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引领亚洲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后碳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杰里米·里夫金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中国则最有可能在21世纪担当这一角色。美国将其经济成功的原因相当一部分归功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而非沙特）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油国，继而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旗手。然而现在，随着全球经济的衰落，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了质疑。自2008年夏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商业界乃至普通民众一直就应该如何重启世界经济的发展进行激烈的争论。虽然各方均认为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并对金融、劳工和市场等领域进行改革，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以上措施并不足以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说到这，我想和读者分享一个小故事。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在就任几个月后便向我发出了邀请，希望我能够到柏林就德国如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实现该国在21世纪经济的发展等问题向其内阁提供一些建议。然而在谈话伊始，我便首先向默克尔总理发问：“在化石能源经济时代日渐衰退、第三次工业革命日渐兴起之际，您准备如何实现德国、欧盟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日薄西山，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正在威胁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生存，这些是愈发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对未来的经济模式进行大胆的描述，以指引我们进入后碳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之中。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对推动当今社会发生显著变化的技术力量进行全面、透彻的剖析。纵观人类历史，新型的通讯技术与能源体系交汇之际，正是经济革命发生之时。新能源革命使得商业贸易的范围与内涵更加广阔的同时，结构上更加整合。相伴而生的通讯革命则为对新能源流动引发的更加复杂的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现在，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即将融合，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革命无疑将改变整个世界。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数百万的中国人将可以在家中、办公室和工厂里生产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电力的共享，正如我们现在创造并实现信息的在线共享一样。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分散式生产、储存（以氢的形式）、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构成了新经济模式的五个支柱。如果在本世纪上半叶实现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构建，中国还需要近40年的努力，而这将创造数以千计的商业机遇、提供数百万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作职位，并将使中国成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军人。对新经济模式基础设施的五项支柱进行阐释，并对随之而来的新型经济模式进行介绍，这也正是本书的重点所在。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需要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作出重要的决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力发电国，煤炭在其能源中比重约占70%。此外，最近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的页岩气资源潜力高达134万亿立方米，约是美国的两倍。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年经济增长率约8.2%的大国，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生产国，其太阳能光电产业生产总值更是占世界的30%，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但是，中国所生产的可再生能源科技产品几乎均销往海外。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中国国内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例只有0.5%。鉴于中国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这一事实无疑令人失望。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风力资源，其中海上风能资源占四分之三。根据2009年一项由哈佛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成果表明，只要中国提高补贴和改善输电网络，至2030年风力发电就可以满足中国所有的电力需求。中国也是世界上太阳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对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却仅仅在近些年才提上日程。中国的生物能与地热能的总量也相当可观，但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勘探。对其漫长海岸线所蕴藏的潮汐能，中国也未开展有效的利用。因此，中国陷入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的角力之中。中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资源，这一诱惑使中国倾向于更加依赖日渐式微的传统能源。然而，煤炭和天然气固然令人兴奋，但是相比于巨量的可再生能源而言，却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可以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地位正如沙特在石油产业中的地位一样，中国每平方米的可再生能源潜力要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再生能源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是水到渠成之事。中国对水力发电的依赖令人担忧。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日益增多的干旱将会对中国的电力生产造成极大困扰，导致电力缺乏、乃至断电。与此相似的是，生物乙醇的生产也将会与土地使用的问题产生激烈的冲突。因此，中国人需要关心的问题是20年后中国将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身陷于日薄西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中继续依赖化石能源与技术，还是积极投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科技？如果选择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条道路，那么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引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在亚洲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利于泛大陆市场的培育并加速亚洲政治联盟的形成。中国也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力量，推动整个亚洲实现向后碳社会的转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反映出了权力关系本质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均采用垂直结构，倾向于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大权掌握在少数工业巨头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却截然不同，其采取的是扁平化结构，由遍布全国、各大洲乃至全世界的数千个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网络与国际商业巨头一道共同发挥着作用。这种由金字塔形向扁平化力量结构的转变不仅将改变中国的商业领域，对文化和政治领域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自己创造信息并通过在线社交网络实现与数百万人共享的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来说，自己生产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网络实现共享这一设想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现在，对于中国而言，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人才与资源，深刻地认知在21世纪上半叶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性，应该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我们的工业文明正处在十字路口。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生活方式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正日渐枯竭，那些靠化石燃料驱动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也运转乏力。随之而来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失业问题到了危险的地步。政府、企业、消费者都陷入了债务泥沼，各地生活水平骤然下降。多达10亿人口—相当于全部人口的近七分之一—面临饥饿，这是史无前例的。更糟糕的是，以化石燃料为能源开展的工业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日渐明显。科学家们提醒说，地球温度和化学性质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变化，这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他们担心在本世纪末可能会有大量的动植物灭绝，这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才能确保一个更公正、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革命达到了顶峰，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全球危机。过去30年里，我一直在寻求一种使人类进入“后碳”时代的新模式。经过反复探索，我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能源系统会加深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依赖性，促进经济交流，有利于发展更加丰富、更加包容的社会关系。伴随而来的通信革命也成为组织和管理新能源系统的途径。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忽然明白通信和能源这种新的结合方式即将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世界。在新时代，数以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就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消息一样。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过去16年，我在沃顿商学院担任资深讲师，所讲内容涉及科学、技术、经济以及社会的新趋势。在高级管理课程中我介绍过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期5周的高级管理课程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和企业主管人员意识到了他们在21世纪即将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很快传播到了各个管理层，也成了欧盟各国首脑口中的政治高频词。从2000年起，欧盟开始积极推行大幅减少碳足迹的政策，以加速向可持续发展经济时代的转变。欧洲各国制定了目标和基准，重新部署了研发的重点，并且为了适应新型的经济发展出台了法规条例，公布了新标准。与欧洲各国相反，美国人正沉迷于追捧硅谷最新研发出来的电子产品和热门应用程序。拥有住房的美国人都在为不断上涨的房地产市场兴奋不已，殊不知这种繁荣只是次贷催生的假象。在美国，很少有人关心石油峰值的预测，对于气候变化将导致恶果的警告以及显示我们的经济并不健康的众多迹象也置之不理。整个美国都沉浸在一种自足甚至是自满的情绪中。这让我们更加确信，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所以才有这么好的运气。虽然在自己的国家，我却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1850年，霍勒斯·格里利曾明智地建议每个对社会不满的人“去西部吧，年轻人，去西部”，我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反而决定“反其道而行”。我漂洋过海去了欧洲，因为那里的人们还在非常认真地思索人类未来的蓝图。我知道，看到这里，很多美国读者都会翻着白眼说：“得了吧。欧洲都日落西山了，完全生活在过去的世界里，那里就是个大型的博物馆。它是个不错的度假地，但是在当今的世界竞技场上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对手了。”我并不是不知道欧洲自身有很多问题、瑕疵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同样会因为自己的不足而遭到他人的指责。在美国人自以为是地翘起尾巴前，我们应该知道稳居世界经济第一宝座的不是美国或中国，而是欧盟。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50个州的总和还要多。从全球范围看，虽然欧盟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它绝对不容小视。而且在全球众多政府中，只有欧盟在孜孜不倦地探寻人类未来生存能力的问题。因此，我一路往东去了欧洲。过去10年里，我有五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欧盟国家度过，有时也穿梭于大西洋两岸，和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一道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2006年，我开始与欧洲议会的高级官员共同起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计划。2007年5月，欧洲议会发布了一份正式书面声明，宣布把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长远的经济规划以及欧盟发展的路线图。目前，欧洲委员会的诸多机构及其成员国正在执行第三次工业革命路线图。一年后，2008年10月，也就是在全球经济崩溃几周后，我的事务所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怎样把危机转化为机遇。80位来自世界一流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涉及可再生能源、建筑、房地产、信息技术、电力和公共事业、交通运输以及物流业。出席会议的商业领袖和行业协会都认为今后不能再独善其身，并且承诺建立一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网络，与政府、本地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争取将世界经济过渡到分散布局的“后碳”时代。由飞利浦、施耐德电气、IBM、思科系统、阿希奥纳、西图、奥雅纳、艾德里安·史密斯–戈登·吉尔建筑设计事务所、Q-Cells等公司组成的团体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发展团体。目前，它正与城市、地区及国家政府合作，制定将其经济结构转化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的总体规划。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构想很快传播到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国家。2011年5月24日，经合组织第50届部长级周年会议在巴黎召开，34个成员国的首脑和政府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我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五大支柱经济计划。这是经合组织绿色经济发展规划的首次展示，将为未来的“后碳”产业提供模板。本书将展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美好前景，揭开这种经济模式的神秘面纱，深入了解实施这项工程的开拓者们—政府首脑、首席执行官、社会企业家，以及非政府组织。我有幸与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一起设计欧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蓝图。这些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欧盟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巴罗佐，以及欧洲理事会的五位主席。欧洲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值得美国学习吗？我认为是这样，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无论步履多么蹒跚，欧洲人至少在想办法应对化石燃料即将枯竭的现实；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人仍不接受化石燃料时代就要终结的事实，不愿承认曾造福于我们的经济模式目前正举步维艰。美国应该向欧洲学习，坦率承认并努力应对这一现实。美国能做些什么呢？欧洲已经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构想，美国无疑应该在这方面更胜一筹。麦迪逊、好莱坞、硅谷均是这方面的佼佼者。美国之所以受人尊敬，不是因为它精湛的制造工艺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因为它清晰、准确地预见未来的非凡能力。如果美国人掌握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精髓，他们有能力迅速实现这一梦想。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大工业革命的最后篇章，它将为即将到来的合作世纪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4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创造无数的新商机和就业机会。这项工程的结束将标志着以勤劳、创业和大量使用劳动力为特征的200年商业传奇故事的结束；同时，它标志着以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集中式的经营活动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让位于以节点组织的扁平化权力。乍一看，扁平化权力的概念似乎与历史上的权力概念相矛盾。毕竟，传统上权力是金字塔式地由上到下组织起来的。然而，今天，因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而释放的合作性权力将从根本上重构人类的关系。这种重构将是全方位的，对未来社会将有着深远的影响。到21世纪中叶时，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将由智能代理人管理。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市民社会里，这会解放更多的人力来创造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成为21世纪下半叶的主导者。虽然商业对人类的生存仍必不可少，但它已不足以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如果能成功地满足下半个世纪人类的物质需要—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些出类拔萃的公司很可能成为下一段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和经济体制可能的特征、工作原理，预测未来40年它可能的轨迹，并探索社区和世界各国在执行这一计划时存在的困难和机遇。21世纪中叶，人类能否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希望之所在。现在，我们已具备了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规划等条件。能否充分认识到实现这种经济的可能性，能否及时鼓起勇气向目标前进，这都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危机：你一定不知道早上5点，我一边在跑步机上跑步，一边听着有线电视上的早新闻。这时听到一个记者正兴奋地报道一个被称为“茶党”的新政治运动组织。我走下跑步机，不知道自己是否听错了，只看到屏幕上都是愤怒的中年美国人，他们举着黄色的小旗，上面写着“不要压迫”，小旗上全是蛇的图案；其他人对着摄像机镜头挥舞着小旗，这些小旗上印有“禁止随意征税”、“关闭边境”、“气候变化是骗局”等标语。由于民众在异口同声地喊口号，我很难听清记者在说什么，他似乎在说一件自发的与草根运动有关的事情，这个草根运动组织正像野火般掠过中心地带。他们抗议政府管得太多，自由主义者职业政治家只想着自己发财，不顾选民的利益。对刚才的所见所闻，我难以置信。我好像看到了40年前我组织的活动。这是偶然的巧合吗？1973年的波士顿油党（1）1973年12月16日，黎明时分，雪花开始飘落。迎着冰冷的寒风，我直奔波士顿市区的法纳尔厅。法纳尔厅曾经是激进分子诸如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瑟夫·沃伦等反抗英王乔治三世及其代理人的地方。这个代理人就是臭名昭著、遭人唾骂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波士顿已陷入缺油困境数周。由于许多加油站已无油可加，交通拥堵现象已经好几天没有出现了。因为很少有加油站可以加油，为了加满油，司机们要排队等候数个小时；即使能幸运地加上油，司机也会被飞涨的油价震惊。短短几周时间内，油价已经翻番，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而那个时候，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只要美国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只要美国能为民众大量生产他们买得起的汽车，那么，民众的反应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民众为美国赢得了尊重，使美国成为20世纪的全球超级大国。民族自豪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了冲击。两个月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实施了石油禁运，以抗议美国政府在斋月战争中重新供应以色列军事装备的决定。石油冲击迅速波及全世界。到12月时，世界石油价格已从每桶3美元飙升到了11.65美元。恐慌弥漫着大街小巷。最初和最明显的征兆在社区加油站表现出来。许多美国人相信：石油巨头正肆意利用这一时机推高石油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波士顿和全美各地司机的情绪迅速恶化。这就是1973年12月16日波士顿码头示威事件的背景。这一天正是著名的波士顿茶党200周年纪念日，波士顿倾茶事件激起了美国民众对英国统治的反抗。美国民众本来就不满英国对出口到美国的茶叶和其他产品征收新税，塞缪尔·亚当斯又激发了民众的这一不满，于是有些人就把茶叶等货物倾倒进了波士顿海港。“禁止随意征税”迅速成为激进派的口号。这次公开反抗英国统治的行动引起了英国和它的13个殖民地之间一系列的反应。1776年英属13个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英国的殖民统治结束了。离周年纪念日还有数周的时候，反对石油巨头的愤怒情绪不断升温。许多美国人异常愤怒，他们认为他们正在遭受冷血的全球性大公司的价格欺诈，这些公司曾扬言破坏美国人的基本权利—使用廉价石油和汽车的权利。美国民众认为，这种权利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等权利一样，是他们最基本的权利。那时，我28岁—一个19世纪60年代经历过反对越南战争和争取民权运动的年轻活动分子。一年前，我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民众200周年纪念委员会，我希望它能替代尼克松成立的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委员会。官方200周年纪念活动的目的是庆祝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200周年。1973年的波士顿油党（2）之所以想到这种庆祝方式，部分原因是我与我新左派运动中的同事渐行渐远。由于我在芝加哥南部的一个工人聚居区长大—这是个商人、修理工、警察、消防员和居住在芝加哥畜牧场、铁路站和附近钢铁厂的家庭组成的社区—因而，我的内心充满爱国精神。游客每天都能看到我的邻居们门前飘扬的美国国旗。在这儿，每天都是美国国旗日。我在美国梦中长大，并深深为我们的开国元勋折服，因为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佩恩、乔治·华盛顿这些革命思想家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追求人权、自由与幸福的。我的许多新左派朋友出身名门，在精英聚集的环境中长大。他们致力于追求社会正义、平等与和平，但他们也从国外革命斗争，特别是“二战”后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获取灵感。我记得在许多政治集会中，毛泽东、胡志明和切·格瓦拉的思想被用做行动指南并且激励无私奉献的行为。我对这些感到好奇，因为我所接受的教育使我一直相信：土生土长的美国革命者才是对过去两个世纪反殖民主义斗争最具有启迪意义的人。对年青一代来讲，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重温激进派诺言的机会，特别是由于白宫的庆典—这个仪式由尼克松总统和一大批商业支持者监督—深深地根植于贵族特权而非某种意义上的经济与社会正义。而这种经济与社会正义与我们敬仰的开国元勋的追求更为一致。我们的计划是把茶党的周年纪念变成对石油公司的抗议。但对于是否有人愿意走上大街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并没有把握。由于以前从未举行过抗议大石油公司的活动，所以，也就无法预测人们愿意做什么。由于雪越下越大，我开始担心到场的人数会很少。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反战抗议通常会安排在春天，因为那时可能有更多的人参加。事实上，要在寒冷的冬天召集人数众多的抗议活动，就是对经验丰富的活动家来讲也绝非易事。当我到达法纳尔厅时，我呆住了：成千上万的人正列队在通往大楼的街道上！他们举着标语，挥舞着横幅，上面写着“石油公司赔偿”、“打倒石油巨头”、“美国独立战争万岁”等口号。而那些涌入大厅的人则异口同声地高呼：“控告埃克森！”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号召抗议者把今天当做为“能源自立”而进行的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的开始。然后，我们走上街头，沿着200年前茶党走过的路线，向格里芬码头行进。沿途，数千波士顿市民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些市民包括学生、蓝领工人、中产阶级，甚至整个家庭的人。当我们到达码头时，萨拉达茶叶公司的船（原为娱乐用船）已停靠在码头，两万多抗议者在岸边同声高呼“打倒石油巨头”。抗议声淹没了精心策划的典礼。一队来自格洛斯特北部的渔船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直接驶向萨拉达茶叶公司的船，而联邦政府官员和当地的权贵们正在这艘船上等待官方典礼的开始。伴随着成千上万抗议者的欢呼声，一些渔民登上并占领了这艘船，爬上桅顶，然后把空油桶—而非装茶叶的箱子—扔进了河里。第二天，《纽约时报》和这个地区的其他报纸都详细报道了在波士顿所发生的一切，所配的标题是“1973年属于波士顿油党”。上页下页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1）35年后，即2008年7月，世界市场的油价冲到创纪录的每桶147美元，而在7年前，每桶价格却低于24美元。2001年，我曾预测石油危机就要来临，油价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上升到每桶50美元。我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广泛质疑，甚至是嘲讽。“我们这一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石油行业人士、主流地质学家和经济学家如是说。不久，油价急速上升。2007年年中，当油价超过每桶70美元的时候，全球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开始攀升。理由很简单，在全球经济体系下，任何商业活动都与石油和化石能源息息相关。种植粮食需要化学肥料和杀虫剂，水泥、塑料等建筑材料的生产需要化石燃料，大部分药剂的制造也需要化石燃料。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穿的衣服也是由石油产品人工合成的。交通、电力、热能和光源也概莫能外。整个人类文明都建立在石炭纪储存的碳资源上。关于人类的生存，我经常想，5万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如何评价人类历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他们很可能把我们归为化石燃料人，并把我们这个时期称为碳时代，如同我们把过去称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一样。当油价超过每桶100美元时（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2个国家爆发了自发的抗议和骚乱—在墨西哥发生了玉米粉圆饼抗议，在亚洲爆发了大米骚乱。这都是因为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引起的。对全球各地政治骚乱的恐惧引发了人们对石油及食品相关问题的全球性讨论。目前，全球有40%的人每天的生活水平是2美元或更低，大宗商品价格的微小变动都意味着普遍的风险。2008年，大豆和大麦价格上涨了1倍，小麦上涨了2倍，大米上涨了4倍。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说，有10亿人将面临饥饿。受急剧上升的油价影响，发达国家中产消费者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商店中日常用品的价格直线上升，汽油价格和电价扶摇直上，建筑材料、药剂、包装材料的价格也飞速上涨，当然，还可以列出很长的名单。到春末，价格已高得令人望而生畏，世界范围内的购买力急速下降。2008年7月，全球经济骤然减速。这次经济大地震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6天后，余震来临，金融市场崩溃。政府首脑、商业领袖、经济学家们有义务找出造成世界经济动荡的真正原因。他们仍然认为，信用泡沫和政府债务与油价之间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处于石油世纪的衰退期。各国领导人如果仍然认为信用和债务危机仅仅是由于未能有效地监管市场，他们就不可能找出危机的根源并有效应对。我把2008年7月发生的一切称为全球化的巅峰期。虽然这个世界仍有许多未知存在，但很明显的是，在一个极其依赖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经济体系里，就推动经济增长而言，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同时，我认为，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严峻现实，因为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否则，人类文明就有消失的危险。全球化受阻的原因是人均石油占有量已达到了峰值，这不应该与“全球石油产量峰值”混淆。后者被称为哈伯特曲线，是石油地质学家用来表述石油产量到达顶点的术语。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2）M·金·哈伯特是一位地球物理学者，他从1956年就开始在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哈伯特在随后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论文中预测，大约在1965年到1970年之间，美国本土48个州的石油产量将达到峰值。他的预测遭到了同事的嘲讽。当时，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生产国，美国失去领先地位的想法让人难以想象，因而也就被置之不理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的预测是正确的。美国的石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峰值，随后进入了长期的下降通道。在过去的40年里，地质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全球石油产量峰值什么时候到来。根据他们制作的模型，乐观者认为，峰值大约在2025~2035年来临；悲观者预计—包括世界上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地质学家—峰值会在2010~2020年来临。国际能源署是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组织，在能源信息和预测方面，世界各国政府对其充满信任，该机构在《2010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中就已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原油产量在2006年可能就已达到峰值，当时每天的产量为7 000万桶。这一说法严重打击了国际石油市场，动摇了以原油为命脉的全球商业信心。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为了避免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需要保持每天不低于7 000万桶的石油生产量。而获得这些石油需要在未来的25年里投入8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这批资金要用来开采剩余的开采难度大的油田，开发已发现的还有些前景的油田，以及寻找那些开采难度更大的新油田。我们关注的全球人均石油峰值，在1979年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期就已出现。英国石油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后来也被其他研究证实—得出结论说，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1979年就已达到了峰值。当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飞速发展的时候—2007年，印度的增长率是9.6%，中国的增长率是14.2%—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石油时代，对石油的需求不可避免地推高了油价，导致油价高达每桶147美元，物价飞涨，消费能力下降，全球经济减速。2010年，全球经济缓慢回升，主要是恢复性增长。随着经济增长，油价在2010年年底涨至每桶90美元，经济增长再一次推高了油价。2011年1月，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指出，经济增长与油价上涨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警告说，随着经济的复苏，“油价正进入一个危险区域”。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2010年，经合组织中34个最富裕国家的石油进口费用，从年初的2 000亿美元上涨到年底的7 900亿美元。2010年，欧盟的石油进口费用上涨了700亿美元，相当于希腊和葡萄牙两国的财政预算赤字；美国的支出增加了720亿美元。高油价使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0.5%。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处境甚至更糟，石油进口费用上涨了2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石油进口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接近2008年的水平，全球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对此，国际能源署公开表示了担忧：石油进口费用上涨正威胁经济复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3）在国际能源署发表2010年公开报告的同一天，《金融时报》经济专栏作者马丁·沃尔夫撰写了有关中、印和西方国家在“人均产出”方面呈现趋同现象的文章。根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在20世纪70年代到2009年期间，与美国相比，中国人均产出比率从3%上升到了19%，而印度则从3%上升到了7%。沃尔夫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人均产出与日本“二战”后经济复苏时相当。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人均产出是美国的70%，1990年时则上升到90%。若中国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产出将达到美国的70%。但不同的是，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3倍，比美国和西欧的总和还要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在2010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仅在第二季度，新兴经济体的产出总量就比2005年年初高出41%，中国高出70%以上，印度高出55%以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如果经济总产出以本世纪前8年的速度增长，油价将会迅速反弹到每桶150美元，甚至更高，进而推高其他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导致购买力的再次下降和全球经济的崩溃。换言之，在油价达到每桶150美元左右的时候，所有试图恢复10年前那种经济增长势头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经济在恢复增长与崩溃之间反复。反对者认为，油价上涨与供需矛盾的关系不大，而与投机商炒作关系更大。虽然投机商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为找到一桶石油，我们就要花费3.5桶石油的代价。这个现实决定了我们现在的状况和未来的前景。如今，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加剧了石油需求不断上升与石油储备逐渐萎缩之间的矛盾。2011年年初，在这一地区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伊朗、也门、约旦、巴林，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统治了他们几十年的腐朽、专制政权，而在某些国家，这种政权甚至统治了几代人的时间。这些年轻人的反抗—使人想起西方20世纪60年代年轻人的反抗—象征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代际转变。对年青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来说，他们正成为全球性社会中的一部分，成为脸谱网的忠实用户，原来的方式已变得不合时宜。重男轻女的思想、没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和长辈们的排外行为，与在社交媒体网络里长大的这一代格格不入。这一代人强调透明、合作、平等，标志着他们在观念上与前辈产生了重大的分歧。由于厌倦了专制的统治和残暴的统治者，以及他们所生活的腐朽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恩赐而非价值成为惯例，统治者以民众日益增加的贫困为代价获得了富裕—年轻人正寻求变革。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他们就迫使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倒台，在利比亚发动内战，并且威胁到从约旦到巴林的政权。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4）在很大程度上，如果这个地区崩溃，石油将是重要原因。黑金成了黑色的诅咒，把中东变成了执政寡头控制下的资源社会。流淌的石油使酋长变成了亿万富翁，民众却由于福利微薄和受雇于政府而变得温顺听话。结果是，这些国家从来没有为建立一个健康、全面、创业型的经济或劳动人口而创造经济条件。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变得冷漠，他们的潜力从未被完全地开发出来。有了勇气和自信，年轻人不再胆怯，他们勇敢地面对以往难以想象的结局。旧秩序开始动摇，进步正处于缓慢的发展过程中。旧宗法在下一个10年已不太可能继续统治这个地区，虽然它掌握了阿拉伯世界几代人的命运。在中东，我们看到的是权力从等级化到扁平化的伟大变革。通过挑战大媒体集团，互联网一代开始共享音乐与信息；通过挑战独裁统治，他们正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在未来的几年中，中东的政治动荡将造成世界油价的波动。2011年年初，利比亚的政治动乱迫使其全国的油田关闭，结果是原油产量每天减少160万桶，油价上升到每桶120美元。石油分析家担心沙特阿拉伯或者伊朗也将会发生类似的石油生产中断，这将导致油价一夜之间上升20%~25%，从而严重破坏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关注中东政治动荡的国际观察家认为，这个地区将很难恢复正常生产。历史上，独裁政府长时期地统治着社会精英并实行集权体制，石油时代的结束预示着独裁政府的末日，这并不是巧合。虽然中东地区年轻人的觉醒值得赞赏和支持，但石油危机后的几年，将有两个相关的现象出现：一个是总需求上升，它将把油价从每桶150美元推高到每桶200美元甚至更高；另一个是石油盛产国因政治动荡导致的生产中断，它将同样推高油价。华尔街崩溃（1）信用泡沫和金融危机是怎样把第二次工业革命推上穷途末路的呢？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再一次回溯到20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伴随着集中供电、石油时代、汽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初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架构在大萧条时期确立，并持续到“二战”结束。1956年，《州际公路法案》通过，它为汽车时代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了强大动力。州际高速公路网的建立—这在当时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和昂贵的公共工程项目—创造了空前的经济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此后不久，欧洲也开始了类似的公路建设项目，并带来了巨大的乘数效应。州际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加速了公路建设商业化的发展，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搬迁到有新建州际高速公路出口的郊区。20世纪80年代，随着州际高速公路建设的完成，商业和房地产的繁荣达到了顶峰，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达到了顶峰。商业和房地产商的过度扩张，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随后，经济衰退的影响蔓延到全世界。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走下坡路，美国是怎样摆脱衰退并在20世纪90年代重振经济的呢？美国经济的复苏主要建立在大量储蓄积累的基础上，这些积累来自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太平的几十年，当然，这几十年也伴随着创纪录的信贷与债务。美国变成了一个消费毫无节制的国家。然而，事实是新经济并没有创造出我们所花的这么多钱。在20世纪80年代，当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成熟阶段后，美国人的工资逐渐趋于平稳，然后开始下降。人们对新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革命情有独钟，创新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加利福尼亚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干线、华盛顿495号州际高速公路，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园区，这些地方有可能成为高科技产地。媒体则更关注微软、苹果和美国在线服务公司等企业最近取得的新成就。不可否认，20世纪90年代的通信技术革命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并帮助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状况。但事实上，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本身并没有造就新的工业革命。要想产生新的工业革命，新通信技术必须和新能源体系结合，就像历史上的每次重大经济革新一样。新通信系统从来不会独立存在，它们是通过新能源系统管理流动性的机制。这为通信与能源相结合的基础建设奠定了基础，几十年后，它将确立新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这里有个时机的问题。新通信技术与第一代电子通信技术有着根本的不同。电话、广播与电视是第一代通信技术的主要形式，这些技术用来管理经济和使经济市场化。这种经济的基础是化石能源，大量商业活动源于特定的能源体系。相比之下，第二代电子通信技术分布自然而理想，更适合管理分散式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与新能源相伴而来的扁平化的商业活动。新分布式通信技术需要再等20年才能与分散的能源结合，并为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新经济打下基础。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10年，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了整合。从一开始，这便是不合时宜的。虽然信息和通信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优化了操作实践，创造了新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这有可能延长传统工业模式的寿命，但它不可能完全发挥分布式通信的潜力，其阻力来自能源集中化的体制与商业基本结构的内在制约因素。华尔街崩溃（2）在没有出现新的强大的通信与能源经济模式前，我们以“二战”以来40年间积累的财富支撑经济增长。信用文化带来的信用透支，其作用如同一种使人易醉的物品。人们购物成瘾，消费变得更像集体炫富。我们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降低直至毁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速度，挥霍了一生积累的财富。我们“成功”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家庭平均储蓄率约为8%；2000年时，家庭储蓄率已锐减到1%左右；2007年时，许多美国人已入不敷出。美国以自己的购买力支撑了全球经济，但我们不愿承认，这是以减少美国家庭储蓄为代价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人债台高筑，破产创历史新高。1994年，多达832 829人申请破产。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02年，破产人数飙升至1 577 651。然而，信用卡债务仍然在继续攀升。正是在这段时间，银行开始推行第二个信用工具—次级抵押贷款，这一业务只需要很少或不需要现金支付。数百万美国人以此方式购买他们原本负担不起的房产。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经济。仅仅几年，在一些地区房价就已翻番。房主们把房产看做有利可图的投资。许多人把他们的新投资作为摇钱树，再次进行抵押，以获取两到三倍的资金偿付信用卡，继续疯狂购物。2007年，房价暴跌，房地产泡沫破灭。数百万曾认为自己是富人的美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无法支付即将到期的抵押贷款的利息了，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屋数量暴涨。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它们乐意看到设计周密的庞氏骗局—也陷入了困境。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随后，美国国际集团面临倒闭的威胁。如果这一状况发生，将会使美国经济的其他部分和世界经济的很多部分面临下行风险。银行停止放贷。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规模的经济崩溃一触即发，美国政府被迫救助，向华尔街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7 000亿美元救助资金。救助的理由仅仅是这些机构“太大了，不能倒闭”。但所谓的大萧条还是开始了，实际失业率逐月上升。到2009年年底，全美失业率已达10%（如果算上丧失信心的劳动者—放弃找工作而未计算在内和未充分就业的劳动者，这一数据将达到17.6%）。这意味着有近2 700万人失业和未充分就业。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失业率的最高水平。奥巴马总统采取一揽子措施拯救银行系统，但对美国家庭却几乎没有任何作为。2008年，美国家庭累积债务逼近14万亿美元。为了理解美国家庭债务有多重，可以与以前比较：20年前，普通家庭债务是其收入的83%；10年前，这一比例上升到92%；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130%。经济学家们创造了一个新词“负储蓄”来反映美国家庭支出与收入方式的深刻变化。由于失业、未充分就业和负债，2010年有290万房主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华尔街崩溃（3）更糟的是，2010年，家庭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100%；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家庭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65%。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消费者已不能用他们的购买力支撑全球化。信用泡沫和金融危机不会凭空发生，它们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减速之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当时，郊区建设—建设州际高速公路网—达到顶峰，这意味着汽车时代和石油世纪已达到全盛期。丰富、廉价的石油和汽车的结合，使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雄居世界第一。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却以疯狂购物的方式，在不到创造这些财富所需的一半时间里，花光了这些积蓄，其目的是人为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实体经济正处在下滑通道中。当储蓄花光后，我们又借了数万亿美元，以继续生活在无可匹敌的经济神话中。我们继续花着我们还没有挣来的钱。以上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为了获得美元，世界上数百万的人乐意提供商品和服务。全球抢购风以及总产出的急剧上升，推升了对日益减少的石油的需求，并导致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引发了全球供应链中从谷物到汽油等物品价格的上涨。2008年7月，当石油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每桶147美元时，全球范围内的购买力崩溃终于发生了。60天后，由于大量借款未得到清偿，银行业停止了放贷，股市崩溃。全球化停滞了。美国18年信贷宽松政策的结果是经济的失败。美国财政部门总负债1980年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在过去的27年里逐年上升，2007年时达到惊人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6%。由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银行、金融相互交织，这次信贷危机超越美国，席卷全球经济。更令人不安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2015年时将等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经济的未来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工业时代的熵账单（1）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第二种债务远比第一种更加严重，更加难以偿还，并且现在正在源源不断地积累起来。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熵账单即将到期。近200年来，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推动了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向地球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阻止了太阳的热量从地球上空散去，导致地球温度灾难性的转变，继而会造成对未来生命的毁灭性打击。2009年12月，192个国家的政府首脑聚集在哥本哈根，共同商讨应对人类面临的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由工业化引发的气候变化。2007年3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曾在巴黎发表了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报告，阐述问题的严峻性，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 500多名科学家参与了此项报告。这是15年中发表的第四份类似报告。当我读到联合国发表的报告时，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这27年以来我一直误解的事情。我首次论及气候变化是在1980年出版的《熵》一书中，这本书第一次引起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在整个80年代里，我继续致力于促进公众对全球变暖引发的长期威胁的关注。1981年，由超过100名众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立法服务机构未来国会交换所邀请我作了两次非正式的关于工业化引发的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热力学影响的讲座。据我所知，这是美国国会中最早的几次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1988年，我所在的部门首次召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非政府机构成员，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我们成立了“全球温室网络”，召集了气候研究人员、环境保护组织以及经济发展专家，进行了10年之久的努力，推动有关气候变暖的讨论从学术走向公共政策领域。虽然我早就意识到了全球变暖的紧迫性，但像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我仍然低估了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我没有正确地理解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正反馈。例如，由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地表温度升高，进而导致北极地区冰层融化，这样避免了热量从地球上消失。雪面覆盖的减少，意味着反射能力的丧失—白色反射热量，黑色吸收热量—地球散发的热量减少。反过来，这又提升了地球表面的温度，以正反馈的方式加速了雪的融化。现在，可以认为，当地球生物圈中其他突变引发它们自己的反馈回路时，这一反馈回路及其乘数效应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加可怕。第四次联合国气候报告提醒我们：地球的化学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科学家告诉我们，到本世纪末，地球表面的温度有可能上升至少3摄氏度，气温会显著升高。虽然3摄氏度听起来不高，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幅度的上升使温度达到了300万年前的上新世的温度。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工业时代的熵账单（2）根据科学家的观点，仅仅1.5~3.5摄氏度的变化，就能导致动植物在不到100年内大量灭绝。这一观点意味着，将有最低20%、最高70%的物种灭绝。我们需要领会科学家们所说的事情的严重性。在最近的4.5亿年里，地球上已发生了五次物种灭绝事件。每次都是一个大毁灭，需要1 000万年才能恢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那么，地表温度的上升是怎样影响了生命的存亡呢？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科学家们一直担心生态系统中树木的消失。人们可以想象，21世纪下半叶的时候，美国东北部地区气候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迈阿密的气候。人类能通过迁移适应气候变化，但树木不能。几千年来，不同种类的树木已经适应了某个地区相对稳定的气候。更重要的是，树木生长缓慢。因此，当温度在几十年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树木不可能快速迁移以适应气候的变化。这对地球生物的生存具有重大的影响。森林覆盖了地球表面的25%，森林是许多生物物种的栖息地，树木的突然消失会严重影响动物的生存。哥斯达黎加的科学家注意到，在过去16年里，随着气温的上升，树木的生长速度在稳步下降。研究人员援引的世界各地的类似记录，使人们更加担心我们可能已处在大灭绝时期的早期阶段。全球气温上升最重要的影响是水循环。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保水量将增加7%。这将导致水分布的根本变化，虽然降水强度会增加，但是降水时间会减少或频率会降低，结果就是更多的水灾和长期的干旱。生态系统已经适应了长期稳定的气候环境，由于不能迅速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和崩溃就是难以避免的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温度上升半度后飓风强度带来的影响。2005年出版的《科学》杂志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四类和第五类风暴的数量已翻了一番。卡特里娜、丽塔、古斯塔和艾克等飓风为21世纪的人类敲响了警钟。科学家们也预测了海平面的上升及海岸线的消失情况。一些小岛群，像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群岛、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将会彻底消失在海平面下。世界一些大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到2050年，一些山上的积雪可能会融化60%。超过六分之一的人类生活在山谷，靠雪水灌溉农田、冲洗卫生设备，以雪水作为饮用水。而要在40年里迁移近10亿人，这几乎是难以做到的。科学家们尤其担忧北极地区。新的研究预测，到2050年时，夏季冰层覆盖面将会不超过75%。2008年8月，北极周围已有开阔的水域，这是至少12.5万年来第一次发生这种现象。气候学家们最担忧的是难以预测的反馈回路，反馈回路会引起生物圈的巨大改变，导致地表温度大幅升高，而现有机制又无法预测。可以用20世纪前就存在的亚北极地区的永久冻土层的例子说明。这个地区的面积有法、德两个国家的大小，这里草原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就像一个时代文物密藏容器，这里的永久冻土层保存着大量有机物。科学家们说，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的有机物存量比世界所有热带雨林的存量都多。工业时代的熵账单（3）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提到了永久冻土层问题，并指出如果永久冻土层融化，将会引起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层，进而导致地球温度急剧上升，其水平将远高于现在的预测。但是，目前没有数据能够确认这一状况。然而，最近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实地考察报告震惊了研究人员：由于温度上升，永久冻土层已经开始以令人惊愕的速度融化。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北极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警告说，在本世纪的某个时间，随着数量可观的冰层消失、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到大气中以及短短几十年温度的急剧上升，人类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人类将无法阻止这一生态系统的毁灭，地球上的生命将会消失。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欧盟提议，到2050年，世界所有国家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制在450ppm。如果能达到这一目标，温度可能上升2摄氏度。尽管上升2摄氏度也将会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但人类仍然能够生存。不幸的是，其他国家不愿意采取哪怕最低限度的措施以避免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另外，布鲁塞尔的建议意外地受到了质疑。美国政府气候学家、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所长詹姆斯·汉森在其小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果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制在450 ppm的话，那么欧盟对温度上升度数的推断就是错误的。汉森的研究小组指出，如果用冰芯作为样品测算，工业化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水平在65万年前就已超过了300ppm。当前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那时的水平，目前二氧化碳的水平是385ppm，并且还在快速上升。根据汉森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会在本世纪末或此后不久导致温度上升6摄氏度，并导致人类文明的消亡。汉森的结论如下：如果人类希望保存一个文明发展、适合居住的星球，依据古气候证据和当前变化的气候，需要将二氧化碳由当前的385ppm减至最多350ppm，但希望能减少更多。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愿意对碳排放水平为350ppm的地区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如汉森所说，这一排放水平是拯救人类文明所必需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争吵不断。政府间相互指责对方以地球的未来为筹码玩地缘政治游戏，并指责对方把短期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人类的生存利益。最后时刻，奥巴马总统未经宣布出席了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国家间的首脑会议—这一举动在国际外交会晤中似乎前所未闻。最终，各国没有就限制碳排放达成协议。总之，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尽管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但各国领导人却不能就拯救人类达成共识。工业时代的熵账单（4）我们正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基于化石能源的世纪正成为过去，地球面临气候恶化的现实，但总体而言，人类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现实。相反，我们继续寄希望于寻找越来越少的石油和天然气，以此来维持如同吸毒成瘾般的生活。如果我们真的处于最危险的阶段，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努力避免这一困境。2010年4月，墨西哥湾发生漏油事件，民众的反应很短视。一个英国租赁的石油钻井平台在深水区突然爆炸，事故中有11名工人死亡，断裂的管道有一英里，接近500万桶石油流入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愕然的公众接连几周眼睁睁地看着石油从管道裂缝中涌出，扩散成羽状带，杀死野生动物，破坏脆弱的栖息环境，甚至把墨西哥湾变成死海。环境灾难是人类痛苦的回忆，为了保持经济正常运行，我们乐于承担寻找化石能源所带来的风险，即使这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毁灭。人们可能会认为，历史上最大的漏油事件和随之而来的生态毁灭将促使国民对石油依赖与漏油对环境的冲击进行辩论。没错，许多美国人愿意进行这样的辩论。民意调查发现，更多的美国人甚至指责英国石油公司的罪行，斥责政府在确保安全生产、避免事故方面的无能。事实上，更多的美国人并不赞成在墨西哥湾及其他地方进行石油勘探，他们更赞成购买，认为这是确保能源自立最好的方法。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极力主张：“钻井，宝贝，钻井！”虽然这一口号遭到环保人士的嘲弄，但却得到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响应。在这次漏油事件前数周，甚至总统奥巴马—所谓的绿色总统—也呼吁解除长期禁止对沿东南大西洋海岸深水层海底石油勘探的做法。佩林和奥巴马应该明白，这些在遥远地区进行的有潜在危险的石油勘探，从产量上看并没有多少价值。他们应该思考热点问题，比如，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开放部分阿拉斯加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东西海岸、东墨西哥湾和落基山脉进行石油勘探。根据美国石油研究所2011年的研究—这份研究涵盖了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到2030年，全美所有可能存在的石油储量也不过每天增加200万桶，低于目前消费量的10%。总之，增加少量石油对石油时代的终结没有太大的影响。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时代即将结束，很多人并没有理解这一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明天石油就会枯竭。石油还会供应，但供应量会减少，价格会上升。由于石油的生产与定价都取决于单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能源自立的旗帜下独善其身。至于天然气，其全球状况与石油大体相似。那么，中国的煤炭、加拿大的沥青砂、委内瑞拉的重油、美国的油页岩情况怎样呢？虽然储量相对丰富，但是这些能源开采费用高昂，并且这些能源比原油和传统天然气都要排放更多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如果我们转而使用这些污染性的能源以推迟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那么，急剧升高的全球气温将不可避免地主宰人类的命运。工业时代的熵账单（5）核能怎么样呢？20世纪80年代，自1979年宾夕法尼亚三里岛核事故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大多数国家停止了修建核电站。不幸的是，人们的记忆经常是短暂的。近年，核工业开始重新启动。通过对气候变化的争论，人们认为，相对于化石能源来讲，核能是一个可替代的选择，因为它不产生二氧化碳，某种程度上可作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措施。核能从来就不是清洁的能源。放射性物质和核废料对人类的健康、对生物和环境都是严重的威胁。2011年，日本地震和海啸引发的福岛核泄漏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地震，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推迟了筹建新核电厂的计划，降低了对这项20世纪技术的期待。引用前总统克林顿顾问詹姆斯·卡维尔的著名口号：“关键是经济，笨蛋！”这千真万确！但是，我们仍然错误地认为，我们的经济困境源于过度依赖中东石油（事实上，加拿大是美国石油最大的供应商）和过度严格的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事实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上页下页 茶党运动美国人意识到，在美国，有些事情正变得越来越糟，经济正被侵蚀，生活方式正被颠覆。2009年，随着茶党运动的壮大，这种意识有了公开的表现，基层民众反对管得太多的政府，反对官僚政治，反对过重的税负。有近50万茶党党员对《美国契约》进行了在线投票，他们认为，有10项议程应被优先考虑。议程中的第二项—在“保护美国宪法”之后—是反对就二氧化碳排放量设定上限和就限制二氧化碳进行贸易立法。他们认为，同样应优先考虑的是批准“为减少对不稳定国家能源的依赖而进行的储量勘探……”当我第一次听到茶党运动和它的议程的时候，就像在波士顿大街上遭受神秘惩罚，我深感震惊，并且远比37年前在波士顿油党大会上所受震惊更强烈。与把空油桶扔进波士顿湾抗议石油公司的政策并齐声高喊“打倒大石油公司”不同，新口号“钻井，宝贝，钻井！”正变得越来越响亮。茶党活动家以及数百万美国人有理由担忧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仅仅是他们在担忧，全世界的家庭也一样恐慌。然而，由于石油本身就面临困境，所以，开采石油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危机。现实是，以石油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正逐渐衰退，永不会再回到其巅峰状态。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应该做什么？”要想让人们重新工作，遏制气候恶化，从废墟上拯救人类文明，我们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新的经济构想，并且需要务实的策略，以完成这一伟大目标。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构想（1）经济是一种有关信任的游戏。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商业交往和贸易活动是靠黄金或者白银来维持的，但是，在现实中，它却总是以一种更为重要的资源—公众的信任为依托来运作的。这就意味着，当公众的信任足够时，经济就会繁荣，未来就有保障；反之，经济就会衰退，前景就会暗淡。美国没有转机了吗？似乎每次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总会爆发激烈的争吵，人们相互抱怨，相互推诿责任，重复着冷漠与伤害，想当然地沉浸于过去的美好时光，神化伟大的一代，美化充满爱心、爱好和平的“60后”，毁谤自那以后时代的人。这些人不仅包括自私、拥有过多权利的“70后”及其之后的几代人，也包括肤浅、亢进、发狂的千禧世代。正如孩子们所说的，一个过分沉湎于过去、不停抱怨当下、对未来没有信心的民族，现在到了振作起来的时候了。奥巴马之所以能够顺利入主白宫，部分原因是在那一非常时刻，他提振了美国的民族精神，使他们摆脱了绝望的情绪，重拾了“我们能做得更好”的美国理想。奥巴马总统使美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感受到了希望，这种希望总结起来就是 “我们能”。遗憾的是，在这位刚上任的年轻总统熟悉白宫事务之前，他已经丢掉了以往总统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优点—使美国民众相信前途会更加光明的能力。公平地说，在我与政府领导人打交道时，这种现象已屡见不鲜。几乎每一任总统上任之初都对未来雄心勃勃，但这种雄心往往会逐渐消失在对日常琐事的处理过程中。上任第一天，奥巴马总统就立即着手解决美国经济复苏的相关问题。奥巴马政府将经济复苏问题与国内所面临的其他两大问题—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奥巴马总统开始谈论绿色经济的前景以及该产业如何能够为美国带来成千上万的新企业和就业机会。虽然这一想法得到许多国会议员的赞同与支持，但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经济计划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究其原因，用小布什总统的话来说就是政府已经丧失了“洞察事物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因为美国需要削减公共开支以及减少政府赤字。每当奥巴马总统提到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时，他总能列出一长串其政府将要实施或建议的项目方案和具体措施的名单。这些方案的确有资金支持。如联邦政府已经投入116亿美元用于提高能源效率、65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建设、44亿美元用于电网的现代化完善工作、20亿美元用于提高插电式动力车和燃料电池动力车的电池技术。此外，奥巴马总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参观国内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公园、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工厂，以及专注于测试电动汽车的公司等，这些都证明了他为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然而，奥巴马总统缺少宏伟的构想，摆在美国民众面前的只是一堆试验性计划和被搁置的项目，没有一项能够作为说明美国经济前景光明的有力证据。美国目前正被众多陷入僵局的项目所困，这些项目白白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效果和作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构想（2）在总统选举期间，奥巴马的激情曾感染了美国民众，使民众对美国的明天充满了希望。但如今，他突然变身为华盛顿政策专家，不遗余力地到处为美国最新的科技突破进行宣传。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缺乏将各项技术整合到一起从而使美国摆脱困境的根本性方案。假如奥巴马对下一次工业革命的潜在动力有比较明确的了解和认识的话，也许他当初向美国民众兜售的会是针对美国未来所提出的全面的经济振兴方案。2002年，欧盟也曾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当布鲁塞尔试图为欧盟寻找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案时，它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虽然具体措施、计划众多，却缺乏将各种方案整合到一起的行之有效的全面规划。制定全面规划的前提是要明白：历史上新型通信技术与新型能源系统的结合，预示着重大的经济转型时代的来临。这是因为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而更为复杂的文明需要以先进的新型通信技术为媒介来对其进行处理和整合。因此，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从而大大减轻了时间和空间对人们更加多样化的经济交流的限制。当这些系统的发展落实到位以后，经济活动呈现正态分布曲线，即先上升达到顶点，经历一段时间停滞之后进入衰退期，该阶段的衰退规律由通信与能源矩阵所建立的乘数效应决定。根据一般的经济学知识，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基础设施是充当经济活动基础的静态模块。然而从更深层面上来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通信技术和能源的有机结合，用以开创一种具有活力的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通信技术充当中枢神经系统，对经济有机体进行监管、协调和处理；与此同时，能源起到血液的作用，为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提供养料，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行和繁荣。因此，基础设施就像是一种生命系统，把越来越多的人纳入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中。印刷业中蒸汽动力技术的引入使新闻媒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一跃成为主要信息传播工具。带有油墨辊的蒸汽印刷机，以及之后的轮转印刷机和莱诺铸排机，不仅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印刷成本。以报纸、杂志以及书籍等形式出现的印刷材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大街小巷，促进了历史上第一次公众文化普及运动的产生。1830~1890年期间，在两大洲出现的公立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劳动力人才，他们具有文字读写能力，能够对以煤炭为动力的蒸汽铁路以及工厂经济进行系统的管理和操作。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电信技术与燃油内燃机的结合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工厂的电气化迎来了批量工业制成品时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汽车的出现。亨利·福特对T型汽油动力汽车的大量生产，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们卖掉马车换上汽车。为了满足人们对燃料持续增长的需求，新型石油工业加紧开采原料，从而促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产油大国。不到20年，美国各地遍布水泥公路，美国人也因此开始迁移，在几年前还是偏远乡村的土地上重新安家。电话，以及随后出现的收音机和电视机，重塑了人们的生活，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信息网络，使人们从此踏进了石油经济和汽车时代。如今，我们正处在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相融合的时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21世纪到来之际，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实现在家庭、办公区域以及工厂中自助生产绿色能源的梦想。此外，正如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任意创建属于个人的信息并分享一样，任何一个能源生产者都能够将所生产的能源通过一种外部网格式的智能型分布式电力系统与他人分享。分布式技术的应用，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能够在互联网上分享音乐，导致唱片公司销售收入跌至冰点，甚至低于10年前的水平，这时唱片公司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技术的威力所在。分散式合作技术使得维基百科取代《大英百科全书》，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权威性的开放式网络百科全书。同样的，报业也忽视了分散式技术所带来的“博客世界”的影响力，现在许多刊物要么停刊，要么将其所保留的大部分业务职能转移到互联网上。尽管如此，分散式技术所带来的影响还远远不只这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第一次工业革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也将对21世纪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塑造了自上而下的结构，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绿色科技正逐渐打破这一传统，使社会向合作和分散关系发展。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正经历深刻的转型，原有的纵向权力等级结构正向扁平化方向发展。正如历史上任何其他的通信、能源基础设施一样，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种支柱必须同时存在，否则其基础便不会牢固。因为五种支柱是靠相互间的联系而发挥作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柱包括以下五个：（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将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3）在每一栋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4）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成千上万的建筑物能够就地生产出少量的能源，这些能源多余的部分既可以被电网回收，也可以被各大洲之间通过联网而共享）；（5）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这种电动车所需要的电可以通过洲与洲之间共享的电网平台进行买卖。2010年秋天，欧盟的发展使得其对整合以上这五大支柱的需要变得愈加迫切。一份欧盟委员会的解密文件显示，在2010年至2020年间，欧盟需要花费1万亿欧元用于更新电网系统，以使其与可再生能源流相适应。这份内部文件还显示“欧洲依然缺乏使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在同等水平竞争的基础设施”。欧盟希望到2020年，绿色能源可以生产出三分之一的电力。这就意味着电网必须经过数字化以及智能化处理，从而能够储存足够的间歇式可再生能源，以满足成千上万的地方能源生产商的用电需求。诚然，当间歇式可再生能源的总量超过电力总量的15%时，在欧盟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快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大部分电能将会因此而丢失。同样的道理，用激励性措施来鼓励欧盟内部的建筑和房地产行业将数百万建筑大楼改变成微型发电厂，这一做法也十分重要，这样能够就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并且将多余的电力送回智能电网。只有以上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欧盟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绿色电力，用以驱动已经准备投入市场的插电式电动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如果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这五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的发展出现滞后，那么其他的支柱也会因此而发展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自身会进行相应的调整。欧盟在21世纪之初就为自身发展设定了两个目标：一是向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型社会转型，二是将欧洲建设成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典范。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意味着从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向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型。时代的转型并非易事，人们应该记得，欧洲和美国经济模式由木质燃料到煤炭蒸汽技术的成功转型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将煤炭和蒸汽火车技术转向石油、电能和汽车经济也同样如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定时期内，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转型是可能的。找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宏伟构想并不容易。找到构想只是开始，我相信每个创新者都明白这一点。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这一构想论述清楚。好的构想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构想的内容不但会得到自我加强，而且会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常常会给创新者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我的构想是：网络通信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相融合。它引出我的构想内容，那就是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就像一次特别的旅行，前方总有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寻找绿色能源（1）在2020年前，由可再生能源提供20%的电力，这一问题曾在2000~2001年引发欧洲内部的激烈讨论。这意味着2030年前，30%的电力将会来源于绿色能源。支柱一，也就是可再生能源提供20%的电力，已成为一项基准。几年以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如今由传统发电技术向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过渡会这样迅速。由于传统的化石燃料以及铀燃料的储量逐渐降低，导致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持续攀升。使用传统能源所付出的代价还包括其燃烧过程中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这对地球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受新技术突破、及早采用新技术以及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新型绿色能源的价格持续下降。光伏发电的成本有望以每年8%的速度下降，使得发电成本每8年可降低一半。如果全球用电量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到2012年，光伏发电将会在整个欧洲市场达到电网平价（电网平价是指使用替代性能源发电所消耗的成本与使用传统化石燃料或核能发电的成本相当，或者更低）。传统化石能源成本不断上扬，可再生能源成本不断下降，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巨变，从而催生了21世纪的新型经济范式。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商业价值不断升高，不禁使人联想到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用户的急剧增长。20世纪70年代末期，个人电脑第一次引入大众市场。截至2008年，个人电脑的数量已超过10亿台。与此类似的是，到2010年，互联网用户数量在此前的10年内增加了一倍，达到20亿。如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装置正沿着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用户增长的轨迹继续向前发展。尽管如此，传统能源产业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其雄厚的财力能帮助这些企业对政府能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因此，政府每年会对传统能源产业实施补贴以及其他优惠政策，对新绿色能源产业来说，这无疑是不公平的。虽然石油、煤炭、天然气以及核能等产业勉强承认人们对绿色能源的需求正在上升，但它们依然认为新型绿色产业太脆弱，不具备支撑全球经济运行的能力。但是，它们的观点经不起考验。科学家指出，太阳光线一个小时的照射所产生的能量足以支撑全球经济运行一整年。以欧盟为例，约40%的屋顶以及所有建筑物15%的表面都适合安装光伏发电设备。欧洲光伏工业协会预测，在所有适合的建筑物表面安装光伏发电装置能够产生1.5万亿瓦特的电能，能满足欧盟所需电量总数的40%。2007年，《科学美国人》的一项研究称，研究人员估算，如果能将美国西南地区太阳照射中的2.5%转化成电能，这些能量将与美国2006年全国用电量相当。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依此标准，这一地区能提供美国全国用电量的69%，到2050年时，能提供全国用电量的35%。寻找绿色能源（2）在太阳能利用方面，欧洲独占鳌头。2009年，欧洲提供的光伏太阳能占世界总量的78%，遥遥领先于日本、美国和中国。2009年，欧盟的风力发电量超过其他能源的发电量，占新能源总发电量的38%。这项产业目前在欧盟各国内共有20万工人，发电量占总电量的4.8%。预计在2020年之前，风力发电将为欧洲市场提供17%的电量，并在2030年之前提升到35%，那时，产业内劳动力总数则会增至50万人。美国有相当充足的风力资源，足以满足全国数倍之需。2010年10月，谷歌和好能源金融公司宣布了一项计划，决定投入50亿美元建造一条水下电力传输线路，主要用于沿岸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至北部的新泽西州长达350英里的风力发电厂。新的风力传输干线将增加东部各州的沿岸风力发电设施，提高绿色能源在混合能源中的比重。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关于全球风能的研究预计，利用地球上现有风能的20%，所提供的电力将是当今世界所用电量的7倍。在城市及其郊区，由于数以万计的家庭住宅、办公场所以及工业企业将需要更多的电力，大楼附近风力涡轮机的发电量将极可能于10年内成为绿色的风力发电市场中成长最快的一部分。像美国西南风电这样的公司可以提供小型风力涡轮机，从而为每个家庭生产占其总需求25%~30%的电量。每台风力涡轮机价格仅在1.5万~1.8万美元之间，只需要7年就可以收回成本。工业专家认为，潜在发电量主要集中于小型水力发电厂。这些经济上可行的发电厂分散在欧洲各地，可以产生每年147太瓦小时的电量。在英国，根据政府能源部的数据，未来小型水力发电可以为85万户家庭提供电力。在美国，水力发电量占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75%。美国电力研究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预计到2025年，由大型堤坝、微型水力发电机以及潮汐所产生的发电量将达到2.3万兆瓦。地热是地球蕴藏丰富但未被开发的绿色能源的典型代表。地球内部的温度高达4 000摄氏度以上，地热通过流动的方式被送到地球表面。欧洲地热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和法国，其他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地热储量也相当丰富。在美国，地表下两英里以内的地热能源足以为全美国提供其所需要的能源长达3万年之久。在2005~2010年间，全球所安装的地热能装置增加了20%。然而，在39个可以用地热能为整个国家提供全部能源的国家中，只有9个国家提升了设备容量。虽然美国在开发地热能设备总量上领先（其发电厂的发电量达到了3 086兆瓦），但仍有很大的潜力。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只要持续15年，每年有3亿~4亿美元的投资，地热能就能在美国的电力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麻省理工学院专题研究小组预测，如果有同样长时间的8亿~10亿美元的公共或私人投资，地热能可以于2050年之前生产出超过10万兆瓦的商业用电。寻找绿色能源（3）生物能源是新兴绿色能源结构中的最后一个领域，它包括油料作物、林业废弃物以及城市垃圾。在绿色能源家族中，生物能源是最有争议的一类。世界生物能源协会曾发表声明指出：“到2050年，世界生物能源将能够完全满足全球对能源的需求。”美国电力研究院的布赖恩?汉尼根认同生物能源将在绿色能源的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但同时他认为，以现在的经济数据分析，到2050年，生物能源仅仅能满足全球20%的能源需求量。尽管如此，这一数字仍十分可观。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仅美国一个国家，每年有大约3 900万吨的作物残茬没有得到利用，这些被浪费掉的资源倘若用于绿色能源发电，将能满足新英格兰所有家庭的用电量。我们必须考虑生物能源生产的制约性因素。比如，用未成熟的玉米生产生物乙醇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这是因为种植玉米以及生产运输乙醇所付出的成本，要超过最终产品—生物乙醇的价值。利用农作物和森林残留物发电所产生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1）这一过程中所占用的土地和水资源，如果用于生产食物和纤维，产量会更大；（2）生物燃料的焚烧导致全球温室效应加剧；（3）加工以及输送电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在应用生物燃料的领域中，最有发展前景的是将城市废弃物转化成电力和热力这一技术。仅在2010年一年，全球就产生了近17亿吨的城市固态废弃物。其中有5亿吨废弃物被填埋，只有2亿吨被用来发电。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绿色能源这一领域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由该领域产生的大约98%的电力来自对垃圾以及废渣提取燃料的焚烧，这一过程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如产生有毒气体等。剩下的2%的电力则来源于相对安全的热能以及生物处理技术。派克咨询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随着地方政府以及商业机构对新型、清洁转化技术的采用，到2016年，全球热能以及生物废物处理技术的市场收入将会由2010年的37亿美元上升到136亿美元。将所有绿色能源联网的能力取决于商业的扩展性。为加快这一进程，各国政府正加紧实施各种鼓励企业向绿色能源产业转型的政策。现在，有超过50个国家、州以及省开始实施“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将绿色电力卖给电网，政府的这项政策将对其进行奖励，其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上网电价补贴”政策通过给早期进入该市场的商家提供丰厚的奖励，从而为太阳能发电以及风力发电打开商业之门。在过去的几年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为人们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例如，2003年，德国的传统能源产业（如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铀燃料）为民众提供了26万个就业机会。到2007年，可再生能源产业为德国提供了249 300个就业机会。尽管如此，在主要能源消费量中可再生能源仅占不到10%。换句话说，消耗不到10%的可再生能源产生的能量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几乎相当于消耗其他所有能源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另一个快速向可再生能源体系转移的例子是西班牙。在西班牙，可再生能源公司有1 027家，提供超过18.8万个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就业机会，这相当于传统能源产业所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5倍。即便美国不出台“上网电价补贴”政策，可再生能源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传统能源领域的就业机会则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过去10年，仅在风力发电领域，就创造了超过8万个就业机会，这一数字是美国有史以来煤矿开采行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的总和。风力发电在美国能源生产中仅占1.9%，而煤炭行业则占44.5%以上。1.9亿发电厂（1）欧洲的未来系于绿色能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收集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以及生物能源。最初的尝试是去那些阳光充裕的地方，比如欧洲南部和地中海区域，并且建设大型的太阳能发电园区来收集能源。同样，去风力最充足的地方，比如爱尔兰海岸以及其他风力地带去获取风能，去挪威和瑞典获取水能等。对于习惯于在有限地点集中获取化石能源的能源公司以及煤气电力公司来说—更不用说银行和政府部门，如能积极采用新能源，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以太阳能为主的大型发电园区以及风力发电厂开始在欧洲能源丰富的地方涌现。在2006年左右，一些能源企业家、政策分析家、非政府组织以及政治家对新能源的简单评论将围绕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讨论推向了深入。虽然太阳照射强度不一，但是太阳光确实照射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虽然风力频率不一，但是风也确实吹过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无论我们走在哪里，地下都有一个滚热的地热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垃圾。在农业地区，有大片的庄稼和森林。而在那些人口聚集的海岸，波浪和潮汐每天都会出现。住在山谷里的人们靠从冰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发电。换句话说，与那些只能在世界某些地区发现的化石能源和核能等稀缺能源不同，可再生能源到处都是。这种现实让我同事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果可再生能源分布广泛并以不同的比例和频率分布于世界各地，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集中在某一点收集呢？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方式过时了，这种思维方式是基于20世纪关于化石能源的经验的。尽管我们当中并没有人反对大型风力发电厂和太阳能发电园区—我甚至认为它们对过渡到一个后碳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至关重要，但我们开始相信仅仅这些是不够的。如果可再生能源随处都有，那么，应该怎么收集呢？2007年年初，欧洲议会能源和气候变化委员会正在为下一步能源安全以及全球变暖问题准备报告，我接到了欧洲议会可再生能源问题专家克劳德?图尔梅斯的电话。他敦促我努力将建筑工业纳入进来，因为他知道我与欧洲以及美国的一些主要以可持续发展计划为宗旨的建筑公司有接触，并且曾针对将大楼转换为小型电厂作过一些报告。他提醒我，在整体经济中，建筑业不容忽视，并且是欧盟国家中的最大雇主之一，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克劳德认为，建筑业可能是大型能源公司的重要伙伴和平衡者，这个行业之前一直在阻挠欧洲委员会及各成员国制定绿色法律以及可持续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