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各年回报率的数据，我又做了一个计算：假设你在1988年底存进银行100元人民币，然后每年都把利息存进去，最后在2008年把所有的钱一次性取出，这些钱折合成1988年的人民币会值多少钱？我的计算结果是97元，比最初存进去的钱还少。这就意味着，在1989年～2008年这二十年里，银行存款的真实回报率平均起来是比较接近于0的一个负数。如果只看2000～2008这几年，平均真实回报率也只有0.3。因此，从历史记录上看，在前文中假设银行存款1.6的真实回报率不是太低了，而是太高了。如果"真实回报率"这个经济学的概念让很多人觉得不直观，那我们也可以用更直观的方式来反映同样的事情。于是我做了下面这幅图。右侧的柱子是如果你在1988年底存进银行100元，然后把每年的利息也存进去之后，每年你在银行的储蓄余额。1988年的100元，到了2008年会变成300元。请注意，2008年的300元，因为通胀的原因，并没有比1988年的100元更值钱。前面已经说了，2008年的300元按购买力计算只相当于1988年的97元。左侧色的柱子是一个假想的情形，就是如果银行的利率始终比通胀率高1.6%，也就是保证存款的真实回报率能达到1.6%。这样1988年的100元，到了2008年就应该是404元。404元要比300元多出34.6％，这就是正的1.6%的真实回报率和中国的实际回报率，在20年里拉出的差距。而如果你在1988年把这100元钱投进了房地产呢？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m/p?doc-view-59商品房，也不存在投向房地产的说法，但也许不用任何计算，如果1988年的时候真的允许把钱投入房地产，那个时候的100元，到了今天怕是能值1000元、2000元也不止，绝对要比存银行划算很多。所以说，从历史数据上看，在过去20年的任何一个时点买房，恐怕都比存银行强。当然，历史不代表未来。虽然，历史总是会重复自己。中国的投资渠道少的现实，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下去。中国的存款利率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会继续存在。这就意味着，过去20年的历史很可能还会向着相同的方向沿续。如果真是如此，那何不买房？中国货真的便宜吗 中国货真的便宜吗(1)《红楼梦》开篇处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关于中国贸易补贴的讨论怕就是这样。一条"中石油、中石化贱卖成品油给外国人"的网上消息，激起千层浪。原本就"被千夫所指"的两大石油巨头一下子受到被"万人唾骂"的VIP礼遇。可惜的是，中国在政策层面的出口倾斜及背后的隐性补贴仍不引人注目，甚至不为人所知。即便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确在补贴国外消费者，这种补贴和中国在整个出口产业对国外消费者的隐性补贴相比，极难望其项背，比肩。补贴低端出口行业还会产生另外一个后果，延缓产业升级和阻碍经济可持续增长。《便宜的中国货牺牲了谁？》讨论分析了在中国货便宜的背后，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和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中国对出口的各种隐性补贴达到每年上万亿人民币，而且这仅仅是静态的损失。《"吊着输液管"的竞争力》进一步指出，这种隐性补贴还将导致动态损失，让中国的产业结构困于不可持续的低端产业，阻碍产业升级。《"卖国"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将分析两大石油公司将石油贱卖给外国人的传闻是否属实。经过简单的税费调整计算，笔者发现两大石油公司的出口成品油价格和国内的售价相当接近，并无网上危言耸听的出口油价只有国内售价40%的情况。而且，考虑到进出口的成品油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加工贸易，更难在现有的数据信息下得出两大石油公司贱卖成品油的结论。更深想一层，逐利的两大石油公司又有什么动机贱卖石油呢？《报复性的关税惩罚了谁？》则是从反面看贸易问题，通过中国和美国在鸡肉和轮胎问题上的博弈，讨论为什么惩罚对手最后伤害的还是本国消费者，而且也未必能带来所谓的就业。一、便宜的中国货牺牲了谁？如果将上述补贴加总，说中国对出口商品的隐性补贴将达到每年1万亿到2万亿元，我不会对这个数字感到惊讶。如果真是这样，中国货不便宜才怪。所有要求中国将人民币升值的国家，其实都在抱怨同一件事情：你卖给我的东西太便宜，求你涨点价吧。涨价的方式就是人民币升值。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要求，总会想起周星驰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竟然还有这么贱的要求。中国生产的东西便宜，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奇怪。你可以为之找到很多理由，比如由于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导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低。比较奇怪的是，中国生产的东西不仅便宜，而且越来越便宜。也就是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进口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中国的贸易条件正在不断恶化，。这恐怕就不能用中国劳动力的低价格来解释了，因为过去这些年，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并没有变得越来越便宜，相反，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是没有太多争议的，就算没有统计数字显示的那么快。导致东西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单位成本降低了，因此即使东西卖得便宜，钱也不少赚；也可能是由于中国补贴出口，从而人为压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问题是，中国真的在补贴出口吗？如果是，那钱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的财政支出里并没有"出口补贴"这一项。如果出口补贴真的来自财政支出，那么只能说中国没有把出口退税定义为出口补贴，因为国际通行的出口补贴做法是完全退税。但我个人觉得，中国确实是在通过各种方式对出口进行隐性补贴，下面可以举几个例子：中国货真的便宜吗 中国货真的便宜吗(2)补贴一：人民银行的对冲成本。维持目前的人民币汇率，不是不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完全由人民银行承担。成本的精确计算也许只有人民银行清楚，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做个粗略的估计。需要强调的是，实际的成本计算需要考虑很多复杂的细节，下面的例子是非常不严谨的。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同时防止通胀，这些年来人民银行一直在进行对冲操作。所谓对冲操作，就是一边用人民币购买市场上的美元以抑制升值压力，一边通过发行央票、回购等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放出去的人民币。发行央票和回购都是要付利息的，人民币利息；买来的美元则由人民银行投资于国外，其中至少8000亿美元投资了美元债券（实际的数额可能会更大），收取美元利息。支付的央票利息和收回的美元国债的利息之间，有一点差距。从利差角度讲，人民银行可能亏一些，但不算太多。问题是，这些年来美元一直在贬值，不仅相对于人民币贬值，而且是相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货币贬值。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计算，2003年以来，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每年贬值3％，所以这每年3％的损失要由人民银行承担。虽然在会计意义上，这些损失未必直接反映在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在经济意义上，损失已经发生了。8000亿美元国债每年损失3％，也就是每年24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1600亿人民币。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人民银行亏损了，就意味着一定另外有人赚了。赚钱的就是出口商和热钱。一旦出口商把出口获取的美元换成人民币，他们就逃脱了每年贬值3％的命运，因此在实质上，人民银行隐性地补贴了出口商。对热钱也是一样，这种补贴最后就转变成热钱的利润。补贴二：低利率和低工资。人民银行的补贴比起中国老百姓被迫对出口进行的补贴，恐怕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和北京大学卢峰教授等人的研究，中国的真实资本回报率大约在10％左右。而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接近于0。也就是说，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里几乎是零利息的，但这些钱被贷出去之后，能够创造10％左右的回报。这些回报，或者说利差，存款的老百姓没有享受到，最终都被银行和企业分了。如果企业都是内销，那么肥水不流外人田，外国人并没有沾光。但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很多都是出口企业，这些企业因为可以获取非常便宜的资本，所以能用更低的成本生产，用更低的价格出口，最后让国外消费者享受便宜的中国商品。中国居民存款大约有20万亿元，一年10％的利差就是2万亿元。假设外向型企业获得其中四分之一的贷款，也就是一年5000亿元，这5000亿元中的不少最后都变成了对国外消费者的补贴。另外，这些年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中国经济增速，而企业和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速。和这件事情对应的是，居民工资的上涨速度相对滞后，而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较快。简单地说，企业利润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工资支出的相对下降。也就是说，挣工资的在补贴开公司的。当企业出口商品的时候，补贴就会被低廉的工资以低价的商品形式间接地转移给国外消费者。补贴三：环境和生态。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环境和生态的恶化为代价的。如果所有企业都做到环保排放达标，那么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绝不会像现在这么低。这也是对企业的间接补贴，是亿万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为当下的中国企业提供补贴。我们又知道，中国很多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都是用于出口的，所以这些补贴最终等于又贴给了外国人。如果将上述补贴加总，说中国对出口商品的隐性补贴将达到每年1万亿到2万亿元，我不会对这个数字感到惊讶。出口的越多，补贴的越多，如果真是这样，中国货不便宜才怪。中国货真的便宜吗 中国货真的便宜吗(3)二、"吊着输液管"的竞争力这些补贴表现在：工人的工资不能提高，汇率不能升值，利率不能涨，退税要越来越多。失去了补贴，中国工厂就会失去竞争力；保护环境，就会失去竞争力；能源涨价，就会失去竞争力。可是，我们真的想要继续维持这样的竞争力吗？就算我们一厢情愿地想要维持，又能维持多久呢？中国出口什么商品，什么商品的价格就跌；中国进口什么商品，什么商品的价格就涨。这是一个很多人都相信的观点。其语言是不是非常精确，这里不做深究。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和8亿件衬衫换1架飞机不完全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无论哪个国家出口衬衫，都需要老大一堆才能换回一架飞机。中国的问题是：过去，可能中国只需要出口4亿件衬衫就可以换回一架飞机，过了两年，因为衬衫的价格相对于飞机跌了，导致中国需要出口6亿件才够，再过两年甚至需要8亿件。当然，让衬衫和飞机做价格比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毕竟中国出口很多种商品，也进口很多种商品。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常用的指标，贸易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相对于进口产品的平均价格。这个指标越低，说明一个国家出口的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越便宜。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中国1991～2009年的贸易条件图，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家无需理会具体的数值，因为这些数字取决于如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和选取基年，你只需关心这条线的走势就可以。很明显，在整体上，中国的贸易条件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是恶化的。2009年的反弹，主要是由于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到2010年这个短期趋势很可能被逆转。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出口的商品相对于进口的商品而言，越来越便宜。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我们出口的越来越多，可换回想要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却越来越少。当然在理论上，贸易条件恶化不一定就是坏事。举例说，假设中国人都突然变成了三头六臂，中国的衬衫产量一下增长到原来的三倍，但如果衬衫的出口价格只下降一半，从实际收入上说，中国人的收入还是上升的。这就好比虽然摩尔定律让芯片越来越便宜，但英特尔公司并没有越来越不赚钱。然而中国的问题是，上述的故事恐怕不是故事的全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中国出口的增长，尤其是在一些低端产业里，有很大一部分还是通过简单的复制扩大实现的：原来只有一条生产线、200个工人，过两年变成两条生产线、400个工人，然后扩充到600个工人，800个工人，通过不断增加人力的投入，中国已经在给全世界做鞋子、做衣服、做家具。从出口市场上说，商品供应量大幅度上升，价格就会下降。逐渐地，厂家的利润就被吃光了，最后只有通过补贴来维持生产规模。这些补贴表现在：工人的工资不能提高，汇率不能升值，利率不能涨，退税要越来越多。失去补贴，中国工厂就会失去竞争力；保护环境，就会失去竞争力；能源涨价，就会失去竞争力……可是，我们真的想要继续维持这样的竞争力吗？就算我们一厢情愿地想要维持，又能维持多久？更何况，没有哪个国家会对中国这样的由出口补贴出来的竞争力感恩戴德，相反，中国引来的是一片保护主义的批判浪潮。依靠"吊着输液管"维系的竞争力是难以持续的。被补贴的行业不仅占据巨大的资源，还将遏制中国其他行业的生长。中国已经在类似问题上有过教训。过去，国有企业缺乏效率，于是伸手向政府要补贴，要银行贷款；结果越补贴越膨胀，越膨胀就需要越多的补贴和贷款，而更具活力的非国有经济反而因为缺少贷款，缺少人才，得不到充分的发展。那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国企改制之后才得到改观。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从低端到高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从依赖外需到转向内需，从追求数量到讲究质量，必然要拔掉一些行业的输液管。这个过程不可能毫无痛苦，但这种痛苦也正是熊比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应有之义。中国货真的便宜吗 中国货真的便宜吗(4)三、"卖国"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基本的结论是，2009年1～10月，中国出口的成品油价格，在经过各种调整之后，总体来说比国内的成品油批发价格低，但远没有达到低40％那么严重的程度。石油公司鲜有好名声。几乎全世界所有的石油公司都努力把自己包装成很友善、很环保、很关心全球变暖的样子，而这恰恰说明它们在老百姓心中不是这个形象。非但如此，它们还往往财大气粗，而且偏偏在老百姓觉得油价太高的时候大赚其钱，因此石油公司难免更遭人恨。2008年夏季，国际原油价格飙到140美元一桶，美国加油站的油价也翻了整整一倍。很多国会议员不得不上窜下跳，做出一副要调查石油公司"操纵油价"的样子。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原油价格骤然降到30多美元一桶，调查的事情才不了了之。在所有这些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如果一个石油公司同时还是一家垄断企业，并且歧视国人，那么它是不是可以算"罪不可赦"？是的，我在说中石油和中石化。2009年11月，突然有人在网上发表文章指责中石油和中石化两个公司卖国和压榨国人，原因是其出口的成品油价格远远低于国内的成品油价格。文中提到，根据2009年11月《商务周刊》的统计，2009年1～8月中国出口成品油1496万吨，出口额66.5亿美元，平均每吨444.5美元，折合人民币为每吨3036元。汽油密度为0.739，1吨汽油约等于1353升；柴油密度为0.86，1吨柴油约等于1163升。如果按照1吨成品油为1258升计算，平均的成品油出口价格为：3036/1258=2.4元/升。而当时，国内成品油的批发价格每升6元左右，其零售价格更高。算出来的出口均价不及国内售价的40％。于是网上叫骂声一片。我对中石油和中石化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感，只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蹊跷，中石油和中石化，作为国企，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歧视国人呀。于是我花了点时间查看海关数据，因为用数据说话才是硬道理。经过一番研究，我发现网上引用的1496万吨和66.5亿美元数据都是对的，但是除此之外，别的计算就或多或少有点问题。首先，中国出口的成品油分为几大类，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渣油。其中，大约60％是比较值钱的汽油、柴油和煤油，40％为相对不值钱的燃料油和渣油。为了和网上的论据具有可比性，我集中考察汽油和柴油。下面第一张表是2009年1～10月中国出口的汽油和柴油的数量以及金额，均为海关的原始数据。然后，我把这些数据的单位转化为元/升，这里需要一些额外的数据。一是汇率，我采用6.82元/美元，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二是一吨柴油和一吨汽油分别对应多少升，我就采用上面已经提到的数据，"1吨汽油大致等于1353升，1吨柴油大致等于1163升"。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这张表。很明显，出口的汽油和柴油单价比上面引用文字里的价格稍高，而且在最后几个月，油价有明显上升。这里的单价是裸油价格，如果在国内销售，还需要不少税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因此，我还需要估算税后的油价，才能和国内的成品油批发价格具有可比性。消费税比较简单，汽油1元/升，柴油0.8元/升，增值税17%，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汇总在一起大约是10%，但各地未必完全一样。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我得到了可以与国内批发价相比较的出口成品油和柴油的单价表。基本的结论是，2009年1～10月，中国出口的成品油价格，在经过各种调整之后，总体来说比国内的成品油批发价格低，但远没有达到低40％那么严重的程度。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2009年全年，中国出口的成品油中，汽油占495万吨，柴油450万吨，这与中国将近4亿吨的表观原油消费量以及7200万吨的汽油产量、1.4亿吨的柴油产量相比，数量较小。出口成品油完全不是中石油和中石化的主要业务。据中石化的人解释，不少出口的成品油属于来料加工，因此出口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不可比。这种解释，虽然没有相应的数据支持，但是并非完全不合理。中国的炼油企业为那些没有炼油能力的国家代工，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更一般性地说，海关的价格很可能体现不出真正的成交价格。进出海关需要交税，而厂商为了避税把价格报低一些，也是通行的做法。如果把上述因素全部考虑进去，则现有的证据恐怕还不足以得出中石油和中石化把成品油贱卖给外国人的结论。最后想说一点，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动机的。我实在想像不出如此在乎利润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会系统性地把成品油贱卖给外国人，这实在与两个公司日常行为的宗旨差距太大。中国货真的便宜吗 中国货真的便宜吗(5)四、报复性的关税惩罚了谁？中国进口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结果手上攒下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是否强硬，是以对本国的消费者有多狠来衡量的，那这样的游戏不玩也罢。G20匹兹堡峰会开得一片祥和。与2009年4月伦敦峰会时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的状况相比，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看来已经过去，各国陆续走向复苏之路，以至于匹兹堡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居然是：退出策略，也就是讨论政府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救市政策中抽身。但就在匹兹堡峰会召开前不久，中美之间一场关于轮胎和鸡肉的争端，却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在有能力把复苏重新打回衰退的所有事情中，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会是首罪之臣。一些专家相信，贸易保护主义是导致和加深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贸易在1929年～1934年的短短5年间，下降超过65％。中美的贸易争端始于奥巴马决定对中国的轮胎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其中也包括美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的轮胎，理由是大量的中国轮胎涌入美国，对美国的轮胎工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美国工会提出这是"不公平的贸易"，但说到底还是：中国生产的轮胎太便宜了。中国的商务部随即对美方的行为做出强烈反应，宣布对美国出口中国的鸡肉产品和m/汽车部件进行反倾销调查。贸易保护主义，到头来其实是损人损己，最后真正能从中得益的，恐怕只是极少数人。美国有2.5亿辆左右的乘用车，大约2亿人有驾照。不算那些不能驾车的16岁以下的人群，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有驾照，说这是一个生活在车轮上的国家并不过分。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目前中国的轮胎占美国轮胎市场的份额大约是16.7%，如果用这个比例粗略地换算一下，大约有3000万美国人正在使用中国制造的轮胎。奥巴马宣布增加中国轮胎的关税，这中间有一部分也许会被轮胎生产商吸收，但还会有一部分最终要由美国的消费者承担。让美国3000万消费者在轮胎上花费更多的钱，是增加关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如果中国的轮胎不变得更贵，美国工会还会继续说这是"不公平"的。那么，3000万人的利益换回来的是什么？美国去年所有的汽车配件制造工人总数不到60万人，今年因为衰退，只剩下不到40万人，其中生产轮胎的可能仅有几万人。这几万人未必会因为对中国轮胎征税就保住饭碗，毕竟在美国生产轮胎，特别是生产低端轮胎的成本实在太高，即便不转移到中国，也会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是在牺牲上千万消费者的利益，换取几万个迟早要保不住的饭碗。中国这边的事情要更有趣一点。美国输华的鸡肉产品中很大的一部分是鸡爪。美国鸡爪有好些特点，一是个大肉多，因为美国饲养的肉鸡体型一般都很大，于是鸡爪也相应的大些；二是非常便宜，因为美国人并不爱啃鸡爪。因此，中国人每年消费的天量鸡爪中，有不少来自美国，而对美国的养鸡场而言，中国是一个很小的市场，每年销售到中国的产品占其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不到2%。因此无论最终中国商务部采取什么举动，都不会对美国的养鸡场造成显著影响，但对中国而言，美国却是唯一一个能够大量稳定地供应大鸡爪的国家。各人的口味可能不同，有些人也许爱啃小而瘦的鸡爪，但从美国鸡爪良好的销售记录看，中国还是有很多人偏爱大鸡爪的。如果中国真的对美国输华的鸡肉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它对美国人的伤害不多，最后反而使很多的中国消费者多掏腰包。那些钱也许数目不大、并不起眼，但看似惩罚了美国养鸡场，最后陪绑的却是中国消费者。一个国家出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口，否则出口了一大堆商品，最后手上剩下的都是外汇。留着外汇有什么用呢？不就相当于给别人打工，最后换回来一堆纸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鼓励进口和鼓励出口同样重要，特别是对中国而言，目前中国进口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结果手上攒下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是否强硬，是以对本国的消费者有多狠来衡量的，那这样的游戏不玩也罢。轮胎和鸡肉，小物件里有大文章。就业率之忧 就业率之忧(1)2009年，中国政府希望增长"保八"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保证就业。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增长的奇迹，但远没有创造一个就业的奇迹。伴随着平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的增长每年只有1%多，这在很多国家都是很难想像的。为什么中国的高增长没有产生高就业？《靠制造业增加就业的幻觉》探讨了一个我认为的原因：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国倚重制造业，倚重投资、上项目的增长方式，它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对创造就业却是不利的。经济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发展制造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部门反而最不能吸收就业。如果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给我们带来了任何启示的话，那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才是正解。除了整体上的就业难，中国的就业还存在结构性问题，底层的民工经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更容易找工作。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可能有很多。《民工上岗，大学生待业》讲述我看到的一个重要原因：民工能够及时调整预期，接受更低的工资，而大学生却不能。大学生的市场价格，已经低于许多大学生自我预期的价格。在这里，价格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行业种类、工种和地理位置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我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大学生面对现实。《看不懂的就业数据》讨论了一个很广义的问题：统计数据能否真正反映实际情况，同时，那些不具有约束力的数量指标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政府的决策是否具有科学性，以及能否让政府真正实现问责。《集体减薪还是个别人失业》的写作背景是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压力上升。当时中国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是，让更多的人接受减薪，还是让一小部分人面临失业。而我试图论证，减薪虽然很难，但也许是更好的选择。一、靠制造业增加就业的幻觉想将来，中国的制造业还会越来越强大，并逐渐从低端走向高端。但从就业角度看，制造业也许越来越不足以吸收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一直以来，现代化和工业化是紧密相联的，因此发达国家有时候也被叫做工业化国家。有意思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只有10％左右，听起来好像有点徒有虚名。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其工业都已经不再是其经济中最大的部分，甚至也不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只是这些国家的兴起，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的。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走的是工业化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走得相当成功。30多年来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靠制造业拉动的，特别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从增加值上讲，我自己的计算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很可能已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当然，大并不代表强。中国的制造业，很多还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这样的大，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海量制造实现的，否则中国也不会有"世界工厂"的称号。制造业，虽然（曾经）是很多国家的增长引擎，却未必是就业的增长引擎。实际上，制造业几乎从来都不是创造就业的最主要部门。纵观各国经济的发展历史，一个现象十分明显：工业化之前，最主要的就业吸收部门通常是农业，那些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甚至包括中国自己，人口的最大一部分仍在务农；工业化之后，比如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服务业会成为其最主要的就业吸收部门，吸收80％的就业人口。就业率之忧 就业率之忧(2)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通常比农业和服务业的快，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对经济增长有利，对就业却未必如此。打个比方说，纺织机一发明，一个纺织女工一天能生产的布相当于过去几百甚至几千个纺织工人织的布。毫无疑问，这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但是，如果纺织品市场的总规模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那么纺织机的发明将直接导致，纺织行业能吸收的就业人数减少。相反，在很多领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比较慢。比如剃头匠，多少年了，大概还在用不变的技术剃头。烧菜的大厨，就算有了最先进的电器，烧菜的速度也不可能快到哪里去。如果大家下馆子的次数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那么为了满足需求，厨子的数量也必须有相应的增长，。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尽管很多国家是因为工业发达起来的，但就业增长最快的部分却是在服务业，烧饭的、洗衣的、做中介的、打官司的、写小说的、拍电影的等。中国的经历与很多国家的不太一样，中国的工业化是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产品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迅速扩大。因此，虽然中国纺织工业的效率提高了很多，但纺织行业吸收的就业人数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因为中国的纺织业不仅拥有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而且服务于十分广阔的国际市场。这就给很多人造成了一种幻觉，觉得制造业，特别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制造业，可以在未来支撑中国的就业增长。但是这也许只能是幻觉。目前，中国的众多低端产业已经在全球占据支配地位。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不可能再持续地吸收就业。而高端的制造业只能吸收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就业。比如，造m/汽车需要的劳动力比生产衣服需要的少，造飞机需要的劳动力比造汽车需要的更少。更何况，在全球危机的影响下，西方的消费者很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因此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也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持续高速地增长。2009年中国的出口下滑两位数已经是一个明证。将来，中国的制造业还会越来越强大，并逐渐从低端走向高端。但从就业角度看，制造业也许越来越不足以吸收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了。中国的各级政府，一直对制造业、对"项目"十分偏爱，因为制造业可以带来投资和税收。各种政策优惠也都向投资和发展制造业倾斜，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制造业相对过大，服务业则相对过小。这件事情，对经济增长的数字有利，毕竟制造业往往是增长最快的部门，但对就业的数字而言，则是另一番景象。这也许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之冠，过去几年基本都保持在两位数，而中国的就业增长率却只有区区1%～2%，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真正转化为高就业。要解决中国旷日持久的就业问题，仅靠上项目恐怕是不行的。世界上还没有几个国家真的依靠制造业解决就业问题。有些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比重相对较高，比如韩国、日本和德国，但这些国家的经验未必能在中国套用，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了，即便把世界上所有的制造业都转移到中国来可能都不够。给服务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有利于帮助缓解中国持久的就业压力，也可以自然地拉动内需。富裕起来的中国老百姓不会每年都需要m/买车买电视，他们会将越来越多的钱用在购买服务上，从消费农产品和工业品，到消费服务，是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就业率之忧 就业率之忧(3)二、看不懂的就业数据谁都知道这个数据本身没有任何信息量，因为不去登记的人是不统计在内的，它和国际上通行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大相径庭。其次，这个数据几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就业情况没有任何相关性。通常我一觉醒来，黑莓手机里总会躺着10～15封电子邮件，大部分是我睡觉期间收到的关于亚洲市场的报告和投行报告，其中大多数是关于中国的。我一般会躺在床上把这些电子邮件快速地浏览一下。看邮件、洗脸刷牙再吃早饭，几乎是我每天早晨铁打不动的三件事情，而且顺序必须如此。我实在没法忍住先看邮件的冲动，因为在我睡觉期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的诱惑力实在太大。2010年3月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收到的信一下子多出了好多封。通常这意味着出大事了。打开一看，原来都是关于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于是我找来《政府工作报告》细读，并特别关注当中的经济部分。严格说，报告里没有什么新闻，主要的政策导向已经被反复说过多次。报告里的提法、用词和语气都没有变，没有太多让市场兴奋或者失望的东西。不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没有新闻可以是好消息，也可以是坏消息。于是我把关注点转移到一些数据上。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人民代表大会不是橡皮图章。如果真的不是，那人大就应该审议一些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人大不是吗？代表大政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都需要人大审议通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怎么能说没有约束性？下面我就从一些很小的方面开始讨论。温总理的报告里提到了不少数据，比如2010年GDP的增长率目标是8%，通胀率要控制在3%以内，财政赤字1万亿元出头，信贷增长全年保持在7.5万亿元，登记的失业率保证在4.6%以内等。把这些数字一个个看过去，你可以发现不少问题。先从经济增长率说起。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政府能够控制经济增长率，那也许就是中国政府。问题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设定增长率目标为8%，这使得8％这个数字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信息量了。2009年的8%还提供了些政策信息，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中国的增长速度会放缓，8%至少表明了一种政策的决心。但到了2010年，即便是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中国能增长9%，乐观的更觉得能增长两位数，因此8%在这个时点就体现不出任何政策意义了。接下来要说的是财政预算。2010年财政收入预算增长8%，支出预算增长11.4%，因此赤字是一万亿元出头。我想说，2009年是十几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最困难的一年，国家对增值税进行了改革并且增加了出口退税，因此2009年开始几个月的财政收入是负增长。但是到最后，200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还是增长了11.7%。现在困难已经基本过去，那么2010年8%的财政收入增长是如何估算的？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从来没有低于过两位数，而且不出意外，2010年的经济情况肯定比2009年强，因此2010的财政收入增长，保守地说也不应该低于最困难的2009年。中国财政的总盘子是7万亿元左右，财政收入增长少估算一个百分点，就给财政系统创造了700亿元的自由度。而如何使用财政超收部分在中国是相当灵活的，可以用于追加支出，减少赤字偿还债务，或者纳入财政稳定基金，这基本都由财政系统说了算。2010年的预算财政收入增长，在我看来有可能低估了5～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到2010年末，财政系统可能会超收4000～7000亿元。如果这些钱全部用于冲销赤字也就算了，要是变成了突击花钱，那引起的浪费可想而知，而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就业率之忧 就业率之忧(4)下面再讨论城镇登记失业率。首先，谁都知道这个数据本身不包含任何信息量，因为不去登记的人是不统计在内的，它和国际上通行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大相径庭。其次，这个数据几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就业情况没有任何相关性。举例来说，90年代末大量国企职工下岗时，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才3%，2007年经济过热，全年经济增长14.2％，登记失业率反而上升到4%，2009年全年登记失业率都为4.3%，可谁都知道2009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前低后高的大幅波动。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在2010年把这个数据控制在4.6%以内，是什么含义？实在难以理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数字都存在问题。譬如，信贷总规模控制在7.5万亿元左右和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就是有约束力的。给定2009年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投放的情况，如果政府尤其是央行什么都不做，这两个目标是不会自动实现的。实现7.5万亿元的信贷规模也许还相对容易，毕竟央行可以"窗口指导"商业银行，或者干脆发行定向央票，惩罚那些信贷增长过快的银行，但要实现通货膨胀维持在3％以内，未必容易。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粮食的价格都在恢复，再加上2009年的价格基数水平较低，如果控制不好，2010年的全年通胀很容易超过3％。最后把话题拉回来，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是确保行政机关问责、杜绝腐败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对其审议的文件具有大多约束力，是反映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在事实上具有多大约束力的重要指标。即便从这个狭义的角度考虑，中国的人大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三、民工上岗，大学生待业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最根本方法，在我看来，就是降低大学生的底线价格——更少的工资，更不理想的行业，更低的职位或者更偏远的地方（离开中心城市）。大学生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而且在他们决定上大学之前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2009年春节前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全国有2000万民工失业。此话一出，震惊四座。2000万因此成为了一个标题性的数字，引发了无数讨论。后来证明，这个数字可能夸大了农民工的失业程度。2009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又公布了一个春节后的调研数据。此次调研比春节前的那次更全面也更细致，基本结论是，有1100万民工尚未找到工作。如果根据全国有2.2亿个农民工的总数计算，那么在2009年春节后，大约有5%的民工处于失业状态。失业的绝对数较高，但相对比例并不算太大。几个月后，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几乎完全淡出视野。可能是因为媒体和网络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但我更倾向于另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即便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低谷期，农民工的大范围失业问题也并不像很多人最初担心的那样严重。到2009年秋天，又传出消息说民工荒重新出现。如果说就业真的有问题，有问题的也应该是2009年全国610万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下发各种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政策，从鼓励支教、当村官到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等，不难看出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关于大学生就业情况，并没有较好的官方数据。2009年6月1日的财经网上有一条消息：签约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6月1日，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发布新一期网络调查"2009届大学毕业生签约率"的结果。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普通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为38%，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签约率为36%，这与此前4月发布的本专科签约率均为39%相比，均有所下降。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该签约率中也包括继续深造的，也就是推迟就业的。把民工就业和大学生就业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你看到的是一幅非常有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图景。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群体，也就是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而恐怕是最低端的中国劳动力群体，也就是农民工，却总能想方设法找到工作，更确切的说找到谋生的办法。就业率之忧 就业率之忧(5)我一直相信一个观点：没有卖不掉的东西，只是价格问题。如果你有一车梨卖不动，你可以降价，降到不要钱的时候，肯定会被抢光。如果碰巧是一车烂梨，不要钱也没人抢，那你就倒贴钱，贴到一定程度，一定会有人来抢。总之，如果你想把东西卖出去，只要价格对了，就能成功。反过来说，如果东西没卖出去，那很可能是价格不对。这未必适用于所有情况，比如你碰巧在一个完全没有人烟的地方卖一车梨，那么无论你怎么降价也不会有人来买，但是劳动力市场不属于这种情况。农民工找到工作相对容易，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就是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待遇是随行就市的。劳动力市场紧的时候，大家工资都高点，市场松的时候，大家工资都少点。工资实在太低时，农民工就回家种田去。总之，工资的变动代替了量的变动，这和前面卖梨的例子一样，不管那车梨有多少，通过价格变动，都能卖掉。大学生的情况可能正好反过来。大学生的真实"市价"，也就是能让大多数学生都就业的工资水平，可能已经低于许多大学生的底线价格了。许多大学生就是因为不愿意接受"市价"，包括工资水平、行业种类、就业地点等各种与工作相关的因素，而"找不到工作"或者待业。大学生劳动力的"市价"低可能是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比如已毕业大学生的供给数量太大，但需求不足，也可能是教育质量的因素，市场对部分大学生的质量不认可，不认为这些在大院子里混了四年、读了几本书的学生真的能够创造价值。1999年和2000年，大学开始扩招。当时我就很震惊地看到，在没有增加师资，没有增加教学设施的情况下，学校是如何凭空扩招一大堆学生的。我的本科生班有70名学生，而比我低三个年级的本科生班竟然有120名，再往后一年达到150名。人家过去说笑话，生那么多孩子怎么养？回答是，那有什么难的，不就是煮稀饭的时候多加一瓢水，吃饭的时候多加一副筷子嘛。大学扩招，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用多加一瓢水和多加一副筷子的方式实行的。前面已经提到，现在为了解决本科生就业难的问题，教育部又开始进行研究生扩招。看来，水还要继续掺下去。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学生劳动力的低"市价"，这一现状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最根本方法，在我看来，就是降低大学生的底线价格——更少的工资，更不理想的行业，更低的职位或者更偏远的地方（离开中心城市）。大学生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而且在他们决定上大学之前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个人其实也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像我们这些留学国外的，十几年前是"海归"时多金贵啊，全国都没有几个。现在学成回国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你还认为自己像当年那样金贵，那估计只能当"海带（待）"了。但这就是市场规律，没有人能够改变。就业率之忧 就业率之忧(6)四、集体减薪还是个别人失业在经济走差的时候，工资越缺乏灵活性，失业的状况就会越严重。由此看来，失业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的灵活程度。这件事情的分配意义在于，减薪相当于让更多的人一起承担经济变差的成本，而裁员则是让一小部分人首当其冲。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必然会放慢甚至出现减少的状况。同时，一个并不轻松的现实是，这种收入增长的下降不会平均分摊到所有人的头上，而是一部分人承受大部分的下降，而大部分人毫发无损。具体的表现是，一部分人会失业并失去收入来源；另一部分则保有其工作，其收入也还有保障。这件事情看上去不那么公平。更何况，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往往是最需要工作的人。他们本身可能就属于边缘人群、困难人群，或者是缺乏经验和技能的劳动者。相比其他人群，失业对这些人的生活将产生更大的影响。诚然，失业增加是经济变差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失业究竟是否必要，并不一目了然。在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企业是否愿意并且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调整工资来吸收经济变差产生的冲击。对企业来说，裁员和减薪，对控制成本的效果是类似的，都是减少工资开销。和减薪相比，裁员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裁员虽然不难，但等到经济变好的时候，重新招聘立刻就能用的人是不那么容易的。老员工未必会回来，新手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这意味着，通过调整员工人数来应对经济状况的变动，存在额外的成本，而通过调整工资，则不存在。因此，如果工资具有足够的灵活性，那么在经济暂时变差、企业必须要控制成本的时候，企业更有可能选择降薪，而不是裁员。但如果情况正好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工资不具有灵活性，企业又必须控制成本，那么企业能做的最好决策就只能是裁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工资越不具有灵活性，在经济走差的时候，失业的状况就会越严重。由此看来，失业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的灵活程度。这件事情的分配意义在于，减薪相当于让更多的人一起承担经济变差的成本，而裁员则是让一小部分人首当其冲。所以，无论对企业利益而言，还是从公平的意义上讲，允许在经济暂时变差的时候减薪而不是裁员似乎都是更好的选择。在中国还没有建成完善的社会安全网，还存在较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情况下，尤其如此。2008年末和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近三十年来罕见的急剧下滑，这对就业的压力不言而喻。那时的中国，就切切实实地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取舍：减薪还是失业。无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还是从公正的角度看，选择减薪似乎都优于选择失业。可是，此话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却非常难。毕竟，面临失业的只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让大部分人为小部分可能会失业的人牺牲自己的工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也是很多企业通常选择裁员而不降薪的重要原因：得罪一小部分人比得罪所有的人要容易处理。同时，由于存在最低工资保护，对于低工资的雇员，企业缺乏进一步下调其工资的空间。因此，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减薪变得格外艰难。这里也许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政府不应该限制企业裁员，毕竟这是企业自主的经营决策。然而在短期内，政府可以为企业消除降低工资福利的壁垒，容忍企业降低工资福利的行为，使得降低工资成为企业的一个真正可能的选择项。我们还有大量的人员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工作，政府可以对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作出限制，如此一来，可以减少私人机构调整工资的压力。政府还可以做的是，在全社会建立一种共识，让每个人都明白经济下滑带来的损失应该由大家共同分担。当然，更长远地看，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安全网，让那些暂时失业的人员可以获得最低程度的保护，并有时间重新寻找新的工作。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怎么看都是一件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每个人都能分担一点，大家的日子也就不会那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