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家-天真的人类学家txt

天真的人类学家txt

导读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原住民的天真黄道琳十多年前，在美国旧书店偶然买到《天真的人类学家》的英文本。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作者巴利是何许人，但从该书的内容简介看来，我陆续在收集的“异类”人类学著作又要增加一本。没过多久，我也拥有了《天真的人类学家》的续篇 Aplague of caterpillars。*巴利于1977年至1979年间两度前往喀麦隆多瓦悠族聚落，从事仪式和信仰方面的民族志调查，这两本书记录了他将近两年的田野经验。人类学家原本就很少将他们在田野的日常生活点滴形诸文字，巴利的著作则更在这个小小的文类里头独唱异调。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学家带头助长或至少在旁默许，人们对田野经验的理解充满了浪漫、神秘、冒险等等色彩；而今，在巴利的笔下，民族志调查纵非只编注:英国Heray Holt出版社的版本书名为Cemnony。是徒劳一场(他确实没有消极到这个地步），也泰半耗费在闲散、挫折、困顿的泥淖里。可想而知，这样的告白不会得到人类学界的欢迎。果不其然，巴利遭受了不少专业上的严厉指控,包括说他在书中明言某某报导人（informant)嗜酒或性无能是违反职业伦理的做法。就这一点而论，巴利确有可议之处，但如果真的要落实伦理的要求，那我看所有人类学家多少都有过失。让我提出一个较有意思的解读：巴利所以会那么冒犯人类学家，是因为他对这些人造成伤害，然后进一步加上侮辱。伤害在于他用幽默带刺的笔调揭露了人类学家的窘态和尴尬，侮辱则在于他这样做却得到广大读者的喝彩。不只喝釆——根据一项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做的调查，巴利竟然是英国大学生最熟知的人类学家,其知名度甚至高出列维一斯特劳斯。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学著作的读者群和普及度越大，其作者就越会受到同行的轻蔑（米德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巴利能够获得大众的青睐，那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在书中可不像其他人那样宣扬人类学的崇高使命和深奥意涵，而仿佛只是把他的经历拿来当作娱人的话题。对那些以人类学为专业的学者，这怎生了得？在此替巴利说句公道话。巴利从田野回来之后，也出版了一本中规中矩的民族志专著（S^nbolic Structures ： An Explor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Dowayos )。如今读来，这本书的内容倒相当契合人类学的理论取向和分析架构，但它对多瓦悠文化的阐明，也不过是提出_些机械式的结构和语意上的对比。若要认识有血有肉的多瓦悠人以及巴利个人的切身感受，读《天真的人类学家》会更有收获。但愿人类学家多写几本这样的书。曾经有一位前辈鼓励我：只要做过三天田野，就可以写出一本书。这固然是夸张的话，却也道出了民族志研究的盲点。毕竟，回溯历史来看，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曾经是获取知识的革命性方式，只要善加运用绝对是效率很高的利器。但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往往对其研究方法过度自信，以为一旦做了一段时期的参与观察便得以洞识文化的奥秘，尤有甚者，有些人类学家还仗着田野调查这把尚方宝剑，对其他学科嗤之以鼻。平心而论，如果人类学家对其田野经验抱持既轻松又笃实的态度，再加上某种程度的写作工夫，那么确实可以、也应该为广大读者撰写不少兼具启示及趣味的书。起码，他们在某些方面也不妨扮演旅游作家的角色。《天真的人类学家》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种书难得一见？我相信，那是因为大部分人类学家使命感太强，致使他们不敢坦然面对或公开承认调查过程中所遭遇的顿挫、困难及其成果的不确定性；少了这些成分，他们的田野报告仿佛是按照食谱规规矩矩、妥妥当当做出来的菜肴。再者，人类学界理论挂帅的风气颇为强烈，你辛辛苦苦做了一两年田野之后，岂能放弃任何分析这个、诠释那个的机会？因此，我们在人类学家著作中碰到不少粗鲁的分析和过度的诠释。也许，在巴利面前我不应该讲这些有点粗鲁、过度的批评言辞；因为，巴利其实并不太在乎其他人类学家的作为，他着墨较多的反而是对自己的调侃，而且笔下充满幽默和反讽。再说，这一趟田野虽然让巴利受尽种种挫折和打击，他却能够在过程之中逐渐调整心态，原先的忿忿不悦终于化解为逆来顺受。巴利跟喀麦隆政府官员及私人机构打交道时老是得到无理或无能的处置，这些描述可能也会令读者读得咬牙切齿。其实，这类遭遇是司空见惯的事，只是人类学家很少事前设想或被告知这种情况，因此未能预先计划应付的门道。到最后，无论巴利在多瓦悠文化的研究上是否收集到令人满意的资料，他至少对喀麦隆社会这一重要层面有了丰富的体验，并用不愠而超脱的态度跟我们分享这些。田野工作者最大的挫折，来自他跟当地人的关系，而这正是人类学家最不愿意触及的问题;说得明白一点，乐意跟调查者密切合作的原住民实在可遇不可求，大部分人在行为上往往只是敷衍了事，在言辞上经常难免含糊矛盾。别的人类学家或是畏于泄底、或是认为研究成果比过程重要，总是把这些情事扫进地毯下,《天真的人类学家》着重的却正在于此。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非但同意巴利赋予人类学家的“天真”形象，恐怕也可以把提供资料的当地人视为 “狡猜”的化身。多瓦悠人似乎乐于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也不时颠三倒四，害得巴利不是无所事事，就是莫衷一是。巴利把这些和盘托出，似乎对多瓦悠人颇有谴责之意，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也很有度量地迁就一这退一步讲是田野工作者不得不做的妥协,进一步讲则是对研究对象应有的尊重。由于巴利不怕揶揄自己，他的叙述更能让我们了解田野情境的一项要素：享有优势的人类学家对处于劣境的原住民不能有职业性的苛求，因为后者被卷入这个情境基本上不是出于自愿，而他们如果令人类学家感到失望，那也是无奈的局面。进而言之，巴利也暗示了田野情境的一个陷阱。人类学研究以实地调查所得的材料为最高判准，因此原住民的观点和所提供信息乃是最有力的依据;但是,调查者终究会发现，能够直接从原住民口中得到的东西实在不多，而且不清不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到现在还是一门相当不准确、颇有几分天真的学科。从巴利的故事我们只能达到这个结论，然而分享了他的田野经验之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正是人类学迷人的地方。何谓人类学？或许它就是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原住民的天真所碰撞出来的知识。《天真的人类学家》受到一般读者的欣赏，但它若要获得专业学术肯定，恐怕还得借助某些理论标签的提升。这本书原著出版于1983年，大约在那时候人类学里开始流行起所谓后现代、反思式的民族志，其重点在于强调田野调查的暧昧性以及调查者自身对民族志材料所施加的影响。二十年下来，原本有望为人类学注入新生机的这种取向，也巳大致走入了死胡同。这类著作虽然对田野调查的可信度提出正当的质疑，但最终却过度强调研究者自身的主宰性，而使民族志知识的客观地位几乎完全沦丧。巴利跟这些民族志作家的关怀其实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而他会在那个年代发表这本著作，也同样反映了人类学论述方式在当时所受到的普遍质疑。不同的是，后现代民族志难免沉溺于矫情的反思，最终成为作者自恋的呓语，巴利则采取较释怀的反讽立场，他看待问题的方式表面上看来只是戏谑有趣，骨子里却很严肃健康地交待了田野工作的局限和希望。如果要说巴利这本书对人类学的最大贡献，我想那应该是它使我们对民族志研究抱持着带有怀疑的兴趣以及附加条件的信心。巴利自己隐隐之中似乎也为这做了见证：这次田野结束时，他显然已经是个不再那么天真、而有几分疲倦畏惧的人类学家；不过，只在六个月之内，得知有重要的仪式可供研究，他又信心百倍、兴致勃勃地回到多瓦悠族人之中了。那也是一段颇有可谈的经历。但，那是后话了。(本文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 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序人类学、文学以及游记作者/乔纳森斯多克译者/周倩而或许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看这本书。第一种可能开始于这样的场景：当我读此书时我忍不住大笑，笑歪了嘴，最后我甚至笑得从椅子上跌下来了。真的，这是我这辈子读过的最好笑的书之一。本书作者，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巴利拿到研究经费去研究西非冥顽强焊的多瓦悠人的割礼仪式o代之学术研究，他选择用日记式的方式，以敏锐而诚实、感性而率直幽默的笔调，记录他每日面对的多瓦悠人。摒弃了繁琐的学术书写风格，巴利将所有理应被删除的内容：如意外事件和倒霉事(足够拍成一部好莱坞喜剧），生病初体验(足以编写成一部医药百科全书）和因异文化而产生的误解(也可以编写成电视肥皂剧）都翔实地描述于本书中。这还不包括我尚未提到的他与非洲官方人士及其他西方人士的奇遇呢！本书有很多思考点均刺激着读者反省自我对外在的认识。例如，我们常常浪漫地以为，非洲部落的人们比都市人爱护自然。但当多瓦悠人问起，为什么巴利不把机关枪也连同其他田野工作的必需配备一起带来，以便快速而有效地猎杀野生动物时，我们对非洲人疼惜自然的刻板印象便顿时一扫而净。从这里我们看到多瓦悠人十分自信自己做事方式的正当性，但当他们一丝不苟地坚持这才是惟一的方法时，有时不免令人感到可笑，巴利发现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其实，反过来想，他们的顽固不也如同我们自己一样？人类共同拥有的优劣及特有的文化样貌在巴利纯熟的妙笔下像一面明镜，借着他自己，一个人类学者生活在异文化的经验，反射出种种类似的盲点与反思。作者用清新的手法及斟酌的字句让读者觉得自己亲临一个未经策划过的事件，原原本本地呈现事情发生的原因与始末。什么是人类学，而学者又是如何了解一个异文化的，无所不在地潜藏在作者的字里行间，虽然这与作者称这是一本无关人类学的声明是矛盾的。从第二种角度来介绍，可以说我掴了自己一巴掌。早在18世纪90年代就有评论者说人类学像旅游写作。是的，除了学术化的注脚、参考书目和理论框架是旅游札记所没有的，评论中肯地显示民族志写作就像其他的写作，作者试着将一群鲜为人所知的人们介绍给另一群可能从未接触过他们的读者。这样对斯土斯民的侧面描述不可能是客观或科学的。相反，它是依赖着因作者的人格特质所洞察的素描，因作者偶然结识几个特定对象与之产生互动所累积的结论。举例来说，曾有一个笑话提到，澳洲和英国男性学者写道，新几内亚的男性是粗犷而专横的。反之，女性研究者与男性美国犹太学者却说他们有迷人的魅力与活力。多么科学、客观的结论是不是！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信息，作者的确需要多提供些关于他自己的资讯。到底他是如何与被他研究的人进行互动的，这样的脉络陈述得以让读者了解为何学者下如此结论。关于所有运气不佳及误会，还有田野工作发生的琐事通常不会被呈现在书中因为这些都被看做是个人的，与研究主题无关的，其实可能都与后来的研究结果息息相关——它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作者因此下了某种结论。所以，对于了解什么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这是一本相当优质且易读的入门书籍。巴利的《夭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第一版发行于1983年，在英国人类学界，算是第一批将人类学视为一种重视人性成长觉醒的学科的人文科学及文学作品。直到现在，我们仍在探索相关论述的新发现，而这本书在现今仍然具有许多重要的意义。同此理，此书的中文版也因类似的理由刺激人们对人类文化的更深层领悟。就像巴利理解到的，新的书写风格开发了潜在的新读者群。纵使作者风趣的写作风格可能失之轻率，巴利确实是很小心谨慎地在向读者传达关于人类学的几个重要问题与假设。总的来说，这是一本罕有的综合性的书：它让你瞬时地被吸引并产生深刻的印象；会让你捧腹大笑但又有掷地有声的内容。不论是人类学的学生或专家，或是有经验的旅行者，或是靠读旅行札记的卧游寰宇者，或是对于现代非洲有兴趣的读者，或是为打发无聊而找书的上班族(但小心别错过你的车站，这可是一本一拿起就很难再放下的书），我相信你们都能在此书中得到一些收获。(本文作者为英国设菲尔德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世界音乐》书评编辑）导读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原住民的天真.........黄道琳1序人类学、文学以及游记...............乔纳森斯多克7第一章原因何在................................................1第二章准备...................................................10第三章上山...................................................15第四章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24第五章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35第六章你的天空清朗吗？ ................................. 50第七章啊,喀麦隆:祖先的摇篮...........................67第八章跌到谷底.............................................99第九章非洲总有新把戏....................................118第十章仪式与错误..........................................124第十一章雨季与旱季.......................................148第十二章第一批与最后一批收成........................170第十三章英国异乡人.......................................187译后记............................................................196第一章原因何在“为何不去做田野调查?”一次众人带着醉意的讨论接近尾声时，一位同事抛出以上疑问。那次我们广泛讨论人类学最新技术、大学教学与学术生涯。结论令人沮丧。就像哈巴德太太(D(MIS. Hubbad)，我们清点存货，却赫然发现橱柜空空如也。我的故事十分寻常——受训于高等学府，非经刻意规划，而是机缘使然进人教书行业。英国的学术生涯奠基于几个经不起考验的假设。首先:如果你是优秀学生，便会成为不错的研究者。第二，如果你的研究做得不错，书就铁定教得不坏。第三，如果你善于教书,便会渴望去做田野调查。上述关连统统不成立。优秀的学生有时研究成果可怕。学术表现杰出，名字经常出现在专业期刊上的研究者，有时教起书来愚蠢乏味到让学生以脚投票，像非洲艳阳下的晨露般消失无踪。人类学行业也不乏全心奉献的田野工作者，他们的肌肤被炎热气候烤干如皮革，牙关因长年与原住民奋斗而终日紧咬，但是他们却对人类学理论殊无贡献。我们这些依据文献研究完成博士论文、文弱的“新人类学者”认为所谓的“田野调查”其重要性被夸大了。当然，在殖民时代有过实践经验、“无意间搞起人类学”的老教授坚持田野调查的“神祇崇拜”不可毁，因为他们是这个行业的大祭司。他们可是受尽了沼泽、丛林的磨炼与贫困，自以为是的年轻学者岂容抄捷径。每当这些老教授在理论或形而上学的辩论场合被逼到墙角，便会悲哀摇头,懒洋洋抽烟斗或抚弄胡须，喃喃说道 “真人”无法嵌进“从未做过田野调查者”的纯粹抽象概念里。他们对无缘踏入田野的人满怀同情。事实很简单，他们曾到过田野，他们看到了。没什么好说的。我在人类学系教了几年学来的正统学说，殊乏学术成就，或许也该改变了。你很难判断田野工作是类似当兵这类的不悦任务，理应默默忍耐，还是这行的“额外红利”，应该欢喜承受。同事的意见帮助不大。他们有足够时间为回忆蒙上乐观光环，让田野经验变成浪漫冒险。事实上，田野经验正是乏味的证书。举凡洗衣服到治疗普通感冒等事，在田野工作者嘴中道来，如果不掺点民族志回忆的调味润饰，那可叫周遭亲友讶异失望了。老故事变成老友，很快地，田野经验便只留下美好回忆（除了某些奇怪岛屿的状况极度悲惨，叫人无法忘怀也无法消融于幸福感中）。譬如，某位同事宣称与和蔼原住民共度了很棒的时光，他们微笑着携带一篮篮水果、鲜花来送礼。如果按照事情发生顺序，这段叙述应当补充如下： “那是在我食物中毒后。”或者当时我的脚趾起水泡脓肿，虚弱到无法站立。”如此种种不免叫人怀疑：田野调查这回事是否像那些欢乐的战争回忆，叫人扼腕生不逢时，虽然理智上，你知道战争不可能美好。或许田野经验还是有好处的。它可以让我的讲课内容不再拖拉无趣，当我必须传授陌生的课题时，可以像我的老师般，把手伸进装满民族志轶事的破布袋，炮制出一些曲折复杂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安静个十分钟。田野经验也会赐我贬抑他人的全副技巧。每每思及此，我的脑海便涌起一段回忆。那是一个即便以寻常标准来看都十分乏味的会议,我与数位优秀同行礼貌聊天（包括两位阴郁的澳洲民族志学者）。似乎经过预谋，同行一一告退，只留下我面对两位澳洲“恐怖分子”。经过几分钟死寂，我试图打破冷场，提议一起喝杯酒。其中一位女学者马上一脸苦相，嘴角痉挛，厌恶地大喊不要！我在丛林里喝够了Z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便是让你俯拾可得这类渺小人们无缘使用的句子。或许就是这些怪句子，使得本质乏味的人类学冠上珍贵的怪诞脱轨气息。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学者的公众形象实在侥幸。众所周知，社会学者缺乏幽默感，是左翼狂想与陈腐之言的大买办。但是人类学者曾追随印度教圣者，看过奇特神祇与污秽仪式，大胆深人人迹未达之处，他们全身散发一股崇髙气息与神圣的不切题，他们本身就是英国怪诞教会的圣者。我岂能轻易拒绝成为其中一员？凭良心说，我也考虑了其他好处(虽然机率不大），替如田野工作可对人类知识有所奉献。乍看之下，这种可能性极低。“资料搜集"(fact-gathering，或译事实搜集)的工作殊无趣味。人类学不乏资料，少的是具体使用这些资料的智慧。这行业有所谓的“捕蝶人”，用来形容许多辛苦收集资料的民族志学者，他们根据地域、字母或任何最新流行的分类法，不断累积资料，却没有能力解释它们。老实讲,不管是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学术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专注追求个人性灵的完美。其结果或许会服务较大层面,却不能以此论断它的本质。不难想象，这种观点不容于学界保守派与自诩改革者。他们深陷恐怖的虔诚与洋洋自得中，拒绝相信世界其实并不系于他们的一言一行。因为如此，当田野工作的“发明者”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②的日记出版，揭露他也是有缺点的凡人时，在人类学界激起了义愤虽然马氏在日记中诚实说黑人令他愤怒与乏味，而且他深为欲望与孤寂所苦。学界却普遍认为马氏日记不应出版，因为它对人类学造成“伤害”、无故破坏偶像，让大众对人类学先驱失去景仰。此种说法透露出艺术买办者令人发指的虚伪心态，逮到机会，便当予以矫正。抱持这种想法，我开始记录自己的田野工作。对做过田野工作的人而言，本书殊无新意，我将侧重一般人类学专论嗤之为“非人类学”、“无关宏旨”、“不重要”的部分。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一向偏重较髙的抽象层次与理论思索，因为惟有在这些领域有所斩获,才可能趋近全面解释。但是如果一个人只盯住眼前方寸之地，保证他的观点绝对无趣、偏颇。这本书或许能调整其间的不平衡,让学生与非人类学领域者见识到:完工的人类学专论与血肉模糊的原始事实间有何关连，并期望让从未做过田野工作的人也能感受些许田野经验。此时,投人田野工作的想法已经深植我心,不断滋长。我问某位同事我为何应做田野调查? ”他摆出夸张姿势，那是他在讲堂上的标准肢体语言，用来应付学生的“何谓真理”或“ ‘猫’要怎么写”这类提问。他的意思够明白了。人类学者怀抱热情与某一民族共同生存,深信这个民族守护着一项关乎其他人类的秘密，如果有人建议他到他处做研究,就好像说他可和任何人进教堂，就是不能与独特的灵魂伴侣相厮守。以上种种说法，纯属美丽虚构。以我来说，我的论文是研究古英文(印行本或手抄本)。当时我颇自命不凡地说:“我穿越时间而非空间。”这句话虽稍稍安抚考试委员的不满,他们还是觉得有义务表示异议，警告我从今而后应当致力穿越正常的地理区域。因为背景使然，我并不偏好某一特定大陆，也因为我对地理的认识还不及大学生，也不特别排拒某一特定区域。照我的想法,如果现有的民族志文献反映了研究对象，而非研究者的个人意象投射，那么，非洲看来是最无趣的一洲。在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的伟大起头后，非洲研究便迅速走下坡，尾随伪社会学的步伐或继嗣系统的功能整体论，尖声呐喊地被拖进各式“困难领域”，如指定婚(prescriptive maniage)与象征主义的研究，收获虽甚微,却依然保有“简单合理”的外表。非洲人类学可能属少数单调的内容会被美化成优点的研究领域。南美洲看来颇吸引人，但是同事说在那里工作需面对极恶劣的政治环境;更何况,此领域的研究者似乎都活在列维一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与法国人类学者的阴影下。以生活条件来看，大洋洲是轻松选择，无奈所有大洋洲研究看起来都差不多。那些原住民似乎包办了魔鬼般的复杂婚姻制度。印度很棒，但是想要完成一丁点像样研究,至少必须先学五年语言，才能奢言有所贡献。远东？我应当远赴此地，看看能做些什么？此类评估或许流于表面，但是我的许多同行与学生均照此运作。毕竟，多数研究始于对某一领域的模糊兴趣，甚少有人在提笔前便清楚知道自己的论文题目为何。接下来几个月，我详细分析印尼地区的政治动荡与亚洲各地的暴行与破坏。最后倾向选择东帝汶。我至少知道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是文化象征主义与信仰系统，而非政治或都市社会化等议题。东帝汶看起来极为有趣，它有各种王国组织与指定联姻体系（prescriptive alliance system)，也就是结婚两造必须有亲属关系。这似乎是人类学铁律,拥有此类现象的文化很容易出现清晰的象征体系。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去东帝汶，开始撰写研究计划，突然间，报上全是东帝汶内战、种族灭绝、侵略等新闻。白人担心丧命，仓皇而逃，饥荒阴影浮现。东帝汶之行遂打消。我与同行迅速会商后，他们建议我还是以非洲为目标，研究许可较易取得，政治也较稳定。我将目标转往费尔南多波岛(Bubis ,台北：联经出版（1988), pp. 1—52。③马林诺夫斯基身后所出版的《一本道道地地的日记》汉-ary, in the Stria Sense of the Term. London: 】967)曾引起轩然巨波。日记中揭露了马氏的厌倦感、对健康的焦虑、性爱的匮乏、孤寂，也揭露马氏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民的勃然大怒，更暴露出马氏并未如自己所言，完全与欧洲人士隔离。马氏曾告诉学生说，他视田野工作者的EI记为安全阀，它疏导民族志记录者的私人忧郁和情感，使之不杂入其科学笔记中。④埃文斯一普里査德(1902—1973)是英国继马林诺夫斯基、费雷泽(James Geo# Frazer)之后最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他对非洲阿赞德人(Azande)的巫术与努尔人（Neur)的鬼婚有精辟研究。详见 Adam Kuper & Jessica Kuper, op. cit.，p* 348; Roger Keesing, op. dt,，p. 362; Adam Kuper, op*cit., pp. 113—123。⑤指定婚特指在某一特殊亲属范畴里的婚配规定，可能包含禁止与某些人成婚，或者某些人才是惟一婚配对象的规定。某人应娶某一范畴女人为妻者称之为“指定婚”，不论这个规矩是否会遭到破坏。如果只是认为某人从特定范畴娶妻是比较理想的话，称之为‘‘优先婚”(preferred maniageh详见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人类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P.18i。⑥列维一斯特劳斯（1908—），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始祖。详见 Adam Kuper & Jessica Kuper, op. cit., pp.573—577。⑦指定联姻体系是指透过指定婚法则或多次重复的通婚，连结若千继嗣群体或亲族群体的一种体系,让这些群体彼此间保持一种跨越世代的婚姻关系。详见R(职r Keesing, op.cit. ,p.814c,⑧金斯莉（1862—1900)，英国探险家，挑战保守传统，进人西非与赤道非洲，也是第一个进人加蓬的欧洲人。⑨波顿(182丨一丨890)，英国作家与探险家。⑩某些民族可藉口哨声传达信息，它是“替代性语言”，用以传讯。第二章准备我猜想初次做田野，少不了得说服资助审查委员会:我的研究计划是有趣/创新/重要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当一个缺乏经验的民族志研究者开始用上述角度对审查委员会大力推销时，或许因为经验丰富，委员不免开始怀疑该计划只是中规中矩，延续前人的研究方向而已。我强调自己的小小研究对人类学存续将产生广泛影响,却落入向素食者吹嘘烤牛肉美味的困境。我试图弥补，却越来越糟。审查截止前，我收到审查委员会来信，表示他们比较在乎多瓦悠的基本民族志资料的建构完成，也就是简单的事实搜集。我重写了申请计划书，补上白痴般简单的细节资料。这一次委员会却担心我的研究对象是从未被研究过的族群。我又写了一次计划书，这次他们放行了。我得到了研究资助，跨越了第一道障碍。伴随钞票与时间的点滴消逝，申请研究许可变得无比重要。大约一年前，我曾写信给嘻麦隆有关单位,他们答应在审查结束前一定给我回音。我再度写信给他们，他们要求我寄上详细的计划内容。我照办。我等待。当我差不多放弃希望时，终于收到申请签证的许可，可以准备前往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得(Yaounde)。后来，我对熟悉非洲的老手尴尬承认，我居然天真以为这是我与官僚体系的最后接触。在我当时的想象中，喀国的行政部门是群不拘礼的家伙，以亲切、通情达理的态度处理小量、必要的行政事务。一个 700万人口的国家必定遵循大英帝国的古风，以简单朴实、一对一方式处理行政。说他们人人热心协助，应当不以为过。去喀麦隆大使馆的经历应当让我受到教训，但是我没有。我谨守人类学优良传统，绝不妄下断论，直到铁证摆在眼前。我先打电话给大使馆,确定他们上班,才带着所有相关文件前往，一边洋洋自得效率非凡，居然准备了两张护照照片。大使馆没开门。我猛按门铃，引来一个只肯说法语的声音咆哮:明日再来。第二天我再度前往，这一次，获准进人大厅。他们告诉我负责的人外出,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有种感觉:申请喀麦隆签证一定是罕见、奇怪的事。不过，我得到一个有用信息:没有回程有效机票，不能申请签证。我于是前往航空公司。喀麦隆航空把客人全当成讨厌的捣蛋鬼。当时,我不知道喀麦隆国营事业都是如此，还以为是语言沟通困难所致。他们不信任支票，我又没那么多现金，最后是以法国旅行支票支付。其他人用什么方法买到票,我无法想象。（田野新手守则一.永远通过英国旅行社与异国航空公司打交道。旅行社接受任何正常的支付方法。)我向他们打听雅温得前往恩冈代雷(N’gaound6i^，我往内陆的第二站）的火车。他们严峻回答:他们是航空公司，不是铁路局。不过还是告诉我，雅温得与恩冈代雷间有冷气火车，车程大约三小时。满怀胜利买好回程机票，我返回大使馆。那位先生还未回来,但是我可以先填一式三份的表格。我填了表格,却赫然发现我卖力填写的三联表格，最上面一张被弃置不用。我等了一个小时，毫无动静。大使馆里人群来去，大多说法语。在此有必要简述喀麦隆的历史。它原本是德国属地，一次大战期间被英国与法国占领，后来独立组成联邦共和，最后成为统一的共和国。虽然理论上喀麦隆是英、法双语，但只有莽汉才会妄想凭恃英语走遍喀麦隆。终于，一个异常胖大的非洲女人走进来，以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和旁人讨论我许久。我猜想那是英语。如果你碰到英国旧属地的人，使用你无法辨认，甚至连基本音都很陌生的语言,那很可能就是英语了。我被带进另一个房间,满墙的档案夹，勾起我极大兴趣，我发现里面全是黑名单人士的照片与详细资料。直到现在我仍很讶异,这么年轻的国家就能有这么多禁止人境人口。胖女士在档案里寻找我的名字，许久，一无所获，深感遗憾地将档案推到一旁3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的护照照片是两张连在一起。我怎么可以这样送来？应该先把它们剪开才对。接着他们上天人地寻找剪刀。许多人加人搜寻行列，移开家具，拿起黑名单档案夹抖动。为了表示自愿协助，我也半认真地趴在地上寻找，却又被呵斥了。这是大使馆，我不可碰触、窥视任何东西。最后，他们在地下室一位员工那儿找到剪刀，颇费唇舌地向我解释:地下室那家伙根本没资格使用剪刀，我们都得对此表示义愤填膺。接下来的问题是签证应不应收钱？我天真表示乐意付钱，殊不知这是天大地大的事，必须由部门主管决定。我又回到等候室,过了许久，一位喀麦隆男子终于现身,仔细阅读我的申请文件，要我再解释一遍申请签证的原因，从头到尾,他都很怀疑我的动机。你很难向他解释为何英国政府要资助年轻人一大笔钱，让他前往世界荒凉一隅，研究在当地素以落后无知恶名远扬的部族？这样的研究怎么能赚钱？显然背后有阴谋。间谍活动、矿藏探测、毒品走私才是真正动机。惟一的办法是装成无害的白痴，什么都不懂。我成功了。他们终于赐我签证，上面盖着复杂的橡皮章戳记，显然是非洲胖大版的玛莉安（法国革命女英雄）图像。当我离开时，一种奇特的疲惫感袭来，混合着屈辱与难以置信。我将越来越熟悉这种感觉。现在我还剩一个星期打理各项安排。过去几个月，我生活的一大重心是注射预防针，现在只剩黄热病预防针还没打。不幸，它让我高烧、呕吐，大大减低离别的兴奋。我领了恐怖的一大箱药品，以及一张哪种病征应吃哪种药的单子。这些病征我在注射预防针时几乎都得遍了。到了寻求最后建议的时候了。我的亲人对人类学专业一无所知，只知道我是疯了才想深人蛮荒丛林地，饱受蛇与狮子的威胁，运气好，或许能逃过食人族鼎镬烹煮。聊以告慰的是，当我要离开多瓦悠时，村里的酋长说他很乐意陪我回我的英国村子，但是英国总是那么冷，还有像欧洲教堂猛犬的凶残野兽，而且众所周知，英国有食人族呢。无疑，人类学界应当出版一本《给年轻民族志学者的田野建议》。据说，著名的人类学者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只给学生一个建议:“到佛特那梅森百货公司买个像样的篮子’然后远离当地女子。”另一个西非人透露:田野调查想要成功，一定要有一件网袋背心。我得到的建议包括:写好遗嘱(我写了）、准备一些指甲油送给当地爱美人士 (我没买）、买一把好用的小刀(后来断了）。一位女学者透露伦敦某家店有一种短裤,它的口袋盖子可防蝗虫。我觉得这种奢侈派不上用场。民族志学者如果需要车子，便面临第一个重要抉择。他可以在本国购买车子，装满生存必需品，运往田野调查地，也可以毫无负担出发，到当地再购买所需车辆用品。前者的好处是便宜，而且保证买得到想要的车款。坏处是你必须忍受与海关及其他官僚打交道的挫折，他们热爱骚扰、折磨新来者，坚持扣押你的车子、课征额外关税、要你填写琐碎的四联单送给几百英里外的官员会签，同时间，你的车子被放在户外任由雨水锈蚀、宵小偷窃。如果你懂得巧妙行贿，这些困难都可神奇消失,但是向谁行贿、行贿金额多少，这是新手极端欠缺的细腻艺术。稍不谨慎，便可惹来严重麻烦。到当地再买车的麻烦是极端昂贵。价钱至少是英国的两倍，车款选择有限。新来者除非运气好，很难买到便宜货。出于天真无知，我选择第二个方法，也是没时间奢侈地充实行囊，急着想出发上路。第三章上山当飞机降落在杜阿拉(Duala)的黑暗小机场，一股特殊味道飘进机舱。融合了麝香、热气、芬芳与粗野——那是西非的味道。我们步行穿越柏油路面，湿热的雨像血滴般滚落，汗湿脸庞。机场大厅里是我生平仅见的混乱场面。欧洲游客拥簇成好几群，不是面带绝望之色，便是对着非洲人尖声呐喊。非洲人也对着自己人叫嚣。一个孤独的阿拉伯人忧愁地从一个柜台游荡到另一个柜台。每个柜台前都挤满疯狂推挤的人群,我认出他们是法国人。在这里，我学到喀麦隆官僚作风第二课。我们必须准备三种文件:签证、健康证明与人境居住安排，要填无数表格，圆珠笔借来借去。当那些法国人抢着出去在雨中等行李，其他人却被海关严密检视文件。我们当中有人忘了抵达喀麦隆后的确切下榻地址,有人想不起生意往来厂商的名字。一个胖大的官员坐在柜台后看报纸，对我们视若无睹。摆够了髙高在上的威风后，他以不可小觑的态度与我们一一面谈。看到这种场面，我胆怯了，只好随便捏造一个居住地址，许多人都如此取巧。但是往后的日子里，我都认真填写各式表格，虽然它们的下场不是被白蚁蛀食，就是被丢弃不看。我们又回到那三个柜台前，准备通关,这时好戏上演了。一个法国人的行李中被搜出气味奇特的东西。他辩称那是做法国料理酱汁的香料，海关却认定他们逮到大麻走私贩，虽然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毒品走私是将喀麦隆境内的大麻走私到国外。好戏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法国人又开始挤成一团。突然间，一个在尼斯上机、坐头等舱、体积庞然的非洲人排开众人而过,用戴满金戒的手指潇洒指点行李，行李伕连忙上前捡起。何其幸运，我的行李挡住他的行李搬运，海关挥挥手叫我快快通关,我就这样出了关,进人非洲。第一印象至关重要。任何没有棕黑膝盖的人,一出关就会被各种人盯上。骚动中，有人一把抓走我的相机箱子，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热心的行李伕，但是当他一溜烟跑开，我马上知道自己错了，连忙拔腿追赶，嘴里喊着各式平常用不到的法语广救命呀！小偷！”幸运的是，车阵挡住他的窜逃，我抓住他，两人一阵撕扭。结局是我的脸上挨了一拳，小偷抛下相机箱。一个热心的计程车司机载我去旅馆，只超收了我四倍车资。第二天,我忍心挥别杜阿拉的魅力诱惑,飞往首都,沿途没有任何意外，我却染上其他旅馆的恶习，也开始以大嗓门、敌意态度对待行李伕与计程车司机。到了雅温得，我与官僚展开长时间“拔河”;公文旅行耗掉三星期，没别的事可做，只能当观光客。我对雅温得的第一印象是乏善可陈。旱季尘土飞扬，雨季一片泥泞。主要的纪念建筑物都有公路餐馆的建筑风味。破损的水沟盖常让粗心游客一脚踏进阴沟。初到雅温得者免不了都要扭伤脚踝。此地外国人的生活重心集中于两三家咖啡馆，在里面无聊枯坐，瞪视街上穿梭的黄色计程车，抵挡热心兜售纪念品的小贩。这些小贩是极富魅力的绅士，知道只要货品标价超高，白人都会照单全收。他们会向你推销不错的木雕以及号称“真实古董”的垃圾。买卖过程带着游戏气氛。开价大约是合理价的二十倍。顾客骂他们是土匪，他们咯咯笑着同意，把售价降到正常价的五倍。他们与疲惫的欧洲游客有着类似顾客/恩人的关系,颇乐在其中，知道自己开价越疯狂不合理，便越能制造乐趣。最悲哀的是外交人员，他们似乎谨守不与当地人接触的政策，咖啡馆只是他们从大门深锁的办公室飞奔回别墅的暂时停歇处。后来我才知道我为当地英国侨社制造了不少麻烦。比较有趣的是那些正在服“援助替代役”的法国年轻人，他们以海外服务替代军役。尽管身在西非洲，还是有办法以烤肉、赛车、派对等各式活动复制法国乡村生活。我很快便与一对夫妇、一个年轻女孩与两个年轻男孩交上朋友，他们都是老师，我们的交情后来证明珍贵无比。他们和外交人员不同，他们真的离开首都到乡间，熟知公路与汽车市场资讯，也和仆人以外的非洲人说过话。与喀麦隆官员交手后，我完全没料到一般非洲人非常友善和蔼;在英国时，我习于大家对西印度群岛与印度人的政治反感情绪，万万没想到在非洲看到各色人种轻松单纯相处。当然，后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各种因素使然，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关系十分复杂。通常，与欧洲人共事的非洲人早就学会顺从，看起来就像“黑种法国人”。而定居非洲的欧洲人十之八九是怪胎。或许正因为他们的特立独行，外交人员的曰子才会如此难过;相对的,怪胎(我在此间碰过不少)的曰子颇好过，他们都把烂摊子留给别人。走在街上，陌生人对我微笑打招呼，没有任何企图。或许因为我是英国人,对此特别感到不可思议。时间流逝,而在非洲城市居住实在大不易。雅温得是观光客生活指数最髙的城市之一。虽然我过得毫不奢华，钞票却不断从指缝中溜走，我非得离开此处，非得吵闹一番不可。我壮大胆子,前往移民局。柜台后面坐着我打过数次交道的傲慢官员，正在阅读公文，他抬起头来，漠视我的问候，自顾展开点火、抽烟的复杂程序，然后将我的护照甩在桌上。我要求两年居留期限，莫名其妙地,他只给了我九个月。我感激叩谢他的小恩惠，转身离开。就在这时，我铸下两个大错，证实我对即将生活的世界一无所知。首先，我去邮局拍电报到恩冈代雷(我搭火车的下一站),告诉他们我即将抵达。结果，电报14天后才抵达，对非洲老手来说,这算正常速度。我在邮局里结识了一个奇怪的澳洲人，他被傲慢的办事员以及跟法国人学了一身推挤本事的本地人搞得抓狂，无奈地站在邮局中央、令人吃惊地髙喊广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天杀的肤色不对丨”然后，他直称再也不妄想从喀麦隆寄信给母亲了。幸好,我还有多余邮票可以卖给他，他感动异常，迸发英联邦同胞情，坚持一起喝杯啤酒。几杯下肚后，他透露自己巳经旅行两年多，每天花费不超过五十便士。我当然极感佩服，直到他酒钱也不付就离去，才明白个中道理。这时，我犯下致命错误。目前为止，我大部分的研究经费都是开成国际保付支票，随身携带。此时看来似乎应存人银行，比较保险。我只花了一小时推推挤挤、饱尝傲慢对待，便存完了钱。一个能言善道的年轻人向我保证:24小时内支票便会寄至恩冈代雷，我随时可从户头提款。不可思议，我居然相信了。后来我足足花了五个月时间,才有办法动支当时漫不经心存进去的钱。但是当时看来存钱是理智选择，因为白人圈中流传可怕的犯罪故事，越传越耸人听闻。喀国规定出门必须携带各式证件，不少男性仿效欧洲大陆的文弱风格，手上拿个皮包。据说人夜后，胖大的非洲女人成群结党在街上抢夺单身男性的皮包，胆敢反抗,就被海扁一顿。这种传言颇可信。非洲盛产体型超级壮硕的男女，源自大量的劳力工作与低蛋白质的饮食。站在胸膛壮硕的南喀麦隆人面前，瘦弱的西方人顿时矮了一大截。结账离开旅馆，我如释重负，终于摆脱日夜轰炸、呼啸作响的非洲吉他音乐,也逃脱妓女的夹击。她们是我见过这行中最不含蓄的女人，常见的拉客法是直接走向目标，以老虎钳般的手紧紧抓住对方下体。千万记住，避免与她们共处于封闭的电梯里。当我安全抵达火车站，逐渐怀疑我是否真能享受到伦敦那位航空小姐所形容的冷气火车。它是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火车，经由神秘历程，从意大利运至此地。车厢内以辉煌的意大利文谆谆告诫厕所与饮水设备的使用方法及禁止行为。翻译难题轻易解决，干脆不翻。买车票当然又是一番推挤，此外，还得填一张复杂如人寿保险的表格。在西非旅行很像在美国西部搭乘驿车。乘客类型颇固定。火车与丛林计程车乘客看起来都差不多。丛林计程车 (bush taxi)是非洲乡间重要交通工具，通常是大型的丰田或萨维恩(Saviem)旅行车，原本是12到20人座，但是车主永远可以挤上30到50人。如果车子好像挤得要裂开来，权宜之计是加速前驶、紧急煞车，一阵东倒西歪后，永远可以再挤出一、二个位子。乘客阵容一定有几个下士或少尉。通常，宪兵可以坐到司机旁最好的位子，而且总是不必付钱。典型乘客还包括几个南部老师,痛恨被派到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部教书。毋需任何鼓励，他们便自动娱乐乘客，滔滔不绝叙述在蒙昧无知的北方如何受苦，那里的老百姓毫无上进心，异教徒多野蛮，食物多么难以下咽。乘客中也总有趿着蓝色塑胶拖鞋的异教徒女性，敞开胸部奶孩子，这似乎是此间女性一日到头在干的活。再加上几个来自北方半沙漠地区、身材瘦长、手上拎着祈祷用的席子与水壶的穆斯林，就构成了乘客阵容。火车乘客也大致如此。喀麦隆人最欣赏的现代科技之一是收录音机，他们可以录下被静电干扰得撕嘶作响、哔啪嘈杂、声音颤抖不协和的广播，然后以极高分贝一遍又一遍公开播放。北方的穆斯林与南方基督徒总是激烈竞争空中优先占用权。胜利者可以独家播放他的卡带，不管什么时辰，也不管他爱放的是冗长、平板的西非流行音乐——尼曰利亚混合语(pijirO流行歌曲“噢,难忘的母亲”、本地流行歌曲“我是一个杜阿拉欧雷的小孩”，或者是刺耳呻吟的阿拉伯风格甜腻音乐。音乐播放只要稍有空档，即代表奉送对手机会，绝不可以。喀麦隆城市里，本地官员与外交人员住宅区的最大差别在于噪音量。非洲人常很困惑西方人为何那么爱安静，他们分明有钱可买足够电池，日夜不停播放收音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另一大差别是小便方式。基督徒男性站着小便，使用火车上的便池十分方便。穆斯林男性却是蹲着小便，必须在快速行驶的火车上，把袍子拉开如帐篷，身体半悬出车门外解决，十分恐怖危险。此刻我对面坐着一位德国农业专家，前往北方履行后半段任期。据言，他负责推广外销棉花种植。棉花外销是国家专卖，用来赚取喀国亟需的外汇，中央政府十分鼓励农民种植。这位农业专家的推广计划成功吗？疯狂成功！事实上，农民花太多时间种植棉花，忽视粮食作物生产，不仅粮食价格飙涨，还造成饥荒，全靠教会的救援计划才使百姓免于饿死。奇怪的是,德国农业专家对此结果并不沮丧，认为这证明棉花种植在喀麦隆已经生根。我在喀麦隆期间碰过不少这类专家，其中有人恶毒批评我为“非洲文化的寄生虫”。他们是来分享知识，改善人民生活的。而我只是观察，还可能因个人的兴趣，鼓励此间百姓迷信异教与落伍。有时在寂寥的失眠夜里，我也如此质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国时怀疑学术生活的价值一样）。不过，谈到解决危机,这些专家也没啥成就。他们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制造出两个问题。我常觉得那些自称握有真理的人应当为扰乱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这个行业的伦理之一便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眼前,这位年轻人类学者吃着一根根香蕉，心头想的就是这些问题。这趟车程原本号称三小时，结果足足开了十七个小时。气温慢慢下降，火车爬上高原,我们逐渐靠近恩冈代雷。黑夜骤然降临，车上灯火俱灭。我们坐在阴暗中吃香蕉，用破碎的德语交谈，看着矮小的灌木没人黑暗。当我开始忧惧一辈子下不了火车时，终于到了恩冈代雷。一种疏离陌生的感觉立即袭来，远比我在南方时还强烈。恩冈代雷是南北交界点。因为气候凉爽，又有铁路通往首都,颇受白人欢迎。铁路虽为此地带来变迁冲击，它仍保有大片的茅草屋聚落。往南走，茅草屋便完全被居民热爱的浪板铁皮屋或金属板屋取代，这种房子在大太阳底下热不可挡，还是巨大辐射体，到了晚上，仍和白天一样闷热。以西方人眼光来看，非洲城市的丑陋，这些铁皮屋功不可没。这种观点多半带着民族优越感;茅草屋“美丽如画、质朴原始”，铁皮屋则是 “贫民窟”。但是恩冈代雷不像多数非洲城市那么刺眼s暮色里,千百道炊烟袅袅升起，十足西方人眼中的非洲景观。到了白天，你会看到处处成堆的生锈垃圾，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骑着塑胶花装饰的小机车,呼嘯自垃圾堆蛇行而过。但是此时，我和德国佬正忙着与计程车司机交涉。虽然我已经接受了冤大头的历史性角色，德国佬却与司机恶狠狠杀价,带着熟悉路径者对计程车司机的高度鄙夷。结果我们以最不绕路、最合理的价格被载到天主教会，与德国佬相熟的神父热烈欢迎我们。一般人认为神职人员都以中世纪好客之道接待旅人。有些教会的确会提供食宿，但对象是出差路过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乏味的浪人。他们受够了那些身无分文、以为可以在非洲白吃白喝的搭便车旅行者&在这些旅人威胁下，好客之道必须停止，否则到头来,教会就会沦为旅馆经营者。但是我急着前往新教教会，我相信他们正在等我。由于公文往返的拖延，我的田野调查时间已经过了两个月，却连一个多瓦悠人都没见过。优虑萦绕心头，我害怕多瓦悠人根本不存在。也许地方官的文献不是忠实记述，“多瓦悠”三个字在土语里便代表“没人”？我礼貌询问天主教会里的人:“谁住在那里?”是的，多瓦悠人确实存在。幸好,天主教会与他们没啥往来，那些人坏透了。在神父开设的学校里，他们是最糟糕的学生。我干嘛要研究多瓦悠人？他们生活模式的背后原因？很简单:无知。译注①pijin是两种语言的混合语，尤其娃指当地语言与英法语混合的语言。第四章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在尚未认识传教士之前，年轻人类学者便已摸清他们的底细。除了自以为是的地方行政官与剥削的殖民者外，传教士也在人类学的鬼神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有人拿着锡罐在你的面前摇晃，要求你捐钱支持教会的海外工作时,惟一理智可敬的回答当是:经过深思熟虑，你反对教会对外国的介人。传教士的行为，文献记录斑斑可循。人类学老师在入门课上便告诉学生，是美拉尼西亚教会的暴行与短视才导致船货运动(cargo。也…与饥荒。巴西亚马孙雨林的教会被控贩卖奴隶与雏妓、巧取豪夺土地，以武力与地狱之火恫吓原住民。教会摧毁传统文化与原住民自尊，将全世界原住民矮化成仰赖布施、无助困惑的白痴，让他们成为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奴隶。此中最大谎言是传教士灌输给第三世界的思想体系，在西方世界早就多半被扬弃了。当我抵达恩冈代雷的美国教会时，内心深处正是这种想法。就连与传教士说话,都好像背叛了人类学:因为自从号称发明田野调查的马林诺夫斯基呼吁人类学者从教会的阳台起身,走进部落做研究，人类学者便惶恐沾上与教会打交道的污点。我会小心提防魔鬼诡计，何况我若想省时间，便应与真正的多瓦悠人接触。大大出乎意料，我受到热情欢迎。我发现传教士并非娼獗的文化帝国主义者(少数一两个老派传教士除外），相反，他们极端谦虚，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相较之下，人类学似乎被捧上难堪的高位，成为对抗文化误解的特效药——这是我无法衷心接受的位置。我碰到的第一个传教士是朗恩尼尔森（Ron Nelson), 他经营一个教会电台，播音范围涵盖西非洲大部分地区(发射器非属国有的地方)。他和太太散发着一股静谧的力量，远非我想象中歇斯底里的上帝卫队(毕竟愿意远渡重洋、驯化异教徒皈依基督的人必定是个宗教狂)。我的确在一些较极端的宗教团体中看过这类疯子，当我打算带几尊繁生偶像(fertility ddl)回欧洲时，他们抨击我将魔鬼带进上帝的国度，这些偶像应当被焚毁，而不是拿来展览。幸好，这类宗教狂是少数,如果我碰到的年轻传教士成为主流，他们将更趋式微。整体而言，我很讶异传教士完成了许多工作，包括对当地文化、语言、翻译、语言学的研究，并将祈祷文翻译成当地的符号语言。没有教会的协助，我的研究绝不可能完成。我的研究经费不小心被非洲银行吞下肚，全靠教会借钱给我，才能开始设立田野工作点。当我生病，教会治愈我。当我束手无策，教会给我打气。当我的补给品耗尽,教会让我在理论上只供所属人员使用的福利社买东西。对饥饿、疲惫的田野工作者而言，那个福利社是阿拉丁神灯里的宝库，提供便宜的进口物资。对毫无心理及物质准备要面对丛林生活的人类学者而言，教会不只是紧急支援站，更是绝对重要的庇护所，实在受不了时，你可以逃进教会，吃肉、说英语，与自己人相处，不用烦恼最简单的句子都要费尽唇舌解释。法国教会也相当照顾我，显然认为欧洲人必须团结对抗美国人。我最喜欢的法国传教士是活力十足、快乐外向的佩雷亨利(Pfere Henri)。他曾和游牧民族富来尼人（Fu-lani)生活好几年，据他的同事说，他始终“无法提起勇气向富来尼人传教”。他热爱富来尼人，每天花数小时与会说 “纯”富来尼语的人讨论文法细节。亨利位于山丘顶耶稣会的房间是圣坛，也是图书馆。他录下许多与民族志资料提供者(^0_1)@的谈话。靠着神妙如希思鲁滨逊(Heath Robinson)的机器，辅以手肘推撞、脚踩、膝盖撞击各种复杂开关,他还完成了所有的资料整编、打字、交叉对比。他是那种转速比常人快一倍的人。当他听说我需要一辆车子进入丛林，马上带我旋风般走访各种门路，包括看了几辆十分便宜、几乎要解体的老爷车。最后我们抵达机场酒吧，老板乍看是典型的法国殖民者，却是伦敦人，他认识某个人，那个人又认识一些有车要卖的人。下午，亨利又带我去看了一些车,并帮我谈妥复杂的保险选择，只要是在太阳底下发生的意外，都在保险之内。最后，我用教会借我的钱买了尼尔森的车子,装满补给品，准备立刻前往田野。他们也慷慨借了一些工具给我，那是教会扎根多瓦悠20年,辛苦炮制出来的东西。除了语言学资料外,还有亲属关系表(错得离谱),以及民族志学的零碎资料,足以让我唬弄多瓦悠人我熟悉他们的文化，要察觉他们是否说谎，易如反掌。我还在英国时，曾和“萨摩亚语言学研究所”里的两位研究员联络，取得多瓦悠语的词汇表，以及一份动词系统与基本音素的大纲。我自觉准备十分充分了，快乐地揣想第二天便可以进入空气干净清新的丛林，对“我的原始人”展开严谨无比的深入分析。就在这时，官僚作风再度将我击倒在地。庞然过时的法式行政体系加上非洲的文化氛围，足以打败全世界最勤奋的人。我的主人以对待无知笨蛋的容忍语气温和透露，在我还没弄清楚文件之前,我和我的宝狮 404哪儿也不能去。到处都有宪兵驻守，他们除了检查文件，啥也不做。你无法预知碰到的宪兵是不是文盲,除非紧急状况，最好不要企图蒙骗过关。因此，我拿着所需文件出发前往县府，展开生平最错综复杂、诡异的追逐游戏。他们告诉我牌照登记费是120镑，经过一番免不了却不算严重的推挤，我拿到宝贵的牌照登记表，送到财政部,他们却拒收，因为上面没有200中非法郎的印花(用来支付行政费用）。根据此地规定，印花只限当曰有效，而且仅邮局的“包裹”柜台有售。但是邮局没有低于250法郎面值的印花，我便贴上250法郎印花。回到财政部，他们却认为此举不符办事规矩，必须交由督察裁决。悲哀的是，督察被“公事饭局”耽搁了，稍晚一定会回来。但他一直没回来。我看到一个宿命的富来尼计程车司机，同样在衙门里寸步难行，靠着穆斯林的信仰对抗逆境。他的重要战役是付电费，从一个办公室冲到另一个办公室，企图抽冷子逮住一个肯办事的人。办事人员对他越来越不客气，我想是在惩罚他的催促，毕竟我也不过才花了三个小时，就找到合格的人盖好章，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公文跑件。第二天我重返财政部，回到最早的那间办公室，将手中的文件交出去,换来一式三份的表格;又经过数个小时的跑文,将这个一式三份的表格换成更多一式三份的表格，然后送到城的那一头盖章（中间只绕了一小段路去买所需印花)。这时，那个富来尼司机依然呆坐在财政部，虔诚祈祷，相信惟有上苍的直接干预,他才能获救。我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到了第二天傍晚，我为了牌照登记大约已花了 200 镑，即将结束我的漫长奔波。最早在县府接待我的人员满怀兴味看着我，将其他人赶出办公室，请我坐下来。他绽开大大的笑容说：“恭喜你。多数人得花较长的时间才能办完。你带来文件、收据、申报书没有？”我把这些文件统统交上去。他将它们收进公文夹里，万分戏剧性地说谢谢你。下个礼拜再来。”我吓呆了。他愉悦地笑着牌照登记卡用完了，但是一二天新货就会来。” 迹象显示我必须坚守立场，我使劲激烈争辩，终于拿到临时登记证，带着公文夹离开他的办公室。我在暴雨中开车绕道前往冈纳（Gouna)，沿途风平浪静。那是条碎石路，以当地的标准来看，已经算是相当好了。人们曾警告过我途中的“趣味景象”，所以我开得非常慢，从高原降到平原，气温陡升，好像驶进烤箱。在此区开车的一大危险是道路安全标志。臂如某些桥只容单线通车，为了确保驾驶减速慢行，官方会睿智地在桥头两端的路中摆上两排砖(那时尚无任何警告标志)。未能察觉这些谨慎措施的驾驶人会落得车毁人亡，河床上到处是报废轿车与卡车残骸。穿行乏味的灌木丛，寻找沿途的车祸新残骸是标准的消遣。如果搭乘丛林计程车，看到车祸残骸，乘客中必然有博学多闻者能说出车祸故事。那边的卡车是从乍得人境，油箱爆裂，整辆陷入火海。那边是两个法国人骑乘的摩托车。当他们撞上减速砖块时，时速至少80英里，整个人都被桥边栅栏刺穿了。惟恐熟悉路径的驾驶过于轻忽，官方还会以花岗大石头标出路面松软之处，但是这些石头在暮色中几不可辨，有一次差点要了我与朋友的老命。怛是此刻赶着两百公里车程，我一切满意。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丛林、泥屋村落、热情挥手的孩童，以及路边成堆贩售的山药。现在是七月底的雨季高峰，满眼尽是矮小的绿色灌木与青草，因为干季里的森林火灾让大树无法成长。眺望远处是哥德特(Godet)山脊,赤裸的花岗岩锯齿嶙峋，那是多瓦悠人居住的地方。数小时后，我抵达冈纳，遍寻不获地图上标示的加油站。它根本不存在。英国地图素来讲究陆地测量式精准，在景观呈现上和我手中的法国地图大异其趣。法国地图很少有渡河处、教会尖塔等标记，而是大幅介绍餐厅与美丽景点。光看我的法国地图，会误以为轻轻松松便可从一处充满感官享乐的地方到达另一处。进人泥巴路，前十哩还算平顺。道路两旁是大片照顾良好的农田，间杂点缀黑色灌木林。我肯定田里种的是玉米，结果是小米。终于，在道路两旁园子里满足地耕耘的正是我此行的目标——多瓦悠人。第一印象相当不错。他们对我微笑挥手，停下辛勤工作，眼睛追随我的车子，展开热烈讨论——显然是在讨论我是谁。然后道路越来越糟，逐渐变成大石遍布、凹沟深陷。我显然幵离了大路。这时,两个小孩子急忙跑来，鞋子高举头顶，以防泥巴溅脏。他们会说法语，我如释重负。是这条路没错。但是路况很糟呀！它以前还不错。后来，我才听说修路的预算神秘失踪，同时，副县长却买了一辆美国产大车。但是路况太差，他无法驾车往返县城。真是报应不爽。两个学童说他们的学校就在前面路上，我很高兴载他们一程。当我们颠簸弹跳前进，沿路我又载了几个小孩，足足有七八人呢。终于遇见我的多瓦悠人，我反而不知该说些什么。“你们是多瓦悠人吗?”我问。惊人的沉寂。我重复问题。他们同声怒吼，傲慢否认与那种“狗崽子低级民族”有任何关系。他们是都帕(Dupa)人。只有笨蛋白痴才会搞混两者。多瓦悠人住在山的那一边。我们的谈话骤然结束。又开了十几哩，学校到了,下车时,他们脸上依然带着被侮辱的表情，礼貌向我道谢。我继续往前行。根据我的地图，波利（Poli)应该是个不小的镇。地图上未注明人口数，但它是副县城（sous-pr6fecture)，有一家医院、两个教会、一个加油站与一个小机场。就连大比例尺的英国地图，也显著标注它的位置。我想像中，它大概和英国的切尔登翰（Cheltenham)差不多大，只是建筑没那么辉煌。事实上，它只是个小村，仅有的一条街道延伸数百码，两旁是泥屋与铝片屋顶。数百码后，这条街便后继无力，消失于矮树丛与旗杆后面。我转身四顾,企图寻找路的踪迹，但是没有，它就此打住。波利小镇有墨西哥西部城镇的午觉气氛。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街上游走，瞪着我看。酒吧挂着锡制招牌，那是间惨淡的小屋，墙上的装饰是乐透彩券的广告与消除文盲运动的口号。它以抖擞的语气写道文盲缺乏能力与资讯，是迈向国家整体水准提升的障碍。”我不知道文盲要如何阅读这个告示。酒吧空无一人，但是我跌坐椅上，等待，忧愁地望着道路前方的泥海。举世皆然，酒吧是你具体感受城镇气氛与谎言幻象的地方，毫无例外。十分钟后，一个脸色疲惫的男人出现，告诉我呆坐无用，啤酒三个星期前便卖完了，新货可望在一天内抵达。现在，我已经摸透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病”，转身离去,前往新教会。那是几栋锡顶房子(此间教会的典型建筑），教堂位于中间，由轻型方块砖盖成，上面有浪板铁皮的尖塔。教会负责人是眼神狂野的美国牧师，他与家人已经在此传教25 年。它与恩冈代雷的教会同属一派，教会里的人亲切收容我，直到我在村子里找到住处为止。惟一令我困惑的是:每当我提到波利教会，人们马上岔开话题，谈丛林生活的辛苦、与世隔绝与闷热。直到我看到赫伯特布朗（Herbert B_)牧师，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他的真名，你可以把他视为小说人物。）一个奇怪的人影现身屋前，上身赤裸，露出便便大腹。他头戴遮阳帽，上面有大英帝国标记，与帽檐下的鲜紫色太阳眼镜形成不协调画面，手上拿着一大串钥匙与螺丝起子。打从我认识布朗牧师以来，从未听他完整说过一个句子，虽然他口操三种语言，短短四个字，便从英语说到富来尼语、法语又跳回英语,还不时以富来尼语咒骂、肢体动作、改变话题来打断原本就十分快速简短的句子。他的生活方式也类似如此。他可以突然放下经课，跑去最爱的车库敲打脚踏车钢圈；也可以把年迈失修、胡乱发作的发电机狠捶一顿，发电机还没有教训好，又跑去发放咳嗽药;半途可能又跑到园子里赶山羊，回去对会众发表讲道，抨击欠债的罪恶。这一团混乱还必定伴随尖叫与怒吼、绝望与挫折，脸色胀得猪肝红，让身旁人唯恐他一命呜呼。他强烈相信魔鬼存在，因为他就深陷一场与魔鬼的个人殊死战。这解释了为何他的努力总是变成泡影。他进口的农耕机碎成破片、水泵坏了、房子倾颓瓦解。他的生命就像一页与熵(entropy)⑥的对抗史——将就使用、修修补补、挖东补西、左支右绌、锯这砍那、捶打敲击——漩涡般无止尽。因为如此，这个教会充满疯狂紧张气氛，与邻近天主教堂恰成对比;那里宁静安详、一切有序。只有一位神父管理教会，手下两名修女负责分发药品。园子里甚至还种花呢！多瓦悠人对此有一解，他们说新教会的牧师是铁匠。在多瓦悠社会里，铁匠是隔离的阶级，与其他阶级的接触受到严格限制。铁匠阶级只能与铁匠阶级通婚，不能与其他多瓦悠人共食，也不能一起汲水或者进人他人的房子^铁匠必须与众人隔离，因为他们制造噪音、气味，还说话奇怪。译注①船货运动：此名词普遍使用于澳洲托管地之新几内亚用以描述自1935年以降流行于此K的千禧年运动（millenaiy movement), 他们相信千禧年将因死者之灵携带大量欧洲人的货物归来而开始，货物将平均分配给此一运动的附和者。后来此一名词被广泛用来指西南太平洋区各类反欧洲人的运动c②富来尼人：西非洲萨赫勒(Sahel)—带的游牧民族,以牧牛为生,主要分布于塞内加尔、几内亚、尼H尔、马里、乍得与尼日利亚。③人类学者进入m野地点，开始进行资料搜集工作，如户n调査、记录系谱、习知当地的各种角色，有关风俗信仰的种种则询问适 3对象,这种访谈对象称之为infonnam,亦即资料提供者，《3代文化人类学》翻译为报导人。④鲁滨逊（1872—丨944):英国著名漫画家、插画家与剧场设计者。他的漫画里经常出现奇妙的机器发明。后来人们便将荒谬无用或者极端复杂的机器称之为“希思鲁滨逊机器”（a Heath Robinson⑤亲属关系常指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部分)的一套复杂规则，用以支配继嗣、承继、婚姻、婚姻外性关系以及居处的问题，并从血亲和婚姻各方面的联系来决定个体及群体的地位。人类学者基辛说，人类学者研究一个社会,必须先了解亲属关系,才能了解其他事情。有的社会，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竞争，都可能用亲属关系来说明。亲属关系也作为人们与非亲属以及神灵之间关系的典范。即使不是研究亲属关系领域的人类学者,一旦要向读者描述他所研究社会的生活，也必须设法引领读者了解复杂的亲属关系。⑥熵：热力学名词，后来用以引申代表系统的无序性与混乱度。熵越大,越混乱。第五章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非洲的一天早早便开始。我在伦敦时习惯八点半起床，这里五点半天光一亮，人们便开始运转。我被敲打金属声与尖叫声准时吵醒，猜想我的牧师邻居开始干活了。他们分配了一整栋旧而大的教会房子给我。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何等奢华;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自来水，更别提电力了。隔壁有个煤油冰箱，颇引起我的好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怪物。它是早年丛林生活的重要商品，后来因城里装了电力而变得稀少昂贵。煤油冰箱诡谲难测，乖张错乱，常会毫无预警自动除霜，毁掉你一整个月的肉品储存，或者吐出足以火焚人身的热气。煤油冰箱必须避免干燥、潮湿、地面不平，运气好的话，它或许愿意制造一点冷却效果。由于喀麦隆是多语言与混合语的国家，使用煤油冰箱还有其他危险。英国煤油、汽油经常与法国汽油、美国煤油、汽油精搞混。仆人将汽油加进煤油冰箱的事时有所闻，制造了大灾难。我偷偷瞄了一下冰箱内容,里面小心堆放装着黄色大白蚁的纸袋。即便死了，白蚁看起来仍像在蠕动。我始终无法提起勇气大啖这种非洲佳肴，一次顶多只能吃个 —二只，它们却是多瓦悠人的最爱。只要下雨，白蚁便蜂拥而出扑向灯火。捕捉白蚁的标准方法是在水桶里放一盏灯。当白蚁扑向灯火，翅膀一收，便掉人水中。肥胖的身躯可生吃或烤来吃。经过一天休息，又到了与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恩冈代雷的教会曾提醒我别忘了向地方警察局报到，还要去晋见副县长(他是政府代表)。听从教诲，我带上所有文件，徒步进城。虽然距离不到一哩，但是白人步行显然是罕见怪行。一个人问我是不是车子坏了。村人冲上前来与我握手,叽喳说着不标准的富来尼语。我在伦敦时曾学过富来尼语人门，至少会说很抱歉，我不会说富来尼语。”这个句子我练习过许多次，说来快速流畅，更显得不可理喻。警察局约有15名宪兵，全副武装。其中一人正在擦拭半自动冲锋枪。司令官是南方壮汉，身高六呎五。我被召进他的办公室，他仔细检查我的文件。我到此的理由？我拿出我的研究许可，那是一份盖满图章、贴满照片,颇震慑人的文件。当我企图说明人类学工作的性质时，司令官显得很不高兴。他问但是,人类学到底要干什么?”我徘徊在即席发表“人类学人门”演讲与简单解说间,最后选择了笨拙回答这是我的工作。”后来我才发现,像他这类官员大半生都花在执行毫无意义、注定无疾而终的各式命令上，这个答案太令他满意了。他的眼睛在头巾下审慎评估我。我突然注意到他嘴里含着一根针。他用舌头摆弄针的平衡,一会儿，针尾那头放在舌尖向外。一会儿，轻巧转弄，又将整根针收进嘴里,在里面灵巧调整，跑到嘴巴另一边，针头向外。吞回去，这回儿出来的又是针尾。看起来简直像蛇信，恐怖极了。我预感我有麻烦了。果然不错。他暂时让我过关，态度像恩赐流氓一条绳子，却只够他上吊自杀。他将我的名字与个人详细资料登录在大公文卷宗里，令我想起大使馆里那些黑名单档案卷宗。副县长住在一栋建于法国殖民时代、潮湿且外墙剥落的房子里。外墙罅隙与裂缝长满苔藓。他原本在城外山上盖了一栋辉煌的新宫殿，但是现在它空置山头，冷气没用过，瓷砖地板也没人踩踏。针对这个现象，有几种解释。一说副县长贪污，政府因而没收此房子。我与多瓦悠人混熟了后，他们告诉我另一个版本。这栋房子位于多瓦悠人的古葬场上，多瓦悠人抗议无效，也未威胁副县长，没这个必要，他们了解祖灵。他们只告诉副县长，他搬进新居的那一天就是他的死亡之日。不管哪种故事版本，总之副县长没有迁进新居，注定要从老房子的窗口哀怨地望着新屋。—位郁郁不乐的仆人听了我的求见理由后,带我进去。看到他跪下来禀报副县长，我大吃一惊。之前，便有人告诉我可以送雪茄作礼物。我规矩奉上，他优雅收礼，雪茄瞬间消失于飘逸的袍子里。我仍直挺挺站着，仆人也仍跪在地上，副县长坐着。我的文件再度被严密检查。我开始担心离开喀麦隆前，这些文件就会翻烂了。他冷淡地说不行。我不能让你待在波利。”这真是一大挫败。我原本以为这只是礼貌性拜会。我小心翼翼强调但是雅温得给我的研究许可准许我待在波利。”他点燃我送的雪茄:“这里不是雅温得。你没有我的许可。”此刻如果拿出钞票贿赂,显然不礼貌，尤其那位可敬的家仆仍跪在地上，仔细聆听每句话。我坚持:“如何才能获得您的允许?”他说县长的信。免除了我的责任，就可以了。你可以在加路亚(Garoua)找到他。”他转身，埋首公文。会晤就此结束。回到教会，布朗牧师似乎认为这个结局证明了他的悲观主义。对我的不幸，他掩不住感动与雀跃。他怀疑县长真如他们所言在加路亚，就算如此，我也未必见得到他，更何况他可能去了首都，数个月后才能回来。布朗牧师的生活充满诸如此类的不幸。他咯咯笑着走开，“没有希望的，这里是非洲!”我估算自己还有足够的汽油可以开到百哩外的加路亚，决定明日一早便出发。第二天我踏出房门，讶然发现屋外挤满自信期待的脸孔，准备和我一起上路。在非洲，此类消息究竟如何散布，始终是神秘的谜。西方人永远无法理解他的一举一动如何被密切注意。光是检查油表便可招来连番的搭便车要求。多瓦悠人绝不接受“不”。不少人批评欧洲人是家长心态，其实他们并不了解非洲多数地方存有一种传统的“富人与穷人”关系。替你工作的人不只是你的雇工，你还是他的保护者、赞助人。雇佣是种开放的关系。如果他的太太生病了,这是他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你必须尽可能帮助她痊愈。如果你有东西不要，他有优先选择权，之后你才能给别人，否则便是不礼貌。你几乎无法在自身的利益与他的私生活间划清界线。稍不小心，欧洲人便会深陷范围宽松的各式亲属义务中(除非他的运气很好)。如果一个雇工称呼你为“父亲”，那是危险征候。接踵而至的一定是聘金未付或牛只死亡的悲惨故事，如果你不帮助他解除一点负担，就是背叛。何谓“我的”与“他的”,两者界限随时可以谈判改变，而谈到攀附富人，从中尽量获利,多瓦悠人可是不逊任何人的专家。多数雇佣摩擦来自对“贫富”关系的欠缺理解，导致双方对条件各有解释。西方人总是抱怨雇工(现在大家不再称黑人仆佣为“男孩”或“佣人”）卤莽、厚颜，因为他们期望雇主照顾他们，次次帮他们解危。刚开始时，碰到类似今天的状况,我也是困惑不已。我似乎无法随意行动，凡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后面一定拖着庞然重担。如果你让人搭便车进城，会更苦恼,因为接着他期待你资助他在城里的吃住，如果拒绝，他便懊恼。毕竟，你将他载到陌生地方，却弃之不顾，这是不可思议之事。但当时我是第一次让人搭便车，什么也不知道，能载几个便载几个。又一次，欧洲想法与非洲想法大大不同。根据当地标准，一辆车坐6个人，根本是空车。如果你坚称塞不下了，会被斥为胡说八道。当我摆出非洲人预期的欧洲人坚定态度，成功拒绝塞进更多人后，却懊恼发现他们拉出妥善藏匿的各式行李，统统以随身携带、内胎割成的橡皮绳绑在车顶上。经过这番长时间的拖延，我终于出发了，车子喘气咆哮,前往加路亚。旅人的各式特色开始显现。多瓦悠人不爱旅行,对汽车颠簸反应激烈。不到10分钟,便有三到四人大吐特吐，搞得全车都是秽物，他们根本懒得开窗朝外吐。当我们终于抵达关哨，我早已疲累不堪。白人独自旅行不会弓I起警察注意,如果拖着一大群非洲人，便值得关注了。关哨警察对我的动机与行动非常感兴趣。护照上的“博士”两字比任何东西都有效，迅速解除了他们的疑虑，我的乘客便没那么幸运。当我忙着向警察解释为什么没有牌照登记证，并亮出我深谋远虑从雅温得带来的卷宗档案时，我的乘客正忧郁地排成一行，被要求出示过去三年的缴税收据、身份证、全国惟一政党的党证等等。可想而知，他们并非样样具备,我又被进一步耽搁。显然午休之前,我什么事也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