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明报》刊黄文放先生动身访台照片，说明谓“黄文放昨日终于完了多年来的心愿——访问台湾”；总觉得“完了心愿”不甚妥帖。求神明保佑的人实践对神明许下的报酬，是为“还愿”；“还愿”亦比喻实践诺言；说“还了心愿”似更好。不然就说“终于圆了多年来踏足台湾的心愿”，如何？　　性感的品味　　一位名作家发现他最近出版的几部小说销路都不行了，不禁忧心忡忡。他去请教他的经理人。经理人说：“不瞒你说，你跟不上时代了。现在的小说都很性感，你懂我的意思吗？必须要有一大堆露骨的性爱描述，不然你就完蛋了。我们得承认，你的小说不够脏。”（“Yournovelsarenotcruddyenough.”）小说家回到家里马上伏案工作：读者要性，那就给他们性吧！脱稿之后，他又去找那位经理人：“你看看这一部怎么样？”经理人嘴里叼着雪茄匆匆翻看原稿，接着说：“对不起，宝贝，我会尽力推出去，可是我觉得这一部还是不行。不够性感。”“你说什么？不够性感？”小说家喊道：“你看看，就在第一页里，女主角赤条条跑出房间冲过大门奔到大街上去，紧跟在她后面的是赤条条的男主角，我还清清楚楚描写了他的冲动状态。这还嫌不够吗？”经理人说：“当然，当然。可是，你自己看看，那是在第一页好后好后的尾部了。”（“Yes,yes,butlookhowfardownthefirstpage.”）　　“跟不上时代”的作家确是不少，中外皆然。性感的文字多人看，此点也毋庸讳言；难是难在写得性感而不脏。所谓“脏”，说的是李日华《味水轩日记》里批评的那些“大抵市诨之极秽者”；唐代传奇小说中的奇诡妖艳之事，只要笔墨可观，顶多是浮薄轻佻，算不上琐语淫词。到了《灯草和尚》、《肉蒲团》之类的书，当然是恣肆了些，却又说不上有什么高妙的文采。《僧尼孽海》中收的那一堆短篇，随便浏览，也只有《沙门昙献》和《麻姑庵尼》颇见技巧。文字性感而又有内涵的说部并不太多，这跟作者的品味大有关系。才子佳人吟诗作对已经够闷了，就算两个人躲在后花园石洞曲径消耗半天，毕竟也难生回肠荡气的景象，空有酸气没有媚味。潘金莲去偷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的任何一条，相信都会比偷那个靠春药逞雄的阔大爷西门庆好看。冲破阶级樊篱的爱欲容易制造戏剧高潮。查泰莱夫人爱的要不是猎场看守人，劳伦斯那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必然极低。FannyHill一书最旖旎是老爷的情妇勾到少年信差的段落；作者几乎不必用到什么脏字，半明半暗之间居然昵到毫颠。　　造意遣词确有寒酸鄙俗之一路。《青箱杂记》说：“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碎；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缛。晏元献诗但说梨花院落、柳絮池塘，自有富贵气象；李庆孙等每言金玉锦绣，仍乞儿相。”此中当可见出品味高低。坊间通俗报章上的肉欲小说其实连金玉锦绣的俗气都够不到，只剩一副色中乞儿相。要肃清的，是这样脏兮兮的笔。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0节 “Thatstoogood！”　　有三朝元老大门楹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以此讥讽清初的贰臣。上联漏了“八”，是忘八；下联缺了“耻”，是无耻。骂人骂到此等地步，实在甚绝。宦海政坛乌烟瘴气，骂人的真多，挨骂的也不少，要看的是骂得有学问还是骂得没有学问。JohnWilkes是当年坚决反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政客，大敢抱持自由主义原则浮沉政海，私生活放荡不羁，风流出名。有一次，他的政敌跟他激辩，气得咬牙切齿，终于忍不住说：“先生，我预测你不是死于绞刑架上，就是死于梅毒花柳。”Wilkes闻言慢条斯理回答说：“亲爱的先生，我死于前者还是后者，那完全要看我抱的是你的信念还是你的情妇。”（“Whichitwillbe,mydearsir,willdependentirelyonwhetherIembraceyourprinciplesoryourmistress.”）京剧《打渔杀家》里萧恩三招两式就打得教师爷跪在地下磕头，有一段“摇板”唱的是：“江湖上叫萧恩不才是我，大战场，小战场，会过许多。我本是出山虎独自一个，尔好比看家犬一群一窝，你本是奴下奴，敢来欺我？”萧恩当年金戈铁马出入沙场，交手的尽是英雄好汉；如今虽说落魄了，决计不把教师爷这种狗腿子放在眼里。古来英雄爱说当年勇，受人欺负总是忍不住缅怀昔日风光。这样的做法十之八九不甚管用，幸好萧恩拳头还亮得出来，先把那个奴下奴打倒在地才骂人。《红楼梦》里的焦大酒后骂主子一家“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虽是痛快，毕竟扭转不了自家的命运。知识分子愤世嫉俗，多有焦大的满腔激情，却没有萧恩的拳脚本事，对剑侠小说不免格外喜爱；刀枪之外要有柔情的渲染，则加倍神往了。京戏名演员盖叫天擅演武松，田汉送他一首诗说：“争看江南活武松，须眉如雪气犹龙，鸳鸯楼上横刀立，不许人间有大虫”，写尽他演活了武二的威风气概和豪侠心肠。　　人间向来如戏台，忠奸角色都有。政治舞台上尤其五彩缤纷，什么样子的表演都值得看。听说当年张伯扬演《武十回》，先唱老不正经的张大户狎戏丫环潘金莲，把她配给五短身材的武大郎，“要问这武大郎是什么样，我下场他准上场……”悠然下场。再上场的竟是个一米七五的马三立，观众大笑！临近九七，公务员走本地化路线，快上任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刘嘉敏日前招待记者，居然满口只说英语，反而首席助理政务司麦敬时这位洋人用粤语说开场白。这正应了刘专员答应接受电台英语访问时说的一句话：Thatstoogood。　　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　　“急锣紧鼓声中，幕里大叫一声：‘好酒！’一个神态豪迈、气宇轩昂的豪杰跌跌撞撞的大踏步出台，袍袖一挥，四句西皮散板，只听见：‘有酒不知天地小，任他肉眼看英豪’，台下采声春雷轰动。啊哈，真乃绝妙好辞，绝妙好戏也！”　　这是查先生以林欢笔名写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中评《除三害》一文的开笔第一段。书是一九五六年长城画报社出版发行的，订价一元四角。这本小册子的“后记”说，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在香港演出，成为香港艺术史上一件空前未有的轰动大事，这些谈歌舞、京剧的杂文，正是作者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急就之作，目的是向海外观众们解释艺术团演出节目的内容。书中的电影部分则写于五四到五六年之间，为了配合演出和电影，文章都是当晚看戏、当晚就写的，“所以事后校阅，颇觉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学术上的深度”。查先生当时还没有创办自己的报纸，大概还在主编《长城画报》，兼编左派报纸，写些电影剧本，这些短文只能算是业余之作，“采用的是一种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形式”。　　查先生写的考证袁崇焕生平之类的重头文章固然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他当年写的社评不闷，主要正是因为文中穿插不少“笔者”个人的经历和随意的己见。当今香港报纸的社论大都沉闷，说穿了是主笔阅历不深，读书不博，文笔不行。评《除三害》一文开头写的一段，十足章回小说的笔调。这样的文章，就算“缺乏学术上的深度”也不要紧；裹脚布似的学术论文到底是写来拿学位混饭吃的。学问要能随意化为漫谈方才可观。交代《狮子楼》的故事，从西门庆串通王婆勾引潘金莲害死武大郎，一直讲到武松杀嫂杀奸夫；那是学术。只让潘金莲外穿孝服露出里面的红衣以点出奸情；那是学问。　　林欢评《狮子楼》有这样一段话：“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在原作中并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来写潘金莲怎么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饰钗环，脱去红裙绣袄，换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楼。但京戏只用外白内红的衣饰，立刻鲜明而迅捷的表明内中必有奸情。事实上，潘金莲恐怕不会傻得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捷的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天下写文章的人须谙“外白内红”的笔法；写政论的人更须懂得识破潘金莲孝服底下有红裳。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1节 过一个文化的夏季　　星期天的英文报纸细数本地名流过暑假的计划：曾荫权会到伦敦去探望小孩、看书；陈方安生到伦敦去看书、买东西；杨孝华到牛津去探望孩子，到伦敦玩；周梁淑怡到马来西亚，到伦敦；彭定康到法国西南部打网球，还要看书、种花。端午一过，香港暑气扰人心绪，要盼好几个月才盼到秋凉时节。英国的夏天却又短又甜，每一个英国人都有一段难忘的仲夏夜之梦。GeorgeOrwell格外怀念布尔战争前的英国：一年到头是夏季。（“Beforethewar,andespeciallybeforetheBoerWar,itwassummeralltheyearround.”）英国天气变幻莫测，太阳真是黄金那么贵重的礼物。记得一九七五年伦敦飘起六月雪，板球比赛都取消了。翌年夏天，气温升到华氏一百一十度，温布尔顿的网球赛有四百名观众中暑晕倒。虽然是这样冷暖无常的暑期，英国人还是迷恋夏天，一年之中的缤纷盛事都排在六月到八月之间，有的时候碰上迷的季风季雨，有的时候邂逅明媚的夏日骄阳。英国人一辈子在回忆夏天、盼望夏天：耀眼的热浪，鲜红的草莓，洁白的奶油，翠绿的树荫。“夏天的下午”，HenryJames说，那是英文里最漂亮的一串字。（“Summerafternoonsummerafternoon,tomethosehavealwaysbeenthemostbeautifulwordsintheEnglishlanguage.”）星期天下午（Sundayafternoon）也是非常“英国”的时光。AlanBennett在FortyYearsOn里说，星期天下午是洗汽车的下午、罐头蜜桃的下午、三花淡奶的下午。一些工人阶级星期天下午把孩子都送到星期天学堂去，为的是躲在家里静静传宗接代多生几个。接着是时代变了，社会渐渐富裕了。星期天可以读到全世界最好的星期天报纸。星期天还可以吃牛扒、吃约克郡布丁、喝啤酒、看闲书。这是英国夏季里的星期天：文化的夏季里的文化的星期天。AldousHuxley一九三九年写的一部小说就叫AfterManyASummer：夏去夏来。小说说美国一位富翁追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出钱支助科学界研究长寿秘诀，结果竟在英国发现十八世纪一位贵族的日记，说是生吃鲤鱼（carp）的内脏可以长寿，这位贵族从十八世纪活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还不死。可是，想活几百年的人必须付出代价：变成人猿。富翁觉得人猿性生活非常愉快，变成人猿也不错：“Theyseemtobehavingaprettygoodtime”。小说的书名于是套了田尼森的诗句“夏去夏来天鹅死”。（“aftermanyasummerdiestheswan.”）　　善待母语，维系尊严　　台湾的何凡先生说：我们提倡白话文已近一个世纪，利用白话文传授现代的声光电化之学，国家因此步上现代化之路，功劳极大。但是现代台湾学童爱看漫画和电视，再加上电玩、KTV等消磨宝贵光阴，以致疏离国文，厌弃写作，未免得不偿失。他还说：笔下能通畅的表达情意是国民应有的基本能力之一，台湾的教育普及已是世界第一流，但是国民写作能力却日见衰退，如果不能从小扎根，怎么能培植成文化之树。这是台湾今日应当力谋改善的一个课题。　　北京的《光明日报》载文呼吁善待母语，说是传媒广告中故意践踏母语的现象姑且不说；去年秋季，某大学对三千五百一十一名新生进行语文水平测试，测试以中学语文及高考语文试题为基础，难度不算高，但结果总平均分为六十三点九分，七十五分以上者仅占百分之一点八，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平均得分都不及格。文章还说：我们有些人怠慢、冷落母语而热衷于外语由来已久，中学阶段外语与母语教育平起平坐；到了高校则不开《大学语文》之类的课程，外语倒不断强化。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基本上是没有母语市场了，考研、出国都只顾外语了。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陈瑞瑞研究公众对中文错别字态度及容忍程度，分析香港学生错别字的情况。她的研究显示大一学生错别字为每一千字有五点六个；预科生有五个，中三学生有六点七个；小四学生有十二点四个。社会人士平均可以接受的错别字数量是初中程度为一千字中有十一点三个；高中程度为六点六个；大学程度则三点五个。　　何凡先生对自己国家语文的敬重之情教人感动；那等于英国人认定英文是英国最伟大的国宝。（“ourgreatestsinglenationalasset.”）这是国民尊严的基石。据我个人粗浅的观察，台湾国民的普遍写作能力并不太弱；台湾书报杂志的表达情意的基本能力一般都算达到“通畅”的水平，甚至文笔可观的为数实在也不少。大陆上的有心人不断呼吁汉语规范的问题，无奈各种政治运动困扰民心；经济一旦起飞，崇洋意识油然而生，菲薄母语的现象难免也应运而起了。香港的中文问题与殖民地历史分不开；错别字的情况固然值得注意，何凡先生所谓培植中国文化之树的意识似也不容忽视。　　到外国去读几本书吧　　武汉的朋友送我一本湖北人民出版社新出的《中国近代十大怪杰》，作者是马克锋。“十大怪杰”者，是辜鸿铭、苏曼殊、李叔同、章太炎、林琴南、叶德辉、黄侃、王湘绮、黄人和刘师培。书中还有“附录”，写吴稚晖、陈寅恪和张之洞。近日刚读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关于陈寅恪的故事很感兴趣，于是先看了附录中的《教授之教授》。陈先生一九二一年离开美国再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之际，正值国内时局动荡，江西教育厅官费时停时寄，没有保证，生活极为艰苦。当时在德国留学的还有毛子水、傅斯年和俞大维等人。有一次，赵元任夫妇到柏林，陈先生和俞大维请他们去看德国歌剧。他们两人把赵先生夫妇送到戏院门口就要走了，赵元任问：你们不看吗？俞大维笑笑；陈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了。”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心里又感激又难过。　　人生有机缘到外国的大学去念几年书最有意思；穷得过着吃马铃薯的日子也值得。要念书，每天抛开所有杂事专心躲在图书馆里念七八个钟头的书，三五年下来必然开窍：看穿自己肚子里多么单薄。从此，看书的收获才慢慢大起来，读三四页书得到的启示会比过去看完整本书要大得多得多。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八年，足迹遍欧美，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去哪里拜师，对学位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二十多所大学读过书，却从来没有得过“博士”、“硕士”学位，“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梁启超向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先生的时候，校长就因为陈先生没有学位、没有著作而觉得“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又讲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崇和赞赏，清华最后才聘陈先生任导师。陈寅恪后来所写的著作果然都精绝得惊人。　　学术界“学位势利”成风，中外皆然，甚是有趣。牛津当年有一位名教授（DrJenkyns）不慎在校园里跌了一跤，两位大学生急忙上前要扶他起来，教授趴在地上居然一眼看到远远有个硕士正向他这边走来，教授对大学生大叫道：“停一停，我看到街上有一位文学硕士走过来。”（“Stop,IseeaMasterofArtscomingdownthestreet.”）硕士扶教授起来，教授谢过那两位大学生，随即把他们打发掉。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2节 荡漾着优越感的语文　　民族偏见带出势利心理。阶级观念更是古老英国的瘟疫。一八四五年伦敦贵族夫人LadyHolland劝告狄更斯不要到美国去旅游，说是随便就近到英格兰西南部港市Bristol去看看那些三四等的老百姓就够了，跟美国没什么分别。（“GodowntoBristolandseesomeofthethirdorfourthclasspeople,andtheylldojustaswell.”）劳伦斯经常破口大骂英国和英国人，一到了澳洲竟说那儿到处是伦敦却没有一处像伦敦，没有伦敦那份风华，是五分钟造出来的假伦敦，就像人造黄油（margarin）是假牛油。澳洲一向倒霉，总是成了西方人的笑柄，说什么美国像少女，青春活泼；法国是少妇，淡扫蛾眉；英国如贵妇，仪态万千；澳洲则十足老媪，人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却没有人想去亲近她。RudyardKipling一八八九年到广州，坐在邮轮上还没有上岸就说不知道怎么形容这地方，又说反正他讨厌中国人。（“Icantdescribethisplace,andbesides,IhateChinamen.”）CharlesKingsley一八七一年说，中国人为什么都不笑？为什么他们的样子就像一生下来就有人坐在他们的鼻子上，从此他们就惨得哭个不停？（WhydoChineseneversmile?Whydotheylookasifsomeonehadsatupontheirnosesassoonastheywereborn,andtheyhadbeenweepingbitterlyoverthecalamityeversince?”）这是笑中国人塌鼻子眯眼睛。　　日前《明报》的“华人联网”版谈到英语优越感，提到大英帝国已经灰飞烟灭了，但“英国还有一样东西令他们当自己是世界中心，就是英语”。尊重自己国家的语文是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我跟英国人交往已经看不出他们觉得英语是维持自己成为世界中心的基石，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的语言优越感，但他们肯定都很尊重自己国家的语文。这些人大半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年轻一代也许没有这样的情操。GodfreySmith歌颂英文的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英文是世界第一种语文；英文是商业和外交的用语；英文蕴藏着最丰饶的文学，是小说、诗歌、戏剧的宝库；英文有容乃大，新词语、新文化兼收并蓄；（Itisvastlyhospitabletonewwordsandfreshcultures.）英文既典雅又入世，一丝不苟之余终归难禁荡漾的春心。（“Itisasearthlyasitiselegant,asrandyasitisfastidious.”）他还说：英国和美国的作家笔下文字有现成的六亿读者等着看，这是运气。GodfreySmith似乎有点得意忘形了。讲读者人数多，中文肯定胜过英文，两岸三地加上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华侨，识字爱看中文书的人当超过六亿。除非碰到北大旧学名家黄侃，那就什么书都不必写不必读了：他说“八部书外皆狗屁”！　　不皱眉头的哲学家　　刘绍铭的《轻薄文学》一文引诗人痖弦检讨近十年台湾受欢迎的文类和坊间畅销书籍特色的总结：　　●　短短的篇章　　●　甜甜的语言　　●　淡淡的哀愁　　●　浅浅的哲学　　刘绍铭认为这样的“轻文学”又轻又薄又短又小，以斤两计，是名副其实的“轻薄文学”，特色是“轻轻的哲理像海中的枯木”；“淡淡的智慧像小河淌水”；“少少的短句像火炼金丹”；“薄薄的卷册像迷你宠物”。　　短文章向来比长文章难写，那是因为文章不可言之无物；又要短又要有物，当然格外费神。我心目中上佳的短文并不是“人生小语”、“一页一小品”、“十句话”或者“八百字小语”之类的励志哲理小品。这种玩意儿不难搞；破碎的小智慧人人都有，一百句里面难得碰上一两句真知灼见，大半是肉麻兮兮的风花雪月。我想看的是短文章里的“事”、“识”、“情”。“事”是“实例”、“故事”；“识”是“观点”、“看法”；“情”是文笔的“情趣”、“风采”。语言太甜则失真、虚假。沉郁的悲情比淡淡的哀愁耐人寻味；哀愁而淡淡不如火辣的愤怒。哲学写得浅浅的很难算是哲理；浅浅的文笔露出发人深思的哲理才好。哲学家LudwigWittgenstein给NormanMalcolm的信上说：“乖乖的，想些得体、聪明的念头。别老是逻辑、哲学什么的。”（“Begood！&thinkdecent&intelligentthoughts.Andnotjustaboutlogic&philosophy,etc.”）维根斯坦喜欢看侦探小说，说那是思想的维他命和卡路里。这样的大思想家并不整天向高深的哲学打主意，反而注重生活上的情趣，从“趣”里去求“理”。作家一旦苦苦想在笔下把自己装扮成皱眉头的哲学家，八九是无足观了。　　刘绍铭在文末说：“我近年写中文稿件，尽量避免‘诉诸西方权威’。但有时为了相对论事，偶一为之。”这是悟道之言。文章不能无“事”，于是要“相对论事”，否则文章就空疏了。“诉诸权威”则不仅不必找西方权威，东方权威也不必。说“找”，是刻意去寻觅权威的学说，这会杀死自己文章的“趣”。要找的是权威学说之外的生活以及生活里的文化。维根斯坦的书信都比他的《逻辑形式琐语》（SomeRemarksonLogicalForm）好看：短短的，甜甜的，淡淡的，浅浅的，不是“人生小语”，是有实学的维根斯坦。　　在中国情怀下亲一亲脸　　教育署课程发展处总监梁一鸣出席中文科课程研讨会说，小一至中五九八年推出的普通话课程会成为核心课程，到公元两千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变成独立科目。他认为语文是交际、交流的工具，但同时也有其思想和文化内容，因此语文同时可以兼顾品德培养和文化认同。梁一鸣因此希望学生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能同时认识祖国的文化；相关科目委员会将来会决定课程内容要不要介绍内地民生和各地区的文化特色。《大公报》报道这则消息的标题说，普通话成为核心课程“有助提高对中国文化认识及品德培养”。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为《明报月刊》组织了一个“中国情怀”的专页，请了好几位文人学者写文章。余英时先生当时就写了一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文章谈他的中国情怀。这篇文章后来收在余先生的《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一书中作为附录。余先生在自序中说，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这四个字之所以成为书名的一部分，是因为全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如果不是他的“中国情怀”在作祟，就不会写出这部书了。余先生说：“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　　课程发展处设计普通话新课程希望学生可以从中认识祖国的文化，用意当然也在于唤起学生的“中国情怀”。梁一鸣说得对，语文有其思想和文化内容，因此语文同时可以兼顾品德培养和文化认同。这里的语文是指语言文字，包括用方言发音的语言和用方言写出的文字。香港既有的中、小学中文课程，当然也已经照顾到这个层面而且也发挥了这个层面上的功能，不必等到九八年普通话新课程推出才会提高香港学生的中国文化认识和品德。易言之，不是学会了普通话才有中国情怀，也不是学会了普通话才能培养出品德。　　我常常提醒自己要从文化的层次去探讨语文的问题，不要过分拘泥于语法的欧化或者方言化，除非“欧化”到不通或者“方言”到难懂。“我中国一次也没去过”当然错了；“如果你不介意，可不可以告诉我你那本书是在哪里买的？”这当然是外国话的结构，但绝对是可以接受的中文。现代中国男女在皇后大道上碰面互相搂抱一下亲一亲脸，也绝对是可以接受的举止。道理一样。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3节 黄色藏书资本家　　十几年前，偶在坊间购得大藏书家叶德辉斗方大小的遗墨，录了几首诗，开头绝句是：“佣书卖字总酸寒，太息沿门托钵难；散尽千金仍作客，更无书札到长安……”收尾处是“奉题江郑堂先生募梓图即呈建霞先生郢政甲午小除夕长沙叶德辉”。通篇楷书，有板有眼，甚是工整；诗句的注文以两行更小的字录出，也见典雅。我早年读叶氏的名著《藏书十约》和《书林清话》，非常喜欢。那时我正在伦敦醉心搜罗西方关于藏书的书（booksaboutbooks），连带留意了中国历代藏书家的轶事，看到叶德辉谈购置、谈装潢、谈抄补、谈题跋、谈收藏，难免格外动心。　　叶氏藏书二十多万卷，学问甚大，财力极厚，怪癖好色，满口脏话，人称文化流氓。前夜读马克锋写他的生平，更觉离奇。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名气大的王湘绮、齐白石都在本行里独立门户。叶德辉家里做茶叶生意致富，中了进士之后嫌京官薪水少，请假回家享名利之福。他一生为富不仁，全省粮荒之时，家中积米万余担都不肯减价出售，一心勾结地主奸商谋取暴利，终致丢了功名，为千夫所指。叶德辉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巨大变革，竟坚持顽固到底，跟梁启超者流不共戴天，竭力反对民主以维护既得利益，说什么“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曾得蒋介石垂青，继续周旋在官、绅、商的复杂圈子之中，欺压工农群众，到了一九二七年湖南各界掀起的反蒋示威中，公审大会把叶德辉押赴刑场枪决。那年他六十三岁。　　叶德辉一生沉溺声色，妻妾成群还不够，长年带领门生嫖娼，又好男色，光绪末年看上湘剧小生言道南，小生不甘受辱，用镪水自杀以示抗议。叶德辉藏书之外还藏春宫画，又汇编刊印中国古代房中术名著。他的老师王湘绮说他“躁妄殊甚，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　　听说叶德辉清癯近视，脸上长满了麻子，只凭其家财霸尽天下好书和艳妇。他的买书诗说：“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够”，惹得多少仇者眼红。恃财侮辱女性的淫棍意识古今中外都有，ModernManners里说平治38SL折篷轿车足以撩起欲火云云即是。（“Thereareanumberofmechanicaldeviceswhichincreasesexualarousal,particularlyinwomen.ChiefamongtheseistheMercedesBenz38SLconvertible.”）这么一位学问好、词章好的藏书家人品竟那么低俗，真可惜。　　啖几颗西园挂绿　　报上说，广东又到了七月荔枝季节，不少果园商人趁机图利，两颗“外销挂绿”标价八十元。挂绿产于增城，是荔枝中之极品，母树只剩一株，即“西园挂绿”，有四百年历史，一度是清朝康熙皇帝的贡品。这株树目前是国家保护的古树名木，四周围了围墙，六七月蝉鸣荔熟时节聘请六名园丁分五班二十四小时轮流看守，还要园内专家天天点算国宝树上荔枝，每一班园丁都要汇报掉了几颗在地上。“西园挂绿”这个名字诗意盎然，当年虽是朝廷贡品，现在当已经不堪乱摘了。这株名木乍看与寻常老树无异，否则文革期间可能早就毁了。　　人非树木，难成国宝；十年浩劫，不知多少“人中挂绿”连根都给整烂了，遑言其他。目前《大公报》的“大公园”版有李辉《逛旧书摊》一文，说到文革期间“知识被贬，教授、学者被惩罚去打扫厕所，哪怕像冰心、俞平伯这样一些已逾古稀之年的文人，也只能被迫在水稻田里弯腰插秧，或者饲养小鸡”。陈寅恪先生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西园挂绿”了，他不但精治文史之学，而且常怀遗少之情，难怪红卫兵要罚他跪，要他背毛语录，背不上来就打他。　　最近国内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深受知识界注意，“陈寅恪”三字走红，连商务印书馆也摆出了一九七八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的《谈陈寅恪》。这本小书收了当代十几位文人学者回忆陈先生的文章；他们都是陈先生的朋友门生，笔下感情真挚，谈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陈先生，文字清淡而隽永，教人心暖鼻酸。有一篇文章说，陈先生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参考书。陈先生很吃力的抱那包书进教室，绝不假手助教帮他；下课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陈先生常把资料抄满整个黑板，擦掉再抄；学生担心粉笔灰有碍陈先生的健康，于是一看到他快写满就自动上前替他擦黑板。陈寅恪身体孱弱，却从来不请假，讲课内容每次不同，创见（discovery）极多，全非复本（reproduction）。另一篇文章还说，陈先生律己严而给学生分数宽，每以高分给同学。这当是为了鼓励后进了。HennyYoungman开玩笑说，真想走进古董铺去问一声：“有新货吗？”（“Walkintoanantiqueshopandsay,Whatsnew？”）陈寅恪这爿古董铺年年有新货，像“西园挂绿”那样稀世。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4节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港府公务员事务司林焕光为梁铭彦突然退休一事答记者问。他说记者习惯了兜三十个圈来来去去问同样的问题，他也学会了用二十种不同的方法答同样的问题，他说他是“勇战多方”了。林焕光照片中一脸稚气，孟浪得很。他的答问中有两段话颇有意思。记者说社会上议论纷纷，能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公开梁氏退休的原因？林焕光说：“公众知情权一定要建立在公众利益之上；梁先生是公务员，有权选择退休，公务员并没有签生死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公务员有权选择这样做。”林焕光想摆出事实：那姓梁的有权不干，他不想干谁都没他办法！妙的是他用了天下雨、娘嫁人这样乡土的概念。这在港府官员政治文化中是比较罕见的婉语（euphemism），是很“中国”的意念。林焕光反驳记者所谓公众关心就是公众利益的时候说：“公众关心并不等于公共利益。我也关心很多事情，关心林青霞嫁给谁，关心为什么上海有人说香港小姐李珊珊长得丑。这并不等于我要李珊珊告诉我为什么明明长得漂亮人家还说她丑。”梁铭彦是公仆，他个人和香港政府的行为都要向香港社会负责，林青霞、李珊珊要嫁人就嫁人，香港人管不着。林焕光说得虽然生动，到底是强辩，再这样兜下去恐怕会出事。　　谈接受访问的经验，说是最倒霉是碰到记者来电话问一些民意调查式的问题：甘乃迪遇刺的时候你在哪里？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的一刻你在做什么？你今年读过的书哪一本最好？有一次，一位记者打电话问她丈夫RobertTreuhaft说：“你心目中的地狱到底是怎么样？”（“Whatsyourideaofhell？”）她丈夫毫不客气说：“接受你访问。”（“Beinginterviewedbyyou.”）Mitford说，有一位记者甚至开门见山对她说：我没有拜读过大作，但是我想替某某杂志给您做个人物专访。　　梁铭彦事件仿佛雾里看花，不知道是百合还是玉兰。林焕光虽然坚持雾中无花，记者更应该注一意念观察到底。做新闻要客观，然而碰到这样扑朔迷离的事件，不禁想到IraBruceNadel的话：“传记而不偏不倚殊难合理亦难合度。”（“Objectivebiographyislogicallyandartisticallyimpossible.”）此所以KarlPopper认为“观察必有取舍”（“Observationisalwaysselective”），每一种观察必须“选一目标，执一任务，注一兴味，持一观点，存一疑团”（“achosenobject,adefinitetask,aninterest,apointofview,aproblem”），否则毫无价值矣。　　意识形态大联网　　我最喜欢看《明报》的“中国风采”版。前几天在那个版上读到邵石的《文坛联网》，说是《现代汉语词典》经过了两年多的修订，增订的新版最近在大陆面市了。新增版的词语都是反映时代生活面貌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比如歌星、倒爷、大款、保鲜、减肥、硬件、软件、传媒、黑马、精品、公关、环保、巴士、的士、热狗、桑那浴、卡拉OK、T恤衫等等。此中不少是香港先用了，显得贴切，终于规范成现代汉语了。这篇报道的栏名《文坛联网》也很有新意。世界已经进入了“联网”的时代，狭隘的地域观念渐渐消除了，闭塞的政治意识迟早会变成天大的笑话。光明正大的资讯交流才能表现“意识形态健全”（ideologicalsoundness）。　　五月十二日的《北京青年报》有一段特写谈到电视连续剧四大古典名著的收山之作《水浒传》投拍之初，大家都担心“武戏”向来是内地影视作品的弱项：粗犷的李逵、精壮的武松、硕大的鲁智深、标致的燕青，没有一身好“块儿”实在不行，为了表现水军的健美、步将的强壮、武林的矫捷、草莽的剽悍，“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这次走出了明智的一步，取人之长补我之短，请来香港著名武戏导演袁和平及其属下的袁家班，用他们的经验、技术、手段和器材去解决《水浒传》的武戏问题”。据说，扮演黑旋风李逵的内地演员赵小锐叫苦不迭，说是一个镜头拍二十多条是常有的事，真打真摔，身上大小伤痕累累，“拍戏二十年，不如这一年”，可是又得意得很：“嘿嘿，过瘾！”所有看过制作样片的演员都为之振奋，认为《水浒传》的武戏无疑是国产古典题材大戏中的佼佼者。　　《北京青年报》还有一段消息说国内演员陈红和香港演员吕良伟到温哥华去拍电视连续剧《纽约风暴》，她说剧组里演员来自各方，为拍戏方便都讲自己最流利的语言，于是同一场戏国语、粤语、英语同时出现，演员看了剧本会明白彼此在讲什么。可是，陈红对吕良伟说：“我不管你跟别人配戏怎么样，跟我配戏你要说国语。”她认为吕良伟说流畅的粤语容易显得角色很油滑，不够实在；说国语则语言有障碍，说话显得吃力，就把人物那种不善言词的憨劲儿演出来了。从《现代汉语词典》的增订到《水浒传》、《纽约风暴》的“联网”，都这样圆满愉快，这是少有的局面。　　不可一日无此君　　上海的朋友陆灏来信说，《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先生最近出任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主任，很希望我能抽空到复旦去作一次演讲。《英汉大词典》是当今最好的一部辞书，我真是晨昏与之相对，随时翻查斟酌。陆先生学问渊博，慕名久矣；秋凉时节能到复旦去拜会他，当是缘分：不是去演讲，是去向他请教。跟学问好的人聊天是人生难得的乐事。　　《英汉大词典》的编委是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同济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和文化单位派出来的学者，大家潜心编纂了十几年。《词典》的上卷一九八九年八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下卷到一九九一年九月才问世，收词共二十万条，约两千万字。隐约记得当年陈之藩先生对我说：没有诗的国家是个哑巴的国家；其实编不出上好辞书的国家也是。《英汉大词典》的“前言”说，“我们深知外汉双语辞书编纂乃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基本建设，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的文化实力，断不容草率敷衍”；此所以十二卷本的《牛津英语词典》花了七十多个寒暑才编成；到了人类进入电脑时代，英、美、加三国学者借助电脑花了二十九年的光阴编成《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二十卷。那是一九八九年春天的盛事，跟第一版出齐的年代相隔六十一年。“前言”引了十八世纪英国文豪SamuelJohnson的话说：词典编纂是“无偿劳作，虽成无荣”（“successwithoutapplause,diligencewithoutreward”），收尾处还引了AlexanderPope的英雄体偶句吁请读者指正：“Toerrishuman/Toforgivedivine（凡人多舛误，唯神能见宥）”。这句英文的forgive和divine之间漏了逗号。偶句的中译跟《词典》正文err条所译也不同，后者译为：“〈谚〉犯错人皆难免；宽恕则属超凡。”我偏爱这部《词典》到了偏袒的地步，明知蒲柏之句的中译能统一则更理想，竟觉得这样一诗两译也很不错。这几年来我常常劝人案头长备这部《词典》；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更是不可一日无此君。　　“前言”最后“向关怀并提携《英汉大词典》编写组后学的老一辈专家钱书、吕叔湘、许国璋、陈原、葛传椝、王佐良、杨周翰、李赋宁等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这句话教我十分感动：一炷心香，扬芬百代；这些名字正是中国文化实力的符号，薪尽火传，一代一代的人遨游在语言的海洋之中，逍遥于文字的天地之间，心中永远点着前辈智慧的烛光，洞见知识的沧桑和文明的辛酸。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5节 婉儿退到屏风外念经　　刘晓庆演武则天大见功力；她的扮相艳媚当然是关键。历史故事连续剧迎合通俗品味，不必要求情节与史实吻合；演员顺眼，演技不俗，自有苗头。武媚娘大概没有刘晓庆漂亮；观众宁愿看刘小姐也不愿意看长相可能像慈禧太后的武则天。电视剧里的上官婉儿也俏丽得很，可惜化妆太艳。婉儿总是淡扫蛾眉为宜。读史书，人人对书中人物的样子都有不同的构想，文字描写之空间辽阔，由此可见一斑。正史读多了嫌闷，我年少就喜读野史，连南宫搏先生的历史小说我也看得很仔细，文字真好。他在《武则天》里写婉儿秀外慧中：“她能写一笔秀丽整齐的字，她博识，文学底、政治底、全都通晓大略，前皇遗训《贞观政要》，她能一字不漏地背诵。还有，更重要的是：她知道人事关系；对朝臣的派系，有一个概念。”于是，婉儿入宫一个月，武则天就派给她正五品尚官职位，协助处理文书的分类和编引摘要。　　南宫搏先生写正谏大夫明崇俨替武按摩，婉儿悄悄退到屏风之外念经；写武跟薛怀义幽会，要婉儿在薛怀义手中喝一口酒；写婉儿跟张易之在罗帐里温存，都比写武媚娘细腻动人。六十年代我来香港不久就认识了南宫搏先生，后来他还替我主编的《明报月刊》写过不少政论。闲谈中，我曾经告诉他说我几乎想追求他笔下的婉儿了。南宫搏腼腆一笑——后来我发现人家一提到他的历史小说，他总是这个表情：有点腼腆。PhilipGuedalla说：历史不断重演；历史家互拾牙慧。（“Historyrepeatsitself;historiansrepeateachother.”）南宫搏深明此理；他不断在重组历史、创造历史，当然自知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壶公当年为文悼念陈寅恪，说陈先生曾在香港大学用英语作学术演讲，谈武则天与佛教，讲到武多面首，是因为佛经上说女人不可能成佛，除非广蓄面首利用采补之术方可成事。劳后来写文章指出此说不确：陈寅恪有《武与佛教》一文说之甚详，提到大家以为佛经说女人不可当国王，其实《大云经》里有女人称王之事，武则天于是提倡《大云经》。陈先生并无采补成佛之说。历代野史说部爱写武媚娘秽事，《旧唐书》之后的《如意君传》，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刊本，台湾书商出“中国历代禁毁小说海内外珍藏秘本集粹”收为第一辑。这本书主要写武则天七十高龄而齿发不衰，丰肌艳态，宛若少年；颐养之余，欲心转炽，乃召伟岸雄健的薛敖曹入宫宠幸。此书附《阃娱情奇传》，竟写到婉儿，说她治笔砚之余旁观天后与张昌宗狎昵，又在外舍招少年吏部侍郎宣淫云云，简直诬蔑这位文静娟秀的才女。还是南宫搏写得公道。　　锻句炼字是礼貌　　英国名门贵族小姐JessicaMitford思想进步，行为叛逆，一度信仰共产主义，离开英国嫁给美国犹太裔律师RobertTreuhaft。一九四九年，美国加州奥克兰市一名十八岁擦鞋黑人被警察诬告谋杀一名白人药剂师。那批白种警察施毒计罗织被告罪状，审讯期间陪审团是清一色的白种人，被告罪成判处死刑几成定局。Treuhaft自愿替黑人上庭辩护，　Mitford负责搜集证据证明案发之时黑人青年不在现场，结果胜诉，无罪释放，夫妇俩扬名遐迩。这是黑白名片ToKillAMockingbird的情节，很是动人。Jessica后来成了名作家，　TheAmericanWayofDeath瞬间畅销。她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她的原稿多经丈夫修饰，说他文法与造句都比她强。Treuhaft则说这种差事不做也罢，改文章惹得他们吵了好几次架；拿文章请人大力斧正，其实口是心非。（“Peoplewhosaybeunsparinginyourcriticismusuallydontmeanit.”）　　写作用心者大都字字如琢如磨，岂容他人随便润色。“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万一真碰到高手救此一字，那是没话说了，只得拜服。写作确要自爱，率尔操觚之作拿出去见人终归要后悔的。袁枚《小仓山房诗集》有《遣兴》诗说写诗推敲的景况：“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文坛老手也不可不锻句炼字，恰似白发阿婆不减少女心态，非修饰干净不肯见人。琢磨文字是对拜读大作的人应有的礼貌；在吴明林所谓“新闻变作文，作文变默书”的社会里，这种公德心更应该慢慢培养起来才是。VladimirNabokov慨呼言之：有勇无艺之庸才独爱炫耀文章初稿，此举不啻逼人传观浓痰。（“Onlyambitiousnonentitiesandheartymediocritiesexhibittheirroughdrafts.Itslikepassingroundsamplesofonessputum.”）　　写作的确是要从小处着手。中文的虚字、英文的介词，都是关键。最近读柳存仁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到五十多年前北平清华大学出过一次入学考试的英文试题，只要考生填写几十条语句里的介词，结果英语不及格的人很多。柳先生这篇文章谈的是一部九十年前香港出版的英汉辞典，是莫文畅编著的《达辞英汉字典》，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出版。所谓“英汉”其实是“英粤”，柳先生举出好多句子都很有趣，其中教人拍案叫绝者是英文的byhookorbycrook，莫文畅译为“扭足六壬，用尽八宝”！足见此公炼字之精。　　叫鲁迅太沉重　　阅《大公报》见杨庆春《夏日断想》一文，说一位内地中学语文老师认为中学语文教材收鲁迅文章太多了。杨氏说：“时代在变化，教材内容要更新。我不否认鲁迅作品的意义。但我认为，无论对于教师备课还是学生接受而言，鲁迅都过于沉重。”所谓“过于沉重”，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包括他的杂文所宣示的斗争精神。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他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得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文，恐怕失之悖逆。当然，说鲁迅沉重未必完全出自鲁迅的文字，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在在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　　周作人给鲁迅手抄的《游仙窟》写过一段“跋”，说到“矛尘将往长沙，持豫才所写《游仙窟》全本来，命题数语。关于此书，旧有读《游仙窟》一文，在《看云集》中，今不复赘。豫才勤于抄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及，观此册可见一斑。唯此刻无间贤愚，多在膜拜文艺政策，矛尘独珍藏此一卷书，岂能免于宝康瓠之讥哉！”这篇跋文写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抗日战争初发期间，周作人因说大家都在服从文艺政策，而矛尘居然珍爱这样一本闲书，难免遭讥。“康瓠”是破裂了的空瓦壶，语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斡弃周鼎兮而宝康瓠。”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瓠”，实在好玩。周作人说鲁迅抄书很勤，寻常人比不得他刻苦，这是鲁迅令人钦佩之处。他用功之深，涉猎之广，兴趣之杂，都超过常人；成绩比较弱的也许是他的翻译作品。　　《游仙窟》是唐人传奇小说；仙窟者，妓馆也，全书描述士大夫文人狎妓享乐的腐朽生活，其价值当在语言，采用的是通俗骈体，词藻浮艳，韵文散文夹杂。鲁迅其实不只是什么新文化斗士，他的传统文化修养深厚，手抄古籍，搜罗笺谱，推动美术，不一而足。张恨水《苔前偶忆》说年轻时雨后读《随园诗话》，见咏苔诗“连朝细雨刚三月，小院无人又一年”，吟哦再三。父亲骂他没出息，“读袁枚诗，闭院赏苔，尚有何胸襟乎？”说罢微笑而去。张恨水说，父亲精武尚侠，亦好文学，虽然极不愿意儿子沾斗方名士之习，但也不之禁。这是旧一辈文人的矛盾心理。手抄《游仙》，雨后赏苔，大概真的是练好文章的秘方。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6节 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　　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像我的生活。其实我整天都坐在我那所闷热的公寓房子里写东西。”记者HelenBenedict说：她住的房子根本不热，典雅的露台不断吹来清凉的微风。“有些人对我不好。他们跑来对我说：我拜服你的作品，可是你把我吓坏了。我听了总觉得一巴掌打过来似的。太不友善了。”（“Somepeopleareawkwardwithme.Whentheycomeuptomeandsay,‘Iadmireyourwork,butyouintimidateme,’IfeelasifIvebeenslappedintheface.Itssuchanactofhostility.”）苏珊·桑达一边站在厨房里替你泡茶一边说。她以才华出众闻名；海伦说这样的人美国已经不多了。桑达不信任intellectual（知识分子）这个字。其实她正是知识分子。她是个体知识分子（freelanceintellectual）。她是文化的解人（interpreterofculture）。她的文章谈艺术、谈电影、谈作家、谈摄影、谈疾病、谈爱滋。她是纽约主流思潮的阐释人。　　苏珊·桑达拒绝承认自己有名。想到自己的处境，她说她只看到一部打字机和打字机旁的一大叠纸张（“typewriterwithalotofpaperbesideit”）。“我写一些还没有人写过的东西，大家于是都说我的东西赶时髦（trendy）。我很少写当代的东西了。我原先以为我是在为大众服务，跟大家分享发现新事物的乐趣；可是如果我这样做而惹来赶时髦的批评，那就去他的了。”她说她总是没钱。她出去开会演讲都是人家包旅费。她大病期间连医药保险都没有，几个老朋友凑钱给她医病。她说她没钱，因为她的书永远不会是畅销书；她又不愿意教书，不愿意写新闻分析稿。“我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做我就没法集中精神，没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我需要天天关在家里胡思乱想。”（“Idontbecauseitmakesitveryhardformetoconcentrate,tohearmyownvoice.Ineedtostayhomealldayandjustletitallswimaroundinmyhead.”）她现在多写短文散稿，不再花两三年时间写一部书了；她很想这样做，可是办不到。“短文章——小说、散文——在杂志上一登出来我就有稿酬拿，可以交房租。”她说她不喜欢参加什么文人聚会、开幕典礼：“每一次我在跟人聊天总是有人来打断我们的话题。我非常渴望单对单的沟通。”她说“其实我不想写东西——我想的是握着人家的手。”（“Ididntwanttowrite,Iwantedtoholdhands.”）在买楼的年代里，在电脑的年代里，在快要没有人卖老式打字机的年代里，还有SusanSontag这样的知识分子。我的同学殷允跟她很熟。我不认识她；读她的书读了好几年。她的英文好。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7节 轮到我在春风里　　胡适之先生于一九六二年在台北附近南港猝逝的时候我在台南念大二。一早起来，宿舍走廊墙上张贴的报纸整版整版的刊登胡先生的死讯。我们都很震惊，围在一起读报。胡先生是我们当年的偶像，从《四十自述》到《胡适文存》都熟读。我们学校中文系的老师苏雪林先生是胡先生的学生，她那天大概一早就赶到台北奔丧去了。后来文星书店出了她的《眼泪的海》。苏老师今年一百零一岁了，还住在大学宿舍里；我至今还记得她娇滴滴的声音在堂上讲《楚辞》。五四时期的名作家、名学者还健在的恐怕只剩苏老师了，她对她的胡老师的尊敬之情教人感动。写胡先生的书很多，写得最真挚的是《眼泪的海》，还有就是陈之藩先生的《在春风里》。　　十几年前，我一度跟陈之藩先生通信甚勤。他的信像聊天，每一句话都是学问，心情好会写得很长。那个时期正是轮到我“在春风里”了。前天晚上找资料，榉木箱子里翻到一大包陈先生给我的信，灯下逐一重读，几乎忘了夜已深沉。信堆中竟有胡适先生一封英文信的影印本，或许也是陈先生印给我看的。信是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在纽约写的，写给一位Mr.Vaill。胡先生的英文字跟他的中文字一样漂亮，似乎还要豪放一些。信上讲的是胡先生应邀到耶鲁大学参加庆典发表演讲的事，胡先生先说有一位Mr.JamesYen不能赴会，深感可惜；接着是谢谢收信人给他延长演讲时间到三四十分钟。他说讲三十分钟比讲十五分钟容易。胡先生说他六月十一日要到康乃尔大学去参加他班上的第四十周年重聚联欢会；联欢会为期三天，到十三日结束，但他会赶在十三号那天回纽约转火车到纽海文去赴会。胡先生请收信人尽快通知时间、地点及其他安排。原信是这样写的：　　“talkto3or4minutes”.Itiseasiertomakea3minutespeechthana15　　　　“detailsoftime(8pm?),placeandarrangements”　　“文起八代之衰”的胡先生写白话文人人熟悉，英文倒少见，录此聊当史料。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8节 饱读诗书太好了　　古德明的文章终于辑成《以古非今集》分甲、乙两编出版了。我们相识好多年；论年纪，他比我年轻；论学问，我比他稚嫩。国文、英文根底都那么深厚的人不多了，古德明于是显得老成：他笔下的中文老成，英文也老成，加上他精通文法，文字的结构难免循规蹈矩，迹近范本了。我一度留意到他的文章里爱用北方人的“可”字代替“可是”，跟他的文字风格大不相称，忍不住告诉他，请他斟酌。文字自然闲散的文章偶有失黏不会太刺眼，锻字炼句之作一有不调之处就格外彰显了。古德明也写旧体诗，偶跟读者唱和，都见古奥妥帖，连短短几句复信也文得谦卑。我很想当面笑他是今之古人，总是忘了。　　古德明的性格其实很僵，跟他文弱的身体又是大不相称了。他的政治信念不折不挠，死硬到底，断不手软。这样的书生本色，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迂”得过火，却始终敬佩他那份固执。他在《以古非今集》的序里说：“九七就要来了。我不懂得只谈风月。然则我这第一辑文集，应该也是我最后的一辑了。”我倚老卖老，不得不骂他年纪轻轻说这种不祥的话。我这一代人家教甚严，小时候大人时时叮咛，吟诗做文不可以乱写不吉利的话，免成谶语，连写字都要练得方方圆圆饱饱满满才有福气，写得潦草一点都要挨骂，恐怕坏了清贵之格。我幼承这样的庭训，印象深刻，眼看古德明才情丰厚，身子单薄，倒宁愿他应了龚自珍那句“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多谈风月，少动肝火。　　古今中外学人常以史论抒发自己的政见。中国历朝君权独断，言路闭塞，读书人更以故纸堆中讨生涯为善策。黄宗羲的《明史案》，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都在总结历史以服务政治，借古喻今。清初撰写明末农民起义史和南明史的热潮，也是政治剧变的产物。古德明耽怀典籍之余，大概也有历史癖，他的每篇文章几乎都引史事来骂时弊，不署名都猜得到是他写的。小说家Saul　Bellow笔下的Herzog学富五车，他哥哥羡慕不已，说是饱读诗书太好了（“Hownicetobewellread”）。何索答曰：你是说会卖弄学问耶（pedantic）？也有人说古德明文章喜卖弄；我说腹里空空也就卖弄不出什么学问来了。文章最紧要是观点好。古德明年纪再大些、阅世再深些，观点一定更老辣，《以古非今集》的书名可以改为《古非今集》：“古”是古德明自己了。　　玫瑰香气正浓　　国内朋友寄来几本海南省出版的《天涯》杂志，文化气息很浓，每期总有一辑“民间语文”专页，为作家以外的人开辟表达空间，展示正统文学常常忽略的日常语文，比如日记、书信、传说、讲辞、顺口溜、广告等等。他们还在全国各地搜集了许多新方言和新行话，详加注解举例：担保搭救下海经商出事的人北京叫“捞人”；喧宾夺主抢出风头广州叫“搏出位”；办不成事的肤浅之辈湖南叫“浮头鱼”；女人长得漂亮西安叫“养眼”；天津人把国骂“他妈的”改为“你妈”用做口语前缀；广州妓女在宾馆内乱按客房门铃拉生意，门铃发出叮咚叮咚之声，广州人于是叫卖淫的女人为“叮咚”。这些都收在《中国九十年代都市流行词语集解》之中。杂志还收录了一九五六年老干部旧日情书、一九六八年知青致朋友的信，以及一九六六年受迫害医生的遗书，无奇不有。　　《天涯》“民间语文”的编者在按语中说，民间语文是“人类生存实践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语文行为，它的自发性属于实用品格，最能呈现出主流话语对生命的定制，也最能呈现出生命对主流话语的消解；它最能提示传统的滞积，又最能传感创新的勃动”。编者这段文字的用词殊不“民间”从中可以看出国内的学术语文也在不断蜕变。这套词汇跟当年中译马列著作的词汇又不大一样了。这是中国大陆意识形态步步转型的迹象。　　“民间语文”专页里有一版“新语林”，录的正是中国老百姓的心路历程。爱侣同行景观数十年不断变迁：“五十年代脚跟脚，六十年代肩并肩，七十年代手拉手，八十年代紧紧搂，九十年代亲着走。”高校学子对学业看法不同：“学士诚可贵，硕士价更高。若为钞票故，二者皆可抛。”家庭趋时择偶也各有怀抱：“大姑娘找了个解放军，二姑娘找了个红卫兵，三姑娘找了个大学生，小姑娘找了个生意人。”民心随时而变，几乎相信用玫瑰煮汤都比卷心菜好吃。　　“你有没有长的内衣？”　　一九二九年，诗人T.S.Eliot应邀出席牛津诗会的聚会。一位年轻大学生恭恭敬敬请教大诗人说：“先生，你的诗里有一句‘女人，三只白豹坐在一株杜松树下’请问是什么意思？”（“Please,sir,whatdoyoumeanbytheline:‘Lady,threewhiteleopardssatunderajunipertree？’”）艾略特看了看那位大学生说：“我的意思是‘女人，三只白豹坐在一株杜松树下。’”（“Imean,‘Lady,threewhiteleopardssatunderajunipertree.’”）　　作者写出了作品实在没有必要亲自讲解作品里的意思。作者出书写序文最头痛，正是因为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写了。请别人写序也未必是上策。钱牧斋有求必应，为人写序无数。郑板桥则说求序是“借光”，他“以借光为耻”。我并不觉得这样借人家一点光是可耻的事；我只嫌乞序求序麻烦透顶：自己麻烦，人家也麻烦。《英华沉浮录》最近出第二卷了。这个专栏引起不少人注意和议论，我不能一一回答。这次既出第二卷，我突然觉得有几个想法应该写成序文，我于是写了一篇“小序”。有些人以为我提倡保守、正统的语文，完全不接受新的讲法。其实不然。“我相信语言文字与时并进，新词汇、新句法反映新事物、新情景，只要自成合理的新意，当可丰富语文的内涵。我也相信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承载文化之余，往往也会倾覆文化。文化认识的深浅雅俗，决定语文境界之高下清浊。”我在专栏里偶然举出一些病句、劣句，这并不是为了标榜我是权威；语文只涉品味，无关权威。“我没有兴趣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我也没有兴趣替人家修改作业。我喜欢观察古今中外带有文化趣味的情事，领会个中寓意，然后回过头来斟酌眼前的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牵出来的语文课题。”因此，《沉浮录》第二卷更是“但见文化之林，不见文字之树”了。　　我当然非常谢谢所有关怀和爱护这个专栏的人，“我那样用心写，果然没有白费”。至于那几个批评我的人，好像都还没有显出他们的功力，我真该谢谢他们，“让我觉得我用功追求的境界实在并不太低”。不少年轻朋友总以为我会有很多宝贵的经验谈让他们得到一些启示。其实没有。有个二十二岁的美国诗人念完哈佛转到牛津去读书，艾略特约他到伦敦的出版社见面聊天，临走的时候艾略特对他说：“四十年前我从哈佛到牛津。现在你也从哈佛到牛津去。我该给你什么忠告呢？”年轻诗人兴奋心跳，洗耳等待大诗人送他一句毕生受用不尽的指南。艾略特想了好久，终于说：“你有没有长的内衣？”（“Haveyouanylongunderwear？”）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9节 陈冲也读　　电影演员陈冲一口美国英语讲得十二分地道。她二十出头才从上海到三藩市发展，外国语文一下子学得那么好，实在难得。最近路透社电讯稿说她准备执导演筒拍一部言情电影。陈冲对记者说，她会实地看看中国一些草原地带，然后决定要在澳洲、南美安第斯山脉、秘鲁还是其他有草原的地方开戏。这部爱情故事片名叫WhisperingSteppes（《风声飒飒的大草原》），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讲一位十六岁女知青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故事说她跟一位养马的孤独中年汉子发生情愫，关系牵牵扯扯，期间又遇到一名很有魅力的年轻解放军。“整个故事是爱与欲的冥想。我希望在叙述中营造出MilanKundera小说里那些鹄的”，（“Itmeditatesonloveandsex.IwishtoachievethesamesortofgoalsthatMilanKunderaachievesinhisnovels,inmynarratives”）陈冲说，“探索一下没有性的爱，绝顶庄严的爱——我想在影片里讨论这个课题。”（“Tothinkofthepossibilityoflovewithoutsex,tofallinloveinthemostsublimeway—Ｉ　wanttodiscussthatinthefilm.”）　　创作是痛苦的。陈冲说，人一旦开始创作，必须先正视这一辈子最初二十年的岁月。她说的是她魂牵梦萦的中国：她童年到少女时代的上海。她也许已经在Kundera的字里行间隐隐约约找到了答案的倒影。国内电影学院、戏剧学院科班出身的演员演技大半都到了火候，学养更有一定的水平，文化认知也殊不肤浅。这是外头娱乐圈里俊男美女连门边都沾不到的大好功架。传统如此，练功习艺兼顾知识的培训和文化的熏陶，粉墨生涯比较容易保住职业尊严，省得文隽在《人在江湖》专栏里大声疾呼“明星请不要去书展”。他说，今年书展竟有明星到场签名的噱头；刘德华因为有漫画书以他的形象做主角，杨宝玲因为要教人打扮，郑伊健因为出版了自己的一本小说，他们到书展去签名还有道理，其他明星应邀跑去签名，“完全只为曝光，那实在有违书展精神”。文隽还说，这些明星的“所谓星光”，使“一些明星作家的签名活动为之逊色”、“变得黯然”。文隽的顾虑不难理解。逛书展而碰到喜欢MilanKundera的陈冲去买书而不是去签名，感觉一定很不一样。　　肤浅的文字优越感　　《衣莎贝专栏》谈势利，说她听说大陆有一位作者当年在乡间小学当校役，成长期碰到文革，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文笔却好得惊人。衣莎贝说她从来没有兴趣拜读这位作者的大作，觉得这样的写作人难有独特的生活经验和观点意见，大抵不适合都会读者。她说：“文坛才子是要讲些条件的，像读过万卷书，行走万里路，懂得生活情趣，擅琴棋书画，走出来风度翩翩，具涵养气质。”衣莎贝说她“最爱看学识渊博、知识丰富的写作人撰稿”。这样的势利偏见，她承认是“肤浅的愚见”，却还是忍不住说：“你不是真相信闭门可以造车吧。”　　我始终相信文章的品味得自文化之熏陶。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车胤囊萤，孙康映雪，乃至朱买臣负薪读书，求的还只是读书入门的基本功，未必就此注定可成大器。钱谦益给李君实的《恬致堂集》写序说：“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与山水近，与市朝远；与异石古木哀吟清唳近，与尘埃远；与钟鼎彝器法书名画近，与世俗玩好远。故风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邈于世，其结习使然也。”他说李君实进士起家，官至列卿，却修洁如处子，淡荡如道人，诗文才能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体。此所以D.H.Lawrence恨不得出身贵族也。（“Iwouldhavegivenagooddealtohavebeenbornanaristocrat.”）DavidGarnett笔下流露势利之色，说劳伦斯连头发的颜色和长法都十足工人阶级。（“Hishairwasofacolour,andgrewinaparticularway,whichIhaveneverseenexceptinEnglishworkingmen.”）劳伦斯的作品虽然列入英国文学史，我有一位英国朋友还是说他的文字“骨里透俗”。　　英国人的阶级偏见滑稽得不得了。LadyMaryWortleyMontagu是最出名的势利作家，她说她写文章不署真名是因为贵族自有高华气质，不宜沦为作家。为钱写作她也不干，说是一收钱就成了“交易”（trade）了。她连大文豪JonathanSwift和AlexanderPope都看不起，认为以他们的出身和祖荫而论，只配当大户人家的下人。（“Bytheirbirthandhereditaryfortunedeservedtobeonlyacoupleoffootmen.”）意识形态受此扭曲之后，英国上流社会一度追慕法文作品以示“文化优越感”（culturalsuperiority）。大家闺秀读不入流的言情小说，人家会说是“二流货色”（“Rathersecondrate,isntit?”）；生性叛逆的小姐会顶回一句：“我倒觉得蛮好看的。”（“Well,ImafraidIlikeit.”）我小时候读张恨水的小说，学校里一位老先生嗤之以鼻：“鸳鸯蝴蝶派！”那时候要读巴金的《家》、《春》、《秋》才有教养。这种观念潜移默化，挥之不去，到现在读通篇方言写成的文章还不舒服，总觉得格调低了些，尘埃气重。　　零的故事　　李丽珊滑浪风帆夺金牌，为香港在奥运会上创出“零的突破”。没有“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所有数字都没有意思了。剑桥大学数学大师G.H.Hardy有一次到印度去领一个大奖，发表演说。他上台第一句话说：“印度对人类的贡献是零。”（“Indiancontrbutiontomankindiszero.”）全场鸦雀无声愣了三秒钟，然后哄堂大笑。“零”这个数目字据说真的是印度人发明的。没有“零”就没有负数，没有虚数，所有数字的意义都不同了。这个发明实在太大。数学大师语意双关，幽默得教人绝倒。陈之藩先生当年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盛赞Hardy说：“这是几百年才可能培养出来的花朵。”　　创造“零的突破”固然很难；人生从“有”而求“无”求“零”，似乎更不容易。二十年代有个美国作家HarryCrosby是富家子弟，是美国大金融家J.P.Morgan家族里的晚辈，跟妻子在法国住了好多年，三十一岁就自杀死了。美国一些作家认为他的死是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HarryCrosby去世的前一年带着妻子到埃及去旅行，偶然碰到一位智者。智者对他说：“我以自己用不着的东西去衡量我的财富。”（“MywealthImeasurebythethingsIdowithout.”）此话蕴藏无穷哲理，　Crosby觉得是晨钟暮鼓。他于是决定重新衡量他的身外物。他要把他读过的藏书处理掉：从上万册减为一千册，再减为一百册、十册，最后只留一册。他开始送书给人家。他碰到一个陌生人，一眼觉得好感，马上把手头所有波特莱尔的初版书都送给这个人了。他还挑了一批珍本善本书，标上最低廉的价钱，偷偷一本一本掺进赛因河畔旧书摊上的廉价旧书堆里，让一些幸运的书痴在沙堆里淘到黄金，让旧书摊的老板莫名其妙以为神仙来跟他开个大玩笑。　　李丽珊当然经历过无数次的“零”的挫折。她告诉《明报》记者说，刚学滑浪风帆的时候技术不好，有一次出海训练天气转坏，风雨雷电交加，身边没有人，叫救命也没有用。这时，她突然看到舅父的身影，不是来救她，而是要她自己摇回岸边去。她于是一边哭一边摇，摇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才看到海岸。她今天回忆这一段往事，自然觉得格外有意义。她已经乘长风破开“零”的局限；她今后要记得的是当年独自摇回“零”的岸边的情景。《明报》粉纸特刊里的这一篇特稿写得很好，可惜忘了刊出记者是谁。同一页里曾荫权的贺电写给沙理士，说“获悉李丽珊小姐……”；周南则直接写给李小姐，说“欣悉你在本次奥运会上……”。“获悉”又硬又冷；“欣悉”又温暖又像中文。港府的中文也该突破那个“零”了。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0节 撕烂《通鉴》包脂麻　　明朝人王锜的《寓圃杂记》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叫韦政的人素不读书，好大言，记得几则君臣故事，不断说给客人听，说完寂然无声，因为就那么多了。一天，闻者忍不住对他说：“如君所谈，‘脂麻通鉴’耳！”脂麻即芝麻，从前吴人爱以脂麻点茶，卖者必以纸张裹之；有个卖者家里藏几卷旧书，常常顺手撕下一页包脂麻卖给顾客，有个顾客积了几页才看清楚是《通鉴》撕下来的书面，于是细细熟读，逢人就说个不停；人家问他底细，他照认不讳：“我得之脂麻纸上，仅此而已，余非所知也。”讥人“脂麻通鉴”，即学问有限也。　　写文章的人最怕无学无识，写来写去总是“仅此而已，余非所知”。北京扬之水去年出了一本文集，书名竟是《脂麻通鉴》。这是一本非常有学问的书，绝对不是包脂麻的《通鉴》。她先是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后来转到研究机构去做学术研究工作。《脂麻》一书提到我的文章；《英华沉浮录》第一卷出版之后，她想一读，我寄了一本给她。她收到后竟用天一阁的漂亮小笺纸录了几句《洛神赋》给我，说明是“丙子初夏英华沉浮录忽如天外飞来展卷快读胸腹俱舒琼瑶之惠无以为报乃录洛神赋不成十三行聊充木瓜之投也”。纤纤小楷，精致得像顾绣，十足明清闺阁绝品。我藏有一幅光绪霞仙女史工笔小楷扇面，录了《红楼梦》百美人名，每个芳名冠以名花，缀以艳曲，运笔恰似扬之水那样灵秀。　　练得一手好字大概也是写好文章的梯阶。文化事业进入电脑时代，一味争取商业上的多、快、好、省，写作这一门个体户手工业注定要隐入苍茫暮色之中了。好在像张系国这样的科技人，还硬说写文章坚持不用电脑，宁愿握管。这真是空谷中的足音，闻之释然。我还保存张系国的信，他用圆珠笔写的字自成一体，说不上书法家，却是好字，难怪他的文章那么有风格。梁实秋先生用圆珠笔写的字不输他的毛笔字，想是翻译莎翁全集数十年练出来的。他给我的一封短简说：“惠书敬悉。老牛破车，不堪驱策，屡违雅命，情非得已。何日文旌来台，仆当负荆请罪……”文言书信写得这样简练，起码要十年寒窗。如此鸿儒前辈愿意用圆珠笔写字已经相当委屈了；还要梁老先生那种道行的人用电脑写文章，那真是撕烂《通鉴》去包脂麻矣。　　“江山如梦月如灯”　　书法与写兰得双绝之誉的白蕉生前说：“学书始欲像，终欲不像；始欲无我，终欲有我。”那是说，练字先要临帖临得一模一样，练到熟了要脱胎换骨，不像原帖；易言之，起初没有自己的字体，最后则要有自己的笔法气势。我总觉得写作也是这样：刚开头都先熟读名家作品，下笔不忘模仿，到后来自辟途径，求得自己的风格神韵。练好基本功是重要的。白蕉写字画兰齐白石、徐悲鸿都赞叹，功力确是了得。今年是白蕉诞生九十周年，上海高锌写《羲之而后此奇才》谈到白蕉作品中的小札便札，附了一封他写给南社名宿姚鹓雏的短简，字字俊雅，布局典丽，看来看去都不厌。高锌谈到白蕉的诗也好，录了几首三十年代旧作，其中一句“忆向美人坠别泪，江山如梦月如灯”，真是情景交会，韵致盎然。　　白蕉这样的人和他笔下的这些东西，今天时髦之士只会视之为老古董，早就忘了偷闲亲近一下此等“玩物”，正是供养胸中“文气”的妙方。我好几年前在坊间偶然买到白蕉的手卷，都是字，而且是顺手挥洒的行草。先录了毛泽东的长征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然后是朱德的五言绝诗，比长征词写得更草。最后是一九五二年三月的一段“偶记”：“往年在京，老友李时霖告某小胡同有一中药肆售日制笔，因偕往寻，果见用以写流水账者两三管。问之云，尚有存者，其名曰玉歌、曰明畅、曰八千代，实彼邦小学生习字所用。其制粗劣，锋不齐，初试即开花，惟具弹性，不知何豪？我亦无笔可使，寄兴尚赖此子云。”卷末钤朱文“白蕉小品”一印。　　白蕉的字实在写得秀逸有姿，有两三分沈尹默的笔意，却多了几缕柔情。沈先生的故居在上海虹口区海伦路上，是一幢老式三层楼房，有沙孟海所题“沈尹默故居”五字，门庭上方是赵朴初写的“沈尹默先生故居”横匾。沈先生说“从古诗人爱秋色”，他也喜欢秋天，他的年轻诗作取名《秋明集》，书斋叫“秋明室”，也用过“石田小筑”、“匏瓜庵”等斋名。沈尹默的际遇大概比白蕉要好得多。他八十四岁才谢世，当了北大教授多年，晚年在上海鬻书自给，近视近两千多度，对面不能见人，却能写朱丝精楷，随便写什么都为世所重。白蕉只活到六十二岁，他的字和画都没有沈尹默名气大。我有沈先生写的成扇，另一面是叶恭绰画竹。　　太假的假洋鬼子　　庄因在《中国时报》上写他的美国学生唐君到南京求学一年的所见所闻，说到中国到处是人，十足洋泾浜英文所说的peoplemountainpeoplesea（人山人海），抢吃的丐帮也多。他还说到一般老百姓“漠不关心”人家死活的情景，有一位青年站在六层高的楼顶想跳楼自杀，满街的人只顾围在一起仰头观看，没人劝阻；青年决定不跳了，街上有个人居然说：“真泄气，虚惊一场。”唐君是念国际政治的，在南京大学没多少朋友，同学都认为他不是学经济的，不学商，不学国际贸易，不学工程科学，不学法律，不学医，不学外语外交，以后不会有太好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他们喜欢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当然是有钱有权有希望的那种了。”　　学外语外交也比学国际政治有希望。这也许是大陆上相当普遍的心态了。《中国可以说不》里说，有一位在北京高校教书的王先生最喜欢跟外国人打交道，有个英国朋友叫马克。王先生常常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昨天夜里三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王先生有一天说：“瞧见身上这件Ｔ恤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还说，他有一次到北京一家×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谈生意，一个三十岁不到的中国雇员用英语跟他交谈，说是“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作者要求他用国语交谈，他答应了。可是整个过程不断插入英语词汇：“请递给我一张paper。”他对他的一位下属说。　　从句子中挑paper这个字用英文讲，几乎马上可以猜到这个小伙子英文好不到哪里去，讲话穿插英文完全是为了显耀。英文稍好的人要说“文件”、“论文”才会用paper。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讲话穿插几个英文词汇不稀奇，问题只是“插”得有没有道理，“插”得自然不自然，甚至“插”得通不通。“我没这个mood”；“这个人穿衣服的taste好差”；“从management的角度看，这样的arrangement是合理的”；这些都是比较顺耳顺眼的穿插法。香港毕竟是英国殖民地，跟新加坡一样，这两个地方的中国人英文渊源深厚，耳濡目染，说话插些英文词汇，人家一听就听出英文学得很自然活泼。这种道行是骗不了人的；都是假洋鬼子，有的假得真，有的假得太假。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说，法国人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荣，他们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很教人感动。我不熟悉法国，不可能感动。庄因的文章收尾想起当年在南京唱过的《初恋女》，引了几句出来，我倒真的感动了，因为我们在台南念书的时候也唱过：“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多少的往事堪重数，你呀你在何处？……”　　文字是肉做的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小品，题为《文章似酒》，说到那年春节后收到刘大任从纽约寄给我的《秋阳似酒》，喜悦之情盈然注满心头。　　我说：“我非常喜欢刘大任这批袖珍小说，一年前他寄第一篇《鹤顶红》给我发表的时候，我一读再读，觉得小说写到这样简洁这样深远，真可以当诗下酒了，难怪杨牧点出‘当年刘大任的诗句勾划着小说的情节，如今他的小说为我们兑现了诗的承诺’。大任说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贾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划时代’文体和自以为是的滔滔雄辩，下笔于是不惜削、删、减、缩；真是妙喻。”　　十多天前在台北报上看到刘大任为他的《刘大任作品集》写的自序，题目叫做《艰难苦恨繁霜鬓》。大任只年过半百，不到花甲，作品集并非全集，“表示犹有待焉”。这篇自序不长，却掩盖不住他胸中的孤愤和企盼：“我们这一代，‘救国’、‘救世’不是目的，只是抵抗寂寞的手段。”他说他在第一本书《红土印象》里写过一句愤怒青年的表白：“这样一个缺乏师友的时代，谁来唤醒你？”步入中年的大任其实并未释然。他受过鲁迅、屠格涅夫、海明威、谷崎润一郎乃至巴金、贝多芬、布拉姆斯的启发，还有父亲的鞭策、老师的开导、同学的影响；最动人的是“诗人秀陶给我打开一面窗子，让我明白体验了美的感动”，“同老友郭松棻的多年交谈里，我感受到文学的庄严”。“然而，总的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素养，是不及格的”，他说。　　做了几十年的文字工作，我觉得非常疲倦。我没有像刘大任那样想过“师友当中，有几个人曾给过我关键时刻的帮助”；我只依稀看到“文学的庄严”在残红的晚霞中浮现出斑斑的余辉；四野未黑，远处竟已传来风声狼嗥。可是我完全理解大任心中的不甘。他读杜诗以消永昼，读到“艰难苦恨繁霜鬓”一句，不觉哑然。他说：“千年不坏的句子，在眼花缭乱的现代文明世界里，依然有它的地位。所谓‘文字消失、文学灭亡’的种种危言（微词？），看‘耸听’的成分多过‘大义’。”他说如果还有一点成绩，该是因为他记得他母亲常爱说的一句话：“人心是肉做的。”文字该也是肉做的。现代文明世界渐渐淡忘文字的这一层功能，总是想把文字凝固成钢铁、成塑胶，镶进冷冰冰的软件硬件之中。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1节 没有故事的字　　缪素筠是慈禧太后书画的代笔人。慈禧文化程度不算高，垂帘后留意文字，怡情翰墨，喜欢写大寿字和一笔龙字，分赐大臣。她画的花卉都由缪素筠先钩粉本，以便照描，有的时候甚至就命缪素筠代笔。素筠名嘉惠，昆明人，宫里都呼为缪姑太太。最近做古董生意的朋友得到一把犀牛角扇骨成扇，一片片犀牛角削得像纸一样薄，上头雕了蝇头小楷工笔字，缀以花卉白描，字和画都烫了金，精致得不得了。上款贺慈禧生辰，下款正是这位能书能画的缪嘉惠。这件艺术品完全继承了乾隆时期的精绝技艺，当是清宫里流出来的文玩。　　记得有本书叫《国宝沉浮录》，纪录我国历代书画精品流失收复的情况。最近翻阅《溥杰自传》，有一段说到英国人庄士敦当上溥仪的老师之后，溥仪受他影响，思想变化很大，学会了穿西装、剪辫子、戴手表、养狼狗、说英语，还想到牛津大学去读书。当时溥仪跟溥杰都厌倦了紫禁城的刻板生活，一心想出国。“到外国去读书是要花钱的，没有钱怎么办？”于是，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溥杰开始偷宫里的东西。他每天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名义上是皇上赏给他的。字画古籍，奇珍稀品，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欧阳询、米芾、赵孟的真迹都拿回家里去。这些文物交给他父亲，由他父亲交给七叔载涛带到天津英租界新置的房子里去，后来在天津卖掉几十件，大部分又带去伪满。溥杰说，他前后偷了一年多，一共拿到书画精品四百多件，里面有手卷两百多件、卷轴和册页两百多件。民国十三年溥仪出宫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查点毓庆宫财产，发现了“溥杰赐品目录”，说赏给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溥杰说，“这是一点不假的”，还说他有些鉴别文物的能力，“就是通过这一阶段偷运文物的活动养成的”。　　溥杰这本《自传》由叶祖孚执笔，文章“白”得像在听溥杰闲谈往事，很难得。溥杰以书法出名，可惜我至今还不会欣赏他的字好在哪里。叔本华说要视艺术品为王孙贵胄，等他先跟你说话（“Treataworkofartlikeaprince.Letitspeaktoyoufirst”），可是我从来听不到溥杰的字跟我说话。缪素筠的书法反而意态万千，娓娓细诉馆阁里浮华而寂寥的岁月。字像文章，总要说得出动听的故事才是上乘。　　密密缝，早早归　　谷林在《书边杂写》里谈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说孟郊《游子吟》中那句“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施先生的讲解平淡朴质，可是深蕴情味。施先生说，这两句诗“从来没有注解。但如果不知道这里隐藏着一种民间风俗，就不能解释得正确。家里有人出远门，母亲或妻子为出门人做衣服，必须做得针脚细密。要不然，出门人的归期就会延迟。在吴越乡间，老辈人还知道这种习俗。”　　我读过施先生很多散文，却没有读过这本《唐诗百话》。施先生当了四十年的语言文学教师，又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青年时代就跟鲁迅开过一场小小的论战，黄永玉先生说他“很佩服施蛰存先生当年敢碰碰文坛巨星的胆略和他明晰的逻辑性”。施先生今年该过了九十岁了。我读他的散文，惊叹他的文字干净之余，也觉得他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长者。针脚缝得细密为的是拉近出门人的归期，这是非常温馨的心愿，不管灵不灵都是美的画面。施先生不说“迷信”，说“习俗”，正是文学作品解构人必须抱持的体贴心意。　　我一向迷信传统习俗，迷信鬼神；我相信中国读书人不可没有《聊斋》情结，否则文章会少好多韵致。对阴阳学的神秘概念抱否定态度的人对七情六欲多无敏锐感应（sensitivity）。写《红字》出名的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霍桑晚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住了两年，期间英国诗人布朗宁夫妇经常去作客。霍桑家的一位女管家天生是灵媒，霍桑和布朗宁他们靠她通灵之后在纸上传达阴间信息。有一次，灵媒召了一位叫MaryRondel的阴魂来，说是要霍桑收留她才能摆脱鬼域里的劫难。女鬼从此附在霍桑家。霍桑死后多年，他儿子有一天在家族古宅中翻出好几代前的遗物，竟发现一部旧手稿，书中记载霍家前辈的一段情史，女方赫然就是MaryRondel。　　施蛰存先生先后在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任教，一九五二年后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抗战时期厦门大学迁往福建省战时临时省会长汀县，县内有一座北山，施先生三九年任教厦大的时候居室面山，山上古木参天，曲径通幽，他于是题自己的书斋为“北山楼”，胜利后搬回上海寓所还用这个室名（见朱亚夫著《名人书斋》）。　　读了谷林写施蛰存的文章，想到施先生用散文小品的笔调去注释唐诗，味道似比传统的诗话新鲜。日内当设法找这部五十多万字的巨著拜读。　　听说钱氏故居要拆掉　　报上说，无锡市区新街巷钱书先生的旧居要拆，很多团体和个人纷纷向有关部门提意见，呼吁保护一幢书香绵绵的钱氏宅院。在外地工作的钱家后人钱华最近收到无锡市公用房产经营公司城北分公司“征求拆迁补偿意见”函，说明七月十六日前必须回去回应，过期则等于服从安置处理。这幢宅院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宽七间，深四进，大门东西两端墙角雕了“钱绳武堂”刻石。这里住过钱先生的父亲国学大师钱基博，他的孪生弟弟钱基厚；到了下一代的“”字辈，大名鼎鼎钱书之外，还有钱基厚的次子钱汉，当年迎接解放军进城，后来当了无锡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他的弟弟钱仪中共封为革命烈士。现在住在老房子里的是钱基厚的孙女钱静汝；她说，只要当局决定原地保护，钱家就会把房子捐献给国家。　　中国大江南北无数老宅旧院都是珍贵的建筑遗产、历史痕迹、人文脚印，不宜轻易容许什么房产经营公司进去毛手毛脚。一些有成就的人物的故居，尤其值得修葺保护。陈从周先生为了恢复俞樾春在堂旧观，和俞平伯先生通了好多信；俞先生很重视这件事，信中细细叮咛，一树一石都不放过。读过《春在堂随笔》的人都希望俞曲园写随笔这时期居住的春在堂至今还在。作家的寓所正是文学的堂奥：门外窗外的声声色色都会传进书案上的字里行间。我曾经在一本画册上看到中国大陆一位画家画的巴金故居。是油画，门扉斑驳，树影婆娑，石阶上冷冷清清飘着几片落叶，秋意很浓很浓。我一看就想到巴金先生小说中的情调，想到他的文笔。我当时把画裁下来镶上镜框挂在我的小办公室里，让自己天天想到文学的出路。凝视此画，意绪起伏，眼睛往往湿润。谷林先生说，他到知堂老人的八道湾“苦雨斋”去过两次，一次是一九五〇年的九月间：“进院便见丁香海棠蓊蓊郁郁，老人不在正屋，又转入后院，有一间颇宽大的西房，是他的住处了。衣笼米柜，书案条桌，环傍四壁。条桌上竖立着几册日文书。壁上一镜框是老人五十画像，没有‘苦雨斋’和‘煅药炉’的斋额，却有些烟火熏染痕迹。”清幽的文字写清幽的书斋，不禁觉得八道湾知堂老人的故居也应该受国家保护，供后人怀旧。　　牛津大学出版社早就出过大型的《文学方志》，一本讲英国与爱尔兰，一本讲美国（TheOxfordIllustratedLiteraryGuidetoGreatBritainandIreland和TheOxfordIllustratedLiteraryGuidetotheUnitedStates），有图有文，录尽文人故居与足迹，外加作品所述地方之背景，闲中翻读，不啻文学之旅。我在国外看过不少文人旧宅，庭院依旧，人事已变，虽然不无沧桑之感，对作品却加深了几分认识。一砖一瓦都可以留恋。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2节 嚼杨木，梦小山　　先是梁实秋先生在《雅舍小品》中写《牙签》，说《水浒序》中“进盘餐，嚼杨木”一语，据《佛国记》里“佛在此嚼杨枝”的话，应将“嚼”解为“削”，嚼杨木是取一根牙签剔牙之意。谷林先生于是写短文说这件事，认为梁先生“言之颇似近理，文尤波俏可喜”。金克木先生看了用辛竹笔名写小补白说，“嚼杨木”是刷牙，不是剔牙，金先生写过《天竺旧事》一书，有实地考察的经验，指出他在印度也用过一种叫做尼姆的树（楝树之类），摘其嫩枝，去掉叶子，将一头放在口中，嚼软后用以刷牙，味道很苦，可消毒。　　中文实在难。谷林先生还有一篇短文叫《小山》，说的是温庭筠《菩萨蛮》词中那句“小山重叠金明灭”中的“小山”。这个“小山”各家解释都不同，黄裳先生说是“千古之惑”。《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说“枕屏上所画之景”叫“小山”；屏上金碧山水日久剥落以致或明或灭，所以是“金明灭”。夏承焘则谓唐明皇造出十种女子画眉的式样，“小山”是十种眉样之一，俞平伯驳之曰：“眉山不得云重叠”。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此名咏当时妇女发间金背小梳；唐代妇女喜于发髻上插几把小小梳子做装饰，露出半月形梳背，有多到十来把的。沈先生说，词句描写的是头上金银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的情形。谷林先生认为这个解说与温词下一句的“鬓云欲度香腮雪”密合无间。黄裳先生也说沈先生的论证可信服，或可一破千古之惑了。不过，谷林先生还有一个疑问：“词中到第三句方始‘懒起画蛾眉’，则竟是一夜不曾卸装，试问重甸甸插着满头小梳就枕，如何使得！”这话也“波俏可喜”。弄到后来又妙想“小山”是枕头着力处下陷的模样；小山重叠是两个枕头叠在一起，而枕头上又绣了画，只因髻鬓松散，云烟掩映，隐约只见“金明灭”了。　　梁实秋先生原以为嚼杨木是舒舒服服的剔牙，岂料此木味极苦。有了下一句的“鬓云欲度香腮雪”，上一句的“小山”要是指“眉山”、指“金背小梳”、指髻鬓松散下的枕头，那就“妩媚”得很了。可惜都待考。法国的莫泊桑跑到伦敦去找亨利·詹姆斯，两人上馆子吃饭。莫泊桑见邻座一姝甚艳丽，叫詹公去引她过来，詹公正色曰：英国人不惯轻佻，非有认识者介绍不可。莫泊桑环目四顾，每见一美女都问詹公认不认识，詹公都说不认识。莫泊桑拍案骂道：“你在伦敦居然一个人都不认识。”（“YoudontseemtoknowanyoneinLondon!”）温庭筠实在扫兴。　　访烟波缥缈之楼　　百花是语言符号，中外皆然。说解语花，其实是语解花，人生悲欢离合都付花影香魂之中。陆放翁几年不到合江园，感伤断魂，说是只有梅花知此恨，只是相逢月下竟无言了。他真是一生痴情不悔，置身梅林，恨不得化身千亿，幻变为一树梅前一放翁。几度终日小亭倚兰，看一树树的梅花看到残，人家怪他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莎翁更孟浪，觉得语言在花前徒见烦琐，说是玫瑰不称为玫瑰也不减其清香。（“Whatsinaname?thatwhichwecallarose/Byanyothernamewouldsmellassweet.”）　　十几年前跟江兆申先生聊天，从人生谈到花草，我说我夏天爱荷花，冬天爱梅花，连邓丽君一曲《梅花》也消魂。去年，江先生忽然给我寄来四尺全开墨笔花卉，画的竟是寒温异候同荣的梅和莲。这幅画气韵生动，一瓣一叶都是语言，也应了他那句“画画比真的还好看。”款识很长，说是“……犹忆当时闲叙谓于百卉中炎夏最赏新荷，寒冬醉心梅蕊，自是天地间隽品，私心亦颇同之，今戏合为一帧，使寒燠并时。天池大士曾作十六种花巨轴于前，其中梅与莲交根接蕊，庶几识者能不我讥。即呈存爵兄一笑……”花卉要随四时变枯变荣，徐渭甚不服气，江先生也甚不服气，于是逆道而行，笔下呼风唤雨，硬使菡萏与寒香一起浮动。丹青像文字，都要带点叛逆和霸道的手笔才更显得境界高妙。今年新春，江先生觉得嘉题何妨更作，又创出了一帧寒温双隽，收入八月下旬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画展作品之中。　　上个星期因事赴台，有一天，我和侯吉谅一早驱车到台北附近一处叫竹围的郊区去看江夫人。那是新建的房子，门口题灵沤小筑，屋里一幅横匾是“烟波缥缈之楼”，江先生竟来不及搬进去就走了。三层高的房子四周花影扶疏，画家埔里旧居揭涉园所藏书画文物大半都迁过来了，处处清幽典雅。曾国藩、于右任、台先生的字和溥心畬的画衬着一窗一窗的景色；楼上齐白石的四屏花卉静静诉说无尽的故都春梦。转进江先生的书房是满壁的线装书，一函一函井然成序，书根上尽是江先生细笔小楷题的书名和篇章目次。这里冷冷澹澹泛着流金光影的文化遗韵，我置身其间，岁月错纵，照片里的江先生仿佛还在细声说话，我又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总是侧耳问他：“你说怎么样？”……为上海画展编印的新画册刚出版，我在他的书房里翻到书中那一幅画梅林的《风柜斗》：“啜茗花下，谈往古来今，都不择辞，兴到则言，意索遂默，至不知今世是何世。”我像平常那样让他歇一歇。画里满山的翦素听任江先生大笔的摆布，只顾随着墨色水气默默给他添香。他在风柜斗看梅树的时候答应要教他的学生画这幅景色，“归来写此，庶几践言”。我喜欢江先生偶然流露这样的自负之情。这幅新作确是神品：画笔替梅花说了话，江先生和梅花一样，大可沉默了。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3节 填金等等五帖　　第一帖最近写的《没有故事的字》，谈到缪嘉惠寿慈禧的犀牛角成扇，我说：“一片片犀牛角削得像纸一样薄，上头雕了蝇头小楷工笔字，缀以花卉白描，字和画都烫了金，精致得不得了”。侯吉谅读了来信说，扇骨上的字画通常是刻了再用金泥“填”，不刻而画上去者称“描金”；缪姑太太那把成扇应是“填了金”，不是“烫了金”；烫金应是现代印刷术才有的方法。他说：“你这个大行家失手了”！读此信大为开心。“大行家”是吉谅这小子乱封的，我从来不是，失手则是常有的事；天下学问太多，凡人精力太少，写文章一草率就“烫”伤自己的手了，幸得侯子替我“填”了药膏。他还说，小楷必工，“工笔字”三字可以不要。很对。　　第二帖上星期写刘大任，题目叫《文字是肉做的》，套的是大任母亲说的那句“人心是肉做的”。一位读者影印一本英文书的封面和封底，书名竟是TheFleshMadeWord，说是“正读此书，又读先生大作”，真是巧合。那本书是HelenaMichie所著，论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及非文学作品中描划女性身体之语言，兼顾二十世纪之女权思潮。书名似典出《圣经》：“AndtheWordwasmadeflesh,anddweltamongus,fullofgraceandtruch”。当觅此书一读。　　第三帖台湾《中国时报》有“台北公车诗文征选”，见于凡之极短文《谢谢》，说受好友影响，坐公车下车必递给司机一句“谢谢”，同时也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每一回理所当然的冷漠、无言的回应：“而就在那天一如往昔的午后，一位运匠愉快地回报我一记微笑：‘喔！好！’我才蓦然惊觉，那天下午的阳光，灿烂得令人难忘。”报纸做此类征文甚有意义。现代人礼貌不周，语言乏味，胸中浮躁，一听“谢谢”正是一剂凉茶，言者亲切，闻者愉快。这也是还给语言一份温暖之良策。台湾文化气息尚浓，挽语言狂澜于既倒似非大难之事。　　第四帖一地店铺之字号招牌可以看出此地之文风民智。旧日国内老字号起名之佳，牌匾之精，确是一绝。卖书的来薰阁，卖酱菜的六必居，公园餐厅来今雨轩，都好。台北咖啡馆早有“旧情绵绵”一家，此名比近日所见之“佳人有约”更好，但都比不上那个“潜意识咖啡馆”新式。林森北路有家卖糖水的小铺子叫“外婆家”，既有乡土味又见亲情，其自制山楂糖极甘美。　　第五帖某正派大报副刊编辑一心配合报格，力避低俗，改小说中一句“他射精了”为“他结束了”，闻者绝倒，传为佳话。莎翁当年首创之come字新意似更妥善，一笑。　　“我看着舒服”　　报上介绍新书，说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泽东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国内线装书局和中国档案出版社推出《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毛泽东读的这套《二十四史》是武英殿大字版本，是乾隆十二年整理校勘的清代官刻本，五十年代从东北运到毛氏书房供他“御览”，大半部经他评点。这部评点本共八百五十册，分装八十函，大十六开线装，摆在书架上可以覆盖满满一堵墙，开价十六万人民币。这样浩瀚的豪华古籍，铺陈在金碧辉煌的富宅之中，也许真的可以粉饰气派，有人于是戏称这种产品是“文化花瓶”，是“纸张家具”。国内近年暴发户甚多，抢购古字画旧文物装点风雅到处都有，现在多了这样典丽的毛评《二十四史》可供猎奇，实在也没有什么不好。装点风雅毕竟好过炫耀财富。　　谢兴尧先生谈明季山人，说明朝士人多爱自称山人，自称居士，架子很大；山人中名气最盛者当推陈眉公和董其昌。说暴发户附庸风雅是装饰，其实名公巨儒自比山人也属矫情。陈眉公既是山人中之最名贵者，难免谤亦随之，眉公甚至有“云间鹤”之称。听说陈眉公有一天在王荆石家巧遇一宦，宦问此人是谁？答曰山人。宦说：“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那是讥讽眉公往来于显贵之门也。蒋苕生因有剧本诋毁陈眉公；那出戏的出场诗骂得淋漓尽致：“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诗中影射陈眉公与董其昌互相标榜，目空一切，自也痛快。谢先生的文章里说，明朝还有所谓“女山人”者，有若今日之女名流，“较之山人尤风韵可传”，像出身青楼的柳如是和顾眉生，都工诗善画，大概是相当可爱的女山人了。　　美国女小说家EdithWharton一生富贵，连写小说都赚了大钱。她很喜欢HenryJames，常常开着名贵房车带詹姆斯去兜风，有一天，他们开车到郊区去看风景，她忽然说，这部车子是用她上一部小说的版税买的。詹姆斯听了似乎有点不自在，故意说他的上一部小说的版税只够他买一台手推车，载运他家客人的行李到车站去；他说那部手推车又旧又破，要等到他领了下一部小说的版税才能找人油漆、修理。钱财的事真是只可私下处理，不可向人透露。听说老舍生前也喜欢收藏一些小古董，瓶瓶碗碗不管缺口裂缝，只要喜欢都买来摆。有一次，郑振铎到老舍家玩，仔细看了那些藏品之后轻轻说了一句：“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回答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顾大笑。此乃真正的“风雅”也。　　桂花巷里桂花香　　人到中年格外依恋带着乡土气息的景物人事。前夜灯下读《晚春情事》，窗外微风细雨，没有人影，没有车声，仿佛回到了儿时的古宅旧院之中，只是听不到老树下池塘里的那几声蛙鸣。我真的很惦念书中那个叫春燕的女人：她把头发打散，慢慢抹上桂花油，浓密的青丝顿时显得又黑又亮。她纤秀的双手匆匆把头发绾成一个松松的髻，再插上一朵水红的小花，同时在脸上颈上打上一点薄薄的香粉，走起路来飘着一阵香风。到了“夏日炎炎的午后，偌大的张家宅院悄无声息，浓浓密密的树叶在阳光中轻轻摇曳，春燕幽幽地步出卧房，下了楼梯，穿过长长的走廊，穿过天井，出了后门，来到对街朱家店铺里买绣花线。早上张母替她擦的胭脂还部分残留在脸上，看起来别有一番艳艳的风韵”。小说拍成了电影，演春燕的是陆小芬，十足台湾南部小镇富贵人家的少艾：清素的螺髻，水灵的眼神，嘴角永远透着几分倔强、几分柔情。她演的那部《桂花巷》也教人低徊不已；巷子里那一幢深深庭院我依稀认识，像三十几年前一位老同学的老家，天井里一株七里香的花气至今难忘。　　不必老到清末，不必旧到民初，张爱玲笔下的洋场金粉也尽是樟脑的味道了。最近到台北历史博物馆看《流金岁月》展览，那些旧广告画旧月份牌都凝成二三十年代的残梦，衬着一套套的红木家具，手摇的电话，铁铸的熨斗，高挑的花几，黄澄澄的灯光下，人人苦苦等候张爱玲睡醒下楼见客。走完博物馆的石阶向左一拐，但见露亭一角，卖茶卖水，亭边矮篱藤蔓青翠，一株老树开的小花如残雪点点，纷落一地。老台北灰的天空竟见三两啼鸟匆匆飞过，原来再走几百步就是植物园了。我突然闻到淡淡的荷香，心中浮起学生时代读《莲的联想》的哀愁。“SometimesthedetailsinapoemwillremindmeofadayIwouldotherwisehaveforgotten.”　　文学原是记忆的追悼。语言文字的魂魄藏在奶奶的樟木箱子里、藏在爷爷的紫檀多宝格里、藏在母亲煎药的陶壶里。ArthurBrisbane劝新闻记者一生俯首读莎翁（“Read　Shakespeareallthroughlife”），还要读一些经典古籍。他要新闻记者紧记歌德的话：在默默中培养才华，在世界潮流中锻炼品格。（“Talentisbuiltinthesilence,characterinthestreamoftheworld.”）台湾的高楼大厦我都觉得陌生，只有小巷小弄里残存的红门灰瓦不断唤回前尘影事。评审联合报散文奖的时候，我偏爱的竟是寻几篇描绘老字号和旧情怀的文字。对着语文，我闻到的是春燕身上的桂花香。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4节 施老先生的慨叹　　陈子善先生从上海寄来一部他与徐如麒编选的《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全书九百多页，收集了施先生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纪录了这位当代文坛大家的写作历程。施老先生说他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北窗是碑版整理。施蛰老那一代的文人大半是多面手，既有渊博的知识，也有荡气的热肠，数十年安贫乐道，实在可敬。他说，文人手头常常拮据，总爱到旧书店去找些廉价的书；他对旧社会竟不留恋，只怀念旧书店。有一天，他到城隍庙里桥上一个旧书摊，一走上桥就碰到写《晚清小说史》的阿英。阿英一见到他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说是挑了一大堆书，老板讨价五元，还他三元不卖，大概非四元不可了，他口袋里只有三元。施老先生于是借他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做车钱，又帮着阿英扎两捆书，帮他提一捆到电车站去。看到那样温馨的情景，不禁掩卷莞尔。　　施老先生中西文都熟悉，思想很开明，只是看不惯一些官僚词汇。他说，孔老二的《春秋》是玩文字的始作俑者，叫做“春秋笔法”，后来整部《二十四史》都在耍文字花样。相传有个闺女被污辱后自尽，讼师得了罪犯贿赂，在验尸报告上加“阴有血”三字。那是因为《沉冤录》上说：“处女无奸阴有血”，既有了这三个字，可见罪犯是强奸未遂，闺女羞愤自尽，罪行轻多了。施老先生说，古有春秋笔法，今有官僚词汇；词汇而官僚，目的是不作肯定，不负责任。施蛰老看不惯的官僚词汇很多：“比较好的”、“有一定的贡献”、“基本上是正确的”、“可能有些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原则上是可以同意的”等等，甚至有文章说李白、杜甫是唐代“比较伟大的诗人”！四川道孚县发生了强烈地震，新华社报道说：“县城房屋已基本倒塌。”施老气坏了：“基本倒塌”是算什么程度的倒塌？全部倒塌了吗？还是大部分倒塌？还是每一座房子都有些倒塌？　　文体变迁是整个社会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过程缓慢或急速，理智或偏激，“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政府取向的影响。政府里发布新闻的部门如中国的新华社、香港的政府新闻处，几乎天天都在制造文体的“范本”，全国全城人人耳濡目染，口头模仿，笔下照抄，新闻单位对语文的建树和摧毁，真的是“有一定的贡献”、“有相当的影响”。可惜世事殊难尽如人意：新闻不能读，文学无人读。（“Thedifferencebetweenjournalismandliteratureisthatjournalismisunreadableandliteratureisnotread.”）　　写点体面的公函　　高雄的朋友贺台北一位八十五岁高龄的父执生日，送上名贵礼品，还写了一封文绉绉的东海南山之信，硬是要我润饰。我看了觉得信已经润得很，不必再修再饰了；他会写这样妥帖的八股信，国文根基实在浑厚，我没有资格挑剔。朋友说，他的国文底子一点不好，是这十四五年里迷上古籍文玩，越迷越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太薄弱了，发愤博读所有讲文物古玩的古书，终于连明清笔记都爱上了，慢慢认出文字的高下与分寸，举一反三，应用文牍也略识门径了。他的藏品我见得不多，铜器玉器高古得很，牙雕紫砂也有一些；不少线装书是大陆、日本搜罗来的，据说都很珍贵。他做生意发了财，人挺聪明，恬雅嗜古之余，整个文化修养都博大起来了。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快园道古》里有一则故事说，某老先生一时大发，只有二事卒不可为耳：园中树木不得即大，奶奶大脚不得即小；老兄府上的树都不算太小，如今不兴小脚，大嫂不必发愁矣！朋友拍案说要跟我绝交。　　古玩文物我只注意明清两朝的作品，再古的我毫无把握，品相又不那么醉人。语言文字也是：诘屈聱牙的迂腐文词留待学人去治学；方方正正的文言才值得钻研，凑得恰当往往是白话文的甘草。小时候放暑假常常给抓去抄录父亲的文言商业书信存入卷宗；当时没有影印机，父亲用毛笔写信又不能用复写纸留底，我抄多了连格式文句都背熟了，后来会写文言书信正是这样练出来的。那时候还奉命背诵小仓山房和秋水轩尺牍；其实那些信都虚伪得很，硬插入四六骈体的阴魂，我一知半解，应卯而已。今日两岸三地的应用文牍大不相同；大陆上“你好”、“敬礼”如仪；香港“获知”、“阁下”一番；最像样的还是台湾的公函了。八六年李远哲得诺贝尔化学奖，蒋经国写信向李先生的老太爷道贺，文言而不艰深，完全避掉的、了、吗、呢的怪胎：“泽藩先生道鉴：欣闻令郎远哲院士荣获本年诺贝尔化学奖，佳讯传来，国人均引为荣。远哲院士务实认真，坚毅励志，殊奖之获，诚属实至名归，而先生之庭训，同以彰显也。今岁先生八十华诞，松柏青茂，兰桂峥嵘，正宜双庆。特函驰贺，顺颂俪茀。蒋经国敬启”。蒋经国的秘书还要另想一封写给李远哲本人的，还是难不倒他：“远哲院士惠鉴：欣悉荣获本年诺贝尔化学奖殊誉，国人同引为荣。此不仅为台端个人治学成就之非凡纪录，足以楷模后进，亦为我国学术界增加一大鼓舞力量，并与台端近年协助国内科学发展之贡献相互辉映。特函申致钦佩忭贺之忱。并祝潭祺”。公函要写得这样体面才见得了人，老是小树大脚的，像什么话！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5节 腊月里的玫瑰　　报上登了一张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的照片，斑驳的门墙，蓊郁的树影，亭亭的街灯，不知道是晨曦还是夕阳，斜斜照亮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这幅景观。那棵大树叫酸豆树，是一八八三年孙逸仙十七岁的时候亲手栽种的，一转眼都一百一十三岁了，粗可合抱，枝叶浓密，繁花似锦。今年是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到故居参观的中外游客每天都上千人。这棵酸豆树曾经给台风刮倒，躺在院子墙垣边，几经管理人护理，居然顽强复活，生机勃发，根部还长出几株茁壮的小树。故居负责人说：“今年酸豆树的花开得比往年茂盛！”他们还做了酸豆花茶给游人解渴，听说酸酸甜甜的，非常可口，而且清香，有醒神开胃之功效。报上说，郭沫若一九六二年还写过一首七律咏故居，咏酸豆。我不喜欢郭沫若的诗：白话诗肉麻，旧体诗摆空架子，还不如故居负责人说的那句话有韵味。张岱说，人有一字不识而多诗意，一偈不参而多禅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晓而多画意；郭沫若太渊博太世故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忘了是谁把这句话译成这样一句英文：Menofantiquitystudiedtoimprovethemselves;mentodaystudytoimpressothers。　　中山先生的故居已经够教人神往了，加上那么漂亮的一株酸豆树，不禁勾起我怀旧之情。我没有兴趣考古，那是学术。年代太遥远的坛坛罐罐仿佛化石，只可萌生敬意，殊难撩起情愫。旧东西倒是好的；明清的竹木牙雕，白玉古砚，都可玩赏；民国货难得精致，可观者是二三十年代萌芽的新文学作品。五六十年代香港国语片女演员大半都可留恋，沙龙摄影的黑白照片很动人。我七十年代旅英时期搜集不少二次大战前后的明信片、旧信封、火车票；拉斐尔前派的仕女图也是那几年钻研的。啰街一oldcuriosityshop的老板说，毛孟静带着孩子到铺子里去浏览过；后来在她的专栏里终于认识了她那位喜爱旧玩意儿的小儿子。那篇文章淌着暖意；毛孟静任重道远。二十几年前我家大小姐和小少爷也跟着我跑遍英国和欧洲的旧货铺旧书摊，跳蚤的怪味闻多了，现在笔下的英文都闪得出几丝文秀的气韵。二十年后毛孟静也会有这份喜悦。“GodgaveusmemorysothatwemighthaverosesinDecember”。怀旧，为的是腊月里还有玫瑰可赏。没有旧文学底子的语文，那是孙中山故居不见了蓊郁的酸豆树，不见了亭亭的街灯，只剩斑驳的门墙。　　“临去秋波那一转”　　当然，只会读书，疏离江湖，那是可惜了。迷信读书万能害了好几代的人，真是美丽的误会。明朝写传奇出名的张凤翼刻《文选纂注》，有个嫩书生问道：“既云文选，何故有诗？”张曰：“昭明太子为之，他定不错。”曰：“昭明太子安在？”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张曰：“便不死，亦难究。”曰：“何故？”张答曰：“他读得书多。”西方十二世纪就有人劝人以书为友，视满架图书为乐园花圃。（“Makethybooksthycompanions.Letthycasesandshelvesbethypleasuregroundsandgardens.”）多少书虫于是神魂颠倒，一生与书缠绵，进去了出不来。最阴毒是“黄金屋”、“颜如玉”的谎言，几乎误尽苍生。拼搏半辈子，连半壁砖房都难求，何来满堂金银？如玉的容颜爱的往往更不是单薄的秀才：“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吃菜要吃白菜头，跟郎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幸好民间还有这样的晨钟暮鼓，虽非学问语，倒是英雄语，锋颖尽露，吓坏了一帮顾影自怜的书呆子。　　圣贤之书读死了不谙世故，既苦了别人也累了自己。张陶庵看穿个中利害，最爱说此离经叛道的故事警戒世人。他的文章好看，自是合该。他说：吴下一大老有妾与门客少年相狎，大老必亲往抚摩之。大老入都，他的儿子将此奸情告入官府，少年入狱病死。大老归，大怒，逐其子，署于门曰：“我非妾不乐，妾非某不乐。杀某是杀妾，杀妾是杀我也。不及黄泉，不许相见。”难得天下有这样通情的大老，也算替执迷不悟的读书人出一口鸟气。法国文豪大仲马也有这般识见。他一生放浪形骸，歌颂女人为自然之法力（forceofnature），既不自律也不律人，一次回家撞破友人与其妻之奸情，竟邀友人留宿，说是老朋友岂可为美色翻脸。他还经常让自己宠爱过的尤物跟儿子好，儿子有一天抱怨说：你总是把旧情人送给我睡，把新皮靴交给我穿松了才给你穿，闷死人了！大仲马曰：“尔当视此为殊荣，证明尔一柱伟岸、双脚秀窄也。”（“Youshouldlookonitasanhonour.Itprovesyouhaveathickorganandanarrowfoot.”）读书读出如此佳趣，难怪他红透半边天。　　家国多难之秋，一介书生固然应该以文章血汗乃至躯体报国。平常的日子则宜读书不忘生活，大块肉大碗酒也可以饱出性灵来。所谓片时清畅，即享片时；半景幽雅，即娱半景；千万不必更起姑待之心。荒寺空门四壁都画《西厢记》情节，和尚说是“老僧从此悟禅”；问他从何处悟？他说：“老僧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这位老僧端的是悟道了。　　“有事请走后门”　　尘元写的《在语词的密林里》北京三联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一版，今年三月北京第二次印刷。全书收了两百零一条关于语言的笔记随感，清清淡淡之中露出作者学问见闻之广博。我是这两天才偶然买到这本书，连夜看得兴味无穷。书的扉页上录了这样一句话：“一句不恰当的话，一个奇怪的词儿，有时比十个漂亮句子使我学到更多的东西。——狄德罗”。尘元于是随时记下耳闻目睹的新鲜语文，夹叙夹议，点到辄止，有趣极了。我喜欢看这样的随笔；探讨语文的问题更应该这样写才好玩。讲文法、讲规范，那是学院里的差事，太深奥了，未必点得到字里行间的关键处。　　希腊爱神Aphrodite的石雕像款式很多，其中有一尊突出臀部之美，叫做AphroditeKallipygos。希腊文Kalli即“美”，pygos是“臀”，当年潘光旦译之为“佳丽屁股”，音谐意合，尘元赞为“大胆的一绝”。这样音意兼顾的方法去译外国术语真是可遇不可求。ideology译为“意底牢结”、myth译为“迷思”，似乎都还有一些谱；modernization，译为“妈的奶最香”则好笑而不相干。服装语言也是近年反映年轻人品味的途径。有洋人穿“T恤”，前后各印了三个大汉字：“盖了帽”、“没治了”。这两句北京方言都没什么好兆头。尘元说，他在巴黎街上看见过一位外国小姐穿的外衣印上三个中国字：“散文选”，这比广州少女“T恤”上印着“Kissme”高妙得多了。大陆上严肃文学《血色黄昏》里描写十年文革中的一个社会现象说：“一米六几的大姑娘像小兔子一样，什么也不知道。问她我国四大发明是什么？回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政治气候和社会现象深深影响语文的内涵和素质。我最近看到海南省《天涯》杂志里登的一些“街头报尾广告录”，确也非常有趣；其中一则广告说：“三十三个春秋的我，坎坷一生，男，一点七九米，身体健康，有房，高中，个体，条件好，独身一人，离，有一女，别人继养，愿有情人伸出热情之手拉我一把，征一点六五米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善良贤惠女友（婚史工作不限）。”另一则是这样写的：“我十七岁，女。你如果英俊、敏感，我愿是你的朋友。我们周末可以爬山、骑车、划船、幻想、交谈、欢笑，配合默契。又及，我爱看过去的黑白故事片。”中国果然是变了。王府井某大企业星期日例行休息，门前挂一大牌子，上面写道：“有事请走后门”。尘元说：“妙哉！妙哉！”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6节 想入非非的小妇人　　痖弦写新诗早享大名，是余光中那一辈的名笔，又是《联合报》副刊著名主编，数十年来人家出书请他写序一定不少。痖弦最近在台北对我说，他写的这些序文要结集出单行本了，他起了个书名叫《井然有序》，说是用自己家的井水去浇别人的田。我听了拍案称绝，请他千万记得送我一本。文字之妙，妙在点化。道教说神仙运用法术使物变化叫做点化；僧道以言语发人悟道也算点化。一句寻常成语一经名手点而化之，竟也生出另一层意义，那是造化，不是人人可以造就的。　　听说大陆上传媒最近主张清除文字浊流，维持汉字的尊严和纯洁，不得再乱用汉语。日前《大公报》上萧牧有一篇《文字游戏》，议论的正是这件事。萧牧说，始作此类游戏者是广告界，为了让看广告的人印象深刻，语不惊人死不休，努力改装成语、常用语，以新面目示人。传媒中人不以为然，说是这样污染文字，应该严加处置。萧牧认为运用谐音“偷换概念”的做法构成了太严重的罪状；公式化的广告词如白开水，说了等于没说，赔本买卖有谁会做？我也觉得巧用文字实在没有什么不好。大陆上电熨斗的广告词说“千衣百顺”，太好了。电蚊香片的广告词说“默默无蚊的奉献”，也妙。单车广告说“骑乐无穷”、热水器广告说“随心所浴”，不算很好，也不太差。中国历代文士十有八九瞧不起工商业的运作活动。萧牧说，十年前中国大陆电视上刚出现广告的时候，大家还在探讨“宣传工具”可不可以变为“商业工具”的问题，不少人觉得插播广告欺骗观众，误导观众，是资本主义的毒瘤；到了今天，也就没有太多人觉得广告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文字原是最教人想入非非的东西。FrankHarris写色情自传出名，有一天，他赶着从巴黎坐火车到尼斯去，想带一本“感官”的书在火车上看。他匆匆跑去莎士比亚书店，向老板娘道明来意，请她推荐。老板娘问他看过《小妇人》没有？他一看书名LittleWomen，马上联想到法文petitesfemmes，觉得必然大妙，二话不说买了就走！游文戏字确非易事。以谐音偷换成语的概念，甚至套一句名句、改一个书名去表示另一种意思，都是本领。萧牧说，传媒自身倒应该先下功夫改掉措词粗糙的积习，不要再在头版出现什么“奥运健儿高奏凯”之类的标题才好。《明报》“性教育”版头条的题目是《房事上可以说“不”》，改为《床上可以说不》，一定更切题、更通顺、更俏皮了。　　老舍买画还给吴祖光　　七十年代我在伦敦一度潜心研读老舍的所有作品。当时胡金铨在写老舍传，每到伦敦总是找我一起到图书馆看资料。许鞍华那时候还在电影学院读书，也常常跟我们到处跑，帮金铨影印材料。老舍的作品故事有趣，文字又很乡土，是中国新文学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后来我对新文学的兴趣渐渐淡了，却始终对那一辈作家的生平轶事有偏爱，随处留意，看到必读。国内出的《收藏》杂志今年五月份一期有一篇北京陈伟华写的《酷爱收藏的老舍先生》。文章说老舍收藏当代中国名书画家的作品不少，常常选一些诗句请齐白石作画，家中所藏白石老人的大小精品三十多幅。老舍还藏折扇，每天换一把来用，连梅兰芳在台上演《晴雯撕扇》撕掉了的扇他也捡回去请裱褙师傅黏补珍藏。老舍手头的文玩珍品，最难得的是两方砚台，一方是清代戏剧家、文评家李笠翁的遗物，另一方是清代画家黄易的佳石。　　听说，老舍跟吴祖光先生和夫人新凤霞是好朋友。一九五七年吴先生打成右派下放东北劳动，一些亲朋友好都不敢到他们家去了。老舍重友情，常常去看新凤霞。新凤霞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变卖吴先生珍藏的一些书画。三年后吴先生返京，有一天，老舍请他们夫妇到家里来，拿出一张新凤霞卖出去的齐白石的玉兰花。那幅画上题的是“过去董狐刀笔绝，好花含笑欲商量。白石并句”。老舍说：“这张画是我在画店买来的，发现画轴签条上有你的名字，当然应该还给你。”吴先生百感交集，请老舍在画上写几个字作纪念。老舍提笔在画的绫圈上写下“还赠祖光，物归原主矣。老舍”。吴先生问老舍花多少钱买这幅画？老舍说：“不要问这些。对不起你的是我没能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部给你买回来。”我看到这里非常难过，也非常尊敬老舍，难怪吴先生当时眼眶滋润了，新凤霞哽咽了。谁都想不到老舍自己最后还是投湖自尽了。　　老舍是中国人，是中国作家，他在伦敦、美国虽然都住过，他的英文不是那么好实在不要紧。最近坊间出了《老舍英文书信集》，主要收了老舍致美国友人的四十七封书柬，由他的孙女舒悦译出中文，对照刊行。他的儿子舒乙先生在代序里说，老舍一九四六年到美国，一九四九年才回来，这次哥大图书馆慷慨拿出这些信，正好弥补了老舍生平资料中这三、四年的空白，对研究老舍大有价值。舒乙说了一句“老舍先生英文很好”，古德明写了几篇文章指出老舍英文不好的地方。古德明把这本书给了我，我看了觉得很有史料价值，可是老舍自己未必会同意公开发表这些信。他的英文确有不少瑕疵，可是他为人厚道，有情义，是重要的中国作家。如果说他的中文有问题，那就值得关心中国文学的人担心了。”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7节 泛起岁月的风采　　《英华沉浮录》第一卷里有一篇文章谈到武汉江汉大学艺术系老师周汉生发表在学报上的大作，我说他旧学深厚而语文进步，还说他是当代一位技艺高超的竹刻家。在欧洲搞艺术史的朋友要我影印周汉生那篇《明清之际文人工艺观的转变》给他参考，还问我可不可以寄几张周汉生竹刻作品的照片给他看看。我认识周汉生是王世襄先生介绍的。几年前，王老应邀从北京来香港做专题演讲，其中有一讲是论中国竹刻艺术的变革。他带来了几件中国当代竹刻家的作品给大家看，有几件正是周汉生的刀下精品。我格外喜欢一件《荷塘牧牛》笔筒，也喜欢只见彩照的那一尊《藏女》。王老很热心，回京之后代我去跟周汉生议价，还介绍我直接跟周汉生通信。我们成了好朋友，那两件精致的竹雕终于也归我珍藏了。　　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不可受理论的干扰和钳制。天生的性情决定作品的品味，技巧的深浅决定作品的境界。理论标签无力左右作品的地位层次和市场价值；历史的评价更不是创作者所应该关心的课题。艺术家要埋头追求自己的理想、创造自己的世界，不必刻意企求闻达。周汉生正是这样一位寂寞的艺术家。中国竹刻从明、清发展到当代，大半作品只知拟古而不见新意。周汉生的作品不同，不但直攀圆雕的最高造诣，而且胸中自有风规，韵味应刀而生。《荷塘牧牛》笔筒那个牧童牛背吹笛，大有古趣。水牛三头各显意态，或仰天呼气，或回眸一笑，或随波入定，神情大妙，十足李可染水墨章法。这个笔筒处处留白，避掉“刻法愈备、去刻愈远”的弊病。笔筒天头荷叶田田，一片一世界，听任风前婀娜，舒卷自如，几疑随时可以听到淅沥的雨声。浓绿丛中的出水芙蕖，有的含苞，有的盛放，竟觉幽香袭人欲醉。这样的刻功在竹刻史上是空前的刀法。《藏女》则是竹根立体雕镂；女人半身裹着羊裘，侧着头梳理曳地的长发。她的脸甜得有个性，淡淡的风霜遮不住眉宇之间的清艳，民族气息浓郁。王世襄先生说，“新题材而不觉其新是其最成功处”。　　“Theresonlyonewaytoknowaboutart:throughexposure.Dontreadtoomuch.Ifyoulookenough,yourbraincellsabsorbit,andthatsyourexpertise.”我朝夕对着周汉生的作品，看着嫩黄的竹色渐渐泛起枣红的光彩，总是希望自己的文字也创出不觉其新的新风格。英国当代不少小说家都在承继珍·奥斯汀的文风，在一小块象牙上细雕精镂。我深明他们的苦心；难是难在雕出来不见刀痕。我于是不断刻意磨平文章的锋棱，恨不得字字句句一夜之间就泛起岁月的风采。我不好意思让周汉生读到我笔下粗疏的文字。他的刀在中国传统竹刻艺术的领域里刻出自己的道路；我不甘心我的笔舞不出自己的风格。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8节 听听张老先生的话　　近日发愤读了不少张老先生的书，实在舒服。《砚田肥瘠》、《顾二娘》、《砚田漫步》、《佳砚的三用》这一路文章我固然偏爱，他那本《月旦集》六十六篇篇篇论人忆事，读来也兴味无穷。八十七岁的老人家阅历深、学问博，无一字无故事，不去细细拜读是对不起自己了。张老的《留梦集》里附了两张彩色照片，一张是九四年在嵩山少林寺一株大树下的留影，树是老而青翠，人则老而不衰，清清幽幽一片古意；另一张是跟编者徐秀珊在家里照的，两人翻阅书籍目录，老先生一脸平和慈祥的神情，跟他行文里的“奇”气大不一样。启功先生读张老的《负暄琐话》一鼓作气读到侵晨四时，写信说张老的文章“摸老虎屁股如摸婴儿肌肤”，旁加注云：“此喻不全，应增解剖狮子如解剖虱子耳”。启先生终于给《负暄续话》写序文。　　张老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过中学语文教材，编过《古代散文选》、《文言读本续编》、《文言文选读》、《文言常识》，还写过《文言津逮》、《作文杂谈》、《文言与白话》等书。《古代散文选》我早年读过一遍，记得是精装本，天天当课本读，还背诵了不少句子，相信至今还在潜意识里。张老的文章有一点点像鲁迅，不同的是鲁迅摸老虎屁股真的是摸老虎屁股，张老摸老虎屁股像摸婴儿肌肤，启先生看文章绝不会看错。鲁迅文章不易学，学过火了徒见其“愤”，学不到家满纸“怨”气，层次都低了。张老不是绍兴人，是河北人，个性也不同，文章于是温润得多。　　老先生主张语文以简为高；他举几个例子我真的受用不尽。他说“当”字是流行病，不加这个字有两利：简洁利落；后半句不缺主语。他说“了”字遍地皆是，十之五六可删。又说“之间”也是流行病，“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如“夫妻的感情”好。说了“目的”加说“为了”也多余；“只不过”、“而且也”、“而且还”、“但是却”、“看作是”、“除了……其余都”，全属叠床架屋的说法。“我们必须予以重视”的“予以”亦然。他说：“地很滑，我差点没摔倒”的“没”字可以不要，意思正好反了。这些都是文章的小处，犯多了难免误了大处。张老说过这样一段故事：皇清民国之际，一个江南人到北京办事，大街小巷跑了些日子，向北京土著发牢骚说：“北京真不方便，街上连个小便的地方也没有。”土著说：“怎么没有？很多呀。”江南人问道：“哪里是？”土著说：“你看墙角之类的地方写着‘此处禁止小便’，就可以随意小便。”这个故事发人深思，寓意甚多。文章实难，张老苦苦相劝，闻者偏偏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