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至今我还记得，有这么个月夜，我兴奋不已，一心希望向月亮娘娘倾诉心中的秘密，我的向往……我已记不住当年倾诉的是什么，但多年来，我都忘不了那个月夜。二那天从早到晚发生的一切，于我依旧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就好比现在眼睛看见的女儿从小到大所干的种种蠢事一样清晰深刻。1918年，我正好四岁，在无锡。中秋节应是天高气爽，然而那年的中秋，却热得奇特，正应着“火烧八月半”之说。早上一觉醒来，就觉得床上的草席都是黏湿湿的。房里热烘烘地散发着阵阵懊热的暑气。早在初夏时分，佣人已在房内各窗棂前挂上竹帘，床上铺上草席。现在秋天来了，但早晚还是毫无凉意，帘子挡着滞留了一夜的暑热，空气是浑浊的，混杂着便壶里刺鼻的尿骚臭。汗水湿透了我枕席，头颈上汗淋淋的，一觉睡醒后，只觉得头涨国肿，心里十分烦躁。屋外弥漫着一股带焦甘的香味；似在焚烧着什么。“什么味？”我问照看我的女佣阿妈，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的刹那，她总会出现在我床边。她睡在隔壁房的帆布床上。“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她说着把我抱到膝上，开始给我穿衣服。“我们在熏‘五毒’吧？”我睡眼惺忪地咕噜了一句，从她膝头爬下来，又攀上窗边往院于里张望着；我看见一盘绿色的东西，那样子活像一条盘踞着的蛇，那腾起的黄烟就像它翘起的尾巴。几天前我就看见阿妈把它从一只彩盒里拿出来，盒子上画着五种毒虫：蛇、蝎、蜈蚣、蜘蛛和衡妈，“这五种毒虫的任何一种，都足可咬死一个孩子。”阿妈曾这么对我说过。因此每每想到我们已逮住了“五毒”并正在焚烧它们，我就会大大松一口气。我不知道，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绿色的驱蚊蝇的线香。这天，阿妈给我拿出一套硬扎的黄底黑条的绸衣。“今天你可没时间玩了，”阿妈边给我套上衣服边叮嘱我，“你妈已替你做好一套新的虎纹装，那是特地过节穿的。如今你已是个大姑娘了，你可以去参加那个仪式了。”“什么叫仪式？”我由着阿妈播弄着。“反正，你要文静听话，这样，才不会受到神明惩罚。”阿妈扣着我的盘花纽扣说。“怎么惩罚？”我又问。“你问得太多了。”阿妈对我喝了一声，“你不必问，反正到时候跟着你妈，点香、对月亮娘娘祈祷、叩头。听到吗，映映？可不能丢我的脸呀！”我撅着嘴点了点头。这时，我发现袖口的黑镶边上，绣着朵朵金牡丹，那是我妈绣的。这时，院子里传来一阵人声：“……这个怪天气，骨头都要给悟烂了……”他们抱怨着这不合时宜的暑气。家里来了好多亲戚，他们从北方赶来这儿过节，起码得住上一个星期。阿妈替我梳好头，让我原地转了一圈，经她端详一番后，终于满意地说：“真漂亮。”我却是嘟着嘴摆出满脸的不高兴，只觉得那一身的黄底黑条的衣服，颇像大牢里的囚衣。“今天有些什么人？”我又问。“全家。”她颇有兴致地说，“我们将去游太湖，已经租好一条船了，还带上一位厨师，我们将吃船宴，拜月亮娘娘。”“月亮娘娘，月亮娘娘！”我高兴得又蹦又跳，盯着阿妈问，“月亮娘娘是谁？”“媳娥呀！她住在月亮里，今天是一年中唯一能见到她的日子，你可以向她许个愿。”“什么叫许愿？”“就是你心里想的，却是不能说出来，别人也不能问。”“为什么不能问？”“因为……一问了，就会不灵了。你不该问这，一个女孩子永远应该多听少问。”“那么月亮娘娘怎会知道我的心愿呢？”“哎晴，烦死啦。因为她是个神仙嘛。”“好吧，”我终于懂了，“那我就要跟她说，我不要穿这身衣服。”“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许愿是不能说出来的。”阿妈说。早餐时，似没人提到游湖的事。早饭后，大家也只是闲聊着。我变得不耐烦了。“秋月恰人，荷塘鹤影……”父亲开始吟诗了，并且向众人作着解释。“这句的意思，就是大浪淘沙，淘尽历代英雄，一代代，都是这样船过水无痕地过去了！”“呵，亏得有你这位史学家还能记得他们，解释他们呀。”众人附和着他。妈也在和老太太们闲聊，向她们介绍一种自制的膏药：“喏，只要贴在这个穴位上，觉得你的皮肤在发烫，就行了。”“哦，这种膏药能消肿吗？我的腿又酸又疼，碰都不能碰。”一位老太太说。“这天热得，”另一位老姑婆插嘴道，“都要给熬出油了。”我只觉得无聊之极，阿妈终于发现了我的不耐烦，递给我一只兔子形的月饼，将我与同父异母的老二老三，一起打发去院子里。我手里捏着月饼，很快就把游湖的事搁在一边。我们三人穿过内院的月洞门，争先恐后地尖叫着向一张石条凳奔去。我最大，所以我得以占据那个避阴的最佳部分。石条凳避阴的那头，凉沁沁的，她们只好坐在太阳底下。我分给她们每人一只兔子耳朵，耳朵里面没有馅子，光是面粉，但她们还太小，并不懂得吃亏了。“姐姐喜欢我。”老二对老三说。“不，姐姐喜欢我。”老三对老二说。“别吵啦！”我说着，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兔子的身子，里面是蛋黄和豆沙。吃完了，我们拍尽身上的碎屑，一下子似又无事可干。忽地，一只红蜻蜓在低处盘旋，我马上跳起来去追逐它，我的两个妹妹也跟着我追捕它。“映映！”我听见阿妈在后边喝止我。老二老三一溜烟逃走了。这时，我妈陪着其他太太们正穿过月洞门出来。阿妈弯身替我把衣服拂了拂，怒冲冲地责备着：“看你这身新衣服，才上身，就给弄得一塌糊涂……”妈则笑吟吟地替我把头发抹抹平，说：“女孩子可不能像男孩子那般捉蜻蜓啰、追跑啰。小姑娘应该文静，如果你站着不动，蜻蜓不就不会来缠你了。”说毕，她便随着那群老太太走了。我伫立在原地，低头看着自己投下的影子，它有着短得可笑的腿和长长的手臂，头上盘着一个发辫。我摇摇头，它也摇摇头，我转身，它也转身。我掀起晾在砖墙上的竹席，看着它能否割断我的影子，但它却钻到竹席底下去了。我为自己影子的聪明而惊讶。我奔到树阴下，影子就不见了。我爱自己的影子，它像是我自身的另一面，与我一样有着不肯安分的脾气。“映映，你还准备游太湖吗？大家都走了。”阿妈又在叫我了。我们全家老小，都已穿扮停当等在大门口，叽叽喳喳地谈着天。爸爸穿着件棕色的纺绸长衫，妈妈的衣裙颜色正好与我们相反，是黑底黄镶边。两个同父异母妹妹穿着玫瑰色的小衫，她们的母亲是我父亲的两个姨太太。哥哥则穿着一身团寿花图案的长衫。连老太太们，都打扮得山清水秀的，迎接这个不同一般的节日。佣人们把吃食都装上黄包车，一大篮粽子，烧茶的小风炉，杯盘碗盏，此外，还有大袋的苹果、石榴和生梨。湿漉漉的甏内，盛着腌菜和咸肉，还有一大摞红盒子，每盒装着四只月饼，连午睡用的席子也带上了。我们各自跳上黄包车，年幼的孩子与自己的阿妈一辆，但我却突然从奶妈那辆车上挣脱下来，跳上妈妈的车。这一着令我阿妈很温恼。这不但表示了我的专横，而且很伤了她的体面。她向来宠爱我。自从她丈夫死后，她将自己的儿子弃在一边，到我家做女佣。在我，她犹如夏天的扇子和冬天的火炉，只有一旦需要时找不到它们，我才感到不便和不快。我们来到太湖边，这里也没一丝凉风，我们的车夫们，都已大汗淋漓，热得直喘气。大家依次上了船。这种船叫舫，就像一座水上茶楼，船上有个露台，比我家院子里的阳台还要大。不及阿妈搀扶，我早已和老二老三一起蹦上去。我穿过大人们各色凉飕飕的绸衣服，像鳝鱼一样在人群中窜跑，我们在比赛，谁可以第一个奔到船头。我喜欢在摇荡不定的船上行走。我推开花厅的门，第一间房颇像家里的客厅，我的妹妹们跟在我后边。我们挨次穿过一间一间的房间，最后，我们走进厨房，一个汉子对着我们扬了扬菜刀，我们哄笑着跑开了。船渐渐离开码头了，妈妈和其他女眷早已围坐在船头的露台上，打着扇子聊天赶小虫子。爸爸和叔伯们则倚在栏杆边严肃地谈论什么。佣人们忙着烧茶、炒杏仁，开始为午餐摆桌面了。尽管太湖算得上中国最大的湖泊之一，但那天似乎湖面显得很拥挤，小舢板、脚划船、帆船和渔船，还有我们这样的舫船，这儿那儿的，满目都是。我兴奋起来。露台上，家人们正围坐桌边开始享受节日的乐趣。他们用筷子夹起还在活蹦鲜跳的虾，在香醇的酱油里浸了浸，就这么生吞下去了。不过，我马上觉得很失望。只觉得这个船上过的下午，与往日家中的下午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午后，阿妈即打发我午睡去了。待阿妈睡熟后，我便轻轻起身踅到船尾。那里，一个粗壮的男孩，正在玩弄一种长颈鸟，它的颈脖上套着一只金属环，另一个孩子在它的金属环上扣上一根粗麻绳。随后，这只鸟拍打着翅膀，站立在船沿上，直盯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我轻轻移步跟上去，它斜眼警惕地睃了我一下，就扑通一声跃入水中。另一个男孩把一只芦苇编成的排筏划过来，不几秒钟，那只长颈鸟从水里浮现出来，嘴里挣扎着一条大鱼。它栖息在排筏上正想享受一顿美餐，但头颈上那家伙卡住它的咽喉，排筏上的孩子把那条鱼从它口中夺下来扔给船上的男孩。整整一个小时，我就在看他们捕鱼。只见船尾木桶里的鱼越来越多，随后一个男孩叫了一声：“够啦。”我边上的男孩便嗖一下潜进水里，然后爬上排筏，带着那只长颈鸟远去了。我对他们挥挥手，很是羡慕他们那种逍遥自在的生活。他们远去的排筏后面，拉开两条珠母般的黄棕色的波纹。我呆呆地伫立着，好像置身在梦境之中。猛一回身，方才发现有个脸色阴沉的女人，正跨坐在鱼桶前，默默地将鱼剖膛，挖出红色的内脏往身后随手一扔，扔进湖里，动作麻利而不间断。刮起的鱼鳞，随风扬起，在半空中飞飞扬扬的，颇像碎玻璃片。接着，她又宰了两只鸡，一只甲鱼，一大堆河鳗，然后，她便悄然无声地提着这一大堆东西进厨房，再也不出来了。我这才发现，天色晚了。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糟了，一身血迹斑斑，还沾满鱼鳞片及鸡毛。这时，我听到有人过来了，惊慌之中，我生出个古怪的念头：我飞快地将手伸进一碗甲鱼血里蘸了蘸，把它们涂满我的袖口，袄裤和前襟，我以为，这样一来，我可掩盖掉那些血迹，人家会以为我的衣服生来是红色的。我听到的正是阿妈的脚步声。看见浑身血迹的我，她惊叫了一声。待察看下来我没有缺胳膊少腿，连手指也没缺一根时，她便开始对我大声吼叫，声音里惧怕多于恼怒。“你还指望你妈会来帮你洗手？”她恼恨地说，“她会把我们赶到昆明去的。”那番话倒真把我吓懵了。我印象中，昆明是那样遥远，那边是猴子的世界。阿妈把我一个人扔在船尾，让我光穿着内衣和老虎鞋呆在那里哭。我盼着妈妈来，我想就算她看见我弄成这模样，至多只是轻柔地责怪我几句。可她没来。我听到一阵脚步声，但那只是老二和老三。她们瞪大双眼看着我那副狼狈样，然后笑着走了。湖水镀上一层金黄色，渐渐又泛起绿红，紫红，最后，是沉沉的黑色。天黑了，整个湖面上，亮起一片红灯笼，不时传来人们的嬉笑声，它们或是来自花厅，或是来自邻船。只听得厨房的门乒乒乓乓的，开启得很频繁，空气中弥散着菜肴的香味。我觉得饿了。虽然入夜了，但四周还是一片光亮。我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影子：我的腿，我的手，我的头……我明白了，为什么四周这么亮，水中我看到一个满月，一个温暖明亮的大月亮。我俯身向着她，希望向她倾诉一番。其他人一定也见到这个月亮娘娘了，只听四下爆竹声起，我连“扑通”一声都没听见，就发现自己跌入水中。水凉沁沁的，很舒服。所以一开始，我一点不惊慌。这有点像坠入软绵绵的梦境那种感觉，飘飘欲仙，我希望阿妈把我拉上去。但我马上觉得透不过气。我绝望了，在水中乱划乱蹬着，湍急的水灌进我鼻子和喉咙，我觉得窒息了。“阿妈！”我想哭，她不该抛下我不管呀！一个黑影在我身边擦过，那是五毒之———水蛇！它紧紧地缠住我，把我像海绵一样挤缠着，然后将我往半空中一甩——我一头栽入一张渔网里。我大口大口地呕吐着，并且哭喊着。四个人影凑向我：“太小了，把她扔回去吧。这能卖钱吗？”他们说笑着。我不再害怕了，我停止了哭叫，我知道这些人是谁。当阿妈领着我走过街市时，常见到这样的人，这时阿妈会用手遮掩住我的眼睛和耳朵。“行了，”一个女人责骂着他们，“你们把她吓坏了，她会以为我们是坏人的。”说着，她挺和气地转向我：“你家在哪，小妹妹？”那几个男人俯身看看我，哄笑着：“呵，是个小姑娘，不是鱼，不是鱼。”我又害怕了，四处是一片触鼻的鱼腥味。“别睬他们，”那女人说，“你是从哪条船过来的？”我茫然了。湖面上到处可见一片片的船帆：脚踏船、帆船，也有像我们家租的那种船舫。“那艘！”我指了指一艘张灯结彩、笑语纷纷的船舫。“就是那艘，那艘！”我又开始哭了，惊恐过去后我睁大双眼逼视着缓缓驶近的船舫，恨不得立时回到亲人身边。船上飘来阵阵诱人的酒菜香。“喂，你们有没有丢失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姑娘掉到水里啦！”那女人对着船上吆喝着。船舱花厅里一阵嗡嗡的骚动声，我迫不及待地在人群中寻觅着阿妈，爸爸，妈妈……船上的人都拥到栏杆边，我眼前晃过的，都是一张张陌生的给酒气熏得红扑扑的脸庞。这时，一个小女孩从人堆中挤了出来：“我在这儿！”船上的人哄的一笑，虚惊一场，又回船舱了。那艘船开走了。我默默地伫立着，全身战栗起来。我觉得一片空虚，一种遭弃的恐慌。湖面上一片辉煌的灯火，爆竹声此起彼落，人们喝酒划拳，自得其乐，陶醉在节日的欢愉中，却没有人关心我。我只觉得世界一下空旷了，我永远与家人失散了。女人又一次打量着我，此时的我，发辫散了，内衣沾满泥水，鞋子也丢了，赤着双脚。“我们拿她怎么办？”一个男人说，“没人要她。”“或许她是个叫化子，看她那模样。”另一个男人说，“就像那些筏子上的叫化子。”我满心恐惧，或许我真的成了个叫化子了。我再没有家了。“晴，你们都没长眼睛吗？”女人说，“看她的皮肤，多么白，还有她的脚底，看，多嫩。”“那我们就把她送到岸上吧。如果她真有家，他们会找到她的。”另一个男人叹了口气：“这样的晚上，最容易出事了：有人喝醉酒跌下去，也有小孩子，一个不小心，就坠入水里，亏得她没有沉下去。”船靠岸了，那男人用他那双满着鱼腥味的手，把我抱下船。月亮在我身后高高挂起，我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次它是矮矮的，蜷缩着的，带几分粗鲁。我们一起沿着灌木丛奔跑。远处，传来锣鼓声。那边空地上，搭起个戏台，月光下，人们在看皮影戏。一个年轻男人正在对观众们说：“现在，月亮娘娘出来了。”月亮娘娘！这几个字令我忘记了眼前的困境。一阵密集的锣鼓声后，一个娉娉婷婷的女人身影，在布幔上出现了。她拨响琵琶唱起来：“妾居月中君住日，日月相对遥相思，日日思君不见君，唯有中秋得相聚。”她披散着头发，悲痛欲绝。她已命定将永远栖身在月亮上与丈夫终生分离，无望地寻找着她的未来。“女人是阴，”她痛苦地唱道，“她注定只能冷却自己的热情，就像阴影一样，没有光彩。男人是阳，夺目耀眼，女人只有借着男人，才有光彩。”听到唱的最后几句，我哭了，绝望又悲恸。尽管我还看不懂整出戏，但我已能理解她的隐痛。“我们都失却了自己的世界，再也无法把它唤回。”锣声当一响，月亮娘娘向观众鞠了个躬，从布慢后消失了。人们热烈地喝着彩，这时，一个年轻男人向大家说：“听着，每个人，可以向月亮娘娘许个愿……”他的声音被下面的嘈杂淹没了。“……只要花几个铜板……”观众开始散场了。“一年才这么一次呢！”年轻人几乎在恳求了，依旧没人理会他，只有我和我的影子，匆匆地挤向前边，但那个年轻人眼皮子都没向我翻一下。我赤着双脚继续奋力往前挤，我要对月亮娘娘许个愿，我知道我要什么。我像晰蜴一样，钻到布慢后面。我看见她了。她远远站在那里，就着一盏闪烁的油灯，她的身影显得那样漂亮，动人。“我有一个心愿……”我低声向她诉说着，她也没能听见。我慢慢向她走近。我能看清她了：起皱的双颊，一只油光光的酒糟鼻，满口大板牙和布满血丝的双目。“她”显得十分疲乏。只见她披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就着幽暗的油灯款款下了台，然后一把扯下头发、脱下长裙，当我准备拉住她，恳求她听听我的许诺时，我发现，月亮娘娘成了个男人。三好多年过去了，我已不记得，当年我究竟要向月亮娘娘祈求什么？以及最后我的家人是如何找到我的？这两件事对我至今仍是一个谜。我的心愿得到了应诺，却没有兑现。——尽管我最后还是被找回了，我的家人沿着水路到处寻找我——但我至今不信，找到的那个女孩就是我。后来我长大了，什么月亮娘娘的悲惨故事，船舫，会捕鱼的长颈鸟……渐渐都在我记忆中淡薄了。现在我老了，离坟墓越来越近了，这似又使我有了一种归属感，我好像又回到童年，我生命的黎明，我又清晰地记起那年中秋，重番体会到那份天真，坦诚，不安，好奇，恐怖和孤独，就那样，把自己给丢了。今晚又是中秋，我又记起那个遥远的中秋，我甚至记起了我对月亮娘娘的企求：我希望我能被找回。二十六扇凶门“别沿着墙角骑自行车。”母亲告诫她七岁的女儿。“不嘛！”女孩不从，“为什么呀？”“因为这样，我就看不到你了，如果你摔哭了，我也听不见。”“你怎么知道我会摔下来？”女孩不服。“命书上有的。《二十六扇凶门》，里面将预言一切，你会遭到厄难。”“我不信。让我看。”“这是用中文写的，你又不识中文。所以，你得听我的话。”“那么，那二十六扇凶门是什么？告诉我。”母亲只顾手中的编结。“说呀！”母亲还是不答理她。“我知道，你不开口，是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根本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女孩说着，赌气走了，跳上自个的自行车，沿着墙骑着，不及拐到墙角，就连人带车地摔了下来。游戏的规则——薇弗莱·龚的故事一早在我六岁时，母亲就教我，万事要不露声色，才会成功，这是一种战略，就好比下棋。虽然那时，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下棋。有次走过买蜜饯的店，我硬拉妈的手不肯离开，哭着赖着要吃蜜饯。“闭嘴。聪明人，就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你至少得学会辨别风向。风，最厉害了，它无影无踪，却最有力度。”于是，当我们再次走过这家蜜饯店时，我便一声不吭，乖乖地管住自己的嘴巴。待母亲挑好了她需购的食品后，便很爽气地从货架上拿了一袋蜜饯，一并搁在账台上。母亲擅长持家，因此，在她的精心治理下，我和哥哥们，都过得不错，至少不受我们四周环境的限制。我们住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里，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在餐馆和古董店后门的石子路上玩耍。我没有一点受穷的感觉。每日三餐，我们都吃得饱饱的，每餐五菜一汤。我们住着一套有两个卧室的明亮、舒适和干净的公寓。我们公寓楼下，是一家中国糕团店。破晓时，当小街上晨曦尚未散尽时，我就能闻到甜烂的煮豆沙香。然后，是油氽麻球和咖哩鸡饺的香味溢上来。经常我还在床上，就听到父亲碰上门上班去了。两排公寓之间的小路尽头，是一块空地，那是个小操场，置着滑梯、秋千架等。操场四周排列着石条凳，老人们常爱闲坐在这里晒太阳，嗑瓜子，用瓜子壳引着咕咕叫的鸽子。但我们最喜欢的，是那头的一条小径，幽暗，静谧，弯弯曲曲地延伸着，对我们来说带有几分神秘。我的哥哥们曾沿着它潜入一家中药铺后门，窥视到老李把那种希奇古怪的蛇虫百脚的干壳，和着什么东西的枯叶和干花，包成一小包一小包地卖给病家。据说有一次，他就用这种祖传的秘方，治好了一位被美国医生宣布了死刑的病人。药房边，是一个印刷房，专门印刷烫金的喜帖和过节用的彩旗。再往前走，就是鱼市场。橱窗里展放着一池一池已注定不能生还的甲鱼和其他水产，它们徒然地在铺着绿瓷砖的池里挣扎，同时还要互相倾轧争斗，为自己霸得一份较舒畅的空间。它们上方赫然写着一幅广告：“只供食用，不出售宠物。”穿着血迹斑斑白大褂的屠夫们，麻利地将顾客挑中的鱼剖膛开肚，一边坚决地向顾客保证：“都是活蹦鲜跳，刚刚捕捞上来的。”在生意比较清淡时，我们还能见到一篓一篓活生生的青蛙和螃蟹。大人们警告我们不能去惹冒它们。另外还有成箱的乌贼干，冰冻对虾，鱿鱼和鳗鱼。最令我害怕的是比目鱼。它们那扁平的身子和挤在一边的眼睛，令我想起一个被汽车压扁的小姑娘。我没看见她被碾死的情景，但一想起“压扁了”三个字，我就会联想到这条比目鱼。小街拐角处，是一家只有四只桌子的名叫“宏新”的餐馆。在楼道的隐蔽处，有扇写着“店主自用”的门，我和哥哥相信，一到晚上，强盗们就会从这扇门后出现。旅游者们从来不上宏新去，因为那里的菜单只有中文字而没有英文。曾经有过一个高加索旅游者，硬要我和同伴们在宏新的橱窗前摆好姿势拍照，橱窗背景是一只浓油重酱的烤鸭。拍完照，我向他介绍宏新餐馆。他问我那里有些什么菜，我就大声数说着：“猪内脏、鸭脚掌，还有章鱼肫……”然后我和伙伴们笑着跑开了。我们逃到中国宝石公司的门洞里，担心他会追上来。我妈为我取名薇弗莱，就是以我们住的街名命名的。薇弗莱·龚，是我用在文件和身份证上的名字，在家里，我叫“妹妹”。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而且最小。每天上学前，总是母亲替我梳的头，她把我的浓黑的头发绞得紧紧的，编成两根硬扎的辫子。那日，当她又用那把尖齿硬木梳对付我的头发时，我生出一个要小小捉弄她一番的念头。“妈，什么叫中国式的折磨？”妈只是摇摇头，她嘴里衔着一只发夹。然后她用水沾湿自己双掌，把我耳后的发丝抿平，再夹上发夹，尖尖的发夹扎得我头皮生疼。“谁这么说的？”她问我，丝毫没有表示出对我的捣乱的斥责。我耸耸肩说：“我们班上的男孩子们都这么说，他们说做中国人最苦了。”“中国人最能干了，”妈妈言简意赅地说，“中国人会做生意，还有中医和国画，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美国人才懒惰呢。中国人肯吃苦。”我哥哥文森特有一副棋子。在小街尽头，是第一中国浸礼会，我们每年圣诞节都上那教堂去。教会的妇女们，就向我们分发圣诞礼物。圣诞老人由一个教会的人扮演。他穿着圣诞老人的长袍，套着硬纸板做的飘着棉花球的白胡子。待轮到我时，我很认真地回答了圣诞老人的种种提问，以至众人都以为我还太小，以为我相信他真的是那个给孩于带礼物来的圣诞老人。其实我只是装傻，不露声色。当圣诞老人问我几岁时，我当下就在心里估量：按美国算法，我是七岁，但中国历法，我八岁了。于是我便回答道：我生于1957年3月17日。这个回答显然很使他满意。于是，他又挺认真地问我，我是否愿意做个乖孩子，信奉耶稣，听父母的话。我知道他喜欢怎样的回答，便一一顺着他的心思很认真地回答了。孩子们都急不可待地打开他们得到的礼物。我早就知道，大包头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子，得到一大件礼物，打开一看，不过是一本有关《圣经》人物的画册。而另一个女孩子，选择了一小件礼物，结果是瓶香水。还有，礼物盒里的声响也很要紧，一个小男孩子选中了一份，晃起来会叮当响的礼品，他以为里面一定塞满了一角和五分的镍币，结果打开一看，那只是个锡制的地球形储钱罐，他一下子很失望，结果挨了她妈一个耳刮子后，快快地跟着她走了。轮上我抓礼物时，我便小心地用手指触摸着余下的各种礼品，试试它们的分量，估摸里面的内容。最后，我选中了一件沉甸甸的、用闪亮的锡纸包着、扎着红缎带的礼物。我没选错，那是一排十二色的、圆圈状的棒糖，我满意地摆玩了半天。哥哥温斯顿也选得挺聪明，他摸到一盒塑料插板，并附有一张说明书，可以按说明书指示，搭出一艘二次大战时期的潜水艇。另一个哥哥文森特，则摸到一副棋。那应该说是一份很相宜的圣诞礼物，只是很明显是一副用过的旧棋子，而且还缺少一个黑兵和一个白骑士。我母亲有礼貌地感谢了这位不知姓名的赞助人：“太破费了！”这时，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对我们全家颔首微笑着：“圣诞快乐！”但一到家，母亲就要文森特把棋子扔了：“她自己不要了，倒塞给我们！扔掉，我们又不是捡垃圾的。”她生气地说着。哥哥们装聋作哑，只见他们已兴致勃勃地把棋子摆开，一边参阅着已给翻旧了的说明书玩了起来。整整一星期的圣诞假期间，我就看着温斯顿和文森特下棋，我只觉得那棋盘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它比草药铺里老李的那些怪草药更吸引人。哥哥们下棋时的表情是那样认真严肃，这令我相信，这场游戏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奥妙，比宏新餐馆里那扇幽暗神秘的小门，更富有刺激。“我也来，我也来！”当哥哥们其中一个沮丧地叹气，而另一个则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时，表示一局棋已告一段落了，我便乘机恳求着。文森特起初不肯让我参加，直到我贡献出两颗圆圈形糖果来填补缺少的两枚棋于后，他才答应。他选了一颗樱桃糖作黑兵，选了颗薄荷糖作白骑士，凡吃棋者，就可把它真的一口吃下去。文森特开始教我下棋的规则：“这里一共十六只棋子，我也是十六只。喏，皇帝或皇后，两个相士，两个骑士，两个炮座，还有八个兵。兵第一步只能往前走，然后，他们能连走两步……”“为什么他们只能走两步，不能走更多？”我摆弄着自个的兵问。“因为他们是兵！”他回答道。“为什么他们非得走十字步才能吃一个子？为什么棋子里没有女人和小孩？”“为什么天是蓝色的？你总问这些傻问题！”文森特说，“这是一种游戏规则，又不是我定出来的。喏，看这本说明。”他手里拿着那“兵”，将说明书翻到有关“兵”的那一页：“兵P—A—W—N，兵，你自己去看。”正在一边做面团的母亲，拍拍手中的面粉，说：“给我看看！”她接过说明书粗略地浏览一番做出一副漫不经心地样子。“这种美国规矩！”她不置可否地付之一笑。“每个人来到异国他乡，首先都得遵守当地的规矩。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裁判便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滚回去。他们并不跟你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你问，他们说不知道，你自己去琢磨吧！其实他们是心中有底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拿着棋子，自己去琢磨其中的奥妙。”说着，她狡黠地一笑。从此，我认真地钻研着棋艺，翻资料，查字典，还去唐人街的图书馆去啃各种有关棋艺的书籍。终于，我领悟了其中的不少奥妙，如何开棋？进而如何控制全局？一个好棋手，每考虑走一步，总要想到以后的三步四步，目光要远，而且得学会忍耐和不露声色，要会先发制人。我开始学会在棋盘前聚精会神，每走一个子，都三思而行，考虑它的后果。同时我也从中得到启迪，我不应该大披露自己的“为什么”，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嘛。这是棋艺，下棋的诀窍，但也是处世行事的准则。然而你必须不露声色，不露声色。这个由六十四块黑白方格构成的世界，于我，有着无穷的魁力。我自己动手仔细绘了个大棋盘钉在床头墙上，每晚躺在床上，我便会对着棋盘再琢磨一番。很快地，我不必再拿糖果来换取一次下棋的机会，但我却找不到一个下棋的对手。我的两个哥哥明确向我表示，他们更愿意在放学后，穿上Hopalong牛仔服上街去转圈子，而不愿与我下棋。二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穿过那小路尽头的场地，那儿聚集着一群老年人，正在观看两个人下棋。我飞奔回家，取来了文森特的那副用橡皮筋扎着的棋子，并且没有忘记带上两颗水果糖去顶那两个棋子的缺。我回到场地上，走近一个正在观看下棋的先生。“下棋吗？”我问他。他双眼睁得老大，然而当看见我手臂下夹着的棋盒，他笑了。“小姑娘，我已有好久没玩布娃娃了。”说着，疼爱地瞥了我一眼。我马上挑战似地把棋子拿出来，在他面前摆好阵势。这位老伯，他让我这样称呼他，他的棋艺可比我两个哥哥要强多了，我在他手里败了好几局，自然也损失了不少水果糖，但我自己觉得，我又得到了许多关于下棋的新的窍门。老伯教给我不少花招：什么“暗度陈仓”，“投石落井”，“突然袭击”，“背部捅刀”，“迷魂阵”，“杀人不见血”……下棋也有许多君子协定：吃进的棋子要排得整整齐齐，不到时机，不要叫“将”，还有输棋后，不要赌气把棋子一扔，因为事后还得你自己把它捡起来，而且还得向对方道歉。到了夏末，老伯已解尽所有，几乎传尽了他全部本事，我的棋艺更高明了。当我在那小广场上下棋时，我周围会围上一堆中国人和旅游者，连我母亲也会加入其中。她会以中国式的谦虚对众人解释着：“这小姑娘，只是碰巧而已！”其中一位先生向我妈建议，送我去参加市里的棋赛。妈妈莞尔一笑，模棱两可地晃了晃脸。我心里痒痒的，很希望妈妈能同意，但嘴上却一句没有吭。我知道她不会同意让我在陌生人中下棋，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故意主动表示，我不想参加市里的比赛，他们那种美国规则我也不大熟悉，万一输了，那可丢脸了。“又没人硬拖你去，你如此畏畏缩缩的才丢脸呢！”妈说，言下之意，她是同意我去的。第一次参赛时，妈陪着我坐在第一排上等着，我不住地抖动着双腿，因为汗水已沾湿了座椅上的金属支架。待叫到我名字时，我一下蹦了起来。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小块红玉，火红火红的，这是她的吉祥物。“祝你好运气。”她轻声说着，把王塞进我口袋里。我抬眼看了下我的对手：那是一个奥克兰男孩，约十五六岁，只见他皱着鼻子，多少有点不屑地打量着我。不过马上，他就从我视野里隐去了，眼前，只有我的白棋，他的黑棋，两阵相对。一阵清风拂过我的耳际，只有我听得懂它跟我说的是什么。“从南边起攻。”它轻声传授着我，“来无影，去无踪，给对方个出其不意。”我步步设营，沿着自己开辟的路线向对方挺进。好比风吹过树叶，观众席上发出阵阵沙沙声。“静一点，静一点。”有人责备地向四周发出警告。我屏声息气，步步深入。清风在我耳边刮得强烈：“从东边诱敌深入。”对方果然步调有点乱了。“乘胜追击。追！追！他已昏头昏脑了。”那股看不见摸不着的风，越刮越烈，最后，如风卷残云，一声“将”，顿时风止云静，只听见自己平缓的呼吸声。妈妈将我捧回的第一个奖杯，放在一副新的塑料棋边，这副棋是邻居送我的。妈用软布轻轻拭净两只棋子，一边说：“下次赢得再出色点，再少给吃掉些棋。”“妈，这与失却多少棋无关。”我说，“有时，就得丢卒保帅嘛。”“最好还是尽量少让对方吃掉些棋子。”在又一次的赛棋中，也是我赢了。我母亲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还是说：“这次你丢了八只棋子，上次是十一个。你已经进步了。不过最好再少丢几个。”她说得我很不耐烦，但我又不能和她说什么。我的名气越来越响，参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场场都赢。楼下的中国糕团店，将我的不断增多的奖杯，与那些积满灰尘的糕团模型一起陈设在橱窗里。一次，当我在一场区域颇大的比赛中，照样捧回一只奖杯时，那家糕团店的橱窗内，摆了一只新鲜的浇着厚厚奶油的蛋糕，上面用大红的糖油浇出：“祝贺你，薇弗莱，唐人街的小棋圣。”不久，几家花铺、墓碑、雕刻铺和殡葬馆的老板们建议，我可以参加国家级的比赛。从那时起，我母亲就决定，我不必再为家里做菜烧饭了，温斯顿和文森特义不容辞，应该顶我的缺。“为什么她可以如此逍遥，而让我们干这种家务活？”他们抗议着。“这是最新的美国规矩。”妈说，“妹妹就是可以逍遥，为了下棋，她已绞尽脑汁了。你们呢？你们能绞尽自个的毛巾，已经是很帮忙了！”九岁时，我已是国家级的象棋冠军了。好像离开大师的身份，近在咫尺。我被捧成美国的希望，棋坛新星，神童。生活周刊上也登出我的照片。鲍勃费雪在边上注道：“棋坛上还没出现过女大师呢。”那天，他们给我拍的照登在了杂志上。我的头发按例给抹得溜光滴滑，夹着塑料水钻发夹。我对面坐着个美国人，与那次在小广场上与我对弃的老伯年龄相仿。我至今清楚记得，那个小广场的老伯，如何给我的棋子弄得大汗涔涔。他那件深色的，散发着浓浊的汗气的上装口袋里，塞着一块大手帕。每走一只棋，他就掏出手帕猛拭手掌。我那件绉纱的粉白裙子的领口花边，扎得头颈很不舒服，那是妈特地为应付这种场面而赶制出来的。我按着妈给我设计的那个动作摆好架势：握起拳头支着下巴颏，肘部优雅地抵着桌沿，我会前后晃动穿着皮鞋的脚，就像平时坐在校车里等得不耐烦的学生一样。随后，我停止了摇晃，咬着嘴唇做出思索和举棋不定的迟疑，然后，以一种威胁的手势，将棋子“啪”的一下，放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随后，绽开一抹胜利的微笑。这是一整套专为新闻界设计的造型。三我不再在薇弗莱街上玩耍了，我也不去那满是鸽子和老人的小广场了，我每天两点一线：上学、回家。一进家门，就又扎进棋堆里，从中悟出更多的秘诀。可很快我就觉得，家中的干扰太大，这主要是来自我母亲。每逢我对棋盘琢磨着新的策略时，她便往我身边一站，我想那是因为，她自认是我的同盟者。我每移动一个棋子，她鼻孔里就会轻轻喷出一个“唔”。“妈，你老这样守在边上，我都没法练棋了。”一天，我终于向她提出。她便一声不吭地回到厨房去，把锅盘碰得乒乒乓乓的。当那阵乒乓声静默下来后，我发现她站在走廊拐角处，一声“嗯”，又从她紧闭的嘴里漏了出来。为了我能安心琢磨棋艺，父母对我可谓百依百顺。一次我抱怨着与我同卧室的两个哥哥太吵，结果，他们马上被移到临街的那间起居室，在那里为他们支起了床铺。如果我在餐桌上把饭菜剩下，表示吃得太饱，我的胃部就会不舒服，那将影响我的思维，父母也决不会责怪我。但有一件事是无法赦免的，就是每周六，在我没有比赛的日子里，我必须陪妈上市场去。这时，妈会得意洋洋地挽着我，几乎进出每一爿店，购一大堆东西，然后不失时机地、骄傲地向任何对她多瞟一眼的人介绍着：“这就是薇弗莱·龚，我女儿。”一次跨出某店铺时，我低声恳求着她：“妈，你这样简直像是在做广告。”我妈立时当街站住，也不顾后面夹着大包小包的行人，不时碰撞到我们身上。“哎呀，你认为与妈妈在一起，很丢你脸是吗？”她握住我的手，甚至攥得更紧了。我眼睛望着脚尖回答道：“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你那样把我弄得好尴尬。”“噢，做我的女儿令你很尴尬是吗？”她温怒地发问。“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样说的。”“那你是怎样说的？”我知道，这种误会越解释越糟糕。但我还是听见自己舌尖下溜出一长串话。“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末你为啥不学下棋呢？”妈气得眯起双目，有如脸庞上突然裂开两道莫测的隙缝。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沉默来折磨我。我只觉得耳朵发烫，血管突突地跳着，犹如阵阵热风拂脸而过。我奋力将手从母亲那里挣脱出来，撒腿就跑，一个老太让我给撞了一下，橘子和罐头撒了一地。“哎晴，这孩子！”妈和那老太同时惊叫起来，妈忙俯身帮她把东西捡起，我则乘机跑了。我在人堆中像泥鳅一样窜逃着，身后传来母亲阵阵尖叫：“妹妹！妹妹！”我头也不回，奔上一条小路，穿过小巷，跑进充塞着旅游者的大马路，又拐进另一条小街，就这样七转八兜地，毫无目的地狂奔着，直到我再也迈不动步子。我大口大口喘着气，就像一台超负荷工作的马达。我觉得浑身发冷，便在一只倒置的塑料桶上，手支下巴地一屁股坐下。我想象着妈妈，怎样从这条街找到那条街，最后，她不得不放弃了寻找，只好在家里等着我。约摸两个钟头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往家里走去。通向我们公寓的小街寂静无声，我能看见自家窗口的蜜黄色灯光，就像老虎眼睛一样烁烁闪光。我跟着脚尖，迈过十六级楼梯，猫一样踅到房门口，抬手轻轻旋转了一下门球。门已上锁了。只听到房里椅子推开了，然后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咔嗒一声，门开了。“你到底回来了，”文森特说，“怎么了，小姑娘，遇上什么麻烦了？”他说着，又回到餐桌前。鱼盘里只剩下一副骨架，因此显得那鱼头特别大，鱼头高高地仰着，保留着生前那副负隅顽抗的姿势。我想作为惩罚，这是留给我的菜肴。里边，传来母亲冷冰冰的声音：“不用睬她。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一个人快快地在桌边坐下，不出声地将饭划入肚里，谁也没答理我，听得到筷子笃笃地划着饭碗的声音。放下碗饭走进房里，关上门，我一头栽在床上。房里没开灯，邻家的灯火透过窗棂映在天花板上，折射出式样各异的图案。恍惚之中，眼前浮现出那六十四块黑白相间的棋盘，我的对手，则是两道沉默的深渊似的怒目，她显出胜者的笑容对我说：“会捉老鼠的猫不叫。”她率领着手下的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地向我压来。我的白棋尖叫着，惊慌失措地败下阵来。我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飘浮起来，被看不见的风卷起飞出窗外，我看见我们所在的那条小街，在我身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天空一下延伸展开，无边无际，四周一片空旷，就我一个人在飘浮。我闭上双眼，思索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来自墙外的声音——丽娜·圣克莱尔的故事一小时候听妈说，外曾祖父曾将一个乞丐判凌迟处死。后来，这个乞丐的鬼魂来向外曾祖父索命了。反正一个星期后，外曾祖父就去世了。人们有的说他死于流行性感冒，也有说别的什么病，反正众说纷纭。我不知道那个乞丐是怎样捱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刽子手怎样一把撕去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刑具上。“这个谋反者，将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刽子手当众宣读着他的罪状。然而未及他举刀，那乞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几天后，我的外曾祖父正在书房里看书，忽地，那乞丐出现在他眼前。他的脸庞上疤痕累累，就像一只碎瓷花瓶。“我以为，最可怕的时刻，”那鬼魂说，“是刀砍下来的时候。岂料，我估计错了。最难捱的，恰巧是相反，是在刀即将挨上而还未砍来之时。”说着，他伸出给砍成锯齿形的胳膊，一把挟持起我的外曾祖父，穿墙消遁了。一次我曾问过妈，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她回答道：“就死在床上，只躺了没几天，就死了。”“不，我说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乞丐。什么叫凌迟处死？是不是把他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还要抽筋剥皮吗？他真的给干刀万剐了？”“你们这些美国人，就会钻牛角尖，”妈妈用中国话嚷了起来，“那人都死了快七十年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与你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关系的。我想要是能洞察一切不良之兆，设法消灾避难，本让那种无声的魔法将你吞噬。因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房子四周，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它们威逼着我母亲，使她恨不得把自己蜷缩起来竭力想躲进某个她自认为安全的角落。但那股无以名状的恐怖还是不肯放过她。多年来，我目睹着，它们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妈妈，就像那个遭凌迟处死的死囚一样，直到她从人世消失并且变成鬼魂。我记得，奥克兰我们老家的地下室，老是让母亲不安惊恐，似乎那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年我才五岁。妈想瞒过我，她将一把木头椅子抵住地下室的门，再套上两圈铁链，外加一把大铁锁，来了个双保险。这就更使其显得神秘莫测。我一直想方设法要开启它，直到有一天，偶然我的小手指碰着门，它就启开了，但未及我定下神，便一头坠在一团黑暗里，那种感觉，犹如栽入一道深不可测的裂口。待我能大声嚎叫时，发现我已经被母亲抱着，鼻血一滴一滴落在她肩头。这时，母亲才告诉我，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坏蛋，他已在里面呆了几千年了，所以从此，我不应再去开启这扇门。她说，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她差点来不及把我拖出来。这个坏蛋，会让我生下五个婴儿，然后把我连带五个婴儿，一顿连骨带肉吞下。从那以后，我经常目睹到许多吓人的场面。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恐怖，这种基因，得之于我妈。当我在沙箱里玩沙时，从我自己挖掘的洞里，我似窥到群魔在乱舞。我甚至看到他们青面撩牙的脸庞上，双目闪着绿光，正在虎视眈眈地搜寻着小孩子。一次我骑着三轮自行车玩，忽然发现地上的一只甲虫，竟会呈现出一张孩子的脸，我立即用车轮将它碾扁。再长大一点，我能看见许多别的女孩子看不到的怪事：滚铁环会突然一裂为二，将一个小孩子弹到半空。铁链球会突然脱离链条，击中一群正在嬉笑的孩子中的一个，脑浆溅了满操场。我对谁也没讲过这些，甚至我妈。多数人不知道我有一半中国血统，可能因为我有一个外国姓：“圣克莱尔”的缘故。我一眼看上去，挺像父亲，典型的英国爱尔兰人：高大匀称的个头，但如果他们再走近一点，就会发现，我的脸庞轮廓，不像父亲那般瘦削，我的线条是平缓浑和的，就像海滩上的卵石。我没有父亲的黄头发和白皮肤，可我的皮肤呈一种苍白色，就像被太阳晒退色似的。但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鬼神节里的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拨出来的两个孔眼，猛一看，好像没有眼睑。为了让我的眼睛显得光彩一点，我常常故意睁圆双眼，然而当我带着这样的眼神在房子四周走动时，我父亲便会间我为什么显得这样紧张恐慌。我见过妈的一张照片，眼神也是这样惶恐紧张。爸说那是妈在天使岛移民处出来后，第一次照的相。她在那里囚禁了三个星期，直到移民局得到足够的文件证明她是个战争新娘。只有因为战火而被迫逃离原所在国，或者是留学生，美国公民的配偶，才有资格可以从天使岛里释放出来。二妈从来不讲及她在中国的生活，但爸却说，是他把妈从一个可怕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到底怎样可怕，他闭口不谈。爸骄傲地在她的移民证上，给她写上贝蒂·圣克莱尔，并划去她原来的中国名字：顾映映。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妈是1914年出生，他却写成1916年，就这么笔尖一扫，我妈的名字没了，生肖也由虎变成龙了。看了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照片上，她就像怕人抢似的，紧抓着一只蛤蟆包，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叉，上身一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这是妈的结婚礼服，是爸送的。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哪去。她的下巴几乎抵着胸部，头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头路，赫然醒目。尽管她垂着头，一副自卑可怜的样子，双眼却直瞪着镜头，直勾勾的。“为什么妈显得那样紧张？”我问爸。父亲解释道，那只是因为妈需要坚持在闪光灯咋嚎后，才能眨眼睛，她的眼睛足足睁了十来秒钟。不过母亲这种直勾勾瞪着双眼出神，像在等着某种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态，我是很熟悉的。只是后来，渐渐地，她已没有力气再瞪大眼睛了。那天在奥克兰中国城，在人行道上，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紧紧地挨着她，她一边低声叮嘱我：“别看她，一眼也别看。”当然，我怎么能不看呢？人行道上，一个女人正背靠墙席地而坐，这个女人目光呆滞，就像有好几年没睡过觉，看着既苍老，又年轻。她的指尖和脚尖，都呈紫黑色，好像在印度墨水里浸泡过似的。但我知道，那是溃烂。“她怎么了？”我轻声问妈。“她遇上个坏男人，”妈说，“她有了个她不想要的孩子。”我知道她在骗我，她之所以要编这一套或那一套，只不过是以此告诫我，帮助我躲过一些暗藏的漩涡。我妈就有这份天才，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征兆。甚至对其他的中国人，她也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在我们居住和购物的地方，人们几乎只讲广东话或英语。妈是无锡人，所以她只会说国语和一丁点英语。爸只会说呆板的几个中国词组，他坚决主张我妈学英语。因此每当妈与爸交谈，总是以语气、手势、表情和眼神来帮助，有时，她卡住了，便会用英语腔的中文，南腔北调地：“说——不——出——了。”这时，我父亲就会帮她把话说出来。“我想，你妈的意思是，她累了。”当妈显得有点沮丧时，他便会这样说。而当妈烧出一只可口的菜肴时，他又会那样说：“我想，她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家，有着全国最好的管家婆。”但是每当我们母女单独相处时，母亲就用汉语与我畅谈，那些我父亲根本想不到的话。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眼，但往往作出相反的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当她认为我已经可以独自上学而不用接送时，便叮嘱我：“你只能两点一线，学校到家，别的地方不准乱逛。”“为什么？一我问。“你不懂。”“为什么不懂？”“因为我还没把它们灌入你脑袋。”“为什么不灌给我？”“天呀！这让我怎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太怕人了。那种坏男人会把你从大街上掠走，再把你卖给别人，待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杀死那个孩子，然后孩子的尸体会在垃圾筒里被发现。以后呢？你就会进监狱，最后死在里面。”我知道她又在胡编乱造了。但我也学会了编造，特别有时，当她必需要我为她做一些翻译时。比如那天在一家食品店，她将鼻子伸到打开的罐头里，边上一个男人对她叫喊着。这令我十分尴尬。“他讲的什么意思？”妈问我。我便哄她：他说中国人不能在这里买东西。还有一次，学校发来一张有关接种防止小儿麻痹症的通知，我除了将上面的时间和地点译给她听以外，还擅自夹了点私货，我说学校规定，全校学生都必需用金属饭盒，因为纸袋会传染小儿麻痹症。三一天，父亲骄傲地宣布：“我开始上升了！”那是指，他被提升为服装厂的推销部经理。“这下，你妈可要高兴死了。”我们的确情况好转了。我们跨过海湾区，来到旧金山，而且上了山，搬到北部海边，一幢公寓，并且有了个意大利邻居。那边的人行道特别陡峭，每天从学校到家，就得爬一段坡，那年我十岁。我希望，从此可以将一切恐惧留在奥克兰了。那是一幢三层楼公寓，每一层有两户人家。房子外壁覆着一层白色拉毛水泥贴面，垂着金属的火警安全梯，但里面的设备却是陈旧的。玻璃窗格的门，通向散发出一股霉气的门道，那里的传话器密密麻麻挤着整整一幢住户的名字。安德森、海曼、南茜、苏茜斯和我们圣克莱尔家，一派典型的大杂院腔调。我们住在二楼，包围在烧菜的油味和上下楼的脚步声之间。我的卧室面向马路，夜里，我想象得出马路上是怎样的一副情景：汽车喘着大气挣扎着爬上陡峭的坡路，马路上聚集的夜游神们嬉闹着，抽着烟，高声说笑着：“怎么，人都到齐了？”然后是警察的吆喝声，接下来，是救火车的警号，马路上还传来一阵女人的咆哮：“你这个丘八，狗！静下来。”这一切成了我每晚的催眠曲，我很快入睡了。妈却看不顺眼这幢公寓。最初我还没觉察，刚搬进去时，她忙着收拾，几乎花了整整一星期时间才安排停当。这不久后的一天，她带我出去，刚走到车站，就给一个男人吓了一下。那是个红脸中国人，在人行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好像与他的同伴走失了。当他的浑浊的布满眼屎的眼睛转向我们时，立时停下来，直直地伸出双臂，乱嚷乱叫着：“我总算找到你了，苏茜斯，我梦中的情人。嗨！”说着，他便咧开嘴，张开双臂向我们扑来。妈立时放开我，双手护住自己前胸，好像她是赤裸裸的。就在妈松开我的一瞬间，我便拼命地尖叫着。那男人越来越逼近我，直到另外两个男人上来，嬉皮笑脸拽住他：“乔，得了，看在基督份上，别吓着了她们。”从此不论在公共汽车上，还是进出商店，妈总是紧张得发抖，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我被她捏得生疼。一次，当她暂时松开我的手，从钱包里掏钱去账台时，我便拔腿往糖果柜边溜，但她马上又一把将我揪回来。我知道那一眨眼间，她很抱歉未能拴住我。待回到家里，她把罐头和蔬菜一一置好。忽地，她似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便将两边搁板上的罐头对调了一下。接着，又快步走到起居室里，将一面大圆镜，从面对前门的墙面上，移到沙发边的墙上。“你在干吗呀？”我问。她用汉语说了一套什么不平衡，中国话叫“相克”。我想，她指的是视觉的不平衡，而不是感觉的不平衡。然后，她开始搬移大家具：沙发，椅子，沙发茶几，还有一轴中国画。父亲下班一进门，就问：“怎么了？”“妈正在重新调整家具，使房间看上去更漂亮一点。”我说。但第二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她又在移动家具。我感到某种不祥之兆。“你这是为什么？”我问道，希望她会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可她只是用汉语嗫嗫自语着：“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一阵强风，把你所有的力量吹回山脚，抵消掉了。所以，你很难发达。”她又指着公寓的墙和门，说：“看这过道多窄，就像一道被卡紧的咽喉，而厨房又直对着卫生间，因此你摄取的一切，都正好被冲走。”“怎么了？这又怎样？”我问。后来父亲对我解释道：“你妈正在练习如何把巢筑得更稳妥，”他说，“可怜天下慈母心呀，你长大了就懂了。”我很纳闷，为什么父亲从不担忧什么？难道他是瞎子？为什么妈和我，能看到更多？几天后，我才明白。那天放学回家，发现妈重新调整了我的卧室。我的床从窗边移到墙边，而原先我搁床的地方，放着一张旧的小床，我顿时明白了，妈一切不安和担心的关键，因为她怀孕了。她的危险点，有如一只膨胀的大气球一样脆弱易破。“看，”爸面对小床对我说：“这就是你妈为之操心的小巢，忙活了一阵才置妥的小巢。”他对着小床，显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但他对我以后所目睹的，一直是浑然不觉。妈不知怎么搞的，常会径自撞到家具或墙上，这样东碰西撞的，好像根本忘了自己怀着孩子，好像是故意赌气。她从不谈及这个将出世的孩子。她满口讲的，老是有关她的担忧、不安、失重感，与别人的龈龋。这令我很为那腹中的孩子担心，他似被困在我妈的肚子和他的小床的夹缝中，孤单单地悬在其间。现在，我的床是靠墙置放了，所以夜晚，我听到的再也不是大街上的声音，而是墙那头传来的声音。根据门道里蜂音器上标明的，墙那边，住着一家姓苏茜斯的。睡在靠墙的床的第一晚，就听到墙那边，传来阵阵号叫，听起来，像是嘴被捂住而发出的号叫。那是个女人？还是女孩子？我把耳朵贴在墙面上，只听到一个女人怒气冲冲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女孩子的尖产申辩。霎时，好像这一切都冲着我来了，断断续续的。“我在跟谁讲话？”“你为什么要偷听？”“出去。”“还不如死呢。”然后，又是一阵推操、殴斗和嚷嚷声，好像在厮杀，夹杂着尖叫。母亲对着女儿高举着手中的刀，准备将她肢解。先是扯去她的发辫，然后剥去头皮，拔去眉毛，再是双颊，一层一层地割下去，直到什么也不剩。我把头埋伏在枕头里躺着，被耳里听到的和幻觉中的狂暴场面，吓得浑血打颤，连气都透不过来。一个女孩子给杀死了，那种种混乱骚动的声响，无可抵挡地传入我耳膜。我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四周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恐怖。可次日晚上，那个女孩似又复活了，她再次尖声号叫着，又是殴斗声，骚动声更刺耳了。女孩又一次置身在危险中。如此夜夜重演着。这时，墙上传来一个声音：这是一种最坏的征兆。它的恐怖之处在于不知道这一切将于何时结束。那个吵闹不息的家庭，就是隔着门外的公共走廊，我也能听到他们的大嗓门。“如果你再从楼梯栏杆上滑下楼，看我不把你头颈拧断。”那是个女人的咒骂声。随后，楼梯上一阵劈劈啪啪的猛力踩楼板的声音，有人下楼了。“别忘了把你爸的衬衣取回来。”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那时，我刚好关上自家公寓门出来，一手夹着几本书。猛一回头，发现一个高个子女孩正向我走来。因为太熟知那家的可怕的居家小节，以至当冷不丁与她面对面时，我竟吓得尖叫起来，书撒了一地。我知道她就是那个女孩子。她只是窃笑着，快步下了楼。我猜她大约十二岁左右，比我大两岁。我飞快地捡起书，悄悄地尾随着她，穿到马路对面去跟踪她。她实在不像那个我幻觉中被杀死了一百次的女孩。她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血迹。只见她穿了件耀眼的白衬衫，配着蓝色的羊毛衫和蓝绿的百褶裙。她神情似很得意，两条棕色的辫子合着步子一晃一晃的。后来，好像觉察到我在暗中揣测她，只见她猛然一回头，给了我愠怒的一瞥，然后快步拐弯躲开了我。打那以后，只要一碰到她，我便故意将目光避开，装着专心走路，或者忙着整理外套上的纽扣或书包。对她，我总自觉有罪。四一天，父母的朋友素云姨和坎宁叔，到学校来接我去医院看妈，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尽管他们嘴上说着一些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事，但他们的神色，却是很沉重严肃。待我们赶到医院，只见妈躺在病床上，悲痛欲绝地扭动着身子，突然她瞪大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都怪我，都怪我！其实我早就料到了。”她抖抖颤颤地重复着这些话，“可是，我没有去阻止它！”“亲爱的贝蒂！”父亲竭尽全力地安慰她。但妈还是一个劲地责备着自己。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整个身子都在颤抖。然后，她以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企求我什么，好像恳求我宽恕她什么……只见她含糊不清地用中国话向我嘟哝着。“丽娜，她说些什么？”父亲焦急地大声问我，这一着，使他再无法帮她把话说出来。同样的这一着，也令我不准备对此作任何回答。顿时我觉得，最坏的一刻已经挨过去了。也就是说，她所担心的已经实现了。它们不再是令她胆战心惊的预兆，不再惊搅折磨她了。我只是专心听妈妈诉说着：“在临盆时，”她絮絮地诉说着，“我已经听到，孩子在我肚子里尖叫，孩子的稚嫩的手指，还恋恋地依附着我。可医生护士们就是要把他推出去，把他推到人世间。孩子一露头，护士们惊叫起来。原来他瞪大着双眼！他看得见一切，清清楚楚的！后来他整个身子都滑出来了，躺在手术台上，缓缓蠕动着，散发着生命的热气。“我调过目光看着他，立时发现，他的小手小脚，顶着个硕大的头颅，那模样这样可怕，我愕然了。我目不转睛地细细看着他。发现他的眼睛是睁开的，他的脑袋壳也是睁开的——敞开的，我能一眼看到里面。那里空空然，没有脑子。也可以说，他没有思想。‘哎唁，这个孩子的头颅，只是一只空蛋壳一样！’医生们惊叫着。“那孩子可能听见我们的声音了，他那颗硕大的头颅里，似散发着阵阵热气。他抬起头转向这边看看，又扭往那边望望。我知道他什么都看见，什么都明白。他熟知我身体内的一切秘密，明了我是如何稀里糊涂地没了一个儿子，又稀里糊涂地怀上这一个儿子。”我怎能把她所说的告诉父亲呢？他已够伤心了，我怎能忍心把她这套疯话传给他呢？所以我只好编一套谎话来搪塞着：“她说，我们非常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再有一个孩子。她希望孩子在另一世界将很快乐。她劝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吃饭吧。”从此，妈的精神崩溃了。不是突发的，而只是像碟子般一只只从架上落下来，一只接一只，跌下来，碎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一只碟子会掉下来。为此，我一直在紧张地惶恐不安地等待着。有时，她做着饭，半途，便会把它撂在一边，去做别的事。水龙头开着，哗哗地流过水槽，她却毫无感觉。切菜切到一半，举着菜刀的手会本然地凝住，眼泪开始扑籁籁落下来。在餐桌边吃着饭，会突然放下叉子，掩脸哭泣。“没——关——系。”父亲呆呆地坐那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竭力缓和着空气。而我，索性起立离开餐桌，揣摸着下一次又会发生什么，总有一个令人担心的下一次。父亲也逐日心衰意丧了，他也崩溃了，只是以另一种不同方式。就好比，他看着某样东西要摔倒了，便奋身上去企图挡扶住它，却常常是，未及到那儿，他自己却摔倒了。“她只是累了，太疲倦了。”一天，当我们在金穗饭店吃饭——只我们父女俩，因为妈终日像个木头人样躺在床上。父亲这样对我说。我知道他终日在为妈担心，只见父亲憔停不堪，心力交瘁，痛苦地盯着他眼前的菜盆，似盆里装的不是通心粉，而是蠕动的虫子。妈的两眼，视而不见地在家里四处环视，目光滞呆，没有一丁点活力。每天父亲下班回家，总要拍拍我的头轻声问道：“我的大女儿今天怎样了？”嘴上这么说着，目光却越过我头顶，落到母亲身上。我内心充满一种莫名的惧怕。我无法说明白到底惧怕什么，但我却能感觉到那种不祥之兆。我便十分敏感，能觉察到静默的居室中，每一丝轻微细小的动静。晚上，墙那头的殴打声和争执声依旧不断，听着，似乎那女孩子会被打死的。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把床单直扯到下巴下。我常常暗自估摸着，我们家和墙头那一家，哪一家更晦气更倒霉？比较了一阵后，自我安慰地觉得，隔壁的女孩子似乎更不快乐。五一天晚饭后，门铃响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通常，来客总是先按楼下的蜂音器。“丽娜，看看是谁。”父亲在厨房对我说，他正在炒菜。妈躺在床上，现在她终日躺在床上，就像个活死人似的，毫无知觉和思想。我谨慎地将门启开一道缝，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外的就是隔壁那女孩。我愣住了，她却不在意地一笑。只见她衣衫不整，头发凌乱。“谁呀？”父亲在问。“是隔壁的——”我迟疑地看着她。“特丽莎。”她很快地说。“是特丽莎。”我说。“请她进来。”父亲话音未落，特丽莎已快步走到我房里，完全是不请自进。我关上门，跟在她两根跳跃的棕色发辫后面，那甩打着的发辫，好比落在马上的鞭子。她径自走到窗台前打开窗子。“你要干什么？”我惊叫着。她面向大街坐在窗台上，然后对我傻乎乎地一笑。我坐在床边，只觉得冷飕飕的寒风，从窗外的夜色中呼呼进来。“笑什么？”我问她。“我妈一脚把我踢出来，”她止住笑，以一种洋洋得意的口气说，好像很以此为荣。然后，她又悄然一笑，说，“我们吵架了，她把我撵出来，把大门反锁住。现在，她还以为，我会十分懊丧地等在门外，寻思着如何向她赔礼道歉。让她等着吧，我才不会呢。”“那你准备怎么办？”我屏声息气地问，肯定这次，她母亲不会放过她，说不定真要杀死她，求个一劳永逸。“我想从你窗外的太平梯爬回我自己房间，”她轻声凑在我耳边说，“她会一直等下去的，直到耐不住了，便会打开大门，而我却不见了。可我好端端地在自己房里，躺在床上。”说着，她咯咯地笑了。“当她最终发现你在自己房间里，会吓坏的。”“不会。她只会高兴，我还活着，而且也没出什么事。不过，她会装疯卖傻一阵，只那么几分钟。我经常做这种事的。没事！”说着，她便从我的窗口轻轻溜下，悄然回她自己房里去了。我呆呆地对着敞开的窗户出神，百思不得其解。她怎么还会回家？难道她不感到，那种生活是如此可怕！而且，她是否意识到，这样的日于对她是没有尽头的。我躺在床上，等着听那尖声号叫和殴打。夜深了，我还没睡意。隔壁响起了苏茜斯太太的大嗓门，夹着嘤嘤的哭声。“你这个坏丫头，差点把我吓死。”特丽莎也在叫喊着：“我差点摔断了脖颈。”然后；那边又是哭又是笑。听声音，她们似已在热烈拥抱和亲吻。我吃惊了。不管怎样，我为她们高兴。我的估计完全错了。我至今都记得，那个晚上，“希望”这个字眼，如何强烈地震撼着我。从此，一天一天，一年又一年，我始终紧紧地抓住“希望”这个字眼，守在妈床边，看着她昏昏沉沉，无意识地自言自语着。但我相信，这样的状况——这个最最可怕的状况，总有一天会结束的。灾难已经来临了，但现在，我却想到了希望。苏茜斯太太和特丽莎间的可怕的激烈争吵还在继续，但我从中似乎明白了某种涵义。我看见，一个女孩子抱怨着：“我无法再忍受了！”我看见那母亲，穿着漂亮的睡袍躺在床上。后来，女孩子向她高高举着锋利的刀刃：“你必需挨上一千刀，这是唯一令你解脱的办法。”母亲闭眼坦然地接受了。嗖！嗖！嗖！利刃飞快地剐着母亲。母亲痛入肌肤，大声号叫着，但待她睁开双眼，发现没有血迹，也没有残骸。女孩说：“看见了吗？”母亲点点头。“现在我完全懂了。最坏的已经挨过，再没什么可怕的了。”女孩子说：“到墙那边去看看吧，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错了。”然后，女孩子携着母亲的手，穿过墙走了。信仰和命运——许露丝的故事一为了表示她的虔诚，妈每礼拜上教堂时，都随身带本小小的人造革面的《圣经》。可后来，她对上帝失望了。从此，那本《圣经》给塞在一条短一截的桌腿下，使桌子不再晃动，同样的，也使她生活中残缺的一角也不再因失却平衡而晃动。那本《圣经》，在桌子腿下已压了有二十来年了。不管什么时候，谁向她提及这本压在桌子腿下的《圣经》，她就装糊涂，用一种过分惊讶的口气叫道：“哎呀，这个……我都忘了。”妈算不上一个好主妇，不容易的是，这些年后这本压在桌腿下的《圣经》，倒还居然一尘不染。现在，我就看着妈，在这张摆在厨房用的桌下打扫着。这是她每天晚饭后必做的功课。只见她用扫帚尖，轻轻地在垫着《圣经》的那只桌腿上撺弄着，扫了又扫。我在一边默然坐着，寻思着一个合适的机会，向她和盘托出，我和特德崩了，我们离婚了。我知道她听了后会怎么反应：“不可能。”她一定不会相信。就是我向她一再明白表示，我和特德的婚姻已过去了，她一定还会这样说：“一点也没法挽救了？”即使我心里清楚——这事已是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她还会竭力劝我再试试。二妈竟然不赞同我离婚，这真让我啼笑皆非。十七年前，我开始与特德频频约会，这使母亲十分懊恼。我的姐姐们，可是只与教堂里认识的男孩子们约会的。我和特德，是在一次生态学的讲座中相识的。那天，他俯身递给我两块钱，以此作为报酬，来借我上星期做的笔记。我谢绝了他的两块钱却接受了他喝杯咖啡的邀请。那正是我在伯克莱大学的第二学期。我先入伯克莱的文科班，再转到美术系。特德那时正在医科大学预科三年级。他跟我说过，早在他小学六年级时，便已经在解剖一只胎猪。我不讳言；特德最初能引起我注意的，恰恰就是那些与我的哥哥和相识的中国男孩子们的不同之处：他的鲁莽，他的执著，他的自信与固执己见；他的瘦削的轮廓分明的脸庞和颀长的身材，他的壮实的手臂；还有，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早在特德第一次来我家接我出去时，妈一定也已经注意到这些不同了。反正那天待我回到家，正在看电视的她，劈头就是一句：“他是个美国人哦！”她警告般地提醒我，仿佛我是个瞎子，看不出他是个外国人似的。“我也是个美国人，”我说，“再说，我也没说过要与他结婚。”同时，特德的母亲乔顿太太那边，对此也有一番话了。那天，特德偶尔发兴，请我去金门公园，参加一个他们家族一年一度的家庭野餐。尽管那时我们还相识不久，自然更谈不上上床，因为我们都住在各自父母家。在那次聚会上，特德把我作为他的女朋友，一一介绍给他的亲戚，可我自己直到那时，也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我是他的女朋友这一点。后来，当特德和他父亲及其他客人走开去打排球时、他母亲便挽起我手臂，开始在草坪上踱步，渐渐地，我们踱出了人群。她亲热地握着我的手，眼睛却不对着我看：“真高兴终于见到你了。”乔顿太太说。我想对她解释：我实在算不得特德的女朋友。可她只是管自往下说：“我以为，你与特德十分般配，特德与你在一起，觉得很快活。所以，我希望你别误解我下面要说的。”于是，她娓娓地与我提及了有关特德的前程。他需要致力于他的医学深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过早考虑成家。她向我保证，她对少数民族，一丁点都没有任何偏见。她与他丈夫拥有好几爿办公用具公司，他们对公司里的一些东方人、西班牙人甚至黑人，印象都很好，私交也不错。但是特德将来所持的专业，注定有其特定的局限与准则，他的活动范围将是病人和其他医生们，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乔顿家那般通情达理，那般理解特德。然后，她不无遗憾地表示，世上其他地方还有那么多灾难和不幸，越南战争，又是如此丧尽人心。“乔顿太太，我不是越南人。”我轻声纠正着，即便此时，我已怒火中烧，忍无可忍。“再说，我也根本没想过要嫁给你儿子。”后来在特德开车送我回家途中，我对他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他追问我原因，我便把他妈的那番话一字不改地重复给他听，没有加进任何我的评价。“行了，你就坐那边去，让我母亲来摆布一切吧。”他对着我大声咆哮着，好像我是他母亲的同谋者，好似我背叛了他。他的暴跳如雷和愤慨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幽幽地对他发问，同时觉得心口一阵作痛，我想，那是爱情的萌发。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如胶似漆，一种受唐突的反叛和冒险心理的激励，我们互相缠在一起，越发觉得彼此难以分离。我们自认对方，就是自己的那一半，我们两个一半，构成个坚固的整体，就像阴阳和合一样协调完美。我们是自己想象中一出悲剧的男女主角，他是搭救我的勇士，我只是个孱弱的女子。不论我陷于怎样的困境，我的勇敢的男主角，总会排除万难，就像童话中的王子历经曲折去解救受难的公主一样，将我搭救出来。我们完全沉醉在其间，情意缠绵。即使拥抱做爱之时，我也从心灵深处感到，我得到了保护，得到了依傍。“我们该怎么办？”我继续不断向他询问。就在我们相识的这一年内，我们住在一起了。在特德进入加州大学医科的前一个月，我们在圣公会教堂举行了婚礼。婚礼那天，乔顿大大坐在教堂前排长凳上哭了，就像一切新郎的母亲在这个时刻都会做的，哭得恰如其分。直到特德结束了他的皮肤病学实习，我们便买下一幢多年失修的，带个大花园的三层楼维多利亚式住宅。特德替我在楼下安排了个工作室，这样，我能作个自由绘图员，把活带到家里来做。好几年过去了，总是特德来决定，我们去哪度假，他决定需添哪些家具，他决定我们暂时不要小孩，直到搬到一个拥有更高层次的邻居的地段。开初时，我们还互相讨论一番，待我们明白讨论的结果，总不外乎是“你看着办吧，特德”，“你决定吧，特德”，便干脆不作讨论，只由特德做主了。我从没想过要违抗他的决定。我宁可不操这份闲心，集中精力在自己的T字尺和红蓝铅笔上。但从去年，特德变了。自从他接受了一个面颊上患蜘网血管瘤的女病人后，他的自信和责任感，都消遁了。他当时表示，他能把这些网状血管吸出来，令她恢复正常的形象。但结果，他竟把她面颊上的一根神经吸了出来，她左边的脸神经瘫痪了，她去法院控告了他。诉讼失败后，他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开始逼迫我来作决定。我得决定，是买美国车还是日本车，办终身保险还是定期保险？还有对候选人的选择，家庭的开支……我得反复掂量，反复考虑，而结果往往是我的脑袋被搅成一团浆糊。因此，只要我一说：“你决定吧”，或者“我无所谓”，“随你便，特德”，他便会不耐烦地说：“不，你来决定。你不可以这样毫无责任心，这样模棱两可。”我本能地意识到，在我们之间，已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使我非常不安。那层以保护者自居的面纱已经撩起，现在，特德处处都在逼迫我，甚至是最琐细的生活小事，我觉得他似在有心折磨我：买泰国食品还是意大利的？一种开胃食品还是两种，哪一种更好？用信用卡还是支票，用支票还是现金？上个月，为着业务上的事，他将去洛杉矶两天。临行时，他问我是否愿与他一起去？可不及我开口，他又接下来说：“算了，我一个人去吧。”“也好，如是你可以更专心业务研究。”我表示同意。“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只是因为，什么事要指望你来作决定，等于白搭！”他忿忿然地回答。我申辩着：“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你，从来没一样事是要紧的。”他恶狠狠地说。“特德，如果你要我去，我就去。”他好像被火烙了，暴跳如雷地对着我吼道：“真见鬼，我们到底怎么会结婚的！在婚礼上，瞧你一本正经地跟着牧师说：‘我会做个好妻子，我会与你共患难……’通通见鬼去吧，你只不过是跟着牧师在鹦鹉学舌。如果我不娶你，你将怎么过活？也是这样不肯作任何决定，不肯承担一点责任吗？”从逻辑上说，是我们各自的所作所为，导致了我们间感情的恶化，那简直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突变。我俩就像分别站在两个山头的互扔石头的家伙，肆意地互击，最终导致了这场婚姻的破裂。然而现在我意识到了，在特德，他是早有准备的，或者说，早有此居心了。他这是故意在制造事端，因为自那晚不久，他就从洛杉矶打电话来，正式向我提出离婚。自从特德走了后，我一直在想，即使我对此事的发生已有所准备，即使我能预料我的生活将会成为这样一个局面，然而，它还是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