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艇上。”说完，两人联袂在我们沉默的热烈喝彩中离去。我的案件处理则属一般流程。她嫌恶地瞄了我的裤子 一眼,噘嘴表示不满,便安排了我的遣返。我小心调整自己 的陈述，以符合笔录所载。阔别十八个月，我终于回到英国，身无长物，只有一件 破裤子、七本记载西非洲笔记的破烂练习本、一架蒙了沙的 相机，还有一份意大利文笔录。我瘦了 40磅，黑得像炭，眼 白发黄。我面对海关官员。“护照?”“我的护照掉了。”我将意大利文笔录交给他。他眯了 眯双眼您是英国人，先生?”“噢……啊……，是的。”“您愿意签名保证所言为实，先生?”“当然。”“好的。您可以走了。”他挥手叫我通关。不可能这么简单,我怀疑其中有诈，狡猾地望着他你 意思说我不必大喊大叫、威胁你，或者给你钱?”“您可以走了，先生。”让数学家颇感困扰的矛盾之一是爱因斯坦的时光旅行 者。他以极髙速航行宇宙数个月，回到地球，却发现已过了 十年。人类学旅行者正好相反。他行到另一个世界,在那 里待了不可思议之久，思索宇宙之谜，快速老化。当他回到 家乡，却仅仅过了数月。他种下的橡实并未长成大树，时间 太短，嫩芽还来不及探头。他的小孩并未变成大人，惟有最 亲近的朋友才注意到他曾离开一段时间。世界少了他依然正常运转,这实在太侮辱人了。当人 类学旅行者远行异乡，寻找印证他的基本假设，旁人的生活 却不受干扰,甜蜜行进。他的朋友继续搜罗成套的法国炖 锅。草坪下的刺槐依然长得很好。返乡的人类学者不期望英雄式欢迎，但是某些朋友的 平常以待实在太过分了。返家后一小时，一位朋友打电话 给我，简短说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但是大约两年前，你 丢了一件套头毛衣在我家。什么时候要来拿?”你觉得这类 问题岂在返乡先知的思虑范围内？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 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现在，“作为英国人” 对我而言，就像“假扮多瓦悠人”般作态。当朋友与你讨论 一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时，你发现自己居然怀抱一 种疏离的严肃态度，好像在多瓦悠村落与人讨论巫术一样。 这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更因举目望去都是 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更加严重。举凡和购物有关的事都变得非常困难。看到超级市场 的货架沉重呻吟堆满食物，我不是作呕厌恶，就是无助发 抖。我会连绕三圈仍无法决定买什么，或者疯狂大买奢侈 商品，因害怕被人抢走而恐惧抽噎。长期独处后，礼貌性谈话也变得非常艰难。对话间的 沉默空档只要稍长,我就认为对方不高兴，街上行人则恐惧 地看着我大声自言自语。适应互动规则殊属不易。有一 天，送牛奶的人将我家并未订购的牛奶放辛门前，我循西非 洲规矩大吼大叫追赶他，可能还扯住他的衣领。根据西非洲规则，我只是立场坚定，照英国标准，这可是难以忍受的 粗人行为。突然看到自己变成这等模样，真是叫人谦卑的经验。一些小事则带来无限满足。我疯狂迷上奶油蛋糕，另 一个从田野场回来的朋友则不可自抑大啖草莓。自来水、 电力真是神奇。同时间我染上怪癖,百般不舍丢掉空瓶子 或纸袋，它们在西非洲可是珍贵之物。一天里最棒的时刻 莫过早上醒来，发现我已不在非洲，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穿 过全身。我的笔记丢在书桌全没整理，连续好几个月，只要 看到或碰到它们，我都感到恶心。最奇怪的心理经验是目睹我数个月前从非洲寄出的瓦 瓮抵达。当初,我细心用多瓦悠布匹包裹它们，装在铁制行 李柜里，上面贴了四种语言的“易碎物品”警语标志。朱迪 波震惊于我的鄙俗。我干嘛不把它们送给村民？大家都知 道我很有钱，几乎和那些制陶的女人一样富有，大可购买尼 日利亚产的富丽搪瓷器。我的老婆们看到我带回村落瓦 瓮，可不会太高兴。看到这个一度放在我茅屋里的行李柜此刻躺在伦敦的 湿冷车库里，实在很怪。它完全变形。托运时，它是长方形 的，现在几乎变成圆形。箱上的巨大皮靴印证实经手者将 它变成这等神奇模样。我必须用装胎杠杆才能撬开盖子。 接到自己寄的包裹本来就是奇怪经验，微带一种人格分裂 的味道，尤其寄件的我对收件的我而言，已经逐渐变成陌生 人。我的朋友一致赞美这些陶器的优美简朴造型。太可惜 了，我干嘛拿它们去煮东西，我不能买些便宜进口盆盘，保留这些美得不该拿来用的东西吗？将我这些朋友介绍给朱 迪波，让他们的不同观点大打一架，可能不错。返乡的田野 工作者可以接受这两种不同立场，一个也不必认同。此刻，你不可能不评估此行损益。我当然学知了西非 洲某个无足轻重小民族的许多事情。田野工作的完成与否 完全是定义问题而非事实认定。我可以继续待在多瓦悠五 年，获致微小的研究成果，却仍无法穷尽“了解一个全然陌 生民族”的研究目标。但是想要获得特殊成就，总要有一般 能力做基础。现在我阅读人类学文献有全然不同的眼光， 能察觉某些句子是刻意模糊、逃避或者勉强，也能察觉某些 资料不恰当或无关。若非去了多瓦悠，我不可能有此能力。 我的研究也让其他有兴趣的人类学者工作起来较轻松。我 甚至认为我在解开多瓦悠宇宙观上的成果，验证了某些常 用的解释模型与文化象征间的关连。整体而言，我的研究 结论颇站得住脚，我很满意它们在整体人类学的地位。至于我个人有了许多改变。与其他田野工作者一样， 我的健康毁了一阵子。我曾对第三世界文化与经济的最终 救赎怀抱模糊的自由主义信念，现在则遭重击。这是返乡 田野工作者的共同特色，当他们像返回地球的太空人踉跄 笨拙游走于自己的文化时，只能莫名感激自己是西方人，生 活在一个突然间变得珍贵万分也脆弱无比的文化里，我也 不例外。但是人类学田野工作会阴险地让人成瘾。田野工 作的宿醉头疼不比厌恶疗法更有效。返乡数周后,我打电 话给那个当初鼓动我投人田野工作的朋友。“啊，你回来了。”“是的。”“乏味吧?”“是的。”“你有没有病得要死?”“有。”“你带回来的笔记是否充满不知所云的东西，而且忘了 问许多重要问题?”“是的。”“你什么时候要回去?”我虚弱发笑。但是六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多瓦悠。译后记本书得以翻译问世，得感谢台湾大学江文瑜老师对“音 调语言”与“哨叫语言”的释疑、作者奈杰尔巴利的版权经 纪人Adrew Cribb热心居间转信,以及慈济大学宗教文化研 究所游谦老师为“头部巫术”一词解惑。更感谢好友慧贞与 博学多闻的先生比尔不厌其烦帮我厘清复杂暧昧的原文。最后谢谢黄道琳老师细心审阅译稿。我永远不能忘记 他翻译的《文化模式》为我打开人类学大门，看到美妙缤纷 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