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车共舞身轻如燕，落脚如风。我穿梭在油绿的大地上，拉拉车咕噜咕噜跟在身后，那感觉就像在梦里。早该想到给自己做一辆拉拉车的！我在博客里叫它“Caboose”，这个词在英语中既有“船上厨房”的意思，也可以指“屁股”，而它对我而言其实是“Kabutze”（我自己造的词，“拉拉车”），含在其中的“Butze”指的是孩子们在林子里用树枝搭盖的小房子。拉拉车最棒的地方在于，它不光可以运行李和水，还能装上无数甜瓜。我走在太阳花田间，整片田野满盈盈的。自从有了拉拉车，我每天能走三十公里，有时还更多些。而且因为不用再自己背行李，我也不常觉得累。在一个名叫南华的小镇，我停下休整。旅馆在四楼，透过房间窗户便能望见遥远处的山尖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热浪压得整个小镇昏沉嗜睡，一切都进行得慢悠悠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待在一家小餐馆里。餐馆是一对四川夫妻开的，他们教我说四川话里各种傻乎乎逗乐的词，让我以后说给小象听，我尽量不去想前几天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正午的灼热几近把人烤焦。我站在一家小卖部门口，正埋头在冰柜里翻找着可以解暑的东西，两辆自行车在我身后停了下来。车两侧挂着大包，还带着水壶和地图。看见我，骑车人一脸惊诧，因为我跟他们一样，是老外。他们是波兰人，没费多少周折我便得知，但由于没有共通的语言，我们起初的交流不怎么顺畅。一群村民已经围拢在我们周围，个个新奇地观察着我们奇怪的音调与手势。最后，我们拿起地图当辅助工具，我这才好像一句句渐渐听懂了他们的意思，在确认自己完全听明白之后，我冲着围观的人群高举双手。“乡亲们！”我说。几个人嬉笑起来。这是炎热的一天，在这个小地方。这里的人们以种田为生，也向过往旅客出售些食品饮料，道道院门前的地面上都满盖着尘土。这里，少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赶快回家搬凳子去，”我说道，“到路边找个阴凉地儿坐下，今天，大家可有好戏看啦！”我指向那两个波兰人，“他们俩，是骑着自行车从希腊过来的！”“噢！”人群里有人叫了一声。“不光是他们两个人！他们跟着一个东欧团，二十个人，从雅典出发到北京支持奥运！”“噢！”“还有呢！他们的车队在路上遇到了二十个德国人，也从雅典骑车到北京！”“哇！”“这还没完！这两支车队又遇到了另外四十个从法国巴黎骑车到北京的人，还有给养车、客车，等等！”一双双迫不及待的眼睛盯着我，我发现我的听众们还在等着我接着往下说，这才双手一拍，说：“就这么多啦！一大群骑车的老外！”“八十个从希腊来的法国人？”有人笑着喊起来。“他们得多喜欢骑车啊，我上南华去可都是坐车的！”两个波兰人走后，我又在小卖部门前待了一会儿，吃冰淇淋。一个小男孩跑过来对我说：“前几天有一个人从这儿过，跟你一样。”我以为他说的是那个神秘的骑驴女人，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听人说起过她，但小男孩摇摇头，“是个叔叔，拉着个大木车，跟那边那个一样。”他指着我的拉拉车说。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了。我摸出手机，“谢老师，你有没有看见那群骑自行车的欧洲人？”他笑起来，“那群红人？看见啦，场面很壮观呢！”“红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正在这时，有人指向公路：闪闪反光的自行车，蜷曲的身体，松紧有致的小腿肌腱。骑车人个个身着正红色专业自行车服，呼啦啦从我们身边飞驶而过，声音有如大群麻雀。“这一队是法国车队。”我为身旁彻底沉迷在这场演出之中的人们解说道。一位妇女扭过头问我：“你们那儿的所有老年人都这么精干吗？”路很长，直直向前，两旁树木林立。我拖着拉拉车慢慢穿行在热浪中，时不时有一辆卡车或拖拉机从后面超过我，除此之外，四下悄无声息，欧洲自行车手一小队一小队地朝我驶来。他们由远处的几个彩色小点慢慢变大，接着，我便能看清头盔、车服，以及那些蹬转不停的脚蹬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Hello！”我叫道，“Salut（法语‘你好’）！”但他们大都只从我身旁嗖嗖驰过。有一支队伍停了下来，法国人，比利时人，丹麦人，美国人，德国人，还有中国人。我们拍了合影，互换了地址。有人问了一个让所有人焦心的问题：沙漠是不是就快到头了？我回答说，自己到现在为止只走过几小段。一群人个个都轻吐了口气。后来，走到距北京三千公里的位置时，我还在戈壁的碎石滩里。傍晚的空气清凉了许多，整个世界都蒙上了几层淡逸的色泽，微微的一阵风吹干了我的衣服。把三脚架架到路面上，我翻出拍录像用的小相机，它却没法开机了。我无助地乱按一气，在脑子里思量着如果不能录像，我还要不要跳舞。但我想到了更好的办法：我从拉拉车里拿出垫子、西瓜、刀和勺子，坐到路边，迟早会有欧洲人骑车从这儿路过的。“你是说安德烈！”莎洛塔不信，“不可能！”她爽朗的笑声惹得两个同伴都睁大了眼睛。我在晚上过夜的村子里认识了他们三人，他们是从雅典出发的。坐在小卖部的屋檐下，我跟他们讲起了自己头天晚上跳舞的经过。我足足等了几个小时，才终于有一位骑车的老先生出现，单独一人。他留着髭须，来自波兰，他的名字是安德烈。我费了一会儿工夫，才用英语、法语，最主要还是连比带画，跟他描述清楚了情况：我想借他的相机拍我跳舞的录像，最好也要他跟我一块儿跳。我左右胡乱摆了几下，“Dance！（来跳啊）！”我喊道，又问他难道不想一块儿跳吗？他只摆摆手，但他那大胡子已经兴致勃勃地跟着动了起来。“Juste comme a！（法语‘就像我这样啊！’）”我又说道，波浪式地舞起了胳膊。突然，他在我身边又蹦又跳。漫漫马路上，就我们两个人。他骑车从西边而来，我走路向西而去，在这里，我们碰上了。风轻吟着抚过戈壁，没有音乐，我们仍在跳舞。挥舞着手臂，摇摆着双脚，我们在公路上蹦跳着。一个波兰人和一个德国人，在中国，庆祝这一时刻。“这不可能是真的！”莎洛塔说，“安德烈这人相当古怪，向来独来独往。他从一开始就一个人骑车上路，我们好多人都从没跟他说过话，你跟他一起跳过舞？”蜂暴起初，一朵孤孤单单的乌云在远处堆叠成形，缓慢地压盖到戈壁滩上。苍白的指尖从中撩出，翻卷着碎石。天空是深灰色的，有风。我慢慢向前挪步，随时注意着乌云的动静。它翻滚过石滩，翻滚过路面。观察得越久，我越觉得它像一只庞大的生物，紧接着，它变了方向。它越发鼓胀，朝我移动过来。我听见自己发出一声惊叫，慌忙拉好所有拉链，又将零散物品都塞进拉拉车里，紧紧抓扶住车身，等待那团灰色席卷而至。风暴离得越近，声响越大。一辆汽车以步行的速度从旁边驶过，我看见车的尾灯消失在灰蒙蒙之中——风暴袭来了。让我意外的是，沙暴里几乎没有携带多少沙尘。碎小的石块噼里啪啦地落在拉拉车上，一个个打在我的腿和胳膊上，我能感觉到。我一手挡在眼睛前，一手紧扣住拉拉车，以免它被吹翻。风暴摇动着我，扯拽着我。它对着我的耳朵咆哮，以发泄它的怨怒。碎石滩上的沙如此之少，要不然，它也能摇身成为狂野的黑沙暴，卷扬起高足几米的沙墙，令过往商队闻风丧胆。然后，它便又走了，只见那团黑云渐渐远去，颜色淡了些，似乎也不那么吓人了。我抖掉身上的尘土，检查相机，喝了口水，纳闷着小腿肚上那些红点是怎么回事，愣是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那些被风卷起的碎石子惹的祸。进了村子，我被村民嘲笑了一番。“沙尘暴？”他们问，“刚刚那个才算不上沙尘暴呢！”他们坐在路边堆成小山的西瓜之间，等着生意上门，我对沙暴的幼稚想象逗得他们直乐。“大沙暴的季节早就过啦！”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跟我解释说，“刚才那顶多就算一阵小风。”所有人都笑起来，一位妇女递给我一块西瓜作为安慰。“你肯定被吓到了吧？你们那儿没有沙暴吧？”“我们德国连沙漠都没有。”我说。“德国？我家有亲戚在那儿！”“在什么地方啊？”其他人也都好奇地望向我们。“这我不记得了，”她答道，“他们已经在那儿住了很久了。”继续向前走，路上满是蜜蜂飞舞。我听见耳后嗡嗡，看见许多小点在我四周无序地晃动。它们无处不在，听上去有几分焦躁。我忽然想起了几周前遇到的那个骑摩托的心理系学生。他让我小心蜜蜂，说自己曾经被蜇得浑身是包，指的肯定就是这儿了。附近大概有养蜂场或者蜂巢，所以它们才这般充满敌意。我感觉到恐惧在自己体内上升，于是便迈大步子，加速朝前走去。从小我就知道，夏天喝易拉罐饮料一定要用吸管，不然有可能吞下一只蜜蜂或者黄蜂，嗓子眼里被蜇个包。接下来发生的事还更恐怖：被蜇过的地方肿胀起来，堵住呼吸道。如果不在气管上切一刀，人将窒息而死，切下的那道口子在人艰难地呼吸时，便会吐些带血的气泡。六岁那一年的一天，我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唱歌。周围开满了花儿，妹妹贝琪还没到能荡秋千的年龄。我前后晃悠着，正唱着歌，突然感觉到嘴里有什么东西。那东西在我舌头上跳来跳去，还没等我吐出来，它已经蜇了下去，我感到嘴里猛然射发出一阵刺痛。看到地上自己的唾沫中那具黄黑相间的昆虫尸体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不在我的气管上切一刀，我就死定了。虽然事实上被蛰的只是舌尖，我没有任何生命危险，需要的只是无数冰块，但对我而言，这也没什么区别。恐惧是真实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只要看见那些长有刺针的黄黑色昆虫，或是听见那独特的嗡嗡声，我便在交谈中突然走开，有时甚至直接离开房间。过一会儿折回来，又自己拿此取笑，为了让别人觉得我也不是真有这么害怕。蜜蜂到处都是，只只暴躁。我误闯了它们的领地，它们要赶我出去。我越走越快，为了将蜂群甩在后面，但它们越来越多。我环视周围，大地绿茵茵的，我身处几公里长的绿洲中，有树，有田，蜂巢可能在任何一处。“走开！”我大声嚷起来，用的是德语，“滚！别来烦我！”我知道不能驱打它们，但我已经感觉到它们在我头发里四处乱爬，上下飞蹿。我伸出一只胳膊在头顶不住绕动着，只用另一只手拉车。我跑了起来，脚步跺下的频率愈来愈高，嘴里还不停诅咒着这些可恶的小玩意儿赶快滚蛋！但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多。我的头发备受喜爱，不知是因为像它们的蜂巢还是像一朵怪异的花。拍一下头，一蜇，再拍一下，我听见耳边愤愤不已的嗡嗡声。我的目光扫向周围，搜索着是否有水让我浇到身上，让我跳进去，把自己藏起来，躲过这些愤怒的蜜蜂。但只瞟见路边的一家加油站，加油站门前站着几个人津津有味地盯着我看，看我如何边叫边跑，双手乱挥。过了一小会儿我才发现，那几个人个个都镇静极了，几米之外小卖部门口的男人也是如此。不过这时，我也已经把他们甩在身后了。公路转了个弯，我满口脏话，双臂乱舞地跟着转过去，忽见到路边一块牌子：悦香农家院。我拐进去，拉拉车压到石头，当啷一响，三个男人正坐在大柳树下玩牌。“我得进屋去！”我边跑边喊。他们抬头看看我，一脸惊讶。“我要进屋！进屋！有蜜蜂！”我扔下车把手，拉开其中一人指给我的那扇门，挤进去，又迅速把门关上，伸出双手在头发和衣服里一股脑翻挠，蜜蜂，以及它们的残体落到地上。我踩上一脚，又踏上一脚，直到自己完全看不见它们了，这才四肢瘫软地靠到墙壁上。除了吸气、呼气以外，什么都不做，心跳的节奏重新平稳下来。我望向窗外，三个男人依旧在玩牌，我的拉拉车还停在大门口。我将门拉开一道缝，四周静悄悄的。“它们走了吗？”我压低声音问。他们仨抬起了头，看似年纪最长的那个问：“谁走了吗？”“蜜蜂啊！”“这里没有蜜蜂。”“有啊！我刚才跑进来就是为了躲它们啊！附近肯定有个蜂窝，我现在满头是包。”我小心地走出门，到他们桌边坐下。年长那个递过来一只杯子，给我倒上茶。我后脑勺上鼓起了一个大大的脓包，用手都能摸到，“能麻烦你帮我看看吗？”我问年长那人。他略有几分迟疑，但还是弯下腰，拨开我的头发，然后咝一声往牙缝里深吸了口气说：“哎呀！蜇得还真狠！”“等等，”另一个人灵感突发似的冒出一句，“这跟蜂窝没关系！”“那是什么？”他指向马路，“你是从那边过来的，对吧？”“对。”“刚才有一辆运蜂车从那个方向过来，就在你来之前不久。”我的脸唰一下涨红了。我知道运蜂车是什么样的：几十甚至上百只木箱叠放在敞篷卡车上，每只都有上万只蜜蜂。运送蜂箱时，许多蜜蜂会从车上跌落下来，被车行驶时产生的风朝反方向吹去。它们失去了方向，四下寻找自己的领土，提高了警备，焦躁易怒。“你是说……”三人都笑吟吟地看着我，年长那位又享受般重复了一遍，“运蜂车开过来，车周围全是蜜蜂，你跟在车后面跑，还奇怪这儿的蜜蜂怎么这么多？”“再说了，我们中国蜜蜂不都是很友好的吗！”另一个人咧嘴一笑，教导般地让我明白了其实只需靠边几步，蜜蜂烦恼就不在了。我用手托着脑袋，喝茶。他们三人接着玩牌，我坐在一旁看着。柳叶在我们头顶上沙沙地随风轻响，安静祥和。有人出错了牌，年长那个笑闹地给了他一拳。整个后脑勺在咚咚跳动，我觉得自己累极了。这就是戈壁滩？我来到酒泉，尽管淋巴结肿着，我还是得看看这座城市，于是便走进一个公园，酒泉市名来源于此。一口四方石泉，水底有几枚硬币。“这口泉当然是新建的啦，”导游说，“但水还是以前的水！”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几百年后，年纪轻轻的将军霍去病在这泉里倒进了一壶酒，与将士同饮。霍将军抗击匈奴有功，酒是汉武帝御赐的。“霍去病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导游抬了抬眉毛说，“瘟疫。”我在脑海中勾画起这位年轻将领的形象，他带领自己的部下穿越沙漠，与匈奴人搏斗，最后病亡，他死时还不到我的年纪。“他是哪里人啊？”导游想了一会儿，说出一个城市名，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那是山西煤区的一座城市，距此两千公里，六个月，当时我跟我的记者朋友在城里转悠的情景，现在想来恍隔千年：临汾。酒泉公园很大，园中央有一个湖。我绕着湖边走了一圈，平台上有一排塑料椅，恰在绿绿的树丫投下的阴凉里。一个长发男人正在弹吉他唱歌，几位老人喝着啤酒。我找地方坐下，静静听着，是首情歌，其他人交谈得很小声。我喝着茶，想起了山西。那时候，我的感受是怎样的呢？那时候，这座戈壁滩中的城市在我眼里有多远呢？手机振动，谢老师发来一条短信：他在嘉峪关等我，奥运火炬后天将在那里交接。我能走到吗？摸出定位仪：还有三十公里。谢老师手拿一面小国旗，我们站在嘉峪关宾馆的大楼前。昨天晚上，只有这里还有空房。半个停车场都停着警车，谢老师的拉拉车夹在当中。现在是早上七点，宾馆门前的大街上已经站满了等着观看火炬传送的人们。谢老师一脸欣慰地笑着，塞了一面国旗到我手里。身着绿色背心的志愿者在人群前站成长长一排，将街道隔离开。公安警察来回巡视，发出指令。圆嘟嘟的小朋友们骑坐在爸爸肩上，许多都在额头上系着红丝带，要么就在脸上贴有一颗心，一张张小脸激动极了。要不要我也把他举到肩上，让他看得清楚点，我问谢老师。结果挨了他笑嘻嘻的一通骂。音乐声宣告着第一辆车的到来：车身红得像可乐瓶包装一般，车上搭着的舞台上，身穿短裙的女孩跟着电子乐的节拍蹦来跳去，声音有几分刺耳。彩车围着转盘转了一圈，“呜啦”，舞者们喊出一声。但我们个个望眼欲穿的火炬手还没来，一切都没多大意思，谁都想第一个看到他们。但他们没来。没人告诉我们，我们站错了路口，甚至连宾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知情，不然，他们昨晚也不会专门封上了临街的每一扇窗户——为了“安全起见”。我望向身边的人，一片失望的海洋。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一个孩子哭闹，只有他们头上的红丝带和贴纸显出几分迷茫，我们大家真的全都为此这么早起了床？我给一位老奶奶拍了张照。她的额头上贴着一颗心，两手各举着一面小旗。她脸上全然不见失望的表情，却正好相反。她属于经历过毛泽东各种政治实验的那一代人，她经历过“大跃进”，经历过“文革”。很可能她知道，什么都不发生未见得是坏事，事情总有变糟的可能。我回去睡了一觉，又和谢老师在步行街碰头。他坐在长凳上，正跟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争执着，我老远就听见了他吼叫的声音：“我又不是傻瓜！”西装男人打断他：“就是！你就是傻！为什么你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呢？你这样拉着你的车走路，靠别人施舍生活已经多长时间了？你是个没用的人，一个傻子！”“我不是傻子！”谢老师瞥了我一眼，神色尴尬。我坐到他旁边，对西装男人说：“我的谢老师不是傻子。”那男人先惊讶地盯了我一会儿，又用手指着谢老师说：“他就知道走路，别的什么都不做！”“那又怎么样？我也这样。”他脸上露出几分不解，“你……你也徒步？”“对。”“那你肯定是记者什么的！”“哈哈，当然啦，所有老外都是记者！”“不然你干吗背着相机？”“我喜欢拍照。”“但是他，”西装男人亮出了王牌，“他又不拍照，只知道走路，是整个社会的负担！”“谢老师可是哲学家！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能碰见他有多幸运。他在大学里做过演讲，国外都有他的粉丝！”那个男人面露惊色地瞟瞟谢老师，但我还没说完，“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钱还不够多！对于你来说，房子和车子最重要。但这些，谢老师的粉丝早就有了，所以他们才会觉得他很有意思。”那男人还准备说什么，但还是作罢了。“或许你家孩子什么时候能上所好大学，”我接着说，“到时候他就能跟你讲讲，你今天在这儿碰到的是谁。”他站在那儿，不吭声了，我差点起了怜悯之心，“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问。他走后，谢老师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国外也有粉丝？”他自嘲地笑起来。“对啊！我博客的读者都觉得你棒极了。”“什么呀，”他说，“我也没什么好的。”但脸上含着轻快的笑。我们坐在板凳上，商铺的门都敞着，从一些店里传出了音乐声。男男女女拎着购物袋经过，年轻的一家三口走进快餐店。午后的阳光暖暖的，我们头顶上的树枝投下一片阴凉。谢老师吐出一个烟圈，微蓝色的烟团渐渐变白，直至消散在这夏日的空气中。第二天我起床时，他已经先走了。我沿着出城路向西，这条路途经嘉峪关关楼，还有长城。两处我都已经去过，在那个我从西安坐着火车一路来此的夏天，但当时，我什么都不懂。周围的碎石滩就是戈壁，连这都是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后，我才知道的。“戈壁滩？”我反问道。她笑起来说：“难道还有另一个戈壁滩不成？”后来，地图摆在眼前，我才明白了嘉峪关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六百年前，人们为什么偏偏选在这里修建关隘：这里，是河西走廊上一道绝无仅有的峡口。峡口的南边耸立着祁连山脉的座座雪峰，北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关隘恰在其间，在一条由河流与山岭夹构而成的天然狭道上。整整好几个世纪，嘉峪关都代表着中原世界的尽头。我缓缓从关楼旁边走过，楼身是赭色的，高大雄伟，楼脚与长城相连，城墙隔断了整条山谷。曾经，在这防御建筑还完整无缺时，每一个想由此处进出中国的人，必经嘉峪关。现在，城墙几多斑驳，关楼也向游客开放了。我走到公路与长城的相交点，仿佛过往的车辆将这古老的黏土活生生地铣削开了一般，令人不忍目睹。我停下脚步。两年前第一次来这儿，我从长城的终点走到关楼，足足走了几个小时。那天的天空灰蒙蒙的，比今天更阴些，城墙外侧的土地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畏惧：在高温下沉闷孵化的碎石蔓延至天边，除此之外，城墙外什么都没有。唯一透出一丝生机的，似乎是空中飘移的云了。这种感觉，现在又来了。我知道，这里才是戈壁滩真正的起点，我之前走过的都与前方等待着我的不能相提并论。我想到的不是土库曼斯坦，不是伊朗，也不是穿过东欧的路。我现在所立之处，是古中国的尽头。这里粗糙险峻，灰茫茫一片。云朵划出道道弧线，移过大地，它们早已在这里，在所有的城墙与人类到来之前。我的手机振动了，谢老师，“小流氓，你在哪儿呢？我都快到戈壁滩对面啦！”他笑起来，我想象着他拉着他的车，走在这片戈壁的广阔之中，突然，一切不再如此可怕。如何捕鼠在沙漠的黑暗静谧之中，我们搭起了营地，离公路不是特别近，但也不是特别远。两辆拉拉车组成车营，我的帐篷立在它们中间。谢老师在地上铺了张报纸，摆上了我们的晚餐：米饭、香肠和茄汁黄豆。我的手电筒照射出一缕柔光，大漠悄然不语。谢老师给我讲他几年前在西藏，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动物。“那动物很美啊，但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估计被车撞了，就那样倒在路边，不停地流血。”“那你怎么办的？”“我得让它解脱啊，”他手上做出一个刺插的动作，“然后我就把它埋了。上面压了块石头，石头上写着：可爱生灵长眠于此。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那它可能是什么呢？”他想了想，“依照其他人的说法，应该是只雪豹吧。”雪豹！我想起了六盘山的那一夜。除此以外，还想到了别的什么，“那你完全可以把它的皮毛拿去卖的呀！”“是啊，我是可以啊，”他抬起脸，“但我不想从这可怜的动物身上赚钱，它的皮毛我自己也用不上。”我们没再说话，继续吃饭，我掏着罐头里的黄豆，心想着六盘山。突然，谢老师抬起手冲我一笑，“有一次我倒是带了样东西——一个牦牛头！”“牦牛……头……？你怎么把它弄下来的？”“那牦牛死在了湖边，我就用刀把它的头锯下来，把肉清理掉，然后埋了起来。”“那可是不少活儿呢！”“对啊，牦牛头很大啊！”他展开手臂，“等我过几个月再去，把它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那头已经很干净了，可以直接挂在车上。”他看到我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它现在在宁波，我妈妈家里挂着呢，但是我还想再找一个。”“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了一个，就想再要一个。”再次沉默。他给我喝他的水，但我还是宁可喝自己的。我知道，那水都是他从河里、小溪沟里打上来的，瓶里微泛着绿色。“是烧开过的啊，”他一边说，一边享受地啜着，“而且啊，这一带的水质特别好，连老鼠都特别肥。”“老鼠？”“你没看到它们挖的洞吗？我明天指给你看。”他又一咧嘴，“你要是乖的话，我就教你怎么抓老鼠！”第二天早上撤营时，世界笼罩在薄薄蓝纱之下。戈壁滩沉浸在一种如同水下的色调中，大地满是石子，有时，那感觉真像漫步海底。走到一小片绿洲，我们停下休息。白帽蓄须的男人们朝我们走来，对我们张开双臂致以欢迎。我问他们可是回民，才得知他们属于东乡族，“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他们说。他们是吾艾斯拱北（即吾艾斯陵墓）的守门人，对于我不知道吾艾斯是谁，他们个个惊得张大了嘴。“吾艾斯啊，”他们叫起来，“先知派来的传教师之一！”我们坐在葡萄架下，桌上摆着馕，一个男人怀里的小婴儿坏坏地打量着我。谢老师拉着车，找了一块林间空地休息。与其听人讲某个人，他更情愿看看书，写写诗。我一边喝茶，一边听他们讲着。先知派来三位传教师到中国，几个男人说道，他们的目的，便是在这片大唐的土地上推广伊斯兰教。然而，丝绸之路艰辛漫长。他们中的一个死在了西北方向的山林，一个是吾艾斯，遗体被葬在这里。只有最后一个进入了中原地区，并在广州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由此，伊斯兰教真正进入了中国。我忽然想到玄奘，他与这三位穆斯林传教师几乎在同一时间跋涉在这丝绸之路上。他往西，寻求古经，他们向东，传播新教。三小时后，我们终于又上路了。谢老师的神情一下子轻松了不少，他更愿意处在大自然中，不爱待在人群里。我们拉着车，戈壁依旧罩在蓝纱之下，四下无声。他指着一个满布着老鼠洞的小山坡给我看。我向他讨教起捕鼠的方法，他只扬扬一侧眉毛，说：“人，要懂得借助工具！”有一回，内蒙古大草原上突然洪水来袭。他爬上一座小丘，捡了条命。身边的一切被水流吞噬，他被困在了山顶。“第一天，我很害怕。”他笑着说。当时他还背着背包，包里的食物很快就吃完了，于是他就吃草根，喝周围泛滥成灾的水。后来，他想起了当年做心脏手术前，医生对他说的话：如果没在手术台上一觉睡去，他就会活到一百岁。“你懂吧？”他脸上扬着笑，“老天爷不能拿洪水来取我的命呢，我的时候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