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他拉着拉拉车走了，我和自己其余的行李待在房间里。晚饭时间一到，他就来了。我说自己不饿，他对此全然不理。我们进了一家维吾尔餐馆，有抓饭、羊肉和葡萄干。他想看看小象的照片。我把钱包放到餐桌上，钱包里有一张我们的照片，是我上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在慕尼黑的自动照相机上照的。照片是黑白的，我俩的表情都傻透了。看见它，我的心猛一扯。“也没多好看嘛！”申叔叔说着，笑声有些过分响亮，“像她这样的，到处都是！你看这鼻子，确实不怎么美观。”“申叔叔，谢谢你，我知道你的心意。”我应道。这天晚上，申叔叔把我送回宾馆后，我又出了门，给小象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我要去慕尼黑。她的回复是，我去不去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站在小巷里，周围很暗，从几扇窗户里透出灯光，还有几扇蒙上了雾气，有人在煤炉上烤羊肉。行人往来，成群结对或独自一人，我孤单地站在中央。申叔叔打来电话问我在哪儿，叫我快回宾馆，几分钟之后，他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怀里抱着一只小狗。“来，我老婆的狗。”他说着，把它放到地上。这狗简直就是一根神经质的棕色肉肠子，我坐在床上，它就在地上蜷作一团，不断试图跟我的腿交媾。申叔叔坐在沙发上，欣慰地看着我。“你终于又笑了，小子。”小狗把我整只手都舔得湿答答的时候，他说。第二天早上，他拽着我去吃早饭。等我吃完，他便指了指我的头说：“小子，是时候了。”我咽了咽口水，我知道它迟早会来，但自己还没准备好。“我做不到。”我哀求道。四十五分钟后，我的头发和胡子都被剃掉了。坐在理发店里，我身边围着好几个人，一个个都兴致盎然地看着老板用推子推掉我剩余的碎发。镜子里，与我对视的这张脸孔晒黑了，眼窝深陷，我突然觉得头很轻。我朝四下望去，有些无助地找申叔叔。他一惊，笑起来说：“原来你还真是个小伙子啊！”朱辉打来电话，他的火车刚到，正在过来的路上。一见我，他便大声笑了起来。“小雷！”他喊道，“从北京到这里这么短的路，你花了一年才走到。现在我们终于见面了，你还哭丧着个脸？”他带我去商场买些新的衣物，运动鞋、外套、裤子和衬衣。将它们都穿到身上，我看着镜子里的我，觉得比上午在理发店里更加陌生。这是我在新疆的最后一晚，我们一起进了一家门面很大的火锅店。“火锅，跟当时在固城一样！”朱辉说着，眼睛一闪一闪。我们总共六个人，他还请了自己的朋友。我们吃着，喝着，申叔叔表扬起我的好胃口。我说到自己一年前怎么从北京出发，因为我想经历点什么；说到我起初怎么认识朱辉，怎么认识申叔叔，后来怎么跟谢老师、跟我弟弟走戈壁滩；说到小象，说到我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说到我明天要飞去找她，就为至少再见她一次。等我说完，朱辉的一个朋友站起来，端举着杯子，已略有醉意。“我们的德国朋友雷克，”他说，“我很高兴我们中国有一个姑娘能让你产生这么真挚的感情。但愿她能听你解释，无论你以后留在她身边，还是回来继续走，只要你开心就好！”我举起杯子跟他碰碰。火锅在我们中央翻腾，桌上其他人都注视着我们。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便说：“谢谢，哥们儿。”我的飞机上午起飞，朱辉、申叔叔和我站在乌鲁木齐机场大厅里，他们俩坐出租车送我过来。“你还会回来吧，小子？”申叔叔问。我说我不知道。“这样吧，”朱辉说，“先回去看看再说，其他的一切反正也跑不了。”在飞机上坐定后，我给谢老师打电话。运气不错，一下就接通了。“谢老师，我在飞机上。”我说。“小流氓！”他心情愉快地叫道。那一刻，那感觉又回来了——和他一起走在路上，脚下是整片戈壁。马蹄莲Zantedeschia aethiopica是一种温柔得如同忧伤舞者般的花，它原产于非洲南部，喜温湿气候，全世界都有栽培，它的中文名是马蹄莲。八月里的一个晚上，我跟小象走在闷热的成都街头。因为正要去吃晚饭，我把相机留在了宾馆，我把她的手拉在手里。路过一家花店，她停下来，指指店里。店门敞开着，我看见一根根细长的花茎伸展在霓虹灯光里，白色的花冠有如高脚酒杯，柔嫩动人。“这是我最喜欢的花。”小象说。她知道它的德语名字，但发错了音，念成了那个帮我寄带鱼给她的朋友的名字：喀娜。回到慕尼黑，我住在李露父母家。他们出门旅游了，我拿到了钥匙，一个人住在这里。每一天都是一样的，起床、洗澡、出门、散步。路过花店，我问老板要马蹄莲，最好是白色的，带到小象住的地方，放在她门边。然后，我又像游魂般地走回去，穿过这座我上学时厌恶至极的城市。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她同屋发来的一封邮件。她说花很美，但小象现在根本不在家，她去看望朋友了。我买了缬草药片，为了能再次睡着觉。夜里，空荡的房子，我躺在床上，直盯天花板。两周前，我还在布尔汉家硬硬的地毯上伸直着腿。现在，我躺在床上，床很软，墙上的柜子里满是书，我本该为此高兴才是。整整这一年里，我只读了一本书，讲的是一个中国南方男人失去了自己的整个家庭，最后依旧找到了安宁的故事。11月5日早上醒来，手机里有一条小象发来的短信。她想跟我见见，在河边一家咖啡馆，两天后。我兴奋得欢呼起来。我走出门，吃了一大个汉堡包和一些薯条，还要了冰淇淋，我一遍又一遍地盯着她发的短信出神。见面，咖啡馆，河边。世界变了。这天夜里，奥巴马当选了美国总统，所有的电视频道和报章杂志上都是他的脸。他不断重复的其实就是一个词：“Change（改变）”。那张脸上洋溢着乐观。11月7日下午，我走进那家咖啡馆，环顾四周：木制镶板，吧台后排列的酒瓶，抒情的音乐，氛围时髦。我心想：小象，你怎么会选了这儿？我找了张桌子坐下，我早到了一个多小时。翻看酒水单：咖啡、果汁、可乐、水还有酒，一个个听似威士忌、朗姆、伏特加或者龙舌兰的名字婉转诱人。我要了一杯橙汁，去了一趟洗手间。喝完后又请服务员收拾了桌子，不能让小象发现我已经在这儿坐了很久。又翻开酒水单。我将小号字体印刷的标注与每种饮料一一对号，标有一的含有奎宁，二的含防腐剂。我朝窗外望望，又看看手机，考虑要不要再去一趟洗手间。然后，她来了。她站在门口，正四下望着。我挥挥手，她走过来，给我一个微笑，我几乎跌下椅子。我说：“你真美。”其实我想说的是，她美过整个世界。她穿着贴身的黑色，抹了淡淡的眼影。我注视她的眼睛，它们有如戈壁的夜空般，又黑又亮。她回答说：“你看起来也不错。”我假装看了看饮料单，然后说：“我就要杯橙汁吧。”她点了杯芒果汁，互换了几句客气的话后，她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头脑一嗡空荡地站在河边，哭。“我会等你的。”我对她说。她回答：“别等我。”我又跑回咖啡店里，她已经不在那儿了。我打她的手机，关机。慕尼黑的街道是灰色的，每一条都一模一样。还有两天是我的生日，我不想待在这儿。回到房子，我收拾好行李，打扫整理了一下，便扣好相机，背上背包，把钥匙扔进信箱，走了出去。门锁在我身后落下，虽然在这阿尔卑斯山北沿，在这座好似所有人都屡屡进山徒步的城市，我并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但我还是更愿走小道。在火车站，我买了一张去埃菲尔山区的车票。来自匈牙利的舅公的家在那里，我们每年都去过圣诞节。上一次我去，已经是三年前了。傍晚，我到达埃菲尔时，天色还早，舅母站在站台上。“Chrischie.”她叫我，和妈妈家的大多数匈牙利人一样，小舌音发得尤其突出。“你想吃点什么吗？”她问。“我想去看妈妈。”我说。妈妈躺在离舅公家不远的地方，我们爬上一段坡路，进入一扇敞开的门，走过一排又一排墓碑。每一次落脚，路上的石子都被压挤出咯咯的响声。我回想着自己上一次听见这声响是在何处，在周家兄弟的采沙场？还是在我为躲蜜蜂跑进去的那栋房子门口？我们在一块不大的天然石前停下，石块后有一棵小树，一盏永明灯亮着，肯定是舅母点的。我沉默。过了一阵，我才指着小树说：“它又长高了。”舅母瞅瞅我，我努力挤出笑，却没成功，我跪倒在地上。回到家，舅公给我们开门，见到我他很高兴，“你最近都在做什么，Chrischie？”他问道。给我一个用力的拥抱，左右脸上各一吻。这天晚上，我们很晚才睡。我们坐在厨房里，有表皮香脆的面包、奶酪、甜椒和萨拉米肠。带有丝丝甜味的雪茄烟云缭绕。我讲了自己路上的事，讲了一年前出发，城市，矿区，雪地里那一晚，讲了寺庙、戈壁、骆驼、牦牛，讲了沙尘暴，讲了谢老师。舅公很喜欢他，尤其喜欢那个牦牛头的故事。“你的谢老师绝对是对的，”他说，“有了一个，当然还想要第二个！”他又吸了一口嘴里的雪茄。然后，他跟我讲起自己三十多年前从特兰西瓦尼亚出逃的故事，讲起他如何逃到德国上大学，赎出家里的其他人——那是一段承载着许多徒步的故事。我第一次听他讲起。第二天，爸爸打来电话。他说：“明天是你的生日，你不想回家来过吗？”我说不行。然后，我二十七岁了。门一开，全家人都从巴特嫩多夫来了：贝琪、鲁比、爸爸、爸爸的女朋友还有我们的狗——普克，我的表姐妹们也来了。有生日蛋糕，还有几样在匆忙间置办的礼物。我们坐在大餐桌旁，大家各自聊天，普克趴在我脚上，那感觉好似圣诞节一样。他们只待到晚上，临走时爸爸说：“车上还有一个位子。”我摇摇头。他抱抱我，所有人又都走了。“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只剩下我们两人时，舅公问我。“不知道。”我说。他笑起来，“那明天先帮我铲沙吧。”天飘着小雨，我穿着工作裤、橡胶靴子，戴着手套，手拿着铲子和两个塑料桶，舅公跟我一样。我们站在高高的沙堆前，细雨洒在脸上。“我们得把这堆沙，”他指指沙堆说，“移到那边去。”又指向另一边。我们将沙铲进桶里，等桶装满后，就提到另一处，倒出来。沙从桶里滚滚流出，发出一种软软的美妙声音，剩下的不过是体力活。我们停下休息，舅公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雪茄，我喝几口水。沙堆看上去依然与起初时一般高，我的胳膊酸疼。我们接着干，雨下大了。我铲进沙，装满桶，提到对面，听见沙流出时细软的声音，想着小象，想着我的路，想着我的徒步原则，想着谢老师说过的话。渐渐地，沙堆变小了。我们又休息了一次。铲、走、倒。舅公拍拍我的肩膀。沙堆不在了，只有地面上的一片深色还见证着它曾存在过。余下的时间都很平静，它伴随着一种由吃饭、聊天、睡觉构成的节奏逝去。我每天都去看妈妈。我喜欢待在她身边。不论发生什么，她都在。我跟她讲了我的路，讲了小象，讲了我的希望，虽然这一切，她肯定都早已知道。我问她我的亲生爸爸过得好不好，他的墓离得太远，我无法去看他。我跟她讲了我在飞机上最后一次跟谢老师通电话时他说的话：我有所失时，也必有所得。后来的一天，又去看她时，我跟她说自己终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第二天，我坐在回巴特嫩多夫的火车上，先坐区间车，再换慢车，每个村镇都停，我不愿让窗外景色太快地驰过。人们上车，人们下车，退休工人、学生、上下班的人、家庭主妇。天空是灰色的。我熟悉这灰色。不知何时，我看见了森林茂密的侧影。我知道，那曾跟我一道等待新年来临的灯塔，离得不远了。车外某处就是奥厄河，家里的房子离得也不远了。广播播报出下一站的站名，巴特嫩多夫。车减速，行驶间的嗡嗡声响愈加低沉——车停住了。门边按钮上绿灯亮起，我伸出手指按下去，门开了。巴特嫩多夫。我左右各挂着一部相机，背包背在肩上，迈腿踏上站台。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人下车，他们经过我身边。我立在原地，环视周围，一切依旧。这一刻不长。我身后，车门再次关上，火车呜呜发动，驶去。我独自站在站台上，秋天的空气清凉湿润。我深吸一口气。摸出手机，存下一条短信，不知收件人是谁。内容只有两个中文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