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作者：迟宇宙关系万千重　　柳传志联想创始人，是本书的第一主角。联想盘根错节关系的胶结之点，一个传奇人物。他的身份既有联想控股总裁，又曾有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人们形容他为“联想教父”、“国内管理学的代言人”。　　李勤联想的缔造者之一，是本书的第二主角。一个奇特的人物，他扮演了幕后英雄的角色，是联想的“总理”、执行官和部队长，联想控股的常务副总裁及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　　曾茂朝某种意义上他是联想真正的缔造者。他曾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如今则是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他在为计算所布局的时候设计出了联想，为计算所留下一条“后路”。他是柳传志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联想最执著的庇护者。　　周光召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对联想颇多关爱。他曾提出著名的“一院两制”。　　倪光南曾经是联想的离奇人物，柳传志10年的“生死之交”，被柳传志塑造为技术神。其身份从总工程师、董事变成与联想分道扬镳的人。　　王树和联想的创始人，第一任总经理。有时口无遮拦。1986年离开联想。　　张祖祥联想创始人，最早的副总经理，后来出任副总裁，是联想最为典型的无名英雄。　　李天福联想最早的11个人之一，是其中“混得最差的人”，他是一个符号。　　曹之江曾经是联想的副总工程师、副总裁。他善于讲述联想的历史。　　杨元庆历任联想集团总裁、CEO、董事长。中国IT业的领军人物。他在联想的经历就如同一出戏剧。柳传志每次提及他总会说“感谢元庆”。　　郭为神州数码总裁，曾任分拆前联想集团副总裁，与杨元庆一样，其命运如同一出戏剧。　　马雪征联想集团副总裁、CFO，联想上市、整合、分拆的策划者及执行者之一，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朱立南联想控股公司常务副总裁及联想投资公司总裁，联想分拆的策划者及执行者，柳传志的“忘年交”。　　王晓岩联想集团副总裁，被称为联想实施ERP的第一功臣。　　孙宏斌一个曾经是联想的人。他曾因挑战“大船思想”的权威被柳传志送进监狱，后又获得柳传志资助开创事业并且成功翻案。他宣称“是柳传志造就了我”。今天，孙是天津最大的地产巨头。　　陈国栋融科智地总裁，其经历纷繁芜杂，与孙宏斌有业务合作。　　王建金白领总裁。　　吕谭平香港联想总经理，1997年出局。在联想的“瞎子背瘸子”战略中，他和他所领导的导远公司扮演了“瘸子”的角色。　　吴礼益香港联想副总经理，1997年联想整合后出局。　　周晓兰联想的11###之一，其性格豪爽，是巾帼中的杰出人物。她曾与倪光南发生剧烈矛盾，因为柳传志袒护倪光南，至今不肯原谅柳传志。　　胡锡兰联想典故中“研究员站柜台”的主角。一个可爱的老人。　　许国兵、赵令欢、袁宝玑、严义埙、唐旭东、刘耀、李致洁、贾绪福、胡靖宇、曹效业、蔡树永、毕显林、白慧敏……他们都曾在或将在联想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胶结于纷繁芜杂、千错万综的关系中。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1)　　不少人认为联想是一个奇迹，一种标志和一座象征的纪念碑。它有丰富的内涵，深邃的心灵，悲悯的胸怀。它是民族工业的骄傲和高科技产业的代表——　　20年来，对联想的赞美和溢美之辞汗牛充栋，凡有印刷品和无线电波的地方，就留有联想的影响；凡电力文明所能覆盖之地，便刻有联想的印痕。　　不少人认为柳传志是中国企业家的典范，是“中国企业教父”，是“国内管理学的代言人”，拥有“几乎完美的企业战略家生涯”——　　他是为数不多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之一，是中关村第一代企业领袖中硕果仅存“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人。不惟如此，他还成功引领一家作坊式的公司，缔造为一家看起来可艰难踯躅着与跨国巨头一较高下的领袖企业。　　 　　一个“局”可以涵盖联想史　　联想为什么？1996年初冬，一个叫陈惠湘的人发问。他是联想办公室年轻的官员，他打开了一个思维方向——联想，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发展的样板。　　研究联想的管理和文化、演绎联想奇迹和神话、总结联想经验和规律的出版物旋即接踵而至，充斥于图书市场，遍布于大街小巷。　　有人说联想成功缘于柳传志的个人魅力，有人则谓之成功缘于“以惠普为师”，有人说联想管理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也有人说联想崛起是因为它储备了大量人才，还有人说联想靠的是创新精神。大家莫衷一是，各执一端。　　然而，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杨元庆曾评价：“柳总是政治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柳传志曾说“联想前面做的这些年，蓄势而已”。更很少有人注意到，柳传志曾经有一段时间闭门钻研《雍正王朝》，并且感慨地说：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康熙皇帝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些被忽略的微妙，这些被熟视无睹的细节，恰恰是柳传志和他所执掌的联想赖以成功的特质。这些特质，累积于联想历史之中，沉淀平复于20年之内，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典型的中国智慧，一种谋略的智慧，一种“局”的智慧。　　历史已经证明：自有组织诞生，便有管理附生。一位管理史学家阐释说：“管理的历史……跨越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无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他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富足，承担着组织和运营工商业企业的任务。大企业的创造者也是伟大的梦想者。”［1］　　管理的历史，就是政治的历史。政治的历史，就是谋略的历史。所以，联想的历史，是一部管理的历史，是一部政治的历史，更是一部谋略的历史。谋略，是中国智慧的典范；而“局”，则是谋略的完整过程。有一本描述中国智慧的书《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则如此诠解“谋略”和“谋略的产生”：　　“我国最丰富的历史遗产是谋略，特别是减法谋略。两个因素决定了我国文化的这种特点。其一是我们社会长期处于纯减法环境……其二是我们的祖先聪明智慧。并非只有中华民族长期生活在纯减法环境中，只有高度智慧的民族生活在减法环境中，才能发展出谋略。”［2］　　既然管理和谋略追求的目标都是“利”，既然管理的历史就是谋略的历史，那么以谋略的眼光来观测联想历史，我们就会发现，20年的联想是一个“局”，一个充满无尽幸福和辛酸、快乐和悲伤、成功和失败的“联想局”。　　局，一个字，涵盖了中国的智慧；局，一个字，涵盖了联想20年的历史，并将涵盖它此后整段整段的历史，涵盖它从开局到结局的全部故事。　　 　　局的精神就是中国智慧的精神　　局，《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促也，从口在尺下。复局之一曰博，所以形棋象形。”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博”的一条解释是“古代的一种棋戏，后来泛指赌博：博徒，博局。”《辞海》的释义更显丰富。其对“局”的解释有十条，与我们所要论述之“局”义近者有六。其一是“部分”。其二是“棋盘”。其三是“形势”。其四是“人的胸襟器量”。其五是“指某种聚会”。其六是“骗人的圈套”。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局”，正是基于“博”而衍生、发展下来的“局”，亦即带有博弈色彩的“局”；“局”的精神，也就变成了博弈的精神和谋略的精神。　　“局”代表中国的谋略智慧。谋略，则是“在活力对抗中，寻求制胜之法的思维过程和结果”；也有人定义为“非程序、无规则、前契约条件下的人类竞争”。　　许多人相信谋略与道德是死对头，认为谋略无道，有道之士不讲谋略。汉朝的刘向在《说苑》中却说：“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所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这本书中提出：“道是理想，谋是桥梁……道与谋的统一，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3］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节作者: 迟宇宙　　真正的大谋便是道，是战略上的谋略，以人心向背为依归；至于中谋则是孙子所谓“诡道”，是战术上的谋略；至于智巧性谋略，则谓之小谋。大谋要考虑的因素，《孙子兵法·计篇》说：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五者之中，道为先，是不尚诡计而尚民心民意的。大谋用好了，就是民心民意到了极点，也就不需要战术性谋略了，所以孙子说“上战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2)　　真正的大道就是谋，要刑赏并用，加减分明。大道相通，中国最古老的智慧《老子》和《孙子兵法》，讲的都是谋略，是真正的大谋；前者讲减的艺术，后者谈加的艺术，是谋略文化的精髓。　　博弈论和谋略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研究人类竞争和在竞争中的行为。但就像竞技一样，博弈论考察场内有规则、有裁判的竞技，谋略论研究场外无规则、无裁判的竞技。博弈之局是事先布好，局中人、博弈规则都已给定。局中人仅在可供选择的几种策略中进行选择，参与各方所要进行的只是“对局”和“破局”而已，谋略之局则是单方布好，对手并不知晓，也毫无应对的准备。［4］　　“局”是中国智慧，其精髓便为谋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一书说谋略论的精髓在于“作局”，完整的谋略过程包括局前分析、设局(作局)、对局和结局。阴阳(察势)和生克(度数)是局前分析，加减是设局和对局，成败和回到阴阳是结局。而博弈论只研究对局和结局。　　“在谋略论里，一个谋略局一般不产生于几项规则和局中人的协议，而产生于设谋者单方面的设计。局面、局限(人限、时限、区限、事限)、局中人和对局规则都是设谋者自己选定的，而且越出乎其他局中人的意料越好。”［5］　　在本书作者看来，“局”的圆满过程，应该包括局前、布局、对局、破局、结局、局后和局外。只是因为具体事件不同，参与者也不尽相同，时间、空间都发生改变，所以在不少局里，有些过程可以省略，或可忽略不计。　　所谓“布局”，《辞海》的释义有三，一曰：“全面的规划安排。”二曰：“围棋术语。指一局棋的开始阶段，双方抢占要点，布置阵地，准备进入中盘。”三曰：“象棋术语。即开局。”　　所谓“对局”，《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下棋。也指球类比赛。”　　所谓“破局”，《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均无条目。本书作者的解释是，在对局过程中寻找克敌制胜的方法，打破对峙局面，以求进入“收官”阶段。　　所谓“结局”，《辞海》的释义有二，一谓：“结束。”也指最终的结果。二谓：“叙事性文艺作品中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的最后阶段。即矛盾冲突已经解决，人物性格已经完成，事件有了最后结果，主题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示。也有没有结局的‘结局’，即把矛盾或问题悬置不顾，交给读者或观众去思考。”　　“局后”寻求结局的后果，“局外”则寻求看似与此局无关之人的反应。都是一“局”结束之后所需观测和反思的现实，同时也是新局开始的参照。　　《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说，察势和度数的结束，就是作局的开始。在加减谋略里，作局就是编制一道加减算式或一个加减方案。所有新设的局都是在既定局的条件下设的。“谋略必定包括设局(新局)和入局(入新旧两个局)。”［6］　　也就是说，所有的局都是关联的，所有设局的人都是局中人。旧局的结束意味新局的开始，一个局内人的退出意味其他局外人的加入。　　在“局”的运行中，布局与入局奉行不同的原则，布局要求布局者看到并寻求各种优势，入局要求入局人看到并利用诸多劣势。既然入局是加盟别人的组织，是被加，那么被别人加的入局者就必须看到别人对其需求程度，看到加数越小，被加数越大，被加数在和数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位置就越重要。　　“在同等条件下，越处于劣势的组织对你的需求程度就越大。成功的组织对新成员的欢迎程度总是不高的……加盟一个组织要在两者之间作出权衡：一是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一是你在组织中能获得的相对地位。越是劣势组织，越是危难中的组织，对你的需求程度越大的组织，越可能使你处于很高的地位。”［7］　　在联想局的各个环节里，曾经有无数人成为联想历史上的过客。他们的离开各有缘由，有人因为触犯了“联想天条”，有人把联想当作了跳板，也有很多人至少因为作为入局者进入了需求程度和“对新成员的欢迎程度”并不很高的组织中，最终在对局中为文化的冲突付出了代价。　　从技术层面上看，加减法是完成一“局”最切实有效的方法，“天之道好生恶杀，好加恶减。人道有加有减，友我相加，敌我相减；加以求利，减以避害；战争是竞争的互减，和平是合作的互加”；“加减法，用于物的探究是科学，用于道的询问是哲学，用于利的追求产生了谋略学……千谋万略，一加一减。”［8］　　打个比方，人们下棋的时候，罕有和棋，是因为竞技的共同特点是你死我活。这种状态有两个特点：没有合作的可能；除了对抗的双方，没有第三方介入。在博弈论中，这种境遇叫做“零和博弈”，是一种纯减法谋略。　　博弈论中还有一个最大最小原则，指的是博弈者所采取的策略能使自己获得的最小收益最大化。一“局”的运行，其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亦即正效用的最大化和负效用的最小化，加法或减法只是技术手段而已。　　 　　从中国局到联想局　　联想无疑是一个局，也是一个迄今无法明晰的谜。要理解联想局就必须理解：　　◎中国企业为什么必须做起来？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3)　　◎中国企业到底要做强还是做大？　　◎怎样去做？　　第一个问题探究联想创业的意义；第二个问题解读联想的战略取向；第三个问题研究联想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是联想？为什么是柳传志？　　世界是一个局，在这个局中，作为经济体的国家和跨国公司是其主角，它们以其决定性力量掌握了世界局的命运。中国曾经扮演一个因其“红色”而受关注的角色，虽然地位举足轻重，经济实力上却易遭到忽视。自1978年12月，“中国局”发生转折，这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闭关锁国变成了改革开放，思想既已解放，活力便可迸射，才有了20多年来奇迹一般的发展。　　“中国局”在“世界局”中的角色转换为中国企业成长提供了机会，联想从中国的变化中获得空间，经历不知凡几的磨难后，演变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与中关村的标杆。它成为“中国局”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中国只有一个联想，只有一个曾高呼“扛起民族计算机产业大旗”与跨国巨头风雨角逐中不落下风的联想。柳传志因之成为中国企业家的领袖，其一言一行均极受关注，或被引据为经典，或被嗤之以鼻，或被不加节制地赞扬，又或受到刻意地质疑与批判。　　这一切声音曾经影响了人们对联想某个切面的观测，却改变不了联想及柳传志在“中国局”及20年历史中所标榜的口号、演出的戏剧。柳传志之于联想，联想之于中国，中国之于世界，就像是一个演员之于他的舞台，在什么样的舞台上表演，就决定了他最终会获得怎样的历史地位。　　在联想历史上，柳传志无数次提到船，管理上传说是从“平底快船”开始，经历“大船结构”抵达“舰队模式”，文化上则倡导“大船文化”；表扬一个人则说其具有“大船思想”，斥责一个人则谓之“违背大船思想开小船”；说改革要使一批人先下船，等把船修好了再上船，说联想的蛀虫就是早早准备好了救生艇，上了船就凿洞，又或者痛斥他们整天打洞撒尿，想破坏联想大船……　　船似乎是柳传志心中的一个标志，他从来未曾提及“船”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冒昧揣测，其内心是否要为联想描绘一张“联想海图”。　　柳传志一代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知时间的宝贵及贫穷的可怕。他们渴望中国富强，赢得与时间的战争，追回失去的美好时光。他们大部分人是理性、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对强权和霸权深恶痛绝，渴望中国在“世界局”中翻身得解放。他们中具有经营天赋的佼佼者，如今演变为出类拔萃的企业家，其通晓中国企业成长的意义，不仅为国家发展贡献了力量，更可提供一种可能，使中国实力及地位得到提高，亦可为中国经济发展及企业成长提供管理与改革的样板。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节作者: 迟宇宙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有一个500强之梦。他们并非空想，而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有人曾问柳传志：未来联想是想做强还是想做大？柳传志犹豫了半天说：“那还是做大吧。”他知道，很多企业因为掌握了一两项核心技术，在某个人们容易忽略的领域几近垄断，它们不追求上市及扩张，而追求直接的利润。他们同样是杰出的企业，人们称之为“隐型冠军”。柳传志不希望联想变成“隐型冠军”，而是要成为“中国局”中值得尊敬的一个数字，希望作为经济体本身联想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数字。所以，联想的战略取向便是做大，其布局本身便体现了做大的欲求。以此判断，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柳传志希望联想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快速前进？为什么他脑海中是一幅“联想海图”？　　既然布置了一个联想局，那么柳传志及其搭档李勤则对战略的制定和执行颇费心机。他们十几年来所进行的“入模子”培训大都希望能够观念相同、步调一致，像斯巴达克斯的方阵，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赢得与跨国巨头们的较量。　　仅有好的战略及执行力尚不足以完成上述之历史使命，联想的幸运在于其拥有一对“黄金搭档”。在联想，柳传志精神领袖的地位不可动摇，李勤就像柳传志的影子；有时他们的位置则颠倒过来，柳传志似乎又像李勤的影子。他们是联想的灵魂，尽管多年来他们一个被印刷术、无线电波和数字技术塑造为神，另一个则长隐于幕后扮演着无名英雄的角色。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吩咐出不同的指令，最后却引领联想走向相同的结局。　　与柳传志“代言人”和“仲裁者”的角色不同，李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官”和“部队长”，他从不允许他的队伍打仗的时候少，撤退的时候多。他习惯于论功行赏，严苛地解除懒散者的职务。这一点他与柳传志不同，后者喜欢看到一个人能否最终成长为“领军人物”，前者则希望经他手造就的人甫一出场便能立即有意愿改变现状。这两个人性格互补，恰好成为一对传奇的搭档。　　与所有“黄金搭档”一样，他们肯定有过吵闹、抱怨、唉声叹气，或许还曾腹诽与指责，但他们从未放弃一个信念：联想是他们的孩子，他们要带领联想成长为中国企业的典范，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当联想真的成为参天大树之后，他们又萌发了各种各样的梦想，继续奔波在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4)　　不幸的是联想史不是一部人物的传记，柳传志和李勤的功绩亦不能以七三、###或五五的形式截然分开。他们之于联想史，其功绩往往合二为一，不可分割。　　一个影子所投射的阴影是另一个影子所讲述的故事，一个影子所发出的声响则为另一个影子所掀动的风向。多年来，他们互相遮蔽，彼此依靠，他们的存在是联想之幸。他们缔造了联想成为中关村的风向标，尽管联想几乎每时每刻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砥砺和磨难。　　 　　联想是一个超级大局　　透过谋略的镜子，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联想20年不啻一个超级大局，我们称之为“联想局”。这个超级大局之中，又有若干大局。大局之中，又有若干中局，局局相扣，事事相合，人人相连，息息相关。中局之中，又有若干小局，或独立，又或局局相扣，环环相衔。大中小局错综复杂，始有今日之局面。　　1999年，柳传志在联想15周年的时候将这15年划分为5个战略发展阶段：1984～1988年、1988～1994年、1994～1997年、1997～1999年、1999年之后。　　柳传志自有其划分解释，但倘若我们用大“局”概念来看，就不难发现：1984～1988年可算是局前的观测和分析；1988～1994年当是布局的过程；1994～1997年联想正与国外电脑巨头进行对局，寻找破局之术；1997～1999年属于结局阶段。在1999年，在柳传志的眼里，接下来的事情，是局后，是重新布局，是走出旧局和进入新局，于是便有了联想分拆和大量子公司的诞生。　　将联想放诸20年的背景之下，则1997～2001年年则是真正的结局，因为在2001年联想完成分拆，其业务模式及整体框架均已设计完毕，柳传志、李勤与各子公司CEO们都走上了各自尘土飞扬的命运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也许会出现新鲜的花朵、离奇的诱惑及致命的瞬间，但历史以其螺旋上升所指明的方向及前进动力却不会发生改变。　　溯时间之流而上，观20年之联想局，称得上大局的，不过海外扩张、权力过渡、柳倪之争、京港整合和联想分拆。　　海外扩张的结局是京港合并，京港合并的结局是权力过渡，权力过渡的结局是联想分拆。至于柳倪之争，是柳传志在自为而非自觉的阶段，为自己及联想种下的恶因所结出的恶果，是一个又一个小局累积而出的大局，它的结局是倪光南自联想彻底出局，变成联想史上的一个名字、一个符号。这是博弈论中典型的“零和状态”，是一次真正的纯减法行为；在这个“纯减法”之局中，又有柳传志加N减一的加减联用谋略。　　柳传志的一段话证明了一个联想20年大局的存在：“20年，对于历史来说，只是一瞬间，但对于联想等中国企业来说却是奋斗进取，拼风搏雨的漫长岁月。在这样的20年里，经过不断的磨砺，联想与国际强手直接交锋并初战告捷；经过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高科技产业化的道路；经过不断学习，在结合西方企业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具有联想特色的企业管理理念并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20年中，联想从IT这一业务领域不断走向风险投资等全新的业务领域，以寻求更大的进步与发展。”［9］　　放诸20年或更长时间段的“大局观”下来看，联想的历史就是唯一的超级大局，15年的联想有15年的“联想局”，20年的联想有20年的“联想局”，50年的联想有50年的“联想局”，百年联想则有百年的“联想局”。　　各个历史阶段或可独立成局，甚至涵全一“局”运行的全部要素，但置于联想局中，充其量不过是唯一大局的一个环节、一个点缀而已；就像一滴水置于江海，像倏忽瞬间置于漫漫历史之中。　　中国企业既然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就不可能脱离中国智慧而得以孤立发展。这就如同一个生态系统，脱离了自己赖以循环成长的生态系统的生物是无法获得生存权的。偶或有生存能力超强的个案，也不过是异数而已。　　在中国智慧环绕下，在谋略局包围中，在加减法测算内，可以说，每个中国企业的历史都不过是一个局而已，只是有的局精彩纷呈有的局黯淡无光罢了。　　大多数中国企业，并不了解“局”的智慧，有些对“局”一知半解的，又往往陷入到“诡道”和“智巧”中不能自拔。并且中国企业之局，大多全神贯注于布局、对局和结局阶段，罕有企业真正关心局后和局外。　　真正关心局后和局外的，是那些有资格成为领袖企业的家伙，它们关心局后是为了企业“做一个长久性的公司，做百年老字号”［10］；关心局外是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只有领袖企业才清晰：这两点关乎企业生存的根本，不可忽略。　　本书作者描摹的这部联想的企业史，不仅仅要研究联想的历史，还要研究联想这家领袖企业身上的中国智慧，研究它和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共性以及它自身的特性，以之作为样板，为中国企业获得更多的谋略智慧、解决更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却会重复自己的规律。历史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往事，却可以指导未来的判断。所以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说：“历史是时间流逝的见证。它阐明现实，激活记忆，指导生活，带给我们古老年代的音信。”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5)　　历史也不仅仅是一段被复原的往事，它还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有的人看到了大道和大谋，有的人看到了“诡道”和“智巧；有的人看到了加法哲学，有的人看到了减法谋略；有的人看到了蓄势，有的人看到了结局；有的人看到了完整的人生，也有的人看到的只是被减掉的自己……　　细细品味联想的一段历史，暗暗揣摩联想的一个谋略局，深深感悟中国智慧以及它所给予一家领袖企业的滋养，我们或可得到对中国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成长更多的理解，而这理解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于大道的追求，还可改变我们内心的孤单，使我们的内心不再顽固。　　现在，是联想局开局的时候了。　　 　　【注释】　　［1］《管理的历史》，摩根·威策尔，美国，中信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2］、［3］、［4］、［5］、［6］、［7］、［8］《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吴稼祥，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3月第1版。　　［9］柳传志为“入模子”教材《公司领导重要讲话选编》写的题记，2003年8月。　　［10］柳传志语，1995年11月。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节作者: 迟宇宙　　刚刚过去的那段时光几乎教人绝望，战争和灾难、瘟疫和混乱笼罩整个世界，到处是爆炸和血腥，到处是痛苦和叫喊，到处是欺骗和谎言……曾经激动兴奋的人们不得不从幻梦中醒来，继续无序和讽刺性的生活。　　柳传志刚刚拥抱了60寿辰。联想刚刚庆祝了20周年。象征性的片段已经结束。神话般的“柳联想”时代已经结束。现在，一切都已重新开始，用一场豪赌。一场被诟病的豪赌(1)　　2004年12月8日。星期三。　　柳传志为其孤注一掷下了最终的筹码。　　在北四环的五洲大酒店，他颇为庄重地宣布：“联想集团以亿美元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当他说到收购的业务包括IBM全球台式及笔记本电脑的全部业务，甚至还涵盖了研发和采购时，他赢得了新闻界久违的掌声、欢呼和口哨。　　可以想象，他不免有些飘飘然，继而夸耀“联想集团将成为年收入超过百亿美元的世界第三大PC厂商”，收购实际上是“中美两家IT厂商的战略合作作为”了。　　的确是一桩战略合作行为，IBM甩掉了一个大包袱，联想赢得了一种假象——“五年内有权根据有关协议使用IBM的品牌，并完全获得商标及相关技术，这就使得联想的产品在全球PC市场上具有了最广泛的品牌认知。”　　在两家国际顾问公司的斡旋下，他们的谈判持续了将近13个月。他们像一对恋爱的男女，彼此引诱又吵闹不断；有时候他们还进行冷战，看到底谁先向对方屈服，但有时候他们又暗送秋波、互抛媚眼。　　家长们的态度也不断变化，早期甚至试图搞砸这桩算不上门当户对的姻缘。据说联想集团尚属暗恋阶段，杨元庆向董事会提交收购方案时，曾遭到大多数董事的反对。　　他们恋爱和婚姻的小道消息也恰如其分地被泄露出来，到美国时间12月7日IBM首席执行官萨姆·帕米萨诺宣布最终结果时已算不上过于震惊的消息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12月8日的北京。我们得细致地观测柳传志在其舞台上戏剧化的表演。　　柳传志忌讳新闻记者称其为赌徒，但他何以在2004年的最后一个月下了亿美元的大赌注？　　他在何以代表联想集团宣布以亿美元现金、6亿美元普通股为代价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及高达5亿美元的负债，同时还宣布了一连串与这桩并购相匹配的人事变动，使杨元庆交出了联想集团CEO一职转而出任新联想董事长，使原IBM高级官员史蒂芬·沃德则获得了前者遗留的权力？　　柳传志颇为得意地夸耀，“本次收购是联想在国际化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是一个“冲天之举”，“是联想用进取精神取得的战略突破，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探索了道路”。但媒体却不全买他的账，一些媒体认为联想成为中国IT业第一家真正的跨国公司，另一些媒体则诟病柳传志“花钱买包袱”；还有人揶揄说联想穿上了“皇帝的新衣”，就以为自己是皇帝了。　　竞争对手当然也不会给柳传志好脸色，戴尔公司的董事长迈克·戴尔说：“这将是一次失败的收购。我不看好这次收购，戴尔公司对IBM的PC部门甚至丝毫没有兴趣……我并不认为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和以前那些失败的并购有什么不同。”中国惠普公司则发表声明宣称联想的收购行动“不会对全球范围内的HP PC业务造成大的影响”。　　一些分析机构也并不看好联想的“冲天之举”，美国IT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罗伯·恩德利说：“(这宗交易)是给惠普和戴尔两家公司的圣诞礼物，我从来没见过这两家公司如此兴奋。IBM即使在美国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公司，文化整合本身非常困难。惠普和康柏合并时调动了上千人的队伍参与整合事宜，联想显然并不具备同一水平的资源。”　　柳传志显然并不在意他们的表态，他掌握的联想现在已跃居世界第三，联想集团也将在纽约设立总部，在北京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设立主要运营中心。他的孤注一掷至少可以在某些时间和空间内造成一种假象——联想电脑等于IBM电脑；联想品质等于IBM品质。毫无疑问，这有利于联想成长为一家真正的跨国公司，赢得世界范围内的褒扬；更为重要的是，它缩短了联想成长的时间，使其在一个夜晚便完成了从婴孩到成人的角色转换。　　对于中国电脑制造业和联想集团来说，它们正面临着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全力反击的“临界点”。迈克·戴尔似乎已下定决心要将联想拉下中国市场第一的宝座，惠普也枕戈待旦、虎视眈眈。现在，联想需要一场大冒险，赢了，他们将赢得时间；输了，他们会输掉一切。就像四通总裁段永基的判断一样：“不买是傻瓜，买了风险很大，不做又不行。不做联想怎么冲出去？别想踏实。”　　至少目前来看，柳传志赢得了时间，尽管赢得并不怎么漂亮。尽管并不踏实，却丝毫不能遏止其志得意满地到处宣扬他的功绩。据说他在12月8日一个晚上安排了好几场专访，还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会客厅》里与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沈冰闹了小小的不愉快，原因是后者不停地质问他如果失败了呢。　　大部分报纸还是愿意恭维一个60岁老人的努力，12月9日《新京报》的文章叫“新联想：日不落”，说是“新联想号启航彰显老帅威力”，“立意高远，隐忍以行，审时度势，与政治经济环境和谐共鸣，当是老柳魅力的内核。”同一天英国《金融时报》评价说：“该交易带给联想的远不止‘蓝色巨人’的个人电脑业务。联想已成为首家收购全球驰名品牌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且这样一桩交易引人注目，而且在心理上也意味着一次冒险。”　　12月11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则在一篇文章中暗示联想的成功：“中国电脑制造商联想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中国人可以使用5年IBM的品牌名称，产品品牌则完全为其收购。当‘蓝色巨人’现在变成了‘红色巨人’的时候，2万名（注：实为9600多名）IBM员工的新雇主叫做了联想。”“如果说迄今为止联想在西方只是二流品牌和企业的话，那么在联想收购IBM之后就没有人再会这么说了。”一场被诟病的豪赌(2)　　美国《华尔街日报》可不这么看，收购完成前它说“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暗藏风险”，收购完成后它则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遭质疑”。　　投资者似乎也不愿给柳传志面子，收购完成后两天，12月10日，星期五，香港联合交易所，表现最差的蓝筹个股联想集团()股价下挫，迄止1月5日已至少下挫16%。虽然这笔交易被认为是中国公司进行全球并购的一座里程碑，但投资者的忧虑却不断增加，他们担心这座里程碑最终会变成一座墓碑：利润受到拖累不断下降，股东的股权权益会被稀释。　　但令人惊讶的是，IBM并非像媒体揶揄的那样单纯地“嫁”了一个老姑娘，事实上在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帕米萨诺宣布将包袱甩给联想集团的时候，他们还动员2400名销售代表展开声势浩大的挽留客户的行动。　　不过，与其说是IBM一种善意的举动，倒不如说是其姿态性的表演，主旨是向成千上万的大客户及几百家合作伙伴做一次群体性告别；当然，更重要的目的是挽留其声雀，就像IBM的PC部门产品市场营销副总裁罗伯特·加拉什所标榜的那样：“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工作的确是压倒性的。重要的是，客户很快就明白了还是IBM的产品、服务和财务，没有什么改变。”　　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在线活动，使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络更多的客户。他们之后还主持了网络会议，鼓励客户和合作伙伴畅所欲言，向其表达心声。显然，他们迫切地需要迅速敲定这桩买卖、完成过渡，顺便也说兑现其婉转的承诺：“不给竞争对手戴尔和惠普抢夺客户群的可乘之机。”　　他们干得算不上出色，但也不坏。IBM用户组Share公司的总裁罗伯特·罗森有一次就说：“IBM刚刚宣布出售PC业务之后的短时间内，客户们开始有各种担心和议论，但是从那时之后客户中很少发出这样的声音。”　　引导和安抚客户的工作还得持续很长时间，至少是坚持到联想完成收购的第二季度。所以技术商业调查公司的分析师吉姆·加登说：“IBM留住客户能够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想集团如何执行本次交易合同。”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节作者: 迟宇宙　　诟病与赞美同时到来的时候，柳传志似乎沉浸于个人设想的未来图景中不能自拔。一个星期后的下午，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又做了一场一如既往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从2003年联想更名lenovo，到今年3月作为奥运的TOP赞助商，再到今年IBM的PC并购案，能够看出，这是一次战略实践，轮廓清楚。从中可以看到联想管理层在战略中的进取创新和深谋远虑。”　　面对他们的领袖和心中的半个神，联想的员工们一如既往地热情澎湃，几近癫狂。但柳传志构建一个“联想大家庭”的目标进展却不大，他赞扬郭为功绩的时候，只听到半场的掌声；他赞扬杨元庆的时候，同样只听到半场的掌声；他激励新CEO史蒂芬·沃德的时候，六千多人中据说只有一百来号人鼓掌。　　但柳传志需要的似乎只是一个纪念，一种象征，一份内心的自我满足，一次人生的不甘寂寞。我在《新京报》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描述说：　　12月15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将点燃一个内心的火炬。那是他一手缔造的“新联想”，一个他梦想中的“联想大家庭”。他要为这个“大家庭”庆祝20岁的生日，并努力使之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这场被诟病的盛宴则是“纪念秀”的预演和高潮。　　然而，2004年最后一个月份里所发生的一桩桩稀奇古怪的事件，使无论赞美者抑或诟病者都相信：柳传志爆发了。他们从柳传志匪夷所思的行动中看到了一场豪赌的开局，嗅到了孤注一掷的味道。但他们并不知道，柳传志早在2003年秋天就已经爆发了。　　在柳传志开始爆发的那个秋天，他像他所经过的之前20年一样，以一桩悲剧结束了上一场表演，以一桩喜剧开启了新的序幕。彼时彼刻的联想集团正承受着“三年规划”不能完成的压力，其与戴尔亦胶着于经营的战场；神州数码则迎接来了第一桩亏损，还出现了一个贪污犯。一切看起来真的像一个悲剧。成长故事的瞬间(1)　　此时，我们是在北京。一个紧张的时刻。一个紧张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2003年8月23日。那是个星期六，在怀柔一座叫做“双阳”的山庄宾馆里，这宾馆处于喧嚣和寂静的缝隙中，联想的平静生活即将结束。柳传志将作一次可怕的演讲，他在头一天已经暗示，他的演讲会使一些人难堪、痛苦、惊惧。　　“我明天有话要说！”他阴沉着脸说。每当他阴沉着脸“有话要说”，总会有人心悸，也总会为联想带来新的刺激，开创一个联想的新时代。　　直到今天，外界也并不知道那次高级会议的后果。它本应给联想带来新的刺激，使之更适合扮演一个风云际会的主角，毕竟人们对它的平静、安详已经厌倦透了。然而，接下来的依旧是平静和安详，随后是从香港联合交易所传来的不利消息，司空见惯的交易、收购、创新、技术革命，以及流言蜚语的压力。　　现在，8月23日，联想的领袖已经开动一个程序，他责任明确，希望自己在19年前点燃的火把能够继续燃烧下去，好宽绰从容地决定数以万计人的命运。　　那一天中午，有一百来个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他们的领袖出现。他们都身着正装，男人们清一色的白衬衫，打着领带，女人们则穿着正式的套装。他们并不都是联想的高级官员，恰恰相反，大部分人是进入联想不久的新员工，有很多人是第一次与柳传志如此接近。　　在14∶00到来之前，他们交头接耳、指指戳戳、议论纷纷。他们从未见到过柳传志爆发，也从未阅读过任何一个柳传志愤怒的故事，不安的内心难免颇感好奇。等到柳传志瞬间爆发，在他们面前上演了一幕愤怒的戏剧后，他们惊恐了，有一个人形容说“就像天要塌下来了”。　　这一百来号人是来参加“联想控股/子公司2003财年第一期‘入模子’培训”的。从8月21日开始，他们将在双阳宾馆度过残酷的四天。他们参观了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学习了《联想之歌》、《歌唱祖国》和《团结就是力量》，分成了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推选了组长和副组长，还设计了队名、口号和标识。有一个小组叫“混凝土”，口号是“混凝！混凝！混凝土！”有一个小组差点叫“暗黑破坏神”，但最终未获通过。　　在接下来的四天中，除了听课之外，这四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我眼中的联想”、“联想的企业文化”，合作参加“背摔”活动和歌咏比赛，最后还要参加一次考试。说是要选拔最杰出的一支队伍，但并未说明最后的奖赏。　　8月22日，“联想控股/子公司2003财年第一期‘入模子’培训”开学典礼开始。一百来号人坐在那里，悄然无声。空调器虽然开着，但他们的内心依然燥热无比。突然，有人点名。突然，有人喊“起立！”他们开始合唱《联想之歌》。反反复复了“啊联想联想联想……”之后，他们坐下。一切归于平静。　　柳传志出现在讲台上，他要对这一百来号人进行动员，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入模子’”。十几年来，柳传志不知多少次出现在相同的讲台上，每一次他都面对不同的听众，每一次他内心都发出不同的感慨。十几年来，有无数人入了联想的“模子”，有无数人从联想的“模子”中走出，走上了各自不同命运的道路。柳传志这一次要讲的，与他十几年前讲过的东西并无二致——　　1990年的时候他说要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即使某个局部出了毛病，整个方阵也不会乱。“公司是一个模子，我们要通过制度的作用，把外面进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按联想的模式塑造成我们需要的人。”［1］　　1991年的时候他说要从强化管理制度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行，调动职工积极性，真正做到“百年树人”。他把它归结为“入模子”。“入模子”是联想高层说惯了的一句话，他解释说联想要形成一个坚硬的模子及进入联想的职工必须进到联想的“模子”里来，凝成联想的理想、目标、精神、情操行为所要求的形状。　　“我们对联想一般职工有个人‘入模子’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按照联想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做事……执行制度是对一个联想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他说。［2］　　事实上，早在1990年，在著名的“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就在考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我们的骨干”，“选拔的标准是什么；怎么样进行考核；什么样的人，适合在什么样的岗位工作，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有一次他说：“我们希望我们公司将来能发展成一种类似于日本式的管理模式，而不是英美式或香港式的，也就是希望公司能吸引每个成员，使他们热爱公司，以公司为家。而公司呢，也能认真地把职工看成联想家庭的一员。”［3］　　关于“入模子”，杨元庆和郭为都说过差不多的话，这是他们从柳传志身上学到的东西之一。这些训诫很清晰，然而在《联想喘息》中，它们却变成了一个秘密。曾在FM365工作过的吕彤说“入模子”是新员工进入联想的第一步，“不进入联想的老君炉，被联想的企业文化同化的人，是不能成为联想人的。”　　依照吕彤的说法，亦即按照联想的传统，每一个联想员工，在入职以后3个月的试用期内，都必须参加“入模子”培训，否则不能够如期转正，“入模子”的成绩记入新员工档案成为重要依据。成长故事的瞬间(2)　　事实并非如此，在8月下旬举行的这次“入模子”培训中，有不少人已在联想工作了一年多。所以吕彤说“这是联想从1991年开始坚持不懈的，联想的各级干部，也有自己的‘模子’，得到提拔的新任经理、总经理，必须参加相应的培训班”，虽非有大出入，却也算不得精确。　　说“入模子”是典型的柳氏语言风格，说“入模子”培训地点一般都选在山清水秀的郊外，大抵是不错的。不过这是题外之话，容不得计较。倒是吕彤的另一个判断，却是精确无比：“如果以为公司花钱是让你上那儿玩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甚至超过平时的工作。清晨天不亮就要起来跑操，像军训一样，然后高唱联想之歌，开始一天的课程……总之，从这个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应该是像联想计算机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联想人。”［4］　　8月22日那天，柳传志解释完毕“为什么要‘入模子’”，告诉那些充满期待的人：“我有话要说。明天我有话要说！”稍早前联想控股的副总裁唐旭东和公关部的人都多次劝说他不要“有话要说”了，可他不理。他愣要这么干。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6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6节作者: 迟宇宙　　看起来他自有他的道理，似乎洞悉若望·德·拉封丹的名言：“人对真理是一块冰，对谎言是一团火。”风趣的寓言家善于观察，知道文字的确切价值、形象的影射，特别是动物形象的影射，以及委婉的说法。但这位将近60岁的老人却清晰愤怒的价值，善于总结，特别是人的内心的总结。　　在阅读柳传志的愤怒之前，这一百来号被激动、好奇和忐忑不安包围的年轻人有机会阅读其他的故事。曹之江，联想控股即将退休的副总裁将向他们讲述联想历史，让他们在两个钟头里快速温习一家作坊式的小公司如何成长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如何屹立于中关村顶峰，在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呼风唤雨。　　那是一个成长的故事，是一个20岁的企业和一位60岁的老人成长的故事，是一群曾经年轻过的人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是一群依旧年轻的人追逐梦想的故事。关于他们如何走在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的传说曾经充溢于中国所有有影响力的电视台、广播、报纸、杂志和图书中，通过数字技术、无线电波、印刷术以及电力的力量，传播到这个古老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曹之江要讲述的这个故事，正是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它事实上由无数个故事构成，每一个故事似乎都是一个传奇，但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传奇最终成就了那群热情洋溢的人，成就了一家20岁企业的光荣与梦想。　　在那个或者那一连串故事中，有的人成为英雄和领袖，笼罩在夺目的光环之下，也有人成为小丑和卑微的人。他们曾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他们曾拥有共同的命运和权力剧场，但是现在，他们各执命运之一丝，抗争各自渺茫的宿命。柳传志要愤怒　　8月23日下午两点，双阳宾馆一片寂静，听不到一丝杂音。闷热的空气使人窒息，空调器即使开到最大功率，也阻止不了人们急速耗费智力和体力。　　人们看到柳传志坐在前排翻阅他的讲稿，那是他花了好几个晚上写完的讲稿。从背影看，他依旧神采奕奕，但幻象掩饰不住时间给他的印痕。并不仁慈的岁月除了给予他事业、财富、声望外，也给了他皱纹、白发和失聪的一只耳朵。　　“他老了，”有人叹息。相同的感受在这一百来号人中瞬间扩散，他们内心处处闪耀着他的影响，遍及整个会议大厅，并且会从这个大厅遍及整个联想，遍及整个中关村，遍及整个中国。　　柳传志是一个实干家，务实、坚毅，处处闪耀着从1984年起就表现出来的勇气。总之，他像一个巨人。他具有与他所代表的惊人的内心力量相协调的热情和出类拔萃的中国智慧。在8月23日下午，柳传志事实上只想影响这一百来号人，只想让他们知道，在他的六十岁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依然有能力使整个联想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为他的“联想大家庭”布置一个好局；至少他对联想的挚爱和他的经验还可以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一线光亮。　　他59岁了，内心的焦虑丝毫不输于任何一个年轻人。19年来，联想就像他的孩子，他注视着它，抚慰着它，体贴着它。他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受考验，一起度过所有的难关。他为它布局、对局和破局。他决心要看到他用尽全身之力为之呼唤的伟大的联想的结局，所以他走上了讲台。他愤怒了。他使一百来号人的内心失去了平衡，而整个联想开始倾斜。20年不过蓄势而已　　又是一阵整齐而嘹亮的“啊联想联想联想……”持续了整整五分钟时间。然后，人们坐下，抬头向前。前面是站在讲台上的柳传志。他要讲的是“联想管理”，讲稿的题目叫做“天将降大任于联想　联想是年轻人的联想”。　　两边的投影仪，一个清晰，一个略显昏暗，都显示出“联想控股/子公司2003财年第一期‘入模子’培训”，时间显示的是“2003年8月23日”。　　“今天听课的除了学员以外，各子公司的领导也全都被请来了，有不少同事正在外地出差，还有些同事有私事要办，我们也惊动了他们，把他们请来。近几年来，我在公司内部没有比较长的讲话，大多数都是表态性的，最长的不超过30分钟。今天，实际上，我是跟各位子公司的领导有话要说，当然更重要的是学习这期培训班的课程。”　　柳传志的“跟各位子公司的领导有话要说”使空气再次骤然紧张。　　幻灯片接着就跳到了下一页——“为什么要讲管理？”　　“按照培训班的讲课方式，先说说为什么要在培训班里讲管理。在我们这个培训班里，有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同事，有很多是专业人士，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讲管理呢？有三方面的原因。”他说。　　第一个原因是想让大家对联想的长期发展更有信心。柳传志说他办公室里有一只铜牛，那只铜牛是联想控股公关外联部在他搬进新办公室时专门为他做的。他形容这只牛是“前腿弓，后腿绷，脑袋微微下沉，有上扬的架式”。显然，这头牛给予了他太多的联想和感慨，以至于他还给这头牛起了个名字叫“蓄势”。　　“蓄势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是说联想前面做的这些年，蓄势而已，希望后面的年轻同事，对联想的未来充满希望，希望你们能把它做得更好。不是说新同事来了，我有豪言壮语，你们大家就相信联想能做得长久，更重要的还是要对联想有深入的了解，比如联想的历史、联想的文化，以及联想是怎么管理的，或者说我们将怎么进行管理。”　　事实上，20年来柳传志就一直在布局，他把“联想大家庭”的发展当作一个超级大局来对待，在他看来，这20年只是“蓄势”，所以才有那头铜牛的名字。很多人评价他善于借助势能，是说他善于察势，亦即人势、地势、时势、事势和名势这阴阳分析中的“五察”。说他善于察势是有意而为，或许是一种误解，说他无意而为之，却也不大符合事实。但他拥有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他说第二个原因是想给大家讲清道理，不仅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他觉得就管理课程本身，很难说什么是好的管理课程。“各个学校MBA的教程都不一样，GE有GE的说法，HP有HP的说法，就好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从南坡上，从北坡上，怎么走都能到山顶”，他说，“你把哈佛的管理学通了，能登到山顶，他把沃顿的学通了，也能登到山顶。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不能一部分人上南坡，一部分人上北坡，大家没法交流。”　　他要求他的下属们与做得好的子公司一起交流经验，与有问题的子公司一块总结教训。他相信语言是相通的，他也相信他们得有一套统一步调的说法。“特别是联想的员工，都是高智商的，不像部队里的战士，人家怎么说怎么做……”　　他说第三个原因是听他讲课的人肯定有很多未来会大有作为，有的人很可能就变成了领军人物，一定会对管理本身有兴趣。他颇为谦逊地表示，他要讲的其实谈不上是什么理论，只是一种实用经验而已。“将来，多少年以后，你们能说：多少年以前，2003年8月某日，我曾经跟柳传志一块切磋过管理，当时我对他的某些观点，提出过挑战，他的观点对我还甚有帮助。这样我就很高兴了。”他笑嘻嘻地说。［5］　　照例，柳传志又讲起了他的“屋顶图”，这是他所总结的管理的架构。但这一次他没有画一座房子，因为有一次一个记者问他：“为什么盖房子？先盖哪儿？”他觉得很可笑。他的本意是探讨管理而非为什么和怎么盖房子。他后来索性说：“屋顶图分三部分，画不画个房子，其实问题不大，下次我们干脆不要画房子，就画个积木分三块。”　　回想起来，柳传志的“屋顶图”似乎是老生常谈，各个媒体的记者、慕名而来的企业家和所谓的管理大师们大都已了然于胸，觉得没什么出奇的地方，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简直“老土得很呢”。　　尽管“老土得很呢”，但那一百来号人还是听得津津有味，这一面是因为他们渴望从柳传志身上得到更多，另一面则要完全归功于柳的演讲能力，口齿清晰，不疾不徐，抑扬顿挫。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1)　　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切倒算得上正常，柳传志态度和蔼，言辞平和，那些心惊胆战的CEO如临大敌，似乎纯粹由于心慌意乱，小题大做。不过，有谁如果放松了警惕，那他一定会被柳传志吓一跳。　　“浮躁！”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7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7节作者: 迟宇宙　　他们突然听到柳传志愤怒地一声喊叫。他当然有足够充分的愤怒理由，联想控股的一个叫金白领的子公司惹得他老大不高兴。这家开了两年左右的餐饮公司主营团膳，它那雄心勃勃的CEO王建制定了2010年要完成100亿营业额的指标。柳传志觉得他们的指标有些离谱，不过还是被他们说服了，心想“那么你们就往下做吧”。谁料想王建他们遇到了不少挫折，指标一改再改。柳传志终于无法忍受，勃然爆发了：　　“改的时候，开始我还可以笑着听，到后来，再做不下来的时候，你就得考虑考虑是什么东西在作怪？！浮躁！你们别怪我激动，我是什么出身？报纸上说我是卖菜的，菜，我是没卖过，但是确实是做小买卖出身。不能说我没有大志，但是事情本身，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说点大话，事做不到！”　　事实上，若非王建当时被一年翻一番的良好业绩冲昏了头，就是他根本不懂得数目字管理，才定出一个2010年100亿的规划。或者是他的二乘方学得太好，以为2003年可以达到一个亿的营业额，如此乘方下去，2010年营业额就可以达到128亿，100亿还算是一个保守数字哩。　　其实，用数学上最简单的四则运算计算一下就可发现其中的问题——以每个盒饭售价10元计算，100亿就是需要金白领在一年中销售10亿个盒饭；乐观估计，北京常住有500万个家庭，10亿个盒饭就意味着每个家庭一年中要吃掉金白领200个盒饭。简直是天方夜谭。　　还有另外一个天方夜谭。我们姑且不计较北京人民对盒饭的需求，假设他们真能吃掉金白领的10亿个盒饭，假设一个“金白领”一天可以送100个盒饭，那么王建得指挥将近3万个“金白领”，每天来来回回送个不停。　　柳传志当时发现了这是个天方夜谭，但只要子公司们的CEO经营上不出现大的问题，他就不适合再去介入纵横交错的经营道路中。不幸的是王建CEO不消久等，便使自己的战略成为一纸空头支票，就连诚信也出了问题。金白领的信用被透支了，柳传志的愤怒也就乘势而起，大喊“浮躁”了。　　他在讲台上脸色颇为难看地说他今天为什么请各位子公司的CEO来还脸色稍重地说这段话，就是想说明实事求是一点马虎不得。他说新来的同事有很强烈的上进心，想做大事，有说大话开空头支票的做法不足为奇。“是不是老人这方面就行了呢？”他喊道，“联想、神州数码，我不说，就说说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大概也未必！”　　事实的确未必，所以他才说“我今天不高兴”。作为联想控股公司的总裁，作为所有子公司的控股股东代表，他事实上没有义务再三再四地反问他那些年轻的CEO们：“你们对客户，对员工，甚至对股东，诚信上都有出了问题的地方吧？”他不能老是这样地反问，这样会让他觉得愤怒，让他觉得他们所显现出的问题绝非一般问题，而是触动了联想根文化的问题，触动了根本神经的问题。　　“这么多年，大家知道，做投资的，做房地产的，联想集团，神州数码，出去谈什么事都好谈，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有品牌在这儿。品牌怎么形成的？这18年如一日，要防止人家蒙咱们，咱们坚决不能蒙任何人，真是不容易，就这么形成的这个牌子。”　　他曾经很多次跟一起创业的老兄弟们说，有的事真是挺麻烦你说年轻人为什么会有时候做不诚信的事呢？他的那些老兄弟们也跟他一样苦恼。所以他感慨地说，诚信由小做到大，尤其由没人注意到有人注意你得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很不容易。有的人看到了他们做得好，就想抢他们的生意，抢完之后做一件不诚信的事，商誉就毁了，连续做下去就没了前途。　　“而我们真的做到后来，真的诚信了，我们也老了，也该退了，这是感到很遗憾的地方，”他说，“咱们下边得有人接着呀，杨元庆，郭为，朱立南，陈国栋，还有咱们新来的这些同事，你们得接着呀，你做个小买卖做多大？把这事情都毁了行吗？我能不跟你们红眼吗？”［6］　　柳传志朝王建红了脸，他已不准备给这位年轻的CEO留任何面子。他还朝老何红了脸。被他叫做“老何”的何其庆是金白领的董事长，他原来是联想小食堂的负责人，王建原来是联想小食堂的一个火头师傅。现在，老何也难得幸免，因为王建的“100亿战略”遭到柳传志的诘责。柳传志说：　　“老何我还得说你，你是跟着我出来的老人了，王建是你推荐的，我信的是你。王建我跟你说呢，姑且念你年轻，另外念你上进心强，我权当你是初犯，下次：第一，不可以有完不成的指标；第二，不能有丝毫失诚信的地方。如果还有发生，不必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联想，对不起我，你先对不起老何！老何反复推荐保举，下次再发生，何其庆先受罚！”　　没有人知道台下的王建与何其庆内心作何感想，是否感到恐慌和压抑，是否头脑中一片空白，或者干脆跑了神计较着如何才能把盒饭做得更好卖得更多，年底的时候拿出一个漂亮的报表来。所以，他们或许根本就没听清柳传志下面的那句话：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2)　　“在制定战略的时候，你们把如何执行，如何制定，一招一式都想明白了，把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全想清楚了，然后再定。”　　在镁光灯的照耀下，柳传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他的很多说法都让联想控股的公关部感到头痛，也让不少人以为他已习惯于“作秀”。他颇感到委屈，所以那天他私下里还讲：“我就是要让人看看，我在自己公司里和在外面是不是一个样子。”　　说是完全一样，要做到也不大可能；要说差不太多，有很多人会表示认可。8月23日他已做到了足够克制，就像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对话》的现场有个咨询公司的小伙子说他还是中国的老一套还是人治，说像他这样的人应该下台时所保持的那种克制。他后来笑说：　　“那天话说得真是不太客气，其实我觉得他们主要是不懂，大概自己没有直接管过这样的公司，像他们这样，写个评论，还是可以的，要是真的就这么去做咨询，也是很危险的。就是不懂得具体打仗，那是活的，不是一套固定的战法，按照这个‘模子’这么打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　　8月23日，有人形容说王建被柳传志狠狠地剁了一菜刀。但那天挨刀的还不止王建一个，至少还有联想控股的一个“海归”副总裁赵令欢，幸运的是他那天没有出现在双阳宾馆，更幸运的是柳传志只是拿一把小刀轻轻地刺他一下，刀见了红，让他感觉到痛，又不至于伤到筋骨。　　柳传志说他负责的投资事业部战略路线本身不知道研究了多少回，他质问他们：“回来以后，你们是不是真的就按照这个做了呢？”　　他说：“我不放心！”　　在联想完成分拆之后，柳传志一直在布局，为整个“联想大家庭”布一个弥天大局。在他的这个弥天大局里，联想集团局势稳定，神州数码虽显局促，短期的业绩并不让人开心，却也步步为营，远景可期。然而，他已经下了重注并且将继续豪博的投资事业部(日后将变成一家叫弘毅投资的公司)和赵令欢却成为他弥天大局中脆弱的一角。　　在弘毅投资开局前的一次行业分析上，柳传志发现赵令欢他们很轻易地就把要介入的行业选定下来。他忍不住问：　　行业这么就定下来了？　　认为这几个行业就行？　　然后我们就敢往里边投？　　你们进了这个行业以后，选企业怎么选？　　另外什么叫行，还是不行？　　表面上他依旧坦然自若，事实上他忐忑不安，紧张得半死。他是吃过大苦头的，以前联想集团在香港做QDI，“规律没掌握，前几年赚个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一个跟头栽下去就个亿，根本没把规律弄清楚”。现在他担心赵令欢也栽上一个大跟头，坏了他的好局。　　他跟那些子公司的CEO们说，跟听他讲课的一百来号人说，主要还是要让赵令欢知道，“朱立南他们做有难处，是因为他们要投小的风险投资，是没有历史的公司，你们将要投的是有历史的公司。”　　他告诉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有历史的公司怎么能够通过历史看它到底行还是不行，有没有投资价值。　　“你们得通过报表看。通过三张报表，你们能看得出来，这个团队是行，还是不行？地基行，还是不行？”他说，“我相信，也许你们某些人是行的，但是我绝对相信，你们大部分人是不行的！”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8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8节作者: 迟宇宙　　他要求他们大部分人不行就要对此有所研究，就要像打鱼一样“往下撒开了去找企业”，然后收网回家研究。他担心赵令欢他们没有认真研究就这么疯狂上马，这样不但会搅了他的弥天大局，也会使整个联想大家庭走进一个彻头彻尾的“大败局”中。　　“这是多少数量级呢？！”柳传志责问他们，“联想集团，一万多人，极其努力，敲锣打鼓一年的利润也无非就是十几个亿而已。咱们投进去的钱数呢，3年之内，相当于是同样的数量。事情不研究透做，会不会成功呢？我相信会成功。不少民营企业家，哪里有咱们这么研究，投了也成了。我信，能投成，还能投成第二个，第三个，怕就是怕下面有一个很大的不成，这个不成的数很可能比所有成功的都大！”　　杨元庆有一次说柳传志是“政治家”，说明柳传志有超出常人的谋略，他们则不具备。“局”要达到的两个目标，一个是制胜，一个是安全，在大多数时间里，安全甚至比制胜更为重要。　　这就如同军事谋略一样，有像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样的“战胜策”，它寻求的是交战双方的“互相消灭”，也有像《孙子兵法》一样的“全胜策”，寻求的是交战双方的“相互保全”，全我以存，全敌以降，不是要减掉敌人，而是要将敌人加入自己，追求利益最大化，“合于利而动”。　　在柳传志所布置的弥天大局中，在他准备开局的时候，他必须分析他所要进入的行业对他的需求，如果需求不足，那么联想的介入只能是一次自我娱乐的游戏；如果需求过剩，联想又要与其他巨头火并，无论何种不安全的局面，都是柳传志所不愿见到的。　　赵令欢没看到“安全”，没有学会“求中”，至少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他只看到了制胜，只看到了“求功”。所以柳传志要告诉他到底该怎么做：“当前最主要的是，你把行业给我分析透了，把企业到底行不行弄明白了，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但柳传志对他依旧不满，他说：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3)　　“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相对行啊？有啊，我，我相对行，我也不敢说绝对行。跟我讨论过吗？！其实这话，上次我们在研究投资，到底投多少钱的时候，我讲过，就是关于我们投资的时候，问题在哪儿？讲完了以后你们理我了吗？原因就是大家对联想的作风，求实求到什么程度，可能理解上还有偏差。”［7］　　事实上整个2003年夏天，柳传志过得并不轻松；似乎所有人所有事都在与他的布局作对。孙宏斌来找他，说是公司想在香港上市需要翻案，吕彤写了本书，说“联想喘息”；联想集团有个员工的女朋友得了非典型性肺炎，一下子隔离了一大片；神州数码出了一个贪污犯，搞得一个广州平台鸡犬不宁；神州数码财年的第一季度还亏损了将近亿，抵得上2002财年的全部利润了。　　但是，更不幸的事情还在后头。在他向8月23日的一百来号人做一个告别后不久，他便得到了那个不幸的消息。　　“联想是个了不得的企业，因为是天将降大任于联想，这个天就是中国的机遇。联想是年轻人的联想，你们一定不能辜负联想创业者对你们的期望，不要辜负中国历史对你们的期望！”　　他说了一声“谢谢大家”，合上讲稿，匆匆走下讲台。在双阳宾馆的大门口与学员们仓促合影之后，他坐上了回家的车。没有人知道他一路上在想什么。　　他会想起1984年吗？他会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感慨吗？他会想起曾经有那么多诱惑，那么多蛊惑吗？他会想起诞生联想的那一瞬间吗？　　那是怎样的一年啊！在那风云际会的一年里，他开始了他的梦想，开启了一条坎坷却让他感到幸福的道路。他学会了布局，学会了如何用中国的智慧为他的联想找到一条活路并活得更好。　　事实上，他也许什么都不会想起。他只是想赶回去，看一眼自己的老父亲。他知道，父亲与他一起聊天的日子不多了。【注释】　　［1］联想档案，《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1990年10月6日。　　［2］联想档案A01-1991-8《联想道路的回顾与展望》，1991年4月7日。　　［3］联想档案，《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1990年10月6日。　　［4］《联想喘息》，吕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5］、［6］、［7］《天将降大任于联想　联想是年轻人的联想》，柳传志，2003年8月23日。重返1984(1)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虚构了一个荒诞可笑的《一九八四》。在他的幻想中，有那么一个世界，有那么一个年头，人们压抑、空虚、集体无意识。现实虽然也有诸多荒诞可笑成分，“大洋国”和“欧亚国”确也领导着冷战挑动两个阵营的对抗，也发生了不少千奇百怪的事情，但1984年毕竟还算激动人心。　　激动人心的1984年是从一场连续的惊喜和混乱中开始的。所有人都有理由遗忘那一连串的惊喜和混乱，但柳传志却不行。他有足够的理由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年头，记得那个世界到底怎样开始转折，记得那一年的中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并且在回忆的时候能够重返1984的内心。　　多年后，他或已理解，1984年的大局势是联想局诞生的天时，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他和他所掌握的联想只不过做了一个顺应者而已。他并没有明察时势，却在不自觉中走进了一个局。　　 　　中国正努力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那是征服和漫游太空的一年，也是“星球大战”加剧冷战的一年。　　美国国防部长说要采用在太空中破坏洲际导弹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挑战者号载着5名太空人上了天，康斯勒切断了与航天飞机的联系，在太空中漫步。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如此宽阔的舞台上表演。苏联的威特拉娜在7月25日成为第一位在太空中漫步的女性。一切似乎干得不赖，但美国人将两枚人造卫星放在新飞行轨道的试验就宣告了失败。　　表面看是航天飞机和人造卫星扮演了主角，但那些科学家和政客们都明白，“电脑为王”的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真正的主角不是他们而是计算机。　　在整个1984年，“大洋国”和“欧亚国”冲突连连，在一个“冷战”的超级大局中，他们互相对峙、冲突、对抗，互相指责和谩骂，连续不断地派人上天入地，试图在一个更广袤的空间里包围对方，绞尽脑汁地想减掉对方。　　看起来他们几乎操纵了整个世界的大局，可是他们忽略了一支正在慢慢上升的力量。这支力量不声不响，却在“世界局”中罕见地保持稳定和快速上升的势头；看似游离整个大局之外，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局中人。如果没有这个稳定的“中国局”，很难说联想和柳传志日后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中国发生的转变殊为惊人。北京。在金黄的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政策，强调了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企分开等重大问题。　　邓小平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十二届三中全会前20天，正是共和国建国35周年。邓小平进行了国庆阅兵，向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展示改革和开放以及国防现代化的成果。那天游行队伍中的几个北大学生打出一条横幅：“小平，您好。”这条横幅后来成为一个象征，这个时刻也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4月22日，深圳蛇口304名干部对区领导层9名成员举行信任投票，达不到半数者下课，结果4人离职。邓小平来到广东，肯定了深圳、珠海特区的经验。他题词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北京后他立即提出开放14个沿海城市。　　6月30日，邓小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要消灭贫穷，就要进行改革。那一年中国开始老年保险改革。5月10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决定从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价格、机构设置扩大企业自主权。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9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9节作者: 迟宇宙　　那一年７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共和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5个月后，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价值40万元的股票，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首次发行正式股票，中国企业全面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苗头初现。　　外资也纷纷进入中国，试图从这个神秘而庞大的市场中获得巨额利益。在阔别中国市场35年以后，花旗银行又悄悄返回上海。它并非上海这个“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在1984年迎来的唯一一家跨国公司，与它一起到来的还有德国大众。10月10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订共同生产汽车计划，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首度与外国合资。两天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副总理和科尔总理还出席了仪式。　　对外贸易干得也不赖。那一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1400万美元，出口了亿美元货物，进口则达到了亿美元，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不幸的是，那一年还刮起一股“公司热”，人们以为只要组织起公司，经济问题就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于是各种公司拔地而起琳琅满目；今天还是“局”的，明天就变成“公司”了。表面上热闹非凡，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人不是把公司当作经济实体来经营，而是作为行政机构的一个层次来管理，“局——公司——厂”就是他们的管理体系。重返1984(2)　　“公司热”的出现还有另一重背景——由于行政机构设置受到限制，有些人就把一些管理部门改成公司，实行事业编制。这些典型的“腐朽智慧”一面强化了政企不分，一面为扩大编制，为向企业摊派费用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在变化，但意识形态领域依旧在交锋。尼克松仍在1984年出版了《真正的和平》，他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　　中国没有成为被强烈演变的对象，因为美国人以为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了。一向###的里根总统在4月26日访华后的一次演讲中就称中国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以示区别于苏联，作为他对华采取较友好态度的依据。　　中国不能落后，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要成为强国，就必须在最尖端的科技领域获得成功。邓小平在那一年看到了信息化的重要，他知道中国要在“世界局”中打开局面就必须进行信息化改革。　　那一年，邓小平曾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年初的时候，邓小平参观上海科技十年成果展，他摸着演示计算机的学生李劲的头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这个被摸过脑袋的李劲后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在那里得到博士学位后，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　　4月8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实验同步卫星。中国成为第五个用本国火箭发射同步卫星成功的国家，它标志着中国的运载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将引起中国通讯体系的深刻变化。那颗卫星发射成功再次证明了计算机的重要，因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的大型机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　　在那个6月，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亿次计算机”获得了国防科技成果特等奖。获得奖励在今天已司空见惯，然而当日却是重大事件。　　9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到了1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报告》，指出：“电子和信息产业要实现两个转移：第一，把电子和信息产业的服务重点转移到为发展国民经济、为四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的轨道上来。为此，必须把电子和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应用放在首位；第二，电子工业的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装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　　整个中国看到了未来的方向，她曾经落后于整个世界，如今她想迎头赶上。她知道她已不能按部就班地徐步前进，在一个“电脑为王”的时代里，她必须高速狂飙，赢得与时间的战争。　　 　　一个叫步鑫生的家伙　　除了要记住那些风云人物外，我们至少还应记得一个叫步鑫生的家伙。他曾从平凡中走出，成为大时代的主角。不幸的是，他只是棋局中的一颗棋子，他曾举足轻重，但最终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一个。他不断地自加，终于到了被减的地步，不了解“中国智慧”，不熟悉“局的精神”，是他失败的主因。　　步鑫生是从1983年11月16日开始成为时代主角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说：　　“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全厂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方法，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浙江省一流的专业衬衣厂……”　　新华社的“编者按”写道：“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经验是：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一快（转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创造一套治厂方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激起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人民日报》的报道使步鑫生成为1984年最知名的新闻人物，“甚至从解放以后我国报刊电台所发表的人物报道来看，步鑫生也算是继焦裕禄、雷锋之后的又一重点人物。”这篇通讯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不会想到，是他的笔将一个风云人物推上历史舞台并深刻影响到城市经济改革的步伐，也是他的笔改变了步鑫生的命运，使之经历了命运的高峰又回到低谷，返回平庸与寻常。　　多年后，童宝根回忆说：“经过一个星期的采访，我觉得步鑫生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他对于过去那种‘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深感不满，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机会，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他对外努力搞活经营，到市场上去竞争，以品种多，花色新的优势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业内部，他改革了分配制度，按职工劳动实绩进行分配，并从生产实际出发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生产现场管理也颇具特色。”［1］　　童宝根的报道首先作为内参送到了胡耀邦总书记案头。胡耀邦当即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来自中南海的支持使步鑫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供借鉴的样板。他的大胆探索，使人们隐约看到改革的方向。新闻记者们蜂拥而入海盐县城，写下了各种各样长篇累牍的报道，数十天之间，“造星机器”使步鑫生成为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工厂厂长。重返1984(3)　　“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团挤满海盐县城。自海盐建县以来，人们从未见到那么多的外地人，他们操着各地的方言，往来于海盐县各条街道。口头词是：步鑫生，市场竞争和企业自主权。而步鑫生本人则匆匆地往来于祖国各地，在掌声与鲜花之间，他一次次地演讲改革的经验……”［2］　　步鑫生成为新时代的偶像，但他和童宝根不曾想到“偶像的黄昏”来得如此之快。新闻的倾斜和失衡，以及瞬间的光芒使步鑫生完全陶醉。他开始像个皇帝而非厂长一样出现在工厂里。他开始深藏于一间许多道门后面的豪华办公室里孤独思考，还规定不提前约定，副厂长也不能随便见他。　　步鑫生终被市场抛弃，辉煌瞬间破灭。“改革厂”招牌和中南海的支持未使海盐衬衫厂永立不败之地，仅仅过了一年，海盐衬衫厂效益就开始大幅下滑，上海和杭州城里的海盐衬衫厂专柜，产品开始蒙上了薄薄的灰尘，而他投资600万元兴建的西装厂，生产线刚铺完，西装热已烟消云散。又过了一年，海盐衬衫厂“生产流水线停产，下水道、厕所堵塞，生产萧条，人心涣散，走掉了近一半职工”。步鑫生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0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0节作者: 迟宇宙　　然而，没有人忘记步鑫生最早完成从厂长到企业家的过渡，也没有人忽略他的影响。人们记得，正是在步鑫生改革背景下，那一年4月22日，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写信给省委领导说“现有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处在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的境遇，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求下放包括“厂长负责制”在内的十个方面权力。　　 　　在叹息中拉开的序幕　　从1978年冬天开始的希望又开始出现新的局面。在一个崭新的“中国局”里，中国正在寻找破局的新技巧并期待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　　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一定还记得，邓小平那一年有一次在会见外宾时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　　中关村。北京西郊的一条街。起点是今天黄庄路口向北300米左右矗立那座雕塑的地方，终点则是北大南门附近海淀路与中关村大街的交叉口。后来被称为“中国硅谷”和“骗子一条街”的喧嚣之地。　　1980年代初，中关村慨然长叹——虽然在这条街上行走的人有大量知识分子；虽然你走路一不小心就可能撞到一个“国宝”；虽然这里人才云集，被誉为科学城……可是它依旧在长叹。“不仅在夜深人静之时，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仍然能听到这条街一声声的叹息。”［3］　　叹息是1980年代初期整个中关村的呼吸节奏，无论高级职称还是普通职称的，无论搞数理化还是搞天地生的，无论年老还是年轻的，在这个封闭体系下，在这片充满叹息的土地上，纵有惊天动地的能量都得不到充分的释放。　　然而，时代的大潮已经涌动，它将以浩浩荡荡之势席卷整个中国。那些后来被称为“弄潮儿”的风云人物此时正蠢蠢欲动。他们不甘于平庸和碌碌无为的命运，他们要拉开中国的强国之梦，要按下启动“中国硅谷”的回车键，要在中关村纪念碑的基座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序幕已经拉开，渐渐扩大为一个崭新的“中国局”。在这个“中国局”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叫柳传志。许多年后，整个中国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变成了一个象征，一个熠熠闪光的神，一个布局的人，一个局中人。　　【注释】　　［1］、［2］《人民记忆50年》，宋强、乔边，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3］《大潮交响诗：中国硅谷》，陈放，选自《中国的要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入局：诞生(1)　　可惜现实并不是一首美好的诗，其中没有多少让人轻松和幸福的事，尤其是压抑和悲痛一再重复出现。就这样，在怀柔双阳宾馆“爆发”之后不久，在鼓励那些年轻人“天将降大任于联想”，说联想前20年“不过蓄势而已”之后不久，柳传志又要面临一桩新的悲痛。　　 　　父亲与《怀念亲爱的父亲》　　2003年9月5日凌晨，82岁的柳谷书在北京逝世。生老病死最自然不过，况且逝者长眠于82岁的高寿，但柳传志悲痛欲绝。联想控股公司一位高级员工说：“我们去柳总家里看望他，他表面上还算平静，但是一连几天说话都是哭腔。”　　没有什么比父亲的健在更舒适、更幸福，父亲在的时候，那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家族，现在它结束了。　　9月11日，农历中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本书作者见到了柳传志几天后在父亲葬礼上要念的悼词——《怀念亲爱的父亲》。那份悼词字迹潦草，再也看不出柳传志以往的细腻，而使人轻易察觉出他悲痛得近乎失控的情绪。有几处被涂了又改，改了又涂；还有几处，字迹模糊，是泪水留下的印痕。　　就在联想蓄势待发，准备布置一个新局的时候，9月15日上午10点，八宝山新礼堂，柳谷书追悼会。200平方米的大厅水泄不通，痛悼亡灵的生者排到了厅门外。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年轻人说，那天没有去八宝山绝对是一种遗憾，因为失去了一个在柳传志最脆弱的时候了解和理解这个人内心的机会。　　柳传志为父亲致了悼词。《中国企业家》杂志后来描述说：“可能是怕念悼词的时候情绪失控，悼词是事先录好的。播放过程中，柳谷书的晚年照片在屏幕上切换。柳传志的声音多次嘶哑。”　　那份悼词很简短，却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很多对柳传志持有顽固偏见的人，因为这份悼词而改变了对其评价，转而认为他是一位“完美企业家”的典范。　　那份悼词记述了一段段故事。像所有儿子一样，当柳传志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守着父亲的时候，不祥的预感阵阵袭来，那个时候他就想过，如果那个不幸的时刻真的到来，一定要他对父亲的一生说几句什么，他该怎么说呢？　　他想到1984年冬天他到深圳出差，当时63岁的父亲正在香港创办中国专利代理公司，专门从香港赶过来看儿子，“飘散的头发，满面的风尘”。　　他想到今天的中国专利代理制度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然而20年前，这块沃土还是一片板结的荒地。他想到一次下大雨冻病60多岁的父亲，想到父亲圆满地处理了迪斯尼的案子，圆满地处理了维他奶的案子，“一个又一个案子的成功，让外国人对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的品牌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专利法的实施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真诚有了信心。”　　他想到1990年代的香港中国专利公司已具相当规模，资产也有几亿。父亲和母亲却住在华润大厦C座一房一厅的斗室。他去看他们时，看他们在不到8平方米的厅里忙着在地板上为他铺褥子、垫枕头，不由得热泪盈眶。　　他想到自己不可能全部学到父亲的才华风貌，但父亲做人的正直和清白却不敢忘。他记得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刚刚被解放就去看望帮助还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的老朋友们，结下了许多生死之交。他记得父亲戴着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只发50块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每月还依旧给孤寡的老邻居赵大妈10元钱。　　父亲一生做人清白，公私分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工作性质不同，事业有大有小，但我们每个人挣的每一个铜板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是您的孩子！”他想起自己17岁那年突然面临严峻考验，父亲和母亲对他说：“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是我的好孩子。”那句话如此刻骨铭心，指导他走过了40年的路程！　　父亲活着的时候，柳传志曾在多种场合提到他对自己的影响。他说父亲极敬业，“他60多岁到香港去开办事业，贷了80万块钱，后来做成了，为国家变成5个多亿的资产。60多岁了，下雨天徒步上班，为了省下6毛钱电车费。”他说父亲极重信誉，“像不迟到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他做得最好。什么时候请人吃饭办事情，从来守时守点，说出去的话一定要做到。”　　父亲在他眼中，就像压根儿旷古未有的最伟大的人，他为柳传志的成长写下了一首首极其紧凑、朴素的短章，它们虽简朴却内蕴丰富，他一经读过便终生不会将其忘怀。父亲也有过失败，这些失败也深深地刺激了柳传志，使他更能领悟中国智慧，为联想的成长布置好一个又一个奇局。　　在为父亲守灵的时候，在悲痛和孤独中痛悼父亲，柳传志一定会回想起许多往事，他们就像一格又一格的幻灯片，重复出现在他的记忆里。最无法忘怀的故事里，会有父母的恩爱、谆谆的教诲，以及父亲一尘不染的内心。如果他偶尔想到联想，想到十九年前父亲对自己创业的支持，他一定会潸然泪下。　　 　　中关村曾经风云际会　　19年前，1984年。中关村已经改变。　　农田正渐渐消失，却还没有林立的高楼；人们要去中关村医院旁边的百货商店，依旧要走长长一段尘土飞扬的路。街道上能听到狗吠，雨后还有蛙鸣，到处是树，自然也有几种飞鸟，唧唧喳喳地叫着，不时地排一堆鸟粪。人们忙忙碌碌，不知道他们各自忙些什么；看不到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衣服，前卫的年轻人踏着滑板在马路上穿来穿去要等十年之后才会出现。一片安详，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入局：诞生(2)　　当年的报告文学家们描述说，科学城和高校那十几万绝顶聪明的脑袋，拥挤在科研与教学现行的封闭体系内，必然要互相碰撞。“就像许多人拥挤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你踩我的脚，我撞他的头；互相牵制，互相磨耗，互相抵消。”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1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1节作者: 迟宇宙　　“你和你的大脑处在分离状态，大脑想干的，你干不了，大脑不想干的，你只好去干，你不是自己的主人；你的自我意识分文不值，你的智慧与知识的价值抵不住个小小的科级官僚从鼻孔轻轻发出的一声‘哼’，他不满意地一哼，你的科学提案便化为尘埃化为零。”［1］　　轻蔑的鼻音使人内心冰凉、希望下沉；无奈的叹息化为无穷沉寂，笼罩着中关村，笼罩着科学城，笼罩着一代人的心灵。有人已经麻木，有人乐此不疲，也有人努力挣脱樊篱，在对着天空喊出了愤怒的一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正是这无奈的一阵阵叹息，愤怒的一声声呐喊，打破了中关村的萧条和安详，预示着中关村正在发生一场悄然的巨变。这场巨变的意义在当日尚无法展现出来，如今则演变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肇始。　　第一个发出这声呐喊的人，叫陈春先，他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放在20多年的历史中，就变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有了“中关村第一人”就会有“中关村第二人”。有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就会从中关村的地平线上，一夜之间冒出林立的各种公司，彻底改变中关村的格局，改变整整一代人的内心。　　接踵陈春先“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是科学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这样的比喻似乎有些蹩脚，不足以映射他们的内心的焦虑和对命运的关注，但“铁饭碗”没了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后来的传说中，王洪德递交了一份“四走报告”要求调走，如果不能调走，无论“聘请走”、“辞职走”还是“开除走”他都要走，只要能走出科学城就行。很多人以为他疯了，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一个封闭科研系统中工作，距离生产实际远远的，天天过着一种懒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项任务那么多人分，一人一点点，人人吃不饱；真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办一个我国还没有的计算机机房公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死了也不后悔。”　　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也辞职了。他说这样他们就不怕被打倒了，因为大家本来就躺倒在地上。在科学院的很多人看来，又多了一个疯子。可是这个“疯子”有些与众不同，在1989年他与众不同地在政治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但在1984年，他还是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一个“疯子”。那时候他就发现，中国不乏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文学家，但缺少企业家。　　“在传统体制中，企业都是国家来投资兴办的，企业领导人受命于政府，对企业的利益并没有直接担当责任。这种传统体制不改变，中国的经济起飞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明确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不仅会与传统的体制发生摩擦，更要与传统观念发生碰撞。”　　“摩擦和碰撞”得付出代价，王洪德说“死了也不后悔”，但他后来差点就后悔了。他开办公司不久之后，就收到了一张传票，变成有关部门的重点审查对象。他们问：“王洪德，你捞了多少钱？”王洪德不理睬他们，第二张传票便又来了。他还是不予理睬，有关部门就只好找上门来。　　1983年，对王洪德长达一年半的审查终于结束，他没有任何问题。看似他毫无损失，他却损失了一年半时间！而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一年半中，有800多万篇科学论文发表，超过50万件发明创造专利登记。而在中国，在中关村，流传的却是一句话：“王洪德搞改革？让他等着吧，等着挨枪毙吧！”　　在科学城，在王洪德身边，###野心勃勃。他想将四通公司变成“中国的IBM”。“成为中国的IBM，这意味着什么？”有人问。###告诉他们，IBM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高技术跨国公司。　　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沈国钧和王安时等十几个辞职的工程师，从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两万元，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启了梦想。今天，###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四通依旧存在，却再也没有可能实现###的勃勃野心了。　　历史给予了无数人机会，真正抓住机会的是勇敢的人。但成就伟大梦想不仅仅是一个“勇敢者游戏”，最终赢得游戏的人，一定是智慧的人。在中关村，在1984年，人们还看不出谁是那个智慧的人，那个人至少要再等10年才能从一群勇敢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关村的领袖。　　许多年后，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在1984年浪潮中屹立不倒的，不是当年无限风光的“两通两海”，而是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硕果仅存的“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企业家，也不是王洪德、###、金燕静，而是柳传志，一个在1984年毫无名气也未展示出伟大前程的40岁的“年轻人”。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有了王早已成立的京海和1983年5月4日成立的科海，以及在1984年突然出现的四通和信通。因为有了四通打字机，###也已开始布道说：“我们公开承认企业的目标是赢利，是赚钱……开发与赚钱是统一的。企业要想赢利，要想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入局：诞生(3)　　陈春先的华夏公司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但年轻的力量出现了。1985年1月1日，周明陶等18名研究生组建希望电脑公司，他们一度成为中关村最年轻的入局者，今天也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就像当时的华夏一样。　　这些中关村新的“统治者”在未来将拥有各自的命运，几年后有人开始记录他们，说他们是时代的巨子，是新兴的企业家集团，他们能把“中国硅谷”放在纵向历史与横向世界的交叉点上，分析它的现状，预测它的未来；调整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位置，设计走向下一个目标的最佳态势。　　“变革的时代造就了一批民办企业家，并把他们推向改革的前沿。也许，有的经营失当，在竞争中覆舟；有的意识衰退，因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未来什么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什么都不必惊奇。一路坎坷，一路风雨，历史不能超前，也不能退后，它有它的逻辑。中国硅谷将在历史的逻辑里走向成熟。”［2］　　 　　联想的诞生与11个人　　真正使“中国硅谷”在历史的逻辑里走向成熟的，只有一家创办于1984年11月1日的企业，它当时拥有一个19个字的长长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多年后，这19个字被变更、被浓缩为两个字——联想。　　旅游者从中关村到上地所看到的联想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个，现在的联想庞大、宏伟，令人设想有伟大的未来，可以长时间地堆积在这片土地上。它有不少飞扬跋扈的子公司，可能都是受了柳传志性格的影响。　　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对柳传志表示谢意。也是他运气好，成为一个典范。但柳传志也有不好的一面，譬如那些林立的高楼正在消亡联想存在于现实中的记忆，使之变成幻灯片中的图画。　　这个人被中国记者极度地恭维，因为他是中关村罕见的现实。柳传志曾是中国科学院里一个地位卑微的工程师，他杰出的搭档们都没多大机会成为闻名的科学家。他们创业之初，各领域内的“科学贵族”力量便已被完全地摧毁了。他们倒是仰慕那些“贵族”，后来他们果真也请来了一位叫做倪光南的，以为能亲密无间，树立一个企业家与科学家合作的典范，最终却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结局。后来有人把这个毫不完美的结局叫做“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　　究乎1984年的现实，柳传志并非为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那个布局的人名叫曾茂朝，当时是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今天是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他的简历说他是广东潮阳人、计算机专家，被认为是中科院有名的“开明所长”。　　说曾茂朝如何有先见之明显然不大符合实际，现实的背景是，中国正面临一个改革的拐点，而他恰好被那个拐点带动，成为一个被争议和歌颂的人物。　　柳传志后来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的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研经费拨款制度的变革，民办科技企业的兴起，继而中科院‘一院两制’的实现……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3］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2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2节作者: 迟宇宙　　正是有了中国大局，科学院改革的中局，才有了计算所改革的小局，才有了联想的诞生。曾茂朝不曾有过布局的念头，现实却造成联想摇身而变为他所布下的一个局。如今联想的布局者柳传志，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入局者而已。不同的是，在当年的11个入局者中，他是唯一变成布局者的人。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记得曾所长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院里要削减事业经费，五年之内要削减为零，成还是不成，现在都说不清楚，不如咱们先埋伏下一支军队，你们先做这件事，不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万一这条路能走通，将来我们所里也不至于没饭吃。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比我们年岁大的人，毕业以后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没有换工作的，换工作比离婚还难，人人到一个地方就扎下去了，不要说出来办公司，连离开这个事业单位，那时也根本不敢想。所以回想起曾所长说的这番话和我们当时的实际行动，觉得是一种壮举。”［4］　　20年后，即使当年的入局者自己，也很难记得最初的11个人到底是谁。在他们心中，柳传志、王树和和张祖祥是不能被忘记的。王树和的被记住，是因为他担任了第一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当时的副总经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联想。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　　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王世英、贾婉珍、李天福、谢松林、马文豹、庞大伟、周晓兰，贾绪福。11个人站在那里，他们要开一个串联会。　　这些文化革命时期正年轻的“年轻人”激动万分。他们要成立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局面。王树和与柳传志都是善于鼓惑的人，他们的煽动，不免使那些人意气风发，觉得大好河山，大有可为了。　　贾绪福有一次说：“我们开过几次串联会。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公司？当时所里怎么想的？大家就串联。那个时候，对所里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