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的原因是什么使人产生了偏见呢？偏见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进化的心理学家认为，动物对在基因上与其相近的其他动物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而对在基因上与其不同的其他动物具有强烈的惧怕感和厌恶感，即使这些动物并没有伤害他们。因而，偏见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类生物进化机制的一个有机部分。正是这种机制使得人们热爱家庭、热爱同胞，而对外人怀有敌意。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作为人类，我们区别于低等动物；人类的本性可能是善良、开放、合作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偏见就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文化（父母、社区、媒体）在有意无意中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把一些负面的特征和归因强加在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身上的。虽然人类继承了使我们日后易于接受偏见行为的生物倾向，没人能够肯定偏见是否是人类生物构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认为，人们应该掌握偏见的特质 要么是通过模仿其他人的态度与行为，要么是通过我们构建心理现实的方式。正如我们了解到的，偏见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深嵌于人类自我辩解的需要之中。例如，在前两章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做了残酷的事情，就会诋毁那个人或那个群体，以便为我们的残酷辩解。如果我们能使自己深信那些人是无用的、低能的、愚蠢的和不道德的，这将帮助我们摆脱因奴役他们、屠杀他们、使他们得不到公平教育而产生的不道德感。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到教堂做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我们所伤害的不是人类同伴。的确，若我们再狡辩一些，甚至可以使自己深信，野蛮地屠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是基督徒的美德 就像当年十字军战士所做的那样，他们在前往圣地的途中，以耶稣的名义屠杀了许多欧洲犹太人。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自我辩解的行为加剧了后来的暴行。当然，除了自我辩解需要外，人类还有其他需要，比如地位和权力的需要。因而，一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人可能需要一个受压迫的、社会地位更低的少数团体的存在，这样他才能体会到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一些研究证明，对一个人的偏见程度的最好预测指标是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兴衰。例如，珍妮弗 克罗克及其同事发现，来自社会低层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比来自社会地位高一些阶层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对其他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表现出的偏见和蔑视都更多。同样，研究者在调查白人对黑人的偏见或异教徒对犹太人的偏见时发现，一个社会地位低下或日益衰落的人，比社会地位高或不断上升的人更容易产生偏见。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在教育、收入、职业方面处于或接近底层的白人，不仅对黑人的敌意最深，而且他们为了阻止学校取消种族隔离，最喜欢诉诸暴力。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低下的人们偏见更大，是由于下面的原因吗？他们需要一些比自己更低的人以显示自己优越；他们最强烈地感到，在工作竞争中，少数团体成员是他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他们比大多数人更易受到挫折，因此他们更具有攻击性；缺乏教育增加了他们简单刻板地看世界的可能性。要搞清究竟哪些变因起作用是很难的，不过，上述每种现象都对偏见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看来是真实的。的确，偏见绝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下面让我们看看偏见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在本章中，我们将认识偏见的四个基本因素：经济和政治的竞争或冲突；转移攻击目标；人格需要；对现存的社会规范的遵从。这四个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时发生作用的。但是确定每个原因的重要程度极为有用，因为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减少偏见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举例来说，如果我认为偏执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我将绝望地摊开双手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对每个人进行深度的心理治疗，大多数有偏见的人将永远怀有偏见。这会使我嘲笑那些企图通过减少竞争或中和遵从压力来减少偏见的尝试。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偏见可被看做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结果。根据这一观点，假定资源是有限的，统治团体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会尽量剥削或诋毁少数团体。当世道艰难，在相互排斥的目标上存在冲突时，偏见态度很容易滋长起来，而不管这些目标有关经济、政治，还是意识形态。因此，由于就业名额有限，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移民工人之间存在偏见；由于领土划分存在争议，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存在偏见；由于奴隶制的废除，美国南方人或北方人之间存在偏见。只要看看某些行业工会多年来取得的成功便会发现，从歧视中得到的经济效益是很明显的。这些工会拒绝接受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成员为会员，从而把这些人排斥在他们一手控制的相对高薪职业之外。例如：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民权运动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但在1966年，在所有由行业控制的学徒中，只有2.7%是黑人 只比前一个10年增长了1%。此外，在60年代中期，美国劳工部在4个主要城市的水管工、汽车装配工、钢板工、石匠、车工、油漆工、玻璃工和管理工程师等行会，调查少数民族会员的情况。结果在4个城市里未发现一名黑人会员。显然，偏见保护了某些人的利益。虽然在过去的30年间，开明的立法和社会进步使这些统计数字有了很大变化，但对于少数民族团体来说依然远远没有达到公正的地步。随着对日益减少的工作机会的竞争的加剧，歧视、偏见和负面的刻板化也显著增加。约翰 多拉德在他早年对一个小工业城市的偏见的调查中，描写到：虽然在城里一开始对德国人并没有明显的偏见，但随着工作机会的减少，偏见便出现了。来自附近农场的当地白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新移民，藐视和诋毁这些德国人，并且具有一种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德国人进行攻击的主要因素是当地木器厂中的职业和地位的竞争。随着德国人的到来当地白人感到德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由于时事艰难，当地白人找到了谴责德国人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出现为更加有限的工作增加了竞争对手。当地人对德国人似乎并无传统的偏见，只是由于对新移民的普遍疑心，使得他们对德国人的敌意一触即发。同样，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对中国移民的偏见、暴行和负面的刻板印象随着经济竞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例如，当中国人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金矿时，他们被描绘成“邪恶和堕落……全是饕餮之徒……嗜血而野蛮……”然而，10年后，当中国人愿意接受修建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的危险而艰苦的工作 白种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时，中国人就被描绘成朴实、勤劳、奉公守法的人。的确，参与修建西部铁路的大财阀之一的查尔斯 克罗克写到，“他们与白人一样优秀……他们令人信赖，富有聪明才智，信守合同。铁路修完后，工作数量减少了。随着内战的结束，大批士兵涌入拥挤的求职大军，对中国人的负面态度戏剧般陡增：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变 为“罪犯”、“教唆犯”、“诡计多端”和“愚昧无知”。这些资料表明，竞争和冲突滋生了偏见。此外，这种现象超越了纯粹的历史意义；它似乎具有持久的心理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调查中，多数反黑人的偏见都出自社会经济地位刚刚高于黑人的团体。而且，这种倾向在黑人和白人激烈竞争工作机会的情况下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对这些资料的解释还存有两可之处，因为在一些例子中，竞争这一变量经常和其他变量（如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纠缠在一起。为了断定是否竞争本身引起偏见，还必须进行实验。怎么做呢？如果竞争和冲突引起偏见，那么在实验室里制造偏见是有可能的。可以使用简单的方法完成这样的实验：随机地把来自背景不同的人安排在两个组里；任一选择某一标准将这两个组区分开来；将两个组置于相互竞争的情境中；找出偏见的证据。马扎夫 谢里夫及其同事已在童子军夏令营的自然环境中做了这样的实验。被试人是12岁的正常男孩，他们被随机地安排在两个组里：鹰组和响尾蛇组。主要通过安排活动使每个组员都高度互相依赖，教会每个组内的孩子学会互相合作。例如，在每组里，大家一起为跳水搭建跳台、一起准备食物、搭绳桥等等。在每个组内部，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感情逐渐加强后，使两个组发生竞争。研究者们安排了一系列竞争性的活动：橄榄球、棒球和拔河。为增强比赛的激烈程度，得胜队可获得奖赏，这会在游戏当中引发一些敌意和怨恨。除此之外，研究者不惜设想出一套相当“恶毒”的计划，将两组置于特别设计的情境中以加剧冲突。其中有个情境是，安排一次营地晚会，让鹰组比响尾蛇组提前很多时间到达。而晚餐是由两种不同的食物组成，一种食物新鲜、诱人、让人食欲大增，而另一种食物已被压瘪，看上去烂叽叽的，让人倒胃口。也许是由于已经产生的竞争性，提前到达的组几乎吃光了所有的诱人食品，只剩下不好的食品留给他们的对手吃。后来，当响尾蛇组到达发现吃了亏时，他们发怒了（这当然可以理解），用相当难听的话骂对方。而鹰组认为自己得到好的食物是应该的（先到者先吃），因此对这种无礼感到不满并以同样方式回报对方。孩子们对骂升级到相互投掷食物，很快就发展成一场规模很大的骚乱。这件事发生以后，研究者取消了竞争游戏而代之以大量社会接触。然而，因为相互间存有敌意，仅仅消除竞争并不能消除敌意。实际上，敌意不断地升级，甚至当两个组在一起做良性活动时（如看电影），依然不能消除敌意。研究者最终还是成功地减少了他们的敌意。至于怎样做到这一点，本章后面将继续讨论。偏见的替罪羊理论前一章我们曾提出，有些攻击行为是由于挫折或其他不愉快的、令人讨厌的情境（如痛苦和厌烦）引起的。这一章，我们看到受挫折的个体对引起挫折的原因有很强的攻击倾向。然而，一个人受挫折的原因常常不是太大就是太模糊而不易直接报复。例如：如果一个6岁的孩子受到老师的训斥，他怎么能报复呢？教师的权力太大了。但这一挫折增长了他攻击一个较小的旁观者的可能性 即便旁观者与他的痛苦毫无关系。同样，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失业 受挫折的失业工人能打击谁呢？经济制度吗？这个制度太庞大而又太模糊。如果找出一个不那么模糊而很具体的东西，因失业对他（或它）进行谴责就会更方便。总统吗？他很具体、很合适，但他太有权力了，想不受惩罚的攻击他是办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古老的希伯来人的一个习俗。在赎罪日里，一个牧师一边把手放在一只山羊的头上，嘴里还一边说着人所犯下的罪恶，这样就象征性地把人的邪恶与罪行都转移到羊的身上。然后这只羊被放逐到野外，这样这个社区的罪恶就被洗清。这个生灵就是“替罪羊”。在现代，替罪羊一词被用来形容一个未做错事却受了斥责的软弱无辜者。遗憾的是他无法逃到荒野之中，而常常遭受折磨甚至死亡。如果一个人失业了，如果通货膨胀耗尽了他的积蓄，他不会简单地痛斥经济制度，他可能找到一个替罪羊。在纳粹德国，替罪羊就是犹太人；在19世纪的加利福尼亚州，替罪羊是中国移民；在南方的乡村，替罪羊就是黑人。几年前，卡尔 霍夫兰和罗伯特 西尔斯发现，在1882-1930年期间，可以根据棉花的价格估计南方受私刑的人数：私刑随着棉价的跌落而增加。简单说，这是由于人们在经历一场经济萧条时，可能遭受了很多挫折，这些挫折便导致私刑和其他暴力罪行的增长。社会心理学家奥托 克兰伯格对偏见的跨文化问题抱有特殊的兴趣。 他描述了发生在日本的一个独特的“替罪羊”现象。在日本各地散居着大约200万部落民。虽然部落民与其他日本人之间没有本质的种族或生理差异，但人们认为他们不洁，不适合从事某些职业。你可以想象，部落民通常居住在贫穷的贫民窟。他们的平均智商比日本人的平均智商低16个点。与普通日本人的子女相比，部落民的子女更容易逃学，行为不良的比率是普通日本人子女的4倍。据克兰伯格说，部落民中的一员与外人通婚被视为禁忌。他们是一个隐形的种族 对他们的定义主要根据社会阶层而非生理特征。人们只能根据他们与众不同的语调（由于多年不与其他日本人交往造成的）和身份证明识别他们的身份。虽然他们的历史起源不甚清楚，但可以推测出，他们大概是一直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最下层，直到一次经济危机将他们完全逐出日本社会。现在，日本人认为部落民天生就低人一等，因而为自己进一步歧视他们，把他们当成“替罪羊”而辩解。很难理解对黑人执行的私刑或对部落民的虐待仅仅是由经济竞争引发的。从这些行为背后大量的情感因素可以看出，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心理因素。同样，纳粹企图灭绝犹太人（与经济地位无关）的那种狂热，强有力地表明这一现象并非单纯是个经济的或政治的问题，而是（至少部分是）心理问题。尼尔 米勒和理查德 巴盖尔斯基所做的控制严密的实验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他们要求被试人表述自己对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感受。然后，让一些被试人受到挫折，即剥夺他们看电影的机会而去参加一系列难度很大的测验。之后，要求他们重新表述自己对少数民族的感受。这些被试人在受挫折之后，增加了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另一组未受挫折的被试人，其偏见则没有变化。其他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要求白人学生在这个所谓的“学习”实验中对另一个学生发出一系列电击。被试人享有调整电击强度的权利。事实上，学习者是研究者的助手，他并没有真的被连在导线上。研究者设计了的4 种情况组合：助手本人要么是个黑人，要么是个白人；他要么对被试人友好，要么对他恶语相向。当他行为友好时，被试人向黑人助手发出的电击强度稍弱；当他恶语相向时，被试人向黑人助手发出的电击强度远远高于对白人助手发出的电击强度。在另一个实验中，让一些大学生经受许多挫折。其中一些学生是强烈反对犹太人的，另一些不是。研究者要求被试人根据他们看过的图片写故事。给其中一些被试人所看的图片上的人物安上犹太人的名字，而对其他人则不是这样。研究者有两个主要发现：在受挫折之后，反犹太人的被试人与不反犹太人的被试人相比，前者在故事中对犹太人做出了更多的攻击；如果所写故事中的人物不是犹太人，那么反犹太人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之间则无太大差别。总之，挫折导致了一种特殊的攻击 对外集团的攻击。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有助于帮助我们澄清真实世界中的各种因素。出现替罪羊的一般情境是：个体倾向于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不喜欢的、看得见的、相对软弱的群体。此外，攻击的形式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内集团（自己人的集团）允许和赞同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对黑人施以私刑和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并非经常发生，除非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或亚文化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在上面的句子中，我使用了过去时态，因为相信极端形式的“替罪羊现象”已成为历史会让大家心里舒畅一些。但时至今日，依然发生了许多让我们大家愕然的事件。例如，当前苏联分崩离析后，一时间，我们欢欣鼓舞，以为东欧国家重获自由。但不幸的是，在该地区的许多地方，这种新的自由夹杂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感情。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感情，反过来导致了对外集团的更多的偏见和敌意。因而，在巴尔干地区，紧张的民族主义引发了敌意在全区范围内爆发，最值得注意的是波斯尼亚的战争。此外，东欧地区在经济上的困境和期待的受挫导致了全区范围内对闪族人（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和亚述人）的敌对情绪。有偏见的人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把攻击矛头指向替罪羊可能是人类的一种倾向，但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我们已经指出，社会经济地位是产生偏见的一个原因。同时，我们也看到，与不讨厌某个外集团成员的人们相比，讨厌某个外集团成员的人们更易于把攻击矛头对准外集团成员。现在我们把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有些证据表明，在仇恨的一般倾向上存在着个体差异。换言之，有些人易于接受偏见，这不完全是由于当时的外部影响，而是由于他们本身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特奥多 阿多诺和他的同事认为，这些人具有“专制人格”。具有专制人格的人的基本特征是：他们信仰坚定，往往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容忍自己和别人的脆弱，喜欢严厉地惩罚，多疑，极端仰慕权威。人们开发了确定一个人是否专制的工具（称作F量表），可测量出一个人同意或反对诸如下列项目的程度：犯有强奸和猥亵儿童之类的罪行的人仅被监禁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罪犯应该受到公开鞭笞，或者更严厉的惩罚。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命运是如何受暗地里策划的阴谋所摆布的。服从和敬仰权威是孩子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对上述这些内容的高度认同，表明该人具有专制主义的倾向。一个主要的发现是，具有高度的专制主义倾向的人并非仅仅厌恶犹太人或黑人；他们对（所有）少数民族都怀有很大的偏见。通过对在F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人进行的精心的临床观察，阿多诺及其同事把这一系列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追溯到人们的童年经历上。他们童年的家庭特征是父母的管教极为严厉。此外，在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其父母还倾向于使用爱和不爱作为使孩子服从的主要手段。一般说来专制人格的人在儿童时期都非常缺乏安全感并过分依赖父母；他害怕父母并且不自觉地对他们怀有敌意。这种人长大以后便会由于害怕和不安全感而变得脾气暴躁，他把攻击转移向弱小团体，却明显保留着对权威的崇拜。了解萨姆 麦克法兰及其同事在前苏联进行的一项关于专制人格的研究中的发现，将使我们受益匪浅。他们发现,在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往往赞成推翻他们刚刚获得的民主制度，回到原来的苏维埃政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具有专制主义人格的前苏联人与具有专制主义人格的美国人非常不同，后者往往反对社会主义。当然，他们之间的共性并不在于某个特殊的意识形态观念，而在于对权威的墨守成规和敬仰。换言之，连接两者的纽带是遵从他们所处文化中传统价值的需要及怀疑来自与他们不同的人的新思想、新信仰的倾向。虽然对专制人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偏见原因的理解，但应注意，大部分资料只是一种伴随关系，即我们仅知道两个变量有相关，却不能确定是否为因果关系。例如：当我们考虑一个人在量表上的分数与他在童年时所经受的特定社会实践的关系时会发现，虽然专制和有高度偏见的成人在小的时候父母对他们很严厉，并且用有条件的“爱”作为手段来使他们服从，但并不一定是这些因素使他们成为有偏见的人。相反，可能是这些人的父母自己就对少数民族怀有很深的偏见。因此，一些人的偏见可能是由于认同过程产生的遵从，如第二章描述的那样。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可能有意识地从父母那里汲取对少数民族的信念，因为孩子认同父母。这和阿多诺及其同事所做的解释不同，比他们的解释简单得多。阿多诺的解释是建立在孩子对父母的不自觉的敌意和被压抑的惧怕基础上的。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某些人来说偏见不是深深植根于无意识的童年冲突之中，相反，它表明许多人可能是在妈妈或爸爸膝头上时就学会了一系列的偏见。此外，一些人还会遵从有限的而十分特殊的偏见，这取决于他们所处亚文化采用的标准。让我们仔细看一看作为从众行为的偏见现象。由从众引起的偏见我们常常观察到，对黑人的偏见在南方比在北方多。它往往以强烈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态度 表现出来。例如：1942年仅有4%的南方人赞成取消交通工具上的种族隔离，而北方却有56%的人赞同。为什么？是由于经济竞争的原因吗？大概不是。在南方一些地区经济竞争比北方少得多，而对黑人的偏见却很大。是不是南方人比北方人有更强的专制人格呢？不，托马斯 佩蒂格鲁在南方和北方广泛地进行了F量表测量，发现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分数基本一致。 此外，虽然南方对黑人的偏见多，但对犹太人的偏见却比其他地区少。有偏见人格的人应对所有人都有偏见 可南方人不是这样。那么，怎么解释存在于南方的对黑人的敌意呢？这可能是由于历史原因：黑人曾经是奴隶，南北战争是由于奴隶制问题引起的，因而营造出一个产生更大偏见的氛围。但又是什么使这一风气得以继续下去呢？一个可能的线索来自对南方一些相当奇怪的种族分离形式的观察。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小城里，黑人和白人矿工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井下完全融合，而在井上却完全隔离。我们怎样去解释这种不协调呢？如果你真的恨一个人，你就希望离他远点 为什么在井下同他有联系而在井上却没有呢？佩蒂格鲁建议用从众来解释上述现象。在这一例子中，人们只是简单地遵从社会上的规范（在井上）。南方的历史事件为产生对黑人更大的偏见奠定了基础，而从众使这一风气得以继续。的确，佩蒂格鲁相信，虽然经济竞争、挫折和人格需要能够解释一些偏见行为，但大多数偏见行为是对于社会规范奴仆般地遵从的结果。我们怎样才能确定从众是产生偏见的原因呢？一个方法是确定一个人的偏见和他的一般从众模式之间的关系。例如：对南非种族纠纷的研究表明，最容易遵从各种社会规范的人表现出对黑人有很大的偏见。换言之，如果从众主义者更有偏见，就表明偏见可能是遵从的结果。另一种确定从众作用的方法是，如果一个人迁人到国家的另一地区，看看他的偏见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如果从众是偏见的一个因素，我们将会看到，当个人迁人社会规范更为偏见的地区时，他的偏见会显著增长，而当他们受到偏见少的规范影响时，其偏见应显著减少。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珍尼 沃森在一次研究中 发现，新近迁入纽约城的人与反犹太人的人有直接接触，他们自己便变得反犹太人了。佩蒂格鲁在另一次研究中发现，当南方人参军并与种族隔离较少的社会规范接触后，他们对黑人的偏见也减少了。从众的压力可能是相当明显的，就像阿希实验所表明的那样。另一方面，对于偏见规范的遵从可能只是由于没有得到准确证据或者错误信息占了优势，从而导致人们采取那种建立在道听途说基础上的负面态度。这类刻板化行为的例子充斥在文学作品里，例如：克里斯托弗 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和威廉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这两本书，都把犹太人描写成恣意骄横、见钱眼开、卑躬屈膝的胆小鬼。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马洛和莎士比亚可能曾与令人讨厌的犹太人有过不幸的经历才会写出这些刻薄的丑化之作。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这些作品问世前三百多年，犹太人就被逐出了英格兰。因此，马洛和莎士比亚这样做的惟一原因似乎是残留的刻板印象。不幸的是，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这些刻板，而且毫无疑问地加剧了这些刻板印象。即使是在不经意间接触到的偏执态度也可影响我们对偏见受害人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表明，仅仅无意中听到别人用贬低性的字眼称呼某一群体（如称呼某一种族或民族的绰号），也会增加我们以负面态度看待该群体（或仅仅与该群体相关的某人）的可能性。在一项实验中，莎莉 柯克兰及其同事要求被试人阅读一段审判罪犯的记录，其中由黑人担任白人被告的律师，而这位黑人律师的照片被贴在审判记录上。当被试人阅读记录时，“偷听”到扮成被试人的两位研究助手的简短交谈。一些被试人听到一个人称呼黑人律师为“黑鬼”，而另一些被试人听到一个人称呼黑人律师为“讼棍”。在两种情景中，第二个人都对第一个人对黑人律师的蔑视态度表示了赞同。由于正好有这种从众的动力，研究者马上要求被试人对律师和被告作出评价。对这些评价的分析显示，与听到用与律师的种族无关的字眼嘲讽黑人律师的对话的被试人相比，听到用种族缺陷来贬低黑人律师的对话的被试人给他的评价更加负面。此外，后者给白人被告作出的判决更严厉，评价也更负面。后一个发现表明，对偏见性习俗的遵从能够产生超越种族歧视最初目标的破坏性效果。偏执态度也可以在一个从制度上支持这些态度的偏执社会中人为地制造出来。例如，一个从法律与习俗上支持种族隔离的社会一定支持一个群体劣等于另一个群体的观念。因而，在种族隔离的时代，一个调查者和南非白人会谈，试图找出他们对黑人持负面态度的原因。他发现典型的南非白人深信绝大多数犯罪活动都是黑人干的。这当然是错误的，可这种错误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些人说他们看到许多黑人罪犯在公共场所干活 在这些地方他们从未见过白人罪犯，这还不能证明黑人比白人犯罪更多吗？不能。实际上，法律不允许白人罪犯在公共场所干活。总之，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制度制造偏见信念。在我们这个社会，规定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禁止妇女进入颇有名望的俱乐部、禁止犹太人在高级饭店住宿，都曾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这些规定制造了某一民族是劣等的或不被人接受的错觉。国家干预能改变习俗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所谓隔离而平等的学校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用首席检察官厄尔 沃伦的话来说，当黑人孩子仅仅因为种族的原因而与白人孩子隔离开时，“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将以一种无法弥补的方式伤害着他们的心灵。”在我们还未完全意识到时，这个决定带动着我们国家展开了一场最令人激动的、范围最广的社会实验。这一历史性决定做出之后，许多人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他们预言，如果强迫学校里种族混合，就会产生互相间的厮杀。他们争辩说，法律不能强迫人们和平共处。这重复了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威廉 格雷厄姆 萨姆纳的观点。几年前他曾提出“国家干预不能改变习俗”，即法律不能规范社会道德或使人们相互接受。许多人极力主张要等到人们的态度改变后再取消种族隔离。当然，那时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通过改变态度就可以改变行为。因此，如果你能让顽固的人减少对黑人的偏见，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孩子和黑人孩子一起上学。虽然许多社会科学家本应更了解顽固不化的人，他们还是深信，通过发动宣传活动可以改变顽固不化的人的态度。他们采用“16毫米影片”的方法来减少偏见：如果持有偏见的人认定黑人是无能、懒惰的，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放一部把黑人描写得勤劳可敬的电影，目的是让错误信息与正确信息较量一番。如果莎士比亚因为曾得到过有关犹太人的错误信息而认定犹太人是恣意骄横的吸血鬼，那么你就告诉他真实情况，他的偏见便会逐渐消除。如果一个南非白人认为，大部分罪行都是黑人犯下的，那么让他看看白人罪犯，他就会改变信念。不幸的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无论偏见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经济竞争，还是由于对社会规范的遵从，抑或是由于人格需要，用播放信息去改变它并不那么容易。许多年来，大部分人都已深深地陷入偏见行为中。当你的朋友和同事都对黑人抱有偏见时，你要形成一种对黑人的开明态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仅仅看一场电影不能改变人们多少年来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前边已讲过，当牵涉到重要问题的时候，宣传活动是无效的，因为人们并不喜欢安稳地坐着接受与自己的信仰不一致的信息。保 罗 拉扎斯费尔德描绘了40年代初，许多电台都为减少种族偏见而用热烈、同情的方式提供了许多关于各种不同种族的信息。有专门描写波兰血统的美国人的节目，也有专门描写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的节目，等等。那么听众又是哪些人呢？波兰美国人节目的主要听众是波兰血统的美国人。那么猜猜谁在收听意大利美国人节目呢？对了，是意大利美国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若强迫人们收听不合意的信息，他们就会排斥它、诋毁它或不理它 这与X先生坚持他对犹太人的消极态度而不管Y先生所提供的信息、与达特茅斯和普林斯顿学生歪曲他们所看的足球赛电影是一样的。对许多人来说，偏见在他们的信仰系统中根深蒂固，与他们日常行为太一致，从周围的人们中接受的支持和鼓励太多，以至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电台节目是不能减少它的。同等社会地位接触的作用虽然态度的改变可以影响行为的改变（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但通过教育改变态度常常是很困难的。社会心理学家早就知道，但只是最近才开始理解，行为的改变可以促进态度的改变。从最简单的层面看，如果黑人和白人可以直接接触，持有偏见的人就要面对自己所体验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简单的刻板印象，因而会导致更好地相互理解。当然这种接触必须发生在黑人与白人有相同社会地位的情境中。纵观历史，虽然许多白人和黑人有过大量接触，但黑人多半处于仆人地位，如奴隶、搬运工、洗碟子工、擦皮鞋的孩子、洗衣房仆从和家庭佣人。这种接触只能增加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助长了对黑人的偏见。直到最近，平等社会地位的接触还很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教育和职业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因为居住区的隔离。最高法院1954年的决定是逐渐增加平等社会地位接触的开端。在1954年以前，平等社会地位融合的事例偶尔也有发生。其结果倾向于支持行为的改变会产生态度改变这一观点。1951年，莫顿 多伊奇和玛丽 埃伦 科林斯在一个前瞻性研究里，观察了白人在公共住房规划上对黑人的态度。具体说，在一个住房规划中黑人和白人家庭被以隔离的方式安排在不同的住宅楼内，在另一个规划中黑人和白人家庭被安排在同一个住宅楼里。在迁入新居之后，取消隔离的居民所表现出的对黑人态度的积极变化，比仍处于隔离状态中的居民大得多。这些发现表明，国家干预能改变习俗，表明你可以通过立法来制定道德规范 当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平等社会地位接触这个中介实现的。显然，如果不同的种族集团可以在同等社会地位的条件下相处，他们就有更好地相互了解的机会。正如佩特格鲁最近发现的，当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这些措施能够加深人们的相互理解，减少紧张气氛。应当注意，多伊奇和科林斯的研究发生在公共住房规划中而不是私人居住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下面我们还将讨论它。取消隔离的替代作用直到前不久，社会心理学家才开始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取消种族隔离可能影响那些不曾与少数种族团体有过接触的人的价值观。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第四章里所提到的机制引起的，我们称这种机制为不可避免性心理。具体讲，如果我和你将不可避免地有紧密接触，而我又不喜欢你，我会体验到不协调，为了减少不协调我将试图说服自己，你并不像我以前所想的那样坏。我将着手寻找你的积极特性，并极力忽视或缩小你的消极特性。因此，当我得知必须和你在某一方面有密切接触，而其他条件相等时，仅仅这一事实就能迫使我改变对你的偏见态度。实验室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预测。例如：有些孩子知道自己将必须食用某种以前不喜欢吃的蔬菜时，他们便说服自己相信这种蔬菜并不那么难吃。同样，女大学生得知她们将同一个既有积极品质又有消极品质的妇女密切合作时，她们甚至在见到她之前就已形成了对她的好感。而当她们没有预料到将要和她一起工作时，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不可否认，一碗蔬菜和黑人、拉美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相差甚远。很少有社会心理学家如此幼稚，竟然相信只要人们对不可避免的事件妥协以减少不协调，就可以消除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但我认为，在理想条件下，这种事件能融化偏见的态度并减少大多数人的敌意。下面我们还要讨论所谓“理想条件”指的是什么。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给这些理论骨架多充实些内容。减少不协调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回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设想一个45岁的白人，他16岁的女儿在一所种族隔离学校就学。假定他对黑人存有负面态度，这种态度是建立在下述信念基础上的：他认为黑人无能、懒惰，所有的黑人男子都性欲过盛，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突然，司法部颁布了法令，第二年秋天，他那金发碧眼的女儿必须在一所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读书。国家和地方的所有官员虽然不喜欢这个主张，但也清楚地表示想阻止它是办不到的 这是国家的法律，必须执行。当然，这位父亲可能会不让他女儿继续受教育，或许他会送她到一所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但是，仔细想来这样做不是太过激就是太费钱。于是他不得不决定让女儿到一所取消隔离的学校就读。对他来说，金发的女儿不可避免地要和黑人孩子上同一所学校。这与黑人是“懒惰的、潜在的强奸犯”这一认知产生了不协调。他会怎样做呢？我猜测他会重新检验一下他对黑人的看法。他们真的都那么懒惰吗？他们真的到处去强奸女性吗？这次他会重新审查 带着很大倾向性试图找到黑人身上的好品质，而不是去捏造或夸大坏的、不可接受的品质。我猜测到来年的9月，他对黑人的态度会解冻，并且会转变到一个积极的方向上。如果这种转变能得到取消种族隔离后的积极事件的支持 例如，如果他的女儿和她的黑人同学相处得和睦、愉快 那整个态度的根本转变就可能在父亲身上发生。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分析过于简单化，但基本过程就是这样。让我们来看看这一过程优于前边讲的宣传活动的方面。它启动了一个机制，激发个体改变对黑人的负面刻板印象的动机。我的分析强有力地表明，一种特定的、与公共认识相反的国家政策能给社会带来潜在的最大利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1954年最高法院的决定公布以后，人们普遍认为种族融合应该逐步进行。大部分国家官员和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为得到一个和谐的种族关系，应该等到人们经过再教育变得偏见较少时再取消隔离。总之， 1954年时的普遍看法是，只有在认知改变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取消隔离）。我的分析表明，取得种族间最终融合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先改变行为。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们对种族融合的必然性认识得越早，偏见态度也就改变得越快。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可能（也已经）遭到了破坏，因为国家官员极力宣传可以回避或延迟种族融合的观点，从而产生了种族融合未必是不可避免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态度是不会转变的，结果导致了混乱和冲突的增加。让我们回到前面那个例子上：如果这个金发女孩的父亲被说服（被州长、市长、校委会主席或地方司法官说服），相信有摆脱种族融合的方法，他就会感到毫无必要重新检验自己对黑人的负面态度，结果，他便会强烈反对取消种族隔离。下面的事实与这一推理相一致。随着对取消种族隔离的广泛实施，赞成种族融合的态度已有增长。1942年，美国只有30%的白人赞成在学校取消隔离，到195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9%，到197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75%。最后，到1980年，随着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赞成取消隔离的人数接近90%。南方的改变（自行发生的）更加引人注目。1942年，南方只有2%的白人赞同种族融合的学校，1956年，大多数南方人还认为取消种族隔离的规定会被规避，只有14%的人赞同取消隔离；但是到1970年，随着种族隔离运动的进行，已有将近50%的人表示赞同；这一数字在80年代继续攀升。当然，这些统计资料并不能完全证明，人们改变对学校取消隔离的态度是向不可避免的事物妥协，但上述资料是相当有启发性的。在对学校取消隔离的过程和作用认真分析时，托马斯 佩蒂格鲁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取消隔离的最初几年里，暴力只发生在诸如阿肯色州的小石城的一些社区中，而没有发生在诸如北卡罗莱那州的诺福克市和温斯顿塞勒姆市这些地方呢？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持了我的推理。他总结到，“在通常发生暴力的地方，至少有一些权威人士事先暗示到，如果发生动乱他们将愉快地回到隔离状态。只有坚定有力的领导，才能和平地完成种族融合”。换言之，如果人们没有机会减少不协调，就会发生暴力。早在1953年肯尼思 克拉克就在几个边界州发现了消除种族隔离期间的同一现象。他发现，迅速消除隔离比逐步消除更有效。此外，暴力还发生在政策模棱两可或不一致的地区，或者团体的领导人摇摆不定的地区。二战中，当军队里开始消除种族隔离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政策模棱两可的地方麻烦最大。其他条件不相同的情况在前一节里，我对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提出了一个过于简单的解释。我有意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在理想条件下这种事情从理论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条件很少是理想的，经常会出现一些复杂情况。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复杂的情况，然后讨论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怎样减少或消除偏见。在我谈到种族融合的住房规划减少了偏见的例子时，我特别指出了这是一个公共住房规划。如果它牵涉到私人住房时，情况便复杂了。一般说来白人有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当黑人迁为邻居时，房产价值就会下降，这种信念引起了经济冲突和竞争，阻碍了偏见态度的减少。的确，对于种族融合的私人住房的系统调查表明，在白人居民中偏见态度有所增长。此外，正像我们提到的“不可避免的心理”的实验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那种研究所牵涉的不喜爱并不像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偏见那样强烈和根深蒂固。虽然看到这些发现与取消种族隔离的实践一致是令人鼓舞的，但下结论说只要个体有机会对不可避免的东西妥协，通向融合的路就很平坦，那就是幼稚的、错误的。麻烦常常是随着种族隔离的消除而开始的。这多半是由于白人和少数民族孩子之间的接触（特别是从高中开始）通常都不是平等社会地位的接触。请你想象下列情境：一个出身于黑人或奇卡诺人家庭的十年级的孩子，在接受次等教育后，突然进入了一个由中产阶级的白人教师任教、由中产阶级白人控制的学校。在这里他必须同持有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孩进行竞争。实际上他被投入一个毫无准备的、高度竞争的情境：这里的规则不是他所熟悉的规则，并且这里奖励的是那些他还不具备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他是在一种远离了他所熟悉的环境中竞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因素造成他自尊心的降低，而正是这一因素导致最高法院做出了消除学校中种族隔离的决定。沃尔特，斯蒂芬在对消除种族隔离的研究进行认真分析时发现：没有资料显示黑人孩子的自尊心在取消隔离后有显著增长；却有25%的研究资料表明，隔离取消以后他们的自尊心显著下降了。而且，实际上偏见也并未减少，斯蒂芬发现偏见的增长同减少几乎一样多。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当你发现新近的种族融合的中学是个非常紧张的地方时，就不会感到吃惊。因而，少数民族学生试图提高自己的自尊心是很自然的。提高自尊心的方法之一是团结一致、打击白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排斥白人的价值观和白人的领导等等。让我们总结一下上面的讨论：平等社会地位的接触在没有经济冲突的理想条件下可以（并确实能够）增加理解，减少偏见。不可避免性心理可以（并确实能够）产生压力以减少偏见态度，并且为理想条件下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消除种族隔离打下了基础。在有经济冲突的地方（如取消隔离的私人住宅区中）偏见态度往往会增长。由于在学校取消隔离而引起竞争，特别是如果对少数种族团体有严重不公平的地方，黑人和拉美人对白人的敌意往往会增加，这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想重新得到某些已失去的自尊心。相互依赖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学校里取消隔离可以为学生相互了解打开大门，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重要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孩子送入同一个学校；他们到那里以后的情况才是至关重要的。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如果那里的气氛竞争性很强，相互接触的结果可能会使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紧张气氛更加紧张。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往往导致紧张气氛，这使我想起了马扎福 谢里夫及其同事所做的实验里的孩子们的行为。他把两组孩子置于矛盾和竞争的情境中使两组之间产生了敌意。如果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一旦牢牢地建立起来，只是简单地消除冲突和竞争，这种敌意是不会减少的。事实上，一旦不信任牢固建立起来，把两组置于平等地位和无竞争的情境中，只能增长这种敌意和不信任。例如：这两组孩子甚至坐在一起看电影时也有矛盾。谢里夫最终怎样成功地减少了这种敌意呢？他的办法是把这些孩子置于一个完全相互依赖的情境中 为达到目标，他们不得不相互合作。例如，研究者通过损坏供水系统制造了一个事故情境，修好供水系统的惟一方法就是要孩子们立即合作。研究者制造的另一种情境是，孩子们在前往露营地的途中，卡车抛锚了。为了让卡车继续开动，必须把它拉上一个很陡的小山坡。当然，只有当所有的孩子 不管是鹰组的还是响尾蛇组的 一起来拉才能办到。最后，敌意情绪和消极的刻板印象减少了。孩子跨组交朋友，他们相处得很好，并且开始主动地合作了。看来减少敌意的主要因素似乎是彼此互相依赖 为了达到目标个体之间互相需要的情境。几位研究者已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中证明了合作的好处。例如：莫顿 多伊奇已表明解决问题小组在合作气氛下比在竞争气氛下更友好、更专心。同样，帕特里夏 基南和彼得 卡内维尔发现，团体内部合作同样能够推动团体之间的合作。也就是说，在小组内部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常常会迁移到与其他小组的交往中。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与以竞争方式完成任务的小组相比，以合作方式完成任务的小组在随后与另一个小组的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合作性。不幸的是，合作和互相依赖并不是大多数学校的课堂教学过程的特征，即便在小学阶段亦是如此。我们已经影射了这一过程的竞争性本质，下面让我们再进一步来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为这一“过程”作出定义。无论人们何时发生互相作用，有两个事物总是同时存在：内容与过程。所谓内容，我指的是人们交往的主题；所谓过程，我指的是交往的动态。例如，在课堂教学里，“内容”可能是算术、地理、社会研究或音乐；“过程”则是这些课程的教授方式。勿庸置疑，“内容”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过程”的重要性却常常被低估。正是通过“过程”，学生们才能学到大量有关他们生存世界的知识。的确，我甚至还要说，从某些角度看，与“内容”本身相较，“过程”是一个更重要的学习来源。许多年前，当我应邀作为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教育体系顾问时，得到了观察课堂实践的宝贵机会。那时，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刚刚开始，校园里的骚乱和种种不愉快事件接连不断。我和同事参与到该市的教育体系中来，不是为了消除这些不愉快事件的发生，而是为了了解人们是否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实现人们梦寐以求的那些积极目标。我与同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统地观察教学过程。我们尽力睁大探索一切的眼睛，仿佛我们来自另一个星球。我们在课堂上见到的最典型的情景是：老师站在全班学生面前，提出一个问题并等待孩子回答。往往是六至十个孩子焦急地坐在位子上举着手想吸引老师的注意，他们都渴望被叫到。其他几个学生却安静地坐着，眼睛避开老师的注视，好像想使自己不被老师看见。当老师叫到一个学生（实际上他只能叫一个），那些急切举手而未被叫到的学生脸上流露出不满、不愉快和失望的表情。如果被叫起来的学生回答对了，老师就笑笑，赞许地点点头，继续问下一个问题。这对那个碰巧被叫起来的学生是一大奖励。但就在那个幸运的学生答对问题并受到老师的赞许时，那些渴望被叫到却受到忽视的学生就会发出一片嘟囔声。很明显，他们很不满意，因为他们失去了一次向老师表现自己多么聪颖、多么机灵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学到了几件事：第一，他们知道了这个教室里只有一个专家，就是教师。他们也知道教师的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即教师脑子里已有的答案。学生的任务就是想象出教师期望的那个答案。学生们还知道只有积极地表现出自己多么机灵、聪明、整齐、清洁、举止端庄才能使老师高兴、才能得到奖励。如果他们做得很好，就会得到这个权威人物的重视和喜爱。这个权威人物将会对他们很亲切，并且告诉他们的父母，使父母了解自己的孩子是多么好。对他们说来，和同学合作毫无用处。实际上他们的同学就是应当战胜的对手。此外，与同学合作会遭到许多老师的反对：如果在课堂上发生，就意味着扰乱课堂；如果在考试中发生，就意味着作弊。这种活动很有竞争性，利害关系也很大。在小学课堂上孩子们互相竞争是为了得到他们周围的一个、两个或三个重要人物的重视和赞同（。当然，这对大多数学生都很重要。）如果你知道正确的答案，老师叫了另一个学生，你很可能会坐在那里祈祷，希望那个孩子答错，这样，你就有机会向老师表现自己多么聪明了。那些被叫起来但回答错了的孩子，或者那些根本没举手参加竞争的孩子，都会产生怨恨成功学生的倾向。“失败者”常常会嫉妒成功的学生，也许他们会取笑成功者，威胁他们，骂他们是“老师的跟屁虫”。他们甚至还会在校园里对成功者进行身体攻击。而那些成功的学生也经常蔑视那些失败的学生，认为他们是愚蠢的、讨厌的。这一过程在大部分课堂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其结果友谊与理解没有在同班同学之间建立起来，相反却产生了仇恨。这一过程甚至很容易在同一种族的孩子间制造憎恨。如果再加上种族、民族之间疏远的因素，或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如为调整学生的种族比例把非本地区的学生用车接来读书）在已经十分紧张气氛中火上加油，这样情况就会变得特别困难与不愉快。虽然课堂上的竞争是典型的，但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在研究中发现，许多教师在课堂上都很愿意尝试更加合作性的教学手法。因此我和我的同事发展了一个简单的方法，使孩子们置身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学习小组里。我们系统地对这些孩子与那些处于传统竞争的课堂情景中的孩子在学习成绩、是否愉快和互相喜爱方面进行了比较。我们称这一方法为拼图法，因为它很像玩拼图玩具的工作原理。举个例子能说得更加明白。在开始实验时，我们走进一所刚刚消除种族隔离学校的一个五年级教室。班上的孩子正在学习美国伟人的传记，那一课碰巧是学习著名新闻记者约瑟夫 普利策的传记。首先，我们组织了一篇由六个段落构成的约瑟夫 普利策的传记：第一段描写了约瑟夫 普利策的祖先及他们是怎样来到这个国家的；第二段描写了童年的约瑟夫 普利策的生活经历；第三段描写了青年约瑟夫 普利策所受的教育和他早年的工作；第四段描写了中年的约瑟夫 普利策以及创办自己的报纸的经历，等等。约瑟夫 普利策一生的每个主要方面都单独写在一段里。我们油印了他的传记并把每本传记裁成六份，每份都是一个段落，分给六人学习组中的每个人。这样，每个学习小组就有了约瑟夫 普利策的全部传记，而每人却只有故事的六分之一。就像拼图游戏那样：每个孩子有一块拼图板，每个孩子都要依靠同组的其他孩子来拼成一个大图形。为了学习约瑟夫 普利策，每个孩子都要掌握一段文章并要教给其他孩子。如果每个学生离开别人只靠自己是无法学会的。阅读文章的时候，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同另一组相对应的人商量，即如果约翰尼有一段关于约瑟夫 普利策年轻时代的文章，他就可以同另一组里有同一段文章的米利商量。他们可以互相学习，以便搞清约瑟夫 普利策一生中那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什么。过一会儿，学生都回到自己的小组里。告诉他们用一段时间互相交流知识，交流完还要对他们所学的知识进行测验。由于完全要靠自己，孩子们最终学会如何教授别人知识以及如何从他人那里获得知识。孩子们逐渐懂得，没有同组的每个人的帮助他们都不能学好。每个成员都可做出自己独有的、不可缺少的贡献。假设你和我是同一组的孩子，你手中的是描写约瑟夫 普利策年轻时代的那段文章，我手中的是描写他老年时代的那段文章，了解约瑟夫 普利策年轻时代的惟一方法是倾听你所说的话。对我来说，你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来源，而教师已不再是惟一来源了，甚至已不再是重要来源，因为实际上她并不在这个组里。相反，组里的每个孩子对我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仔细听别人讲，我就可以学得好；如果不这样做，我就学不好。我不再因取悦老师而得到奖励，也不会因此伤害你。这是一个全新的“球类运动”（需要彼此配合）。但是，合作行为并不是都能立即发生。对孩子来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有效地运用这一方法。打破旧习惯很困难，我们实验组的学生已习惯于在学校多年所形成的竞争。开头几天，大多数孩子都试图去竞争 即便竞争毫无用处。让我用个实际例子解释一下，这个例子是孩子对学习中的合作过程从不习惯到习惯的典型：在一个组里有个墨西哥裔美国男孩，我们暂且称他卡洛斯。卡洛斯的第二语言英语说得不大清楚。多年来，他已学会在班上保持沉默，因为过去他说话时别人经常嘲笑他。在此例中，他在给其他孩子讲述自己那一段文章时遇到许多困难，他对此感到不愉快。他更喜欢传统的方法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我们所介绍的方法中，卡洛斯要被迫讲话，而以前他在课堂上却总是默默无闻，尽量不引人注意。但情况比这还要复杂 甚至可以说老师和卡洛斯已达成默契，使卡洛斯可以平安地沉默。过去，老师偶尔叫过他，他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而后陷入窘迫的沉默中，其他孩子就取笑他。于是，老师便不再叫他了。这一决定可能出自好意 老师只是不想让他丢脸。但老师忽视了他，从而把他排除在外，这暗示他不值得被提问 至少班上其他孩子得出了这种印象。他们认为老师不叫卡洛斯的原因是他很笨。的确，就连卡洛斯也可能产生这种想法。这就是在竞争过程中，种族隔离的消除是如何制造不平等接触，导致种族间的更大仇恨以及使落后的少数民族成员丧失自尊这个动态过程的一部分。让我们回到六人小组的问题上。卡洛斯要叙述约瑟夫 普利策的年轻时代，这使他感到很困难。他结结巴巴、犹豫不定、坐立不安。组里的其他孩子并不帮助他，他们已经习惯于竞争，因而继续采取过去的习惯。他们知道在一个孩子结巴时，尤其是他们认为一个孩子很笨时，他们应该怎么做：嘲弄他、羞辱他、讥讽他。在实验里，我们听到玛丽说：“噢，你不知道，你是哑巴。你是笨蛋，你没长脑子吗！”在实验初期，这些小组只由一个研究助手松散地管理着，他要从一个小组走到另一个小组。当这事发生时，我们的助手前去干涉，他是这样说的：“好，如果你们愿意，就这么做吧。这对你们可能是很好玩的，但这并不能帮助你们学到约瑟夫 普利策的年轻时代。一个小时后就要进行考试。”请注意研究助手干预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玛丽通过贬低卡洛斯不再能得到很多东西 实际上，她却丢掉了一个大目标。几天后经过相似的实验，卡洛斯小组的学生们才突然意识到，学到约瑟夫 普利策年轻时代的惟一方法是注意听卡洛斯说话。此后，他们逐渐变成了相当好的交谈者。当卡洛斯在讲述中遇到困难时，他们不再贬低他或嘲弄他，而是提些启发性的问题 这种问题使卡洛斯更容易叙述他所知道的东西，卡洛斯也开始变得不拘束了。随着精神的放松，他的叙述能力也有所提高。两三个星期后，其他孩子下结论说，卡洛斯并非像他们所想的那样笨。他们开始看到他身上有以前从未看见过的东西，并开始喜欢他。卡洛斯也开始喜欢学校了，不再把同组的白人同学视为欺负人的人，而视为乐于关心人和帮助人的人。此外，由于他在班上感到更顺心一些，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其学习成绩也开始提高了。恶性循环已经扭转过来，过去引起螺旋形下降的因素已经改变，现在开始螺旋地上升了。一连几年，我和学生在全国各地的课堂上多次重复了这个实验，取得的效果明显而一致。在互相依赖的拼图课堂上的孩子，比在传统课堂上的孩子变得更互相喜爱、更爱学校、自尊心更强。拼图课堂上孩子间互相喜爱的增长超越了民族与种族界限。拼图课堂里的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成绩比传统课堂里的高。例如，在一个研究中，我与同事发现，少数民族的孩子在参加拼图小组的两个星期里语文成绩几乎提高了整整一个等级，而且没有影响其他孩子的成绩。最后，教师也喜欢运用这一方法并认为它十分有效。许多同意用拼图法来帮助我们实验的教师在实验结束后继续使用这个方法。最近几项实验表明，拼图玩具方法对减少偏见的有效性不仅仅局限于儿童。多娜 德斯弗格斯和她的同事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她们让大学生与一个被介绍为从前是精神病患者的实验助手交往。大学生们被诱导认为他会表现出怪异的行为。这次交往是学习情景的一部分。一部分学生同这个“精神病患者”在拼图玩具组交往，另一部分学生同他在一个更传统的学习环境中交往。实验结果惊人：与传统环境中的学生相比，拼图玩具组的学生更快地抛弃了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更喜欢“前精神病患者”，也更喜欢与他交往，而且拼图玩具组的学生对精神病患者的描述也更积极。现象背后的机制为什么拼图法能产生如此正面的效果呢？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合作性方法将人们置于互惠的情境。也就是说，组内的每个成员都在通过与其他成员分享自己的知识帮助他人。你也许还记得，在第五章里，我们探讨了迈克 利普和唐娜 艾森施塔特的实验。该实验指出，帮助他人的人最终会逐渐对他们的帮助对象越来越喜爱。塞缪尔 盖特纳及其同事在一项实验中很好地阐述了一个完全不同却相互补充的机制。他们发现，合作过程通过改变人们惯用的认知类型，减少了团体间的障碍。换言之，合作改变了人们将“外集团”成员区别于“内集团”成员的认知方式。此外，拼图法鼓励通情的发展。在本书的前面，我曾提到增长一个人的感情移入 把自己置于另一位置的能力 对于人类的交往、增加助人行为和减少攻击行为都是有益的。在课堂上，特别在拼图情境中，增加知识的最好方法是十分注意正在说话的孩子。例如：如果我和卡洛斯同在一个拼图小组，我想学到他的东西，实际上我不仅要十分注意他，而且我还要跟上他的思路。这样我才能针对他所提供的信息提些适当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不仅学到了这一门课和了解了卡洛斯，而且还学会了以别人的眼光去看世界的方法。我的一位学生黛安内 布里奇曼在一个有趣的实验中，验证了我的上述观点。她给10岁的孩子（有一半孩子参加了8个星期的拼图课堂）放映了许多动画系列片，目的是测量孩子们的通情能力。例如，在一个动画片的片段中，一个小男孩在机场上和父亲告别时显得很难过。在另一组镜头里，一个邮递员给了孩子一个包裹，孩子打 开一看是一架玩具飞机 他一下子就哭了。当布里奇曼问孩子们为什么这个小男孩哭了，几乎所有孩子都告诉他：飞机让小男孩想起了与父亲分别的情景，这使他很难过。至此，没有什么让人稀奇的。下面，就到了实验的关键部分。然后布里奇曼又问孩子们，送邮包的那个邮递员在想些什么？几乎那个年龄的所有孩子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这个错误起因于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知识别人也知道。具体地说，他们错误地肯定邮递员也认为那孩子伤心是由于礼物使他想起了父亲的离去。然而，参加拼图班的孩子们的反应却不同，由于他们的拼图经验，他们能更好地体会邮递员的观点。他们知道邮递员并不了解他们所了解的信息，邮递员不知道飞机场的情景。因此，参加拼图班的孩子认为，邮递员看到小孩拿到漂亮的礼物时哭了，会感到迷惑不解。总之，参加拼图小组对孩子们从别人的角度去看世界的能力有着普遍的影响，这似乎是我们上面所描写的有益作用的主要原因。增加通情所产生的最令人鼓舞的一个方面是，人们通常具有的“假定自己无罪”的倾向会延及他人，包括那些不属于本民族或本种族的人。让我解释一下。你大概还记得，在对失败归因时，人们容易认为失败与自己无关，却很少认为他人的失败也可能与他人无关。因而，如果我考试考砸了，就很容易得出“我太困了，或题目太难了”的结论；但如果你考试考砸了，我就会很容易得出“你太笨了，或你太懒了”的结论。在一系列实验中，我与同事证实了这一发现：在竞争环境中，孩子们不仅会将竞争对手的失败归因于对手在能力上的不足，还会将竞争对手的成功归因于运气。但有趣的是，孩子们对自己要好的伙伴却非常慷慨大度；他们将伙伴的成功归因于能力，而将其失败归因于霉运。这个发现使我们很兴奋，因为当我们开始以我们对待自己的慷慨方式对待其他种族和民族的成员时，“基本归因错误”的规律被打破，偏见将会显著地减少。我与学生在1971年发明了“拼图法”。后来，其他研究者也开发了类似的合作性技术。 利用“拼图法”和其他合作性技术，在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个课堂上，出现了我们在本章所描述的令人震惊的成效。著名的种族问题专家约翰 麦科纳希将这些合作性技术称为增进种族隔离学校中种族关系的惟一有效方式。多元化的挑战国家、城市、社区或学校的多元化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种族隔离的消亡给我们提供了从多元化中获益的机遇。但为了将这些利益最大化，懂得如何尽可能地与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和睦相处至关重要。勿庸置疑，在我国实现种族和民族的和睦相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课堂中引入合作性技术有助于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20世纪已接近尾声，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戴维 希普勒生动地刻画了这个具有民族多样性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作为一名敏锐的观察家，希普勒在全国各地游历，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们，了解他们的种族情感与态度。他在《陌生人的国度》一书中记述下他悲观的结论。他观察到，大多数美国人与其他种族的成员之间缺乏密切的关系，因而导致了误解和猜忌的繁衍。希普勒的书使我想起1971年，得克萨斯州的一位中学校长的话。当种族隔离在他所在的学校取消并发生骚乱时，他说，“瞧，教授，政府可以强迫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在一所学校读书，但没人能强迫他们选择与其他种族的孩子一起玩耍。”（敏锐的读者会辨别出，这就是威廉 格雷厄姆 萨姆纳在本章开篇中的言论的变异。）那天吃午餐时，我在校园里遛达。而所见所闻仿佛是为了强调他的观点，这儿远远不是一个种族融合的所在。我看见拉帮结伙的学生：黑人学生和黑人学生凑在一起；拉美学生和拉美学生凑在一起；白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待在一起。不用说，同一个种族和民族的学生更愿意相互为伴。从本质上看，当然没有什么问题，除非这种偏好会变得僵化，成为排斥异族的行为。在这所学校实施“拼图法”的几个月后，当我再次走进校园时，我惊诧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小学生团体都是种族融合的团体。显然，他们选择了跨越种族和民族的界线与他人交往。“拼图法”的实验明显缓解了早先的某些猜忌和不信任。记得我当时在想，“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距离真正开始“种族隔离”，两个世纪已经过去，我们这个国家的成年人因此变成了“一群陌生人”。然而，成千上万名体验过合作学习与懂得相互喜爱、相互尊重的孩子们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后，最终懂得欣赏多元化并从中获益，继续相互学习。第八章 喜欢、爱与人际敏感性在本书的前面，我描述了几种实验室里和现实世界中的情景，在这些情景中人们对他人的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提到了一些事件，如人们眼见别人被杀害却毫无帮助之心；人们漫不经心地走过一位拖着伤腿躺在第五大街人行道上的妇女身边；人们清楚地听见隔壁房间里一位妇女从椅子上摔下受了伤，甚至不问问她是否需要帮助；我还描绘了这样一种情形，在此情形中人们明显地在加深别人遭受的严重痛苦；很多人盲目服从权威人物的命令，甚至在一个人痛苦尖叫、猛烈砸门乞求出去，最后变得死寂无声时，还继续对他发出强烈的电击。最后，我们看到人们是怎样由恐惧、仇恨和偏见，而互相歧视，互相侵犯自由甚至互相残杀的。讲完这所有的事件后，我曾问：有无办法减少攻击行为并鼓励人们对别人的幸福负责？在本章里，我将更正式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引起一个人喜爱另一个人的因素是什么？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个很古老的问题。第一个业余社会心理学家（他当时一定还住在山洞里）无疑想知道，怎样做才能使邻近山洞的人更喜欢他或不讨厌他，或者至少能使他避免被人用木棒砸到头上。如果邻居表现出攻击行为，他也会呲出牙齿以此警告邻居他是不好惹的，并可能从对手腿上咬下一大块肉。根据自然学家查尔斯 达尔文的理论，这种简单地表示动作在进化的过程中是很成功的。呲牙咧嘴的动作（现在人们称之为一种笑）逐渐发展为社会习惯 一种使别人不伤害自己或许甚至更喜爱自己的方法。几千年后，人们仍然在思考着吸引的前提 怎样行动能使邻座、邻居或邻国人更喜爱我们，至少避免让他们压制、摧毁我们。对吸引我们的原因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我曾问我的朋友们，为什么对一些伙伴比对另一些伙伴更喜爱，得到的回答是十分广泛的，各式各样的。最典型的回答是：人们最喜爱那些信仰和利益与自己相同的人；那些有技术、有能力和有才干的人；那些具有令人愉快或“令人崇拜”的品质的人，如忠诚、通情达理、诚实和善良等；那些反过来也喜爱自己的人。这些理由很有道理，它们与戴尔 卡内基在一本书里写给人们的忠告相一致。这本书有个令人寒心的操纵性的题目：《怎样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尽管这个题目不好，但这本有关人际关系之诀窍的书似乎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所以，毫不奇怪它一直是最畅销书之一。美国人似乎非常重视受人喜爱和给人留下好印象。在1940-1950年间，对中学生进行的一系列民意测验表明，学生们最关心的是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如何。并且他们无法抵抗的渴望是让人们更喜欢他们。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关心和愿望在最近几十年内有所改变。在同辈人具有重要意义的青年时期，这种关心可能达到了最大的程度。但是，受别人喜爱的这种愿望并不局限于美国青年。人们普遍在探寻着取悦他人的普遍公式。卡内基的书被译成35种文字，全世界的人都渴望读这本书。卡内基的忠告极其简单：如果你希望某人喜欢你，就要露出（大家应该注意到，当代理论家不同意达尔文关于笑的起源的观点。他们认为，笑起源时并不是作为攻击的信号，而是作为一种谦恭的信号以预防或阻止具有统治地位的、强大的人的攻击。）笑脸，装出你很喜欢他的样子，对他所感兴趣的事，你要装出也很感兴趣的样子，“慷慨地赞扬他”，并且总是欣然同意他的意见。是这样吗？这些策略有效吗？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确有效，特别是在结识交往的初期。来自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实验的资料表明：具有令人愉快的特征的人和具有令人不愉快的特征的人相比，我们更喜前者；赞同我们的人和不赞同我们的人相比，我们更喜爱前者；喜爱我们的人与不喜爱我们的人相比，我们更喜欢前者；同我们合作的人与同我们竞争的人相比，我们也更喜欢前者；那些赞扬我们的人与批评我们的人相比，我们尤其喜爱前者等等。人与人之间相互吸引的这些方面可概括为一点：我们喜爱那些只需要我们付出最少的代价就能为我们提供最大酬赏的人。在吸引问题上，一般的酬赏理论应用的范围极广。它能使我们对下面的事实做出解释：比起那些不好看的人，我们更喜欢漂亮的人，因为漂亮人给同时我们带来了“美”的酬赏。同时，这一理论还能使我们预言，我们将喜欢那些观点与我们相同的人，因为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时，他们会给我们的观点提供一致的根据，也就是说能使我们更加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对我们的酬赏。此外，我们在前一章里学过，消除偏见和敌意的一个方法是，使个体处于互相合作而不互相竞争的环境中。换句话说就是合作导致吸引。这样，不管环境是马扎福 谢里夫实验中的夏令营，还是我和同事们所做的实验中的一间教室，只要人们花一定时间相互合作，互相间的吸引一定会有所增长。从定义来看，合作行为显然是酬赏 一个同我们合作的人会帮助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给我们提出建议，与我们分担重任。一般的酬赏一代价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种人类的吸引，但不是全部，因为世界并非那样简单。例如：根据吸引的酬赏一代价理论，我们可以猜想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我们会喜爱住在附近的邻居，因为与住得远的人相比，我们只需走很短的路就可用更少的代价得到同样的酬赏。的确，人们在附近常比远处有更多的朋友，但这并非意味着只有客观上的接近才使人们相互吸引。客观上的接近只能使人们更易互相结识，一旦相互了解，往往会相互喜爱。然而正如本书的前面所指出的，人们也喜爱那些自己曾为之受过痛苦的人或事。例如：回忆一下我和贾德森 米尔斯一起做的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发现，那些为了加入某一团体而不惜经受一次不愉快仪式考验的人，比起那些只花很少努力和时间就加入了这一团体的人更喜爱这个团体。在这里酬赏是什么呢？是减少痛苦吗？是减少不协调吗？酬赏是怎样和团体联结起来的呢？这些尚不清楚。此外，只知道哪些东西是酬赏并不一定有助于我们预测或理解一个人的行为。例如：我们在第二、第三和第五章里分析了人为什么从众以及人为什么改变态度的问题。我们也讨论了几种原因：为了获得赞扬、受到喜爱和避免受人嘲笑；为了认同自己所尊敬、崇拜的人；为了使自己正确；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解。所有这些或者对人具有某种意义，或者能使人有一种好的感觉，或者既有意义又有好的感觉，因而这些行为都可被称作酬赏。但简单地给它们贴上酬赏这个标签往往会掩盖它们之间在性质上具有重大差异的事实。尽管要使自己正确的愿望和避免受人嘲笑的愿望在实现时都能使人感到满足，但人们用以实现这些愿望的行为却往往具有相反的性质。例如：在判断直线的长度时，一个人可能为了避免受嘲笑而遵从了团体的压力，但此人也可能为了使自己正确而违背其他团体成员的一致意见。用“酬赏”一词代表这两种行为不能加深我们对事情的了解。对社会心理学家而言，更重要的任务是确定人们采取这种或那种行为方式的条件。随着我们对人际吸引的一些研究，这一点将越来越清楚。赞扬和善意行为的效用前边提到，戴尔 卡内基曾建议我们要“慷慨地赞扬”别人。这样做很有意义，因为称赞老师的思想或称赞雇员的努力能使我们“赢得朋友”。确实，很多实验显示，我们通常更喜欢那些给予我们肯定的评价的人胜于那些给予我们否定评价的人。但它总是那样有效吗？让我们进一步看看吧。普通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些情况下批评可能比表扬更有用。例如，假设你是一个大学的新教员，正在给一班研究生讲解你自己建立的一个理论。教室的最后一排有两个学生，其中一个总是点头、微笑，看上去正在全神贯注地听讲。讲演结束时，他走上来赞扬你是一个天才，说他从未听过如此卓越的理论。当然，听到这些话你一定很高兴。但一个学生在你讲课时，她偶尔摇摇头、皱皱眉，后来她走过来告诉你说，你的理论中有几个地方讲不通，并且详细具体地指出了这几个地方，口气中还带有几分轻蔑之意。那天晚上，你反复思索所讲的内容，意识到第二个学生讲的话虽有些过分并且不十分精确，但确实含有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使你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几个假设，最后导致你进一步对自己的理论作了重要的修改。这两个人你更喜欢哪一个？说不准。虽然赞扬很明显是酬赏，但引起你改进理论的不同意见也可能带有它自己的酬赏。在这一点上，我无法预言这两种行为对你而言哪一种是更大的酬赏，所以不能确定你更喜欢哪个学生。与赞扬和批评相关的效用就更为复杂了 也更为有趣。一些研究表明，在其他所有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只要评价者不是在对我们做出评价，通常一个否定的评价会使我们对评价者的钦佩有所增长。在一个实验里，特雷洛 艾玛拜尔要求大学生们阅读选自《纽约时报》书评版两篇关于小说的评论文章。这两篇评论文章在体裁和写作的质量上都很相似 但是一篇极受欢迎，另一篇却极不受欢迎。学生们认为持否定态度的评论家比持肯定态度的评论家更有智慧，更有竞争力和更为专业 但不那么讨人喜欢！让我们再举个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赞扬者的动机问题。假如南希是位工程师，她出色地设计了一套图纸，上司说：“南希，干得好！”这句话几乎肯定能起到酬赏的作用。南希对上司的喜爱也会因此而有所增加。但是，假设南希第二天放假，她草率地设计了一套图纸（她自己也知道图纸设计得不好），上司走过来用同样的声调说出同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还能起到酬赏作用吗？我不能肯定。南希可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上司即使在拙劣的工作面前也试图给予鼓励并表现得和蔼可亲。由于上司这种体谅人的表现，南希可能更喜爱他。这种喜爱甚至胜过她实际上工作得很好时对上司的喜爱。但另一方面，南希也可能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上司在挖苦人、戏弄人、不诚实、不懂好坏，以上司自居、勾引别人或者太愚蠢。其中任何一项都能使南希对他的喜爱有所减少。既然酬赏的定义不明确，一般的酬赏一代价理论当然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价值。而且当情况越来越复杂时，我们发现这种一般概念的价值会越来越小，因为只要提供酬赏的社会背景有一丝变化就能使“酬赏”变为惩罚。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虽然人们喜欢受赞扬并且往往喜爱“赞扬者”，但人们不喜欢受人操纵。如果赞扬太慷慨，看起来毫无根据或（最重要的）赞扬者本人可从阿谀奉承中获利，那么赞扬者就不会得到别人的特殊喜爱。在这个问题上，爱德华 琼斯及其学生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一个典型的实验里，被试人是一些年轻妇女，实验者逐个接见她们，一个助手在旁观看，然后助手对每个妇女进行评价。这些评价是事先准备好的，使一些妇女听到肯定的评价，使另一些妇女听到否定的评价，还有些妇女听到既不否定又不肯定的评价。在一种实验条件下，让被试人（指妇女）认为评价者别有用心，即事先告诉被试人：评价者是个研究生，她需要被试人为其实验服务，她要请被试人自愿参加她的实验。结果表明，赞扬被试人的评价者与给被试人否定评价的评价者相比，被试人更喜欢前者 但对于别有用心的赞扬者她们的喜爱程度急剧下降，因为正如琼斯所说的，“拍马对你有某种好处！”但并非总是有好处。同样，我们也喜爱给我们好处的人，善意行为可被看做酬赏，我们往往喜爱给予我们这种酬赏的人。例如：海伦 霍尔 詹宁斯的一个经典研究表明， 在少年教养院的女孩子中，为别人服务最多的人 具体说就是那些参加有意义的新活动并帮助其他女孩子也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才是最受欢迎的人。我们对助人者的喜爱甚至能扩展到别人无意中给予我们帮助的情境中。艾伯特和伯尼斯 洛特在对儿童进行的一个实验里证明了这一点。把儿童分为三人一组，玩一种选择道路的游戏。那些十分幸运地选择安全道路的孩子可获胜，做出错误的选择就失败。实际上，孩子们要单行纵列走在假设的地雷区里，那里的地雷即使爆炸过也仍然有效。如果领路的孩子选错了路，就被“炸死了”（不能再玩了）。队伍里的第二个孩子必然会选择另一条路。那些碰巧选择了正确道路的头头带领着其他队员顺利完成了游戏。结果表明，受到奖励（安全达到目的地）的孩子比未达目的地的孩子，对队友表现出的喜爱要大（当然队友在帮助他们得到奖励方面起过积极作用）。简言之，我们对于为我们的胜利做过贡献的人，比未做过贡献的人更加喜爱 即使前者并没有帮助我们的意图。但是，就像对赞扬我们的人一样，我们并非总是喜爱给我们好处的人。具体地说，我们不喜爱那样的人，他们的帮助看来好像附有一些绳索，这些绳索对接受者的自由是一种威胁。如果送给别人礼物时要求别人回赠，人们就不喜欢接受这种礼物。同样，人们不喜欢接受那些想从中获利的人所给予的好处。前面我曾提到一个例子：如果你是教师，也许愿意接受学生送来的礼物。但如果一个学习成绩处于及格边缘的学生，在你正要给他评定学期论文之前送给你一件贵重的礼物，你就会感到非常不舒服。杰克 布雷姆和安 科尔的一个实验有 力地支持了这个推论，在这个实验里，实验者请大学生们参加一项研究工作（实验者把它说得十分重要），在研究中他们将对另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做出评价。当每个被试人正等待着实验开始时，这“另一个人”（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请求离开房间片刻。在一种条件下，他一会儿就回来了，重入旧座；在另一种条件下，他带两瓶可口可乐回来了 一瓶给自己，一瓶给被试人。接着，助手要求每个被试人帮助他完成一项枯燥的任务。非常有趣的是，未得到可口可乐的学生比得到的学生更有可能去帮助他。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恩惠和选择不是普遍的酬赏。对一只饥饿的老鼠或一个饥饿的人来说，一碗米饭就是一种奖励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或者其他什么人给予的，也不管在白天或黑夜、冬天还是夏天，它都是一种酬赏。这就是说：这种酬赏是“跨情境的”。而赞扬、恩惠等却不是跨情境的：它们是否能起酬赏作用取决于情境的细微变化，这些变化中有些是非常微妙的。的确，我们已看到过，赞扬和帮助有时能使赞扬者或帮助者更无吸引力，还不如闭上嘴巴或老老实实地把手放在衣袋里呢！戴尔 卡内基的忠告并非总是有效的。如果你希望某人喜欢你，把恩惠作为讨好的手段，那是十分冒险的。让某人给你以帮助，是增加你的吸引力的更可靠的方法。回忆一下第四章描述的，我们称做“为残酷行为辩解”的现象。简单地说，我是这样描述的：如果一个人给另一个人造成伤害，他就贬低被害者以便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我们还分析了这种辩解程是怎样从相反方向起作用的：“诱人步步陷入”的技术使人们在给出一个小的帮助之后，更愿意给出大的帮助。这不仅可以使人们帮助别人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如果我们帮助了别人，就会说服自己去相信接受帮助者是吸引人的、可爱的、应该得到帮助的人，并以此证明自己的帮助行为是正当的。事实上，人们会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要为山姆这么卖力（或花这么多钱或其他什么）呢？因为山姆是位相当好的人！这种观念本身并不新奇，它似乎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常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列夫 托尔斯泰在1869年曾写到：“我们并不因人们给我们的恩惠而喜爱他们，而是因我们给予了他们恩惠。”本杰明 富兰克林在1736年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技术。当时富兰克林受到宾夕法尼亚州立法部门某个成员的政治对抗及明显的敌视态度的困扰，因而他立志要博得这个成员的欢心。……我并不……对他奴隶般地崇拜以求得到他的欢心。相反，过一段时间后，我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听说他的图书馆里藏有一本非常珍贵、令人好奇的书，我给他写了一个条子，表示我要读这本书的愿望，并要求他帮个忙把这本书借给我读几天。他立即把书寄来了。大约一周后，我把书还给他，而且又写了一张字条表示我万分感激的心情。后来，当我们在众议院相遇时，他彬彬有礼地同我攀谈（以前他从未这样做过）。此后，他向我表示，他愿意随时为我效劳，这样我们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直到他去世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这件事证明了我听到过的一句古老格言：“曾帮助过你的人比你曾帮助过的人更乐于帮助你。”本杰明 富兰克林为自己这一方法的成功感到十分高兴。但他的成功是由于这一方法，还是由于他富于魅力的个性，并不十分清楚。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进行一次严格控制的实验。本杰明 富兰克林的这一经历发生了约230年后，乔恩 杰克和戴维 兰迪在一个更巧妙、更严格控制的实验中检验了富兰克林的这个观点。在这个实验中，学生们要完成一项概念形成的任务，这项任务使他们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实验结束后，实验者向三分之一的被试人解释说他为这一实验动用了自己的储蓄，现在钱用完了 这意味着他要被迫停止实验。他问：“你们是否愿意把得到的钱再还给我，作为对我的一种特殊帮助？”另三分之一的被试人不是被试验者而是被系里的秘书叫去，他问被试人是否能把钱还回来，作为对只剩下不多的心理学系研究基金的特殊帮助。其余的被试人不要求他们归还得到的钱。最后要求所有被试人填写一份问卷，其中一栏是对实验者的评价。那些被哄骗给实验者以特殊帮助的被试人，更认为实验者有吸引力 他们已使自己想象实验者是一位值得帮助的可靠的人。梅尔文 勒纳和卡洛琳 西蒙斯的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在该实验中让各组被试人观察一个学生。作为学习实验的一部分，该学生要受到一系列电击。观察一会儿后，让一些组的被试人投票（秘密地）决定“受害者”是否还继续受到电击。未让其他组的被试人对这一过程进行投票。所有投票的被试人确实都投票赞成停止电击，但只有一些投票组达到了停止电击的目的，其他投票组均未顺利达到这一目的。结果，那些成功地达到目的的被试人，比那些未投票的被试人和投了票却无效果的被试人，更明显地认为受害者有魅力、吸引人。由此看来，你帮助某人会增加你对他的喜爱，但前提是你付出的努力必须得到成功。个人特征如我已提到过的，有些个人特征在决定一个人被别人喜爱的人们往往喜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爱诚实、有才干、有见识、有能力的人。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用民意测验的方式进行 让人们描绘一下他们所喜爱的人和不喜爱的人具有什么特征。在这种研究中很难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是我们喜爱那些具有令人愉快的特征的人呢？还是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朋友们都具有这些令人愉快的特征呢？这两个方面可能互为因果关系。要确立具有某些好的个人特征的人是否比其他人更令人喜爱，不能只满足于民意测验，而有必要在控制条件下检验这个关系。在这一节里我们将严密检验最重要的两个特征：能力和外貌吸引力。能力似乎很明显，当其他条件都相等时，一个人越有能力，人们就越喜爱他。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有一种要使自己正确的需要。如果我们周围都是非常有能力、有才华的人，我们就更有可能正确、不犯错误。但是我们在这一章里将要学到，决定人际吸引的因素通常是极为复杂的，不可能总是用简单的词句就能表达清楚。至于能力，在研究文献中有许多与此截然相反的资料表明，在解决问题的实验小组里，那些被认为是最有能力、最会出好主意的组员往往不是最受喜爱的人。怎样解释这一截然相反的结果呢？一种可能是，尽管我们喜欢周围都是有能力的人，但有非凡能力的人会使我们感到不安，这种人看上去似乎是不可接近的、远离我们的超人。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更喜爱那些难免犯错误的人。例如：一个人是位出色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篮球运动员和十分讲究衣着的人，如果他偶尔算错一个数字、投空一个球或领带上带着油点出现在公共场合，那我就会更加喜欢他。大约40年前，我在思考这一现象时，碰巧看到了盖洛普民意测验的一些惊人的资料：1961年约翰 肯尼迪任总统时，他准备在猪湾侵略古巴的企图流产以后，他个人的声誉实际上大大提高了。这一事实令人惊异，因为这个侵略企图是大错特错的，以至人们当时立即把它称为（现在人们仍普遍认为它是）“猪湾惨败”。怎样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呢？这一事实是这样：一位总统犯了我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错误（到那时为止是最大的），而且像奇迹似的，人们为此却更加喜欢他了。为什么？一种可能就是，肯尼迪以前可能“过于完美”了。1961年，肯尼迪的个人声誉极高，他几乎成了所有故事书中的主角。的确，他的政府被称作卡梅洛特（传说中，六世纪英国国王亚瑟的宫殿所在地。 译者注）。肯尼迪年轻、英俊、机敏、诙谐、有魅力、有强健的体魄；他是个求知欲很强的学者、一位畅销书作家、一位政治策略家、战争英雄、一个从不抱怨肉体痛苦的意志坚强的人；他有一位有才华而又美丽的妻子（她会说好几门外语），有两个惹人喜爱的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儿），以及一个有才智的团结友爱的家庭。一些证据（如他对一个重大错误所负的主要责任）表明，他也难免要犯错误，这些证据可以使他在公众看来更接近于普通人，因此他更受到公众的喜爱。这仅是几种可能的解释之一，而且（正如读者现在早已了解的那样）现实世界不是检验这种假设的场合。在现实世界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是同时发生的，其中任何一件都有可能使肯尼迪的声誉增加。例如：惨败发生后，肯尼迪总统并未尽力替自己开脱或推卸责任；相反，他却勇敢地承担起那个错误的全部责任。这种无私的行动也可能使他在公众看来更有吸引力。表明能力非凡的人也会犯错误的证据可以使此人更受喜爱，为验证这一命题需要做实验。实验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消除或控制了多余变量（如无私和承担责任），因此它使我们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变量对另一变量的影响。我与本 威勒曼和乔安瓦弗洛德一起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受试人为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准备好四个人的讲话录音，让每个被试人听其中的一个。这四个人是：几乎为完人；一个犯错误的完人；一个平庸的人；一个犯过错误的平庸的人。在准备的过程中告诉每个受试人，他将听到一个人的讲话录音，这个人是大学生智力测验节目的应试者。然后被试人要根据对他的印象和他看上去的可爱程度等对他进行评价。每个录音包括一个应试者（四人之一）与主试者之间的谈话和一组由主试人提出的难度很大的问题，这组问题与“大学生智力测试”电视节目里常问的问题相似。在一个录音里，应试人员表现得很有才能 的确，他看上去相当完美，正确地回答了92% 的问题，并且在测试的主体过程中，当问及他在中学的活动时，他谦虚地承认他是一个受尊敬的学生，年鉴编辑，田径队队员。在另一个录音里，应试者（实际上还是那个演员用同样的语调）表现得能力平平：他仅答对了30%的问题，并且在测试中，他承认他在中学时成绩一般，曾是年鉴的校对员，曾试图参加田径队但失败了。在另外两个录音里（一个是能力超凡的人，另一个是能力平庸的人），录音里的人犯了一个令人发窘的错误：在谈话快要结束时，他笨拙地将一杯咖啡洒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一犯错误动作在录音里是用声音表现的，包括混乱声和杯子的铿锵声，挪动椅子声和此人的烦恼声： 天哪！我把咖啡洒到新衣服上了。”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条件，这个“洒咖啡事件”被录制成两份，一个接在“超人”的录音带后，另一个接在“庸人”的录音带后。这给我们提供了四种实验条件：犯了错误的有超凡能力的人；未犯错误的有超凡能力的人；犯了错误的平庸的人；未犯错误的平庸的人。犯了错误的超凡的人被视为最有吸引力的人；犯同样错误的庸人被认为最无吸引力；完美的人（未犯错误）的吸引力居第二位；平庸的人（未犯错误）处于第三位。明显地，洒咖啡的动作本身不具有吸引力。尽管它使一个完美的人多了一个惹人喜爱的方面，使他更具有吸引力，它也使一个平庸的人更显得平庸，并且使他更缺乏吸引力。该实验提供了支持我们论点的有力证据，即能力非凡可以使人富有吸引力，难免犯错误的证据使其吸引力又增加了一层，这一发现被称为犯错误效应。更为复杂的实验使这一发现又进了一步。基本说来，当观察者（被试人）感到录音里的人对自己有一种暗含的竞争威胁时，“犯错误效应”最为明显。凯 杜克斯做了一个实验证明。犯错误效应最适用于男性。她发现在自己的研究里大多数男性更喜爱犯错误的能力非凡的男人；妇女往往表现得喜爱无错误的能力非凡的人，而不考虑此人是男是女。同样，我和我的同事也发现，有中等程度自尊心的男性更喜欢犯了错误的能力非凡的人；自尊心低的男性（他们明显地感到自己无能力与录音上的人竞争）更喜爱那些没有错误的能力非凡的人。应该强调的是：绝大部分的人，无论其自尊心如何，都不大喜欢能力平庸的人。由于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过一件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因而我想就这个问题再多说几句。70年代初，当前总统理查德 尼克松的声誉达到最高点时，他听从司法部长的建议，要把两名非常一般的中级法院的法官提拔到联邦最高法院而没有成功。为了替这两名被提拔的人辩护，参议员罗曼 鲁斯卡争辩（我认为他是很严肃地）说，虽然这两个人确实很一般，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一般公民需要在最高法院里有他们自己的代表。重复一遍，我们的资料不支持这种观点，这是很清楚的。外貌的吸引力设想你初次赴约。晚会就要结束了，你在考虑自己是否想再次和这个人约会。你的同伴的哪一种特质将是最重要的呢？是温暖？敏感性？聪明才智？还是同情心？是好的相貌吗？你猜对了！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发笑并说这个问题太荒唐。我们不希望这是真的。我们情愿相信美丽是肤浅的，并且是决定喜爱程度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同时，这看起来很不公平：为什么诸如外貌的吸引力之类的东西能起到重大的作用，并且远远超出一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外呢？的确，当我们问及人们对他们可能的约会者的期望时，大多数的大学生们把“外貌的吸引力”这条列在了清单的底部。但是我恐怕这仅仅显示了学生们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 因为，在对他们的实际行为的研究中，大学生们（在人口上具有普遍性）完全被另一人的外貌吸引力所影响了。 例如，在伊莱恩 沃尔斯特和她的同事所做的一项研究里， 用计算机随机地分配明尼苏达大学的男女学生，让他们进行初次的会面。事先对他们做一套人格测验，看哪些特征能决定他们是否相互喜爱？是他们的才智、男人气质、女人气质、支配能力、温顺、依赖性、独立性或态度相似的程度吗？都不是。决定一对人是否互相喜爱并重复约会的关键因素是其外貌的吸引力。如果一个英俊的男人与一个漂亮的女人相配，他们最乐于再次会面。这种普遍的现象并不局限于初次约会。格雷格里 怀特研究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里年轻恋人之间的长期关系。像沃尔斯特及其同伴们一样，怀特发现外貌的吸引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中，决定这种关系是否具有保持下去可能性的最重要因素是这些恋人们的吸引力是否相似。确实，在这些恋人们开始约会大约9个月之后，那些在外貌吸引力程度上相匹配的比那些在外貌吸引力程度上相差较大的恋人们感情更深。从这些对约会的恋人们的研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一个或另一个方面，外貌吸引力在决定谁会长期喜欢谁或短期喜欢谁时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这些研究显示，至少在美国，存在着外貌吸引力的显著的文化标准。大部分的此类研究已在美国做出。评价者在判断一个人的外貌吸引力时是没有困难的。并且评价者们相互间达成共识 这样，做出的等级的评定就高度的可靠了。而且，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人们的外貌吸引力不仅帮助我们预测是否一些人想和另一些人约会，它还能影响很多事件的归因。例如，在一次研究中，卡雷 戴恩和她的同事给大学生们看三个学生的照片：一个有外貌吸引力，一个相貌一般，第三个无吸引力。她们请被试人在27种人格特质上做出评价，并要求被试人预测这三个人未来是否幸福。结果，最合人心意的、最幸福的预言都安在外貌有吸引力的人身上。无论是男人评价男人，男人评价女人，女人评价男人，还是女人评价女人，结果均如此。大多数的人都同意那些所谓的漂亮的人同时拥有外貌吸引力和与之相随的人格特质。就此你会感到惊讶吗？也许不会。从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里我们就学到：一个对美的特殊定义与美德相关联。沃特 迪士尼的电影和儿童读物的作者已经教育了我们，像白雪公主、灰姑娘和睡美人这样温柔和迷人的女主角，以及那些追求并得到她们喜爱的王子们，他们看上去都很像。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秀气的鼻子、大眼睛、轮廓分明的嘴唇、无瑕的皮肤以及苗条健美的身材。他们看上去都像芭比和肯那样的洋娃娃。的确，芭比和肯那样的玩具娃娃也有这些特点！那么，人们又是怎样描绘那些邪恶的继母、继姐妹、巨人、矮人和王后们的呢？并且，电视也提供了这些文化上的标准。那些符合美国人关于美的刻板印象的演员们要经过精挑细选才能被选出来在流行的电视肥皂剧和黄金时段里扮演男女主角。然后就是电视广告。任何一个长时间观看电视的人都会面对一些持续不断的观念的灌输，这些灌输是为了销售“瓶装美丽”的观念。香波、护肤液除味剂、牙膏 所有的这些都由于某种理念的提升而被销售。这种理念就是：这些产品可以使我们美丽、可爱，并且取得最终的成功。节目肯定会对自己产生影响。例如，在一个实验中，让一些16到18岁间的年轻姑娘们有系统地观看15个电视广告。这些广告把美丽的组合高度评价为具有影响力的特质。而让另一个控制组的姑娘们观看15个与美丽无关的电视广告。一段时间之后，让所有受试的年轻姑娘们给10个重要的特质排序 它们是性感的外观，聪明才智，一张漂亮的脸以及勤奋等等。那些观看了关于美的广告的年轻姑娘比受控组的姑娘们更倾向于把与美有关的特质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我们讨论的一个补充是：美丽的文化标准在早期就已被习得。如果我们通过看故事书里的图画，或是沃特 迪士尼的电影，或是看电视来学习什么是美的话，那么我们可得出结论，即使是小孩子也会受到这些标准的影响。并且事实就是这样。在一个令人吃惊的研究里，卡雷 戴恩和艾伦 伯斯蔡德发现，甚至早在幼儿园时期，孩子们对同伴的外貌吸引力就有反应。在他们的研究里，戴恩和伯斯蔡德首先让一些独立的判断者（研究生们）对幼儿园孩子的外貌吸引力作出评价。然后他们确定在孩子中谁喜欢谁。他们发现外貌吸引力是相当重要的。在男孩子的身上得到了最清楚的结果：有吸引力的男孩比无吸引力的男孩更受其他孩子的喜爱。此外，孩子们还认为无吸引力的男孩比有吸引力的同伴具有更强的攻击性。当问孩子们哪个同学曾“吓唬过他们”时，他们说的往往都是无吸引力的男孩。当然，也有可能那些相貌普通的男孩确实攻击性更强，更爱吓唬人。在这次研究里，研究者并没有观察这些幼儿园孩子的实际行为，所以他们没法测试这种可能性。但是，还有单独的证据表明，人们往往对有吸引力的孩子责备较少而不考虑事实如何。这个资料来自卡雷 戴恩的另一个研究。戴恩要求妇女们检查几个关于扰乱课堂秩序的报告，这些报告像是教师写的。在每一份报告后都附有一张据说是领头捣乱的孩子的照片。在一些情况下，照片上是个很吸引人的男孩或女孩；在另一些情况下，照片上是个无吸引力的男孩或女孩。妇女们往往更多地批评、指责无吸引力的男孩或女孩，并且推断，扰乱课堂秩序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然而，当照片上的孩子很吸引人时，这些妇女往往就原谅他（或她）的捣乱行为。正如其中一位妇女说的：“她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但她和其他人一样，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对她的恶作剧..不要看得太重。”当用同样的词语把一个无吸引力的女孩描绘成同一情景下的捣乱分子时，典型的反应是：“我看这孩子一定很调皮，她大概是老师的一块心病。说不定她在找碴儿和同伴儿打架..总之，她实在成问题。”这样，看起来我们倾向于毫不犹豫地给予有吸引力的孩子们以肯定。他们不好的行为被看做是可被原谅的由于情境的特殊方面或他人或一件不幸的事所引起的改变。在另一方面，那些吸引力较小的孩子们，就不那么容易被原谅了；他们的错误行为被视为本性 稳定的消极的个性特征。也许当发现吸引力在青春期早期与童年和成年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时，任何人都不会惊异。例如，理查德 勒纳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上学期间，六年级的学生们往往认为他们有外貌吸引力的同学比那吸引力较小的同学更具竞争力。此外，在这个研究中，老师们也落入相同的陷阱。谈到老师，在其他条件同等时，有外貌吸引力的老师也会比那些缺乏吸引力的同事更受人欢迎。在一次研究中，布鲁斯 汉斯伯格和布林达 卡瓦纳夫发现，六年级的学生们认为，那些拥有外貌吸引力潜质的老师们比起那些缺乏吸引力的老师来，他们更好、更快乐、更不爱惩罚人，而且更有效率。同样地，外貌吸引力在商界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艾勒 弗瑞芝和她的助手们评定了700多个年轻的成年人的吸引力，并且追踪了他们被雇用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从他们刚刚获得商务管理的硕士学位开始到这之后的十年之间。结论是很清楚的。对于男人来说，那些有外貌吸引力的人的最初的工资会高一些。此外，这种影响力并不随着上司对他们的了解增加而减弱。并且那些有吸引力的男人们在整个十年之间比他们那些吸引力小的同事们持续地拥有更高的工资。对于女人来说，吸引力并不影响她们的初始工资，但在她们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开始起作用，并且持续到我们得出研究结论。吸引力用五分制来评定，研究者们计算出每一分大概值2,150美元；这样，从理论上讲，如果你做了整形手术并且使你的外貌得分由2上升到4，那么你每年就可以多挣4,300美元！外貌吸引力并不总是单行道。很多年前，我与哈罗德 西格尔合作完成了一个实验， 在其中我们证明了，漂亮的妇女比不好看的妇女对男人的影响更大。在这个实验中，使一位妇女或者显得有吸引力或者显得无吸引力。具体做法是：选择一个天生美丽的妇女，在无吸引力的条件下，让她穿上松松垮垮不合体的衣服，戴上与其肤色极不协调的卷曲金色假发，并使其面色看上去不仅油腻而且很脏。然后，她装扮成一位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生去会见几个男大学生。谈话快结束时，她把自己对被试人的个性所做的临床评价发给每个被试人。半数被试人收到令人高兴的评价，另一半被试人却收到很不好的评价。我们发现，当她装扮得不好看时，男人们似乎不大关心从她那里得到的评价是好是坏；在好与坏的两种情况下，他们喜爱她的程度都是中等的。然而，当她相貌十分漂亮并给被试人好评时，他们很喜爱她；当她给他们的评价不好时，他们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更不喜欢她。有趣的是，尽管那些被漂亮妇女给予了不好评价的男学生们说不喜欢她，他们的确表现出很愿意再来这里，为的是在下次实验中再和她接触。我们猜想，来自一位漂亮妇女的不好的评价对被试者是如何的重要，以至于他们希望有机会再来会面以促使她改变对自己的评价。在紧接着的实验中，哈罗德 西格尔和南希 奥斯特罗夫证明，人们倾向于帮助漂亮妇女，除非人们怀疑她滥用自己的美貌。让男女大学生读一份犯罪案件的说明，在此案例中被告显然是犯了罪。然后每个被试人要给被告做出自认为是恰如其分的“判断”。结果表明，当被告犯的罪与吸引力无关（盗窃罪）而被告又很吸引人时，判断就宽大得多。当所犯罪行与女被告的吸引力有关（一个诈骗案，被告诱使一个中年单身汉给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公司投资）而被告又很有吸引力时，判决就严厉得多。让我们暂停一下并且做次深呼吸。就其本身而言，西格尔一奥斯特罗夫实验很重要，因为它证明了外貌吸引力在影响我们决定方面的力量。但是，当想到我们的法律系统时，我们究竟应该以多么严肃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资料呢？毕竟，西格尔和奥斯特罗夫并没有测试训练有素的法官，好些实验的受试者只是一些大学生。我们能从这个实验中得出结论，我们的法律系统是有偏见的，以至于外貌吸引力会在判断实际的案件时起作用吗？法官们会像大学生们一样被外表的美丽影响吗？克瑞斯 唐斯和菲力浦 雷奥斯决定要找出答案。他们仔细调查了由真正的法官们在真实的法庭上所处理案件的罚金和监禁，包括了915个女性被告和1,320个男性被告，他们由于或轻或重的罪行而被指控。研究人员的发现非常有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宽慰。在罪行较轻的案件中，法官们对那些有外貌吸引力的男女被告更为宽大，比起那些相对而言没有吸引力的被告们，他们被处以较低的罚金或较短的监禁。但是，在处理实际的重罪犯案件时，外貌的吸引力不起任何作用。这样，答案即为：即使是那些训练有素的法官，他们也有被影响的危险 但是，当罪行很严重时，他们良好的判断力就会战胜这种不相关变因的潜在影响。一个人的外貌不仅影响人们对他的评价或受他影响的程度，它还可以改变人们那些与他（或她）有关的人的认识。哈罗德 西格尔和大卫 兰迪的一个实验证明，当一个男人与一位漂亮妇女在一起和与一位不吸引人的妇女在一起时，人们对他的看法是不同的。在这个研究中，那些看见一个男人坐在一位异常美丽的妇女身边的受试者比那些看见这个男人坐在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妇女身边的受试者更喜欢这个男人，并且认为他更友好、更自信。考察这方面的所有研究，似乎可以看出外貌的影响远非是表面的。比起无吸引力的人来，我们会更多地受有吸引力的人的影响，而且往往更喜爱他们，除非我们受到了他们的戏弄。此外，在含有麻烦和混乱的情境中，漂亮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无辜的，他们比一般人能得到更多的有利待遇，从他们很小的时候起就是这样。这些资料里令人为难的地方是，这种优惠待遇里很可能埋有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种子：我们知道，人们对待一个人的方式影响着此人对自己的认识。一些支持该现象的证据来自马克 斯奈德、伊莉莎白 德克尔 丹克和艾伦 伯斯蔡德所做的一个十分巧妙的实验。假设你是他们实验中的一个被试的男大学生，你自愿参加一个题为“人们怎样相互认识”的研究。你要与另一房间里的一个女生结为一对，表面上看你们俩被安排在“可以进行言语交际”的条件下。虽然你还未看到你的同伴，但你已得到了一份关于她的情况的资料，其中还有一张她的宝丽来快照。当你开始用一个对话装置与她交谈时，你认为照片上的妇女的外貌会影响你对她的印象吗？斯奈德、丹克和伯斯蔡德发现，确实会影响。读者可能已经猜到，男被试人看到的照片不是真的。半数被试人看到的照片上是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妇女；其他人看到的则是一位相对不吸引人的妇女。但是这张快照的确有影响。那些自认为与一位漂亮女同伴谈话的被试人比那些自认为与一个不太吸引人的妇女谈话的被试人更认为对方稳重、幽默和善于交际。这并不很让人吃惊。让人吃惊的是：当独立的旁观者们只听妇女方面的谈话时，他们发现，那些被认为更有魅力的妇女给他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简言之，那些相信自己正与一位有魅力的妇女谈话的男被试人，使用那样一种态度与她交谈，这种态度诱使她在谈话中要充分显示出自己的魅力。所以，当独立的旁观者们听了她的谈话后，他们认为她比那个被认为不大漂亮的妇女更有吸引力，更自信，更活泼和温和。由此可见，有外貌吸引力的人可能以为自己“很好”或很可爱，因为人们总是那样看待他们。反过来说，相貌不好看的人可能认为自己“不好”或不可爱，因为人们总是那样对待他 甚至在儿童时期也这样。最终人们会与这种自我观念一致，即以与他人最初对待他们的方式一致的方式来行动。请注意这一点，我们对美貌的讨论绝大部分集中于“视觉”美。但是实际上还有其他种类的美。是我们的视知觉对我们的情感和行为施加了一种非常稳定的影响。我们十分重用自己的眼睛，把它当做确定外貌吸引力大小的工具来使用。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一旦我们认为某人漂亮或不好看，往往就把其他特性加在他（或她）身上。例如，漂亮的人容易留给我们更热情、更性感、更令人激动和愉快的形象。本章后面我将简要地讨论一下敏感训练小组。在一些小组里，人们能感受到非视觉体验。例如，其中有一种经历是使人们“闭上眼睛”通过其他感觉互相结识。经过这样的训练后，小组成员普遍报告说，先前的成见戏剧性地减少了。从本质上讲，小组成员发现非视觉情境中几乎没有“不好看的人”。此外，参加者还经常惊异地了解到一些事情，例如，他们通过非视觉接触，感到一个人非常热情、温文尔雅、机智，可“实际上”他却是个满脸粉刺、长相滑稽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非视觉接触的经验能使人们开始意识到非视觉方面的美，一些由外貌造成的不公平就随之减少。相似性与吸引力琳出席一个鸡尾酒会，人们把她介绍给苏珊尼。她们只聊了一会儿就发现彼此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例如所得税体制的不平等、理查德 尼克松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以及文学、艺术、教育的重要性等等。回家之后，琳告诉她丈夫，她很喜欢苏珊尼并且认为她是一个很好、很有才智的人。唐 伯恩及其同事做的一系列严格控制的实验多次表明，对于一个人，如果你了解到他（或她）的观点和你的观点越接近，你就越喜欢这个人。为什么观点的一致如此重要呢？这至少有两个可能：在某个问题上和我们观点相同的人使我们的观点得到了一种社会性的证实 这就是，他们使我们产生了“我们是正确的”这种感觉，这是一种酬赏，因此我们喜欢与我们意见一致的人。硬币的另一面也许更为重要。特别地，正如米尔顿 罗森鲍姆已经提出的那样，我们对避免见到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的渴望比我们对联系那些与我们意见一致的人的要求要强烈得多。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错了。这种可能性是一种惩罚。因此我们不喜欢意见不与我们一致的人。某人在某个实际问题上与我们意见不一致，我们很可能推论说，此人个性不好，而不是我们错了，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人对那一问题的意见表明他是我们过去曾见过的那种令人不愉快的、不道德的蠢人。例如，假设你认为对吸毒者的惩罚过于严厉了。然后你遇上一个妇女，她告诉你应把吸毒者关上几年。接着我走过来问你是否喜欢这个女人，你说“：不喜欢。”我能做你出下面的结论吗？不喜欢她是因为她陈述的观点暗示着你的观点可能是错的；你不喜欢她是因为，根据你的经验来看，赞成对吸毒者严加惩罚的人往往都是那种令人不愉快、不道德、不人道、心胸狭窄、冷酷残忍、庸俗、爱惩罚别人和愚蠢的人。这两种因素无疑都可以起作用，有些证据表明第二个因素可能不太重要。这些证据来自哈罗德 西格尔的一个出色的关于改变宗教信仰的心理效应的研究。西格尔指出，如果一个问题对人们来说十分重要，那么要是他能使一个“反对者”改变意见而和自己的观点一致，他宁愿要那个“反对者”，而不要一个“同意者”。简言之，西格尔证明，人们喜爱改变观点者甚于喜爱一向忠实于自己观点的人。显然，人们在诱使某人改变观点时，感到自己是有能力的，从而克服了因为此人最初持有某种“可怕”的观点而不喜爱他的倾向。我们必须在此提到一个补充的因素：我们人类对态度的相似性和喜爱之间的联系非常确信，如果我们喜欢谁，我们将假设他或她的态度会与我们的相似。由此可见，因果关系同时在两方面起作用：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我们喜欢那些态度与我们相似的人；如果我们喜欢某人，我们假设他或她的态度与我们的相似。喜爱、被喜爱和自尊心还有另一个原因使人们喜爱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研究表明，当我们知道某人与我们的观点一致时，我们可能会认为在互相认识以后，他或她会真的喜欢我们。相信这点极其重要，因为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决定一个人是否喜欢另一个人的最强有力的因素是，这另一个人是否喜欢他。很多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当他人喜欢我们时，我们也会喜欢他们此外，仅仅是相信某人喜欢你就能产生一系列的结果，它会持续地增加你和这个人之间的积极的感情。这是如何做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假想你和我在一个晚会上由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引见了之后，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无目的性的交谈。几天以后，你在校园里偶然遇到我们的朋友，他告诉你，在晚会之后，我说了很多赞美你的话。你认为在你和我再次偶然相遇时你会怎样做呢？我的第一反应是，你对我喜欢你的认识可能会让你喜欢我并且会表现出来让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如果你不知道我喜欢你的话，你就不会有更多的微笑，更敞开的心胸，以及总体上表现出更可爱的态度。你又认为你的行为会如何影响我的举动呢？面对你的热情和可爱的表现，我对你的喜爱会毫无疑问地增长，并且我，作为回报，将会以某种方式向你传达我对你的喜爱，这又使我对你而言更加可爱……就这样继续下去。但是，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共同的朋友并没有告诉你事实呢？如果我并没有表达这样的感情，而他认为一旦我们了解了对方就会强烈地相互喜爱，所以 为了使皮球滚动起来，他对你说我喜欢你呢？他策划的（如果是秘密的）计划起作用的机会是什么呢？好的，如果你和我就像吕蓓卡 柯蒂思和吉姆 米勒实验中的受试人，他的精心设计就能像魔法一样起作用！这些研究者们引导一些受试者们相信另一个受试者喜欢他们，并且让其他受试者相信别的受试者不喜欢他们。在一系列的相互影响下，那些认为被喜爱的个体比那些认为自己不被喜爱的个体举止更加可爱，他们更不封闭自己，不同意见更少，并且总体上表现得更热情，以一种更令人愉悦的态度对待别的受试者的喜爱，而那些认为自己不被喜欢的受试者实际上也不被他人喜欢。有趣的是，那些认为自己或者被喜欢或者不被喜欢的受试者的行为导致了他们的同样的相应的行为 记得吗，这些人从未明确地表示过对其他受试者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同伴们往往像镜子一样反映与他们组成对的受试者的行为：他们在与“被喜爱”的受试者接触时，比起与“不被喜爱的”受试者接触时表现得更可爱。这些发现再一次证实了早先讨论过的自我实现预测的普遍性：我们的信念 不论是对是错 在塑造现实时起着潜在的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受到喜爱的确能使人心变得更有柔情。并且，我们的不安全感和自我怀疑越大，对喜爱我们的人就更加喜爱。在伊莱恩 沃尔斯特（哈特费尔德）的一个吸引人的实验中，女大学生正在等候公布以前做的人格测验的结果时，一位相当和蔼、漂亮、穿着讲究的男青年（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走近她，并且开始同她攀谈起来。这位和蔼的男青年表示喜欢她并约她再次见面。就在这时，实验者走过来，领女青年走进一间办公室，告诉她测试结果。半数妇女得到相当的好评，这是为了暂时提高她们的自尊心而故意设计的。其余的人得到的评价很不好，这是为了暂时降低其自尊心而设计的。最后，作为实验的一部分，要求妇女们把自己对各种人的喜爱程度排成等级，如教师、朋友……“既然还有个空格，把刚才与你一起等候的小伙子写上，你看怎么样？”在人格测验里得到不好的评价的妇女们对自己的男性崇拜者要喜爱得多。简言之，我们喜欢被人喜爱，而且越感到不安全就越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喜爱，因而也越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这个实验的启示是，感到自己很安全，无所忧虑的人，他们的需求不太强烈，即他们不大可能接受一个邂逅的人的主动表示。正如饥饿的人会吃一切食物而吃得不错的人可能更挑食一样，一个感到不安全的人为减少被别人拒绝的可能，甚至会追求一个不太吸引人的人。这一启示在萨拉 基斯勒和罗德塔 巴拉尔所做的一个有趣的实验中得到了验证。他们使一些男大学生相信自己在智力成就测验上成绩很好；使另一些男大学生相信自己成绩很不好。然后在中间休息时，实验者和男学生一起去喝咖啡。当进入咖啡馆时，实验者“认出”一个女学生，她正独坐在桌旁，实验者走过去并把男被试人介绍给她。当然，这个女学生是有意坐在那里的实验助手。一半男被试人所看到的女学生很漂亮，另一半男被试人看到的女学生其貌不扬。研究者观察男被试人所流露出的浪漫情趣的程度，例如他是否请求再和她见面，是否主动为她付咖啡钱，是否询问她的电话号码，是否留她尽量多坐一会儿等等。极有趣的是，那些感到自己安全、相信自己的测验成绩很好的被试人，对“吸引人”的妇女表现出更多的浪漫情趣；那些感到不安全的被试人对“不吸引人的”妇女更多地表现出浪漫情趣。在一个相关的实验中，齐尔 柯如布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自尊心较低的男性更易被传统的妇女吸引，但是自尊心强的男性更易被非传统的妇女吸引，这种妇女表达出男女平等的价值观。柯如布认为那些男性对女权主义的或其他非传统的妇女的反感部分来自于男人的企图，他企图在面对可感知的威胁时支持住自己的自尊。这就是，一个非传统的妇女比她的传统的同伴更经常地被视为独断的和自立的人。这些特征会威胁到一个自尊心低的男人的控制和独立的感觉。这样一来，为了保护自己的自我形象，他就会贬损这个非传统的妇女。一个具有高自尊心的男人显然更有安全感并且更不易感到威胁。因此，他就不需要去贬损一个独断的、自立的妇女。有很多因素都能影响到一个人的自尊心，并且能在人际市场的选择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读者所知，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外貌吸引力。那些有外貌吸引力的人们往往被他人善待，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会提升他们的自尊心。外貌吸引力是怎样影响选择的呢？在齐克 鲁宾的一次研究中， 要求一些妇女们完成一份关于选择约会对象的调查问卷，并且暗中评定出她的外貌吸引力。在选择约会对象时，所有妇女都愿意与社会地位高的男人（例如外科医生和律师）约会，而拒绝与社会地位低的男人（如看门人、酒吧间的招待）约会。然而，在判断那些接近中等地位（如电工、图书馆的管理员、管道工人）的男人是否可作为约会对象时，由于妇女的吸引力不同而出现了差异：吸引人的妇女更爱挑剔，她们认为这些男人不能作为约会对象；而那些不太吸引人的妇女却说，她们愿意和这种职业的男人一起出去玩。相似性与被喜爱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喜爱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又如果我们喜爱那些喜欢自己的人，要是我们得知一个人既同自己观点一致又喜爱我们，我们一定会加倍地喜欢这个人吗？尽管这看上去像是普遍的观念，答案却是否定的。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因素不能相加。我和爱德华 琼斯以及林达 贝尔所做的一个实验证明，虽然受到一个观点、价值观与我们相同的人的喜爱是件好事，但受到一个与我们观点不一致的人的喜爱则更令人激动。实验中每个女大学生与另一妇女（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进行简短的对话。在谈话中有的被试人发现，这个妇女在一些问题上与自己观点一致，有的被试人发现对方与自己观点不一致。谈话后，让被试人有机会偷听这个妇女与第三者谈话。谈话中这妇女谈了她自己对被试人的感觉。在一种条件下，她表示喜欢被试人；在另一种条件下，她表示不喜欢被试人。这对于被试人对助手的态度有什么影响呢？被试人往往最喜欢那些态度与自己不同却表示喜欢自己的人。因而，尽管我们普遍喜爱与我们态度一致的人，但如果遇到一个观点与我们不同却又喜欢我们的人，我们往往就因此而推断出，此人一定认为我们身上有些独特的东西很有吸引力。简言之，在观点不一致的时候，人们往往猜想“那个人喜欢我本人 不是喜欢我的观点”。因为这种认识是一种特殊的感激，我们就会倾向于更喜欢这个人。尊敬的增加和减少我们已经看到，受到一个人的喜爱增加了我们喜爱这个人的可能性。让我们进一步看看这种关系。设想在一个鸡尾酒会上，你初遇到一个年轻妇女并同她进行了热烈的交谈。过了一会儿，你对她说要去再斟一杯酒。回来时，你看到她正背对着你起劲地和另一个人谈论你。你自然会停下来听。显然，她对你的议论会影响你对她的态度。很明显，她此时确实没有其他的动机，甚至不知道你在偷听。因此，如果她对同伴说，你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喜欢你，她发现你聪明、诙谐、有魅力、和蔼、诚实和开朗。我想这个发现会使你对她的喜爱增长。反之，如果她表示对你没什么印象，不喜欢你，她发现你无才、讨厌、不诚实、愚笨和俗气，我认为这个发现会使你对她的喜爱大打折扣。至此一切都对。但我确信这对于你来说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你早就知道了这些。听到的好话越多就越喜欢说话人（除非他企图蒙骗人）；听到的坏话越多就越不喜欢说话人。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一点却不全对。设想，你参加了接踵而来的七个鸡尾酒会。奇迹中的奇迹是，每次都发生同样的事情：你与某人聊了几分钟后就离开了，回来时无意中听到她在谈论你。每次都是她。她遇到你七次。其反应或是一样或是有所变化。我对四种可能性尤感兴趣：你七次都听到这个人说你如何如何好；七次都听到她说你如何如何不好；头两次她评价你如何不好，但随后，评价逐渐变得好起来，在最后她的评价是好；头两次她对你的评价全是肯定的，但以后逐渐变得否定了，最后的评价是坏。在哪种情况下这个人最能吸引你呢？根据喜爱的酬赏一代价理论，你应该在第一种情境下最喜欢她，因为她说的全是好话；在第二种情境下，你最不喜欢她，因为她说的全是坏话。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好话是对你的酬赏，越多越好；坏话是对你的惩罚，越少越好。几年前，我提出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吸引的理论，我称它为增一减理论，这理论可以使我们对上述问题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我的理论极其简单。它指出，来自另一个人的奖励行为的增加对于个体的影响，比来自那个人的固定不变的奖励对个体的影响更大。由此，如果我们把喜爱作为一种奖励，一个对我们的喜爱逐步增加的人，比一贯喜爱我们的人更令我们喜爱他，即使后者的奖励次数多，情况依然如此。同样，奖励行为的减少比固定不变的惩罚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因此，一个对我们的尊重逐渐减少的人，比一向不喜爱我们的人更不受我们的喜爱 尽管后者的惩罚次数多。再回到鸡尾酒会上来，我预言在“增”的情况下你最喜欢这个人（“增”的情况指，他开始不喜欢你，但后来越来越喜欢你），在“减”的情况下你最不喜欢他（“减”是指他开始喜欢你，而后来渐渐地不喜欢你）。为了验证我的理论，需要做一个与鸡尾酒会相似的实验，而为了便于控制，我觉得有必要把这许多事件集中在一次实验里。极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实验里，被试人必须绝对相信评价他的人完全不知道她在偷听。这样才能避免被试人在听到评价者说他的好话时怀疑评价者是故意讨好他。这对于实验设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设计实验方法的核心问题是可信性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提供这样一种可信的情境，在这一情境中，被试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与事先安排好的一位助手相互交谈；偷听这个助手对第三者说出自己的评价；与该助手再谈一次话；再次偷听；再次交谈；再次偷听，如此重复几次。要提供任何一个掩饰情节都是困难的；要提供一个合情合理，使被试人不产生怀疑的掩饰情节似乎更难办到。但是在达温 林德的合作下，我终于设计出了这样一个情境。 我们用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验设计极其复杂，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读者能看到非常吸引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过程的内幕。因此，我愿意详细地描述这个实验，希望通过它使读者对社会心理学实验所涉及到的一些困难和激动人心的情况有所了解。当被试人（一个女大学生）来做实验时，实验者向她问好并将她带到观察室，这个观察室通过一扇单向玻璃窗和一个扩音系统可与主实验室联系。实验者对被试人说：“要安排两个妇女，一个做被试人，另一个做实验助手，因为你先到了，你可以当助手。”然后实验者让她等着，自己离开屋子去看另一个妇女是否来了。几分钟后，通过单向玻璃被试人看到实验者带着一个女学生（实际上她才是实验者雇用的助手）进入实验室，并告诉她：“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给你解释实验的做法。”然后又回到观察室，并对真被试人（她以为自己是助手）进行指导。实验者告诉她：“你要帮助我给另一个学生做一次言语条件反应实验，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在谈话中使用某些词，我就给她奖励，这些奖励可以使她增加使用某些词的次数。我的兴趣不在于使她更多地运用我所奖励的这些词，这点我已做过了。我想在这个实验中看看被试人在没有奖励的新情境中是否仍然使用这些词，即当她与另一个对这些词不给予奖励的人谈话时，是否仍旧使用这些词。具体做法是：我尽力使她多用复数名词，每当她说出一个复数名词，我用“唔……唔……好！”给她以奖励。我要搞清的主要问题是，当她和你讲话时，你不奖励她，她是否仍然多次使用复数名词。你的任务是：当这个人与我谈话时，你要注意听并记下她使用的复数名词的数量；与她进行一系列的谈话（在谈话中不再对使用复数名词予以奖励），以便我能听到并确定她是否已把复数名词的使用普遍化了。”实验者又告诉真被试人，她要与实验者轮流和那个女学生谈话（先是真被试人，然后是实验者……如此反复）每个人都和这个学生谈七次。实验者向真被试人说清楚，这个女学生（实际是假被试人）必须不知道本实验的目的，以免使结果无效。实验者解释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用一些欺骗的方法。他说，尽管他对使用欺骗方法深感歉意，但告诉“被试人”这一实验是对关于人际吸引的是必要的。（“不要笑，一些心理学家确实对这一套很感兴趣。”）他对真被试人说：“我要告诉那个女学生，让她和你谈七次话，在每两次谈话之间，她和你都会受到询问，她受主试者询问，你受另一间屋里的助手的询问，看看你对她和她对你各自形成了什么印象。”实验者还对真被试人说，这个“掩饰情节”使我们得以进行这种言语行为的实验，因为它能使那个女学生相信我们所要进行的步骤。在实验者与女学生的七次谈话中引进了主要变量。他们谈话时，真被试人在观察室里听他们谈话，并履行职责计算女学生使用复数名词的数量。因为她已经相信在女学生看来这个实验要涉及到对别人的印象，所以实验者请女学生说出她对先同她谈话的那个人（真被试人）的印象是很自然的。这样在实验者与女学生的七次谈话里真被试人亲自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请注意，通过使用一个掩饰情节（“掩饰情节”中又包含一个涉及“人际吸引”的掩饰情节），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而未引起被试人的怀疑 84名被试人中只有4人对这一过程产生怀疑。主要实验条件有四个：肯定 助手对被试人的评价全部是肯定的；否定 评价全是否定的；增加 前几次的评价是否定的，后几次逐渐变得肯定，最后达到第一种条件的肯定水平；减少 前几次的评价全是肯定的，但后几次逐渐变得否定，最后降到第二种条件的否定水平。结果证实了我们的预言：被试人在增加条件下对助手的喜爱显著地大于肯定的条件。同样，被试人在减少条件下不喜爱助手的倾向大于否定条件。回想一般的酬赏 代价理论，它强调奖励与惩罚的效果是可以简单地算术求和的，从而使人们得出与我们的结果不同的预言。但是我们的结果与我们的理论是一致的，“增”对喜爱的影响比一系列完全肯定更大“；减”对喜爱的影响比一系列完全否定更大。大约在300年前，哲学家斯宾诺莎可能就有些类似的想法，他看到：被爱完全战胜的恨转变成爱，这种爱深于先前没有恨的爱。一个人如果爱上一个以前总是痛恨或引起痛苦的东西，他能从这种爱里感到愉快。因为这种愉快是从消除先前所恨的对象造成的痛苦的努力中得到的，所以就更加愉快。要使增减效应起作用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构成增减的不仅仅是一系列肯定或否定的陈述，还必须有些东西能表明情感的变化。换言之，如果你认为我很愚蠢，不诚实，后来你又认为我很慷慨、有魅力，根据我的定义 或者斯宾诺沙的定义，这并不能构成“增”。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我很蠢或很不诚实，后来你又表示出你已经改变了看法 你现在认为我很聪明、诚实 这才真是“ 增 ”，因 为它包含了从坏到好的转变，即否定态度和肯定态度的转换。戴维 梅蒂及其同事的实验证明了这一区别。“增”的作用只发生在感情产生明显的变化的时候。第二，态度的转变必须是逐渐的。其原因是，突然转变态度会使被试人莫明其妙并产生怀疑，尤其是在转变的理由和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如果玛丽和萨姆相遇三次之后认为他很笨，但在第四次相遇后就认为他有才智，这种突然的变化一定会引起萨姆的怀疑。反之，逐渐转变态度却可以讲得通，它不会使被试人产生怀疑，因而被试人对他（或她）的评价者的喜爱会有所增加。爱与亲近直到现在，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因素上，这些因素影响着我们在与某人变得熟识的早期是产生喜欢或不喜欢的感情。由于第一印象常常会持续地产生影响，它们在决定我们是否与新近认识的某人发展更亲密、更持久的关系上，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随着关系因时间而加深，其他的社会心理的过程开始和那些我们已经研究过的过程一起起作用。我们现在把话题转到亲密的关系上来，并且随之对爱的经历加以特别的注意。一会儿，我们将探索敏感的交流是怎样在亲密的关系中加深满意度和友好的。相反有时产生吸引正如我们早先所看到的，那句古老的谚语是真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就是说，那些持相同观点的人往往相互喜爱。尽管如此，像我们已经学到的那样，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如果某人已经喜欢我们了，如果他或她与我们不同的话，我们会更喜欢此人。那些研究更持久的关系而非在社会心理学实验室里制造的关系的研究者们，他们的一些发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例如罗伯特 温奇（他已经对很多订婚的或已结婚了的情侣们的人格特征做了彻底的研究）发现，在某些限定的情况下，相反的事物会产生吸引。这就是说，人们往往选择那些需求和特质与自己互补（而不是一致）的人。读者会注意到我用了这个短语：“在某些限定的情况下”。这么说是因为事实证明在这一研究领域，还有一些相反的发现。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已婚的夫妇们往往具有相互补充的需求系统；而另一些人发现他们往往有相近似的需求系统。我认为究竟是物以类聚还是异质相吸取决于所考虑的是何种人格特质在起作用。假设一个人看重干净整洁。这样一个人会不情愿与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结婚。这样看上去会较合情理：爱干净的鸟与爱干净的鸟聚在一起，而不整洁的鸟与不整洁的鸟聚在一起。同样的，一个性格外向的人不会与一个认为最好的时光是坐家里看电视的内向的人相处得特别好。那些在经济、智力、宗教信仰、吸引力、受教育程度和身高上相似的人往往聚在一起 尤其是在长期的关系中。这是很确切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到一系列不同的特征 如支配和依赖，那就会出现不同的景象。我认为，一个支配的人如果发现与自己相处的妇女非常地独立，那么他会感到痛苦，反之亦然。同样的，对于一个有依赖性的人来说，什么能比靠在一个真正喜欢关怀他人者的胸前渡过时光更好呢？我认为，对于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主动与被动，以及控制与顺从，结果都是一样的。以一种或许很玩笑的方式来说，哪一种组合会比一个虐待狂和一个受虐狂的组合更加开心呢？克里斯托夫 德耶和莱昂纳多 霍罗维兹最近的一个实验对这些推测给予了支持。克里斯托夫 德耶和莱昂纳多 霍罗维兹做了一个加控制的实验室实验，在其中的受试者们不是有强烈的控制欲就是有高度顺从性。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与一个助手组成解决问题小组。这个助手经过了特训，他能表现出支配性和顺从性。结果显示，那些处于互补关系的个体们（顺从型的人与支配型的助手，支配型的人与顺从型的助手）比那些有和自己同类型同伴的人在交往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满意。在长期的关系中，社会学的因素也与互补需求结合起来，在决定哪两个人会相互吸引并呆在一起的程度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为已婚夫妇们设定了某种角色规范。例如，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社会期望丈夫们相对的具有支配性，而妻子们相对具有顺从性。如果一对夫妇的这种互补需要与角色规范恰好一致的话，那么他们婚姻愉快的可能性就增高。同样应该注意到，尽管互补需要观点和相似性观点常常导致对吸引的相反预测，这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具有某种互补人格需要的人能够在关于一个给定问题的看法上取得完全的一致。用一个刚提到过的例子，看上去很可能一个支配型的男性和一个顺从型的女性在婚姻的性角色问题上有相同的观点 即一个男人应该是支配的，一个女人应该是顺从的。明显地，这些角色规范能够并且实际上产生变化。我个人的观点（和希望）是，随着男人们和女人们开始更倾向于中性，19世纪的关于支配型丈夫和顺从型妻子的角色规范会渐渐地改变。爱的定义什么是爱？举例说，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对喜欢更强烈的解释呢？或者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爱有很多种类吗？或者所有的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吗？尽管诗人们和哲学家们 以及最近的社会心理学家们 提出了这些以及与之类似的关于爱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答案。给爱下定义的困难看来（起码是部分地）在于事实上爱不是一个一体的、一维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现象，它在多种的关系中被经历体验。的确，我们用“爱”这个词来描述不同种类的关系中的感情，例如：浪漫的情人间的，已婚的夫妇间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以及亲密朋友之间的。正因为这种复杂性，社会心理学家们发展了不同的方法来在不同的形式下分类和描述爱。例如：齐克 鲁宾认为爱在概念上与喜欢不同，并且设计了调查问卷来测量每一阶段的不同。根据鲁宾的观点，爱并不是更深的喜欢，而是典型地包括了一系列质的不同的感情和对被爱者的关注。喜欢，在这种观点里，被标记为钦佩和友好的感情，显示为这样的内容：“ 是那种我想成为的人。”爱，与之相比，主要包括了强烈依恋的感情，亲密，以及对自己所爱的人成功的深深关注。来自鲁宾的爱的量表的例子有：“如果我从未和 在一起，我会非常地痛苦（”依恋），以及“我想我能向 倾述几乎所有的事”（亲密）。鲁宾让那些定期约会但没有定婚的大学生们使用他的爱和喜欢的量表，要求他们先考虑自己的恋人再想着一个同性朋友来回答各项条款。平均地，男女约会对象们同等地爱着对方，但他们在喜欢的量表上就没有那么强的联系性了。鲁宾同时发现，那些在爱的量表上得分越高的恋人们，他们越相信某一天他们会结婚。并且，尽管男人和女人们报告出对他们同性朋友们几乎是相同水平的喜爱，女人们对她们的朋友比男人们表现出更多的爱。在另一项研究中，鲁宾把约会的对象们带进实验室里，并且通过一面单向可视的镜子，观察他们能以多长的时间保持相互间同时的眼神交流。那些在爱的量表上得高分的情侣们比那些得低分的更经常地互相凝视着眼睛。当鲁宾的研究表明爱和喜欢某人毫无疑问是不同的经验时，其他的研究者对爱的经验本身的变异给予了注意。艾莱 哈特尔德和她的同事们把爱分成了两种基本的类型：激情的爱和友情的爱。激情的爱以强烈的感情、性的渴望和对爱人极度的关注为特征。它的开始常常是迅速的而非渐进的，并且几乎不可避免的，它如火的热度会随时间而冷却下来。在一些关系中，激情的爱也许是最终发展成友情的爱的前奏。友情的爱是一种更温和的、更稳定的经历，以相互信任的感情、可靠性和温暖的感觉为标志。与典型的易逝的罗曼蒂克激情的爱相比，友情的爱通常持续得更久并且随时间而加深。不用说，有很多种描述爱的方法。一种特别有用的分类是爱的三角，它由罗伯特 斯腾伯格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出来。他们描述爱包含有三种基本的成份：亲近，激情和承诺。亲近指靠近并与一个同伴结成亲密的私人关系的感觉。激情指一个关系中“热”的方面 即，你对你的同伴所经历的激情，包括性的吸引。承诺包括有两种决定 是短期爱你的同伴还是长期爱你的同伴并且爱他（她）陪伴他（她）直到死亡。爱可以仅由这三部分中的一个成分或同时由三部分组成。例如，一个人会从另一个人身上感到强烈的热情或外貌吸引（仅仅是迷恋），但他（她）不会经历任何与真正亲近有关的东西。好莱坞往往把爱的关系首要地展现为激情。典型的电影以一对在激情中相互被深深吸引的年轻人终成眷属为结尾。在真实的世界里，这却是“电影”的开头！正如罗依 包梅斯特所说的，激情的爱在很多方面是变化的意识状态。尽管这会是激动人心的，但当一个人要做长期的、深远决定时，它并不是最好的状态。随着关系的发展，它也许会发展到一种激情和亲近相结合的状态中，这被斯腾伯格称为浪漫的爱。最终的目标是圆满的爱 这是三种成分混合的产物。斯腾伯格用友情的爱这一术语来描述以亲近和承诺为特征的爱（但这种爱并不包含激情），像艾蒂 哈特费尔德做的那样。这种暗示是，随着一对夫妇不断地更适应对方，很可能激情会成为日常生活的牺牲品，并且需要不时地被点燃。性行为中性别差异的演变在这节中我们不能不讨论平常的观察：男人和女人看起来有不同的性议程。在每一个人类学家研究的社会中，都是男人来挑逗女人、引诱、雇用娼妓、养女眷，并且娶很多的妻子。为什么这样？进化社会心理学对这种现象有个惊人的解释：长久以来，男人和女人由于生殖器官的不同而不同地进化。这种解释依赖于查尔斯 达尔文的主张：生存依靠繁殖的成功 用现代的措辞讲，即是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能力。在这种关系里男人和女人怎样变得不同呢？让我们从史前的人类开始吧：如果一个史前的男人在6个月里和100个不同的女人交配，他很可能会有成打的孩子。但如果一个史前的女人在6个月里和100个不同的男人交配，她可能只会有1个孩子 不会比她在同一时期内与同一个男人交配100次的姐妹更多。因此，对男人来说，他们比女人更适宜有多的伴侣。随着人的进化，比起那些性活力差的兄弟们来说，与很多女人交配的男人的基因更有可能被传递下去并且被一代代地复制。按遗传学的说法，对于男人，拥有多的性伴侣在使他们取得繁殖的成功上有很大的价值。对于史前的女人，拥有生存重要性的不是她们性伴侣的数量而是质量。这就是原因，在古代，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并且对女人而言，生殖总是在时间、精力和努力上花费巨大的。如果她与一个具有某些特质的男人 例如一个强壮的熟练的猎人，并且他对她而言很稳定，可以与她相处足够长的时间为她的孩子提供食物、住所和保护的话，她可以增加她后代的生存可能性。如果她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会很有适应性，因为这会使她的种族的生存更有可能；她的基因更可能被一代代地传下去。这种解释有趣并且优美。你会如何测试它的确实性呢？要在这些问题上做一个严格控制的实验是不可能的。但是接近并且接触到这个现象是可能的。现代的进化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做了研究，显示和证实了关于古代行为模式的这些观点中的一部分，例如，大卫 布什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制造并且收集了相当多的一系列资料用以支持这个观点：女人和男人在寻找伴侣身上不同的特质。这些研究者们认为，现代的女人继承了与她们史前的祖先们同样的偏爱。不用说，在现代，她们不用寻找那些可以捕猎的强壮的人。那么，史前的野蛮的力量和捕猎技术的现代等同物又是什么呢？也许是雄心、成就、权力和财富。从她们的角度看，现代的男人寻找一个有生育力的女人会是很奇怪的。特别地，布什和他的同事们假设，男人应该对女人的外貌和她们总的生殖健康更感兴趣。他们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女人看上去很好，那很可能是因为她健康。为了测试他们的想法，他们要求10,000多个来自37个国家的成年人回答在选择结婚对象时不同的特征的重要性。正如所预测的那样，女人把雄心、勤奋和挣钱的能力列在首位。而男人则不然。他们比女人更看重身体的外观和外貌吸引力。在一个相似的情景中，布什和他的同事发现，现代的年轻男人比现代的年轻女人更加对拥有很多性伴侣感兴趣。例如，在一个研究中，当问到在今后的2年里他们想要有多少个性伴侣时，年轻男人的平均反应是要8个；而对于年轻女人，答案是1个。他们还发现，对于短期的关系，男人们更喜欢那些显示有性经验和可得到性的女人，并且往往避免接触那些会使他们陷入纠缠不清的盟约的女人。谈到短期的关系，有人会问，在看待临时的性时，女人如何与男人不同。在一个典型的研究里，若塞尔 哥拉克和艾蒂 哈特费尔德雇用了男性和女性的助手（他们具有中等的吸引力），这些人接近了96个与自己性别不同的学生。助手们表示他们认为这些学生们很有吸引力，并问他们是否对发生性关系感兴趣。好，停下来思考一下：在这种侮辱性的建议下你的反应是什么？基于进化社会心理学家的解释，如果你是一个女人 ，我认为你会被逗乐或者生气，但是，无论哪一种，你都不可能同意。另一方面，如果你是一个男人，我认为你更可能觉得这个提议很有趣并且愿意接受这个机会。结论是：没有一个女人同意。而男人，有75%同意这个性关系 ；此外，余下的25%中，有很多要求保留这个机会！试着宽泛地运用这些进化社会心理学家的理论。一个著名的学者甚至运用这个概念来为一些鲁莽的性行为提供了一条解释，据说这些行为是最近的白宫居住者干出来的。我发现这些由进化社会心理学提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坦率而又吸引人的。我也发现这项研究既迷人又刺激。同时，我要提出这一点，这是一个调查的新领域，并且尽管大多数社会心理学的预测已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同意这些解释。如果你愿意在这一主题方面读到一个生动的争论，可以看《心理学调查》这本杂志上的特殊问题部分。公有关系的探索让我们看一看友谊。假设你与一个随便的朋友共用一套公寓 我们叫他萨姆。萨姆几乎从不洗碗、倒垃圾，或者整理起居室。如果你想要一间整洁的房子，你几乎总得自己去做这些事。我认为，过上一段时间，你也许会变得很沮丧，并且觉得要疯了。但假设萨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你仍然会觉得要发疯吗？也许是，也许不是。这取决于我们所说的“非常特别”是什么意思。玛格丽特 克拉克和嘉德森 米尔斯在交换关系和公有关系之间做出了重要的区分。在交换关系中，人们所关注的是确信实现某种公正，以及确信每一个成员的酬赏与代价的分配是公平的。在这种关系中，如果有一个较大的不平衡，两个人都会不愉快：处于缺欠一端的人通常会感到愤怒或者沮丧，处于盈余一端的人通常会感到负疚。相比较而言，公有关系是那种在其中任何一人都不得分的关系。并且，一个人在另一个人有需要时给予自己所拥有的，而当自己有需要时，也会准备好接受同样的关怀。虽然在公有关系中的伙伴们并不完全对严格的公平不关心，他们对它感到放松并且有信心通过长期的努力达到公平。这个关系越近越亲密，它就会变得越具有公有性。克拉克和米尔斯认为婚前的协定（在这之中那些准备结婚的人们明白地指出了他们对配偶所具有的期望）更可能破坏而不是增加他们之间的爱。不用说，这些问题很难被科学地研究。尽管如此，玛格丽特 克拉克、嘉德松 米尔和大卫 考考兰做了一些很巧妙的实验，成功地抓住了这种重要特征的本质。例如，在一个实验中，每一个受试者与一个很亲密的朋友或一个陌生人结成一对。然后这个同伴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一半的被试者被告知，如果同伴需要帮助，他会按开关改变被试者房间里的灯的模式以发出信号。而另一半的被试者被告之，这种信号表明同伴进展顺利、不需要任何帮助，并且一会儿就会完成这个任务并得到一份可由他们两人共享的酬劳。实验者们然后观察被试者们观看灯以确定他们的同伴是否发信号的频率。如果这个同伴是个陌生人（交换关系），当他们被告之信号意味着酬劳时，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看这些灯；如果这个同伴是个亲密的朋友（公有关系），当他们被告之意味着需要帮助时，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看这些灯。简言之，即使在这样简单枯燥的科学设置里，研究者们也能显示出在公有关系中的人们渴望对他们同伴的需要做出反应。增一减理论：亲密关系的暗示在爱河之中，事情永远不会如此的简单。正如斯特伍 达克指出的，作为对巨大的益处的补充，在长期的、亲密的公有关系中，也有不好的一面。为了探索这些不太吸引人的不好方面中的一个，让我们先看一看在前面提到过的激情的爱与友好的爱的不同之处。与一个激情的爱的事件仔细比较，那种更稳定和可预测节奏的友情会提供它特殊的酬赏。一个持续的长期关系的好处包含了情感的保证和被一个知道你的长处及短处的人所接受的无价的安慰感。然而，看起来亲密关系天然地固有一种基本的讽刺，用著名民谣中的一句话说就是，“你总是伤害你所爱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回想我们以前关于增减理论的讨论中的那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当某人最初对我们否定的态度渐渐转变为肯定的态度时，我们会觉得这是比某人一直完全对我们持肯定态度更大的酬赏。相反，当一个曾经积极地评价过我们的人变成以一种消极的眼光看待我们时，我们会觉得这比他或她一直对我们表现出反对的情绪更加痛苦。这些对长期关系的发现暗示着什么呢？一种可能性是，一旦某人的奖励行为增长到一定程度，此人作为奖励的发放者就会变得比陌生人更无力，我们已证明喜爱的增加是一种比固定不变的喜爱更为有效的奖励，因而有可能一位亲密的朋友（或母亲、兄弟或同事）对你的喜爱已达到最高水平，再不能“增加”了。换言之，我们已经对一个朋友的爱、赞赏和表扬习以为常，所以这些行为不可能表示朋友对我们的尊重有所增加。由于同样的原样，一个好朋友可能成为一个很严厉的惩罚者。朋友越亲密、相互尊重和奖励的历史越长，此人收回尊重所带来的破坏性越大。实际上，朋友有能力伤害自己所爱的人，但几乎无力提供重要的奖励。举例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这一点：结婚 20年后，多廷夫妇正在梳妆打扮，准备去参加一个正式的宴会。宠爱妻子的丈夫称赞妻子的外貌说：“亲爱的，你看上去很高贵。”她听见了这句话，但这并未给她带来快乐。她早已知道丈夫欣赏自己的魅力，这种话听多了只会使人厌烦。但是，如果宠爱妻子的丈夫（他过去总是赞不绝口），有一天对妻子说，他认为她已经失去了青春的美丽，而且发现她很不吸引人，这会使她很害怕，因为这很明显地说明了尊重的减少。她是否注定要经历厌烦和苦恼呢？不。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人。假设多廷先生和夫人到达宴会厅后，一位陌生人过来和多廷太太谈话。过了一会，这个人极诚恳地说，他发现多廷太太很吸引人。我认为她对此不会感到厌恶。这句话显然代表了对她的尊重的增加，使她感到高兴，同时也使陌生人的魅力大为这一推理与前面实验的发现是一致的。O.J.哈维发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当陌生人和朋友都按指令给被试人作出较肯定的评价时，被试人在陌生人面前会比在朋友面前作出更积极的反应。当朋友和陌生人都按指令给被试人作出相当否定的评价时，被试人在朋友面前会比在陌生人面前作出更消极的反应。同样，一些实验也表明，陌生人对儿童行为的影响大于儿童的父母或其他儿童所熟悉的人。有理由假设，孩子们习惯于接受父母或其他熟人的赞同，因而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其他赞同并不代表奖励的“增加”。然而，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得到的赞同却是一个“增加”，根据增减理论，它可引起儿童行为的更大改进。这些结果和推测意味着一幅人类状况的相当黯淡的图画 人们似乎永远在陌生人眼里寻求赞同，与此同时却受到朋友和其他熟人的伤害。然而，在直接得出这一结论之前，让我们先看一看尊重的增减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先不考虑它对评价者的吸引力的影响。在这方面有一项研究是很适用的：乔安妮 弗洛德把一组儿童分成两人一对，其中一人为被试人。使每个被试人或者和一个亲密的朋友或者和一个陌生人分在一起。让每对中的被试人去玩一项游戏，而且可在游戏中得几个小奖品。然后教导他把小奖品分给同伴一些。实验者对同伴的吝啬程度加以控制：让一些被试人相信他的朋友（或陌生人）对他很慷慨；让另一些被试人相信他的朋友（或陌生人）对他很吝啬。然后让每个被试人去玩游戏得些小奖品，并教导他们把奖品分给同伴。正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被试人在酬赏增加和减少这两种情况下表现得最慷慨，也就是他们给慷慨的陌生人和吝啬的朋友分的奖品最多。简言之，他们对吝啬的陌生人比较吝啬（因为陌生人的表现正像他们所估计的那样吝啬），对慷慨的朋友也吝啬（“哼！我的朋友喜欢我，他的慷慨并不新鲜！”），但在看上去他们似乎要赢得朋友（慷慨的陌生人）时，他们则做出慷慨的反应；同样，在看上去他们似乎会失去朋友（吝啬的朋友）时，他们也会作出慷慨的反应。虽然“你总是伤害你所爱的人”这句话看来是正确的，但受伤害者似乎受到一种激励从而做出友好的反应而不是“以牙还牙”，以便恢复相互间的友好关系。这表明个人总是以一种能保持自己与其他人的稳定关系的方式来行动，因此我们是可以放心的。沿着这些线索，向前追溯到公元前46年，直到最近的1990年，从西塞罗到约翰 哈维和他的同事们，这些评论者们都认为，在公有关系中，痛苦的感情和矛盾冲突能制造健康的和令人激动的新的理解。这些理解是怎么得来的呢？再看多廷夫妇，我们可以找到一条线索。虽然多廷先生有很大的能力来伤害他的妻子（如告诉她，他认为她已失去了美貌），由于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多廷太太对这样的评价易于引起反应并努力去重新增加他的好感。不用说，反过来也正确：如果多廷太太突然改变了对多廷先生的好感，他也可以采取行动来重新增加她的赞同。当双方都努力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发展和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时，这种关系会变得更有活力，并且会不断发展 在所有这一切中，“真诚”是很重要的。把这个论证再引申一步，我要指出，彼此关系越诚实、坦率，使多廷夫妇感到苦恼的那种单调乏味、停滞不前的双边关系发生的可能性越小。我们指的是，如果我们的婚姻伴侣或亲密朋友不能给我们提供尊重的增加，那我们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一种互不公开，互不诚实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往往压抑怒气，并把否定的感情埋在心里，这导致了双方关系的停滞不前，这种停滞不前似乎是稳固的、积极的，但要被感情的突然转变所打破。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这种关系可能是很普通的。”在开诚布公、诚实、坦率的关系中，人们能够分享彼此的真实感情和印象（甚至是否定的），因而没有这种停滞不前的现象。当然，相互尊敬的伴侣也会有感情的起伏曲折。一些研究支持这些思索，并显示那些运用一种亲密的、无侵略性的而非对抗的方法来解决冲突的配偶们有更高的婚姻满意度。在这种关系中，这些配偶们相当地接近增减实验中“增”的状况。同样的，一个关于亲密和重要方面（本身同时是肯定的和否定的）的交换益于亲密关系的发展。这就是说，在其他所有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在我们发现一些关于自己重要的事情时（即使是不佳的），我们会更喜欢一个人。此外，在对亲密关系中的人们的研究显示，当他人显示出关于自己的个人的和否定的事情以表示对我们的尊敬时，我们往往会更喜欢这些人。在最近的一次实验中，阿特 阿兰和他的同事们在实 验室里严密地研究了这种现象，他们发展了一种谈话技巧，这种技巧鼓励陌生人之间的自我暴露。在这个实验中，他们把大学生们分到了成对的谈话组中；这些学生们以前从没见过面。这种谈话技巧是以这样的方式构造的：学生们必须显示出关于自己的重要信息 随着每一条新的显示，紧张度和友好度都扩大。结论是很明显的，首先，学生们都很喜欢这种程序。此外，在这次座谈之后，经历过这种程序的学生们感到相互之间很亲近，而那些在受控情况下进行友好但非自我暴露性的简短交谈的学生们却不是这样。甚至当谈话显示了在重要态度上的大的不同时，亲密感也会增大。附带地，除了人际亲密感之外，自我暴露看来具有很多积极的益处。例如，在一系列令人惊讶的研究中，杰米 彭尼贝克和他的同事们证明，当人们表现出他们的困难或痛苦的感情时，它会带来一种很强的解脱感，一种大体上的良好感觉，甚至会有身体上病痛的症状减轻的感觉。概括这一部分资料显示，随着一种关系向更为亲近的方向发展，不断变得更为重要的是真诚 这是种放弃制造良好印象的企图和开始显示那些与自己的正直诚实有关的事物（即使事实上并不好）的企图的能力。此外，真诚坦率包含了一种在适当的情况下以一种能反映出相互关心的方式广泛地与我们的朋友们和爱人们交流各种不同感情的意愿。这样，再回到多廷夫妇的困境里。研究资料表明，如果两个人真诚相爱，如果他们彼此既能表达肯定的感情又能表达否定的感情，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他们只说对方好话时的关系更持久、更令人满意和兴奋。亲近、真诚和交流虽然与所爱的人进行坦诚的交流有着有益的效果，这个过程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坦诚的交流需要分担关于我们的否定的情感和不令人喜欢的事情。这些事实会使我们更易受伤害 并且我们通常试图避免使自己易受伤害。在真正的关系中我们如何完成它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设想以下的剧情：请来吃晚饭的几位朋友都走了，菲尔和艾丽斯夫妇正在收拾碗筷。整个晚上艾丽斯还是像往常那样迷人、诙谐、活泼。菲尔往常一见到妻子的风韵就非常高兴，可今天晚上他却感到受了伤害并且有点生气。看起来主要是刚才在讨论一个政治问题时，艾丽斯不同意他的观点并站到托姆一边，而且整个晚上她对托姆都表现得十分热情。事实上，她的行为可以说近似调情了。菲尔想：“我太爱她了，我不希望她这样。也许她对我失去了兴趣。天哪！如果她离我而去，我可怎么办呢？她真给托姆迷住了吗？”想到这里，他说：“今天晚上你一直拼命地讨好托姆，大家都看见了，你真是太可笑了。”艾丽斯也非常担心菲尔，她觉得自己谈了一些非常明智的见解 特别是在讨论那个政治问题的时候，但菲尔并不承认她的见解非常明智。她想：“他大概以为我不过是个家庭主妇吧！”艾丽斯：“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不同意你对总统的健康保险计划的看法，你就像疯子一样。托姆跟我的看法一样，我想我是对的。”菲尔 ：“他跟你的看法一样？笑话 ！他怎么能不跟你一样呢？你几乎坐到他大腿上去了，别的客人都感到很难堪。”艾丽斯（戏弄地）“：菲尔，你怎么这样嫉妒啊！”菲尔：“我不是嫉妒，我不妨碍你……如果你想做荡妇，那当然是你自己的事。”艾丽斯（生气地）：“老古董，说起话来像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老天爷！你总是这样。”菲尔（冰冷地）：“这正好说明你多么不了解我，别人都说我总是赶时髦，甚至说我很活跃。”艾丽斯（讥讽地）：“是啊，我确信你和办公室的女秘书们在一起时是很能出风头的。”菲尔：“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艾丽斯沉静下来不说话了，菲尔几次想从她那儿得到反应全都徒然，于是他猛然冲出房间，“呯”地一声关上了门。后来怎样了呢？两个互相关心的人怎么会陷入这种恶意的相互中伤而且是徒劳的争吵呢？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人具有一种使用复杂的语言互相交流复杂信息的能力。人类相互之间可以有很微妙的交流，这比起别的动物来实在了不起。但人们之间经常发生误解，甚至在关系很密切、相互很关心的人们之间也会发生。虽然，上述夫妇的争执是假设的，但它并非不现实。我作为一个咨询专家，在努力去帮助调解那些互相歪曲、不坦率和误解的夫妻关系时，遇到过数百起这样的争执。分析菲尔和艾丽斯之间的争执还是比较容易的。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受到威胁的主要心事，又都不愿意把它坦率地讲清楚。对于艾丽斯，她主要担心的似乎是自己的智力，她害怕菲尔把她看成傻女人。所以，在这场争执中她内心的主要委屈是，在讨论那个政治问题时，菲尔不承认她的论点具有说服力，而且菲尔还含沙射影地说，托姆非常注意她、对她的话很感兴趣的惟一原因是出于色欲和调情。这伤了她的自尊心，使她非常恼怒，可她不愿表现出受了伤害。她的恼怒不是简单地发泄出来，而是反唇相讥，攻击菲尔是庸俗无聊的人。菲尔的主要心事是一种不安全感。他非常喜欢艾丽斯的活泼，但他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可能要失去男性的吸引力。这样，他就以为艾丽斯与托姆意见一致实际就是同托姆一块来反对自己，而且由于不安全感联想到性的问题。当艾丽斯叫他“老古董”时，他似乎只听见了一个“老”字，于是迅速起来维护自己男性的尊严和吸引力，而艾丽斯由于生气又立即加以嘲弄。这类争执在生活关系极密切的人们中是很常见的。生活中人们有许多重要的感情和心事，这些感情未得到公开的、真诚的讨论而逐步变为敌视，这只能加剧最初产生的伤害和不安全感。今天，在离婚率逐渐上升的美国，看来应该郑重地问一问：为什么会这样？不能简单地认为互相关心的人们之间的气愤、分歧、伤害和敌视都是由不适当的或不好的交流造成的，关系密切的人们间也经常在需要、价值观、愿望和目标上产生冲突，这就造成了压力和紧张。人们要么带着压力和紧张生活，要么用妥协、顺从和断绝关系来解除压力和紧张。但是，通常问题多发生在交流上。如果菲尔换一种方式交流又怎样呢？假设你是菲尔，你所关心的艾丽斯走近你，毫无责备之意地说了下面一段话：我对我的知识和才智感到担心，至少对别人在这方面对我的看法感到担心。你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如果你承认我今晚说的话是明智的、有价值的，我会感到很大的安慰。当我们在一个问题上有分歧时，你说话的尖刻和不耐烦增加了我的这种担心。今天晚上，谈论那个政治问题时，假若你对我的意见说两句赞同的话，那我会多么高兴啊！现在，假设你是艾丽斯。菲尔用下述方式重新说起了晚上的事：唉，真难开口，我不知道最近是怎么搞的，但我今天晚上总有点嫉妒你和托姆那么接近 既在精神上又在外表上，这使我感到伤心和孤独。最近我开始担心我的年纪了，我都到中年了。这种担心似乎有点傻气，可我的确开始走下坡路了，感到疲乏，肚子也胖起来了。我需要一些你觉得我还有吸引力的安慰。要是你今天晚上用你看着托姆的目光来看我，我会多么高兴！我认为大多数人能够接受这种“坦率的谈话”，并且对它能有所反应。所谓坦率的谈话，是指一个人在不指责、挖苦的情况下，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和担忧。我们将会看到，坦率谈话之所以非常有效，主要是因为它能使对方无任何戒心地听进去。坦率的交谈看来如此简单而又明显有效，那为什么人们不经常使用它呢？主要原因是它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人们在竞争的社会里成长，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大多数人已学会通过使自己无懈可击来保护自己。这样，当我们受到伤害时，我们就竭力不表现出来。而且，我们也学会要么躲开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要么带着愤怒或讥讽来痛斥他（或她）一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样做往往导致防御性的反应，或者导致迎头反击，于是争执逐步升级。简言之，我们社会的一般教训是，决不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这种策略或许有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必要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不适当的，会起相反作用。在不共戴天的敌人面前，不暴露自己的弱点大概是很明智的，但在朋友和深深关怀着你的人面前还要隐蔽自己的短处，就显得不那么明智了。正因为如此，若菲尔和艾丽斯互相了解对方所担心的事，他们可以做得使对方感到更放心，因为他们双方都过分地汲取了社会教训 “宁肯攻击别人也不表白自己”。所以，他们使自己轻易地陷入了冲突之中。而且，问题比我们在例子中描绘的还要复杂得多。艾丽斯和菲尔似乎知道他们自己所担心和感觉到的是什么，他们这么尖锐地冲突起来，主要是由于在互相表达自己的不安全感和受到伤害的情感方面存在困难。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需要、愿望和感情，人们只有一种模糊的不舒服或不愉快的感觉，人们很难把这种感觉确切地表达出来。通常存在着错误的归因，也就是说当菲尔感到不愉快时，他可能把不愉快归咎于艾丽斯的轻佻行为给他带来难堪，而不归咎于自己对年龄的担心。可见，如果我们不触及并且明了自己的感情，我们就不能与别人很好的交流。关键问题是敏感性。人们能学会对自己的感情更敏感吗？人们能学会对别人更敏感吗？当某人在我们面前暴露出弱点时，我们能学会以关心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弱点吗？这些技能是可以学会的，并且通过亲身体验学习比仅仅通过读书学习效果更好。如果这种体验性的学习发生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具有保护性的社会环境里（在这个环境里人们可以坦率地交谈，而又不担心别人会抓自己的“辫子”），那它将是非常有效的 。大 约50年前，为了满足对这样安全的社会环境的需要，社会心理学家创造了T小组，也称为“敏感性训练小组”或“会心小组”。第一个T小组的产生是偶然的。但是，像许多偶然事件一样，它的发生归功于一个机智的、有创造性的人，这个人能迅速地发现偶然事件的重要性和它可能具有的实用价值。1946年，社会心理学短暂历史中的一位伟大改革者和理论家库尔特 勒温，应邀带领一个工作组去考察作为解决当代某些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法的小组讨论的作用。参加小组讨论的有教育工作者、国家官员和一些社会科学家。他们白天在小组里相聚。勒温指导的几个研究生细心地观察这些小组，晚上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白天观察到的小组讨论的动态并做出解释。一天晚上，几位小组成员请求听听研究生们对白天的观察所进行的讨论，勒温有点为难，但令几个研究生吃惊的是，他同意了这几个人去旁听。碰巧有个教育工作者在观察者们讨论她的行为并解释前一天早晨她参加的一个事件时，来旁听了。她变得非常激动，并说观察者的解释完全错了。然后她开始阐述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讨论进行得异常活跃。第二天晚上，50位小组成员全部出席并极高兴地参加了讨论。他们常常不同意受过训练的观察者（研究生）的观察和解释。会议开得既生气勃勃，又具有启发性。勒温和他的学生迅速抓住了这个事件的意义：一个致力于解决问题的讨论小组用不着像观察者那样受特殊的训练就能通过讨论它自己的动态或“小组进程”而得到极大的好处。的确，参加者本身就是对自身进程的很好观察者，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为人所知的意图，对这些意图，外界的观察者无论多么机敏，受过多么好的训练，也不能轻易观察到。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形成了没有议程的小组：如果小组除了讨论本身的动态外既无议程又无要讨论的问题，小组将会得到最大的收益。这个简单的创造被证明是一种极好的方法，可以通过它学会提升人们的人际交流能力并且通过它得到关于我们的行为对他人影响的洞察力。自从1946年的简陋的开始以来，全世界对于T小组的兴趣在迅速增长。T小组在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在那时，杰出的治疗师卡尔 罗杰斯把小组描述为20世纪最重要和最有效力的社会创造。尽管他们的全盛时期看上去已经过去了（至少暂时如此），在小组中发展起来的交流的实践和原则已经渗入了大众的文化 对教育机构、婚姻咨询、支持小组以及商务组织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样看来，那种对真诚坦率的谈话的需求仍然很强烈，并且通过许多不同的方法而被满足。作为多年以来小组的一个领导人，我仍然相信这样的小组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工具 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来使人学习增长自我意识和加强人类联系的技巧。无论如何，我同样也相信，虽然正式的T小组不再像它们在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随处可见了，但那种由小组提供的坦率交流的机会和安全可以在任何个体间亲密并且互相关怀的关系中找到，这些个体被要求变得更亲密和提高他们的相互影响。作为一种副产品这种交流模式提供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了解。交流的目标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人际关系中，有效交流的一些主要目标。它们包括：培养明确的、坦率的、不怨天尤人的交流方法。培养勇于检查自己的行为和探究它对他人的影响的意愿。培养通过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强制或操纵来消除冲突和纠纷的能力。作为这些小组基础的暗含的假设是，如果某人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感觉、如何行动，或者告诉我们应当在生活中做些什么事，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收获。另一类似的假设是，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感情是什么，如果我们了解到那些触发各种各样感情的人际事件的种类，如果我们知道别人如何看待和理解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了解了适合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我们就能有很大的收获。小组领导人的作用并不是回答我们的问题，而是帮助我们建立一种相互信任与深入探究的气氛。在这种气氛里，我们愿意学习我们的自我保护行为是如何影响他人的，并且开始采取一种更为真诚、更少防御的行为方式。误解的问题正如我们在菲尔和艾丽斯的例子中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轻易地被扭曲。在日常生活中，有时我们自以为在和某人说某件事情，但那个人可能把意思全弄错了。例如，假设弗雷德对杰克很有好感，但由于害羞或害怕对方拒绝，很难直接表达这种感情，他可能采用招惹、讽刺式的玩笑来表达这种感情。然而，杰克并不把这些玩笑理解为对他的好感。这些讽刺可能真的伤了他的心。我早在前面已经指出，在我们的文化环境里，人们不愿表达自己受伤害的感情，因为这样做就暴露出软弱和缺点。所以，杰克保持沉默，而弗雷德呢？他不顾自己的行为伤害了杰克这一事实，继续用讽刺式的玩笑来表达自己对他的好感，因而继续伤害一个他所喜欢的人的心，直到把杰克气走为止。弗雷德不仅丢掉了本可得到的友谊，而且从他这样做的过程中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还可能继续和他喜欢的那个人弄得关系疏远。像下图所说明的那样，可以把两个人之间的互相影响看做一个连锁事件。某人（P）对接受者（R）有某种感情，他打算交流这种特殊的感情。这个意图在某种行为中显示出来。例如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或其他什么。接受者以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感觉、以往的经历和对P的看法等等来理解这些行为。这种对P的知觉又引起了R的感情（热情、生气、烦恼、热爱、害怕或其他什么），这个感情马上就变成了对P的意图的解释，随后变成了对P的为人的评价。在这一连锁事件的任何一环上都有发生错误和曲解的可能。回到我们的例子中来，弗雷德（P）对杰克有热爱的感情（P1），他打算向杰克表示（P2）。但是，他是用一种不明朗的、转弯抹角的、自我防卫的方式表达的：他招惹杰克，开他衣服的玩笑，讽刺他（P3）。杰克感觉到了这些讽刺和嘲弄（R1），他很难过（R2），他感到弗雷德是想整他（R3），因此他得出结论：弗雷德是个冷酷的、攻击性强的不友善的人（R4）。错误还可能发生在这个连锁事件的其他环节上。设想一个全新的情境，在那里弗雷德完全是直率和诚恳的，杰克是个多疑的人。假设弗雷德向杰克表示好感 搂住杰克的肩膀，告诉杰克自己多么喜欢他，等等。但在这种情境中，这些行为对杰克来说可能太过分了。因此，杰克可能感到不舒服，而且他没有简单地表示出自己的不舒服，而是认为弗雷德的行为意图是要操纵自己。于是，他把弗雷德评价为一个不诚实的、喜欢操纵别人的政客。上述过程对于本书的读者来说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在第七章的归因标题下，我们已讨论过它。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以特殊方式行动，我们很可能根据他的行为认为他具有某种动机或人格特征。如果能探讨和检查一下这个过程，我们就能在弗雷德和杰克的交往中学到很多东西。是否弗雷德表达好感的方式太过分了？杰克是否太多疑了，以致不能接受弗雷德的真诚友好？这些问题非常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增长许多见识。但是，（在现实社会里获得）这种见识的机会却很少，只有在杰克和弗雷德相互分享感情时才产生这种学习。有效交流的特点及时的重要性为了使一个亲密关系中的交流有效，我们必须直接地、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当这一准则被遵守时，我们能从别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理解上得到及时的反馈。有了及时的反馈，我们可以更充分地认识自己的行为和言语产生的影响并且做出一些能同时满足自己和同伴的需求的选择。举个例子说，假设我的某个行为惹恼了我最亲密的朋友，恰巧她又是我的妻子。如果她不表示气愤，我就永远不知道我这个行为使她生气了。另一方面，假若她马上给我一个反馈信息，让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如何使她生气的，这样我至少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这种行为，二是停止这种行为，这要由我来选择。也许我这个行为十分重要，以至我不愿放弃它，或者相反，我妻子的感情十分重要，以至我必须放弃这个行为。如果我不知道这个行为使她感觉怎样，我就无法选择，而且确切地知道她对一些具体行为的看法，可以使我寻求其他一些既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又能使妻子满意的不同行为。反馈的益处不仅限于接受者，通常在提供反馈时，人们也能对自己和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例如，一个妇女觉得生气是不对的，她也许不让这种感情表现出来。当表达这些感情是正当合理的时候，她就会把它们公开出来，考察它们，逐渐认识到自己表达气愤并没有坏事。而且，直接表达感情可以加深了解，消除隔阂，从而有助于防止消极感情的逐步升级。例如，如果我妻子学会了直接表示出气愤来，我们就能及时对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她压抑自己的愤怒，但却在其他时间，其他场合以其他方式发泄愤怒，我就无从知道她的敌意来自何处。感情与评价人们通常不知道如何提供反馈信息。因为我们经常用一种使接受者生气和烦恼的方式来提供反馈，从而引起了比原来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的问题。这一点用例子来说明比用抽象的描述要好。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反馈失调的情况以及教会人们改进提供反馈的方法（并不改变反馈的性质），以便相互之间达到最大限度的交流和理解。这个例子是一件真实的事，就发生在一个由我担任管理者的交流讨论组中。在小组开会的过程中，小组的成员之一萨姆向另一个成员哈里瞪了一眼并说：“哈里，我一直在听你说、看你讲，都有一天半光景了。我认为你是个伪君子。”这是个相当严厉的责备。哈里会有什么反应呢？也就是说，哈里会做出什么选择呢？他有以下几种抉择：同意萨姆的话；否认萨姆的责备，声明自己不是伪君子；生气并谩骂萨姆；感到委屈，绷起脸来。就其本身来看，这些反应没有一个能起积极作用。在“现实世界”里，萨姆不可能说出这句话。如果他说了，肯定会引起麻烦。但是，萨姆难道无权表示这个想法吗？他毕竟是非常坦率的。难道我们不认为这是坦率和真诚的吗？这听起来像是个两难的问题：有效的交流需要坦率，但坦率会给人带来伤害。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方法其实相当简单：既要坦率又要以一种使别人少受痛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可以做到的。关键在于“感情”一词。萨姆不是在表达感情，而是在作出评价。为了避免破坏性，我们对坦率交流的运用必须包括直接地表达感情而不是评价。“感情”一词有很多的含义。在这里我并不是指“预感”或“假设”。我所指的“感情”一词具体是指生气或高兴、悲伤或快乐，烦恼、恐惧、不安、热情、受伤、羡慕、兴奋以及喜欢。在小组里是如何处理这种交往呢？我的干涉很简单：我仅仅询问萨姆，他是否对哈里有点情绪。萨姆思忖片刻才说：“是的，我觉得哈里是个伪君子。”当然，这不是上面所定义的那种感情。评价不等于被不适当理解或不适当表达的感情。因此，我进一步问萨姆他的感情是什么。萨姆仍坚持说，他觉得哈里是个伪君子“。这 与你有什么相干呢？”领导人问。萨姆回答说“：他那副样子搅得我心神不安。”这时，组里的另一个成员夏洛特也出来干涉，并让萨姆拿出证据来。他问道：“哈里做的哪些事让你烦恼呢？”在组里其他人的追问下，过了几分钟，萨姆才承认说，只要哈里向组里的一些妇女献殷勤，他就厌烦。进一步追问，才知道萨姆认为哈里很讨人喜欢 尤其对妇女而言。最后搞清楚了，原来萨姆的感情是嫉妒和羡慕。他希望自己也能像哈里一样容易吸引人和受欢迎。请注意，萨姆最初掩饰这种感情，用表示轻蔑来表达，他以说哈里是伪君子的方式来发泄这种感情。这种表达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防卫：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萨姆通过岁月所学到的是，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嫉妒，就会“贬低”自己，而抬高哈里。这就使萨姆暴露了弱点，也就是使他觉得在同哈里的竞争中自己处于弱者的地位。然而，用表示轻蔑的方式，萨姆则可提高自己的地位。虽然萨姆的行为作为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来说是成功的，但它却无助于萨姆对自己的感情和引起这种感情的那些事件的理解。而且，肯定无助于萨姆对哈里或哈里对萨姆的了解（或萨姆对自己的了解）。简言之，萨姆是在进行无效的交流。作为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他的行为有适应性，但作为一种交流的方式却极少适应性。虽然萨姆承认他嫉妒哈里就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可它却打开了交流的大门，最后有助于他们的互相了解。此外，其他几个人也承认自己对哈里在女人面前的行为感到嫉妒，这对于哈里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信息，它能使哈里了解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哈里也有几种选择：他可以我行我素，任凭别人去嫉妒甚至任凭他们用敌意表示嫉妒；他也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来改进自己的行为，以减少别人（最终也是他自己）的困扰。选择权是他的。他可能觉得自己的“令人嫉妒的行为”太重要了因而不愿放弃它，也可能觉得自己在小组里从与萨姆的交往中已大大获益。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现实社会里，哈里（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别人身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就不会对他们的反应感到惊奇，他会更加理解他们，而不大可能有过分举动。可是，人们需要小组吗？萨姆和哈里自己能够做得那样好吗？不能。他们几乎肯定会用互相咒骂，互相伤害，像本章开头讲的例子中的艾丽斯和菲尔那样去惹对方生气而结束交往。互相间坦率地交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假如他们都从一个在人际关系方面受过训练的咨询者那里得到教益 其结果不就和T小组一样好吗？未必。 小组的一个很大优点和好处是，我们并不依赖专家的观点（在传统意义上），而把每个人看成是他（或她）自己的感情方面的专家。在交流感情方面，小组的其他成员对于萨姆和哈里是很有帮助的。具体说来就是，组里其他成员可以通过表达自己对哈里的行为的感情来为哈里提供信息。的确，如果组里其他人没有自动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小组领导人就可能让他们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呢？让我们看两个相反的情况：如果屋里只有萨姆一个人感到嫉妒，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问题主要出在萨姆身上，那么问题就要由萨姆来解决，他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嫉妒是过分的，因为事实表明别人对哈里没有这种感情。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其他人也同样嫉妒哈里，很明显，这是一个需要哈里自己去正视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小组里的每个人都要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另一个原因。如果组里的所有人实际上都嫉妒哈里，但没有一个人承认嫉妒（由于友好、害怕和害羞），这就会使萨姆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爱嫉妒的人。另一方面，如果实际上没有人嫉妒哈里，但大家为了支持萨姆，于是便宣称自己也有这种感情。那么，就会使哈里产生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自己的行为使别人产生了许多消极感情。同时，也使萨姆产生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的。这样一来，保护萨姆的愿望肯定不会给萨姆带来什么好处，只会使他不能了解自己。当然，上述情况是较容易处理的。它最后以萨姆对哈里既羡慕又欣赏而了结。可是，如果萨姆恨哈里又会怎样呢？他可以表达其愤恨吗？如果萨姆认为哈里是个邪恶的人，又会怎样呢？他应该表示这种看法吗？这里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到感情和评价之间的区别。萨姆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评价来表达感情，这是好的。但哈里做了伤害萨姆和惹他生气的事吗？萨姆有理由恨哈里并认为他是个坏人吗？通过讨论哈里的劣行，萨姆就不会走得太远了。萨姆：“我恨你，哈里，你是坏蛋。”哈里：“我不是。”萨姆：“好，这是我的看法，正像咱们在这里照理应该做的那样，我只是给你提供反馈 信息。”哈里“：那是你的问题 再说，你自己也不那么高尚。”萨姆骂哈里引起了哈里的自卫和反击，而不是听之任之。如果萨姆正确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受到伤害，很生气”），就会使哈里也加入讨论，看看他（哈里自己）做的什么事惹恼和伤害了萨姆。这并不是说我们喜欢听某人说我们伤害了他并使他生气 不是的。但是，这有助于我们更审慎地对待所存在的问题。为什么萨姆要说哈里是个坏人而不谈谈自己受的伤害呢？现在看来，这种行为的理由是很清楚的。受到伤害使我们地位下降 使我们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往往要时刻保护自己。事实上，我们每人都穿有一套行为的盔甲，使别人不能伤害我们。这就产生了许多不真诚的行为 我们在别人面前隐瞒自己的真实感情，这是通过“短路”过程来实现的，有时，我们的短路很成功，以致连自己对自己的感情也模糊了。总之，用感情的形式表达反馈比用判断和评价的形式来表达，更易于使对方接受和应付。这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和判断纯粹是推测和猜想。所以萨姆认为哈里是伪君子和坏蛋的观点可能反映了实际情况，也可能没反映实际情况而只是萨姆个人对哈里的看法。只有哈里本人确切知道自己是否是个伪君子，萨姆只是猜想。但萨姆对自己觉得嫉妒或生气的陈述就不是猜想和看法了，而是一个事实。萨姆不用猜想自己的感情，因为他确实知道自己的感情，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哈里可能关心也可能不关心萨姆明智的论点或武断的看法。但是，如果他希望与萨姆互相往来，他就可能对了解萨姆的感情及自己在触发这些感情中起什么作用很感兴趣。为什么反馈信息用感情的形式比用评价的形式来表达更好的第二个原因是，当萨姆诉说对哈里的评价和判断时，他只是在说一些有关哈里的事情。但是，当他述说由于哈里的行为所引起的感情时，他是在表露自己的一些事情。确实，在这个例子中，萨姆的陈述是有关自己的。这样讲一讲自己的感情是一件礼物，打个比喻，这是萨姆打开自己家的大门请哈里进来坐坐。然而，若萨姆陈述对哈里的看法时，那他就是在袭击哈里的防御工事，并且把某些东西强加到他身上。哈里很有理由去抵抗，因为萨姆在未受到邀请时无权坐在他家里。哈里可以通过告诉萨姆自己的感情是什么请萨姆“到自己家里来”。同样，萨姆亦可通过告诉哈里自己的感情是什么把哈里“请到自己家里去”。日常生活中的交流随着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坦率和开诚布公地交流的能力的发展，我们渐渐地让自己变得更暴露自己的弱点，也学会了不从别人的弱点中得到好处。然而，在我们最珍爱的关系之外，我们既不能期待别人暴露弱点，也不能肯定别人不从我们的弱点中摄取好处。但是，通过实践，我们每天与自己家族和亲密朋友的圈外人的相互影响同样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依赖于有关的人和情景）从我们有效交流的知识中获益。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当两个以上的人介入某种关系时，他们彼此之间往往会有某种感情。如果这些感情不被理解，就可能妨碍正在进行的工作。假设你和我是一个六人委员会的成员，为那些未享受正当权利的儿童筹集基金。假设你很聪明、有创造力、身体很好、很实在又很漂亮，我就会感到与你有竞争，我想让其他委员会成员在你我之间更喜欢我、赞赏我。由于这些感情，如果你提出一个筹款建议，我就容易找它的毛病、嘲笑它、驳倒它，即便它是一个好主意 如果它是个好主意，就更是这样。但是，假设我理解在这些情景中自己的感情 这是一种从进行坦诚的谈话或是从 小组的经验中学到的理解。它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可能性是，我不会想要不假思索地说出我对你的感情。我们并没有相互了解到足以分担相互间感情的程度。但是我注意到，只要你提出了一个好主意，我就不愉快。我也试着找出你想法的错误。由于对自己的感情有更深的理解，我更可能停下来想一想你的想法是不是真的不好或只是我的竞争心。如果我能意识到自己的嫉妒和我对竞争的需要，也许我有机会去约束它们，从而成为一个更好的委员会成员。因为你和我并非亲密的朋友，（并且我们不在一个交流小组里！），要我去与你分享我的情感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但是了解这些感情能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同事。此后，如果我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并且开始相互信任，我会决定告诉你我以前的竞争感情。也许我会用一种不强迫你而邀请你与我建立更亲密、更诚实关系的方法来这样做。我的个人目的是通过更加熟悉来发展这样的关系，使我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安全、更开朗、更轻松、更令人兴奋、更有利于学习和成长。这并不容易。而且正由于它不容易，它就容易诱使我们退却到一种获胜的心情中去，而不是认识弱点；使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而不是清楚而坦率地与人交流。以我看来，如果我们屈服于这种诱惑，离婚率会继续上升而且真正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的数量和深度也会继续缩减，认识到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第九章　　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心理学我在大学时期才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因为心理学涉及有关人类最令人兴奋的方面：爱，恨，偏见，进攻性，无私，社会影响，一致性和一些类似的方面。那时候，我不太在意这门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学科是如何存在的。我只想了解什么是已知的。直到我读研究生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不仅可以成为这门学科的“消费者”，也同样可以成为“生产者”。一个全新的世界向我展开 科学社会心理学。我学会了如何去提重要的问题，如何做实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以我自己个人的方法来丰富我作为学生曾经学过的这门学科。此后我便满怀激情地投入了这项事业。阅读这一章并不打算让你成为一名科学家，我对你的要求不能算是有野心，但却非常重要。这一章的目的是帮助你提高科学地分析发生在你周围的社会圈子里的事情的能力。我一直认为这是件有意义且能做的事情，但有时也会觉得无聊。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所指的。不久前，我买了一本《纽约客》杂志来看，里面有一篇詹姆士 库南写的有关监狱实行大学水平教育计划的极好的文章。库南首先热情地写了这个计划的作用，接着，就多数国会议员把这个计划看做是无用的，是娇惯犯人而加以取消的行为进行批驳。库南的文章包括了一些有关犯人在狱中完成了大学教程，获释后开始了自食其力生活的生动事例。这些事例是温暖人心的，但是，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有系统的数据可以评价这个计划的总的效果。好，库南报告了一项1991年由纽约罪犯改造机构发表的研究。该研究发现释放后4年，完成一年或一年以上高等教育的男性同狱犯人的复犯率要比总的男性同狱犯人的复犯率低20%。这个听起来十分令人难忘的结论，对吗？让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作为科学家，我们需要问一个基本的重要的问题：参加这个计划之前，同意加入这个计划与不同意加入这个计划的犯人是相似的吗？同意这个计划，并且完成了一年教学计划的犯人们在动机、能力、智力以及所受的教育、心理健康或其他方面就与那些不同意这个计划的犯人们不同（有区别），难道不可能是这种情况吗？我急于补充说这不是简单的吹毛求疵。如果他们的起点与一般犯人的起点不同的话，那么，即使他们不参加 学习计划，他们的复犯率也会低（或，至少是可能）。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就不是这个计划产生的低复犯率。当我读库南的文章时，我自身作为人文学者的部分对这个研究的结果感到兴奋，有令人信服的数据证明教育犯人是值得的，这一情形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哎，我自身作为科学家的部分却对此表示怀疑。因此，通过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周围的社会圈子里的事情能使你看清真相，也给予我分清小麦与韭菜的能力。作为一个关心社会的公民，我们要求改革的计划必须准确地评估。那样，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成千上万的可能的计划中哪些值得我们为其花费时间、努力和金钱。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严格地做实验并不困难，就如你将见到的。什么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不管它是被运用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上，还是被用在社会心理学上，它都是我们人类所具有的最好方法，能满足我们对知识和理解的渴望。更明确地说，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试图揭示事物之间合法的关系，不论事物是化学物，行星，或人类前辈的偏见或爱。科学的过程的第一步是观察。在物理方面，一个简单的观察可能指向这样的事：我的孙女的马车里有个橡皮球，她拉马车向前走时，球似乎滚到马车的后面。（其实球并没有向后滚）；它只是看起来像是那样！当她突然让马车向下时，球便冲到了马车的前面。在社会心理学方面，一个简单的观察可能指向这样的现象：当我坐在桌旁时，如果我心情好，我可能时常微笑地面对顾客，我的小费似乎也比我因心情不好而没有微笑时要多。下一步是猜想一下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猜想就是用力解开我们上面提到的“合法关系”。第三步就是将猜想构思成一种可实验的假设。最后一步是设计一个实验（或一系列实验）来证实或否定这个假设。如果一系列设计好的、操作好了的实验不能证实那个假设，那么我们就放弃它。我最喜欢的物理学家理查德 费曼曾经指出：“无论这个猜想多么美丽或多么机灵或多么有灵气，如果实验与猜想不同，那么猜想就是错误的”。这就是科学。我的观点是，这是科学的本质，也是科学的美丽之处。在科学上没有被奉为神圣的真理。科学和艺术我的观点是，在我们的科学里有艺术足够的空间，我相信这两个过程 艺术和科学是不同的，但又是相关的。巴维尔 西蒙诺夫，一个杰出的俄国心理学家相当好地定义了它们的区别。按照西蒙诺夫的观点，作为科学家，我们密切地观察我们的环境，试图用一种合理的、有意义的方法来组织这个未知世界。作为艺术家，我们重新组织这个已知的世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事物。一个好的实验经常需要这两个领域的技能的结合，我们将把这个要求加入到观察中去。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中，我们作为实验者用艺术去丰富我们的科学领域。我相信这在社会心理学实验方面是特别的正确。为什么艺术家和科学的混合对社会心理学来说尤其正确呢？这个问题的全面回答将引出还未讲述的这一章。现在，让我简单地概述它。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我们不研究烧杯内的化学物质的作用和马车内橡皮球的作用，我们研究一直生活在社会圈子里的凡人的智力与好奇行为。就如实验者研究实验的参与者们是什么影响他们的心情与行为，以及什么影响他们周围的人的心情与行为，由此发展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这与用化学物品、实验动物或甚至非社会情境下的人所做的实验决然不同。我们要面对的是社会上的俗人这个事实也就使得社会心理学与实验调查这个题目一样引人入胜。与此同时，如果实验者需要一种产生生动和可靠的发现的机遇的话，就需要在情境中加入大量的艺术，这一章我将试图准确讲述这是如何产生的。从推测到实验在上一章中，我们描述了我们几年前感到困惑的混乱现象：约翰 肯尼迪任总统时，他的个人声誉在他犯了一个大错之后反而急剧增长。在肯尼迪被称为猪湾惨败的悲剧性错误公诸于世后，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人们比事件发生之前更喜欢他了。像许多人一样，我也被这个事件弄蒙了。他让我们失望后，我们怎能比以前更喜欢他呢？作为一名科学家（科学工作者），我推测什么能让这种改变发生。我想是因为以前他被人们认为近乎完美，犯错误能使他看似更有人性，因此使得普通人感觉他更可亲。一个有趣的猜想，但是对吗？因为许多事件发生在猪湾，所以不能确信这个猜想是否准确。我们怎样才能试图找到答案呢？我们可以简单地问人们为什么他们比上周更喜欢肯尼迪。这听起来非常简单。不幸的是，它并不那么简单。多年以后，我认识到其实人们常常不会意识到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或因为这种或那种理由改变他们的信念。因此，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去简单地让人们解释他们的行为常常不会有理想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心理学家做实验的真正原因。但是我们怎么能做有关肯尼迪声誉的实验呢？我们做不到。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试图就下面的现象进行一个实验，而不是那种现象的特定例子。并且，事实上确实是这种真正的内在现象 不是特定事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犯错误能使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的声誉提高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超越这个引起我们猜想的特定事件。我与我的同事们不得不设计出一个实验，在实验中我们能够控制额外变量，并能检验在不很复杂的情境下，犯错误对他的吸引力有什么影响。在这个情境中，我们能控制错误的确切性质和犯错误人的类型。在简单情境下，和我们预料的一样，近乎完善的人犯错后会变得更吸引人，而普通的常人犯同样错误却不会变得更吸引人（我已经在第八章中描述了实验的细节）。设计试验正如上面提到的，为了努力控制，实验者必须将他或她的想法零零碎碎地从现实中提取出来，放入相对“无菌”的实验环境中，通常这需要虚构一个与产生想法的真实环境有一点相似的情境。事实上，经常遇到批评的就是实验室实验不真实，设计出来的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模拟情境根本不能反映真实世界。这批评对吗？也许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严格地检查每个实验室实验。权衡其利与弊，同时还要考虑其他研究同一问题的更为现实的方法的可能性。我与贾德森 米尔斯合作进行的实验与我的目标非常一致。因为它有许多实验室的利与弊。读者也许还记得，米尔斯和我曾经假想，人们可能会喜欢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 然后我们设计并进行了一个实验室实验。该实验表明：那些经过很大努力（通过参加一次入会仪式）才加入某团体的人，比那些毫不费力就成为该团体成员的人，更加喜爱这个团体。下面介绍该实验是如何进行的。被试人是63名自愿参加性心理学讨论的女大学生，对每个人单独进行测验。研究开始时，我解释说，我们正在研究“小组讨论过程的动力”问题，至于讨论的主题实际上对我并不重要，但由于大多数人对性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我选择了这一主题以便找到足够的参加者。我还解释说，在选择这一问题作为讨论主题时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具体说这障碍是：许多人由于腼腆很难在小组里讨论性问题。由于这个影响讨论正常进行的障碍会使结果无效，所以需要知道被试人在参加性问题讨论时是否感到难于开口。被试人听到这些话后，每个人都表示自己不会有困难。这些精心设计的指导语为后来实验中的重大事件打下了基础。读者应注意我的话怎样使被试人相信了后来的实验材料。至此，给每个被试人的指导语都一样。现在的工作是给 处于不同实验条件下的人以不同的经历，实验者认为这种经历会使人的行为产生差异，因而称之为“自变量”。事先将被试人随机安排在以下三种实验条件下：1/3的被试人经历一个严峻的入会仪式；1/3的被试人经历一个温和的入会仪式；1/3的被试人不经历任何入会仪式。对于那些没有经历任何仪式的被试人，只简单地告诉她们，现在就可以参加小组讨论了。而对于那些经历严峻入会仪式或温和入会仪式的被试人，我告诉她们说，因为需要确定是否每个人都能公开讨论性问题，所以才编制了一个测量窘迫的选拔测验。然后让被试人做这个测验。此测验就构成了入会仪式。对那些经历严峻仪式的人来说，测验使她十分窘迫，它要求被试人对男主试者高声朗读十二个猥亵的词和当代小说中两段关于性的详细描写（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并非什么窘迫之事，但要知道这个实验是1959年做的）。参加温和仪式的被试人只需要读一些有关性的但不猥亵的词汇。在该研究中，被试人被分配的三种条件称作自变量。简言之，研究者设计和进行实验的目的是考察被试人面对何种条件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的目的是考察入会仪式的严峻性 自变量 是否会导致被试人行为的系统差异，经历了严峻仪式的参加者其行为是否与经历温和仪式或没有仪式的参加者完全不同？行为在哪方面有差异呢？仪式之后，让每个被试人都听一个团体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是由她刚刚加入的那个团体的成员举办的。为了控制讨论的内容，使用了录音带，但要让被试人相信这是真的现场讨论会。这样，所有的被试人，不论她参加了严峻的仪式、温和的仪式或者没有参加仪式，所听的都是同一个讨论会。该讨论会的内容非常枯燥乏味，它包括一个结结巴巴、词不达意的对低级动物第二性征的分析 诸如鸟类羽毛的变化、某种蜘蛛的复杂交配舞等等内容。录音带上的录音有许多长时间的停顿、哼哼、嗡嗡声，讲话常被打断，句子不完整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这一讨论会显得乏味并令人讨厌。讨论结束时，我拿出一张等级量表，要求被试人在上面评定这一讨论的趣味性和价值。这称为“因变量”，因为单纯从字面上看，实验者假设被试人的反应“取决于”给被试人安排的实验条件。实验者测量因变量是为了评定自变量的效果。简短说来，是否自变量是原因，而因变量是效果。实验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设：经历温和仪式或根本没有经过入会仪式的女学生们认为，团体讨论会比较枯燥乏味；而那些为加入这一团体受过折磨的人（即经历严峻仪式的人）则认为，它的确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讨论。要记住，所有学生评定的都是同一个讨论。设计和实施实验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我和贾德森 米尔斯用了几百个小时设计这个实验，创造能使被试人相信的实验情境，给团体讨论的录音带写脚本，指导充当团体成员的人进行排练，构想入会仪式的过程和测量方法，征集自愿参加者当被试人，对实验进行预试，指导被试人完成试验，向每个被试人解释实验的真正目的（欺骗的原因和它的全部含义等）。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发现：那些为加入团体而经历严峻仪式的人比那些经历温和仪式的人或根本未经历仪式的人都更加喜爱这个团体。肯定还有研究这一问题的更简单的方法。读者可能已注意到，我和米尔斯使用的过程与其他一些入会仪式，例如一些原始部落、兄弟会、一些排外的俱乐部或组织等所使用的仪式不大相同。为什么我和贾德森 米尔斯不利用那些既易于研究又更富于戏剧性、现实性的现实生活中的情境呢？让我们看一看使用现实生活中的情境有什么优点：现实生活中的入会仪式可能更严格（即它们对成员可能影响更大）；不必如此绞尽脑汁地设计一整套背景，使每个被试人都感到它是真实的；社会的相互作用涉及的是真正的人，而不仅仅是来自录音机的声音；可以避免在科学名义下使用欺骗方式或使被试人经受困扰、不愉快的体验所带来的道德问题；比实验节省时间。因此，当我们肤浅地考察自然情境的优点时，似乎研究目前存在的兄弟会，我和米尔斯的工作就会简单得多。我们可以这样来做：评定出各组的入会仪式的严峻程度，再与成员们谈话以确定他们对这个团体的喜爱程度。若经历严峻仪式的成员比经历温和仪式或没有经历任何仪式的成员更喜爱自己的兄弟会，那这个假设就得到了证明。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进一步看看为什么人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吧。如果我们随便问一个路人，实验室实验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他可能会说是“控制条件”。这确实是实验室的一个主要优点。实验有控制环境和变量的优点，可以精确地研究每个变量的效应。米尔斯和我把我们的假设放入实验室中，这就去掉了许多现实世界里存在的不必要的无关变量。实验里要求严峻仪式的强度都一样，如果使用一些有严峻仪式的真正兄弟会，这个条件就难以保证了。再进一步看看，实验里的团体讨论对于所有被试人都一样，而在现实世界里，兄弟会的成员所评价的实际上是不同的兄弟会。即使我们能找出有“严峻仪式”的兄弟会与有“温和仪式”的兄弟会之间的区别，又怎能知道这区别是由仪式不同造成的，还是兄弟会成员本身的可爱程度不同造成的呢？在实验中惟一的区别是仪式的严峻程度，因而可以肯定一切差异都是由仪式过程造成的。随机分配的重要性控制条件是实验室实验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不是这种程序的主要优点。一个更重要的优点是可以把被试人随机地安排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这意味着，每个被试人被安排在任何一种研究条件下的机会都相等。的确，把被试人随机安排于各种条件下是实验方法和非实验方法间的主要区别。随机分配的最大优点是：任何没有完全控制的变量几乎肯定是随机地分布于各种条件下，这就保证了这些变量不可能以系统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结果。举例可以帮助说明这一点。假设你是一位科学家，你有这样一个假设：与漂亮姑娘结婚的男人会快乐。你怎样检验这个假设呢？譬如说，你着手寻找1000个娶了美丽姑娘的男人和1000个娶了丑陋妇女的男人，让他们每人填写一张“快乐”问卷：结果表明，娶漂亮姑娘的男人的确比娶丑媳妇的男人更快乐。这是否意味着娶漂亮姑娘能使人快乐？不一定。有这样的可能：快乐的男人更温柔和蔼、更幽默、更容易相处，于是那些漂亮姑娘们（与丑陋女人相比，她们有更多有利于竞争的条件）就追求并嫁给这些男人。因而可能快乐是（因），这些男人与漂亮姑娘结婚是果。至此问题并未结束。可能还有既使男人快乐又使他们和漂亮姑娘结婚的第三个因素。金钱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因素。富有使男人快乐，而且正因为他们富有才吸引了漂亮姑娘，这是讲得通的。所以，上面两个因果关系都不一定正确，也就是说快乐可能并未使男人娶到漂亮妻子，漂亮妻子也未必使男人快乐。问题更复杂了。原因在于，我们往往不知道这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在这个有关快乐的研究中，第三个因素可能是财富；可能是成熟的性格使男人快乐并吸引了聪明的姑娘；可能是社会地位、体育运动能力、权力、名望、牙齿洁白、穿着时髦，或者是研究者无力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的上千种特性中的任何一个。但如果研究者做一个实验，就可以把被试人随机地分配在各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虽然这个程序不能消除这些变量（金钱、社会地位、体育运动能力等等）造成的差异，但随机地把这些特性分配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可以使这些差异互相抵消。这就是说，若随机地把被试人分配在各种实验条件下，那么在每一种条件下，富人的人数近似相等，名人的人数近似相等，擅长体育运动的人数也近似相等。这样，如果我们发现各种条件之间存在差异，那这些差异就不可能是由个体的某一特性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因为所有这些特性都平均地（或近乎平均地）分布于各种条件下。众所周知，快乐的男人和漂亮女人这种特例是不容易在实验室中进行控制的。但让我们幻想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该怎样做：找50个男人并随机地安排25人娶漂亮妻子，另外25人娶丑陋妻子，这大概较为理想。几个月后，再让他们填写快乐问卷。如果发现娶漂亮妻子的男人比娶丑陋妻子的男人更快乐，就可知道快乐的原因了。简言之，不能把他们的快乐归因于社会地位、或英俊、金钱、权力等 这些因素都随机地分布于各个实验条件下。他们的快乐一定和他们妻子的特征有关。这个例子有些荒诞 即便社会心理学家是为了科学事业，也不能事先安排他人的婚姻。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实验室的控制条件下检验重要而有意义的事件。本书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例并用它来说明实验方法的优点。第六章里我报告了儿童看电视上暴力行为的时间与他们用攻击方法解决问题的倾向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看电视上的攻击行为使孩子们变得具有攻击性了吗？不一定，有这种可能，但它也可能意味着攻击性强的孩子喜欢看攻击行为，即使他们整天看《芝麻街》也照样可能一样具有攻击性行为。后来，有些实验者证明了，观看暴力确实增加暴力。怎样证明的呢？他们随机地把一些儿童安排在一种条件下，即让他们看一部名为“不可接触”的电视系列片，其中每一集里都有25分钟描绘人们相互厮打、杀害、强奸、咬人、拳击等等的场面。为了控制，实验者又随机将另外一些儿童置于另一条件下，即让他们看同样长时间的体育运动的电影。关键的一点是每个儿童被选去看“不可接触”电视片的机会相同。因此，孩子们在个性结构上的差异在这两个实验条件下互相抵消了。这样，他们发现看过“不可接触”电视片的儿童比看体育运动片的儿童显示出更强的攻击性，这一发现有力地说明观看暴力能导致暴力。你大概还能回忆起来，这正是我们在本章一开始描述的监狱学校计划的评估案所遇到的问题：自愿参加这个项目的囚犯可能与没有自愿参加这个项目的囚犯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所以，比较自愿者与非自愿者的累犯率容易产生误导。这种比较方法能产生蒙蔽作用，使项目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有效。那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方法就是吸引两倍的自愿者。然后，你可以随机地将其中一半自愿者安排到该项目中，而把另外一半安排到控制条件下。如果选择的确是随机的，那么比较两组的累犯率才会使你得到有价值的数据。让我们再回到入会仪式的实验上。如果我们进行调查，发现有严峻仪式的兄弟会比有温和仪式的兄弟会其成员之间更加相互吸引，就有了仪式的严峻程度和兄弟会成员间的互相喜爱成正相关的证据。这里“正相关”是指仪式越严峻，成员就越喜爱这个团体。然而，无论这两个变量间的相关有多高，也不能仅依据观察资料就推论说：严峻的仪式引起了成员对团体的喜爱。从这样的观察中只能推论出，这两个因素彼此有联系。严峻仪式与兄弟会成员的相互喜爱之间所以有正相关存在，其原因可能并不是严峻仪式造成了成员对团体的喜爱。恰恰相反，很可能是团体的高度吸引力使得该团体采取严峻的仪式。如果团体成员对他们自己很满意，他们会尽力保持团体的纯洁性以维护这种使人满意的状况。于是，为了限制别人加入，便需要有一个严峻的入会仪式。单从我们的调查资料来看，既不能说这个解释是错误的，也不能说严峻仪式一定引起成员之间的喜爱。资料未给我们提供任何因果关系的信息，因此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在前一个例子中我们已看到，可能有第三个变量既造成了严峻的仪式，又造成了喜爱。谁愿意实施或接受严峻的仪式呢？当然是那些有强烈的施虐受虐狂倾向的人。这种人的互相喜爱大概不是仪式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气味相投”。虽然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奇异，但这的确是可能的。使研究者更苦恼的是可能还有其他无数种想不到的解释。实验法建立在随机分配实验条件的技术基础上，一举消除了所有可能的解释。在实验中，施虐受虐狂被分配到无仪式的条件中和严峻仪式条件中的机会相同。而在现实世界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肯定会把自己分配到严峻仪式条件中，这样就使结果无法解释了。对社会心理学实验法的挑战控制与影响实验法并非一切都好，做实验涉及许多实际问题。我提到过控制各种变量是实验法的一个主要优点，但对人类被试人的环境实行完全彻底的控制是做不到的。许多心理学家用老鼠而不用人做实验的原因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控制老鼠从出生到实验终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例如：气候、食物、训练、接触同类的程度、未受过外伤等等。社会心理学家却不能为了控制人类被试的实验而把人关在笼子里。即使这样做能使被试人有一个更幸福的生活环境，但作为一门科学未免失之轻率。个人之间在无数细微方面都有差异，这使对各种变量的控制进一步受到了限制，我们力求说明人们做些什么，当然意思是指在给定的一系列条件下，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内做些什么。如果有些未测量到的个体差异影响了结果，我们的结论就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是精确的。在态度、价值观、能力、个性特征和新近的经验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人们在实验中的反应方式。因此，即使有能力控制实验条件，同一个条件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每一个人。而且，即使成功地控制了实验条件使之对每个人都完全一样，我们也会遇到另一个实际问题，即实验情境过于纯净使得被试人可能不认真地对待它。“过于纯净”一词至少有两个意思：无菌（指没有无关变量的干扰。译者注），无效或无聊。实验者应努力使实验尽可能“无菌”而又不使被试人感到它枯燥或脱离生活。如果被试人认为实验没有意思、不吸引人，那么他的反应可能就不是自然产生的，我们的结果也就没有意义了。因而，除控制条件外，还要使实验对被试人有所影响，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被试人必须认真对待实验并真正进入到实验中去。否则实验就不能在重要方面影响他们的行为。社会心理学家感到困难的是，“影响”和“控制”这两个关键因素经常发生矛盾：一个增长，另一个就倾向于下降。实验者面临的进退两难的问题是，怎样把对被试人的影响增加到最大，而又不放弃对情境的控制。解决这个两难问题需要在构思和设计实验情境时具有相当的独创精神和巧妙性，这就又使我们面临现实性的问题。现实性我在这章的前面提到过，人们经常批评实验室实验是对世界人为的、刻意模仿；也就是说，这些实验不是“真的”。我们指的“真”到底是什么呢？几年前，我和梅里尔 卡尔史密斯在一篇探讨实验方法的论文中试图找出“真”的准确定义。 我们推理到，一个实验可能在两种不同的方面具有现实性：如果一个实验对被试人有影响，强迫他认真地对待并卷入到实验程序中，就可以认为该实验已具有了实验的现实性。与此极不相同的另一点是，实验室实验与外部世界通常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相似程度问题，我和卡尔史密斯将其称之为生活的现实性。人们对实验的现实性与生活的现实性两个概念的混淆常常导致了对实验室实验是人为的和无价值的批判，因为这些实验没有反映真实世界。举一个具有很高的实验现实性而生活现实性却很低的研究作为例子，也许能说明这两种现实性之间的差别。还记得第二章中探讨过的斯坦利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吧。在该实验中，要求每个被试人向隔壁房间里那个他以为被通上电的人发出一系列强度不断增加的电击。现在，请你诚实地回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有多少向别人发出电击的机会呢？这个实验是不现实的 但只在生活意义上是不现实的。这一过程具有实验的现实性吗？也就是说，参加者真的被绑在电击仪器上了吗？他们认真对待它了吗？实验对他们有影响吗？在实验期间，实验是否成为他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呢？或者，他只是在演戏，不认真、嘻嘻哈哈地完成整个过程？米尔格拉姆报告说，他的参加者体验到极度的紧张和不安。还是请米尔格拉姆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一位典型的被试人当时的状况吧：我看到一位商人微笑着走进实验室，显得成熟、自信、泰然自若。在20分钟内，他就变得判若两人，说话结结巴巴，浑身痉挛，神经几乎崩溃。他不停地揪耳垂、搓手。有一次，他用拳头捶打着前额，嘟囔着，“上帝啊，快点结束吧。”但他还是继续服从实验者的每一个指令直到实验结束。一个处于非现实性情境中的人，似乎不会有这种行为。米尔格拉姆的被试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虽然在日常生活里这些事情并不发生在他们身上。因而，下面的推论似乎比较可靠：如果现实世界里真的发生类似情况，这个实验的结果则可精确而合理地说明人们对它将如何反应。欺骗实验的现实性的重要性很难被过分夸大。使实验具有这一基本性质的方法，是设计出能使被试人感到有吸引力并且有趣的情境。同时，还经常需要掩饰研究的真正目的。为什么需要掩饰呢？在本章的前边我曾提到，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世界上，经常对发生在社会上的事形成假设，在这个意义说来，每个人都是一位业余社会心理学家，包括我们实验的参加者。因为他们遇事总要琢磨，如果知道我们想得到什么，就会以与他们自己的假设相一致的方式去做。为此，我们努力对参加者掩盖实验的真实目的。由于我们几乎总是面对非常聪明的成人，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为了得到有效而可信的资料，在大多数实验中这是绝对需要的。这就把社会心理学家置于一个电影导演的位置，这种导演要为演戏布置舞台，却不能告诉演员演什么。这样的布景被称作掩饰情节，目的在于增加实验的现实性。通过情境设计，被试人可以真实、自然地行动，而不会因为知道实验者正在研究自己的哪些行为而妨碍实验。例如：在阿伦森一米尔斯的入会仪式实验中，告诉被试人说，为了从他们中挑选一些人加入一个将要讨论性心理学问题的团体，她们将要参加一个窘迫测验。这是一个纯粹的掩饰情节。实际上，她们被实验者带入一个入会仪式中，以观察该仪式对于她们对这个团体的喜爱有何影响。如果被试人在实验之前了解到实验的真实目的，实验结果就毫无意义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表明，如果被试人知道了实验的真实目的，她们就不会很自然地行动。她们要么尽量用一种使自己看上去显得很好的方式去行动，要么尽力去“帮助”实验者，使实验结果最终符合被试人本人的预期效果。这两种后果都是实验者的灾难。通常实验者能很好地控制被试人的“帮助”愿望，而“使自己看上去好”的愿望却难以控制。多数人不愿让别人认为自己软弱、变态、循规蹈矩、缺乏魅力、愚蠢或疯狂。所以，一旦知道实验者的实验目的，被试人会尽力使自己看上去好一些或“正常”一些。例如，在一个专门为研究这一现象而设计的实验中，告诉被试人某个特定结果表明他们具有一种“良好的”个性特征，与告诉他们同样结果反映出他们具有某种“不好的”特征时相比，他们更多地做出能产生“好”结果的行动。虽然被试人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确实妨碍我们得出有意义的结果。鉴此，实验者认为有必要对被试人隐瞒实验的真实性质。为说明这一问题，让我们再看看所罗门 阿希经典的从众实验。在这一研究中，让一个学生判断几条直线的相对长度。这是一项极简单的任务。但是，另外几个学生（实际是实验者的助手）故意说出一个错误的判断。面对这一情境，大部分被试人都屈从于潜在的团体压力而说出了错误的判断。当然，这是个具有很大欺骗性的实验。被试人认为自己参加的是一个知觉实验，而实际研究的却是他们的从众行为。这种欺骗必要吗？我认为是必要的。让我们不加任何欺骗地重做这个实验：假设你是实验的被试人，实验者说：“我对研究当你面对团体压力时是否从众这一问题很感兴趣”，然后把实验中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给你。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会从众的。我还可以断定几乎没有一个人会从众，因为从众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表现。实验者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能下结论说，人们都倾向于不从众吗？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容易引起误导。这样的实验毫无意义。回忆一下米尔格拉姆有关服从的实验。他们发现实验中62%的普通公民都愿意服从实验者的命令向另一个人发出强烈电击。但每年我先向班里的学生讲述这个实验并问他们自己是否会服从这样的命令时，只有1%的人表示自己是服从的。这意味着我的学生比米尔格拉姆的被试人心地更善良吗？不是。我认为这意味着，哪怕只有半点机会，人们也会尽力使自己看上去是好人。所以除非米尔格拉姆使用欺骗方法，否则他得到的结果丝毫不能反映人们在以为自己处于真实情境中时的行为方式。如果我们让人们坐下来放松一下，并让他们想想，如果处于某种情况，他们会怎样做，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将是人们愿意怎样做，而不是人们实际会怎样做。道德问题为了得到人们在最复杂和最重要的情境中将如何行动的有用信息，使用欺骗可能是最好的（也许是惟一的）方法，但它却给实验者提出了极严肃的道德问题。从根本上看，主要有三个问题：撒谎是不道德的。这个问题在水门事件发生后显得更加重要。这个事件披露了：政府机构非法窃听公民谈话；总统公然对选民撒谎；总统直接雇用的人使出了所有肮脏的手段，如诡计、伪造书信和文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家能证明给当代存在的“谎祸”添砖加瓦是正当的吗？这种欺骗往往导致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当人们作为被试人却不清楚实验者的研究目的时，就根本不能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是否同意参加实验的决定。例如，在阿希实验中，一些学生如果事先知道他要研究自己的从众倾向，而不是研究自己的知觉判断，他们就不会同意参加实验。实验过程经常包含一些不愉快的体验，如疼痛、枯燥乏味、焦虑不安等等。在此，我赶紧补充一句，即使在研究者不使用欺骗手法时和研究程序不很极端时，依然也会引发道德问题。有时，甚至那些看似最温和的程序也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一些被试人。看一看罗宾 道斯、珍妮 麦克塔维什和哈丽雅特 谢克利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他们主要是研究“社会中的两难处境”，被试人面临两种选择：合作或背叛。如果每个人都选择合作，那么大家都能获得金钱上的奖励；如果一个或多个被试人选择背叛，这些人就会获得金钱上的奖励，但选择合作的被试人将蒙受金钱上的损失。被试人的选择在整个过程中都处于匿名状态。在实验一开始时，就对所有被试人充分解释了游戏规则，而没有任何隐瞒。应该说，这种安排是不会产生副作用的。然而，当第一阶段实验结束后的第24小时，一位年过半百的男子打电话给研究者。他是他所在的组内惟一的变节者，并因此获得了192美元的奖励。他想把所得的奖励退回去与其他被试人平分，因为其他选择合作的被试人仅仅得到 美元的奖励。在对话中，他谈到对自己的贪婪行为感到羞愧，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等等。在另一个类似实验中，一位选择合作的妇女报告说，其他人都选择了背叛，使她感到上当受骗，终于认清了那些人不像她原来认为的那样值得信赖。尽管研究者进行了周密的计划，他们对被试人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大是始料未及的。我有意选择了道斯、麦克塔维什和谢克利的实验是因为他们没有隐瞒实验的真实目的，也完全符合道德规范。没有什么道德规范能预测所有问题，尤其是那些当被试人发现有何对他们自身不利时产生的问题或那些被试人预料到的问题。进行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家对道德问题非常关心，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建立在道德的两难困境中。请让我解释一下。这种两难困境是基于大多数心理学家都会认同的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之上。一方面，他们相信进行自由的科学探索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相信人类的尊严与人类保护隐私的权利。这个两难局面是真实的，虔诚地为保持人类的尊严的重要性而辩护不能消除它，巧舌如簧地发出忠于科学事业的誓言也不能消除它。社会心理学家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不是一次，而是每当他们设计并进行实验时都要直面这个问题，因为世上不存在“放之所有实验而皆准”的规律或方针，既有针对性，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很显然，一些实验技巧暴露出的问题比另一些技巧多。总的来说，使用欺骗手法的实验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因为“撒谎”这个行为本身是客观的，即使欺骗的目的是掩盖真相。那些产生痛苦、窘迫、负疚或其他各种强烈感受的程序暴露出明显的道德问题。当实验使被试人看到自己身上那些令人不悦和负面的问题时，更加微妙却不失重要的道德问题便浮出水面。看一看道斯、麦克塔维什和谢克利那些相对温和的实验中的被试人吧。所罗门 阿希实验 中的许多被试人了解到，他们在面对团体压力时会采取从众行为；我们（阿伦森和梅提）所做的许多实验中的被试人了解到，他们会在玩牌中作弊；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许多被试人了解到，即使在服从权威会给他人造成明显的伤害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这样做。最后，还记得第一章中斯坦福监狱研究实验中的被试人在没有接到直接而明确的命令时，采取了残酷对待他人的行为。这种自我发现是否对被试人具有治疗效果或教育意义还存在争议。的确，许多被试人本身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观点并不能为这些程序辩解。说到底，一个研究者怎么能事先知道这些程序是否会有治疗效果呢？此外，如果哪个科学家在没有征得他人同意的前提下，认为自己有权利或有技术为他人提供治疗体验，将是非常自大的。考虑到上述问题，那么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目标本身是否可能为研究者采取的这些方式而辩解呢？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不管这门科学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管它会取得哪些成果，都不足以为欺骗他人或使他们陷入痛苦而辩解。而另外一些人坚持认为，社会心理学家正在探索对人类有长远利益的东西，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我自己持一种折衷的观点。我认为，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是非常重要的；我同样认为，实验中被试人的权利自始至终都应该受到保护。在决定一个实验程序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时，我认为对利一弊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说，应该将实验带来的好处与实验给被试人带来的损害考虑在内。换言之，人们在作出决定时，实验对社会带来的好处与被试人付出的代价之间的比率必须被考虑进来。不幸的是，这样的对比往往不容易做出，因为一般来说，实验对社会带来的好处与实验对被试人的损害是不可知的、难以计算的。进而，甚至连对实验的结果的预测也会改变我们对它所引发的道德问题的评价。如果没有一位被试人发出高于适中水平的电击，我们还会质疑米尔格拉姆实验的道德问题吗？很明显不会。一项研究发现，对米尔格拉姆实验程序危害性的个体评估，因个体对实验结果的种类的预测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被告知大多数被试人都服从了研究者的指令的被试人比被告知只有少数被试人服从了研究者的指令的被试人认为，实验更有害。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如果实验结果令人愉快或反映出比人类天性更美好的东西，那么任一实验的道德问题就可能遭到较少的质疑；而如果实验结果反映出一些我们宁愿不知道的东西，那么它就可能遭到更多的质疑。总之，我在决定是否做一项实验时会考虑与研究有关的各种利弊。下面就是我始终遵循的五项原则：应避免那些引起极大不安和痛楚的程序。若实验者极其机智和谨慎，通常不用那些极端的方法就能成功地验证假说。虽然较为缓和的程序往往使结果不太清晰，但实验者应该做到，宁可结果不太清晰，也要保护被试人。实验者对使用欺骗性程序应该非常谨慎，如果能找到其他行之有效的程序，就应使用这些程序，而不用有欺骗性的程序。若被试人的不安心情变得十分剧烈，实验者应给予他们退出实验的自由。实验者应在实验结束后，花费相当的时间向每个被试人仔细解释这个实验，说明真正目的、欺骗的原因等等。应千方百计保护被试人的尊严，不要让他因为“陷入”骗局而感到自己愚笨或受了骗。应在确信被试人情绪很好、对自己和自己在实验中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以后，才让他们离开实验地点。任何一个认真、诚恳、愿花时间和努力以报答被试人对科学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的实验者都会做到这些。最后，实验者不应“只是为了好玩”而进行那种欺骗和使人不安的实验。进入实验室前，实验者应能肯定自己的实验是重要而完善的，即自己正在用一种周密设计的、组织得很好的方式给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寻找答案。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者努力做到对被试人的需要尽可能敏感。虽然有些实验程序能引起被试人一定程度的不安，但是绝大部分程序中都包含有许多保护被试人的防卫措施。例如，从被试人不安这一角度来看，许多读者一致认为斯坦利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是本书中所报告的最困难的研究之一。是否应该进行这个实验？争论相当大。但是，米尔格拉姆在实验以后，做了很大努力以使被试人的全部体验变得有益而令人兴奋。他的努力显然收到成效：实验完成几个星期以后，84%的被试人报告说，他们为自己能参加这项研究感到很高兴，15%的人报告了既不高兴也不遗憾的中立感情，只有1%的人对参加该项研究表示后悔。（然而我们应该谨慎地看待这些结果。在第五章讨论过的认知失调理论提示我们，有时人会通过改变先前的态度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一项追踪研究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在这个实验完成一年之后，一个大学里的一位精神病专家会见了一组有代表性的被试人，发现实验未产生对人有害的影响，相反，这些有代表性的被试人的典型回答是：自己所参加的这项研究是有教育意义的，它使自己更充实。实验结束后期实验结束后期有时也称解释期，是实验的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对于挽回实验中发生的一些不安及欺骗后果具有很大价值，而且给实验者提供了指导被试人的机会，从而使实验成为一次有教育意义的经历。此外，还使实验者能确定实验程序的效果如何，并从一个最了解实验的被试人身上查明应如何改进实验程序。总之，谦虚谨慎的实验者把被试人看做自己的同事，而不是看做物件。没有必要在这里细述实验后期的具体细节。对于想更多了解这一问题的人，可以去阅读我在这一课题上专业性更强的文章。在这一章里，我试图展现出实验法的优点，也试图说明设计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室实验是多么复杂，以及引起多么大的争论。此外，我还试图和被试人分享在克服困难后我所感受到的愉快心情，并试图探索保护被试人身心的方法。被试人为我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衷心感谢他们。本书前八章所讲述的知识、信息和见解都以这章里所讨论的技术程序以及与被试人的合作为基础。毫无疑问，我们对社会性动物的整体及各个方面的理解最终取决于我们在改进、发展研究行为的方法方面的独创性和智谋，这种方法应该能在不侵犯人的基本尊严的原则下，对所研究的行为加以很好地控制和影响。在这方面，实验的被试人为我们做出了贡献。发现不快之事的道德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道德问题 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科学家对于自己发现的东西所应负的道德责任。在这整本书里，尤其在第五章中，我谈到了一些特别有效的自我劝导方法，讨论了自我劝导的技巧，其后几章里讨论了这些技术的应用问题。自我劝导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这是因为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来说，被劝导者从来不知道是什么说服了自己。他们渐渐相信某件事或某种现象是真的，这不是罗伯特 奥本海默或T.S.艾略特或“肩膀”乔说服他们去相信的，而是他们自己说服自己相信的。于是他们经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或怎样逐渐相信了它，这使自我劝导现象不仅极有力而且很可怕。只要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相信某件事，就能比较自由地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我只知道这件事是正确的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认为，我就更有可能坚持这一信念，即使面对与之相反的证据。我所描述的这些机制可用于促使人们刷牙、阻止人们欺侮弱小者、减少痛楚或促使人们爱自己的邻居。许多人可能考虑到了这些好的结果。此外，这些同样的机制还可用于使人们购买某种牌号的牙膏，或为某个政治竞选人投票，所有这些都是操纵性的。揭露操纵他人的方法道德吗？本书的读者现在一定了解了，我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上的真正的人具有很多准则 而且我并不把这些准则掩盖起来，它们随处可见。例如，我要消除顽固和残酷，假如我有能力，为达到此目的我要使用最人道和最有效的方法。我也知道，一旦建立和发展起这种方法，他人就会企图运用它来达到我不赞同的目的，这引起了我的很大关注。我也知道你们不可能与我有同样的准则 但如果你们相信这些方法是有效的，就应该关注它。同时，应进一步指出，我所描绘的现象并不新鲜。使兰德里先生难以摆脱马尔巴勒香烟以及诱使卡利中校儿戏般地杀害越南平民的并不是社会心理学家，他们只是做了自己愿做的事情。社会心理学家试图了解这些世界上每天发生的现象和他人的行为，试图了解自从地球上最早出现的两个人开始相互作用时起，一直在不断发生的那些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了解，社会心理学家可以帮助人们制止某种他们认为是不适当的行为。虽然，一个工作着的社会心理学家知道，自己所研究的现象并非是自己制造的，但这一事实并未把我们从道德责任中解脱出来。我们的研究往往把这些现象具体化，使之成为一种高度系统化的，便于应用的方法。一些人会发展这一方法并用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在一个煽动者手中，这些方法可把我们的社会引入歧途。我谈这些并不是要推脱社会心理学家的责任，对于那些我认为是自己所应负的责任，我认识得非常清楚。简言之，这些责任是：告诉公众这些方法应该怎样应用，提醒他们警惕对这些方法的滥用，不断进行那些能加深我们对社会性动物理解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