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告诉他们，自3月28日以来，总裁室里人人心情紧张。他们自觉龙泉会议上进行了透彻剖析，定下了活命指标，拿出了整套方案，此刻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心情应当比较平静。但他们又惧怕这平静，希望有一种类似陈毅在黄桥战役前坐在那儿下围棋的劲头。他们却又做不到。　　他们现在紧张而烦躁，而非陈毅那样对整个战局有把握：“对客观情况，对今年市场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看不到底；对主观情况，对我们内部队伍的状况还很不放心。所以能不能按预定部署，打个漂亮仗，能不能度过今年的风险，我们心里还是没有把握。就是说金色鲤鱼在这个阶段能不能跃上龙门，我们依然是担心的。跃不上，将会元气大伤，后果如何，现在确实还不好设想。”［3］　　形势的确逼人，联想的利润既然来源于自制产品，那么中国开放市场便会对联想构成致命威胁，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韩国的微机将大举入侵，国内计算机企业也要“搞活”，内忧外患一起到来了。柳传志其实并不担心内忧外患的威胁，他和李勤为联想制定了“跃龙门”的计划，觉得只要挺过两年一切风暴都将无法吹倒他们。但是，他现在担心他的队伍是否能够执行他的计划，是否能够拼命抢住市场份额，是否愿意付出主动降低利润率和甘冒风险的代价。他看不清楚。　　他已经感受到了海外电脑的入侵，几天前他们派去参加银行工作会议的人告诉他，他们给银行系统的电脑报价比台湾的品牌机高出了2000元，昨天他又拿到了机械电子部的通报，说是计算机行业2月份较之1991年总体利润下降了26%，其中长城公司下降了53%。他有些庆幸地说：“营业额上升了，利润大大下降了，是多卖了东西，多赔了钱。这点充分说明风来了，打到的不是我们。”　　但是联想早晚会被打到，柳传志在香港时听到一位台湾电脑商说决心到大陆争一争，“用北京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感受到了压力，他知道内地的计算机利润厚，本来进不了内地市场的厂商现在冲进来每台挣100美金他们就感到满意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每天都有香港和台湾电脑公司的办事处出现，他们一下子就给内地的计算机市场造成了价格混乱。　　柳传志感到不安。联想电脑至少得获15%毛利才勉强可以活命，其中包括的税，5%的维修费用，1%的培训费，1%的宣传广告费，发工资、吃饭、坐车开销也少不了。“这就让大家也感到海外的黑色风暴刮进来的那种滋味。有可能今年内地整个计算机市场将呈现一片混乱的场面。”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8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8节作者: 迟宇宙　　价格战终于到来了，长城这样机制不灵活的企业首当其冲，损失将更严重，但市场才不在意你到底损失有多严重，超过了临界点就得完蛋。龙泉会议才过了半个多月，刘金铎就告诉柳传志说确实没有想到风暴真就这么快地来了。但有人认为柳传志对形势估计得有些严重、危言耸听。他们说：“柳总说得跟真的一样。”　　的确跟真的一样，只是他们没长上敏锐的触角。他们不知道柳传志已怀抱背水一战的念头，不知道柳传志担心“闯不过这个关，就会窒息而死”。　　柳传志给他们出了主意，要他们打主动进攻仗，“抢在前头，减价在前面，扩大数量力求保证利润的绝对值”。他告诉他们不必去力保利润率，其目的是为了抢1992年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这是唯一选择，怕是没有用的。”他说。　　吕谭平在那天早晨给柳传志打了个电话让柳传志稍微宽心，因为前者从芝加哥的展览会上拿到了6月份超过20万的板卡订单。所以他稍为兴奋地安慰北京联想的干部们，说去年香港联想赔了1700万主要是为保住市场份额和供应渠道。“今年带来的结果，形势之好简直说不清楚……也就是说把困难顶过去以后，后面前景如何很难预料。”［4］他暗示他们，北京也要这么干。　　柳传志是动员，李勤的任务则是安排和部署，多年来柳李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形而上的事务由柳负责，形而下的行动由李来部署。种种因素结合而形成的罕见压力，才最终造就了这一切。　　李勤告诉“干部”们，现在已不再是紧迫感和危机感的问题了，“残酷竞争的黑色风暴已经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想躲也躲不了”，他们必须找到制胜的手段。　　他们面临的竞争对手已经不仅是内地的大企业。如果说1991年他们在国内竞争对手还是长城和浪潮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变成了台湾公司。台湾企业的比较优势是其价格，联想的比较优势是其服务。但一切都在转折，已经有台湾公司与内地公司进行合作，以彰显其价格优势改变其服务劣势。平凡一年的插曲(3)　　内地的大公司此前的优势还包括各种行政干预等特权，但邓小平南巡后其急于改变运营机制的诉求爆发了出来。有一次机电部常务副部长曾培炎希望联想去搞活机电部的一个下属厂，承包它后挂联想牌子也行，当总经理也行，只要能搞活。李勤还听到消息说，机电部领导称AST机器那么好卖他们也要卖。“这说明企业只要赚到钱，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如果把这些机制真正放活，我想大企业的优势就等于原来的大企业又添了翅膀，所以人们把它形容为猛虎下山。”［5］　　李勤的目的是给联想的干部们打气，他安慰他们说联想最大的优势是有一支他们这样的队伍，他们有能力去贯彻总裁室制定的策略，他决心“让大家都担担子，都担风险”。他承诺总裁室会进行管理突破和权力下放，但他希望那些人从发挥新运营机制的角度去看权力的转移，“可不是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你弄不好，有了权力的同时，也是你丢失这些权力的开始。”　　照例是大家的一番发言和争论，照例是典型的联想风格，道德感极强，凝聚力则看似极其旺盛。第二天，在会议结束前，李勤和柳传志照例要各自进行一番总结，通常李勤的较为繁杂细致，柳传志的总结则简短感人。　　李勤给那些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周晓兰从厦门打来电话，厦门的工商银行机器选型，原来根本没有联想，她听说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了，不但争得了参会的资格，捞到了发言机会，她通过公关还赢得了协议。周晓兰为了赢得协议，从晚上7点跟人跳舞到12点，从最高领导跳到普通办事人员。刘金铎打电话说她是公关小姐，她说自己是公关老太太。还有一位陈姓小姐，在中关村一家香港公司的办事处工作，销售业绩很好，她的手段就是不论白天黑夜地去游说。　　“我们今年要完成指标取得胜利，没有这种拼搏精神是不行的，”李勤说，“这种锲而不舍的公关态度，这种拼搏精神，应当是我们最核心的东西。如果这个会后，有这样的精神，我想这个风暴来得再猛我们也能度过。”［6］　　在柳传志进行总结之前，我们有必要说明，柳始终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人，他的道德判断往往凌驾于大多数人的道德判断之上，更严酷苛刻。他用道德约束将各种背景下联想局离心的倾向拉回来，使过分向心以致保守的力量重新回到开放的视角上。在联想，柳传志是一个人，却又像一个神话人物；是总裁，却又像一双控制整个联想局的手。这是不大符合历史潮流，却又似乎先前早已注定好了，要让他来解决很多问题。　　“7年多的历史之中，我们总裁室这个班子迎战各种风暴，大大小小不知多少次，有时来势很凶猛。风暴过去之后，都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有时候觉得跟后面的部队离得很远，好像主要是前面几个人在拼，跟大家讲的时候觉得好像不是特别近。今天这个会，使我们感到大家是紧紧团结在一起，销售系统同志勇敢往前上，后方的同志说，你们上，我们在后面顶住。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使我们在做决策或者是和大家共度难关的时候，劲头就大大不一样了。”［7］　　有人说联想有福气，逢山有路，遇水有桥，柳传志则相信联想每遇问题便会调整步伐，每遇风险，便能提前行动。他建议他的干部们，迈步子时每走几步调整一下。能调整就不简单，很多国企遇到问题不能调整，发现问题不能解决。　　他说联想之前的调整，他们大多是被动调整，他形容其为大船中的各个齿轮有点发轴，但他们还在拼命摇这船，使它加紧转。现在并没给每个齿轮装个小发动机，而是联想大船有油了，齿轮光滑了，运转灵活了。这使他相信黑色风暴的到来会坏事变好事，促使联想像那条金色鲤鱼一样跃过龙门。　　一个星期后，4月25日，联想在海淀工人文化宫开了1991年度总结大会，李勤总结了1991年后又展望了1992年。柳传志则谓办长久公司必须孜孜以求带队伍，他介绍了老同志如何处理年轻人接班的思想问题，又对年轻干部提出要求。　　他以他惯常的语气说：“前一段，四通的总裁段永基在会上讲，在国内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如果不从内部垮，那就垮不了。当时我就立刻表示异议。如果国内形成国际竞争的环境的话，就是2个四通，3个四通也一样有风险。在国外许多比我们大得多的公司，并不是由于内部原因垮的，也不是由于运行机制不好，就是由于技术跟不上，战略指导方向出了错误，马上公司就垮。”［8］　　他又说起了电影《大决战》，说整个辽沈战役首先打的是战略，但在局部譬如打锦州时，这边是解放军堵截黑山，那边是赶快要把锦州打下来，那时候局部的偶然性能解决很多问题，个人能够左右全局的命运。柳传志试图以此告诉员工，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公司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就是让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知道联想已到生死关口，任何一个人的努力或懈怠都可决定联想局的成败。　　他说起了1991年在香港承受“黑色风暴”时的痛苦，说起了在香港赔了1700万，负担沉重，挂在脖子上的不是奖章而是绞索。　　“如果情况发生了，公司怎么办？”他说，“我们此刻还不到认真去想的时候，我们是要拼力高举着旗帜和大家一起背水一战。”平凡一年的插曲(4)　　跨国公司采取的手段也不尽相同，美国公司通常会裁员，IBM一次可裁员4万人；日本公司不习惯裁员，它们通常会降薪以减少亏损；联想在香港的Quantum公司亏损1700万时，既裁员也降薪，还将生产厂房搬到深圳。　　柳传志不详谈论联想遇到危机时会如何去做。“我不想谈，也确实无法谈，因为没有认真考虑过，现在感到紧张的是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想的是如何发掘最大的潜力，如何发挥我们最大的优势去取胜。但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9］　　但是柳传志从来不会忘记从形而上的角度去鼓励那些颇为沮丧的员工，他给他们做了一个预言，说5年之后的1997年，联想会令整个世界计算机工业感到惊讶，让中国为其感到骄傲。“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大气候已成定局，由于联想集团总裁室有宏伟的金色鲤鱼跳龙门的计划，由于今天已经有了一批既有能力胆识又有为联想事业献身的骨干，如果我们咬住牙关顶过今年的风暴，我们这些联想集团忠诚的老兵一定会高兴地看到……”［10］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9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9节作者: 迟宇宙　　5年之后，柳传志似乎真的做到了。命运似乎总是垂青于他，使他当年形而上的鼓动总是能够按时完成。但5年后的柳传志、李勤和5年后的联想集团又要面临新的磨难。这是他们的宿命。　　 　　平凡一年的插曲　　历史往往带有宿命的印痕，这不是说历史必将沿着命定之轨迹运行，人类所做之努力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历史之所以充满无尽之魅力，正是因为它的宿命，但无法判定谁将被命运选中扮演历史的代言人和某一段落的仲裁者。　　历史是由无数个偶然瞬间构成，正是这些偶然瞬间形成一条曲线，而这曲线便是历史命定之轨迹。似乎冥冥之中一切都被决定，但控制的手却掌握在当事者自己。各种关键要素的综合、高明的手腕，最终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结局。　　1992年联想史上的偶然瞬间似乎应该包括###和###在5月对联想汉字系统大加赞赏，联想召开了首届代理商会议；郭为在12月6日说公司发展很快，管理体制应由直线管理向事业部管理转变，倪光南则提出未来业务7个方向……　　那一年，联想完成了亿元的营业额，利税超过了3亿元；柳传志接受黑色风暴的教训，首次正式提出“贸工技”的道路，说要贸易先行，以贸养工；经国务院经贸办审批、核准，联想获得自营进出口权。　　这些偶然性的历史瞬间在当日尚未展示出其本来面目，但在今日看来，它们几乎决定了历史。那些极易被忽略的一抹抹灰色，往往能够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有时需要忽略细节，但更多时候我们应该关注主角的命运，以及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命运之路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与妥协，痛苦与欢乐。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性格与命运，几乎可以左右历史的线索。　　1993年1月16日，柳传志给“亲爱的联想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们”写了一封信，他说：“去年的联欢会上，当我哑着嗓子滥竽充数地跟着唱《西游记》的时候，心里就悄悄立下宏愿：一定要学一支歌，下一个春节好有所奉献。当我一本正经地这么做了，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五音也全了，嗓子也亮了，直一个劲地想上卡拉OK喊一通的时候，我却被倒霉的美尼尔氏病逼到了南方的一个角落去静养，失去了和大家一起欢度春节和露脸的机会，真是遗憾极了！我多么愿意到各个部门去参加小型的联欢会和大家一起享受那暖融融的家庭气氛；我多么愿意坐在台下为公司同仁的精彩演出拼命鼓掌，使劲地叫好啊！此刻我虽然人不在北京，但我的心，总裁室全体成员的心永远和大家紧紧地贴在一起！”　　4个月前。1992年9月16日。“香港青年工业家奖”颁奖晚会。　　因为香港联想的骄人业绩，吕谭平得以当选。柳传志为他感到高兴，专门做了一套礼服去参加晚会。就在那场晚会上，柳传志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他的美尼尔综合征第一次爆发了。他需要耗费多年才能挥去的梦魇终于到来了。　　美尼尔综合征爆发使柳传志看到自己的虚弱，也使所有人明白，这个52岁的老头儿已不再是年轻时那个意气风发的英俊小伙子了。他为联想殚精竭虑，已经耗费了他的青春，透支了他的健康。究乎联想史，这段往事只能算作一段小小的插曲，但历史中的插曲容不得忽略，他们恰恰是官方文件所未能体现的真实。　　就在被美尼尔综合征折磨的那段时间，柳传志依旧要做各种各样的报告和部署。12月1日那天他还演讲说“尽管国外大公司占一定优势，也不是说就可以平铺直入中国市场。我们在汉字技术、售后服务以及开发应用软件等方面的优势，足可抵挡一阵。问题在于我理解入‘关’的意义是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赚外国人的钱开路。如果一味死守，消极防御，就失去了入‘关’的意义”。［11］　　历史显示那一时段的插曲还包括稍早前杨元庆出任了CAD部总经理，郭为稍后出任了企划部总经理，马雪征即将获得为联想筹划上市的机会，朱立南意兴阑珊，似乎要离开深圳到别处去闯荡一番了。　　柳传志在那一年对科学院副院长严义埙提出了股份制改造的要求，遭到了严义埙的痛斥。档案记录便已显示出严义埙的怒火，足见当事双方碰撞之激烈。但为大局计，严义埙还是给予联想大量的支持。平凡一年的插曲(5)　　尽管如此，1992年依旧是平凡的一年，它似乎只是为未来设下的一个埋伏，播下了种子，但它不负责收获。研究历史的人容易忽略这样的年份，他们并不清楚，那些没有大事可叙的年份，事实上往往掩盖着正在酝酿着大变革。　　当联想史在1993年走上一个残酷拐点时，1992年所蕴涵的能量彻底爆发了。尽管没有人希望它以一种残酷形式爆发；尽管没有人想到它彻底改变了联想局。　　【注释】　　［1］《海信史：十年再造的关键时刻》，迟宇宙，海南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2］《李总在干部会上的讲话摘要》，李勤，联想档案，A01-1992-2-18。　　［3］、［4］《柳总在公司1992年干部工作会议上的动员讲话》，柳传志，1992年4月18日，联想档案，A01-1992-2-2，机密。　　［5］《李总在公司1992年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2年4月18日，联想档案，A01-1992-2-16，机密。　　［6］《李总在公司1992年干部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李勤，1992年4月19日，联想档案，A01-1992-2-17，机密。　　［7］《柳总在公司1992年干部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柳传志，1992年4月19日，联想档案，A01-1992-2-2，机密。　　［8］、［9］、［10］《柳总在1991年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2-2-1。　　［11］《以“打出去”对付“挤进来”》，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2-2-8。转折年代(1)　　有人曾将1993年作为联想史上的18个“拐点”之一，以之判定联想所进行的转折。1993年的联想是其历史上唯一没有完成预定计划的一次，以之判定它为“拐点”固然不能算错，只是颇为牵强，未能准确地映射联想的转折。　　10年后，杨元庆及其联想集团没有完成三年规划，其所面临的处境，与1993年柳传志所面对的困局如出一辙。　　1993年之转折，今日来看，倪光南与李勤之矛盾激化，最终在下一个年度将柳传志牵扯入“倪柳之争”中。这场争斗旷日持久，前后持续了6年时间，倪光南每次似乎都恰如其分地选择了发动攻击的时机——　　1993年与李勤之“斗争”，恰逢柳传志在香港为忙上市而焦头烂额；1994年的那一场，又恰逢柳传志美尼尔综合征爆发；1997年夏天的那一次，又恰为联想整合的紧要关头。倪光南差点改变了联想的命运，但他事实上与一段命定的历史斗争，最终没能也不可能获得成功。他和柳传志一样，以其悲剧性格获得了命运安排的结局，只是稍有不同而已。　　 　　北京勃勃野心　　柳传志一直想让联想上市，这是他“金色鲤鱼跃龙门”计划的最后一步，他不能半途而废。1992年春天，中科院、体改委、新技术区、科委的人连续不停地找柳传志和李勤，他们希望能够促成联想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上市肯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柳传志说，“第一它可以解决我们公司的资金问题；第二个好处是扩大影响；第三点是公司对内部运行机制的影响。”　　巨额贷款已给联想和柳传志、李勤“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联想的业务靠贷款维系，1992年的时候，他们的流动资金不过4000万，贷款却达到两三亿。柳传志有些担心：“这么大的比例做事，稍有风险就会有不测，我们得非常小心加小心。”他设想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别人投资”，“大家风险共担”。　　愿意对联想进行投资的人已经多不胜数，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柳传志的拒绝。有时候联想的那些“干部”们会觉得奇怪，只有柳传志和李勤他们知道：　　“凡是要投资的人认为他们投一块钱和我们的一块钱一个价，我们可不这样认为，我们要的是我们投一百万，最起码等于你投一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的声誉在那，经验在那，这些东西国外非常理解，只要股票一上市，一块钱股票外边要二十块钱的时候，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咱们怎么舍得我拿一块你拿一块咱们对半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0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0节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他们赖以与投资者谈判的资本，除了联想的业绩与声誉，还有其与银行间的密切关系。他有时候会教育那些“干部”说：“我们跟银行贷款又不是贷不下来，而且我们目前没有冒很大风险。”他告诉他们，等联想股票上市，资金立刻会有“大量繁殖”。　　他们曾设想让国家投资，但中关村的现实有时却让他们不寒而栗：“……国家投资，投资不好，钱花糟了国家也不问，国家历来如此，钱花大了花赔了一点办法没有，你要赚了钱，国家不但要要，而且要派检查组之类的，那咱们就别干了，所以按股票上市你占多大席位那都好说。”　　1992年，因为邓小平的南巡，《粤港信息报》说“改革无禁区”，《中国经济时报》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变化》描述说“普通百姓从银行中取出几十年的存款去买股票，摸奖券，赌赛马，”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　　柳传志和李勤都明白，一旦联想在深圳上市，其知名度会远远超过广告所能达到的效果，而公司影响力“对公司来说确实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柳传志曾说：研究成果再好，如果公司名字没人知道，人家就不信你，产品就卖不出去。　　“所以公司的知名度确实是一种非常大的财富。一个科技公司股票能上市，感觉会大大不一样，而且会促进香港股票上市，还内外互相呼应，公司的气势一下子会跳上来，”他说，“实行股份制以后，公司职工还可以根据贡献，根据具体情况分股，这样就会更好地将个人利益跟公司结合起来，说5∶3∶2分成叫核裂变，这个就是核聚变。”［1］　　仅仅让股票上市显然不是柳传志最终的目的，让鲤鱼跳过龙门只是联想成长中必经的一站。他一直想使联想变成真正的龙，变成能够与IBM比肩的“蓝色巨人”，至少“动一动就要对中国的计算机行业本身产生点震动”。　　有一次他说：“我们将把自己比作鲤鱼，这个比喻确实不错。说鲤鱼是什么意思？说鲤鱼是龙种，跳过龙门就成龙了。我们的运行机制，我们现在的这个班子，说明我们是鲤鱼，不是胖头鱼，那些鱼个再大它也跳不过龙门去。另外，我们现在身上带有金鳞，个头也够大，不是一般的小龙种。如果我们开出了一条新路，跳过了龙门，我们谦虚点说，我们确实是‘小龙崽’，跳不过去金色就会慢慢褪掉，水再一干，鲤鱼同样会枯死。”　　四通早就扬言要做中国的IBM，联想始终没有张口说过这句话。柳传志说：“我们不敢说，说那话叫自不量力，但我们如果把自己认为是龙的时候，那就确实是我们要对中国计算机事业、对高技术产业、对中国外向型企业的兴办真的要起点历史性的作用。”［2］转折年代(2)　　1992年，柳传志多么希望联想这尾“金色的鲤鱼”能够跳过第一个门槛，但历史却发生了转折。在深圳，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却意外地在香港跃过了龙门。　　那是惊险的一跃。那一跃改变了联想及柳传志的命运，其后联想与柳传志前途中的种种磨难，大多与这惊险一跃关联，有几次还差点要了他们的老命。　　然而，无论如何，联想“跃龙门”计划之获成功，其意义不仅为联想实现了新的跨越，获得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更为柳传志及联想获得一个与世界对话的机会，赢得与IBM、HP等跨国巨头进行一场场挑战赛的资格。尽管当日它只能“持外卡参赛”，直到今天也算不上第一流的“种子选手”。　　 　　香港艰难上市　　马雪征有一次说起吕谭平的性格，说吕谭平想做大事，“但是他不是按照做大事的方式方法去做大事”。吕谭平出身穷苦，依靠自己的勤勉与奋斗而成为香港有名的青年企业领袖，“所以他很想能够发达，很想能够发达的时候买游艇，把大家都请到船上去开落水仪式。”　　柳传志对吕谭平的排场颇为不屑，他曾经批评吕谭平：“你这是做给谁看？你请的都是底下的经理级，经理级心里肯定很不舒服：老板你有钱，都把我们的钱给了你。他们并不是心态很好。”吕谭平虽然不置可否，却也不得不佩服柳传志的谨慎小心。　　还有一次，柳传志说吕谭平在办公室拿出几万股个人所持股票私下分给其下属，而非公开奖励。柳传志虽未做出评价，却暗示吕谭平不懂得现代化、制度化的管理，而是以“收拢人心”的方式，以求获得其部属的信任与支持。　　马雪征从吕谭平的行动中看到其管理能力之缺憾，她评价说：“这跟内地人不一样。你看柳总从来没说，我个人买个什么东西要请你。他不是建立团队，他是一种香港老板式管理，不是一种规范化管理；甚至文化理念上，都不是同一种理念，所以导致了后来在业务策略上的种种失误。”　　1994年2月的香港联想上市，终于完成了柳传志“金色鲤鱼跃龙门”的心愿。马雪征后来猜测，柳传志坚持香港联想上市，可能牵扯若干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香港联想如果上市便成为公众公司，任何行政命令都不能随便插手其内部业务，“联合交易所上市”及“我们有股东大会”是最好的挡箭牌。　　“第二个想法，确实想规范化管理一间公司。他觉得像吕谭平这样管不行，他又北京香港两处跑，必定不能走向大公司的规范化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上市会起到很好作用。”　　马雪征有时候会揣测：柳传志是否试图将公司的股份变成不能够由个人意愿随便进行调动的股权？“否则，大股东想抽一千万回去给不给？如果说抽钱就抽钱，抽回钱就盖大楼，那么创业者的利益是完全没有办法体现的。”柳传志事实上的身份是职业经理人，“可是柳总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主人，这是一种很矛盾的体制。在中国当时的状况下，上市确实能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柳传志肯定深思熟虑过，他似乎觉得上市是国有民营企业解决自己顾虑的好办法。联想最困难时，外界纷传科学院帮了大忙。事实虽也如此，只是总靠科学院的能量解决问题毕竟不是长久之道。　　种种不同动因驱使，最终促使香港联想上市。一个关键因素不容忽视，据《变化》记载，1992年夏天发生了“认购表事件”，8月11日这天深圳股市大跌，上海闻声跟盘。上证指数报收854点，下跌110点，次日又跌破600点大关，第三天继续下跌，三天缩水。　　联想当日虽谋划在深圳上市，见到这阵势自然也不敢逆风飞扬，试想连“股民的信心被彻底冲垮了”，股票上市还有什么价值？后来其在香港成功上市，而非香港、深圳两地齐头并进、双管齐下，气势虽然减弱，却未遭到两地股市同时下挫的双重打击，至少可使柳传志规范公司管理而不必每日焦头烂额。上市之后，吕谭平等人“做大老板”之愿望自然得到满足，其权力亦受限制，毕竟其目的不过“想威风，想多赚钱，想发达”而已。　　1993年，香港联想规模尚小，上市时只有六亿多资产。柳传志及吕谭平又面临政策限制，这使他们理想主义的行动突然受挫，而大感上市并非想像中的一帆风顺。1993年，很少有红筹公司在联合交易所上市，更没有“红筹”这个概念。当日上市的香港联想，是注册于香港的公司，上市的资产也只牵涉包括主机板和分销代理业务的海外资产，完全与北京联想的PC业务无涉。　　然而，中国突然有了个证监会。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旨在监督中国并不发达却漏洞百出的资本市场，使极不规范的现实得以改善。不幸的是，这个机构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资本市场所面临的盘根错节的问题，直到今天依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对关键的“全流通”手足无措。　　1993年，证监会炙手可热，其权力之大足以使人眼界为之一开。联想向联合交易所递交上市材料时，北京的证监会认为，香港联想控股股东为内地企业，其在海外的控股资产上市便等于内地资产上市，须要经过严格审批。　　马雪征他们当日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后者认为香港联想上市无需征求北京同意，因为香港联想在港已经注册6年，其上市部分又全部为海外资产，根本无需报批。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向联交所反映情况后，联交所表示同意，但要求香港联想报备案。马雪征他们便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报了备案，后者将其返回证监会。马雪征他们以为万事大吉，结果在北京却突然被卡住了。转折年代(3)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1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1节作者: 迟宇宙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去找证监会。证监会认为我们要从头报完整过程，”马雪征说，“非常不幸的是，我们Quantum公司成立的时候没有报批经贸部，需要补报经贸部。”除此之外，北京联想在香港的代表公司也没有报经贸部批准。两间公司的“非法”身份卡住了香港联想上市之路。　　资料显示在那年8月13日，马雪征起草《香港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的请示》上报中国证监会。她请示说，联想拟于1993年9月向联合交易所提出上市申请，并对公司进行结构重组。其中，新技术发展公司与技术转让公司持股比例不变，导远公司4名股东吕谭平、吴礼益、张力基、郑国立分别持股。上市以发售新股为主，向公众公开发售占公司发售扩大后发行资本25%之新股。　　联想最终通过周光召之关系给朱基打了报告。朱基做了批示，但还是拖延了许久。最后走投无路时，周光召约时间专门与朱基见了一面，香港联想才最终得以上市。　　证监会和证监委的审批耗费了联想整整半年的时间，计划中的1993年上市变成了1994年2月14日才挂牌。那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也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香港联想一路走跌，股民都觉得它“挂牌开了黑盘”。香港人从来迷信，觉得开市一定要升，叫“开红市”。那段时间恒生指数一路攀升，香港联想上市那天却突然下跌，开了“黑市”。联合交易所已经好多年没开过“黑盘”了，于是香港联想一下子变成了新闻主角。　　马雪征后来抱怨说：“其实是错过了1993年股市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错过的主要原因，是突然出了一个新的政策……我觉得当时是没有商业思维的人在管商业……”　　复杂的关系和盘根错节的要素综合，使香港联想上市便开了“黑盘”，从此其股价始终未有大的起色。柳传志很希望能有一个好一点的股价对投资者进行回报，他和李勤、吕谭平等人几乎拼了老命在1994财年将香港联想业绩做了上去，方才使其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完成了自己上市当年的承诺。　　 　　新的转折　　1993年的联想面临着新的转折，除了李勤与倪光南的矛盾激化外，那一年联想没有完成自己的销售指标，说是要销售3万台微机，事实上只卖出了2万台。贾绪福后来说那一年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有外国的环境，有政策的环境，加上我们自己管理上当然也有问题。”　　一场管理思想大讨论不可避免。他们管理上的确有问题，似乎每个部门都完成了指标，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联想却没有完成指标。他们看似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运行，其内部却受高度的计划经济影响，部门之间各自为战。　　这个苦恼人的结局使联想的权力现状不再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喜剧，而使新老交替的话题再次炽热起来。其自“孙宏斌事件”之后，始终未出现年轻人集体性获得权力，那些年轻人大多经过“入模子”的洗脑，已经显示出其对联想文化及“大船思想”的认同，“孙宏斌事件”又使其对“开小船”的下场心有余悸。他们似乎愿意接受唯唯诺诺的现实，但历史自有其内容，年轻的冲动与活力并非一场“孙宏斌事件”所能遏制，在那些无关紧要的时刻他们接受平凡人生，却隐藏着不可压抑的郁气，需要爆发的契机。　　1993年，联想未能完成指标及李勤与倪光南之间的博弈使联想局势错综复杂，那些年轻人趁势而起，他们成为点燃联想的一颗火星，亦可谓1993年的联想是点燃他们的一颗火星。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他们将会爆发，并且革命性地改变联想的权力结构，使新陈代谢速度加快，肌体恢复10年前的活力。　　事实上，1993年发生了太多事情，足以证明那一年可以成为一个时代风尚的航标。《变化》说：“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长说，‘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那些名字都曾在中国文坛风云一时，他们对电脑的迷恋展示出对个人电脑的需求正在形成。　　虽然联想在1993年没有完成指标，却也得到了足够之重视。那一年的4月28日惠普全球总裁造访联想，显然他对与联想的合作颇感满意。一个月后，联想与微软签定了总代理协议。9月14日，联想又签下了苹果电脑的总代理协议。两个月后，联想推出了中国的第一台586电脑，这是中国第一台使用英特尔奔腾微处理器的高档微机，它的出现使联想获得了在中国计算机界的象征性地位。　　那一年联想开始实行事业部制，最终在第二年设立了14个业务事业部。一份资料说：“在公司总体战略部署和统一经营计划指导下，事业部对产供销各环节实行统一管理，享有经营决策权、财务支配权和人事管理权。公司……对事业部进行‘目标管理，过程监控’。”［3］　　杨元庆在那一年开始有获得权力的迹象。《中国电子报》发表了《杨元庆接印》，说联想集团9月16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微机板卡海外销售突破500万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占据10%市场份额的庆功会，会后柳传志向他们“吹风”时将一名年轻人推到了前台，突然用加重的语气介绍：“我们联想向进口名牌挑战，市场销售这个担子，我们已决定放在杨元庆肩上。”杨元庆被任命为联想集团销售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这或可被认为是他个人崛起的开始。转折年代(4)　　那一年计算所持有的联想股权部分上收到中科院，中科院同意联想创业老职工拥有35%的分红权，正是这35%的分红权为联想日后完成股权改革打通了道路。　　这些事件在传统史学中都是联想史的重要事件，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联想史。然而我们所追究的历史，不是以单一时间与事件作为线索，而是试图从关乎大局的人物的心理演变中找到联想的成长轨迹。　　与他们喜欢把联想作为一家独立的、没有生命的公司相比，我们更愿意将联想视为一个有血肉、思想、个性的生命，有变化、冲动、新陈代谢、细胞分裂与斗争的肌体。这不免使一些传统的历史爱好者感到颇为不快了。不幸的是，联想丝毫来不及顾及他们的内心感受，就得迫不及待地走进一个新的转折中。　　新的转折开始，在一场痛苦的争斗中，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失败中，联想局进入了对局的状态。一切似乎都未改变，但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注释】　　［1］、［2］《柳总在92年干部工作会上的讲话》，柳传志，1992年3月28日，联想档案，A01-1992-2-3。　　［3］《联想集团发展历程》，联想控股公司提供。曾经局中人：倪光南(1)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起中国的长期革命，谓其“犹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使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事情前后连贯，用超过人生经验的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1］　　我们把黄仁宇的判断放诸联想局中也会发现相同答案。自2004年初发起的关于联想“贸工技”和“技工贸”道路的争论，不时地将方向转移到柳倪的个人恩怨上。“技术论者”不能理解，为什么是倪光南而非柳传志出局，他们颇有些忿忿然。他们又兼对倪光南遭遇充满同情，不免对联想今日艰难转折幸灾乐祸了。　　“技术论者”显然忽视了联想局的一个细节，便是倪光南在联想局中的命运与联想汉卡在联想的命运是相同的，它们拥有一条相同的曲线。如果他们发现这眩惑的史实，到底会作何感想？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2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2节作者: 迟宇宙　　联想汉卡自1985年诞生，成功实现商品化，至1989年共销售了2万套，其直接收入约占公司同期收入的10%。“由于芯片性能和PC机操作系统的汉化，尽管联想汉卡销售量1993年仍有万块之多，到1995年已降为万块，第二年停止生产汉卡。这个时期北京联想迅速发展，销售收入从1990年的2亿元急升到1996年的25亿元，净利润则从889万元上升到3476万元。”［2］　　 　　离奇角色　　倪光南是联想的离奇角色，他始终不认为他有义务遵守联想的一切制度。柳传志成为联想的一号人物之后，他开始喊“柳总”，但他从未停止对技术的偏爱。他曾承诺既不参加事务性的管理工作，也不参与决策的讨论，他有足够的借口。柳传志曾因开会迟到罚站过自己，但倪光南从未因此遭到羞辱。　　“从根本上说，倪光南可以认为柳传志很能干，但柳传志的能干要是和自己的技术比起来，柳传志的能干又算得了什么……办公司以前，柳、倪两个人地位太悬殊了，这种地位的悬殊其实是柳、倪后来产生矛盾的根源。”［3］　　柳传志曾经说：“只要我能将公司调动得住，为了表示对倪光南的一种尊敬和礼貌，可以将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倪光南也说：“从1984到1993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但是很多副总裁已经认为，10年来柳传志已把倪光南“惯”得不成体统。他们并非毫无意见，只是出于利益的较量而不愿或不敢发作而已。他们知道柳传志试图为联想树立一个技术神，但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技术神在联想扮演的角色似乎离奇得过分。但他们无法反对，在倪光南告状之前，他们反对倪光南就是反对柳传志。所以某种意义上，倪光南告状成为一个各方重新入局博弈的契机。　　柳传志将倪光南的形象塑造得无以复加，他并非想将其扶到神坛后再拉下来。他倒宁愿倪光南老老实实地在神坛上呆一生。他教联想拿50万元以科学院名义奖给倪光南，然后让其以个人名义捐出，作为其光辉形象的一个注脚。他还教联想和计算所推荐倪光南为第一届工程院院士。他告诉曾茂朝：“联想需要树立一面旗帜。”曾茂朝妥协，但他警告倪光南说：“在学术上，并不是你在天上，别人都在地下，问题是联想需要你作为一面旗帜，陈大有就不比你差。”　　在香港，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总是拿新华社标准的1000多港币的工资，但柳传志教张祖祥“给倪总多加5000元”；科学院1990年奖励给优秀企业家柳传志的一套房子，也被柳传志转手送给了倪光南。柳传志后来说：“我当时考虑了一下，不是做思想斗争，关键是我老婆这关要过得去。”［4］　　 　　都是李勤“惹”的祸　　汉卡慢慢衰落的时候，正是倪光南的权威慢慢衰落的时候。这位迷恋硬件技术的神已在“硬汉字枪毙软汉字”过程中展示出科学家或有狭隘一面，等到硬汉字系统从鼎盛走向衰落而其研究又无重大成果出现时，作为总工程师的技术威权其内心的恐惧、迷惘、沮丧、愤怒我们可以想像。　　从1991年开始，联想汉字系统走上了下滑曲线，倪光南的研发项目亦开始遭到李勤质疑，后者与柳传志均已知道“技工贸”道路如何不切实际，“贸工技”道路对联想多么重要。他们不再迷信技术神倪光南。他们清晰地发现倪光南立项太多的致命，知道联想根本无力纵容倪光南几十个项目一起上的“乱来”。　　1992年春节，负责北京联想运营的李勤与倪光南起了第一次正面冲突，他并不知道这将为未来联想种下祸根。李勤要改组一些部门，说要设总工办，建立立项制度，定出研发的指导思想。他暗示工程师们必须分清研发是种“西瓜”还是种“芝麻”？“是不是应该有重点？一年是不是就做有数的一两个重点项目？”　　没有人知道，李勤的行动在倪光南眼中是不是一次挑衅。倪光南之反应为不同意“芝麻”“西瓜”之说，觉得科学分不清“西瓜”与“芝麻”。李勤说：“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分。”最后大家都默不作声，心中各怀鬼胎。曾经局中人：倪光南(2)　　那天晚上，倪光南给柳传志打电话威胁要辞职，因为他反对立项审批和成立总工。他第二天早上又知会了李勤。柳传志与李勤迅速妥协，他们本已宣布曹之江任总工办主任，也只好找个搪塞的理由收回任命。“辞职事件”作为一种试探，以柳传志与李勤的妥协告终，“但李勤还是坚持住了研发立项审批权。”［5］　　在接下来的时光流转中，李勤开始不断地向工程师们灌输他的观念，说研发人员的考核标准是能否开发出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的好商品，能开发出创造高效益商品的研发人员就会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开发人员，在激励上就是最高档。　　“如果让我们在诺贝尔和得诺贝尔奖金的人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目前我们公司就会选诺贝尔，因为诺贝尔能产生效益；至于那些奖金获得者他也挺伟大，但是目前在咱们公司发展阶段我们还用不上。比如陈景润和倪光南来比，我们当然要倪光南，倪总是我们的宝贝，陈景润就另当别论了。”［6］　　李勤对倪光南含混的赞扬反倒像一种清晰的暗示，他不在意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在意倪光南的反应。他比倪光南更能清晰地看到“黑色风暴”的威胁。　　在1992年4月的一次总结会上，他说：“来势凶猛的黑色风暴降到了我们的头上，想躲是躲不掉的，那么我们怎么办？狼来了，不是把狼打死，就是被狼吃掉，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和狼拼了，结局可能有三个：一个是被狼吃掉；二是把狼打跑了；三是把狼打死。为了活命必须拼出第三或第二结局。”［7］　　1993年，因为研发中心屡屡无法成为“第三或第二结局”的支撑，投入800多万元的多口卡项目又遭失败，李勤与倪光南矛盾激化。倪光南认为失败原因是“速度慢了”，李勤则认为管理基础和公司能力不足；倪光南要求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给技术人员更好的待遇，李勤则认为加大投入也没有用。［8］　　李与倪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一个企业的运营官、部队长与总工程师之间的矛盾，是利润与成本的矛盾。但是倪光南却不这么想。那一年北京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营业指标，倪光南便到科学院告李勤的状，罪责是：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对于没有完成销售指标，李勤在责难逃，但其繁杂背景和深埋的祸根，早已播种；至于“跳舞”说，李勤说：“跳舞是工会组织的，我一共去过四次。原因是，1992年年底，联想和科委、计委联欢，联想的领导班子既不会唱，也不会跳，没法接待别人，躲在一个角落，特别尴尬，就决定也学一学。”　　事实上，多年来联想始终鼓励员工们跳舞，《联想报》曾经批评不跳舞的男青年是“吃货”，“公关老太太”周晓兰正是靠跳舞才一次次为联想拿来了订单。　　科学院未贸然结论，他们征求柳传志意见，后者回答说：“如果你们要听倪光南的，将李总撤了，也把我一起撤了，我们班子集体都不做了，因为没法做。”　　1994年3月的北京联想已经混乱不堪，总裁室里的矛盾已经激化，明显的两派开始较量，一派支持李勤，一派支持倪光南；只是后者在数量上居于完全的劣势。柳传志从香港赶回北京，随后他在北京掀起了“联想思想大讨论”，以群众运动的形式稳定了局面。　　“我1993年为忙香港上市咬牙不回来，非把联想拱上去不可。这个矛盾后来全积累起来了，”柳传志后来说，“老李没错，认准了，但是老李态度上跟老倪挺牛，极大的火山爆发。老李麻木，他不知道，实际上老倪在向我这儿猛攻他，之所以后来老倪跟我像今天这样，看我坚决护着老李，他就连我一块……”　　多年之后，柳传志偶尔会抱怨一下李勤，觉得李勤那时候没有稳住倪光南，没有稳住局势。事实上他知道，倪光南的爆发并非李勤惹的祸，祸根在他多年前便已种下，它早晚要发芽，要破土而出。他扮演了倪光南的“加速放大器”，是倪光南的沃土。他对李勤的偶然抱怨，只是无奈的一声叹息罢了。　　 　　转移和爆发　　柳传志回到北京，美尼尔综合征又来折磨他。多年来它就像一个梦魇，始终围绕他不肯退却。他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战争要持续多久，他只想取得最后的胜利。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3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3节作者: 迟宇宙　　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无疑是诱使柳传志美尼尔综合征复发的主因之一，在承受梦魇折磨时，柳传志还要绞尽脑汁考量如何调和倪光南与李勤之间的矛盾。他以为依照惯例可以顺理成章地完成“和稀泥”，却不知道倪光南爆发了。　　倪光南1994年5月3日给“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写了一封信，联想档案中叫做《倪光南关于车队问题给李总及总裁室的信》。在信中，倪光南指责一个叫王威的家伙（似乎是车队队长）在车队造谣说赵明漪（倪妻）曾找老蔡反映说：“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认为这完全是捏造。　　他愤怒地责问李勤道：“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倪光南谓其历来认为，公司车队出现的问题，第一责任人是分管的总裁室成员老蔡，第二责任人是车队主管。他对总裁室有一肚子牢骚，他将矛头指向老蔡，同时也指向了柳传志。他说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他开车他都感到安全。他显然认为联想车队是一个“管理不好的车队”。他说：“三月份以来，车队换了小何给我开车，事先并未征求我的意见。”曾经局中人：倪光南(3)　　仅对李勤愤怒责问还不够，他还要求王威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他还要王威交代其“散布谣言”的动机。“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这封信成为导火索，使柳传志被引入了爆炸范围。柳传志要给倪光南换司机，是因为原来的司机连续出了4次车祸。倪光南因之而大发雷霆，无疑是向柳传志暗示自己的愤怒。“柳传志原本认为倪光南只是对李勤有意见，万万没想到倪光南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火气，柳传志连夜给倪光南写了一封信。”［9］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时，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　　他颇为激动地质问倪光南：“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身上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柳传志与倪光南已经合作了10年，每当他想起这10年风雨，他的内心就不能平静。“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铭存感激。”　　他想起联想汉卡赢得了科技进步一等奖，想起当1989年中秋节倪光南在北京彻夜不眠解决技术问题，想起1990年春节倪光南在香港测试286板子要到年三十才能回来，他在公司的春节晚会上提到倪光南仍在香港不由得热泪盈眶。“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柳传志写道，“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作是一种光荣，我把和你的关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他告诉倪光南，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说倪光南是个君子，他信得过倪光南，联想现在正处紧要关头，“如果核心部分锣起鼓不起，则结果很难设想。”　　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表面化使柳传志预感到他与倪光南极有可能说再见。“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虽然柳传志觉得“因为有病，这样做还是很体面的”，但显然联想无法离开其而独立生存。这是柳传志表达其意愿之手段。他说：“如果……公开冲突就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尽管与柳传志有10年交情，但倪光南显然不了解柳传志，他不知道柳传志是那种遇柔则柔遇刚则刚的人。多年后他才知道，柳传志给他写完那封信后便已做了决定。“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生病，李勤主持开会，会照样开不成，他在找各种各样的茬搅和。”　　柳传志自以为如果倪光南回信他尚可与其沟通，但历史不能假设，倪光南不可能重新回到1994年做新的选择。历史学家说：“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个人的倾向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10］　　看似宿命的结论事实上将柳传志这悲剧性的一生做了总结，而在他“心中永远的痛”的骨节上，他似乎也别无选择。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有一次他说：“我总体上给人感觉很好斗，不吃亏，原来我爸爸老早跟我说到，让我外圆内方。我就是外面太方，不肯吃亏……”　　一个月后，6月5日，倪光南要在上海建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柳传志最后时刻否决其提议，10年来第一次对他说“不”，使倪光南感到空前的伤害。　　柳传志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了个便条说，他已向倪光南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板卡是长期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但联想是企业不是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体要具备有销售市场、能引进最先进技术、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开发人员4个条件。柳传志说上述4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曾经局中人：倪光南(4)　　“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多年后倪光南颇为心酸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柳传志10年里面第一次向我说‘不’，是以便条的方式，没让我下不了台，没得罪我，没开会否定我，他可能是怕伤我，别人不知道此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10年说一个‘不’，可以了，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会再有‘是’了，也可以了，10年得一知己也不易。我离开可能是销售的大解放，但绝对不是开发的大解放。一个人走，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公司整体不会有影响。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1］　　他们的矛盾因之开始激化，柳传志曾经感觉李勤“麻木”，现在他终于知道李勤的愤怒为什么那么容易爆发了。他要撤换财务总监，倪光南威胁他“你要是这样做，我永远和你没完”；他因为程控事业部亏损严重而不同意倪光南将其改为子公司，倪光南便指责他不能提拔年轻人、不肯放权；柳传志对其提议无动于衷，倪光南便要“坚决和你干到底”……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4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4节作者: 迟宇宙　　倪光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尽管他在总裁室中获得了少量的支持，但那些力量只能在1993年抗衡李勤，在柳传志面前则不堪一击。柳传志懂得如何利用民意来摧毁联想内部的贵族力量，使其变得毫不足论。　　柳传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简单。6月，柳传志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讨论确定联想议事规则，讨论清楚，多大的事情总裁定，什么事情集体讨论。柳传志摆出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倪光南在会上和柳传志吵了起来，倪光南称，“应该董事长说了算，董事长是法人代表。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这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会上正面冲突，两个副总裁吓得哭了起来……　　倪光南以前的意见都能通过，那是因为他是通过柳传志来做的，当柳传志不同意的时候，没人能同意他的意见。倪光南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12］　　多年来，倪光南始终是联想制度的一个楷模，他以为联想宽阔而又均匀，可以使自己任意驰骋。他忘记了联想是一个公司，忘记了1994年已经不再是1984年，邓小平南巡都已经两年了，市场经济的提法都甚嚣尘上了。企业家不再是“个体户”，科学家也不再是“神”，他们的位置即使未发生颠倒，也已然不复从前了。　　柳传志后来说：“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出局　　倪光南开始不停地告状。他要坚决和柳传志干到底，要告倒柳传志，只有这样他才可以重新获得扳平比分的机会。他此前对局势的分析出了问题，现在他似乎决心再搏一次。然而，这一次他又输了。他的输导致了他的彻底出局，这是联想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人事风暴，也是最长久的一次，对以后的影响也最深远。　　柳传志以倪光南的出局确立了自己在联想意识形态的立场，其立场经过综合，则为“贸工技”。实际上这是他将多年经验的扩展之后又延长，以利于联想蓄积与跨国巨头对抗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资本。　　联想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柳传志也不出于李勤，而是出于一种习惯形成的道德约束。柳传志的很多讲话所暗示的意识形态，其根源出于中国典籍中的传统智慧，其谋略的部分一面得益中他的聪明，一面又得益于他的学习能力。正是这些聪明与能力使他挪开了倪光南，开始在早已夯实了的泥土上狂奔。　　倪光南出局于1995年6月30日上午9时。那一天的中关村科学院南路10号联想集团总部六楼会议室里坐满了200多位联想中层以上干部。他们屏气凝神，忐忑不安。只有少数人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事，多数人只是感到气氛不对，又不敢随便乱问。刘韧描述当日场景说：“会议室主席台仅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大家全坐在台下，柳传志坐在这边，倪光南坐在那边。”　　曾茂朝主持会议。他面无表情地走上台说“会议开始”，便将话筒交给了科学院代表李致洁，后者将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　　“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认为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变财务总监职务人选的决定，认为是一种对年初提意见人的打击报复，进而对资金运营等问题提出了怀疑……”　　“今年4月双方在技术中心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安排方面，重又发生分歧，而且趋于公开化。接着，柳传志同志向院说明了他在管理上的原则；倪光南同志也不断向院反映他的意见，逐步升级，又提出了涉及柳传志同志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怀疑，并要求在中层干部会上公开二人的分歧，调整联想的领导班子。在此情况下，柳传志同志向董事会和院领导写了信，向公司级干部写了公开信，表示不能继续与倪光南同志共事。”曾经局中人：倪光南(5)　　科学院的《通报》说分歧主要表现在：一、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最后由谁拍板？三、资金运行有没有问题？四、内部机构调整。　　“倪光南认为柳传志做很多事不透明，院里和董事会都不知道，资金运行上、产权关系等经济方面，可能有重大问题……认为今年联想工作会上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为‘软件事业部’是‘取消汉卡’，是‘打击’他。问题的核心是在研究的战略上谁说了算，柳传志同志在经济方面有没有重大问题。”　　调查结果显然对倪光南不利，胜利天平更向柳传志倾斜。调查组认为香港联想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了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联想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柳传志最终赢得了与倪光南的博弈。《通报》确定在公司怎样进行研发和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的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又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为使联想更好发展，院将对董事会进行调整，加强董事会的工作。”　　李致洁宣读完毕，李勤旋即宣读了联想“董事会文件”［联董字（95）001号］《关于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总工程师职务的决定》：“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柳传志发言。他从口袋中掏出4页A4打印纸写就的讲稿。那是4页字迹潦草的讲稿，存诸联想档案中的柳传志手稿，那是字迹最潦草的一份，能够看得出其内心复杂缭乱。他在手稿上进行了大量删加，以求使其演讲更加理性而有力。　　柳传志先感谢科学院调查组为其问题花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多方面调查后给其一个清白的结论，表示出现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他在手稿中说1994年3月他给倪写了一封长信，建议其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那封字迹潦草的信，他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眼睛。”“在发生今天这一切突变之前，我待老倪一直如良师，如挚友”，“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　　他说起其对倪光南的优抚与尊敬，声称在给倪光南写信前，他不曾在任何一个场合讲过一句对倪光南不满的话；他说起倪光南与周晓兰发生冲突，他硬着心肠谴责周晓兰时，周晓兰两眼含满泪水；他说起倪光南反对设立总工办，他便仓促修改决定收回成命，并将原因揽到自己身上……　　他在手稿中夸奖倪光南在业务上的过人能力及特殊敏感，恭维其对年轻技术人员从不保守，工作刻苦执著。但他还要苛责倪光南研发观念及粗放式管理。他坦陈自己的可悲之处系高估了与倪光南的关系，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他说给倪光南的信犹如石沉大海，前后的一个多月之中，他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当用心用自己的一片诚心筑建的东西遭到损坏才会感到痛。”当他逐渐清醒而倪光南又将矛盾升级到对抗性领域，向院领导告状说他在香港联想上市时有意让利给港方，他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5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5节作者: 迟宇宙　　“倪光南主攻的是香港联想方面。香港联想日常主持工作的是香港人总经理吕谭平。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著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柳传志写道，“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时的艰难。”　　他觉得自己以坦荡胸襟、奉献精神以及果决和沟通，赢得了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他考虑的是“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在那天的陈述中，柳传志说：“从去年到今年，两次，当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见分歧尖锐的时候，他就向院领导告我经济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状，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院调查组认为他是主观推论得出的怀疑，我则认为他是有意的中伤。”曾经局中人：倪光南(6)　　对联想集团的技术开发方向和路线及具体管理方式，他与倪光南看法有分歧，他认为这种分歧非常正常和平常。“当总工不能服从总裁的决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对，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为这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对人的品质进行恶性中伤，试图打倒对方，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令人愤怒，使矛盾的性质转成对抗性的，以致无法调和。”　　他说他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工作很艰难，最难之初在于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联想曾两次受到冒政策风险的惩罚，有一次柳传志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还得到了李勤负责送饭探监的保证。幸运的是那次最终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即使我们极其小心……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上纲上线的毛病，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柳传志说1995年科学院调查组又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时，他一度非常消极。“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痛苦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是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　　在科学院领导和调查组给他做了工作、明确表示对其信任，又获得总裁室成员支持后，他又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国家和大家三方的事业，事关重大，“要么就不做，要做就义无反顾，不犹豫、不彷徨，坚决把总裁的工作做好”。　　演说快结束的时候，他提请大家的原谅，说他今天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11年了，让我的泪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　　他还颇为慷慨地表示分手以后，如果倪光南开办企业或研究所需要从联想要人，谁愿去他都表示支持，董事会和总裁室讨论后经费方面也将尽力支持。如果倪以个人身份开展工作，董事会将把他作为主要创业者来考虑他的生活待遇。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柳传志数度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很多人为柳传志的流泪震惊和感动，倪光南则认为“那只是表演”，没什么好痛哭流涕的。“6月30号，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倪光南上告没告倒我，我反而将倪光南弄倒了。”　　或许有表演成分，因为从柳的手稿中可以看到“让我的眼泪尽情自由地流淌吧”是提前写好的准备；或许是真情流露，毕竟10年朋友一朝分道扬镳，各自东西。没有经历过兄弟反目之痛的人无法理解柳传志当日矛盾复杂的心情，也永远不会体会到他心中的珍宝遭到损坏时“感到痛”的切肤。　　无论如何，他吓倒了台下的两百多人。他们目瞪口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的职务，既然争斗已经白热，联想和科学院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他们的内心便早有了准备。他们从未见过柳传志流泪，他们从未见过柳传志如此脆弱。倪光南是联想的技术神，他的头顶有着科学家的光环，然而柳传志则是他们心中的神，他那顶熠熠闪光的桂冠镶嵌于他们的内心。　　而现在，它那么脆弱。　　似乎是作为一种回复，倪光南发言的时候异常镇定，刘韧描述说“仿佛刚才宣布的调查结果和撤职决定都和他无关”。他没准备讲稿，语调科学家一样冷静，逻辑缜密，思维清晰。他说：“我这次因为免去了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这可能对自己还要认真适应改变的环境做一些事情。”　　他还宣称他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目标。“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他与柳传志的矛盾在中关村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很多人向他探听谜局的答案。他说只有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倪光南的发言只获得了零星掌声，大多来自他的学生。“倪光南此前曾提出不要开这个会，愿意以健康原因辞职，理由是，这样处理社会影响比较小，对联想有好处。联想董事会没同意倪光南的意见。”“此次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开完会，10点多，柳传志回506继续工作，大家也都回去正常工作，未出现什么波澜，甚至都避免议论此事，这是联想的文化。”［13］　　倪光南又回到了他在计算所的那间办公室中，那是联想为他配备的办公室。在他出局之后，联想始终未尝将他的办公室收回。在那里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告诉他们“这个事情现在不能谈”，日后会出现一个大结局。　　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告状之路，在那条充满辛酸苦楚的道路上他顽强地走着，直到有一天他彻底被道路抛弃。他正式出局的文件还要等4年才能下发，但是他事实上已经被联想局抛弃了。　　多年后，当倪光南行走于日新月异的中关村，看到昔日凌乱肮脏的街道变成北京最豪华的一片区域，看到他将中关村变成中国硅谷的梦想已经实现，他到底会如何感想？无论他内心如何酸楚感慨，从1995年6月30日开始，联想已经成为往事，对于联想局来说，倪光南已经变成了历史。他后来曾试图改变历史，但联想史的系统却从不曾因他而改变。曾经局中人：倪光南(7)　　他与柳传志之间的争斗为彼此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时间或许会抹去这道伤痕，或许永远留在他们心里。无论如何，他们彼此的内心都为对方筑造了一座长城，绵延几千英里横亘在双方心中，没有人去翻新修补这段城墙，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它恐怕都不会坍塌。　　【注释与鸣谢】　　说明：本章所引述文件均来自联想控股公司档案，未加特别注释。　　［1］《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　　［2］《联想发展之路：渐进创新》。　　［3］、［4］、［5］《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6］《李总在公司1992年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2年4月18日，联想档案，A01-1992-2-16，机密。　　［7］《李总在91年度全公司总结大会的讲话》，李勤，1992年4月25日，联想档案，A01-1992-2-15。　　［8］、［9］《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10］《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　　［11］、［12］、［13］《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鸣谢：本章写作部分内容参考刘韧先生《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一文，特此鸣谢。改变命运的选择(1)　　几乎在任何场合，柳传志都毫不掩饰他对杨元庆的偏爱。他总是以长者的姿态站在杨元庆身后微笑着看杨元庆在舞台上表演。不熟悉柳传志的人以为杨已彻底赢得了柳的信任，但有熟悉柳传志的人认为他对杨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6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6节作者: 迟宇宙　　我们早已得知，柳传志拥有强大的个人魅力，但却令人敬畏而不敢靠近。同样的说法几乎可加诸所有商业领袖。就像朱立南一样，杨元庆最初并未从柳传志那里获得权力，1994年他的突然发迹使整个联想史显得更加深邃。我们有必要猜测，在1994年的险恶背景下，柳传志选择杨元庆是否有盲人骑瞎马的成分，或者干脆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感谢元庆，”多年来他总是这么说。　　中国语言的广博内涵使我们能产生诸多想像，但历史既然不能假设，我们便无法恢复当事人彼时的思想。杨元庆这人充满激情，现存的档案显示他虽然有时磕磕巴巴，但头脑却清晰。他若经过深思熟虑表达他的思想，语言上的障碍反倒容易成为其显示真诚的优势。　　柳传志是否为杨元庆的真诚及其性格的耿直所打动如今不得而知，但杨元庆最终获得了权力、赢得了未来。对于柳传志，对于联想，对于杨元庆，对于郭为，对于无数人来说，柳传志这一选择，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表层展示不过是联想局多了一个入局者，事实上新入局者打破了原有的均衡格局，使所有局中人因要素的打乱、整合而获得了重新布置新局的博弈机会。　　 　　梦魇中的布置　　1994年整个春天，柳传志都被美尼尔综合征的梦魇包围。恰逢北京联想陷入大混乱，李勤与倪光南矛盾激化，总裁室里泾渭分明，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总裁室的混乱使柳传志更加焦虑、紧张，美尼尔综合征的梦魇更加挥之不去。　　“当时真是心里急：这个事要怎么处理？不好弄。”柳传志说，“香港那边刚上了市，几头牵着。要开会了，出矛盾了。睡不着觉，头疼得一塌糊涂。后来实在不行了就开会中间说：你们接着开会吧。我一走马上闹起来了，根本开不了。”　　即使被美尼尔综合征梦魇折磨，柳传志也必须绞尽脑汁为联想安排好退守之路。他把两个年轻人赶到了外地。“一个是王平生，一个是郭为，他们俩是助理总裁，他们弄不好要卷进去，所以我把他们俩提前支走了。”柳传志说，“俩年轻人要裹进去了……这俩家伙能量大，又有别的矛盾裹在里头。给他俩先撤开，然后我再来处理这件事。”　　柳传志的调整在10月22日方才凸显，那一天组成新总裁室，成员包括柳传志、李勤、倪光南、张祖祥、刘金铎、胡靖宇、李树贻、蔡树永、毕显林、贾绪福。王平生和郭为消失了。　　1993年的芜杂局面引起的混乱，对于联想还要不要高举联想微机大旗、联想电脑还能撑多久的争论四处弥漫，久久不能散去。　　使柳传志痛苦不堪的美尼尔综合征，其症状包括周期性头晕（眩晕），有时伴有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和虚脱；听觉出现问题，包括听力逐渐丧失，耳鸣（铃声、吼声、蜂鸣声），对大声很敏感，感觉到两耳听到的声音不一样；一种耳内装满东西的感觉，有时发生在头晕之前；头疼。　　美尼尔综合征会因为超时加班变得更加严重，常常与恶劣的工作环境、事故和心理疾病有关。96%以上的患者都有眩晕或头晕发作，这种眩晕症状从重到轻大约要持续一个小时到两天时间，呈不规则发作，大约每年一次或几次。患美尼尔综合征可能是因为焦虑、压力大或摄取食盐过多。科学家们至今仍对此病的确实成因争论不休，他们只是知道它与内淋巴过多、液体充满内耳或迷路有关。防止美尼尔综合征的最好方法就是减少生活压力，做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1］　　“天旋地转，呕吐，晕，晕得很厉害”，这就是柳传志所承受的痛苦，除此之外，他还发现自己“日夜睡不着觉，早晨起来去锻炼，做什么也做不了”。　　他并不承认是“四面佛”的怒火使他被美尼尔综合征折磨，而是觉得1994年春天复发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次发病时他只休息了几天，没休息好。　　柳传志住在海军总医院，他因为早上起床什么也干不了就只好看老头儿老太太跳交谊舞。在1992和1993年，跳交谊舞曾一度十分流行，那时请人吃饭，吃完饭都得跳舞，联想曾经还进行过交谊舞培训，很多订单都是靠跳舞跳回来的。柳传志不会跳舞，有时陪一些高官吃饭，吃完饭人家要跳舞了，他只好坐在那儿给人家拍巴掌。他后来也努力学了一下，稍微入门，但比起李勤逊色许多。　　在海军总医院，他看他们在那里跳舞。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很胖的老太太，他形容其“腰有三尺多”。他上前请人家教他跳舞。有一次他把老太太的脚踩了，人家就不给他面子再也不教他了。后来他又央求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因为有人介绍说他是联想的，人家才肯教他。　　“这一跳舞才知道，原来不同拍子是不同跳法，还得会听这个拍子到底是3/4还是4/4，于是戴着耳机听音乐，”他说，“认真听音乐以后，才能把注意力分散开，要不脑子里静不下来……”　　10年后柳传志依旧怀念海军总医院的一位李姓大夫，他在那里住院时，李大夫给他做了一个治疗计划，让他进行个人锻炼，李大夫还陪着他锻炼。“我住了两三个月就是那么治好的，先去跳舞，后来去跑，每天围着八一湖跑，加大这方面的训练，另外看有关的书籍。”改变命运的选择(2)　　美尼尔综合征最终还是给他留下了伤痛印痕。经过多次反复之后，柳传志“耳朵的听力越来越低，就聋了”。在很多人眼里，柳传志是一位坚强的人，但面对美尼尔综合征，柳传志回忆说：“那段时间极其痛苦，有点像拳击手被人打倒了再爬起来，又被人打倒再躺下，歇会儿，再爬起来，真的很像，很惨……”　　杨元庆就在此刻给柳传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联想管理体制的问题。柳传志对杨元庆大加赞赏，说“我估计别人谈不出来”。多年后柳传志和杨元庆的记忆都已模糊，但“元庆上书”的典故却在联想史上流传。　　联想已经陷入混乱，至少思想的危机已经到来。活力被压抑了几年的很多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这是柳传志最担心的。他会不会想起4年前的孙宏斌？年轻人没有经验，做事毛手毛脚，但他们的能量一旦爆发，便不可遏制。他赶走了郭为和王平生，却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小伙子。他要引导他们向他的方向，利用他们的“民意”，平衡总裁室的纷争，为联想制造更多、更大、更高的假想敌，使所有能量的宣泄都指向同一目标。　　他开始利用住院的时间找人谈话，总裁室的争斗依然如火如荼，没有人在意一位时常神志模糊的病人跟人谈话，即使他是一位商业领袖。柳传志后来说：“我如果上班了以后，那就公务缠身，就不行了，在那边我愿意找谁就找谁。所以在海军医院对我做整个的布局极其重要，我那次在那儿，把事全都给布置好了。”　　看似轻描淡写地谈话，事实却是殚精竭虑地布局。李大夫怕他毁了自己的治疗成果，就强令他每个季度休息一次。柳传志倒也遵守了。“那段时间，我突然间就到大连，突然间又到别处，因为我会突然间头疼，头疼出去休息一个礼拜，回来再接着干。那时候真的是强撑。”　　谈话、讨论、争论、斗争、批判、引导……柳传志以其智慧，用多种手段掌握着总裁室及联想的观念走向。他不能使其出现大规模混乱，他不能纵容使联想“大船文化”遭到致命打击的任一可能。　　那一年春天，经过一番“思想大讨论”，联想的意识形态得以统一。《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报道，说联想集团面对世界一流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明确提出坚决扛起民族工业大旗。　　“这是中国企业界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目标，在整个市场各个领域都普遍面临民族工业发展与进口品牌和外资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联想喊出这样的口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计算机工业的代表企业，作为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联想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对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最终可能的结局具有典型的启示作用。”［2］　　一切准备就绪，意识形态得以统一，文化上的认同发挥了功用，柳传志以其领袖魅力折服了多数人……一切因素综合与均衡，出现了理想的结局。　　接下来，该杨元庆出场了。　　 　　改变杨元庆命运的一天　　1994年3月19日改变了杨元庆的命运。联想微机事业部在那一天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他的副手，曹之江和袁宝玑，此前的身份都是联想的副总工程师。柳传志或许想用两位###协助其来摆平依靠其个人力量摆不平的错综关系。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7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7节作者: 迟宇宙　　杨元庆从3月19日开始掌握了联想未来的方向，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从此将其牢牢地抓在手中，谁也不曾再将其挪开过分毫。　　联想的“三巨头”尽管已经貌合神离，却在那天共同出现在杨元庆的面前，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杨元庆打气，也似乎觉得自己至少应该给联想的年轻人制造一个“团结的班子”的假象。他们都做了简短的演讲，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他们都兴高采烈，内心却又各自计较；他们都在打量对方，却无法猜测对方的真实意图。那一天，开心的只有杨元庆，联想的“三巨头”，他们很累。　　李勤说：“联想要把微机这面大旗撑下去必须实行事业部体制……联想人能否把联想微机的大旗举起来，不仅是联想的问题，也是全中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问题。能够取得胜利，这对中国的微机事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们成立微机事业部。联想微机对公司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前几年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微机，公司高技术企业的形象，也是由于微机的成功。微机使公司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微机将永远是联想的一面旗帜。”　　柳传志说：“实际上公司已确定没有退路。如果微机打不好，后边的所有战术动作都做不出来。今年各个事业部都能上缴利润，香港联想也做得不错，但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其他一切都不行。二三年以后我们要有高难度动作，有大的举动，争取在国内计算机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如果微机做不好，后边就很难说发展成什么形势。去当完全是买卖性的公司是不行的。”　　倪光南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提出主要的对手是我们自己。与其说去年未完成任务主要是客观原因，不如说主要是主观原因、体制不顺，把大家手脚束缚了……成立了事业部，束缚没有了，就要靠拼命干，不能再怪体制。”　　李勤说：“目前能与国外微机抗衡的也只有联想一家了，如果我们不把大旗扛下去……中国市场就会被进口机所淹没……现在一是体制不顺，二是战斗力不强，作风有些涣散。今年工作的重点是解决体制问题。成立微机事业部，实际上是要组织起一支精兵强将，以销售为龙头，把产、供、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改变命运的选择(3)　　倪光南说：“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要严重得多。现在都在和外商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浪潮、天津等和AST，如此下去，再过几年不知道还会有谁在真正做国产机。长城、浪潮很可能就剩下一块招牌。电子部的领导说，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可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很有道理。AST在天津建厂，产量将超过我们全部国产机。”　　李勤说：“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外国大公司，还要面对大大小小的外国公司代理商，增加了竞争的残酷性……管理上也有些问题。内外多种原因，使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所以精心挑选了你们这支队伍去打一场硬仗。”　　柳传志说：“今年打仗就要靠大家，公司把希望放在你们身上。难度在于不是田径比赛，目标是死的，而是球类比赛，是动态的，对手也在拼命。大家是大渡河十八勇士。公司感到很幸运，还能挑出这样一批精兵强将……”　　李勤说：“尽管形势严峻，我们有信心取胜。因为已具备了取胜的条件。最关键的是开拓市场，这是考虑一切问题的核心。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市场策略，研究如何调动代理和分公司的积极性，如何开拓地方市场……我们公司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敢于承认错误，找出毛病，不断自我调整……”　　倪光南说：“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客观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只有联想还有能力继续承担，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我们感到很光荣。”　　李勤说：“今年的体制调整核心是微机的产供销要有统一指挥，统一决策……去年的价格政策不灵活和体制有关，管理效益低。今年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全方位地降低成本，使价格有与进口名牌机竞争的能力……销售要多渠道、多行业、多地方、多公司，条条块块一齐上……大力扶植发展代理。”　　倪光南说：“对公司来说，如果没有能力就不要当这个旗手。我们有没有当旗手的条件？技术跟得上跟不上？我们认为跟得上。”　　杨元庆没时间理会“三巨头”的貌合神离，他不经意之间得到了权力，赢得了未来方向。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朝向这方向狂飙了。　　他从整个联想里挑选了18个业务骨干组成销售队伍，这就是柳传志所谓的“大渡河十八勇士”，后来有人形容他们为“十八棵青松”，总之他们是杨元庆赖以成功的“群星”之一，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牢牢盘踞着联想集团的重要位置。　　现存史料显示，微机事业部成立之后，柳传志与李勤针对此前各部门之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及各大区常为争夺客户而争斗的症结，决定将微机产供销各环节统一由杨元庆管理，提出“精简队伍，精简组织结构，减少原来由于协调困难所导致的大企业症”的口号。此前与微机相涉的部门被压缩，超过300人的队伍缩编至125人，超过100人的销售系统被缩减为18人，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　　联想微机此前既做直销又做分销，效率既低又难获得代理商信任，销售不畅在所难免。杨元庆考量再三决定选择分销模式，以最快速度建立全国代理网络。　　1994年的联想微机，品质既不高于国外品牌，价格却不便宜，若不改弦更张，唯有死路一条。杨元庆他们最终接受了低成本战略，推出E系列微机，价格下调至与兼容机相当的水平。　　这一年的4月～7月，联想微机销量有了突破性增长，与1993年同期相比增长152%，利润也颇为可观。柳传志和杨元庆赢得了自己命运中的关键一战。　　7月29日，联想召开了“高举联想微机大旗”动员会，再一次以集体的道德要求覆盖个人的意愿，说要“让联想品牌微机在中国大地越打越响”。　　那一年，联想完成了预定的销售万台微机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杨元庆使联想微机的销量几乎每年都保持100%的增速。他帮助柳传志赢得了尊重，自己则彻底赢得了未来。　　 　　擘画北京　　杨元庆接过权力棒，使劲地向前。他并非道德上毫无瑕疵的一个人，有时他也暴躁、苛刻和急功近利。总之，他有些像柳传志，没有一般商业领袖身上的狡诈，也还不是完人。　　从1988年开始，迄止今日，联想始终有很多年轻人刻意地模仿柳传志，模仿他的神情语态、管理风格。杨元庆没有刻意模仿，最后他反而成为唯一获得柳管理的精髓与柳传志“神似”的家伙。　　既然杨元庆戮力狂飙，柳传志心神稍定。他与倪光南的矛盾随即爆发。“我跟老倪发生矛盾以后，在北京这边开了一次会，我决心收缩回北京，想把香港放开让吕谭平自己管，我的名义是董事长。我告诉他我不再管香港这边的事，你们这边自己做。”柳传志说，“原来我是两头兼顾，两头耽误，香港吕谭平那边，他做的事情我管不到底。吕谭平有些做法我并不同意，但是我不能管。我的原则是我不能都管，要管就管到底，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北京有事我就得回来。这边也是李总管事，我基本上也管不到底，我都是特别支持李总。就是到了1994年，上市完了以后，我下决心把香港放开，只管北京的事。”改变命运的选择(4)　　柳传志回到北京，倪光南便开始失去权威。虽则偶然，却也是联想史时势使然。柳传志性格既刚烈，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那么倪光南的执著在他盛怒之下便只有一种结局可以期待。　　与李勤及倪光南不同，柳传志习惯于以抽象的观念笼罩事务，这使很多人忽略他“要插就要插到底”的能力，忽略他可以对真人及实事发挥的勇气。因为他的直爽，他可以直截了当地处理很多棘手之事，一面显示气魄，一面显示自信。　　他既已回到北京，将杨元庆扶植到微机事业部总经理的位置上，那么杨元庆便有机会获得最高权力的支持。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8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8节作者: 迟宇宙　　“杨元庆今天才越来越有感觉。当时那么多老同志，我把特权全给他。杨元庆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库存问题。我们原来有库存积压，算在杨元庆头上？怎么算？要让杨元庆基本上不背包袱，甚至让他占一些便宜，老同志他肯吗？还有就是一些折价方式；还有杨元庆卖机器的时候直接用代理，不通过我们其他事业部卖，每个老同志几乎都掌管下面的事业部，这样大家肯定都不干；还有一个就是待遇，分配奖金相对要提高……就是说在别人都穿草鞋的时候，杨元庆这支部队要穿皮鞋，最起码是布鞋，不管别人接受得了接受不了。我冒的风险是什么？如果做不成，我这边跟老曾没法交代；如果做成了，那当然越做越好。”　　联想头一年的库存并未算到杨元庆头上，一些###认为这是给予杨元庆特别的权力和照顾。杨元庆有时并不清楚柳传志的苦衷和他所面临的压力，他不断地跟柳传志提要求，也不断要求柳传志帮助他解决各方矛盾。他曾与副总裁刘金铎龃龉，情况“已经对他很不利”；他后来还跟曾茂朝和李勤产生了矛盾，柳传志说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董事长跟他拍过桌子”……　　“那时候我很紧张，”柳传志说，“我把杨元庆说哭了。我根本不是为了具体问题，而是为了整体，要让老同志有个感觉：实际上我并不偏袒杨元庆。另外也让杨元庆放明白一点，杨元庆当时真的是有点不太明白。”　　柳传志是处理公司政治的高手，杨元庆后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也有人说他是谋略家，都是对他操控大局能力的赞扬。但杨元庆不擅处理公司政治，不懂得妥协，至少在1994年不会。他耿直的性格有时驱使他钻牛角尖，额外面对重压之力。然则他对方向判断清晰，依仗柳传志的支撑，采取最直截了当的突破手段，才最终在变乱的联想局中先向历史伸展了一步。　　柳传志则无力超越联想局向历史额外伸展，因为此局为他一手布置，局面为他一手造就，局势为他一手擘画。他既是布局者又是局中人，他既是推进历史的工具又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目。他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只有全力苦撑才得以全联想局而退。我们说柳传志身上有悲剧性的一面，正是他必须执行命运所安排的任务，奋尽全力开创一个新局面，自己付出的多得到却少。　　整整两年时间，柳传志几乎将所有精力放诸北京，又将半数精力放诸杨元庆身上。他在北京重置企划办，试图将之设计为自己的“总参谋部”，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棒。“企划办的建立非常麻烦，因为人选老不合适，”他后来有一次非常感慨地说。那时候他又想起了郭为。　　 　　新的线索　　就在杨元庆赢得了微机事业部，郭为被赶到大亚湾的同时，那一年10月，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路甬祥为联想史的侧向找到了一条新线索，他做了一个就计算所改革试点问题的讲话，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方案，让联想管理计算所：　　“我想院里以后对计算所只负责两方面的事：班子的考核、任免和监察；班子既然委托给联想集团管理，可以由联想集团提名，当然也可以采取招聘等办法……第二是对所的资产，院里负责审计、监督与评估……让联想集团来管理计算所，充分发挥计算所的同志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走出一条发展之路。”［3］　　11月7日，他又告诉联想集团全体干部：“联想集团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取得了第一步也是比较辉煌的成绩。我是讲第一步，还应该有第二步、第三步，现在和国际上的微软公司比，和IBM比还差得很远……为什么选择这个产业、这个学科领域？……这个学科领域竞争最激烈，更新速度最快，如果不进行大幅度的结构性调整，采取大幅度高强度的改革措施，光依靠现在计算所这样的渐进性改革，恐怕很难应付今后几年市场的挑战和技术方面的挑战……”［4］　　路甬祥的提议多年后得以成为现实，却也使联想成为矛盾的焦点。虽然是“院里让我们干的”，但那时候“联想吃掉计算所”之说甚嚣尘上，柳传志和李勤一面要照料那些年轻人按其擘画好的路径进出，又要拿出大量钱物及人力平衡计算所老科学家与年轻新秀间的关系。直到今天，联想控股公司依旧存在一个怪异的“二部”，其使命便是处理其中所产生的种种关节问题。这是后话。　　1994年11月15日下午，一批客人访问了联想，他们是邹家华副总理和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这是胡启立那一年第二次面对联想，之前的9月13日，他就已经与他的副部长和司长们迎接过前去汇报情况的柳传志了。改变命运的选择(5)　　9月13日那天，胡启立告诉柳传志，他们对联想集团寄予厚望。“计算机没有几个大企业，联想是其中之一，是计算机行业最大的集团。”所以胡启立想和柳传志“共商如何来支持我们国产品牌的发展，来加强我们自己的竞争力”。胡启立对联想提出的要不要发展自己的产业、要不要保护民族工业的问题颇感兴趣，他回答柳传志说：“当然是要的。”　　曲维枝副部长则表达了对联想的理解，暗示联想是在夹缝中生存。“在这种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如何生存，确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他还说计算机行业遇到了水货和走私货冲击，“走私的冲击，已经变成恶性循环，不仅使硬件产业无法发展，而且影响中国的合资环境问题，这也是政府该做的事。”　　胡启立还提醒柳传志如何做长远的规划，怎么来发展个人电脑。“我认为，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现在电脑基本上机关单位使用居多，个人还很少，一部分作家开始用，但是也不多……我碰到一些人老跟我打听，说要买计算机，但是一点也不懂，问我买什么牌的好，打印机什么牌的好，用什么软件合适，我也讲不清楚。不是干这个的，也没法给人弄这个……（互联网）这个东西我认为要做，如果产品内容就是一个老的计算机，386、486、586，光做这玩意儿，我认为不行的，是要研究到底有怎样一个市场。现在的市场是系统的，是集成的，连计算机带通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搞对了，战略决策对了，公司就发展。战略决策出了问题，很难扭转，几年都翻不过身来。”　　他告诉他的下属，要他们同联想保持密切联系，对联想的要求要“开绿灯，及时反映，尽力支持”。“联想现在是计算机行业最大的公司，还有浪潮、长江、长城，你们觉得政府应该做什么，应该给企业提供什么样的好的环境，你们可以提出来，帮助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5］　　柳传志显然很激动，他说：“今天一是想领将令，一是想拿给养……做事的人，总得有点动力，我们是国有民营企业，做事情希望得到国家的承认，人民的承认。今天听了这些鼓励，我们往前冲就有了极大的动力。”　　无论他是否有意使用谋略，他都达到了借势与借名的效果。他借助了中国政府对于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忧心忡忡使联想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势能；又以“民族大义”借助了民众意愿，独力扛起“民族计算机产业大旗”，使联想扮演了“民族工业先驱”的悲壮角色。他甚至无意识地辨析了借势乃是综合了自身与社会的共同需求，至于借名则是应和了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古训，以“大义”的名义获得了自身成长的空间。　　很多人并没有清晰，柳传志造就了一个多么缜密的“局”，政府的势能既为他所用，又以民族之名义树立了自身的伟岸形象。民众的意愿既被调动，潜意识中难免会有一种情绪：购用联想微机，则为支持民族工业，是爱国的表现；不购用联想微机则显出不爱国的面目。它相当于逻辑学中的三段论：我们爱国；联想代表中国。最终的结论便是：爱联想便是爱国。　　情绪的铺张，智慧的渗透，使联想局中的某些选择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了一家中国企业成长的磨难和一位中国企业领袖带领其内心珍宝成长的苦心。　　1994年，线索既然开启，离奇角色既已扮演，又没有经过责难和批判，柳传志他们获得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在这个新的舞台上，他们要演好自己的角色，以便有更自然的机会赢得天候和地理力量的支撑。　　 　　【注释】　　［1］《家庭医疗百科》，61位医学博士，美国，中国人口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1月第1版。　　［2］《联想为什么》，陈惠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3］《中科院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就计算所改革试点问题的讲话》，路甬祥，1994年10月，联想档案，A01-1994-5。　　［4］《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在联想集团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1月7日，联想档案，A01-1994-7-3。　　［5］《电子部领导在听取联想集团公司工作汇报时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1994年9月13日，联想档案，A01-1994-5（2-1）。决战(1)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9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9节作者: 迟宇宙　　多年后，杨元庆因为在2003年没有完成联想的3年规划便开始反思联想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柳传志曾说联想的核心竞争力是管理，他也曾亦步亦趋地追随柳传志之说。如今，因为遭遇失败，他似乎突然发现联想集团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运作管理”，尽管依然是管理。　　早在1997年春天，他并未发现“运作”之妙，而是凭借一腔热情及成功营销便赢得来自跨国公司的尊敬。那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　　“在中国，IBM成功的同时，它并没有更多的余地去为此骄傲。厂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使IBM的优势很小。价格在不断下降，价格下降的压力还会增大。最新的挑战来自联想公司，在1996年最后三个月IDC市场份额排行榜上，联想公司已跃居首位。”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IT史的人都知道，1996年是中国IT业的决战之年，它最终也成为转折之年。正因为在那一年成功狙击了IBM，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而杨元庆则彻底为自己赢得了未来“中国IT领袖”的位置。　　联想在那一年终于洞悉了赢利的秘密：科研成果+规模生产+规模营销=可观的规模经济效益。一个联想新时代开启了。　　 　　“One Plus One”　　联想涉足电脑领域之后，除提供商用微机外，也开始向家用电脑市场突袭。他们看到那个充满诱惑的市场，知道在美国超过30%的家庭持有电脑。在1990年代，大部分电脑厂商都在打家庭用户的主意。有一个先驱推出了价格逾千元的学习机，那是一种不能存储文件、不能打印，也不能运行最简单的电脑软件的“怪物”，除了提供录入法训练和玩游戏外，它什么都不是。　　联想在1992年开始筹划“家用电脑”的概念，他们在1993年正式喊出了一个伟大的口号——“让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拥有一台电脑”，这就是著名的“1+1”行动。在美国和欧洲，电脑并无家用和商用的区别，它们统称为个人电脑，但联想煞有介事地推进最终使“家用电脑”在中国大行其道。　　到1994年底，中国电脑用户和主流厂商都接受其概念，就连美国人也承认了联想的创举，接受了“One Plus One”，他们甚至办了一份杂志，其中文译名便是《家用电脑》。曹之江有一次不无炫耀地讲，在中国市场上，“1+1”成了家用电脑的代名词。　　联想的第一代“1+1”电脑零售价只有三千多元，它既无硬盘，使用的又是黑白显示器，目的不过使家庭用户运行软件和学习电脑的欲望得到满足。它的性能与价格都与商用机有天壤之别，但它让消费者能够买得起和用得好，使电脑不再是神秘的怪物，变得简单和便宜。于是它便成功了。　　1994年联想推出第二代“1+1”电脑，它保持了使用便捷的特点，但配置及性能方面均已与商用机相差无几。第一代“1+1”满足了家庭的试探性购买欲望，第二代“1+1”则满足其购买更完善、高档产品的欲望。于是，联想又成功了。　　尽管第二代“1+1”电脑与第一代保持同样的番号，但杨元庆认为它与第一代“1+1”所谓的个人电脑或家用电脑有本质区别，其意义亦不可同日而语。杨元庆标榜他们为“1+1”注入了新的概念和使命，使其成长为真正的“家用电脑”。　　无论如何，“1+1”都获得了成功，其成功是加法谋略的成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联想看到了一个虚空，它渗透进去，开辟了更大的市场。　　然而市场的博弈往往以减法谋略推行，既然联想要“高举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旗”，那么与IBM、康柏和惠普等跨国巨头们进行一场“零和游戏”则势所难免，而这游戏的开局，顷刻便横亘于柳传志、李勤的面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时间既已推进到了1995年，柳传志便看到了“非常大的变化”，形势已然不同，联想较之当年亦展示出极大的差异。他说：“比如说吸引外商投资，有一些大工厂都卖一半给外国人，甚至有些资源也卖给外商，这在过去绝对是卖国的事情。另外还有股票市场、股份制问题，所谓股票市场无非是让更多的人持股，也就是个人私有财产之中生产资料的成分，这在过去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做法。观念的改变感觉非常之大。”［1］　　1994年的香港联想上市使柳传志感觉到联想虽然跃了“龙门”，但其依旧只是个“小龙崽子”，尚未变形成龙。很多问题阻碍联想变身成龙，跨国巨头们想把它打回鲤鱼的原形。除此之外，柳传志还为苦恼“联想员工缺乏联想人应有的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他有一次指责说，在1995年联想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起初井然有序，到后来便乱成一团了。　　“为什么呢？”他质问说，“因为后面开始发礼品……就这50元的礼品把整个的气氛给搅乱了！让台上演员看着台下目瞪口呆，上面唱着歌颂我们的歌，下面咱们就乱成一团。乱到什么程度呢？乱到剧院的经理和保卫人员出来要我们赶快进行干涉，不然要出事。说到这里，我确实是很气愤。”［2］　　使其更感恼火的是，那天联想所有头头儿均在现场，李勤还巡视了两次。他诘问道：“如果一个公司的最高负责人在那，队伍都能乱，它还是支队伍吗？”决战(2)　　柳传志的愤怒由来已久，因为争抢礼品而导致场面混乱的事情在联想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每次他都感到脸上无光。除此之外，部门之间的协调也出现了问题。在1994年，微机事业部和汉卡事业部曾经出现矛盾，柳传志、李勤他们调和了杨元庆和皮卓丁，至少表面上使他们形成了“协同作战的配合”。　　柳传志知道联想该去向何处，10年来他从未像今天那么清晰过。他内心沉郁了太多的梦想、痛苦和羞辱。他记得1993年DEC总裁到中国，有一位记者采访时问：“你到中国来和联想签约，都是世界上的大公司，你有什么感想？”他听到了，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下去。　　“人家听了后，想了半天。大概人家从来没有想过……因为DEC按当时算是100亿美元的公司，联想当时CAD方面的营业额大概顶多是1000万，可能不到，1000万和100亿是1000倍。1000倍是什么概念？好比咱们公司是10亿人民币的公司，下面某个代理是不足100万的买卖，然后还牢牢记住对这个代理的印象如何如何，这不太可能吧。这相差是非常悬殊的，只是咱们中国人自己不太清楚，以为联想与别人差不多，我们自己可得明白，国外大公司确实是巨轮，我们现在是只小帆船，出了海了，但是要非常小心地行驶……”［3］　　柳传志素来谨慎，但杨元庆正值血气方刚、一腔热情之时，在那年微机事业部的春节晚会上，他跳上台去高唱了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既委婉地抒发了胸臆，台下便群情激昂，大有“人士从而附之”的气势。　　杨元庆经营微机事业部的事业，向来大刀阔斧，通过在广泛的区域逢山开道，硬生生地打出一条通路来。而且他的队伍既精练机动性又强，一经离散又能迅速恢复。现在他又托以民族理想，自然便得到更多拥戴了。　　 　　那是一场管理的战争　　尽管柳传志不太愿意提及杨元庆曾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但他从不否认与跨国巨头们之间的较量是一场战争。那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敌强我弱，敌众我寡……　　陈惠湘在《联想为什么》中描述说：“英特尔公司从1995年开始，几乎365天天天都在通过电视台喊，要‘把大千世界演给你看，说给你听’，排名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结婚典礼跑到军队封锁的海岛还不过瘾，还要坐豪华专列火车在中国大地风光一圈儿，从北京一直跑到广州。还有‘蓝色巨人’IBM的总裁郭士纳不远万里飞到中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愿望是向###主席表达想为中国三金工程建设多做一些事。”　　更为致命的是，在1995年，整个世界电脑市场出现了“无利繁荣”之局面，一面是全球电脑销量超过6000万台，美国家庭电脑拥有量超过30%，IBM、康柏、惠普及台湾宏都有快速的成长，联想电脑的销量亦由上一年度的万台突破至10万台，一面是电脑毛利率由3年前的40%下降为20%，电脑制造业开始变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挣苦力钱”的行业。在中关村，已经开始有公司只要能获得100块钱利润就出手售价超过1万元的电脑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60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60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