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北部变得益发荒凉，狭窄的峡谷两旁遍布住人的洞穴。路边的河流只剩了一条小溪流，在炎热中，所有的生命都以这脆弱的流水为中心：农民们在打水，女人们在洗衣，光屁股的男孩在浅浅的小池子里游泳。在河流的上方有农田，装饰以满是尘土的标语牌：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质量。在这种地方也有人住，就是对中国一个很大的说明，而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也需要控制人口，则说明了更多。在五个小时后，我就看够了。这里的炎热乃是残酷的，整天都只见尘土，公路在建设当中，而破烂的巴士上拥挤不堪。但除了继续坚持外，无事可做。几乎我在中国的每次巴士旅程都是如此——都要比我可以忍受的程度加上一倍。而且，我还知道在回程时我依然要体验这个，而我无疑要在榆林付出一个荒唐的价钱，去住外国人住的三星级旅店，我真希望我没来。我在日落后抵达了，见到了一家汽车站边的廉价旅馆。我的导游书上说，这里只限中国人住，但我想试试看，反正没任何损失。在我走入时，工作人员惊奇地盯着我。她慌乱地向我挥手，示意我走回门口，她的双眼张得大大的，说不出话来，仿佛吓傻了。“我能说中文，”我说，而听到这个时，她的震惊让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最后，她恢复了一点，问我想要什么。“我想住在这儿。”“外国人不能住，”她说。“你得去另外一个旅馆。”但她还是那么震惊，态度并不粗鲁，不像那种拒绝给你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态度。这让我想出了个点子。“他们已经修改规定了，”我说。“外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一样住了。”她的眼睛恢复正常了，但她还在听着。我找出我的汉语课本中的一些词汇来。“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法律，”我说。“在北京，他们修改了法律。你听说了没有？至少对于教师来说。外国教师可以住在中国的旅馆里，因为我们住在中国，而我们的工资和中国人的一样。看——这是我单位的卡。”我给了她我红色的单位卡，我的浅绿色的外国人居留证，我的深绿色的外国专家证，以及我蓝色的护照。这些卡形成了色彩缤纷的一堆，她的眼睛慢慢扫过，崇敬之情有若滔滔江水。官方文件正是中国人的软肋，他们总是很喜欢看我身份证上那黑白色的洋鬼子照片。她非常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然后给了我一份入住登记单，给了我一间两美元的屋子。在那个夏天余下的时间里，无论我碰到了什么麻烦，我总是提到人民代表大会，这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伎俩。最后，我终于理解了，我的课堂上学到的所有政治术语，有其意义。第二天的上午，我找辆的士去往榆林的北部，在那儿，长城从沙漠里穿过。游客们极少来看这儿的长城，因为它没被修复过，而陕西北部的道路太糟了。在我的导游书中没有提及长城，但我有份地图上，清楚标出了这处遗址。的士车把我带到了一处巨大的明朝碉堡，在城外五英里处，那儿是榆林灌溉用地的终止，而是沙漠的开始。从碉堡最高的那座烽火台，视野延伸出几英里之外。偶尔那贫瘠荒芜被一丝绿色所中断——一排树木，一块孤独的田地——然而绝大多数都只是沙土，低矮的棕色沙丘，以及无垠的发呆的天空。早上九点，太阳已经很热了。我望向那片空无的景象，望向那低矮的地平线，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里筑墙。即便这里没有蒙古人的威胁，光是这片土地那单调无聊的可怕，就足以让你要建点什么了。墙在碉堡的东西向展开。西向，它一直延伸到嘉峪关，在甘肃北部的山岭之中。东向，遗迹一直延伸到山海关，在黄海的岸边。所有人都说这两处终点间的长度大概是超过了1500英里，而榆林大概位处正中；但这长墙未被完全测量过，没有人知道其实际的长度。我站在这沙漠中的碉堡上，望向那沙丘上的的热浪，我决定走向海洋。我系紧了我的鞋子，沿着遗迹东行。大多数的墙只是三英尺高的土梁，被风沙侵蚀了。每隔两百码，我会经过一处烽火台的遗址——一堆破碎的二十英尺高的土堆，在燃烧的太阳下一无所用。我沿着墙，穿过了一家砖瓦厂，然后墙蜿蜒越过了一处灌溉沟渠，又穿过一块玉米田。接着，一个沙聚的山丘吞没了土梁，我只得绕过，直到看见了远处下一个烽火台。附近有一片种植的杨树林，树木很瘦小，在陕西的太阳下显得非常脆弱。长城下沉为一英尺高的土丘，孤独地往远处延伸。这是一片残败的，拼凑的景观，而在沙丘与死寂的棕色地平线面前，绿色的玉米田与杨树林背后的辛勤劳作看上去也将只是浪费而已。同样的，损毁的墙则是另一种浪费的明证，因为明朝的统治者建筑了碉堡以抵抗外来者，其实双方的关系却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更好地处理。而这东西的规模——它小得那么可怜，大得那么惊人；既可以被我一步跨过，又能延伸千里——都显示出，中国人在一个糟糕的念头指导下，可以走得多远。（何伟说话有时毫不客气，以我的经验，这倒不代表什么恶意的出发点。因为西方媒体往往在批评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时，都采用一样的态度。若尖酸是某人或某报纸的风格，那么无论说的是谁，都是一样的尖酸。另外，英文中的GREAT WALL，大家都明白，意思乃是“大墙”，跟我们的“长城”概念很有内涵的差异，因为“墙”意味着自我封闭，以及与外界隔离，缺乏沟通，了解，甚至排外的态度。是以我在翻译中，有时也根据文章内容所需，用“墙”这个字眼。当然中国历史上，不是一味排外的，比如隋唐，中国的文明，也绝非向来不与外界积极互动。看历史，不当以基因论的观点来理解。我是很反对动不动就说“中国文化”，“国民性”的，非常不科学，缺乏历史感，我只能这么想。尽管有时何伟的写作也不无如此。）尽管长墙失败了，然它现在有了巨大的价值，这点看起来也非常的中国。这成了也许是最强有力的民族骄傲的象征，没人将其与一些负面的元素相联系，比如孤立主义，比如顽固不化。电视台老放一段在长城上拍的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它欢庆着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人民共和国的幸福生活。“爱我中华”是一首可怜的，让人腻烦的歌，但就和电视上许多糟糕的音乐节目一样，它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我总是一直看到那悲惨的结局。那歌曲的结尾时，特别选了少数民族的代表在长城上载歌载舞，穿着传统服装，唱着他们多么爱他们的中国。每次我看时，我都想：你们的中国修筑了那城墙，为了把你们给挡在外面。电视上似乎总有那种玩意儿——几乎每天的每个时辰，你都能找到个频道在播放着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西藏人。这种娱乐节目总能以它极度的伪善把我给惊着，直到下一年，我从中国回国，在密苏里一家公立的小学里教书，那儿的孩子们在欢庆感恩节，所用的一些传统故事中说着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美好友谊。我意识到，这种神话能代表中国与美国的一些联系——两个国家都那么傲慢自大，从而把他们那最大的失败给扭曲成了自豪的源泉。现在，我想到了，我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过几次印第安人跳舞。但就像感恩节一样，长城的重要性已经不限于起初，现在它只是意味着伟大。许多关于它的描述都是假的——说它有两千年的历史，说它能从太空中看见——但事实已经不再重要。即便作为中国闭关锁国的隐喻，它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因为每个外国要人都被带去看北京郊区的长城，而每个外国游客都游访过它。它成了开放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魅力点，一座桥梁而非一道城墙，它让中国人向外来者介绍其国家的光荣，引发对其过去辉煌的追忆。不再是摈野蛮人于外了，它确保了他们在抵达中国后，产生一种敬意，由此看来，它的建造并不真的是浪费。虽说又花了五百年的时间，但最终，中国人从长城中找出了一点用处。同样的，我知道那沙丘中辛苦耕耘的玉米田也并非全然是浪费；它们总会存留下来。我沿着墙往东走了一个小时。有时我走上墙顶，灰土堆积在我的脚边。我又穿过了一组杨树林，吓跑了树丛下的一个农民。蜥蜴爬过沙地。我的水用完了，于是我掉头回了碉堡。在榆林，我意识到我的中国生活过了一个弯角。身为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地方生活从没容易过，压力能让人筋疲力尽——那些叫人紧张的过多的关注，持续不断的嘲弄的叫喊，种种对外国人允许和不允许做的事情的斗争。但这些麻烦也有它另外的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着无穷的好奇，一旦交谈展开了，他们对我比对一般人要好得多。这点和美国非常不同，在那儿，你不会因为某个人看上去陌生就对他大叫，但同时，你可能也不会走上前去和他说话，向他表示善意。在春季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些好处已开始超过了那些困难，最主要的就是培养耐心与信任。我得让事情发生——如果某人向我接近，我就和他说话，而且我接受几乎所有的邀请。我不能期望去控制所有的情形，而且我不能总是怀疑别人的动机，那些动机几乎全是善意的。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需要一点的被动姿态，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人，所以我花了大半个春季去适应这个角色。在榆林，我终于找到感觉了——最终，我接受了这一点，就只是让事情发生，往往就是最好的事。（太公钓鱼）其中的一个关键乃是时间，而我在中国有的是时间。即便在涪陵教书最忙的时候，我也总有许多的闲暇时间，因为在美国许多占据我时间的事儿都没了：家庭，朋友，熟悉的日程活动。我没法上网，也花不起钱打电话。我可以写信，然而邮政服务那么的慢，通讯几乎没有。当我的姐姐在头一年的秋季生了个女儿后，我直到过了三个星期才知道。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可能会叫人受不了，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解放，有数不尽的午后时光，我只是拿份报纸坐在茶室里，跟任何一个亮相的人聊天。这也成了我旅行时的日程安排；去到一个新城市，我会找一个公园什么的地方坐下来读报，直到一个本地人停下来和我聊天。沿着墙走了一阵，我坐到了明代碉堡的阴影下，写我的日记。几分钟后，三个年轻的女人停下来，问我来自何方，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们先前是中学同学，如今回来做一个团聚。另外一个同学和她的丈夫在路的不远处开了家餐厅，她们邀请我去共进午餐。当地的特色菜包括猪肚一类什么的，是以我们边吃边喝着榆林啤酒。她们中没一人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要跑那么远到榆林来，直到我告诉他们我住在四川。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出这解释了许多。“四川人非常狡猾。他们的女人名声很差。”“四川人不像我们陕西人那么有文化。你知道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么？”“你去过西安么？那是我们陕西的省会，是中国的古都。这就是我们的话比四川话容易懂的缘故，因为我们的方言曾经是中国的标准语。北京的普通话和我们说的话很相近。四川人说的话很糟糕。”她们关于方言的话是对的——在陕西旅行，的确是把语言的重负从我胸中消解了。然而他们其余的言论在我看来不容易接受，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总是对本国其他地区的人抱有很强的偏见。在我离开涪陵前，廖老师给了我一个关于陕西省的仔细介绍。“我希望你去趟西安，”她叹道。“你可以见到兵马俑，秦始皇墓，还有碑林。你很幸运。但是北方人跟我们南方人很不一样。他们比较高大，你知道，因为他们吃麦子而不是米，而他们的女人不像四川的女人那么漂亮。那是因为太阳晒得太厉害，而且有太多的风沙。所有的北方女人皮肤都很糟糕。”听到陕西女人批评四川，让我想到了廖老师所说的，我想，作为一个忠诚的学生，只有把北方的缺点讲出来才是对的。“在四川，”我告诉那些女人，“我的有些朋友说南方比北方好，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们说北方人皮肤不好，因为太阳的缘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那是他们告诉我的。”她们没一人感到意外；显然她们已经听过这套，早预好了防卫。“在北方大多数地方，那是真的，”王瑜美表示同意，她是三个女人中最健谈的。“但榆林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水。我们这里的水非常，非常好！它是从地下深处冒出来的，人们说，因为水的缘故，这里的女人很漂亮。所以即便阳光厉害，我们的皮肤还是很好。看看——我的皮肤并不黑。”我得承认这是真的——王的皮肤并没什么问题。而且我想，如果你能把榆林的水运输到涪陵，无疑将得到中国最漂亮的女人，也许是整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因为那大山与大河，以及沙漠深井中的水。在午饭后，我们跨过街去到对面的佛寺，让郭晓青去那儿算命，她是这些女人中唯一未婚的一个。在我们进去时，那和尚正与一个年轻男人相互叫骂。和尚给年轻人算了一个下签，是以他不愿意捐钱，在其后的争吵中，年轻人打翻了庙里的一些东西，而和尚打了他。那和尚，年纪大约六十多岁了，站在庭院的中央，晃着他的拳头。那年轻人的朋友在劝解他，而他则向和尚骂着脏话。现在天气已经非常热了，女人们和我坐在庙堂一旁的阴影下，等待着争吵结束。公众场所的这种争吵，一般都有两幕。那年轻人被他的朋友拖出了庭院，然后，他又奋力挣扎出来，再次冲回了庙里，在那儿又跟和尚对骂了五分钟。很明显，这年轻人并无意图要伤害和尚，而现在要改变命运也迟了，他只是要挽回面子。而他的朋友笑着，把他推出了门口。在他们走后，我们一直等到他的叫声消失在了远方，显然不会再有第三幕上演了。我在涪陵看到的有些骂战有太多幕的上演，有时甚至连棒棒军都看腻了走开。这场骂站不是一个特别吉利的征兆，但郭晓青已经二十六岁了，已经感觉到了时间的压迫，决定继续她的算命之旅。那和尚收拾心情，做了祷告，叫郭在佛像前磕头三次。他敲着一只钵，然后给了她一个装满了木棍的竹筒。她摇着签筒，直到有根签飞出来，和尚看了看，向她解说了命运。他说她很快会结婚，也许就在今年，所有人都长出口气。王给了和尚十块钱。他笑着目送我们离开。我们走在通往赤壁谷的路上，在这儿，有些道教与佛教的寺庙的历史超过了一千年，它们挖在砂岩石的崖壁内。在峡谷的中央，有条清澈的河流过。我们脱了鞋子，在浅水中淌淌，然后便坐在了荫凉中。在河的对面，有六个年轻的农民在野餐。他们是二十出头的男女，在中饭后，他们在河中泼水玩，男人追着女人，女人们惊声尖笑。“你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地方么？”王问我。我试图去想象这样的一次团聚，在美国，随机找到一个外国人，花一天时间跟他在一起，只是出于好奇与善意。“没有，”我说。“这和我的国家很不同。”我并不想离开榆林。旅店不错，尽管白天很热，夜晚却是沙漠特有的凉爽，睡觉从没有问题。早晨总是令人愉快，每天我都早早醒来，看着主街上的交通人流。老人们在清扫门前，女人们在主街上拉着牛奶车，而夜里的拾荒者朝乡下的方向走去。收废品的男人拉着车，手里摇着个小小的拨浪鼓，来吸引客人。马拉的车往小餐厅里运送煤炭，而太阳明亮地升起于建筑的瓦顶，缓慢的，这尘土飞扬的城市热起来了。榆林的主路要经过三座明朝的塔楼，而街上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可以追溯到至少是清代。榆林的古城墙依然完整，有二十英尺那么高。我从没在中国见过保存那么完好的古城，然而城里没有其他一个外国游客。每一天我看着早晨的街道，直到温度转高，然后我会买点酸奶，找一家有凉棚的餐厅，吃花卷，读一份报纸。有一天，我从一个老人那儿买了酸奶，他非常兴奋，向我示意等着，他跑回了家。回来时，他带着一本中文书，他不出一声递给了我。我打开来，尝试去读第一页。其中有些字我不懂，但可以明白个大概——什么关于开始，关于大地与水，关于光和暗。那老人耐心等待着。我继续往下读，然后我明白了我正在读的是什么。我抬头看着那老人。“你是基督徒么？”我问。“是！”他脸上放着光，握了我的手。“这本圣经是那儿来的？”“我们瑞典的朋友给的，”他说，我猜想那肯定是路德派的传教士。我告诉他在孩子时，我曾经住在瑞典，那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也是基督徒。“我是天主教徒。”“差不多，”他说。“那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部分是一样的，不过你们更信仰玛丽一些。”他关于圣玛丽的话是对的，无论如何，他看起来很高兴碰见我。他姓罗，而且他邀请我迟点再回来，可以让我见见他的儿孙。罗家住在主街上，一个传统的四合院里，几座砖房围着一个中央的庭院。现在，那里住着家庭的七个分支，所有的人都姓罗，而这建筑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大变过。在老人的家里，人们依然睡在传统的炕上，一种旧式的砖床，在冬天里用煤取暖。他告诉我，他的先人乃是来自西安的士兵，在1700年代派来这里对抗城墙外的蒙古人。他们来到这里驻扎，是为了将外国人挡住，而他们的后人还是受到了外国的影响——传教士在解放前将老人的父母转化了。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挂在他的老炕上方，一个奇特的文物。老人的儿子叫罗小雷；他年纪在四十多，在本地编辑一个文学刊物。他的女儿刚从榆林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毕业。他们都是友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我呆在榆林的那个星期，我每天都去他们的家。他们经常给我一份早餐，吃完后，我们会坐在他们起居室的阴翳下喝茶，吃西瓜。罗小雷在文革期间蹲了五年牢，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以及基督徒，而他的父亲被发配到沙漠的偏远地区呆了十年。老人对这段经历没说多少，除了工作很辛苦而且毫无意义之外。这通常就是人们关于那流放生活的描述——被浪费的时间乃是最糟糕的部分。我发现和罗家人坦诚交流很容易，因为他们的经验使得他们不那么轻信，也因为我不久将离开这个地方。这就是旅行的最好的那部分——我不需要为我所说，所做负多少责任；我可以随便晃荡，碰到任何人说任何想说的话。这跟住在涪陵不同，那儿人们会跟踪我的记录，而且我总会想到我还有一年时间要呆在那儿。在中国，有一个家当然会带来不少好处，但也有些缺点。一天下午，罗小雷问我，对于在中国教书我有什么想法，我意识到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多数时候我还是很喜欢的，”我说，“尤其是我喜欢我的学生们。我觉得他们比美国孩子更尊重老师。我教的是文学，那也很好；我的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喜欢诗歌。但我不喜欢学校里的政治体系。这很难解释——有时这体系会影响到我的学生。许多人的想法都是狭隘的。”孔老师教给了这个词，在接近学期末的时候，而它总结了涪陵生活的许多困难之处。罗小雷点点头。“也许因为他们还不习惯与外国人打交道，”他说。“在中国的偏远地区，你知道我们没见过多少外国人。”“我知道，但那儿还有些别的问题。他们的书很烂，有时他们所学的不是事实。”我问他坐在身边的女儿，他们在中文系里学不学孔子。“不，”她说。“但你们学马克思？”“是的。”“这和涪陵的情况是一样的。我的学生学习莎士比亚和马克思，但他们不学孔子。那些是外国的观点，而孔子是你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没人再去学习他了。”“你在美国的大学里也学马克思么？”她问“是的，但就一点点。许多美国大学生都会学，因为他是个哲学家。”“你们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怎么想？”“多数人会觉得有趣，但不是很…”我在搜索这个词汇，而她知道我想说什么。“实用，”她说。“是的，不是很实用。”“我同意，”她说。“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学习都是浪费时间。”她掠起脸上的头发，望向她的父亲。他在想着些别的什么，然后他意识到了女儿期待他回应，微微一笑。他是个灰发的男人，戴着圆眼镜，眼里亮闪着回忆。“是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没什么用。”而他自己的父亲，坐在荫凉处吃着西瓜，没有说话。我的榆林的日子跟随着一个惯例的日程，在上午拜访罗家，下午在一家小餐厅吃饭。那餐厅的饺子不错，还有便宜的当地啤酒，而那店主是一个风格强悍，不说废话的女人，在男人下班后喝酒的地方常能见到的那种。她戏弄我，说我的口音一半外国腔，一半四川腔，只要一有客人进门，她就开始宣告我的重要信息：国籍，年纪，中文名字，单位，以及工资。通常客人们会对我的工资之低发表评论，然后买一瓶酒给我。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我会解释和平队的性质，而我们是来帮助中美建立友谊而非赚钱来的，这只会鼓励人们给我买第二瓶酒。我想要付第三轮的钱，通常以失败告终。在那之后，我们会握手，说些改善两国关系的话，然后我会回到旅店里，睡到夜凉。我在榆林的最后那天，有两个将近三十岁的男人进了餐厅，开始给我买酒。其中一个姓王，一个姓赵。他们说我可以叫他们同志。那天是礼拜五，他们刚刚上完了早班，在附近的一家工厂。我们每人都很快喝完了两瓶啤酒，在接下来的一瓶，那两个男人开始脸红了，讲起中国的历史故事来。王同志告诉我禹帝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治理黄河的人。这个故事我曾在教科书里学过，运气很好，因为王同志讲着讲着就混上了方言。我不断点头，表示我听懂了，而每过一阵，赵同志会插嘴：“说普通话！你说方言他不会懂的。”王同志会点点头，说上几句普通话，然后又转回方言，关于禹帝英雄般地建起了沟渠和防洪堤，在黄河的两岸。这故事的要点在于，禹帝干得那么勤奋，以至于他经常经过家门口却无暇停步拜访。这真是个要命的工程，控制黄河。最后河流受到控制了，而王同志坐下来喝光了他的酒。他们买了许多瓶酒，我们的桌上满是空瓶。中国小餐馆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不会清理那些空瓶，直到你离开，那就意味着路过的人可以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个下午搞了多大的破坏。这显得很有面子，而我们今天干得不坏。“你听懂了这故事么？”赵同志问。“你不懂，是不是？他总在说我们的方言！”我说一切都很清楚，然后从我的课本里背出了那些段落。“你看，”王同志胜利宣告。“他全部听懂了！”突然，有一股急迫的需要，王同志要向我展示他的投资，在街下面不远处，店主同意帮我们保留桌子。他们都是高大的男人，而我走在他们当中，三个人踉跄走在鹅卵石地上。在经过罗先生的摊档前，我向他招手致意。我不知道我们要到那儿去，或者那投资是什么——他们只是说我们要去看看王同志的投资。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在酒后我们出着汗，在街上走着。我们进了一个门口，爬上了狭窄的楼梯。在二楼，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一个小女孩穿着轮滑，在硬木地板上转圈。“这个，”王同志说，“就是我的投资。”他骄傲地看着溜冰场，然后跑去了柜台，跟工人说话。“这投资太大了，”赵同志悲悯地低语道，当王同志出了接听范围。“他借了很多钱。他永远还不了！”我能看出王同志在跟工人说着我，我有点紧张，想听听。“他们没有多少顾客，”赵同志低语道。“昨晚，这里有人打架，一些玻璃碎了。他要亏上很多钱！”王同志拿着轮滑鞋来了，递给我。“来，”他说。“你来滑。现在。免费。”我结巴了，解释说我不会玩这个。“你当然会玩！”王同志说。“这是从你们国家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有点腿受了伤，而他们则提出带我去看医生。街下面有一家，赵同志说，而中医乃是非常有效的。我解释说我了解中医的好处，因为一个中国医生叫我多坐少动，避免像轮滑这样的运动。在许多礼貌的建议与抵抗后，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回到餐厅，坐下来，继续喝酒。他们看上去没觉得不爽；王同志很高兴他给我秀了他的投资。空瓶子还在桌上。我们又喝了一轮，王同志盯着我的眼睛。“何伟，”他叫着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唯一一次看到美国人，是在峨嵋山上，我的印象很不好。他很肥，而他总是使唤别人。‘做这个！做那个！’有工人抬着他上山，好像一个大地主。但你不同——在碰到你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很坏，但现在我知道不是那样的。”我被感动了，为自己那个医生的谎话觉得愧疚。但这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白谎，也许那也行了。我谢了王同志，相互敬酒。“还有，那个峨嵋山上的美国人很白，”他说。“他的皮肤那么白，长得那么难看！但你其实有点黄——你看上去像中国人。你的皮肤比他好多了！”那个夏天，所有事情都进行得很好。我在西安的一所大学学习，课程不是很难，而这城市有许多的公园，我可以在那儿买一杯茶，和当地人聊天。每天，温度都是摄氏三十五度。政府好像有一项政策，如果温度到达了三十七度，则所有人都要放假，是以他们总是宣布说官方的温度是三十五度。我经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到兴庆宫公园，在那儿要杯茶，向工人们询问气温。“三十五度，”他们会说，用报纸扇着扇子。“昨天的温度呢？”“三十五度。”“你觉得明天会是多少？”他们会转转眼珠子，告诉我去喝我的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什么笑话。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来控制气温的国家，虽然两年后，北京的气象台终于开始宣布真实的气温了。当地的报纸欢呼这一发展，作为是迈向对市民说真话的重要一步，也许它的确是的：今天是气温，明天是天安门事件。但政府也让大家明白了，放假的政策不过是神话而已，所以新的温度没有带来任何假期。它只是意味着你知道了到底有多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