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拉丁语中有句反映古罗马人聪明才智的格言：“假如你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至今这句话还被祟尚武力的人们经常引用。它告诉我们，软弱可能会招致敌人的进攻，做好战争准备才有可能使敌人却步，从而制止战争。反过来看，做好战争准备可以确保和平的说法也是正确的，因为弱者在强者面前会不战而降，故没有必要诉诸战争。如果说1914年以前有人会大肆宣扬这种观点，今天则不会有人再这么做了。爱德华·鲁特瓦克 [美国]序　　我出生在有归属争议的特兰西瓦尼亚边境地区，当时正赶上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恶战，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才使我与战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战略是个很玄妙的字眼，因为它所研究的主题十分模糊，且有怂人争斗之嫌。但是，可以坦诚地讲，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试图对战略问题进行精确的阐述。这是因为指导战争离不开战略，维护和平同样也离不开战略。　　我着此书的目的并非想制定出一系列战略原则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提供行动参考，或者为美国在战争中提供运用军队的依据，我的本意是为了揭示制约各种形式的战争以及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关系的普遍逻辑。人类在进行战争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总是孜孜以求、竭尽全力，不管多么荒谬，多么正确，多么卑鄙，多么高尚，不达目的，决不放弃各种努力，这其中并无逻辑可言。但是，以上所有行为的后果，却都包含着明显的战略逻辑，如对这些后果进行研究，就能了解到这种逻辑的性质及作用形式。　　读到这里，有心的读者可能不再愿继续读下去：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要探索战略问题实属有些好高鹜远了。或许有人会猜测，这本书最多也不过是些老生常谈罢了，甚至可能是些最糟糕的胡言乱语，因为他们通常认为，战争与和平问题，太不可捉摸了，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即理论预测的方法对其作出解释。对此，恳请读者们先读完这本书再下结论。不妨我在这里作些说明。　　在我踏上战略研究这漫长征途之初，心目中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当我阅读了古代、近代军事史；研究了当代有关军事问题，考察了各种各样的战场——我像前人一样，通过对五光十色现象的观察，认定了每次冲突都是独立的，是政治目的、心理状态、技术水平、战术行动、战役计划和地理环境诸因素的聚合产物，而这种聚合又往往不会再重复出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持续不断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东西开始出现，逐渐形成了日趋明确的模式，其中有些已在有关战略研究着作中出现，特别是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人们对于研究这些模式颇感兴趣，其原因是它们违反常规，即不符合一般的因果规律。　　通过读书、研讨和实践，我渐渐认清了战略的真实面目：它并不是枯燥无味的陈词滥调，而是属于一种反常逻辑，其中充满着戏剧性的矛盾。另外，战略逻辑还沿着“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发展。横向是指战时、平时敌对各方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纵向是指冲突之中的技术、战术、战役、战略等不同层次的相互关系及影响。而这些层次之向并没有自然的协调关系。　　下边开始依次进行阐述：首先，通过一系列冲突探讨横向的运动要素；其次，从最低层次开始探讨纵向中的各个层次；最后，将纵、横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进人最高层次——大战略。第一部分 导言　　拉丁语中有句反映古罗马人聪明才智的格言：“假如你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至今这句话还被祟尚武力的人们经常引用。它告诉我们，软弱可能会招致敌人的进攻，做好战争准备才有可能使敌人却步，从而制止战争。反过来看，做好战争准备可以确保和平的说法也是正确的，因为弱者在强者面前会不战而降，故没有必要诉诸战争。如果说1914年以前有人会大肆宣扬这种观点，今天则不会有人再这么做了。 [ 注：“用战争消灭战争”并没有把战争消灭；然而这一口号在1918年前很久就开始使人们在公开讲话中改变了调子，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是如此：军事力量不再值得歌颂，除非能堂而皇之地被说成是用于防御目的。同往常一样，虚伪成了实施信念的先导：开始是使进攻性战争（旨在改变未受到威胁的现状的战争）不合法化，现在这种不合法化已扩大到包括精心准备的防御性战争（旨在阻止预计将使现状变生不利变化的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只有直接自卫才算是可能接受的动机。当然，对推定威胁的“直接性”怎样解释，仍存在着相当的灵活性（这一问题使人们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有着对立的解释），“自卫”之中的“自”当然被推而广之，包括集体安全组织中的盟国；不过，人们心理上的这一重大变化削弱了西方政府利用战争作为治国工具的可能性。与受此制约较小的国家相比所引起的不平衡性是显而易见的。关于此问题的简要讨论，见罗伯特·奥斯古德和罗伯特·塔克合着的《力量、秩序和正义》（1967年）。 ] 古罗马人的这句格言已成为老生常谈，使我们不再感到新奇。但这句话的平庸之处也正是其意义所在。显然矛盾的东西被表达成—个简单明确的逻辑命题，这当然是反常命题。纯粹的陈词滥调很少能包含这样隽永的道理来。　　为什么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能自然地被人们接受而且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呢？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和平研究”是一种全新的学术活动，从事和平研究的人认为，应该把和平作为一种自在的现象去研究，而且应该在实际生活中积极促进和平。他们也许会说：“假如你要和平，就必须为和平做准备。”但是，即使是公开反对古罗马人那句格言的人，也没有将其指责为自相矛盾的痴话。相反，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的世俗偏见，应该用他们自以为不落俗套的新思想去驳倒它。　　为什么那种显然自相矛盾的观点很容易地被人接受，这个问题依旧没有答案。如果不是在战略领域而是在生活领域中，类似那样的建议就变得荒唐可笑了：“如果你想减肥，就请多吃。”“如果你想致富，就请少挣钱。”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甲，就请努力去争取与甲相对立的乙。这样的建议我们肯定不会赞同。只有在战略领域中，即在实际的或可能的武装冲突的条件下涉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处理与后果时*我们才会把反常逻辑命题看成是正确的。　　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核“威慑”理论，现在这种理论已深入人心，以至在许多人看来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为了防御，我们必须时刻做好攻击准备。为了从核武器中得到好处，我们决不能使用核武器，尽管我们还在继续大力制造核武器。做好攻击准备表明希望和平；而准备防御则是侵略性的，或者至少具有“挑衅性”。以上是对核威慑的一般看法。每隔一段时间，对核威慑的可靠性就会重复出现一场争论；对核武器政策的每个细节，当然也有颇多争论。但是，对于构成核威慑实质的明显反常的逻辑人们却司空见惯，安之若素。 [ 注：正如弗雷德·艾克尔在其《必须结束一切战争》（1971年）一书第123页所指出的，实际上，令人将信将疑的反常现象是，被侵略者与侵略者的正常品格会发生彻底转化。如果威慑要取得成功，处于绝望境地的潜在的被侵略者必须绝对果断，甚至不顾一切，而潜在的侵略者则必须对风险、代价和利益作出谨慎的估价。 ]　　我要在这里强调指出，战略不只是涉及启相矛盾却被认为正确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反常逻辑命题，而是整个战略领域无处不渗透看它自身的反常逻辑。这种逻辑同我们在所有其他生活领域（当然不包括军事演习）中奉行的普通的线性逻辑不同。如果在生产与消费、商业与文化、社会关系与民主治理等活动中，冲突仅仅是伴随着这些活动偶然发生的现象，矛盾与斗争或多或少受法律和习俗的制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循的是不存在自相矛盾的线性逻辑。我们凭常识就能抓住这种逻辑的实质。 [ 注：压迫制度下的政治则应作别论，这类政治即使不是血腥残忍的，也是好战的。因为这种制度的主要目标，就统治集团来说，是设法维持实施强行控制的机构，而就不愿意受统治的人民中间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是要推翻这种机构，所以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纯属礼仪方面的活动除外）都采取军事行动的形式，有自己的一套进攻和防御，伏击和突袭。象在战争中一样，隐蔽秘密和欺骗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统治者还是对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如此，因为要靠隐蔽和欺骗来保护这种制度，同时隐蔽和欺骗也是采取以智取胜行动的前提：统治者的警察要设法渗透打入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内部，持不同政见者则要设法保护他们的秘密，因为这是他们的主要力量之所在。就苏联而言，显然，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是通过好战的党内政治爬到最显赫位置上去的，这种政治也正是他们处理对外关系的训练场地。参见拙着《苏联的大战略》（1984）第一章。 ]　　但是，在战略领域，也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受实际的或潜在的武装冲突所支配的情况下，则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逻辑在起作用。这种逻辑往往违背常见的线性逻辑，导致对立面的交汇乃至转化。因而它往往产生适得其反的——即使不是自我毁灭的——结果，明显符合正常逻辑的行动要失败，反常的行动却能成功。第一部分 导言第01章 反常逻辑在战争中的自觉运用　　让我们来讨论这个战争中常遇到的普通战术问题。一支行进中的部队可由两条路线到达目的地，一条好走，一条不好走。前者经过铺设，宽广笔直；后者未经铺设，狭窄弯曲。只有从战略这个角度看，才有好坏路线选择问题。因为只有在可能发生战斗的情况下，不好走的路才会变为好走的路，正因为这条路不好走，所以敌人可能防守不严乃至未加防守。同样道理，好走的路很可能转变为不好走的路，因为这条路好走，走这条路更可能被敌人料到和遭到敌人阻击。　　可见，上面这个例子与准备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这个例子还不一样。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战略的反常逻辑走向了极端，对立面双方彻底向相反方向转化。不是甲趋向于对立面乙，而是甲变成了乙，乙变成了甲。这个例子不是杜撰出来的。恰恰相反，故意选择不利的作战时间与方向，故意而明显地不做好充分的准备，故意走看上去太危险的道路，故意在夜间和不良气候条件下作战，凡此种种反常的选择都是善战者常用的战术。此乃战争的性质使然。战争中的每一件事孤立起来看可能十分简单，例如，从一处运动到也许只有咫尺之遥的另一处，使用可能早已操练过上千次的武器，发出和理解十分简单的命令，等等。但是，如果面对活着的敌人，而这些敌人运用自己的行动和力量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对方的一切行动时，这些简单的事情合在一起会变成异常困难的任务。　　当一方的军事行动被敌方的行动挫败时，首先是因为纯机械原因，例如，在帆船时代的海战中，各方都把对方没有防护能力的船首或船身作为舷炮的打击目标；今天的战斗机具有正面射击能力，在空战中飞行员都设法绕到敌机的后方进行攻击；在陆战中，总是只要正面强，翼侧就弱，后方则更弱。但是，更具有严重后果的是敌人使用自己的力量即杀伤武器造成的巨大困难。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除非各种错综复杂的无形因素（包括士气、凝聚力、领导）能够战胜求生的本能，否则，即使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也没有人去干，因为那样会增加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机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或不发生，上述各种无形的因素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旦我们认识到这种作用，我们就会发现，面对进行反抗的活着的敌人，哪怕采取最基本的战术行动，也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　　为了胜敌一筹，攻其不意，击其无备，使敌人无法抵抗，或至少使敌人不能及时全力抵抗，可以选择各种反常的战术。打破近路优于远路、白天优于夜晚、准备充分优于仓促应战等常规，而故意选择最坏的作战方案，可能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削弱敌人的反应能力。现在，我们可以说理解了什么是突然性：突然性不只是战争中众多有利因素之一，而是战略属性之消失——那怕只是短暂的部分的消失——尽管斗争仍在继续着。在敌人丧失抵抗能力的情况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达成突然性的范围和程度内，战争指导变成了纯行政事务。 [ 注：虽然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描述战略现象，而绝不是为了给别人指点迷津，但是如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在战略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各次作战的结果是取决于计谋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取决于思想因素，那就完全混淆了问题的本质；是各方的思想因素决定了各方克服战争中无穷无尽困难和难以预料的危险的能力，决定了各方对战争中艰难困苦的忍受力。 ]　　虽然有人据此提出了影响颇广的指导战争的论点， [ 注：这是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理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散见于一些传记、论着和文章。关于该理论的系统论述，参见布赖恩·邦德所着的《利德尔-哈特》（1977年）一书第37-61页。 ] 认为应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作出反常的选择，以便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作战，但这种主张往往得不到采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突然性的代价　　为达成突然性作出的反常选择都必然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会损失一定的力量。因不这样做本来可以获得这些力量。例如，在战争中，选择距离较远或不好走的道路会使人疲惫，磨损车辆，消耗较多的补给物资。如果距离太远或太不好走，还会使更多的人掉队，不能及时参加战斗。再如，夜间比白昼更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配置运动，还会降低武器的命中精度。因此，在夜战中；部分、很大一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力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同样，为了采取比敌人意想的要快的行动，通常必须仓促准备，这样就无法动用全部人力物力作战。广而言之，在各种手段和性质的战斗中，任何机动都要付出代价。这里所说的机动是指设法避开敌人最大力量的反常军事行动。 [ 注：“机动”（maneuver）一词作为军事术语有时仅仅指运动。通常使用这一词时不一定涉及运动。但是所指的军事行动必须是反常的，因为一般人常识之内的{简单筹划的）军事行动难以指望取得智胜的效果。可以说，敌人力量的部署安排一般都是针对明显的军事行动。相比之下，突然袭击不是机动作战的先决条件，它可以使机动作战成为可能，但实施速度胜过敌人也可使机动作战成为可能。 ]　　隐蔽和欺骗是达成突然性的两大典型手段，通常是实施机动的先决条件。但是采用这些手段也会付出代价；秘密行事常被认为对兵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如果不放弃某些重要的准备工作，就很难使敌人对情况一无所知。要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就不能提前动员和严密组织参战部队，还会影响演练的规模与逼真性，而演练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大大提高战斗力，尤其是参加复杂的战斗，如两栖登陆和突击作战之前，务必进行演练。如果作战部队的集结和出动受到限制，其配置和部署就会受到影响。　　由于很难做到绝对保密，一旦泄密就只能运用欺骗手段去补救。通过欺骗，必须进行的准备工作产生的“信号”就会被人为制造的“噪音”所掩盖。 [ 注：“信号”与“噪音”这两个术语是罗伯特·沃尔斯泰特在一本论述日本突然袭击的有创见性的着作《珍珠港》（1962年）中从通信工程学引入战略研究的。 ] 有时，利用精心制造的谎言就能达成欺骗目的，不必损失任何力量。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必须采取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才能把警觉的敌人引入歧途。这正因为牵制行动不能全面实现作战目标。例如，执行轰炸次要目标任务的佯攻机群虽不能与轰炸重要目标的重攻机群的作用相比拟，但其仍能给次要目标造成破坏。但是，执行诱敌任务的舰艇就该另当别论，只要它将敌人引诱出来就算大功告成，除了返航，它们在其它方向对战斗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　　故意作出反常选择会削弱己方的力量，但只要所造成的突然性能在更大程度上削弱敌人的反抗力，就可以说己方力量的削弱是值得的。极而言之，从理论上讲，如果采取的反常行动接近自取失败的程度，那么最能达成突然性。例如，如果几乎动用全部力量去执行诱敌任务，只留下少量人执行真正的作战任务，那么，一定会达成突然性。但这样做即使敌人完全受骗和毫无准备也最可能非常容易地被击败。可见，“出其不意”决不能走向自取失败的极端。但即使在极端的限度之内，也只能凭既不可靠又不精确的估算去作出决定。尽管损失可利用的力量是必定无疑的，但成功地达成突然性也仅仅是一种希望。代价通常可以准确地估算出来，但好处却只有等到战斗结束才能知道。　　战争中的阻力　　采取敌人意想不到的反常行动以实现突然性，除付出代价外，还存在各种风险。达成突然性无疑是为了减少暴露在敌人力量面前的死亡风险，即战斗风险。但还存在着另一种风险，它在当时对具体某个小部队也许并非生死攸关，但可能给大部队带来严重的危险。　　第二种风险又叫组织风险，是指不能按原计划行事；其原因不是由于敌人的凶狠毒辣，而是由于部队的补给、行动、计划和指挥出了故障、差错，或耽误了时间。组织风险随着背离简单的直接路线和正面攻击的程度而增加。如果想采取保密、欺骗和机动等反常行动减少战斗风险，就会增加军事行动的难度，延长军事行动的时间，从而相对扩大组织风险。　　战斗的组织工作是负责指导战斗的人们在可能是非常短暂的战斗间隙中最为严峻突出的工作。这里又出现了与前面类似的情况：如果不考虑使战斗得以进行的各种难于捉摸的无形因素，部队补给、保养、管理和指挥等每项活动孤立地看都可能十分简单。但这些活动成为一个整体却变得十分复杂，所以，任何一支军队，不论规模大小，在自然状态下都是一盘散沙，缺乏机动能力，只有在纪律约束和指挥官领导下才能从事有目的的活动。　　我们设想几个朋友每家坐一辆车去海滨旅游。他们约好上午9点在最顺路的那一家碰头，然后趁交通尚不拥挤的时间立即出发，以期上午11点赶到目的地。其中有一家已上了车，正准备开车前往碰头地点，突然一个孩子要上厕所，于是只好把锁上的汽车前门重新打开，让孩子出去，等孩子回来再开车。这家人到达碰头地点稍晚了点，是9点15分。另一家离碰头地点较远，耽误的时间更多。原因是忘了带必用的工具箱，几乎到了碰头地点才发现，等回去找到工具箱，赶到碰头地点，已过了9点半。　　还有一家耽误的时间更多。原因是车无法启动。他们修了一段时间车，又等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等来一辆拖曳车，但是这辆车的电瓶也不管用，最后一位好心的邻居把车借给他们用。他们很快换了车，一路风驰电掣，但等他们到达碰头地点，已过了10点。这时，大家还不能出发，因为早到的一些孩子已等了一个多小时，该轮到他们又有事要干，需要等他们一会儿了。最后大家驾车从碰头地点出发时，通往海滨的路上已车水马龙了。原计划花两个小时的行程最后花了3个多小时——途中有人要停车加油，有人要喝冷饮，还有些孩子吵着要吃午饭。最后终于到达了海滨。但是超过了原定的时间（11点）。　　我们设想的这伙朋友不存在受敌人阻拦的问题，途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各种无意的耽搁和小小的事故引起的，这些耽搁和事故近似于阻碍各种活动机械运转的“阻力”。（“阻力”这个词出自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从上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什么是阻力。克劳塞维茨在书中写道：“在战争中一切都很简单，但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困难的。这些困难积累起来就产生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的概念的。”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第7章第119页，普林斯顿版。 ] ）战略行动在阻力这种基本介质中展开，战争中无时无地没有阻力。　　从上面所举的平凡小事中可以看出，在碰头地点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而在整个途中耽误的时间则更长。不难想象，如果参加旅游的人家更多，耽误的时间还会更长。当参加旅游的人家增加到一定数目，如果大家必须等所有的人到齐将会出现根本不能从碰头地点出发的局面。具体要有多少家人才能造成到天黑还不能从碰头地点动身的局面，谁也说不准，但只要几十家人恐怕就够了。即使这么多人在数量上也无法与有好几百人的一个陆军营相比，或与一艘中型军舰或一两个飞行中队的人数相比。　　部队中不会有小孩耽误时间，由于受纪律约束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各行其是，但在其他方面遇到的困难却要比上面那几家去海滨游玩的人遇到的困难多得多。例如，部队的补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如果事先准备不足，往往不可能在路边停一会就解决问题；一支舰队在海上航行，也许能得到充分的补给，但如果缺少什么，就只好等待下一次再进行补给；远离物资贮备基地的空军或地面部队，在给养不足无法继续坚持战斗下去时，大可以把周围看作是一片茫茫沙漠。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只出现过一次机械故障。但在部队中却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机械故障，因为其武器、车辆、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其他电子与机械设备通常没有现在的汽车那么可靠。作战坦克虽然有很强的防护能力，但其内部机械却极易出故障，一架作战飞机上有许多电子设备，每台设备都可能像家用汽车上的启动装置那样发生故障。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每辆车都开得很好，没有因操作错误而耽误时间。而一支部队，不管训练多么有素、考核多么严格，演习多么频繁，都不可能指望每个操作人员一点不出差错。公路上驾驶并不是很难掌握的技术，而在战争中对操作各种武器装备则有很高的要求，即使是年轻的汽车司机也都有多年的日常实践经验，而军队中的许多操作人员却只有几个月的经验，而且在这几个月中并不是经常操作，不是因为他们调到这个岗位上不久，就是因为他们操纵的是刚换过的新装备。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计划非常简单，出发地点只有一处，行进路线只有一条，目的地固定不变。但这个计划有一个大缺点，因为它没有事先估计到，9点出发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来避免交通高峰时间。正确的军事计划也应力求简单，但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任何部队都有若干个部分，必须互相协调完成各自不同的任务。优秀的计划人员会尽力考虑到其他各种阻力源，但他们自己的错误往往又使阻力源增加。　　最后，还有行动的指挥问题，或者讲得更充分一些，还有情报的估价、决策、内部通信和对整个指挥系统实施监控（“控制”）的问题。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有行动计划，但没有指挥、情报、内部通信或监控等工作；如果有这些方面的工作，那么，其他人很快就能了解最后那家人遇到的情况，及时为他们提供一辆汽车。军事指挥机构及其情报与通信部门的任务不仅是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和应付突发情况，而且同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克服战争中的阻力。但是，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新的阻力：利用错误和过时的情报或令人误解的情报可能导致决策失误；通信网可能很先进，很可靠，又很安全，但电报仍有可能出现差错，单位发错、甚至根本没有发出去；由于既要协调各路部队，又要给每路部队以一定的主动权，二者关系之微妙使监控错误在所难免。　　如果综合考虑到上述各种阻力源，就能充分认识到组织风险的影响，其中有些阻力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它们简单相加，而是相乘。在我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如果增加到一定的人数，就会产生足够的阻力，使去海滨游玩的计划落空。同样，即使不受敌人故意阻挠， [ 注：然而，聪明的敌人将设法使自己的打击能收到加大对方内在阻力的结果：如果对方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就打击他们的供应线；如果对方的通信联络已经不可靠，就打击他们的交通线，等等。这是最富于机智的军事行动——机动战，即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之弱点。对这种战争形式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不过可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它也是极容易碰到重重阻力。 ] 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由于故障、错误、延误等内部阻力的总体作用而破产，虽然每个单项阻力本身都无关宏旨。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争取实现突然性的利弊：为达成突然性而背离最简单易行的行动方针，采取反常的选择；都必然进一步增加阻力，从而带来更大的组织风险。　　战斗风险一旦成为现实，会造成伤亡，以流血告终。而组织风险成为现实是军事行动的失败，但不一定流血；于是在决定为了追求突然性需要准备付出多大代价时，似乎可以用组织风险抵消战斗风险。但是，这种情形只存在战争的单个行动中，如平时采取的突击行动。在其他情况下这两种风险可能互相加剧。当然，一艘军舰因指挥阻力而驶错方向不能参加战斗，一个坦克营因补给阻力在途中耗尽燃料不能开赴前线，一架战斗机因保养阻力而不能起飞执行截击任务，它们本身都不会遇到危险。因此，主张采取反常行动而又专注于单个交战的人动辄反对选择直接路线和正面进攻，他们只是清楚地看到这样做可以减少战斗风险，而对增加的组织风险的认识却是模糊的。　　如果我们考虑的不是单个交战，而是战争全局，就会清楚地发现组织风险很可能加剧战斗风险。从当时看，参战的整个舰队的实力会由于那艘军舰迷失方向不能参战而受到削弱，因而其他军舰会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同样，那个因没有燃料而不能前进的坦克营和那架因保养不良而不能起飞的战斗机也会分别使其他坦克营和战斗机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进而那些一开始不能投入战斗的部队会削弱其他部队的实力，使之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当它们后来加入其他部队—起作战时，它们自己也会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　　反常行动在战争中普遍采用　　虽然采取反常行动的好处会因为由此带来的作战力量之削弱和组织风险之增加而被抵消，而完全按线性逻辑采取正常行动可以用最直接的方法最充分利用手中的一切力量，但战争史上后一种做法实属罕见，采取这种做法不受到惩罚的现象就更少了。在大多数成功的军事行动中，其准备和实施过程中至少有某些反常的成分。　　当然，对于军事领导人来说，如果其实力大大超过敌人，完全有理由不去追求突然性，因为这样可以冒最少的组织风险，做最充分的准备，用最简单的方法，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在殖民战争初期普遍就是这种情形。当时，殖民地国家的军队面对装备速射兵器、受过专门训练的敌军，尚未学会疏开配置，分散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也是这种情形；当时，美军、英军和苏军在火力上享有绝对优势，在向江河日下的德军发动进攻之前总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总爱采取正面攻击。同样地，在最后几个月轰炸德国和日本的战斗中；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空军不再讲究任何计谋，而一味实施大规模白昼突袭。虽然异常，但那也是战争，然而在这种战争中，战略之逻辑不再起重要作用，因为根本不再顾及敌人的反应——实际上，根本不再把敌人视为一种有意识，有生命的实体。如果敌人的力量非常弱，以至于最好把敌人的部队当作没有生命的被动目标去打，那么，工业生产中那种正常的线性逻辑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各种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则完全适用，而战略反常逻辑则失去了作用。（克劳塞维茨：“战争同技术或艺术的根本区别在于：战争这种意志活动不象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因此，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所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的。”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2卷第3章（“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第149页。 ] ）　　战略学的内容既包括冲突，又包括如何避免冲突，当然还包括如何在从战术到大战略的各个层次上进行战争，但它并不探讨所有这些问题的纯行政事务方面，而在这方面对方为进行有意识的反抗所做的一切都不起任何作用。故意挑选尺寸小三号的靴子或故意对武器使用不当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而纯属自找麻烦，因为这样做对这种反常行动不会有积极作用；同样地如果敌人力量太弱，其反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没有必要巧施计谋和追求突然性。但是，很少有这种好情况。除非闭目塞听或被超自然的力量所驱使，否则敌人决不会同享有巨大优势的对象作战。一支部队发现对方占有绝对优势，通常会退却或投降，而避免战斗。　　但更常见的情形是，由于误以为自己享有巨大优势，因此过分按线性逻辑去使用手中的力量，而不采取适当的反常做法，努力做到出敌不意。实际上，战争中之所以普遍采取反常行动，应当是反映了双方认为势均力敌，实际上常常的确如此。力量较弱的一方由于害怕同敌人进行实力对实力的直接交锋，往往喜欢采取可能削弱自己力量的反常行动，从而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受惠最大。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常做法。　　如果不仅仅是偶尔在一次战斗中在作战时间和地点上处于劣势，而是一个国家的力量长期弱于其他国家，那么，采取反常行动，“出其不意”，便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用兵风格。以色列可以说是当代最好的例子，它避免与对手硬拼既是为了减少伤亡人数，同样也是为了弥补它在人力物力上的不足。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在各次战争之间的许多孤立的战斗中，以色列军队都选择了可能削弱自己实力和增加组织风险的战术，以便达成突然性。以色列军队为了摆脱仓促应战和战线过长的困境，采取了保密和欺骗行动，主动地自我设置了许多阻力，使实力受到了较大削弱，甚至使其陷入混乱状态。但它往往能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因敌人遭到袭击的部位兵力薄弱，或者在物资上和心理上缺乏准备。　　以色列不断采取反常行动，但长此下去终会弄巧成拙。渐渐地敌人开始改变看法。他们从实践中得知，根据常识计算以色列的“最佳”行动路线，判断其可能会采取的行动是靠不住的。终于在1982年6月的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军队企图沿最不好走的山路绕到叙利亚军队的后方，但叙利亚军队早有准备，及时封锁了狭窄的山路。 [ 注：舒夫路连接贾兹和贝鲁特至大马士革公路，该公路向东通往施塔拉，是以色列军队当时的进攻目标，也是驻黎巴嫩叙利亚军队司令部所在地。以色列军队在安扎尔特（距贝鲁特至大马士革公路几英里）受阻。参见齐夫·希夫与埃胡德·雅里合着的《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1984年）第160-161页。 ] 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完全出乎叙利亚意料：出动大批装甲部队对贝卡谷地发动正面攻击。 [ 注：指本-加尔的军于1982年6月10日清晨发动的进攻，有关情况参见上注书第117页，第171-173页。 ] 叙利亚束手无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几乎没作任何抵抗。当时，以色列军队破天荒地占有很大优势，而且因停火在即不能再耽误时间，所以决定不采取突袭行动，而在大白天发动了正面进攻。令以色列喜出望外的是，叙利亚对此竟毫无准备。时至1982年，以色列的反常作战风格已经广为人知了，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对手最意想不到的恰恰是最直接的正面攻击。第一部分 导言第02章 军事行动中的逻辑　　很明显，采用一成不变的手段不会总能达成出敌不意的效果，尽管这本身无关紧要，但它却是战略逻辑在其完全处于动态形式下发生作用的一个例证。迄今为止，我们大多是从单方面着眼去考察这一逻辑的，并据此对战略逻辑有了某种理解，进而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另外，我所提到的主要是一些单一的情况和单一的决策，因此对战略逻辑的考察一直是在一系列相互孤立的静止状态下进行的。然而，在战争或和平的任一战略冲突中，都必然地存在着至少两种自觉的、相互对立的意志，其中任一行动都很少能象一场手枪决斗那样，在瞬间完成，通常情况下，双方的行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互为条件而展开。　　与此相反，一旦我们把战略的反常逻辑作为一种客观现象——不论参加者是否想尽力利用这种逻辑，甚至也不论参加者是否意识到它的作用，这一客观存在都将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集中考察时，一旦把时间作为一个动态因素适时引入，我们就能从总体上认识到这一逻辑，看到它是各种对立因素的交汇甚至转化。这一过程不仅在企图运用反常选择达成突然性——它最终也会变得容易预测——结局里面十分明显，而且在所有的战略情况中，在所有以敌对意志之间的斗争为特征的情况中，都十分明显。换言之，假设时间是一个相关因素，战略的反常逻辑表现为动态形式，那么这种战略反常逻辑就变成了对立面的交汇甚至转化。由此可见，在战略领域里，任何一种行动过程都不会无止境地持续进行。除非参加者所处环境中发生的某些外在变化压倒战略的逻辑力量，这一行动过程势必会发展到自己的反面。除非发生了这种外在变化，战略逻辑将会引起一种自我否定式的演进，这种演进有可能达到整个转化的极端，从而使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连同它们所包含的一切不复存在。　　我们设想在一种典型的大陆作战背景下，一支乘胜前进的军队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经过一次或许多次战斗，一方压倒了另一方，迫使它退却。或许败军仓惶溃散，或许将被迫至一隅并遭到歼灭；战争可能因此而通过谈判或有条件投降而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正象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仍然存在着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可能，但不是在这场战争的进程之中。然而，假如败军仍能继续战斗，即使在退却中战斗，那么一种转化的格局就会开始出现。　　胜利之师打出本土，越过其前线基地，挥师远征。它刚刚取得的成功是靠本土的训练营地、工业、军械库和工厂的支撑才得以实现的。而现在，它所需要的作战物资和兵力则必须靠日益延长的增援和供应线来维持。恰恰相反，败军却有可能退向自己的基地，因而使得增援和供应线相应缩短。胜利之师要巩固战果就必须做出越来越大的努力，也许不得不从作战前线调拔人力和装备来补充其后勤供应部队，或者至少要为此动用增援部队。相比之下，败军现在则能够减少其为运输所作的努力，并可以从供应部队中抽调有作战能力的兵员及装备，来加强前线兵力。　　胜利之师进入了原来在敌人控制之下的地域，在这块土地上可能居住着包括敌后武装游击队员在内的不友好的居民，也许还有故意留下来进行游击战的正规部队。在最好的情况下，消耗的人力和资源通过刚成立的军政府在当地征用得以补充，但也可能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假如存在着对铁道线、公路车队、物资供应站、勤务部队和后方指挥部进行的袭击和破坏的武装抵抗，胜利之师就不得不从前线部队中抽调些作战兵力，在不安全的后方充当警卫部队，安全巡逻队和快速反应部队。否则，如果胜利之师解放的是友好百姓，他们既不进行抵抗，也不为滞留下来的部队提供庇护，那么，它的发展趋势仍然是一种相对劣势：正是这个败军将来定是该地域的占领者，现在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警卫部队、巡逻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调回前线去。　　胜利之师气势盛，掌握着确定前进速度和方向的主动权，因此，假如能加快运动速度，便可能超过败军并切断其退路。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除非败军溃逃不止，退却中的军队在交战中都可能拥有防御方面战术上的强大优势。其后卫部队能在退却过程中为每一次停下来进行战斗选择有利地形，从隐蔽处射击暴露的敌人，甚至伏击急不可待向前挺进的敌人。　　胜利和失败对士气和领导所产生的影响更是难以料定。所谓战斗士气不是指高兴快活，而是赴汤蹈火、冒险战斗的意志；胜利有可能促进前者而削弱后者，因为战而获胜之后，部队可能兴高彩烈，也可能感到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做得够多了（克劳塞维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懈怠”）。与此相反的是，失败往往使士气低落，常常会导致消极怠惰甚至众叛亲离。但它也可能激励战士在下一次战斗中更英勇地作战，特别是在他们感到在上一次交战中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情况更会如此。至于领导，既能由于胜利而大大加强，同样也可能因此而削弱。取得一次或者几次成功之后，那种鼓舞和驱使部队去甘冒生死之险的刺激力量可能已经枯竭。与之相比，退却败军的指挥官们可能已丧失了一切权威；但假如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失败的痛苦记忆可能会迫使他们对部队提出更多要求，并赋予他们为之奋斗的强大力量。　　就指挥作战的技能和程序而言，双方的可能性就没有这样均衡了。胜方军队的特点、程序编制、战术以及战法都会被不加区别地认为是正确的，甚至是非常高明的——包括那些本来能够作些改进的，或实际上十分有害的方面：未加论证的成功经验会把它们的害处掩盖起来。众所周知，失败是成功之母。毫无疑问，失败有可能使人变得机敏；假如提出一些补救措施来摆脱现状，这些措施受到惰性的保守主义抵制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墨守陈规的努力会由于失败而受到严重削弱。假如工业和人口仍处于动员状态，胜利之师正从中得到强大的增援力量，即使继续向前推进，也可保证它的实力不断上升——换句话说，外在的变化能抵销逻辑的影响。但是，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上述两种过程仍然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胜利和成功的推进可能削弱胜利之师，正如失败和退却会有助于增强刚刚遭受挫折的部队的战斗力一样。　　顶点与转化　　在动态背景下，胜利和失败的交汇可能会发展到超过二者的会合点，达到完全转化的极端。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假如胜利之师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彻底征服或者迫使对方投降，即使它的力量稍有减弱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顶多是败军有开始得到加强的趋势。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败军领土的纵深和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足以延长冲突的进程，那么败军将能从动态的反常发展中得到好处甚至可能反败为胜，假如此时仍处于有利态势的胜利之师硬是坚持前进，将因其超过“胜利的顶点”（这又是克劳塞维茨的语言）继续远征而自我毁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胜利必然会导致失败。但是，胜利之师除非能从军事力量的最终源泉中（从超越逻辑的外在因素中）获得压倒对方的强大的增援力量，否则，要想克服一些正在发生作用的不利因素，就必须停止其成功的进军，进行休整。只有通过休息和补充来恢复士气和领导的活力，改进其整个供应体系，为受到威胁的后方地域提供安全保障，修改那些正被敌人想方设法加以破坏的程序、作战方法，胜利之师才能够重新获得更大的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实际上是把其成功的顶点提高一步，推向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陆作战显示出了胜利和失败二者交汇或转化的每一种变化形态；由于装甲和空中力量的使用再现了拿破仑式的纵深机动，从而打破了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静止的堑壕战为主的防御方式，并使这种表现方式特别富有戏剧性。德国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入侵——1940年5月10日开始，在法国要求停战之后便于6月17日结束——一鼓作气获得了成功（虽然并不是彻底的成功）。 [ 注：该战役直到1940年6月25日意大利也接受了法国的停战要求时才正式结束。但是，除了法国第二集团军群在马奇诺防线一带仍顽强抵抗至6月22日外，双方对最后一周的战斗都是三心二意，敷衍了事的。 ] 此时，领先挺进的10个德国装甲师的坦克、半履带式运输车和卡车已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其作战实力不得不靠缴获来的装备和强征民间车辆来支撑。担任德国突击部队主力的步兵师，一开始就是靠徒步行军，多数已疲惫不堪。至于德军的供应系统，则不得不依靠马拉的货车从后方供应地点向前线的战斗部队不停地运输。它的供应线实在太长，只是由于刚被征服的富饶土地上丰富的食物和饲料，才避免了远征军陷入严重的供应短缺的困境。在快速机动和短促的进攻作战中，弹药的再补给并不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其中的交战只不过是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是，锐意进击的装甲师也只是因为有了沿途征用的汽油才得以维持其高速前进。 [ 注：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103个德国师中，仅有16个是完全机械化的（包括装甲师、摩托师和轻型师）。其余的87个步兵师当中，每个师均拥有942辆装甲侦察车、指挥车、火炮牵引车和卡车（可载运1/6的部队），然而大部分的物资供应却是依靠1200辆马车进行的。1940年5月之前，因波兰道路条件差造成的损坏使卡车总数减少一半；为此又对马车作了补充。从铁路终端到各师管区的仓库之间的运输不得不由跨师的卡车团队来进行，但在各战线的整个德国陆军只有3个这样的卡车团，卡车总数仅有6600辆。见马丁·范·克里夫特着《战争中的后勤》（1977年），第144-147页。 ]　　希特勒的军队几乎刚好在一年之后即1941年6月22日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时候，原先一鼓作气所达到的范围，由于缴获和强迫征用的法国卡车以及机械化部队有一点小小的扩充才稍稍有所扩大。在入侵苏联前夕，有3个集团军群共142个德国师部署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线，其中只有23个师是装甲师、半装甲轻型师或摩托化师。在各条战线上的全部德国军队中，这时共有88个师装备的是法国车辆，即使如此，在东线还有75个步兵师不得不把卡车全部交出，用来装备集团军群的供应部队，尔后给每个师配备200辆农用马车。 [ 注：伯克哈特·米勒-希尔布兰德着《1933年-1945年的德国陆军》（1956年），第2卷，表29，转引自范·克里夫特的《战争中的后勤》，注28，第151页。 ] 现代机械化在闪电战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中发挥过如此重大的作用，实际上它却是这个样子。　　但是，苏联的国土远比比利时或法国纵深广阔；它的铁路因为道轨宽度不同及破坏严重，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它那为数不多的公路路面极差，致使摩托化车辆很快就得报废；况且，其顽强的抵抗也没有因连续不断的重大失败而减弱。因此在1941年的10月中旬，当德军达到了现在看来可以认为是其胜利的高潮之时，他们最前沿的突击部队距离莫斯科仍有60英里。 [ 注：1941年10月18日晨，德国第10装甲师和“帝国”党卫队师进入莫扎伊斯克，踏上开往莫斯科的大道。此时，德军在维亚兹马-布良斯克一带即将结束全歼8个苏联集团军的战斗。这将成为他们在苏联领土上取得的最后一场伟大的、完全的胜利（他们声称俘虏665000人）；见约翰·埃里克森着《通向斯大林格勒之路》（1975年），第216-220页。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中打先锋的第二、第三装甲集群（即古德里安和霍特的部队）从1941年6月22日以来已长驱直入，按直线距离算，此时已向前推进500多英里，而且古德里安所部在转向莫斯科之前，刚刚结束了南下机动实施基辅-卢姆内大合围的作战行动。 ] 然而，在希特勒的统率下，不可能有进行休整的间隙。处于前线中段的德国军队，以莫斯科为目标，在整个11月份继续向前挺进，从南、北两面同时发起进攻，企图实现另一场大规模合围，从而一举歼灭苏军，结束战争。　　在此情况下，德军就超过了其成功的顶点，被迫走了下坡路。前线弹药的短缺使大炮鸦雀无声，甚至连步兵也陷入了困境，原因是仅靠马车和少量卡车运送弹药，难以解决铁路终端至前线距离太远的矛盾。另外，由于缺少苏制铁路车辆，想依靠铁路输送解决供应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由于把食物、燃料和弹药这些急需的物资摆在最重要的地位，冬季服装和冬用润滑油却丢在了遥远的后方编组站。在机械化部队里，由于损耗日增而且野战维修跟不上，致使作战坦克、半履带式运输车和大炮牵引车的数量在继续减少。此时，甚至对德军装甲师来说，强迫征用的苏联农用马车也已不可缺少。　　在后方，由于敌后游击队和迂回的正规军进行的积极抵抗已经开始，从而除屠杀和强征之外，又为德军增加了警察任务。屠杀和强征本来就拖住了一部分德军投入前线作战，再加上这一任务就使德军兵员的补充不断减少，而伤亡日益增多。最突出的是，前线德军日益受到严重的折磨，体力衰竭，士气不振。从6月22日起，他们虽不停地一英里又一英里地向前挺进，到11月份共俘获苏军约三百万，并在各次交战中消灭了成千上万的苏军，但未被征服的广阔土地仍然横在面前，众多的红军仍在顽强抵抗，何时终了，茫茫无期。　　然而，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在距莫斯科近在咫尺的时候停止前进。当时，德军先头部队距红场只有20英里了，他们决定再一次做出重大努力。 [ 注：实际上，在该地区的二个集团军当中只有2个军有能力发动进攻。见埃伯特·西顿着《莫斯科会战》（1983年），第165页。 ] 12月1日，在零下的严寒中，德军发动了年内最后的一次进攻，也是其军队溃败的开始。4天以后，在12月5日星期五的凌晨，苏联红军开始了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大反攻。身着冬日白披风的红军打退了德军，德军后退的距离是其导致惨败的推进距离的2倍。苏军的这次反攻挫败了德军的凌利攻势；在此后两年多的拉锯战中，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与反进攻，德军强大的夏季攻势在苏军日益强大的反攻面前，只能以惨重的败退而告终。然而，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重大胜利之后，因反攻速度太快，战线拉得太长，又使德军有可能在1943年3月发动了反攻。 [ 注：苏联南方集团军群在1943年2月25日-3月18日向顿涅茨河和哈尔科夫方向所进行的反攻，使弗里泽·埃里奇·冯·曼斯坦因名垂军史。集团军级的“波波夫集群”中的6个坦克军由于冒然南下，孤军深入，被包围击溃，另有二个集团军在德军重新征服哈尔科夫地区时遭到猛烈攻击。见厄尔·津柯着《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1968年），第90-105页。另见埃里奇·冯·曼斯坦因的《失去的胜利》（1958年），第367-442页。 ] 此时，斯大林及其将领们从这一教训中认识到：为保证军队能够避开胜利顶点，致胜的进攻与适时的休整必须交替进行。　　随着全面动员的深入，以及英美的大量援助（特别是得到了409，526辆吉普车和卡车 [ 注：津柯着《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501页。 ] ），苏联能将源源不断的优势军队投入战场，并在其经过战火考验的新一代指挥官的巧妙指挥下顽强作战。由于后备力量来源差距的扩大，德苏间在1942-1943年的交替进攻被苏联的节节胜利所取代，直到最后挺进柏林。但是，即使东线的德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只剩下一些疲惫困顿的老兵、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胡乱分配来的未经再训练的海空军士兵、孩子、老人以及半残军人时，苏军第一次取得胜利的进攻行动，仍都是经过谨慎运筹的，确保做到稳妥适度。斯大林经常告戒他的元帅们：力避“冒险主义”，并非“魄力不足”。 [ 注：关于对该学说的阐述见雷蒙穗·加特霍夫着《苏联军事学说》（1953年），第18-19页。 ]　　历时11个月的西线战争——从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到德国投降——双方都不乏胜利过渡的插曲，尽管只有一方能真正从过份延伸造成的衰竭中恢复过来。当然，北非的“拉锯”战也是这样一系列的插曲：在的黎波里和亚历山大之间1200英里的狭长沙漠地带上，双方依托各自的基地，展开了往返进攻，直到蒙哥马利极端谨慎地凭借物资上的优势，在1942年10月23日发起了阿莱曼战役之后，才使英军缓慢地但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到那时，以英军特别是以隆美尔的德军所具有的那种浪漫主义和冒险主义风格的这场战争，已充分证明了下述原则：进攻箭头遍布地图、一泻千里的胜利进军之师，到头来可能被先前败北、所剩无几、缺少车辆和油料、继而振作起来走向胜利之师所击败；后者取得的胜利同样也是脆弱的。 [ 注：由于没有铁路横贯利比亚，而且在干旱和没有饲料的沙漠无法使用马车，因此只有使用卡车队从的黎波里到前线往返运输才能维持隆美尔的部队。在1941年4月德军进入非洲时，一个载重量为6000吨的卡车队只能保证对“非洲军”最初2个师在300英里范围内的活动进行补给。因此隆美尔显然无法发起进攻。尽管如此，他还是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并以机动制胜英军（他们在先前对意大利的胜利后也同样把战线拉得过长），英军迅速溃败。这一壮观的、独一无二的千里跃进重新征服了整个利比亚，突入埃及，但却使其先头部队困于沙漠，只能依靠缴获的物资勉强维持生存，最后只好撤退。范·克里夫特：《战争中的后勤》，第186页。 ]　　朝鲜战争也是这种格局：双方都在一味追求进攻，导致了走向自取失败的极端。北朝鲜军队在1950年6月25日开始迅速南进，到8月已占领了除大邱-釜山狭长地带外的整个半岛，显然已超过了它的胜利顶点。麦克阿瑟在9月15日以仁川登陆开始了反攻，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的进攻很轻率；很快便走向胜利的反面，转向失败，尽管美国和南朝鲜先头部队——到10月26日已穿越北朝鲜，打到了鸭绿江边和中国边界——撤了回来，但11月份麦克阿瑟的横贯北朝鲜东西海岸的“防线”，实际上只能在地图上才能找得到。那并不是一条有部队严密防守且在纵深配置机动部队的坚固防线，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分路挺进的实际上仅是几条山谷，山谷间的广大山地根本没有进行控制，甚至连巡逻兵也从未派遣过。部队认为仗已经打过了，并且打赢了，从而情绪懈怠，士气瓦解。　　中国军队使用了广阔的通道，一弹未发就渗透到朝鲜的纵深地区。当中国军队在11月26日公开发动进攻时，撤退中的美国和南朝鲜军队不得不从埋伏和路障的包围中奋力杀出。到1951年1月底，中国军队重创了麦克阿瑟的军队，并穿过北朝鲜深入南朝鲜，越过汉城40英里。这显然太远、太快了。因此，当李奇微在1951年2、3、4月发动反攻时，中国军队的退却已无法避免。随后汉城连同南朝鲜大半河山在6个月内第二次获得解放。　　我们还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战争记录中引述许多这样的例子，朝鲜战争以后这一段更近的历史中也有一些事例同样引人注目。但是，过多的阐述只会使人们看不清我们将要加以说明的战略的反常逻辑这一现象的普遍性；这种逻辑的动态形式是对立面的交汇或转化——包括持久的、大规模的大陆作战中的成功与失败。过份伸展的纯机械方面，诸如距离对人力消耗和对装备损耗的明显作用，仍然只是一种更深刻现象的外在表现；它们只是在战区本身足够宽广、战争领导者不能审时夺势时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各种形式的战争中看到成功与失败之间同样的相互作用。即使过份伸展的机械方面根本不存在，只要行动的持续过程为这一动态矛盾的演化提供充分的时间，情况也是如此。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轰炸力量同德国防空力量之间长达6年的较量，虽然不存在突然延伸的空间距离超越有限的运输能力，不存在不能修理的卡车和难以歇息的马匹的疲乏劳顿，不存在使人精疲力竭的步兵远征，也没有其它诸如此类能起作用的物理过程，但最后几个月德国防空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却展示了双方命运带根本性的互相转化，直到造成对德空战中成功与失败之间转化的原因是在那一段长时间中双方行动的反作用（虽然这种反作用并不一定很及时）。　　德国空军将领们从战争一开始就坚信，自己的战斗机部队尽管只是为战场使用而训练的， [ 注：指在白天进行的与其他战斗机的空战和地面攻击。见威廉森·默里着《失败战略》（1983年），第1-25页。 ] 但也可以同各处的高射炮一起确保德国的空防安全，实际上可以避免敌方炸弹深入德国城市。到了1940年夏天，当英国轰炸机部队开始进行夜间轰炸，尽管当时成效不大但飞机却安然无恙时，他们才发现并非如此。 [ 注：首次对德国领土上的目标——鲁尔地区——进行的轰炸发生在1940年5月15日；首次对柏林的空袭发生在1940年8月25日夜间。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直到1940年3月，英国轰炸机部队仅投下64吨炸弹，而且都不是针对德国城市，对德国城市只空投了传单。因此，戈林的大言不惭的吹嘘似乎得到了证实。但随着“虚假战争”的结束，法国被入侵、丘吉尔统率三军，1940年5月投在德国的炸弹达1668吨，6月增加到2300吨。7月降到1257吨（因失掉前进机场），8月为1365吨，9月又达到2339吨。见查尔斯·韦伯斯特和诺布尔·弗兰克兰的《对德空中战略攻势》（1961年），第一卷第144和152页，第四卷第455页。 ] 正当英国空军将领们深信，只要训练足够的飞行员、生产足够的轰炸机就能对德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即可保证毋需陆军或海军即可取得胜利之时，英国轰炸机部队却在1942年夏天碰到了自己早期的成功所孕育的、至今已全面展现出来的后果。由于德国装备了更多更好的预警和跟踪雷达、新的探照灯障碍物、第一批夜间战斗机中队、数量更多的高射炮而大大加强了防空力量，并开始给英国轰炸机部队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 注：在1942年5月，英国轰炸机部队共出动了2702架次，损失114架，损坏256架；6月份，出动4801架次，损失199架，损坏442架；7月份，出动架次降为3914，但损失却没有成比例地减少——损失171架，损坏315架；8月份，只出动2454架次（1941年8月则为4242次），损失142架，损坏233架。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40，第432页，另见艾尔弗雷德·普赖斯着《夜战工具》（1977），第55-111页。 ]　　满足于以雷达为基础的防空所带来的持续成功，并不愿意从前线抽调十分需要的人力、飞机和大炮，德国空军对于英国的反措施毫无准备，结果使得英军在1943年整个春天的夜间轰炸急剧增加。 [ 注：英国轰炸机部队月投弹总量在1942年6月达到6845吨的高峰后，到12月降至2714吨。与此相对照，1943年1月投弹4345吨，2月投弹10959吨，此后稳步增加，到8月达到20149吨。在同一个月里，美国第8航空队共投弹3999吨。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44，第456页。 ] 德军无法对付英军夜间战斗机施放的电子干扰，使他们极为震惊的是，英国轰炸机部队布撒的金属条干扰使德国的预警雷达完全失去作用。 [ 注：原文是“Window”（窗子）。它是英国用来表示敷金属条的代号，当这种金属条制成与波长相等时，便可反射雷达波束。在美国，目前广为使用的词是“Chaff”（箔片）。 ] 英军还利用这一突然获得的优势于1943年7月24日-8月3日之间对汉堡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空袭，使人类第一次遭受了风暴性大火效应灾难，使该城毁于一旦。 [ 注：对“风暴性大火效应”的描述首次见于汉堡警察局长有名的1943年12月1日的报告。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30，第310-315页中此报告摘要，马丁·米德尔布鲁克着《汉堡之战》（1981年），第214-240页。 ] 此时，由于深信自己的力量日趋强大，在接连不断的空袭中，每次都比上一次派出更多更好的轰炸机出航，英国轰炸机部队遂于1943年11月开始以摧毁汉堡的方式轰炸柏林，结果却发现德军针对英国上次的胜利采取了措施：德国空军采用了有效的抗干扰措施，增加了日间和夜间战斗机出动数量，而且运用了新的战术，极大地改进了“现场报导”式地面控制方法。　　德军的整个防空体系如此卓有成效，致使盟军轰炸力量为准备“D”日进攻转而对法国铁路实施瘫痪式轰炸，才掩盖了英军在“柏林之战”中无可置疑的失败，尽管此时已是1944年春天，德国已明确无疑地将输掉这场战争。英军轰炸机的损失超过了它的补充量， [ 注：英国轰炸机部队1944年1月损失飞机314架（损坏416架），2月份损失199架（损坏264架），3月份损失283架（损坏402架），这种比率几乎是难以承受的，因为3月份飞机平均可用量只有974架。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40，第433页和附录39，第428页。 ] 但对柏林造成的损害却微不足道，而且飞行员的士气近于瓦解——只要可能，许多飞行员就把一半的载弹投入大海，以便获得一定的飞行高度和速度来对付大大增强的德国防空力量。　　在这些插曲中，动态的战略反常逻辑是在两种极为不同的层次上显现出来的：一个是狭隘的技术层次，另一个则是最广义的大战略层次，后者又总是受到政治因素的支配。　　措施与反措施　　新式作战装备的研制会引起更新的对抗措施，它反过来又会引起反对抗措施以及更新式装备的出现，这一“作用-反作用”过程表面看来广为人知。对用于战争的任何技术装备，只要有可能就会设计出专门对付它的新装备，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新装备开始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这一关系（这当然又是反常的）并不那么明显：任何机敏的敌人都会采取紧急措施，研制对抗设备以抵消当时危害最大的敌方装备。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那些起初最为成功的装备已被压倒、或许达到以至毫无用处的程度时，那些成效并不显着的装备却可以保持其原有的一般效用。 [ 注：在“窗子”（金属干扰）的试验过程中发现，一种较老式的英国夜间战斗机雷达（马克-4型）能够对付反措施，而最新式的也是最优良的马克-7型却不能。普赖斯：《夜战工具》，第117页。 ] 当然，最终它们也会被抵毁，但在此期间，它们的效用可能保持一段时间。在突飞猛进的技术领域里，任何一种装备至多也不过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电子战的情况就是这样。戏剧般变化的科学突破，实验室和工厂中快节奏的工作，情报部门紧张地获取敌人的装备和技术秘密：这—切都推动着电子战的急速发展。在双方互为消长的交替发展之中，同一种装备可能开始非常有效，随后根本无用，再后就变得对自己十分危险：而这整个过程发生在短短几个月之中。例如安装在英国轰炸机上用来预警逼近的战斗机的后视雷达，起初是救生符，继而受到干扰，不久就成了使用者的一个致命危险，因为一种新的装备使德国战斗机通过探测它的波束即使在夜间也能发现它们。 [ 注：1944年7月，一架德国荣-88式飞机误降在英国机场。在该机中发现一种代号为“弗伦斯堡”的装置，它能探测、分辨英国（飞机）尾装预警雷达“莫妮卡”的信号并测出其位置。同上，第214-215页。 ]　　因此，发明的有效寿命是决定其性能效用的制约因素。而这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讲，是最为令人不解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效用和性能是一码事。——当性能作用于无生命（或抱合作态度的）对象时，情况也确是如此。例如，发明了多种多样的电子手段用以制导轰炸机在夜间抵达目标，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也为利用这些手段具体研制设备提供了多种选择。在每一步发展中，英国和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空军都选择了最精确、最远程的方式，将其研制和生产资源用于获得最完美的有关装备，结果却发现对方的发展使之失效，而其它仅仅稍微欠佳的手段和其它较最理想水平稍差一点的装备却能继续有效地使用。最后，每一方都认识到，对新的手段和新发明装备的采用必须非常慎重周密，绝招要留待异常重要的战役再拿出来。没有这种精心运筹，每一种用于空战的新装备的寿命周期都往往如此：以试验阶段开始，在此阶段，数量少，使用者的技术很不熟练，继之以不断的成功直到顶点阶段（此时敌人正研究对抗措施），再后，当对抗措施被广泛使用时，就是急剧的衰败。各方的领导者们通过惨痛的经历对战略逻辑的这种表现有了深刻认识，从而着手控制技术的进程，使其成功的那段时间同作战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虽然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下结论，作规定，而只是设法理解战略现象，但是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明确的：当我们不得不在互相竞争的科学方案和工程结构之间分配有限的发展资源时，仅依靠科学和工程上的判断是不明智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也可能是“战略家”）的职业本身决定了他们不大可能看到在发展最理想的装备的同时将一部分资源用于发展多样化的二流装备的可取之处。但这恰恰是深谋远虑所必需的。毫无疑问，人们会说，阻止对方采取对抗也是装备性能的一个方面，对此似乎应该给以最大的重视，但无法区分实战效用与一般性能——这种论点好像很有道理，但它忽视了冲突范畴的全部含义。它完全建立在以下设想的基础上，即：赖以研制任何给定类型装备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也能准确地预见到行将出现的对抗措施，一开始就应把对付这一对抗措施的性能作为总体性能的一部分在设计时考虑进去。　　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点可能是很正确的，尤其是一般性的小发明。因为这些小发明对敌方惊动不太大，因而使敌方只是在技术发展的常规范围内采取同样一般性的反应。但是，如果新的装备非常成功地影响到总的军事力量，此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军备竞赛——可能在平时进行，当然更有可能在战时进行，一种技术发明所获得的成功越大，它所引起的反应就越强烈，越有可能探索各种科学原理从而研究出对抗措施。此外，一旦对方的创造性发挥出来，对抗措施就可能采取新战术、新方法、新军事结构甚或新的战略等形式，要成功地预见到这些形式绝不是科学或工程技术知识方面的问题。　　因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电子战的情况看，德国为了对付英国在1943年夏天之前致盲德国空防的重大发明，非常巧妙地把探照灯信号系统和“现场报道”式地面控制结合起来，这等于创造了一种新的空战方法，不再指挥战斗机截击单个轰炸机，而是追歼敌人数以百计的整个轰炸机群。这种方法不怕雷达干扰，效果很好，使德军的无雷达昼间战斗机同时也担负夜间截击任务，从而大大增强了战斗机的实力。同时，德国人还利用了各种新技术来对付英军的雷达干扰。其中包括红外探测，这远远超出了雷达技术领域。英国的雷达专家在设计雷达和以雷达原理为基础的各种对抗措施方面表现出了如此卓越的才能，而且在预测德国雷达的发展和对抗措施方面又是如此成功，却未能预见到德国对英国在1943年夏天的最大胜利可能采取的与雷达原理毫不相关的重大措施。　　在此情况下，就象经常发生的那样，实战效用和性能并不是一码事，因为后者仅仅包括对已知的和可预见的反措施的阻抗，无法预见到一种重大发明在一个仍具有抵抗的手段和意志、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敌人那里所能引起的全部反应。战略领域的特征之一正是永远存在着这种现象，它限制着人们去追求最佳状态。要设计一座跨越河流的桥，需要做大量工作：必须检测土壤、确定其负荷值；必须计算出该桥所能承受的动态力量，必须运用一些可靠定理。然而，一旦这些工作结束，这座桥就能安全施工了。诚然，河流有时会冲决堤岸，甚至改道。但自然界的任一河流都不会故意侵蚀桥的结构，也不会因为故意回避这座桥而改道。然而，当重大的发明出现之后，军事技术的目标却正是要有意识地使这种发明失去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追求使敌人摸不清我们意图的差强人意但能较快地解决问题的方案（造一座低负载的预制桥，突然架在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上），寻找差强人意但本身具有较大弹性的解决办法（比如造价较高，甚至负载更低的舟桥，它没有河流可以侵蚀的固定结构，而且可以完全机动）。科学家对完善方案的本能追求和工程人员对理想化的不懈探索在战略的反常领域中经常招致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第一部分 导言第03章 效率与成功的顶点　　任何技术创新都可能产生逆反效应，这一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创新获得成功后其作用可能会被抵消这一关系则不那么明显。在注意到这两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接着探讨一种很不明显但十分重要的关系问题，即新军事装备的技术效率和易受各种反措施攻击的弱点之间的关系。　　技术效率通常指收效与投入的比率，这是既充分又唯一可靠的定义。技术效率是所有物质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尽管评估那些可能根本没有可度量收效的整个机构的价值时不严格地使用技术效率这个术语，但技术效率的标准只能以数学的精确性应用于对机器（包括战争机器）价值的评估中。评估的方法是把最初购置费与经常性磨损费相加，然后与最后的收效进行比较。当然，在评估机器时技术效率并不是唯一的评估标准，这是因为经常性收效与经常性投入的比率不能指出机器性能（可靠性）可能有的耐久性和所需要的维修费用。尽管如此，但在对不同种类的货车、机床或步枪、坦克进行选择时，技术效率仍是可靠的选择标准。　　技术效率的一般性提高可通过下列方法：使用较好的材料或对定型设计作局部改进，甚至在机器内部做些小的调整。现在的货车与20年前的货车相比虽然生产成本相同，但前者比后者的货运量大而后者却比前者的耗油量高。这是采用了上述方法而提高了技术效率的结果。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调整得很好的货车引擎比调整得差的引擎产生的马力大。然而，若想大大提高技术效率，通常需要推出具有新型构造的机器设备。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时需运用不同的基本原理。这就象从手工打字机演变到今天的文字处理机一样，文字处理机比电动打字机效率高，而电动打字机又比手工打字机效率高。有些机器设备一机多用，做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效率。大大提高效率的另一方法就是将这些一机多用的机器设备用专用机器或成套的机器系统来代替。这样的机器都具有一些新颖的设计特点，效率有明显提高，但只有一种用途。例如，开罐头时用开罐头刀要比用多用途的刀更省力。再如在码箱子时，移动式起重机就不如叉车的效果好，尽管移动式起重机具有一机多用的性能——当然其造价也高得多。　　正是高度专业化带来的高效率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每一次阶跃，新的专门武器都显示出可以打败比它们更精致、造价更高的武器装备的动人前景。尽管后者是多用途的，但却易受专业化武器唯一“输出”的攻击。举例来说在19世纪70年代，新发明了一种以高压气体为发射动力的自动推进鱼雷发射系统。 [ 注：1867年1月，在阜姆（奥匈帝国时期的一城市，现名里耶卡，南斯拉夫一港市——译注）展出“白头鸟”自航鱼雷；皇家海军于1869年交付试验，1870年开始购置鱼雷，一年后拥用制造权。参看伯纳德·菲茨西蒙斯编的《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23卷，第2508页。 ] 这个鱼雷系统似乎有可能非常有效地打败造价比鱼雷高出不知多少倍的战列舰。那些用来与其他大型战舰进行海战的战列舰所装备的是大口径长管舰炮。这样的舰炮升降度有限，不能降得很低以打击利用夜幕掩护逼近战列舰的鱼雷快艇。加之鱼雷快艇目标较小且不稳定、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射击。就战列舰本身来讲，其坚固和造价昂贵的重铁甲都集中于甲板与上部以抗击敌舰炮发射的穿甲弹。因此用鱼雷攻击舰体两翼没有重铁甲的水下部分就能收到毁灭性的效果。这个结论似乎已很明显：随着鱼雷快艇的出现，造价高的战列舰已暴露出致命的弱点。只要克服保守主义的惰性；海上力量就可建立在一个更加经济的新基础之上。法国海军军官中的“新派”就持这个论点。这个论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影响了法国的海军政策。持此论点者不仅理所当然地在希望战列舰退出舞台的一些小国家海军中找到了支持者，甚至在英国皇家海军中也找到了支持者。 [ 注：参看最新出版的由菲利普·马松撰写的《海军史》（1983年），第2卷。 ]　　移动式起重机的设计并没有发展到要抹杀掉叉车优点的地步，正象多用刀没有在开罐头这一单项功能方面剥夺开罐头刀的优势一样。但是这两种情况却不见于战略范畴。在战略范畴中，每一个行动都易于随着时间的进展引起有意识的、富有创造性、更有机动优势的反应，从而形成成功与失败的反常汇合；如果最初的行动威力很强，这种汇合将会以一种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形式出现。这种理论不仅适用于兴师动众的战争与和平的成败，而且同样适用于大的技术创新。　　小而造价低的鱼雷快艇（投入）有可能摧毁大而造价高的战列舰（收效），正是由于这种高度专业化所产生的极高效能，这种新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海军实力的平衡。但对其打破平衡的反应同样也是很强烈的。成功的曲线呈上升趋势时，人们不断改进鱼雷的机制以增加射程和提高航速，并且还专门建造了一种发射鱼雷的具有高速推力的体积很小但能远渡重洋的新型战舰。就在这条成功的上升曲线上，上述新概念迅速地变成了人们的大张旗鼓的行动。1877年至1903年间，法国建造了多达370艘鱼雷快艇，想以此来改变法国海军战列舰总不如英国皇家海军战列舰的状况。至1904年，甚至英国也建造了117艘I级鱼雷快艇。 [ 注：参看《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23卷，第2515页。 ] 新崛起的德国海军也没有忽视这种创新，日趋现代化的日本海军同样如此——1904年2月，日本海军用鱼雷快艇突袭了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并取得巨大成功。　　19世纪70年代的海军改革者们曾不遗余力地反对“老派”海军将领的保守主义，鼓吹建立超效率的海军力量。从上面的情况看，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他们的理想就完全实现了。但是正象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鱼雷快艇只是被认为是一种需要防范的威胁，并没有起多大作用。鱼雷快艇非但远没有使造价高的大型战列舰过时，自己却濒临被淘汰的边缘，仅仅作为只有边际价值的小武器而被保留下来。这是因为此时创新早已超越了成功的顶点，正是因为这项创新的效率很高，所以它的作用就被更彻底地抵消了，因为它不仅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而且还排除了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可能；因高度专业化用途“窄”而产生高效率的武器不可能采取广泛的反对抗措施。　　到了1914年，所有现代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实际上一切大型现代军舰都经过了改进，以对付鱼雷快艇。尽管作为战列舰主要火力的长管舰炮仍不能降得很低以打击近距离目标，但此时已普遍装备了探照灯。这样就使得鱼雷快艇很难接近它而不被发现，甚至在黑夜里也无济于事。此外，还装备了一些小口径速射舰炮以防鱼雷快艇靠近。虽然最厚的铁甲仍在甲板与战舰上部，但对舰体的水下部分也采取了具有高效的新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增加铁板和一层用于缓冲鱼雷爆炸冲击的防雷水密隔层；在战舰停泊时，沿战舰周围设置金属网使鱼雷在舰体安全区外触爆。过去在大型军舰与鱼雷快艇进行的海战中，前者巨大的舰体与实力仅仅证明了具有作为目标的价值，似乎无法与后者进行较量。但是这些大型军舰通过大量耗资而形成的各种功能最终被充分利用后，这种新的威胁便无能为力了。正是上述使其成为打击目标的那些特点使它有可能增加铁甲防护、提供探照灯所需要的大量用电、装备速射舰炮和携带笨重的铁丝网。于是“宽”最终战胜了“窄”，鱼雷的升威之日遂告结束。　　日本海军用鱼雷快艇在旅顺口取得海战的胜利绝不表示日本取得新的优势，它只不过是一次偶然事件，反映了俄国海军毫无准备而已。到1914年时，这种新武器在与现代化海军的对抗中早已超越了成功的顶点，其迅速衰落趋势已非常明显。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鱼雷本身一直是一种有用的海战武器，这是不容置疑的。鱼雷作为装备水面军舰艇的一种专业化武器而占有一席之地，它特别用以装备一种新型的军舰——“鱼雷驱逐舰”或简称驱逐舰，这种军舰原来是用于打击鱼雷快艇的，现在这种新型的水面军舰却装了鱼雷。鱼雷的用途在不断发展，后来鱼雷还成了一种从空中发射的重要武器，更重要的是已成为潜水艇的主要武器。尽管作为潜水艇的主要武器时其效率不高（得到同样的收益需要更多的投入），但是潜水艇以鱼雷为武器在上两次的世界大战中却非常有威力。当然，在海军实力的平衡方面最初的鱼雷快艇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它迫使拥有大型战舰的海军为最终消除这种新威胁而不得不调拨资源加强防御措施。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在双方不均势的争斗中，双方这样发展实力对一方或另一方所起的作用大于专用性的武器——出现所增加的战斗力。　　事实是如果一个国家醉心于改良主义的创新，把希望寄于最初曾显示出具有超效率的那些鱼雷快艇，那么它很快就会发现其力量的不足。高度专业化武器的最初效率与其易受反措施抵消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偶然：它是战略反常逻辑动态形式的一种典型表现。同样的现象在所有其他以“窄”克“宽”的企图中都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或者将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个周期开始时的企图越大，收效就越短暂。尽管这样，这种现象会周而复始，永无穷尽，这是因为垂手制胜，至少以造价低的武器去战胜造价高的武器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以举1973年10月爆发的阿以战争为例。在突然袭击的头几天里，埃及步兵使用反坦克导弹攻击以色列的主战坦克收效很大，给陆战带来了巨大的革命性影响。不久就听到了很强烈的呼声，声称造价高的主战坦克过时了，坚决要求改革，克服“坦克将军们”的保守主义以节省大量资金。他们问道，既然价值只有几千美元的反坦克导弹很容易摧毁价值百万美元的坦克，那么保留这些坦克还有什么价值呢？（同时顺便说一句，苏陆军的主要力量是依靠坦克编队，因此为什么人们还如此担心苏联的军事力量呢？）很快又出现了一种“新派”，它的主张很吸引人：即建立一种高技术新型步兵，这种步兵装备着造价不高的反坦克导弹，其军事力量不仅具有高效率，而且是无害的，可称道的，因为它纯属防御性的。实际上，这种使反坦克导弹有可能成为有效武器的基础创新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使用了空心装药的化学弹头。以往是依靠动能实施强力穿甲，这就需要造价高、重量大的连射火炮。而用空心装药弹头替代以往的穿甲方式则不需上述的那种火炮了。空心装药弹头利用喷射一束高速金属汽流达到穿甲目的。它甚至能穿透最厚的钢板，而不需要长管火炮，后座缓冲装置及升降设备。这些设备只能用造价高的大型运输车才能运到战场上。只要能把空心装药命中目标，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无论采用象原先的火箭筒和德国造的反坦克火箭筒火箭，还是采用造价低的低射速无后座力炮，甚至还是直接把炸药包投送到坦克上去，都可以达到摧毁坦克的目的。　　当反坦克火箭筒及与其类似的武器崭露头角时，有人认为坦克的末日到了。因为任何一名步兵都可携带这种能摧毁坦克的武器。一般一个师有200多个班。如果每个班能阻止摧毁2-3辆坦克，一个步兵师就能对付敌方的十个坦克师，装备和训练坦克部队耗资很多，在野战中提供补给困难很多，长途运输就更为困难了。假若在和平时期，这种幻想也许能极盛一时。但是当战争到来时，任何谬误都会迅速受到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推出的火箭筒和空心装药火箭立刻就露出了真面目：它们对提高步兵的士气很有作用，但当敌坦克稍一接近，他们就被吓跑了；在森林和丛林中——这些地方根本就不是适宜坦克作战的地方——颇为有效，在城市里也颇为有效，如果坦克不能做到牺牲锐势与掩护步兵——以步行速度前进的话；这种武器很适合巍然屹立的英雄，他站在为进攻坦克开道的纷飞炮火中坚守阵地、瞄准要打击的坦克目标，而在他的有效射程为百码的火箭能够发射之前，坦克上的机枪早就向他开火射击了。当然这样的决斗在战场上是罕见的，因为坦克都是集群作战，在前进中互相保护。此外，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遭遇战中，还会出现一些非战术层次的问题，而在战略的其它层次上对机动的装甲部队甚至更为有利。　　便携式空心装药导弹的出现大大弥补了以前类似武器的最明显的缺陷。导弹可准确无误地长距离飞行，导向目标，因此可在机枪的射程之外发射。然而在其他方面，这种高度专用化武器在打击坦克方面并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火箭筒的效果更好。1973年10月在埃以战争开始头几天的战斗中，埃及步兵遇到的对手是小规模的以色列坦克群，而这些坦克既没有步兵掩护，也没有有效的炮火支援（这是因为当埃及人发动突然袭击时，以色列步兵和炮兵多属预备役部队，还没被动员起来）。 [ 注：参看阿乌拉罕·亚当撰写的《苏伊士运河岸上》（1980年），第117页-164页。 ] 此外，以色列的坦克手们也未曾受过与坚守阵地的步兵进行战斗的特殊训练，而坦克也是按与其他坦克进行战斗的要求来武装的。结果是，不仅反坦克导弹击毁了以色列的坦克而且老式无制导的武器也发挥了作用。　　由于打击无准备坦克的收效很大，反坦克导弹所引起的反应也很强烈。很快，动态的反常逻辑便起了作用，将成功变为失败。正是由于反坦克导弹的能力范围狭窄（这正是它有效的原因）。其反应几乎立即发生了效力，而且效力会越来越大。1973年10月9日，埃及反坦克导弹似乎要使以色列的坦克部队退出舞台或者说至少丧失进攻能力了。而一星期后，就是这些坦克部队却又突破埃及的防线，而且势如破竹，又过了一周，就包围了前线的全部埃及部队。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时间来发展任何一种技术对抗措施的，所以使成功转为失败的这种反应主要是战术性质的。　　克服了最初的惊慌失措，动员起预备役机械化步兵和炮兵并上前线后，坦克部队再也不是按原定的作战方法孤军作战了。以色列坦克可在大炮火力滚进式的轰击掩护下向前推进。尽管这样的炮火轰击重创不了埃及的装甲部队及堑壕中的步兵，但却能有效地对付反坦克导弹的攻击。这是因为，在纷飞的炮火中，反坦克导弹射手即使非常勇猛敢于冒险暴露自己也不容易瞄准目标。机械化步兵乘装甲运输车与坦克一起向前推进，用自己的迫击炮与机枪增强了压制火力，这种火力为向前推进扫清障碍，使反坦克导弹射手抬不起头来。 [ 注：迫击炮可算是第一批火器，从14世纪开始投入使用，现仍能有效地对付陆战中所使用的最新武器。机枪的有效射程是1000码左右，并且一般只能直射。迫击炮则不然，其射程超过了埃及人的苏制“耐火箱”反坦克导弹的射程。迫击炮弹可沿高射角曲线弹道落入战壕和反坦克导弹、火箭发射手的掩体内。 ] 迫击炮发射的烟幕弹更为有效，它可在坦克前方罩上一层烟幕屏障，降低能见度，使反坦克导弹射手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瞄准打击运动中的坦克。另外，由于看清了新的威胁之所在，以色列坦克也采取了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可从坦克上卸下一部分穿甲弹腾出地方装上能有效杀伤步兵的高爆榴弹。坦克本身也有机枪和烟幕弹发射器。　　这样一来，甚至在没有足够的时间研制、生产和分发特殊对抗武器之前，体大、多用而造价很高的坦克就制胜了造价低廉但性能局限的反坦克导弹。1982年在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坦克就已经采取了一些特殊对抗措施。以军坦克带着“主动装甲”引爆板冲锋陷阵，在空心装药弹头爆炸前就摧毁它们。此外装备了更多的机枪和更好的烟幕弹发射器。尽管此时更完善的反坦克导弹已经出现，但战斗中却收效甚微；只有从特制的直升机上发射反坦克导弹效果很好，然而反坦克导弹与直升机一起使用就不再是一种廉价武器了：虽然威力增强了，但是经济效率降低了。 [ 注：这里涉及的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战略的战役层次问题。参看第二部分，老式无制导空心装药武器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成功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在森林茂密的地区作战以及在掩护条件很好的街区作战。在与此相同的条件下使用，老式无制导空心装药武器仍是比较有效的。 ]　　战略与经济　　这种永远存在的敌对反应导致了战略范畴现在的这种状况，它不仅使通过高度专业化取得巨大效率的大部分希望化为乌有，而且可能使借助稳妥的（线性逻辑的）经济实践取得一般性成功的希望也落空。具体地说，尽管武装部队通常是最大的社会机构，但也不能在购置装备时随意追求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现代工业社会中令人诅咒的使人感到索然无味的整齐划一，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成功的关键。传统手工艺人的许许多的手工制品设计形式千变万化，但在现代化工业社会里这些手工制品被取代了，而代之以标准化的产品，在省工的生产线连接起来的高效率的专用机器、工具、装配架上大批量地廉价生产。正是由于这些产品（及其部件）的一致性才使得工厂可以经济地进行大批量生产，而且这种一致性越大，经济效率就越高。（只是最近由于出现了数控机器，这种模式才开始被打破。）此外，对于那些本身就是机器的产品（包括那些太特殊而不能大批量生产的机器）来说，一致性是在保养维修及操作使用方面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机器存货的一致性越大，必需储备的物资与备件的种类数目就越小，从而节省管理费用与资金。与使用的机器数量少而种类繁多的情况相比，使用的机器数量大而种类少则可更加准确地计算保证不间断运转所需的备件库存量。同样地，机器的一致性越大，其维修与操作员的培训费用就越经济，他们也越有可能多学到一些东西，把工作干好。　　因此，从许多方面看，一致性是在机器的购置、维修及使用等方面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重要属性。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属于战略的范畴，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武装力量在敌对意志不起作用的纯行政事务中通过实现一致性以追求经济效益。 [ 注：因此，“行政事务”包括军事领域内不反映针对具体敌人的战争目标、不反映任何劝阻或恫吓目的的一切活动。这与克劳塞维茨的分类是不一致的。他认为，“属于战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按照这句话的含义，我所称之为“线性逻辑”的东西（克氏的术语是“科学”）只适用于前者面不适用于后者。参看《战争论》第二篇，第一章，第131页。然而“战争准备的活动”（和平时期的军事政策）确确实实也取决于针对具体敌人的战术和战役目的，同时也取决于建立在对特定其它方的一些政策及军事结构认识基础之上的劝导目标；这样的战争准备活动不是完全取决于把敌人置于脑后的轻重缓急考虑，包括在“科学’标准的基础上优化决策的愿望。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位认识到这种基本区别的人，但很显然他划错了分界线把战略领域划得过窄。这样在区分“铸剑术”与“击剑术”时，克劳塞雄茨把剑的设计与造剑的冶金技术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而两者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前者往往针对敌方的剑和剑术，而后者应仅仅注意寻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某种相对效率。参看《战争论》，第二篇，第二章（“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和第133页。 ] 如果各种需要（尺寸、容积、口径）都符合要求的话，大量地廉价地购置靴子、头盔、货车或者弹药，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对必须在与活着的敌人的各种行为直接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的——换言之，在战略范畴中——军事装备来说，一致性就不再是纯粹的优点，而是一个潜在的弱点。　　举例来说，如果为追求在生产、备件库存及人员训练方面取得规模经济效益而使防空导弹标准化，使这些导弹只有一种型号，与配置不同种类的防空导弹相比，所节约的资金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在战争中，一个有能力的敌手将能够识别出这些武器同样单一的性能界线，然后设法超越这个界线以达到免受打击的目的。任何一种导弹都有最大与最小的高度限制，因此敌机可以高于或低于这些高度限制飞行。但由于飞机飞得很低或很高就不会那么有效，所以这种导弹仍要对方付出代价。尽管如此，但是这种“虚拟消耗”也许并不足以达到空防的目的，因为飞机可进行超低空突防轰炸或者高空轰炸，即使比最佳中等高度轰炸的效果差。此外，单一类型的导弹也有易受单一类型的一套对抗措施攻击的弱点。基于单一类型的标准化的规模经济效益或许能提高许多，从而使一枚导弹及其发射设备能对付任何单独一种对抗措施——例如通过把可以自动互相替代的各种制导方式结合起来。然而，由于这样—来就使得敌方对抗措施要对付的目标单一化了，敌人就可把所有的对抗努力集中在一点上——甚至一套非常齐全的装备也可能包含着可被对方利用的某一弱点。　　防空导弹如此，任何必须在与敌人的反应直接相互作用的条件下使用的战争机器——即使大多数武器——也是如此。在每一种武器中，线性逻辑经济原理的运用都将导致为获得大量节约生产制造、维修保养及使用操作的资金而实行单一类型的标准化。与经营很好的商业车队的货车及合格的工程企业的机床一样，货车和机床都处在竞争的环境之中，车队与工程企业都面临着被竞争对手通过获得更有效益的货车和机床而削价抢生意的危险。但经济竞争中的行为是受法律制约的。竞争者不得破坏货车必须通过的桥梁，所以标准重量不得超过桥梁负荷极限；也不得与原料提供商相勾结把原材料限制在与标准化机床的具体公差限度不相容的等级上。然而，在武装冲突中就没有什么法律界线了。标准化的结果只能导致与敌人相互作用的武器或设备具有易受攻击的弱点。无论是战斗机、导弹潜艇还是预警雷达、野战无线电都是如此。　　所以在冲突与战略领域中，经济原理与冲突效益的要求是直接对立的。虽然有明显的费用界限从而使无限制地追求多样化成为不可能，但另一方面，可能造成的易受攻击的弱点也阻止了通过单一化无限制地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不难看到，可用“等边际风险”标准确定购置设备时应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高代价的多样性。但是要确定这个标准，首先必须认识到看起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经济思想在战略领域未必有效。 [ 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会受到抱怨——在美国国会中经常会听到反对“重复”的抱怨声。“重复”一词不甚精确地指同时购置几种不同类型的战斗机，反坦克武器等等武器装备。华沙条约组织的部队之间的共性较大，装备的都是苏制武器，而西方国家的部队则不然，他们都各自装备自己国家制造的武器。同样地，对这两大集团之间的这种不对称也总是被叹为一个无可挽回的不幸。二次重复——实际上有时是三次重复——可能是一种确有助益的优点，当然，由于这种概念对民用商业实践经验来说是陌生的，重复所造成的不经济就显得非常突出。 ] 由于各军兵种都迫切要求通过选择他们自己独特的武器以证实它们的独立性，所以军事机构即使缺乏战略眼光，也可能在购置装备时避免出现危险的极端单一性。不过，还没有办法防止在确定复杂武器的大小，特别是确定军舰的大小时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与小型军舰相比，大型军舰在购置及操作方面可取得同样的经济效益。这造成了世界船运能力集中于大型油船、散装货船和集装箱货船。船的体积增大了，但船员不一定按船体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舱底污水泵到主发动机等部件中还可获得其他各种经济效益。还有，大型舰船在惊涛骇浪中比较平稳，有一种重要的流体动力速度优势。　　然而，这种优势同大型空军基地或坦克修理工厂的规模经济效益一样，经济是以物力集中的代价获得的；从而为敌方提供了集中打击的目标；如果世界要重演两次世界大战中攻击商船队的潜艇战，那么超级油船的出现给进攻者提供的优势可能甚至大于从柴油机动力潜艇转变为现在的核动力潜艇的优势。商船队要在和平时期的竞争中求生存，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益是必要的（虽然有些国家耗资巨大为贸易安全而把海军力量保存下来，但他们完全可以挪出部分资金资助效益差的小型船队）。然而，现在的战舰和辅助性船只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们的前身要大数倍；面对着这些大型船只，面对着距敌人领土很近的主要空军基地和修理工厂， [ 注：具有大型甲板的航母可运载小航母不能运载的飞机，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一定要建造8000吨级的驱逐舰（驱逐舰被认为是一次使用性的舰只），或一定要建造50000吨级的补给舰（只可以造几艘，如果没有补给舰提供喷气发动机燃料和武器，航母很快就无用了），或一定要建造能携载24枚大型弹道导弹的导弹潜艇。 ] 我们经济利益代替了战略的反常逻辑，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在和平时期才是这样。　　曲线的下降：从成功到失败　　上面只顺便提到了武器发展“相互”作用与“虚拟消耗”，对动态相互作用中作出反应一方的命运并未予以讨论。当然导致成功转为失败及失败转为成功这种对立因素的交汇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影响着双方，无论在战争与和平的最大规模的行动中，抑或在武器与对抗措施之间的技术对抗中这种对立的同时出现都是如此。对某种新威胁能成功地实施反应的一方，其本身就在向顶点发展，或许离顶点远些，或许离顶点近些，但不论怎样，顶点标志着自己下降的开始。　　一方面，由于克服了最初的缺乏准备，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充分地利用了创造力和资源，对新威胁的反应变得越来越有效；另一方面，一些资源和创造力从过去进行着的自导式的主动行动中解放出来，以支持由新威胁引起的防御反应。最后如果超过了成功的顶点，按照由此而放弃的主动行动的价值衡量，用以消除新威胁的支出将大于所取得结果的价值。当然，同时敌方也将针对对抗措施越来越有效的情况开始作出反应以保证最初威胁的效果。如果威胁只是在很狭窄的范围内有效，那成功的希望就不很大，同样支出也不大；如果不只是在很狭窄的范围内有效，那对双方来说都有了更多的机会。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将引起另一个动态战略反常过程的循环。　　一些无知的人虔诚地相信某种武器有着不可逾越的优点，当敌方多种的反应将否定他们过去所认定的有把握的成功时，他们会对此感到吃惊；但是那些正成功地对这种终极武器产生反应的人很容易忽视超越了成功顶点的危险性，牺牲太多的进攻力量去保护那些本应放弃的东西。虽然在对反坦克导弹的反应中尚来出现这种情况，但成功的代价已经很高；在此之前，为对付无制导形式出现的空心装药反坦克武器的威胁已经付出了代价。那种武器现在已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手提式火箭和无后座力武器，性能都明显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坦克武器。最初对坦克构成威胁的只有对方的坦克和造价颇高但不常见的反坦克炮。到1943年时，坦克手们已知道，凡经过可能有敌方装备了空心装药武器的士兵正等着他们到来的地方都是有危险的，因而害怕经过这些地方。到战争结束时，随着这些武器的广泛应用，驾驶坦克穿过树林或狭窄街道已成为一种危险的事情。　　在新武器首次出现不久，人们就发现可在坦克周围配置步兵伴随掩护坦克、这样就可消除新武器对坦克构成的威胁。因为步兵的许多双眼睛都可侦察周围的情况，他们的轻武器可起到有效地反击与压制作用。不过这种小心谨慎防范措施虽然有效，但代价太高了。由于需要步兵掩护，甚至是为了实施战术行动，坦克再也不能甩掉步兵而长驱直入。这样一来坦克就大半丧失了强大的突击力，而这正是进攻中的坦克部队真正力量之所在。　　反坦克导弹的出现大大增强了这种作用。曾用于打击敌方集中目标的炮兵火力现在不得转移至前沿地域以压制反坦克导弹射手。如果机械化步兵伴随掩护坦克，步兵则需要装备比轻便部队运输车更好、造价更高的战车。因为当步兵的任务主要是跟在坦克后面扫清残敌时，轻便部队运输车就足够了。最后，坦克本身也必须抽出一部分进攻力量用于自我掩护。这就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使用新材料，二是运用新战术。装甲部队存在的价值在于它的进攻力量，任何使其免受空心装药武器威胁的保护措施都降低了装甲部队的净正值，即使尚未到达顶点（所失大于所得之点）。然而今天拥有大型军舰的海军，尤其是美国海军可能正是这种状况。它们的航母群把很大力量用于防潜与防空，以至使原有的进攻力量仅剩下一小部分。　　保护舰队：过分强调万无一失。　　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中，阿根廷飞机用法制导弹击沉了英国大型军舰，这件事在另一个国家——美国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像一百年前有关鱼雷快艇的争论一样。效用狭窄的低价武器又一次成了较之贵一千倍的军舰的致命武器。人们又一次听到要求急剧改变政策停止浪费公众资金去建造复杂的军舰、尤其是航空母舰的呼声，因为据认为这些军舰新的弱点已使它们成了过时的东西。然而此次却没有必要等待发展对抗措施了。1982年阿根廷导弹的奏效也与以往一样，是英国皇家海军毫无准备的结果。英国皇家海军所犯的错误与过去俄国沙皇海军在对付日本鱼雷快艇时犯的错误一样，没能迅速采取广泛的对抗措施，实际上，到1982年时，反舰导弹早已超过了成功的顶点。这是由于它们较早的出现（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 [ 注：1943年8月25日，德国Hs-293滑翔弹没有击中“拜德福特”号英国皇家海军战舰，但两天后这种滑翔弹却在比斯开湾击毁了“阿撒巴斯肯人”号反潜驱逐舰和“白鹭”号扫雷舰。1943年9月8日，意大利“罗马”号战舰在加入同盟国的途中被德国FX（即SD-100X）火箭助推的制导导弹击沉，参看欣斯利与人合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1984年），第三卷，第220页和第339页-340页以及《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16卷，第1754页。苏制舰上发射的反舰艇导弹（“冥河”）的首次出现是20世纪50年代，到1959年这种反舰艇导弹才全面投入使用。苏制空中发射的反舰艇导弹（“大袋鼠”）到1960年才首批投入现役；参看《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22卷，第2419页；第14卷，第1558页。人们似乎忽视了这些警告，1967年10月21日，埃及“冥河”导弹在塞得港外击沉以色列“埃拉特”号驱逐舰从而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对反舰艇导弹以及对导弹对抗措施之兴趣。参看爱德华·勒特韦克和丹·霍罗威茨合着的《以色列军队》（1975年），第316页。 ] ）及在苏军中普遍使用而引起强烈反应所造成的。　　因而，美国海军将领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场争论。他们解释说，每一艘航母只有在一批完全用于起保护作用的驱逐舰与巡洋舰的护航下才会出动。干扰雷达的锡箔片、用特殊火箭发射的红外照明弹及实施干扰可使飞向航母的导弹偏离目标。护卫舰上的导弹和舰炮可击毁未偏离目标的导弹，同时也能击落胆敢飞得离航母很近而发射导弹的飞机。他们指出，这仅仅是中层防御。每艘航母上的24架远程战斗截击机、4架雷达预警机、4架干扰机加上远征时需给它们加油的4架空中加油机都可帮助它们完成确保所担负的外层防御任务。最后，还有内层防御。它包括雷达对抗措施、导弹、舰炮及专门用于此目的的特制自动舰炮。这种回答对1982年导弹的热衷者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以致他们的主张就很少引人注意了。计算一下用于（成功地）对付反舰导弹的所有力量，可以清楚地看到，航母需用造价很高的护卫舰和大约90架舰载飞机中的36架飞机来进行自我防护以防导弹攻击（而且这36架飞机造价又远远超出其他飞机）。 [ 注：关于美海军航空联队的典型结构，参看《美国防部长在国会作的1987财政年度预算报告》（1986年2月5日），第197页。 ]　　幸运的是，福克兰群岛战争中阿根廷潜艇没有击沉英国军舰。如果阿潜艇也成功了，就又会引起关于美军舰具有易受潜艇攻击弱点的争论，美国海军将领也一定又会大谈保护航母群的反潜措施之必要。这些措施包括一般水下护航潜艇、每艘航母运载的90架舰载飞机中的大约16架飞机以及驱逐舰和巡洋舰上未用于空防的武器和雷达。一旦加上这些具体的防护措施，那么计算的结果就会表明，拥有几艘驱逐舰、一艘巡洋舰、一艘护航潜艇、许多供给舰及大约10000名水兵的整个航母群中，用于代表国家利益而实施攻击行动的力量只剩于34架飞机、十几门中等口径的舰炮、各种导弹及辅助舰只上的登陆部队。水面舰艇正日益受到科学进步的威胁，它们孑然于海天之间，既不能象陆军一样借助地形隐藏，也不能象飞机一样快速飞行。而现代科学进步已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远距离观测和攻击。为了对付整个科学进步所带来的不利倾向，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发明和军舰本身的能力都用于自我防护。堪称最佳舰队的真正弱点也许增加得并不多，但其处境却越来越像一个试图在家靠洗衣服挣钱养家的穷苦寡妇。　　从回顾历史的角度看，此例中的动态反常逻辑发展的第一步是美国建立了水面舰艇及航母优势，最初是为了对付日本海军，1945年后就转而对付仅在陆地上很强的苏联。随后苏联开始做出反应。苏联特别害怕来自航母舰载飞机的猛烈攻击，为了对付这种攻击，苏联以日益成功的趋势来发展其陆上、近海、空中与潜艇的力量。如果这种发展过程能继续下去而不受阻，呈上升趋势的曲线就会到达防御优势的顶点。然而，美海军也做出相应的反应。美海军建造了一些威力越来越大的护卫舰，实施了技术对抗措施，把越来越多的飞机转用于防御，并越来越多地避开危险海域（又是一种丧失进攻能力的形式）。由于这种反应很强烈，苏联对航母的反威胁曲线开始向失败方向滑降，所以时至福克兰群岛战争开始向世界宣布爆发了海战的时候，美国航母的防御天衣无缝，固若金汤，不过这一切是靠花国家巨额资金与大大降低进攻力量来作为代价的。　　确定在保护水面舰队中防御成功的顶点需要更精确的计算，本文绝对做不到。超过这个顶点，保持海上力量的较好手段可能是水下与空中部队。 [ 注：陆基远程飞机能横跨海洋从空中控制海上交通线。人们现已提议建造这种空中“巡洋舰”。作为运输登陆部队的大型非核动力运输潜艇非常经济甚至已被认真地考虑作为商业货物运输工具。 ] 当然不可明确而轻易地下此结论，因为一直致力于水面活动的任何一个海军机构都不会轻易地服从只是朦胧领悟到的战略逻辑而摈弃根深蒂固的传统。但是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顶点，如果从一个国家而不是从一个机构这种较窄的角度看，超过这个顶点就意味着失败。甚至在明显的成功中也是如此。　　成功的防御，失败的结局　　在国土防御战的变迁中成功防御过了头的现象屡见不鲜。把前哨阵地、筑垒地区或有守备部队扼守的城市被故意留在主要防线之前，或者在撤退过程中成为被敌人切断退路的孤岛对防御也大有好处，因为它们可以起到预警、封锁道路迟滞钳制敌人的作用。当进攻者以较大代价争夺这些地方时，他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在整个战区力量对比中被削弱了；如果从一开始就能正确地预计到其抵抗之顽强。这些地方本应是绕过去的。　　然而，通常的情况是防御者要自食由于过于成功的抵抗而造成的苦果。如果被切断的部队在短期内被打败，他们或许仍能获得防御之利。但是如果他们抵抗得非常英勇，拖得时间很长，吸引了公众的注意，那么这个曾经也许鲜为人知或很普通的地方就会变成一个军事重地，而军界或政界的领导人可能会把他们的名声押在这个宝上。如果被围困的一方得不到援助，只要他们坚持抵抗，就会使防御一方继续得到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好处。如果有办法增派援兵（通过受到攻击的危险道路，以更具危险性的渗透方式或者通过空运方式），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种继续坚守阵地进行的成功防御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这个世纪中最着名的凡尔登战役就是个这样的例子。1916年2月，德军突然袭击的失败使法军赢得了一次当时非常需要的防御胜利，同时也把法军牢牢地钉死在这次胜利上。法军为保卫凡尔登要塞，激战10个月（可谓历史上最长的战斗），伤亡惨重。法军为了继续抵抗，每天都要在敌方连续的炮火轰击下向前线运送大批援军。许多人在途中就丧了命。据官方公布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这激战的10个月中，法军共死亡和失踪162，308人，伤214，932人。法军成功地坚持抵抗却让德国人占了便宜，因为德军炮兵可以有效地轰击法军通往前线的道路，而法军炮兵却不能有效地回击。德军公布的死亡失踪数字（也是缩小了的）是约100，000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所有前线作战部队及各军兵种的死亡总人数为344，959人。）以后更准确的估计死亡总数为420，000人，法军占了三分之二。 [ 注：参看阿利斯泰尔·霍恩着的《光荣的代价》（1962年），第327-328页。 ] 凡尔登战役中，在惨重伤亡的初期阶段，情况就已很清楚，放弃阵地比坚守阵地更有利，因为凡尔登要塞成了楔入德国占领区的易遭攻击的突出部。但那时任何这类考虑都为时已晚，要塞已成为超越任何战略部署的一种标志，牺牲的法国人越多（这样进一步证明了保卫凡尔登在军事上是无用的），就越不能撤退，从而承认那些牺牲是无谓的。在这类例子中，坚持成功的防御是以未来的失败为代价的。的确，凡尔登战役后，法军变得极为虚弱，以至于发起攻击的企图导致了1917年的兵变。20年后，从相对希特勒军队数量之少的法军中仍能看到凡尔登战役的后遗症。　　在斯大林格勒又一次重演了这种悲剧。德国徒劳地损失掉德国空军力量，企图使被围困的第6集团军坚持下去。第6集团军坚持了8周，到1943年2月2日全部被歼。如不对第6集团军进行空中支援，使其早一些失败，德国空军力量就可保存下来去执行其他更有用的任务，许多被围的德国部队也可在最初阶段寻找苏联围困部队的薄弱部位突破包围圈以保存实力，以利再战。虽然象这样的围困与突围在整个战役中几乎是常事，但希特勒决不放弃将斯大林格勒周围几平方公里变成废墟这个近乎取胜的希望，并一直持续到参加战斗的德国将军们向苏联投降。　　甚至在战后我们仍可看到这样一个带有戏剧性的战例，这就是印支战争中法军的奠边府保卫战。1953年11月法国向位于越南西北部的一个双方争夺的山谷空投了部队。法军极成功地顶住了越盟最初的攻击，奠边府这个带有异国情味的三个音节的名字迅即引起了回响。在一场混乱不堪的极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取得这样的战绩可谓建立了特殊功勋。当越盟集结了更多的力量发动进攻时，法国不断派出飞机空投最优秀的部队进行支援，这些飞机不得不直接闯入越盟防空炮火之中。在空投部队的支援下，法国守军坚持了112天直到1954年5月7日。法军最初的打算只是进行一次有实际价值的作战行动，目的仅限于阻止越盟向老挝的渗透。结果奠边府保卫战使法军伤筋动骨；战端一开就难以再收场，因为奠边府在法国国内舆论及其政治家们的心目中已成为法国军事能力的象征。当被围困的守军最终被击败后，法国舆论哗然，公众与政治家一致弃绝法国在越南的整个事业。如果1953年11月20日-21日首批着陆的法国空降部队在战斗最初的几天里没有很好地顶住越盟的攻击，这一切也许不会发生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 注：参看皮埃尔·塞尔让着的《心地坦荡》（1972年），149页-150页。 ]　　以战略动态反常逻辑的观点看，防御与进攻一样，都可能使成功过头。而成功过头就会导致更大的失败，无论是守卫前哨免遭失陷的步兵，还是保护其安全受到科学进步威胁的舰队，以及保留任何其他军事武器以免让人们的情感与机构利益使之从奴仆变为主人的都是如此。第一部分 导言第04章 对立因素的交汇　　我们已经知道了能动的反常逻辑在各种交战的技术和战术层次上的运行机制和事与愿违的向对立面的转化。我们还必须要在战略的中间层次上研究这些现象。现在让我们暂时登上大战略的层次，看一看在这一层次上，每个具体问题是怎样与整个冲突范畴发生相互作用的，这对我们很有启发作用。　　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领导人处理问题与本国技术人员和作战人员处理问题可能大相径庭。毫无疑问，为了维护和扩大他们在各自的社会中享有的权势，国家领导人还必须寻求可能与对外竞争相冲突的对内的政治目标。因此，政治领导人在获得应有的战略洞察力方面常常受到妨碍。譬如，他们常常不能主动采取灵活行动智胜外来敌人，因为打破常规则不免失去某些权力。 [ 注：当然，也有例外，如国家领导人在本世纪典型的野蛮现象中所起的个人作用，即未经宣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战争的作法。 ] 然而，在任何时候能够、自觉了解这一战略现象的人都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声名狼藉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之中。许多普通军士只需凭经验便可以直觉地领悟战术层次上的这种战略反常逻辑，并学会了在战斗中对其加以利用。历史上许多着名军事领导人正是由于对这种现象的深刻了解才使他们名垂青史，并取得了在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看来只能靠运气才能取得的成就。　　但不是某时某地要攻下一个机枪火力点，也不是在进行某个战役的时候，而是当必须面对整个冲突范畴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时，唯有最伟大的领导人才会对隐匿在复杂的各个低层次中，因冲突产生的强烈的情感、热烈的希望和极度的恐惧而变得面目难辨的战略反常逻辑有所领悟。能够真正做到这点足以令人惊异。然而，这种罕见之举是有据可查的。　　前面讨论英国轰炸机司令部与德国防空部队的较量时，我们看到了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各方所处的冲突环境对各自技术与战术方面的影响。1940年5月，德军入侵荷兰和比利时取得的最初胜利促使英国对德国进行轰炸，最初只是轰炸精心选择的远离城市的德国军事和工业目标，这样，德国尚未达到成功顶点的胜利推进，最初带来的反常结果之一是它自已开始遭到空袭，虽然开始时是微弱的。德国国防军非常出人意料地在短期内彻底击败了法国，并且于1940年6月将英军赶出欧洲大陆，使得英国政府丧失了除空中作战外的所有作战手段。由于德国防空部队重创企图在白天对特定的军事和工业目标进行轰炸的飞机，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只得实施夜间袭炸，而飞机夜间轰炸的目标只能是较大的城市目标。结果，德国陆军的胜利及其实施白天拦阻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兵的良好素质带来的反常报应是德国城市开始遭受毁灭。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中的连续胜利始自其民族灾难最深重之时。1940年8月间，皇家海军因畏惧德国的攻击而躲藏在遥远的斯卡帕湾；英国陆军只期望能够保卫其沿海滩涂；皇家空军则饱尝了德国空军对其机场的猛烈轰炸，它甚至为德国在1940年8月24日轰炸伦敦从而得以喘息而感到欣慰。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152页。 ] 第二天夜间，轰炸机司令部对柏林实施了第一次轰炸。尽管直到1941年7月以后夜间轰炸这一权宜之计——即轰炸城市——才成为确定的策略。随着英国稳步地动员起更多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机场跑道上有了更多的随时准备执行连续轰炸任务的轰炸机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鉴于德国未能作出有效的反应，可承受的损失率没有上升，而不断上升的成功曲线没有出现到达顶点的迹象，皇家空军元帅、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提出完全依靠轰炸直接赢得战争的方案：对经过选择的，总人口达1500万，并且构成德国战争工业的最大组成部分的43座城镇连续实施6次猛烈的轰炸，使其“毫无恢复元气的希望。”　　1941年9月25日，波特尔将这一计划提交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并建议说，轰炸机司令部使用4000架第一线的轰炸机便可在6个月内“制服”德国。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182页。 ] 这一计划的特点是其制订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如同工程师设计跨越一条平静河流的桥梁一样，但却根本没有计算敌人可能作出的反应。所以，对这43个城镇进行轰炸造成的损失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根据在收集德国轰炸英国工业城市的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活力指数”精心计算出来的。轰炸过后，由于天燃气、用水和电力供应中断，工厂的生产将遭受损失；工人们会因为恐惧、疲劳、食品短缺、瘫痪的公共交通以及遭到全面破坏的城市生活不去上班。特定的人均承受投弹量可使活力指数下降到某一特定的百分数：以考文垂市为例，1940年11月14日德国大规模轰炸后的第一天，计算得出的指数下降到63%。这次轰炸投弹量为吨/800人。之后，指数会逐渐回升，但是，如果继续轰炸的话，上升指数的基数则越来越低，直至第四次、第五次轰炸之后，基数降至零，被炸城市战争物资的生产将完全停止。　　另一处值得称赞的是这一计划的全部设想都是保守的：要对43个城镇中的每个城镇实施6次轰炸，每次投弹量为平均每800人一吨炸弹；1500万居民需要1，875万吨炸弹。同时，计划对导航失误、技术故障和遭到空中拦截等情况留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它将最初计划的投弹量提高到7.5万吨，这样，只要有25%的飞机能够飞抵目标就可以了。每个由16架飞机组成的中队每月只需出动100架次（大大低于实际出动率）；单机载弹量仅为3吨。因此，在6个月之久的战役中需要250个中队，共计4000架轰炸机。　　这一计划典型地以线性逻辑考虑问题，它无疑地假设德国人既不会把当时只给予一般重视的空防迅速摆到重要位置，也不会疏散其战争工业，即使这些工业在逐步地遭到毁灭。波特尔及其下属并不是傻子。毫无疑问，假若被单独召见研究此事，他们一定会摒弃任何进行一场忽视敌人整体创造力及其自卫意志的战争的想法。但考虑一下当时的形势和紧迫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计划：在1941年9月这一计划递交给丘吉尔时，德国人横扫俄国如卷席，他们一周接一周地突破一道防线又一道防线，消灭了整集团军的部队，俘虏了几十万人。当时的严酷现实是苏联行将崩溃；只有想到拿破仑的命运才会感到苏联未必灭亡；在欧洲任何地方见不到对德国占领者进行有意义的武装抵抗的迹象。在美国，确实在进行着一定规模的重新武装，但是征兵遭到反对，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坚决反对进行干涉——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日本政府做出了另外的决定。　　对于英国来说，希望用英军在欧洲大陆登陆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英国军队的规模只不过能免遭迅速失败而已；而隆美尔在北非的作战清楚地表明，唯有难得的物质上的优势才能压倒德国军队的高昂士气、优越的技术和有天赋的指挥官。如果希特勒战胜了俄国，如同他战胜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那样，他就会利用战果以及削减陆军省下的资源大力加强空军，从而调头消灭被围困中的英国，而这时只有皇家空军是他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德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完全是准备对法国进行近距离作战的，而对与之完全不相同的对英作战毫无准备；因而在过去一年中，英国取得了优势甚微的防御战的胜利。　　不能期望再有这种运气了：一旦德国空军真正按照对英作战任务进行组建，毫不夸大地讲，皇家空军将在拯救英国的城市使其免遭毁灭的徒劳挣扎中逐渐被消灭，然后就是不可避免的入侵，随后建立起盖世太保的新秩序、党卫军和集中营。即使苏联由于某种原因而得以生存——当时看来这似乎并不可能——随之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而使英国本土免遭入侵，也仍然只有皇家空军可以作为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使战争有一个可接受的结局。因此，查尔斯·波特尔勋爵及其皇家空军的同僚们发现自己正处在意想不到的重要位置上，这是一个也许可说是令人鼓舞的位置，但责任重大到令人敬畏——即使不是令人战栗——的程度。直到前不久，皇家空军仍是一个力量较弱的军种。当置身于骄傲、希望和极度焦虑的感情旋涡之中，自然要在黑暗中摸索一条出路，制订一个系统的、看来能够最终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个方案，并通过极为精确的算术计算，使此刻处在极度不安之中的人们得到慰藉。　　丘吉尔所处的正是这种情形。他的感情强烈奔放，必定处于同样的感情旋涡之中，而且因为个人责任更重大，受到的感情冲击更为强烈。正是他拒绝了德国1940年提出的和平倡议，从而致使93，000名英国平民、妇女和儿童死于德国的闪击战。此时，又在德国似乎已必胜俄国之前使英国处于孤立的危险境地。议会反对他继续领导英国，选出一位更理智并且能更好地同希特勒打交道的人将其取而代之，英国谈判加入欧洲新秩序以及把他流亡国外，使他悄然死去——凡此种种可能在今天看来都是邪恶的想法，但是，在1941年9月，这些均不是没有可能的无稽之谈，只要看一下当时的证据材料就可说明这一点。 [ 注：马丁·吉尔伯特，《最佳时刻》（1983年），第1103和1105页。 ]　　同样，在丘吉尔看来，轰炸机司令部取得战役的成功是拯救民族、政治、乃至个人前途的唯一可能的办法。然而，在其战略洞察力克服了感情的波澜和考虑到技术的复杂性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对波特尔作了如下答复：一，他坚决地驳斥了仅仅依靠轰炸赢得战争的提法（“我们自战争开始以来得出的全部经验表明，轰炸在物质和士气两方面的作用被极大地夸大了。”）；二，估计到德国人对已开始实施的、规模不大的轰炸将作出的防御性反应，明确预言用于防御的、进行夜间作战的战斗机将发挥突出作用（这一点在当时是无其他人预见得到的），并指出，随着德国人作出反应，目前进行中的战役正走向失败（“看来地面防空和夜战战斗机很可能压制空袭，”1942年中期后，这点得到了印证）；三，预料到德国对于成功的面积轰炸作出的反应将是疏散其战争工业，而不会消极地承受不断加剧的损失（“万物同在运动之中[这正是能动的反常逻辑的根源]。极有可能的是，1943年纳粹的战争力量将会遍及欧洲，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不必依赖国内军力建设。”）四，指出了计算得出的精确数字是靠不住的未包含敌人的反应这一重要未知变量，（“我反对用数学的语言表达对这一计划赋予的信心。”）丘吉尔的答复最后说：“每个人都应尽其所能，然而，他若认为势均力敌的双方有赢得这场战争或其它任何战争的具体明确的方案，他就是不明智的。唯一的方案就是坚持到底。”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182和184-185页。 ]　　轰炸机部队是英国仅有的进攻力量，紧缺的优质兵员和工业生产方面都优先保证它的需要。然而，轰炸机的实际数量从未达到过4000架（1945年4月的最高峰也只有1609架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39，第428页。 ] ），这是因为波特尔含蓄提出的削减陆、海军加强轰炸机部队的建议遭到坚决的拒绝。有趣的是，在美国参战及其第八航空队到达后，确实于1943年实施了一项只看到己方有利方面的系统轰炸计划。更有甚者，此计划不仅低估了敌防御作出的反应从而违背了战略逻辑，而且只专注于追求轰炸高效率。忽视了敌方工业作出的反应。　　第八航空队的指挥官坚信，将每架飞机装备11门机关炮，并让飞机以相互支援的编队飞行便无须护航就可免遭德国战斗机的攻击。因而，他们试图白天对特定的工业目标进行轰炸，而不是象英国轰炸机在夜间对城市胡乱投放炸弹。对如同瓶颈的德国重点工业环节的集中轰炸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英国经济战争部长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这一方案，并且将据称其产量占德国滚珠轴承产量三分之二的施韦因富特的轴承厂确定为理想的目标。鉴于所有坦克、卡车、飞机引擎、舰船、潜艇，实际上任何有活动部分的机械都离不开轴承，经济战争部声称，摧毁位于施韦因富的轴承厂将极大地全面削弱德国的战争潜力。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347页。 ]　　英国轰炸机部队司令、空军中将阿瑟·哈利斯尖刻地嘲讽道，这一方案寻求的是“万能”目标，他认为目标专家们“完全被轴承迷住了心窍”。 [ 注：阿瑟·哈利斯在重要时期担任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而且也许是盟国战争领导人中受到评价最低的人。他在回忆录《轰炸机攻势》（1947年）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这一问题。见原书第220-234页。 ] （有人打趣地讲，也许应当摧毁鞋带厂，这样，可以使德国人因无法穿鞋而投降。）然而，对于坚决主张白天对工业区实施精确轰炸、而又无法尽快地增加兵力对所有工业区实施轰炸以取得明显效果的第八航空队来说，这种重点单一的“瓶颈”方式很有吸引力，而施韦因富特则是理想的目标。　　于是，第八航空队于1943年8月17日首次轰炸了这个城市的轴承厂，10月14日再次进行轰炸。以自卫编队飞行、无护航地实施白天轰炸的理论彻底失败了。尽管每架飞机装备了11门机关炮，轰炸机在德国战斗机面前仍无能为力，遭受的损失大大超过可承受的程度：376架美国轰炸机竟然有60架在第一次轰炸袭击中被击落；进行第二次轰炸袭击的291架飞机中有77架被击落。 [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兵》（1949年）第二卷，第682-684页，第702-704页。 ] 轰炸造成的破坏并非是无关痛痒的——但是，对德国战争能力的影响确实是微不足道的。库存的轴承以及从瑞典和瑞士进口的部分轴承满足了急需，不久，工厂便又恢复了全面生产。滑动轴承在许多方面代替了滚珠轴承，从而克服了潜在的瓶颈效果。 [ 注：当时德国战争物资生产的组织者艾伯特·斯皮尔说，如果攻击坚持下去的话就会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但是，他错了，因为如果攻击坚持下去，就会进行分散式的生产。见斯皮尔《第三帝国内幕》（1970年），第284-287页。 ] 对施韦因富特的专门轰炸促使对方作出广泛调整组织结构的反应，使轰炸意图落空，正象过去大型舰船经过改进挫败了鱼雷艇，现代装甲部队学会了对付反坦克导弹一样。　　德国人对精确轰炸作出的反应是疏散和使用替代物资，对全面轰炸作出的全面反应则是将整个经济全面纳入战争轨道。这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可能估计到的，因为普遍认为德国经济已经完全进入战争体制了，而且在1939年之前就开始这样做了。鉴于英国从1940年起实行了全民强制劳动，对非必需的行业和服务行业加以取消和限制，因而绝想不到大多数德国妇女仍留在家中，家庭佣人有100多万，而象图书装订一类的行业仍然很兴旺。作为蓄意发动战争的领导人的希特勒，并没有强要人民做出牺牲，德国经济的状况则反映了这一根本的政治现实。迫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带来的不祥后果和征兆，自1943年起，德国经济才真正实行战争动员。由于充分地利用能源，军用装备和供应物资的生产急剧增加；轰炸德国本土的投弹量与德国战争物资生产量之间出现了完全预见不到、意料之外的反常关系。　　其中，轰炸本身反而促进了德国军工生产。袭炸确实摧毁了厂房，炸死了工人，同时，它还破坏了安逸宁静的城市生活；由于餐馆绝迹，唯一起替代作用的食堂在各方面其效率都更高；由于房屋遭破坏，居民们被疏散到农村，家庭佣人被迫进工厂劳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轰炸袭击实际上帮助德国克服大规模轰炸造成的有限的破坏后果。　　这一情况众所周知，而且多次被引述。 [ 注：若欲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回顾，见戴维·麦基萨克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一书（1976年）。 ] 这是个典型的例子，即看起来肯定无疑地向胜利方面发展、有计划地渐次积累战果的行动不仅遭受挫败，而且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战略范畴的性质所决定而自我导致失败。当然，丘吉尔对战略反常逻辑、对战略反常逻辑所造成的每一种逻辑行为的变异及对立面的转化有着非凡的直觉理解能力。（他所撰写的战争回忆录的最后一卷题为《凯旋与悲剧》；本可以题为“胜利与失败”。）但是，没有必要让丘吉尔一类人来建立大战略。正如在物理学家研究宇宙万物之前，物理学定律就早已支配宇宙间万物一样，国际舞台上执掌权柄的人物总受着客观存在的战略逻辑的支配。不论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是英明还是愚蠢，是出自邪恶的野心还是由衷的善良，是受到赞扬还是遭到谴责，只要存在冲突的困境，这些决策的后果都要受到这一逻辑的支配，使人们对连续性的期望和不间断过程的希望破灭。　　从战争到和平及从和平到战争　　因而，战争是和平的起源，方式可以为一方完全战胜另一方，或者消耗殆尽，或是象历史上更常见的情形，即目的的冲突最初引起战争，而战争改变了最初的目的，从而使冲突得以调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在人力，财力方面付出的代价太高，战争造成的苦难太深重，迫使人们重新考虑欲得到或欲保卫的东西的价值与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否值得，于是，野心收敛或者放弃原来要保卫的东西。　　希望以可接受的损失换取有价值之物而发动战争之后，进攻者在遇到意料之外的顽强抵抗时也许会坚持下去，直到即使完全得到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也无法弥补在人力、物力、安定的生活以及声誉方面的损失时为止。一旦被迫开战，防守一方亦会有自己进行抵抗的最初目的——在不知道要做出多大牺牲之前被认为值得为之做出牺牲的目的。当进攻或防御的最初希望破灭时（这也是常常发生的情形），成功的希望似乎近在咫尺，也许，在遭受重大伤亡和耗费大量的财富之后，再做出一点努力或牺牲便可取得胜利（失败意味着失去一切的一方所处的不对等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这可能成为加强抵抗的重要动因）。　　人们很可能设想到情报机构并非最可靠信息源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协调者”将不但有权给美国情报机构内的个人分派任务，而且也有预算经费去签约聘用现有新闻机构、学术机构等内的信息源。后者的作用更多在于重新整编已经搜集到的信息以供发表，而不是去搜集任何专用或保密类信息。虽然各种不同的信息提供机构能够而且也许将整编自己的输出信息，但“协调者”仍将与许多提供者建立融洽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判断其产品。　　得大于失的前景也许是战争之初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但是，若战争的损失大大超出意料，损失之大的本身将成为在中间阶段坚持打下去的动机：做出的牺牲越大就越需要最后达到已宣称欲达的目的，以说明做出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一阶段中，交战双方的对外行为容易受最初发动战争的派别或领袖人物的国内处境所制约，这些人的命运取决于人们对其过去所负的战争责任的看法——这又取决于当前对未来结局的看法；因而，他们非常需要维持胜利的希望。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对战争的看法最终要发生变化，即不再以最初欲达到的目的同已做出的牺牲相比较，而是同若继续进行战争所需要做出的进一步牺牲相比较。最初的主战派或主战领袖人物可能继续掌权，但是，无论如何，此时一方或双方可以开始调整战争目的，当双方的目的最终一致时，使敌对状态最终结束。 [ 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极为特殊的争斗，侵略者的野心非常大，但要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被侵略者最后要求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即使在这次大战中，只有在日本提出的保留天皇制的最低要求被接受之后，战争才告结束。朝鲜战争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一场传统方式的战争，最后以传统方式结束——双方都降低了自己的战争目标。（人们之所以创造了一个新术语，称这次战争为“局部战争”，是因为本来不普遍的世界大战被暂时认为是普遍战争。） ] 古今大多数战争正是如此结束，它们有着战争的典型现象——相互交替地摧毁对方的过程，这一现象本身便是向后续和平过渡的媒介。　　如果胜利者的要求不是太高，不致激起失败者的强烈愤怒，如果胜利者的新的力量不会导致对其怀有恐惧感的新的敌对国的迅即抵抗，那么，一场已经打个水落石出、各种可能的手段都已用尽、损失惨重的战争将带来稳定的和平。相比之下，如果战争打到在其目标需要调整的程度之前被外力所制止，那么，带来的和平将是脆弱的。过去，当战争正在能作战的季节进行时，遇到早降的大雪被迫突然停止，到开春时节就又重新开战，就属这种情况；同样地，在互相争夺的超级大国进行干涉，将停火强加给交战的附庸国的今天，情况亦是如此。1948年以来的阿以战争正是这样——每次战争双方都没打到要真正讲和的程度，双方仍存在着目的的相互冲突，都伺机重新开战。战争造成的破坏虽令人哀叹，但是它导致了和平的到来；人道主义情绪希望战争半途结束，但是，最可能出现的后果却是重新开战，而不是和平。相反地，若对战争破坏力任其发展，也许能够导致和平。　　即使是使用长矛和棍棒的战争对交战各方通常也是毁灭性的，甚至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但是，在发明核武器之前，对战争可能造成的破坏范围可以在破坏实际发生之前作乐观的估计，把破坏程度说得最小最小，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定论。因此，战争可以带来的好处可能被强烈地突出出来，被理想化地与战争的潜在损失加以比较——这些损失很容易被视为是可以承受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由于战略反常逻辑的正常规律在起作用，核武器从具有巨大的破坏力的第一代裂变装置（每个裂变装置的破坏力相当于1000架轰炸机的载弹量）发展到今天的破坏力大得多的热核武器（每件中等热核武器相当于二次大战中10万架轰炸机的载弹量）还从未使用过。象战略范畴中的其它因素一样，炸药的效用也不会保持连续的无限制地线性增加。1945年，美国的载弹量为10吨的轰炸机就要优于1940年德国轰炸伦敦时使用的载弹量为2吨的轰炸机，而载弹量为成百，甚至成千吨的轰炸机则效用更大。但是在这一方面情况也会最终发生逆转，而不会不断地持续下去，因为战略逻辑不允许出现那种情况；目前，热核武器的破坏力就远远超过了军事效用的最大极限。因此，用这种武器无需造成实际的破坏就可达到通过战争才能达到的和平目的。　　确实，今天当人们把欲得利益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比较。从而作出蓄意发动战争的决定时，可能遭受的损失仍然难以肯定：甚至拥有足够多核武器的大国仍然可能打“常规”战争，或者只象征性地使用几件极小型的核武器。但是，核攻击造成的破坏后果再也不能被忽视了，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在估计骑兵袭击、围城战、甚至常规轰炸袭击的后果时，因为乐观情绪或把战果想得很诱人而对战争损失只是有些朦胧的担心，总是把破坏后果缩小到最低限度。不诉诸核战争是由核破坏程度可确定、确实可计量的性质所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发生但难定的破坏程度所决定。这种科学的可预测性改变了千年来战争所得与所失的比较方法。在核武器存在的今天，对于战争中所得与所失的平衡认识产生于战争开始之前，而过去却是在战争进程中切身体验到战争损失之后才认识到的。　　和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成为战争的起源，尽管它仅仅是一个消极的抽象概念，不具有导致自我毁灭这一典型现象，不象战争的破坏力最终毁灭战争，也不象仅仅预料到核破坏之巨大就几乎排除了核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和平环境（无战争状态）有时能够制造战争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和平环境使置身其中的人们松懈警惕性，放松战争准备，同时；使渴望从战争获益的人得以不断加强力量。历史上，和平环境常常引起人口成份、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它们破坏了战争力量的平衡与和平赖以存在的集体自我形象的平衡，于是从和平走向了战争。和平状态本身虽无实质内容，不能引起任何动乱，但它却能够不偏不倚地促进人类各种能力和思维方式的演化，而全然不顾对战争起抑制作用的对称和非对称状态。正因为如此，一直爱好和平的德国人到1870年将自己视为好战的民族，不幸的是当时的法国人尚未摆脱尚武的自我形象。　　如果心理状态的改变使一国现状（也许正是上次战争的不可磨灭的结果）与其自我形象之间出现导致战争的矛盾，那么这种变化肯定有其深刻的原因，但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原先似乎可以接受的条件变得令人难以容忍；曾被视为崇高荣耀的东西使人感到耻辱；曾被认为是无边际的梦想现在有可能成为现实。正是在拿破仑之后的大和平时期，制止战争的军力比率被钢铁、煤炭和工业革命的产物蒸气机车所取代，它们反之又在各国之间形成了新的诱发战争的军力比率，爆发了1866年普鲁士与哈普斯堡王国之间的战争，1870年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876年沙俄帝国与奥托曼王朝之间的战争，1894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以及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在战争中，战争本身造成的损失削弱了进一步进行战争的能力，无论是象上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对工业区实施的计划轰炸，还是象最初时期各交战部落的争斗那样，过多的杀戮使作战年龄人口减少。而在和平时期任何形式的人类进步与人口增长往往增加发动战争的能力，只是偶然出现的发展的平衡才制止了战争的发生。如果和平不能诱发战争，那么，就不会有战争了——因为战争自身不能持久，而且总是自我毁灭。　　胜利中的失败　　若胜利不会走向失败，若增长的力量中不含自我毁灭的因素，那么，迅速扩张的希特勒统治绝不会最终崩溃，整个欧洲在他出世之前早就被一个强国统一了。拿破仑的兴衰以及所有势不如他的先辈，甚至追溯很多世纪以前罗马帝国的长期扩张及其衰亡也都是如此。　　其他条件相同时，在军事力量的积累方面，大国的规模经济效益比小国的优势如此巨大，大国在边界长度与所包含的空间、人口和财富之比方面比小国占那么大的便宜，在欧洲繁多的战争中，大国理应每次都战胜小国，直到只剩下一个国家：它包含一切空间，从一个权力中心进行控制甚至在古罗马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国家就能横跨欧洲和小亚细亚、向南深入北非沙漠，远及美索不达米亚。然而，实际情况是出现了力量的“平衡”，即大国实力的增长引起在此之前还是对它持漠然态度的另一大国的恐惧和敌意，或促使小国联合起来抵制它的进一步扩张。那些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或者由于进一步的中央集权统治而能更多地动员人力物力使作战力量增强的国家，可以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实力进行扩张，但却不能超过某种极限。　　当规模经济的增长与新的敌对国家或者敌对联盟的抵抗力量相当时便达到了这一极限。扩张的国家要么接受这一顶点阶段形成的、令人沮丧的平衡，要么试图组成它自己的打破这一平衡的联合阵线，如果它能够找到对此有兴趣的同伴的话。或者，抵抗一方要在战争中经受考验，于是，同一战略逻辑又将起作用，不论最终结果是胜利还是失败。若扩张的国家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仍处于成功曲线的上升阶段，它的胜利将引起那些刚遭受失败的国家或联盟保护的国家的恐惧与敌意。于是，扩张再次受到抵制。若扩张的国家失败，其失败程度则会因扩张国家新找到的、坚决抵抗胜利对手的友好国家而减轻；胜方如果是联盟，那么，由于抵御扩张需要加强联合而受到压制的内部对抗此刻又会重演，因此，联盟的胜利削弱了联盟自身。（按照反常逻辑的必然规律，彻底的胜利将彻底摧毁联盟。）　　除了直接参与对抗的各方，在每个阶段，受到影响的还有其他或大或小的国家。某一地区为抵御某一扩张国家组成的联盟本身就威胁其他国家，受威胁的国家就要设法与受联盟遏制的大国结盟，从而破坏争斗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对这些国家来说是失去了平衡。这些规则很简单，但是实际情况却非常复杂。当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的较多相邻国家参与时则结盟容易，顺理成章；当结盟者较少，且无密切交往时则联盟松散而突然；自罗马衰落以来的欧洲正是如此随着胜利与失败、扩张与退让间的相互转化而保持着分裂的状况。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更早的年代里，如有关材料所述的马其顿统治以前的希腊城堡国家的兴衰、以及后来由亚力山大王朝分裂出来的希腊语国家之间都有这种情形。我们所知的高卢人部落之间、莱茵河流域的日尔曼部族之间以及古意大利各小国之间的争斗都指示了这一反常逻辑在起作用。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结成了暂时的、局部的联盟以抵抗苏联的力量，同时，隐约之中亦有抵御美国势力的意味——如果欧洲比现在强大、苏联比现在虚弱，从而使美国的支持不再迫在眉睫，那么这种抵抗将更明显得多（即使仍没有发生战争的危险）。当然，这并非欧洲独有的战略现象。凡是了解德川幕府统治之前和更早期的日本历史的人，那些研究过中国古代战国史、近代军阀混战和各朝代交替时期的人，那些熟知英国人与蒙古人统治印度以前的印度各小国历史或其他部落和统治者所作所为的人，那些注意到当代结盟迅速、转瞬反目的阿拉伯世界及其变化无常的联合阵线的人，实际上凡是研究过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冲突国家和争斗部落行径的人，都可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力量均衡的概念解释这一切，甚至可以使用原用词汇而无须担心不合时代或有所曲解。 [ 注：“力量平衡和影响”这种术语第一次出现似乎是在弗罗伦萨使节和学者圭恰尔迪尼（1483-1540）的着作《意大利史》中；也许这一术语早已被前一代的亲王们、外交家以及欧洲雇佣兵队长使用。 ]　　鉴于战略范畴具有普遍性，需要对特殊情况加以解释。欧洲自许多世纪以来，甚至直到今天仍处于分裂状态，而中国过去有着长久的统一时期，并且在今天实际上也是统一的。在日本，军阀起落的状况最终被一个政府所结束。曾出现过战国割据的地方今天出现了统一局面，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德国也曾如此），当然，欧洲自身的这种经历是从古罗马帝国开始的，若没有扩张与再扩张，就不会有古罗马帝国。　　一旦中央政权受到削弱，即使是因为某个统治者个人的失误，战略反常逻辑便随即发生作用。注意到这点缩小了必须加以解释的范围，但并没有减少对此加以解释的必要性。实际上，答案就在战略之定义本身之中：在经双方同意进行治理的背景中，例如，在冲突和竞争受法律和习俗制约的生产与消费领域中，线性逻辑完全适用，而战略反常逻辑则根本不适用。因此，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可能的，而且无需竭尽全力抵制现状的解体及被其对立面取而代之。　　因此，按照自然法则根本无权声称自己合法的统治者和政权总是通过尚未受到挑战的世袭王朝的特权，通过一些超物质的手段或通过重新当选，永远不停地寻求自己的合法性。对于统治者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得到一系列既定法规的正式和长期认可，而不是因刚刚摆脱了毁灭性的动乱，或由于统治者个人的声誉，或是因五谷丰登而得到的暂时认可，因为只有前者才可以使他们的统治摆脱艰难坎坷和战略处境的逆转。　　世界仍存在少数世袭的统治者，更多的是民主政权；但是，合法性差、或毫无合法性的压制人民的政权统治之下的国家仍然太多，在那里，政治不过是不流血的战争，战略反常逻辑完全适用，并且提醒统治者需要时时警惕，处处注意以防自己的权势丢失。因而，即使在单一国家的管理范围之内也有各种大战略。　　至此，我们主要在战争背景中对战略逻辑加以观察。然而，战略逻辑的范畴不仅包括正在进行的战争，同时还包括在可能发生战争的环境中人类的行为。只要国家采取行动准备战争，或欲避免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迫使对方让步而非实际诉诸武力，那么，同在战争中一样，战略逻辑完全适用，而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手段。因此，外交、宣传、秘密行动和经济控制等手段除纯行政管理的方面外，作为同敌对国交往的要素均受到战略逻辑的支配。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导言　　我们已经看到了反常逻辑变化程序的顶点、衰落和转化这一连续过程是如何渗透在战略领域中的。它既制约着整个国家间的竞赛和斗争，又同样地制约着武器和对付这些武器的手段之间的最具体的相互影响，因为这种逻辑既在各种战争中又在平时的敌对外交中表现自己，既在宏观上表现自己，也在微观上表现自己。这种逻辑的共同源泉是敌对意志的不断发展的抗争；这种源泉是永恒不变的，但它所限定的因素却因斗争的层次不同而不同。具体某些武器和对付这些武器的武器在技术上的互相作用通常依赖于使用那些武器的部队的战术作战行动，依赖于这些部队本身的强弱点，而这些强弱点来源于与武器的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局限性全然不同的各种无形和有形的因素。发生完全独立的战斗行为是可能的（“突击队”袭击的含义也正是如此），但是各方武装部队特定单位的战术级行动通常仅是有许多部队参加的更大规模行动一战役行动——的附属部分，战役层次的考虑决定着战术层次的各种行动。在战役层次，这种逻辑所限定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具体的地形和部队部署此时不见了，而交战双方的作战计划的整个相互作用关系则成为主要的东西。　　战役层次上发生的事件在规模上可以很大，但绝不是不受其他事件制约；正像战斗仅仅是战役的组成部分一样，它们同样又爱整个战区各武装部队之间更加广泛的互相作用的制约。单个战投行动在攻防作战全局中的作用只有在更高的战区战略层次才感觉得出来——在战役层次很少能看出那些最高的军事目的，因为防御一方可能发动空中战役，入侵一方则可能忙于防空；发动进攻可能是为了更好地防守某条战线，而进攻战中常常要求在某些地段上采取牵制行动。　　整个作战的实施和平时的战争准备，又从属于最高的层次的大战略上所表现的国家总体斗争，其中一切军事性质的活动都发生在更加广泛得多的国内治理、国际政治、经济活动及其附属因素的环境之中。由于最终目的和基本手段都只有在大战略层次上才表现出来，于是在这一层次上确定军事行动的资源限额，在这一层次上确定军事行动的真正意义：即使最成功的征服也可能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成果，这一成果也可能因更强大国家的外交干预而被毁掉，甚或因国内的政治决策而被放弃；另一方面，甚至军事上的重大挫折有可能困为它引起的政治变革而得到补救，或者因为得到新的盟友而得到补救——弱者得助是势力均衡机制中常见的现象。　　战略的这五个层次构成了固定的体系，但是不可把结局一厢情愿地看成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变化的结果，因为各个层次是以双向的形式互相作用的，技术效果只有对战术产生影响时才算得上重要，而战术一级的行动反过来又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技术效能。正像战术上的许多事件构成战役级行动一样，战役级行动决定着战术事件的意义。同样，所实施的战役行动对战区战略产生影响，而战区战略则规定着战役的目的。整个军事活动则对大战略一级的事态发生影响，虽然整个军事活动的范围是由最高的大战略层次决定的。　　由此可见，战略有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在纵向上，各个不同的层次互相作用，在横向上，动态逻辑同时在每个层次中展开。前面的分析研究是从横向开始的，在需要提到这个层次或那个层次时只简单地提了一下，未作系统的阐述，以免在初次谈到军事行动中的反常逻辑及其有时出现的惊人结果时涉及问题太多。　　对战略的这五个层次搞出一套简洁的定义，每个层次的定义都用慎重严谨的言词表达并用适当的表格形式列出，现在看来似乎是适宜的。但是，我们的主题像人类生活那样是很复杂的，往往掺杂有强烈的情感，受制度、习惯和动机的制约；被每次冲突的时间和地点方面的不确定的具体因素笼罩着，所以用抽像的词句来搞一套有关战略诸层次的定义，只能抓往战略的肤浅空洞的形式，而抓不住其变化多端的实质内容。战术和战略的其他层次的定义现在已有许多种，但是对其中的任何一项定义稍加研究，便可立即发现一系列的例外。如果要想用繁琐的细分类法进一步下定义，来把这些例外包括在内，势必需要使用一整套词汇来提醒我们注意自己所使用的术语的含义，但却无论如何都无益于增进自己对战略的实质内容的理解。　　因此，就让我们的研究直接抓住战略冲突的本质，把战略分解成几个层次。在我们最后返回来对战略的动态总体进行研究之前逐一对每个层次认真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将揭示冲突现象的自：然层次的分界线。这样，当我们确实要下定义时，我们就不会摘出一套自造的堆砌词汇的东西来，而只是表述我们观察到的现实。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又举一个大型的例子——西欧的防御，在以后的章节中，逐个层次地对它进行探讨。一开始，我们可以考虑现今时常听到的一种观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联盟”）的军队能够依靠“高技术”非核防御力量成功地抗击苏联在欧洲的进攻，所以联盟不再需要现在已部署的昂贵的装甲与机械化部队，尤其是不再需要核武器，除非是为了劝阻苏联不使用自己的核力量。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第05章 技术层次　　目前流行的有关欧洲非核防御的各种建议，实际上强调的只是防御沿西德东部边境的大约400英里长的“中央战线”，这些建议都是以两种观念的某种混合体为依据提出的。一种是人们早已熟悉的用装备足够反坦克导弹的大量步兵对抗入侵的坦克与机械化步兵师的观念。 [ 注：除精锐的特种部队和高级机关的警卫部队外，目前苏联陆军全部由装甲-机械化部队组成。参见附录Ⅱ。 ] 在某些建议中，这些步兵属于正规部队，完全取代目前的装甲师和机械化师。因为这些装甲师和机械化师费用大，同时由于既可用于防御，而无疑地又可用于进攻，而被某些人说成具有“挑衅性”。在另一些建议中，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可由预备役部队组成，也可由民兵部队组成，隶属于现有的正规部队，用来组织新的第一线防御。　　另一种观念却不那么简单，主张充分利用一系列技术上的最新成就组成完整的“纵深攻击”系统，这个系统将包括有卫星或空中探测、通信系统、控制中心以及配有能分别瞄准目标的“分导式弹头”的远程导弹，能够发现数百英里以外的机械化车辆和其他移动目标并确定其位置，向电子计算机化的控制中心输入信息，此中心能立即作出攻击的决定，最后对所有的目标一齐攻击。所以，这类系统能够攻击运动中的坦克与机械化纵队，阻滞、打乱和消灭它们，并且是在它们远没有抵达前线，没有加强进攻的势头和火力时进行。　　在我们考虑这两种观念时，不妨可以设想自己心目中的敌人会怎样做出反应，进而设想越来越有效地使敌人失去作用或在策略上胜过敌人，从而迫使敌人从其成功的顶点上跌落下来。当然，也要设想这样做的时候要付出的越来越大的代价。但是，我的目的是揭示战略的一般作用机制，而不是考察这些具体建议的最终效益。因此，我们必须依次考察各个层次的静态状况，而不是考察单个层次内部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在分析复杂的问题中，我们有这样一个有利条件：我们可以先退回来讨论我们所熟悉的反坦克导弹问题，当然要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纵深攻击建议，最后讨论复杂的核均势问题。　　武器战　　让我们首先开始考察武器的对抗。我们设想每种武器都是由能干的人操作使用的，除此之外，在这一阶段我们不再需要了解其他情况。在对抗的一方，我们看到的是坦克和机械化步兵，它们构成了运动中的苏联军队的刀刃，企图突破盟军的防线。在对抗的另一方，我们看到的是携带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这些步兵可能配置在开阔地区，也可能配置在防护力较强的混凝土发射阵地内。但是在战略的这一层次我们不研究这一点，正像我们不研究苏军坦克的运动方法（不管是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运动，还是隐蔽而巧妙地前进）一样。在这一层次，我们所需要看到的仅仅是一枚反坦克导弹和苏军一辆坦克或步兵战斗车相对抗——而且是在一个一般的射击场上。　　我们知道，同坦克甚至同步兵战斗车相比较，反坦克导弹是一种非常便宜的武器，其成本可能相当于坦克的1%，或充其量相当于步兵战斗车的10%。而且，组织一个反坦克导弹发射组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但驾驶坦克却需要一个由3-4人组成的乘员组；步兵战斗车的乘员组也大体需要这么多的人，还不包括由它载入战场的步兵。不管我们对所需人力和寿命进行何种计算，这两种武器所存在的那种差别都进一步揭示了反坦克导弹的经济效益。　　其次，我们看到，反坦克导弹的制导系统可以有把握地把导弹导向攻击目标；如进行一些试验，我们可以发现其命中机会可达90%。其空心装药弹头将能轻易地击穿步兵战斗车的薄装甲，爆炸后产生的高速金属射流将能毁伤车内的一切设备和人。坦克可以采用先进的陶质材料的复合装甲和加强性保护设备，但是在我们所研究的静态状况中反坦克导弹也同样先进，其远距离发射的精确制导弹头足以击穿坦克的装甲。坦克当然可以用机枪和主炮发射火力，而步兵战斗车除了用机枪发射火力外还可以用小口径迫击炮或自动榴弹发射器发射火力。但是，反坦克导弹的射程比这些武器远得多（火炮与迫击炮除外），它很有可能在坦克炮手或战斗车上的迫击炮手确定射程实施准确射击之前，把目标摧毁。在夜间，情况同样如此，因为双方都使用夜视仪，而且实际上联盟一方的反坦克导弹发射架配备有更有效的夜视仪，能在周围光线较差的情况下较清楚地看清较远距离上的目标。肯定地说，坦克或步兵战斗车体积大，目标明显，因而更加容易被发现。　　从数字上看（我们在战略的这个层次可能观察到的一切都可用数字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全部反坦克导弹90%不会出任何故障，不出故障的导弹中有90%击中目标，击中目标的导弹中80%将击穿坦克的装甲，其中又有90%将使坦克内部遭到损害而动弹不得 [ 注：仅指不能动弹，而不是不可能修复的彻底损坏。 ] ，从而使累计成功概率达到58%。然后，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的估计：在我们一般的射击场上由双方能干的，不为感情所动的操作人员所进行的直接交战中，每辆坦克可在被击毁前击毁1部反坦克导弹发射架，每辆步兵战斗车可击毁2部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即消灭1辆坦克需要使用1.58枚反坦克导弹（每辆坦克的成本约相当于100枚反坦克导弹），消灭1辆步兵战斗车需要使用2.58枚反坦克导弹（每辆步兵战斗车的成本相当于15枚多反坦克导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反坦克导弹与装甲车辆的技术对抗中，其结果是对反坦克导弹绝对有利，并且有利的幅度很大。　　我们或许象某些人那样，到此为止，把这一技术对比结果作为最终的、充分的真理——就像我们在考察巨大空间距离上的反弹道导弹防御武器同苏联远程弹道导弹的对抗时可能所做的那样。的确，在对消耗比率与投资进行比较时，如果消耗比率比上面的优势大于投资方面可能出现的不均衡，则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足可以据此确定有关事情的可行性。然而，对我们来说，揭示反坦克导弹与装甲车辆对抗中战略的技术层次仅仅是探讨工作的开始，因为它所揭示的真理只是部分的、非常临时性的。肯定地说，技术层次本身是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而且现在比发展变化缓慢、技术能力的差别影响小得多的过去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像喷气战斗机，作战坦克和潜艇一类的现代武器，与不久前的同类武器相比，其差异之大是同一时代的任何两把好剑的差异无可比拟的——尽管在古代技术优势有时也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当匈奴人在4世纪末首次携带小型弩机出现时所发生的情况，弩机很短，适合在马背上使用，但是有空前的杀伤力。　　把战略的技术层次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并不是随意的。我们所揭示的（不是主观确定的）是这样一个层次，在这一层次内；战争的武器及其相互作用是能够从现实的某个特定方面观察到的。当然这是部分现实，因为所有其他物质的和无形的环境条件都是不确定的——但仍然是现实。这里所确定的技术层次肯定包括能引起军界许多人，特别是从事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专业兴趣的所有现实。在人们特别希望实现哪些方面的性能，以及在牺牲数量的情况下在总体上追求达到何种水平的性能等问题上，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肯定会收到从战略较高层次的考虑出发而作出的指示。然而，除此之外，他们的工作完全在技术层次的界限内进行，追求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技术目的，尽管他们所发展的武器将在战略的所有较高层次中表现自己的作用。　　尽管技术层次的发展所引起的后果在整个战略领域产生回响，实际上对人类物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产生着影响，但限定其范围的却只有抽象的科学理论，空洞的语言和数字。近年来，范围在十分迅速地扩大；但是在具体任何一个时刻它们都是技术人员不可突破的障碍；科学理论或“法则”可能随时被人们否定，但在它们被否定前，其权威是绝对的。相比之下，确定技术发展目标和范围的其他指导原则——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政治的——却并非如此。　　军人与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通常不怎么熟悉根据指示应满足的军事需要的具体方面。对于这类指示，技术人员往往只采取一种形式上服从的态度：他们很了解军事需要的短暂性，因为他们看到每隔几年就要出现新理论和新“战略”，而他们自己取得成果却要经历几十年。而且，技术人员很少全心全意地尊重上级所制定的那些军事需要，因为在他们眼里，上级对客观可能性缺乏全面的了解，自古代以来一直进行的技术人员的军事化，以及自18世纪以来军事人员所受的越来越深入的技术教育，并没有消除这种隔阂；两种人员分别服从两种不同的权威：应用科学的权威和非技术性的军事等级制度的权威。　　这样一来，不仅存在着一种因无知而产生的障碍，而且存在着一种因目的截然不同而产生的障碍。对于军事官僚机构来说，为了保持数量，它常常不得不牺牲一种武器所可能达到的最佳质量——部队数量减少意味着组织基础的动摇。另一方面，对技术人员来说，数量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质量最佳、性能最好的武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技术人员的雄心是建造最大型的和防护力最强的战列舰与射程最远的铁甲列车火炮；前者是按照预见到的海军需要建造的，而后者却完全不符合现代炮兵的要求，因为现代炮兵注重机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雄心勃勃的技术人员在多方面做出成绩，出现了一系列光采夺目的发明创新，其中有一部分具有直接的军事价值（如雷达和裂变炸弹），其他一部分在当时只有负作用（如德国的V-1、V-2和V-3型飞弹以及“鼠”式超级坦克）。今天，技术人员极力追求的是集中力量研制定向能武器、更大型的完全电子化的超音速战斗机、相当于巡洋舰吨位的核动力潜艇以及超级航空母舰。这一切所引起的效应，自然就是削减数量，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把数量削减到不符合战争实际需要的水平——以战斗机为例，其年产量只能弥补在大规模的空战中一个倒霉的上午可能损失的数量。　　目前颇为流行的一种倾向是，人们对那种不顾数量片面追求质量的作法深表惋惜，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但是战略的反常逻辑，不管表现在战略的哪个层次，都与这个问题无关，我们对那种逻辑可能提出的任何见解都不能用来指导人们做出选择。技术层次所采取的能引起某种反应的行动，有可能从许多比较简单的武器起步，也可能从数量少但比较先进的武器起步。相反地，正是线性常识逻辑对不顾数量片面追求质量的做法施加制约，因为质量逐步提高的边际效用，最终必定会在科学运用的范围内的某个时候下降为零——例如，用最先进的材料和用最新的工艺制造的极其优良的步枪，同根据同样的科学原理制造的、成本很低的普通现代步枪相比，其性能仅仅稍好一点而已。同样，表现在轰炸机、导弹、潜艇或其他任何可比较的武器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从整个战略领域的角度讨论问题，因为随着单位质量的提高，所获得的效能的逐步提高只能降到零，而不会降到零以下（只有在把可靠性一类的因素不适当地从质量因素中抽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降到零以下的现象）。相比之下，如果战略的动态反常逻辑决定着结局，某种武器质量上的提高就会在武器效能到达某一点之后使之实际开始回降。　　军人和技术人员两个群体中的边际成员，即关心技术的军人和关心军事的技术人员，时常设法调和军事需要与技术目标之间存在的矛盾。但是，当技术研制部门把成果最后交给武装部队时，这些成果的使用就要受主流观点和先前的体制利益（常常是先前技术发展工作方面的残余影响）的制约。当新产品与旧武器相比属于渐进式的改进时，随之就会直接发生军事上的革新；妨碍革新的只有偶而产生的阻力，而这种阻力经过一定时间便可能得到克服。但是，如果新武器是一种发明创造，如果以前没有类似的武器，则武装部队必须改变其结构，解散先前的某些部队，组建新部队来使用新武器。现有的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在决策机构中都有自己利益的代表者，准备组建的部队则显然没有自己的代表。于是消除这种冲突的办法就是扩大编制，而扩大编制的工作，总是因这种资源或那种资源不足（典型情况是在和平时期缺钱，在战时缺人）而受到限制。这种简化了的人人熟悉的革新所遇到的制度上的障碍，可以用液压原理来说明，扩编就象是安全阀，它可以根据压力的大小改变水流的速度，也就是调节着旧式武器让位于新式武器的速度。　　然而。革新可能不仅只有快慢之分；它也可能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根本不容忍技术变革的社会阻力， [ 注：日本最早于1542年引进火器，并很快在当地进行生产。到1575年，织田信长的3000名精选火绳枪兵（他共有10000人）在（爱知县）三河地区的长蓧之战中歼灭了武田家族的力量支柱——武田胜赖（m1963注：原文如此）的骑兵，大获全胜。参看乔治·桑塞姆着《日本史》（1961年），第263-264页，第287页。特思布尔着《上层武士》（1977年）第158-160页也对长蓧之战作了详尽的但无据可查的叙述。尽管普通士兵很快装备了这种新式武器，但上层武士们本身仍继续带佩刀，而拒绝佩带手枪，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随着这一整个社会阶层的消失这一特权标志被废除时为止。埃及的马木鲁克兵则更顽固地拒绝使用火器，他们甚至不愿让普通的毛瑟枪兵同他们一起投入战斗。当代也有类似的例子，比日本上层武士更甚，而颇似马木鲁克兵，这就是受飞行员左右的航空兵官僚们仍死硬地拒绝引进无人驾驶遥控飞行器。直到1982年以色列人使用这种飞行器获得了出色的战果（由于长期作战的紧迫需要，他们的飞行员反对使用这种飞行器的态度不太坚决），这种飞行器才开始得到广泛的使用，而且这些飞行器都是几十年之前就有的样式。 ] 也可能是那种应用不当。能够说明革新失败——而且往往失败得很快——的着名例子是1869年法国陆军在预料将同普鲁士发生战争时匆忙采用的一种机关枪，即后膛装填的多管机关枪。当时使用的都是单发步枪，这种机关枪却能每分钟发射300发子弹，至少在500码的距离上是相当准确的。这种机关枪十分可靠，如果用来射击无准备的步兵，是会有决定性作用的。它本来是由比利时人发明的，后来按照拿破仑三世的旨意，由法国的兵工厂在严格保密情况下组织生产，到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法国便准备好了相当多的这种武器。　　但是，由于保密的缘故，法国军队没有通过野战演习来检验这种武器，也没有进行过战术论证。由于这种机关枪太重，人力无法携带，因而放在一辆轻型炮车上拖载，使其看起来像一门野战火炮；由于步兵不能保障这种武器所需的大量弹药（在当时，每名步兵携带100发子弹就足够保障数周作战之用，而每个营只能依靠不多的马车运输物资，这些马车早已装满了帐篷、给养和行李之类的东西）、同时由于拿破仑三世本人是一位（世界级的）炮兵专家，所以法军把这种机关枪装备了炮兵部队。当战争来临时，法军炮兵自然把这种新武器当成火炮使用，就是说，把它放在步兵线后面较远的地方，结果由于距离远而根本打不着敌人，但其本身却极易遭到敌方瞄准法军炮兵线的反炮兵火力的袭击。 [ 注：参看A·M·洛着《从毛瑟枪到机关枪》（1942年），第66-67页；迈克尔·霍华德着《普法战争》（1968年），第36页。 ]　　如果期望法军炮兵射手会背离当时的观念，把他们的武器配置在步兵中间，那未免太过分了，因为那样做意味着是向17世纪正常行事模式的一种愚不可及的大倒退。要把这些新武器交给步兵使用就必须向步兵移交炮兵弹药车，而这种弹药车十分宝贵，法国炮兵是不会干的。结果，在1870年8月18日的格雷夫洛蒂战役中，普鲁士步兵向前推进到未遭普军反炮兵火力摧毁的法军后膛装填多管机关枪的有效射程内时，这些新武器使用一次装25发子弹的弹带，以每分钟射出12个弹带的子弹对普军步兵开火，那一天普军的伤亡多达20163人，其中许多是被这种武器杀伤的。 [ 注：威廉·麦克尔威曾作过有趣的阐述，参看他所着的《战争艺术》（1974年），第141-146页。 ] 可是，除此之外，这种机关枪对战争的结局几乎没起什么作用。假如这项革新不是遭致这样的结果，它很可能会使法军避免遭受灾难性的失败。　　政治家与技术人员　　在技术人员与军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而技术界与政治界之间所存在的不和谐则是永久性的，纯属于正常现象。对技术人员来说，国家的政治目的常常是那样遥远和模糊不清，以致很难进入他们的考虑之中。当权者在个别情况下突然从上面进行干预，下达要干什么或禁止干什么的命令。一位美国总统可能执意停止一项从技术角度看十分有希望成功的技术发明项目，原因是该项目与他的伦理观念发生了抵触，影响了他在公众中的形象。另一位美国总统则可能命令技术人员超越当代科学可能性去发展新武器，似乎政治决定和拨款能够左右和加速科学的发展。一个希特勒或斯大林式的人物可以把专政用到实验室和车间，宣布必须迅速造出弹道火箭或裂变炸弹。　　翻开历史，也不乏同样令人注目的从科学技术方面进行干预的例子，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1939年10月11日。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由当时早已着名的艾尔伯特·爱因斯坦签名的一封信和由另一位避难的科学家、当时还不出名的利奥·西拉德签名的一件备忘录。这件事完全是由西拉德出谋划策的。这两份文件都要求美国政府着手调查在某种军用装置内实现铀元素连锁反应的可能性。由于其他两位避难科学家尤金·威格纳和爱德华·特勒的帮助，西拉德的计划得以实现。威格纳和特勒后来都极负盛名，但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开车把西拉德送到爱因斯坦在长岛海滩的小屋：西拉德没有驾驶执照。据萨克斯留下的笔录记载，罗斯福在阅读那封信和备忘录时似乎是心不在焉，只是在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萨克斯才最后说服罗斯福认真对待那件事，说服中他举出了拿破仑拒绝资助富尔顿蒸气船计划的例子。 [ 注：见罗伯特·容克着《比一千个太阳还亮》（1964年），第106-107页。 ]　　从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推论来看，纳粹德国没有研制出自己的裂变炸弹纯属偶然。制造纺锤形呼啸着发射出去的火箭的前景激发了希特勒的热情，他对发展火箭技术的支持是慷慨的，始终如一的。而核物理领域则臭名昭着地由非雅里安人（除爱因斯坦外，还有西拉德、特勒、威格纳等人）把持，并因为这一领域打乱了明确的定规而进一步受到了纳粹思想家们的谴责。而且，在德国纯粹的雅利安人中，也找不出一个象西拉德那样执着地主张进行核连锁反应的人。 [ 注：德国主要的核物理学家（海森伯格和其他人）战后宣称，他们是有意地不发展裂变炸弹。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欺人之谈。 ]　　只有技术与政治之间的这种根本的不协调，才会使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决定这样偶然地作出。当然，即使没有西拉德出来引起人们注意，美国也迟早会着手执行自己的裂变炸弹发展计划。但是，如果希特勒对发展这种武器采取不同的态度，并决定最优先地发展它，美国的拖延推迟就很可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德国若在1939年着手执行此项计划，它肯定会拥有制造自己的裂变炸弹的物质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了戏剧性的科学战插曲，出现了阿拉莫戈多、广岛与长崎事件，此后政治领导人不应忽视缜密的技术开发所提供的可能性的思想便成为人们的一般知识的一部分了。在科学机构充斥于政府机关和武装部队的同时，总统、总理和部长们的助手班子内也增设了正式的科学顾问。然而，这一切在消除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的不一致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没有像原来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实际情况是，只存在着两类技术问题：一类是日常性的问题，对这类问题根本不需要作出政治决定；另一类是有争议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甚至科学家之间也持不同意见，其分歧之点门外汉一般是听不懂的。 [ 注：1983年3月里根总统宣布的“战略防御倡议”肯定是属于这种情况，这项倡议是在他作出了一项没有反映整个政府的、权威的、科学的意见之决定后宣布的。这似乎说明，只有科学能逃脱进行“科学”决策的种种企图。 ] 政治家仍然是国家这艘大船上的船长，军人们掌管着甲板上的武器，而技术人员则管理着机舱，驱动着这艘大船沿着不明的航线驶向未知的目的地。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第06章 战术层次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联盟在德国的防御情况，考察战略的自下而上的第二个层次中的反坦克导弹与其直接对手的关系。我们面前的情景现在变得较为广阔和充实。所谓较为广阔，是因为我们不再能把双方的对抗简化为一场决斗，而是必须考虑双方互相敌对的整个部队，它们所拥有的反坦克导弹组和装甲车辆足以在一次战斗行动中互相直接发生作用。所谓比较充实，是因为我们不再是在毫无特色的试验场上，对互相对抗的反坦克导弹和装甲车辆进行比较，操作人员也不再是只会动作的机械人。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地形和植被。德国东部地区的地形起伏不平，没有崇山峻岭，但有小山丘和谷地，至少有地褶（而这些地褶对现在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那里有隐蔽的接近路可供苏军装甲车辆利用，使苏军装甲车辆可以突然出现于对方反坦克导弹的面前，离这些导弹很近，从而剥夺了反坦克导弹较之机枪射程远的巨大优势。在特殊场合，可见目标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如此近的距离上，以致反坦克导弹完全失去作用。反坦克导弹射程远，但与之对应的缺点是它有一个最小射程限制，在射程限制范围内，无法及时使刚发射的反坦克导弹击毁进入这个近距离内的目标（反坦克火箭筒则无此种限制）。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植被情况。有利的植被便于反坦克步兵隐蔽自己，而且当然还不止于此。甚至稍有掩蔽作用的地形都可能使反坦克分队得到保护，至少能使其免遭直接瞄准射击武器的伤害。而且，如果战斗前有充分的时间（这是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通常可能要取决于战略的最高层次），就不仅有天然地形可以利用，而且还可以挖防坦克壕和构筑防御工事。使用铁锹和锯子一类的手工工具进行几小时的作业，就可能足以把暴露的山坡改造成为某种筑垒地带，包括隐蔽的发射阵地和有掩盖的工事，以防间瞄武器（榴炮和迫击炮）的杀伤。也有可能早已使用钢筋水泥器材（而不仅仅使用泥土）修筑好多道障碍物（用来阻断进攻之敌的前进道路）以及筑垒性质的发射阵地，从而大大增强防御的能力（这与马奇诺防线时代以后的所有偏见相反）。　　但是，如果他们的设防十分笨拙，如果发射阵地不能与自然条件正确结合起来而变成十分明显的目标，则设防工事便有可能使防御者遭受厄运：在战略的这一层次，这种情况本身就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术交战在很短时间内就可能结束。因此，我们看到，在短暂时间内决定成败的诸因素中已出现了一个与之有关的全新的因素——技能。这个因素不仅仅指武器的机械效能（它仅仅表现于技术层次），更重要的是指各方在每一次交战的具体环境中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地形和现有武器所需要的那种更加精巧的战术技能。　　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因素还有在装甲车辆内的士兵和与之相对抗的反坦克导弹步兵的素质和战术训练水平。他们能根据对前方敌情的观察，象偷猎者那样，目光敏锐准确如发现对自己有利的地形吗？他们能够迅速计算出如何使不同阵地和不同接近路上射界范围内的射击纵深与自己武器的有效射程相吻合吗？　　领导、士气与机遇　　技能是单个人员必备的一种素质，但是进行战斗的却是单车小组和反坦克导弹组。这就是说，进行战斗的是集体，不管它们多么小；因此，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个人的技能，而是整个集体能够有效发挥的技能，而集体技能的有效发挥主要依赖于集体领导者的才能。步兵反坦克导弹小组的组长是能做出最恰当战术决策的士兵呢，还是主张由部队所训练出来的听话的而不是有才干的士兵？指挥装甲车辆及装甲车辆乘员组的军官和军士是真正的领导者呢，还是仅是指挥系统中的上级的追随者？　　然而，没有甘冒风险的部队，仅靠有才干的领导者是远远不够的。一旦战斗打响，炮兵按程序实施炮火准备为冲击的坦克部队扫清障碍，机枪凶猛地吐着火舌，迫击炮弹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呼啸的子弹将树枝削落在地，横飞的弹片发出极大的震撼，大地也象内部爆炸似的将泥土高高地抛向空中；一旦装甲战斗车或坦克被击中，并开始燃烧起来或发生爆炸；一旦步兵反坦克导弹射手发现在一秒钟前还活着的同伴现在死去、受伤或被掩埋在废墟中——一旦战斗真的打响，我们便会发现，在决定战斗结局方面，甘愿冒险的军队远比有才能的领导者重要得多。　　人类的本能会使进攻中的装甲坦克乘员不时地停下来，利用地形掩蔽自己，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而不是不顾隐蔽的敌人和致命的反坦克导弹径直向情况不明的地段前进。同样，天生本能也会促使步兵在无情地向他们冲来的钢铁机器面前跑掉，而不坚守自己的阵地；反坦克导弹射手在这时会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他们手中武器的作用到底如何谁也说不准，而在几分钟之内他们被进攻的坦克履带碾碎却是肯定无疑的，除非在此之前能击中敌方的全部坦克，制止其前进。　　能够克服这种本能、确保战斗得以进行的因素，恰恰是军队力求通过队列教练（养成自动服从精神）、讲演、军歌和军旗（激发荣誉感）、军服和日常作业、奖惩措施等来养成的那些无形的素质——官兵的士气、整体纪律性和部队的凝聚力。就这些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又无法测定的素质来说，小部队的凝聚力通常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官兵们愿意互相为他人而战要比其他任何个人的士气能更加使他们经受得住战火的可怕考验。　　因此，在战略的战术层次上，技能、领导、士气、纪律性和部队凝聚力这些无形的因素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通常决定着战斗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单单依据技术层次形成军事力量对比判断总是令人失误的原因：仅就武器进行比较，虽然可以计算得极其精确，但它却排除了整个力量方程的大部分因素。　　还有一种因素强有力地影响着每种战术行动的结局，那就是机遇，亦即偶然性和盖然性。所谓偶然性是指部队因睡眠不足而疲劳过度，因食物不洁净而生病，或因补给中断而给养不足，因先前的战斗或某种致命性事故（如在匆忙操作杀伤性装备时常发生的那种事故）而产生极度恐惧等；所谓盖然性是指气象可能发生变化，等等。在中欧地区，一年大部分时间里都常常有浓雾笼罩地面。这种情况会使坦克和步兵战斗车突然出现于防御者的面前，使他们几乎来不及发射一枚反坦克导弹——即使他们听到被浓雾遮住的装甲车辆令人心寒的吼叫声后没有被吓退的话。　　攻防的不对称性　　由此可见，上述一切在战术这一层次都是很重要的，并且在其他形式的作战中都有与之对应的因素，无论是地上的作战，还是在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但是，地形地物、植被、技能、领导、士气、凝聚力和机遇真能对双方产生不同的影响吗？把这些因素纳入我们的考虑后，它们能促使我们修改在技术层次明确得出的结论吗？前面初步的研究结果是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在保卫中欧的作战中能够十分有效地对付全部机械化的苏军，这些因素能够改变这一研究结果吗？在每个问题上，答案都是肯定的。　　苏军装甲部队只需要向前推进，执行所受领的任务，大多数坦克乘员所要做的不过是操纵自己的机器，通过视野狭窄的瞄准具和武器射孔发射火力，他们在装甲的保护下和在机器吼叫声的影响下几乎看不到战斗的可怕景象、听不到可怕的爆炸声。为了沿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且能有效地利用地形，当然需要指挥官。但是，这种指挥可以由在纵队先头的初级军官实施，这些人要置身于炮塔之外，处于半暴露状态，势必冒更大的风险。　　进行防御的反坦克导弹步兵不可能仅仅通过机械的操作和在战斗意识不强的情况下有效地参加战斗。他们必须十分积极主动，十分警惕，透过偶然出现的或对方有计划施放的烟幕，透过浓雾，精确发现远距离上的目标；然后必须镇定地用瞄准具套住目标，最后决定开火时机。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虽然从最远距离上发射反坦克导弹效果最佳，但发射距离越远，死角越大，进攻中的坦克可以有足够长的时间隐蔽，以躲过飞来的反坦克导弹。发射后，反坦克导弹射手必须在导弹击中目标前长达数秒的飞行期间，一直用瞄准具套住运动中的目标。从准确发现目标到击中目标的整个过程中，反坦克导弹部队人员必须在自己的观察受战斗严重影响情况下，准确执行自己所担负的要求很高的任务，稍一走神就会失去对飞行中的反坦克导弹的控制。　　如果事先不修筑严密的战斗工事，在人体防护方面也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称性。在我们的静态研究中，装甲部队仅怕反坦克导弹的攻击；相比之下，防御者则怕能杀伤他们的一切武器，如火炮、机枪、迫击炮、榴弹发射器，尤其是装甲部队的支援火炮。防御者一部分会被消灭，另一部分会遭到杀伤，还有许多人被迫隐蔽起来，而不是进行观察以发现目标和向目标开火，从而在战术上失去作用。　　实际上，影响防御者的不利因素不仅是他们的观察，而且还有他们的心智。苏军进攻中的装甲部队是受在后面跟进的部队的驱使而前进的。除了前进有一定的方向外，其任务有一定的灵活性，指挥官与乘员的选择和命运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受整个防御部署的影响，而对于防御者的整个部署他们可能知之甚少，当然肯定无法进行测算。然而，防御者却有充分的机会进行测算：他们知道，即使在天候和地形条件有利，能见度最佳的情况下，他们的最大射击距离也不会超过4000码，如果苏军的装甲坦克仅以时速15英里的速度前进，则在其坦克和步兵战斗车冲入他们阵地之前，他们也不过只有9分钟稍多一点的战斗时间。如果薄雾使能见度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或有大雾使能见度受到严重影响，他们的射击距离和相应的战斗时间自然也就会相应地缩短。从理论上说，每个反坦克导弹发射组每隔大约30秒就能够转向另一个新的目标射击，平时在射击场上的训练中有时确实如此。但是在实际的战斗过程中，从发现目标到发射导弹，充其量每分钟只能发射1发，并且其命中率只有58%。　　因此，要想知道防线能否完全守得住或是撤退，逃走是否是逃脱死亡或被俘的唯一选择，防御者必须估计出敌方实际有多少坦克和步兵战斗车在接近自己；如果确知己方每个在敌炮兵、迫击炮和直瞄武器火力之下生存下来的反坦克导弹发射组将要面临的装甲目标达到5个以上，则肯定他们将在以后几分钟之内被消灭或丧失自由。由于所面临的敌人是苏军，由于他们的机遇使他们处于敌人的纵队企图通过的地区，防御者必须有最坏的准备：他们所实际遇到的坦克和步兵战斗车仅是敌人的一部分，更多的装甲坦克很快就会赶上来。正是因为苏军的装甲坦克数量多，所以才提出用反坦克导弹对付苏军装甲坦克的问题进行讨论。可是，对于在第一线前沿战斗的反坦克导弹步兵来说，战略决策所形成的战术局势是彻底令人沮丧的，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坚守阵地而有效地进行战斗，而是发射一两发导弹之后就主动迅速地后撤。　　由于上述种种理由，技术层次上的那些初步结论现在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我们分析战术层次上的对抗情况时，我们看到，防御者不再能够指望平均1.58枚导弹击毁1辆价值相当于100枚导弹的坦克，也不能再指望平均2.58枚导弹击毁1辆价值至少相当于15枚导弹的步兵战斗车，从而创造极佳的消耗比率——对步兵战斗车为1：5.8，对坦克的比率更好，为1：6.3。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大量的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在对敌人开火前被敌坦克出击前的炮兵和迫击炮以及直瞄武器的火力击毁；另一些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在几分钟的战斗期间由于受烟幕影响甚至捕捉不到任何一个目标；还有一些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因受周围爆炸声的震撼和气浪的冲击而丢失了被瞄准具捕捉到的目标。　　因此，在实际的战术交战中，防御者到底需要多少反坦克导弹发射架来消灭1辆坦克或1辆步兵战斗车呢？象中东战争经验所告诉我们需要10个或20个呢，还是由于在中欧地区能见度欠佳，而需要的更多呢？由于成本相差十分悬殊，消耗比率应当仍然有利于反坦克导弹，但是有利程度不再很大了。从战术层次上来看——当然仍属于临时性的——所提出的用反坦克导弹对付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的建议远没有初看起来那样令人鼓舞，尽管尚待放在战略的更高层次进一步评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的成功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有关人员的素质。在战斗中、士气、纪律性和凝聚力这些无形的因素几乎总是比物质因素更加重要，在我们讨论的这个例子中尤其如此。因为我们看到攻防双方必须承受的压力如此严重的不对称。　　由此我们发现，现时流行的那些建议的“好处”严重地依赖于先前看来只是行政管理细节一类的因素。反坦克导弹步兵将是哪些人呢：是从互相依存的朋友和邻居挑选出来的，经过认真业余训练的民兵，还是匆匆忙忙从全国各地召集起来的几年前曾应征在部队中服过役或者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指挥有方、由精选的年青人组成的精锐部队？还有，为什么富有的国家会指派它们的最优秀人员用便宜的武器同贫穷得多但装备精良得多的敌人作战呢？这样一来，在战略的战术层次上，我们就不仅遇到了偶然性与盖然性的问题，而且遇到了作战中的人的因素问题。我们还看到战斗是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如果天气和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用同样的人员和装备组织起来的、在同样的战场以同样的方式行动的部队，也不可能重复完全一样地进行同样的战斗，获得同样的战果。假定偶然性可以互相抵消，那么根据对许多现象（武器的命中精度、天气类型等）的观察而作出的盖然性判断，我们能够在战术层次上得出一般正确的结论；但这些结论仅适用于配备特定装备和具有特定人员素质的特定部队。　　因此，“战术”这一具体的战争艺术，明显而准确地体现在战术层次上，其应用范围不能太广，适用时间也不易过长，其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的性能和敌对双方的作战特点。采用某种方式攻击敌方的前哨阵地、截击敌空中飞机，还是打击敌海上舰船，就行动方式而言可能是英勇的，也可能是怯懦的，这都要根据双方作战特点进行具体分析。每当一件较重要的新武器出现时，就必须修改一次战术条令，使原先不可能做到的事变为现实，或使原来适用的变成陈旧的。人们现在阅读埃涅阿斯、韦格提乌斯或莫里秀斯的着作，仍会从中找到尚未过时的教导。可是，毋庸否认，这些着作中只不过是一些浅显易见的东西，并无多少深刻的内容；而且，如果我们阅读一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些枯燥无味的条令，我们会发现这些条令也是过时的。因此，战术纯粹是专业人员所关心的东西，正像主张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奉行这种或那种政策的任何规范的“战略”那样，只具有暂时的正确性（它与战略学本身不同，战略学不硬性规定任何事项，而是仅仅描述客观存在的永恒不变的现象，不论我们看到与否）。　　战术层次的界限　　在我们设想的静态交战格局中，双方都没有改变战术的余地，都没有经受会引起一方、然后又引起另一方作出反应的成功和失败。我们仅仅设想，双方的部队都是按照简单的正面交战战术行事，虽然也适当注意利用地形。在进攻的苏军装甲部队第一波和据守防御阵地的反坦克导弹步兵的最初交战中，这种设想当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防御者成功地顶住了敌方的进攻，这种情况终将引起敌方反应，敌方可能会用更强大的火力来压制防御者，或者用某种方法对他们进行包抄。防御者也可以作出反应，如利用所赢得的时间修筑预备阵地，派出巡逻分队，或者让敌方的车辆通过，然后从后方攻击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另一回合的对抗又会开始。　　然而，我们所谈的这些部队并不是独立的，它们不能完全自主地寻求实现自己的目标。部队在战术层次上所进行的整个战斗，以及当时部队的整个存在，仅仅是有关军队和国家当局的各指挥层次所谋划的更大规模作战活动的一部分，是各指挥层次制定使战术层次上的战斗发生的作战计划，以此实现更大目标。现在他们力图设法保持对作战的控制，根据战争进行情况制定针对对方的措施——有时设法支援已投入交战的部队，有时则干脆牺牲他们，更经常的是投入他们仍能控制的、尚未陷入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的新部队——以保证自己的目的得以实现。　　这样，行动和反应的相互作用现象就越出了战术层次范围。我们需要用一种与此十分不同的、更开阔的眼光来探讨我们的问题。这里，具体的细微末节的事情便失去了重要性，要考虑的是敌对双方军队的整个部署，而不是仅考虑双方直接对抗的部队。为此；我们必须上升到战略的下一个层次。在进入下一个层次之前我们需要指出，尽管我们研究的只是地面作战中的一个事件，但以往和现在的其他每种作战形式，包括海上作战、空中作战，甚至太空作战，以及不严格的所谓“战略”作战 [ 注：大约在最近50年期间出现了一种使用“战略性的”这一形容词的习惯，用以描述远程部队和远程武器，以区别于近程部队和武器。于是有所谓战略和战术轰炸机、战略和战术导弹之称。这个不幸的术语源于早期鼓吹空军制胜的人使用的词汇，经精心转换而来。人们首先把据说能依靠自己本身力量打赢战争的轰炸机升格为战略轰炸机，说明这些轰炸机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以区别于在此之前的作用：在此之前只起战术性作用，支援起决定性作用的部队）；然后又把这一形容词同远程属性联系了起来：因为某些轰炸机在某些地理环境中为了起到战略作用是需要作远程飞行的，这又反过采使“战术的”这一形容词被用来表示近程的意思。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例如，比利时要想轰炸新西兰使它屈服，必然要使用远程轰炸机；但如果它想轰炸邻国卢森堡使它屈服，使用战术飞机就足以实现同样的战略目的。可是，要是比利时要想用飞机猎歼新西兰沿海的潜艇——这完全是一项战术任务——这种飞机便非具有“战略性的”飞行半径不可。 ] ，也必定有自己的战术层次。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第07章 战役层次　　尽管在战术与战略之间这个层次上的诸多作战方法争显其能、各种交战场面威武雄壮，但在英语军语中却有个奇怪现象——没有表述这个中间层次的作战思想和作战行动的专门术语。与此相反，在欧洲大陆现代军事学术领域中，却有一个通用的并可以直译为“战役的”形容词来表述这一层次，特别是德国和苏联在其专用军事文献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极为常见，其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战役学。 [ 注：德语中为Operativ Kreigskunst（战役的兵法）；俄语中的Operativnoye iskusstvo（战役法）显然是从德语转引过来的。在美国军事行政用语中，例如在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欧洲战区）中Operations一词仅指一般的作战活动，既指战术的，又指战略的，也指战术与战略之间的。自从1981年我发表了《战争的战役层次》一文以来，由于以后美国陆军在其基本理论性条令（FM100-5号《作战纲要》）中采用了这一术语，这一术语遂为美国军界广泛接受。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曾企图引进含义相同的“大战术”（grand tactics）一词，但终未获得官方的承认，也未在英美军事文献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 它与战术学不同，战术学的应用范围仅限于指导特定类型和规模的作战行动（如步兵战术、空战战术、反潜战术等）。　　像在战略的技术层次上武器本身相互作用那样，像在战术层次上交战部队相互抗争那样，在战役层次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双方指挥员在作战指导上的谋略竞赛和战法较量（闪击战、纵深防御战、“战略”空袭战、多层次海军防空战）。尽管抽象化地对战役进行表述比较困难，但从交战的指挥层次、作战方法、行动规模等方面看，其轮廓还是十分清楚的。这就再一次表明，没有必要非给战役下个什么定义不可，我们需要的是从所有的战例中，揭示出战略的分层结构，掌握战役层次的含义及其在各层次中的位置。当然，战术、战役、战略层次的明确划分，要求对作战范围、手段等要素做出具体规定。　　从一个特定情况来看，对于一个原始部落来说，其整个军队是由拥有相同武装的武士组成的，他们始终采取单一队形作战，在实战中其战术行动、战役行动和战略行动自然是没有区别的。这样的部落不可能只遭受战术失败而不遭受战略失败，也不可能发明一种超战术的作战方法。与此相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为例，甚至在同一战区内也同时并存着十分不同的战役形式，从太平洋的两栖登陆战役，到对德国工业的“战略”轰炸，从诺曼底登陆起长达11个月之久的欧洲大陆作战，到由航空母舰特遣舰队争夺太平洋海上霸权等作战活动中，美军采取的战役方法也是极为不同的。　　规模和手段多样化是必要的条件，但仅有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如果战役层次本身具有实质意义，战役行动必须包含比战术部分的总和还要多的东西——这取决于既定环境中实行的战争方式，更具体地说，取决于它在消耗和机动的递变中所处的位置。　　战争中的消耗战与机动战　　消耗战是一种拼工业实力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仅仅把敌人当作一系列目标来处理，通过优势火力和物质力量的累积效果最终摧毁所有的敌方目标，取得胜利，除非敌人退却或投降终止了这一过程（通常都是这种情况）。作为一种作战方式来说，其消耗成份越多，越需要采用常规的目标搜索方法，调动和补给物资，同时反复使用战术手段，使战役方法运用的必要性也就越少。只要使火力能打到敌人的固定目标（堑壕、城市等），或能打到能实现自己目的的集中起来的敌军部队（而不是游击队），只要能够确保物质优势，只要能够正确运用火力并保持火力优势，胜利就会像数字计算那样准确和有把握。当然，己方也要承受敌方所施加的消耗。如果在消耗上不占优势，那么采用这种作战方式便不可能获得胜利。况且，无论就伤亡而言，还是就物质损失而言，即使能取得胜利，这种胜利的代价也是昂贵的，至于具体伤亡和损失程度则取决于敌人的实力。　　诚然，在实际作战中不会出现完全缺乏计策或智谋、完全拼工业实力打纯消耗战的情况，但消耗战成分很高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堑壕战，在那种堑壕战中，许多战斗都表现为双方势均力敌的炮兵部队之间的野蛮轰击；1940年，德国空军为实现击败英国皇家空军的企图有意地寻求同对方进行空战（在这一行动中，德国自恃自己拥有物质优势是一个错误，因为德国空军的作战距离远，英空军“喷火”式战斗机质量高，英空军飞行员素质好）；在蒙哥马利在阿莱曼进行的战斗及其后来所实施的大部分战斗中，敌军在被坦克冲垮前首先遭到英军占绝对优势的炮兵猛烈袭击，继而遭到步兵由正面发起的冲击；1941年-1943年期间德国实施的潜艇战，其目的是通过把盟国全部远洋运输船舶的总吨位降低到无法支持战争活动的水平来赢得战争的胜利；盟军在意大利的战斗（在安齐奥机动作战失败后），因最后演变成了一种正面“碾磨”行动而进展缓慢；盟军对德国和日本的空中轰炸，其公开目的是摧毁两国的工业，但其实际目标却是城市住房；诺曼底突破之后，巴顿曾极力反对艾森豪威尔实行广阔战线的进攻方案；1951年-1952年间李奇微在朝鲜战场上所发动的攻势中，地面部队在由东海岸至西海岸的绵亘战线上缓慢地向前推进，攻击被空军和炮兵有计划压制的中国和北朝鲜部队；美军在越南的作战行动中，敌军除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时刻外、拒不集中以免形成便于美军打击的目标，因此美军不断地通过扫荡把敌人向中心区驱赶，迫使敌人聚拢起来；最后是仍停留在纸面上的一种例子，即把城市人口和工业定为核袭击的目标，并以100%的摧毁这个国家相威胁，达到劝止敌人不要发动侵略的目的。　　在递变过程的另一端，是与出奇制胜相关的机动战。它是与目标的具体特点密切相关的一种作战行动，其目的不是寻求摧毁敌方的实力，而是通过对整个系统的破坏使敌方失去作战能力一—无论这里所说的“系统”是指敌军的指挥结构、他们的作战方式和战斗部署（如线式防线被突破或作战舰队的纵深防御被突破时所发生的那种情况），或甚至指某一实际存在的技术系统（如对雷达系统的欺骗，而不是强力干扰或实际摧毁）。　　相关的机动战之出发点不是发现敌方集结的重兵所在（因为那是发现大量目标的地方），而是避开敌方的强点，然后运用某种选定的优势打击手段打击敌军的弱点，无论是实力方面的还是心理方面的，技术方面的还是组织方面的。消耗战是一种准物理过程，它保证所取得的成果与所付出的努力的质量和数量成正比。反过来说，如果物质上没有优势，便不能取得作战胜利。而相关的机动战的成果取决于以下条件：是否准确查明敌方的弱点，是否达成突然性，行动是否迅速准确。突然性和高速度的适当结合乃是机动战获得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如果敌方有时间作出反应，他便能针对自己的弱点采取措施，免受对方正在实施的机动战所造成的危害。　　这样便会出现两种后果。其一，相关的机动战有可能使所获得的成果不成比例地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因而为物质上较弱的一方提供获胜的机会；其二，如果在狭窄地区用于所设想的敌方弱点上的力量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或者遇到了未曾预料到的敌方力量，则相关的机动战便有可能完全遭到失败。用工程技术人员的话来说，消耗战的失败是“故障弱化式的”（正象它的成功靠逐渐积累一样），这是因为它的每一次失误只能造成部分危害。例如，如果发生目标选择不当或没有击中目标的情况，只需要下一次再选择和攻击那个目标就是了，而绝不会因此而危害更大范围的行动。相关的机动。战则不然，它一旦遭到失败，便是“灾难性的”（正像它靠付出很少的代价就能获得较大成功那样），这是因为一旦判断失误或执行不当，整个行动便会遭到破坏。换句话说，消耗战是一种需要付出全部代价、风险较小的作战形式，而机动战则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一种作战形式。诚然，在机动战中，如果风险真的出现，所失去的只是相对较小的那部分力量，与希望获得的胜利相比是属于“低代价的”，但是按绝对数量来说，仍然可能是相当可观的。　　还有另外一种后果：由于机动战要求准确发现敌方的弱点，行动中保持高速度和精确性，以充分利用敌方的弱点，这种作战形式通常不允许任意采取以数量代替质量的作法。机动战将对质量提出严格的要求，只有在超过那些要求标准的情况下才可能允许以数量来代替，在任何情况下突然性和速度方面的要求都限制着这种代替。此外，在最后运用选择力量的实际接触点上，战斗很可能演变成为战术层次上的极端消耗战，尽管在战役层次上成功地避免了与敌方主要力量陷入交战。　　而且，任何作战活动都不会只采取机动战形式进行。与消耗战一样，整个作战行动中的机动战成分也会因不同情况而异，并且因此（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规定着战役层次的实施方法的选择范围。实施机动战越多，战役层次的地位越重要。下面举出一些机动战成分很高的战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5年遭到失败的加利波利两栖登陆战役——此战役的目的是通过对土耳其当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发动一次快速的进攻，而不是从波斯湾和埃及出发在战场上一点一点地消灭土耳其军队的方式，来迫使奥斯曼土耳其退出战争；（1942年以前）德军对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苏联实施的历次闪击战——在这些闪击战中，德军首先以步兵和炮兵从狭窄的正面上突破对方沿国境线布防准备对付敌方宽大正面进攻而组织的线式防线，然后以摩托化部队迅速实施大纵深突破，使对方的补给线、指挥中心和计划全面瘫痪；英美对德国潜艇战的对抗行动——利用德国缺乏远程空中侦察工具无法发现目标的弱点，将船只编成运输队，沿大洋狭小海域航行；1940年英军在北非发动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英军使用摩托化部队突破意大利军靠沙漠区的翼侧，切断了其沿利比亚海岸的唯一的交通线，最后得以击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意大利军队；1941年-1942年日本在马来亚发动的战役——此次作战中，日军一再通过丛林战和发动两栖登陆作战迂回包抄英军的海岸公路交通线，每次都迫使英军向半岛南端退却，最后击败了数量上和物质上占优势的英军部队；诺曼底登陆后，1944年7-8月间巴顿的第3集团军实施的大纵深进攻——第3集团军击败了德国军队，席卷了法国西北部；1944年9月盟军实施的那次不成功的作战（“市场-花园”作战）——这次行动的企图是采取同时伞降和滑翔机空降突击的方式，夺取一系列的桥梁，然后以英军装甲部队为先导实施快速的野战进攻，一直到达莱茵河旁的阿纳姆，再经荷兰从侧后入侵德国的北部地区（由于英军装甲部队行动迟缓等原因，这项作战任务未能完成）；1944年12月巴顿的第3集团军从南面对通过阿登地区向西推进的德军发起的翼侧反攻行动，盟军为破坏德国的战争经济而采取的不成功的行动——即集中力量轰炸德国的关键性工业设施，而不是一般性地轰炸德国的城市工业区；麦克阿瑟1950年发动的对朝鲜中部地区的反攻行动——通过仁川登陆切断南进的北朝鲜军队的后路，而不是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稳步地把对方推回原地；美军在南越采取的某些作战行动，如美海军陆战队实施的非常成功的但后来中断的农村防卫计划，它只用一小批海军陆战队人员就充分发挥了当地广大民兵的作用；最后是书面上的一种例子，即以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为目标的核袭击，这种核袭击与以全体人民为目标的核袭击不同，其目的是通过威胁摧毁对方对社会的集中控制，来劝止对方的侵略行动。　　战争准备中的消耗与机动　　至此，事情变得很明显，像在实际作战中一样，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政策中也同样表现出消耗与机动的内容。例如，我们可以在军用装备的研究和发展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如果按消耗方式行事，人们的目的是不惜成本确保技术优势，则研究和发展工作没有具体的战术或战役要求；其目标只是在最高开支限额内获得“最佳”的武器系统，这种武器系统的各种性能都要达到最理想的水平。　　因此，所发展的新装备必须是完全新颖的，以避免受旧设计的束缚。如此发展起来的新武器装备最后运到部队，取代了先前已有的装备之后，往往在维修保养上、辅助设备提供上以及对新武器的操作训练上引起很大的变化。只有在性能方面取得了真正重大的突破，所付出的这些开支才是值得的，当然这些开支要同研制工作本身所付出的开支加起来计算，所以必须在工程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才值得。这一切使得研究与发展工作的花销很大，并要求拿出充分的时间进行计算，制造样机，进行试验，再次进行计算，制造样机和进行更多的试验。最后，由于发展周期太长，只是偶然的巧合才使新武器的具体性能符合打击敌方特定弱点的需要，或者符合装备这些武器的部队的特定战术要求；可能那正是原来的企图，或者可能仅仅是技术目标在指导着整个研究与发展工作的进行。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在新装备拿到手之时，敌方原来的弱点很可能已变成了强点，与此同时，使用单位的作战方法也可能已发生了变化。 [ 注：当代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M-1型坦克。这种坦克的突出优点是使用一种创新的燃气涡轮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在最大行程内不需要加油的情况下有极佳的加速性能，但中途不加油的航程缩短了。到这种新坦克装备部队时，美国陆军的作战理论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战术机动性——在战场上冲击和爬坡能力——仍然是需要的，但战役机动性（独立运动的行程）已成为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使用普通柴油发动机最为合适。同样的，这种新坦克还使用一种新式的复合装甲，因而具有最佳的防护力；但是，装甲是根据旧的战术思想配置的：很大一部分用在坦克的前部，没有顾及全面防护的需要，而新作战理论强调全面防护。 ]　　而按机动战的方式行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得到某些技术手段，这些手段可以充分利用敌人的具体弱点，并符合为实现同一目的而采取的战术和方法的要求。为了及时做到这一点，即为了在所认定的敌方弱点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一般无法全面更新研制的新装备，必须采取改进现有装备或利用现有组件重新组装的办法。这些做法显然会对装备的设计造成若干限制，不利于充分利用科学和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而且，由于改进型的设计与原设计间隔时间短，还必须使新装备与部队已有的装备互相兼容，以避免在进行配套工作中花费巨大的开支，这又会给装备的设计进一步增加限制因素。最后应指出的是，这种做法不大可能搞出真正的重大技术成就（“技术突破”）。　　研究与发展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上述情况，在军事政策的所有其他方面也同样存在。消耗方式意味着独立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最佳的东西，不管在武装部队的训练上，在基地与设施的修建上，还是在采购新装备上，都是如此。而采取机动方式则意味着为了及时获得可利用敌人特定弱点和不足的技术手段而牺牲“最佳”的解决方案。由于这两种情况在现实中都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它们在整个军事政策中的相对份量通常反映了一个民族在国际格局中对本民族作用的看法。　　政策和战争中的民族风格　　那些认为同主要的威胁国相比，自己在物质上很强大或在资源方面很丰富（这种看法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当时的现实）的国家，一般地说会感到自己可以不受束缚地采取消耗战的方式行事。而那些认为自己在物质上比较弱（不管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的国家，则往往把它们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案搁置一旁，而首先着眼于如何利用其他国家的弱点。　　于是在军事政策方面，同实施战争方面一样，各民族便有着本民族的明确风格，这表现在各民族在消耗战——机动战递变的图谱上所处的具体位置。但是，很明显，这些不同的民族风格并不是体现于每一个人，人为的或环境造成的例外可能占据着重要地位（如1944年巴顿和他的第3集团军），甚至在短时间内起决定性作用（如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民族风格并不是来源于国家的永恒条件，肯定也不是来源于固定的民族特性。由于民族风格反映了有关民族在相对物质力量或弱点方面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民族风格取决于有关民族面对的具体敌人，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甚至发生猝变。例如，英国在到1914年为止的两个多世纪中一直采取相关的机动战方式来对抗欧洲大陆的大国，避免同它们的步兵交锋，而采取海军封锁的方法削弱它们，通过外交手段和黄金争取盟国。在英国的殖民战争中，外交同样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战斗中消耗战便明显地是主要形式——对付反抗的君主和不屈服的部落，英军不是巧妙地以智取胜，而是用队形密集的使用毛瑟枪的步兵与它正面对抗。以色列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中提供了一种迅速改变民族风格的范例。1967年后以色列自恃物质优势逐步放弃了相关的机动战思想，所以当1973年10月战争爆发时便主要采取正面进攻和线式防御——头几天交战中遭到的失败使以色列深为震惊，它又迅速彻底地改取机动战方式。 [ 注：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以色列军冒着极大的风险但非常成功地渡过苏伊士运河，在彼岸合围埃军“第3集团军”（实际上是由3个师组成的军）的行动，尽管埃军（“第2集团军”）对很大一部分近岸的控制权未受到严重挑战。与一切机动作战一样，最初阶段是要洞察敌方的有懈可击之处，在这次作战中情况颇为微妙：埃军司令部不能及时指挥控制整个战线上的部队。 ]　　由此可见民族风格是值得人们搞清楚含意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概念，但并不是体现于每一个人，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当发生变革时，在过渡期间民族风格就会变得不那么整齐划一，例如就像在我写这本书期间美国武装部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陆军因为与苏联陆军相比力量较弱而在西德中央战线采取相关的机动战作战方法，洋洋自得的海军陆战队却继续主要采取消耗战作战方法；同样，相对力量的确较强大的空军和海军也是如此。　　谈到这里，事情应当说是很明显的了：消耗战和相关的机动战并不只见于战役层次，而是见诸于战略的各个层次。之所以在战役这个战略层次上对它们进行阐述，是因为战役层次的重要性取决于相关的机动战成分之多寡。如果所讨论的战争行动从本质上讲属于消耗战，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堑壕战，则站在战役层次对战斗进行观察，那只不过是在战线的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重复出现同类性质的战术交战活动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从战役层次观察问题我们所能了解的东西仅仅同从战术观点上考察任何一次单独的作战活动一样。　　在所有其他作战形式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在不列颠之战的头几个阶段中，德国对英国皇家空军所发动的消耗战包括昼间对英国机场和飞机工厂实施轰炸，这些轰炸导致德国空军护航战斗机同英国空军战斗机司令部派出去拦截德国轰炸机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反复进行空战。其结局就是这些交战结果的数学之和，双方都没有战役目的（与战略目的相对而言），也没有战役层次的作战方法。 [ 注：战斗机司令部的军官们并不都对这一点表示满意，有的人主张在战役层次上作出反应。具体地说，空军少校道格拉斯·巴德和空军上校特拉福德·利-马洛里主张在德国空军轰炸机编队投弹之后，用完整的大队（它们不可能及时集中起来在敌机投弹前截击敌机）一起攻击德国的轰炸机，而不采取以单个中队在投弹前进行截击的方式。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利用德空军的局限性，即德空军最优秀的战斗机——单引擎的Bf-109——的短暂的留空时间。据他们计算，按每架战斗机平均，可以取得更佳的战果，因为投弹之后即使仍有Bf-109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大多数这种飞机会因燃料不足而不再能进行空战。参看最近出版的约翰·特雷恩的着作《正确的阵式》（1985年），第198-205页。 ]　　相反，当相关机动战成分占很大比重时，战役层次的作用就相应地变得很重要，无论是当代的战争实施，还是对以住的战事分析，情况都是如此。就这一点来说，最好的例子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进攻战形式——装甲闪击战。它值得我们详细地加以研究，这不但因为它继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因为没有其他作战方法像它那样如此明显地依赖相关机动战。　　闪击战：机动战的优点与风险　　让我们考察一下在战术层次内所进行的一次或一系列装甲大纵深突破行动，我们只能看到其总体中的毫无意义的并且的确令人误解的支离破碎的部分。我们可能看到由坦克、步兵战斗车和汽车组成的一个长长的纵队成一路深入敌区，几乎未遇抵抗地向前推进。除了在纵队的先头前进的坦克冲过敌方宪兵检查站或与沿道路向前线开进的敌方车队遭遇时需要进行警戒的小战斗外，我们看不到值得一提的战斗——如果说现在战争正在进行的话，我们所看到的必然会是长驱直入的胜利进军。看来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入侵者很快就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到达敌方的首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当我们透过望远镜仔细向别处观察时，我们会发现进攻纵队是怎样设法穿过敌方的前沿防线的，是如何越过沿边境建立的由军队和武器构成的坚固防御体系的。我们看到了在炮兵和空中火力的支援下刚刚打开的一个缺口。但是，这个突破口不过是一条狭窄的通道。在它的两侧，敌方仍有守卫防线的强大部队，这些部队确实被攻方沿整个战线配置的数量不多的兵力所实施的佯攻和小规模攻击弄得晕头转向，可能还受到攻方不规律的空中袭击的袭扰，但它们基本保持完整。现在，这条狭窄的通道看起来的确很脆弱；似乎两侧的防御部队只要稍微靠拢一下，便可以再次会合，封闭这个突破口。因此，我们可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实施纵深突破的长长的纵队径直往里闯，它简直是在自找毁灭。它已经远离己方牢固控制的前沿地区，它的补给仓库远在前沿地区之后。我们会看到大量汽车沿由“铅笔粗细”的进攻纵队开辟的那一条道路前进，向进攻纵队运来补充燃料和弹药。但是，我们先前看到的那些强大的防御部队一旦会合和封闭了突破口，进攻纵队的后方交通肯定将被切断。此后，进攻纵队中的坦克、装甲战斗车和其余车辆将会开始缺乏燃料。一旦进攻纵队停止前进，其极端严重的弱点便会暴露无遗：长长的车队处处有翼侧，根本没有防御正面，它的每一部分都容易遭到攻击。似乎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莽撞的进攻者似乎在自己动手为防御者取得完全的胜利创造条件；合围这样一支大部队应当说通常是很困难的，但这次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种有意地自我投入合围圈的情况——进攻者开入防守一方的腹地似乎是执意自己出动运输工具把自己送到防御者的战俘营。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抛开狭隘的战术观点，用更广阔的战役眼光看问题，整个情景便会发生根本变化。首先，我们发现，我们先前孤立地见到的大纵深突破纵队仅是多个这样的纵队之一。的确，每个纵队都来自十分狭窄的战线上刚刚打开的突破口，但是攻方各个纵队正在互相靠拢，在这种情况下，说不清谁在包围谁，因为各路突破纵队就像把一张饼切成许多份那样把守方的领土切成许多孤立的部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防御者如何做出反应，看到了下面这种关健而有决定意义的事实：防御者在突破口两侧仍然十分强大的部队没有互相靠拢封闭突破口；相反，它们接到命令尽快地撤退，以便在原来战线的后方纵深内重建一条全新的防线。显然，其意图是使用现有兵力在只有补给仓库、训练设施、非武装的运输纵队、宪兵部队、野战医院以及所有高级司令部的后方地区顶住对方正在前进的各路突破纵队的攻击。　　当我们把眼光转向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内部时，我们所看到的是极大的混乱和某种恐慌——当然这种恐慌是可以理解的：敌人的坦克正在迅速接近，可是准备在敌到达前重建起来的新战线仍然仅存留在作战计划图上。实际上，守方撤退的部队正在这场竞赛中遭到失败。无论如何，这些部队下定了决心执行所受领的任务，即确保对敌方的正面进攻进行坚决的抵抗。因此，步兵以连、营为单位配置在沿整个战线修筑的堑壕中；炮兵部队的加农炮和榴弹炮也是以连为单位分散配置于工事中。防御者的坦克（可能比敌方的坦克多，质量也更好），并不是成数百辆地集中起来，编成由数个师组成的坦克集群使用，而是分成若干小群，全部用来支援前线各个地段上的步兵。　　当这些依然强大的部队接到意外的撤退命令时，它们的指挥官和参谋机构会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怎么要在敌人还没有在他们防守的地段推进的情况下撤退，放弃他们千辛万苦经营起来的战线？他们尽一切努力来撤走部队，可是在几个月前动员期间用来前运（用接力运输的方法）步兵的汽车此时正散布在各地的运输站，分配给补给部队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没有足够的车辆一次把全部部队运走。炮兵部队所拥有的牵引车可把部分火炮拖走，而它们的火炮有很多原来是由铁路运到前线的。此外，除了坦克以外，指挥官们很难把正在射击和遭到敌人射击的部队撤走。诚然，他们面临的敌人颇弱，因为敌人的各路大纵深突破纵队显然正在别处实施主攻，但是，使已经投入战斗的部队退出战斗仍是很困难的。　　但我们仍然看到，防御者的部队到处都在撤退。它们正在退向大后方的新阵地，他们要将各个孤立的地段联接起来，形成新的防线。但是，当它们向后方撤退时，它们受到了阻拦和钳制。后勤部队在前线战斗部队撤退前就开始向后方转移，此时它们的重型车辆堵塞了道路。在距原来战线更远一些的地方，交通拥挤现象甚至更加严重；平民百姓也在乘小汽车、畜力车、公共汽车和步行撤退。后撤部队打通交通线（如果它们能够做到的话）之后，还要十分出乎意料地认真同敌人战斗。原来敌人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已派出了若干战斗群沿侧方道路向前穿插，现在它们正在伏击阵地上等待守方撤退部队的到来。这些伏击部队实际上人数不多，但是与之遭遇的撤退部队却无法了解它们到底有多大兵力。在任何情况下，与之遭遇的撤退部队在头几分钟内都会遭受严重的损失，因为对方可以在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向坐在卡车内的部队、由牵引车拖曳的炮兵以及毫无准备的坦克开火。如果撤退中的防御部队表现顽强，它们可能会通过战斗打开前进的道路，但是要失去大量时间，遭受很大伤亡，战斗后的疲劳会使撤退的部队士气进一步低落。　　还有一种使它们深感震惊的情况在等待着到达指定阵地的撤退部队。它们到达指定阵地后，发现那里一切都没有准备好——没有堑壕工事或火炮阵地，没有给养或野战炊事设备，没有供司令部使用的有线电通信设施，尤其是没有弹药堆积所，无法补充他们因缺乏运输工具而留在前线的那些弹药。造成这种无准备状况除了是因为时间不足外，还因为敌人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在前进中分割了后方地带，搞垮了大量运输和勤务部队，击毁了许多车辆，使其余的车辆七零八落；仓库和后勤支援中心也遭到破坏；由于敌人的战斗部队已插入后勤部队和后勤部队撤退目的地之间，它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到达指定的新战线位置。　　尽管如此，新到达的撤退部队还是开始驻扎下来；他们在抓紧挖掘堑壕，修筑火炮阵地，收集所能收集的一切弹药。敌人的飞机偶尔前来进行空袭，迫使战斗准备工作中断；杀伤一些人员，使更多人士气低落。给养是一个严重问题，迫使部队指挥官采取一种很古老的应急措施，即派出粮秣征集队到附近村庄征集能吃的一切东西。然而，局势似乎正在好转。司令部作战地图上所划定的线随着部队越来越多地到达指定阵地而正在变成实际的战线。但是仍有一些很长的地段没有防守部队，另外一些地段仅配置了一些小部队和建制不完整的部队。但不管怎样，一条新的防线肯定正在形成。　　然而，这一切都太迟了。大纵深突破纵队的先头部队早巳越过了新战线正在攻击后方勤务部队、基地与仓库，以及司令部机构，司令部的书记员、炊事员、参谋军官和无线电员被迫同敌人的坦克和机械化步兵进行绝望的战斗。守方再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守方的高级司令部必须设法重新部署战斗部队，以恢复对局势的控制。守方的一部分部队仍留在原来的战线上，另一部分部队在向后方开进中，或因交通堵塞而滞留不前。只有组成新战线的部队才能迅速采取行动，因此它们现在又一次奉命退却。它们可能想尽一切办法并有决心来执行这项命令，但是即使处于最佳状态的那些部队也无力超过坚定地向前挺进的敌人。　　这样，先前的整个痛苦过程可能要再次重现，直到散布在地图上各处，与支援部队联系中断、被切断物资补给、士气越来越低落的那些支离破碎的部队只剩下很少战斗力为止，只要他们与敌人部队实际交火，集体投降就会开始出现；摆在高级司令部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投降或大规模撤退（如果防御者原先控制了大片地区的话）。只有现在战术部分才再一次变得与整个战役行动一致起来，出现了一种令人十分感到意外的结局。在人们实际看到防御者的部队陷于混乱的无秩序状态以前，仅从战术上观察问题一直使人产生错觉，因为进攻者未曾采取任何措施来克服长长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在战术上所存在的那个极端严重的弱点。它们协调一致的结构和心理效应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只有在战役层次上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事后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防御者所犯的决定性错误是下令进行第一次撤退，而没有下令从侧翼对进攻者打开的狭窄通道发动攻击。但是，防御部队司令部绝不会有这样清楚的战役眼光。在起初以及以后的某些时间里，防御者不知道敌人突破战线还有其他什么企图，而只知道敌人是想把他们的整个战线向前推进。　　当然，守方司令部会接到这里或那里的战线被突破的报告。但是，在同时也会接到有关敌方沿整个战线实施的大、小规模攻击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在司令部作战地图上形成的作战态势实际上可以令人十分有把握地确信：敌人已经发起了一次全面攻势。敌人的进攻在大多数地区遭到了失败，获得成功的防御部队指挥官急切地报告他们在防御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通常是对他们所抗击的敌军规模加以夸大。敌人显然在少数地区获得了成功，但敌人只是在战线的一些很狭窄的地段达成突破。因此，可以预测，敌人将在战线的其他地段进一步发动进攻，以发展在若干孤立地段上所取得的胜利；或者，敌人可能因为翼侧十分暴露、非常危险、十分不情愿而又不得不把获得成功的部队撤回去。　　这样一来，一种径直的线性思维方式便左右了防御部队司令部的指挥官们的看法。他们自己所采取的战役方法是通过适当分配兵力来保护战线；它们会自然而然地设想，敌人也是想以线性方式作战，通过一次宽正面进攻把守方的整个战线向后推移。敌人还采取了强化守方偏见的策略，这也使守方的战役观走向极端：尽管敌人把最精锐的进攻部队集中在少数地段实施窄正面突击，或者部署在它们的后方组成长列装甲纵队，等待时机发动大纵深攻击，但沿整个战线敌人都或多或少地部署了一些部队，按命令发动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小规模进攻，或至少向防御者开火射击，作出他们就要发动进攻的样子。　　无疑，这种线性的战役方法通过多年的计划、演习和参谋院校教学的熏陶已经渗入防御者的思想，并牢牢地扎下了根。所以，当接到第一批关于敌人的坦克正从敌方战线出发向前急速挺进的报告时，似乎最令人可信的解释是：敌人已决定发动某种小规模的袭击。于是防御者便坐等这样的报告出现：敌人的袭击部队正在向他们自己的安全地区——和再补给地区——撤退。随着更多的报告到来，——这些报告指出，敌人的突破不只是进行小规模的袭击，在坦克的后面，还有敌人的机械化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大部队，疑虑便必然会在防御者的心目中开始产生。但是，这些报告也可能被搁置一旁，不予理会：这些报告毕竟不是来自战线上那些集中精力注视当面之敌动向的高级指挥官；相反，它们大都来自空军的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十分可能把己方的某个运输纵队同敌军混同起来），或者来自宪兵检查站、受到袭击后残余的公路运输车队与勤务部队、警察、村长，等等。现在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人们的神经十分紧张，所以各种不实的报告都来了：敌人的伞兵在到处空降，敌人的坦克不仅深入到战线的后方，而且已经到达根本不可能到达的纵深地区。　　此时，情报成了战争的最强大的武器。敌方的大纵深突破纵队正在尽快地向在他们作战地图上标示出来的打赢战争的目标推进，边前进边报告已取得的进展，而位于后方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则没有多大必要向他们下达下一步的命令。各纵队的指挥官们则在纵队先头乘车率队前进，在现场决定向挡住他们去路的抵抗部队发起进攻，或者绕过他们继续快速前进。位于后方的司令部一接到各纵队的进展报告。便进行整理，并随即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来，以显示突破的进展情况。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防止己方空军部队误炸已方部队，并有助于集中力量攻击可能企图阻止突破纵队前进或从其暴露的翼侧发动反击的对方防御部队。实际上，进攻者的高级司令部不需要大量的情报，通信联络大都是单向的，即从前线传向后方的，从后方的司令部发往各纵队的命令极少。　　守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防御者的指挥官们最后认识到敌方根本不是沿宽大正面发动攻势的时候，及时而准确地得到关于敌人大纵深突破纵队动向的情报便极其重要。如果守方司令部能够在战役层次上对展开的交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正确的行动方案——即封闭战线上的突破口，或者至少在推进的敌方装甲部队的后方设置路障，以阻断其物资的再补充——便会立即一目了然。然而，现在防御部队司令部的通信线路饱和，尽是发来的报告。这些报告有一些原来是很准确的，但现在已经过时了；另外一些报告则言过其实，还有一些报告完全是出于恐惧而无中生有。发来的情报要进行分类整理，以便据此搞清敌军的位置、运动速度、突破地段的宽度及敌军最重要的弱点。防御部队的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简直要被大量发来的电报淹没了，并且在他们努力摘清当时的真正情况时，情况又变化了，因为敌人在继续前进。甚至卫星观察、现代化空中照相和更加先进的通信系统也无济于事，这一点已在近年来发生的战争中得到证明。 [ 注：这正是1973年10月战争中以军越过苏伊士运河开始实施合围机动时埃军最高司令部所面临的情况。埃军及时获知以军在10月15日夜间的最初渡河情况，但错误地认为那只是一次小规模袭击行动，以军很快就会撤回去——的确，以军最初参加渡河的部队不到3000人，只有少数几辆坦克，而且这几辆坦克还是用轮渡运过河的。直到17日开罗才了解到以色列人在不断增援其桥头堡，但到那时以色列人已架起一座浮桥，一个齐装满员师已经过河。以色列人向各个方向派出了装甲部队，攻击埃军的防空导弹发射阵地（所以有报告说以军已展开成宽大的弧形战线发动攻击），但以色列主要企图是向北面的伊斯梅利亚推进，扩大桥头堡，切断运河东岸西奈地区的埃军第2集团军的部队同西岸埃军后方部队的联系。尽管埃军最高司令部不断接到大量容易引起误解的报告（这些报告是因为以军的装甲战斗部队挺进埃军力量薄弱的后方攻击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而促成的），但到10月18日它还是十分正确地搞清了以色列两天之前的意图，并调集部队加强了伊斯梅利亚地段的防御。但是，在17日，随着以军另一个装甲师渡过运河，以色列人决定停止北进，令部队掉头向相反的方向进攻，以切断苏伊士城周围南部地段第3集团军的后路。等到埃军最高司令部在10月19日弄清这一变化，原来的两次估计都被推翻了，于是心里没有了任何底数：它感到开罗本身已濒临危险，遂派出可供调动的预备队保卫开罗，而不是去攻击向苏伊士城会集的以军。参看哈诺奇·巴尔托夫着《护壁》（1981年），第482页及其以后诸页，他在该书中根据有关文件对此作了叙述。 ] 随着部队运动的开始，战争的迷雾也开始出现了。　　因此，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情报竞赛；它是将要进行的重新部署竞赛的先决条件。一方面，向前推进的大纵深突破纵队上报了各种报告；另一方面，防御部队司令部力求迅速处理所收到的情报，以便对当前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正确的——即使不是最及时的（“实时的”）——了解。如果防御者赢得了这场竞赛，即如果他们仍没有失去综合分析情报的能力，他们仍然有取得完全胜利的可能：如果位置适当，他们可以派出可调用的部队来攻击敌方突破纵队，并将发现这些纵队是有懈可击的——在战术层次上的确是如此。但是，如果防御者在情报战中遭到失败，如果在战役层次上所看到的局势仍然混乱不清，致使防御者无法及时选准实施反击的目标，那么只有全面撤退，重建一条十分强固的可以避免被大纵深突破纵队立即突破的战线，防御者才能有获救的希望。　　这样做可能会使敌人占领大片地区，但是如果前线战斗部队能够退出战斗，以小分队形式重新集结，并以比敌人更快的速度，迅速同新锐部队一起重新进行部署，建立起一条新的战线，如果真有大片地区可让与敌人，那么这样做至少可以继续有效地对敌人进行抵抗。只有进行大纵深撤退才有成功的可能——其距离要超过敌人一次跃进的突破深度，因为超过那个深度后，敌人的装甲纵队必须停下来等待补给机构赶上，补充物资和人员、维修车辆和进行休整。 [ 注：正如先前本书在另一场合所指出的，苏联拥有必要的纵深来对付德军的闪击战，而波兰和法国则没有这一有利条件，比利时或荷兰肯定更没有此种条件。实际上，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1941年的战局中，并不打算利用苏联在幅员方面的有利条件，而是随着德军向东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一线推进，在其沿途步步进行顽强的抵抗。到1942年夏，苏军便接受了教训。当德军再次发起进攻时（这次是在西南方向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油田进攻），苏军的撤退速度便超过德军的前进速度，因而得以保存实力，建立起新的坚固防线。 ] 换句话说，其结局不再取决于战役层次上双方军队的相互作用，而是取决于战区的地理纵深。要想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到战略的更高层次。　　再回到典型事例上进行研究　　在我们用很大的篇幅分析了相关机动战之后，现在我们准备返回到欧洲防御中的反坦克步兵问题重新进行研究，这次是从战役层次上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从技术上讲极为理想、从战术上讲适当（不能说得比“适当”的程度更高）的反坦克导弹防御如果真地可行，那么它在战役层次上也必然可行。我们还知道，对装甲车辆与反装甲车辆手段之间的对抗不能再孤立地进行考察，而只能与双方在战场上实际互相作用的各种力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些力量是：炮兵、防御者防守战线的步兵、进攻者的徒步步兵、能影响战场本身的空中力量、双方可供使用的直升机部队（可能采取突击队的方式使用）、可能修筑的各种障碍物与筑城工事。此外，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不太激进的方案——这类方案是要在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正面增加一个反坦克导弹步兵层次，而不是用反坦克导弹步兵代替装甲与机械化部队——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装甲与机械化部队，而且实际上这些部队是整个防御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战役层次上，多种因素互相作用。当我们对其中的一种因素——反坦克导弹步兵——的影响进行估计时，可以看出，我们在战术层次上观察到的装甲部队与反坦克导弹部队之间的战斗本身根本不起决定终局的作用，正像任何一场空中交战在争夺空中优势的斗争中或在潜艇与某支海军特混舰队的飞机、驱逐舰和潜艇之间所进行的任何一场捉迷藏的斗争不能起决定终局的作用一样。这是因为当我们扩大视野来观察问题时，我们看到，在苏军的第一批坦克和机械化步兵部队之后还有更多的部队，它们组成一支长长的纵队，准备等待时机突破防线。我们在战术层次上看到的情况仍然未变，但是它的具体含义发生了变化：正被反坦克导弹摧毁的苏军装甲车辆之所以在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让联盟的军队摧毁，因为这些苏军装甲车辆反过来也消灭了对方的一些反坦克导弹发射组，并消耗了其反坦克导弹贮备。坦克和步兵战斗车不仅发射弹药，它们本身就是弹药，大纵深突破纵队牺牲它们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当然，苏军希望突贯对方防线时被击毁的装甲车辆尽可能少一些，但是只要能打开穿过战线的通道，从战役层次上看战术结果——双方的“消耗比率”——是次要问题，当然这是在只有一条防御线的情况下。紧接着的大纵深突破进攻的成败，不是取决于整个进攻部队在进入对方脆弱的后方地区时是否损失了实力的5%或10%作为代价。　　现在，双方所采取的战役方法成为关键的因素。除一两个说明性的例子外，我没有对战役方法进行具体阐述，因为我的目的是分析。同战术方法用于战术层次一样，战役方法用于战略的战役层次，这些方法像医疗处方那样，它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谁同谁进行交战和在什么情况下进行交战。不过，由于我们在前面已详细讨论过一种战役方法——闪击战，我应再一次指出，只要消耗战是局部性的，而不是总体性的，就存在着空军的、海军的、甚至“战略性的”核战役方法，就像每一种战役方法又有各种战术一样。　　现在，双方所采取的战役方法成为关键的因素。除一两个说明性的例子外，我没有对战役方法进行具体阐述，因为我的目的是分析。同战术方法用于战术层次一样，战役方法用于战略的战役层次，这些方法像医疗处方那样，它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谁同谁进行交战和在什么情况下进行交战。不过，由于我们在前面已详细讨论过一种战役方法——闪击战，我应再一次指出，只要消耗战是局部性的，而不是总体性的，就存在着空军的、海军的、甚至“战略性的”核战役方法，就像每一种战役方法又有各种战术一样。　　现在再接着研究我们所选择的典型例子和各方所采用的战役方法的关键作用。我们已经了解到，进攻者正在设法取得闪击战的效果：破坏防御者的补给生命线和整个支援组织，迫使其撤离前方空军基地和核贮存设施；尤其是打乱敌方指挥系统的决策，把敌方的反击诱至错误的方向，并迫使敌军进行无组织的退却。 [ 注：在1939至1942年进行闪击战的年月里，对德国国防军来说，这种效果更多地表现在心理方面，而不是实际力量方面，因为它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大都由摩托车、装甲车、轻型坦克、半履带式输送车、牵引火炮、大量汽车和为数不多的作战坦克（每个装甲师有1个拥有100-150辆坦克的坦克团）组成。相比之下，苏军部队则拥有大批装甲坦克，每个一线坦克师的坦克多达322辆。 ]　　至于防御者及其选择的战役方法，我们也早已了解到，单单使用反坦克导弹部队进行单层防线的正面消耗战是不可能成功地抗击敌方大纵深突破纵队的进攻的，除非那条“线”是由数量极多的反坦克导弹组构成的非常宽阔的地带，而使导弹组达到如此之多又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消耗战是一种拙劣的作战方式，而是因为它的物资需求与任务的要求成正比，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支受到攻击的防御部队的任务都是很艰巨的，因为沿整个战线分布兵力的防御部队和在战线上狭窄地段高度集中兵力的进攻部队之间在数量上很不对称。当然，消耗战属于数学计算问题，它有可能获得成功，但只有在防御部署比仅使用反坦克导弹步兵部队所付出的代价大得多的情况下。首先，需要设置雷区、峭壁式反坦克壕和水泥拦障等类反坦克障碍物来阻止敌快速接近，使苏军开上来的车辆保持在反坦克导弹部队所能攻击的数量以内，使反坦克导弹部队的数量与这些障碍物的效果可以互相补充、互相替代。其次，作为另一种反坦克手段，需要修筑筑垒发射阵地，以确保反坦克导弹小组对被击毁的车辆的很高的消耗比率。当然，这样一种筑垒式的正面防御体系取决于正面的宽度，它就根本不再是战役层次的问题，而是属于战区战略层次的问题。没有比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本身代价更大的障碍物和筑垒工事，要想真正实现以导弹发射器代替既昂贵又被认为具有“挑衅性的”北约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以及实现更宏伟的目标——使实施核反击成为不必要的事，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不管反坦克导弹步兵的战术效果本身多么令人赞叹。因此，我们发现，从技术上看很有优势、从战术上讲适当的反坦克导弹步兵在战役层次上是无效的。　　如果我们接着考虑不太激进的那项欧洲防御建议——在现有的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正面增加一层反坦克部队，我们会看到，即使在打单层防线消耗战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价值。它的部分价值可以通过战术效果简单相加予以估量，即它能迟滞敌方的进攻，这种迟滞效果在敌方达成突然性的情况下对于争取动员时间具有很大价值（否则，价值就小些）；能够给敌方造成消耗，因为如果下面接着仍要进行机动战的话，则给敌人造成任何程度的削弱都将与作战结局不无关系。但是，如果制定一种防御战役方式，把机动部队的行动与新的反坦克导弹防御结合起来，则新增加的正面部署的那层反坦克导弹步兵的价值就会大于战术上的那些效果的总和。通过搞清敌方实施突贯地段上的大规模推进，通过继续防守敌方未实施突贯的那些地段，防御者可以创造一种格局，在这种格局中防御者的机动部队恰恰可以在战役层次上发挥比以往大得多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从侧方对敌突破纵队的翼侧实施反击，而这些机动部队本身的翼侧可以得到战线上仍保持完整的地段上的部队的保护。　　这一切当然是基于以下设想的：防御者要及时完成动员，或者通过正面防御充分地迟滞敌人，以保证联盟的机动部队离开营房进行集结，然后开赴前线实施反击。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会使整个局面比现时有很大的改善。如果有充分的预警时间来保证联盟地面部队的动员和展开，这些部队将会全部投入战斗，防守整个战线，而不是用来实施反击。如果敌人突然发动进攻，无法及时向前线开进的联盟装甲与机械化部队便只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正在前进的苏军部队迎面相撞，从而失去从翼侧打击进攻之敌的有利条件。　　因此，就不太激进的欧洲防御建议来说，由反坦克导弹步兵构成的从技术上讲享有优势、从战术上讲旗鼓相当的正面防御，从战役层次上看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同本可以用以增加机动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力量相比较，这种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这一点反过来又取决于反坦克导弹步兵的人员是如何配备的——是用从机动部队抽调来的宝贵的正规兵员呢，还是用现在几乎没有使用的预备役人员和民兵。因此，同样是那些组织体制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初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随后发现在战术层次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在战役层次上却变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了，当然这种重要的变化是基于不同的原因。　　由于反坦克导弹部队是固定配置的，从战役层次上看。在使用它们时只能采取两种方法：依靠本身组织实施正面防御和与担任反击任务的机动部队相配合。在正面防御中，反坦克导弹部队必须直接承受敌人的进攻锐势。显然还有其他一些使用反坦克导弹部队的方法，即在比正面防御更为有利的情况下使用。一种可能使用的方法我们前面已提到过，那就是弹性防御。只有在经过长距离的退却使敌严重疲惫而不得不在首次跃进后停下来的情况下，才可对敌人的推进进行认真的抵抗。另一种可能使用的方法是在战线的浅近纵深内组织防御，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建立多道抵抗线对敌实施逐次阻滞，也可以建立岛屿式抵抗阵地，不断地干扰敌人的运动，消耗敌人的兵力，掩护主要军事设施和城市。但是，这两种可用的方法都与战役层次无关，因为关键问题不再是双方交战部队的相互作用；不管是在深远后方的新战线上，还是在多道抵抗防线中或是在纵深防御中的岛屿式抵抗阵地，情况都是这样。相反，人们正在重新考虑的是联盟领土范围内的整个防御布局，提出了完全超出战役层次范围的一些问题。为了寻求一种适合联盟所有成员国需要的既便宜又不太迫切需要或完全不需要实施核反击的更好的防御方案，某个盟国的国土要准备遭受敌方入侵和战争的破坏。这样一来，北约联盟可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目标，不再把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领土防御政策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位置，建立起一种不要求每时每刻都保护所有成员国的所有国土的集体安全观念。显然，这是一项需要经每个盟国内部磋商并经各盟国一致同意的政治决策，而非仅靠战略睿智所能左右的事情。　　肯定地说，战略现象给予政治决策的战略后果以巨大影响，但是政治决策还会产生其他后果，国家领导人可能认为这些后果更加重要。如果战略问题上的决策是在文化、历史、经济或大选诸方面的考虑推动之下进行的，谁能根据战略上的理由说事情不应当这么干？对战略的理解可能对政治决策所确定的目的有作用，也可能没有作用，但是它肯定不会左右那些目的的确定。当然，甚至战略后果本身也可以仅仅用政治标准来估价：如果发现X将导致胜利，Y将导致失败，这并不意味着X必须成为政治上的最好选择，因为其他考虑可能决定了宁可要失败而不要胜利，任何战略上的真知灼见都对此无能为力。随着我们进一步考察战略的更高层次，我们将有充分的理由来牢牢记住这种差别。　　对整个战略的初步观察　　为便于自下而上逐步对战略的各个层次进行阐述，我一直把每个层次的横的方面——各层次内部作用与反作用的起伏涨落——看作是处于静平衡状态的。这不仅是对现实的抹煞，而且实际上是一种歪曲，因为各层次之间的垂直的相互作用不仅影响着每个横的方面内部所显示的战略的反常逻辑，而且也受着这种反常逻辑的影响，从而引起成功、顶点和衰落这一系列过程。如果出现一种新武器，技术层次上所出现的反应——通常以敌方搞出一种对付这种新武器的武器的形式出现——就可能引起战术上的反应，而战术上的反应又会引起战役层次上的反应。或者这样：第一种反应本身可能是战术性的，它所引起的反应可能是技术性的，然后又可能进一步引起战役层次的反应。显然，多种纵横相互作用有多种结合方式，但是最普遍的顺序是技术上的变化引起战术上的演变，战术上的演变又引起战役上的反应。机枪的使用曾使防线固若金汤，任何进攻的步兵都无法突破，而现在使用大批装甲坦克则可以将其突破，这本身就是一个例证。　　尽管我们对战略的各个层次进行的纵向考察还很不全面，但我们再也不能仅从横的方面对战略进行想象了，即不能仅把战略想象成波涛汹涌的大海；战略反常逻辑如顺逆流彼此对抗，为了寻求一种有可能的平衡而进行着永恒的搏斗。我们也不能把战略看作是一种多层的大厦，每一层都有着不同的逻辑。相反，我们必须在心目中把上述两种形象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大厦的各层不再是稳固的，而是在急剧变化之中，有时到达各层互相压在一起的地步，就像在冲突的动态变化的现实中纵向各层次的相互作用本身与战略的整个横的方面融合在一起而又互相发生冲撞那样。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第08章 战区战略I：军事方案与政治选择　　在战区层次上，军事实力与地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受战略逻辑的制约。就像从高空鸟瞰——更确切地说如通过卫星侦察军队的部署与运动一样，可以通过视觉实际感受到这一点。当然，在较低的层次上，战略的空间因素也是存在的，但在战术层次上，起作用的只不过是地形地物的具体特征；在战役层次上，地理因素也只不过为战斗提供了一个发生的场地，战役既可以在这一具体场地上发生，也可以在另一个具体场地上发生。　　然而，在战区层次上，某些特殊地域成了参战双方争夺的真正目标。战区的地理范围大可以囊括整个大陆，小可以只限于一个小岛。但如果不被政治界线所限定，该战区定被重要的地理障碍或距其它战区距离遥远本身易守难攻或易攻难守等隔离开来。无论构成战区的地域是个省份，是个国家还是几个国家组成的广阔地区，该战区必须自身构成一个独立军事整体，而不是更大的军事整体的一部分。 [ 注：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五篇第二章）所说，战区的特点是，在较大规模的战争中，其范围之外的军事行动不致发生直接的影响，而只间接地起到削弱或加强对手的作用。 ]　　战区层次的战略逻辑虽然从空间角度制约着敌对双方的相互作用，但这种逻辑完全不考虑有关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伦理属性，不管该地区是物产丰饶的宝地还是人迹罕见的沙漠，它考虑的只是具体的军事特征。正因为如此，毫不奇怪，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尽管完全知道战区的战略逻辑，却又常常将它忽略。　　以朝鲜战争为例，鉴于北朝鲜在靠近分界线的地区集结了强大的部队和大批坦克和火炮、北朝鲜的步兵有很强的纵深穿插能力，北朝鲜以突然进攻的方式发动一场高强度战争是极为可能的。不过，由于北朝鲜的庞大炮兵部队缺乏机动能力而难以延伸火力、北朝鲜步兵会很快耗尽战斗力和补给，这场攻势不会支撑很久，也不可能向南朝鲜境内深入很远。在这种情况下，战区层次上的战略逻辑决定了如果南朝鲜采取全面防御的对策，它的防御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如果南朝鲜采取部分防御的对策，它的防御必然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如果在战争之初南朝鲜在距分界线50公里以内的地区只进行机动防御，利用有利条件迟滞和伏击敌人然后有意后撤，北朝鲜继续前进就将自取灭亡。一旦充分动员起来，南朝鲜军队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以优势的力量发动反攻，一路杀回并越过分界线。由于北朝鲜的绝大多数防空武器无法机动，一旦前进和后撤中的北朝鲜军队脱离防空火力的掩护，就会遭到南朝鲜空军的重创。　　上述的“弹性防御”方案虽然绝对符合战区战略的逻辑，但却忽视了在此期间经两次争夺并被北朝鲜人一度占领的该地区的特点：这不是一片沙漠地区，而是一片人口稠密、一直延伸到汉城北郊的农业区。这个地区居住着800万朝鲜人，是大部分国家机关的所在地，并集中了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工业。鉴于朝鲜是个分裂的国家，两个政府都号称对整个国家拥有主权。丢失这片距分界线50公里的地区可能导致南朝鲜出现公众对政府信心的崩溃，军队士气瓦解，以至于南朝鲜所拥有的物质力量完全失去作用。因此，南朝鲜在制定战区防御政策时不顾战区层次上的战略逻辑，对整个领土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前沿”）防御政策，这是不足为怪的。战略的逻辑可以不顾，但由此而造成的恶果却是明显的。这种恶果的具体表现是：不仅安全上更无保障，而且防御上所付出的代价更大。具体对南朝鲜来说，不仅部队始终要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而且还需精心构筑障碍物和前沿工事，虽然花费很大，但结果仍不能在安全上确有保障。　　正为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战区层次上的任何战略逻辑都无法帮助我们确定另外一种主次关系。实际上，任何主次关系它也确定不了。这就如同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人人皆知，但它左右不了政治抉择一样。在一些国家可以容忍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却不能容忍高失业率，而在另一些国家，情况则正好相反。确定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关系的经济逻辑并不能确定经济政策。同样，在朝鲜战争中，战区战略的逻辑虽已表明了弹性防御与其代价和风险的关系，但战区政策却要求非弹性防御。　　欧洲的中央战区　　从战区战略的角度纵观全局、我们可以看到西德的领土从波罗的海和丹麦向南一直延伸到奥地利和瑞士边界。它西临北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与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有625英里的共同边界线。顺着东部这条铃型边界线向东转向奥地利边境。一旦接到动员令，比利时、英国、加拿大、荷兰、德国和美国的军队将从军营和基地开到指定阵地，“中央战线”就会从原来的抽象概念转变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中央战线”不是一条由各国部队比肩接踵所组成的人墙，而是一个沿一定地带部署的、互相分离的人员、车辆和武器组群。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坦克、机械化和轻型装甲部队（即“掩护”部队）将开到距边境几英里的地方，而其余的部队则部署在距离这些掩护部队几英里后的地方。即使这条战线不沿边界的曲线设置，它的直线总长度也要有600英里左右。鉴于奥地利的防卫能力十分薄弱，苏联任何进攻行动均能在这里轻而易举地通过，德国东部与奥地利接壤的地区也必须加以防护。　　到目前为止，在战略的每一个层次上，我们都对反坦克导弹步兵防御方案进行了讲座，现在我们可以对这种方案下结论了。只要考虑到北大西洋联盟所防卫的是一条漫长的地带，我们就能理解只有建立起最完善的防御工程，才有可能使沿一条战线设防的导弹部队守住防线。因为我们通过简单的计算便可发现，在这样的防线上，一旦两军在战场上实际相遇，那些便宜的、大量的反坦克导弹在数量上实际上有可能少于昂贵的苏联坦克和步兵战车。如果我们想象苏联进攻刚刚开始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参加进攻的苏联第一批部队向西德边境开来，这批部队共有7个“集团军”、几乎有1万辆坦克，还有很多步兵战斗车，很多火炮及各种战斗支援部队。 [ 注：目前，苏军驻东德（19个师）、捷克斯洛伐克（5个师）、匈牙利（4个师），波兰（2个师）的30个一线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师共包括10，500辆坦克，步兵战斗车的数量则更大。见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编《军事力量对比，1985-1986》，第26页。 ] 这些苏联部队向前冲击时绝不会稀疏地散布在一条与边界线平行的南北方向的漫长战线上，而是将组成4到5个纵队，以密集方阵而不是单列纵队的阵式由东至西向前推进。如果地形允许，这些密集方阵将宽达数英里。即使这样，我们仍可以看出遭受苏军进攻的地段只占整个600英里的战线的一小部分：这些纵队与狭窄的防御地段发生冲撞有的地段个别地方只有两条车道那样宽，其它地方也不会超过10英里。因此，即使一支庞大的导弹部队和成千上万的反坦克发射架部署在边境，在战斗实际发生的地方，快速冲击的装甲战车仍能很容易地在数量上占据优势。　　因此，通过计算消耗，我们可以得知，如果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以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进行防御的方案必定会导致失败。在导弹发射架不得不散布在600英里宽的正面上，而苏联却可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地方集中装甲车发动进攻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有其它的结果。 [ 注：人们普遍认为，东德和其它华约军队将与伪装成满员部队的苏军小部队一起，通过显示力量和佯攻的手段对苏联不想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中央战线的某些地段进行威胁；华约的诈术以后肯定会暴露无遗，但那时战斗可能已经结束了（顺便提一句，对忠诚性可疑的部队，那是一种比较保险的使用方法）。目前，在中央战线，可部署的反坦克制导武器发射架的数量为大约2100件，包括驻挪威和丹麦部队所拥有的发射架（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力对比》（1985-1986），第186页）。如果将联盟现在的机动部队（装甲、机械化、装甲突击队）全部改编为携带导弹的步兵，这最多可能增加到30万前线部队和6万件发射架（因为仍需要炮兵、防空兵、工兵和勤务部队）——而这些数量的部队根据现实的战术消耗比率推算，不足以经受战斗消耗，除非这些部队构筑远比导弹发射架更费钱的障碍物和坚固工事。 ] 当然，如果具有充足的机动能力，导弹部队可以集中，而且集中的数量可以压倒苏军纵队的集中。但仅靠卡车拖着这些发射架沿战线来回移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由于德国的分裂，这些卡车所要经过的边境地区已变成了前沿地区。让大量部队等候在后方交叉路口上，以便在某段防线遭到进攻时赶去增援的方法也是行不通的，由于摩托化导弹部队无法在旷野中机动，必须走大路，因此在运动中，它极易受到来自空中的袭击，并无法抵御炮火的袭击，因为敌方的炮火可以打到离前线10英里以外的地方。也许以增援对付敌人集中兵力的问题可以通过更及时的方式解决，即以直升机运送导弹部队，或在直升机上直接装配导弹发射装置，但这样做当然是要耗废巨资的。此外，直升机的防护能力最差，容易遭受苏军装甲师的各种防空武器的袭击，还将受到苏军密集炮火的打击。　　既然卡车既受道路限制又易被摧毁，既然直升机既价格昂贵又易受攻击，那么，要在敌人的炮火下保持机动能力，以对付敌人的集中兵力，仍只能选择配有良好的装甲、能在旷野上行进的地面战斗车。有了装甲和履带，这些地面战斗车当然能把导弹部队运送到需要的地方。这些战斗车还必然能够模仿现在的机械化步兵运载工具，而机械化步兵所配置的武器中包括了反坦克导弹。既然选择了装甲车、为什么不在部分装甲车上安装不必拆卸便可使用的武器？既然可以安装固定武器，既然火炮在近距离反坦克战斗中仍是最优越的武器，为什么要依靠那些既笨重又昂贵且射击间隔时间很长的导弹呢？于是恢复了坦克的地位。我们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常规的解决方案上来。这不单单是因为体制上的惰性，更重要的是因为战场的实际需要。　　如果有人仍坚持以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进行防御的激进方案，只要把地理范围看得再广一些，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当我们的目光扫过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这片辽阔地区之后再向苏联西部地区看去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7个集团军所构成的第一攻击波之后，第二个更大规模的攻击波正随即涌来，而且苏联国内更多的军队正在集结准备开赴前线（有关苏联军队的组成情况，见附录Ⅱ和附录Ⅲ）。尽管新增援的苏军不如第一梯队的苏军那样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人员齐整，但由于数量庞大，它们足以击垮筋疲力竭、消耗殆尽的北约导弹部队，即使他们能坚持到那个时候的话。　　但是，当我们最终取消了以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进行防御的激进方案后，我们又会发现一个使人焦虑不安的事实：一旦动员起来，苏军不仅能够粉碎导弹步兵部队、而且可以粉碎现在守卫中央战线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正因为如此，联盟仍依靠核反击作为补充手段。可以设想，即使苏联一方在开始阶段享有集中兵力的主动权和利用特种部队大量发动突击、渗透和骚扰活动的有利条件，假如北约能够觉察出苏联即将发动进攻的信号，假如不被敌人的欺骗和自己的错觉所干扰而相信了苏联即将进攻的警报，假如5个有关国家的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平时已做好战斗准备的北约部队应当能够顶住苏军第一梯队的攻势。北约的部队不仅从平时的营地开向预定阵地时会受到道路堵塞、空中袭击、桥梁被破坏以及苏军敌后突击队的伏击与故意牵制的影响，而且在头几个小时的战斗中，北约部队还必须准确判断出苏军的主攻方向，并协调好北约内部不同国家军队之间的反攻行动。联盟空军不可能帮很多忙，因为他们自己也马上会因保卫机场和进攻敌机而忙得不可开交。　　只有靠最有成效的指挥和史诗般的英勇拚搏，联盟才能抵挡住苏联7个集团军的强大攻势。而恰恰在联盟部队急需休整的时候，它却马上要迎战下一轮更大规模的苏军梯队的进攻，自己却得不到多少补充。不过此时联盟的空军应能给予较大的支援，北约在战场上的损失也可以部分地从战场得来的经验加以补偿，但很难指望，北约取得防御战的胜利。　　攻防力量的比率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谈及人们所持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任何进攻战斗中，从双方需要的部队数量上看，防御一方总是占便宜的。通常说法是，攻方要想取得胜利，它的部队数量应是守方部队数量的3倍。在战术层次上，这样说是对的，当一个连的防守兵力不需要前出完成任务时，可以挖战壕坚守防线，相比起来，他们杀伤暴露的进攻者比进攻者杀伤他们要容易。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需要破坏对方的堑壕防御体系，3：1的比率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在战役层次上，进攻一方完全没有必要非攻打某条防线不可，他可以采取简单的机动方式从防御一方的一侧或两翼绕过防线。如果防守部队仍守在堑壕里，那么防御则彻底失败；如果进攻部队停下来从侧翼或背后向他们发起进攻，甚至可能把防守部队消灭。另一方面，如果防守部队对敌人的侧翼包抄作出反应，就只能拉长战线，分散兵力；或者走出堑壕去截击攻方部队，使自己同样处于运动和暴露的状态中。如果守方部队采取的是扩大防御正面的方法，虽然总数量上以少胜多的比率优势可以保持，但在战斗实际发生的地段上，实力对比却可能使对方占据了优势。如果守方部队采取的是以机动对机动的方法，在战斗实际发生的地段，双方的实力均势虽然可以保持，但守方部队以少胜多的比率优势却丧失了。无论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攻方部队都不再需要用3个连或3个营去打败守方部队的仅1个连或1个营。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战场，防御一方在战术上所占有的比率优势在战区战略层次上也充分表现了出来。这是因为，法国的战壕防线从比利时海岸一直绵延到瑞士边境，其中没有任何中断，德国无法从翼侧绕过；当德军集中大部队向这条防线中的一小段发起进攻时，由于野战电话、卡车和火车的使用，防守的法军反击的速度比冒着炮火、穿过铁丝网、面对机枪扫射的德军的推进速度要快。因此，在战役层次上，法军同样保持了防御者在兵力对比上所占有的1：3的优势。那些在一战后支配着法军总参谋部的知识分子 [ 注：二次大战爆发时法军总参谋长莫里斯·古斯塔夫·甘末林将军就是例子。见罗伯特·杨在《法国统帅》一书中的评论（1978年），第48-51页。 ] 的确可以用数学方法证明，由于沿前线运动的火车和卡车的速度远比在炮火中徒步行走的步兵的速度要快，防御一方在集中兵力方面比进攻者要占有优势。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如何对抗进攻者首先发动进攻可能造成的有利形势了，这种有利形势无论防御者如何神机妙算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然而，要消除进攻者首先发动进攻造成的有利势态肯定还是有办法可想的，因为一条不间断的防线能够使在战壕中的防御者不被敌人从翼侧包抄，从而保持住战术上的有利地位。因此，防御者至少暂时能够以一当五或以一当十，直到增援部队赶到，正象可以无限期地以一当三一样。由此推论，只要德国人的母亲们不能比法国的母亲们多生两倍的儿子，法国人就会始终抵挡住德国人的任何进攻，除非法国人自己发动徒劳的进攻削弱自己。看来胜利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但为减少代价，他们还加了一个保险系数，即在和平时期就建造好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和坚固的火力点，以代替在炮火下临时构筑的脏肮的泥土堑壕和地下掩蔽部，并精心建造好炮兵隐蔽工事，以实施炮火反准备压制敌方的炮火，使之无法打垮己方防线的步兵，同时利用这些大炮打击进攻中的敌方步兵。　　正是上述这种令人深信不疑的线性逻辑使法国人建造了马奇诺防线。这条防线的确太成功了，以至于1940为躲避可怕的路障，深沟坚垒中的步兵以及永备工事中的炮兵，德国人发动进攻时取道比利时绕过了这条防线。从战略反常逻辑的观点看，马奇诺防线之所以没有起到保护法国的作用是因为它过分坚固，防线坚固过分则使敌人甚至不敢试图对它发起进攻。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马奇诺防线不那么成功，不那么可怕，反可能对法国好些，因为那样至少有可能使德国人向这条防线发动进攻而陷于阵地战的泥潭之中。实际情况是，由于马奇诺防线在战术一级被认为是无法穿过的，结果德国人在战区战略上采取了机动的方法，穿过没有坚固工事的比利时阿登地区一路直奔诺曼底海岸。　　一旦失去马奇诺防线作为改变力量对比的手段，建立在铁路和卡车对徒步步兵占有速度优势这一基础之上的防守一方比进攻一方在兵力集中方面占有优势的理论就被战役层次上的闪击战行动彻底推翻了。在闪击战中，纵深突破纵队以摩托化开进速度向前推进，超过了防御一方向翼侧集中防御力量的速度。由于参加闪击战的装甲部队大部分不怕炮火截击和路障阻挡，因此使普通步兵在战线防御中不但不再占有战术上兵力对比的优势，而且甚至在数量上也总是被对方所压倒。1940年的历史给我们带来了两个教训：应当摒弃无懈可击的马奇诺防线；貌似普通真理的一比三的比率关系其实只有在战术层次上才是适用的。但在人们的感情深处，却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感情倾向，我们只能感到惊异。　　战场核武器　　既然防御一方存在着固有的优势的想法不过是个幻想，丢掉这一幻想后，西方联盟防守中央战线的现行方案只能依靠“战场”核武器作为最后扭转颓势的法宝，以便在没有其它办法可制止防线的突破和崩溃时。把这一法宝祭起。通常，核武器只起劝导作用， [ 注：这个词包括各种形式的“劝行”和“劝止”，这一问题留待第三部分讨论。 ] 不会被实际使用，我们将在更高一个层次的战略中讨论这一问题。不过现在，让我们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探讨核武器的作用问题。　　按照洲际核武器的标准衡量，战场核武器的爆炸威力和辐射效果是相当轻微的。 [ 注：众多的洲际核弹头或核弹的爆炸当量相当于100万吨TNT炸药（百万吨级），而大多数战场核武器的爆炸当量只相当于1000吨TNT炸药（千吨级），或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能量的1/14，在长崎爆炸的原子弹能量的1/19。冲击波、热辐射效应和直接辐射效应都相应减小。除强辐射装置（中子弹）外，通常打击地面部队目标主要靠冲击波的效果。 ] 战场核武器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如短程导弹、核炮弹、核爆破装药以及类型更广泛的机载核炸弹。战场核武器为我们提供了实施破坏性较严重的反攻行动的便利手段，它使我们能够在技术层次上对付蜂拥而至的苏联军队。联盟的现行政策是，在前沿战斗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地以非核防御对付非核进攻，但如果苏联的军队继续源源不断到来，北约的防御系统抵挡不住苏军的进攻，那就要使用战场核武器。　　在1952年和1953年，当美国的战场核武器最初部署时， [ 注：由于种种矛盾的阻滞因素所造成的惰性，联盟仍保留着50年代的一种武器。这种射程为40公里的“诚实约翰”导弹首次部署于1953年，至今仍被希腊和土耳其军队所保留。见伦敦国标战略研究所：《军力对比：1985-1986》，第85-86页。 ] 它的效果迅速呈曲线上升。这些战场核武器很容易与当时的前沿防御计划结合在一起，因为在那时，盟国只在纵深很小的地域内零散地部署一些小部队就几乎构成了一条真正的战线。但这种在技术层次上对付苏联战区力量的措施很快就到了它成功的顶点，因为50年代后期，苏联军队也有了自己的战场核武器。这样，如果北约司令部试图用核武器打击苏军的入侵纵队以保卫被苏军突破冲垮的某些地段，苏军司令部也会用自己的战场核武器在盟军防线的其它地段打开缺口作为回报。我们暂且不考虑双方以后还会使用其他什么样的核武器攻击敌方地面参战部队以外的目标，只设想一旦联盟使用了战场核武器，对方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然而在这种场合下，行动和反应不是互相抵消的：一直使用了核武器，苏联军队再也不能得到这些欲占据的领土，因为这里已变成一片废墟。这样，如果联盟能令人信服地宣称在需要的时候将使用战场核武器，它就能够劝阻苏联不再发动旨在征服领土的进攻，因为如果发动进攻，除了非核性的失败或导致核战争外，不会再有其它的结果。在使用劝导政策的时候，掌握事态发展的总是对手那一方，必须使对方的领导人相信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是真的，并使他们认识到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与所要受到的惩罚相比得不偿失时，劝导政策才会生效。这种情况使得靠劝导政策得到的安全不如用实际防御能力得到的安全来得可靠。尽管如此，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仍比骑兵团甚至装甲师的威胁作用更显着，因为核武器的战术效果远比其它武器的战术效果确定，能够精确地作出预测。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劝导政策的效果要受到动机的制约：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是为了征服而是出于绝望向联盟发动进攻，他们也许根本不会顾忌在中欧地区出现一个核毁灭地带。非法的政权总是不稳固的；我们可以作这种设想：如果东欧的大暴动将波及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的边疆地区，而这场大暴动恰恰是由于西欧的自由和繁荣所引起的，这就有可能促使苏联领导人选择入侵来窒息这场大暴动，通过向人们展示一种比继续受压迫更糟糕的前景以消除不安定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