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1月24日，周光召给柳传志发了封贺信，祝愿他能办出一个“中国的IBM”。他肯定了联想的道路，还赞扬其为科技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柳传志看到贺信不免有些飘飘然，又不免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了。 他在6月颁布了联想的章程，说要按一定比例提取企业发展资金、职工福利资金和利润分配资金。稍早前，他与海淀供销合作社签协议，要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计算机技术公司”，联想出资120万元，海淀供销社以1400平方米场地作价出资80万元。他们最终在6月签订了“联营合同”，一个月后获得了中科院的首肯，要他们“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变化总是那么快，仅仅过了一个月，联营公司的注册资本便变更为3000万元，联想以2680万元持股89%，海淀供销社以320万元持股11%。到了1989年，公司又变成了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8年后他们提前终止了“联营合同”，联想又变成了联想自己的联想。 那一年，就在这不停的变动中度过。那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冬天过去，一个新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将带给他们新的震荡，而这震荡甚至影响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一生，改变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荒野之中的管理 关注联想的人总是冀望获得联想创业时的管理经验，他们大半要失望而归。曾经给联想做过诊断的专家认为早期联想“惊人的混乱创造了惊人的效益”，柳传志虽然很不高兴，却又不得不承认那是事实。 自1984年冬天联想诞生到1987年冬天走过“自为年代”，联想及柳传志都雄心壮志，生气勃勃，但视角转移到管理，当中是一段长期的混乱和令人失望。 然而，将之定义为联想的“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这段时间管理处于无序状态，各种会议若断若续，但大规模的扩张和决定性“战役”都取得了胜利。若非如此，则以后的联想便会面目全非，局面将会杂乱无章。好在历史不能假设，旧事不会改变，纵然有些此起彼伏，如今看来也无关宏旨。局中人：袁保玑(4) 从1984年底至1987年，这一时期的总体特点是产品少，人员少，经营额小，资金短缺。这一时期联想采取的是“平底快船”的管理模式，即总经理直接指挥，权力高度集中；人员和部门一专多能，只要是市场需要什么事都要干；资金则分批量投放然后快速回笼，联想称之为“小步快跑”。这种管理模式对规模很小，处于创业阶段的联想十分有效。［5］ 好事者说那时的联想处于“平底快船”结构之中，联想###及柳传志本人都不记得曾有这种总结。彼时他们忙于开创新局面，少不得独辟蹊径，将所创局面布置妥当，其间费时虽多，但管理的印象却不深刻。若确有管理，亦只是人事上的纠葛，及以盲人骑瞎马般的勇气纵横于荒野。 然则局面已经打开，就会出现气象一新的捭阖，就像黄仁宇形容的一段历史：“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味。”［6］ 我们检讨联想的这段历史，发现当中浪漫事迹远远超过后来被媒体夸大渲染的高速发展阶段。逻辑成分又少，出色的男男女女，在青史上留下了名字，却很难综合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柳传志既已完成联想的“自为年代”，观测到清晰远景，则他告别“黑暗”，突袭光明，开始布一个“联想局”，便是顺理成章的故事了。在他的布局中，他将面临的磨难不知凡几。 【注释】 ［1］《联想》，第1期（试刊），1988年6月17日，联想档案案卷号Z04-1。 ［2］《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概况及其相关政策研究》，于致田。 ［3］《联想集团发展历程》（1984—1998），联想提供。 ［4］《企业导师》，路晓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5］《联想集团发展历程》（1984—1998），联想提供。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4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4节作者: 迟宇宙 ［6］《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一个局的作为(1) 2003年，在河北徐水县发生了著名的“###事件”，农民企业家###被公安部门以“非法集资”的名义抓将而去。10月31日，柳传志给###的儿子孙萌发了一份签名传真，以示支持。他告诉“尊敬的###先生”，他是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他看了中央电视台有关孙的报道，对其境况很同情。 “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时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虽然没有你现在所遭遇的困难大），但是都挺过来了。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 这封被孙萌“不慎”泄露给媒体的传真迅速引起了互联网上的争论，对###的褒贬瞬间转变为对柳传志行为的赞赏或质疑。有人说柳传志借机沽名钓誉，也有人说他对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暗指他进行个人炒作。 只有柳传志自己知道，他是多么理解###，他多么清楚创业的艰难，他多么深刻地体会到，做一个有良知的、清白的企业家要付出什么代价。 在1988年，柳传志曾经伫立于香港的荒野雄心勃勃，他试图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却不知自己要经历的磨难到底凡几。 香港联想的诞生 1988年初，柳传志开始布局。他不知道自己的局到底会如何作为，却知道布局是实现“造电脑”梦想的希望。他遭遇了一段段插曲，去迎接一种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趋势。 1987年，联想开始在中关村拥有自己的“大门市”，他们因之与四通产生种种恩怨。为与四通一比高低，联想曾在楼顶树了一块大牌子，四通气愤不过，就树了一块更大的牌子，横亘于整个楼顶，占据了联想“地盘”。为了牌子，双方先是扯皮，然后争吵，不可开交时便诉诸上级，冀望官方力量来维护己方利益。 既是两家大公司，又都有中科院背景，官方既不敢得罪也不敢怠慢，便协调商议和起稀泥。只是联想和四通积怨日深，刚消停几日便又吵将起来，惹得官方烦恼不已，就连周光召也忍不住讽刺他们比阔就像美国黑人戴粗大的金链子。 到了1989年，四通的###出逃国外；联想的柳传志则未在改革中犯错误；联想占了上风；四通低调起来。 吕谭平到北京时，柳传志刚把“大门市”租下来。他兴奋不已，硬拉着吕谭平去看。一边看，柳传志还一边手指正在装修的门市对吕谭平说：“一年租金要70多万人民币。”吕谭平连连点头，说：“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快到年底的一个下午，柳传志给吕谭平打了个电话，说：“吕先生，你考虑一下，咱们两家可以合作办一个公司，将饼做大。” 吕谭平撂下电话，就去和自己的合作伙伴吴礼益、章立基商量柳传志的提议，没用多长时间，吕谭平们就决定和柳传志们一起干。“饼干”与“比萨饼”之间的“大小”道理谁都明白，关键是能否信任对方，信任对方的人品与能力，吕谭平通过和柳传志的生意和交往，信得过柳传志。［1］ 吕谭平后来在“联想走向世界”报告会上夸赞联想“与内地其他单位有很大不同”，“他们讲究信誉，说到做到，并且效率很高”。他恭维柳传志，说以他为首的联想管理层在电脑领域很具战略头脑，“办事认真，计划周密”，办公司的目标是“创办电脑产业，要生产自己设计的机器，到世界各地去比比高低”。 “我们感到和他们志趣相投，思路吻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1987年夏天，我与柳传志接触频繁，我们共谋合办企业，走向海外的大计，真是一拍即合。反复磋商以后，1987年底，计算所所长，也就是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曾茂朝先生带领王树和先生、李勤先生，到香港与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 虽然“信得过柳传志”，但吕谭平还是不准备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想留条后路，与柳传志搞个合资公司，同时把导远做下去。柳传志坚决反对，他怕吕谭平他们意志不坚定，怕他们分心，怕两个公司利益上分不清。 吕谭平记得1988年大年初四，柳传志从北京给他打来长途，要求他将香港导远合并到香港联想，敦促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请我们充分考虑。“我第二天便回复柳总：坚决合作，完全同意。”［2］事实却非如此，虽然柳传志主导行动，但他与吕谭平谈判多次，才说服后者放弃“脚踩两条船”的计划。 一份记录显示，柳传志曾到深圳与吕谭平详谈合作，他住在深圳的沈阳宾馆。吕谭平经常早上从香港赶到深圳，与柳传志一起吃“一毛钱”的免费早餐，一边吃一边谈判。有一天他实在不想吃了，就对柳传志说：“柳总我请你吃回饭。”吕谭平带柳传志去了一个度假村，柳传志记得那次吃了冬瓜盅。 柳传志知道“磨嘴皮子”的功效，懂得如何游说别人赞同自己的意见。他与吕谭平推心置腹，谈生意也谈做人。他知道吕谭平在内地接触过很多公司，有的公司瞧不起他们，有的公司不讲信誉，有的拒付货款，害得吕谭平四处追债。与联想合作之前，因为收不回钱，吕谭平的内地生意亏损超过100万港币。 有一次，吕谭平他们与上海一家单位合作，对方四处宣传自己很有技术实力，但他们办事效率极低，也不讲信誉，百般无奈，吕谭平他们只好终止了合作。在最糟糕的1985年，吕谭平卖了内地一批货，收账时却赶上内地银根收紧，很多单位付不出钱来，使得他们几乎破产。在之后的半年，他们坐着硬板火车一趟又一趟分头跑上海、甘肃、四川等地挨家挨户讨账，“样子狼狈至极”。一个局的作为(2) 想到可悲往事，吕谭平就会想到柳传志的气度和人品。最终，他答应了柳传志的要求，放弃了导远，彻底将自己与联想捆在了一起。 IT行业的观察家刘韧在一本书中记录说：“创办香港联想，吕谭平没钱，联想也没钱，必须靠银行贷款，而银行的钱从来不借给没有钱的人，吕谭平贷不到很多钱，柳传志也不太行，想用银行的钱办香港联想，必须拉一家能从银行贷到钱的大公司参股进香港联想才行。柳传志父亲80年代初到香港创办中国专利公司……柳传志想将中国专利公司下属的中国技术公司拉进香港联想。”［3］ 柳传志找曾茂朝代表联想与父亲谈判，后者认为“没有老子和儿子办公司的”。后来柳传志一干人说服“新华社香港分社表示支持”，最终才使北京联想、导远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各出资30万港币，各占1/3股份组成香港联想。 柳传志与柳谷书随即因为总经理人选而产生分歧，后者坚决反对吕谭平出任香港联想总经理。父子二人争得面红耳赤。柳母上前劝道：“你们父子俩……” 柳谷书在港工作多年，他知道很多香港人唯利是图不可靠。他怕柳传志不在香港，香港人捣鬼。他坚持张祖祥当总经理，吕谭平做副手。柳传志了解吕谭平，知道吕谭平出身既苦，少年时做苦工挣钱去英国留学，十几年来一直在奋斗。 柳传志告诉父亲，吕谭平并非唯利是图的那种人，他们也不是要看住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钱而是要开展业务，让钱赚更多的钱。柳谷书诘问他：“你对香港了解多少？你在北京，不在香港。我贷款担保，钱真出了事，谁负这个责任？” 父亲的固执让柳传志很沮丧。父亲一向是个固执的人，他因其固执获得成功，后来也因其固执而走向事业低谷。柳传志清晰父亲的性格缺陷，知道多争无益，徒伤感情而已。他当天便想出另一“计谋”，给父亲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长信。 他劈头盖脸地夸奖了父亲一通，赞颂自己的家庭民主和睦，兄弟姐妹从未为任何物质利益发生摩擦。他恭维与父亲的不愉快争论，说明父亲的民主作风。但他依然要说服父亲：“你很有经验，在宏观上你都懂，但是在和这个香港人的接触上，你可能没我了解，我已经和他做了很多笔生意……” 他说与父亲相比他经验差得很远，但他毕竟已40多岁。“办公司前三年中，吃尽了千辛万苦”，现在对工作有了成熟的了解，希望父亲能够支持其工作。［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5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5节作者: 迟宇宙 没有人知道是柳传志的声情并茂打动了柳谷书，还是柳谷书舐犊情深，为儿子牺牲了“理智”，总之柳谷书放弃固执，同意吕谭平出任香港联想总经理。 毫无疑问，柳谷书对香港联想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亲自出面请香港各界头面人物参观联想，请自己的朋友支持儿子。后来张祖祥出任香港联想副总经理一职，面对港人的傲慢，他最为自傲的是，吕谭平从不敢见柳谷书，因为中国专利公司是大公司，吕谭平有些怕。张祖祥不怕。 1988年4月1日，香港联想公司在柴湾的一栋破旧的大楼中诞生，它的英文名字叫Legend，中文的全称是“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这个香港联想诞生之日，后来成为联想新财年开始的日子。 6月23日。黄道吉日。吕谭平记得那天他们在香港怡东大酒店举行开业典礼。“当时香港金融界和新闻界的朋友纷纷赶来祝贺，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亲临香港为我们剪彩并发表贺辞。当时仪式隆重，气氛热烈，我感到梦寐以求的事业从此开始起步了，内心十分激动。” 三步曲 多年来柳传志挣扎着戮力布置一个局。在1988年香港联想的诞生使他的局有了眉目，正是他后来屡屡提及的海外发展三步曲。 1989年12月他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时讲起了他的三步曲。第一步就是在海外建立一个贸易公司，进入国际流通领域。他标榜其目的是了解海外市场，探索商业规律，积累资金，找开发外向型产品的突破口。“我们在香港成立了联想电脑有限公司，开业时仅仅投资90万港币。香港联想公司现有102名职工，营业面积达3000平方米。香港联想的发展速度已超过我们的估计。” 他的“二步曲”，是要建立一个包括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国际###络的跨国公司，将于1991年完成。他吹嘘联想在处于第二步的中间阶段，其标志性事件乃是1988年8月香港联想并购Quantum公司。Quantum公司与北京联想仅用半年时间就研制出四项“海外新产品”，并在世界计算机博览会上“一炮打响”，“拿回每月4000台订单。”他毫不脸红地说：“现在Quantum公司正以每月3500套的生产量将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286机器（注：实为主机板）销往欧美市场……我们在香港正在筹建研究中心，贸易、生产、开发三个部分合为一体，称为香港联想集团。” 柳传志的“三步曲”，是联想集团海外上市，“形成规模经济，努力跻身于发达国家计算机产业行列之中”。“三步曲”将于1993年实现。［5］ 柳传志在1987年曾有“技工贸”一体化之设想，但究其1989年12月的夸张演说，不难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他提及“贸易、生产、开发三个部分合为一体”，第一次含混地表达了“贸工技”的概念。他的思维发生了转折，这为联想史接下来的铺陈贴补了注解。一个局的作为(3) 联想的海外战略“三步曲”最终变成打了折扣的现实。可是纵有以上准备，联想还是面临挫折，它要等待机会，才能使自己的军旗在中国电脑市场上四处飘扬。全联想前十年的记录，正是柳传志从自为到自觉布局的纪录。 就在柳传志洋洋自得的时候，联想遭遇一系列的困顿，先是“孙宏斌事件”，接着是“黑色风暴”和大亏损。开启联想史另一条线索的离奇人物倪光南也从一个侧面向柳传志发动了攻击。倪光南的攻击持续了多年，最终没有成功，却好几次差点毁灭了柳传志开创的大好局面。 郭为和杨元庆到来 1988年，联想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郭为、杨元庆和孙宏斌都在那时候出现联想。他们后来或者成为一时风云人物，或者最终赢得了权力。 郭为比杨元庆他们到来得稍早了几个月，后来联想确立“创业基金”人选，郭为此变成1988年6月1日前到联想工作的“###”。 席克是杨元庆进入联想的主要审核人之一，联想招聘时他也入局联想不久。“柳总要人事部门招一批素质好、学历高的人进公司，”他说，“几个人组成招聘组，因为我懂专业便主持了一下。”那是联想历史上第一次对外招聘，时间跨越了1988年的3月和4月。很多应聘者尚未毕业，杨元庆也是如此。 招聘委员会面试后对杨元庆评价极高，说此人系自动化所计算机专业研究生，专业好，谈吐也不错。但杨元庆说话总是磕巴的毛病直到今天都未改变，这不免教人想像他当年如何骗过了联想的面试官。 席克似乎尤其钟情于杨元庆，传说柳传志当时授命他组建编制4人的技术支持部，他考虑到公司的整体平衡并未邀请杨元庆加入，但他对其印象非常好。15年后席克的爱人袁保玑回忆起面试结束后，席克因为没有看到杨元庆出现在公司，就找了一个女孩子给杨元庆捎话：“杨元庆，你到哪儿去了？”若她未尝出现差错，那么杨元庆找到席克说：“你如果叫我到联想来，我就来。” 郭为高调加盟与杨元庆平淡入局，这些戏剧化情节，只是联想史的注脚，这样的故事，无乃一种幻觉，不过昙花一现。此时历史的成分，尚不能展现郭为和杨元庆的能量，等到联想遭遇多次挫折，发现文化的冲突已经剧烈，新老的交替不可避免，他们才真正获得机会，赢得权力和尊重，也为联想赢得了年轻的未来。 但我们今天回顾联想史，不难发现：1988年春天的这次招聘，是联想局的另一个侧翼，这种大幅度的进出，超过了联想###院的想像。 从这个历史侧翼出发，我们便易于得到一些戏剧化细节，其中之一便是“郭为追奖”。话说郭为甫一出场便受重用，跟随柳传志身边。当日国家评选科技进步奖，联想得到线报说联想汉字微机系统仅获了二等奖。柳传志大为不悦。当日获一等奖之项目，市场化程度既低，又无甚经济效益。联想汉卡市场反应极为热烈，其又代表最新技术，为何不能获一等奖？他便派郭为前去追讨。 评选已经结束，名单业已内部公布，想更改结果可谓艰难。郭为逐个评委公关，居然获得成功。最终公布的名单中，联想汉字系统也捞到一个一等奖。 “郭为追奖”的成功，使柳传志发现了郭为的才华，也使联想自此有了“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之典故。联想稍后组建公关部，毕显林成为首任经理，郭为则负责日常事务，他在联想青云直上的日子到来了。那年12月30日，郭为为《联想世界》（即《联想报》）上写下《“联想”的呐喊》，又激动了一次： “当我向公司的全体同仁报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联想汉字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我不得不说这是联想的呐喊！在经历了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之后，我们终于把5%的希望变成了100%的现实……” 少年意气的背后，是他强烈的自负。当日追奖成功的郭为可谓“双喜临门”。7月30日的《联想世界》刊登了一篇《广而告之》：“公司将于8月6日晚6:30在颐宾楼舞厅为四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婚礼上我公司将有三位小伙子成为新郎，有位姑娘成为新娘。他们是公关部的郭为、李华、办公室的王帮楚，16室的李晔。总经理将主持婚礼。” 写这篇文章的“本报记者”叫李岚，他成为分拆后联想集团的助理总裁。 扯出马雪征的线索 1988年6月，中科院院长周光召访问香港，马雪征是其特别助理。柳传志获知后便吩咐王晓琴：“你的任务是盯住马雪征，让周院长给咱们剪彩。” 王晓琴是联想的外事负责人，如今业已亡故。“这个人的韧性就是联想的特点，”马雪征说，“她请我们去剪彩时，我还不想去。”马比香港人清楚，联想只是一家小公司，而非外界纷传的大集团；在等级森严的科学院中，联想总经理也顶多算个处级干部，离部级的周院长隔着遥远距离。 周光召在见了威尔逊总督后，就开始见各大学校长，然后见贸易发展局局长。行程安排既满，联想名气又小，马雪征不愿周光召去为柳传志的小公司剪彩。 王晓琴黏糊在那里，她不理会马雪征“行程安排很满”和“没时间”的借口。她笑眯眯地站在门口不走，马雪征拿她没辙，只好让她坐下。王晓琴坐下后就开始诉说联想现在怎么困难但前景如何光明。马雪征居然被她说动了。一个局的作为(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6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6节作者: 迟宇宙 多年后，马雪征回忆说，王晓琴当时饭都不吃地坐在她的办公室里，整整坐了一天。她看到王晓琴，觉得自己脑袋都大了，最后只好安排。“你火也火不得，她脾气特别好。她就黏。她跟我聊说：你帮帮我们，帮帮忙，比如做个翻译。” 马雪征去向周光召汇报，周光召特别开心。马雪征随周光召参加了剪彩，那是她第一次接触联想。剪彩前她来到香港联想，原以为香港灯红酒绿，香港联想一定甚是阔气，谁知竟破烂不堪。她在柴湾见识了柳传志的那间小办公室。“我确实没想到，科学院的科学家柳传志能在这地方上班，而且自豪得不得了。” 马雪征颇为感慨，但柳传志胸中自豪却无法自抑，他对周光召说：“周院长，我带您看看我们公司的办事处。”马雪征想，那办事处再差也得是玻璃墙的写字楼才是，谁料却是在深圳都见不着的破地方。“甭说深圳，像惠州都见不着，破成那样。”她说，“叫作工业大厦，其实只有一部客梯，剩下全是货梯。”那些货梯的大台阶都很高，为了方便铲车“卡板”。 她随周光召走进去，初时还以为人人西装革履，谁知那儿的人全光着膀子，搭条毛巾，踢双人字拖鞋，穿着大裤衩，推着卡板。马雪征记得，车货梯前柳传志对周光召客气：“你先进。”他的确得让周光召先进去，否则卡板进不去。周光召跟他们一起挤到电梯最里边。电梯停下来，卡板先出去，他们才能出去。 马雪征从未到过这种破地方，她想问这是什么地方，但她不敢。她很惊讶：为什么能呆在这种地方柳传志便如此自豪！柳传志带他们参观公司，因为对电梯印象深刻，多年后马雪征已忘记柳传志办公室的模样。 参观完了破办公室，柳传志又颇为戏剧地邀请周光召坐船游河，说是要汇报工作。周光召因为晕船，便拒绝了他的邀请，说是要让他上船什么都听不进去了。马雪征后来偶尔有时会想：“大概柳总认为，最高尚的可能就是游河。” 剪彩那天，柳传志还是弄了条小船，愣是把周光召搞到船上去了。那条小船晃来晃去，搞得他们晕头转向。幸亏马雪征提早给周光召买了晕船药。出发前周光召问她：“这个药是不是吃了就睡觉？要睡觉的话，让柳传志找你（算账）。我晕船，晕了就睡。”周光召吃了药，上了船，没晕船。 坐在船上，风拂浪激，柳传志向周光召讲了他的一二三步曲。他比画着怎么打这个怎么打那个，国内如何做海外如何做。他斩钉截铁的语气，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他两眼放光，周光召则面带微笑，频频颔首。 马雪征想起这段往事就忍俊不禁：“在船上，你会觉得这是一家有宏伟蓝图的公司。但想到那部电梯和那间办公室，你根本不可能觉得它会很伟大。怎么在那种地方办公的人会有这么一个蓝图？”她开始觉得柳传志是个奇特人物。 马雪征后来在海淀剧院参加了联想的一次誓师会，听柳传志讲话。她当时感觉场面像极了文化大革命：柳传志在那里声嘶力竭，讲的话又特别震撼人。那时她又在想：这个公司怎么这么奇特？那么丁点儿的一个公司，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那儿？她怀疑那些人不是公司员工而是从外面弄来凑数的。 为香港联想剪彩后，过了两年，马雪征加入了这家奇特的公司。 黄道吉日的6月23日，香港联想开业典礼后又召开发布会。柳传志大言不惭地告诉记者，香港联想第一年营业额要超过1000万美元。 “柳传志说完感到记者们没反应，柳传志以为他们听不懂普通话，实际情况不是香港记者听不懂普通话，而是他们听惯了国内厂长经理们在香港吹牛，所以，也没拿柳传志的话当回事。”［6］ 那些以沉默表示怀疑的记者们没有想到，香港联想第一年营业额便达到亿港币，远远超过柳传志承诺的1000万美元。后来再开发布会，不等柳传志开口，记者们就不停提问：香港联想是怎么创奇迹的？香港联想有什么“高招”？ 在一次次应付香港记者提问的过程中，柳传志总结出了“瞎子背瘸子”、“田忌赛马”和“茅台与二锅头”的策略。这是后话。 出路就是开辟无数条路 在1988年夏天，柳传志与吕谭平进行着“蜜月”前最激烈的“热恋”。AST恰好在那时不得不求助于吕谭平。AST的财年在6月结束，他们希望以自己的良好业绩对股市有个交代。他们既然制造电脑，唯一出路便是多卖机器。所以，他们问吕谭平：“吕先生能不能帮帮忙，多进些货？” 吕谭平想都没想就拍胸脯说好，条件是6月的前半月AST在亚太地区不再向外销售机器，容吕谭平独家慢慢出货，从容地经营。AST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便与吕谭平握手成交。于是香港联想与AST完成了“联想AST策略联盟”。 香港联想之所以能和AST这么有默契，是因为吕谭平在AST早就“有人”，AST亚太区经理中很多人都在导远干过，是1985年国内银根紧缩，生意不好做，导远收缩，这些人才去了AST，所以，此时吕谭平特别容易和他们沟通，知道他们的喜好以及风格。［7］ 联想1987年选定代理AST电脑，也缘于吕谭平的极力推荐。早期联想一直做着IBM电脑生意，但IBM后来主推的“微信道”技术极不成功，在日本又搞了一个“汉字PC”，与联想汉卡起了冲突。联想便打算不再与IBM合作。一个局的作为(5) 柳传志他们去香港不太方便，吕谭平就将包括AST在内的多款电脑送到深圳，柳传志带着工程师在那里看机器。他选中AST，送到北京验完机后，就决定代理这款没甚名气的美国二线电脑。 联想代理AST极其成功。香港联想既已诞生，柳传志便谋划将代理AST业务变成“金矿挖掘机”。他底气十足：香港联想负责进货，北京联想负责销售。刘韧描述说：“香港联想有北京联想保底市场撑着，就敢向AST多定货，开始一个月订1000台，后来一个月订3000多台，反正北京联想能卖掉，一个月卖不完，就卖两个月，当时PC不存在价格老跌的问题，不太怕压货。” 香港联想在内地疯狂扩张，几乎垄断了AST在内地的销售。利润既高，毛利超过20%，第一年便赚了1200万港币。柳传志后来说：“头一年1200万利润主要是吕谭平他们挣的，关系都是他们的关系，我主要是贷款，在销售上面没起什么作用。”柳传志带给吕谭平他们的是自信，因为AST市场扩张迅速，吕谭平和章立基他们狂妄不已。他们倒也有狂妄的资本，因为“直到1992、1993年，电脑巨头康柏都被AST压在底下”，全球低迷的AST在中国一枝独秀。 那一年冬天，柳传志和胡靖宇去了趟美国。他们是被经贸部国际技术交流中心邀请去的。他们在美国转悠了26天，足迹遍布于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和纽约，却只干了三件事。 柳传志回国后告诉总裁室，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是准备在美国办一个软件公司而非输出技术劳力。他说这取决于美国到底软件市场有多大；能否找到既能做软件系统分析和设计，又能做市场开拓的美国人与其合作；联想的人去那里后，能否从程序员做起一直上升到管理层。 柳传志发现美国软件市场之大令人惊叹，仅西雅图就有一百多家软件公司。但问题的关键是他能否很快选到可靠的合作伙伴。在美国他不停与人握手，有两家公司对其表示了好感。“在他们选定负责市场业务的每个经理后，倪总将前去审定。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明年春天软件公司就能打出去。” 他们还参观了拉斯维加斯的计算机展览，参观后柳传志感慨美国计算机市场的庞大，他发现了商业机遇：“墨西哥人和台湾人做的机器在性能上、设计上均不如我们，但他们生产批量大，成本低，价格便宜……我们在技术上能超过他们，只要把价格、利润做些调整，就能和他们在美国市场上争个高低。” 他们干的第三件事，是初步选择了几项高技术产品，“将像介绍AST产品那样引进国内”。“总的印象，打开国际市场绝非轻而易举，但也不是根本做不到的，”他说，“只要我们有‘争’和‘挤’的劲头儿，凭我们公司的力量，一定能在美国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8］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7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7节作者: 迟宇宙 美国之行对柳传志的刺激，散见于后来的种种叙述中。陈惠湘在《联想为什么》中说，柳传志发现美国很多企业写字楼豪华气派，大多为好几个欧美国家的股东合资兴办。一些寒碜的小公司多由亚洲人兴办，股东通常只有一人。“尽管这个亚洲老板纯就个人财产而言也许要超过那些合股的欧美人，但亚洲人不愿意大家合作盖一栋摩天大楼。很多年后，柳传志对此事耿耿于怀。”李勤也耿耿于怀，他抱怨亚洲文化不愿做“牛后”，只愿做“鸡头”。 柳传志曾将联想比喻为一个贫穷的黑人。他后来也明白，作为一个贫穷黑人的联想在美国快速办公司似乎不太现实。他最终将全部精力投入香港联想而非在美国办软件公司。香港联想开业时，很多人惊异于柳传志“大举进军海外”的行动，以为联想资本雄厚，只有柳传志明白他们是“黑人穿西装”：“因为你穷，如果再不穿好一些显出一派信心十足，谁还敢与你做生意呢？” 就在柳传志对进军美国软件市场雄心勃勃之时，联想已开始在香港操弄硬件。联想涉足硬件制造源于吕谭平对其位置的忧虑。吕谭平曾留学英伦，他聪明过人，嗅觉灵敏，知道自己的附加值是对海外电脑市场的熟稔。 他的忧虑促使他采取行动。有一次他偶遇板卡生产商蒋国辉，后者试图与香港联想合作生产板卡，而板卡业务则需要强势的海外市场拓展。吕谭平见机遇到来，便向柳传志提议进入板卡制造业。他说：“单靠国内市场，有经销商的风险，光靠做贸易，一条腿站不稳……要把业务分成海外和中国两块。” 已动抛弃“技工贸”改投“贸工技”之念的柳传志正中下怀，他委托吕谭平与蒋国辉进行谈判。谈判一帆风顺，于是联想便与蒋国辉的Quantum公司合资组建新公司。蒋国辉以自己的板卡厂作价出资，持有45%股份，香港联想持有30%股份，北京联想持有25%股份，“大联想”以55%股份控股了新公司。 多年以后观察者可轻易察觉出柳传志耍的小小诡计，他既知香港联想有吕谭平等人股份，北京联想与吕谭平无涉，便使用“蚕食政策”增加北京联想的股权比例，要在里面“说话算数”。 倪光南随后带了十几个工程师来到香港，开始设计板卡。他既迷恋硬件，设计板卡正合其胃口。吕谭平与倪光南开始磨合。倪光南最初不愿使用韩国和台湾生产的元器件，而喜欢用美国件，吕谭平就耐心告诉他们做企业和做研究不一样：“不用台湾元器件，怎么跟人家拼价格?”一个局的作为(6) 还有一次，他对倪光南说：“对商业来说，用最好的元器件，做出最好的产品不能算成功，用最便宜的元器件，将它做到最好才算成功。”作为商人，吕谭平明白，他必须将成本降低到极限，如此才可保持利润的最大化。他知道研究用的元器件差一点没关系，只要核心和原理正确就足以开发出新品。只要产品保证质量，不会让用户觉得差劲，无法使用，便算是成功。 倪光南设计板卡时，问题接连不断地发生，“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一套系统性的测试。”吕谭平与倪光南他们一起制定了联想QDI（板卡）的第一个测试标准，他后来形容自己相当于半个R&D的副总裁。“早上10点钟开会一直开到晚上，天天在开会。北京的工程师技术都非常好，但我要向他们灌输商业观点。” 倪光南作为总工程师并无市场概念，他讨厌在重压下工作，柳传志则信奉“将树上的果子摇净”，其当日未见冲突龃龉，却为日后深埋祸根。 两年之后，联想的QDI开始赢利。柳传志为找到出路，开辟了无数条道路。他最后才发现，他开辟的条条道路，居然都通向了同一个终点。 没有人知道他回忆开辟道路的往事时，是否会庆幸自己没有以粗蛮的方法去冲破种种困境，更没有公开凿穿众所共信的神话。在真实生活中，他刚傲而强硬，有时脾气急躁，但在1988年，穿越无数条道路之间，往返于错综复杂的各种利害，他竟然谨慎周详，向四面八方显示出他复杂人格的机动力。这不能不令人对其性格的转变萌发兴趣，既而窥探到其管理思想的雏形了。 “大船结构” 综合来说，1988年的柳传志不可能一眼看穿他自己在联想史上的作为。即使16年后，要想洞悉全部，仍至为不易。在讨论他们当日行为与个性时，人们不免扬善隐恶，为尊者讳。扬隐之余，很少人曾提及的则是，柳传志获得的成果，无乃是一个大时代所合理维持的一种选择。既属时代选择，必然充满种种偶然，却又似是而非，放诸历史之中，又是必然之结果。 柳传志以“做小买卖起家”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旧事的不忘，要求他的下属们摒弃矫揉造作，而要以理想而务实的态度，及严格评判的道德是非，去管理联想所赋予他们的权力。 自从杨元庆和郭为自立门户，柳传志在联想就变成了半个神。他对潮流的判断和对纠纷的仲裁，有时会露出神权判断的痕迹，不容置疑，无从更改。在联想，他创造了一种政治传统，以现实的功业和自身的道德为是非的判定。完美的人物自然并不多见，有时不免出现一两个叫他颇为头痛的家伙。有一个叫孙宏斌的，有一次甚至教他惶惶然了。 用不着多说，历史已经证明，柳传志在1988年的布局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当他的经济政策发挥效用时，联想的“大船结构”开始成型。 柳传志有一次说起联想提出“大船结构”的背景：“什么叫做‘大船结构’企业模式？1987年底1988年初之际中关村街上几百家公司发展起来。这些民办的、官办的、半官半民的科技企业究竟如何发展？建立什么样的企业模式？众说不一。当时有的提出分散经营、小卫星制、小诸侯制，我们觉得也有道理，管理上灵活，容易调动下面的积极性，领导上比较超脱。但我们也看到，兵力分散，正是我国多年来科研管理上的一大弊端，而且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趋于协作、大联合。同时我们注意到当时的一些新兴企业内部出现脱钩现象，小摊贩、小山头儿思想导致企业停滞不前。我们认识到，没有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企业就成不了气候，形不成产业，也就无从谈起进军海外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大船结构’管理模式。”［9］ 柳传志所谓“大船结构”，首先是企业内部管理方法和结构，其特点是“集中指挥，分工协作”，包括5层意思—— 集中指挥，统一协调；各“船舱”实行经济承包合同制；逐步实现制度化管理；公司实行集体领导；思想政治工作与奖罚严明的组织纪律结合。 柳传志后来基于“大船结构”又总结出了包括6方面的“大船文化”，即： 灌输全面的价值观；树立事业上的共同理想；筑造集团公司的整体意识；塑造高技术企业的社会形象；弘扬拼搏创业的公司精神；培养以企业为家、以集团为荣的自豪感，倡导亲密和谐的内部关系。 柳传志之提倡大船结构，缘于当日中关村大大小小的企业均奉行开小船之原则，其机动、快速的优势虽然尽现，但若遭遇危机，一条小船便可毁掉整个公司。信通后来走私事发，金燕静锒铛入狱，引发事端的，亦不过是其中一条“小船”。 柳传志提出其大船结构的哲学思想，我们在绪论中揣测其可能有“联想海图”情结。他无数次提到作为一个具体意象的“船”，的确耐人寻味。哲学体系的提出简单，执行却难。虽说是建立了“大船结构”，创造了“大船文化”，但直到1988年冬天，联想依旧一片“惊人的混乱，惊人的效益”。 那是北京体改咨询中心11月12日为联想做出的诊断报告，说联想“明显的优势与明显的劣势并存，需要把继续创业的重负与体制改革统一起来”，公司有三大劣势：职能分化不到位；运行方式不到位；公司主体不到位。又说联想创立至今，“始终处于打天下的高速运转状态”，市场机遇、血缘制约与管理意识、管理水平相互作用，导致长期以来管理体制只能被动调整，无力全盘改革。［10］一个局的作为(7) 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亿，较之去年的7014万元，简直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奇迹。高速增长掩盖了太多东西。至少掩盖了联想管理上的缺陷。 柳传志所戮力创建的管理体系，因为背景变动既快，他又缺乏足够时间，似乎进境一直不若想象中顺利。在一个全新的“联想局”中，柳传志只能将自己偶然间的灵光一现记录下来，作为联想“大船结构”的一个底本。 柳传志乘势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8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8节作者: 迟宇宙 所谓局势，《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政治、军事等）一个时期内的发展情况。”孟子曰：“有智慧，不如乘势。”开创新局，期待一个新局有所作为，必定要借助势能。很多人评价柳传志时，总是强调他特别善于借势。 在《智慧算术》中吴稼祥先生说：“借势是别人和社会有需求，你满足别人和社会的需求……借势的关键，是准确判断人心向背和社会需求。有需求，坏事也能干成；没有需求，或需求不强烈，好事也可能干不成。” 柳传志借助了国家对高科技的重视，借助了中央对发展计算机产业的需求。1988年1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到联想视察时对他们说，中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国家看来动了真格的。那一年成立的机械电子工业部，邹家华担任部长，计算机业由该部的计算机司管理。 联想4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大会时，邀请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6月23日周光召为香港联想开业剪彩；11月8日，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科院科学家，名单中有个人叫倪光南…… 开会与参观，讲话与题词，是1980年代企业所能借助的最大势能，它们既为企业提供了人气与支持，亦可使公众相信其实力。当日柳传志借足了势，他开创的新局孕育着新的希望。若其记忆力足够出色，他一定记得那些新希望包括： 联想在3月注册了“联想牌”商标“LX”，注册证为第334693号。4月20日的总经理室会议讨论了成员分工与工作安排，将宣传组变成了公关部。他们还约定每周六下午总经理与职工对话，第一个出来对话的人是柳传志。 他们在6月17办了一份叫《联想报》的小报。柳传志在8月27日提出了亿元营业目标。李勤在11月17日与业务部经理恳谈，要他们转变经营策略，克服疲沓情绪。他们恳谈的时候，北京体制改革咨询中心刚对联想完成了诊断。 然而，这些代表“大传统”的联想官方“大事记”，其任务即或不为“褒贬”，也很难从逻辑上提供为什么“白者愈白，黑者愈黑”。它们往往因其自身单调枯燥，使其所烘托的历史细节愈加珍贵。 柳传志在1988年为联想布局，当日虽未有明确表达，其腔调也不辉煌，实际上却为一种“小传统”的激动和民间的野心勃勃的氛围所笼罩，不若后来遭遇大亏损，整个氛围又瞬间转折为失望和堕落。 柳传志强调联想要有斯巴达克方阵一般的纪律，在“惊人的混乱”年代，似乎因为“惊人的效益”阻隔，并未收到特别效果，有时不得不寻觅另外的途径。但他所总结的“大船结构”管理模式与“大船文化”，因其后来的半神地位，则得以永久性地流传下来。只要联想不老，那些人创业的雄心未灭，那些颇显效果的仪式和做作，就仍然派得上用场。 中国人之接受柳传志布下的一个“联想局”，当中尚需一番周折，但联想集团的诞生和柳传志迎来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却是转瞬即至的事情。1989年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开始面对一个既残酷又别出心裁的转圜之点。 2004年，已经是杨元庆执掌分拆后的联想集团。柳传志和杨元庆已发现，联想集团没有完成自己的三年规划。后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愤怒地诘问：3年过去了，我们的野心哪里去了？我们的创业精神哪里去了？ 是的，那些美丽的花朵哪里去了？ 【注释】 ［1］、［3］、［4］、［6］、［7］《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中港精诚合作，共同走向世界》，吕谭平，1990年7月，联想档案。 ［5］《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2月，联想档案。 ［8］《柳总归来谈美国市场》，《联想世界》，1998年12月15日。 ［9］《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2月，联想档案。 ［10］《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咨询报告之一》，北京体制改革咨询研究中心，1988年11月22日。瞻前顾后的基点(1) 1989年，对于柳传志来说，是联想史上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联想局”在那一年成型，柳传志在那一年被传“逃到海外”。他遭遇了商业上的风暴，但他最终赢得了那场“联想局”的战争。 汉诺威并不遥远 1989年1月30日，联想集团在海淀影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正是马雪征记忆深刻的那场：柳传志在会上声嘶力竭，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联想的员工：从1984年到现在，联想的累计营业额达到了亿，固定资产超过了5000万。联想现在拥有360名员工和16个国内外的子公司和有2个研发中心、1个培训中心、3个生产基地和1个位于新加坡的销售服务中心（新加坡），以及遍布全国的34个维修站，已经变成一家外向型计算机集团。 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丽前景，台下的人热血澎湃，觉得理想中的新世界似乎即将到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加深了他们的幻觉。 1989年3月，联想设计的286微机准备参加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那是世界计算机行业最高规格的博览会。从3月10日开始的10天里，40个国家的3300个展团将在汉诺威展示最完整的办公室、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制造商来说，汉诺威因其特别地位而成为新产品、新系统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 联想携Q286电脑和1套随机软件、诊断盘和测试卡、XT微机、联想FAX传真通讯卡参加交易会。在电脑厅进行展示的联想赢得了尊重，他们提供的电脑达到了世界主流微机水平，较之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同类产品，性能既优越，价格又低廉。仅仅10天博览，他们就收到大量订单。《人民日报》记者费伟伟后来写道： “在电脑厅，一家中国公司的仅30多平方米的小展台引起了各国客商的注意。这里展出的一种新型微型计算机，以其优异的性能、便宜的价格，把人们从参展的同类产品前吸引过来。为期10天的交易会降下帷幕时，这家首次在国际市场亮相的公司竟一举获得来自欧美等20多个国家客商的订单：整套微机2073台，联想核心的主机板2483块。” 联想的一份宣传资料说很多外商看到联想产品就兴奋，连演示都不看就要订货，因为台湾的FAX卡卖700多美元，联想才卖四百多。 联想在汉诺威获得了成功，“当汉诺威的好消息传到计算所公司时，许多人喜极而泣”。既能为国争光，又使公司声名大振，那么对成功的宣传瞬间不可避免地铺天盖地，倪光南于是以技术神的身份再次粉墨登场，承接光芒的笼罩。 光环圈耀之下，对倪光南的褒扬成为一种习惯。威声在《联想之光》中说：“倪光南属于联想集团，联想集团属于改革时代中国计算机事业，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烘托出倪光南的人生价值。联想人从总裁到库房管理员无不以倪总为师表，他超群的智慧，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可以从几个传奇小故事中凸现。” 1989年1月，联想Q286微机开发进入样机最后调试阶段……倪光南急得满嘴起泡，带上样机急奔机场……大年初一，刚回到北京的倪光南就和十几位同事一起，一清早就扎进测试室，不分白天黑夜地赶……他们知道，假如赶不上今年3月份汉诺威的计算机交易会，就会失掉半年时间。半年，果真就那么重要么？计算所公司的人回答：如果我们不比别人加倍努力，那就永远无法弥补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如果是别人快步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快步跑。［1］ 就在汉诺威交易会开幕前3天，3月7日，柳传志向中科院递交了报告，说是想成立联想集团公司。公司名称暂定“北京中国科学院联想集团公司”，下设13个经济实体；联想集团与子公司以资金技术为纽带，实行控股管理。 一场新的变化不可避免，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中，柳传志一直维系的“计算所公司”现在将被“联想集团”所取代。放诸联想史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次变动是一个基点，一个“技工贸”向“贸工技”转折的基点。 2004年春天，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再次引发了对于联想道路的讨论，有人说该走“技工贸”，有人表示理解“贸工技”。许多人扯出旧年恩怨，过多地渲染了个人恩怨在联想局中的作用。但如果我们站在企业的立场之上，如果我们站在企业家的立场之上，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9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9节作者: 迟宇宙 一封信和一封回信 1989年4月5日，柳传志给胡启恒写了一封信，他请胡启恒“并转光召同志”。头一天，柳传志向他们做了汇报，但他觉得由于时间关系没把想法谈透。 在4月4日的汇报中，柳传志对胡启恒他们说：“院领导是公司的老板，我们是伙计。”胡启恒和张弘同志都笑着暗示他们：“此刻有事了，你们找院里来了，等过去以后，还是你们照样当老板。” “虽说是笑话，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已思考良久的问题。这牵涉到资产关系，牵涉到我们拼命工作的动力，牵涉到公司发展的方向。”柳传志说，“我们不打算作###，不想成为个人富翁……如果我们之间谁有了天灾人祸，其他人将对他和家属一保到底（因为我们没有把握这种超负荷运行能坚持多久）。但是我们谁都不许有成为一个资本家的要求，如果我们之间谁改变了初衷，可以好来好散，但计算所公司总经理室工作动力的出发点不能改变。”瞻前顾后的基点(2) 柳传志发现几年来，在“民办”公司和“官办”公司运行机制的较量中，“官办”明显占下风。他觉得是责任心的原因。民办公司的领导者拼命工作，敢于冒风险，关键时刻“他们也会像话剧《日出》中的潘耀亭一样手拿着电话打哆嗦，这可能是因为资产关系在起作用，他们算过了利弊得失以后，觉得冒险值得”。 但官办公司的领导者干劲儿就差了许多。“因为他们也把利弊得失算得很透彻。累出病来只能吃劳保；出了漏子自己要承担责任。因此在为了工作而致使个人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不肯挺身而出，不顾工作会受多大损失；而如果和自己私利有关的时候，适当地冒些风险则在所不惜了。” 柳传志曾分析为什么香港那么多中资公司，即使规模很大，与当地企业竞争也居于下风。他觉得至少一个原因是中资公司从职员到领导花了太多的精力去考虑如何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考虑存款用哪国货币利息风险小；如何将自己的家属调港工作等等。而他们的对手则全力经营企业。 “我们向院领导表明了心迹，我们不当资本家。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这几年，为了公司的兴旺，我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李勤同志始终带着严重的心房显（纤）颤去工作。由于我们做的事情都有明确的目的，所以时时刻刻总是逼着自己达到预定的效果，这样人就老是处于一种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状态，仿佛经常在心中压着一块石头。” 柳传志说他们常在最困难时互勉：解决难题就像是喝不放糖的清咖啡，可以说很苦，也可以说很香。如果只为改善一下生活，那就绝对不值得他们这样拼命，如果有明确的动力和目标，那么克服困难就不觉得苦。 “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柳传志写道，“当公司创建的时候是为了求生存；当基本能站住脚了，我们希望能成为科研成果转为产品的桥梁，同时我们以为得到了难得的机会，也想施展一下，看看我们到底能挑多重的担子，使个人的事业心得到满足。” 柳传志表白说1988年香港联想的成功，使他们的动力有了质的飞跃，大涨其外向战略之信心。他们想实现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梦能，“有机会把自己的生活、生命和整个中国科学院的事业联系起来，甚至和国家科技改革的方阵联系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件事是要院领导看到我们的能力，相信我们的能力。”他说，“第二件事是要让院领导相信我们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做人的忠诚。昨天的汇报实际是忠诚的一种体现。” 他暗示其试图了解中科院领导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否被当作一厢情愿、自说自语？他委婉地表达了其担心：院领导不相信他们的能力，或者认为其此番剖###迹是在玩弄权术。他想要一个“明确的回答”，以安慰自己的内心：这么干到底对不对？到底值不值？有没有可能干成？ 在信的最后，柳传志写道：“光召同志、启恒同志：您们是我们信赖的领导。‘士为知己者死’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感情因素的重视。正因为如此，我才冒昧直率地写了这封信。我们殷切地盼望着您们对我们的指示，只要是直爽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会认真地体会并用行动去贯彻。” 周光召很快见到了这封信，他在柳传志的信上写了：“请启恒转达传志同志，我们完全信任他们，并全力支持他们。相信他们在中国历史这个转折关头，能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终身奋斗，以智慧和胆略去征服国际市场，为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作出重大贡献。” 胡启恒提笔给柳传志写回信，也是4月5日。写下了“传志”二字，她说：“读你的信，我流了眼泪。对祖国、人民，对党的赤子之心永远是我们最珍爱的东西。尽管世风日下，我们这些人心里的这一块绿洲希望能永恒地保持生机。” 胡启恒向柳传志讲述自己1978年访问了美国一些高技术跨国公司以来，就一直梦想着中国有自己的高技术产业。“无疑这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要求，也是我们几代人的共同梦想。”现在周光召在中科院竖起了一杆旗，旗帜上写着：中国必须有，我们决心创办高技术产业。她看到尽管中科院内已出现了几百家公司，但其目的和动机各式各样。“看到你柳传志向我们表###迹，原来你们的动力真正是我们共同的梦想、理想。要说知音的话，我看你们才是我们的知音！你们自动地走到这面大旗下，甘愿冒枪林弹雨去冲锋陷阵，这对擎旗的人是多大的支持！所以，我们是同生共死的战友，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向同一个目标进军。” 有时候胡启恒会问周光召：“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想得太好了，离现实太远？”但联想和其他公司哪怕是小小的胜利，都使她感到无比的快慰，“好像在黑暗中，在荆棘丛生的没有路可走的荒原上看到我们预定进军的方向果然升起了几颗照明的信号弹那样。” “中华民族已是无路可退了！”她说，“在我们共同的路上，来自各个方面的明枪暗箭障碍险阻还不知有多少……你们的公司，和你们这些人一起成长，将成就大事。放眼历史长河，20年后定会出现新的天地。创业者的艰辛定会伴随着最美最甘甜的成功之果。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苦难的祖国奋斗吧！”瞻前顾后的基点(3) 写完了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胡启恒突然又准备再写点什么：“你和倪光南的配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需的条件。在许多企业的创业史中都有这样的配合。你们已具备了起飞的条件。这是我的认识。”［2］ 1989年4月4日，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可以确定的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似乎与梳理产权关系并无直接关联。柳传志汇报组建联想集团的设想，胡启恒他们似乎对其设想兴致不高，对其“老板说”亦不以为然，觉得联想在利用科学院。柳传志颇感委屈，便写了长长的一封信。 究乎历史的蛛丝马迹，我们隐约感觉，那是“联想局”的某个转圜之点。写给胡启恒的信中，柳传志已经提出公司与中科院的资产关系问题。这或可成为联想梳理产权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柳传志“拐大弯”的开始。出乎柳传志的意料的是，他这大弯却拐了十几年。 如果没有这两封信，以及从4月7日开始的3天中，中科院批复同意组建注册资金3000万元、性质为全民（集体联营）的北京联想高科技集团公司，迄今无能力窥测出在1989年4月4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往来的两封信中，我们可窥测历史的某个侧面，隐约看到那一代人的内心。他们既从文化革命的潮流中脱身而出，觉得时间珍贵，便只有大刀阔斧地行事。周光召提出的“一院两制”沉淀于大时代中，便使中国科学院诞生了数百家公司，使中关村成为中国的硅谷。这些公司经过时间砥砺，有的变成了死于荒野的时尚，有的则高高屹立于中关村，屹立于中国IT业潮头，成为象征或标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0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0节作者: 迟宇宙 周光召时代的科学院在中关村和联想史中留下来的痕迹，带有无穷的戏剧性，其影响所至，迄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乃是外界看来不加节制地支持。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精英分子们无法理解前代人之间的“战友”感情，也就无法推及联想所获支持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 内心 1989年3月，柳传志不停地开会。讨论汉诺威的会议自不必说，3月23日他还召集联席会，说要讨论加强公司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天，他又受委托给15室、16室党支部全体党员、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话。 那天，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近年来，我们党的局部形象是苍白的。党的组织生活不能按期召开，开会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发展党员，此外，就是发牢骚，拉闲篇，小组长的主要职能就是收党费，等等。” 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不可能产生出柳传志一代的感情。后者清晰地记得他们是带着一种如何神圣而崇敬的心情填写入党志愿书。“我们四十多岁的人可能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1960年我上高三，17岁，正是困难时期，到晚上饿得能抓一大把药丸子塞到嘴里。但那时候团支部号召说，一人捐两斤粮食支援灾区，马上就捐，眼儿都不眨！好多同学个儿头、块儿头比我大，也都这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党的力量。我们看电影《上甘岭》时，前面一排倒下去，后边跟着扑上来，我们是要流眼泪的，而且真心相信，一点儿都不假。” 那时候，###在报告中说国家正处于历史大转变的时期，一些人开始研究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国家兴亡对个体的直接影响。 “那么，公司需要什么？”柳传志问。“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每一个部门，是不是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不健康的、不利于公司发展的风在吹？是不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会产生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意见、隔阂？甚至不顾大局，影响工作？另外再想想，当部门经理出差一个月的话，你们那儿的工作是不是还一切井然有序地照常进行？再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如果公司受到大的挫折，比如说影响大家的奖金，一下子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柳传志说他希望有一支队伍，像小说《斯巴达克斯》描述的那样，结成一个方阵，当前面的人倒下，后面马上有人补他的位置，阵脚不乱，气势不减。“要能做到这样，那么再大的风浪，我们也会遇险不惊了。” “我们的前途还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坎坷，”他说，“尽管我们在香港这一炮打得很响，倪总今天从汉诺威带回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能放心大胆地往里扔钱了？稍微有点闪失，就会给公司带来极大的麻烦。” 柳传志的担心不幸被言中，不久之后，吕谭平他们果然给柳传志带来了极大麻烦。香港联想开始第一次大亏损。这是后话。 3月24日的柳传志激情澎湃，却又语重心长。他把自己的内心袒露在他的下属面前。他很罕见地讲了一个多钟头。他推心置腹，说倪光南设计的286微机在汉诺威取得了至少每月1500台的订单，但4月份马上拿出一批样机却非常困难。他说不敢提前把样机做出来，“钱在手里没看得很准的话，攥出水来也不敢投下去”。“假如我们是那种‘败家子’的单位的话，这钱早就扔下去了。但是我们手里是什么钱？不仅仅是血汗钱，万一有个闪失，公司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 他在那天说到了“三种人”，他后来又多次说到“三种人”：“我们怎样判断一个人呢？我们把人的能力分三个层次：1.能做成事情的人。2.有组织能力的人。3.有高一层审时度势和分析能力的人。”瞻前顾后的基点(4) 朱立南的出场 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和联想投资总裁朱立南是“联想大家庭”第二代领军人物中唯一不惧柳传志的人。他的工作推进既快，便深受柳传志重用。工作之余，他与柳传志则保持朋友般的关系，偶尔还谈论一下生命中的私隐。有人形容他生活上对柳传志仿若幼子之于老父，撒泼耍赖，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他自己则形容柳传志关心他，是希望他多干活，变成联想的一头“主力驴”。 朱立南在联想局中第一次出场，是1989年4月14日。那天联想与深圳华星及Quantum合资成立深圳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90万元，三方各占三分之一。柳传志出任董事长再次掌握权力，华星的孙秀珍及吕谭平出任副董事长。孙秀珍担任了总经理，华星的朱立南和联想的刘耀担任副总经理。 苏州人朱立南在上海交大耗费了自己从1980到1987年的7年时间，他得到硕士学位后便南下深圳，加入了深圳华星。他最初去为华星做软驱研究，上班后却干起了统计。朱立南在华星花费很长时间却没弄清楚公司结构。这种混乱和复杂加深了他的记忆，使他多年后仍然记得华星有生产线、线长和车间主任。 朱立南最初未获任何职位，但老板孙秀珍试图培养他，便赋予他特权，让他拥有公司唯一一台电脑的使用权。朱立南倒也没有使电脑变成一种装饰，他用电脑进行生产信息统计，核实每天的设备使用情况和生产及销售的变化。后来老板见他余勇可嘉，便让他干起了调度，不过是统计每天配置多少料上线和生产多少。他又干得似乎不坏，于是在一年后他干上了总经理助理。 1988年底华星开始与联想谈判，华星首席代表朱立南与柳传志对局。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柳传志，对柳传志印象不坏，觉得其人还算坦率，做事风风火火，“谈事情就是谈事情”。柳传志对他没有特别印象，后来才觉得他是个人物。 他发现当日联想要成立生产基地，但其既无经验，又异常谨慎，不愿独冒风险。他以华星制造型企业之优势比较联想需求，发现联想需要一个生产基地。于是，他与柳传志一拍即合。 刘耀对这段经历记忆清晰，他记得真正筹建深圳联想是他与朱立南两人。他们的生产基地，只有600平方米，因其是联想第一个工厂而具有象征意义。 朱立南在后来的人生变乱中经历了不少风霜，但命运似乎为了表彰他生命的活力，教他后来因与吕谭平龃龉离开了联想，又因缘分重新与柳传志握手。他在1989年扮演的角色无关大局，可是当他后来隐于幕后导演联想分拆，他以前的规划好像全部被他自己否决了。 1989年4月，朱立南的出场无乃为联想开启了一条重要线索，这条线索所展示的问题迄今仍无确切答案。他奉柳传志之命，以优雅和高尚对付联想侧面的危机。在此情形下，2001年的联想完成分拆并非一个联想局的分裂点，它恰恰像1989年一样，成为联想史上又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关键时刻 5月29日，柳传志为联想1988年总结大会讲了《开拓进取，自强不息》，说公司的“大船结构”和“小步快跑”完全正确后，就收拾行装准备去香港。 那时北京已陷入混乱。6月3日，开始戒严。那天下午，联想总经理室召开干部会议，柳传志要各部经理一定要抓好青年职工的思想工作，“不要上街，不要围观，不要传播谣言，严格遵守戒严令，保证不出问题”。接下来的两天，联想的职工“没有去天安门和其他出事地点，无一伤亡和损失”［3］。 在此之前不久，联想公布了一批中层干部的任命，后来的风云人物孙宏斌成为企业发展部副经理，郭为被任命为公关部经理。他们在当日并未展示出指点江山的气魄，但###们都知道未来归其所有，因为他们谁也斗不过时间。 柳传志试图与时间斗，他在6月5日惊慌失措地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四通的###见大局已定，也一跑了之。因为时间相差无几，所以中关村到处传说柳传志和###一起逃跑了。 过了很长时间，当柳传志重新出现在中关村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柳传志没有出事，当年惊慌失措的行动也迥异于###一般的逃跑。他的确去了香港，他的确面临危机，却不是逃跑。他要去香港“打吕谭平的屁股”！ 吕谭平让柳传志恼火：1988年底与Quantum成立的合资公司开始大亏损。1989年6月，时间仅过半年，柳传志的100万美元贷款便“亏得快没有骨头了”。面对前所未有之挫败，柳传志焉能不怒！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1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1节作者: 迟宇宙 吕谭平后来描述那段历史说：“Quantum公司初办时由于缺乏经验，产品质量不好，致使资金积压、军心动摇。Quantum是被联想买下来的公司，它原来的老板拥有股份，同时也在Quantum管理层任职。此时对公司的前途大感怀疑，所以公司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4］ 离开北京前，柳传志打电话给在香港的张祖祥，令其不要向吕谭平泄露自己的行踪，更不要让吕谭平接机。他怕自己一见吕谭平便无法遏止胸中怒火，在机场便对其进行痛斥。他并非照顾吕谭平面子，他可不想在机场发一通火了事。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发作”，教吕谭平从此不敢造次。瞻前顾后的基点(5) 柳传志将所有人都叫到面前，他满腔怒火。他咆哮着，几乎语无伦次：“我今天是个要跳楼的人了，这100万美元是我在国内的全部资产，如今全丢了，我没脸面再在世上活了。”“一个要跳楼的人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但我说什么，你们必须听着，不听不行。”“吕谭平，今天也要打你的屁股！”［5］ 柳传志不仅想咆哮，不仅想“打吕谭平的屁股”，他要行使董事长的权力。借助愤怒，他宣布撤了蒋国辉的职。蒋国辉大感委屈，说愿意就此退股不干。吕谭平见蒋国辉要走，急忙要他按比例清偿债务。柳传志摆手道：“蒋国辉是一个老实人，就让他走吧。”未让蒋国辉还账，即或放在今天亦属国有资产流失，但若蒋国辉不曾退出，以他在联想所持股份，至少可摇身而变为百亿富豪。 吕谭平的导远已于柳传志逼迫之下关张，他已无出路，唯有与柳传志一条路走到黑。他说他佩服柳传志，当他发现柳传志“能关在房间里，早上9点到晚上六七点，几天几夜，一路总结经验教训，直到找到答案和出路”时，简直要把柳传志奉为神了。他后来心绪颇为复杂地说： “1989年6月5日，柳董事长从北京赶来，改组了董事会，调整了管理层。任命我担任Quantum公司总经理。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我愿以全部家产做抵押，进行贷款。由于柳董事长和我们齐心协力地狠抓产品质量，加强管理，建立制度，很快使生产走上了正轨，产品一次合格率由30%提高到95%。”［6］ 其所回忆的这段往事，正是柳传志后来多次说起的“捆手榴弹”，意即要同生共死，活下去便一起活，爆炸了便同归于尽。柳传志的凶狠，尽显于此。 柳传志觉得他们在内地赌的是政治前途，如果输了便全盘皆输；香港商人没什么政治前途，真正关心的是现实利益，他们最要紧的东西便是身家性命，所以他便要吕谭平拿出最重要的东西抵押给银行贷款，彼此付出，共同承担风险。 吕谭平起初犹豫得紧，抵押全部身家毕竟不比生意场上的打打闹闹，若是输了便一无所有。他后来心有余悸地说：“对我个人来讲，这第二次投资确实是一步险棋。第一次投资是我们几个同伴解散导远公司，完全并入联想公司，当时真是毫不犹豫。但这一次就不同了。香港联想有固定的收入，经营前景很好，财源不断，而Quantum公司是办产业，有很大的风险。我从联想转入Quantum，很明显在经济上要受到很大损失。对我和我的几个伙伴来讲，原来的家庭并不十分富裕，眼看就要到手的几百万港币分成确实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当我们回顾起当初创办公司时的初衷，便再一次坚定了信念。”［7］ 尽管吕谭平他们“再一次坚定了信念”，柳传志依旧采取了非常手段。他怕香港人欺负大陆人，来香港的时候便带上了周晓兰和陈恒六。一到香港，先是撤了蒋国辉的职，接着便任命周晓兰为香港联想副总经理。周晓兰在北京的职位不过是部门经理，离高层位置尚有一段极难逾越的距离，她之获副总经理的职位，与她“厉害”、“嗓门儿大”有莫大的关联。 周晓兰后来离开香港，也是因为她“厉害”和“嗓门儿大”。倪光南在香港设计286主板时，柳传志曾叮嘱周晓兰：“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有一次倪光南急不可耐，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大错。柳传志要追究责任，周晓兰和倪光南大吵了起来。周晓兰执意要求给个说法——到底谁该为此负责。 柳传志知道周晓兰委屈，但他依然狠着心肠对周晓兰咆哮：“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 最终，周晓兰回到了北京。在1989年往来于北京和香港的传真中，有一份柳传志写给她的道歉信，它代表了柳传志对事实的清晰，也代表了联想史曾在此处发生过一个小小的偏差、一段小小的插曲。这封道歉信如今沉埋于联想档案中，为那一年柳传志与李勤的众多决定和擘画所湮灭。 尽管收到了柳传志的道歉，周晓兰却始终不肯原谅柳传志，她从此呈现给柳传志的都是一张冷若冰霜的面孔，让柳传志每次见了都感到内疚。 十几年后周晓兰有一次拿出了在香港写下的厚厚一本笔记，指着其中的一个记录说：这就是倪光南当时做的板子。她的很多笔记本都已遗弃，唯独这本保留了下来，每次拿起来，她的记忆就变得异常清晰。 主角的粉墨登场 1988年10月，柳传志把倪光南送到香港，他要倪光南在那里开发属于联想的286电脑主机板。为了“生产出自己的电脑，拿到市场上跟国外的产品一比高低”，联想投入了340万元研发经费，后来又投入了亿进行生产，多年来积累的血本全部作为赌注，扑到了286电脑上。 联想1989年或可出自郭为之手的一份材料说起这场赌博：“一个新产品的最佳效益期也许只有几个月……1989年上半年，286SIM效益期刚过，公司紧跟着又推出新的286DIP微机，继续占领着市场。公司领导紧紧盯着国际市场的细微变化，始终前台卖一个，后台搞一个，脑子里想一个，吃着拿着看着想着……”瞻前顾后的基点(6) 1980年代的倪光南的确是联想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联想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为联想贡献出了一个梦想，后来也制造出了一个悲剧。 吕谭平对倪光南心存感激：“当时我们的286主机板是按照一种称为SIM的RAM芯片设计的，因为价格便宜，很受用户欢迎。但等我们投入生产时，海外市场风云突变，一种用DIP的RAM芯片设计的主板大受欢迎，使我们设计的主板销不出去……幸亏公司有倪光南这样一支过硬的技术队伍托底，他们重新设计、改线、做CAD，然后又生产样板到小批量测试、大批量生产，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生产出DIP芯片的主机板，使我们度过了一次小小的难关。”［8］ 联想的286主机板既已开发成功，与华星合作的生产基地业已建成，又在汉诺威拿到了订单。诸因素的结合，使联想走到一个转圜之点。这是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似乎前途未卜，又似乎一片光明。多年之后，经历了不知凡几的磨难，柳传志才洞悉了这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到底对他、对联想象征着什么。 但联想史绝对不是一首美丽的诗，不愉快的事情时常发生。1989年9月，大量的主机板生产出来，有的已经销售给客户之后，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这时，一家比利时公司驻香港办事处打来一个电话：“你们的主机板子装上日本OKI生产的RAM为什么不能运行？” 柳传志和吕谭平赶紧派人去检查，发现其他厂商的RAM都能通用，唯独在OKI却慢了几毫秒。他们设计的286主机板应属“公板”，插上任何RAM都应同速运行。当时联想已生产了4000块主机板，印制线路板的改动只能用软导线“飞线”，其行为在国际市场上无疑为“自杀”——外加元器件是产品不标准、不成熟之表现。这样不但十几万美元血本无归，柳传志他们进军国际市场的梦想也将成为一个空花的泡影。 “进退维谷，联想集团怎样经受这承重打击？倪总不在香港，柳传志知道，如果还有一线生机的话，就得看倪总的了。下午3点钟，电话打到北京，倪总心中也惊起狂澜，但他未露声色，只说，让我想想，等我电话。 “‘世界上最快也是最慢的就是时间！’联想人如今尝到了这‘最慢’的滋味。 “23400秒后的深夜11时，柴湾，香港联想总部电话铃振响，大家猛然惊起。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2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2节作者: 迟宇宙 “‘问题解决了，我在板子上找到了一个空门’，倪总就这么平静地挽狂澜于即倒。在这个空门上，倪总在电话里稍加点拨，加了点‘绝活儿’，泰山压顶的打击便化为轻柔柳絮随风吹。”［9］ 柳传志当日惊喜异常，据说还喊：“天助我联想，倪总真神人也！”但其真实性却不可考。关于倪光南鬼斧神工的传说铺张于“柳倪之争”前的大量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它们依靠印刷术和无线电波的力量，扩散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柳传志刻意制造的“技术神”最终与他分道扬镳，在各自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他们一次次地交叉，最终彼此的背影越来越模糊。 联想的擘画 虽然人在香港，但柳传志的擘画却未停止，反而加快了节奏。他把事情的结构简单化，把联想整肃为一个严密又均匀的体制，借以推行行政上的管理。他的布局之意，大凡对联想稍有研究之人，均能领会。 先是在6月，联想变更了与海淀供销社的联营合同，更名为“北京市联想高科技集团公司”，柳传志总裁是法人代表，注册资金则变更为3000万元。幸运的事情接踵而至。8月9日，联想在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三项产品获得两个金奖和一个银奖；两天后，13位专家来到联想调研，李勤做了汇报。 柳传志和李勤在1989年的9月27日干了一大把事，先是委托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在美国花了3000美元注册了“LX”联想商标，接着报请计算所同意创办南京、长沙、成都、兰州和青岛5个分公司，还与广东科学院试验工厂联合成立了联想电脑设备有限公司，与解放军测绘学院训练部合资创办了“河南联想电脑技术联营公司”，李勤出任了河南联想董事长。 那年的11月14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先是联想的“奖金发放原则”出台实行，规定利润的20%作为奖励基金，接着便在海淀剧院搞了一个场面宏大铺张的联想集团公司成立大会。 联想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宣布了科学院11月10日的任命，成立了联想的8人董事会，曾茂朝、王树和和张大刚是国有资产代表，柳传志和李勤是公司职工代表，倪光南是科技专家，吕谭平是港方代表，佟柏华是财经专家，后者身份颇类似今天的独立董事。曾茂朝担任了董事长，柳传志成为副董事长。 那一天还宣布了对联想集团高管的任命，柳传志出任总裁，李勤出任常务副总裁，吕谭平、张祖祥、胡靖宇干上了副总裁，倪光南依旧是总工程师。在未来岁月中，他们之间将出现错综复杂的关系，出现视同路人如仇隙，但在联想史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他们之间的一切似乎都不值一提，都会为历史所湮灭。 周光召说柳传志他们“为解决科技和生产密切结合的问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希望他们“能够带头走出一条道路来，去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锻炼成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一条钢铁大船”，说联想是现代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瞻前顾后的基点(7) 成立大会在海淀剧院举行，柳传志一定记得一年前联想曾在此处召开过创办外向型高科技产业誓师大会，他记得当日他在演讲的结尾说：“我希望，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还在这个地方，我能高声地告诉大家，我们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 柳传志结出了一个联想集团公司，这是北京联想第一次拥有了“联想”这个名字，第一次变成了今天已被抛弃的“Legend”。柳传志多年擘画终获成功，他现在拥有了联想，拥有了北京的357名员工和香港的102名员工，他还拥有散布在中国及海外的17个分公司。 柳传志那天信誓旦旦地说要在1993年海外股票上市，要“跳龙门”。1991年，当联想在香港遭遇“黑色风暴”，巨额亏损降临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会感慨：龙门不知何处去，泥淖深处看落红。 然则，中国IT业的主角既已诞生，联想的擘画到了一个关键基点，柳传志便无法在大时代中选择自己的命运。他在被命运安排执行的这项任务中，将面临无数挫折灾难，他要付出友情、牺牲亲情，甚至要付出一半的听力，才能使联想成为一种标志，一个象征。多年后，当那些人斤斤计较、喋喋不休争论“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时，他们并不知道柳传志为了道路的选择到底付出了什么。 也有一些琐碎的音符，颤发着尖锐的噪音。它们并不影响联想在1989年开创的大局，而是成为一个零星点缀，使人们更能理解1989年的中关村往事。业务部的金刚有一次提醒人们“提高警惕，谨防被盗”，说是： “近几个月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出现了一伙盗窃集团，罪犯们流窜于各家公司，乘人不备，偷窃作案。我们公司新门市自10月初以来，已5次被盗，先后丢失20MB硬盘二个，40MB硬盘一个、三型汉卡一套，VGA卡一块，虽然这个盗窃集团已被侦破，但我们只追回了一个20MB硬盘和一套汉卡，还有三件未找到，使公司蒙受了经济损失。”［10］ 瞎子和瘸子的故事 1989年11月14日是柳传志的一个总结，是他管理体系的一次完整提出。他此前面对各种媒体，零星地说出了“大船结构”和“大船文化”，有时候还会提到“瞎子背瘸子”，说起联想的“天条”，但从未如此系统地进行总结。 这是一次转折。他从自为年代向自觉年代的转折，他从“盲人骑瞎马”向“走马观花”的转折。这次转折确定了联想局的游戏规则，多年后依旧是联想“入模子”培训开篇的学习资料。 “大船结构”和“大船文化”已无须赘述，至于联想的“天条”，不过是延续公司初创时的某些约定，确立为：不许谋取第二职业，不许吃回扣，不许收“红包”，不许利用工作关系牟取私利等等。 柳传志所得意的海外战略三步曲，夸张而乖戾地说，是一种“体制创新”。 “瞎子背瘸子”则是其为联想确定的产业发展策略。所谓“瞎子背瘸子”，意即优势互补。柳传志说香港联想能够成功，即为综合3家公司优势：导远公司熟悉当地和欧美市场，有长期海外贸易经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能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稳定的贷款来源；联想则可提供技术和工程师。“如果不是这样的合作，我们在既缺少资金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贸然伸向海外，必然要受挫折。” “……香港是国际贸易窗口，信息灵敏、渠道通畅，适合于搞开发和贸易，而生产基地则需要建在内地，因香港地皮、劳力昂贵……我们决定派一批高技术人员去香港成立研究开发中心，而把生产基地主要放在内地。我们把公司本部作为大本营，作为向海外进军的基地，海内外公司统一指挥，人员、资金统一调配。海内外互为依托，连成一体形成竞争力抗风险力很强的企业阵容。”［11］ 柳传志他们进军海外，有时不仅需要顾及攻势力量，还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所以，任何假说都不能以一种力量做主，缺乏众多色彩，继而造成无法贯彻到底的压力。他们也不能保持一种雍容的气度，等待被打破的瞬间。他们必须通过自减来获得最大的加。 “田忌赛马”是柳传志为联想确定的研发策略。说是战国时，齐威王与田忌赛马，田忌三战三败。他后来找到孙膑，孙膑提供了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以下马对上马的策略，最后三战两胜，以局域的失败换取了整体的胜利。 “我们过去总想以自己瘦弱的小马，去追赶人家膘肥体壮的快马，结果越落越远，”柳传志说，“……286从技术上说在国际市场上属于中马、下马的范围，但我们一定要拿出上马来和他们对阵。就是说，公司拿出较为充裕的资金，拿出以倪光南为首的第一流的技术人才，在认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类型的286之后，我们运用先进的设计思想，选用国际通用的、集成度最高的、最新生产的元器件，使我们设计出的机器成为上乘产品，性能远远优胜于台湾地区、韩国和香港地区当地的产品。这样，我们终于挤进了国际市场。”［12］ “茅台与二锅头”策略是其为联想确定的市场策略。柳传志最初将其总结为“汾酒与二锅头”，后来为了突出联想产品的品质，将“汾酒”变成了“茅台”。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3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3节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参加了好几次欧美的计算机展览会，他几乎没看到中国产品。“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毫无地位，”他说，“因此，要想挤进去就必须优质低价。由于国内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联想286可以说达到了‘汾酒’的质量，但我们卖‘二锅头’的价。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在海外具有竞争力的原因。现在我们用优质低价的产品已经在紧闭着的国际市场大门上凿开了一条缝隙，并且插进去了一只脚，最后一定会抢上一块地皮。”［13］瞻前顾后的基点(8) 1989年11月14日，在修改讲稿的时候，柳传志删除了以下文字： 总之，我们既吸取了过去不讲经济效益，全面赶超的历史教训，又克服当年国内流行的“追赶无望”的悲观主义，以我们高超的技术、灵活的策略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进去。当然，进军海外市场不过刚刚拉开战幕，更激烈的搏斗还在后面。只是回头看，一年多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试探着下了几个棋子儿，眼下兵马未伤，棋势相当好看，令人跃跃欲试。［14］ 有时候柳传志会想起他们在香港“准备卖掉汽车退掉房子，捋起袖子，重打鼓另开张”。他们曾如此压抑，不确定自己的命运到底是把手榴弹捆绑起来一起生存下去，还是一声巨响、同归于尽。 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沉湎于感情化的记录中，表彰我们生活范围之狭窄。在1989年这个适宜的瞻前顾后的基点，我们重新反思一遍，会发现经过重新梳理的联想局，有着独特的价值。 我们今日来看柳传志布局时的联想充满生气，又兼种种宣传造成了莫大的影响力。当时所见事实或许有所出入，放诸20年的历史当中，则发现迄无一个环境可以永恒不变。正以其不停变化、互为表里，联想局才充满了危险与机遇，也才得以深刻改组，获得更大的空间。在20年的历史之中，必须有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人出现，将刹那的光阴编制成永恒的光辉。 【注释】 ［1］《走向汉诺威》，费伟伟，《人民日报》，1989年。 ［2］两封信均来自联想档案。 ［3］《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计算所公司党支部，《联想世界》，1989年6月30日。 ［4］、［6］、［7］、［8］《中港精诚合作，共同走向世界》，吕谭平，1990年7月，联想档案。 ［5］《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9］《联想之光》，威声。 ［10］《联想报》，1989年12月30日。 ［11］、［12］、［13］《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1月14日，联想档案。 ［14］同上，原始讲稿。局中人：张祖祥(1) 张祖祥在香港听到一个笑话：一个人每天都开车到山顶锻炼身体，每天他都要爬一个山坡。有一天他开车往那边走，对面过来一辆车。“猪！猪！猪……”他气愤异常，大骂一声：“你才是猪呢！”等他拐弯时路上突然蹿出一头猪来，他来不及反应，把猪给轧死了。原来人家提醒有猪小心，他还以为人家是骂他猪呢。 给他讲这个故事的人叫柳传志。“反正守着柳传志，你耳朵不会清静，他不断讲，”张祖祥有一次说，“他讲的所有事情，除了偶尔会有一段两段笑话，剩下就是公司的事。可以说他的心血整个都倾注在这里。” 张祖祥1939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在大连长大成人。他1962年在计算所开始其工程师生涯。离开计算所前他是八室副主任。八室搞微机，有时还搞机房维护。说是搞微机，但真正的计算机他们难得见上一眼。 张祖祥的运气还算不错，1980年国家科委进口了一批微机，他第一批接受了培训。培训完了，回到计算所后他就变成了“先知”，在国内到处讲课。有时候他还会给别人翻译一些资料、开发一些系统。 这时的中关村，“两通两海”已小有名气。更早的华夏，是系统物理所陈春先教授访问硅谷后创办。陈教授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但他的华夏始终没有变成一家大公司。张祖祥曾在华夏做过技术顾问，他对陈春先还算推崇：“他应当属于办公司的一个先驱，现在好多民营企业开会，都把陈春先老先生请去。” 柳传志有一天找到张祖祥，他递上了烟，抽了两口说：“所长要拿20万办一间公司，老张，咱们一起干。”张祖祥记得柳传志那天与他一起坐在小楼梯旁，拿出的是带锡纸的“香山”。他知道这烟三毛七一包，很贵。他们平常抽不起这烟，两毛七的“八达岭”都觉得奢侈，有时候还只能拿烟丝“卷大炮”。柳传志的邀请既然发出，又抽了人家带锡纸的“香山”，张祖祥便“欣然答应”了。 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计算机专家，他曾收到无数邀请。信通曾希望他去做副总经理，但他感到畏惧。他惧于与外界打交道，满脑子全是机器与程序，不知道人际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它代表三家股东利益，它们各出100万。既要有一个团结的集体，还要维护投资方利益，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处理？我没法处理。” 他知道金燕静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女人，但他内心已存顾忌，便不再动摇，金燕静再三邀请，他再三婉拒。有一个寒冷冬日，金燕静推着自行车游说他，他们在中关村转了三圈，他都未尝动摇。 “后来信通走私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想走私是整个总经理室的决议。”如果张祖祥做了信通副总经理，他肯定会跟随金燕静锒铛入狱。他有时会感到万幸，有时则为金燕静鸣不平，觉得那是大时代造成的结果，却仅由金燕静来承受。 “当时市场转型，游戏规则却没更改，只有按旧规则来做。当时管得松，好多公司都走私。走私违法，不走私便得退出游戏。这是一种改革下的冲突。” 但是，信通跨了，金燕静入狱了，张祖祥到了联想，在那里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后来有一次说自己欣然应承，还因与柳传志的熟稔。他记得柳传志小他5岁，他属兔，柳传志肖猴，刚到计算所时是一位英俊少年，“看起来非常邪乎，见面就笑嘻嘻的，两个大虎牙，特好”。“四人帮”倒台后，柳传志在台上做的一次发言极为精彩。 “柳总年轻时就善讲。我觉得这个人是个人才。见面我们打个招呼说说话，越混就越熟。”他说，“我想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可以不考虑人际关系。我可以逐渐学习市场，不会在这个过程里被人打倒，弄得我最后什么事也干不了。” 事实上，张祖祥早已厌倦了研究室副主任的生活。他一天到晚要忙些与技术无关的事务，有时一些工程师为了分一个煤气炉也要在他面前哭闹半天。“我那时候一天到晚忙于这些事情。我觉得有些烦心，觉得时间不是真正用在业务上。” 既然三人达成一致，他们便开始招兵买马。计算所拨了20万元，买马是买不起了，好在计算所兵多，随便拉来一个，在1984年冬天都能派上用场。技术骨干虽然不会轻易到联想来任职，但没甚前途的人则或许动心。“这样好不容易凑了11个人，”张祖祥回忆说，“我们开了一次会，就决定要成立公司了。” 张祖祥与柳传志一样，知道那因循苟且的中关村，非经过一番革新整饬，不足以应付艰难危局。但他们找不到方向，更无法为自己的希望重新厘定疆域，划分沟洫。他们只能踯躅于“十八相送”的路上，来来往往地寻找出路。 他们后来终于捞到了为科学院500台IBM微机验机、培训的生意，付出“蚂蚁搬家”的辛苦后狠狠地赚了一笔。汉卡也很快研制了出来。李勤倒是聪明，他动员科学院的500台IBM电脑全部都装上联想汉卡。他召集人马到科学院里宣传，做演示。那些人都懂技术，见汉卡技术不赖，便全部配了联想汉卡，使联想又小赚了一笔。一直没发奖金的联想，也在1985年6月第一次发了30块月度奖。 公元前522年，郑国著名的子产临终前说：“唯独非常有才德的人才能靠宽纵。其次莫若使用猛力。你看那火，因为它猛烈，所以人人见而畏惧，因此死于火的人很少。但水，因为它看似柔弱，人人都去狎弄，故而死于水的人很多。”局中人：张祖祥(2) 联想早期管理，人情上宽纵，人事上却使用猛力。张祖祥记得公司初创时柳传志有一次说：“大家办公司，一定不能吃里扒外，不能拿回扣损害公司利益，这是公司天条，谁违反了天条都请出公司去；我们的子女不能到自己公司来；有问题都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谈，不能在下面搞小动作。”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4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4节作者: 迟宇宙 但柳传志后来对倪光南不惟人情上宽纵，人事上也宽纵起来，终于酿成大祸，差一点断送了联想和自己的前途。这是题外之话。 柳传志曾问过张祖祥他们：“我们是船长还是船主？”那时候他们都默然不语。柳传志说：“我们是船长，那船主是谁呢？是国家。既然是这样，违法的事情我们不做。”张祖祥对柳传志的这句话记忆犹新，他知道若无当日的这条铁律，联想难免走上信通老路，柳传志、李勤和他难免落个金燕静的下场。 在联想，开会迟到要罚站一分钟，以儆效尤。张祖祥是联想第一个被罚站的人。那时公司没什么纪律，张祖祥有一次开会迟到，柳传志虎着脸说：“你怎么坐下了？不能坐下，你迟到了得罚站一分钟。”张祖祥马上就站起来，他觉得委屈，只是为柳传志权威计，他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 会议停止了，讨论变成了安静。有人在看表，看够不够一分钟。张祖祥站在那里，异常严肃。一分钟到了，柳传志说：“请坐吧。”他们便接着开会。 开完会后，柳传志找到他说：“张大哥，你不介意吧？”张祖祥说我不介意。柳传志告诉他，办公司总该有个规矩，以后不管任何人开会迟到都要罚站一分钟。后来柳传志也被罚了几次，其中一次电梯出了故障，大家都准时去开会，没有人知道他被困电梯里，他叫了好长时间才有人把他揪出来——可他照样还得罚站。 罚站只是联想的特色管理之一。张祖祥说，柳传志当日还严令，下属找到他们总经理室，他们要先问一问：这件事有没有跟其他总经理讲过？他是怎么决定的？柳传志担心由于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造成总经理室成员的矛盾。 1987年，联想在中关村大街上谋了一个门脸，柳传志叫它“新门市”。新门市的装修由张祖祥负责。楼上挂了一个牌子，用的是郭沫若的字体。与四通比牌子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张祖祥说：“四通那个牌子搞得太大，把我们的二楼窗户都挡住了，为这事我跟四通那个副总还吵过架……搞得周院长反复协调。” 他们早期做汉卡时通过一个香港人进口元器件，后来也进口了一些微机。柳传志想：海外微机的价钱到底是多少？代理商的成本和利润到底有多少？他告诉张祖祥：“我们假如能够走出海外信息畅通的话，我们的利润就可以扩大一些。” 他给张祖祥举了个例子：他们从代理商那儿买机器，代理商拿15%利润，他们再加价15%卖出，那总利润就超过30%。假如他们在海外办一间公司，代理商15%的利润便由海外这家公司获得，联想的总利润就可扩大。 “我们还可以制造一些产品拿到国内来，”柳传志说，“为将来我们走向海外铺垫一个基础。”他们觉得柳传志的主意不赖就讨论起来。柳传志因为天天思考，每次给他们“洗脑”都要增加点内容，补充些细节。 “他先给你讲一遍，过两天他再给你讲一遍，他就像热水器、粉碎机。他把话零零碎碎地给你讲，给你讲热了，就开始执行了。”张祖祥说，“最后讲到什么程度？他最后讲了三步曲，越讲越像那么回事。” 张祖祥对柳传志的嘴皮子功夫大感钦佩，他说柳传志总是通过“磨嘴皮子”把别人磨倒，达到目的。“他走路讲，到哪儿都讲。有一次王树和要到香港，李勤知道柳传志爸爸爱吃小米，就弄了一包小米，跟柳传志俩骑自行车到王树和家。他们路上聊得起劲，到了王树和家一看：小米没有了，骑到半道丢了。” 既然柳传志提出了海外战略三步曲，联想便开始准备。张祖祥想到了香港导远，那是吕谭平、吴礼益的公司，在柳传志、张祖祥他们心中留有不错的印象。 张祖祥讲了一个故事。最初吕谭平他们在民族饭店有一间驻内地的办公室，张祖祥因为业务上的往来就跟他们混熟了。吕谭平到了北京，柳传志就与吕谭平在联想的小食堂见了个面。“刚一坐下，柳总眼尖，一眼看到筷子上粘了个死苍蝇，马上就把这个苍蝇拿掉了，换了一双新筷子。就这样我们见了第一次面，互相都有了解，觉得这人还不错，大家就合作起来了。” 有一天柳传志在路上拦住了张祖祥说：“老张，给你谈点事。咱们要去香港建公司，想派你去。”张祖祥说：“柳总，那可不行。我这个人不精灵，又不懂香港话，弄不好叫人给骗了。”柳传志说：“没关系，你去。有事大家一块商量。派你去我们才放心。”张祖祥数了一下公司的人头，知道柳传志跑不开，李勤负责内地业务也渐入正轨，公司只能派他去了。 1988年1月8日，张祖祥离开北京到遥远的香港筹建香港联想。那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将在那里度过多长时间。 柳传志在春节前也到了香港，他与张祖祥和吕谭平一起去为新公司找房子。他们最终选择了破败的柴湾，在那里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办公区。他们之选柴湾，是因柴湾系偏僻的工业区，房价便宜；别处他们也买不起。局中人：张祖祥(3) 他们将柴湾的办公区稍微装修一下，便正式成立了香港联想。他们装修的时候还请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给他们设计的桌子比裁缝的桌子还高，全部弄成了白色，怪模怪样。中国的风水学上有讲究，说什么“面水背山”的风水最好，财源会滚滚而来。那个风水先生说：“今年你不会低于500万，低于500万你砸我的牌子。”第一年，香港联想的营业额果然超过了500万。后来柳传志再也不敢请风水先生，他害怕搞不清楚到底是战略起作用还是风水先生起作用。 既然生意兴隆，吕谭平和张祖祥便开始买房子。他们在柴湾一层一层买，最后把柴湾的房子买了一大半。他们运气不坏，每次买下房子，柴湾的房价就会暴涨。有一段时间，吕谭平和张祖祥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又拜天又拜地又吃乳猪。 他们先做AST的代理，到了1988年底便涉足制造业。他们与Quantum合资生产线路板。当日他们每卖一块主机板就要亏损一个美金。他们忍了。在那段“联想史”中，张祖祥明白了研究出成果和真正出产品不一样，商品要保证质量好。“为什么现在的联想能生产如此质量的机器，那是经历了一种痛苦过程。” 板卡生意越做越大，联想的形象慢慢高大起来。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上市了。“上市那年不错，挣了8000多万，上市以后第二年就出现了问题。” 那是联想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亏损，那一场大亏损直接导致了联想整合。张祖祥说大亏损的原因“主要是领导班子决策失误”。他推卸不了责任。 张祖祥有时会想起1980年代末期的时代背景，说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游戏规则有时还是计划经济。生产计算机必须得拿到许可证，没有“批文”什么都干不了，联想绕了好大一个弯才“曲线救国”成功。 那时候走私普遍存在，如果不走私，微机价格便会高得离谱，企业无法生存。柳传志严令联想不得走私，不能犯法，但他从不说不能使用走私货。所以联想有时会采用非常手段——“不管你从什么渠道进来的，我从你手里买回来，起码不违法。”虽然也冒风险，但至多遭受经济损失，不至于像金燕静锒铛入狱。 柳传志在涉足计算机制造后开始提出了完整的“贸工技”思路，但倪光南很快使其陷入痛苦之中。柳传志给予倪光南极高的地位，甚至将科学院奖励给他的房子也让送了倪光南。柳传志还为倪光南争取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程院院士的头衔，正是这些头衔为倪光南告状大开便利之门，使一桩恩怨演变为“惊天大案”。 张祖祥从1994年开始鄙夷倪光南。那时联想要上市，倪光南提出要做董事。联想原定的董事有柳传志、李勤、张祖祥，倪光南的要求令柳传志极其为难——合资公司上市，各方董事名额已经确定，增加倪光南一人势必要改变董事会结构。 张祖祥不忍柳传志为难，便将自己的董事名额让给了倪光南。虽然争端以其牺牲结束，但他感觉倪光南权位欲望开始增强。不久之后，倪柳之争便公开化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5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5节作者: 迟宇宙 1993年是联想史上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年，张祖祥回北京与柳传志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估计“里边有些事情”。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也开始展现出来，张祖祥说作为公司2号人物的倪光南不太认同李勤是3号人物。“他是搞研发那一块，对研发人员管理太松，只要他批过的，别人都不能干预。”他还曾对柳传志说企业必须由企业家而非科学家来管理。柳传志深以为然。 1996年，柳传志开始整合香港联想，张祖祥回到了北京。他在香港度过了八年半的时光，度过了联想最为艰难的岁月。2001年张祖祥退休，那年他62岁。 有时他会想：为什么是柳传志？他觉得幸而王树和离开，“要他在这儿，柳传志有再大能耐恐怕也难出头，毕竟位置和角色都不同”。他以为王树和并非极有魄力之人；“柳传志也谨慎，但他的想法每次都不断有新的高度。” 张祖祥钦佩柳传志对事物看得比较透，他说联想做AST代理每年都几千万利润。联想决定造自己的机器时，柳传志坚持将AST剥离出去，以免造成自相矛盾的后果。他们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却开辟了在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大好局面。 “他经常讲拐弯要拐大弯别拐小弯，开车拐大弯不容易出事，拐小弯反而容易出事故。所以他每做一件事情，预先总要摸索，不断地去想，自己想完善了，大家也都一点点地理解了。”他说，“GE公司CEO把改革的事情跟下属不断地沟通，下属知道怎么改制。他也是一样，不断地跟这个讲跟那个讲，不断地讲，越讲越深刻，最终使大家理解了，他也成熟了……” 他年长柳传志5岁，对柳传志却极为佩服。他从来不以兄长的姿态去显示自己的威权，却像一位真正的兄长，在背后默默支持自己十几年的兄弟。他们的确是兄弟，也只有他们可以把联想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般珍贵。联想就像他们的孩子。联想就是他们的孩子。交锋、试验、牵连(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