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瞟一眼定位仪：时速三十五公里。“还好，”我骗他，“是风！”卡车划了个大大的弧形避开我们。来到洼地对侧，我们的速度也减慢下来。我感谢命运让我不必再跟爸爸解释，为什么他的小儿子眼前挡着一块布，在戈壁滩里横飞了出去。终于，我们停了下来，我的双膝打战，满额头都被汗打湿了。“刚才怎么回事儿？”鲁比问。我们在路边靠着黄瓜坐下，我才鼓起劲来跟他描述刚才的情形。“……那也就是说，大约十公里的路你没有走。”他总结道。“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他把手放到我肩上。在为我们俩平安无事的感激中，在为我全程步行的计划破灭的失望中，夹杂着另一种情愫。我花了些时间才领悟到那是什么：轻松。我打破了自己的一条徒步规则。也许，早该如此了。保时捷又一个尘雾弥漫的夜晚过去，鲁比的眼睛有了好转。我们起床时，风势已经减弱。我们差点轧到路上的一条小蛇，一起笑了。夜色愈浓时，我们到了敦煌。整座城市被各式彩灯和霓虹广告装扮起来，在各方一闪一闪地亮着，景象壮观。我曾来过这里一次。敦煌是我西部火车游的最后一站，继西安和兰州后，它在我眼里就像一片骆驼放养地。但这次截然不同。刚在戈壁滩里过了夜，顶着沙暴走了两天，敦煌对于此时的我们来说，是一座灯火通明的大都市。第二天在酒店里醒来，鲁比拉开窗帘，呆住了：排排屋檐后，高耸着一座巨大的黄山——是沙丘。“我们还真在沙漠里了。”他说。我们推着黄瓜在城里转悠，寻找买主。结果后来有个男人付给我们两百块钱，又少了一桩操心事。我们去了莫高窟、鸣沙山，还有月牙泉。电视里片刻无休地播放着关于奥运筹备工作的节目，但北京感觉依旧很远。电话响了，李露。她问我们哪天到。8月6日将近下午三点，载着我们的飞机在北京着陆，三个小时的空中飞行。还有两天便是奥运会开幕式，机场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人。我们在人海中挤出一条道来，相机和写着运动员姓名、画着心形的牌子无处不在，还有一双双灌注了希冀而闪亮的眼睛。几个人给我拍照，我于是摆出各种姿势，鲁比在一旁笑得直摇头。北京笼罩在热气下，闷热得似乎整座城都浸着汗，兴许也是出于奥运开幕前的紧张吧。我们来到一片住宅楼。李露打开门，先对我的这副模样取笑了一番，放下背包、手提袋，坐在沙发上，我们到了北京。接下来是与出租车一同度过的几天。我们去取我的新护照，带着它去找一个自称能帮我办签证延期的人，虽然现在延签不好办，但付钱就行。我们去看我的朋友们，到那些我最为怀念的餐馆吃饭。8月8日晚上八点，我们坐在公园里，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好似充满了空气。身边的人个个神情激扬地盯着大屏幕。我心里思忖着，秋天离开这里时，这个时刻对我来说还多么遥远。我送鲁比去机场，回来看见李露坐在沙发上。我们一起喝茶。“你觉不觉得一切都有点怪？”过了一会儿，她问我。“哪方面？”“我是说，切换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肯定不容易吧？！前几天还在戈壁滩里走，现在已经回到北京了。再过两天小象来了，你们是怎么计划的？”“她要带我回家见她爸妈。”“去四川？”她面带忧虑地瞅瞅我，“对你来说不会太多了吗？”带着阳光，小象来了。我准时到了机场，穿着新裤子和洗得干干净净的衬衣。天上无云，只绽放着通透的蓝。我远远地就认出了她：行李车在她身前显得如此粗大笨重。就在她也瞥见我的一瞬，那微笑穿透了整个机场大厅。她向我跑来，裙子过膝。我不禁又一次纳闷，她怎么能在十小时的飞行后，看上去依然如此新鲜动人。去成都的飞机在四天后。“现在你可有足够的时间来收拾你的胡子跟头发啦。”她笑着说。她妈妈问，我能不能让自己的模样别像照片上那么野。“我该怎么办？”我问李露。她说：“胡子不是最主要的！是剪还是留，你大可随意。她爸妈会喜欢你的，不管你什么模样！”我和小象坐在飞机上，浩瀚中国掠过我们脚底。她头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试着用发胶把头发拢紧些，但我看起来依旧像个野人。之前李露说，我的眼睛透着狂热。“好好对小象，不许再骗她了。”她说。见我没答话，便朝我投来尖厉的一瞥，“你不会又干了什么吧？”“没有。”我宣称道。“那就好，不然你就真配不上她了。”成都机场，我看见花束和几张惊诧的面孔。小象一阵小跑过去，给了爸妈一个拥抱，两个身材不高、衣着精致的人看我的目光如见怪物一般。我抱着两束花，花香令人眩晕。“你终于来了，小雷。”小象妈妈微笑着说。她爸爸站在一旁打量着我，眼神中带有几分狐疑。然后，我们坐进了一辆黑色保时捷卡宴里，新车的味道还很浓。“我爸妈为了接我们，专门跟朋友借的车。”小象说。我伸手抚摸着车里沁凉的皮革。“我还从来没坐过这样的车呢。”我没话找话地说。小象爸爸从后视镜里瞟我一眼，他的眉毛如刀刃一般，“我家女儿在德国，你在戈壁滩里走路。”他总结我们的情况道。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小象跟我说，她爸爸提到我时，总会用个代名词——“走路那个”。此外，她还得跟他解释，我家虽然不住在大城市里，但也不是农民。“我已经走到敦煌了。”最后我说。保时捷轻盈地向前，她爸爸的目光在我和街道间来回移动，小象紧紧地抓着我的手。“那你以后打算拿什么养家啊？”她爸问。我们在成都待了一周。整座城是绿的，潮湿且温暖。大街上满是人，有些喧闹。空气里一直溢着饭香——过了这么久后，我又回到中国南方了。小象父母给我的礼物盒里装着一块抛磨过的玉石护身符，价签还没摘，我瞟了一眼，不禁一哽。然后，我把我的礼物放到桌上：一袋瓜洲的瓜干，塑料袋的窸窣声让我忽地难堪起来。我说：“这是最甜的瓜做的。我在瓜洲买了之后，还背着它走了几百公里！”小象妈妈谨慎地拿起一块，礼貌地笑着说：“还真是好吃。”她爸爸皱了皱鼻子，他不爱吃甜食。整整一周，我们被传递周旋于各种家庭聚餐之间。每一次，我都愣愣地杵在人堆中，感觉自己有如一只来自冰河世纪的长毛动物——剑齿虎或者猛犸象。第一顿聚餐，我们迟到了，包间圆桌旁围坐着十多个人在等我们，每双眼睛都分外留意地盯望着我——我真想回到戈壁里去。“这是小象的同学。”她爸这样介绍我。小象一下子抓起我的手，大声说：“他不是我同学，他是我男朋友！”窘迫的沉默，她的小手在我手心，我真想带她一起去戈壁。第一次，我为自己做的事羞愧起来：留胡子，走路，拍照，写博客。尽管如此，我还是背着我的相机，在城里转悠。小象说，她能理解拍照对我来说多么重要。她去会朋友，我便看看毛主席像，逛逛刘备墓，有时甚至恍惚觉得自己仍然在路上，一切似乎都还在我掌握之中。博客上挤满了叫我快回戈壁滩里去的评论，我一概不理。“我们去海南吧？”一天，小象说，“那儿比较安静。”没过几天，我光脚踩在白细的沙滩上，大海绕着我的趾尖嬉戏。小象站在我旁边，正指着一只被冲到岸边的大胖水母哈哈笑着，“现在就我们俩了，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她说。但我早已不会休息了。白天，我拉着她到处拍照；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安稳，常做噩梦。有一次散步的时候，我忘了打开定位仪记录自己的路线，差点急出了眼泪。小象望着我，满脸不解。另一次，我告诉她自己要去拍几张日落的照片，让她在沙滩上等我一会儿。过了三个小时，我才回去，怒火让她的眼睛更加黑沉了。小象爸妈也要来海南待两天。我跟她坦白，自己有点怕她爸爸。她安慰我说，他虽然样子常常凶巴巴的，但人其实很好。况且，她妈妈很喜欢我，这才是最关键的。她又莞尔一笑：你难道不知道在四川，家里都是老婆说了算？我跟小象爸爸单独两人，面对面坐在餐馆露台上。小象跟她妈妈洗手去了，耳边浪声涛涛。两人谁都没说话。他检验般地瞅了我一眼。“来，我们喝一口吧。”他说着，一边举起啤酒瓶，准备给我倒上。我知道其中的意思。小黑在劝我喝酒的多次尝试中，曾给我解释过，“中国男人谈正事，”他说，“基本上都得喝酒，不管是谈生意，还是交朋友！”我抬起手放在杯口，小象爸爸迷惑地看我一眼。“我从来不喝酒。”我说，又解释起来：不喝酒是我的原则，就像我的其他徒步原则一样；我希望一直保持清醒，不让自己失控，再说喝酒对身体也不好。“没事儿。”他笑笑，给我倒上了可乐。离别的场景很压抑，小象和我坐在机场候机厅里，屋顶低矮，地上铺着地毯，沁凉的空气中飘散着所有机场共有的气味。小象穿着花裙子，戴着太阳帽。我为发生的一切道歉。“你不用跟我道歉。”她说着，伸手抚摸着我的头发。“别这样，我做不到。”我说。她的笑容里含着忧伤，“我懂。”眼中的闪耀2008年9月5日敦煌，河西走廊西端敦煌，才踏上停机坪，戈壁的风沙又袭向我。回到之前住的宾馆，有人问我是不是长胖了。我笑笑，我的身体需要囤积点脂肪。中国人不爱吃罐装食物，我也不爱，但走路的时候很方便。因为担心出城后买不到了，我便买了许多罐装玉米和黄豆，还有八宝粥、饼干、牛肉干和几件矿泉水，把拉拉车塞得满满的，又将方桶灌满水，晚上洗脚用。那副没用过的羽毛球拍被鲁比带走了，阳伞不知被丢在了什么地方。我带上那两张凳子，没准儿还会有客人来访。收拾好行李，我便早早上床睡觉。一个女人在楼道里来回跑动，吵醒了我。她在检查所有的窗户是否已经关好，“沙暴！”她喊着。这时，我也听见了，掀开窗帘，只见褐色的旋风，树干被风刮得耷拉下来，枝梢折断了，沙砾噼啪地砸在玻璃窗上。风暴在城外的沙丘补足了能量，俨然成为一只凶猛的黑色巨兽。我穿着内裤站立在窗边，试着想象自己此时和拉拉车在外面找避风处的窘状。这应该算是真正的沙暴了吧。我又倒回床上。小象打来电话，我跟她说今天走不了，有沙暴。“噢！”她应了一声。“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停。”我说。“小心点！”她提醒我。第二天早上，天空重又放晴。我跟宾馆工作人员道过别，便拖着拉拉车上路了，穿行在一层薄雾细沙之中，身着橘色背心的人们正忙着清扫路面上的断枝。我转往北行，途经一个月前鲁比和我卖掉黄瓜的路口。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冷不丁意识到自己的目光正在搜寻着刹车不灵的蓝色货用三轮。我想念起鲁比来。小象在成都，父母身边。谢老师在我前面离得很远，新疆某一处。我给他发去短信，说自己终于要开始追赶他了，接着，我踏上一条漫漫林荫道，离开了绿洲。两侧的树尖聚拢在中央形成绿荫篷顶，盛夏的熟郁飘漾在空气中。我顺着路望去，想起了自己徒步的第二天：那条通过卢沟桥后的秀美林间道。那时候，我还暗暗奢望一路如此。走过绿洲，戈壁突显出来，一切依旧。我迈步向前，车把捏在手里。轻风抚过，赭黄的戈壁滩心平气和。我见到骆驼和长城废墟。伴着震耳的隆隆响声，一辆大货车在我身后停住，司机从车上跳下来，站在一旁谨慎地冲我眨眨眼，旋即朝我伸出一只手。他在这条路上已经看见过我三次了，每次他都按按喇叭，冲我挥挥手。这一次，他终于鼓起勇气停下车来，问我会不会说中文。他塞给我一个哈密瓜，笑脸一扬，“拿着，哥们儿，没准儿咱们还能再见呢！”他发动轰鸣的汽车，又朝我招了下手，开走了。剩下我站在浓浓的灰雾中，干咳几下，手里抱着个哈密瓜。一路上，我因为这些卡车司机不知冒过多少回光火，噪音、浊气、完全不顾及他人的驾驶方式，还有无休止的喇叭。天气闷热，从敦煌出发时带上的四十升水消减得很快。我拖着拉拉车，走在戈壁里。饥饿感不很明显的时候，我吃一罐玉米，觉得饿便吃一罐黄豆，很饿的话就两样一起吃。一天中最美的，莫过于落日将整个世界都镀上金色的时刻，之后，空气慢慢凉爽下来，连这戈壁也显得温婉和善起来。我一直走到天边烧得通红，才找地方搭帐篷，离路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最好还得是平地。等我搭好帐篷，太阳只剩天边耀眼的一条细线，余下的天际徐徐过渡，深蓝至黑暗。星星闪耀着，多得让我觉得好似站在圆球之上，旷大的空间，球在正中。四天后，我到了柳园，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在街上拦住我，“你也没我想的那么高嘛！”他说着，笑起来。他的姐夫在敦煌见过我，消息比我来得快。我又想起了那个神秘的牵驴女人。我在小居民点待了一天，上街散步，跟村民聊天。这里不是绿洲，他们说，这座城市全靠附近的矿井和沙石场，生活用水都是从很远的地方疏导过来的。对我来说，无论怎样都好。火车站旁，我坐在阴凉处，望着站前的广场，餐厅、宾馆的广告牌上写着的字，退休老人在树下聊天。我不禁问自己，若有一天真要离开中国，我会不会哭呢？第二天出发时，我不再是一个人。一个男人站在角落等着我，他一袭黑衣，神情中夹杂着几分独有的执拗。“我跟你一起走，德国朋友。”他向我宣布道，口音浓重。他叫雅库布，维吾尔族人，是哈密的一名卡车司机，他想跟我一起走戈壁。我瞅了一眼他的脚：黑皮鞋。阳光射在身上，刺得生疼。我在拉拉车里装了许多食物，够吃一个多星期。雅库布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什么都没有。他的目的地就是哈密，他说，三百公里。他想跟我一起走，要是什么时候累了，他就拦辆过路车。“所有卡车司机都是我朋友！”他的语调高高扬起。于是，我们走进了正在灼烧的戈壁。我觉得他有些古怪，这个人，他到这荒郊野外来做什么？想对我做什么？我停下喝水，也递给他一瓶，他没接。现在是斋月，太阳下山后他才能吃喝。我看一眼定位仪：十点刚过。我们身处戈壁滩中，阳光烫人。我的舌头和上腭粘在了一起，嘴里干得恶心。我又迅速喝了几口，把瓶子塞回拉拉车里。本来还想吃点什么，但我还是忍住了，相机也很少拿出来。这人我之前从未谋面，这里，还只有我们俩。我们继续走着，他好像不知道渴和饿，也不知道累，但话不少。他说他想去俄罗斯，说维吾尔族人在这里生活不容易，说他家投资的铜矿后来才发现铜太少，压根儿赚不回钱；说他当卡车司机，辛苦得很，钱还挣得少。“要是去了俄罗斯可就不一样了，”他说，“或者去土耳其也行！但在这儿，在中国，生活不好过。”有一次，他指着远处的两团灰雾说：“那边的，也是卡车。”“他们干吗不在路上开？”我问。他诧异地望我一眼，“节约过路费啊！还能躲过警察检查！”“那不危险吗？”“当然危险啦，还有人送命呢，车子陷进沙里，又没带够吃的。最可怕的是冬天，这外头零下三十多度，年年都有冻死的。”他又笑起来，“不过，我们维吾尔族人出不了事，出事的都是不熟悉情况的汉族人！”这让我想起了西藏，想起了藏民们脸上的骄傲。许多外地人不适应高海拔，只能叫嚷着头痛缩在床上，但藏民们完全不以为然。雅库布在我旁边走着，一刻不休地说话，三句不离维吾尔族人的生活状况。我了解到，维吾尔族人总是比汉族人好客。突然，我恍惚看见雅库布眼里一闪。我有些发晕，渴饿交加。我很想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但更想先甩掉这个同伴再说。“你一般每天花多少钱？”他很直接地问，从旁瞅瞅我。“有时候多些，有时候少些。”我说。我不想跟他谈论这个话题。但他很执着，“等你到了哈密，什么都比这儿贵。”“我可以省着花嘛。”我们俩谁都没说话，并排走了一会儿，然后，我又听见了他的声音：“那现在呢？现在你身上有多少钱？”“这算个什么问题？”我的手将车把抓紧了些。“就是问你有多少钱？”“两百。”我嘴上说着，脑子里清清楚楚地认识到，这里除了我们俩，再没有第三个人了。远处，一辆卡车的影子缓缓朝我们移动过来。我加快脚步，沙丘从我身旁滑过。天气很热，我感到眩晕。我瞟了一眼定位仪：今天已经走了二十多公里，几乎没有休息。我暗暗希望能找个搭帐篷的地方，但这个奇怪的维吾尔族人得先消失才行。我听见他跟在我身后嘀咕着什么，声音单调低沉，像是在祷告，似无休止。又过了一会儿，我停住了。“雅库布，”我从牙缝间挤出一句，“你在那儿说什么呢？我不懂维语！”“我在算你的钱。”“啊？”“你的钱！我在算呢！”“你别闹了！”他不知所措地盯着我，随后一阵沉默。我们一个字没说地继续走，影子越拉越长，太阳落下来，整片戈壁滩都笼罩在金光里。我开始想为什么偏偏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招惹了这样一个人，穿着皮鞋跟在我后面，还计算着我的钱。我得甩掉他。红色的卡车停了下来，两个男人跳下车。他们拍拍雅库布的肩膀，朝我笑笑。我们怎么会在这里，他们想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还有什么打算。雅库布脸上出现了一种几乎含带着慷慨的笑容，他解释说，我是他的德国朋友。我努力挤出笑脸，暗暗希望他们能把他一起带走。但他们自个儿接着上路了，他们走后，雅库布转身对我说：“我朋友！”“我知道，雅库布。”我不笑了，我注视着脚下的路面，努力克制住眩晕感，脑子里思量的全是吃东西，喝水，还有睡觉。还有两千步，还有一千步，然后我就拐个弯，拖着拉拉车走进碎石滩里，不管雅库布干什么。然后我要告诉他，他不能跟我一起走。我斜瞟了他一眼，他的样子并不疲倦，连汗都没出。“德国朋友！”他突然停下脚步说，“很高兴能跟你一起走，但现在我得告辞了。”终于，我心想，“噢！”嘴上却说。“我就在这儿等着，哪个朋友路过就让他捎我一程。”“那好吧，雅库布，祝你好运！”“需要好运的是你，不是我！”他的一只手伸进裤兜，掏着什么，“我刚才算了一下，你的钱到哈密可不够！”还没见他从裤袋里掏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我已经知道自己彻底误会了他。“不不不，雅库布！”我急忙喊起来，连连摆手拒绝他要给我的钱，“我真的不能要你的钱！”又说了好一阵，我终于说服了这个小个子卡车司机，我们的友谊比金钱重要。我陪他一起等下一辆过路的卡车，司机们看见他，招了招手。那个庞然大物在腾起的灰雾中站住，门开了。“后会有期，德国朋友！”雅库布说。我答道：“后会有期，维吾尔族朋友。”我们握握手，相视一笑。他上身一摆，跃进了驾驶室里，关上门。卡车再次发动，起步，轰隆远去，我的目光也跟随着它。我拖着拉拉车，慢慢走向戈壁滩深处，找到一个无风的好地方，我搭起帐篷，前面放张板凳。因为早就饿坏了，我打开一罐黄豆和一罐玉米。两分钟不到，它们通通进了肚子。我刚躺进帐篷，绞痛就来了。身体正中的位置，肠道一阵扯刺。我后背连起鸡皮疙瘩，疼得直发抖。一定是那豆子，我心想，慢慢摸爬到帐篷外的夜色下。戈壁滩一片寂静。我在帐篷前反复做着下蹲，抬头，望见天空群星闪耀。疼痛却丝毫不减，我把上身压到板凳上，将两个指头伸进喉咙里，什么都没有。这个戈壁滩的夜，我孤单单一个人，抠着嗓子眼不住地咳嗽，想到了妈妈。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