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容易被想像的事件能被判断为更可能发生的事件,那么对一个事件的刻意想像可以增加其易得性,从而使它看起来更可能发生。对结果的想像可以增加对其结果发生概率的预期。 如果一个事件的结果很难想象,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对结果的想像并不能保证其出现的可能性更高;如果事件的结果是很难想像,想像的努力就会降低人们对其发生可能性的预期。另一种情况是事件的结果是极端负性的。有些事件的结果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对事件结果的想像使他们否认这一的结果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对许多人而言,这样的极端结果事件的例子是核战争。如果一个事件的结果是非常恐怖的,就会使个体产生否定感,这样对其结果的想像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个体对其结果发生可能性的预期。 生动性 与易得性相近的一个概念是生动性。生动性通常是指某事件多么具体和易于想像,尽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还会有其他的含义。有时候,指某事在情绪上的令人激动,或者是事件之间在时间或者空问上的接近性。许多研究的结果表明,决策者更加容易被生动的信息所影响,而不是平淡的、抽象的或者是统计的数据。 生动信息的力量深得广告人、政客以及许多其他的“专业说服者”的青睐。而生动性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领域是法庭。信息的生动性可以影响陪审团最后的决策。 尽管生动效应在某些情境下是可以产生作用的,但是其适用的范围和效力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依据易得性直觉的一般原则,相对于平淡信息而言,对事件的生动描述可以提高人们对其发生概率和频率的判断。 【 在很多情况下,易得性直觉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关于发生频率和概率的准确估计,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同样可以使人们的判断产生很大的偏差。同样,如果一些秒速非常生动的,但是并不经常发生的致死原因被高估了,人们的实现也将随之转移,而忽略了普遍的危险。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公开比较这些以往被我们低估或高估的危险。 谈到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频率,易得性直觉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易得性直觉也仅仅是影响人们对概率和频率判断的因素之一。 】 影响人们概率判断的其他因素。 概率和风险 风险通常很难量化,甚至概率事件中最基本的问题也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 如果在某种情境下贝叶斯定律并不能够起作用,你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我们应该认真地审视统计学上被称为“先验概率”的概念。先验概率就是在新信息到来之前,对一个事件发生概率的最佳估计。 先验概率和修改后概率之间的绝对差异不会很大。 对事件的概率判断同样会受到时间结果“效价”(就是时间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的影响。性爱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认为正性结果发生的概率比负性结果要高。 复合事件 在概率理论中,单个的事件被认为是简单事件,同时多个事件被认为是复合事件。又分连续事件和非连续事件。人们通常会高估连续时间的发生概率。决策者在判断一个复合时间的发生概率的时候,更加倾向于锚定或者固着在其简单事件的发生概率上。一旦决策者将这样的简单概率固着在自己的头脑中,他们就很难根据大量的简单事件需要同时发生这一事实对概率的判断进行调整。同样的,人们往往会低估非连续时间发生的概率。当非连续事件是由许多低概率的独立事件组成时,人么就会低估该复合时间发生的概率,这时的概率是简单事件中至少有一件发生即可。 保守主义 更加糟糕的是,一旦人们形成了对某一事件的概率判断,那么当呈现给他 新信息的时候,他改变其原先判断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种不愿意改变先前概率估计的惰性被称为“保守主义”。这样的保守主义都是相对于如贝叶斯法则这样的标准理论而言的,个体在接受到新的信息以后,改变概率估计的速度应该快得多。 一些风险程度相同的事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对风险的直觉是高度主观性的,人们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往往取决于具体的风险呈现方式以及风险的类型。人们经常自觉接受一些风险,儿不愿意接受另外一些风险。风险知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当人们谈及风险这个概念时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风险是不是与特定行为的不良结果预期数量相等同? 是什么样的特征使得某一个事件显得更具风险性?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风险不同于对某一时间不良结果的预期,它的含义更加丰富。 风险知觉中的三个基本维度: 1)“恐怖风险”,其特点是“知觉到缺乏控制感,恐惧,灾难性,不良后果以及利益与风险不相匹配”。这样的维度与一般公众对风险的知觉是最为接近的,该风险的最极端的例子是与核武器及核能相联系的风险。 2)“未知的风险”,这样的风险所包含的特点是‘无法观测的,无法了解的,新颖的,以及其所造成的伤害是延期的”。基因和化学技术所造成的风险就是这类风险中的极端例子。 3)面对某一个特定风险时个体的数量。 尽管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可以影响个体对风险的知觉,例如个体对概率估计的保守性、危险的真实性或者可得性以及灾难发生的时间特征. 普通个体与专家相比,他们对风险的知觉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普通个体并不能很好地估计各种风险的大小,他们对风险的总体知觉总是从‘’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下一代的威胁”角度来考虑,而不是根据其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专家能够很好地估计风险的大小,他们对风险的知觉与其发生的概率是紧密相连的。 事故可以使我们更安全吗? 对某项技术的支持者通常关注的是安全措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样的非灾难性事故使它进一步得到了确认;而反对者强调事故已经发生了,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另外,对于将来类似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问题,支持者和反对者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相反的。当阅读了一个给定的事故描述之后,支持者认为将来发生类似事故的可能性降低了,而反对者认为将来发生类似事故的可能性提高了。 决策者在对概率和风险进行判断的时候可以采取以下一些简单的措施来尽量避免偏差: 1)保持正确的记录。记录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的发生频率,这样就有可能减少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发生,减少可得性偏差以及其他一些由于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偏差。 2)警惕如意算盘。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高估渴望事件发生的概率,同时也会低估自己不希望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尽管这样的规则存在着很明显的特例,例如在某些情境下,一些令人忧虑的结果的可得性可能会使人们的概率估计产生波动)。打消这种如意算盘的最好方法是找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评估。 3)将复合事件分解为简单事件。如果一个复合事件是由一系列简单独立事件构成的(如这些事件的结果是互不相关的),一个有用的策略就是分别估计每一个简单独立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果这样的复合事件是连续性的,则将这些概率相乘。相反,如果复合事件是非连续事件,将独立事件发生的概率相乘,然后用l减去这个概率即可。这样的方法只能使用在由统计意义上独立的简单事件构成的复合事件上〔像投掷硬币),而如果简单事件的结果是相互关联的,那么这样的方法就不适用了。 【人们对概率和风险的估计容易受到一系列偏差的影响。有一些偏差来自于代表性和可得性偏差这样的直觉,而另一些偏差则是动机因素的结果,还有一些偏差来自于个体事先的预期和信息呈现的方式。尽管许多偏差是可以修正的,但这些偏差确实可以使我们在进行概率判断时犯错误。】 锚定和调整 个体的判断是以一个初始值,或者说“锚”为依据的,然后会进行并不充分的上下调整。事先的锚可以影响个体对自己完成任务的估计,进而影响他们在这些任务中的坚持性。锚定效应并不会因为使用了金钱刺激或者给予被试更加极端的锚定而消失。 较高的锚定数值会导致个体较高的数值判断。锚定效应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现象,效应的大小取决于锚和“锚前估计”(在呈现一个锚之前,个体的平均判断)之间差异的大小。直到两者达到相近的水平。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对于谈判专家、广告人、政治家以及那些专门从事说服工作的专业人士而言,一开始就采取一个极端的立场对于他们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锚定刺激对被试核战争概率的估计造成很大的影响。被问及核战争的概率是否大于或小于1%的被试比起那些没有得到具体锚定的被试来会做出较低的估计;相对而言,被问及核战争的概率是否大于或小于90%(或99%)的被试比起那些没有得到具体锚定的被试来会给出较高的估计。这样的差异并不受陈述方式—即核战争爆发或者核战争不爆发(心理学上称为框架效应)的影响,同样,被试对核战争的熟悉程度和关心程度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这样的结果至少可以有两个含义。第一,问题中的一终数字参考值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二,当支持者举出最好或者最坏的例子来表明他们的立场的时候,他们可能无法避免将个体的观点锚定在相反的方向上。 锚定效应并不仅仅存在于对核战争爆发的叮能性以及战略防御系统有效性的估计上,例如,前一年的预算支出可能会影响下一年预算的制定,谈判中的起始位置可能会影响下一轮谈判。同样有证据表明,陪审团向法官陈述证据的顺序(从严重的到轻微的)—这也是现在正在使用的一种标准程序—可能会导致更严厉的判决。锚定效应还能影响个体对房地产价格的判断。 一些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就是:想让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发生,是不太可能的。偶然事件是普通的,但是特定的偶然事件则不然。 【 锚定效应是普遍存在、不可动摇的。人们从一个锚定值进行的调整都是不充分的,无论是关于核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判断,还是房地产价格的判断,或者是对其他数值的判断。人们很难抵御锚定效应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对正确性的激励很少能够产生作用;部分原因在于锚定值通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观察相关的数值中是否存在明显偏高或者偏低的数值。这些锚定值很可能使决策产生偏差。 在理想世界中,决策者可能会低估或者忽略这样的信息,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做到的。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针对原来的极端锚定值,确定一个反方向的相等的锚定值。由于极端的锚定值可能产生最大的锚定效应,而锚定效应通常又是不容易察觉的,对最佳或者最差案例的讨论可能会引起不易察觉的锚定效应。例如,在考虑了理想状态下商业投资的可能性以后,就很难从现实的角度进行考虑。再一次强调,在做出最后的决策之前,考虑多个锚定值是非常有必要的。 】 对随机性的知觉 根据荣格“共时性”的理论,巧合发生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人们基于概率的判断,而事实上有一种未知的力量在对整个宇宙的秩序进行调控。 (1)个体是否总是倾向于将有意义的模式看成一些随机事件的组合? (2)人们是否能够随机地行为? 测试类似于随机序列,但是被试的选择并不是完全随机的,他们的下一次预测要受到前一次预测正确与否的影响。如果前一次预测他们猜对了是水平的刺激,且那么在这一次预测中,他们有64%的可能性继续猜测是水平的刺激;如果前两次刺激都是水平的刺激,且均被猜中了,那么被试在这次预测时,有72% 的可能性继续猜测是水平的刺激。换句话讲,尽管这样的序列是随机的,但是被试的猜测还是会迷信上一次猜测的迁确与否。如果参加这次实验的被试就是普通的被试,(这就意味着人们)总是倾向于将一些模棱两可的事件序列知觉为更加有结构的事件。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总是用他们过去行为的经验来预测将来事件发生的规律,尽管事实上这些事件与个体过去的行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如果明确地告诉被试刺激可能是完全随机的,那么被试通常能将这样的刺激序列知觉为随机的或者接近随机的,当然,如果在前面的尝试中相同的选择被证明都是正确的,那么被试对随机性的知觉并不能完全消除被试的一些迷信。并没有发现,如果事先告诉被试某个序列可能是随机出现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出现迷信行为。只是发现,当被试知道随机是一种可能的时候,事实上许多人都可以进行正确的判断。但对“随机性”含义的知觉并不总是正确的。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倾向于将存在一定规则的序列看成是随机的,而将一些随机的序列看成存在一定的模式。人们在对随机性进行判断的时候存在如此的困难,这就意味着如果要让他们自己来产生一个随机的序列,同样也会存在困难—事实也是如此。个体并不能自己制造一个随机的序列,即使是让他们竭尽全力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多于两种的选择(不仅仅局限于正面和反面,垂直和水平),任何一个结果的重复都可能使人们将它视为是一个非随机的序列,人们期望在随机序列中产生比随机序列应有的转换更多的转换。人们对随机性的错觉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过足够的培训,可以随机地行为。 【 这些对随机性知觉研究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结果并不会仅仅局限于硬币的正面和反面,或局限于垂直的或者水平的线条;公司中每天都在雇佣和解雇员工,运动场上到处是成功和失败,股价每天都在涨跌。在这样的一些结果中寻求一定的规律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关于随机性知觉的研究结构表明决策者倾向于过分解释随机事件。例如,尽管在证券市场中,股价的展荡类似于在华尔街上“随意漫步”,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花费整天的时间对股价的走势进行预测。研究发现,在得到了股价信息和趋势信息以后,65%的被试确信他们能够正确预测股市的走势,尽管这样的预测只有49%的正确率,儿乎类似于投掷一枚硬币。 本章中的研究显示,我们很容易从一个随机序列中发现一定的模式。在目睹了三至四次相同的结果以后,绝大多数个体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序列中必定存在一定的模式。当然,如果特定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三到四次相同事件的发生确实具有一定的信息性(例如,很少进行人员调整的公司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了三次人员调整)。但是如果情境都是由独立事件组成,且结果相同,那么三到四次相同结果的发生并不是不寻常的,决策者应该尽量避免将相同结果的短期重复看做是有意义的。 】 相关、因果关系与控制 (1)为了确定某种关系,哪些数据是必需的? (2)根据数据,这种关系存在吗? --协相关测量 绝大多数个体在协同测量中存在的困难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健康专家是否也会错误地判断症状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取决于另一事件是否发生,那么才能说这两个变量相关。没有经过统计学训练的成人被试显然对相关的概念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只要让他们进行统计方面的归因,他们总是倾向于仅仅利用案例的发生频率来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个体在判断两个事件的共存关系时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他们往往依赖于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来做判断。 个体对正性事件的依赖.个体很少关注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 相关错觉 两个不相关的变量给人造成r它们相关的错误印象,这被认为是一种“相关错觉”。人们认为在语义上存在联系的词之间存在着正性相关关系,但实际上这样的相关关系并不存在。即使经过了很好的培训,相关错觉依然很难消除。 尽管形成相关错觉的原因还不是十分明了,但是绝大多数的理论家将原因归结为易得性直觉和代表性直觉。易得性直觉的解释是这样的:相关错觉的产生是因为明显的或者突出的配对更容易进人我们的记忆,因此会高估它们出现的频率。代表性直觉理论的解释是认为主要是因为一个事件可以成为另一个事件的典型代表。 无法识别的相关 与观察到根本不存在的相关相反,我们可能会对一些现实存在的相关视而不见—这一现象可以被称为“无法识别的相关”。相关错觉产生的原因通常是由于期望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关系 ,而无法识别的相关主要是由于个体缺少这样的期望。由于缺少对两个变量关系的期望,那么即使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也可能被忽略。与相关错觉相比,无法识别的相关则显得更加普遍,而且可能导致复杂的结果。 人们无法识别中等强度的相关关系,同时倾向于将很强的相关关系视为中等强度的相关。 正确到断 为什么人们在判断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时候会存在如此多的困难呢? 以协同测量中的一个典型的关系是创造性与智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例,判断相关关系的六个步骤: 1、你需要了解哪些信息是相关的。 2、你需要在你考虑进行考察的人群中抽取一部分的样本(如果可能的话进行随机抽取)。这是一个观测,或者称为“数据收集”的阶段。 3、你必须对你观测到的现象进行分类和解释。哪些可以归结为创造力?哪些可以归结为智力?测量的结果是一个连续体还是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 4、你要牢记你的分类标准,并依此来估计符合事件和不符合事件的发生频率。 5、这样的估计必须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整合。我们可以使用统计公式来对频率估计进行整合,但是人们通常还是倾向于使用非正式的策略。 6、你需要根据整合的结果来判断是否存在相关的关系。 没有办法排除在以上的六个阶段可能出现的偏差,因此人们在判断相关关系时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不足为奇。决策者的记忆也存在若各种各样的偏差,许多这样的偏差可以使相关关系的判断变得更加复杂。 因果关系 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井不意味着其中的一个事件是另一个事件产生的原因,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常常将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等同起来。正如相关关系并不能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一样,因果关系也不能保证一定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 人们进行的最基本的协同测量,对于人类的生存以及自身而言都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其行为与行为结果的判断。无论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行为一与后果之间的关系在心理学的理论中都占据了中心地位。 人们通常相信他们对于概率事件能够拥有比实际情况更多的控制。这种信念通常被称为“控制错觉”。起先,一个相对稳定的成功模式可以是个体产生对自己技能的归因,进一步导致个体确信他在将来也能够取得成功。熟悉性和选择使被试产生了一种控制的错觉。 对控制的知觉尽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但它却在个体的健康问题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 在人们的决策中最为常见的判断就是两个变量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判断都是基于先前己经建立的关系;在另一些情况下,先前的联系并不足以使决策者就对全新的、矛盾的信息进行权衡,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判断,这很容易使决策者深陷泥潭。 建议: 首先,决策者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正性的、已被确认的关系。在判断相关关系时,没有出现的事实往往是最为关键的。 第二,在判断一个关系是否存在之前,决策者应该问自己,他们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观察还是期望。如果是前者,相关关系就有可能被低估;而如果是后者,相关关系就有可能被高估。这种差异与关于相关错觉和无法识别的相关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最后,决策者必须很好地识别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两个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间可能只存在很弱的相关。 】 因果关系判断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对行为原因的判断。 归因理论 是关于人们如何进行“因果归因”的心理学理论,也就是对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正如期望效用理论那样,归因理论被认为是决策中的规范性理论(关于个体如何行为的理想化理论);但是与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归因理论同样针对人们的日常行为提出了一个描述性模型。 变异框架分析(ANOVA)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行为的原因: (1)行为人 情境中的个体可能是行为产生的原因; (2)环境 情境中的某些固有特征可能是导致行为的原因; (3)时间 特定时刻的某些因素引起了行为。 这三种归因方式主要依据三种不同的信息来源: (1)共同反应:在相同的情境中,其他人是否采取同样的行为反应? (2)独特性:其他的情境或者其他的刺激是否产生相同的行为? (3)一致性:同样的事情是不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 “高度的共同反应”表示绝大多数个体在相同的情境中的反应是类似的 “高度的独特性”表示只有独特的刺激或者情境才会引起该行为 “高度的一致性”表示只要是相同的情境,那么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相同的事情。 个人归因:用个人的能力来解释个人的行为。(很低的共同反应,很低的独特性,很高的一致性) 这种对归因进行分类的方式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作出个热闹归因的最准确的手段是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行为都进行测量。 情境归因:针对不同时间和个体的测量只是在一个情境中进行。(高度的独特性,很高的共同反应倾向,很高的一致性) 因果归因的基础是对共变关系的判断。 共变原则认为某效应可以归因为与其共同变化的一个因素上。它提供了一个判断人们进行因果归因的基本准则。 对绝大多数行为而言,归因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也存在几个重要的例外。 (1)缺乏共同反应 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不考虑共同反应的信息,因此人们的判断会偏离归因理论的预测。对共同反应信息缺乏利用是忽视行为的基线水平的典型情况,因为在给定情境的前提下,共同反应就等同于行为的基线水平。 一致性的信息和独特性的信息可以影响个体因果归因,但是很少有研究证明共同反应信息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某些行为的倾向以一种统计的基线值的方式呈现给个体,人们往往会忽视或者低估共同反应信息的价值。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基线信息有时是比较抽象、模糊、令人难以捉摸的。根据这样的解释,相对于共同反应的信息而言,一致性信息和独特性信息看起来更加容易进行因果归因,因为这类信息通常是比较具体、生动和突出的。突出因素,也就是能引起个体注意的因素,相对于不突出的因素而言,更加容易引起因果归因。 (2)突出因素 如果一个事件经常发生,那么看到它的频率和可能性也就越大; 信息越是生动,就越容易被回忆起来; 事物越是突出,看起来就越像因果关系。 人们对因果关系的知觉部分是由个体在环境中的注意指向决定的,而突出性可以影响个体的注意。 突出的个体相对而言更容易被进行因果归因,甚至当人们坐在一面大镜子前时,他们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更加具有影响力。 (3)基本归因误差 “行为决定一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一个社会情境中,最突出的是人的行为(同样也就是暗指‘行为人”)。情境因素,例如房间的温度、具体的日期都是第二位的。个体处于大前方,而其他的事情都处于大后方。这种对于个体和个体行为的过分关注可以导致观察者过度将行为归因为个性因素--如个体的能力、特质和动机,从而忽视了环境因素的影响。这样一种将行为过多地归因为个性因素的现象称为基本归因误差。 基线信息通常被忽视,而基本归因误差也是不容易改变的。即使个体得知早某一个情境中存在外在的压力,他们也会对相关情境中的行为进行个性因素的归因。 (4)行为人-观察者的归因差异 如果个体的行为主导了观察者,那么什么东西可以主导行为人的思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行为人关注自己所在的情景。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个体会认为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是类似的。真是因为这种关注点的差异,个体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而不像观察者那样归因为个性因素。个体在对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使用个性因素进行归因的数量大致相等,但是他们在对自己进行归因时使用的情境因素的数量是对他人进行归因时的两倍。 如果行为人和观察者归因差异主要是来自两者的视角不同,那么如果交换两者的视角是否会出现同样的差异呢? 视觉的观察角度对个体的因果归因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果:当对行为的原因进行解释时,人们总是依赖于当时突出的因素。对于观察者而言,行为者就是突出的因素; 而对于行为者而言,情境的需要是突出的。这样一个看似细小的差异却具有深远的含意。在许多社会判断中,将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还是个性因素,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就判断疾病的起因和推荐治疗方案而言,选择什么样的治疗师才是关键,与实际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关系。 (5)其他 自我服务归因偏差:个体更加容易接受成功的努力,而不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认识因素和动机因素的复杂结合导致了这一偏差的出现。 与之相关的一种归因偏差称为归因中的自我中心偏差。这种自我中心归因偏差主要是指对于与他人共同完成的结果,个体认为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尽管有人认为自我中心归因偏差的产生仅仅是因为双方为了争取更多的正性结果或行为,但对于不良行为,同样存在自我中心归因偏差。 正性偏差效应是指个体倾向于将正性的行为归因为个性的因素,而将负性的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无论是谁表现出这样的行为,对于正性的行为,他们总倾向于进行个性归因,而对于负性的行为,他们更倾向于进行情境归因。 最终归因误差(负性效应):如果行为人是他们不喜欢的人时,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如果将种族的因素考虑进来,这样的归因方式就有可能使我们认为受贬低的个体的行为结果完全是由他们不变的、基本的个性特点决定的。这就是种族主义立论的根基。” 另一种形式的归因偏差,这种偏差经常会强化偏见的判断:个体认为他人的多样性并不如自己多。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境中更具多样性,而朋友的行为则不然。个体认为自己更多才多艺,而与他人相比,自己的行为更其有不可预测性,同时他们更加愿意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一些暂时的状态—心境、想法和感觉等,因此,这种将对他人的种族的、民族的和性别的观点相对泛化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刻板印象。 【 你如何解释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 你经常将它们归因于自己的个人能力、兴趣和特质,还是归因于外界的因素? 这样的归因只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情境,还是普遍存在的情境? 归因的风格是直接与心理健康和情绪幸福感联系在一起的。 减少基本归因误差的一种方法就是更加关注共同反应的信息。如果在一个相同的情境中,绝大多数个体的行为都是类似的,这时做出个性因素的归因是不合适的。相反,观察者应该从情境因素中寻找对行为的解释。另一种“消除误差”的方法是反问自己如果身处相同的环境,自己将如何行为。这种观点采择的方法可以扭转行为人一观察者归因差异。 由于因果归因往往取决于事件发生当时最为突出的因素,因此寻找隐藏的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即使是措辞方面细微的变化都可以影响信息的突出性,从而改变因果归因。这意味着因果归因和其他许多判断相似,是具有“可塑性的”。 】 ======================================== 本书前面几部分关注的主要是单个决策者的行为。但在很多情况下,其他人会对决策者产生很大影响。这一部今就是关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和判断,并且比较了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的异同。 5、决策与判断中的社会性一面 人们在做归因的时候经常会轻视或忽略多数人的意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决策者不在乎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呢?正好相反,即使是最独立的决策者都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强烈影响。社会因素在人们的决策和判断中起着关键作用。外部评价的重要性—以及这些评价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正是实验社会心理学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 当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个体的行为表现与独处的时候相比会有什么变化?对于那些简单的、熟练的行为,人们在有旁观者在场时通常能做得更好;但是对于那些复杂的、还没有掌握好的技能,人们在有他人在场时则会表现得没那么好。这一被称为“社会易化”的效应,至少部分地来自于他人在场时个体产生的唤醒状态。后来的研究则显示,即使其他人并没有实际在场,只要个体预期自己的行为会受到其他人的评价,这种促进或损害的效应也会发生。 社会性懈怠 当人们作为群体的一员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像自己独立完成时那样努力。社会性懈怠效应的出现是因为处于群体中时人们不会像独自行动时那样直接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与这个差异相关的是,对最终结果所担负的责任会在群体成员之间分散,而独立行动时个体则要对结果负全部责任。责任分散会对决策和判断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在相当较大的群体时,给予帮助的责任会被分散。当人们面临着是否敢于某件事的决策时,他人在场就会影响到他们如何决策。(干预与责任分散) 是否有某类人群能够避免旁观者导致的抑制效应的影响?9岁以下的儿童,在这个阶段以后的人在决策时都会受到他人在场的强烈影响。 社会比较理论 关于社会易化、社会性携带和责任分散的研究都倾向于支持关于决策者是优秀政治家的观点。人们经常从他人身上直接获取行动的线索,而且他们非常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人们通过把自己与他人做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秒速人们如何进行此种决策判断的最精细的理论就是社会比较理论。 假设1:人们具有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的自然倾向性。 假设2: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性信息的时候,人们会通过与他人的观点和能力做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 推论:在面临选择时,人们更愿意和那些观点和能力与自己接近的人做比较,而不是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相比。 当小组人数较少时,多数人的意见已经足以引起较高的从众水平。当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从众的次数只是多数人意见一致条件下的约1/4,当情境中存在强大的从众压力时,单个异议者会起到较大的作用。少数人能对多数人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存在一个前提,少数人的意见必须保持一致和稳定。 群体盲思 当群体具有凝聚力而且相对不受外界影响的时候,群体忠诚和从众压力会导致“群体盲思”。群体盲思是指心理活动的效率、对现实的检验以及道德判断的一种退化,这种退化是来自于群体内压力”。群体盲思导致错误决策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猪湾事件。 群体盲思有8个普遍的特征: 1)群体中大多数或所有成员都抱有一种自己“无懈可击”的错觉,这种错觉导致过分乐观以及过度的冒险。 2)集体努力对警告采取忽视的态度或者对其进行合理化。 3)对群体固有的道德观加以毫不质疑的信任。 4)对提出建议者充满刻板印象,认为他们都太邪恶而不值得与之谈判,或者认为其太弱或太愚蠢而不会构成严重成胁。 5)任何不赞同多教人意见的群体成员都会感受到压力。 6)关于全体意见一致的共同错觉。 7)对与表面上一致的群体意见相背离的想法进行自我审察。 8)自封的群体“精神保卫者”,使群体远离任何可能破坏群体自满感的信息。 避免出现群体盲思的预防措施: 1)群体领导应该明确鼓励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包括对他们自身观点的批判 2)群体领导应该避免在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个人偏好 3)与其他群体—或者与其他领导—一起考虑同一个问题(这样就可以比较不同的答案) 4)群体成员应该与受信赖的同事定期对群体进行审议,并且向群体报告讨论的内容 5)群体应该要求群体外的专家或者有资格的同事参加群体的会议,并且鼓励他们挑战群体的一致意见。 避免群体盲思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正式任命某位群体成员担当批评者的角色。每条措施都是使不同的意见合理化,都是在利用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所能起到的减少群体盲思的作用。 【 由于人类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因此他们的判断和决策很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即使在独自决策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根据他人会做何评价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任何时候要对人们的决策和判断作出全面的解释,都必须把社会因素考虑进去。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因素虽然能影响决策,但却没有影响决策背后的判断。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判断本身也被歪曲了。例如少数被试的知觉的确被歪曲了,而且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多数人的意见影响了自己的判断。类似的,很多没有做出反应的旁观者,在责任分散的条件下也改变了自己对情境的知觉。 这里讨论的社会影响因素只是支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社会因素中的少数几个。社会影响因素既可能妨碍决策与判断,也可能改善决策与判断。 】 如果一个群体成功地避免犷群体盲思,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它能比个体做出更好的决策和判断?群体也会和个休一样使用直觉并出现偏差吗?相对来说,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对直觉和偏差进行比较的研究较少,所以没有综述对以上两者加以对比。然而,在已发表的研究中,多数都显示个体和群体在归因和判断时产生的偏差是类似的。 如前所述,基本归因误差是过度地将个体的行为归因于人格或态度等内在特质上。例如,人们通常认为评论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观点,即使在他们被告知作者是被迫采取这一见解时也是如此。群体归因误差是对一个群体做出无根据的内在归因的倾向。基本归因误差和群体归因误差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我们倾向于忽略行为的外部决定因素,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行为和一些内在态度之间存在关联。 “自我服务”偏差和“群体服务”偏差之间也存在相似的归因。前者指人们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而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后者指群体成员把群体的成功归因于群体的内部因素,而把群体的失败归因子群体的外部因素。 另一个群体水平的归因偏差是外群体同质性偏差。与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具有多样性一样,群体也认为他们自己的成员比其他群体的成员更具多样性。外群体同质性偏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加深了刻板印象。由于外群体成员被认为是相对同质的,所以他们的个体性往往被低估了。不幸的是,这种倾向在国际关系中尤为普遍。 ...... 个体水平的直觉和偏差在群体决策和判断中仍然起作用。而且,有时在群体中会出现比个体还大的偏差。以代表性直觉为例,当评定范畴内的全体成员时,群体讨论似乎扩大了个体代表性判断的倾向。 群体极化 群体讨论容易增强群体成员达成一致的倾向,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极化。 被试在参加群体讨论后,似乎更愿意提倡和用户冒险的行动。这一变化称为“风险转移”。 另一类群体极化研究使用这样的范式:问题本身产生了一种倾向,群体讨论使这一倾向极端化。 无论群体领导者是否活跃和具有鼓励性,群体表现都胜过个体,但当群体领导者积极地鼓励所有成员与大家分享他们的见解时,正确率是最高的。也与上一章的两个结论一致:(1)避免群体盲思的最好方法是明确地鼓励成员发表不同见解,(2)在这一见解正确的情况下,少数人可显著地提升群体判断的正确率。开放性的讨论课大幅度提高正确率。但是如果群体中没有一个人的答案是正确的,那么群体讨论也无济于事。群体讨论可以使正确率显著提高,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群体成员都回答正确。 群体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比个体判断更为准确,尽管并非一贯如此。群体判断的准确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和难度、群体成员的能力、成员问的互动方式等等。比较群体和个体在3种不同类型判断任务中的表现:(l)判断数量和大小,群体通常比个体稍微准确一些;(2)判断逻辑问题,群体通常比个体表象更好,但是群体中最优秀的成员独自解决问题的结果往往好与群体整体;(3)判断一般知识性问题,群体通常比水平中等的成员表现更好,但群体中最优秀的成员往往超过群体的成绩或与之相当。从这三种判断任务可以发现,群体比起水平居中的成员作出的判断更为准确,但群体中最好的成员经常胜过群体整体。对于容易的任务,增加群体的人数只能增加一个人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对于困难的任务,群体合作的主要优势在于,群体成员称汇聚所有人的资源并纠正他人的错误。独立产生想法后汇总要比群体会议更加有效。群体讨论的优越性主要在于汇集的功能,而不是实质上的群体互动。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解决难题的最好方法是让几个人独立思考问题然后汇集他们的想法。 虽然群体判断往往比个体判断准确,但这种准确性部分地取决于群体成员如何整合他们的答案。 5种群体决策技术: (1)“一致意见”,即面对面的讨论,直到形成所有成员都接受的意见; (2)“辩证”技术,即要求群体成员讨沦可能导致判断偏差的因素; (3)“独裁者”技术(也称最佳成员技术),即面对面的讨论选择出一位成员,他的判断代表了整个群体; (4)“德尔菲”技术,即群体成员不直接见面,而是以某种顺序循环匿名提供答案,直到形成一致意见或稳定看法(这一技术的优势是避免了个别成员或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成员垄断讨论); (5)“集体”技术,即禁止群体成员有任何形式的互动,只是把成员们的判断平均化,得到“群体”判断。 前4种技术(一致意见、辩证、独裁者、德尔菲)都比简单汇总(集体技术)的判断准确性高,其中独裁者技术的准确性最高,这一技术降低的绝对偏差是其他技术的3倍。有趣的是,在每个群体中,“独裁者”最后都修改了答案使其更接近集体平均数而使偏差值提高。也就是说,群体能够选出一个判断相当准确的独裁者,但这位独裁者总是变得更加民主,结果反而降低了最终判断的准确性。 群体判断的准确性部分取决于群体采用的决策规则,在某种情况下,互动的群体胜过没有互动的群体。 【 群体决策和判断的研究暂有如下结论: 1)很多个体水平的直觉和偏差在群体中发挥了同样的效力。 2)群体讨论通常会加强已有倾向。 3)群体通常比一般的个体表现好一些,尤其是在一名指定的领导者鼓励全体成员发表见解的情况下。 4)群体中最好的成员通常比群体表现更好(有时可使用独裁者决策技术来利用这一点)。 5)几个人独自使用头脑风暴法比群体会议更为有效。 由于群体表现受多种因素影响,在特定情境中应用这些一般性的结论仍需多加考虑。尽管决策者经常通过会竭尽所能,但合作并不一定是成功的保证。 】 困扰决策者的三个常见问题 1)过度自信 在人的决策中,过度自信是一个最为普遍的问题,其所带来的潜在破坏性也是最大的。 信心随着被试阅读的信息量的增大而增长,但是准确度却并非如此。当被试阅读了更多的信息时,信心与准确度之间的差距增大了,被试阅读的材料越多,他们就会变得越自信,即使准确度并没有随着增加的信息而显著增长。 对于在两可判断中准确度和信心之间的对应关系得出了如下结论: (1)当准确度接近机遇水平时过度自信达到最大。 (2)当准确度从50%增加到80%时,过度自信会随之减少;当准确度超过80%时,人们通常会变得不自信。换句话讲,在准确度达到80%左右时,准确度和信心之间的差距最小,当准确度偏离这一水平时差距会逐渐变大。 (3)准确度与信心之间的分离与决策者的智商水平无关。 并不是说人们总是过度自信,过度自信部分取决于信心的评分如何得出以及决策者作出何种类型的判断。 如果人们确信答案正确又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正确的几率有多大? (1)当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他们仍然是过度自信的 (2)并不完全是由于漫不经心地执行任务或错误理解如何评价信心而导致过度自信。事实上,希望表现出色的动机越强烈,过度自信也会随之而增长。 “校准”是指信心与准确度的匹配程度。在给定的信心水平上,并且当所有判断中准确判断的比例与判断正确的期望概率相一致时,决策者就获得了最佳的校准。换句话说,认为正确可能性为90%的判断中有90%是正确的,认为正确可能性为80%的判断中有80%是正确的,依此类推。当个体的判断被单独考虑时,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校准了。 尽管会过度自信,但信心与准确度存在相关还是有可能的。那么,信心与准确度之间存在相关吗?--如果不考虑决策者是否过度自信的话。研究显示,信心与准确度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关系。 如何才能减少过度自信: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你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通过考虑其他结果或答案的可能性来减少各种判断上的偏差。 人们对相反的可能性存在盲点。肯定比否定能激起更多的感动和兴奋是人类智力中特殊并且永恒的错误。 【 只要决策者对自己判断的正确性不是非常确定,过度自信就不会成为一种灾难。最具破坏性的错误校准形式是不恰当的确信。 几条应对错误校准的策略: 首先,你可能会希望标记出那些需要特别考虑的判断。当判断难于做出或极端自信的时候过度自信达到最强。在这样的情况下,谨慎前行非常必要。 其次,你可能会希望“重新校准”你非常自信的判断以及其他人的判断。如果一个决策者抱有90%的信心而只有70%-75%的准确度,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将“90%的信心”看做“70%一75%的信心”。 同样,你可能会希望将具有“百分之百信心”的判断自动转变为较低程度的信心。百分之百的信心在预测人们如何行动的时候显得尤其没有根据。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对某个答案感到极度自信,思考一下另外一个答案可能正确的原因。尽管你叮能不会改变想法,但是你的判断却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校准。 】 2)自我实现的语言 人们如何检验假设(预感、规则、理论等等)? 被试总是更多地证实规则,而不是证伪规则,这种倾向被称为证实偏好。这个倾向被用来表示决策者偏好与假设一致的信息,而不是那些不一致的信息。 社会知觉中证实偏好 人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假设会变成自我验证性的假设,并且信念会变成自身永存的信念…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此多关于他人的普遍信念(特别突出的是,明显错误的社会及文化刻板印象)会非常难以改变。即使一个人将要对这些信念产生足够的怀疑并主动地对它们进行验证,他仍然可能会“找到”那些他需要用来证实及坚持这些信念所需要的全部证据。这样,最终这个人将会持有一种安全的(但是毫无根据的)感觉,即这些信念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它们通过了十分恰当和精确的评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