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0日旧关，太行山脉第二天，我朝窗外望去，白茫茫一片——不可思议，雪还真积上了！我急忙扣紧了背包，向留我过夜的夫妻俩道别。老太太塞了两个苹果到我手里，叮嘱道：“慢点走，最要紧的是注意安全！”她老伴送我到门口。“今天准备走到哪儿啊？”他点上根烟，打量着我说。“走到柏井应该没问题吧？！”他深吸了一口，又将烟吐到这清晨寒冷的空气中，我忽然发现周围异常安静，国道上听不见半点发动机的噪音。他指指我的相机包，“你这么爱拍照，路上可别错过了固关的长城！”长城？？我此刻的表情肯定傻极了。老爷爷笑得前俯后仰，还被呛得咳了起来，老脸上的皱纹交错地连成了一张网。他好不容易才缓过了劲来，擦擦眼角笑出的眼泪，又悠悠然地望着我。一个啥都不懂的老外——这下跟村里人可又有的聊了！“就是长城嘛！”他放了我一马，“你以为只有北京才有长城？”几小时后，我果然站在了长城脚下：停车场，售票亭，纪念品商店，几家饭馆，还有一个独立的公厕小楼——一切都和八达岭长城相差无几。只有一点不同：八达岭一年四季游客无数，兜售纪念品的小商小贩、从各地前来的旅行团络绎不绝，而这里，一个人也没有，真的一个也没有，就连地上的雪都没有半点被人踩过的痕迹。我敲了敲售票亭的门，又到纪念品店看了看，没人应答，所有餐馆的大门也都紧锁着。入口处，一段陡峭的台阶笔直向上，通往城墙。台阶前面有一扇铁栅栏门紧锁着，旁边竖着的牌子上写着那句经过添改的毛泽东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登北段更遗憾。我有些失望地抬头望去，这古老的防御建筑如此泰然地蜿蜒于山脊之上。要不要沿着山坡爬上去，看看是否有其他入口？我正思考着，猛地想起当时人们修建长城，不就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的嘛！正当我略有焦躁地准备离开时，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我身旁。如果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那他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反正我压根儿没看见他是怎么过来的。他约莫三四十岁，留着小胡子，头发有些蓬乱，脸上挂着友好的微笑。“你想上长城去？”他径直问道，我有些迷茫地点点头。“那就跟我来！”他话音刚落，我已经紧随其后了：沿着公路快步走了一段，穿过地下通道，在高速路边停下左右观望，飞快地跑到对面，翻过隔离网，上一段坡，再挤进一道很窄的小门——长城到了！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那我先走了啊，”那男人说，“你知道怎么下去！”他边说边摆摆手，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消失不见了。微风轻拂山坡，四周悄然无声。长城在我眼前蜿蜒盘桓，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每一处转弯都如此坚固有力，雪的薄纱轻披其上。我望向谷底，公路像长虫般缠绕在山脚下。即使踩着马路的中线走也未尝不可，反正整条路上一辆车也没有，只有高速路上还有几列运输车队在慢慢行进，我不由得为自己是徒步来此而感到高兴。目光所及，雪是如此的无瑕。我小心翼翼地抬起脚，放到一片白色上，随着脚慢慢下陷，雪轻柔地从鞋两侧拱起。保持这个姿势站了一会儿，我才把脚缩回来，又满心欣喜地看看雪里深深的鞋印。这一路，我可是从北京走过来的，我心里这样想着，一股暖暖的幸福感荡漾开来。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响亮的一声声欢呼穿透山林峡谷，沿着城墙传至两端，传到黄海，传到戈壁，又再次回荡至我脚下。我兴奋地在软绵绵的雪地里蹦来蹦去，挥舞着登山杖，握紧拳头朝向下方，朝向外族入侵我长城的方向。因为这长城，是属于我的。当然，它也是属于明朝皇帝的。十四世纪，开国君主朱元璋颠覆元朝后，决定改建这些已经伫立了上百年的防护堡垒。他下令，城墙须由石块砖瓦取代压制黏土。此外，不得再修筑于山坡或峡谷中——对，他的长城必须建在最高的山脊之上！一段又一段的城墙，一个又一个的烽火台，将敌人阻拦在外。千百万人开工，一干好几百年。它是人类建筑史上最浩大的工程之一。但此时，这里的人大概没有一个知道，世界另一端正发生着什么：1493年3月，喜欢兴建的弘治皇帝在此摄政，一艘三桅帆船在西班牙靠岸。船身斑驳破损，一个男人从船上走下，向世人宣布，在大海惊涛骇浪的另一面，有一条通往亚洲大陆的海路，他，找到了这条路。这个男人就是哥伦布。尽管他发现的并非亚洲，而是今天的北美洲，但世界殖民时期由此拉开了序幕。明皇帝片刻不息地继续长城的修筑工程，而就在仅仅二十年之后，第一支葡萄牙船队已在中国南部靠岸。接下去的通往柏井的路泥泞，而且冷。虽然路上车辆不多，但也足够将路面上的雪轧成黑色的泥糊，沾在鞋底，走起来便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多数时间，我都把相机留在包里，一心想着赶路。等我好不容易到达柏井时，既没见柏树也没见井，只有几家商铺、餐厅、小作坊，还有一家旅馆。旅馆的停车场相当宽敞，似乎是专门为卡车司机准备的。要一个房间，没有暖气。我把两个睡袋套在一起，打着哆嗦钻了进去。帽子留在头上，电脑屏幕的亮光散发出一丝暖意。移动着冻僵的手指写完博客后，我跟小象通电话。她看到长城的照片，坏坏地笑起来。“那长城上面真有那么美吗？”她想知道。这问题是个圈套，我已经觉察到了，但我还能怎么说？“是很美，因为站在长城上从来都是很美的事。”我回答。她咯咯笑开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爬的那段长城压根儿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长城？”“你的意思是？……”“这长城很明显是新修的呀！原来的长城有可能确实在同样的地方，但也是推倒又重修的啊！”我无语，她的语调柔和了些，“你这个笨蛋！你今天兴高采烈地看到的长城说不定岁数还没你大呢！况且，固关出名的不是长城，而是关楼，那个你没看到？”丝质马桶三天后，我来到阳泉市，找了一个窗外有河景的房间，在洗脸池里用香波洗衣服，等杨先生给我回电话。电脑正播放着黑色自由乐队（成立于牙买加的雷鬼乐队）一张专辑，我一边洗衣服，一边不时地摸点吃的塞进嘴里。桌子上满满地堆着橘子、果味酸奶、巧克力、薯片和大可乐——全都是我的！窗外，河面在冬日阳光下泛着蓝灰色。我坐在窗台上，惊喜地发现附近几乎没有积雪。这里海拔较低吗？从柏井过来的路或是烂泥淤积或是滑溜得无法下脚，有时还两者兼备。国道上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样子就好像刚从矿井里爬出来一样：全身上下都是黑的，甚至连脸也不例外，唯一干净的衣物是那条在他脖子上飘动着的红围巾。一边走，他一边不时地啃两口手里的馒头。在他的衬托下，馒头的颜色显得格外的亮。另一只胳膊上挂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敞开着。他走路时身体摇晃得相当厉害，每一步的移动看起来都非常辛苦。等到走近了些，我发现他的眼神有点怪异。“你好！”我说。他在我面前站住，一边睁大眼睛盯着我，一边慌张地继续啃着馒头。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反应，显然活在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你好！”我重复了一遍，而他盯着我看的眼神变得更加慌乱。我示意地朝路边让了一步：好吧，那就直接过去嘛！他不知所措地看看路，又看看我，再看看路，最后，还是摇晃着身体慢慢从我身边绕了过去。我听见他小声地自言自语，旅行包重重地吊在手臂上，跟着他的步子摆动着。手机响了：杨先生想知道我住在哪儿，他马上过来接我。马上？我最终还是说服了他让我自己单独待到晚上，因为我还有一些衣服要洗。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他在国道上截住我，我们说好见面的时候，我的兴致就不太高：我当时正全神贯注地在雪地里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生怕滑倒。一辆银色小车从我旁边驶过，在前面停了下来。刹车灯一亮，换到倒车挡，车又嗡嗡地倒了回来。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高额，短发，脸部轮廓硬朗。薄薄的眼镜让我联想到那些“文革”时期的照片里被“乌合之众”暴打的知识分子。他激动地冲我笑，“你就这样在我们美丽的中国徒步？”没等我答话，他已经将名片塞到了我手里：杨某某，上面写着，某某经理。“等等。”他说道，身体转向后座。片刻后，我注视着他的车越开越远，手里拎着一大袋苹果和橙子，这是他用来作为我答应到了阳泉跟他联系的交换。晚上七点，杨先生来宾馆接我，他还带着另外一个男人，向我介绍说，是他大哥。“大哥？关系很铁的哥们儿？”我不解地问。杨先生指了指他的脸，“你不觉得我们俩长得像吗？”“不过，在外国人眼里，我们全都长得差不多嘛！”他大哥笑着说，“我们也看不出来老外长得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们解释说，我可以称呼他们老杨和小杨。当我说，我自己也想被称为小雷时，他们笑得合不上嘴。我们到他俩承包经营的餐厅吃饭——老北京，一家相对高档的火锅连锁店。老杨说了第一段祝酒词，“小雷，”他高兴地说，“我们哥俩儿祝你的计划都能实现，一切顺利！”蒸汽从桌子中间的锅里不住地冒上来，杯子相碰，每人都喝下一大口。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做出什么奇怪的表情，这饮料的味道真令人始料不及。小杨笑了起来，“是可乐！”他指着自己的杯子说，“我们这儿都喝热的！你没喝过？”我摇了摇头，老杨从锅里夹起一块肉，笑眯眯地放到我的盘子里。这个晚上我出乎意料地感到惬意又有趣，无数美食，热可乐，一段接一段的祝酒词，哥俩儿还是对我的徒步计划最感兴趣。“小雷，”小杨说，“在我们这儿，你完全可以放心，这点你知道。万一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帮忙。但等以后到了甘肃、新疆大戈壁里，你怎么办？你知道那儿什么样吗？”他大哥警示般地抬了抬眉毛，“在沙漠里，径直开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车，都不见一个人影。”我不知所措地拨弄着碗里的食物，表情一定沮丧极了，小杨的语调里立马多了几分安慰。“我想……说的是：你千万不能忘了，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在沙漠里发现情况不妙的话，还是最好搭车或者坐一段火车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定的规则可怎么办？我想。整条路都要用脚走，每天写博客，留胡子留头发，没有例外。他当然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算中途一小段路坐了车，你本来的计划还是没变啊。从北京到德国那么远的路，也不是每一步都必须走吧！”“我也这么觉得，”他大哥表示赞同，“想法才是最重要的嘛。”“人啊，有时候不能太倔，别守着原则不放！”我笑着摇了摇头，感觉被逮了个正着。第二天上午，杨家兄弟俩准备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大寨。大寨？我从来没听说过，但他俩闪亮亮的眼睛就好像刚拿到了迪斯尼乐园的门票一般：大寨！那可是全国知名的地方呀！难道我真没听说过陈永贵，还有那句“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晚上，在电话里，我问小象。她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我猜跟‘大跃进’有关吧！我爸我妈肯定听说过。不过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去看看呗！”“我要是有时间的话！”离圣诞节还有十天，平遥还有两百五十公里……经过一段几乎可以算不要命的驾驶后，我们坐着小杨的车来到了一扇高大的门前，门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彩灯。四周只有一片灰蒙蒙的山景，这里就是大寨了。我的目光落在了红色标语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奋勇前进”一排大字赫然在目，下方的大理石板上刻着“大寨人民欢迎您”。欢迎的便是我们四个了吧：杨家兄弟俩还带来一个朋友。他留着光头，浑圆的腰身塞在一套蓝色运动服里，令人一见便萌生好感——他让我想起了以前北京的房东。“欢迎到大寨！”小杨高兴地说道，一边指着大门。进到里面，一位导游负责给我们介绍。我尽力回想着大学里中国历史课上的内容，才能把她的讲解贯穿起来：大寨，原是一个粮食收成还不能满足当地农民果腹的穷苦山村。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陈永贵出任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带领百姓修建梯田，开沟蓄水。自此，大寨的粮食产量逐年上升，他们的惊人事迹传到了北京。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情绪高昂地指出，他提出的人民公社化政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这里，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成功的例子，而全国其他地区那样皆以失败告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当第一、第二世界的人们正忙着向太空发射一枚枚航空导弹，相互较劲似的进行大规模的核弹爆炸实验时，中国也在悄悄地研制着属于自己的核武器。为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农业和工业后盾，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最终酿成了规模空前的大饥荒的悲剧，导致全国几千万人口死亡。1964年，人民共和国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实验的成功，但“吃草根啃树皮”这句话至今依然被人提起。不难想象，陈永贵成功的消息在当时是多么的激动人心！1964年，全国掀起了学习大寨的热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下子尽人皆知。紧接着，中央领导纷纷来到大寨参观学习。平日里头上一直裹着块毛巾，好像刚下地归来的农民陈永贵，从此步步高升，直至1975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没出几年，他的运数便发生了转折。1976年秋，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终得以主掌大局，而中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公社体制下产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结束。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那大寨的人现在都做什么呢？”我问道，因为整个地方看上去是一幅已被遗弃的景象。我们脚下是一个大大的广场，广场边有两位老人坐在折叠椅上，售卖纪念品，其中大多数都是橙色的布老虎。“我们这儿有游客来啊，”导游说，“还有酒厂。”杨家兄弟带来的胖朋友从一家店里兴高采烈地跑出来，手里握着一尊亮闪闪的雕像，他时不时充满喜爱地瞧上两眼：那是一座和白酒瓶差不多高的毛泽东塑像，双手背在身后，两眼注视前方，大衣好似被风吹动的样子。塑像底座上写着：历史伟人。我忽又想起了“吃草根啃树皮”的说法，但没吭声。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展品是一把由蓝色丝绸包裹起来的椅子，正中间掏空的大孔明确地道出了它的用途。见我一脸疑惑，导游解释说，这是当年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用过的，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她那么积极地宣扬打倒帝国主义，最后还被定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集团，她真的用丝绸做的马桶？”导游一言不发地笑了笑，指指门口——该接着去看下一件展品了！自制接下来的三天，我离平遥的距离大概缩短了一百公里。国道在崇山峻岭间拐着一个又一个大弯，有时，会有几只看门狗朝我撵来。我远眺见榆次的盏盏灯火时，虽然才傍晚六点，但天几乎全黑了。榆次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有一片老城区，而在于这片老城区一点也不老。但我意识到这一点时，自己也已经兴致勃勃地逛了好几个小时，在寺庙、牌坊、街道和楼宇间拍了好几百张照片了。其实我早该猜到的：在这些“保存”得几乎完好的幢幢建筑之间，时不时可见一堆堆几米高的建材碎料在阳光下闪耀。正当我在小巷里拍照一堵倒塌的土墙时，身后传来一阵尖锐的笑声。一位老人坐在板凳上，一副典型中国老爷爷的模样：深蓝鸭舌帽，棉衣，黑裤子稍有些短，白袜，布鞋。他双手撑在一根满是节疤的拐杖上，嘴里叼着手工卷的叶子烟。那张几分神似老鹰的脸以及他鼻梁上的眼镜，让我想到了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语作家赫尔曼·黑塞。“是俄国人？”他问道。我摇了摇头，用中文回答：“德国人。”“噢！”他听起来有些失望，“你们那儿说俄语吗？”“一般不说。”他伸出两根手指将烟从嘴里拿出来，指着那堵墙说：“这堵是老墙——古城剩下的唯一老东西！”“但是……”我环视周围：街道上铺着大大的石板，街两边立满了石屋，透过一个个飞翘的屋檐，我看见远处的钟楼，彩绘缤纷，直冲苍穹。“全是新修的！”中国黑塞说，接着又发出一阵刻薄的笑声。后来，我回到国道朝西南方向前进时，才后悔起来自己怎么没问问他，为什么整个榆次都是新建的？说不定他会给我讲讲打仗，讲讲“文化大革命”，也说不定一切只是现任市政府的决策罢了。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不小——所有人都知道，政府官员新修新建的热情几乎和他们反对旧物、厌恶烂尾的程度相当。晚上，我找了家宾馆，点了一份炝炒油菜，然后给小象打电话。“榆次简直就是中国的明斯特！”我趁着咀嚼的间隙说。她笑了，“明斯特？不知道，德国北边的一座城市，是吧？”“这样说吧，纽伦堡也是一样的，榆次就是中国的纽伦堡！”“为什么这么说？你不是说榆次整座城都是新修的吗？”“对啊，就跟纽伦堡一样啊！一切都是新修的！”“但德国城市可都是因为在二战中被炸毁才重建的呀！”小象的声音里突然多了几分愤怒，“在中国，人们却在和平时代把古建筑一个个拆毁！”“可能是因为对历史的认知不同吧！”我需要一点时间，在头脑中整理大学里学到的内容。“在西方的观念里，历史就是一条线。在东方，人们则更偏向于把它看作一个环。一个朝代接着另一个朝代，一切都只是不断的重复而已……”“所以政府就要把老房子通通拆掉？”“这个嘛，因为人们觉得历史就是个圈，所以修房子的石头到底是新是旧，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吧？”小象讽刺地笑出了声，“我可不信他们在拆房子之前还思考过这样的哲学问题！不光如此，国内到处兴建楼房，更多只是为了能尽快谋得高利！”至少在一点上她是对的：中国国内对古建筑的破坏，相当大程度上都是自找的。第二天，当我在常家庄园造型优雅的石桥前，惊叹着停下时，还不知眼前所见不过是这座堂皇的庄园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各种劫难后所留下的凤毛麟角而已。尽管如此，它依然使人震惊：高大坚实的护墙延伸出足足好几百米，正中心的钟楼下方是庄园的入口，从整体上来看，略有几分北京故宫的影子。“这儿全归一家人所有？！”在我们穿过大门时，我问导游。“对啊，”她骄傲地说，“我们这儿以前有很多大户人家，山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全国最富裕的省！”“而且还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我重复了在石家庄饭馆里那个吃饺子男人的话。发现导游眼睛一亮，我便尝试着说另外那句，结果却乱成一团，“三十年中国看……呃……上海……一百年中国……不对，五百年中国……还是一千年中国……看……北京？”我们在庄园里边走边聊，街道，房屋，庭院，山坡，还有湖相连成网，看起来更像一个城市，而非私家大院。这里的主人一定家财万贯，富有到我无法想象的程度——院内还有先祖祠，祠内的龛里供奉着常家始祖的青铜像。“好奇怪，‘文化大革命’居然让这些都留下来了。”光线朦胧，我站在塑像前小声嘀咕着。“你知道得还真不少！”导游表扬我道，“这个当然是后来的复制品啦！”“那原件呢？在博物馆？”“被破坏了，庄园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破坏了。今天你看到的，还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呢！”四分之一？！“不可思议吧？”她声音中莫名地混杂着一些感动，还有几分骄傲，“先是抗日战争，然后是‘文革’，最后还有八十年代的建筑政策。”她叹了口气，我们俩一言不发地并排走着。然后我突然想到：“那常家的人呢？他们现在在哪儿？”她的回答听起来不太确定，就像是头一次思考这个问题一样，“估计都在国外吧！”我从一个侧门出了庄园，穿过羊群，很快又回到了泥泞的国道上，向南走。通过一个小村时，我注意到自己视线的一角泛着深红色的亮光。我激动地举起相机，走近了些——一座由辣椒堆成的小山！我想到了小象。和所有的四川人一样，她也爱吃辣，还会取笑我这样沾点辣椒就喘不上气的人没出息。两个男人正忙着把辣椒铲到一堆儿，装进大袋里。我问他们是否可以拍张照，他们笑了起来。年长些的那个立刻丢下铲子，手里拿着一个辣椒摆好了姿势——这辣椒长得圆润丰满，散发着危险的光。“小象肯定会喜欢的！”我心里想。“你要不要带上一点儿？”他指着小山说。“谢谢，不用了！我走路，背不了太多行李。”“这些辣椒没什么重量。”“对啊，拿上几个嘛！”他的伙计也表示赞同。“但我拿它们没用啊，走路的时候我又不做饭。”“如果饭菜没味儿，就直接放几个进去。”他们俩坚持着。最后，我只得不顾面子，说出了真相：“它们太辣了！”“太辣了？”年长者看看手里的那个辣椒，重复着我的话，“这个品种可没那么辣啊！”“不过，”他的同伴说，“老外受不了我们的调料！我在电视上看过。”我们的对话变得有意思起来。当我跟他们说起小象家在哪里时，他们差点笑晕过去，“四川——哈哈，你还真会挑呢！那她已经带你见过父母了吗？”“我已经去过一次，不过那时候我们还算一般朋友。”“噢，那你可要当心了！”年长的那个做了个怪表情，好像要讲述一个传奇故事一般。“如果她介绍你是她男朋友的话，那你不光得能吃辣，还得能喝酒呢！不然，通通没戏！”他的伙计咧嘴一笑。我指着院子那头一栋看起来古香古色的楼说：“对了，那个是什么？”两人一脸惊讶地看看我。“以前是座庙，”老些的那个说，“现在只是个仓库而已。”这座庙让我想起了榆次和常家庄园：满地都是成堆的建材，透过玻璃窗看进去，里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些廊柱和墙面上已模糊斑驳的壁画还记载着这里曾经香烟缭绕、经声琅琅的年月。“为什么现在成仓库了？”我问。“六十年代的事儿了。”老些的那个低声说。那也就是“文革”了。再仔细看看，我注意到屋子靠后的地方一些彩色的东西：有人在这里支起了张桌子，桌上铺了块红布，布上摆了尊佛像。在这堆砌成山的石膏板、油布和纸箱之间，佛像显得如此渺小。但这里，是它的庙。只需发挥一点点想象力便能预见，它将如何随着时间推移，重新夺回这座属于它的寺庙。我身边的两个人样子有些茫然。我摆摆手解释说自己得赶路了，还得在圣诞之前赶到平遥，小象跟我约好在那儿见。年长些那个松了口气，笑起来，“四川女朋友？那当然比什么都重要啦！”几乎算是小象闭着眼睛，呼吸很轻，床单散发出白色亮光。床是清朝的古董，衣柜、桌椅，还有那重实的抽屉柜也是，窗前坠着翻起大褶的丝质窗帘。今天是12月24号，我的家人聚在德国埃菲尔山地区，唱着匈牙利传统圣诞歌，而我不在。我在平遥的一家四星级宾馆里，距北京四十五天，七百公里远。今天是星期一，虽然星期几对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小象终于来了。几个小时前，一辆黑色轿车驶入宾馆，车门呼地开了，我怀里瞬间出现了一个笑意盎然、个子小小的中国女孩。就在我抱着她转圈的时候，她一边手握拳头轻捶在我胸口上，一边喊着“停停停，晕了，晕了，停！”“我本来准备自己从机场坐火车过来的，”我们走进宾馆大厅时，她小声在我耳边说，“但你知道我爸，他非要找人送我！”她现在睡着了，宾馆走廊里隐隐约约地传来中文版的《铃儿响叮当》，我整理着前几天的照片：太谷那著名的白塔惹得我直冒火，就因为它中午居然胆敢不开门。“你在这儿又吵又闹的，干吗不干脆去看看孔祥熙宅院？”门后的一个声音终于不耐烦地问我，院子里的狗都因为我的喊叫而焦躁起来。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孔祥熙是谁？我后来了解到，太谷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显赫政客的出生地，他不仅在政商两界行走自如，而且还拥有让所有的皇亲国戚都俯首景仰的高贵血统：孔祥熙是孔子的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孙，反正，总共七十三个“曾”。可惜的是，这宅院里真正值得看的东西并不多。“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这里看上去仍像共产主义家族里不受宠的继子：到处可见空荡荡的过道和庭院，家具和书画零星散落着，这些都是那位富可敌国的人遗留下的财产。我正四处逛着，有一搭没一搭地寻找合适的拍摄题材，听见角落里传来一阵怪里怪气的声音：三位已过不惑之年的男人正肩搭肩地站在一堆砖块前。看见我，他们便兴奋地招招手，喊着一句话听上去类似“哈”。“哈？”“中国功夫！”三人中的一个含糊地说，他看上去早已过了退休的年纪。等一等！你们不会玩儿真的吧！但他已一晃三摇地走向了他哥们儿堆叠起来的砖块，一个快得令人始料不及的手上动作，哈！最上面的一块砖裂成两半，各自飞了出去。“哈！”三人都叫起来，一边来回跳着，一边激动地互相拍肩膀。正是他们建议我去乔家大院看看。虽说它不及常家庄园面积大，但出名得多，因为几年前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在那里拍摄的。果不其然，第二天，我参观乔家大院时感觉自己似乎置身于北京西单，汹涌而至的游客和纪念品商贩从各方拥挤着我。这里甚至还有一个骑骆驼点，人们可以跟电视剧里的几峰骆驼合影。我问它们叫什么名字。它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三号和四号骆驼有幸成为我西行途中所见的这一物种中出场最早的两峰，它们真美啊！又长又弯的睫毛，无限温柔的眼睛，头顶耸起的毛发让它们看起来有点像某种热带水果。就在我轻轻抚摸它们的鼻子时，四号“菠萝”朝我投来充满信任的眼神，紧接着放了一个雷声般响亮的屁，吓得三号浑身一抖。接下来通往平遥的路冷，而且平。从榆次起，连绵的山脉就变成了一马平川，与河北平原有几分相似。经过前几天的降温，路边的排水沟里和树木下方都积起了脆弱易散的雪堆，小溪和其他有水的地方也结了一层冰。“你饿了吗？”小象醒了，惬意地伸了个懒腰，“我们吃饭去吧，我请客！”我们走进一家针对外国游客的餐馆，名为“老平遥”，提供英语菜单。这座城市深受背包客喜爱。“Good evening！”我们进门时，服务员说道。每张桌子上都点着蜡烛，我们是唯一的客人。我点了一份西冷牛排配薯条，在今天这个日子，我想不到更合适的菜了。我们聊到慕尼黑的圣诞市场，聊到小象新的住处和她的学业，我用叉子插上几根毫无反抗力的薯条，满心欢喜地吃着，切牛排时笨拙地切得太大块，几乎无法塞进嘴里。突然，小象安静下来。我询问地看着她，而她只摇摇头，搅动着面前的奶油土豆浓汤。眉尖扬起。她叹了口气，“哎，慕尼黑的冬天不好过呀。每次看到身边的人成双成对，我就很嫉妒。”几秒沉默，我手中餐刀划在盘子上的声音停止了。“我也想要一个真正的男朋友，”她最后说道，“我还从来没有过呢。”“但我们几乎算是在一起啊！”“几乎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