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总会伴随坏消息一同到来，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不时地出现在瞻前顾后的年代中。历史往往因为它们接踵而至充满戏剧性，而权力者们的表演剧场也因它们的不期而遇令人啼笑皆非，不知所措。 就像2003年冬天，柳传志一面要谋划如何在新一轮的国资改革中分一杯羹，又一面要应付突如其来的新一轮“贸工技”和“技工贸”路线的争论。很多人忽略了现实中存在3个联想，一个是杨元庆的联想，它的名字叫“联想集团”；一个是柳传志的联想，它的名字叫“联想控股”；另外一个，则是柳传志一直刻意描摹的“联想大家庭”，但人们并不知道，在柳传志退休之后，“联想大家庭”会不会分崩离析，变成一段如烟往事，一段如泣如诉的回忆。 批文 一个决定联想命运的时刻。一个柳传志梦寐以求的结局。联想在1990年获得机电部批准，可以生产自销联想系列微机。联想也在那一年推出了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联想获得批文实属不易。在整个1980年代，电子部有许多直属生产厂，因其“嫡出”而获生产许可及政策优惠。联想是“庶出”，自然受到歧视。 当日电脑暴利，谁拿到批文，谁便得到了拾金子的机会。1990年，联想终于捞到这样一个机会了。那一年，“中国政府官员考察了香港联想，肯定了联想的生产能力，给联想发了生产许可证。”［1］柳传志“曲线救国”终获成功。 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中国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外国计算机开始大量涌现在中关村。它们的出现既推动了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也使那些一度靠批文生存的中国计算机厂面临巨大压力。 既然要做自有品牌电脑，为避免自相矛盾，联想不得不宣布放弃在内地代理AST电脑。柳传志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如今无法估量，但其损失却令人咋舌：头一年，香港联想代理AST电脑的营业额超过2亿，利润几近2000万港币。 若现存史料全部可信，那么在1988年底和1989年初那段时间，柳传志与李勤曾与AST高层谈判，他们试图说服傲慢的美国人接受一项建议——生产“AST联想”联合品牌电脑。但AST表现出的傲慢摧毁了那桩谈判，他们说：“我到中国来，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在技术上和AST合作。” 李勤当日对AST的回击是：“我不管别家公司怎么样，联想要做包含自己品牌的PC，首先和AST商量，是因为同AST合作了两年，合作得非常好，所以，先找你们，即便你们不愿意，我们也必然要出我自己品牌的电脑，所以，我们可能找别人合作，也可能独自做——这对咱们未来的合作可能会产生影响。” AST并非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但其傲人气焰却丝毫不弱，他们并未太将李勤不卑不亢的回答视作威胁，反而以为对方只是为面子计较的一种姿态。等到联想推出自有品牌电脑并宣布在内地放弃与其合作时，他们才感受到震动。 柳传志与李勤既然遭到AST拒绝，便洞晓与跨国公司合作并无出路，即使成功也只能扮演陪衬角色。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反而找到了出路，也看清了那些跨国公司可憎的面目，李勤说：“他们当时找联想，就是想让联想多卖他们一些机器，没别的目的。” 柳传志和李勤找倪光南讨论联想是否能够推出自己的电脑，迷恋技术的离奇角色自然拍手同意。他们便再分析与AST之间的关联，觉得脚踏两条船，最好不过是“联想品牌打了出来，AST也能接着做”，其最坏之情状当是AST觉得他们非其族类，不再对他们及时供货，“联想品牌没打出来，AST也做不成了。” 既然李勤与倪光南均极坚定要做自有品牌电脑，柳传志也以造电脑为梦想，那么分步骤抛弃AST便成为一个“阴谋”。AST当日并不清楚联想的“阴谋”，等到柳传志动手，AST在中国市场迅速衰落时，他们才痛感当日的傲慢与偏见。 联想安排不多人成立一个部门负责代理AST电脑，其千军万马均将“造自己的电脑”作为真正事业。AST初时并未感到压力，1990年夏天终于气馁示弱。他们找到李勤，低三下四地问能否重新讨论制造联合品牌电脑。李勤告诉他们：“市场，你们比我清楚，时机特别重要，时过境迁，这事再谈也没有什么意义。” 联想在整个1990年才销售了2000台电脑，到AST屈尊降纡与他们谈判的那个夏天，他们的销售量也刚超过1000台。但李勤感觉前途光明，所以他才那么嚣张地说“非常感谢”，将AST的谈判代表打发出门。 没有人知道AST代表离开中关村时内心作何感想，没有人知道当联想成长为中关村的象征和标杆时，AST会不会感到懊悔。他们渐渐远离了中国市场，渐渐地失去了勇气和魄力。他们被自己曾经抛弃的人抛弃了。 李勤尽管看到了光明前景，但他依旧忐忑。他知道当日联想板卡每卖一块亏一个美金，柳传志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某期《对话》中说是“拿金子当银子卖。”汉卡因倪光南枪毙了软汉字已近式微，江河日下，真正赚钱的唯有代理业务。柳传志有时会担心——要是联想电脑做不出来，“盈利从哪里来啊”？ 在3月的一次培训会上，李勤代表公司管理者下决心不再推销AST电脑，而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到市场上去。“尽管我们联想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一定的声誉，但你自己的286产品并没有拿到用户当中去，让人家好好去用。人家对你有个接受的阶段，你的质量也有个不断完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要想让用户大量地接受，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到底质量怎样？能不能过关？柳总是在香港下了死命令的，要求一定要把质量关。在推销过程中，你要让用户认可你的机器……推销联想286得做大量的艰苦工作。”［2］交锋、试验、牵连(2) 李勤说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希望低姿态进入，取得高效益的结果。柳传志似乎并不着急，他已认准“做开发，做自己品牌”的道路。他不怕赔钱。几年来他的生意都是靠先赔后赚做起来的。他知道“贸工技”道路总会面临“将来贸易一定不好做”的困局，到那时再做工业，联想几乎毫无希望。 “如果当时不是咬牙挺住了，哪有现在的联想微机啊。这就是比四通稍微高出来一点的地方。”有一次柳传志颇为感慨地说。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6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6节作者: 迟宇宙 现存证据显示，那是他为数不多未因生意而头疼的一年。他开始筹划“鲤鱼跳龙门”，给联想做长长的一段规划，甜甜的一个幻梦。到后来，联想遭遇“黑色风暴”，龙门没跳过去，反而一头扎进泥淖中，灰头土脸；柳传志颇为恼火地斥责吕谭平，而他的美尼尔综合征也恰如其分地爆发了。这是后话。 联想电脑初时质量不很好，惹了不少麻烦。但那时柳传志并不担心电脑生产，他担心一个人，一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他在香港已经接到不少电话和信件，都是一些老同志向他告孙宏斌的状。他慌了。 他后来说联想在“黑色风暴”中一败涂地，几近崩溃，是因为“外国品牌厉害，自己能力上也差点劲。我在香港为北京这边着急，接着就出孙宏斌事件，老同志能力上不来，没有新的战略想法出来”。 等柳传志为香港联想把好脉、开出药方，亲自灌汤喂药将香港联想从“鬼门关”上拖了回来，倪光南又开始告状了。他似乎总是背负悲剧性格，人生中从不缺乏波折和挫败，从不缺乏痛苦与劫难。他穷困时没钱抽烟，有钱抽好烟时却已戒烟；他为了倪光南付出了10年友情，得到的却是兄弟反目、亲痛仇快…… 分裂与交锋 柳传志慌了。3月中旬，他匆匆地从香港赶回北京。他摸不清底细。他感觉北京联想要出大事情，却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 他一回北京便着手进行联想集团第一期干部培训。3月19日，他问被培训的家伙：“我们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是办一个长期的、永久的公司呢？还是办成一个短期的尽管能够闪烁光芒的昙花一现的公司？”［3］他要给他的干部们搞思想教育，建立一套明确的意识形态。 两年来，柳传志过得并不开心，虽然联想发展得够快，但管理制度却不健全，“思想教育工作跟不上，已经有种种危害公司利益的现象发生了。如用非法手段索取私利的；严重泄露机密的或传播流言、动摇军心的，纪律涣散、不服从指令的。”他颇为愤怒地宣告：“上述现象有害……对大船结构思想的贯彻，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4］那些人大多不曾见过他的愤怒，不免惊恐失措起来。 他的愤怒来源于孙宏斌的“小船思想”，也来源于贾绪福与孙宏斌不可开交的矛盾纠结。多年后他依旧不肯承认孙宏斌与贾绪福之间的交锋是联想文化上的冲突，但他的内心总会隐约显露他对那些“老兄弟”们的不满。 柳传志在3月19日“剖析”了孙宏斌，那时他并没有将孙宏斌“拿下”和送进监狱里的想法。他只是希望他能重新走回他所布置的联想局中，成为一颗至为关键的棋子。但孙宏斌最终拒绝了他的倡议，使自己变成了一出悲剧的主角。 那一天柳传志威胁说，“谁要破坏了大船结构原则，不管你是什么人，发现一个，处理一个。”［5］孙宏斌被发现了，然后被处理了。在联想史上，他变成了一个过客，一个与联想关系胶结不清的过客。 4月8日，柳传志给各个分公司发了一封公开信，他先是感谢他们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接着便告诉他们： “孙宏斌……有严重问题，且已对公司的营运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为减少公司的损失、整肃企业的内部思想、纪律，理清分工司与总公司的各项往来，集团公司总裁室决定暂时封存有关分公司的账号及库存物资，门市暂停营业，并派代表来了解情况，组织学习。”［6］ 柳传志随后与孙宏斌进行了一场接一场的交锋，在一场联想文化的纠结与冲突中，他必须做出牺牲孙宏斌的决定。不久之后，孙宏斌他们在北大勺园开了一个会，有人建议卷款潜逃，内线向柳传志告密。在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柳传志“三下两下就把孙宏斌拿下了”。 孙宏斌先是被刑拘，秋天时被判了5年徒刑，罪名是“挪用公款”。13年后，同样的秋天，孙宏斌申诉成功，海淀区法院撤销了1990年对他做出的刑事判决。 孙宏斌引发的这场文化冲突出乎柳传志之预料，几乎以其离心的力量和牺牲自我的决心在给联想局冲决出一个缺口。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文化的冲突连亘不断，朝以继夕，若非柳传志以“拐大弯”的深谋着手准备产权改革，以联想创业###的群众性参与及他们对公平合理的要求，难免要发生一场观念上的械斗，使新一代的接班不能顺利进行，使柳传志的设计成为联想史上的一个败笔。 柳传志和李勤已看到矛盾不可调和，既已牺牲孙宏斌，短暂结束了两代人观念上的肉搏，则以猛力征服“老干部”便成为联想局转折成器的唯一解决手段。 李勤有一次在公关部全体会议上说：“有些老干部要放下包袱，打消怨气，把全部精力投入各项工作中去。”“要求年轻干部要学会尊重人，尊重别人的劳动”。他把传播小道消息的人形容为一种病毒，“虽然人数不多，但对周围的空气是一种污染，影响很恶劣……必须清除。”“禁止在下面传小话，散步小道消息，犯自由主义……我们会抓典型的，顺藤摸瓜，一抓到底。”［7］交锋、试验、牵连(3) 当柳传志与李勤花费数年之力顺利解决了“老干部”，使其自动让出“交椅”，顺势扶植郭为及杨元庆掌握联想命脉时，不知他们是否会想起那个叫孙宏斌的人。然而历史既已转折，悲剧既已成事实，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救火队长” 郭为又一次获得了在舞台上表演的机会。他又一次扮演了“救火队长”。在联想局中，他曾无数次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没有人知道他的频繁出场对他到底算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他在联想做到了不可或缺，也因为自己的不可或缺最终丧失了掌握联想集团的机会。 郭为受柳传志委托出任业务二部主任经理，柳传志要他“整顿第一，经营第二”，梳理各地分公司及子公司的线索，保证它们在“离心力”得到遏制前不致爆发，使“孙宏斌事件”的后遗症成为联想局中微弱而短促的一部分。 郭为干得不错，在后来的一次总结中他说整顿工作在士气、财产关系及损失和制度建设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分公司及业务二部的员工“初步认识到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联想人”。［8］ 郭为以其干才使柳传志得以从容不迫地解决“孙宏斌事件”所遗之种种问题，他既已“拿掉”了孙宏斌，使年轻人感受到“大船结构”之压力，通晓脱离大船“开小船”的悲剧下场，便只有大刀阔斧行事。 7月14日，柳传志召集了全国分公司经理训话，他“见景生情”，感到高兴。而4月份他与孙宏斌的人马对话时还充满了火药味，弥漫着“一种战斗气氛”。 “当时大家……还感到迷迷茫茫，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他说，“两个月后的今天，我在这儿又见到大家，感到一种新的气氛……我感到大家已逐渐对公司产生一种信任感，说明大家已逐渐地把自己和联想大船联系在一起。”［9］ 柳传志始终觉得孙宏斌的企业部有浮夸作风，他记得企业部提出一亿元营业额时他就很怀疑，因为这些指标没有进行分析调查，“有些年青人涉世不深，没有经验，容易把话讲满，主观臆断，不知道按实际情况办事。” 13年后的夏天，在一次“入模子”培训中，他以同样的口吻斥责了金白领的总裁王建，斥责的理由竟然与13年前斥责孙宏斌毫无二致！ 就像13年后他在愤怒中告诫听课的人一样，1990年7月14日，他也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的下属：确定指标应经过反复研究，要调查市场情况，反复分析市场形势以及工人人员的能力，然后再留余地，这样定的指标才有基础。 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明联想如何评价员工—— “以打桥牌为例，我们把人分为三种：一种人叫多少分就能打多少分，这种人应当打满分；第二种人叫得低打得高，应当给90分；第三种人叫得高打得低，那实际上就是不及格。按中国人的习惯，按公司情况，我们提倡做第二种人，凡事留有余地，因为我们办公司是实实在在的事，多个环节共同完成一件事，需要好几路兵马在同一个时刻达到同一个地点。如果有一支兵马出了错，那就要影响全局，这种教训在办公司的过程中也很多。”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7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7节作者: 迟宇宙 他给那些人讲了一件事。1989年9月，他问进口部经理刘赤峰机器能否按时到达，后者回答说没问题。“然而进入销售高潮时机器没能购进，10月份还未到货，到11月份机器来时又是锣齐鼓不齐，到了12月份我们全部人马拼命工作，才使公司度过危机，又运转起来。如果不是我们有很好的信誉，很强的销售能力的话，就会造成库存大量积压，资金呆滞，公司就有可能垮掉。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情况办得不好，实事求是地讲清楚我们还可以想其他办法。如果答应下来，就必须办到，否则你一方面出了错，就会打乱全局。”［10］ 在这种条件下，那些听课的家伙们一面会为刘赤峰的命运担心，一面又为自己的幸存感到欣慰了。这些人从性别上来看，只有男人和女人；从职业上看，也大致无二，均为联想的经理；亦即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们扮演着差不多的角色。但他们的内心使其有了明显分野，有懦弱者、幸灾乐祸者、野心勃勃者……他们现在盘踞在同一条“大船上”，要让这些人同心协力，朝向柳传志布置的联想局努力，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唐旭东的线索 1990年3月，唐旭东来到了管理部。他的到来正逢柳传志“拿掉”孙宏斌，因其为法学专业背景，便参与了“解决”孙宏斌的整个过程。这是他来到联想之后“主要做的第一件事”。 唐旭东记得他当日陪同检察院侦查，既与孙宏斌谈话，也曾赴孙宏斌所辖的武汉、青岛、郑州好几个分公司调查。他们查阅档案，也查阅财务账册。 孙宏斌遭刑拘，对其进行面对面询问，唐旭东大都参与并做记录。他对孙宏斌印象不坏，觉得孙宏斌一个记忆力非常好，脑子特别清楚，特别聪明。 多年以后，唐旭东又以联想控股副总裁身份，在孙宏斌翻案过程中向法院表示联想对再审此案无甚异议。他们出示了一份说明。孙宏斌在2003年秋天重获清白之身。命运真是太离奇了，当年对峙的两方如今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回忆起往事来，怎能不唏嘘不已？ 唐旭东干的第二件事，是协助清查公司账目。他们发现不少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行为，有人报销了私人出租车票，有人报销了私人餐费……他们清查了大量历史单据，甚至清查了每天定点上下班的车票。有人为此付出了代价，一位有名的部门经理因其给以工作名义动用公款在家中装了部电话而写出深刻的检讨。交锋、试验、牵连(4) 唐旭东干的第三件事，就是参与制度建设，为联想提供一份《管理大纲》草案。“公司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将公司原有部门的接口制度做统计。” 公司尚小时并不存在太多矛盾，就那么几个人，三两句话便打发过去。然而1990年的联想已经壮大，在4月成立了10大部，部门既多，各部均是人强马壮，相互之间，非有人事上的纠葛不可，以人情协调部门关系，显然已不现实，唯有出台制度，以猛力推行，才可以使公司秩序井井有条。 “部门越来越多，作为一个组织，部门内部之间怎么衔接和协调的问题就出现了，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接口制度。”唐旭东说。 当日的“接口制度”颇为零散，接口过程繁琐无比，足以令任何管理者神经紧张。柳传志试图为接口确定通用而简洁的纲领，他令唐旭东组织各部门讨论，使每个部门都清晰自己的定位，知道出现问题该如何解决，怎么协调。 他们又遵照柳传志的命令开始系统研究：联想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联想的文化理念是什么？联想对人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将这些问题厘定完毕，便为总裁室提供了一份《联想集团管理大纲》的草案。 《管理大纲》出台后，各部门便依照其所确定之基本原则，出台财务、人事、仓储管理、行政后勤诸制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时职工评定的一些制度、考核制度、工薪激励方案，都在大纲里面，”唐旭东说，“大纲之后又有《联想集团制度汇编》，我记得是活页的……管理转入一种正常的运作状态。” 在联想史中，唐旭东不是一个离奇人物，其所经手种种事务，也以繁琐细碎居多。当日他年纪轻轻，不会日日夜夜策划实现自己的毕生计划。他只是作为联想局的一个细节出现在联想，但命运显然对他足够垂青，不到10年，他便已成为联想局中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了。 有时他会想起自己确定加入联想时的选择。似乎可以印证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一些判断：“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是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过去。个人的倾向也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11］ 斯巴达克方阵 乔万尼奥里因其在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中塑造出一个奴隶出身的角斗士的光辉形象而成为伟大作家，库布里克将乔万尼奥里的小说拍摄成电影，使之在1960年的第33届奥斯卡评选中获4项大奖而成为经典影片。英国电影杂志《Empire》曾选出了五十个令男人动容流泪的经典电影场面，居首位的便是《斯巴达克斯》中柯克·道格拉斯饰演的斯巴达克斯向群众自称是斗士的一幕。 柳传志迷恋库布里克的《斯巴达克斯》，他为斯巴达克斯勇敢的悲剧所感染，更为一个个斯巴达克方阵所震撼。那是一个个无坚不摧的方阵，是一个个战无不胜的方阵，是一个个永远不会出现混乱的方阵。它强调序列和自我牺牲，强调共同的理想和道德的约束。它是柳传志的梦想。 柳传志曾在很多个场合表达过他对一个斯巴达克方阵的渴慕，1990年10月6日，在联想讨论《管理大纲》草案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将他的斯巴达克方阵梦想修葺一新，进行一番总结了。 那一天，柳传志以船长姿态对其员工说上半年国内市场继续疲软、公司内外环境都很不利，但联想取得了颇为惊人的成绩。他赞扬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也夸耀其为“整个领导班子遇变不惊、快刀斩乱麻”。［12］ 柳传志年初提出1990年的三项任务时，感慨“要把管理上档次”。这是其首度如此强调管理，“把这项任务提到了一个特殊的高度”。在6月，他召集超过250人次开了10次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 在7月24日，他则宣布“公司发展到今天，确实要有自己的行动准则了”。“我们要树一面旗帜，非常鲜明地写清公司要干什么和怎样去干。愿意跟着一起干的就站到旗帜下来，不愿意干的就离得远一点。”［13］ 他告诉那些人，其召开会议之目的是要讨论《联想管理大纲》草案，讨论之后还要唐旭东他们进行修改，“并制定出一系列和公司每一个同志都直接有关和整个公司的兴衰密切相关的具体制度”。他因之而将讨论所涉内容确定为“关系到公司性质、方向和制度的根本原则”。 他回顾往事，说到创办公司时他们并无宏伟目标，只是确定将研究成果变为商品，而非“办成一个倒来倒去、挣几个钱大家一分算完的公司”。他形容其时如同年轻的父母，“刚生下一个小孩，不知道忙着给小孩弄什么是最主要的。” 有很多人曾对柳传志提出各种建议，有的说先捞点钱，有的说先挣外汇。当时他们都有点迷糊了，后来慢慢弄清楚了：他们需要资金，要企业，还要办成一个大公司。“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来整理，集中精力抓好我们内部的管理呢？” 联想从公司创办时就开始争论管理问题，迄至今日还在讨论。柳传志曾比喻抢市场好比在玉米地里抢棒子，内部管理好比收棒子。联想准备海外扩张时，力量薄弱，当时柳传志为避风险而奉行“以抢为主，抢住了再说”。交锋、试验、牵连(5) 可是时间空间都已改变，棒子业已抢到，收棒子已“刻不容缓”。如果不能把棒子摆好，“联想大船就会严重地锈蚀，两三年内就有可能受到致命的伤害。” 柳传志觉得联想虽则混乱，但责任心和比较优势使联想效益比对手显著。“和有些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不善的状况相比，我们是一艘由有责任心的船长驾驶的大船；和一些集体或私人企业相比，我们有以院、所为坚强后盾的人力、资力、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尽管我们管理上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碰撞，但是整个事业依然在前进。这就像一句话说的‘一白遮十丑’。” 如今“一白遮十丑”的时代已经结束，联想已经到了成长的关键时刻，柳传志要和海外公司比高低，他已无法容忍联想继续使用这种效率、宽纵如此混乱。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8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8节作者: 迟宇宙 “如果我们真的准备向海外冲锋，如果公司里绝大多数同志真心希望联想做一番事业……那么非常深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再不抓好管理工作，让那个‘一白遮十丑’的‘十丑’再继续下去的话，这个联想大船就不是停顿的问题，而是可能沉船。”［14］ 自从将孙宏斌“拿下”并送进监狱之后，柳传志就开始关心“队伍的建设”，关心自己能否拥有一个斯巴达克方阵。他从毛时代走过来，知道毛泽东当初在抗日战争时期最为重视持久战和队伍建设两个问题。 “如果有支很能打仗的队伍但是战略整个不对，那肯定是一无所成，但是如果有正确的战略思想，没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的话，这事情也做不成。” 他要《联想管理大纲》确定选拔何等人作为骨干？其标准如何？怎样进行考核？何等人适合在何等岗位工作，应该得到如何的待遇？ “公司应该有自己的德、才标准，也应该使员工有各自的进取渠道。而在处理上，能够单独完成任务的，就应该受奖；能够领兵打仗的，就应该升迁。” 他说制定的制度要有可操作性，能明确地分析工作能力和对公司贡献的层次，层次分明后再推及个体。至于分配问题，有了层次后就有了差别。“分配制度应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能够增加公司凝聚力，另一个是能够使之变成公司前进的动力。”“既看现实贡献，也承认历史功绩，一定要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病，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还有奖惩，奖什么，惩什么，都要有硬指标，不能靠评，不能来软的，要使大家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奖就是荣誉，惩就是耻辱。”［15］ “孙宏斌事件”使很多被亲情化管理掩盖的问题浮出水面，某种意义上它已动摇了总裁室的威信。年轻人开始恐惧，###院里的创业者们也觉得不再被信任。有一次，一位员工提意见说他在联想工作缺乏安全感，不知道自己万一得罪了部门领导，那将会怎么样；他要真的得罪了总经理，一句话就把他开了怎么办。 柳传志知道这便是联想很多人关心“是什么样的领导层，能决定什么样的事情”。他说那位提意见的人缺乏安全感，实际上是制度管理上的不健全，“也就是说，我们公司还没能做到从上到下完全进行系统的制度管理。”“我们公司的管理制度就该是：听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核心说了算。”［16］ 我们早已知道，柳传志这个人拥有无限大的自然魅力，他无须通过制度亦可使“每个职工都能明确自己所在岗位的职责”。这样的描写并没有错，看看他在联想“半个神”的角色就可得知。 但个人魅力永远不能高估，必须使各人能够明确自己是何责权利及如何对其进行考核。对待每一级的干部，亦是如此，“他做得好的时候，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做得不出色的时候，应该受到怎样能使他心服口服的处置。” 黄仁宇曾经说过：“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有战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形成的过程。” 所幸联想的成长距离我们的时代既近，又因其多受关注而史料得以最大化的保存。这便使我们能够像历史学家一样延展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发生的某个事件，或者建立一种宏观的视野。 我们今天面对关于“贸工技”和“技工贸”道路铺天盖地的争论，不免或受感情因素的折磨，或受民族情绪的影响，有时亦会为表示见解独特与众不同而故意唱反调，但商业史毕竟不能依循情感的逻辑，呼应某种人群的感情。商业史上是赤裸裸的利益的等价交换，就像柳传志所说的那样：“公司的特点是什么呢？你每拿一分钱，你就必须创造你那相对一分钱的价值。” 共同的宏观视野下，唯一的差别是价值实现的途径，柳传志说起联想个人所创造价时，总是首先承认员工自己的努力。但是，他提醒说：“另外一条，千万不可忘记，就是我们大船结构的结果！” “我们要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方阵，即使某个局部出了毛病，整个方阵也不会乱。公司是一个模子，我们要通过制度的作用，把外面进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按联想的模式塑造成我们所需要的人。”［17］ 有一次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会见吕谭平时说，你们公司的什么上马、中马、下马这一套销售策略，并不新鲜，人人都会说。关键就是别人没做到的你们做到了。柳传志听后深以为然。对于制度的制定，他始终明白，必须经过再三斟酌和充分讨论，一旦最终确定，则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交锋、试验、牵连(6) 制定制度的智慧遍及于宏观的国家史中，但我们往往发现某种方式未必胜过其他方式。在商业史中，制度制定者所需勇气远不及制度执行者。制度只有经过毫无折扣地执行，才有机会成为一项好制度，商业领袖的视野也才得以扩展。 在一长串漫漫旅程中，时间和时代最后造就了柳传志。我们今天无从想像其在勇敢果决背后的恐惧、孱弱、愤怒和紧张，但若我们假装一切都没发生，显然是有意忽略了历史的细节，过分美化了已经变成半个神的人物。 我们只能猜测，曾受到###主席接见的这位商业领袖是如何度过了他的1990年，如何因需面对一个无足轻重的孙宏斌而感到内心惊慌时，我们就会理解一个企业的成长到底要经过多少偶然及挫败。 【注释】 ［1］《联想发展战略研究》，金占明、张海泉。 ［2］《李勤常务副总裁在干部培训班总结会上的讲话》，李勤，1990年3月22日，联想档案，绝密。 ［3］、［4］、［5］《柳总在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0年3月19日，联想档案，绝密。 ［6］《总裁致子公司员工的公开信》，柳传志，1990年4月8日，联想档案。 ［7］《李勤常务副总裁在财务部全体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0年9月，联想档案。 ［8］《继续加强分公司建设，开拓全国各地市场》，郭为，1990年11月17日、18日，联想档案。 ［9］、［10］《柳总在联想集团全国分公司经理人员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0年7月14日，联想档案。 ［11］《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 ［12］、［13］、［14］、［15］、［16］、［17］《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柳传志，1990年10月6日，联想档案。曾经局中人：孙宏斌(1) “老的那种领导人像丘吉尔、罗斯福，年轻的网络经济先锋像杨致远这些人，其实都是某一个机会促成了他们的成功，一下子，偶然的一下子……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偶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关键事件、一个关键时刻让他成长，那个事件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件……” 一个男人节奏舒缓、语气柔和地说。这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个子不高，微胖但不影响给人的干练印象，面容倒也和蔼，只是总显得很忧郁。 他经历过难堪和痛苦的生活，如今已放弃了愤怒、压抑和自怨自艾，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后平静得近乎冷漠地讲述着往事。 有时候，如果心情不坏，而他又愿意陷入回忆，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在监狱中的孤独、绝望和正在进行的漫长一生，前面是清晰的、混乱的道路，后面则漆黑一片。我们可以略微想像一下，一个习惯于演讲的鼓动者突然失去了听众，他到底会是孑然屹立的英勇形象，还是寂寞无助的一个可怜虫？ “一天一天，在里面度日如年，但是又度年如日。你每一天都完全一样，你往回看的话，一年过去和一天一样，但是过一天也跟过一年一样。我觉得度日如年，度年如日，高度统一了……那两年，我每天，每天画日子，一天一天地画……” 十年前，没有人知道孙宏斌还能干些什么。熟悉他的人都以为他将从此开始庸常而漫无目的的人生。如今即使他自己也可能相信，他是偶然造就的一个时代英雄；在一些人眼里，他依旧庸常而神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却高大而伟岸。柳传志说他“不住楼上楼就到楼下搬砖头”，他则称“是柳传志造就了我”。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9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9节作者: 迟宇宙 他优柔寡断、感性永远多于理性、脾气急躁、懒惰……他承认他曾走入局中，也曾被别人减掉，但现在他是加法哲学最忠诚的奴仆。正是加法哲学，正是并不出色的性格，正是这个充满无数偶然性的大时代，让他成为出类拔萃一代的代表。 山西临邑人孙宏斌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曾经对人大喊大叫，如今已极少失态；他的激情曾使他失去过自由，也给予了他声望和财富；他曾经飞扬跋扈地生活，如今则像个平凡的生灵，平静地生活在尘世中。 在武汉水电学院读完合流力学动力学后，他到清华大学水利系读计算流体力学专业。经常性陷落到高精度紧致方法、网格技术中的生活并不有趣，但至少可以为他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在清华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他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了3年，每天依旧与计算流体和计算气体互相依靠。在学术上他已经干得不赖，但他总觉得不甘心，他相信“这个东西，再做10年20年也就这个意思”。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开始成为鱼龙混杂之地，猪还在村庄周围嚎叫，杂草依旧覆盖着街道，英雄和懦夫已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权力者们正在自己的剧场上踌躇满志，信通的金燕静尚未东窗事发，四通的###亦未潜逃海外。“那是真正的冒险家乐园。”有人说。 “下海”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不多选择之一。孙宏斌说：“其实下海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说的，那是真正的下海。那时候包括我、郭为、陈恒六，包括郭为、元庆这一批人，下海还是学做生意……在我们前面下海的那些人，老人多，学历低的多，计算所很多人下海是因为在所里做得不好，联想下海的这帮人，也主要是六室搞外部设备的。做大型机的人，不会走的……” 无论如何，在那时候“下海”，依旧需要点决心。能够让孙宏斌放弃乏味但体面的学术生活，开始冒险家生涯的，不是一种证明自己能力的欲望，而只是一种对未来人生的焦虑：“我觉得做生意最起码看不到头，而做学术能看到头，最多就是高级工程师，或者弄个教授当当，一眼就能看到头。你基本上能看到你60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你当了所长，当了院长，都能看到头。但是你要做生意，你却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前面都是未知的。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谁也不知道如果做生意将来会怎么样……” 是的，孙宏斌几乎不会想到他日后将拥有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也不大可能想到，通往这巨额财富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至少要越过一道监狱的大门。 偶然入局所造就的冲突 “我最近看了本书分析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是很多偶然事件造就了领导人……时势造英雄，就是因为时世充满了无穷偶然。一家企业的发展，甚至一个人的发展，也有很多偶然性，我去联想事实上也是挺偶然的……”有一次他说。 1988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他看到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聘广告。他此前并没有关注这家公司，那时候真正一时风云的是“两通两海”。他拨通了招聘电话，接电话的人叫陈恒六。他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会，陈恒六似乎对其背景颇感兴趣，于是，他来到还未叫作“联想”的联想，加入了柳传志布好的一个局中。他踌躇满志，却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而招聘他走进这家公司的陈恒六也同样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与这个陌生人产生丝丝缕缕的纠结。曾经局中人：孙宏斌(2) 1988年开始的大规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泾渭分明的现状，柳传志在内部会议上描述为“在我们公司整个人员结构当中，以年龄划线的话，简单地分成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老同志多数是所内的，青年同志多数是招聘来的”。［1］年龄差异、教育背景的不同、观念上的交锋，最终演变为新旧两种文化开始交织、碰撞、冲突。这种交织、碰撞、冲突，最初还潜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压抑不住地爆发了。引爆它的导火索，是一份叫《联想企业报》的内部小报。 3月19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说是要思考“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实上，柳传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孙宏斌的问题。在那天的讲话中，柳传志说他要从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来分析，“首先以这次震动全公司的《联想企业报》和企业部主任经理孙宏斌来作为剖析的对象”。他说“小孙”有三条突出的优点： “第一条，他有非常突出的实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难，拼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第二条，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得比较透彻，尔后制定工作方针，也就是说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退出画面来看画的工作方式；第三条，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同志的积极性。” 但是，柳传志也相信孙宏斌身上存在着不可原谅的问题：“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第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比较强烈，管理方式上简单幼稚，有帮会行为。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必须积累工作经验，这是目前的问题。孙下边在公司工作就四种可能：第一种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种是公司的危险人物；第三种是被磨练成庸才；第四种是愤而出走。”［2］ 柳传志用他一贯的手段表扬了企业部和孙宏斌，说“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这预示着孙宏斌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指责。 柳传志说他在香港同时也看到了企业部出版的《联想企业报》，看到了企业部的章程，看到了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也看到了主任经理主持企业部发展工作具有总裁赋予的所有权力，诸如进人、裁人、分公司经理的任命等提法。“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于是他“及时”赶回京和李勤、胡靖宇商量对策。十几年后，柳传志承认，这是唯一让他感到“心里有点发慌”的关键时刻，而其发慌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局势”。 与李勤、胡靖宇商量了半晌之后，他们达成了妥协： “第一，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有总裁室批准下的管理制度；第二，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无疑是荒唐的；第三，李总代表总裁室就企业部授权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就是在企业部工作急需扩大时，人事部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人员进行确定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定人，然后到人事部办手续。另外，分公司经理的任命权是在总裁室，像这么大的问题要登在报上的话，一定要经总裁室的批准，但他们没有经过，这样做也是非常错误的；第四，一个部没有经过总裁室的同意，不能办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下属的各个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只知道企业部，而不知道联想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的全局进展到什么程度，是一无所知。” 的确，柳传志可以容忍孙宏斌做各种出格的事，却不能容忍他破坏其布局。他不是牧羊人而是耕农，他不能容忍孙宏斌成为田中的稗草。有时候他不停地诘问：“在你们招聘新人的诸多问题之中，有没有问过联想集团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有没有问过1988年、1989年公司的几件战略大事是什么？” 他有些担心下属的分公司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而非有声有色的联想集团，有声有色的总裁室。“那对远离总公司、不熟悉总公司的分公司同志们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允许的。” 柳传志希望联想集团强调统一性，对有能力的人，只能形成“条条”，不能形成“块块”。所谓“条条”，意思是互相制约地、互相协作地朝着一个总体目标前进。“孙宏斌非常敞开地向总裁室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们在为联想大船拼命地工作，这一点我们当然非常信任，但是如果说我们给了他各种成块的条件，比如说有财务、进口的各种权力，就很难说他们不由自主地不开小船。”有一次柳传志说。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证实他的担心：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0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0节作者: 迟宇宙 “比如讲，公司里面一切营运都很正常，但就缺货款……总裁室就特例批了一次，后面又一次，总裁室又批了，到后来假若一切条件都成熟，只是差货款，那么假若总经理不批准，就必然要形成矛盾。形成矛盾后由于该部门在其他方面‘成熟’了，不给提供支援，就会出现反感，这也是必然的，再加上还有一个‘企业部高于一切’的工作纲领；假如《联想企业报》自己就能够说，公司还给了我们什么权力，不经总裁室认可，这报纸能行吗？！”［3］ 尽管对《联想企业报》的出现大光其火，感到“造小船”的危险已经密布于联想集团之中，柳传志还是对孙宏斌评价颇高：“《联想企业报》第二期孙的讲话我认真看了，确实很有思想……”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他要查账。他要端掉这个窝点，消弭内心的隐患——“对企业部提出有两点：第一是统一原则的问题；第二是考核和检查分公司营运的情况，然后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4］曾经局中人：孙宏斌(3) 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3天后，那场著名的干部培训结束了，李勤在总结会上又对孙宏斌和负责业务部的贾绪福各打了20大板，说是他们“开小船”，说他们“偏离大船结构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不是几天内形成的”，说会议当中大家纷纷表示“谁违背了大船结构思想，谁就是违背了我们公司的天条，那么违背了公司的天条就要按公司的纪律行事。谁敢于造小船，那就会受到公司的制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砸烂”。 李勤说孙宏斌“造小船的思想也是很明显的，出的问题也是冒尖的，影响的面也是很大的”时，柳传志插话说：“说准确点，造小船的潜在意识是很明显的！” 李勤又说如果各方面造小船的条件再给孙宏斌他们准备好一点，这种潜在意识发展下去，最后这条小船它必然要造出来。 “这不是说孙宏斌或者企业部本人怎么样，不是说这年轻人思想上怎么就那么坏，它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事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要往造小船的方向去发展……因此就冒出了《联想企业报》等等这样非常突出的偏离大船结构思想的思想问题，使公司上下都引起了震动，甚至使有些同志思想上都产生了点混乱。” 李勤对孙宏斌印象不坏，他认为孙宏斌之所以成为“批判对象”，固然有他本人的原因，但也少不了贾绪福的煽风点火。所以李勤又颇严厉地指斥老贾很多方面都有问题，说老贾在这次培训班上态度不端正，没有认真检查自己。他稍早前本想跟老贾谈一谈，但他和柳传志分析了一番，觉得这些问题早就与老贾谈过，再谈就没什么意思了，“谈完后嘴里承认，在下边还是这么干就更没意思”。 李勤说他们想在这次培训班上彻底解决老贾的问题，说老贾应当看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却并未看到；因为老贾开会的时候反驳对他的批评说：“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叫李勤和柳传志很生气，觉得这是老贾的“叫板儿”。李勤说：“叫板儿的方式到这儿来谈，我认为绝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没一个这么说问题的。” 事实上，老贾一直在叫板儿，李勤发现与孙宏斌对局的过程中，“老贾在一些言论和行动当中，就是坚决不支持企业部的工作，而且也不同意别人支持”。 “这个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李勤说，“老贾始终没把这问题说清楚，到底思想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企业部发展起来就认为自己饭碗没了？就从这种狭隘的个人或本位主义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呢？……总之我们希望老贾一定不要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老贾你也不能逼着我们做出‘挥泪斩马谡’的事。”［5］ 孙宏斌对李勤的各打20大板已无印象，他甚至不记得自己在随后的讨论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或严厉或温和的批评，信誓旦旦要“来一个急转弯，来一个猛醒”。李勤常务副总裁后来说“这是必要的”，否则“肯定会捅出大漏子”—— “作为孙宏斌本人和其他同志对这问题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就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猛醒……要不然你这个年轻人老是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老是自我意识这么强，（老是觉得）你干每件事都是无可非议的。由于你的资历，由于你涉世的深度，（我）肯定你逐渐会捅出大漏子。”［6］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事实上暗流依旧汹涌，只是短暂平息而已。几天后孙宏斌果然捅出了“大漏子”，正是这“大漏子”使他失去四年自由，成为著名的“孙宏斌事件”的主角。而当年被李勤威胁要“挥泪斩马谡”的贾绪福则稳稳地变成了联想功臣，至今依旧端坐于“###院”中，细细回味自己零零碎碎的一生。偶尔，他也会谈到孙宏斌，忍不住炫耀自己当年对局成功： “每一个人进公司的目的不同，联想有计算所170～180个老职工，他们现在大部分都退休了。他们受到的是党的教育，把联想当成自己的事业。年轻人就是临时观点，好像不分白不分，不捞白不捞……” 局中人的选择 使孙宏斌成为联想罪人的“大漏子”碰巧捅在了柳传志身上，说它碰巧是因为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及其下属训话，孙宏斌碰巧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造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说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曾经局中人：孙宏斌(4) 这次不愉快的会议后不久，周玲秀找到孙宏斌，诘问他：“怎么能这样？！”孙宏斌反问：“我说怎么了？”相互的诘问也以不愉快收场。 柳传志随即便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孙宏斌说，柳传志跟他谈要他把那几个家伙给开除了。“我不能开除，”他说，“柳总我不能开除！” 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他的潜台词很明显：你到底选择“加我减他们”还是选择“减我加他们”？ 孙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给你提了点意见。现在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要开除他们，这叫我以后怎么管？” 那时候，20来岁的孙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传志对他的暗示，最后一个暗示。孙宏斌最终的选择是告诉柳传志：“坚决不开除！”他并不知道柳传志对他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直到后来他才略微清晰：“我一直觉得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身不由己：包括他对整个局面的把控和与老同志的沟通，包括他的位置。到了元庆那时候，柳总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对老同志的处理，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了。” 多年以后，孙宏斌颇为感慨地说：“我性格还是比较刚，所以我跟柳总这种碰撞，其实很多地方现在看来是误会，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如果我要是稍微……就没这事了。柳总可能也没这事了，性格的碰撞啊……” 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选择，为他打通了通往监狱的道路。“其实那件事情最大的冲突就在这里，最终就激化在这个地方。”而那一场情感上的抉择，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那间会议室，那戏剧化的场景，那种种矛盾和冲突，那内心的痛苦，如今仍时常找到他，使他对那片刻的记忆清晰如昨。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1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1节作者: 迟宇宙 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孙宏斌终于才明白，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青瓜蛋子”做出了牺牲。事实上，他可能是为自己的性格和文化的冲突做出了牺牲，为一个“联想局”做出了牺牲——为了大局，柳传志请他出局了。 他相信，所有矛盾的爆发都因为文化的冲突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记得郭为刚到联想时也很横，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就是要当元帅”之类的话，很是让一些人不快。现在，所有连续性的矛盾都聚集在这一刻，它们迫使柳传志做出最后的决定，而这决定几乎毁掉了孙宏斌的整个人生。 柳传志动手 自从1988年来到联想之后，孙宏斌确实干得不赖，这使他赢得了柳传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职位和权力迅速飙升。没有人怀疑，在柳传志布下的“联想局”中，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也是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而在他被柳传志端掉前夜，他还获得承诺将出任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合并后的业务部的总经理——尽管这事实上只是柳传志端掉他之前的缓兵之计。 孙宏斌权力的迅速膨胀至少让一些“创业者”不安，这个新的“入局者”使他们感到威胁。孙宏斌说有一些人始终对他不放心：“柳总他不知道实际的情况，而老同志一直在向他反映我们的‘问题’。我想肯定有人向他反映了，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柳总肯定对我有些不信任，但是我干得还行……” 在孙宏斌的记忆里，柳传志因为不信任他，有一次就亲自跑去了长沙跟当地员工交流。他们交流的效果似乎不错，那些人都说分公司和孙宏斌的管理挺好。柳传志后来也承认他们干得不赖：“从（1989年）10月份起，企业部建立了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据报达到了2400万。在解决干部的配备问题上，他们有创新思想，敢于进有能力的人，这对于我们有震动，有思想突破。” 但孙宏斌和他的下属们实在太强势，在与###院对局中，他们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被减的危险。他们权力之大让总裁室感到难以控制，而他们的行动又给总裁室种下了“太独立”的坏印象。这一切逐步地累积，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孙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来驾驭他的下属，这点令柳传志也佩服不已：“那些人的确都很听他的话。我听说后来在监狱里，别的犯人也都很尊敬他；到了他后来办公司，据说很多女员工都暗恋他……” 毕显林记得他陪柳传志去参加孙宏斌部门的会议，他与柳传志刚一进门，整个屋子里的人“腾”一下起立，等着孙宏斌的口令。等柳传志他们进来以后，孙宏斌喊“坐下”，他们才一起坐下。“孙宏斌一呼百应，我很佩服，这小子这么年轻就管理得这么好，真是跟部队一样，而且他们口径又特别一致，心又特别齐，弄得挺好，”毕显林说，“不久以后，我就听说他出事，说他们要拉出去另立山头。” 尽管没有另立起山头，这个人还是让柳传志感到些许恐慌。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给孙宏斌的下属们总结出三句话：“只听孙总的，假装听李总的，不知道有柳总。”“不知道有柳总”是因为从1988年开始，“柳总”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只听孙总的”使“柳总”相信孙宏斌的管理有帮会成分。曾经局中人：孙宏斌(5) 1990年3月下旬，干部培训班后几天里，事态发展渐渐地脱离了孙宏斌的控制。最终促使柳传志下手的，是孙宏斌及其“兄弟”们不冷静的一次聚会。 有一天，整个企业部的人在北大勺园餐厅开会。他们的情绪异常激烈，就连孙宏斌也十分激动，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从柳传志要他开除那些“青瓜蛋子”以来，他就被这种委屈包围了。那天有人激动地说应该卷款逃跑，也有人说要赶紧独立，把货款转移走。有一个“密探”向柳传志告了密，所以当天晚上柳传志便约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谈话。 柳传志与孙宏斌谈话的地方在科学院南路老联想的办公楼，平常孙宏斌他们办公的地方在中关村大街，与四通在同一栋楼上。孙宏斌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并不知道孙宏斌的几个下属也尾随而去。柳传志告诉孙宏斌，他已经知道了北大勺园餐厅聚会的事情，也知道了他们激烈的态度。孙宏斌记得：“柳总说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说我领导不了你，咱们俩都受到冲击。他说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你们企业部的小报写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你能弄得出来，别人都弄不出来。” 孙宏斌在他们的“小报”上写的文章是讨论“当前的形势下业务该怎么干”，但有了勺园的聚会之后，再讨论怎么干已经毫无意义了。 “后来他说咱俩当不了同事，他说咱俩好合好散，做不了同事做朋友。他说你自己随便选一个分公司，你愿意干哪个都行。当时我理解是无论哪个分公司让我选一个自己去干。后来我说不必了，我说柳总我还年轻，我才20几岁，我自己再去干。我说不必了，我自己走。他最后一次跟我谈，第二天就……” 端掉孙宏斌 事实上，在与孙宏斌推心置腹地进行最后一次谈话前，柳传志已开始着手布局，安排各色人等秘密行动，以求一举端掉孙宏斌。他已经绞尽脑汁想出了端掉孙宏斌的办法。多年来，每次遇到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都要殚精竭虑老半天，从他所深谙的中国智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谋略。 最初他想先把孙宏斌控制起来，可那样算是非法拘禁；后来他派人去找公安局，公安局的答复是没有任何证据，不能抓人。于是柳传志就与派出所商量了一下，以其他借口将孙宏斌“软禁”了。这便是柳传志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这“非常时期”，就是他所谓的联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柳传志召开了一次会议，住在清华大学的孙宏斌也参加了会议。柳传志在会上宣布，他自己担任企业发展部经理。孙宏斌被解职了。 会议结束的时候，孙宏斌的脑子中嗡嗡乱叫，他甚至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太突然，一切都出人意料。更令他意外的是，他被“软禁”了。 “开始在西苑宾馆，有一堆人看着我。我在睡觉时，每天晚上床边坐两个人看着我，怕我自杀，我却呼呼大睡。” 负责看守他的那几个对他很是佩服，态度也还和蔼。一个叫郭华的说：“看来你还真是个人物，还能吃能睡，呼呼地睡。”孙宏斌说：“我是累的，天天都累。” 从那时起，孙宏斌就失去了自由。但孙宏斌还是整夜整夜地沉浸在平静中，他有时会忘乎所以地感到事情并不严重，浮想联翩，眼前出现自己恢复自由后要描摹的蓝图。他相信自己会得到安全和自由。“我一直坚信我没有事，如果有事的话，我可能就逃了”，他说，“当时要走还是有机会走，可是一直坚信我没事。” 戏剧化的场景不断上演，先是一个人要拿走他的BP机，他们发生了冲突，七八个人差点上演一场暴力游戏。几天后，当他被转移到西北郊的东北旺时，又上演了他的几个下属“劫狱”的戏剧。看守者和拯救者手持家伙对峙，他站在房门口厉声呵斥，要他们马上离开。他们果然听话，乖乖地离开了。 即使被送入看守所，孙宏斌也未曾想到他的幻想将告毁灭；即使拿到海淀区法院的判决书，他也从来没有相信他会有罪，会被判刑。但是现在，他不再欺骗自己了。他知道，一切的反驳和反抗终将变成毫无意义，唯一可以安慰他的，是联想集团最终还为他求了点情，少判了他几年。 很多年之后，已经东山再起的孙宏斌与柳传志聊天时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将他推进了监狱的大门。是柳传志，是许多个柳传志，他们都把这当成了联想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在柳传志看来，联想是一个肌体，而孙宏斌是骨刺，是肿瘤。肿瘤对于其细胞来说是有益的，其发展速度也快，却使肌体感到不适，产生伤害。柳传志不能容忍他的存在，就只有忍痛剜掉他。被同时忍痛剜掉的还有陈恒六，他虽非肿瘤，却是肿瘤培养基，它的存在照样会使机体出现问题。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2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2节作者: 迟宇宙 孙宏斌那些情绪失控的下属是讲义气、重感情的“青瓜蛋子”，他们要拯救他，却差点毁灭了他。“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在做事，其实当时前前后后就那么几天时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过激的话，可能柳总都知道了……仅仅过了几天时间，我就已经无力控制局面了。” 有时候孙宏斌会感到沮丧，他觉得他们那些话若是在1年内，甚至两个月内说，他都能控制局面。但是在局势最混乱的几天里，在每个人内心都充满愤怒的几天里，在他被“控制”起来的几天里，他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一丁点儿能力。曾经局中人：孙宏斌(6) 然而所有一切最终会归咎于他个人，这是他必须承受的宿命。事过境迁，他自己倒也坦然。他从来不相信自己手下那些年轻人有多大坏心，更不相信他们是黑社会。“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比我还年轻”，他说，“当时那种气氛下，他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再加上当时联想老同志又比较多，于是便促发了这件事。” 那段历史于是就变成了一段苍白的记录：“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10天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1992年8月22日，在海淀看守所经过漫长的27个月后，孙宏斌接到了刑事判决书，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13万元。1994年初，孙宏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1年零2个月，1994年3月27日刑满释放。”［7］ 是太多的偶然性促发了这件事，是太多内心的冲突促发了这件事。传说中的卷款潜逃并没有发生，但山西分公司被划走了一笔账；孙宏斌依旧被判了5年徒刑。或许在1990年春天，必须有一个局中人站出来解决当时正在交锋的两种观点，以自己的出局来抚慰两代人的内心，而这个人碰巧是孙宏斌罢了。 而对于柳传志来说，一面是当年的“老兄弟”，他们无力驾驭这批年轻人带来的新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一面是一个叫孙宏斌的“刺儿头”，要他做出一个加减法（加N减1）选择，几乎无须耗费任何时间。 “我是把很多本该发生在3年里面、10年里面的事情，集中在1年里面，或者3个月里面发生了。”有一次孙宏斌说。现在，孙宏斌变成了一个囚犯，他的生活场景已经改变。一间牢房里面住了30多个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画日子，一天一天地画，一天一天地想离开这无限漆黑的生活，想出去大吃一顿。 即使缺乏油水，他依旧没有瘦下来。他吃什么都长胖，主要是因为不怎么运动。他在号子里面也挺受尊重，可能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的硕士生，在号子里面属于超级知识分子。在那里，他学到了一些流氓的黑话，譬如“走的是面儿，玩的是腕儿”，懂得了“在江湖上，在流氓的江湖从来不是靠腿、胳膊粗”。 寻找未来 1994年3月27日是孙宏斌永远忘记不了的日子。在这一天，他刑满释放。那天他走出监狱的大门，看到了自由世界的第一抹阳光，呼吸到自由世界的第一缕空气，开始设想自己的未来。他在监狱中得到的一切，平和、冷静、像个哲学家一样思考问题，看起来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 他没有在北京逗留，没有与那些期盼与他见面的人喝酒、聊天，讲述监狱中的生活。他要告别过去，告别1990年春天的世界，一个残酷的人的世界。他当天就回到天津，不久后便开始做房地产代理。办执照时费了一番周折，不过这难不倒他。他的公司名字最终确定为“顺驰”，英文意思是姓孙的人的公司。 在孙宏斌走出监狱大门前的第18天，他与柳传志见了4年来的第一面。那一次，一位教官（他们都叫“政府干部”、“队长”或“干部队长”）派他出去买个软件，他就找了个人与柳传志联系，说是想见一面。 中午的时候，他跟柳传志在新世纪饭店楼顶上的那家川菜馆吃了午饭。他告诉柳传志自己准备做房地产代理，柳传志问他：“你行吗？有什么优势？”他便将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柳传志说：“如果要什么的话，我个人，包括李总，包括张总，我们以个人名义入点股，投点钱……”尽管他婉拒了柳传志的提议，他依然很感动，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朋友愿意出钱帮他东山再起，也都被他谢绝了。 他们不可避免地谈起往事，谈起1990年的春天。已经从绝望中走出的孙宏斌对柳传志说：“我反思这段经历，更多地找自己的问题。我当时比较年轻气盛，比较急躁，其实还是太嫩，很多事情想得太简单，出了这些事还是在自己。我不希望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怎么能从前面吸取教训，怎么将来走得更好……” 事实上，多年来，柳传志的心中始终没有放下这块石头，在内部会议上他总是把“孙宏斌事件”当作一个公司的关键时刻来描述，将孙宏斌作为一个反派主角来刻画，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呢？ “我想柳总也一直在想这件事，这件事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不是可以随便放得下的”，孙宏斌说，“这是我当时的基本判断……柳总还是愿意让我，还是愿意帮我，对过去如何判断，当时没有说太多。” 他回到天津筹备顺驰时，老婆听说了他与柳传志聚会。她哭了，说你忘了受的苦吗？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沉默。四年时间改变了太多，中关村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中关村，联想也不再是昔日的联想。杨元庆开始获得广袤的空间，他将挽狂澜于即倒。柳传志也不再是当年的柳传志了，他猫在号子里的四年，柳传志开始被剧烈的美尼尔综合征折磨。 他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些朋友去东四十条桥保利大厦里的“伊甸园”喝酒，他看到那里灯红酒绿，看到漂亮的保加利亚女招待，感到不适应。一个人问他：“你跟柳传志是不是使的缓兵之计？”他说：“不是。” “如果真使缓兵之计，磨刀以后再怎么着的话，那么你就永远没戏了……如果想不开，我出来以后拎着把刀子就把柳传志给宰了，但是你拎着刀子，谁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这一辈子就永远没戏了。但如果你把这件事划得开的话，有什么事还能划不开呢？所以你必须划得开。有了这种心态以后，你做事可就一定是正的，一定不能去假装什么。”曾经局中人：孙宏斌(7) 他的朋友听完之后就开始沉默、喝酒，而他却知道自己获得了新的生活，一种超越1990年春天的境界，一种“特别正面的、一直往好处想”的充满希望的生活。他开始通晓中国智慧，看到加法哲学在大部分时间里优于减法哲学。 有时候他会回忆起自己接受审讯时的场景，想起那些检察官们问他：“你还不说？”他总是记得自己当年的回答：“我说什么？”他后来说：“我这个人不是很爱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过多少事，我也懒得理会他们知道什么，因为这不重要。我是一个不太爱往后看的人，我一直往前看。” 9年来，他一直往前看。他与柳传志相逢一笑泯恩仇。他还与联想控股的子公司融科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合作，一起在天津、在北京房地产市场上搏杀。 9年来，顺驰已经在天津家喻户晓，坐上了天津房地产界的头把交椅。他的胃口不止于此，他带领顺驰北上，他许下了获得北京房地产市场前三名的承诺。 因为跟联想合作，联想派人到了顺驰以后，很多人感觉跟在联想一样，文化很相近。孙宏斌曾对柳传志说：“这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但他的内心却在想——“我离开联想的时候，联想还非常小……” 尽管那时候的联想非常小，但是联想对孙宏斌的影响依旧很大。那一段联想之旅让他刻骨铭心。他相信那一段漆黑的人生使他的胸怀更宽广，他不再是一个较劲儿的人，既不再跟别人较劲儿，也不再跟自己较劲儿了。 他更加理解柳传志：“其实我从柳总身上学得最多的，是他做事坚决，另外他又很宽容。这两方面对我影响很大。柳总在反思这件事的时候，他实际上也在提高。但要从头再来一次，我估计他还这样做。也许我碰到这样的问题，也这样做。没有对错。当时柳总说，他把这件事当成联想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那种情况下的那种坚决，是柳总骨子里的东西，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就不是柳传志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3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3节作者: 迟宇宙 他有一次还说：“当时的情况肯定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严重，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必须那样判断。因为环境在那里，周围老同志都那么说，那些年轻人确实说过那样的话，他只能做那样的选择。柳总还是为企业负责。他是一个要求过于严格的人，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严格。他对这个企业的感情如此深厚，我想他为联想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后悔。” 然而除非柳传志确信孙宏斌在联想历史上的地位，否则孙宏斌永远不敢相信，他曾站立于联想分水岭的潮头。是他点燃了联想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是他促使柳传志改变了联想的管理风格，是他的牺牲成就了联想的权力转移。 他曾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一个入局者，最终却从一个局中人变成一个局外人。所有人都只关心1990年春天他与联想集团博弈的结局，而局后的那场变革才是他屹立潮头的唯一证据。 他总是说他从柳传志身上学到了很多，但他不大可能明白，他给予柳传志的远远超过他从柳传志那里得到的。如果说今天的柳传志是一个巨大光环，那么他就是那个无意中点燃光焰的顽童。 特别备注： 2003年2月19日，孙宏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取消原判决，改判无罪。2003年10月22日下午，孙宏斌申诉成功，他收到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撤消1992年8月22日判决，改判无罪。 拿到判决书的那天，他恨不得打电话告诉全世界的人。他用十三年半的时间守望到一个清白的四年，守望到一个与1990年春天完全不同的世界。顺驰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也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 在改判过程，孙宏斌得到了柳传志及联想的全力支持。联想就“孙宏斌事件”出具了一份说明，说：“公司了解到孙宏斌在服刑期间有着很好的表现，对自己错误的做法有了很好的认识。在孙宏斌出来后初期创业过程中，给了积极的扶持和鼓励。目前联想控股旗下子公司与孙宏斌在业务上有很好的合作。我们希望孙宏斌的业务能够得到顺利发展。事过十几年，对于孙宏斌申请再审的诉求，联想控股公司不持异议，对于法院依法重审改判，我们认为是国家审判机关独立行使法律职权的行为。我们予以尊重。”对于“孙宏斌事件”，他们则依然认为： “孙宏斌和他领导的团队在管理理念上与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乃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试图独立掌控资金，使其所管理的业务独立于公司的监控体系之外，也确实造成了资金在公司财务体系之外的运行缺乏监督监控的事实。而且，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的款卷走，这样的行为已处于法律边缘，由于难以判明孙宏斌的主观动机，为了控制事态发展，防止损失，公司采取了果断措施，请求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孙宏斌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注释】 ［1］、［2］、［3］、［4］《柳总在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0年3月19日，联想档案，绝密。 ［5］《李勤常务副总裁在干部培训班总结会上的讲话》，李勤，1990年3月22日，联想档案，绝密。曾经局中人：孙宏斌(8) ［6］同上。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以使口语化之会议记录书面更为通畅。 ［7］《孙宏斌首次披露10年前入狱往事：“是柳传志造就了我”》，袁一泓，《21世纪经济报道》。风暴(1) 作者有机会与柳传志谈论一个“十年再造”的问题。这是作者在写作《海信史》时所总结出的一个循环模式。出于礼貌，他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轻轻地笑了笑，显然他对“十年再造”的提法不以为然，认为过于强调“十年”这一时间段并不准确，事实上可能存在20年、30年或12年、13年的阶段。 这便是研究历史的人和研究企业经营的人之间的差异。通常历史研究者会以20年或者更长、更短的时间段作为一个小循环，以一个朝代作为一个大循环，探索其中的共通之处，但商业领袖们尽管也寻找规律，却并不十分关心历史的重复巧合，而是关心历史有何独特之处。 这也说明，为何联想###院的###们总会抱怨倪光南如何野心勃勃，主动地向柳传志发动了攻击，柳传志本人也只能说“倪光南事件”是他心中永远的痛。而我们则可轻易发现联想汉卡的走势与倪光南在联想的命运之间曲线的重叠。我们可称其为偶然，但历史不正是由各种偶然瞬间形成的吗？ 黑色风暴 1991年，在IT业爆发了著名的“黑色风暴”。那是一场血腥的火并，一场灾难，一段令很多电脑厂商不寒而栗的往事。香港联想第一次体验到了芯片巨头“价格战”所带来的风险，目睹了一家家电脑厂商倒毙于别人争斗的路上。他们无辜而无助，但没有人理会他们。 那场风暴持续了3个月，风暴过后，一片萧条，香港联想付出亏损1700万的代价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柳传志那时候才明白，只有成长为巨头才能赢得话语权，才不会受人宰割，任人鱼肉。 柳传志后来感慨地说那一年对全世界计算机厂商来说很不寻常，排名前几百位的电脑厂家绝大多数亏损。号称电脑界泰斗的“蓝色巨人”IBM为了保证年终获得1%的利润而裁员4万多人，“微机之王”康柏的股票年底比年初下跌了70%，其创始人、总裁也被迫辞职。“在香港和台湾做板级产品的厂家，像我们在香港联想的同行，在很短的时间内垮了40多家。黑色风暴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到了我们香港联想，在四五六七短短三四个月之内，我们赔了1700万港币，一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1］ 英特尔和AMD掀动的这场风暴可谓是一场灾难。柳传志说联想在黑色风暴中赔钱的直接原因是他们从黑市上大量购入了CPU芯片。他们疯狂采购芯片的那几个月，全球的CPU芯片供应商只有英特尔一家。其为获得最大利润，通行的做法是把芯片生产量控制在常规需求以内，然后通过代理给电脑厂商以配额。一些小电脑厂商得不到配额便只有到黑市上去买。联想开始生产自己的386/SX主板时，曾经邀请英特尔前往考察，英特尔倒是去了，看了半天却没看上他们。 1991年初，吕谭平从黑市上买了一万多片够一个月用的386芯片。“但是到了这年3～4月份，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时杀出了一个AMD公司，也能生产各种芯片。英特尔想把它赶快扼杀掉，就拼命地降价，结果AMD也相应降价。两家都急于降价，在黑市上芯片由195美元在一二个月内突然降到50多美元。这本来是好事，但因为我们有库存，如果一片赔100美元的话，加起来几个月之内1700多万港币赔出去了。”［2］ 芯片采购是吕谭平犯下的致命错误。周晓兰说吕谭平参加订货会，客户将其意向进行备案他便以为是采购订单，以之为标准采购，最后造成了巨额亏损。 柳传志后来说，是“恪守信誉、用户第一”使他们走出风暴眼。这是幸存者的骄傲。这位幸存者后来分析说风暴到来时，他们一直思考要不要顶住，能不能顶住。他们考量了贷款和流动资金，觉得3000万港币内的亏损“可以稳得住”，超过3000万便只能“刹车”，因其当日海外资产总计不过3000万港币。 1991年9月，柳传志、李勤和吕谭平在泰国开会，商讨如何应对黑色风暴。他们开会的间隙，听说泰国“四面佛”甚是灵验，三人便去各自烧了一炷香，许下了自己的心愿。柳传志的心愿是请“四面佛”帮助他解决黑色风暴带来的大亏损。事后他笑谈说“四面佛”果然灵验，不到三个月，局势便开始好转，积压的板卡重新赢得了市场，财年结束时，QDI业务居然赚了1300万港币。［3］ 后来柳传志有一次对人炫耀说：“情况一度相当紧张。但是，几个月以后，在1991年的圣诞节联欢会上，香港联想集团宣布，我们不但已经平安度过了这场全球性的灾难，而且营业额超过预定5亿港币的年营业额的60%，达到8亿港币。年初每月生产销售2万块板卡，年底每月销售了近10万块板卡到欧美各地，数量增长之快超出预料。12月一个月的营业额高达亿港币。这些数字表明，香港联想集团在一场来势汹汹的竞争风浪中，已经初步站稳了脚跟。”［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4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4节作者: 迟宇宙 不惟如此，香港联想最终的年度营业额超过了9亿港币，他们用数字向英特尔示威，亦使香港电脑界与香港政府生产力促进局感到震惊。当日全世界PC机销售量约为1500万台，若以联想每月板卡产销超过10万块计算，则全世界每10台电脑中，便有一台使用了联想的主机板和扩充卡。 形势似乎不错，但柳传志却要迎接新的痛苦。从1992年圣诞节起，美尼尔综合征开始折磨他，使他终日不得安宁。风暴(2) 历史曾经出现切面 3月3日对于3个人来说是个不错的日子。他们是贾绪福、郭为和王平生。他们在那一天成为联想集团的助理总裁，与柳传志、李勤、刘金铎、毕显林、胡靖宇、蔡树永、倪光南并列为总裁室成员，跻身联想高层之列。后来要扮演“关键先生”的杨元庆尚未出现任何入局的迹象，马雪征也还未听到柳传志对她说要“从扫地做起”，朱立南依旧晃荡在Quantum，但似乎并不受到重用。 稍早前柳传志有机会在科学院科技开发工作会议上做《既作“船主”，也当“船长”，办好高技术企业集团》的报告。他向周光召承诺用10年左右时间达到台湾宏电脑集团当日的水平，“如果不发生大的意外的话”。宏在台湾电脑公司中排名第二，营业额是亿美元，联想营业额恰为其零头，正好相差9倍。柳传志说：“我们认为10年左右达到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实事求是的，是有可能实现的。”他们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以至于他们后来不得不加快修改目标的脚步，才能使自己看到更远的远景。 尽管郭为获得了权力，但李勤显然不认为他带领的业务二部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在4月的一次培训中，他开场便劈头盖脸地训斥他们不是按照联想的模子做，而是按照自己的模子做。他说早上大家一起去吃饭，他坐的那桌零零星星，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走一个。那一桌坐的都是业务二部的管理者，李勤形容其吃饭与众不同之处是“饭桌上东一块西一块，这啃半截，那留一半”。 “我们的这支队伍是不是就这么发展？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是小事，认为因为前一天晚上谈心谈工作了？但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好像不在这，是在我们心中到底是把自己归置成什么样。就说说今天的吃饭和作息时间，再想想前几天的开会，第一天第一次开会，业务一部、二部在一起，当时柳总点的睡觉的人，实际上咱们二部最多；就是前几天开一、二、三部的全体人员大会，二部都有睡觉的，刘副总讲话时下边讲话的也是二部最多，这就是我们的作风。那么什么叫模子呢？我们应不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模子来做？”［5］ 李勤常务副总裁遵循管理的惯例，希望以严格和步调一致来约束联想，把联想“办成一个半军事化的企业”。事实上，多年来他始终如此。在“孙宏斌事件”发生前，他极其严厉地训斥了孙宏斌和老贾。孙宏斌出事后，他亦毫不犹豫地站在柳传志身边，尽管他欣赏孙的才华并曾适时地表示出他对孙的好感。 在联想，李勤就像柳传志的影子，有时他们的位置则颠倒过来，柳传志似乎又像李勤的影子。他们是联想的灵魂，尽管多年来他们一个被印刷术、无线电波和数字技术塑造为神，另一个则长隐于幕后扮演着无名英雄的角色。 与柳传志“仲裁者”的角色不同，李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官”和“部队长”，他从不允许他的队伍打仗的时候少，撤退的时候多。他习惯于论功行赏，严苛地解除懒散者的职务。这一点他与柳传志不同，后者喜欢看到一个人能否最终成长为“领军人物”，前者则希望经他手造就的人甫一出场便能立即有意愿改变现状。这两个人性格互补，恰好成为一对传奇的搭档。 就在他训斥业务二部高级经理们前，郭为已经说过要明确作息制度，“是几点熄灯就几点熄，是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到哪吃饭围成一桌就围成一桌，像个吃饭的样子。然后工作时整整齐齐地来工作，这样的工作才有一个精神头。” 作为一个天生的实践者，李勤相信联想先前的所有策略都是正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成功了”。他反感那些谴责其生硬、老土、理论性不够强的家伙，他告诉他们，那些策略为公司发展立过功，他们无论如何都觉得特别亲。 他要求那些家伙们必须相信他们说的话。“为什么非常关心这个？实际上这就是模子。你们信总裁说的，总裁说了你们就办，这也是做了一个表率，等你对总裁发牢骚，下边就对你发牢骚，这就形成不了一个核心，上行下效嘛！”［6］ 对业务二部和分公司的训斥持续了至少3个月，如果以训斥孙宏斌的1990年3月计，则整整持续了至少15个月。直到1991年7月26日，李勤还指责那些分公司总经理。他说他们不会过日子，“一个家庭过日子，最怕的是不会过日子，糟蹋东西”；说孙宏斌“是组织一批人有目的、有手段地挖公司的肉”，现在则是有些人千方百计从公司挖点东西、占公司的便宜；说分公司费用漏洞很大，已经形成一种不吃白不吃的气候，“原因主要在干部，有积极性，但欠缺经验，一不懂管理，二不知如何创的家业。” 他的指责有数字为依据，子公司各项招待费在第二季度已占营业额的8%。他感到震惊：“利润又有多少？预算时都争费用，好像不花白不花，没感觉到花多了是危险，是耻辱，会培养一批蛀虫！” 郭为似乎应该为此负责，他自己承认“签字时看都不看”，因为费用的问题，他此前此后多次遭到柳传志和李勤的严厉斥责，其中有一次李勤暗示他执法者自身出问题是对制度本身最大的讽刺。 李勤老是觉得分公司实际上是在吃贷款，本没创造出什么利润。究乎个体似乎不怎么对头，整体上看来却又确实如此。他警告那些“吃货”说：“公司没钱，大家也没好处，只能减人、减工资。”他要“吃货”们清查费用，“有问题的自己要主动说，要以教育为主……但对执迷不悟、要挖公司肉的人也不客气。”风暴(3) 如果郭为对那一场训斥记忆足够清晰，那么他一定还记得李勤推心置腹地说出了联想面临的严峻形势。“黑色风暴”使他们痛苦不堪，好多公司倒毙、清盘；在中关村，金燕静因为信通走私而锒铛入狱，这是一个对“战略失误”的警告；政策、商业和管理的风险依旧存在，他们就像夜空中的乌鸦，不时地盘旋于联想的头顶；库房开始出现积压，有人推诿说是孙宏斌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和柳总认真研究过，公司如由于积压和管理出现危机，我们决不会冒犯法危险，宁可裁人，”李勤说，“并不是风险已到崩溃地步，但也决不能再发展，要把库存闸口关住，谁把库存推出去，谁就是英雄。”［7］ 郭为有机会成为英雄，事实上他已经多次扮演英雄一角。但分管业务二部的漫长岁月，他虽然获得了权力，却并非生命中愉快的经验。他干得不坏，但最终成为英雄的，是比他晚几个月进入联想的一个同样年轻的家伙。 后者的登台表演，还要等3年时间。3年后，那个叫杨元庆的家伙剖开了历史的切面，使联想史朝着一条似乎无法更改的线索走去。他同时也成为联想局中的关键人物，人们总是喜欢称呼他为“中国IT业的领袖”。 该毙人的时候就毙 柳传志和李勤在7月13日召开过一次联想的全体职工大会，8月31日他们又折腾了一场。空气炽热如火，他们停顿了全部业务。所有人都感觉到一定有大事发生，柳总一定有话要讲。 柳传志的确有话要讲，他不曾料想“黑色风暴”竟如此可怕。他在4月7日的1990年总结会上说，管理公司就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绳之以法”。他还援引周光召为《联想之路》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激励员工：“进军国际市场，绝非易事。但我相信，你们这条用理想和意志铸成的钢铁大船，一定能够越过激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历史将证明：联想之路是成功之路，联想精神是时代的精神。祝联想走向世界，事业兴旺发达。”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5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5节作者: 迟宇宙 他的话音刚落，黑色四五六月到来了，所有电脑厂商都赔得一塌糊涂。仅有一个“黑色四五六”尚不足为惧，可怕的是长江又发了洪水。那一年是“八五”计划的关键一年，很多单位将增加经费，联想的销售网络可以渗透进去，但夏天到来后，柳传志不知道“水灾到底会形成多大的规模，对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失，特别是财政部门的拨款有什么样的变化”。他所看到的不是数字，而是一片凄惨景象：“逃难的人们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身无分文，纷纷在破损的江堤上、水闸旁、黄土高坡、老树枝头，在汪洋之中拣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住下，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抱头痛哭，一边庆幸死里逃生，一边哀叹顷刻之间一无所有……”［8］ 更可怕的是公司出现了一些腐败分子。多年来他们对腐败者从未手软，他们曾经开除一个又嫖又赌的，刚开除不久那人便去另一家公司工作。可是那家当年声名显赫的公司如今濒临死亡边缘，连参加科学院里的院管公司会议的资格都没有了，还有一些彻底垮掉，变成了中关村史的一个个可悲哀的注脚。 但联想今天呢？已经有人开始冒用经理的签字拿钱了，要是有人冒用柳传志的签字，没准儿也能蒙混过关；也有人在外地出差的时候把北京的票据拿出来报销，居然还能审核通过。 周光召有一次因为看了《大决战》而深有感触，就拿电影中的情节与联想进行对照。柳传志恰好在看《血红雪白》，其内容正可与《大决战》的背景相印证。 “我有什么体会呢？就是觉得在东北战场上，林彪和卫立煌一战打下来，固然是打胜了，但是国民党垮台主要不是在这儿，以后还有可较量的地方，主要是后面的这个腐败……上面贪污，上行下效，老百姓一片民怨沸腾，就这样，造成他们自己打自己，垮台了。像这样的事情，确确实实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4月7日的总结会开完后，那些被柳传志感染的家伙们欢欣鼓舞，可是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发生了太多黑色故事。“这说明什么呢？”柳传志说，“光说是没有用的，你就得有法，就得有查，就不能往天上放空枪，该毙人的时候就毙，要不然会攀比，拣最坏的去比：既然他能够在别地儿去吃饭，他们那部门可以自己去联欢，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当然能做。比完了年轻同志，就该比老同志，大家就一锅烂下去。其实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心疼公司的……还有一些人上了这条船以后，就把救生艇准备好了，来了就凿洞，凿完洞以后，自己就上救生艇就走了，这样的人也不见得没有。这种人是我们要极其警惕的……”［9］ 在柳传志和李勤的联想局中，已经出现了太多的离心倾向，太多的“缺乏大局观”。那些人卖机器就如同廖耀湘和范汉杰。范汉杰守锦州，蒋介石要求廖耀湘自西、傅作义自东增援锦州。如果他们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可能将林彪的部队围歼于锦州城下，但廖耀湘为保存实力，只做了象征性的增援。林彪赢得了时间，拿下了锦州之后便回头来收拾他，最后范汉杰死了，廖耀湘做了俘虏，运气最好的傅作义，几个月后在北平反水，国民党在长城以北崩盘了。 柳传志觉得联想的业务部门里，很多部门经理都在争费用、争用户，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就连一些资历颇老的重要角色也不例外。他们固然热爱自己的工作和部门，但他们的争斗无疑会伤害“联想局”。争斗的结果在1991年被柳传志和李勤稍稍压制下去，但到了两年后终于彻底地爆发——1993年，所有部门似乎都完成了任务，但联想却没有完成自己的年度任务。这是后话。风暴(4) 柳传志知道对这些人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不停地讲到两个人，一位是张姓的研究员，出差从未坐过出租车，住宾馆都挑最便宜的；另一位是甘洪，他是###院里的人物，也是一个传奇的角色。几年前与IBM商谈代理时，有一天下着瓢泼大雨，联想门前马路刚修好，下水井都未来得及封盖，李勤与甘洪边走边谈，李勤一回头突然发现甘洪不见了。他慌忙伸手向水下去捞，从下水井里把他揪了出来。除此之外，他还几乎被刻意宣传为一个道德完美的典范，晚上加班，偶有公司派车送回家，多为乘坐公共汽车，也是从来没有搭乘出租车。 也许柳传志那时并未洞晓中国智慧中维持向心力的道路无乃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使每个人都能效法。他知道那时焦头烂额的联想能够维持战斗真是个奇迹，虽然现实的问题并不在如何改进，而是如何避免进一步恶化，但柳传志还是迫不及待地要消除那种弥漫于空气中的死亡气味。 他喜欢郭为。他想郭为真年轻啊，28岁。但是这位年轻的助理总裁已经多次遭到了柳传志和李勤的训斥，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柳传志总是说郭为奠定了联想的公关部，使联想有了足够的名气，“不然的话，我们进不了国家的大盘子”。 他喜欢重复三句话，亦即“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能说能练真把式”。他觉得正是公关部使联想成为真把式，而公关部“当初垫底的时候是郭为同志在那儿垫的底”。衬托郭为的另一个功劳，是他在“孙宏斌事件”后所扮的角色，柳传志褒赞他人聪明、肯学习，在困难的时候挑起了业务二部的担子，也正因为如此，柳传志和李勤他们才选择郭为为年轻的助理总裁。 “然而今天，郭为坐在这儿，你确实应该惭愧，”他说，“二部费用最大，给其他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郭为不仅是管理意识的问题，思想意识上也要认真深刻地去考虑，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毛病，我们是非常痛心的。总裁室……没看你28岁的一面，我们看的是你助理总裁这一面……你垮下去了，我、李总都负直接的责任。不让你垮只有更严格的监督，而决不会是任何包庇。”［10］ 坐在总裁的交椅上，柳传志时常会感到紧张、空虚和失落，有时他对自己都不放心。他每遇大事反而冷静，眼睛发亮，劲头十足，却时常因小事而失态。有一次联想外出开会，会快结束时宣布会后有小礼品赠送，他们马上不开会了，纷纷向门口涌去。柳传志怒斥他们不顾联想的荣誉。还有一次玩保龄球，联想有人不按规则来，把球道砸坏了，管理员抱怨“联想集团，你们还能做什么”，他听到后心里异常难受。 更令他痛心的，是联想这家企业正在慢慢失去其社会责任感。夏天的洪水需要捐款赈灾，联想的个人捐款比计算所里的人平均略高几毛钱，后来他才知道是蔡树永把党员的学习费补进去了，要不然联想连平均值都达不到。即使如此，计算所里都有人说：“反正越有钱的人越抠门儿。” 他刚从香港回到北京，在香港他看到的一切令人热泪盈眶。电视中一直在播放灾民水深火热中的生活。那时的江苏、安徽气温高达38度，热得就像蒸笼，灾民们喝的水发污，上面浮着死鸡死鸭。香港的电视观众都觉得惨不忍睹，街上到处可见捐款的人。工业界里，李嘉诚捐了5000万港币；一些演员发起了义演，成龙、梅艳芳能够从晚上8点唱到早上5点，一百条电话热线等待捐款，不捐到50万不能收场。一位老艺人当众给大家磕了九个响头，头都磕出了血…… 但是联想的人却只捐献了那一丁点儿。联想还不是最差的，科学院办的公司，有一家一夜的卡拉OK就花了几万块，却不拿钱捐给灾民；还有人收入很高，捐款尚不足一盒烟钱。而在江淮沿岸，猪、狗、猫、牛、羊、鸡、鸭、苍蝇、老鼠、蜈蚣、蚊子、蚂蚁、蛇……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逃生，它们与人拥挤在一起，有时会相安无事，有时则在人身上狠狠地来上一口。 1991年夏天，联想和整个国家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地下，风暴没完没了地吹，坏消息没完没了地到来，悲观的念头没完没了地出现在人们头脑中。柳传志无聊得要命，他要找点刺激的事情来做。 刺激1991 在那个灾荒的年头里，很多喧嚣一时的企业家已经步入穷途末路，浙江的步鑫生早已失去了权力，河北的马胜利无力扭转乾坤，他摘下了工厂大门上“厂长马胜利”的招牌，安徽的年广久在监狱里回忆往事，天津的禹作敏很快也将迎来自己无期徒刑的监狱煎熬…… 也有一些“新星”出现，譬如刚刚组建成都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但更多的“新星”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出路在哪里。王志东在方正做“视窗”系统的汉化，丁磊还在成都科技大学读二年级，张朝阳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读博士……他们谁能看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呢？ 整个国家都在过“紧日子”，联想集团也要过“紧日子”。作为联想史的“男一号”，柳传志偶尔能够意识到命运的干涉。他或许会明白生命中许多事件的真实意义，但也不能确定。很多事情由于涉入太深，用情又专，难免变成无法评估，更不用说事发的当日。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6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6节作者: 迟宇宙风暴(5) 那一年9月11日发生在联想的事情，放诸整个世界局和中国局中都嫌琐碎而不值一题，对于联想局和联想史来说却又是纯粹的“大历史”。有时历史并不在于最终的结局，而在于权力人物们干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下场，但视角既然各异，结论便不尽相同。 对世界局和中国局产生深刻影响的9月11日要再等10年才能出现，那是漫长的一段岁月，在1991年柳传志并没有这种神奇的预感。在1991年的9月11日，他只想办个学习班，为他的“干部”们洗洗脑子，把他们捆绑在联想的大船之上，而不是随时准备好救生艇，偷偷摸摸地给联想的大船凿几个小窟窿眼儿。 很多事情当日便有预料的结局，譬如柳传志所谓的“管理学院是不是要办下去，和我说的公司十年后是不是能够很好地交班，这两件事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这么想，我们会把它像活命一样去争取”。［11］ 这是柳传志第一次于公开场合提出10年后亦即2001年交班，也许当日他传递的只是交班信息，但2001年联想完成分拆，杨元庆和郭为各自走上命运的路，模糊的信息最终变成了清晰的现实。 “目前，我们是大写意，靠大写意就能赢人家，”他颇为感慨地说，“就像打桥牌一样，我们会打，属战略型，对手不会打，就靠这个赢；到香港，对手也会打，而且每张牌都记得清，并不只靠大的格局。我在海外有这个感觉，如果这个地方赚钱，你往那儿一站，马上就有人跟过来。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只有你在那里赚钱，实际上那儿已经站了一大片人。我们在香港的职工‘入模子’比这儿更难，难的原因是IBM待遇比你们高，HP待遇比你们高，凭什么到你这儿来‘入模子’？只要在你这儿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员工就行了……我们不要把现在的难处看得难得办不到，在中国没有办不到的事。”［12］ 在9月11日，柳传志说“香港最近要有一个大动作，我15日一定要回香港”。他们的大动作就是到泰国商讨如何应对“黑色风暴”的后遗。 柳传志来不及回忆这些，在那些如烟往事中有一些往事并不如烟。譬如那一年很多人到联想参观。体改委副主任张彦宁在3月13日考察了四通和联想时，四通提出了完善股份制的要求，李勤则代表联想提出给予其进出口权和列入国家重点企业集团的要求。 张彦宁告诉李勤：“按道理，高技术企业进出口与别的老进出口企业不打架，无矛盾，应给其自主权。国家搞重点企业集团，主要目的是搞活大中型企业。除了国家重点企业集团，其他集团也可以搞好。联想集团不一定要列入国家重点，但可以考虑做国家体改委的试点。”［13］ 4月中旬，国家计委和机电部的几个司长又来到联想。技贸中心5月11日开业时，宋健参观了联想营业厅，宋健询问了联想的生产情况，对李勤说：“新华社分社认为联想是，第一的称呼，他们给了你们很多爱护和支持。”胡昭广说陈希同市长是很支持这件事，在常委会上经常表扬这点，说，“好，打外向型！” 陈希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本事的。 宋健：是有本事，他们说我们不会做买卖，学啊。 胡昭广：他们还不够大，在我们这儿（注：海淀试验区）排第二，要争老大，他们有信心。［14］ 可能为了应付“黑色风暴”，联想邀请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和副行长雷祖华带了8名下属7月3日到联想访问。那一天，周光召告诉来访者IBM主要靠银行系统的应用开发得以长期发展，王德衍则告诉他们，联想要发展，只要有“信誉第一”四个字，银行一定会全力配合。 5个多月后的12月28日，机电部副部长胡启立在技贸中心会议室里对柳传志、李勤他们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胡启立鼓励他们：“你们整个的目标很好，我很赞成。你们在2000年赶上宏，我看是应该这样做。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你们走这个路很有志气。” 胡启立并没有以官员的身份与柳传志他们对话，他事实上更像在谈心。他推心置腹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恼和困惑： “我们计划工作的同志们常常苦恼，机电部的同志也常在一块探讨。计划工作经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有计划半天，定点支持，然后定了，下面是政策倾斜，给优惠，给资金，结果越做越起不来，而这边根本没人意识到，没人管它，结果它自己发展出来了，冲破了重重困难，面向市场起来了，生命力还田鳖旺盛，长起来了，联想集团就是这么个例子。我们这边政策倾斜，注入了资金，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呢？原因是有靠山，反正这碗饭是给我们的，我们一个人吃，别人不能吃，没有竞争意识，也没有危机感——保了，这边我们给保起来了，那边我们没有保，它就拼命地挣扎。它要自己去自我奋斗，否则的话没人给它做底。它就要拼命干。”［15］ 那一天胡启立告诉他们以后支持发展比较好的企业一定要用新办法。这个新办法不是去管企业，恰恰相反，而是不管它们，“不要过多地干预企业”，因为“一管起来就管死了”。他告诉他们，机电部再也不会有“亲儿子”和“干儿子”，说要采取一些新的手段来保护民族工业：风暴(6) “比如一个小孩。我们希望他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获得者，将他放在恒温间里，一点冷风也不吹，结果长得挺好，但一出门就感冒。那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出去锻炼，让他经风雨见世面。但这是有限度的，为防止他淹死还要给个救生圈，这样锻炼才能成长。”［16］ 柳传志今天已不能回忆起当日的激动心情，但他肯定隐约感觉到中国要发生巨变。没有人知道这巨变将在哪一天发生，但它似乎一点都不遥远。他们一代人为之努力的一切，似乎因为时代和观念的冲突被放大了千万倍，分成了若干个层次，在理智与情感、附近与遥远、内与外，和平与暴力之间徘徊，现在它终于能够获得一次新的机会的遮蔽，去迎接一个新的命运了。 联想局似乎要发生转折，似乎又要发生冲决。柳传志似乎应该兴奋不已，也似乎应该无动于衷。多年来他经历了太多，他知道国家一定会走向这个方向。但这个方向到来的时候，谁又能明白他内心的真实念头呢？ 【注释】 ［1］、［2］《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黑色风暴？》，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7。 ［3］参考《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4］《在海外打市场的一点体会》，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8。 ［5］、［6］《李总在91年业务二部高级管理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李勤，联想档案，A01-1991-8-16。 ［7］《李总在业务二部落实岗位责任制、消灭库存积压总经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1年7月26日，联想档案，A01-1991-8-19。 ［8］《变化》，凌志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9］、［10］《柳总讲话》，1991年8月31日，联想档案，A01-1991-8-5。 ［11］、［12］《柳总对管理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讲话》，柳传志，1991年9月11日，联想档案，A01-1991-8-6。 ［13］《经济改革》第13期（总第135期），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1年4月5日。 ［14］、［15］、［16］联想档案，A01-1991-6。平凡一年的插曲(1) 官方资料显示，联想史上的1992年全年都无大事可叙，各个公司歌舞升平，虽然也不时会有坏消息传来，甚至能使柳传志和李勤感到烦恼。联想重要的史料汇编中都不曾出现1992年文献的只言片语，有的只是柳传志和李勤为1992年画下的蓝图和事后对于1992年的评价。1992年，在联想的历史上只是平凡的一年。 然而，既然中国局在那年发生重大转折，那不平凡的一年一定会为联想局深埋下转折的种子。它们就像一团团地火，压力无法阻挡时，它们便会喷薄而出。 中国局的转折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7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7节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在1月17日安抚联想老同志说要从个人角度去考虑其房子、劳保和职称诸方面的想法，从公司角度考虑个人与公司之关系及区分骨干与一般员工。 柳传志说这番话那天，农历是腊月十三。这个日子之所以清晰，是因为一位叫邓小平的老人，他两天后出现在深圳。一篇著名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那一天说：“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春天的故事”。 《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左方有一天经过广州的一座幼儿园，他听到有几个小朋友在练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和“欢迎邓爷爷”。他立即意识到邓小平可能出现在广东。他虽然没敢贸然行动，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将发生重大转折。 后来中国局果然发生了转折，因为邓小平说出了咄咄逼人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去珠海的一艘快艇上，他又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大人南巡”自此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开始成为一句口头禅。我在一本书中写道： 一首叫做《春天的故事》的歌曲绘声绘色地表达了某种热烈的情绪，当年高考的时事政治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目，中学和大学的政治教科书旋及进行了修改，一切都按照邓小平既定的计划前行。 那一年，国务院出台“股份公司管理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条例”，开始有了现代企业的游戏规则。 那一年，比尔·盖茨的软件帝国落户于北京新世纪饭店511房间，从此对比尔·盖茨创业传奇的万众传诵，对一个微软拓展其全球帝国时所显现的强大与光荣的尊敬，和“起来，抵抗微软”的某种民族情绪始终笼罩在软件业。［1］ 这场由伟人发起的形势逆转，其背后是广泛的社会情绪，是民众的势能。这场观念上的逆转迅速演变为一场思想上的解放，继而演变为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局开始转折，开始向一个看起来似乎更美妙的方向行进。 重压下的一个春天 1992年春天看起来很美。2月下旬，柳传志有机会大谈其创业体会，3月12日，联想则在龙泉宾馆开了一个“务虚工作会议”，联想历史上叫作龙泉会议。 柳传志告诉那些年轻人联想面对全球化所要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抢碗里的饭，做软件和激光打印机，还要搞房地产，实行股份制。他还特意分析了股份制的好处。联想“公司大事记”后来总结说其在公司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公司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内部管理上，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总结倒也没什么不妥，却忽略了柳传志最关键的关键词——“股份制”。那是柳传志第一次抛出“股份制”之说，他从此再未改变他的初衷，在经历了“拐大弯”之后，终于在2001年拿到了产权证，明确了科学院持股65%，员工持股35%的比例，成为股权改革的典范。后来很多国企进行股权改革都试图参照“联想模式”，迄无成功之案例。他们垂头丧气，但若他们知道柳传志为此耗费了10年精力，步步为营地推进了无数次之后，也许便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和悲哀了。 3月28日那天，柳传志在1992年干部工作会上说起要实现销售方式、管理形式和激励方式的三点突破。他第一次谈论联想上市的意义，不过是解决资金问题、扩大影响、对内部运行机制的影响和做大海外市场。 柳传志谈论联想要上市的背景是那一年中国又开始了加入WTO的努力。海外普遍认为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了，终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希望中国加入WTO。柳传志看到了中国加入WTO的可能性，也预测了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风险，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10年后才完成对WTO的最后跨越。 李勤也提到了国内外形势，他说“关贸协定打破了国家封闭状态，逼着我们走向国际竞争这样一种险境”。他给联想定下了微机销售万～万台，汉卡销售万～万块，代理产品营业额达到亿，确保可分配利润达到2000万的任务。他说：“我们就像象棋的小卒子一样，只有勇往直前。”［2］平凡一年的插曲(2) 令柳传志和李勤开心的事情接踵而至，4月3日那天他们与惠普公司在香格里拉饭店举办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告诉那些记者他们要合作开发和生产汉字喷墨和激光打印机。两天后，他们在深圳的出口基地正式开工投产。李勤从北京赶到了深圳，在典礼上他意气风发，提出了联想的奋斗目标是： 到本世纪末达到10亿美元营业额，形成若干有影响的产品；1995年国内外股票上市；1992年国内外总营业额20亿人民币，深圳联想出口基地完成5400万美元出口额。他暗示联想希望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柳传志和李勤他们来不及松一口气就要面对新的问题，它们琐碎但困扰他们太久。他们在4月中旬的西郊宾馆再次教训那些年轻干部，使后者明白联想处于危机之中，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可摆脱持续的“黑色风暴”，实现龙门一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