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思想受人文主义的影响,而且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读者。 最后,在同时代的历史中还存在有某些拉丁文论文,它们和这一类的最好的意大利文著作具有同样的水平。当模仿李维风格——它对于如此众多的作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张普洛克鲁斯特斯的床——的那种长篇大论的叙述被抛弃时,有了惊人的变化。同一的普拉提那和乔维奥(他们所写的巨大历史著作,我们只有不得已时才去读它)当时一变而成了传记体裁的能手。我们已经提到过特利斯坦卡拉奇奥洛的著作,提到过法奇奥的传记著作和萨伯利科的威尼斯地志学,其他著作下文还要提到。历史写作和书信讲演一样不久就有了它的理论。这个理论效法西塞罗的先例,骄傲地提出历史的价值和尊严,大胆地承认摩西和四大福音书作者是质朴的历史家,最后还提出要绝对公正和热爱真理的真诚的劝告。 过去历史方面的拉丁文著作自然大部分是关于古代文化的。使我们更加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在人文主义者中间看到了相当数量的关于中世纪的历史著作。这一类著作的第一部是马提奥帕尔米利的编年史(449-1449年),它是从普罗斯柏尔阿奎塔努斯搁笔的地方写起的,它的体裁无疑地是保罗科尔蒂斯那样的后世批评家所不满意的。打开弗尔利的布朗德斯的《十卷史》,我们意外地发现:它是“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一部世界史,象在吉本的著作里那样,充满了对于每一个世纪的作家的独到的研究,而整个前三百张对开页中所讲的都是到弗里德利希二世逝世为止的早期中世纪史。而这时在北方国家里边,对这类著作所要求的无非是关于教皇和皇帝的编年史以及称为“时代之束”的编年史而已。我们不能在这里说明布朗德斯利用了哪些著作,和他从哪里找到了他的材料,虽然有一天文学史家会对他做出这种公平的判断。只是这部书就能够使我们有理由说:使中世纪的研究成为可能的乃是那对于古代的研究,这样先在思想上养成了我们对于历史做公平判断的习惯。此外我们还必须说明:中世纪这时对于意大利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意大利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因为他们已置身于中世纪之外了。虽然如此,但不能说他们立刻就判断得很正确,更不能说他判断得很忠实。在艺术上,表现了一种反对中世纪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的成见,并且人文主义者是以自己勃兴之日为新纪元的。薄伽丘说:“我开始希望并且相信,上帝怜悯了意大利的名誉,因为我看到:他的无穷仁爱使意大利人的内心里具有和古代人同样的精神——用掠夺和暴力以外的方法取得荣誉的精神,而且说得更正确一些,是在诗歌道路上使人们成为不朽。”但是,当任何这种研究精神在欧洲其他地方还不足道的时候,这种狭隘而偏激的气质并没有妨碍意大利更有天才的人们的研究精神。对于中世纪的历史评判之所以可行,正是因为人文主义者对于一切问题的合理对待已经养成了一种历史精神。在十五世纪,这种精神甚至已经如此深深地贯穿在意大利的个别城市的历史中,因而关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的起源的那些愚蠢的神话故事已经不复再见,而与此同时和很久以后,北方的编年史中却装满了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它们的大部分没有任何文学价值,但仍一直捏造到十四世纪为止。 地方史和光荣感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在叙述到佛罗伦萨时谈到过(见第一编第七章)。威尼斯也是不甘落后的。正象佛罗伦萨人的一次讲演上的巨大胜利促使一个威尼斯使节赶紧写信回去请求随后派来一个演说家一样,威尼斯人也感到有必要写一部能够和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和波吉奥的作品相媲美的历史著作。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在十五世纪里,在和乔万尼马利亚费莱佛等入谈判失败之后,出现了萨伯利科的《十卷集》,而在十六世纪里出现了彼埃特罗本波的《威尼斯事迹史》,这两部书都是在这个共和国的正式委托之下写成的,后者是前者的续集。 十六世纪初期的伟大佛罗伦萨历史家是和拉丁语学家本波与乔维奥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物。他们用意大利文写作,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和语言学家的优美的西塞罗风格争短长,而且也因为,他们象马基雅维里那样,只能用活的语言来记载他们自己直接观察所得的现实的结果——具体到马基雅维里,我们还可以加上他对于过去的观察的结果——并且象圭奇阿尔狄尼、瓦尔奇和许多其他人的情况一样,也因为他们所最希望的是:他们对于事件进程的看法能够产生一种尽可能广泛而深远的实际影响。即使他们只是为少数友人而写作,象弗兰切斯科维托利那样,他们也从内心里感到有必要说出他们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见证、解释和辩护他们参加那些事件的理由。 可是,尽管他们有他们独特的语言和风格,他们还是受到了古典文化的强有力的影响,而没有这种影响,他们一定是难于想象的。他们不是人文主义者,但他们是从人文主义的学校里出来的,在他们身上比在李维的大多数的模仿者的身上有着更多的古代历史家的精神。象古代人一样,他们是为市民而写作的市民。[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九章 一般文化的拉丁化 我们不能试图去追寻人文主义在专门科学方面的影响。每一门科学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研究者,主要由于他们重新发现了古代文化所达到的成果,而在这些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随着这个新时代,有关科学就以多少不等的特殊性开始了它的近代阶段。关于哲学,我们也必须请读者去参考这方面的专门历史著作。古代哲学家对于意大利文化的影响,有时看来是巨大的,有时是轻微的;当我们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主要是从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引伸出来的学说,——二者在早期都传播得很广——竟成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的共同财产,以及整个的抽象思维的方法怎样受他支配时,它的影响就是巨大的;当我们记起古代哲学乃至那热心的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者对于一般人民的精神上的教义影响是如何不足道时,它就是轻微的。那些看来象是这种影响的东西,大抵不过是一般新文化的以及意大利思想的特殊成长和发展的一种结果。当我们谈到宗教时,我们将在这个题目上多作论述。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所必须涉及的不是人民的一般文化而是个人或学术界的表现;而这里也必须在对古代学说的真正吸收和时髦的装模作样之间划清界限。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好古不过是一种时尚,甚至在很有学问的人们中间也在所难免。 但是,所有在我们这个时代看来象是矫揉造作的事情在当时并不一定真正是如此。例如,给子女们取希腊、拉丁名字就比现在从小说故事里取名,特别是取女人的名字的习惯,更好、更文雅些。当人们对古代世界的热情大于对圣徒的热情时,贵族家庭把他们的儿子叫作阿伽门农、提德斯、阿奇里斯,和一个画家把他的儿子叫作阿伯勒斯,把他的女儿叫作米诺尔娃就是一件很简单很自然的事情。选择一个好听的古代名字来代替人们常常愿意摆脱掉的一个家族的名字,看来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为当地全体居民所共有而还没有转变成为一个家族的名字的地方名字,人们是愿意放弃它的,特别是当它给人们以宗教联想,使人们认为它不合适的时候。菲利波达圣吉米尼亚诺就把自己叫作卡利马库斯。那个为他的家族所误解和侮辱,而在异乡城市里以学者成名的人,即使原是一个桑斯维利诺地方的人,也能够把他的名字改为优里乌斯彭波尼乌斯拉图斯。就是简单地把一个名字译成拉丁文或希腊文,象在德意志几乎成了普遍的习惯那样,对于一个说和写都用拉丁文的时代也是可以原谅的,这个时代不仅需要有语尾变化的而且也需要便于在韵文和散文中使用的名字。可恼而又可笑的是改变礼名或族名的一半以便产生古典的声音和新的意义。于是乔万尼就了乔维亚努斯或亚努斯,彼埃特罗变成了彼特利乌斯或彼埃利乌斯,安托尼奥就了奥尼乌斯,桑纳扎罗成了桑塞路斯,卢卡格拉梭成了卢西乌斯克拉苏斯。对于这一切嘲笑得如此厉害的阿里奥斯托,活着就看到了儿童们以他自己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命名。 我们也不必过分严厉地批判这一时代的作家们的作品中把许多社会生活习惯,如官吏、礼节的名称和类似的东西等等拉丁化。只要人们满足于简单而流畅的拉丁文风格,如从佩脱拉克到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的大多数作家们的作品那样,这种习惯就不是那么常见和显眼的了。它是在人们要求一种完美的西塞罗体拉丁文时才成为不可避免的。近代的名称和事物与这种文体不复谐调,除非先对它们加以人为的改变。腐儒们喜欢把市参议员叫作“元老院元老”,把修女叫作“维斯特处女”,把每个圣徒叫作“神明”或“神”,但象保罗乔维奥那样重风雅的人则只是在不得已时才这样做。而正因为乔维奥做得很自然,并且不特别突出强调,所以在他那有旋律的语言里,即使枢机主教变成为“元老”,主教长变成“元老院长”,开除教籍变成为“诅咒”和狂欢节变为“牧神节”,我们也不感到刺耳。只是这个作家的这个例子就足以警告我们,不要从这些风格的特点上草率地得出关于作家的整个思想方法的结论。 用拉丁文写作的历史是不能在这里详加论述的。在整整两个世纪里边,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就象是说,拉丁文是,而且必须一直是惟一值得用来写作的语言。波吉奥惋惜但丁用意大利文写他的伟大诗篇;而但丁,如大家所熟知的,也确曾试图用拉丁文来写作,《地狱》的开头部分最初就是以六音步诗写成的。整个意大利诗歌就由于他没有继续采用这种同样的体裁而得到发展,但就连佩脱拉克,重视他自己的拉丁文诗也比重视他的十四行诗和“短歌”为多;而有些人也曾希望阿里奥斯托用拉丁文写他的诗篇。在文学上,从来没有存在过更为强大的压力;但诗歌却大部分摆脱了它,并且又可以不冒过分乐观的危险来这样说:好在意大利诗歌有两种表现自己的方法。在两种文字的写作上都完成了一些伟大而典型的东西,而在每一种写作上我们都能看到它为什么选择了拉丁文或意大利文的理由。关于散文大概也可以同样这样说。意大利文化在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就靠着某些著作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这样一个事实——“遍及全世界”——同时那些为了不用拉丁文写作而经过一番内心斗争的人却写出了最好的意大利文的散文。 从十四世纪起,西塞罗的著作被普遍认为是最纯洁的散文典范。这决不是完全由于人们对于他的选词造句,和文章风格有公正评价,而更恰当的说,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意大利精神充分而自然地符合于这位书信作家的亲切的态度、这位讲演家的焕发的才华和这位哲学思想家的透彻的解释。就是佩脱拉克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西塞罗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家的弱点,虽然他非常尊敬他,但对于这些弱点并不感到高兴。在佩脱拉克的时代以后,书信体完全模仿西塞罗,除了记叙文体裁之外,其他文体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但是,那种对每一个不能从大师的权威著作中找到粮据的词句都加以排斥的真正西塞罗主义,直到十五世纪末才出现,那时洛伦佐瓦拉的文法著作已经并始对整个意大利发生影响,而罗马的文学史家的主张也被加以分析和比较。自那以后,古代作家风格上的每一个细微的差别都越来越受到细致的研究,直到最后得出使人感到安慰的结论,那就是最完美的典范只有求之于西塞罗的著作中,或者——如果包括所有文学作品的形式在内——只有求之于那“不朽的和依然神圣的西塞罗时代”。象彼埃特罗本波和彼埃利奥瓦雷里亚诺这样的人这时都把他们的全付精力用在这一个目标上。就是那些长时期反对这种倾向,并从早期的作家那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种古代体裁的人最后也屈服了,并且加入了对于西塞罗的崇拜。隆哥利乌斯在本波的劝告之了决定用五年长的时间来专读西塞罗的作品,并最后发誓不用这个作家未用过的字。这种偏激最后爆发成为文人学者中间以伊拉斯玛斯和斯卡利吉尔二人为首的一场大论战。 一切西塞罗的崇拜者决没有片面到认为他就是语言的唯一源泉。在十五世纪里。波利齐亚诺和伊尔莫劳巴巴罗曾经自觉地和有意地努力形成他们自己的一种风格,自然是在他们的“渊博的”学识的基础上,虽然他们未能唤起他们的学生具有同样的独树一帜的愿望;而告诉我们这件事实的保罗乔维奥也曾追求过同样的目的。他虽做得未必成功,却用力甚勤,并力求典雅,首先试图用拉丁文来重新表现近代的特别是美学的思想。他用拉丁文描写当时的伟大画家和雕刻家的性格时所做的最聪明的解释和最笨拙的说明交织在一起。列奥十世虽曾引以为荣。“使得我们的拉丁语文于我在任斯间实际称得起(比过去)更有所提高。”但就是他也倾向于自由的而不是过于偏狭的拉丁语法,而这的确是和他那好游乐的性格相调和的。当他读到和听到的拉丁语是生动优美而又合于习惯语法的时候,他是欣然满意的。此外,西塞罗并没有给拉丁语会话提供典范,所以在这方面不能不于他之外另觅泰斗。这种需要从在罗马内外的经常上演的普劳图斯和德兰斯的喜剧中得到了满足,它对于演员来说是把拉丁语当作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的一种最好的练习。研究古老的拉丁喜剧和对它们做近代的模仿,其动力是由于在《乌尔希尼亚修道院的古抄本》里发现普劳图斯的戏剧而来的;这些剧本在1428年或1429年被送到了罗马。几年以后,在保罗二世任教皇期内,提诺的博学多闻的枢机主教(大概是皮斯托亚的尼科洛福尔泰圭拉)以擅长这一门学问的鉴定工作著称。他从普劳图斯的最不完整的甚至连登场人物表都没有的剧本上开始工作,并仔细研究这个作家的全部残留下来的作品,主要着眼于他所用的语言。可能就是他首先促成了这些剧本的公演。以后,彭波尼乌斯拉图斯也从事于这同一问题的研究,并于普劳图斯的剧本在高级圣职人员的家里上演时担任导演。乔维奥提到这些戏剧的上演在1520年以后次数已不如前,原因之一是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由于雄辩术的衰落。 在结论中,我们可以提到文学上的西塞罗主义和建筑家们在艺术领域内对于维特鲁维乌斯的建筑艺术的复兴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那条在文艺复兴史的其他方面适用的规律在这里也是同样有效的,即每一种艺术运动都有一种当时一般文化上相应的运动为其先导。至于建筑艺术,如果我们从科尔内多的枢机主教阿德里安(1505年?)算到第一批以维特鲁维乌斯派自居的建筑家们为止,这个间隔期间并不多于二十年左右。[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十章 近代的拉丁诗歌 然而,人文主义者主要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们的近代的拉丁诗歌。至少就它足以代表人文主义运动的特征来说,它是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的。 前面已经提到,舆论对于这种诗歌形式是如何地欢迎和它怎样几乎代替了一切其他形式的诗歌。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当时世界上存在的一个最有天才和高度发展的民族并不是由于纯粹的愚蠢和盲干而拒绝使用象意大利语这样一种语言。导使他们这样做的一定有一个重大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对于古典文化的崇奉。象一切热诚、真正的崇奉一样,它必然促使人们去从事干模仿。在过去其他民族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同样的个别的努力。但是,只有意大利存在着新的拉丁诗歌延续和发展所必需的两个主要条件:在有教养的阶级中间对于这一门艺术的普遍发生兴趣,和在诗人们自己中间的往昔意大利天才的部分复苏——一个遥远的诗歌旋律的奇妙的回响。在这些条件下所产生的最好的作品不是模仿而是自由创作。如果我们不肯容忍艺术的任何借鉴形式,如果我们不是轻视古典文化,就是认为它有某种神秘莫测的难于接近的性质,如果我们不能原谅诗人们诸如在被迫去揣摩或发现一大堆的音节长短上所发生的错误,那么我们最好是把这种文学作品置之不论。它的最好的作品不是为了向文艺评论挑战才创作的,而是为了给诗人和他的千千万万同时代人以享受。 获得成功最少的是取材于古代历史或古代传说的叙事诗。不仅是在当时被视作仿效的典范的古罗马人而且就连荷马以后的希腊人也都不具备一篇生动的叙事诗所需要的主要条件。我们也不能从文艺复兴时代的拉丁诗人身上找到这些条件。但是,佩脱拉克的《阿非利加》和近代的任何原始叙事诗一样,拥有很多很热心的读者与听者。这篇诗的写作目的和缘起是饶有兴味的。十四世纪根据正确的历史眼光,承认第二次布匿战争是伟大罗马的全盛时代,因而佩脱拉克就不能不写这一个时代。如果西里乌斯意大利库斯当时已经发现,佩脱拉克或者将选择另外一个主题,但实际上是对老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歌颂与十四世纪的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另一位诗人,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也打算从事于同样的写作,而只是由于对佩脱拉克的尊敬,才停止了他已经写了很大一部分的诗。如果需要为写作《阿非利加》提出任何理由,它的理由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佩脱拉克的时代和以后,西庇阿是群众感到兴趣的人物,好象他当时还活着一样,并且被许多人认为比亚力山大、庞培和凯撒还伟大。有多少近代叙事诗处理过既这样受人欢迎,又这样具有历史基础和引人入胜的一个主题呢?对于我们来说,诚然,这篇诗是不易读懂的。关于同一类的其他主题,读者可参考文学史。 在发展和补充希腊-罗马神话方面,我们发现了一条更为丰富多产的矿脉。在这条矿脉里,意大利诗歌也很早就有它的一份,以薄伽丘所著的被认为他最早最好的诗作的《特赛德》开始。在教皇马丁五世时期,马菲欧维吉奥用拉丁文写了《艾尼伊德》的第十三册;除了这些著作之外,我们还看到许多不太重要的作品,特别是以克劳底安的风格写成的一部《美利哥罗的故事》、一部《希斯波利斯的故事》等等。更希奇的是那新编造出来的神话,它使意大利最美丽的地方住满了天神、半人半神的少女、神仙乃至于牧羊人;神话中的叙事诗和田园诗两种体裁交相渗透,在佩脱拉克时代以后的记叙体或谈话体的牧歌里边,田园生活被因袭地看作是表达种种感情和幻想的手段;关于这一点在后文中还要谈到。目前我们只能谈到新的神话故事。在神话方面,我们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能更清楚地看到古代的神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们代替诗歌中的抽象名词,使那些比喻的词藻成为不必要的,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作为艺术中自由而独立的成分,作为在任何一篇诗歌在都可以利用的美的形式。蒲伽丘以其想象中的神和牧羊人的世界大胆地树立了这种先例;这些神和牧羊人在他的《阿梅托的女神》和《费埃索来的女神》两篇作品中是住在佛罗伦萨周围的地方的。这两首诗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但是,在这种体裁方面的杰作是彼埃特罗本波的《萨尔加》。这篇作品叙述河神萨尔加向加达女神求婚和在巴尔多山的山洞里的盛大婚礼;叙述提瑞西亚斯的女儿芒托的预言,孩子明希乌斯的出生,曼图亚的建立,和明希乌斯与安迪斯的女神美雅的儿子维吉尔的未来的光荣。本波以最美丽的诗句写出了这个人文主义的纤巧华美的作品,并以一篇能够引起任何诗人的嫉羡的对于维吉尔的致词作结束。这样的作品往往被人轻视,认为只不过是一种高谈阔论而已。这是一个鉴赏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以六音步诗的形式写出来的关于圣经和宗教主题的长篇叙事诗。这些作家们并不是一味地寻求升迁或讨好教皇的。他们之中最优秀的,甚至象《处女神》的作者,巴蒂斯塔曼托万诺那样的天才较差的作家,大概都有一种用拉丁诗篇为宗教服务的真诚愿望——一种和他们对于天主教信仰的半异教的概念非常调合的愿望。历史家吉拉尔德列举了这些诗人,其中维达以他的《基督记》和桑纳札罗以他的三卷《处女的分娩》占首要地位。桑纳札罗(1458-1530年)以其从容有力的流畅诗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这些诗句里边,基督教的和异教的成分被他以生动有力的描写和高度的技巧毫无顾忌地混合在一起了。他敢于把维吉尔的第四牧歌引用到他的在马槽旁边的牧羊人所唱的歌里去(第3卷,第200页以下)而不怕比较对照。在处理肉眼看不见的灵魂世界时,他有时显出具有和但丁一样的大胆,如他写大卫王在古圣祖所在的地狱边缘站起来歌唱和预言(第1卷,第236页以下),或者写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披着绘有一切原素的闪闪发光的斗篷向他的天使大军讲话(第3卷,第17页以下)就是如此。他在平时毫不迟疑地把整个古典神话交织在他的主题里,而不破坏整体的和谐,因为异教之神仅仅是处于从属地位而不在故事里扮演重要角色。要从各方面评价那个时代的艺术天才,我们必须不拒绝注意象这一类的作品。当我们考虑到基督教和异教的成分混合在诗歌中往往比在造型艺术中使我们更加感到不安时,桑纳札罗的优点看来就更大一些。造型艺术还能够以形式和色彩的美丽来满足我们的视觉,并且一般和诗歌比起来是更与主题的意义无关的。就造型艺术来说,想象的兴趣主要在形式上;就诗歌来说是在内容上。诚实的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在他的节日历中试用了另外一种办法。他不是让神和半神半人的人物为圣史的目的服务,而是象教父之所为,使他们处于和圣史相反对的地位。当天使加百列在拿撒勒地方向圣母马利亚问安时,信使神从加麦尔山峰飞在他的后边并在门外偷听。然后他把他偷听的结果向聚集起来的诸神宣布,并因而鼓动他们做出冒险的决议。不错,在他的其他著作里,泰底斯、塞利斯、阿奥路斯和其他异教诸神都情愿向圣母马利亚的光荣致敬。 桑纳札罗的声誉、模仿他的人数的众多、最伟大的人物——为他写墓志铭的本波,为他画肖像的蒂先——对他的热烈的致敬。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对于他那个时代是何等可贵和不可缺少。在宗教改革的初期,他为教会解决了一个诗人是不是有可能既是基督徒又是一个古典作家的问题;列奥和克莱门都为他的成就而十分感谢他。 最后,当代史这时也是用六音步的诗句或对句来写的。有时候是故事体,有时候是颂词体,但最普通的是对于某些君主或君主家族表示敬意的著作。所以我们就看到一部《斯福查记》,一部《博尔索记》、一部《洛伦佐记》、一部《波几亚记》、一部《特流齐亚记》等类作品。所寻求的目的自然没有达到;因为那些成了名的而这时成为不朽的作家与其说是由于这一类的诗不如说是由于任何其他原因;这一类的诗,即使偶尔也有由优秀的作家写成的,人们对于它也总是有一种去不掉的厌恶之感。描写有名人物生活的比较短的、简单的和不加虚饰的作品,如阿德里安达科尔内多所写的关于列奥十世的《巴洛狩猎》或《优里乌斯二世的旅行》的美丽的小诗,却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效果。关于猎队的壮丽的描写可以在埃科尔斯特罗齐、和上边所提到的阿德里安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找到。现代读者由于这些作品无疑地充满了恭维的语句而不禁发怒或拒而不读是一件可惜的事情。许多这类美妙诗歌的熟练的处理手法及其具有的相当的历史价值,保证它们能够比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许多流行作品所可能达到的寿命更长一些。 一般说来,这些诗篇的感情成分和一般的成分运用得愈适当有节愈好。有些较短的叙事诗,即使是由公认名家执笔,但由于引用神话因素的不适时而无意地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可笑的印象。例如埃科尔斯特罗齐对于凯撒波几亚的哀悼就是这样。在这诗里我们听到了罗马的悲叹,她把她的一切希望寄托在西班牙的教皇卡利克塔斯三世和亚历山大六世身上,并且认为凯撒波几亚是她期待的救主。斯特罗齐的历史一直叙述到1503年的灾祸。然后这个诗人问缪斯女神,当时诸神对于这件事是怎么商量的,于是厄拉多讲:在奥林帕斯山峰上,帕拉斯替西班牙人讲话,维纳斯为意大利人求情,她们两个当时抱住丘辟特的膝盖,丘辟特就吻她们,安慰她们并向她们解释,他对于巴尔希所织成的命运无能为力,但是那些神圣的愿望将实现在伊斯特、波几亚两个家族所生的那个孩子身上。在叙述了这两个家庭的传说中的起源之后,他宣称,尽管人们提出种种恳求,但他对于凯撒波几亚也象他一度对于绵农和阿奇里斯一样,不能使他永远不死,并在最后安慰她们说,凯撒波几亚在他自己死亡之前将于战争中杀死很多人。于是战神赶赴那不勒斯挑起战争和混乱,同时帕拉斯去到纳比,并在那里以亚历山大六世的姿态出现在死的凯撒波几亚面前。在劝告他屈服于命运,并满足于自己的令名之后,这位假装是教皇的女神“象一只鸟”一样地消失了。 但是,假使我们把古典神话在其中扮演多少还适当的角色的一切东西都丢在一边,我们就不必要地剥夺掉我们自己的欣赏的机会,有时是很大的一种欣赏机会。这里,象在绘画和雕刻上一样,艺术手法常常能够提高本来完全是平常的东西。谐模诗文(见前第167页以下)的爱好者也可以在例如“混淆体狂诗”中找到这种文学的起源——乔万尼贝利尼画的喜剧性的《诸神的宴会》是一幅较早的和它近似的作品。 还有,许多六音步的叙事诗不过是散文历史的运用和改编,这种改编只要读者能看到,就会喜欢它们的。最后,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争论和每一个礼节——都被写成了诗,甚至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也这样做。不过,要说写诗仅仅是由于无事可做,或者是由于排列成诗句特别容易那是不公平的。总之,在意大利,象用“三音步诗”写的大批当代传说、历史乃至小册子所进一步证明的那样,毋宁是由于对诗歌体裁有丰富的常识。正如尼科洛达乌扎诺发表他的新政体计划,马基雅维里发表了他对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历史的看法,第三个人写了萨沃那罗拉的传记,第四个人写了大阿尔方索对彼奥姆比诺的包围一样,他们为了产生一种更强烈的效果,以这种极困难的韵律形式来写作,所以许多其他的人为了赢得他们特定读者的赞许,而感到有写六音步诗的必要。这种形式的诗歌哪些是人们当时所默许、所要求的,从那时的教导诗上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它在十五世纪的风行程度是有些惊人的。最有名的人文主义者动辄以拉丁文的六音步诗来歌颂最平凡最可笑或最使人作呕的主题,诸如练金术、棋赛、养蚕术、占基术和花柳病(性病)等,更不用说同类的许多意大利文的长诗了。今天这一类的诗是被斥为不值一读的,事实上,它们究竟有什么阅读价值我们也很难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审美观念上远远高出于我们自己的那个时代——文艺复兴和希腊-罗马的时代——也未能免掉这种形式的诗歌。有的人或者不能不答复说:并不是由于审美观念的缺乏,而是由于更大的严肃性和改变了的科学处理方法,才使得这种诗歌形式成为不合适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加论述。 这些道德说教的作品之一近年来曾经不时地得到重新印行,那就是在费拉拉的一个秘密的新教信徒,马尔切路斯帕林吉努斯(彼埃尔安哲罗曼佐利)于1528年左右所写的《生活的黄道带》。作者把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同关于上帝、道德和永生等最崇高的思索联系起来讨论,并由于这个原因而成为伦理学史上一位比较重要的权威。但是,整个说来,他的这篇作品必须被看作是属于文艺复兴的范围以外的,有一个事实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与这篇诗的严肃的说教目的相调和,它倾向于用譬喻代替神话。 但是,这些诗人学者在抒情诗上,尤其是在挽歌上才是最接近于古代的,其次是在讽刺诗上。 加图路斯的比较轻松的体裁曾在意大利人中风靡一时。许多优美的拉丁文牧歌,许多短小的讽刺诗和意在取笑的书信体诗文都不过是他的作品的改写;对于鹦鹉和小狗的死亡的哀悼完全用的是《莱斯比亚的麻雀》那篇诗的语调和体裁,即使没有字句上的模仿。这一类的短诗,如缺乏证明它们是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作品的肯定的证据,就是一个鉴定家也不能确定它们的写作年代。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篇以莎弗式和阿尔修斯式的韵律写成的颂歌不明显地显露出它是出自近代的。这大多是表现在斯达提乌斯时代以前的古代所少见的冗长的修辞上,和特别缺少这种体裁的诗歌所必需的浓厚的抒情上。一篇颂歌的个别段落,有时候两三节合在一起,看来好象是古代诗歌的片段,但是较长的一段就很少能始终保持这种特征。即使能够保持,例如在安德烈纳瓦克吉罗所写的对于维纳斯的美好的颂歌里,也使人很容易看出来那是古代杰作的简单意译。有一些颂歌的作者以圣徒作为他们的题材,并很风雅地模仿贺拉西和加图路斯的类似的颂歌典型,写出了向这些圣徒祈求的诗句。纳瓦吉罗在他的对于大天使加百列的颂歌里就是这样,特别是桑纳札罗,他更进一步地吸收了异教的感情。他特别歌颂他的保护圣徒,在伯希利波的海岸上他的可爱的别墅里附设有这位圣徒的小教堂,“那里海涛吞没着岩壁流出的溪流,冲刷着小教堂的墙壁。”他最喜欢的是一年一度的圣纳札罗地方的节日,这一天悬挂在小教堂里的花枝和花环在他看来就是祭献的礼品。他满怀悲哀,流浪远方,在卢瓦尔河之滨的圣纳泽尔地方,和阿拉戈纳王朝被流放的菲德利哥一起,在这同一的节日里,他把黄杨树和橡树叶子的花圈献给他的圣徒,缅怀着往昔伯希利波的所有青年人都照例坐着挂满了鲜花的船只出来向他致敬,并为期望他能再度回到故乡而祈祷。 大概最使人误认为和古典风格相近的是那种哀挽诗和六音步的诗篇,这些诗篇的主题包括从最严格意义上的挽歌一直到讽刺诗。因为人文主义者能够最自由地看到罗马哀挽诗人的原作,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最擅长于模仿他们。纳瓦吉罗的挽夜歌,象同时代的其他这一类诗篇一样,有许多地方使我们想到它的范本;但是,它却有着最美好的古代格调。的确,纳瓦吉罗总是以选择一个真正富有诗意的主题开始,但接着他不是以奴性的模仿而是自由地以熟练的技巧,以希腊诗歌选集,奥维德、加图路斯或维吉尔的牧歌的风格来加以处理。他很少采用神话,只是例如为了引进一段田园生活的索描,他才在对塞利斯谷神和其他农村诸神的祈祷中才采用。他出使西班于归来所写的一篇致祖国的诗,虽然没写完,但如果其余的部分能够和它的开头一样,它是可以和文森佐蒙第的《美丽的意大利,我衷心地爱你》放在一起而无愧色的。这篇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诸神的所爱世间尤其幸福的地方,祝你无恙,美丽的维纳斯的甜蜜之乡,愿你纳祥;唯望我于心神俱极疲劳之余,心情愉快地瞻望你,游览你,唯望我邀你之惠,自我胸怀,扫尽忧虑! 一切较高尚的感情,无论是最崇高的爱国热诚(参阅本书第136页对于优里乌斯二世的挽歌)、或者是对于统治家族的尽情的歌颂,以及像提伯路斯的作品那样的淡淡的哀愁,都在哀挽诗或六音步诗的形式里得到表现。弗兰切斯科马利奥莫尔扎在对克莱门七世和法尔尼斯家族的阿谀奉承上可以和斯达提乌斯和马夏尔相匹敌;他在病床上所写的给他“战友”的挽诗,给了我们一些在任何古代诗人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并确实是古已有之的把死亡看作是美丽的思想,而这并没有从他们那里抄袭任何值得提到的东西。桑纳扎罗最能了解和再现了罗马哀挽诗的精神和变化,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其他作家能象他一样,以这种体裁为我们写下如此丰富多彩的一些精美的好诗。我们将有机会在与这些挽诗有关的问题上随时谈到其中的某些作品。 写拉丁讽刺诗终于在那个时代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少数几行警句被刻在纪念碑上,或者被引用在社会的笑谈中就能够为一个学者的声誉奠定下基础。在意大利很早就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当人们知道圭多德拉伯伦达想要在但丁的坟上建立一个纪念碑时,墓志诗从四面八方雪片似地飞来,“写的人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或者是为了向已逝的诗人致敬,或者是为了取得伯伦达的欢心。”在米兰大教堂里,大主教乔万尼维斯康提(死于1354年)的坟上的三十六首六音步诗下边有:“法学博士,加布利乌斯迪扎莫利斯大师之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在马夏尔,部分在加图路斯的影响下,广泛地形成了这一类的文学。当一首警句诗被误认为是从某一个旧墓碑上真正抄写来的,或者是象本波的某些作品一样,写得如此动人甚至全意大利都背诵它,那就被认为是一切胜利中最大的胜利。当威尼斯政府为了三个对句的颂词而以六百金币付给桑纳札罗时,没有人认为那是一种过于大方的浪费行为。警句诗之所以可贵,实在说,是在于它对于当时的一切有教养的阶层所具有的意义,即荣誉的精髓。另一方面,当时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很有力量不受讽刺诗的影响;就是最有势力的人,为了每一个有目共睹的铭刻,也需要谨慎、渊博的学者的帮助,以免由于某些疏忽或其他原因把它收入到一堆可笑的题词之内。碑铭和警句诗是同一种文学的两个分枝,前者的仿制全靠对于古代纪念碑的勤勉不懈的研究。 罗马尤其是一个警句诗和铭刻的城市。在这个没有世袭荣誉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必须设法使他自己名传后世,同时还发现警句诗是反对竞争者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庇护二世满意地计算着诗句的数目,这是他的主要诗人康帕纳斯对他的政府的任何一件能够写成诗篇的事情所写成的诗,在以后的各教皇时代,讽刺诗一时成为风尚,而在反对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家族上达到了挑衅谩骂的最高峰。桑纳札罗确是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写他的诗篇的,但其他人却在紧邻教廷的地方冒险做大胆的攻击《见本书第129页)。有一次,当发现八付威胁性的对句钉在图书馆的门上时,亚历山大把他的护卫加强到八百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抓到那个诗人,他将怎样惩治他。在列奥十世时代,拉丁警句诗就象家常便饭一样。为了褒贬教皇,为了惩罚明指或不明指的敌人和目标,为了现实或幻想的嘲讽、戏弄;悲哀或者沉思的主题,人们认为没有一种形式比这再合适的了,在安德烈桑索维诺为圣奥古斯丁教堂所雕刻的有名的圣母马利亚与圣妇安娜和耶稣圣婴的群像上,有不下于一百二十人题了诗,诚然,出于宗教虔诚的不如出于重视发起这件工作的赞助人的为多。这个人是教皇的传旨官,卢森堡的约翰哥利兹;他不仅在圣妇安娜的节日上举行了宗教仪式,并且在加比托尔山坡上他的花园里举行了盛大的文学餐会。有一篇长诗,《都市的诗人》对整个一群在列奥的宫廷上追求名利的诗人做一次检阅,这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弗兰切斯库斯阿尔希路斯作的,他是一个既不需要教皇也不需要君主保护的人,并且即使对于他的同事也敢直言不讳。警句诗流传到教皇保罗三世时代以后只剩几声稀疏的回响,而铭刻则继续盛行到十七世纪,最后由于过分夸大而消失。 在威尼斯,这种形式的诗歌也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能够靠弗兰切斯科,桑索维诺的《威尼斯史》来对它做一番追溯。警句诗作者的一件经常的工作是为悬挂在公爵宫廷大厅里的各总督画像写一些题句——用两首或四首六音步诗把每一个总督最可称道的治绩表达出来。此外,十四世纪各总督的坟墓都有以散文写成的单单记录事迹的简短的碑文,并附以夸张的六音步诗或列奥式的诗句。在十五世纪,人们更多地注意风格;在十六世纪,这种诗达到了全盛时代;在那以后不久就产生了索然无味的排偶,声调的摹拟、虚伪的感情和抽象品质的歌颂,总而言之,是矫揉造作和过分夸张。期中可以发现许多讽刺的痕迹,在对死者的表面赞扬中隐含着对生者的批评。在以后很晚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看到了一些例子,是对于这种旧的简单体裁有意识的恢复。 建筑物和装饰物的建筑一般都为铭刻留有余地,这些铭刻常常是一再的重复;北方哥特式的建筑则很少并且也很难为这些铭刻提供适当的地方,例如墓碑只能在最显露的部分——边缘上,留有地位。 我们在此以前所谈到的一切或者没能对读者说明这种意大利人的拉丁诗歌的典型价值。我们的任务勿宁是指出它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必要性。在那种诗流行的时代出现了一种讽刺它的作品——所谓混淆体的狂诗。这种体裁的杰作,《混淆体狂诗集》是由梅利努斯科卡优斯(曼图亚的泰费洛弗伦哥)写的。我们以后随时有机会提到这种诗篇的内容。关于它的形式——由拉丁文字和意大利文字组成并以拉丁文字为结尾的六音步诗和其他诗句——它的滑稽效果主要在于这些混合字听起来象舌头的许多滑音,或者一个过于仓促的拉丁“即席诗人”的诗文。德语的仿作一点也不给人以这种效果的感觉。[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十一章 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衰落 自十四世纪开始以来,诗人学者的陆续辈出、先后辉映,使得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充满了对于古代的崇拜,决定了教育和文化的形式,始终在政治事务上处于领导地位并在不小的程度上再造了古代文学;但终于在十六世纪里,在他们的理论和学术不能再掌握群众心理以前,这整个阶层就已普遍而深深地遭到贬黜。虽然他们仍然是诗人、历史家和讲演家的模范,但就个人来说,则谁也不同意自己被认为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指责他们的主要两点,一是敌视一切的自高自大,一是惹人憎恶的放荡不羁,此外,还有第三条,那就是新兴的反宗教改革的势力大肆喧嚷给他们加上的轻视宗教的罪名。 或许有人问,这些责难正确与否且不管,但为什么早没有听到呢,事实上,在很早的一个时期以前,就已经听到了,不过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不是那么显著而已。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人们非常依赖那些学者来获得他们的古代知识——那些学者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但是,古代经典著作的印刷本和巨大的编纂得很好的参考书和字典的流传,大大减少了人们和人文主义者交往的必要性:一旦人们感到那怕只是部分地没有他们也行,人们的感情立刻就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是一种使优者和劣者都同样蒙受损害的变化。 首先进行这些攻击的自然是人文主义者自己。在所有形成一个阶层的人们当中,他们是最没有共同利益感,并且也是最不尊重关于共同利益感的一切的。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看到了有一个取代另外一个人的机会,采取一切手段就都被认为是合法的。他们从文学问题的讨论可以突然使人惊讶地转为最凶恶的和最没有理由的谩骂。他们不甘于遭人家反驳,于是就想要消灭对方。所以如此的某些原因必须归之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时代是怎样为热中于光荣、热中于讽刺的激情所支配,而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代言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他们不能不为之继续进行斗争的一项。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心情来写文章、说话和彼此互相形容的。单是彼吉奥的作品里就含有足以使人们对于全体人文主义者抱成见的脏东西——而这些“波吉奥的作品”却正是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南北两边都同样最常刊行的著作。当我们在这些人中间遇到一个样子看来是纯洁的人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高兴得过早;进一步的探究常有遇到某种肮脏的指责的危险,即使它是不可置信的,但仍然会使那幅图画为之减色。大批在流传中的拉丁猥亵诗,以及在庞达诺的对话体作品《安多尼乌斯》中关于他自己家族的下流话那样的一些东西,使人文主义者这一阶层丢尽了脸。十六世纪不仅很熟悉这一切丑恶的现象,并且也对人文主义者这一类型人物的越来越厌倦。这些人不能不为他们所犯的罪恶和前此落在他们头上的过分的荣誉而付出代价。他们的恶运要求那个国家的最伟大的诗人以一种冷静的和极度轻蔑的声调来描绘他们。 在所有凑起来引起偌大怨恨的谴责当中,有许多是十二万分有理由的。尽管如此,但许多有学问之士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仍然存在一种明显而无误的要求严格的趋向,如果对整个阶层都予以谴责,那只证明人们对于那个时期知之不多。不过有很多人,其中包括最有声名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有罪的。 能够说明并或许能减轻他们的罪恶的有三个事实:红运当头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过分的宠爱和得到了过分的幸运;前途难料,未来的苦乐是以保护人的喜爱或敌人的憎恶的转移的;最后,是引人误入迷途的古代文化的影响。这最后一项破坏了他们的道德,但又没有给他们建立自己的道德作为代替;在宗教问题上,因为他们从来不考虑接受对于古代诸神的积极信仰,所以它只是在否定和怀疑的一面对他们发生影响。正是因为他们教条地去理解古典——也就是把它看作一切思想。行动的典范——它在这一点上的影响就是有害的。但是,那样一个极度热情崇拜古代世界及其作品的时代,其存在并不是一些个人的过错。它是历史天命的产物,它所继承的以前各个时代的文化以及未来各时代的文化就奠基于它是这样的情况,奠基于当时一切人生目的除此而外都被有意地撇在一边的这个事实上。 人文主义者的生涯照例是属于这一类的,那就是只有最坚强的性格才能度过一生而不受伤害。在有些情况下,第一个危险系来自父母,他们想要把一个早熟的孩子变成为一个神童。以便在当时的最高阶层中取得他将来的地位。但是,天才儿童很少能够超出某种水平;或者,即使他们能超过,他们也将被迫从经受最严酷的考验的代价来取得他们更大的前进和发展。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来说,人文主义者的声誉和卓越的地位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在他看来似乎他也“由于生来的自豪所以不能再留心于那些生活当中的卑微而平凡的事情。”因而就被引入一种激动兴奋、盛衰浮沉的生活当中去,以勤苦的攻读起,教徒授业、出仕为官,执掌密印、主持讲席、据宫廷中的高位、树死敌于多方,荣华变落泪,历尽沧桑,升降无常,宠辱交乘;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最有价值的真才实学常为厚颜无耻的浮夸虚饰所代替。最糟的是:人文主义者的地位和固定的居处不能相容,因为他不是为了生活不得不流离四方,就是个人的心情受影响永远不能再长期安居一地。他对人们发生厌倦,而不能在他所引起的敌意当中过平静的生活;而人民方面却要求某些新的东西(参阅本书第219页)。许多这样的生活使我们想起了如费洛斯特拉图斯所描写的罗马帝国的希腊诡辩学家,不过那些诡辩学家所处的地位较好一些。他们常常是有钱的,即使没钱也能比人文主义者过得容易些,并且他们作为修辞学的职业教师,反而比作为学者的生活还更自由和更简单些。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则不能不既要有渊博的学识又要有善于抵御职业和处境常常变迁靡定的力量。此外,还有极端的放荡不羁的感觉不到的后果——因为不管他做什么,人们总是朝最坏的上边想——和完全漠视别人所承认的道德准则。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有一种极端的骄傲感,我们就很难想象他们怎么活下去。如果他们要想不至于覆没,他们就需要这种骄傲感,而这个世界所给他们的时而是称赞时而是憎恨的待遇,也使他们坚信应该骄傲。他们是一种极端主观主义的最鲜明的例子和牺牲者。 如我们所说过的,对于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和讽刺的描绘在早期就已经开始。对于一切极端突出的个性,对于每一种特征都能找到一种符合于全国口味的嘲笑的纠正方法。在这种情形下,人文主义者自己就提供了充足而惊人的材料,讽刺家不过把它们拿来加以利用而已。在十五世纪里,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在谈到七种怪物时,把人文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的人一起,列在“傲慢鬼”项下。他描写他们怎样自认为了不起,是阿波罗的子孙,以一种矫揉造作的严肃姿态和绷着一副阴郁难看的脸子走路,有时顾影自怜,有时在盘算着他们所追求的哗众取宠,象仙鹤在觅食一样。但是,到了十六世纪,这种攻击就全面地展开了。除阿里奥斯托之外,他们自己的历史家吉拉尔德就提供了这种证据。他在列奥十世时期的著作可能在1540年左右经过了修订。我们看到古今学者的道德堕落和卑劣无行的生活的触目惊心的例子之多令人震惊,同时还有正式对他们提出的许多最严重的指责。指责他们的内容包括愤怒、虚荣、固执、自我欣赏、放荡的私生活、各种各样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异端和无神论;此外还有:信口开河的习惯、对国家的不良影响、卖弄学问的演说、对于师长的忘恩负义,以及对于初则使之受宠若惊继则使之忍饥挨饿的大人物的卑鄙的谄媚。这篇描述最后以提到过去的黄金时代来结束,在那时世上根本就没有学问这一类东西存在。在这些攻击当中,异端一项不久就成为最危险的行为,而吉拉尔德自己,当他重新发表一篇完全无害的青年时期的作品时,也被迫在费拉拉大公赫克里斯二世的庇护下避难,因为那些认为与其在神话研究上浪费时间不如用之于读基督教著作的人们这时占了上风。他为他自己辩解的理由是:他认为正相反,因为神话研究所涉及到的完全是中立性质的题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几乎是唯一无害的研究项目。 如果一个历史家的责任是寻求人类同情能够使道德裁判趋于缓和的证据,他将看到没有一种权威的著作能够在价值上和我们时常引用的彼埃利奥瓦雷里亚诺的作品,《论学者的不幸》相比。它是在罗马大劫所留下的惨淡的印象之下写出来的;这次大劫在这位作者看来不仅是学者们所遭遇的难以言传的痛苦的直接原因,而且好象是很久以来就尾随在他们后边的一种恶运的应验。彼埃利奥在书中贯穿的是一种简单的并且在大体上是公正的感情。他并没有介绍某种使天才之士因才致祸的特别力量,他不过是说明一些事实,不幸的遭遇常常带有宿命的特点。他并不想写一个悲剧,或者把一些事件归之于较高的力量的冲突,他满足于把日常生活中的景象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了一些人在困难的时候,首先失去了他们的收入,其次失掉了他们的地位,看到了另外一些人试图要身兼两职,结果一无所得;看到一些不爱交际的守财奴,把金钱缝在他们的衣服里带在身边,一旦被人抢走就疯癫而死;看到了另外一些人获得了高官厚禄,却因为渴望他们已失去了的自由而抑郁寡欢。我们也读到了有些人由于瘟疫或热病而青年早亡,他们殚精竭虑写成的作品和他们的衣裳衾枕一起被焚化;另外一些人生活在同僚谋杀威胁的恐怖中;一个人为一个贪婪的仆人所杀死,和另外一个人在旅行中为盗贼所绑架,因为不能缴纳赎金而在地牢中憔悴以殁。许多人由于遭到耻辱和被骗去了奖赏而死于难言的悲哀之中。书中还告诉我们,一个威尼斯人的逝世是因为他少年奇才的儿子的夭折;接着作母亲的和弟兄们也相继以殁,好象那个死了的孩子把他们都带走了一样。许多人,特别是佛罗伦萨人,以自杀结束他们的生命;另外一些人死于暴君的秘密审判。究竟谁是快乐的呢?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快乐呢?是让对于这种苦难的所有的感觉变得麻木不仁吗?在彼埃利奥发表他的论点的那篇对话文章里,一个发言者能够对这些问题给我们做出回答——那个有名的加斯巴罗康达利尼,一提到他的名字,我们就转而期待至少听到一些当时关于这一类问题时最真实而最深刻的想法。他提到了贝鲁诺的乌尔巴诺瓦雷里亚诺修士作为快乐的学者的典型,此人在威尼斯任希腊语教师多年,到过希腊和东方,晚年时游历全国,却从来没有骑过马。他始终一文不名,拒绝一切荣誉和殊遇,在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晚年以后,活到八十四岁才寿终;除去他曾从梯子上掉下过一次而外,他从来没患过一小时的病。这样一个人和人文主义的区别究竟何在呢?后者有超过自己能够汲汲于寻求快乐的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主观性。这个从儿童时代起就住在修道院里的托钵僧人,寝食必循规蹈矩,因之不再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有所勉强。由于这种习惯的力量,在一切外部的艰苦生活中,过着一种内心平静的生活,这比他的说教更能感动他的听众的。听众看到他的形象,就能够相信,究竟能否克服不幸或者屈服于它就在于自己了。“在贫乏劳苦之中而不改其乐,因为这是他所欲求的,因为他没有染上恶习,所以他不任性使气,反复无常,或漫无节制,而永远满足于很少的东西或没有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听康达利尼自己所说的,则宗教动机无疑地在他的论点中会占有地位,但是,那个穿皮带鞋的实用哲学家却很清楚地说明了一切。他是一个性格相似,但处境不同的人物,是希波克拉蒂的注释者,拉温那的法比奥卡尔沃。他在罗马活到很老,而“象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一样,所吃的只是豆类,所住的小屋也比狄奥金尼斯所住的桶强不了多少。教皇利奥所给他的年金,他只花一点足以勉强维持生活而已,把其余的都放弃了。他不象乌尔巴诺修士是一个健康的人,也不见得象他那样含着微笑而死去。他在九十岁的时候,在罗马大劫中,被希望得到一笔赎金的西班牙人掳走,饿死在一个医院中。但是,他的名字已在不朽者之列,因为拉斐尔爱这个老人象个父亲,尊敬他象个老师,并且诸事必向他请教。他们所谈的也许主要是关于重建古代罗马城的计划问题(参阅第192页),也许是更加高深的问题。谁能说出法比奥在“雅典学派”那幅名画的构思上和在这位大师的其他伟大作品上起有多么大的作用呢? 我们将很高兴地以某一个可喜可爱的人物的描绘来结束我们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将简单地谈一谈彭波尼乌斯拉图斯。我们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萨伯利科的一封信来了解他的,那封信有意地给他的性格涂上了一层古代的色彩。但他的许多特征还是清晰可见的。他是萨勒尔诺君主的那不勒斯的桑斯维里诺家族的私生子,但他却永远不肯承认他们;在回答他们邀请他和他们住在一起时,他写了那封有名的信:“彭波尼乌斯拉图斯祝诸位亲戚故旧安好,你们所要求的那件事情不能实现,再见。”他个子矮小,生着一对小而敏锐的眼睛,穿着古怪的服装,在十五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他作为罗马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住在埃斯宝林山上的一个花园里他的农舍里,或者是住在圭利那尔山上的葡萄园里。他在其中的一个地方养有鸭子和野禽,另一个地方根据加图、瓦罗和科隆梅拉的最严格的指示来从事耕种。他在康帕尼亚以网鱼捕鸟,或者在多荫的泉水旁边或台伯河岸上以举行野宴来消磨他的假日。他轻现财富,厌弃豪华。他自己不嫉妒,不讲无情的话,也不能容忍别人这样做。只是在反对教士政治上,他才肆言无忌,并且直到晚年,他才被认为完全是一个宗教的嘲讽者。他也受到教皇保罗二世发动的对于人文主义者的迫害,并被威尼斯人送到教皇处;但是没有方法能够从他的嘴里逼出可耻的口供来。他在后来受到教皇、主教们的照顾和支持;当他的家在西克塔斯四世时代的骚动里被劫时,为他收集的东西比他所失掉的还多。没有一个教师比他更为正大光明。天未拂晓,人们就看到他打着灯笼从埃斯圭林山上下来,而在他到达他的课堂时,发现里边已经挤满了学生,他们为了获得一个座位半夜里就已经跑来了。一种口吃病使他说话时不能不注意;但是他的发言是平稳而有力的。他的少数作品证明他写作时是很用心的。没有一个学者比他更严肃认真地和更正确地对待古代作家的原作。他为他周围的罗马古迹感动得如此之深,竟致站在它们的前边好象失了神,或者在看到它们的时候突然为之泪下。他为了帮助别人随时可以把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放到一边,所以他受到很大的敬爱并且有许多朋友;在他逝世时,甚至亚历山大六世都派遣廷臣前来送葬,由他的最有名的学生抬着他的尸体。四十个主教和全体外国使节参加了他在阿拉塞利的葬礼。 介绍和指导古代戏剧,主要是普劳图斯的戏剧在罗马的演出的是拉图斯(见第258页)。他每年都用一个庆典来祝贺创建罗马城的周年纪念;他的朋友和学生在那个庆典上发表演说和举行诗歌朗诵。这就是取得和长期保持“罗马学会”这个名义的那种集会的起源,它仅仅是个人的一种自由结合,并且与任何固定的机构都没有联系。除在上述的节日上集会以外,它也在一个赞助者的约请下,或者在纪念象普拉提那那样的一个已故的成员时举行集会。在这样的时候,将首先由一个属于学会的主教举行弥撒;然后由彭波尼乌斯登上教坛发表一篇演说;随后由另一人接着朗诵挽歌。这种庆典,无论是欢乐的或是严肃的,照例以带有演说和朗诵的宴会结束,而学会的会员,特别是普拉提那本人,很早就取得了贪吃者的名誉。在平常的时候,客人们演出古老的亚特拉风格的闹剧。作为一个拥有各种不同成员的自由组织,这个学会以它的原有形式继续到罗马大劫时,它的客人中包括有安吉路斯科洛奇乌斯、约翰科里奇乌斯等人。作为人们精神生活当中的一个因素,它的真正价值和同类的任何其他社会组织的价值一样,是难以估计的;但象萨多莱托那样的一个人还把它列入在他的青年时代的最宝贵的记忆之中。很多的其他学会在许多意大利城市里出现和消失,这是以它们中间的人文主义者的人数和重要性以及大人物和富豪们给予它们的赞助为转移的。这些学会中我们不妨一提那不勒斯的学会,它以维诺庞达诺为中心,并且曾派出一部分人去到莱切地方组成分会。还有波尔登讷的学会,它组成了佣兵队长阿尔维亚诺的宫廷。鲁德维科摩尔的集团和它对于那个君主的特别重要性已经在前文里说过了(见本书58页)。 约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些学会似乎经过了一个全面的变化。人文主义者从他们指挥一切的地位被赶入其他领域,遭到了反宗教改革的人们的侧目而视,失去了对于这些学会的控制,而在这里,象在别的地方一样,拉丁文诗歌已为意大利文诗歌所代替。不久,最不重要的城市也有了它的学会,起有希奇古怪的名字并且有它自己的财产和捐款。除了诗歌朗诵外,这些新的组织从他们以前的学会继承了按时举行宴会和上演戏剧的习惯.这些戏剧有时由会员本人,有时在他们指导之下由青年业余爱好者上演,有时也由雇来的演员上演。意大利戏剧和以后的歌剧的命运很长一个时期被掌握在这些学会的手里。[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四篇 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 第一章 意大利人的旅行 意大利人已经摆脱了在欧洲其他地方阻碍发展的许多束缚,达到了高度的个人发展,并且受到了古代文化的熏陶,于是他们的思想就转向于外部世界的发现,并表达之于语言和形式中。 关于意大利人到世界远方的旅行,我们在这里只能做很少的一些一般性的叙述。十字军东征给欧洲人思想打开了远方未知的世界,并且唤起了一切人的旅行和冒险的热情。要准确指出在哪一点上这种热情和对于知识的渴求有联系,或者是为知识的渴求服务,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在意大利它首先是并完全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的。即使在十字军东征中,意大利人的兴趣也比其他民族的兴趣更为广泛,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是一个海上强国,并和东方有着商业关系。从远古的时代起,地中海就已经给了住在它的沿岸的各民族以一种异于支配北方人民的精神动力;而意大利人,由于他们本身的性格,是永远不能成为条顿人所理解的冒险家的。在他们一度熟悉了地中海的所有东方口岸以后,他们之中最富有进取精神的人被诱使参加伊斯兰教徒以这里为门户的广泛的世界活动是很自然的。世界的另一半就好象新发现的一样,展现在他们眼前。或者,象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一样,他们被卷入了蒙古人的洪流中,被带到大可汗的朝廷上去。在早期,我们看到意大利人参加了在大西洋中各地的发现;在十三世纪,热那亚人找到了加那利群岛。在同一年,即1291年,当基督教东方最后一个残余的城市普托利迈斯失掉了的时候,又是热那亚人做了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的著名尝试,来寻找一条通往东印度的海路。哥伦布本人不过是为西方国家服务,航行到远洋的许多意大利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个。不管怎样,真正的发现者不是那个第一次偶然碰到任何东西的人,而是那个找到了他所寻找的那个东西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和他的前人的思想和兴趣有着一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将决定他对他探索的地方所作的报告。由于这一理由,虽然意大利人认为他们是最先来到这个或那个海岸之说可能被驳斥,但他们将仍然保持其为整个中世纪后半期卓越发现家的民族的这种称号。比较充分地证明此说则属于专门的发现史的范围。不过迄今,我们还是时常以赞赏的心情瞻仰那位伟大的热那亚人的威严的形象,是他要求、探索并发现了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他第一个可以说:“世界是渺小的”——世界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在西班牙把亚历山大六世送给了意大利人的时候,意大利把哥伦布给了西班牙人。仅在那位教皇去世前数星期(1503年7月7日),哥伦布自牙买加写给当时不知感恩的奉教诸王的可贵的信件,使后世人读之不能不为之深深感动。在他署有1506年5月4日,发自巴利阿多里德的遗嘱附录里,他把“教皇亚历山大赐给他的那本祈祷书遗赠给他可爱的故乡,热那亚共和国;这本祈祷书对于他无论在监狱中,在斗争中或在各种患难中都曾是一种最大的安慰。”看来好象是这些话给那使人憎恶的波几亚的名字投下了一道最后的恩惠和慈爱的闪光。 意大利人中间关于地理学和有关科学的发展,正如他们的航海史一样,我们只能很简单地谈一点。把他们的成就和其他国家的成就做一个粗浅的比较,就显出在他们那一方面在早期具有的明显的优越性。十五世纪中叶,除在意大利外,能从哪里找到象在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的著作里边那种地理学、统计学和历史学知识的综合的呢?不仅在他的伟大地理著作中,而且在他的书信和评述文章中,只要他用得上自己的观察或人家的见闻时,他写风景、写城市、写风俗习惯、商业和物产、政治情况和政治制度等都同样出色。他从书中取得的材料自然是次要的。甚至对于弗里德利希三世在那里给他有俸圣职的地方——提罗尔地区的阿尔卑斯山——的溪谷的短短的素描,尤其关于苏格兰的描写,也都没有漏掉任何关于人们生活的叙述,并且表现了一种不偏不倚的观察比较的能力和方法,而这是除了哥伦布的受过古人熏陶的同乡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千万人都看到过并且部分地知道他所看到和知道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们内心里却没感到有对它做一番描写的必要,而且也没有意识到世人希望有这种描写。 在地理学上和在其他学科上一样,要想分清有多少应该归功于古人的研究,有多少应该归功于意大利人的特殊天才是徒劳的。甚至于在他们熟悉古代著作以前,他们就已经从一个客观的观点来观察和对待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半古代的人民,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容易有这种倾向。但是,如果不是旧日的地理学家给他们指出了道路,他们也不会这样快地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现存的意大利地理书对于旅行家和发现者的精神和倾向的影响也是不可估计的。即使他不过是一门科学的“外行——要是在现在,我们就要把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划入很低的一级水平——但他也适足以在这一门学问上引起一种一般的兴趣,这种兴趣恰好为新的先驱者准备了对于这一门学问容易发生爱好的不可缺少的群众心理基础。任何一门科学的真正发现者都深知他们应该怎样感激这种媒介。[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章 意大利的自然科学 读者欲知意大利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必须参看有关这一题目的一些专论,其中惟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李伯利那部肤浅的价值不大的著作。关于某些特殊发现是谁领先的争论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文明民族中间,都可以出现这样的人,他开始时虽然基础很薄,但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并由于他的天赋才能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功。兰斯的格伯特和罗杰培根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所以精通当时那几个部门科学的全部知识,是他们热心从事的精神的一种自然结果。当幻觉的纱幕一经扯碎,当对于自然的恐惧和对于书籍和传说的盲信一经克服时,就有无数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等待解决。当别的民族对自然仍淡然漠视的时候,这整个民族却喜好研究自然和考察自然,也就是说,当一个发现者既没有受到威胁也不是完全受忽视,而是能够指望从志趣相投的人那里得到亲切支持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没有疑问,在意大利就是这种情形。意大利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自豪地在《神曲》中探索出但丁对于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暗示和证明。关于他是否在某些发现或论证上占先的问题,我们必须留待科学家来判断;但是,单是他在描写和对比中所表现的对于外部世界的丰富的知识,每一个外行的人看了也都不能不为之感动。他是从自然界的现实取得知识,或是从人类生活的现实取得知识,然后运用这些知识,绝不是仅仅用来做点缀,而是要使读者对他的意义有最充分和最恰切的理解。在这方面他比任何近代诗人都做得更多。他主要是在天文学上以学者专家的面貌出现,但我们必须不要忘记:他的伟大诗篇中有许多天文学上的引喻,我们现在看来虽显得学究气,但在当时对于一般读者一定是可以理解的。除专门学识外,但丁还谈到关于天空的通俗知识;由于那时的意大利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这一个事实,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无异于古人。历法和钟表已经使星座升降的知识对于现代世界来说成为多余的了,而人们一度对于天文学所感到的任何兴趣也都随之而消逝。现在,我们有学校和教本,每一个儿童都知道——也是但丁所不知道的——地球围着太阳旋转;但是,过去一度对于这一门学问本身所感到的兴趣,除天文学专家外,已经完完全全地淡簿下来了。 和星象也发生关系的假科学并不能证明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缺少推理的精神;只不过这种精神为一种要洞察未来的热烈愿望所妨碍甚或为它所压倒而已。在我们谈到意大利人民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特征时,我们将回过来讲占星学这一个题目。 教会对待这一门和其他各门假科学几乎总是采取宽容的态度;而对真科学,只要有人告发它是异端或搞巫术时,却显出真正的敌视态度——而这种情况的确是屡见不鲜的。引起人们有兴趣来做出判断的一点是:意大利多密尼克会(圣芳济会也一样)的异端裁判所法官是否知道并在什么情形下知道指控是诬告,但或者由于答应了狱囚的敌人的要求,或者由于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对于试验的憎恨,而仍然对被告判罪。后一种情形无疑地发生过,但却不容易加以证实。有助于在北方国家里造成这种迫害的,即为人们所公认并得到官方赞许的烦琐哲学的自然观体系支持者对于革新者的冲突,在意大利是不太重要或者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在十四世纪初,大家都知道,阿尔巴诺的彼埃特罗是由于另一个医学家的嫉妒,在异端裁判所被控以异端和幻术罪而受害;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与他同时代的一个帕多瓦人,乔万尼诺桑圭纳奇身上,因为桑圭纳奇是一个有名的医术革新者。但他却以被流放而幸免于难。我们也别忘记:多密尼克会士在意大利行使宗教审判的权力不象在北方国家里那样一律无变化。在十四世纪,暴君和自由城邦有时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教会人士,因而对自然科学上许多极端违反宗教的问题置之不问。到了十五世纪,当古代研究成为在意大利的主要力量时,世俗科学的每一个部门都利用了它在旧制度上所造成的缺口。不过,人文主义把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都吸收到了它那方面去,因此,无疑地影响了自然科学的推理的研究。而宗教审判突然又在各处盛行起来,并把医生们当作亵渎神明的人或幻术家来惩罚或烧死。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发现什么是这种判罪后面的真正动机。不管怎样,在十五世纪末,意大利因为有保罗托斯卡内利、卢卡巴乔洛和列奥那多达芬奇诸人,所以在数学上和自然科学上是据有无可比拟的最崇高的地位的,而每一个国家的学者,就连雷吉奥蒙达努斯和哥白尼也都承认他们自己是意大利的学生。 在早期对于收集动植物和加以比较研究所表现的热情,是意大利人对于博物学具有广泛兴趣的重要证明。意大利自认为是植物园的最早的创建者,虽然这些植物园可能主要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这种最早的说法本身是可以商榷的。特别重要的是:君主们和富翁们在设计他们游玩的花园时,自然一定会尽可能最多地收集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植物。因此在十五世纪,美第奇家的加里吉别墅的壮丽庭园,从我们所有的关于它的描写看来,几乎是一个有无数不同的花草树木的标本的植物园。十六世纪初,在通往蒂沃利的罗马康帕尼亚地方的特流齐奥枢机主教的花园也是属于同一类的;它有由不同种类的玫瑰花圈成的篱笆,有各种不同的树木——果树种类之多尤为惊人——有二十种不同种类的葡萄树和一个大菜园。这显然与在西欧任何宫城或修道院里所能找到的二十种或四十种常见的药用植物是很不同的。和细心培植供食用的果树一起,我们也看到了对于一种其本身仅足以供观赏用的植物的兴趣。我们从艺术史中知道,这种收集植物的热情的消失和让位于所谓具有生动如画的风格的造园法已经是在很晚的一个时期了。 外国动物的收集同样不仅为满足好奇心,而且也是为了较高的观察目的。从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口岸运输的方便,和意大利气候的温和,使意大利常能购买南方的最大的动物,或从苏丹们那里接受它们作为礼物。那些城市国家和君主们特别渴望养有活狮子,即使狮子并不象在佛罗伦萨那样,是国家的标志。狮子洞一般是象在佩鲁贾和佛罗伦萨那样设在政府的宫城里边或附近;在罗马它是在加比托尔山坡上。这些野兽有时被用来作为政治判决的刽子手,而无疑地,除了这个目的之外,它还在人民心中保持着某种恐怖。它们的健康情况也被认为是吉祥或厄运的预兆。特别是它们的多产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繁荣的象征,就是乔万尼维兰尼也认为他参观一个母狮的分娩是值得记载的。小狮子常常被送给盟邦和君主们,或者送给雇佣兵队长作为对他们的勇敢的一种奖赏。除狮子外,佛罗伦萨人很早就开始委派专门的饲养员来养豹子。费拉拉的博尔索常常使他的狮子和牛、熊以及野猪争斗。 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末,许多君主都保有真正的动物园,它们当时被认为是宫廷的应有设施的一部分。马达拉佐说:“养马、养狗、养骡子、养鹰和其他鸟类以及蓄有宫廷弄臣、歌手和外国动物是适合于大人物的身分的。”在费兰特等人执政的时代,那不勒斯的动物园里有一只长颈鹿和一匹斑马,好象是巴格达的君主赠送的。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不仅拥有价值五百金币或一千金币的马和贵重的英国狗,而且还有从东方各地弄来的一些豹;他为他从北欧国家收集来的猎鸟所付出的每个月的开支达到三千个金币。我们从布鲁纳托拉蒂尼的著作中读到:“克雷莫纳人说,皇帝弗里德利希二世把普雷斯特约翰从印度送给他的一只大象弄到他们的城内”;佩脱拉克记载过大象在意大利的日趋消亡。当葡萄牙的伊曼纽尔大王送给列奥十世一只大象和一条犀牛时,他很知道他是在做些什么活动。当时科学的动植物学的基础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这些动物学研究的一个实际成果就是育马场的建立,而在弗兰切斯科贡查加时代的曼图亚的育马场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一个。对于不同的马的品种的兴趣和关于它的知识无疑地和骑术本身是同样古老的,而欧洲种和亚洲种的杂交一定是从十字军东征时代起就成为平常的事情了。在意大利这个半岛上各大城镇所举行的有奖赛马对于改良马种是一个特别的诱因。在曼图亚的马厩中,我们能够找到在这些比赛中必然获胜的良马和最好的战马,以及最适合于作为礼品送给大人物的雄伟的骏马。贡查加保有从西班牙、爱尔兰、阿非利加、色雷斯和西里西亚各地方来的种马和母马,为了从西里西亚获得马匹,他曾和土耳其苏丹缔交。为了培育最好的良马,在这里进行了一切可能的试验。 甚至也不乏人类的动物园。有名的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美第奇,是奈穆尔大公朱利亚诺的私生子,他在他的奇怪的宫廷里养有一队野蛮人,他们说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而且都是他们那些种族的典型的标本。其中有具有北非摩尔人最优良血统的举世无双的走钢丝的人,有鞑靼人的射手,有黑人摔跤家,有印度潜水者和土耳其人,他们一般都陪伴着那位枢机主教出外打猎。当他于1535年早逝时,这个穿着杂色衣服的队伍肩舁着他的遗体从伊特利走到罗马,以他们混杂的语言和强烈的手势和大家一起对这个慷慨的枢机主教表示哀悼。 这些关于意大利人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丰富多彩的自然产物的兴趣的零散介绍,仅仅是一个伟大主题的片段。作者比任何人都深知自己关于这一方面知识的不足。很多关于这一主题有充分研究的专著,作者甚至连其书名也知道得不多。[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三章 自然美的发现 但是,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之外,还另有一条接近大自然的道路。意大利人是现代人中最早看到和感到外部世界有美丽之处的。 这种欣赏自然美的能力通常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的结果,而它的起源是不容易被察觉的,因为在它表现在诗歌和绘画中并因此使人意识到以前可能早就有这种模糊的感觉存在。例如,在古代人中间,艺术和诗歌在尽情描写人类关系的各个方面之后,才转向于表现大自然,而就是在表现大自然时,也总是处于局限的和从属的地位。不过,从荷马时代以来,自然给予人们的强烈印象还是被表现在无数的诗句和即景生情的词句中。立国于罗马帝国废墟之上的日耳曼各族,是完全和特别适合于欣赏自然风景的美丽的;虽然基督教有一个时期强迫他们把他们一向尊敬的山、泉、湖沼、树林、森林看成为恶魔所造,可是这种过渡性的概念不久就被放弃了。到1200年,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对于外部世界又重新有了真正的,衷心的领略,并且在各民族的行吟诗人的歌唱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这些诗歌证明对于自然界的一切简单现象——春花灿烂、绿野、树木都有一种深深的感受。但是,这些描绘都是眼前的景色而没有远景展望。即使是走过很远路程和看到过很多地方的十字军战士,也像这些诗篇一样显出不熟识,那种把盔甲和服装描写得非常细致的叙事诗,对于外界的自然景色不过是略作描述;甚至伟大的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对于他的主角活动的场景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给我们做过充分的描绘。从这些诗篇中,人们绝对猜想不到,诗篇的各国的高贵的作者住过或者到过高大的城堡,眺望过远方的景色。就是在流浪教士的拉丁诗里边(见本书第180页),我们也看不到远景——所谓纯风景——的描写,但有时对于眼前景物的美轮美奂的描绘却是任何骑士诗人所不能超越的。有什么样的描绘能够和我们认为它是十二世纪的意大利诗人所写的那一幅“爱的丛林”的图画相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