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缪晓辉　　性别：男　　年龄：53岁　　工作单位：上海长征医院感染科　　采访时间：不详　　采访地点：不详　　约稿者：郑桂香医生，求您了，别让我出院　　2003年3月28日以前，这是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父亲老林是一家不大医院的医生，每周去地段医院看两次专家门诊。母亲老王是小学教师，退休在家，照顾老爷子和女儿女婿，帮他们做饭洗衣。然而，突如其来的SARS使这个家庭支离破碎。先是老王发热住院，随后小两口突然出现发热，老林也没能幸免。很不幸，女婿阿祥因SARS最先离去，其他三个人都被转到了小汤山医院，恰好都在我“管辖”的19和18病区。　　一周之后，女儿小林康复出院了。出院前，小林找到了我，恳求在她出院之后把她母亲转到父亲所在的18病区，并与她父亲同住。在那个特殊时期，“以人为本”比“以病为本”更重要，经过内部协调，老夫妇俩入住同一间病房。　　女儿出院之后，老王要求护士长不要为老林派护工，而由她自己亲自照顾老伴的一切，包括病房卫生。看得出来，老王除了觉得自己亲自照顾老爷子更放心、更方便以外，还带着一种负疚心理。在她看来，包括老伴在内的一家人都是因为她才遭到如此“厄运”，她是一个罪人，唯有多为亲人做些什么才能减轻心中的愧疚和负罪感，任凭医护人员如何解释和做思想工作，她也无法驱除似乎已经深埋在心中的“罪过”。她每天亲自为老伴喂饭、喂水，一天为老伴擦两次身，丈夫的大小便都是她亲自料理，坚决不让护工插手。她总是在为丈夫做完了一切之后，才让护士给自己输液治疗。人们总能看到，躺在相邻的两张病床上的老两口，一边输液，一边说着有趣的故事，谈着开心的过去，筹划着出院以后的很多很多计划。　　老林当年65岁，得SARS之前患糖尿病近20年，同时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像老林这种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患SARS之后治疗难度更大，病死率很高。由于病情需要，我们不得不给老林使用大剂量激素，这不仅加重了他的糖尿病，还诱导了肺部细菌感染以及真菌感染，使得病情越来越复杂。我和小汤山医院专家组的其他五名成员每两天要去看望老林，分析病情，调整治疗方案。但是，老林的病情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逐渐加重。　　作为医生，老林深知SARS的难治性，也知道自身的两大基础疾病是加重病情、增大治疗难度的重要因素。他清醒地意识到上帝不会给他特别开恩，他也隐约感觉到女婿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因此为了这个家庭，他又特别希望自己能挺过去。　　在老林患病的30多天里，我们很少看到他的痛苦表情，即使是戴着吸氧面罩，每说一句话都很艰难，他还会安慰我们的护士并完全配合治疗。　　因病情不断加重，我们打算把老林转科到重症监护病房，可是夫妇俩坚决不从。老林对我说：“缪教授，我知道我的病情危重，我也不害怕气管被切开，更不怕死，但是我更愿意在不多的时间里能够每天看到你们，而不是陪着机器或让机器陪着我。”妻子老王一开始有些矛盾，为了治愈丈夫的疾病，转科似乎是一种选择，但是从丈夫疾病的严重性和对治疗的反应来判断，她强烈地意识到，老林怕是挺不过去了，转到重症监护病房后的“气管切开”和失去亲人的陪伴给老林带来的心理打击，也许更会加速疾病进展。于是她同样恳求我们留下老林。我和专家组成员们多次商量后，决定不为老林转科。　　6月初，小汤山医院不再入住新的病人，半数以上的病人经过精心治疗后出院，老王也符合出院条件了。当时在小汤山医院，病人出院的决定权不在病区主任，而在专家组成员。18病区主任向我提出让老王出院的请示，按照惯例，我查看了老王近期检查的血液常规结果、肝肾功能最后一次拍摄的胸片检查结果，并且认真地给她做了体格检查。的确，她已经完全康复，而且完全符合出院标准。而此时老林的病情却在恶化中，氧饱和度一直在80％左右，肺部感染还在加重。　　我“公事公办”地来到老两口的病房，很轻松地对老王说：“老王，恭喜您了，您已经完全康复，明天就可以回家看您的女儿喽。”“我不出院！我坚决不出院！”老王的反应完全出乎意料，近乎声嘶力竭，我怔住了。我知道她是为了丈夫而拒绝出院，于是耐心地劝道：“您已经康复了，继续住在病房不合适，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SARS病毒会不会再感染，让您出院是为您好啊，老林有我们照顾呢。”同时我还把医院有关出院的规定告诉她。老王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为自己的失态感到惭愧。但出乎意料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老王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医生，求您了，别让我出院。老林是因为照顾我才生病的，他现在的病情不好，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不管啊！就算再感染我也心甘情愿，我情愿陪老王去死啊！求求您了，缪教授，别让我出院，我在医院陪老林的费用由我自己出还不成嘛[?住在小汤山医院的病人一切费用全免。]，拜托您帮我向医院领导求个情成吗，我给您磕头了。”　　我也是老医生了，但从未经历过如此场景，眼泪无法控制，防护眼镜一片模糊，在场的其他医护人员也都抽泣着，并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了我，似乎在代老王一起“求情”，似乎决定权就掌握在我手里。其实我真的没有决定权，但这一次我却破例做了一次违背医院管理规定的决定：让老王留下。我实在不能忍受那种苦涩的场景，丢下一个“成”字后扭头离开了病房。　　老林是一个好人，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上天没有公平地对待他，他最终还是被SARS夺走了生命。临终前一天，因为严重缺氧，老林说话时断时续，跟老伴说想吃她做的面条。　　病房里哪有面条，但是很多年轻的病人自备了方便面。有人把方便面拿过来了，老王亲自为老林做了一顿方便面，这是老林最后的晚餐。老王为老林拉开氧气面罩，喂两口面条，再为他戴上面罩，吃到一半，老王似乎很满意地闭上了双眼，从此再也没有睁开。　　作者感悟　　爱，能够起死回生？爱，能够铸就生命的赞歌？这是神话，还是善意的谎言，抑或是善良的人们的期盼和自我安慰？　　人间有情而病魔无情，在新发传染病SARS面前，医学以及它的职能行使者——医生、护士、专家教授们都显得那么无能。医学尚且无能，病人何以有助？亲人何以有能？但是，面对死亡，每个人的反应却有千差万别，不顾危险陪伴临终的亲人，是亲情的流露，更是一种境界。医生或亲人，有时真的无法治愈病人，无法使某些疾病的患者起死回生，但是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去安慰”。　　　　作者：刘芳　　性别：女　　年龄：42岁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采访时间：不详　　采访地点：不详　　约稿者：刘端祺何时生离，何时死别　　生离死别，人之常情。说是简单，但当你我面对时，除了悲痛、惶恐、不知所措外，还会留有一些遗憾和一些感怀。　　作为医生的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很少谈论生死。似乎自己还很年轻，未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自己也依然会有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爱自己、爱身边的人。尽管经历过母亲的离世，但随时间的推移，悲痛和感伤已经淡去。从未在意生死，缺了离别的概念。然而，在从事宁养工作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父母在，不远游”、“子欲养而亲不待”，什么又是“活在当下，预知未来”。何时生离　　在我参加高考的前一年，母亲匆匆地走了，没留下一句嘱托与祝福。当时这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我母亲和所有中国传统母亲一样，刚强、纯朴、善良、勤劳。如今，在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全家人做好早餐；一边做饭一边收拾厨房，把锅碗瓢盆擦得锃亮；蹲坐在水池旁，用洗衣板搓床单被罩；弯着腰，把水泥地擦洗得干干净净。然而，就在全家日子刚刚要好起来的时候，母亲偏偏得了肺癌，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记得那是龙年，也就是1988年的春天，春寒料峭，时常是寒风夹杂着清雪，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就在那一段日子，母亲感冒了，开始只是咳嗽、咯痰。不知什么时候，好像咳嗽越来越重，母亲就自己在单位的卫生所拍了一张胸片。我记得她跟我说，肺部有阴影，要到大医院去确诊。但是，当时的我，对阴影没有什么概念，也不会跟重大疾病联想到一起，每天依旧上学、放学，也很少去问一下母亲的身体如何，好像得病是正常的，过一阵儿就会好起来。但是，自从母亲住进了大医院，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母亲住院了，家里的事情也突然间多了很多，父亲要给我和哥哥做饭，又要给母亲送饭，还要在医院陪护。有一天，父亲隐瞒了事实，对我和哥哥说，你妈妈诊断的结果是肺结核。所以，开始我和哥哥并没太在意，特别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就期待着母亲好起来，快回到我们身边。也根本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或许很快，我们就要永久地失去母亲了。　　然而，随着化疗的开始，母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非常虚弱，在医院各科室之间做检查，都要远房的大表哥背着去。父亲觉得我们年龄小，怕在医院交叉感染，也担心影响我们的学习，所以也很少带我们去看母亲，只有在周末，我和哥哥才有机会以送饭名义去医院看母亲，陪母亲唠嗑。那时，我看到虚弱的母亲躺在病床上，心中不免涌起一阵阵的痛，常常以打水的理由一个人到外面抹眼泪。然而即使是这时，我也仅仅是心疼而已，从未感觉离别正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也一点都不觉得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显地感觉到，母亲的病好像是重了，因为她已经开始出现呼吸困难了，医生说有心包积液，但是我始终觉得，只要母亲在医院，有医生的治疗，就会平安。我能做的就是给予母亲更多的照顾，送饭、喂饭、搀扶母亲去洗手间，为母亲擦身、洗脚。但是就算如此，对于今天的我来说，还是感觉做得太少了，没能听到母亲最后的嘱托与希望，是我一生的遗憾！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得的是中心型肺癌，不能做手术。治疗的流程是很程序化的化疗和放疗，当时，母亲要做放疗必须转到附近一个医院的放疗科。那里的房间很小，里边住着四个患者，据说有一个阿姨，曾经得过乳腺癌、甲状腺癌，都治愈了。得到这个消息，对我们的意义就是，原来癌症是可以治愈的！这时，我们仍相信母亲没事的，不会离开我们的。　　可就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家里做好的饭菜，骑上自行车，直奔医院，替换照顾母亲一夜的父亲。一边是日渐消瘦虚弱的母亲，一边是日渐苍老的父亲，一种家庭的责任感涌上心头。父亲前脚刚走，我喂母亲吃了几口稀粥，母亲说要去卫生间，我小心翼翼地搀扶她，母亲在卫生间待了好久，大约有20分钟，出来后，看见母亲脸色苍白，突然间呼吸困难加剧，大汗淋漓，吓得我赶忙去喊医生，而自己则害怕地躲在了一边，大脑一片空白，只见很多白衣在眼前晃来晃去，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但结果是，母亲没留下一句话，就匆匆地走了……母亲从诊断到去世，仅仅过了47天。母亲是自己走着进医院的，没想到就再也没有机会走出来，那一年，母亲48岁。　　作者感悟　　很多年过去了，我都在想，如果母亲没有接受放、化疗，会不会多活几个月？我们给她的治疗，是否真的科学、恰当？如果母亲知道会永远离开我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她在生病期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对自己的未来做什么安排？我们后来所做的一切，她是否满意？是否可心？然而，一切的一切，都不会再有答案了。留在内心的永远是无数个未知。　　所以，我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患了重病，我要对自己最亲的人说，我爱你。我要留给自己的孩子一份叮咛，一份嘱托，一份鼓励，一份勇气。我会真的顺应大自然的规律，不再去做无畏的挣扎，我会计划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有一个满意的归宿。也许有一天，我会打开电脑，登录“选择与尊严”网站，郑重地写下自己的“生前预嘱”。　　何时死别　　人都害怕死亡，也许是不知道死后要去哪里，也许是不了解死亡的过程，更多的也许是担心死前的痛苦。但是，如果能预知生死、坦然面对，也许会得到善终。而那个充满奇幻色彩，来得坦然、走得无憾的人，就是我的奶奶。　　奶奶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勤劳、善良。在她53岁时，爷爷因病去世了。剩下奶奶一个人，无法继续生活在农村，就随着我父亲来到了城里。所以，我和哥哥从小就跟奶奶、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奶奶不识字，但是头脑很清楚，在家里除了照顾我和哥哥的日常生活，还监管我们的学习。虽然她不会给我们检查作业，但是她会看我们作业本上的对号有多少。如果我们没写完作业，就是说破了嘴，也别想跑出去玩。奶奶的身体很好，但是每当有邻居家的老人去世，就会听到奶奶说，“等我老那一天，可千万别给别人添麻烦，如果能自己睡一觉就死去，那就是修来的福。”　　那是20世纪70年代，北方的天气非常冷。我们全家的棉裤都是奶奶一个人做的，而且每年都拆了再用新棉花重新做。印象中，奶奶总是在做棉衣、棉被。慢慢地，我长大了，有一天，奶奶开玩笑地说：“人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我十年前就把装老衣服做好了，但是现在还活得挺好。我要重新再做一套，做薄点的。因为现在的气候变得太暖和，再没有以前的大雪天那么冷了。我死后要是再穿那么多，该有多热啊！”很快，奶奶自己就把衣服重新做了一套，做成什么样，我从来都没问过。时间就一直这么平静地流淌着。一转眼，奶奶80多岁了。经常听奶奶告诉我，“我的装老衣服都在我的柜子里，你千万要记住，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用到了，可千万别找不到啊！现在外边买的衣服都不好看，质量也不好，我不喜欢。”还经常说，“在农村，人在快要死的时候，就会被家里人放到地上。如果我死了，我就躺在我的床上，可一定不要把我放在地上，太凉了。你看，咱家的床多舒服，又暖和又柔软。”说者有心，听者无意。我从来没有认真去想过奶奶这些话。但是因为说的次数太多了，我也就知道，她喜欢她那温暖的床，她的装老衣服就放在她的柜子里。　　奶奶从小生活在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而且哥哥从小长得清秀、白净、帅气，所以一直是奶奶的心尖。有一天，奶奶说，“我要是死了，可不要把我送回老家，我就在市里，看我的大孙子。”对于奶奶的这些话，我们都一笑而过，谁也没往心里去。然而，就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不幸的事情还是不请自来……　　那是一个跟往常一样的周六，我放学回家（我们平常都住学校，只有周末回家团聚）。一进家门，就看见奶奶有些不舒服的样子，跟我说，“我这几天都很难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走，所以我一直都在努力，一直都告诉自己，一定要撑到你回来。现在好了，我放心了。”然后转身拿出一个手绢，里边包着奶奶平时最喜欢、最珍贵的翡翠戒指，奶奶用颤抖的手把戒指戴在了我的手上，说这是她的妈妈留给她的，现在就交给我了。我一听，眼泪刷地就下来了。说，“奶奶，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说这些干什么？你还要等到我毕业，嫁人呢！”我调侃着，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打破这种沉重。奶奶也没有再说什么，气氛好像又恢复了正常，但是我的心里一直觉得怪怪的。我知道奶奶喜欢吃软炸带鱼，所以就去市场挑最好的带鱼给奶奶炸好了，奶奶吃得很开心，也很享受的样子。到了晚上，奶奶说有些不舒服，但具体也说不清哪里不舒服。爸爸找来了医生，简单地查了一下生命体征，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奶奶说没事的，让大家放心。　　然而，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我们都还在睡梦中，就听到奶奶有动静。我们赶紧跑过来，结果奶奶已经咽气了。她的面部表情非常平静，没有一丝痛苦，没有一丝牵挂。我静静地握着奶奶的手，一直很温暖，没有僵硬，没有冰冷，真的就像睡着了一样，奶奶一直躺在自己温暖的床上。到这时，我才想到把奶奶放在柜子里的装老衣服找来。原来，这套衣服包括线衣、棉衣、外衣，线裤、棉裤、外裤，连绑腿都准备好了，还有一双手工缝制的朴实的黑布鞋。手捧着这些衣服，我才感受到奶奶以前经常跟我讲那些话的目的，她早就安排好自己的后事了。奶奶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愿望，把她的骨灰安放在了息园。奶奶在那里，能看到我们，我们也似乎能感受到奶奶的气息。　　作者感悟　　奶奶离开我们很长时间了，回想起来，我们没有遗憾，完全按照奶奶的想法，让她躺在自己温暖的床上，穿着自己亲手做的衣服，离开这个世界，葬在了幽静的息园，看着她的大孙子，也祝福着我们！　　死亡是很神秘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寿命有多长。但为什么奶奶能预知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为什么能在生命结束之前，完成自己的愿望？这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无法解开的谜。但无论怎样，奶奶在有生之年，对自己的后事有了非常完美的安排，作为子孙的我们，每每回想起来，内心充满了欣慰。　　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有多长，但是可以让自己的今天更有色彩；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但我们要勇于面对，做一次有准备的旅行。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宽生命的广度。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感恩亲人、感恩朋友、感恩社会……　　作者：董菲　　性别：女　　年龄：33岁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　　采访时间：不详　　采访地点：不详　　约稿者：仰东萍妈妈，我爱你　　印象中，她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花白的头发，瘦瘦的。陪她来就诊的是她儿子，高高的身材，穿着一双老北京布鞋。老太太来院诊治时已经是癌症晚期，肿瘤进展较快，预期治疗效果差。我们首先是跟她儿子交代病情，下了病重通知书。通常我们遇到的情况是：多数癌症患者家属会提出先对病人隐瞒病情的要求，然后再慢慢告知，让病人慢慢接受。但她儿子并没有选择隐瞒，而是选择了尊重，让医生告知老太太病情，让她自己去选择下一步的治疗。“每个人都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希望能为我母亲做点什么，不能让她抱着遗憾走……”他哽咽着说道。尽管他在我们医生面前有点失态，但在病人面前，他还是表现得很乐观的。　　老太太听说自己的病情急转直下，似乎已经知道了这意味着什么，当医生告知详细病情及预后之后，她表现得既有点悲伤，却又是那么的坦然。我们充分告知了化疗的风险，并告知在患者高龄、器官功能不全的情况下，采取标准量化疗有可能导致严重化疗并发症死亡，反而缩短了生存期，但亦有可能使病情得到一定缓解，而且化疗及后期治疗费用高。如果不治疗，病情恶化，后期生活质量差。我们都以为像他们家经济情况挺富裕的，可能会要求以治愈为目标，采用激进一点的治疗方案，尽力一搏。但事实上不然，经过跟家人的协商，老太太既没有选择强烈的化疗，也没有选择放弃，而是选择了姑息性化疗，子女也尊重病人的选择。　　老太太治疗期间，每天都能看到她儿子的身影。陪伴母亲度过人生最后一段岁月，是他能为母亲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对老太太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光病房那床头柜都每天擦两次，连吸氧墙上的坎也抹得一尘不染，衣服和床铺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有的时候我们都怀疑他是不是当兵的。吃的方面更是细致周到，除了一天三餐送来自家做的热饭菜，早上10点、下午4点、晚上8点还加一顿水果餐，补充热量和电解质。还有他那小本本，把几点吃饭、几点吃药、几点小便及尿量、大便情况及病人不适记得一清二楚。他从来都没喊过累，为母亲抹身、倒便盆、剪指甲，似乎连专业的护工都没他熟练。化疗刚开始时，老太太胃肠道反应特别大，常常吐了一地，也吃不下饭。他很快地就把卫生搞干净，并且专门炖了水蛋、热汤等容易吃下去的东西给老太太吃。有一次查出母亲血钾低了，他就买了新鲜的橙子现榨橙汁给她。后来，我从护士口中才得知，原来他是某企业高管，每天照顾完母亲，等母亲睡熟了才回家打电话处理工作上的事，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通电话到凌晨1点多钟才休息。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每次查房，他说的并不是“医生，你一定要治好我母亲”，而是“医生，请你尽量减轻我母亲的痛苦”。　　经过近半年的治疗，老太太的病情失控了，化疗耐药，而且病情恶化快，出现了严重髓外浸润，同时合并严重肺部感染，血象白细胞计数异常升高，贫血、血小板减少，几乎每天都需要输血支持治疗。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老太太此时已经是恶液质状态，面色蜡黄，全身都是出血点，她见了几个重要的亲人后，很平静地跟我们说：“不要做抢救治疗，让我安静地去吧，我希望无痛苦地度过人生最后时刻。”我们又另外跟他儿子单独谈后续治疗，预计很快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呼吸衰竭，或者颅内出血等病情变化。当被问及如果病人昏迷、心跳呼吸停止了，是否做气管插管、胸外按压、转ICU等抢救措施的时候，他的眼睛红了，说：“不……不要再增加她的痛苦了。”毅然在拒绝书上签字。记得有次我值夜班，老太太跟我说她年轻时很喜欢跳舞，以前在农场“下乡”的时候，她和工友们最爱在漫山遍野的黄色野菊花之间翩翩起舞，而这一切都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她很快就出现了呼吸衰竭、昏迷，心跳、呼吸逐渐慢了下来。我赶紧喊护士推来抢救车。她儿子朝我们挥了挥手，说：“不需要了，拔针吧。”他把阳台的窗帘拉开，双手紧握着母亲的手，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破窗而入的时候，老太太已经走了，她面带微笑，走得是那么的安详，手里还握着她最喜欢的黄色野菊花。他温柔地在母亲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轻轻地说了一句：“妈妈，我爱你……”　　作者感悟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点一盏心灯，让生命泊于安宁。”珍惜生命，因为生命不只属于自己，也属于爱你的每一个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亦同样需要尊重。　　　　　　作者：杨海霞　　性别：女　　年龄：37岁　　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肿瘤内科　　采访时间：不详　　采访地点：不详　　约稿者：郑桂香记忆中的父与子　　这是一对与众不同的父与子。首先是他们的“高度”：近70岁的老人，身高仍足有190cm，儿子不足180cm，但也魁梧伟岸，让人一眼难忘。二是老人的谈吐非常活跃，怎么都不像一位老者，而他的儿子却显得深沉含蓄许多，好像父子性情要颠倒过来才合理。　　在肿瘤内科上班，死人是常有的事。似乎肿瘤科就是阴暗和恐惧的代名词。无论多么开朗、外向的人，在肿瘤内科住上几天心情也会变得压抑。作为医生，我们也习惯了患者及家属那种抑郁和无望的神情。然而，这对父子的到来，正如灿烂的阳光，让我们久违的希望悄悄滋长。　　第一次在病房见面，老人就调侃我是个“小鬼”，之后每次查房他总是异常兴奋，又是敬礼，又是鞠躬，活跃得像个孩子。他不太谈自己的病情，却很积极配合治疗。　　老人患的是小细胞肺癌，在入院前的大半年时间里已出现过轻微的上腔静脉综合征症状。老人的老伴在5年前就去世了，老人家不愿给儿女添麻烦，孑然一身独住，平时病得不重是绝不愿叨扰儿女的。后来发现右上肢和面部反反复复地肿胀，才给儿子打电话，到我们医院检查，确诊为小细胞肺癌晚期。　　老人的这位儿子，是一名普通工人，在离老人100公里外的宝鸡的一家工厂上班，知道父亲来日不多，为了陪父亲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他辞去了工作，带着父亲来我们科接受治疗。更难为他的是，只有中学文化的他，为了让父亲得到更好的治疗，自己能和医生更好地沟通病情，大半年来，他除了照顾父亲，就是到省图书馆，遍阅那里关于小细胞肺癌治疗方面的书籍……　　他对我说过的话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大夫，请尽力治愈我父亲。”“治愈”二字说得清晰而庄重。尽管小细胞肺癌有治愈的可能，但是对于这位老人来说，高剂量的放、化疗对他的风险可能是致命的。我不忍拂他的希望，只好说，“尽力……”　　自然，近期的治疗反应是不错的，老人右上肢和面部肿胀的症状消得很快。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父子俩的信心。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在病区后面的花园里散步，手舞足蹈地表演，满怀激情地唱红歌……清晨上班，老人总会站在我经过的路边，像个虔诚的士兵，行标准的敬礼，以至于同事们对我逗笑不已。最戏剧的一次，是主任带领全科几十人大查房，经过他的床旁，他又调侃我，让我“囧”到不行，实在是难以下台，只好保持严肃和沉默。后来老人意识到了自己玩笑开大了，主动跑到办公室，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要给我道歉……这实在是一个性情如顽童的可爱老人，我还气什么呢？老人的活泼、开朗、幽默，带给我太多的欢乐和信心。　　他的儿子一样让我难以忘记。秋日的夕阳下，一个轮椅，父亲坐着，儿子站着，轻轻地诉说着什么，偶尔传来朗朗的笑声……那是留在我记忆中最美的剪影。　　老人还有一个女儿，但远在外地，只在老人去世前来过一次，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了。我很感慨，一个中年男人可以把一位老父亲照顾得那么细致周到。他们的床头柜里放着酱油、白糖、盐巴等调味品，兴许是医院的饭菜不合口味，要加上一些调料才能下咽；老人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床铺收拾得利利索索，物品（药品、影像片子等）摆放得井井有条。他还有一个“工作日志”，包括几时几分吃饭，吃什么、吃了多少，几时几分大、小便，量是多少，还有测体温、血压、打的液体及服的药物等等都记录在案，简直涵盖了护理单和医嘱单的全部内容。这使我相信，做好一件事情靠的是心，想做好，就能做好，照料病人更是如此。　　这位儿子，没见他多激动过，也没见他抱怨过什么，他任劳任怨地照料着父亲，给他洗脚、剪指甲、按摩身体，和他唠家常，忍着性子听父亲偶尔像小孩子一样发脾气……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汗衫，灰色的短裤，微微发福的身材提示他已不再年轻；沉静的表情里，能看到他的焦虑、无奈、担当和无畏……　　但是，疾病的自然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治疗中，老人遭受了严重的放、化疗毒副反应，所幸最终都扛了过来。经历了近一年的治疗，老人的病情最终还是全面爆发了，出现了脑、肝脏及骨的多发转移，再次出现严重的上腔静脉综合征，面颈部、右上肢及胸壁肿胀，而且出现了肿瘤相关的顽固性低钠血症，治疗已很棘手，只能是对症支持治疗。眼看着老人的脸和眼睑越发黄染，神情越发无精打采，终日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排便，身体开始浮肿，已疲惫得无力和我说话，只能用眼神向我示意。后来老人身上开始插各种各样的管子，再后来被转入离护士站最近的隔离病房……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无力回天，老人在一个清晨安静地离去了……　　我清晰地记得老人去世后的情景。这位儿子，从卫生间打来半盆凉水，又从暖壶里倒出半壶热水兑温，先用手试好水温，再给已故的父亲擦洗身体。轻轻地抬起，轻轻地放下，宛如父亲还活着，只是睡着了，所以要更轻一点，更柔一点，别惊扰了他老人家的梦……为父亲穿好寿衣后，这位儿子将面如黄纸、骨瘦如柴的父亲贴着自己的身体稳稳抱起，轻轻放在平车上。他的眼里有泪，但并没有落下来，更没有号啕大哭，他像抱着一个熟睡的孩子，那么自然和亲切，仿佛在说：“爸，咱回家了啊。”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的美好，我的眼圈忍不住红了起来……　　半个月后，这位儿子来医院为父亲办理结账手续并表达对我们工作的感谢。他看起来憔悴了一些，不变的仍是那种深沉包容的神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位普通的儿子，但是他用自己的身心，陪着父亲走完了最后的一段历程。我觉得他比那些用钱却不用心，或被悲伤击倒、带着哀伤和愤懑陪亲人走完最后一程的人，形象要高大许多……　　作者感悟　　时隔几年，我也在肿瘤科经历了更多的人间生死，看见了更多的人情冷暖。而这对记忆中的父与子，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生命的意义，成为我记忆中的经典。　　　　口述者：凌锋　　性别：女　　年龄：61岁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采访时间：2012年11月2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宣武医院内首都医科大学介入神经放射进修学院院长办公室　　整理者：郝新平那棵银杏树就是我公公　　我公公叫崔静宜，是一个1938年入伍的老兵，家里是知识分子，他是高中毕业。你想，1938年拥有高中毕业学历的人在八路军中间是很少的。他姐姐崔健吾是天津女子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时参加抗日，正是他姐姐把他带去参加革命的。他姐姐是八路军中的一个英雄，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不是有一个革命英雄事迹展览嘛，那里边就有他姐姐的图片。　　我公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和传承的家庭。他一辈子不计较个人得失，属于那种传统老革命干部，党指向哪儿就上哪儿的人。他没有私有财产，死的时候就有点抚恤金，也用来支付了医疗的自费部分。　　他走的时候是95岁。89岁时发现血尿，经查是左输尿管透明上皮癌。咨询泌尿专家后，用腔镜把左肾、输尿管切除，膀胱切除了一小块。手术后恢复得还是很不错的。他身体底子不错，毕竟经历过战争年代、“文化大革命”。每天按我的要求走1 000步，一个月就出院了。没有给他做放、化疗。出院后，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走三四公里，生活极有规律、分秒不差，脑子极好，耳音也好。　　89岁肾癌治疗时，还发现他右肺有肿瘤，小小的，由于两个手术不能一块做，就没有做，每一年肿瘤也没有变化。他也是这个意见。公公要求，他自己所有的疾病必须跟他讲，而且必须跟他讲得特别透。他先讲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然后听我的意见。和他沟通特别的顺畅。他抽烟抽了70年，死活不戒，一直到85岁才戒。最后一直受着呼吸困难的折磨，痛悔抽烟太多，见谁都劝戒烟，可惜为时已晚。不然真不会受这么多的罪。　　去年十月份，他的肺癌肿瘤长到拳头那么大了，入住协和医院。从10月入院到12月30日离开协和，就没有躺平身子过，一直就喘不过气。就在一个躺椅上，一会儿仰着，一会儿坐着。　　活检结果是肺腺癌，还不是肾处转移的，就是原发的。我们觉得根本不要去动它，动它，遭受的打击和痛苦更大。他常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打一针让我过去算了，太痛苦了。我这辈子知足得很。”我说这不可能，我这一针打下去，后一脚就进了监狱了。这叫“谋杀”啊，作为医生我不能这么做。他的胃口极好，而且就算喘不过气来还要坚持出去遛弯儿，通过轮椅像小孩学步一样走。其实你从这些可以看出，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的。　　即使是法律允许我这么做（打一针安乐死），我都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不是他的真实思想。其实他的求生欲望非常强。虽然说他要求打一针“睡过去”，但他自己还在想，哎，我有三个愿望。第一个，能过了元旦；第二个是能过了春节；第三，如果能再好的话，我能撑到五月过了95岁大寿。所以他肯定是有很强的求生欲。因此我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来减轻他这些痛苦。但是也做不了什么了，最后到了实在是喘不过气来的程度，他问我：“你说怎么办？”我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气管切开，用呼吸机来带动呼吸。但是要切开气管，接上呼吸机，你就说不了话了。但可以写字。　　后来转到我们医院监护室，一系列减轻他痛苦的措施就可以上了。第一个就是气管切开，第二个是接上呼吸机保证他的呼吸。在这整个过程里，我一直在给他用一种短效的麻醉剂。只要不舒服，就打开麻醉剂开关。这么大岁数了，成瘾就成呗，所以最后我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以减少痛苦为主要目的。他能看电视、写东西，尽管最后越来越不行了。一用药，一宿就睡得很好，到早晨药一停，他就醒了。休息好了，他就不会特别难受。吃饭照样吃得好。如果要吸痰、大便，把麻醉药打开，他就不难受了。就这样子维持了五个月。再往后，他的整体都在衰竭，直到终于在病房里给他过完了95岁大寿。　　他向我伸出三个手指，保姆猜不着是什么。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三个心愿已经都满足了，你是想该走了，是吧？他点头了。　　再往后，他的意识一天一天地丧失，最后昏迷了，肾衰、无尿。医生们建议用透析。但体内的水排不出来，人就整个变形了。他又是那么爱整洁、那么帅的一个老头儿。他这么在意形象的一个人，最后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他能愿意吗？肯定不可能。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孝顺。当他清醒的时候他需要享受人生，甚至他还对这个世界有留念。他很享受他所有的一切，当他不能享受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意愿，不想再这么拖了。所以我就说，没有意义了，不要做透析了，让他自然地走吧。当一切即将结束时，我们都在他身边，他真的是无牵无挂地走的。走的时候非常安详，和平时睡着了一样。平静地离开是老爷子的本意，也是我们大家的最终愿望。其实他是委托我全权代表他的想法来做决定的。　　我公公清醒的时候说了，他死后遗体全部做解剖，对医学有用的全留下。不要求单位举行追悼会，就通知亲属举行遗体告别就行了。他主动对我们交代要树葬，不用骨灰盒。　　遵照他生前的意愿，我们在家房后种了一颗银杏树，把他的骨灰直接埋在树下。他说了不要骨灰盒的，因为直接放进去才能被树吸收嘛！所以那棵树就是我公公。我们在树下摆放了一个小小的石座，我替老爷子写了一句话：“悄悄地来，也悄悄地走。留下一片绿，庇荫后人”。那一片绿真的是他的骨灰、他的精灵，被滋润着。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老爷子没离开我们。因为每次我们回家都要先到那棵树旁边去看看，说我们回来了，来看您了。中秋节也对他说，爸，今天中秋节，谁谁来了。好像他还在看着我们。　　口述者感悟　　把老爷子送走的整个过程，我觉得无论从医生的角度还是家属的角度，我心里都很松弛，一点儿都不纠结。因为我觉得在老爷子活着的时候，所有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而且在老爷子要走的时候，我尽了我的全力没有让他受痛苦。完全按着他的意愿，而他的意愿又是很合理的，既简单又高尚。你去做所有的事情心里会很舒服。　　对于清醒的临终病人，怎么去护理，怎么去面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命题。其实，医生“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安慰和帮助其实占了绝大部分。医生让病人不痛苦、自然、安详地走，也是达到一定境界了。这就是既尊重他，又不让他痛苦的过程。　　照顾老爷子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可不可以向更多的病人实施这种无痛苦的临终关怀呢？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是一个尝试，我觉得还是不错。　　整理者手记　　十年中，我曾多次采访游刃于险象环生的神经外科、挥斥方遒的女医生凌锋。她对生命的尊重令世人印象深刻：从刘海若的抢救成功，到帮助作家史铁生遵循其意愿用再生的方式选择死亡，凌医生满怀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实实在在地践行着永不轻言放弃的为医之道。　　在救治自己亲人的时候，她以尊重老人自己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孝顺、尊重生命的尊严为准则，保证了老人的生存质量，毅然放弃最后程序化的、“冰冷”的医学技术“表演”。老人走得安详而有尊严。　　电脑中的图片上，我看到人高马大的老人手握大折扇器宇轩昂，与凌锋家房后的银杏树一样挺拔……　　　　　　口述者：刘军　　性别：男　　年龄：35岁　　工作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　　采访地点：天津市和平区同安道宾果士咖啡厅　　采访时间：2012年4月18日　　整理者：闫睿临终那滴泪　　1998年，我刚刚参加工作，接诊了一位非常年轻的妈妈，不过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生完孩子才半个月，因为低热、出现消耗性改变住进了医院。查体发现腹部柔韧感、有少量腹水，初步诊断为结核性腹膜炎，于是进行规范化抗结核治疗。但患者对治疗没有任何反应，营养状态进一步变差。科里请来了全院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们提出了各种诊断，但没有一个诊断能够明确，于是，我们在诊断不明的前提下进行了各种诊断性治疗，包括抗感染、抗结核、营养支持，等等。　　当时我还是个住院医生，接诊这个病人后，几乎每天24小时地待在医院里，观察她的一般情况、琢磨她的化验报告，一有时间就不断地翻阅各种资料，想要弄清楚她的诊断，但是很遗憾，至今我都没想明白这位患者的诊断。这位患者非常沉默，几乎没有什么言语，她家是农村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家里借钱也要给她治病，而且非常配合治疗。但是患者的一般状况还是每况愈下，一个多月就进入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的阶段。上级医师签出了病危通知书，派我去跟家属交流。　　“患者现在病情很危重，随时都有可能出意外。而且过了这么久，我们虽然请了全院的专家会诊，还是没能明确诊断，因此所有的治疗都只能是试试看，所以治疗前景不是很乐观，希望你们家属能有个思想准备。”　　听完我这番话，患者的爱人、父母都有点接受不了。患者的爱人低头沉默了半晌，突然就跪在了地上，号啕大哭：“大夫，求求你，求求你们，救救她吧，孩子那么小，孩子不能没有妈呀！”我赶紧搀他起来，“我们会尽力的，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但是，但是……”后面的话我实在没忍心说出口。这时，患者的老母亲发话了，“大夫，其实这些天来，大夫和护士真的都在尽全力帮她，尤其是你，你几乎每天都守在这儿，这些我们家属都看见了，我们也挺感激你们的。但现在既然你们都说她不行了，那，那也没办法，到了这步，我们家属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孩子，能不能让她那刚满月的孩子见见她？”　　遵从了患者家属的意愿，我们没有对患者进行呼吸支持、透析治疗等等插管操作，只是给了些药物继续维持，这样至少从外表看来患者的形象还算不错，但事实上患者已经进入浅昏迷状态，对呼唤、针刺、手掐都已无任何反应，所有人都很清楚，她已经临近了生命的尽头。　　这时，小孩子抱来了。那刚刚满月的小婴儿，躺在襁褓中，睡得正香甜。患者的母亲接过孩子，扑簌簌地落着泪，把孩子放在她的胸口，哽咽地说道：“月芳啊，孩子抱来了，看她一眼吧！”　　这时那本来睡得正酣的婴儿仿佛得到了命令似地突然就放声大哭了起来，整个病房响彻她那稚嫩的哭声。奇迹般地，这个年轻的妈妈居然真的微微睁开了双眼，脸向孩子这边偏了一偏，紧接着，一滴泪水顺着她的眼角滑落在孩子的包被上，化作一滴湿湿的印记……这一场景让在场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几个年轻的女护士已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很快，她就走了，虽然家属很痛苦，但并没有吵吵嚷嚷，只是不断感慨着，“这就是命啊！”“好歹孩子也算见到了妈……”　　后来，这个患者的爱人又结了婚，巧的是，那天他陪自己的小舅子看病，竟然又是我接诊。再一次看到当年的那个小婴儿，已经长成了小姑娘，但显然承受了很多她这个年龄本不该承受的苦痛。小女孩很安静、很内向，当她的父亲告诉她，这就是当年拼尽全力抢救你母亲的医生时，她没有任何反应，眼睛里没有任何感情，那木然的神情让人头皮发麻。最后，她问：“我妈，当时很痛苦吧？”我愕然，本以为她会怪罪我为什么没能救活她的妈妈。我回答：“不，其实，她是听着你的哭声走的，虽然她很舍不得你，但她走得还算安详。”女孩的泪水滑落眼角，双唇紧紧咬住，半晌，轻轻吐出三个字：“那就好！”可我已控制不住，泪流出来。　　一滴泪，一生痛。　　口述者感悟　　医生的本职工作就是治病救人，但很多时候还是会很无奈。尽管有很多理由不放弃任何一条生命，但当已经能够预知一切的时候，在无法延长肉体生命的时候，尽量满足患者和家属的精神需求，或许也算是对往生者最好的馈赠了吧！　　于我，患者的那滴泪让我久久难以平静，直到今天，一想到她临终时的样子我就如坐针毡。每当我疲倦懈怠的时候，患者临终的那滴泪都会像锥子一样扎着我的心，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背，激励我多读书、多学习，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作者：陈彦汐　　性别：女　　年龄：27岁　　工作单位：四川省人民医院心内科　　采访时间：不详　　采访地点：不详　　约稿者：刘屹灰色头像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照着老规矩，给自己泡上一壶自制的蜂蜜柠檬茶，打开电脑，把QQ调到“隐身”状态，开始悠哉地浏览新闻网页。我很享受这样一份难得的闲暇与宁静。作为一名心血管科护士，每天的工作紧张而繁忙。心血管疾病往往发病急、进展快、病情凶险，所以我们应该是最明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的一群人，也是面对死神以及生离死别时，最为冷静淡定的一群人。当然，这种淡定有时也会有例外。　　我不愿离群，却又不喜在休息时被打扰。所以只要打开电脑，我一定会登录QQ却保持“隐身”状态。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选择性回复的习惯，所以一般没事也不会给我发信息，我的“企鹅”一直很安静。　　可是这天下午忽然闪出的一个头像，一个本应该永远灰色的头像，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像触电一样从椅子上弹起，用力揉了揉眼睛，然后花了5秒钟才勉强找回了我的理智，我带着好奇和惊讶点开了对话框，熟悉的头像，和往常一样花哨的字体，赫然写道：“谢谢你！”这个QQ账号属于李健，一位上周去世的扩心病病人。一切仿佛回到了一周以前，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理智提醒我，这肯定不是他，但我的心情开始由惊讶变得激动，这一刻我甚是希望能有奇迹出现，即使这样的期许很荒诞。“你是谁？”“我是晓慧。”一问一答让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心里却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我记得这个晓慧，她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子，长得很清秀，瘦瘦的，显得有些单薄，话很少，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可我总觉得那双略微有些凹陷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而且极富感染力，所以第一次见她便印象深刻。　　记忆把我拉回半年前。这天急诊平车送来一个病人，消瘦、面色紫绀，心累气紧明显，蜷缩着身体。一看病历：“李健，34岁，扩心病。”看到这个诊断，我心里不由得沉了沉。这个病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控制，短者在发病后一年内死亡，长者可存活20年左右。但心脏扩大明显、心力衰竭持久或心律失常顽固者往往预后不佳，不少患者可有猝死。而这个病人看起来心衰很明显。安置好病人，协助医生完成相关检查及紧急处理后，我见到了个子小小的晓慧，她显然很紧张，两只手紧紧地捏在一起，没有急切地询问，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专注地看着病人，眼神有些无措，有些惊慌。她就那么安静地站在那里，什么都不说，你便可以肯定，她真的很爱那个男人。自从医生跟她交代了他的病情后，她就开始了微笑，那种强装出来的笑容，看得让人心里生疼，只有她自己不知道，她的眼里满是忧伤。　　好在经过几天的治疗，李健的心衰基本上得到控制，精神好了很多，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三十几岁的人，倒是像个二十多岁的大男孩，穿着鲜艳、夸张的T恤，恨不得整天抱着笔记本电脑上网打游戏，就是不肯好好休息。每次跟他做健康宣教时，他都嬉皮笑脸地一口一个“好”，一转身就置之脑后了。几番软硬兼施，斗智斗勇无果后，我只好找来晓慧，让她帮着劝劝他。晓慧打扮得朴素干净，和李健完全不是一个风格。我滔滔不绝地说着安静休息的重要性，以及家属应该如何支持和帮助病人，晓慧很耐心、很认真地听着，安静地点着头，眼神里有势在必行的坚决，可是又透着些琢磨不清的闪躲。后来我才知道李健在晓慧面前简直像个暴君，趾高气扬、指手画脚，晓慧一句没说完就被他一阵吼给轰出了病房，看得我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发作。想着晓慧受了委屈，我赶紧上去安慰，出乎意料的是晓慧没有像我想象的一样哭得梨花带雨，而是甜甜地笑着对我说，他能发脾气了，她很开心，这些年自己早习惯了，虽然他有时对她很凶，可是他是这个世上最爱她的人。说到这里，晓慧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那个画面就那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纯美而温馨。　　后来我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李健，他得瑟得像个考了100分的孩子。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出什么事，晓慧会有多难过，能不能为了晓慧，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我第一次看到他收起了嬉皮笑脸，沉默良久。晚上，他把笔记本电脑交给了晓慧，让她带回家去放好。第二天，晓慧瞪着大眼睛高兴地告诉我，他答应她会好好休息。当时她眼里的那种快乐，同她眼里的忧伤一样极富感染力。几天后，李健出院了，我把他们送到了电梯口，看着他们手拉着手，是那样幸福，之前沉重的心情一扫而空，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永远。　　三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李健又来了，这次他显得更加虚弱，耷拉着眼皮，嘴唇和脸都变成了青紫色，四肢冰凉，呼吸浅快。晓慧哭着说，两天前他有些感冒，倔着不肯来医院，晚上就这样了。经过一番抢救，症状有所缓解，可是心衰却反复发作，时好时坏。　　在医院一住就是大半月。晓慧开始变得很忙，来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没有时间陪李健，晓慧从家里拿来了笔记本电脑，让我们准许李健在病情允许时玩一会儿，这时的李健已经不打游戏了，话也少了很多。晓慧不在时，他打开笔记本电脑，也只是看看QQ，简单回回朋友的留言。慢慢地病房里有了些闲言碎语：是不是晓慧烦李健了，不想管他了。每当听到这些，我眼里总会浮现出那双干净而满溢着忧伤的眼睛，我不信这些猜测。又过了一段时间，晓慧来得越发少了，我看得出李健的落寞。上班的节奏是紧凑而繁忙，病房的环境也有些嘈杂，思来想去，我要了李健的QQ号码，添加他为好友，他每次看见我在线都会很开心，开始用花哨的彩色字体向我讲述他和晓慧的故事——初中认识相爱，互相扶持，直到结婚，字里行间满是幸福。　　有一次他问我，他会不会好，还能活多久。我告诉他那要看他有多爱晓慧，愿意爱晓慧多久。他发了一个大大的笑脸过来，说，那他肯定会活很久很久……有一次他问我相不相信晓慧会不管他？我说不信，他兴奋得直夸我眼力好，看人准……这是我唯一一段上QQ没有“隐身”的日子。　　那天早上五点多李健又发病了，心跳、呼吸骤停，我急忙打电话通知晓慧，晓慧来得很快，身上的黄褂子有些特别，是那种卖报刊的小坎肩。在我的追问下，晓慧告诉我她现在一天打三份工，早上四点起来卖报纸，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去餐馆做服务生。她说她想多攒些钱，然后给李健换一个心脏。天！她知道吗，心脏移植最初的费用也要数十万啊！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当这样好似电视剧中的情节真切地发生在我的身边，那种感受真的不能用感动来形容，而是一种莫名的酸楚，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痛苦。可是这次，李健没有挺过来，我看着晓慧这个平日里安静的女子呼天抢地地哭喊。这个时候，任何的安慰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我站在一旁，悲从中来。　　此时，我看着屏幕上那句简单的“谢谢你”，眼眶开始湿润。我不知道晓慧这些日子经历了怎样的撕心裂肺，可我真切地见证了这份至真、至纯的爱情，我相信他们的爱不是生死可以阻隔的，也不是时间可以冲淡的。李健的头像再度变成了灰色，我想也许永远不会再亮起，但我也将永远不会把他删去，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关于爱的感动和记忆。我相信QQ里我和李健的那份聊天记录，对于晓慧也一定是个惊喜，因为里面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李健对晓慧满满的爱，足以温暖人心，抚慰伤痛。　　（本文由四川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陈旸协助整理）　　作者感悟　　我想我真的应该感谢我的职业，是它让我知道如何平等善良，如何真诚地对待每一个生命，是它让我理解活着就是一种美丽，是它让我理解生命的意义。这些日子里，生命，这个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简单词语，如一叶飘荡不定的小舟，总在我的脑海里沉浮。我对它的认识永远也不会结束。　　　　口述者：匿名　　性别：男　　年龄：53岁　　工作单位：北京某三甲医院急诊科　　采访时间：2012年5月21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某三甲医院急诊科会议室　　整理者：张利环他们，不曾后悔　　我们急诊科医生见到病人去世的事儿实在是很多，每个病人病情都不一样，家属的表现也都不一样，经历这些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全身瘫痪的孩子，这孩子走的时候才28岁。　　2008年的一天，我们首次接诊了小宝（化名），当时他24岁。小宝在六岁的时候就被发现患有脊髓肿瘤，后来发展成为全身瘫痪，完全卧病在床也已经有十来年了。　　小宝来我们急诊科就诊的时候病情非常严重，有气管插管、严重肺部感染，他当时不能说话，我们主要是跟他父母交流。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小宝的结局只有一个，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在向他父母交代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父母心里也很清楚。他母亲告诉我们，她知道小宝可能无法完全康复，但她们只是想尽一尽做父母的责任，只是想对孩子尽份心。我们按照他父母的意愿，进行了全力抢救。　　那次，小宝在急诊室住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急诊室的条件不是很好，门口拥挤、嘈杂，小宝的父母就这样一直在急诊大厅里守候着他，片刻都不想离开。经过这半年时间的接触，我们之间变得熟悉起来。这次小宝虽是救过来了，但并不是非常彻底，因为这孩子呼吸功能不好，出院之后，他家里也买了一台呼吸机，一直由父母在家里看护。　　大概半年以后，小宝又过来了，还是因为肺部感染。因为长时间插着呼吸机，造成呼吸道感染，小宝看起来非常痛苦。这一次，他的父母还是坚持尽全力抢救。还好，他在我们急诊科待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终于稳定。　　之后的两年多内，小宝曾多次到我院急诊科就医。这孩子非常胖，病情进展使他颈部以下都瘫痪了，不能动，身上的肌肉全部是萎缩的，全都是脂肪，骨质也非常疏松。到后来他翻个身都需要父母帮助，但他全身的皮肤没有一处出现问题，可见他的父母平时护理他时是多么的尽职尽责……　　为了尽心尽力照顾他，他的父母没有再要孩子，他的母亲还提前退休了。他们几乎放弃了所有的爱好，放弃了一切自己应该有的正常活动，比如外出、游玩等，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孩子身上。　　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中，我们曾多次规劝他们，是不是考虑一下放弃，但他们一直非常非常坚持，即便他们心里清楚，这孩子“长不大”，而且可能还要耗费更大的精力、更多的钱。但他们从没有改变过想法，他母亲说，小宝就是她活着的动力。　　我们之间越来越熟悉，也经常听他们讲孩子的故事。他母亲告诉我们，在病情没这么严重的时候，小宝虽然腿不能动，但意识都是清楚的，他脑子好使，自己经营了一家网店，生意还很不错。　　小宝最后一次来的时间是去年（2011年），当时他肺部感染很重，严重缺氧，由于平时长时间呼吸道插管，在气管和食管间形成了一个窦道，一些消化道里的东西返流到气管里，这样的感染非常难控制。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尽了全力去抢救，实在没办法，经过2周多的时间，小宝终究还是离开了。　　因为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我们之间都非常熟悉了，彼此之间也都有了感情。在小宝离开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大夫、护士也都控制不住，和他的父母哭成了一团。作为医务人员，平时我们是不能感情用事的，如果看到病人痛苦我们就感同身受地伤心、难过，那就没办法保持冷静、理智的头脑去处理问题，这对救治无益。但这个时候，我们……　　小宝去世以后，他的父母还时常来医院看我们，他们还说，每到有空的时候都会去小宝的墓地上看看。　　口述者感悟　　客观来说，假如这个病人更早去世的话，不管是对他家人、他本人还是对整个社会，可能都是一个更为合理的选择。可人是情感动物，一旦涉及情感，常常很难决断。有些病人（尤其是重症病人）在最开始就医的时候就已经大概了解，病情是不太可能逆转的，结果肯定是死亡。但在最开始阶段，即便医生已有告知，家属大多都会说我们使用一切办法，目的就是能够使病人的生存时间更长一些。随着时间的延续，病人进入持续昏迷、植物状态，病人家属逐渐接受了这一事实，这时候可能就处于一种两难的状态，已经花了很大的代价，这时候该放弃还是继续维持，很难决断。此时，医患纠纷的发生率会比较高。尽管从医生的理性角度来说，有些情况从开始就不进行抢救最好，让病人早些减少痛苦去世可能更人道，但医生没有权力做决定。急诊、重症、ICU的医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难于处理。小宝的父母虽然为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们看到的是为人父母最纯粹的爱，他们，不曾后悔。　　　　作者：兰玲　　性别：女　　年龄：32岁　　工作单位：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采访时间：不详　　采访地点：不详　　约稿者：许倩外公的心愿　　我的外公，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奇人”，但至少在我心中，他就是这样一位奇人。　　从小到大都倍受外公宠爱的我，一直以为，这辈子我就是他的“小公主”了，在外公面前，我可以永远不要长大。可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事情不可预测。就在我刚工作不到一年时，外公竟然病入膏肓，成了我的病人。就这样，我们从亲密的祖孙关系变成了“尴尬”的医患关系。　　外公患的是肝癌，查出来时已是晚期。作为他的主治医生，难过之余，职业习惯让我第一件事就是想查出患癌原因。入院第二天，我一大早上班，就先去了外公的病房，是的，我必须承认，我急切地想见到他。看着外公有些憔悴的脸，我心疼极了。“昨晚睡得不好吗？”我轻轻地问。“还行，就是凌晨四点多护士过来抽血，就睡不着了。”外公满脸堆笑，“护士真够辛苦的，凌晨四五点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不过这小丫头也真够狠的，一下子抽了我二十多管血，呵呵！”“是我下的医嘱，我想尽快查出您不舒服的原因。”看着满脸皱纹却笑得像朵花的外公，我心为之一震，不无抱歉地说。“哦，这个我知道，护士是执行者，医生才是决策者嘛，怎么样都是为了病人好嘛！”外公却满不在乎，慈爱地看着我，“我的孙女真是长大了，竟然可以给外公看病了。”我笑了，但我知道，这一笑完全没有我往日查房时的潇洒、自信和坚定。凌晨四点、扎针之痛、几十管血、夜间不眠，这些在我看来于别的病人早已习以为常的事件，在今天，突然变得那么触目惊心。是的，这种亲属和医生的双重身份，似乎让我开始学着如何去真正感受病人的内心，开始思考除了职业操守之外的某种东西。　　抽血结果陆续出来了，外公竟然没有任何基础肝病，可肝癌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命运就是这么奇怪和无情。手握报告单，我突然冒出一个古怪的想法：几十管血换来的这个结果，对于一个已经接近死亡的病人，多么不值！不管怎样，外公是一定会问结果的，我必须先处理好这个事情。我打好精神，走进病房。“结果出来了，您得了肝炎啦，您吃不好、肚子胀，就是这个病给闹的！”我故作轻松，“是慢性肝炎，慢性的就要慢治，恐怕您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了。”我顿了顿，想找个最合适的理由让外公不去怀疑在这里的长住。“肝炎哦，好吧，有我孙女守着，什么病我都不担心了！”外公还是一如既往地微笑，却不知他已经离生命的终点越来越近。　　其实现在想想十分可笑，对于一个肿瘤晚期的病人，我们医生惯用的所谓善意的谎言姑且能掩盖长期住院的原因，却永远无法掩盖越治越差的事实。可想而知，外公身体越来越弱，皮肤越来越黄，肚子越来越大，已经无法下床，甚至坐起都很困难了。每次站在他的床边，我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僵硬地微笑，机械地重复着：“病情反复很正常，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慢慢来，不要着急，会好起来的。”这些“真实的谎言”，我曾无数次说给其他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听，可即便我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却至今无法做到“心不跳”，我可以温和地面朝他们，却永远无法正视他们的眼睛。是啊，善意的欺骗、无奈的敷衍，这种在医生内部代代相传的处理方式，难道真的是对的吗？多数病人在疑惑、煎熬、压抑甚至恐惧中度过了灰暗的最后时光，最终带着遗憾和未了的心愿离开，难道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离开方式吗？何况这是我深爱的外公！我走出病房，不停地问自己：“欺骗外公姑且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无奈。可作为一名医者，医身体之痛，却不懂疗心灵之伤，是为大医吗？”可我马上又反驳了自己：“如果救不了外公的身体，又如何给他心灵的安定和快乐呢？”困扰的情绪让我终日郁郁寡欢，我不知道要这样面对外公到什么时候，直到那一天。　　那天，当我站在外公床前，又一次重复这些话时，外公拉住了我的手：“我最近身体越来越差，这个病怕是不太好啊！知道你们不告诉我是为了我好，但我心里有数，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故作镇定，赶忙笑了笑，可还没等我开口，我的眼泪已经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外公看着我，充满慈爱的眼神中突然有种释然：“玲玲，别难过，人总有一死。不要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你所受的医学教育都是最理想化的治疗手段，实际上，在和死神博弈的过程中，你能做到的并不多，无非是在可以争取的范围内做到最好而已。我理解，我接受，我只想完成心愿，不留遗憾。”我突然愣住了，这就是我的外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竟道出了医生这个职业的本质和病人这个时候的真实想法，让我猛然间豁然开朗。　　后续的那段日子，外公一直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见到了想见的老友，相处了挚爱的亲人，写好了遗书，挑好了墓地，选好了遗像。最让我不解的是，他自己出钱委托家人在闹市买了一间门面房！　　在一个初夏的早晨，外公永远地离开了。当舅舅打开他的遗书，念到其中一段时，全家人震惊了：“我于生前购置门面房一间，现委托大儿子租赁出去。所得租金由二儿子保管，二女儿监督。其中30%为我夫人所有，为养老生活所用，30%为今后家里考上大学的孩子所有，为学费、生活开支所用，30%作为累积储存，为日后我儿女家庭困难时应急所用，剩余10%为每年为我扫墓开支所用。门面房不得买卖，如遇必须，按法律继承人依法继承。”至此，我终于明白：外公是真正无所牵挂、不留遗憾地离开了。　　五年来，我时常去墓地看外公，每次都会放上一束美丽的鲜花，当然是用门面房租金中的扫墓开支去买，因为我知道，这是外公的心愿。　　作者感悟　　记得五年前，穿上崭新的白大衣、刚刚工作的我，是兴奋的、激昂的。我知道，我本是个热情的人，我一定要将这份热情给我的患者、我的同事，给每一位需要我帮助的人。我每天勤恳地工作，认真地查房，按时坐门诊，将自己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救死扶伤”这一项伟大的工程中。我知道，我是渺小的，但我有热情，有怜悯之心，有专业的医学知识，我有信心将托付给我的每一个伟大的生命呵护得无微不至。　　的确，我这样做了，但很多时候，我开始发现，我力不能及，甚至无能为力。一次次面对死亡百态，一次次亲历人性万种，一次次感受生命的无奈，一次次把死亡当漠然，工作不到一年，我就变得焦虑、不安、不知所措。我开始怀疑自己，甚至怀疑医生这个职业，直到外公的到访。　　的确，在死神面前，医生总要竭尽全力彰显英雄本色，而实际上，这无非是医生自己强加于自身的一种信念、一份压力。一旦我们意识到病人无法医治、濒临死亡时，我们就羞于面对、怅然不已，故作冷漠地查房、抢救、观察病情，除此以外再也不会更多地来到病人床前。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做什么，我们难于启齿，自然全然不知。其实，对于生死，应该学会坦然接受，自然面对。用冷静的心态看待病人的死亡，用平和的心情达成病人的心愿，用温暖的心绪弥补病人的遗憾。对于医生，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医治，真正意义上的医者仁心；而对于病人，这才是最高层次的死亡，真正值得的生死轮回。　　　　作者：顾晋　　性别：男　　年龄：53岁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外科　　采访时间：不详　　采访地点：不详　　约稿者：王迈姥姥　　我的姥姥离开我已经30多年了。那时候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姥姥生病了。一开始，爸爸妈妈认为老人是便秘，但是后来姥姥的肚子逐渐膨胀起来，连我这个刚刚开始学医的医学生都觉得不对劲了。“不是便秘吧？我看像肠梗阻。”我对爸爸说。　　爸爸是泌尿外科医生，看了姥姥的症状以后也觉得不对。我们送姥姥到医院看病，姥姥告诉我说：“我的腹胀已经有半年了，看你们都很忙，我就没有说。”经过临床检查，姥姥的最后诊断是结肠癌，而且已经有肠梗阻了。　　医院的医生说不能做根治性的手术了，于是给姥姥做了肠造口术。带着造口非常不方便，姥姥又很爱干净，造口对她来说非常痛苦，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她抱怨。手术后没有作任何治疗，姥姥的病稳定了将近两年。由于生活的不便，她下地活动的时间少了。爸爸妈妈都忙，于是给姥姥请了个阿姨照料她的生活起居。　　随着病情的变化，姥姥的状况越来越不好，她执意不想去医院，爸爸妈妈都是医生，知道到了医院也没有办法。姥姥最后的日子就在家中度过。不管多难受，姥姥从不在夜里惊动我们，甚至都很少叫阿姨帮助她。就这样，姥姥独自和病魔抗争着。　　有一天，妈妈把我叫到身边说：“姥姥可能不行了。”我的心一下抽紧了，尽管我是学医的，但毕竟刚刚开始，对医学了解不多，更何况面对的是自己的亲人。　　姥姥越来越虚弱，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妈妈说：“姥姥今天可能过不去。”　　我一下不知所措：“是不是到医院去啊？在家我们应该怎么办好？”　　“不用去医院！”妈妈斩钉截铁地说。　　我知道姥姥也不会同意的。我只记得那个晚上，爸爸和哥哥都不在家，只有我和妈妈陪姥姥度过最后时光。姥姥的呼吸越来越弱，但是她的意识非常清楚，她嘴在微微地动着，不知要说什么。　　其实，一直到那时，我们都没有和姥姥说，她得的是什么病，姥姥也从不问。毕竟是内科医生，眼看着姥姥呼吸越来越弱，妈妈非常镇静，可是面对即将离世的母亲，妈妈会说些什么呢？如何安慰一下姥姥呢？我在想。　　妈妈把头凑近姥姥的耳边，说：“妈妈，你放心去吧，我们都会照顾好自己的。”　　这句话让我非常震惊，我还以为妈妈会说“您坚持一下，病会好的”。可是姥姥好像听懂了妈妈的话，头微微点了一下，眼角一股热泪流了下来，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姥姥走了，那么安详。姥姥的一生在恬静、快乐中度过，没有惊人的成就，但有亲人、有满足，培养出了做医生的女儿，没有炫目的遗产，却留下了一本本平凡得不能再更平凡的日记，里面记录着她的一生，所有的希望和幸福……　　作者感悟　　有时候，我们面对病重的病人，合理的安慰比虚假的鼓励更贴心。因为，不管外人感觉如何，病人自己对疾病的判断是最真实的，他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病是什么阶段。“善意的谎言”有时候是徒劳的。试想，一个晚期癌症的病人，极度消瘦，你对他说他一定会好的，谁能相信呢？病人需要的是心灵的安慰，不是虚假的鼓励。医学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死亡，这是回避不了的实际问题。面对病重的病人，即使康复无望，我们至少能多陪陪他们，给他们心灵的慰藉，陪着他们一路走好……　　约稿者手记　　本以为这应该是一次简单的访谈或约稿。顾教授的好文笔早就名声在外，他的博客“城中故事”不但点击量近百万，而且是多家医学和大众媒体“追捧”的对象，博文抢手，时常被转载。更不用说，这位行医、行文都充满人文关怀的医者，对于“从医生的角度谈谈对死亡的观察和感悟”这个亦医亦文的话题，应该会有很多心得吧。　　但是，事情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电话那边，顾教授沉默了一会儿，有点犹豫地说：“很多都记不太清了。”我不好过于勉强，又把之前在电话、邮件中沟通的策划初衷拿出来啰啰唆唆地唠叨了一遍，希望拖延些时间，也许会有转机。终于，顾教授说：“有一篇写我姥姥的博文，也许可以用。”于是，便有了此文。　　挂电话时，我并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话题对于顾教授会这么难以推进，直到读到这篇文章。　　“平静安详”，这是我能想到的、用来形容作者的这位可敬可爱的祖辈离世时情景的唯一词汇。能在至亲至爱的家人陪伴下，安静坦然地面对死亡，是一种福气。也是今时今日被先进医学和生命支持设备“back-up”的现代人已经不常能享受到的福气。　　也许，姥姥过世的一幕已经在三十多年前的医学生顾晋心目中，定格成了死亡应有的尊严，无法超越。　　　　口述者：鄢薇　　性别：女　　年龄：40岁　　工作单位：武汉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采访时间：2012年7月20日下午　　采访地点：武汉市中心医院北院医生办公室　　整理者：邢英?龙华妈妈，对不起，我爱你　　我的妈妈退休前是一家省级医院的护士长，八年前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些年来常住院治疗。2012年四月，妈妈因慢性肾功能衰竭症状再次入院，而这一次，我未能像过去那样，在几周后接她回家。　　四月最后一天的傍晚，我正在病房与妈妈闲聊，突然她说大腿处好痛。一检查，在她的右大腿内侧不知何时出现了手掌大小的出血块。血块扩散得很快，几个小时后整个右下肢都出现了明显青紫。在疼痛中不断呻吟的妈妈也逐渐出现了失血性休克症状。经过医生一整夜不眠不休地抢救，妈妈危急的病情终于暂时稳定。但大量输液使妈妈的身体明显浮肿，甚至出现了皮下渗水。医生本打算手术寻找出血点止血并清除血肿，但面对妈妈全身浮肿、凝血功能极度恶化的现状，考虑到手术风险太大，不得不将妈妈先转去重症监护病房，再等合适的手术时机。从此我们每天只有下午4点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进ICU探视妈妈。　　第一个探视的下午，看到她情况似乎有所好转，我很开心。可第二天探视时，妈妈显得十分倦怠，说话也费力很多，但神志很清楚，她很吃力地对我说，“你去告诉医生，我要放弃治疗！”我一惊，说：“那怎么行啊？！哪能这么快就放弃治疗啊？！我还要接你回家呢！”妈妈轻轻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没办法，治不好的！回不去了！”我敷衍着说：“该不该放弃，我得和ICU的刘教授商量看看，你说的不能算数！”　　次日，当我和姐姐一同进ICU时，妈妈戴着氧气罩，说话变得更困难了。对着两个女儿，她似乎拼了全身力气地说：“我……要……放……弃……治……疗！”我和姐姐故意嬉笑着想避开这个话题，妈妈突然变得十分激动。一旁的护士见状说：“咦，司徒老师一直挺安静的呀，这是怎么了？要不你们先出去吧？”于是我和姐姐匆匆离开，去与妈妈的主治大夫刘教授面谈。刘教授建议尝试一次24小时持续血液净化治疗，虽有不少风险且费用很高，但还值得一试。我立刻点头答应。　　当晚，治疗就开始了，第二天一早，妈妈居然请护士打电话给我，说想要吃粥。这通电话令我欣喜若狂，因为妈妈已经5天没有正常进食了。而更重要的是，我对妈妈的“阳奉阴违”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效！　　下午，当我走进ICU时，妈妈这些天来浑浊的眼神显得明亮了许多。但没想到，她一脸埋怨地看着笑嘻嘻的我，吐出三个字：“你骗我！”我深知，尽管妈妈在这家医院工作了30余年，见惯了生死病痛，但她却是个极怕痛的人。但现在，即便她有千般不愿，也无力拒绝再做各种检查及治疗。我是她唯一信任、依靠、以为可以帮她结束痛苦折磨的亲人，但却令她失望了。而此时的我，因为“初见成效”，早把她的诉求抛之脑后。我甚至默默地对自己说：这一次我一定要“帮”妈妈“坚强”起来。　　然而，全身多器官衰竭的事实，令妈妈的“初见成效”如昙花一现。很快，妈妈又出现明显呼吸困难，并确诊为肺部难治性真菌感染。无力咳嗽的她只能依赖护士们每半小时的吸痰护理缓解呼吸困难症状。而每次的吸痰操作都是痛苦的折磨。这天晚上，妈妈开始拒绝进食。刘教授只能亲自为她插上了鼻饲管，以维持基本的营养输入。　　妈妈日益加重的病情又令我情绪低落。5月13日，母亲节，我在手机的QQ心情里写下“妈妈，对不起！我爱你！”拿给她看，以表达我的抱歉与心痛。妈妈看了一眼，没有任何表情，疲惫地闭上了眼睛。我略带哽咽地读出这八个字给她听，她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我想她是在生我的气吧！气我在她最痛苦、最需要家人陪伴时，忽略她的意愿，自以为是地选择将她孤身置于即便是治疗医疗条件最先进、护理最全面、但却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使她从尚可诉求直至无力言语，无可奈何地在绝望中忍受着无尽的痛苦！　　随后一天下午探视时，正值血管外科医生来换药，当拆开层层绷带，妈妈右侧大腿乌黑、破溃的大面积血肿展现在我眼前时，我震惊了，心痛不已！送医生出ICU后，站在病房走廊上，我泪流满面地向几位至亲及好友发出了一条短信：“这次我真的决定放弃了！看到妈妈已近乎漆黑的腿部血肿，想到她却一次没在我们面前哭喊过，才知道她是坚强的！才知道她因为我的不甘心忍受了多大的痛苦……”　　回到ICU，我告诉妈妈明天就去为她联系普通病房转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陪着她了。妈妈缓缓地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而此时我才意识到，几天前妈妈要求“放弃治疗”的用意。从医30年的妈妈深知她的病已是治不好了！她只想在极其有限的时日里，在我们陪伴下，尽量少些痛苦地安心离去。我想这才是妈妈最后的心愿！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我和哥哥姐姐们将妈妈从ICU转出。可能路上太颠簸，妈妈好像从睡梦中被惊醒，睁大了眼睛，扫视着这个她即将永别的世界。这天天气很好，傍晚时分的天空中映着艳丽的彩霞，落日余晖静静地洒在每个人的身上，和煦的风里夹着丝丝的凉意。　　晚上七点多，妈妈已高烧至39.6℃，并且血压持续下降，呼吸急促。九点多，她对我们的呼唤已经完全没有了反应。我和姐姐用冰袋不停地为她做物理降温，持续了几小时。其实我已很清楚，这么做已是徒劳，但这也是我们最后能为妈妈做的。第二天凌晨三点，妈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终于带着满身的伤痛，在我和姐姐的陪伴和注视下，离开了。　　妈妈一生平凡、低调，愿她在天国过得恬静、快乐！原谅女儿为你带来的痛苦，妈妈，对不起，我爱你。　　口述者感悟　　作为一位从医十余年的医者，我深知母亲已是病入膏肓，深知医生此时的每一步治疗都如履薄冰、举步维艰。但是“不轻言放弃”的职业思维定势、对母亲的万般不舍及愧疚，令我不愿聆听母亲的声声诉求，一厢情愿地坚持“治疗”。然而，这自以为是的坚守其实是多么自私的爱啊！这份“爱”令妈妈只能在无能为力的绝望中默默地忍受着无尽的折磨，用她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痛苦来成全我们的“孝心”。　　仔细想想，对于每一位久病缠身、长年饱受病痛之苦的人来说，求一个“善终”的愿望或许早就在他们心中百转千回地祈求过无数次了吧。而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家属和医生们所做的种种努力，到底是在拯救病人的生命，还是在延长他们痛苦的“死亡过程”？　　同事同学感悟　　作为患者女儿的高中同学，我和她情同亲人，却没能挽回亲人的生命，我曾质疑自己是否真的尽到全力？如果当时冒险手术，是不是会有更好的结局？但是医学常识告诉我，当时的情况是断不能贸然手术的。　　其实，很多老人和我们年轻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他们会觉得晚年病痛的折磨是件很痛苦的事，宁可少受罪，也不要如此痛苦地熬着。人终有一死，总有医生无力回天的那一天，如果那天真的来了，就让我们安静地离去吧！武汉协和医院血管外科?欧阳晨曦　　整理者手记　　知道鄢大夫要讲述的是自己与母亲的别离，而且仅过去1个多月，我有些忐忑，担心再次揭开她的伤疤。而那日，午后阳光之下，清丽的她就站在古朴的小楼门前，微笑着和我握手，我们的谈话就在这种温暖的氛围中进行……　　随后文稿修改的书信往来中，鄢大夫这样写道：“说实话，修改初稿的过程中时常会有泪眼模糊的时刻，但这次的泪水却像幽谷的清泉，缓缓而出，静静地洗涤了我这几个月来的愁绪。是你们给了我倾诉和重新整理的机会，让我终于明白了那让我陷入痛苦自责的错误到底在哪儿，虽然这个错误再也没有了弥补的机会！我觉得妈妈听到了我的心声，或许她原谅我了，冥冥之中，她透过这次机会，让我明白了当初面对死亡时她做出抉择的勇气是令人敬佩的！我觉得和妈妈的心又再次贴近了……”　　　　　　口述者：匿名　　性别：女　　年龄：不详　　工作单位：北京某医院　　采访时间：2012年5月7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某医院病房　　整理者：李妍来世还做妈妈的儿子　　这是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11岁，急性、高危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　　这也是一个坚强的孩子。父母离异后，他跟随妈妈生活，爸爸又另外组建了家庭。　　为了给孩子进行骨髓移植，爸爸、妈妈都做了配型。爸爸的相合度更高，但起初，爸爸并不愿意为孩子提供骨髓。最终，在妈妈的强烈要求及反复劝说下，爸爸同意提供骨髓，但治疗费用则主要由妈妈承担。　　整个移植过程非常艰难，年幼的孩子经历了严重的口腔溃疡、移植物抗宿主病、出血性膀胱炎、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病毒血症以及肺部细菌、真菌感染等多种并发症，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伴随着又一轮严重的肺部感染，孩子出现了呼吸衰竭，而此时他血象极低，生命垂危。　　为了控制呼吸衰竭，在使用抗感染药的同时，我们与家属谈到上呼吸机的问题，以此改善他的肺部症状。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缓解措施而已，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感染问题，而且插管上机也有很大的出血风险。即使这次能够挺过来，血象问题也不容易解决，还要面临诸多并发症的难题。　　到了这个时候，孩子妈妈已经花掉了自己娘家、孩子舅舅和自己的积蓄几十万元，再治疗下去已难以为继，而孩子的状况仍然非常不好，预后也很差。　　孩子的妈妈、爷爷及其他家属一致决定放弃呼吸机治疗。　　其他治疗还在继续。　　孩子的求生欲望非常强，但感染没能控制，病情在继续恶化。　　最后，在面罩吸氧达到最高流量情况下，他仍然喘不过气，憋得非常难受。　　而他的妈妈只能一直在床边陪着他，搂着他。　　此时，孩子自己也绝望了。　　尽管这种情况在其他患者中并不多见，但对于这个家庭来讲，孩子承受的痛苦却成为了他医疗过程中的大部分内容。从接受移植到现在，整整九个月的时间，孩子除了春节时回家了不到一个星期，其余时间都在医院。尽管妈妈和爷爷给他带了很多零食、玩具，可以在病房里画画、玩游戏，但，他不能离开病房。　　喘着，憋着，孩子仍一遍一遍地跟我说，“可不可以让我早点走？”“可不可以让我舒服一点？”“让我睡着好不好，睡着了我就不难受了……”　　但是，对于呼吸衰竭的病人，镇静药物因为会抑制呼吸，是要谨慎使用的。　　对于一个孩子，这简直是太残忍了。明明知道没有更积极的治疗措施了，眼见他的状况越来越差，我们却无能为力。　　这是多么可怕啊！医生眼看着他因呼吸衰竭被活活憋死，却什么也做不了。　　这时，有家属提出，能否再给他上呼吸机。但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必须进监护室，而家属是不能进去的。孩子觉得，自己病得那么重，妈妈又不在身边，太难过了……同样，妈妈也无法接受。　　于是，就这样过了两天两夜。孩子一直醒着，憋着，喘着。妈妈搂着他，给他讲故事，讲他小时候的事，并且不停地说，“你安心走吧，来生还做妈妈的儿子……”　　口述者感悟　　这个孩子的故事，我非常不愿意回忆。作为一个大夫，当不能挽救病人生命的时候，最希望的是能够减轻患者的痛苦。两天两夜，孩子的妈妈、爷爷，甚至病房里所有的大夫、护士，都觉得太残忍了。每一个大夫在面对这样的病人时，都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刺激。　　在病人和家属一致要求放弃的情况下，在病情不会出现转机的时候，作为大夫，仍然帮助不了他，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那两天，在下班回家后，我还时常会接到病房护士打来的电话，说，“孩子又憋得很厉害，家属强烈要求打一支‘安定’……”但按照技术规程，我不能同意开出这样的医嘱。　　面对这样的病人应该怎么办，我们没有可以参照的依据。而这样的规定可能会涉及伦理、家属的同意、大夫用药的权力、如何防止滥用药物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对于一个多数时间都在治疗恶性肿瘤的大夫来说，面对终末期病人，在病人和所有家属都已经放弃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够有些措施，可以让大夫帮他们一把，哪怕只是让病人安静一些，痛苦小一些。这无论是对病人、家属还是大夫，都是一种安慰。　　整理者手记　　在讲述过程中，这位医生几度潸然泪下。她不停地向我道歉，并说，关于这个孩子的事，她没有在人前哭过，但在背后，哭过很多次。　　的确，这不是个让人愉快的故事。无论是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还是看故事的人，都会忍不住为这个孩子难过、流泪。而在难过之余，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医疗制度是不是应该更具人性化？就像这位医生所说，对于这样已经无力回天的病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措施，能够让病人痛苦小一些，走得安详些？　　口述者：贾继东　　性别：男　　年龄：50岁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疾病中心　　采访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消化疾病中心办公室　　采访时间：2012年10月23日下午　　整理者：郑桂香老大哥走了　　我的大学是在山东济宁上的。我们班长比我长几岁，是我们的老大哥，长得一表人才、魁梧高大，一看就是个山东大汉。他为人仗义、热心肠，家庭背景也不错，家人也有几个学医的。老大哥上学的时候没少照顾我。他是济宁本地人，时不时会叫上我们兄弟几个去他家吃个饭，还能看电视。那个时候，我们都离家在外上学，又都不富裕，能有这样的机会改善改善伙食，可是个了不得的事。毕业后，老大哥分在当地医院当了外科医生，结婚后有了女儿，没几年就离婚、又再婚，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打打电话，有机会也见过几次面。　　大概4年前，老大哥得了多发性骨髓瘤，来北京治疗。但让我无法理解的是，老大哥没有好好准备做化疗，而是先做了个股骨头置换手术。事前我不知道他要做手术，她爱人也不同意。这里的爱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他前妻，因为他再婚的妻子不知什么时候离他而去了，在他最需要家人的时候，还是原配太太陪在他身边。当时她就希望我能劝劝他，因为她说老大哥就听我的话。可不巧的是，那一阵我的手机经常不开机，她爱人跟我联系不上。在手术那天、他仍在手术中时，她爱人就直接跑到我的医院来找我。我一听就急了，怎么能现在做这个手术呢？要知道手术后几个月内都没法做化疗，这样一来不是耽误治疗了吗？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手术后我去医院看他，问他为什么要急着做手术，他说是一个专家跟他建议的。　　度过手术恢复期后，我帮老大哥联系了一个新药临床试验，老大哥参加这个临床试验，可以免费使用一种价格昂贵的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新药。还不错，几个疗程下来，症状基本上缓解，一家人高高兴兴出院了，老大哥又继续上班当他的外科大夫。　　不幸的是，一年后，老大哥又回来了。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复查不及时，老大哥的多发性骨髓瘤复发了，全身广泛转移。这一次人很衰弱，也很痛苦，浑身疼得厉害。再一次联系住院，这时候已经不能再做化疗了，只能对症处理，用止痛药止痛，用营养药维持。我去看他时，他也知道这次复发的严重性了，苦笑着对我说：“继东，这次看来真的挺不过去了。”我嘴里安慰着他，可心里很不是滋味。　　又过了大半年，到了2010年的将近十月底，我要去美国开肝病会议，临走前，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给老大哥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心里一沉：他的声音有气无力，说了上句接不上下句。我和我太太赶紧跑到那家医院，见到他时，我真是不相信，眼前这个躺在病床上的人，就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敢为兄弟两肋插刀的老大哥！因为做化疗头发全剃光了，眼窝深陷，两只眼睛要么闭着，即使睁开也没有一点儿神，脸色如死灰，全身骨瘦如柴，颧骨、锁骨突出，手脚冰凉。他见到我，眼睛转一转，嘴唇动一动，很艰难地说几个我也听不太清的字，一会儿又昏睡过去了。我陪坐在他病床边，沉默了一个多小时。　　我心如刀绞，她爱人和女儿更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哭着对我说：“继东，你认识的专家多，无论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他。”我只能跟她们说：“大哥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跟你们一样难过着急，我一定会尽力，但你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这几天大哥可能就过不去了。我会跟医生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但现在看可能挽回不了了。”　　过了几天，我还在美国开会，老大哥的女儿给我发了个短信，说他走了。　　口述者感悟　　我见过无数病人，情况比老大哥轻或重的病人都有，但当我亲眼看到好朋友、亲如兄弟的老大哥从发病、到化疗见效、到复发全身转移、到全身疼痛得生不如死、到最后无药可治，绝望地躺在病床上，我受到的触动从没有这么强烈。我一直想知道老大哥最后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他自己就是医生，知道病情的严重性，知道死亡的结局不可避免时，他的心情是一种绝望，还是对生命即将逝去的无奈，或者是对家人的眷恋？人得了不治之症，无论他本人还是家人，都希望奇迹的发生，希望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但奇迹毕竟是奇迹，而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我们无法违背这个规律。尽管老大哥是学医的，他家还有其他几个学医的，他的众多朋友、哥们儿中也有不少是医生，但最终谁也改变不了这个结局。　　整理者手记　　认识贾继东教授有十年了，他是肝病领域的顶级专家，平时在国内外做报告讲课，镇定自若，条理清晰，思维缜密，属于讲话不看稿，出口成章的人。但当谈到老大哥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情绪波动，有时欲言又止，有时停顿，有时变换个坐姿，有时候又纠结用什么词来表达。死亡，这个话题本来就沉重，尤其当有一天真正发生在我们亲近的人身上时，每一次回忆都会令人心痛。　　　　口述者：徐丽霞　　性别：女　　年龄：33岁　　工作单位：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　　采访地点：北京鼓楼西大街41号中国医学论坛报社编辑部　　采访时间：2012年8月18日上午　　整理者：杜卉就不要让爸爸再难受了　　深夜11点多，一个女人跪在病房门口一边流着泪，一边低声地念着佛经。　　一小时前，我查房时发现一个将要在明天出院的病人躺在床上不动，走过去叫他也叫不应。心里“咯噔”一下，有不好预感。迅速给他查体，发现呼吸、心跳都已经停止。　　他是我们的一个老病人。因为肾功能衰竭，在我们科已经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五六年了。这次，因为发热、腹痛收诊。　　他，是信佛的。据说，之前在火葬场工作。但同事们曾经见过院长等领导们亲自过来看望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背景”。有人说，大概是个老革命吧。　　入院后，我们给他做了血培养，结果出来是革兰阳性球菌阳性，诊断是肠梗阻、败血症。于是，就给他做了抗感染和营养支持治疗。他的病情逐渐好转和稳定，也准备出院了。　　出事当晚九点，我去查房时，他还在床上盘腿打坐念佛。　　我马上叫来一起值班的其他同事，一边开始抢救、一边跟他的家属联系。等他家属来到病房，已经是一个小时后了。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们四个值班医生轮替给他进行心脏按压以及其他一些常规抢救措施。在心脏按压时，为了达到按压的效果，必须有一定的力度，但他又是个长期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有骨质疏松，所以在按压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他的肋骨有被压折。　　这一个小时，也是我的个人信仰与职业精神不停交战的1小时。　　我，也是信佛的。他入院那天，当我第一眼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他时，我看到的是一张平静安详的面孔，并不是我见惯了的那些临终时痛苦与扭曲的面容。他是个长期慢性病患者，基础状态很差，即便是抢救回来，预后也会很差。既然他走得这样安详，我们又何必再去做心脏按压，再让他经历一遍折磨与痛苦。但作为医生，在家属来之前，对病人进行人道主义抢救是必须要做的职责，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判断他到底呼吸、心跳停止了多久，将他抢救回来的可能性也存在。　　等他女儿来到病房，我们交代了他的情况，问她的意见。他的女儿虽然很难过，但并没有像大多数家属那样呼天抢地地痛哭喊叫，而是很平静地跟我们说：“就这样吧，就让他走吧，不要再救了。”“爸爸已经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就不要再让他难受了”。她提出，能不能让她的父亲在病房多停留一会儿，让她陪陪父亲。其实，这样的请求真的是很简单，但病房里还有其他的病人，我们却又做不到。但她还是表示能理解。　　在将他送往太平间前，我们的护士给他“打包”，就是将他的各个监测仪器、输液管道撤掉，病号服也脱掉。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人真是赤条条地来、再赤条条地走。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女儿跪在病房，不停地念着佛经。如果解剖，对医学会不会有贡献？　　“爸，我回来了。”一个长得很英挺、大约30岁的男人拉着床上病人的手，颤着声喊出了那句话。　　瞬间，眼泪从病人的眼角滑落，监护屏上那几乎不算在波动的心跳也在刹那间剧烈起伏起来。但很快，心跳越来越弱，并最终归于静止。　　这个病人是一位老师，罹患了恶性度很高的胆管癌且已到晚期，因为意识不清收入急诊室。他是唯一一个我在急诊室心甘情愿做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医学上“无谓”的积极抢救的病人。　　像所有的肿瘤晚期病人一样，他已经被疾病消耗到了极度孱弱的状态。在急诊室，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通常采取以减轻病人痛苦为主的对症缓解治疗，不再给予过多积极的干预。可是他的妻子哭着对我说：“医生，我们的儿子是个军人。他爸生病和住院都没有办法陪着，到了现在，求你能让他们爷儿俩见最后一面吧。”“我们尽力试试，但你们的儿子要赶快回来，不然，怕是不行了。”　　病人入院时是下午六点左右，他的儿子接到消息后，急忙往回赶。为了能延长病人的时间，我用心跳兴奋剂一直维持他的心跳，但他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　　凌晨一点，他的儿子终于赶到了。　　在看到他们父子“相见”的那刻，我心中深深叹息，人与人之间大约真的是有心灵感应的吧。其实，在他儿子到来之前，他的意识状态和心电监护显示的情况之差，从临床上讲可以说已经是死亡了。但当儿子跟他说话时，他竟又表现出了有知觉和感觉。尽管是瞬间的知觉和感觉，但相信他们父子之间不会再有见不到最后一面的遗憾。　　一般情况下，当病人死亡后，我们都会询问家属是否签署尸解同意书。在中国，出于对死者的敬畏，绝大多数家属都不同意。但他儿子当时问了我一句话，让我非常惊讶。他说：“医生，我爸的病是不是很罕见？如果解剖的话，对医学会不会有贡献？”我解释说，胆管癌也不算是罕见，他父亲的诊断是明确的，解剖的话对医学可能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贡献。然后，他儿子就说：“如果有贡献的话，我们就同意解剖。如果没有贡献的话，那就让我爸最后安详一些走吧”。　　口述者感悟　　当亲人离世时，多数家属都会很悲痛。这个时候，跟他们谈尸体解剖，他们基本上都是不会同意的。可是，这个患者的儿子先问的竟是这个解剖会不会对医学有贡献。我从医几年来，没有一个人曾经问过解剖是否会对医学有贡献，即便我自己是个医生，我都未曾想过这个问题。他儿子的问话，不但让我觉得惊讶，更是惭愧。　　　　口述者：隋准　　性别：男　　年龄：33岁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　　采访时间：2012年10月23日中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门诊1诊室　　整理者：郝新平震撼！两个儿子跪在床边默默等待母亲离去　　那是我还年轻、时间比较久远的事了，当时我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做住院总医师。病人是一个患有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的近70岁的老年女性，进到肾内科时（病情）真的比较重。出现了咯血、急性的肾功能衰竭，肺部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好，还伴有感染等情况。　　诊断是明确了，但是医生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严格意义上来讲，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的治疗需要用很大剂量的激素，还要加上一些很强的免疫制剂和血液置换等治疗。但是激素和免疫制剂的明显副作用就是可能导致患者的重症感染，而这个病人现在就可能合并感染，而感染的加重也会要了这个患者的命。这是一个治疗上的抉择。我们医生就和家属谈，询问家属是不是愿意承担这样一个风险。这个患者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的意见有点相左，其中一个儿子主张积极治疗，另一个儿子相对来说顾虑比较多。后来，家里积极治疗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决定冒这个险，做积极的治疗。（签）知情同意、医生再三地交代、（家属）签字之后，治疗就开始了。激素、免疫制剂、血液置换，该用的都用上了。但很遗憾，患者的血管炎是控制住了，但是肺部的感染一下就爆发了。老太太的情况急转直下。我们用了很多比较先进的抗生素，效果一直都不是特别好，最后，老太太呼吸衰竭、代谢性酸中毒。　　老太太临终的那天，正好是我在医院值内科的二线，负责整个医院内科的急、会诊。我去看这个患者时的场景，特别特别的震撼，老太太其实当时已经是临终状态了。她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住一个单间。进病房以后见到的场景，令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老太太躺在病床上，酸中毒性地急促、断续地呼吸着。她两个儿子一人在床的一边跪着，低着头不说话。看见大夫进来也不起来。当医生的倍感无奈，没什么可用的方法。　　当天夜里，老太太就去世了，去世前家属的要求就是不再折腾，就让她顺其自然。直到最后也没有用什么药物，没有插管上呼吸机，胸外按摩也没做。　　口述者感悟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样一个情况，两个儿子一人跪在床的一边，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母亲离去。我真的感觉无奈，病人家属放弃的不仅仅是一个病，对医生也已经放弃了。说心里话，实施抢救、看人的生死，对我而言这也不是第一次。一般病人家属都会很焦急、受不了、眼泪汪汪，甚至拉着你的手说“一定要尽力啊”这种话。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病人的两个儿子不是这样，而是跪在那儿，医生进来都没有看。这是我当大夫11年了（遇到的）唯一一次。　　当医生有时真的是挺无奈的。虽然说人从生下来那天就一天天走向死亡是必然的，有生就有死，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当大夫也挺无能的。　　整理者手记　　一见面，隋准说：“我以为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记者来采访呢！”声音欢快——机敏又率性的小伙儿！然而，随着讲述的深入，他的声音却常常低得听不清，我不得不时时提醒他大声点。是对肾脏病长期透析患者心怀的悲悯，还是回忆那两个儿子跪在母亲床边无声的震撼，令讲述者心情沉重？　　他说那时自己还年轻，难道他现在不是仍年轻吗？见多了死亡的职业就会令人不年轻吗？在他说“人从生下来那天就一天天走向死亡”之后不久，我得知他的小家庭中刚刚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作者：唐丽丽　　性别：女　　年龄：47岁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采访时间：不详　　采访地点：不详　　约稿者：刘端祺她走入了天堂???????????????——一位乳腺癌患者的故事　　在我刚刚毕业从医时，接诊了一位乳腺癌、多发骨转移、肺转移患者，起初，她的到来和所有来我诊室看病的患者一样，并没有给我十分不同的感觉，但是了解了她的经历后，却让我永远都无法忘记她，甚至至今都在思考，是否是她的经历给她带来了这样灾难性的疾病和后果？　　她是一位美丽、聪明而活泼的女性，30出头，毕业于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已经结婚，来我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感到生活对她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不想活了，她甚至想去天安门广场自焚，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她，继而去了解她的经历。我感到她这些想法真是令人恐惧，同时又觉得不可思议，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我尽可能让她平静下来，告诉她我会尽力帮助她，但我必须知道她想自杀、想死的原因。她开始讲她的故事给我听，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故事让我泣不成声，那时我还不能承受这些，还不是一名合格的心理医生，还不能想象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悲惨的事情发生！她后来告诉我，因为看到我还很小，似乎没有什么涉世经验，本来不想给我讲的，但是见我满脸真诚地想帮助她，就又将话题打开了。　　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她还有一个弟弟，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父母都挨斗、被下放，她和弟弟整天过着没有着落的生活，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到处游荡。她16岁就开始了漫长的下乡插队岁月。因为她的漂亮、外向活泼，很多人都喜欢她，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生产队长的儿子盯上了她，多次纠缠、威胁她，使她下乡的日子变得非常艰难，生怕出现任何不测，每天小心翼翼，尽可能躲着生产队长的儿子。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一天生产队长的儿子带着几个人将她带到一间房子，逼她与之发生性关系。她坚决不干，这时几个人就将她连拉带拽绑在了床上，任凭她如何大声哭喊、求救，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个事情很快传遍了她所在的大队和村庄，人们似乎没有显示出对她的同情和理解，而是渐渐疏远她，她也变得不再开朗，每天独来独往，内心不断地告诉自己，自己已经变成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没有人要了，这辈子就要一个人过了，内心的血和泪不停地流淌着。　　好在下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她可以返城了。这时开始恢复高考制度了，她下决心考入大学，开始孜孜不倦地读书，同时，她发现读书使她忘记了伤痛，她开始快乐起来。很快她就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她开始了愉快的学习生活，学习成绩在全班经常是第一名。　　可是她的年纪到了谈恋爱的时候，她却一直压抑着自己，内心不停地告诉自己：就别找男朋友、别结婚了，谁要呀，身体已经被人“糟蹋”，不干净了。就这样，她还算平静地过着自己的单身生活，可是有一天，同班的一名男同学找他聊天，告诉她自己失恋了，非常痛苦，女朋友又有了新的恋情，让他又气愤又伤心。这个同学问她愿不愿意和他好，做他的女朋友。她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但他仍然没有拒绝。她当时也意识到这位同学是想找到一个替代的感情，填补一个空缺，但是她又想，她这样的情况能有人要已经很不容易了，就答应吧。就这样他们很快在毕业后组织了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