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正迅速转型为市场经济社会，本不应该歧视动手的实用技艺，不应该鄙视劳动。但我们的高等教育，其实还是继承了这种陈腐的科举价值观念。比如，几年前北大有位知名教授为北大毕业生还要辛辛苦苦地自己找工作而痛心疾首。他称北大学生都是国家一流人才，毕业后应该被各用人单位争着来抢才对，怎么竟然还需要自己写简历找工作呢？从科举传统上看，这样的想法确实名正言顺：你考得高，就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国家栋梁之才，做的官就应该大，这叫"野无遗贤"，是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的盛世表征。让精英之才苦苦地求人讨个饭碗，甚至从最低层的贱业干起，则反映了世道不古。附录：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3)　　也难怪，有的大学已经把高尔夫列为必修课，理由是高尔夫是成功人士的修养，自然也是成功的阶梯。不错，以中国土地资源之紧缺，打高尔夫确实是富人奢侈、摆谱儿的最好方式之一。可是，你总得先教学生怎么成功，再教他们成功后怎么摆谱儿吧？再形象点地说，你总得先淘粪、杀猪，再学怎么打高尔夫吧？　　现代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科举制度下那种以考试定身份的理念正好相反。你到美国的名牌大学看看就知道，即使是哈佛耶鲁，也反复告诫自己的学生：名校的牌子说明不了什么。20年后没有人会在乎你年轻时在哪里读书，大家是要看的你都干了什么。你必须从基层的事情做起，必须"什么都能干"，必须以实际的业绩"证明自己"。第一个工作，就是给你这样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这些学校的学生不仅要和别人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学校还拿出大量资源帮助他们写简历、包装自己。所以，大学毕业生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在美国很难成为新闻。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高盛的生成》（The Making of Goldman Sachs），讲到这一著名金融公司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重点招募从下层奋斗上来、吃过许多苦的员工。这种经营哲学，中国的许多企业其实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学到了。它们已经摆脱了那种要把高位直接送给新科状元的旧观念，不愿意把毫无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直接放到管理层上当白领，而是要先让他们在最基本、琐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比如招"硕士猪倌"的企业，虽然招的是管理层人员，但要求新来的员工从亲历杀猪卖肉中积累工作经验。这次的大学生淘粪工，其实是"清淘化粪池业务员"，是否真要去淘粪从新闻里看不出来。但在我看来，这些业务员还是亲身经历一下清淘粪池的过程后工作才更称职一些。我们的年轻学子，其实学得也非常快。几年前，在一个招聘会上，一位自称是"什么都可以干"的女大学生，在被用人单位问及"是否可以扫地"时勃然大怒，斥责对方不知道尊重人才，还获得了媒体的普遍同情。如今，杀猪、淘粪这些"贱业"，则颇获大学生们之青睐。看来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良好的生存本能。反而是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机构跟不上趟。　　如今大学生杀猪、淘粪等，闹得舆论鼎沸。从事此道的年轻学子们，心理压力也一定甚大。但是，也正是在这种举世谤议的压力下，方能显示他们的人格和品性。在我看来，那些顶着社会偏见，在此业中宠辱不惊、踏踏实实地工作的人，日后恐怕更堪当大任。有眼光的企业，要盯着这样的人才。附录：淘粪乃国学(1)　　附录：淘粪乃国学　　最近因为某企业以高薪招聘大学生当化粪池业务员，闹得媒体沸腾。我写了一系列文章为大学生"淘粪"辩护，讲到这种基层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是如何锻炼人，等等，道理已经很清楚。不过，许多读者非常愤怒地质问：大学生从事粪业，岂不是浪费人才？言下之意，大粪里没有学问，配不上大学生的训练。　　这种心态，反映出了我们的教育和社会观念是如何病入膏肓。试问：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研究国学，是不是浪费人才呢？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成为石油勘探的业务员，是不是荒废了学业呢？要知道，淘粪不仅有学问，而且是门"国学"，甚至应该"申遗"。　　先说淘粪为什么是国学。国学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本国的学问；第二是外国没有，或者外国虽然有却没有我们这么发达。我在美国的大学里讲课，每讲到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就不免自豪起来，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国学。美国学生不服气，马上问："这有什么新鲜的？基督教传统里有'黄金定律'，讲的话几乎一模一样，我们从幼儿园时就学，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国学呢？"遇到这样的挑战，我不免一愣，马上给自己解围：这证明不同的文化在价值观念上是相通的，这说明普世价值确实存在。　　不过，一讲起淘粪来，那些美国学生就没有办法挑战了。讲淘粪比讲儒学更让我为我们这个民族和文明自豪。我问学生：在工业化以前，你们西方的土地能养多少人？我们中国的土地能养多少人？17、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革命，被历史书吹得神乎其神。但宋代江南的亩产如果按卡路里含量计，比中世纪英格兰的亩产高了几乎三倍。即使比起所谓"农业革命"后的英格兰，也快高出30%。法国年鉴学派的掌门人布罗代尔对亚洲特别是江南的稻米经济大为惊叹："稻田就是工厂！"因为在欧洲中世纪，一块地种了一年就得抛荒休耕，以恢复地力，否则怕是连种子也收不回来。而亚洲的稻田则全然不同。他引述欧洲传教士的话：这里不仅每一寸地都被耕种，而且一块地一年种两季！　　这样狠地使用土地，怎么就不怕地力衰竭呢？关键还在于用粪。中国自古便有"惜粪如金"的话。翻开《杭州府志》就知道，在杭州经营粪业的公司叫"金汁行"，淘粪的规矩很多，各家竞争必须信守条例。在北京，1949年以前城门外布满了粪厂。市内各区的粪成色不一，富人因为饮食考究、蛋白质摄入量大，进而粪中油水大，其粪便价值高，被有势力的大粪场所垄断。日本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江户时代作家马琴的日记中记载，他一家七口（五个大人两个小孩），所产之粪被一家农民包下来，定时前来淘粪不说，而且每年一个大人的粪价值五十个茄子，逢年过节外加若干新鲜蔬菜。江户的房租，则会随着房客的增多而下降，就是因为房客产粪。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　　我并不是说西方没有淘粪术，但远不如中国或者东亚社会这样复杂精到。大粪对于当时的农业，如同石油对于今日之工业，乃能源之命脉，学问大得很。当时中国和日本人口之密集，是欧洲不可想象的。我们不妨想想：那时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这么多密集的人口，卫生如何维持？看看当今世界，世界人口死亡的最大原因，还是因为缺乏干净的饮水。可是，如清人包士臣所描述，南方人清理粪便及时，修建粪池，环境就比较干净。这一点后来在20世纪初也被日本的调查人员所证明。最有戏剧性的例子还是发生在日本。19世纪70年代，雄心勃勃的明治政府要把新都东京建设成世界一流城市，希望模仿伦敦这一帝国之都，修建自来水金属管道系统，并以重金请来了设计伦敦系统的著名工程师R.W. Atkinson。R.W. Atkinson先测试了东京所用的传统竹筒供水管中的水质，然后告诉日本人："你们的水比伦敦的还干净，要伦敦的系统有何用？"这一惊人现象背后的关键，还在于日本人如同中国人一样惜粪，清理迅速，很少有环境污染。只是明治时代对西方崇拜过分，对自己的国学有所疏忽。附录：淘粪乃国学(2)　　如上所述，淘粪是东亚乃至中华文明之基石。没有这种独特的淘粪产业和技术，中国就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粮食产量，不可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自然也不可能有从宋到清的经济繁荣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如今我们有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国宝，因为他精通吐火罗文等，有人说他是国学大师，我也完全拥护。但是，淘粪难道不和中华文明关系更大？淘粪当然是国学，而且值得申遗。和我们能竞争的，也就是日本等几个东亚国家而已。另外，在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的今日，粪学更有现实意义。粪不仅可以作为再生的肥料，而且也是再生能源。如今世界人口饮食中蛋白质摄入量奇大，粪的价值也就更高，可惜却被白白弃置。无怪乎在加拿大教书的Vaclav Smil教授靠研究大粪而著作等身，而且建立了广泛而崇高的国际声誉。他研究的重点地区就是中国。他一再呼吁，如今世界最大的资源浪费之一，就是对大粪的浪费。可见，这种国学，我们不研究，人家会如获至宝地拿过去研究。难道这样的学问，不值得大学生问津吗？难道这样的行业，有点文化的人就不能沾吗？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1)　　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　　我在北大读了四年书，一堂讨论班也没有上过。从来没有一位老师上课时突然转向我说："薛涌，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没有讨论班，是北大教育的最大缺失之一，其后果也非常严重。　　英语危机，还是教学危机？　　几年前，一些关于麦肯锡（McKinsey）报告的文章在网上流行。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大学生英语不行，比不过印度学生。中国这几年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在300万以上，但是能够胜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则有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胜任。　　麦肯锡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经济思想库。这个报告，主要是立足于跨国公司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作为设计中国教育战略的指针。不过，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的高度国际化、对外资的严重依赖，该报告给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充分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文章对该报告的描述，只强调英语一个因素。于是有人说，英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却是印度的官方语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样的比较，抛开了中国的国情，未免太荒谬。　　其实，该报告虽然指出中国学生的英语能力是主要的问题，但英语绝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学所学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派不上用场，恐怕才是要害。从这个角度看，该报告所提出的警告，我在《南方周末》上关于"白领危机"的文章，以及在近著《谁的大学》和《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两书中，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过，而且做出了初步分析。因此，我这里不妨以该报告做一个引子，对中国的大学教学进行一番评说。　　国内网上流行的文章，主要是依据《金融时报》2005年10月7日的一篇社论，标题是《中国最脆弱的环节：为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大学需要很大的改进》（China's Weakest Link：For the Sake of Business，Universities Need Big Improvements）。其社论的核心，不是说中国人的母语不是英文，而是强调中国的大学质量太差，特别是受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传统的影响，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过分强调对老师不加质疑的尊重。结果，除了顶尖的一层薄薄的精英外，中层的人才奇缺。英语程度不佳和实用技能的缺乏，成为中国学生竞争不过印度学生的主要原因。在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服务业中大量白领的工作外包给印度，但以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状况，中国很难像印度那样抢到这笔生意。　　我不久前在《新京报》上还撰文指出，英语不好并不是一切。最近《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不喜欢雇英语流利的"海龟"，而更喜欢懂得中国市场的本土人才。有的老板甚至大放厥词，说英语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人才，才越显得珍贵。可见，外企并非盯着英语这一项。毕竟人家是在中国做生意。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适合现代企业的人才来。　　最被国内媒体忽视的，还是麦肯锡报告指出的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观念对大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在几年前对"读经运动"的批评中也已经指出来。再看近年人大国学院开学，第一堂课下来，学生的反应就是上课满堂灌，师生之间互动不足。我们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轰轰烈烈，但是，对基本的教学改革，却避而不谈。　　以讨论班为例　　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讨论班"（seminar）。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因为实验室的重要因素，不可一概而论），讨论班是主体。我自己在耶鲁硕士、博士读下来，上的全是讨论班，大课一堂没有上过。本科生的讨论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仅有大三讨论班，而且许多还设置新生讨论班。即使是上大课，教授讲完后，学生也要分成小组，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每个班人数都控制在十几个。这样保证人人参与讨论。　　在这种讨论班中，老师不过是个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题，引导讨论的深化。学生死读书不行，因为很少有人问你书上讲了什么。书是大家都看过的，重复书上的内容等于说废话。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读了一样的东西，你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有没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径？要知道，大家读的书，许多是名著，如韦伯等。匆匆看完，讨论班上去批一通，深化人家一下，这在中国老师看来算什么呢？轻说是强人所难，重说是对学术大师的不敬，或者是无知的狂妄。毕竟大家还是学生。但美国大学的讨论班上，这是人家对你常规的期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你不仅要理解书本，还要汇通其他学科的知识，挖掘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句话，把所有本事都使出来，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思想。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2)　　我开始上讨论班，非常紧张。当然这和开始时英语不好有关。我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张嘴说话，别被吓住。但常常说话前5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说话后5分钟，脑子又是一片空白。后来才渐渐从一个边缘人物，变成了爱说话的主角之一。这一转折点，发生在James Scott教授主持的"农业社会"的讨论班上。　　这个讨论班是耶鲁著名的课程之一。每次持续三个多小时，一般是四个不同领域的教授一起教。第一个小时，教授各自讲自己的观点。第二个小时则是大课问答，主要是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有时人数可达二十几人）提问，教授边回答边讨论，谁都可以插话。第三个小时，访问学者退场，学生分小班讨论，四个教授分散在各小组参加讨论。　　那天讨论，正好James Scott教授和另一搞农业技术的林学院教授在我们组。我被轮上当主持人，即对所读的书提出概观性的分析，然后提出引导性的问题。那周读的，是法国著名年鉴学派史学家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经典著作"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Languedoc的农民）。该书的主题是14-18世纪这400年间法国农村的经济和人口变动。他大致的观点是，这段时期农业停滞，土地上的产量没有提高，人口稍有增长就下跌，无法突破马尔萨斯的铁律。究其原因，是中世纪的社会没有技术进步的能力，等等。当时我是博士课程第一年，英语还非常差，而且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法国史的著作，300多页，加上其他两门课还有大致相当的阅读量压着，根本读不完。如此主持讨论，心惊胆战。　　不过，我马上发现，人家并不在那里检查你是否读完了书，而是要看你的思想。于是灵机一动，马上提出一个话题：作者仅仅提出没有技术进步，但没有分析原因是什么。这似乎和年鉴学派的基本信念有关：基层社会这种"长时段"的缓慢演进，如人口、生态等，是历史最本质的深层动力。政治层面的变化（传统史学的主要题材）则是短时段的、浅层的现象，很难影响长时段的历史。人类不过是长时段的历史的囚徒。想跳出生态和技术的时代限制，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好像胳膊拧不过大腿，是徒劳的。真是如此吗？我引述彭慕兰的一个研究，指出在20世纪初的山东，有改良的棉花种子，但当地一些社会就是不接受。原因之一是当地村里的统治阶层，害怕一旦引进了改良种子，村民得到了实惠，就都跟着那些带来新种子的人走，自己的权威受到损害，所以他们抵制新技术。由此我进一步提问：法国农村没有技术进步，究竟是技术本身的问题，是长时段历史的缓慢节奏所导致，还是地方权力结构的问题？政治上的所谓浅层的变化，是否可以决定性地扭转长时段的深层历史发展？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3)　　此论一出，全班一下子被激活，James Scott兴致尤高，马上引述其他例证对我提供支持，说二战前美国海军将领拼命抵制新技术的运用，生怕一旦技术更新，自己这一代不懂新技术的人会被新一代替代，结果影响了美国海军战斗力的提高。可见，技术是否进步，不能仅仅通过技术本身来解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堂本应该上到下午5点的马拉松课程竟然没有能够按时下课。经此一事，我慢慢找到了门道，自信了许多。反复磨炼的结果，使自己的创造力大有长进。　　"什么都写"就是什么都想　　这种讨论班，挑战着我们的整个教育观念。几年前我和贺卫方教授就法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要博还是要专的问题展开辩论。他因为招生考试太博而罢招，我则说法学院研究生考试完全不必考专业，要考学生的中文、外语和分析等几项基本能力。因为你看看美国的研究院就知道，学生入学前的专业知识基础并不是那么重要，但人家培养人才非常有效率。在那里，关键看你会不会读，会不会写，是否知道如何思想。　　最近，贺教授对北大法学院新生讲话，提到这次辩论，在介绍我时，用不无嘲弄的口气说我是个"什么都写"的人。可见，在我们的一些教授（甚至许多和国外接触频繁的教授）看来，"什么都写"显然是不严肃、不深刻的同义词。但是，如果你真到美国大学的讨论班试试就知道，前后左右坐着的，常常是非"本专业"的人，讨论很快就脱离具体学科。你对人家讲的问题一无所知，就插不上话。最好还是什么都能谈。这也无怪James Scott这么一个研究农业社会的专家，一下子讲起美国海军来能振振有词。其中道理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就是如此。我前面已经讲过，你接受法学院训练时，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干细胞研究这回事，但当了法官，马上面临干细胞研究的案子。你能说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不是个"什么都弄"的人，因此拒绝受理吗？教授这样的态度，自然影响到了教学。看看我们的大学，学生缩在狭窄的专业中，听那些只知道自己专业的教授满堂灌。我当年上北大，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一走进课堂，就像进入一个和现实完全没有关系的世界。在那里随着不闻世事的老学究梦游一小时，出了教室门，才算回到现实中。这样的教育，能给学生提供什么呢？到了社会上，任何问题几乎都是什么都涉及，你必须准备好接受出其不意的挑战。学生守着自己的学科，没有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训练，没有讨论班刺激出来的创造欲，能够解决什么现实问题呢？　　如今我自己教了书，才充分尝到"什么都写"的好处。因为"什么都写"就是什么都想。这几年"什么都写"的经验，等于把在中国大学中错过的基本的人文教育补回来许多。生活是活的，历史也是活的。"什么都写"之后，看历史的眼光也大有不同。比如我给学生讲希腊史，讲起希腊的军制和同性恋问题，我不是照本宣科，而是从美国自克林顿上任以来对同性恋是否可以参军的辩论谈起。在现代的许多美国人看来，同性恋参军，把军队内的性关系搞乱了，影响战斗力。可是在古希腊，人们认为同性恋组成的军队最强大。因为任何一个战士，在自己的恋人面前都会表现得神勇，捍卫自己的荣誉，而且彼此生死与共。同是民主社会，古典和现代的人想法竟如此天上地下。为什么？这么一讲，课活了，历史也活了，历史和现实联系在了一起，帮助学生用历史批判现实，以现实批判历史。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4)　　最近国内一位博士生给我写信，说现在大学里也开始学美国，办讨论班。但是效果不好。老师不会主持，不能有效地引导话题、提供有价值的评论，学生发言也没有质量。反而不如大课的信息量多。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老师就是大课里灌出来的。如果除了自己的专业外，"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想的话，面对讨论班当然不知所措。学生的背景各异，生活经验不同。老师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学生从自己的经验和学识中挖掘洞见。比如我和学生讨论的时候，明明讲日本的事情，学生突然扯出美国的东西来，大谈西奥多·罗斯福。怎么办？我不能简单地让人家闭嘴，而是要首先理解西奥多·罗斯福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这位学生把他和课上的讨论主题联系起来，然后才可以引导讨论。如果只守着东亚的领域，不理解学生的知识背景，看不出他的背景和我谈的问题的相关性，那还怎么能够帮助他从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中挖掘洞见呢？　　苏格拉底如何培养精英　　到美国前就听说，许多哈佛、耶鲁的教授常说本科生比研究生聪明。为什么？在我看来，本科生没有接受太多专业训练，提问也好，讨论也好，直接立足于生活经验，不太受学科的束缚，所以比较有原创性。研究生专业训练多了以后，容易为学问而学问，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提问、讨论。但专业仅是某些专家对现实的一个简单化的归类。生活中许多活生生的东西给漏掉了。一个学者最珍惜的，就是人家能够直接基于现实的经验，把自己专业分类中漏掉的东西捡回来。从这个角度讲，本科生的问题和看法更加"原始"、未经雕琢；研究生操心专业太多，原创性被学科所驯化，思想被别人给套住，讲出来的话太文绉绉，已经没有那么"生猛"、有活力了。　　读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的苏格拉底在讨论如何培养统治精英的问题时，他的起点，竟是怎么驯狗！好的狗，对敌凶狠，对主人温柔。怎么把这种对立的品性培养到城邦的守护者身上？他提出音乐、诗和体育两方面的训练：前者使人温和儒雅，后者使人刚毅凶猛。你能想象，在我们一个名校的教育系的讨论班上，那些一级级考试上来的博士们，在讨论培养精英的问题时，会遵照驯狗的规则来推理吗？这样的路数是哪个学科的呢？这在我们看来恐怕简直就是"农民意识"、愚昧无知，是土老帽儿把人贬成了牲口。然而，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原创性，就在这种"糙"劲儿上。被学科包裹的太多，这种人类原始的"糙"劲儿就没有了，创造的冲动就被文化给驯服了。也正是基于这个立场，我认为专业可能会伤害学者的原创力。大学里面的教授，需要时不时抛开自己的专业、脱掉学者的衣裳，什么都写，什么都想，赤身裸体、直截了当地面对生活。这才能保持"糙"而不"粗"、"深"而不"晦"的知识品格。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5)　　以上拉拉杂杂，讲的不过是个人片面的经历，但多少反映了美国大学的现实。我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一书中，则讨论得更细致一些。我希望读者以中国大学的现实对照一下，看看我们究竟缺少什么。用最简单化的说法，从讨论班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马上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能够贡献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他每天上课就是演习这些技能。上大课满堂灌4年，到了社会上就容易不知所措，因为自己在学校很少主动说过话，很少独立解决过什么问题，甚至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老实说，我很难想象，我在讨论班上的几个"优胜记略"，在北大的课堂上能够被激发出来。　　在中国读书，总担心自己没有学问、不懂什么。在美国读书，总担心自己没有思想，没有激发人的能力。一年下来，你发现学到的死知识似乎有限。但整个环境，都在逼着你创造、冒险，走别人没有走的路径。讨论班上，同学竞争非常激烈，争先表现自己的智慧。你讲不出有意思的话，马上就被撂到一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这种环境下出来，个人进取精神必须非常强才行。这样的大学，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文化：不在乎你知道什么，但刺激你一刻不停地进取、创造，不论捡起什么都能闹出一番动静来。这是现代社会的精神，也是现代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我们从小背书的传统是相反的，对当今中国大学中的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一个挑战。找不到这种精神，中国就不会有一流大学，也很难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大国。附录：反思精英白领危机(1)　　附录：反思精英白领危机　　"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这话几乎成了"真理"，没有人会反对。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竟开始闹人荒，而且并不是限于某个特殊部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找不到人干活的现象。　　前一段的"民工荒"，实际上证实了笔者在此之前对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预言，只是预言兑现得比笔者预料得快而已。如今另一个领域又出现严重缺人的现象：高级管理层。这一领域的精英白领供给严重不足，可能比"民工荒"对中国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威胁。　　一　　不久前，英国的《经济学人》从外资的角度就中国的经济人才问题进行了报道。目前外企在中国的投资，每周高达10亿美元。外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么大笔的资金，谁来经营？外企纷纷抱怨找不到人。　　Oracle中国南方及香港分部的执行经理Arics Poon最近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必须（在中国）找到一群能力强、有职业精神的经理，否则就无法维持我们在中国的增长。"著名的会计公司Ernst＆Young中国与香港部分的总裁Anthony Wu也承认："我们已经决定不接一些主要客户，因为我们没有人手向他们提供服务。"　　外企在中国扎根，就必须"本土化"，用当地的人才替代从本国派来的高薪管理人员，减少费用，否则就无优势可言。如今，给外企服务的中国精英白领已经收入不菲。根据《经济学人》的调查，在京沪两大城市，外企中层的中方经理，年收入（包括工资和年终红利）可达2.7万～3.2万美元，大致20多万元人民币；高级经理则收入高达4.6万～5.4万美元，相当于三四十万人民币；企业总裁则岁入8万～9万美元，即六七十万人民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般经营消费品和医药的公司，在美国一个有MBA的雇员可以挣到8.5万～9.5万美元的年薪，在亚洲的职位只有这个数的一半。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的白领的收入还是给外企省了一些钱。但是，如今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2％。这些精英白领的工资上涨率则为6％～10％，甚至有过50％这样神话般的加薪。可见这些人的价码正在急剧看涨。以这样的速度，再过几年，中国的白领就会变得太贵了。　　更重要的是，即使如此高薪，公司还是留不住人。去年在深圳，10个企业总裁中就有一个换了工作；在北京，12个中有一个跳槽。在全国范围内，跳槽率从2001年的8.3％上涨到2004年的11.3％。有些小公司的跳槽率高达30％。像L'Oreal这样知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3000名雇员，跳槽率也接近15％。其人事经理称他们在3年内几乎把所有最初雇来的人丢光了。　　企业雇用一个高级白领，招募费用非常昂贵；人员不停地换，企业的正常运营就无法维持，大大影响了效率。再加上工资不断地上涨，这些企业很快在中国就没有赚头。一些外企已经开始想后路，希望到别的国家找机会。　　这一状况，为中国经济提出了严重的警报。中国能否像现在这样持续地、大量地吸引外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提供足够的、称职的管理人员来经营这些资本。否则，外资就不会再来。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劳动力费用在上升，中国必须不断提高产业层次，摆脱低薪、低技术的陷阱，才有出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必须吸引高技术的尖端产业，而不仅仅是那些有很少技术要求的服装业。但是，越是尖端的产业，越需要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足够的管理人员，就会阻碍中国企业的升级。　　二　　高级白领的高薪，与民工的低薪甚至拿不到工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说明中国高级白领的严重短缺。外商的普遍抱怨是，在中国找个称职的管理人员实在太难。好的就那么几个，谁都在抢，结果这些人在哪家都待不长。GE的一位培训主管称，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第一代，他们的父母是在国有企业效力，他们没有榜样可学。Asimco Technologies的一位总裁也说，中国的人才常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来自国有企业，官僚习气太重；一部分来自私营企业，又实在有些太无法无天。更多的外商则抱怨，中国的雇员缺乏创意、冒险精神和管理才能，同时对自己的估价又太高。中国的教育太强调死记硬背。许多人才履历很好，英语不错，但总是没有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在一个部门按部就班还可以，一旦需要跨部门协调，主动和其他人合作，就无所适从。附录：反思精英白领危机(2)　　这些对中国刚刚开始了解的外商，当然只是看到现象，并不一定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源。不过，他们的意见，到底属于"用人单位"的反馈。我们必须据此进行反省。这种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可雇人才的现象，在如今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严重，许多"海归"也纷纷成了"海待"的背景下，显得格外令人震惊。精英白领层毕竟属于一个比较小的群体，空缺有限。我们只有提供足够的人才供给量，这些精英白领才不会这样炙手可热，价码才不会过高，乃至吓走外商。但是，我们的大学年年扩招，守着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竟不能为这么几个位置供应称职的人才。　　由此可见，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和经济发展严重脱节。　　三　　笔者在近作《谁的大学》一书中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教育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体制。大学单纯依靠国家投资，并由"上面"定出档次，按级"领赏"、拨经费。这样，大学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市场竞争，只有让学生在一套僵化的考试制度下竞争。学生从小就围绕着高考，被老师家长高度看护，毫无独立精神，而且背景越来越单一，偏远地区和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些学生在大学里泡在一起，对社会的见识就越来越狭窄，开创精神越来越差，而且总是抱着一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状元心态"，眼高手低。笔者在美国见过一些名校的中国学生，一毕业就回国。问他们为什么不在美国闯一闯，回答是，太累了，还是回去的日子容易过。结果他们连试也不肯试一下，留学多年，在外面就没有竞争过。这样的态度，"海归"不"海归"有什么用？　　我们的文化，更有走向封闭保守之势。比如去年掀起的读经运动，公开提倡死记硬背。最近连、宋访问大陆，一些人不注意分析其政治上的创意，反而盯着宋楚瑜那篇《祭黄帝文》，称其中"订律设制，立五千年不拔之根基。造车指南，辨兆万民不易之方向"之语"有点骈体文的味道"。论者一边指出，"这样的文字，搁在晚清，随便哪个年轻秀才，恐怕都能写出来"，一边不停地赞叹人家的国学根底令大陆同代人汗颜。其实，连、宋来访，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何必拿这个晚清随便一个秀才都能够写出来的句子说事？我们应该为讲不出别人没有讲过的话而羞愧。如果仅仅是重复"晚清随便一个秀才都讲得出来的话"，又有什么可汗颜的？可见，我们的社会文化，崇拜的根本不是创造力，而是重复前人的能力。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的毕业生进了现代企业中找不到北，也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一位朋友，有位号称是不争气的儿子。当年他在美国找到教职，告诉这位在国内还没有上高中的儿子："好好学英语！"但他儿子一句英语也没有学，收集一堆"文革"纪念章，要到美国做买卖。买卖当然是没有做成，学也上得不怎么样。高中毕业当了几年兵，后来到社区大学（相当于我们的大专、夜大之类）读书，再跳到一个小大学完成学业，如今跑到上海，成了高薪白领，手下有一群清华、北大的MBA.我这朋友说，我这孩子要是在国内，什么机会也不会有，最差的大学也上不了。但就是能折腾。结果七折腾八折腾，如今比我挣得多多了。　　中国的教育还鼓励学生折腾吗？连学生开餐馆都成了不务正业，毕业后除了照本宣科还会什么呢？　　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中国需要多元的教育体制，要鼓励小的民办大学的成长，要把学生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录取标准，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半工半读地完成学业，要号召年轻人到国外闯天下。单靠国家投资，自以为是地创几个"一流"，培养出来的人，还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这个部门不改革，教育就会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从"寡妇班"考上北大(1)　　第二章　　北大的经验与反省　　一转眼就30年了。30年前我上北大时还没满18岁。如今已经是奔半百的人了。我曾经反复地说，大学是一个人的心灵故乡，一生的精神账户。北大四年，塑造着我的一生，想忘也忘不了，讲起来话也长。30年后，应该作个反省：从北大得到了什么，从北大没有得到什么？北大的好处在哪里，北大的坏处在哪里？我是散漫惯了的人，无法系统地整理思绪，索性把随时想到的分开来慢慢讲了。　　从"寡妇班"考上北大　　1979年考上北大，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这一"优胜记略"，对比起我考上之前那副没有出息的样，就更显得特别"优胜"了。　　我从小不是个好孩子，从来不好好读书，父母说我干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气"，觉得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长大都没有问题，要操心的就是我一个人。记得初中毕业时考物理，当时学校还是文革时代的教学，开卷考试，题目有6道，全是书上的例题。只要你从书中找到那6道题，抄下来，就算100分了。但是，这样的考试，我居然才得60分。因为我从来不看书，不知道例题在哪页。就这么块料，别说考北大，按说根本就不应该上大学。　　不过，我那时突然有个男孩子的青春期觉醒，一上高中就知道读书了。我的心理大概和一般孩子不同，或者说不太正常。记得六、七岁在北京海淀区的花园村住时，偶然跑到家后面的农地，看到了一个农家的葬礼。那简单地说就是埋棺材，有人哭得撕心裂肺，十分恐怖。当时的震撼，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突然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也会是这个下场，被埋到深深的地下，一下子就被生命的虚无和恐惧所征服。当时是否父母正在下干校已经记不清了。其实即使他们在，也是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和我在这方面交流。童年的孤独实在可怕。我被死亡的前景折磨了很长一段时间。晚上睡不着觉、做恶梦，甚至从床上滚下来……由此开始了一场面对死亡的挣扎，至今也没有结束。　　记得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晚报》当记者，跑去采访李泽厚。李先生不是个很健谈的人，不过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当人意识到死的时候，才感到真正在活着"。我听了浑身一振，小时候对死亡的恐惧全回想起来了。确实，当人意识到死亡后，对生命就有一种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种使命感。我虽然从小不成器，但这种感觉一直在我的挣扎中伴随着我。我知道没有人会注意我，没有人会瞧得起我，但我自己不能辜负这一生，我要做出一番事情来让世界记住。这种劲头，一上高中就突然引起了人生的觉醒。从"寡妇班"考上北大(2)　　当然，这种觉醒也并非没有外在刺激。那时我们突然被告之：高考将恢复！考上了就上大学，考不上就继续插队（其实后来考不上的也没有插队）。刚刚"觉醒"的我，什么事情都要思考。这么宝贵的生命，又怎么能错过大学呢？我开始读书了。　　那是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其实这话是"文革"前"17年"留下的。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和家长都对之深信不疑，觉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学就学数理化。可是，我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一想到一辈子搞技术，就觉得灵魂里空荡荡的，寒冷得浑身发抖，喜欢的就是文史。说实在的，这种心情，实在也说明了我们的教育的问题。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内心最关注的是生命意义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教育哪里管这一套？教育就是让你成为干某件事情的工具。这也是当时越是"有用"的专业越让我感到空虚的原因。所以，当时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　　这一举动，首先惹急了家长。父母连续彻夜开家庭会议，要求我学理科。在他们看来，文科一是没用，二是危险。这是那代政治运动中过来的人的普遍心态。当然还有另一层面，是我自己看出来的。当时，好学生都上了理科班，学不好的人才去文科班。父母都是国家机关干部，同事彼此之间其实也很好面子，在孩子上暗中比来比去，竞争激烈。说自己的孩子上文科班，怎么说得出口！　　我本想在学校压力会小一些。但真到了文科班一看就傻了：五十多人的班，就三个男生。我们因此很快就被称为"寡妇班"（我实在要为这种称呼向当时的女生道歉。那时男女授受不亲，男生也不懂得尊重女生，总想办法捉弄）。同学谁还把我放在眼里！况且，我当时的学校是一四五中，"文革"期间由小学改的，质量不太好。和平里的一七一中，则是高考明星，那里的文科班也许还是正经人去的地方。我在一个破学校上个"寡妇班"，怎么能指望人家不把我看成个"混儿混儿"。　　不过，我没有寻求转学的机会。我在班里鹤立鸡群。老师都对我说："你看，我们学校是不好。但文科方面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你们三个人身上。到了一七一，你不可能被老师这么重视。"当时我心里也知道，除了我和两个女生，班里没有别人能上大学，老师确实心思全在我们身上。另外，我特别喜欢那位满嘴口音的语文老师。他叫叶向忠，后来才知道他是北大1949年后的第一任党组书记，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教授还提起过他。他因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被发配到中学教书。他古文非常好，满腹经纶，也很喜欢我。所以，我没有转学。另外，父亲还托同事帮我找了一个某大学（好像是钢铁学院）附中的黄河老师业余给我补作文。他好像也是个"坏分子"之类，过去在国民党的什么报纸里干过，自然除了教书不可能有别的前途。如今想想实在是感叹：那年月人家真心实意喜欢聪明好学的孩子，白教你，而且无微不至。可惜我自己不知道珍惜。后来一忙，和黄老师断了联系。现在写了这么多文章和书，也真想问问他的见解。我能肯定他会为我高兴的。从"寡妇班"考上北大(3)　　高考那天正值酷暑。我按父母老师的嘱咐，没有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到了考场。这是怕太紧张出事。我们和一七一中学的学生一个考场，甚至同样的教师监考。我在考场入口远远望着一七一的学生，敬畏得不行：人家一个个全像有大学问的人，我自己则是地道的"小屁孩儿"，实在不是对手呀！第一场是语文，刚刚开始不一会儿，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生（我当时判断很可能是一七一的）就昏倒被抬出去，气氛紧张异常。我倒由此士气大振，下笔如飞，提前半小时交卷。那时我为了"中举"是多么自私冷血呀！我注意到，监考老师见我这么快交卷，脸上掩饰不住地吃惊，并且凑到一起看我的卷子。　　到下一场，我似乎一下子获得了"主场优势"。监考老师对我特别客气，特别勤快地给我递冷毛巾擦汗。我心里马上明白，她们看了我的语文卷子，我肯定做得不错，她们把我当个大人才保护呢！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气：老师见了好学生，甘心情愿地服务，从来不想什么回报。　　我借着这种"主场优势"舒服地考完，不久分数下来：408分。那年是先考试后填志愿，我开始还不知道这分是高是低，后来听说连一七一中也没有一个文科四百的，老师都说我高得不得了，一定要报北大。我心里没底，妈妈马上陪我到北京市招生办去问我的成绩到底在什么位置。记得那天屋子里很多人，都问的是大同小异的问题。主管人员很耐心对我说："看看，成千上万的考生，怎么可能知道你排第几？就是大概的情况也不可能知道，我们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他见我们黏着不走，干脆就问："你说你考了多少分吧。""408。"此言一出，那人马上一惊，全屋子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我的身上。"我马上查一下。"他态度变了，翻了一下档案，然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北京市今年文科过400的只有15位。你想报考哪个学校大概都没有问题。"我和妈妈一下子都傻了。范进中举呀！那办事人员似乎还不过瘾，把我每门成绩都问了一遍。我报一个分周围人就叫一次好。　　这下子我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全变了。妈妈逢人便说我考了408，最后惹得我抗议，说她太爱炫耀。平时走到家门口的街上，也经常感到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这孩子四百多分呀！"家里自然也宾客盈门。大家都来给我出主意，帮我选专业。比如有人让我学经济。我一听就觉得俗不可耐，坚决不干。竟还有人让我上外贸学院。我视为奇耻大辱：我差不多也是个"文曲星"了，怎么能做生意呢？！有人让我学法律，我马上反驳："中国的法律连打离婚也管不了，一切领导说了算。法官不过是个秘书。"其实我谁的话也不可能听。我上大学就是追寻自己的灵魂的。我就要上北大中文系。那时我仗着分数高，光宗耀祖，在家里从弱势变成强势，谁也奈何我不得。最后，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哥哥特别嘱咐我："这段日子小心些，别出交通事故。"这一语道破了我的心理：我即使拿着录取通知，也不能相信自己会进北大，总怕去报到的路上先被车撞死。在中文系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1)　　其实，文学并不是我的灵魂所在。我之所以选文学，不过是青春病。那年月很保守，中学里男女授受不亲。可十六七岁的孩子，正被青春期烧得彻夜难眠。况且刚刚开放，能看《家》、《春》、《秋》等小说。那里的那种缠绵，占据了整个的心灵。唯一可发泄的地方，大概就是文学了。后来我开玩笑：上中文系读文学专业纯属性压抑下的选择，实在是个人生的误会。　　在中文系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　　我春风得意地进了北大中文系，心里满得不能再满了。那时还没有商品化的冲击，选专业非常有理想性。理工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物理系，文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中文系。再看看系里，77级有陈建功等已经成名的作家，我们班有王友琴这样的高考状元。那时新文学初起，什么朦胧诗、伤痕文学等风起云涌；校园里各种诗社、文学社团也好不热闹。中文系本身就是个明星。一个小破中学里的"小屁孩儿"突然跳到北大中文系，自然有些飘飘然了。　　不过，我生命的冲动却出现了变化。当然，我还是在青春期的生理亢奋中，还是把文学看成莫大的感情需要。不过，高中时，我受刚刚开放的社会风气的熏染，开始关心更广泛的问题，几乎每周都往西单跑，对政治突然有了兴趣。　　我在政治上，本是个典型的"傻二"。举个例子吧。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周围的人失声痛哭。我哭不出来。其实哭不出来也就完了。但我还生怕自己阶级觉悟或阶级感情跟不上人家，顿然产生一种道德自卑感，觉得自己人格低别人一头，否则怎么别人哭得那么伤心自己则没有眼泪？可叹的是挤眼泪的本事也没有。当时各种悼念活动不断，要在班上念稿子，化悲痛为力量等。但你总得先有悲痛呀！没有还不是说明自己品德太差？心里自卑，到了这些场合就要掩饰。我还记得一次在班里念悼念周恩来的稿子，我尽了最大努力做出悲恸欲绝状，但终于眼泪还是下不来，结果急中生智，马上装出在眼泪如雨的关头一下子控制住、化悲痛为力量了。至于效果如何，自己不知道，也不敢问在场的同学。总之心里对自己很讨厌：怎么这么没有阶级感情呢？！总之，这就是一个十四五岁孩子在那年月的心理状态。想想现在同龄的孩子，实在是为他们感到幸福呀！　　我的政治意识，就是这个水平：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分析能力，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相信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相信自己生在蜜罐里、天下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开放后，突然通过民间渠道看到那么多社会阴暗面，心里的震撼可想而知。震撼带来了愤怒，从愤怒中又产生绝望：中国怎么办呀？为什么中国会是这个样子？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痛苦，渐渐取代了青春期的性压抑，成为精神发育的主动力。在中文系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2)　　也正因为如此，上了北大半年，范进中举的那股飘飘然渐渐没有了，人变得复杂了一些。刚上北大时周末回家和父母出门，妈妈总要让我戴上北大校徽，现在我则把校徽忘到了一个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青春期的自我中心淡出，开始有了社会的承担。结果是对文学兴趣的丧失。文学本身当然非常复杂。但是那时对我来说，文学就是青春的热病，狭隘得很。心胸稍微开阔些，当然就另有志向了。记得那时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仰面朝天地躺着，看着满天的星星，想着那些星光是几百甚至上万光年前闪耀出来的、现在才旅行到我的眼中。我的一生，不过相当于一闪烁的星光微不足道的一段旅程，连沧海一粟也算不上！可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在学文学、儿女情长，所关心的不过是这宇宙瞬间中我这个渺小的存在--今年为这个女孩子要死要活，明天为那个女孩子要死要活。这样的日子，在这永恒的宇宙面前有什么意义？再看看这个苦难的国家，看看那么多人的生命如草芥般地消失，我在这里哼哼呀呀地对自己并不了解的女孩子单相思，还觉得一辈子就献身于这个专业了。渐渐地，我对文学反感至极，觉得实在是我这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年无病呻吟、浪费生命的专业。　　由此，我和文学分道扬镳了。那些喜欢纯文学的人评价最低的伤痕文学等，在我看来还有些意义，因为那揭示了社会。新诗几年内不知道有了几代，可是最震撼我的，还是最老的一代，比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等等。再有，我发现我是个毫无文学才能的人。比如和我下铺的同屋高远东比，实在感觉贫弱；只要他活着，我学文学就断无存在的意义。　　当时转系是没有可能的。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专业早就被计划好了。不过，当时有个好处，中文系的学生素质比较高，特别是有一批大龄同学。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同屋吴秉杰，他入学时已经32岁，大我14岁。他"文革"前本来已经考上了北大。后来因为读马克思的书太多，受了马克思批判精神的熏染，年轻气盛，当时对《北国江南》等毒草电影的大批判让他实在看不过去，就奋笔疾书，给《解放日报》写稿参加辩论，最后成了反革命，被赶到农村改造了十几年。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高考状元王友琴，是和我交流最多的同学。她也是黑五类子弟，到云南插队，从那里以全国文科第一的身份进了北大。她当时给我一篇陈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单一小农经济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对中国的问题做了宏观的历史分析。现在看来是很幼稚的文章，但当时引起了我的思想地震。我意识到，我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中国，但至少可以把中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搞清楚，而这个原因首先要从历史中找。我就这样决定学历史了。现在我以历史为职业，大概还是北大二年级时思想地震的结果。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1)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　　前文已经说过，我因为社会和政治意识的觉醒，放弃了文学而想转学历史。在当时，转系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偷偷跑到历史系旁听，见了不少历史系的老师，也接触了一些历史系的学生。以下观察，当然带着个人兴趣转移后强烈的偏见，抬历史而贬中文。希望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不要介意。　　从考分上来看，中文系的学生明显比历史系要高。当时文学专业考分是文科中最高的。没有考上文学专业的学生，如果成绩还在北大录取线内，一般有两个去处。首先是中文系留人，把这些学生转到本系的汉语专业。另有许多学生按第二志愿到了历史系。那些汉语专业的学生挫折感最大。因为他们大多属于"文学青年"，立志写作。可是，汉语专业大概是文科中最抽象、离写作最远的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学问很大。语言学好比是文科中的数学。有些同学，也确实一头钻到现代语言学里，抱着布龙菲尔德、雅格布森、乔姆斯基猛看一通（比如当今的政治明星胡春华，就是汉语班的，属于抱着高深的书泡图书馆的一位。他是我们这年级里最小的学生之一，脸又长得特别幼嫩，人看上去非常单纯，很招人喜欢，大家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同学，有时也会摇头："我愿意献身现代语言学。但是，要走这条路，大学应该上数学系或者物理系，否则没有必要的分析技能，将来根本竞争不过从理工科改行过来的语言学家。"相对而言，历史有意思多了。我第一志愿是文学，第二志愿就是历史。历史系的同学知道我放着文学课不上却跑到他们这里听课，无不叹息：咱俩换专业吧，我第一志愿就是文学呀！我则说：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呀！　　我抬历史系贬中文系，除了专业偏见外，还和两系的风气有关系。当时正好赶上新文学崛起，中文系领导校园时髦。比如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就是复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的作品，一夜之间创造了一种文学，使中文系成为校园明星。另外，刘心武的一篇《班主任》，也红得洛阳纸贵。刘心武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人。我们熟起来后，我一想挖苦他时，就拿他的《班主任》开涮，他一点脾气也没有。可是，研究这样的文学就是中文系的时髦了。当时系里流行的是现当代文学、新诗、美学。甚至日本有个垃圾电影《人证》，也被当经典一样拿出来讨论。俄罗斯文学很热。但俄罗斯文学课上，大量时间在讨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文系的学生每天消化这些东西，还觉得自己很新潮、很精英。当然就更不用说什么赵树理、孙犁、杨朔了。你年轻的生命要是消耗在研究这些人身上，还能有出息吗？一些聪明的老师，自己也有反省能力。记得好像是乐黛云老师私下感叹过：研究现代文学，常常越研究自己水平越低。因为你总要读低水平的东西。即使是茅盾，和人家外国的大家也是没有办法比的。（这是我个人模糊的记忆，如果有错误肯定是我的责任，请大家不要把账算到乐老师头上。）另外，我在高中刚能看"文革"前的旧书时，特别喜欢杨朔的散文，觉得他的语言和感情非常清丽，或者说很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文革"时代的斗争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中学阶段写作文，一是学鲁迅，一是学杨朔。后来还是阅历多的同学王友琴一句话把他的骗局给捅破："杨朔那种清丽漂亮，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饥荒年代最残酷、丑恶的社会中写出来的。你可以把现实的一切都写得很玫瑰色。但在当时那种极端的物质条件下，根本就没有像样的纸，最后也只好印在极其粗糙低劣的纸上。这种粉饰文字和粉饰不住的低劣纸张对比，在物理上就让你感到其文字的虚伪。"看看，在中文系受教育，有时也有精彩之处。那就是有阅历的大同学把我天真地喜欢的东西做一番历史分析，一下子使我脑子复杂了许多。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2)　　当然，中国文学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并非没有可学的。我至今耳边还常常响起同屋高远东在熄灯前朗诵古诗的声音："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一下子唤起我儿童时代以来面对死亡的心理挣扎。他的口味非常纯正，最常读的是《诗经》、乐府、古诗十九首、阮籍、李白、杜甫、王维等。有些诗我一时品味不出来，听他一读，就有感觉了。这也是我觉得自己不是文学的料的原因之一。可惜，那时中文系主流的风气不在这里。比如古代汉语课本是我最喜欢的。比如何九盈教授，属于明星级老师，据说是中文系四大嘴皮子，讲课能讲到全班鼓掌。即使是30年后，我脑子里还经常响起他念《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的声音。我虽然经常逃中文系的课到历史系旁听，但他的课我一直坚持不逃。可是到了最后，当他的课和历史系张广达教授的通史冲突时，我就实在别无选择了。这一方面是张先生的课实在太精彩--我一直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北大文史方面的第一人--这且留在后面讲。另一方面，也是何老师的课太跟着时尚走。比如，他讲《左传》、《史记》等，发议论要扯到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别林斯基等，占用了许多课时，引得阶梯教室里一片喝彩声。大家越喝彩，他日后这方面的内容就讲得越多。上课如同唱戏，我也只好逃了。　　到了历史系，则是另一番光景。历史系想赶时髦也不容易。首先近现代史是非多、禁忌多，当代史则根本无法研究，大家最重视的还是古代史。对比之下，中文系崇新，历史系尚古。我觉得当时历史系的通史课安排得特别好，总把最好的中年师资列出来，实实在在，让人一下子就入门了。大学四年，北大教授对我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讲隋唐史的张广达和讲古希腊史的朱龙华。只可惜这两位先生上大班的课，不可能认识我这个外系学生；我也太胆怯，不敢主动和他们建立联系。没有这些老师的耳提面命，我又年轻气躁，虽然知道该学什么，但就是安不下心来读书。最后在大学对历史也只学了皮毛，荒废了青春。上述这两位先生，还是大学毕业后才开始交流的。这就是后话了。　　平心而论，中文系出了不少人才。最近我才从一位没有见过面的师妹那里知道，中文系出来的女孩子，在美国大学当终身教授的已经有一大把，搞文学、历史、人类学等的都有（不久前我自己见了一位，还成为计算机工程师）。不过这位已经用英文在著名出版社出了书的师妹承认：中文系的教育不行，她做学问还是在美国读博士时学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写。她赶紧说不行，因为自己中文系的老师还在，不能太不厚道。毕竟她是读过研究生、有导师的人，说话不如我这个没有导师的本科毕业生方便。在我看来，中文系里有学问的人其实很多。不过，名声最响的文学专业，水分其实很大。而默默无闻的古典文献专业，则最货真价实。我如果现在上中文系，也许会报古典文献专业。至少古典训练是结结实实的。北大就是个雅典(1)　　北大就是个雅典　　我喊了半天学历史，但最终没有潜下心去。在北大的历史训练，最多是通史课的水平。中国通史大致听完，近代史没有听（主要是怕讲成了政治课，当时的中共党史是我必逃的政治课）。世界通史则就听完了古希腊。　　我不了解现在的通史怎么上。当时通史课是很重的。比如中国通史要上两年四个学期，还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史。这样的教育，似乎太呆板了。照我看来，应该缩减通史课时，增加专题史的课时，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这一问题在这里难以讨论。不过，这到底还是形式问题。关键要看什么人来上。如我前文所述，历史系投入到通史课的师资相当精良。两年大课虽然形式单一，质量则很有保障，而且讲得也比较细致，有助于学生打好基本功。历史系不是没有赶时髦的课。比如我听过一次"比较历史"的课，大概是想赶当时中文系领导的"比较文学"之类的新潮了吧。可惜听了几节，全是花拳绣腿，还是通史课实在。我大学所学最多的，是通史课的旁听。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点训练也许什么都算不上。但至少从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角度看，对我的人生很有意义。　　先说那点古希腊史吧。　　我高中最后一年每周跑出去"关心国家大事"，进北大后又赶上海淀区的基层选举，北大一下子成了全国的焦点。当时随便一个候选人，在饭厅或者三角地，往凳子上一站，就开始演讲，阐述自己的主张、回答问题。听众也都非常投入、认真。我当时还问一位美国留学生："以你们美国的标准衡量，这够不够民主？"他连连点头："这很民主呀！这是真正的民主！"那时我真感觉到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甚至幻想着我们这代人毕业后能够彻底改变中国。　　我虽然没有具体参与竞选，不过这一段经历塑造了我的世界观。我一直认为，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就是因为我们都经过了三角地、饭厅里那种面对面民主的洗礼。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环境的熏染，我开始对古希腊史入迷。在我看来，北大就是雅典，三角地就是agora（希腊城邦中心的广场，也是公民讨论各种事务的中心地带）。没有三角地的北大，自然也不成其为北大了。我还一直宣称：雅典是我的精神故乡，古希腊是我的传统文化。在北大沉迷于古雅典的世界，实在是一种政治上的"寻根"了。　　开始时能找到的关于希腊史的书，全是"文革"前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虽然这些书苏式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但写得还是比较具体，人家毕竟在这方面的学术水平比中国高一截。从字里行间，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记得王以铸译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前面就有一位苏联学者的序言，非常精彩，可惜后来新版时被去掉了。到了高年级，则看到了顾准的《希腊城邦》（那本书刚一出版我就读了几遍）。在我这代人中，我大概是最早的顾准迷之一了。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他从希腊城邦民主一直讲到"五月花号"上的民主生成。这种跳跃在现在来看大概不太合乎学术规范，在当时则有着相当的思想一贯性。从知识上看，他讲的并没有超出我已经读到的东西。但是，他是唯一一个能把希腊和中国关怀联系起来的人。他讲雅典，正好满足了我政治寻根的需要。北大就是个雅典(2)　　那时世界通史课上讲古希腊的，是朱龙华教授。他童颜鹤发，一讲话就满脸放光，极有神采。当时世界史专业的学生，还在他的顾问下上演了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看后让我激动了好久。上他的课谈不上什么思想震撼，他不是个激情澎湃的人，而是"古典式"的风格，庄重平和，而且特别清晰。当时这方面的书不全，听他一讲，对古希腊的概观就有了把握。作为外系旁听学生，我没有机会和他直接请教。不过毕业工作几年后，开始上门拜访。记得20世纪80年代《读书》杂志非常火爆，我是《读书》的常客和作者，而且有一段想调到《读书》去。沈昌文先生那时是《读书》的负责人，特地跑到我的工作单位《北京晚报》要人，但是《北京晚报》不放。后来我索性义务为《读书》办事，推荐了朱先生，并自告奋勇地代《读书》向他约稿。他应我之邀写了一组西方史笔记，非常受读者欢迎。　　这段教育，使我不仅成了西化派，而且是个"言必称希腊"的西化派。老实说，那时候的古希腊史观，还属于19世纪英国史学家格罗特所代表的那种"浪漫派古典主义"，有其天真之处。但这种天真，有着珍贵的精神。要知道，即使在西方历史上，希腊民主也没有太好的声誉。比如William Mitford在1836年出版的《希腊史》，大概是在当时的英国影响最大的希腊史著作了。他经常把绝对民主等同于僭政，称之为暴民专制，称"作为一个富人，生活在雅典民主中和生活在土耳其专制中一样危险"，在希腊的小城邦中发展出来的政治体制，不适合领土广阔的英国，"英格兰制度中固有的自由传统，并不是来源于希腊民主所代表的古典传统，而是来源于日耳曼的森林。"但1851年格罗特的《希腊史》，则彻底为民主翻案。他声称没有希腊的民主制度，古典文化的精神传统就变得不可能。那种对公共事务公开的、无休止的讨论，那种赢得公众的尊重和同意的压力，鼓励着激烈的、有说服力的论辩，使知识得以成长。从现在的眼光看，William Mitford称英格兰的自由传统来自日耳曼森林确实是真知灼见。现代欧洲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的传统而非古典世界，这在史学界基本已经成为共识。但是，雅典精神，是欧洲现代性发育成熟、政治社会走向民主的19世纪的时代需要。格罗特的浪漫古典史观压倒了William Mitford保守古典史观，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弗兰克·特纳（Frank Turner）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希腊遗产》中评论道："格罗特对古典民主的翻新是如此成功，乃至19世纪的英国人觉得他们离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比离18世纪的英国更近。"这也恰恰是我对雅典的感受。在20世纪80年代初站在北大的三角地，我觉得自己离古典时期的雅典比先秦两汉要近，比盛唐要近，比明清要近，甚至比近代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都要近。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人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传统，而非要被既定的传统所桎梏？英国有《大宪章》，有莎士比亚，有柯克，有一整套宪政传统。但是，你能嘲笑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崇洋媚外"、冷落自己的传统而拜倒在古典希腊的脚下吗？当然不能。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不仅是英国历史的顶峰，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顶峰。日不落的帝国就是在这种拥抱古典希腊的文化自信中建立的。北大就是个雅典(3)　　美国也是同样如此。Henry Steele Commager指出，是古典传统造就了华盛顿、杰佛逊、麦迪逊等建国之父。"这些建国之父对古典世界比他们对欧洲甚至英国更为了解。他们对古典世界的熟悉程度可能比他们对本区域之外的美洲殖民地还要高。"在建国之初，潘恩对雅典民主的推崇在崇尚古罗马共和传统的政治家中还是少数派。许多人如汉密尔顿那样仍然把"民主"当一个贬义词来用。但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民主"就成了主要政党的名字。美国人开始回归希腊而非罗马，拥抱雅典而非斯巴达。这个年轻的国家显然从"民主、共和政体是否只适合小城邦而不适合一个大国"的忧虑中摆脱出来，相信自己的人民有足够的品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也正是美国成为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国家的根本动力之一。　　从现在的角度回想，20世纪80年代北大的精神更符合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当时的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是封闭的，但在文化心灵上是开放的。那时北大人的精神，似乎面临着无限的可能，让人想起19世纪的英国、建国时代的美国，仿佛一个大时代正在开始。所以我觉得北大就是个雅典。　　现在的北大呢？这要让现在的北大人来回答。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1)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　　沉迷于古雅典，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念。这种学习主要是自学。不过，现在我成了以历史为职业的教书匠，专攻中国史。如果在这方面要追溯到大学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那还是张广达先生。他那时还不满50，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其貌不扬，说话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不过一讲隋唐史，就让人亢奋起来。想想看，那是1980、1981年。一般大学里讲课不上来给你马列一场就不错了。他则十分精要地综合各家，把陈寅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伯希和等各家的观点逐一介绍，讲唐史分析周围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中亚政治贸易的发展，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这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从农民起义分析历史动力的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意识的地震。听完他的课，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图书馆，把他提到的各家都找出来自己看看。他是个右派，掌握多种语言，被压制多年不能搞专业，反而不受当时意识形态的限制，能关在图书馆读书。所以"文革"结束后他的知识结构是最领先的。他本来研究中世的中西关系，但对所谓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当时恐怕也是最通的。　　张先生被恢复教学权利后刚上讲台，精力无限。我向一位同学推荐他时，对方说："我知道你讲的是谁。是不是那个总推着自行车在马路边上和别人说话的？"不错，你下课问张先生一个问题，他先是拿着黑板擦儿站在讲台边和你谈，等下堂课的师生进来，他就不得不走出教室，走到自己的自行车处，打开锁，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谈，最后干脆站在大家要分手的十字路口，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你。这成了当时北大的一景。我当时问他，在转到历史系不可能的情况下，想学历史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读《通鉴》，一遍不够读两遍。"接下来就是一通关于司马光的长篇大论。可惜我三分钟热气，《通鉴》一本也没有看下来。　　毕业几年后，我有机会去访问他。那时我当记者，采访了不少知名的学者。其中对杜维明关于儒学现代性的采访，对邹谠关于政治文化的采访，都相当有影响，我自然也乐在其中，有些飘飘然。找张先生，目的也是采访。他当然来者不拒，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但造访结束临出门时，他突然对我说："你虽然年轻，但每天这么跑来跑去，可要意识到别人都在进步。你不动就落后了。还是要读《通鉴》呀！"我这才明白，几年前我在北大马路边问他学历史的问题，他至今还记得！我本觉得，他那时在马路边推着辆车，和谁谈起来都没完，不可能记得我了。可是，他不仅记得我这个人，而且连我问的问题似乎也记得。在他看来，几年下来，我是光说不练，站着不动，所以才有这样一番委婉的告诫。这样的老师，不知道在当今的北大是否还存在。　　我动真格的读书，还是在1989年。那年夏天，我立志学英语，日后到美国求学，于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和外界不太交往。可惜学英语天分太差，考托福第一次590，第二次竟得了580，600分死活过不去。幸好后来妻子赴耶鲁读博士，我跟着借光，从以学生家属的资格旁听开始，再读东亚研究的硕士，最后到历史系读博士。一天在校园里骑车，看见一个中国人走路，两人对视，一下子全停了下来。天呀，是张先生！他也记得我！一晃十多年了。久别寒暄，才知道他也是1989年后就出国游学。先是在欧洲，成为获得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座教授的第一位亚洲人。这个职位是法国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凭工作证件可以免费出入各大博物馆，甚至还可以带客人进去。据说此职位刚设立，第一年请的是戈尔巴乔夫；老戈不来，就请了个研究东欧的学者；第三年请到了张先生头上。我们都知道张先生懂得多门外语，但法语他在大学仅学了一年，后来就没有再动。几十年后荣任此职，每周用法文讲课，竟顶了下来，人没有讲少一个。以后他又不停走访世界名校。刚到美国来后，英文明显讲不利落，在一个聚会上碰到我的导师史景迁先生，两人还只能用法语交流。可是没有几个月，英语就十分流畅。周围的教授提起来，都说他英文实在很好。他至少能够用流利的法文、英文和俄文讲课。这在搞"国学"的学者中，有谁还有这个本事？在耶鲁期间，他还坚持学梵文。即使在耶鲁，这种文字的课也就两三个人上，还有位年轻的学生半途放弃。张先生则一直学下来。他到此时可已经是快70的人了。　　顺便还说一下，我36岁开始学日文，功夫花了不少，成果则不足观，于是频频向他抱怨自己阅读还是不行，问他如何。他叹口气说，日文不好是他一个最大的遗憾。日本人学问实在很好，人家要找你商榷起来，还真让人紧张，所幸日本人挑战他的好像至今还没有。（我还听过一位师妹告诉我，国内老一辈的一位权威，一次学术会议上让日本学者猛商榷了一下，下场后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直哭。）张先生解释说，日文不好的最大原因还在于自己的民族感情。日本人打进来时，他还在北京的中小学读书。他觉得日文是占领者的语言，心理抵触情绪很大，不愿意好好学。不过，当时看日本人，感情其实也很复杂。比如，日本军队刚开进来，第二年书店就跟进来了。而日本的书店和过去中国的书店不一样，是开架的，井然有序，你可以在那里阅读。几十年后访日，他对日本大学里的同事的敬业精神也很感叹。比如有位日本同事，每天在办公室从早八点干到晚八点，纹丝不动，几十年如一日。日本人一起读会要，老师领着解读到某页时去世了，继承他的徒弟就从那页开始接着带着大家读，多少代下来，就有了传统。人家的学派可不是拍拍脑袋说几句猛话就创造出来的。这么积累的学问你怎么可以小看呢？听张先生这么一说，我对日文就更不敢怠慢了。有一次拿本日文书问他，他用手指跟着竖行字飞快地读下去，随口把中文意思说出来。我马上说："张先生，您这叫日文不好吗？"他笑笑："唬人而已，你程度还浅。"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2)　　张先生来过耶鲁几次。最后一次来时，头几天没有找到房子，正巧我妻子到日本做研究还没有回来，我就请他在我家委屈几天。当时还有一位武汉大学的徐少华先生，也是刚来正在找房子，我索性也把他请来。我们三人，戏称三个单身汉，过起大学宿舍的生活。我和徐先生一直好奇想看看张先生做学问的神通到底在哪里，这次算是有近观的机会了。每天早晨我们两人起床时，都看到张先生已经端坐在书桌前读书。我们一问，他才说自己年纪大了，睡眠不需要太多，早晨起来干几个小时，这一天就"够本儿"了。后来徐先生向我感叹："真算是见了大师了。自己这几年为学小有成果，有些飘飘然了。一看张先生，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此话实在不假。有一次闲谈中，我们替张先生鸣不平，说他命运实在太坎坷了，当了那么多年右派，现在在国外生活也颇不稳定。如果命运公平一些，还不知道是什么光景呢！张先生则轻描淡写地说："我可不这么看。我当右派属于走运了。看看当年的北大，没有当右派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每次运动都要出来冲锋陷阵。不少最后被搞到梁效里面。哪里还能做学问？我被关在图书馆里，多少还看了几天书。后来恢复正常才有点东西可以教给学生。现在我要是在国内，当然也是会如人所说成为个权威泰斗什么的。可这种大骄子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还不是一天到晚开会吃喝？像现在这样在外面东奔西走，对各国学术有机会观察。特别是在法国那几年，对年鉴学派什么的，有现场学习的机会。"另一次他私下对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如果多给我几年，我也许会把所学归纳总结出来一些。如果不给我那么多时间，所学所知也就跟着我走了。但这又算什么呢？看看历史，许多饱学之识都是这样，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留下东西来的人也许算是偶然。这些我早看开了，能够平淡对之。"　　所谓宠辱不惊，说的就是张先生这样的人。这也是我心目中的北大！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1)　　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　　我如今在大学当老师，对逃课、作弊的事情非常不能容忍，有一次监考，甚至跳到讲台上面，居高临下地观察是否有人偷看，弄得底下的学生面面相觑、互相吐舌头。可是，四分之一多世纪以前我在北大时，却是个逃课大王、作弊大师。不过对这两点，我的内疚都十分有限，甚至还挺得意。　　我并非行为不端的学生。相反，在一些老师和同学眼里，我恐怕还属于严肃向学的。甚至有同学预测我未来会成为学者。可是，大家都知道我逃课。室友们也知道我考试偶尔作弊，他们有时还给我一些配合。　　为什么要逃课？道理很简单。第一，当时的课不如现在，大多数都是必修，只有到高年级才开始选修。前两年，全班如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品。我那时志向不同，希望转学历史，中文系的课就成了紧箍咒，非逃不可。第二，当时的政治课实在太多了。比如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这三大件，全校都必须学，而且内容有许多中学就学了不止一遍，高考也死记硬背过。现在又来一遍，没有人不烦的。记得当时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到办公楼礼堂做讲座，他说了一句"建议大学取消政治课"，顿时全场掌声雷动。可见民心所向了。我还必须加上一点：中文系外面看着时髦，大家张口闭口"纯文学"，但课程设置其实有许多还是政治课性质的。比如"文学理论"，"马列文论"，一天到晚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政治课在文学领域的具体演绎。还有门"民间文学"，滔滔不绝地讲的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文学的大道理。把这些加在一起算算，全上下来会消耗多少时间和精力？这么读实在让人有一种"入土"的感觉。　　不过，当时的一个好处就是班级大。仅文学专业就53人，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和三十几人的汉语班一起上，几十人挤一个阶梯教室，老师也不知道谁来谁不来。另外，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考进来的都是天之骄子，非常知道珍惜读书机会，上课很少不来的。几个人溜走，一般无伤大雅。特别是政治课，因为是最大的公共课，规模也是最大的。不仅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上，有时还和外系学生到大礼堂上过。这时逃课就更方便了。在逃课的全过程中，心理状态会逐渐发生变化。比如刚逃课时，逃一次就觉得自己赚一次。但逃到后来，就觉得不去是自己的天赋权利，去一次就觉得自己亏一次。所以，逃课总是越逃越凶，甚至有些每周上两次的课，我一学期就去过两三次（包括考试）。最初考试前的总复习还去，后来连这种课也懒得听了。　　一个学期不上课，考试蒙混过关按说比较困难。其实未必。第一，政治课千篇一律，而且不知道已经是几进宫了，你不可能完全不会。只要不图得优，一般都能安然过关。第二，实在不行，同学还可以帮忙。关键是要坐在努力学习的同学边上。在阶梯教室里几十人考试，老师只长了两只眼睛，盯不过来，下手很容易。　　我考试作弊并非没有基本的道德准则。我只是政治课作弊，其他课不管怎么不喜欢，从来是只逃课不作弊。记得中学最好的朋友同年考到浙江大学建筑系，考试作弊被抓住，挨了处分，记入档案，我还写信骂他怎么这么糊涂。我认为那是很不道德的事情。毕竟他正经学的是建筑学。我这里则要背政治课本。在我看来，强迫我们这样的青年用人生最好的时光背政治教条那才是不道德。这样作弊就属于正当防卫了。　　我逃课的最大优胜记略是中共党史。那堂课我基本没有去过，考试前有些慌张，最后决定盯着同屋老吴。他是我们班最大的一位，进校时32岁，虽然对政治课总是嘲弄，但上课大体还是去的。何况他不仅年纪大、稳重一些，对我这位小老弟有责任，而且马列确实读过不少，水平一定是有的。我在去考场的路上一直缠着他，嘴里念念叨叨："老吴，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呀！"他不停地摇头："你可别连累我呀！你坐我边上可以，我把卷子摆在那里，要看随你的便。被抓住是你自己的。我可不是要故意给你看的呀！"我赶紧千恩万谢，依计而行。真考起来，比想象的容易得多。中学的历史和政治课里都讲了不少。用大家事先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战略，要尽可能把相关的"点"写进去。判卷总是按点计分，有一点没有写会扣分，但多写了一点不相关的东西甚至错的东西一般也不扣分。可是，一道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题把我难住了。我看看老吴，他也在那里犯虚。我只好把别的题做完，等着他。等他下笔后，我往他卷子上一瞟，但见他写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一看心里就暗笑：这课扯淡是扯淡，但不会这么便宜你吧。光讲"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肯定不够，总要有几条具体的政策。看来他是靠不住的。我定下神来自己想：那时共产党要团结谁、孤立谁？这么一分析，真还记起不少内容，于是独立完成了这道题。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2)　　后来考试成绩下来了，老吴拿了个良，我竟然拿了个优。老吴那几天一直在宿舍里仰天发牢骚："党呵，我可是一直很信任你的呀！我可是老老实实地上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这小子一学期没有上课，考试抄我的，怎么能让他拿优我拿良呢？"我则反唇相讥："哈哈，党冤枉你当反革命，下农村那么多年，看来你还是不觉悟呀。仅仅相信党是不够的，关键是要理解党。看看，我理解党，所以党给我了一个优。你光相信有什么用？"老吴还是气不过，他到毕业时还在说：在所有老师中，就是那个党史老师最没有水平。　　其实那个党史老师不错，至少是有自知之明。她知道上政治课是难为大家，从来不会和谁过不去。但另一位讲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似乎把不来上课看成是对他个人的不尊重，执意要惩罚一下。我一个学期没有上他的课。一进考场，就觉得他认出我来："这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那年头过来的人都知道，政治经济学也是从中学就学，不上课不可能什么都答不上来，一般还是能混过去的。要避免的就是被他盯上。对我最大的危险是：我交卷子时他认出我，然后在我卷子上做个记号，那我就彻底完了。所以，我做完题，一直在等待。等到五六个同学都去交卷子时，我迅速跟上去，把自己的卷子和其他同学的一起递过去。我感觉到当时他确实要抓住我，但眼前五六张卷子晃动，他看花了，几乎不可能不搞混。我心情紧张地走出教室，算定自己大概会过这一关。后来听说，我们班的一个和我一起交卷的女生不及格。老师肯定把人和卷子对错号了。当时几乎考试没有不及格的。这实在是件很大的事情。那女生一直是老老实实上课的，事发后心里非常难过委屈，还给老师写信澄清。老师大概也终于明白自己的"阶级敌人"抓错了。后来那女生顺利通过补考，我则一直不清楚她倒霉是否是因为我，心里多少有些歉疚。北大和清华　　北大和清华　　这个题目，我其实没有资格讲。我只在北大读了四年书，并没有上过清华。虽然毕业后频频去清华，和不少清华学生有过接触，但那毕竟是隔一层。以下讲的，不过是北大的偏见，望清华的同学见谅。　　刚刚考上北大，就跑到中学的语文老师叶向忠那里报喜。那时才知道他是建国后北大的第一任党组书记，后来被整到了中学。其实我们准备高考时他已经恢复名誉，可以高就了。但他说我们班上有三个有出息的学生他不能放下不管。等我们一考上大学，他也就从中学出来了。　　听到我上了北大，他先是恭喜了我，然后就如数家珍地讲北大和清华的区别：北大松，清华严；北大讲自由，清华讲纪律。一个天才，最好到北大发展，因为学校管你的少，你可以自由发展。清华则不同，不管你才分如何，大体都要上学校的课。而这些课不仅时间很多，要求也很高，对付功课会耗尽你的精力，自然也就很少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过另一个结果是："清华产品"质量比较整齐，即使最差的清华学生，只要能毕业，那就是靠得住的。北大则没谱儿了。有非常天才的学生，但也有些学生，上了四年白混过去，照样毕业，什么也干不了。　　中学教师一般对人一生影响最大，何况叶老师这样一位非凡的老师。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到了北大有机会还问老师是否如此。一位老师说：哈哈，北大清华的对比是有名的。咱们北大的特点就是四个字--"自由散漫"。当年青年节北京高校去天安门集会，北大学生如同遛马路一样，大大咧咧，有说有笑，一完事队伍全散了，闹得喇叭里组织者直叫："北大同学，请你们遵守纪律、保持秩序！"再看清华，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绿球鞋，队伍严整，一丝不乱。这也怪不得为什么北大能折腾了。　　我一听心中大喜。因为我上中学时，每次总结优缺点，我的缺点都是"自由散漫"。我当时还挺得意，觉得这样挺"资产阶级"的，有些优越感。我们的教育就是这么奇怪：你越批资产阶级、"小资情调"，这些东西在孩子心目中就越"酷"。我由此相信，在北大，我接受的是自由教育，进而很有些优越感。　　北大清华的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实在很难说清。大概又需要一个博士论文来讲清楚了。记得当年在北外主编了最通行的英语专业教材的许国璋教授来做过一次讲座。他当年是清华的学生。据他说，1949年以前现在北大的地方是燕京大学，那是洋味十足的私立学校，多是富家子弟，做派自然很潇洒。当时燕京女生的旗袍，领导着时装潮流。清华则以公派生为主力，学生用功，生活简单严谨。可见，北大的精英传统，实在也不全值得那么自豪。　　不过，1949年以后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走向极端专业化的道路。清华的文科被取消，变成了一个纯理工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不是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了。没有文科的存在，清华就变得非常枯燥乏味。特别是理工科基本是男生的领地，社会也有女孩子不宜学理工的偏见。结果清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后来清华男生向我抱怨：为了追某个寝室里的一个女孩子，男生有时不得不每天为那个寝室六个女生打热水！我当时还很奇怪：难道另外五位稀缺的女孩子就没人追吗？如今在美国，女孩子读书超过男孩子一头，结果大学也男女比例失调，许多大学不得不降低对男生的录取标准。有些女权主义者抗议，说女性刚有成就就被压制。但她们很快也哑了：如果一个学校男生太少、女生太多，男生女生就都不报那个学校。毕竟大学不仅仅是读书，也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学校的教育必须考虑这一面向。特别是一对男女在大学恋爱最后结婚，就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感情故乡，或自己的家，以后拼命捐款回来。美国的大学，自然非常注意学生们的感情环境。中国大学则基本不考虑这些。大学是培养工具的地方。当时清华在这方面，自然也走得比北大更极端了。看看美国的几所理工大学，如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都有良好的文科课程。几年前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抗议学校的一个描绘甲午战争日本版画展览，说人家辱华。那些版画当然是辱华的，但展览的目的是展示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是如何建立的，展览者对这些版画当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在美国学术界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可惜，受了这么好的教育，乃至能上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理解，无理取闹，自取其辱。也可见我们那种培养工具或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理工教育，有时培养出来的人竟是精神残疾。也正是如此，我对清华恢复文科非常欢迎。只是希望校方不要觉得文科仅是几个专业而已，而是把文科当成学生人格形成的重要条件。话说回来，虽然我自己觉得接受北大的教育更优越，我从北大的"自由"中，还是有得有失。关于这个问题，还是下篇再谈。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1)　　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　　我说北大的自由式教育优越，其实还是应该就事论事。北大教育是否成功，还要取决于每个人对这种教育环境的利用。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我不妨先讲得，再讲失。当然，这些个人经验，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个人偏见。　　北大最大好处是管理比较松。比如政治学习、班级会议，搞得非常少。说是一周一次，其实根本没有。班主任也很少介入学生事务。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曹文轩老师。1979年我们进校时，他28岁，大我10岁。而我们班最大的老吴是32岁，另外同是我室友的"二老吴"，乃至班长老贺、高考状元王友琴，大致都和他是同龄人。他和这几个同学，基本是平等相处，不会摆老师的架子。对我们全班，他也明言："我作为班主任，职责就是上传下达。你们有什么要求，告诉我，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上面有什么事情，也通过我向你们传达一下。除此以外，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不必管。你们都是大人了，应该能自己管理自己。"可见，比起那些动不动就政治学习的大学，我们是够逍遥的了。这种环境虽然离西方大学中那种学生自治还差很远，但就中国的大学而言，北大学生大概是最有自主权利的。　　另一点就是文科课松，比较好混。我这个"逃课大王"，自然也比较容易生存。如果换在清华，我的大学时代肯定就是另外一种过法了。如前文所述，我本来是按自己的第一志愿上了中文系文学专业，但一年后就转念想学历史。再后来，则开始挑战整个专业教育的概念，宣布自己不属于任何专业。　　达成这样的认识，是源于自己对教育哲学不断的思考。当过了高考关、进了大学门后，我对自己最大的庆贺是：此生不必再为考试而读书、不必再为别人而读书了！以后读书，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可是，读了一年多，发现即使在北大也并非如此，必须对付许多自己觉得很无聊的课。而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又没有机会去学。为什么"自由教育"并不自由呢？我开始对这种教育背后的哲学进行思索。　　我的发现是：即使在最开明的北大，教育还是追求专业的目标。各系老师对教育都有一套见解，许多见解在当时还是很与众不同的。但是，他们的这些见解，基本是以本专业为中心。再往深一想，追求这种专业目标就不可避免地使教育偏离了人的目标。我渐渐发展出这么一套理论：专业教育就是对人的奴役。比如，政府中的官僚决定国家需要100名计算机人才，50名笔杆子，于是就在计算机系招100人，在文学专业招50人。这些人的培养目标，全是官僚机器中的螺丝钉，只懂得上面让你做的那点事情，甚至只对上面需要你感兴趣的事情感兴趣。你越接受这样的教育，就越丧失了自我。最后，"理想"的计算机人才，几乎就变成了一台计算机，别人给他输入什么程序他就按什么运行，不懂得喜悦，不懂得哭泣。搞文学的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上面需要表达某种情感，他们就被训练出来去书写这种情感。最可笑的事情还是指导我毕业论文的陈贻焮教授告诉我的。他说，一位搞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其实根本读不出哪首古诗好来。我问他你怎么说某首诗好。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懂，这是何其芳同志告诉我的。"他把几首诗拿到"何其芳同志"那里请示过，获得首肯，自己回来就思想性、艺术性地写出许多论文来，现在也算是这行里的权威了。而这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可见，文学这种最个人、最需要自由的东西，居然也被套在计划的体制中而非人性化了。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2)　　我自以为看透了这些，发誓要做一个活生生的人。自己拥有着唯一一次生命，绝不能接受这种计划体制的教育的切割。上大学就是追寻我心灵的声音，而非国家意志。我必须先建立自己不属于任何专业的自我认同，然后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超越系和学科的限制，在全北大自由选课。后来还读了一本翻译过来的《教育哲学》，上面赫然写道："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我当时兴奋得几乎叫出来：这不就是我的教育目标吗？！"成为自己"，实在是我最大的教育启蒙。后来到了美国，看到这里人们从小就教育孩子在面临各种人生选择或考验时要be yourself，即"成为自己"。甚至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辩论，选民们也要看候选人们是否有be yourself的能力。反省自己的经验，"成为自己"实在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前面讲的，在毛泽东、周恩来逝世时，大家都哭，你哭不出来就心理害怕、自卑，于是真心诚意地努力去哭。在这种压力下，你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我现在48岁，生活在自由社会，但回顾38岁时的许多情感，也经常会发现那些情感有时不是自己的，而是顺应社会、同伴的压力去感受。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把人给异化了，让人迷失了什么是自己。教育的功能则是要把这种丧失的自我找回来。　　应该说，松松散散的北大，在当时为我追寻这样的教育目标提供了最好的条件。通才教育可能吗？(1)　　通才教育可能吗？　　还是继续上节的话题。我读大学时期怀抱着通才教育理念。对我来说，本科教育的第一使命是人格的完成，而非具体技能的培养。人要首先成为人，而不是个专业工具。当时中国还非常闭塞，很少有外面的东西可以参照，我更不知道所谓"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人或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说法。达到这样的理念，自然经历了长期的独立思考。从今天的角度回顾，当时的这些理念，和现在我所了解的西方大学的主流教育理念也颇为相合。为此，我还是很自豪的。不过，把这种理念运用在自己身上，则会产生种种问题。　　通才教育并非兴之所致地读书，自由之上还必须有一个架构。在美国的大学，一般选专业到了三年级也不晚，而且选了还可以换，确实非常灵活。不过，这种教育还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大部分大学，选课也不能乱选。比如文科的学生必须修一定的理科课程，理科则需要修基本的文科课程。外语上也有相当的要求。哈佛的本科生核心课程的改革，在几年前就被前校长萨默斯当作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一，但到他辞职时仍无结果，现在虽然已经经过了许多教授和学生代表的审核，仍没有达成共识。可见自由的框架是多么难建立。　　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和当时中国大学的普遍情况差不多。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不久，教授们陆续恢复正常教学。但是，什么是正常教学呢？实际上就是"文革"前受苏联影响的那一套。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用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框架；只不过一些"思想解放"的老师，试图在这些旧框架中装一些新内容而已。特别是"文革"刚过，老师们都觉得自己在专业上"被耽误了十年"，一恢复正常就更强调专业了。所谓通才教育，根本不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家最多说一说交叉学科的优势。我基本上是"文革"中上的中小学，上了高中后才算是开始用功读书。而那时候的读书，与其说是求知，不如说是准备高考。这样进了大学，很少有先期的教育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能自己意识到专业教育的缺失，立志用大学来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按说已经不容易了。可是，具体怎么往前走？我毕竟是个20岁上下无甚学养和经验的青年，需要过来人指导。可惜能够提供这种指导的老师，当时是很难找到的。　　另外，当时的文科教育非常意识形态化。北大在文史方面有些老底子，中文系、历史系的古典训练，还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但社会科学几乎不存在。哲学、经济学、法律等，都镶嵌在"文革"前的社会和教育结构中，和政治课差别不大。政治学、社会学等还未建立。这些学科的许多教授，除了政治教条外，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知识。如果追求通才教育、跨出专业选课，可选的东西实际上非常之少。用鲁迅的话来说，我反叛了专业教育，却遇到"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除了一个大的架构和内容外，通才教育还必须有具体的手段。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师生互动的讨论班，多元性的观点的撞击。比如美国大学招生，追求各种阶层、种族、文化、国家的学生的融合，上课也是各专业的人都有；因为选课也不受年级的限制，一般的课常常是四个年级的学生，甚至研究生聚集一堂。这样，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阅历不同，术业亦有专攻，讨论起来兴味盎然。再有，美国大学生上课除了讨论外还有两大件：课堂报告（presentation），学期读书报告或论文。两者强调的都是表达，要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惜，我们那时在北大上课，文学专业的学生最多和汉语专业一起上些系内的公共课，如古代汉语；偶尔也和外系同学一起上几节政治课，好像是大家一起集会。年级之间的界线更是森严，很少有不同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的事情，除非是讲座和非常少的几门选修课。即使像张广达先生的课，也是阶梯教室爆满，面对五六十人，也只好满堂灌地讲大课了。课堂提问是非常罕见的，更不用说是讨论、辩驳了。同学的自我表达能力也相对比较低。记得有一次有位台湾出身的外籍教授来做讲座。他虽然通场都用中文，但带来了外面的习惯，要留时间回答问题。一位同学站起来提问，因为过度紧张，竟说不出个完整的句子，乃至谁也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想问什么。可见我们在这方面的训练是多么欠缺。通才教育可能吗？(2)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特别要为大学生涯感谢我的几位室友。那时六个人一间宿舍，非常拥挤。学生生活也很单纯，没有什么校外活动。宿舍就是生活和学习的中心。我们六个人，32岁的老吴来自上海，下过农村，属于老反革命，给了我许多人生的教训；28岁的"二老吴"来自广州，口口声声"我们广州人把广东以北的人都叫北方人"，今天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又听古典音乐，又听邓丽君，学过许多年油画，是班里西方艺术史的权威，还曾经"乘机离开北京"（就是乘飞机回过一次广州。那时坐飞机实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把新闻中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用的千篇一律的话"乘机离开北京"来开他的玩笑），是很洋派的；剩下三个基本同龄，其中高远东来自山西城乡之间（好像他父亲属于城里的户口，母亲是农村户口），王达敏来自河南农村，郭东胜来自内蒙，我则来自北京，可以说是五湖四海，比起现在北京人主宰校园的景象也许略有不同，虽然当时北京学生的比例还是太高。因为背景、年龄、经历不同，大家聊起来就比较有意思，互相能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当时上课没有讨论班，但在宿舍几乎每天都开"讨论班"，特别是晚上9点半下了自习到11点熄灯那段时间，宿舍里异常兴奋。记得有一次大家晚上本来该出去自习或者在宿舍看书，但因聊得投机而欲罢不能，一直聊到9点。我表示我们是否浪费了太多学习的时间，高远东则说这样聊聊实在难得。他本来就比我用功，学得也好。既然他都觉得聊天好，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只可惜，我们六个人全是文学专业的，天天上同样的课，在学术上所谈的内容就未免狭隘了一些。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单枪匹马地追求通才教育自然会有营养不良的危机。当然，摆脱了系里的专业课程自己去闯，总是比在系里当个乖学生要好。我一逃课，系里一些课的成绩就有所下降。不过我振振有词，称"一个全优的学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毫无反省的学生"。这话看上去很酷，多少有些给自己壮胆的味道。把系里的要求不放在眼里没有关系，问题是到外系听课能有目标，能够努力学到东西。可惜，那时自己实在太年轻，性格不成熟。比如，自己当时非常理解文科学生要学理科课程的道理，曾经制定了学习高等数学的目标。我读高中时，班里的数学老师非常喜欢我，高考时我数学考了80，而许多上了重点的文科生数学都不及格。按说能力还是有的。但是，制定这个目标时已经是大二，数学彻底放下了两年。况且重新捡起来，也要旁听理科的公共课（肯定不能去数学系听，那里水平太高了）。按说，这时学校如果有教学咨询，我可以得到些帮助。但那时学校根本没有这些服务。我自己坚持这一目标也不够坚决，最后不了了之。现在回想，没有大学的数学训练，对我日后的事业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对历史我也没有全力深造，听的专业课不够多，除了和张广达教授课后聊了一两次外，和历史系教授基本没有过接触。最糟糕的是我不好好学英语。出了大学，实际上在英语上是个文盲。关于这一点，就得另文再述了。听讲座胜过听课(1)　　提到这些旧事，是想指出当年在北大追求通才教育的目标是多么困难。如今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北大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平心而论，各方面的条件也确实比过去好许多。比如社会科学各系的教授多少有一定的阵容，主流不是靠背政治教条吃饭。一个有我当年那样想法的学生，如今跨系旁听也好，选课也好，内容就丰富多了。但是，通才教育是否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核心课程的框架又应当是什么样子？讨论班在教学中的比重是多少？北大如果不辜负其学子，在这方面就必须有所作为。　　听讲座胜过听课　　如前所述，文革后的北大，精神上新，学术上浅，思想框架则旧。一般老师在干校、大批判中已经把盛年耽误了，有的回来拣起十几年前的旧货，照本宣科，算是"恢复正常"了；有的精力充沛，希望跟上时代步伐，大讲新诗、美学等等，可惜底气不足，流于赶时髦。比如美学课，场场都爆满，好像不听这种课就错过了北大经验似的。可是现在回想一下从那里学了什么，恐怕大家都说不出来。我是希腊史迷，逢有关古希腊的课就听。那时有门"古希腊罗马美学"很时髦，外号"古希罗"。但跑去听听，除了放几张幻灯片外，空空如也，十分败兴。所幸北大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讲座成风。最热的讲座，一般在办公楼礼堂或者大饭厅，常常要提前半个多小时占座，还有为此打架的。比如赵复三来讲基督教，过道、台上都坐满了人，他几乎都走不进来。再有就是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来讲交响乐，什么"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等等。每周大家要是不听讲座心里就难受。　　当然，这些讲座大多也是追时髦，很难深入。不过，我在北大听过的印象最深的一课，就是个讲座。　　那是中文系内的一个小讲座，在普通教室中，听众也就三、四十人。来主讲的是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他时年已过了九十，思想依然非常敏捷。我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小川环树是谁，只是跟着讲座的时髦凑热闹而已。后来才知道，小川环树兄弟几人，是明治时代出生的一代文化豪杰。其父地质学家小川琢治的四男中，老大小川芳树，是著名的冶金学家；老二贝塚茂树，是顶尖的汉学家；老三汤川秀树，是物理学家，194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小川环树是老四，主攻中国古典文学，是那一代日本研究唐诗的第一人。你看看当今的世界，谁家能一下子养出这么四个孩子来？　　小川环树主讲的题目是《敕勒歌》的语源问题。此歌最早见录于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按通说约产生于429～449年，作者为无名氏。辞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读中文系的人，大抵对此都很熟悉，属于千古绝唱。小川所讲的细节，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我的记忆已经不敢说很靠得住，好在他的文章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读者可以参考。不过，他的基本要义则让我终身难忘。听讲座胜过听课(2)　　小川开讲很平淡：这首《敕勒歌》原文不是汉语，本为鲜卑语，北齐时译成汉文。不过，最初的语言究竟是什么？由于当时中亚诸民族的互动变化无穷，很难追寻。小川则作了一番考证，一个语言一个语言地追下去，证明此歌是经过许多语言连环翻译，最后成为汉文的。按说到此讲座就可以结束了。可他最后加上了点睛之笔：此歌最原初的那一中亚语言，我完全不懂。不过，我查了该语言的辞典，并检视了该语言在那个时代诗歌的格式，发现其诗大抵是两行，每行十四个音节，每行中间有一顿。这和唐代的七绝的形式，就非常相似了。我的这番研究不敢说解答了任何问题。我只是希望能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理解唐文化，总强调唐对周边文化的辐射式影响。这是大唐中心的观点。但是，唐文化的形成，是否也是周边文化影响的产物呢？我们是否也应该把唐作为文化互动的接受一方来讨论呢？讲座就这么结束了。　　这在现在，也许平淡无奇。但是在当时，足以引起我的思想地震。这种地震之所以发生，也多亏前述张广达教授给我开阔的视野。张教授上课反复强调：唐王朝是在中亚诸民族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唐王朝的发展，也必须要在中亚民族的动向中才能理解。比如土蕃的压力，西域各族的消长，乃至安禄山的崛起等等，全都联系在一起，切不可仅仅从宫廷政治的角度解读。事实上，唐朝非常依赖西域的商路，长安是丝绸之路的终端，大量中亚商人由此进入，使长安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后来，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又从海路造访广州，刺激了南方的贸易。而大运河把南北接通，唐王朝成了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枢纽。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开三郎等，作了大量研究，证明中亚商人的活动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是他们掌握的铜钱数量远超过国库，对贸易影响甚巨。宫崎市定甚至怀疑中亚或穆斯林商人向中国输入了远程贸易的技巧。其实，欧洲史学家们，也很早提出意大利商人远程贸易的技巧是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学来的假设。既然在政治经济上是如此，在文化上如唐诗等等，怎么可能和外部世界全无关系？　　这些在学界也许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我们的历史意识中却不是。最近我和一位海外留学生朋友讨论问题时还提到，在中国受的教育，即使像我这一搞历史的人，也认为唐朝是世界第一，长安是世界的中心。直到最近教世界史、眼光放开后，才知道我们的教育是如何培养井底之蛙。看看唐王朝时的世界版图，伊斯兰的Umayyad Caliphate帝国比唐帝国大一倍还多，覆盖了从现在的伊朗、中东地区，到北非、西班牙，横跨欧亚，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在文化上，这一帝国则吸收了从印度到欧洲古典世界的遗产：印度数字变成了阿拉伯数字，成为日后欧洲科学进步的基础；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成了阿拉伯的典籍，后来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要从阿拉伯人手中再学过来；贸易上，阿拉伯人更是沟通世界的使者。这一点，你想想从广州到地中海的阿拉伯商人，想想没有阿拉伯数字如何算账，就明白阿拉伯商人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了。几乎从各方面说，这个阿拉伯帝国对世界的影响都不在唐帝国之下。可是，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这样的事实？我们封闭的民族主义史学，把人都教育成了什么样子？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1)　　大中华的意识形态，塑造了这种井底之蛙式的历史意识，最终会导致我们心灵的锁闭。以这样的视野，中国是无法在全球化的时代成功的。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不仅要从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更要学会用世界的眼光看自己。中国的文化并不置身于世界之外。而世界的文化当然也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读读唐史就应该明白。听小川环树的讲座之前，我还很信许多老师的话：日本人就会考证，考得很细，但缺乏意义。小川环树打破了我的成见。他考证确实很细致，但心里装着大问题，只不过他对这些大问题点到为止，不会夸夸其谈，许多人（特别是知识框架比较旧的人）因此也就不会注意。其实，许多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都带有这种国际视野，只是多从小处着手而已。日后我相当注意日本学者的研究，和这次的经历也相当有关系。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北大读书时单枪匹马地探索通才教育。这种尝试可谓成败兼半。成功的地方在于我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教育目标，打破了专业教育狭隘的框架。我日后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在文学之外（我们当年文学79级的同学，现在仍然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是绝对少数），能够适应得比较快，也在于大学期间学得比较宽，做了相当的准备。失败的地方，则主要在操作方面。比如，我明明知道数学应该学，却没有执著地去旁听。其实在这方面，我最大的损失还是英语。　　我的英语，在当时是典型的"北大中文系英语"。这里首先声明，我这么说不是在诬蔑中文系同学的英文水平。我已经说过，中文系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在美国已经成为终身教授的有一大堆。他们的英语当然是不错的了。不过，在我们那个年月，也就是77级、78级、79级三个年级，中文系同学的英语一般而言比起其他系的同学来弱得多。一来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大家上大学前都没有学过什么英文。二来则是刚刚进大学门，想学的东西太多了，必须有个选择。中文系的同学多是文学青年，即使做文学研究，对象也是中国文学，很少有人觉得英文有多重要。不像其他系的同学，把英文当成求学的基本工具。例外是有，比如78级的商伟，人不声不响，毕业后很快出国读书，现在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一般而言，理工科同学英语比较好。文科中西语系不用说了，英语好的多是带"国"字好的系和专业，如国政系、国际关系专业等。另外，不管在哪个系，"出国派"的同学英语自然也好得多。等我毕业，中文系的后辈英语好的则多的是。毕竟他们中小学受了正常的教育。高考也要考英语。英语不好，很难考进来。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2)　　英语白卷上北大　　我的英语，则即使在1980年前后的中文系中也算很差的；乃至大学毕业，英语几乎就和没有学过一样，后来对英语甚至有了心理障碍。这说来话长了。我是在1974年升初中。那时正赶上小学从六年制改成五年制。1960年出生的人，六年级毕业就到中学读初一。我们这些1961年生的，如果按五年制小学毕业，正好和上一年级一起进入中学。当时的中学无法容纳突然增加了一倍的新生，所以我们读完小学就留在原来的地坛小学里读初一，号称"戴帽班"，上初二时才去和上一年级的同学在真正的中学会合。　　当时正处于"文革"后期，邓小平已经复出。父母这些国家机关的下放干部已经从农村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学校里也早就经过了"复课闹革命"，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我们作为第一届五年制的小学毕业生，虽然因为中学没有教室而只能在原小学的"戴帽班"凑合着读初中，但学校居然开始给我们开英语课了。　　对于这一突然而来的正常秩序，每个孩子的适应能力不同。我父母"文革"期间去干校，把我们兄弟三人留在北京，靠一位不识字的保姆照顾。当时父母的考虑是，农村太苦，我们三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怕是受不了。而且，因为父母在不同单位工作，被下放的地点也不同。父亲去了河南，母亲则在相当一段时间去了辽宁。三个孩子跟谁也不是。不过，这样一来，孩子没有父母监管，容易荒废学业甚至学坏。我从小调皮捣蛋，上一年级时就曾试图打老师，甚至有一次把老师气哭了。放了学也基本上是在街上玩，根本没有人管。小学毕业时，还只能看连环画，而且从来不看连环画的文字说明。父母从农村回来后，单位里非常忙，没有心思过问我们学校里的情况。大概他们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恢复正常"的工作机会，每天都早出晚归。　　在这样的状态下让我学英语，实在是勉为其难了。记得第一次上课时，老师上来讲："Good morning，boys and girls."我们觉得她阴阳怪气。当她试图教我们Ａ、Ｂ、Ｃ的发音时，全班都被那怪里怪气的声音逗得前仰后合。我就这样上课嘻嘻哈哈，回家也不见父母的影子（他们一般六七点才回来），全放羊了。到了学期末，一次父亲吃完晚饭想看看我英语学得如何，结果发现我一个字也不会。他自然大怒，逼着我补。这里补充几句题外话。他在抗战前在老家河北新乐上了中学，学过几年英语，据说已经达到了能读《鲁滨孙漂流记》的水平。这让我对那时乱糟糟的中国的教育水平有些吃惊。父亲的家境我不太清楚，大概属于地主、富农之类，在当地有些名望。但听父亲说，那时这种富裕家庭，一年也难得尝几次肉味。他抗战后下去发动群众，宣传蒋介石如何腐败，最拿手的罪状，就是蒋介石居然每天都吃苹果！可见他那时穷得想象力有限。但是，这么穷的地方，居然还有学英语的地方，似乎比现在中国内地农村还好不少呢。书归正传，他因为有从他一直谴责的"旧社会"带来的一点文化遗产，就把40年前的记忆翻出来教我。经过这么一个星期，我期末一考试居然还拿了九十几分，连老师也吃惊不小。父母也由此松了口气。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3)　　其实，这样轻松地拿高分也只能说明那时候学的东西实在简单。第二学期，父亲一忙没有管我，我就又放羊了。等期末再一检查，我又是什么都不会。而他40年前在中学学的那点英语，也就够教我第一年的。这次又逼着我连滚带爬地过了关，然后他警告我："以后再不自己学，我即使发现你不会也教不了你了！"可惜，我到了正式的中学照样不学。他一气之下，开始对我进行体罚。但是，越是体罚，我越是反感英语，嘴里还振振有词："我长大又不当外交部长，学英语有什么用？"这句话成了我们家里的"名言"，大家常用来取笑我。不过，生活在那样一个封闭社会的孩子，确实也很难想象如果不当外交部长学英语有什么用。　　1979年高考照顾到"文革"教学的不正常，规定英语考试只按十分之一的分数算，即你得了100分就在总分上加10分，得了50分则算5分。这样英语就无足轻重了。我因为早就放弃了英语学习，高考时在英文上完全是个"白卷先生"。记得当时拿到考卷，填上自己的名字，剩下的就一个字也不认识了。我按照老师的嘱咐，在卷子的选择题上瞎勾一通，居然蒙对了10个，正好在总分中加了一分。当年许多在各省市考了前几名的学生，有不少也是这样的状况。　　美国人是什么？　　进北大后，我先是想当文学青年，后来又想学历史，总之是研究中国，从来没有出国的心思。按当时的要求，英语要上两年公共课，从Ａ、Ｂ、Ｃ开始。我自然也要跟着上。因为学英语缺乏内在动力，加上那时课本还是不脱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编得十分枯燥，我自然也就没有兴趣了，每次上课坐在后排跟着混。当时校园里时髦的是交响乐，各种讲座层出不穷。我每天花大量时间听交响乐作品，脑子里全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有时上课也欲罢不能。记得有一次英语课我坐在后排，脑子里突然响起了贝多芬，一下子忘情于其中，大概也有些情不自禁的身体动作，至于老师在讲什么早就不知道了。一会儿听到老师愤怒地对班上的同学讲："有的同学根本不用心学习，回去不做作业，基本的词汇、语法也掌握不了，甚至上课也不听讲，一个人坐在那里摇头晃脑，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这样学英语，还不如不学。因为只要公共课一停，两个月就全忘光了，跟没有学过英语的人没有区别，成了文盲。"　　我并非不知道英语的重要，也并非不想学英语。但当时学英语，有两个障碍需要克服。第一个障碍和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学语言是个慢功夫，需要持之以恒。有时，越喜欢思考的人学语言的确挫折感越大。你学别的东西，不管是科学、工程、历史、法律，只要用心，一个学期下来就收获甚丰，甚至有一下子进入一个新天地、掌握一门新技能的成就感。学外语则是投入了两三年还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最简单的话都不会说，能读的书也不过是儿童读物的水平。所以，学外语头两三年经常很有挫折感。如果教材很枯燥乏味，课程僵化，那就更难了。我那时年轻，没有人督促，没有坚持下来，后来后悔莫及，也希望年轻朋友不要重复我的错误。第二个障碍，则是我们那个年代特殊的。按说，学英语的最大动力，是用英语所接触的人类文化要丰富得多。我现在劝年轻人把英语作为头等大事之一时，经常问他们：想想看，你用英语能读到什么，用中文能读到什么？至少现代中文里的内涵太贫乏了。但是，当时我们能接触的英文书很少，报纸杂志几乎没有，更没有现在上网这种技术可能。另一方面，经过文革十年连中文书都几乎禁绝的日子，一下子能看中文书了。这就像是知识爆炸，令人目不暇接，虽然现在看来，我们那时能读的中文书实在可怜。既然中文能够满足相当的知识需求，读英文的动力就减少了许多。我作为一心要"改造中国"的青年，心思全在中国。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4)　　更可惜的是，在北大的第二年，学英文又加了一层更特殊的心理障碍。那就是在留学生楼"陪住"的经历。这段经验是我大学生活的恶梦。回想一下，我在那里和美国人开始接触，至今没有成为一个爱国排外的"愤青"，也算难得吧。　　随着大学恢复高考招生，第一批外国留学生也开始进入中国的大学。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的情形，如今的八十年代后、九十年代后的一代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这代人对于外国人，有着巨大的心理障碍需要逾越。　　那年月，外国人即使在北京也非常少。小时候我很少在街头见到外国人。偶尔在天安门广场等繁华地带或使馆区见到几个外国人，也几乎和见到动物园的动物一样，站在老远看个没完。我小学五年级以前住在北京海淀区的花园村，旁边有个华侨公寓，偶尔还真看到几个肤色不同的老外。那时在小孩子圈里，有各种关于华侨公寓的传说，比如里面多么豪华，许多人家里有电视，甚至还开车等等。要知道，那时我上的花园村二小，全校没有一台电视。我们在那里小学毕业后按理要上花园村中学，即所谓"花中"。孩子偶尔谈起来这个前景，无不兴奋不已："知道吗？那个学校有电视呀！"　　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是驻苏的外交官，带回一台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非常笨重，需要两个大小伙子才能抬动。不过那台电视坏了很长时间。曾经修好过一次，但又坏了。不管怎么样，家里还如同宝贝一样保留着。我还记得那时上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金姬银姬的命运》，讲到不小心沦落到"南朝鲜"的女性，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命运非常悲惨。电视里一演这些，全单元的人都来我家里看，跟着哭，更觉得"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是多么水深火热，我们是多么幸运。　　当时中国基本没有什么电影。文革初期全国就八个样板戏，后来开始拍电影，有什么《春苗》、《决裂》等等，全是"反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电影，缺乏人情味。比如，这些电影里不仅没有爱情，甚至连夫妻都没有，讲的是无性政治动物的日子。反倒是进口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更好看些，包括朝鲜电影。至少人家有男男女女的事情。当时孩子们编出顺口溜，归纳这些电影的特点："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几个国际朋友，每次人家的领导人来访，都要组织上街夹道欢迎。外国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必须隆重对待。这么长大的孩子，自然觉得外国人是高人一等的了，至少人家可以"又搂又抱"呀。这对青春期的孩子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5)　　当然，外国人可怕起来，也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们从小就要"备战备荒"，特别是要为核战争做好准备。原子弹的可怕，我们小小年纪都知道。那实在太恐怖了，而且老师告诉我们，苏联可能要向中国扔原子弹，人家首先要打北京。毕竟是首都呀！记得那时父母下干校，留下一个农村来的大娘看着我们兄弟三人。大娘不识字，也要到街道开会，商量怎么对付苏联的原子弹。最后她们这群老大妈终于想出了办法：谁看见原子弹飞过来，赶紧敲暖气管子。因为暖气管子通着全楼，大家都听得见。听见声音，就都往防空洞跑。她们还演习了几次，确实一敲动静很大，并告诉我们小孩子不要随便敲暖气，免得引起误会。可我心里为此则引起了巨大的恐怖：据说原子弹从苏联飞过来比飞机快得多，肉眼都看见了还有机会敲暖气吗？再说，我们孩子参与挖的那些小洞洞，下场雨都有塌的，能防原子弹吗？看看家里那台苏联电视，那是人家五十年代的产品，中国造这东西门儿也没有，怎么打核战争会是苏联的对手？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非常真实。我还不停地做过恶梦：自己被苏联入侵者抓住，按说应该学革命先烈宁死不屈，但人家要枪毙自己，一下子吓破了胆，投降了，同时也在惊恐和羞辱中醒了。几十年出国后曾听到电视上讲，在中苏交恶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确实有很大的可能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看来我小孩子的恐怖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总之，外国人高级，外国人神秘，外国人可怕。这在我们这代孩子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给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我当时才十岁出头，竟也卷入了这段历史。中美交恶二十多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美国鬼子，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时刻准备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如今美国总统突然访华，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握手，全国人民需要转弯子，不能再把人家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但也不能说过去的教育都错了。我这个十岁的孩子，每天要在学校跟着老师学习，理解尼克松为什么要访华，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而所有这些学习内容，我们都必须背下来，老师时时抽查。尼克松为什么要访华？我们被告之，他希望当美国建国200年周年时的总统。他不访华，很难当上。他如果访华，毛主席又接见了他，那么他回去向美国人民就可以说："你们看看，毛主席都接见我了！除了我以外，咱们美国的政治家谁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呢？"美国人作为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自然是敬仰我们的伟大领袖的。凭他能见毛主席，尼克松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就会大增，能够顺利当选总统。果然，后来他真当选了。看来毛主席确实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6)　　这些教育虽然很长我们的志气，但另外一些教育就叫人神经紧张了。既然尼克松要访华，一些美国人也会跟着来中国。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万一碰上个美国人，应该怎么处理？我们这些十岁的孩子也当然要做好准备了。比如，我们反复背诵的对美国人应有的态度：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意思是：人家要是热情，我们就不应该太冷淡；人家要是冷，我们就必须维护国家的尊严，对之绝不示弱。老师还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你在北京的小胡同中迎面碰到一个美国人，应该怎么办呢？小胡同很窄，只能走一个人。这就到了考验你的时刻了。要知道，美国人一般个头很高。你一定不能害怕。如果他见你走过来，很客气地侧身让你先走，你也要侧身谦让。但如果他很不友好，横冲直撞地走过来，你就应该有勇气和他撞一下！"要知道，当时我是全班最瘦最小的。听了这些话，还真有些担心不得不和美国人狭路相逢。好在我们住的是公寓楼，楼之间是宽大的操场，并没有那些窄小的胡同。后来看到了周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的照片，算是真正领悟了什么叫"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了。照片上周总理站在飞机舷梯的一步之外，礼貌而不露声色，一只手略微伸出来；下了飞机的尼克松则满脸堆笑，热情地迈步跑到周总理跟前，特别主动地把手伸了出来。你一看照片就明白，是尼克松求着我们！不用说，这张历史照片，也是中国外交的经典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张照片的榜样下长大的。　　当时的教育者，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们，恐怕没有意识到这种教育的矛盾之处。固然，尼克松为了当总统，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尼克松小心地给周总理赔笑脸，说明美国只有讨好我们中国才有活路。但是，所谓"不卑不亢，不冷不热"，还是要看人家怎么对待你，再决定你应该怎么对待人家，主动权不在你这里，而在对方。从这个方面讲，似乎美国人一方有着界定和我们是什么关系的权力。另外，全国动员准备迎接美国人来访，也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感到美国人是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我们孩子堆里也流传着各种荒诞的传说。比如，花园村华侨公寓了住着一位混血的女青年。有的孩子就说："即使她犯了法，警察也不能碰她。必须要周总理签字才行。"总之，在我们眼里，外国人地位很高，也很神秘。　　自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研究美国人。记得读中学时到北郊木材场学工，工间休息时在工人的领导下进行政治学习。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工人学习骨干拿着一份报纸给我们看，上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基辛格的照片。他问我们看出什么问题来没有。我们谁也说不出来。他于是告诉我们："你们看看照片上的基辛格夫人，比他几乎高了一头。他为什么要娶这么一个高头大马的老婆？那是因为她是资本家的女儿！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我听了心里暗暗钦佩：还是人家工人阶级觉悟高呀！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7)　　当然，这些还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我从十岁就用心学习"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行为准则，可惜除了在照片上看看基辛格及其夫人外，实际生活中一个"外宾"也没有碰到。没有想到，这一套进了北大反而派上了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