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是什么意思？”沉默。我又问了一遍。“他为什么喜欢你？”“因为我胖。”她在电话那边紧张地笑着。她是个漂亮的女孩，而我知道她在毕业后长了点肉，某个方面来说，那使得她更漂亮了。“你说他喜欢你是因为胖，那是什么意思？”沉默。“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么？”“也许。”“他结婚了么？”“他离婚了。他在台湾有小孩。但他通常在香港工作。”“他多长时间来一次深圳？”“一个月两次。”“那是个问题么？”“他总能有办法跟我一起。”“你会离职么？”“他说他会帮我在香港找到工作，如果我想要的话。那儿的工资要高得多，你知道。他说去香港的话，能挣多得多。”我深呼吸一下，想想该如何来处理。“那听起来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道。“如果你想要另一个工作，不该找他帮忙。那只会在未来制造问题。”“我知道。我想我也不会那么做的。”“你应该试着回避他。”“我那么做了，”她说。“而且我告诉同事跟我在一起，如果他来的话。”“你觉得那是个大问题吗？”“现在不算。”“好的，如果那成了个大问题的话，你应该离开那个工作。那情况会很糟糕的。”“我懂，”她说。“我觉得没那个必要。但这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如果我要走的话，我会的。”孔老师的一个远方堂亲曾被拐卖到了安徽省。那女人不是孔老师的近亲，但他们的姓氏一样。我们在一次课间谈到了她，当我们在讨论贩卖人口的时候。我问那个女人是否能逃离她的丈夫，而孔老师说他们还生活在一起。她是在1980年代中期被卖的；现在他们结婚已经超过十年了。“她还算相对满意，”孔老师说。“她的丈夫有点钱。”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相当吃惊，很显然的——毕竟他是买了那个女人。但除了财务原因外，她不对那种侵犯行为而愤怒吗？“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怎么认识她，”孔老师说。“但我想，她想要离开丰都。她是从一个特别贫穷的乡下来的，你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想要离开那里也不容易。通常她们不是被暴力掠走的——她们是被骗的。有人会允诺给她们在哪儿找个好工作，一旦她们到了那儿，就被当作新娘给卖了。她们远离家乡，毫无办法。我想这就是我堂亲的情况。”“那她从没回来过？”“在五年后她回来了。起初她太羞愧——不敢写信。但过了一阵，她给家里联系上了，后来回了一趟家。现在，她已经回去好几次了。她喜欢她的丈夫。不少人都是那样的，如果这女人是从非常穷的地方出来的。如果有严重问题的话，往往是她们被卖给了傻子，瘸子，或者老人。如果有那样的丈夫，她们当然不会幸福。那时就会有麻烦，但只要有足够的钱，那些女人也不会太难过。”“通常她们都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是的，有时那会是个问题——丈夫会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而女人被看住，无法走脱。有些人不识字，没法写信回家，或者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家。美国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么？”“不，”我说。“美国不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我从不知道谁被买卖。”“现在的中国，这种事儿也不普遍了。在1980年代比较普遍，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已经不多了，但在偏远的地区，我听说那还是个问题。”每年，在美国文学课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读独立宣言，在课本里。中国的出版者把宣言包括在内，因为其中有点革命意识，那总是合适的主题，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从来不会把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放进去。我布置了那一章，然后我让学生们写他们自己的宣言，从某个限制他们的东西中独立出去。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宣称要从学校独立出去，虽然有一些回应不同。马克思，人如其名，宣称要从金钱独立出去。我们是金钱的奴隶，我们所有人。但我们都清楚知道，金钱只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想要所有的东西都不受金钱控制，包括食物，衣服，车子，所有一切。我们不想跟钱作战，只因为至少钱给了我们一些便利。但它的危害远远大过好处。我们必须摆脱金钱。金钱是我们社会的暴君。我们必须把它扔掉。没有一个女孩写到钱，也很少有人宣称要从学校独立。许多人都想要从其父母那儿独立出去——她们写到母亲如何读她们的日记，阻止她们自由选择朋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不少女孩宣称要彻底从男人那儿独立出去。一个学生写道：法律和上帝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他们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恐惧，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索求，给了我们言论的自由，爱情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却几乎摧毁了我言行的自由，爱情的自由。他这人充满了控制欲。他跟我都是思想开放的。他可以跟任何人说话。他可以跟他的“小妹妹”玩。他可以跟她们笑个没完。我不知道在他身边有多少个“小妹妹”。但他讨厌我这么做。在我们恋爱前，我有许多的朋友。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出去玩，跟他们开玩笑，等等。在那时，我不知道精神痛苦是指什么。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现在，当他看见我跟男孩聊天，他就会敲我的头。更过分的是，他不尊重我的感受。我失去了我的朋友，我感到很孤独，性格都变了。有时，为了一点小事，我会大发脾气。我找不到原来的自己。我不能忍受他的粗鲁。所以我决定永远离开他。当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威胁我。他说，“如果你离开我，就杀了你。”我的天，我该怎么办？我依然相信法律和上帝给每个人平等的权利。现在我大声宣布，我必须独立！自由与独立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爱情！在我和安妮的电话交谈过了没多久，她写信来，说香港人对她的追求已冷却了。她对工作感到满意，现在，从前的一个同学从涪陵来到深圳，来试试她的运气。她们将住在一起，还有安妮的姐姐。安妮总是担心她的姐姐，她的倾向是不停换工作。最近一次亚当与她交谈时，她形容了她姐姐目前的工作，听起来多少有点像金字塔组织，老鼠会。这种骗局在深圳很普遍，在中国其它地方也是，而安妮的姐姐找到的位置，自然在金字塔的底部了。亚当跟我都尽可能有技巧地建议安妮去说服她姐姐找另一个工作——金字塔在中国四处崩溃，而政府近来也在镇压它们。安妮在她的信里给了我一个更新信息。我姐姐的情况现在好些了。坦率说，她的能力比我强。她所缺乏的是运气。虽然这些日子以来她挣的钱很少，她却成功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经验。我们觉得，无论她将来做什么工作，那些都是有益的。但我的父母，尤其我的母亲不那么想。他们越来越担心她，因为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却既无稳定工作，也没有一个男朋友。这是很滑稽的事——当他们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时候，他们很不高兴，甚至发火了。我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小女孩——三四年的差异就这么大！我把你所有的信读了许多遍；能和一个年长博识的男人交流真有很大的乐趣。我的父亲或许是一个博识的男人，但我在他面前，更情愿是个受宠的小孩；我们很少谈论什么严肃的事。几个星期后，安妮给我打来电话。我问到她那个香港男人，而她笑了。“他喜欢所有他看见的女人，”她说。“因为这个，他不是什么问题。”她告诉我她的工作进展不错，而我问到她姐姐如何。“她挺好。”“她找到新工作了么？”“是的。她接电话。”“那是什么意思？”“人们给她打电话，”安妮解释说，“而她跟他们说话。”“她跟他们交谈？”“是的。”“有很多人打来么？”“是的。”“他们谈什么？”“关于麻烦。”“什么类型的麻烦？”“关于感情！”她格格笑了，有一阵停顿。“你姐姐喜欢她的工作么？”“我想她喜欢的。”“工资怎么样？”“她一个月挣六百块，”安妮说。“但如果打来的人多了，她也就挣得更多。”“谁打来电话——是男的还是女的？”“我想一半是男人，一半女人。有许多的人打电话来。”“他们为什么打？”“在深圳的每个人都有很多麻烦。”“为什么？”“这儿有很多的感情问题。有些人说在深圳没有真爱。人们都忙着赚钱，为了生存。”我们在涪陵的头一年时间，亚当最好的一年级学生是一个叫珍妮的女孩。她远远超过其他学生，无法相比，这种智力上的距离所带来的某些东西，让她在社交中疏离开来。她在班上没有朋友，总一个人打发时间，她经常跟亚当或我说话，以练习她的英语。在那个学年的尾声，她看起来相当抑郁，之后，为了一些不明的原因，她提前回了家，错过了期末考。在第二年初，亚当头一次上课时点了名。所有人都在，除了珍妮，而亚当问她是否病了。有几个学生摇摇头。没人说话。“她迟些时候会来吗？”亚当问。“不，”沙侬说，他是班长。“她今年不会来了。”“为什么？”“她死了，”沙侬道，然后他笑了。那声音充满紧张不安，毫无幽默感，是那种中国式的笑，仅仅是对一种不舒服的状况作出的反应。要区分这种笑声与正常的笑，并不困难，但无论如何，它总是让外国人的脊柱上一阵发凉。学生们低下了头，而亚当迅速转变了话题。那一天的课，长达两个小时。很难谈及那个话题，而我们一直也没听到多少信息，因为没有一个学生很了解珍妮。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乃是在夏天里，她跳下了一座桥，在她的老家。当中国人自杀时，选择从什么东西上跳下是很普遍的——河梁，建筑，山崖。有时在乡下，他们会吃农药。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比较彻底的自杀方式，相比美国人而言，尤其是美国女人，她们常会吞安眠药，而通过洗胃又救过来了。中国女人比中国男人更易自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案例发生在中国，女性自杀的比例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数量高过男性的国家。（这些数字从哪里来的，何伟没有解释。关于女性自杀的数字，我觉得显然太高估了，但也和中国信息不太透明有关。在全球来说，中国的城市女性地位不算低，然而乡村的情况，我不了解。）在涪陵，有许多的迹象显示出女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亚当与我都有和生活失衡的女人打交道的古怪经历。在我们的头一年里，一个女孩新生常躲在亚当的公寓外，她指责他，说他爱她。亚当想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这么想，而有时她说是从自己的身体内听到的。另外几次，她编出个故事，说傅主任召集了一次会议，告诉所有同学亚当对她有意思。一次她愤怒地指责亚当，说他太怯懦了，不敢去追求她，她还说，像所有美国人一样，他是个懦夫，和骗子。我有我自己的麻烦，那女人叫欧小姐，在下城区一家百货公司工作。她四十多岁，未婚，而她总是在奇怪的时间打电话来——早上六点钟，她会邀请我去看她。她给了我礼物：筷子，书，手织的毛衣。她是一个和气，无害的女人，起初时我想要表现得友善些，但很快，她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就叫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周，她会写诗给我，从英文书上抄的，或者翻译她自己写的。“我们一同开启未来的梦想吧！”有一次她写道。“和谐的家庭环境，乃是事业成功的致命因素。”偶尔，她给我发较长的信，其中一封标题为“让爱情之树常青”：你应该充分了解到，女人乃是男人力量取之不尽的源泉。她可以影响他，给他自信，带领他，让他兴奋，她可以让怯弱的人勇敢，让软弱的人坚强。这都归结于女人发掘出她自己的巨大潜力。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她可以影响，鼓励，给你作为榜样，以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让你一生受益。男人应当进入这所学校，来修炼自己。有理想的男人是最强有力的。涪陵的女性似乎远比男性容易感到孤立，沮丧，但我难以找出这不快乐的背后原因。两性关系是难以充分了解的，因为这些是敏感，私人的话题，而我是个外来者。但即便从我的这种远距离，我也察觉到了一个巨大鸿沟，在当地女性与男性的生活体验之间。我特别注意到了他们与金钱关系上的区别。以我的理解，在涪陵，金钱乃是雄性的——我总是很自然把它跟男性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程度上，它还跟代表了当地男性气质的穿着规则产生了连系。城里的男人几乎从来不穿短裤，不管天气多热，在凉爽的季节里，他们小心地穿着西式风格的外衣（西装），把牌子的商标显眼地留在袖子上。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穿着闪亮的丝绸衬衫，轻薄宽松的聚酯纤维的裤子。他们把BP机和手机显眼地挂在皮带上，而皮带在他们窄窄的腰上围个一圈半。他们把钱装在肥大的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相当挑剔——多数男人穿深色的露福鞋（平跟船型鞋），总是擦得晶亮。这乃是我跟城里一群混得好的男性朋友吃饭时常干的事儿：我们先是把鞋擦亮，所有人坐在一排小凳子上，然后我们才去餐馆。有些涪陵男人会把小指甲留两英寸长，因为这是他们不做体力劳动的标志。我的许多男学生有这种指甲，在他们那因为田间劳动而粗糙的手上，看起来女气地很荒唐。但没有一个学生打算回到农田里去，而他们的指甲乃是生活往前进步的清晰指标。涪陵多数长指甲的男人都在这类过渡的阶层中；他们往往之前是农民，而今找到了成功，做了的士司机，公务员，或者小企业主。真正富裕的人很少会留指甲，因为他们的财富已够明显了，在他们不菲的服装和手机中。小指甲，像许多男性配饰一样，代表着钱——不骗你说，银行与商店里的男人偶尔会用其长指甲去数钞票。涪陵女人也有她们那种饰物，来显示其来自上等阶层，但总体来说，这些展示不像男人那般露骨，那般物质化。上层的男人甚至在拿皮夹的动作中，也比女人要显摆得多。当其中一个男人付账时，他会卖弄着打开皮夹，让旁边的人看见里头厚厚一沓现金。很清楚，男人控制着大多数的钱——他们挣得快，花得快，谈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多，她们不太可能去做生意，或者找到收益可观的独立工作，比如开的士。到得最后，钱对男人来说，就只是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前涪陵的男人是什么样，因为如今的情况让我吃惊，金钱已经成了他们身份中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而它也可能是相当乏味的部分，至少在我眼里。在涪陵生活一年后，我发现我最不享受跟某个的特定的社会群落打交道：年轻有钱的男人。那里当然会有些例外，但当我试图来给这个群落做平均定义的话，我所见的是这么一个男人，他被一系列相当狭隘的目标与愿望驱动，成了某种男性气质秀的滑稽讽刺漫画。他倾向于对买BP机和手机相当热情，而他努力工作，是为了收集不断升级的VCD与卡拉OK机。他不停地抽奇声香烟。他喜欢大声说话，而且他对面子非常在意，有点趾高气昂的作派。在周末，他又会和男性朋友加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拼酒大赛，彼此挑战，一杯杯地干白酒。如果他想要些不法的乐子，他会到卡拉OK吧或美发厅去找妓女。我意识到，我有点偏见，不太公平，在涪陵第二年的生活里，我与几个富有的年轻男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不在那种刻板类型内。但不管怎么说，我发现跟中低层的人交朋友是最容易的。我跟孔老师那样的人在一起时，感觉舒服得多，他会思考，有趣，一点儿也不物质主义，而我多数的男孩学生也没有涪陵富人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劲儿。即便黄小强那样的小企业主，他显然花很多时间去想钱，也不会去展示出那种男子气的正面造型，而它在那些相对有钱的男人中乃是普遍标准。事实上，这种正面形象通常薄如蝉翼，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刺破；但我还是没有那个耐心。除了少数特例外，我基本上把那一整个阶层的人都省略不提。（何伟关于中国写作的志愿，乃是着重AVERAGE PERSON，普通人，老百姓。所以他的书中几乎从不提到任何中国当代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而他显然不是没有跟那个阶层的人交往过。涪陵后，他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而美国记者很容易跟中国名人打上交道，跟他们一起吃大闸蟹啊什么的。何伟自有他的厚度与自信，当然，他的写作主要是给美国读者看的，这也是原因之一。）我产生这种偏见，还跟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涪陵的行为有关，尤其当我参加那种男子气例行表演的时候，而那种活动在当地中上层的男性生活里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在我们的第二年里，亚当与我都对宴请活动厌倦了——毫无意义的斗酒，不停的恃强凌弱，那白酒策略。在头一年里它还有点娱乐性，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交活动极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忆。但它们也是最让人尴尬的。在第二年的圣诞，学校举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个重庆代表团的干部来了。随着酒精流淌，很难想象还有一个比这更吉祥的巧合，圣诞与干部——那就像把太阳系九颗行星排成一列那样。（十字是不详，成列是吉祥）。从我听说这次活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丑陋不堪。酒局上的干部超过了三十个，而到了节日宴会结束时，亚当与我用四川话发着誓，拿着塑料玩具枪彼此发射，在餐厅里。至少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我对那最后的两个钟头已失去记忆了，只是从桑尼和诺林那里听来的（她们也去参加了宴会，虽然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亚当与我身上。）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我醒来时可能会满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一点儿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伤，但我知道没必要道歉，因为根本没人会那么想。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曾在过去一年里，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头蠢驴，毫无疑问，由于亚当与我的失控，他们昨晚的娱乐很是升级了。毕竟，玩具枪就是从那儿来的——一个到访的外国朋友推荐了那个礼物，而干部们马上发觉了他们作为圣诞礼物的潜力。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放到我们的手中。在涪陵，酒精总能作为男人行为不当的有效借口。在头一年里，一次我独自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个喝醉的体育系学生来到我的桌边，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们，但他们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挤，而笑声越发大起来。最后我站起来，有一阵好似免不了要开架，但食堂的员工跑过来，把那些学生给推走了。但他们仅仅做了那个——他们没有记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们确保学生离开后，向我道歉，解释说那三个男孩喝醉了。在他们的眼里，就只需要说那么多了——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男人的酒局是偶尔会导致挑衅行为，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长与无聊。当我回头看第一年里的那些场面生动的酒局时，当时文学杂志要找我去写关于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许多浪费的机会。那桌上满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几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赛老师喝酒上，而他并不愿意喝啊。它让我想到了高中时的PARTY，只不过这些男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在第二年的圣诞宴席后，亚当与我终于采纳了和平队最初的建议，拒绝再去参与任何拼酒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