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的失败令人气馁。我们确实感到如果能再坚决一些，我们就能保持清醒。而且，我们周围经常是不理解我们为何上瘾的人。某些时候，14%的美国人都会遇到严重的嗜酒问题。这个数字令人咋舌，但它同时意味着 86%的美国人绝不会对酒精如此的依赖。这些持反对态度的多数人似乎会说：想清醒的过活，只需要下定决心并加上一点点精神上的勇气就够了。无法控制对麻醉剂的激情，其根源不在于人格缺陷，而是由于欲望的强大。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欲望是压倒一切的。高尔夫球员约翰 戴利愿为喝上一杯破费300万美元。托马斯 科温顿是 第　５４　页瘾君子中的绝顶高手，因吸毒入狱 31次。他说尽管知道会被捕并处以罚款，他还是要吸，因为“一旦强迫症出现，什么处罚什么威胁都统统顾不得了。”上瘾，绝不单纯是个意志力的问题，而是有强大的进化和生物学根源。大脑线路上的轻微不同使我们对化学物质操控力的敏感度也有大有小。虽然我们的弱点各不相同，而且多数人并不像约翰 戴利和托马斯 科温顿那样走极端，我们每个人对破坏性物质还是有强大的本能的渴望。由于麻醉剂在我们基因快感之途上横刀杀出，滥用化学品的战争是以我们自己为对手的。由于摄入像可卡因之类的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我们的神经元会沐浴在多巴胺带来的狂喜中，此时的大脑恍若置身天堂。别管我们是否知道不应该服用麻醉剂或者我们体内的那一部分不想这样做。这就像是当小狗在沙发上小便之后您拍拍它，再奖给它一根大骨头一样。您认为它以后能学会到门外撒尿吗？停止服用麻醉剂也会有类似的挑战性。就像是要我们自己以后别再想食物和爱情一样，大脑不会把这种命令当真。一种行为若能给大脑带来最高的奖赏，再想停止不做，谈何容易！所以如果单纯的意志力常常不足以胜任的话，我们也不能感到惊讶。我们不应该仅仅试图“对付”一下一种要主宰我们生活的瘾症。对那些从未试过麻醉剂的人来说，避而不沾事实上可能是上策。对于有家族上瘾史的人们而言尤为如此。绝不开始比中途退出要容易得多。但对那些已经上瘾的人，“只是说不”并不能戒掉麻醉剂。不过幸运的是，科学正在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技术疗法耶稣诞生前几千年，生活在苏美尔（现今伊拉克的一个地方） 第　５５　页的人们已经喝上啤酒了。他们如此喜欢喝酒，以至于可在废墟中频频发现有关啤酒的石壁画。类似地，据说在征服者到来之前很早的时间里，中美洲土著居民玛雅人就开始服用从蟾蜍身上提取的能引起幻觉的化合物了。玛雅人的这种麻醉剂混合物还作为“蟾蜍灌肠剂”用于结肠治疗。许多其他远古人类也都服用过天然麻醉剂。偶尔使用麻醉剂明显没有引起多少问题。然而，这些天然的麻醉剂可在现代化学的加工下变得更加有效力。例如，许多人在咀嚼可可叶子时都会产生一种类似咖啡因引起的沉醉感。虽然可可叶子所含的可卡因不到1% ，但经过提纯到60%或更高水平之后，其浓度和诱惑力都会增大。据报道，顶级可卡因产生的快感比任何自然行为带来的快感都强烈得多。毫不奇怪，人们会不惜以生命和背叛家庭为代价来换取这种兴奋的感觉。所以是现代技术把一种相对无害的产品提纯成毁灭者。世界上至少存在 1 400万种化学物质。几个世纪以来，麻醉剂生产商对其中一二十种进行了加工提炼，这些物质恰好能刺激我们神经的幻觉。消遣性麻醉剂刚好是和大脑里面快感线路最有效结合的化合物。这并非巧合。然而，就像终极双面代理一样，技术也可能成为我们与麻醉剂战斗中最强大的盟友。回想一下由已故大导演斯坦利 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发条橙》 。影片描述了一个未来社会，这个社会里满是年轻的恶棍，主要从暴力和故意伤害他人获得快感。传统的遏制方式造成大量昂贵的警力投入，并使得监狱人满为患（听起来耳熟吗）。当局不再压制这些年轻人，而代之以“招安”策略。警察对他们的头目亚力克斯实行再教育。只要他看到电影中的暴力镜头，他就要受到拷打。最后他一想到暴力就会生病。这种“发条橙”计划是镇压性的，也以失败告终。然而，它突出了一种控制麻醉 第　５６　页剂的替代策略。与其压抑这种毁灭性的激情，我们可否把这些强烈的欲望扼杀在萌芽当中？想想那些“飞红”者，酒精对他们来说很难处理。虽然有些人的最爱就是好好喝一杯马丁尼酒，而飞红者一喝酒就会不舒服。结果是他们成为酗酒者的几率少得多。他们就是对酒不那么感兴趣。对他们而言，保持清醒并不需要什么意志力。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信息来帮助他人吗？想像一下，您拿到了一种魔药，一吃下去就可以让病人变成飞红者。这种药大约存在了50年了，叫戒酒硫（ Antabuse) ，它能够使酒精处理机器失去效能。服用之后，喝酒就会引起体内毒素的积累，让人觉得恶心 -- 所谓飞红反应。戒酒硫看起来就是为挫败酗酒而量身定做的。然而，多数研究的结论都是它对对抗酗酒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怎么会呢？看看服药者的卧室、垃圾桶或者厕所吧。酗酒者会把每天要吃的药倒进厕所，或者先“含着”，稍后吐掉。这种事情多得很。他们很会欺骗所爱的人 一个嗜酒者的妻子发现他把要吃一个月的药都码在厨房的门框上头了。虽然戒酒硫的原理是对的，但是其作用消失得太快。嗜酒者扔掉药丸，以便可以在几天后的某个时候小小沉醉一下。新的抗瘾化学物要想有效的话，那么他要既能保证持久的自制效果，同时又不需要有长时间的意志力。想想，要是这种药只需一年吃一次，或者可以作为疫苗给小孩接种，它的效果该有多好！有一批抑制欲望的药物正在研制当中。例如，一种烟碱疫苗最近显示出能持续减少由吸烟而产生的快感。另一种药，BP897是一种对抗可卡因的双料化学品。人清醒的时候，它可以将人对可卡因的欲望降至最低，同时能给予多巴胺系统些微的刺激。而一旦人吸入可卡因，BP897就会对他翻脸，阻止麻醉剂发挥作用。这些及其他一些开发出的产品有希望极大地增大人们选择 第　５７　页余地。此处的困境会像《发条橙》里讲的那样。政府可否让违法犯罪的人吃这些药以示惩罚？我们是否应该让小孩子“免疫”，即使这样做会损害他们的一些激情？发明烟碱疫苗和功效更为持久的戒酒硫以帮助我们对抗麻醉剂，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利用科技来减少服用麻醉剂的代价，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我们抽的烟里含有令人愉快、让人上瘾的烟碱。据说监狱之所以令人不快，不仅仅因为它让人失去自由，更是由于不得不和那群囚犯打交道。类似的，吸烟造成的损害大半并非来自烟碱，而是烟草中的其他成分。现在科学允许我们通过烟碱补充物或咀嚼口香糖来获得吸烟的快感，同时能避免烟草中致癌的成分。通过烟碱补充物或口香糖，我们更容易戒掉烟瘾。如前所述，只有 5%试图靠自己戒烟的人能够成功。而在另一项研究中，通过服用烟碱补充物这种方法，4 000人中有超过40%的人可以在一年之内不抽烟。这些人并没有戒掉对烟碱的迷恋，但是科技使他们可以在更少副作用的情况下过瘾。美沙酮（ ，一种镇静剂 译者注）是另一种用来拦截劫匪的药物。它像海洛因一样能刺激我们天然的快感系统。在美国，10多万从前服用海洛因的人现在改用美沙酮，而且能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就像使用烟碱补充物的人一样，美沙酮使用者并没有消除他们的欲望，而只是在更小的代价下满足了欲望。《安妮 霍尔》 ）中的一个人物总结得好：以前我是海洛因瘾君子，现在成了美沙酮瘾君子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会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烟草公司、烈酒制造商和药品卡特尔还会千方百计兜售其危险而令人向往的化学品。虽然当前的对策还不完善而且有限，科技却许诺使两种方法都能获得更长期的功效。将来我们或者能更多压抑自己的欲望，或者使用更多能让我们享乐的新式化学品。第　５９　页冒脸寻求刺激的基因欺骗了我们冒险代价高，但好玩您有没有听说过美国各州举行的那种新的彩票游戏？人们称之为“掏出一美元，扔进垃圾堆”。实际上，这么讲不是很公平。这种游戏会返回 50%的赌注，所以把它叫做“掏出 50美分，扔进垃圾堆”更为贴切。由于中奖的几率极低，去年平均每个美国人花了150美元在这上头，结果输掉了200亿美元，这可能显得有点疯狂。赌博一度只限于在水手的船尾和家后的胡同，现在却变成了主流活动了。拉斯韦加斯和大西洋城仍吸引着数百万游客，但现在遇到了许多竞争对手，如美国本土的卡西诺（ ，一种由二至四人玩的纸牌游戏 译者注）、赛船赌博、无所不在的州内彩票以及新生的互联网赌博社区。很快我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去满足自己的赌博冲动，尽管它可能使我们倾家荡产。第　６０　页250万美国人都有严重的赌博问题。而且，对于那些最不能承担损失的赌家，其赌注之高与其收入很不相称：家庭收入不足1 万美元的抽奖者会花上3倍的钱买彩票，像那些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人一样。美国人一年内在合法赌博上累计共输掉500亿美元。为什么我们会通过糟糕的赌博来寻找乐趣呢？我们就要受到那些铺天盖地的广告、贪婪的庄家和寻找易得之财的州政府的伤害吗？不巧，找替罪羊不那么简单。纵览人类文化，可以发现我们所面临的状况：赌博是全球性的。事实上，卡西诺及其他赌博形式无论在拉斯韦加斯、蒙特卡洛还是香港都很盛行。这种对游戏的爱好甚至也波及非工业社会。以Hadza人为例，他们生活在非洲，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从没有见过关于彩票的电视广告，但是还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了赌博上。以至于有人说他们喜欢玩机会游戏（ ）胜过游戏的机会（ ）。对赌博的普遍爱好只不过是我们从冒险中找乐子的一般倾向的一小部分。任何喜欢把车开得稍快一些的人都明白飞速行驶会有一点危险。我们看电影看的是毫无理由的反叛之类，而不是什么买保险的片子。广告里充斥着攀岩和蹦极的人，却很少有正面描绘小心谨慎的人们在起居室里戴头盔和护目镜的。我们对危险如此心醉神迷，以至于不惜代价来冒险。为什么呢？一种解释为，我们的算术很糟糕，似乎不能正确计算概率。以加利福尼亚州的彩票大抽奖为例。这儿的规矩是：您要在1-51之间抽出6个数字，这 6个数字不管次序如何应该和6个任意抽出的数字相等。根据这个规定，取胜的几率是多少？写下近似的答案。还有一个智力测验。过去，中国的家庭十分看重男孩。我们假设生女孩的几率恰好是50%，但是每对夫妇在生了男孩之后都会停止生育。所以有一半的家庭只有 1个男孩，1/4的家庭有 1个男 第　６１　页孩1 个女孩，而 1/8 的家庭有 1个男孩 2个女孩，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男孩在中国孩子中的比重是多少（答案见下文）？另外一个例子。想像一下，您是医生，有一个病人要求做 HIV测验。您对她保证说没这个必要，因为像她这个年龄、有相似性经历的女性1 000个里头只有1个会被感染。她坚持要做，令人难过的是结果表明她受到了病毒感染。如果HIV 测试精确率95%，您的病人真正患病的几率有多大？以下是上述问题的答案。先拿HIY测试来说。当哈佛医学院的医生和工作人员被问起这个问题时，最常见的答案是：病人得病的几率是95% 。他们错大了，正确答案是不到2% （我们在本章稍后再做解释）。中国人口中仍有50%是女孩，即使“生一个男孩再停”的规则在发挥作用。而最后加利福尼亚州彩票中奖率为1/18 000 000 ,而一个人从床上掉下来摔死的概率比这还大9倍。您的答案要是不对，也不要感到不快。我们也没有答对。而这正是关键所在。人类在这类问题上的统计能力就是很差。我们在风险分析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怕飞机坠毁胜过对车祸的恐俱。虽然死于车祸的概率高得多。掷硬币的时候，一连5次都是正面，我们还是相信下一次更可能是反面。我们有两个未解之谜。一个是，人们为什么从冒险中找乐？另一个是，我们对那些风险概率的计算能力怎么这么差？谨慎的情侣动物通常显得不愿意冒险。例如，两只重180多公斤的赤鹿争夺母鹿时，很少角斗。它们会站在一起吼叫。如果一只鹿的叫声更强有力，另一只就会夹着尾巴溜走。如果二者叫声差不多，它们就进行“竞走”，一边互相审视一边勃起自己的家伙。如果一个 第　６２　页明显小很多，它就会撤。吼叫和“赛家伙”都是不必冒险的机制，赤鹿用这种方式来决定它们谁会赢得战斗。更大、更健壮的动物发出的叫声更大，而检验阶段则显示了其块头和肌肉。只有这两个极端的比赛结果旗鼓相当，才会升级到身体对抗。即便如此，致命的情况也很少见。在许多动物中，避免致命的搏斗和喜欢比块头这种简单的策略都很普遍，从哺乳动物、鸟类到昆虫都如此。这表明动物是逃避风险的，但是再近一步细看，就会发现动物确实也冒着生命危险。一些蜘蛛的行为类似于吼叫、竞走的赤鹿。两只公蛛争夺一只母蛛时，它们会比个头，小的一只会离开。在一个异常残酷但是聪明的实验中，研究者让一个个头确实很小的公蛛 我们可以叫它小小 和一只母蛛进行交配。对于这些蜘蛛，公蛛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让母蛛受精。正当小小的精子要发挥其基因魔力时，研究者引入了一个个头很大的公蛛呆大（ ）。您猜会怎样？小小就要赢得一个基因大奖了，所以它一反早先撤退的态度，准备干上一场。呆大注意到二者的块头差异，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战斗，满以为小小会逃跑。两只公蛛真打起来的话，90%会造成死亡或严重损伤。小一点的公蛛80%都会战败，而且几乎总会因伤致死。但也有20%的几率，小家伙会打赢并获得丰厚的基因回报。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动物会为回报而冒险。逃走的小蜘蛛能活命，但不可能再找到另一只同样成熟的母蛛，而它不喜欢冒险的基因也会随它一起消亡。许多动物母亲都会冒死保护它们的孩子，其基因上的缘由是一样的，就是想赢得进化竞赛。胜利者会将其基因连同其冒险的本能传给后代。第　６３　页人类的冒险也毫无二致。例如，我们知道人类最早出现在东非，然后遍布全世界。想像一下有两种人，一种人蜷缩在洞穴里，另一种人则探索新的领域。虽然许多冒险的人都死了，那些赌了一把并获得胜利的人则布满了全球。今天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冒险还有许多明确的基因上的好处。例如南美的土著居民雅诺马马人，他们以狩猎和小规模的采集为生。这是一个好战的民族，1/4的男子死于暴力。一个男子如果能杀死至少一个其他男子，就被称为 Unokai ，但他们也经常会死于受害者的亲属之手。为什么雅诺马马男子会冒险杀人？因为那些杀人后还能存活下来的人会拥有更多妻儿。在一次长期广泛的研究中，有137人是Unokai ,243人不是。Unokai人均有1.63个妻子（一夫多妻是合法的），4.91个孩子。而非 Unokai人均只有 0.63个妻子，1.59个孩子。我们现在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从冒险中取乐了。在自然环境中，如果冒险是聪明之举的话，人类和其他动物会冒险。我们是那些离开洞穴、冒险成功的人的后代。天生我才为冒险我们的基因通过让危险变得激动人心这个办法来引诱我们冒险。坐过山车或骑摩托车时，我们总会感到震撼。冒险激发一个生化奖励系统，其中大脑产生出多巴胺这一让我们感觉十分美妙的化学物。特里的一位相识罗德很喜欢世界各地危险的冒险活动，而且还为此进行豪赌。特里听了罗德的一些冒险经历后问道：“罗德喜欢吃辣吗？”当然喜欢。罗德不但喜欢墨西哥胡椒，而且身上随时都带着一瓶辣椒酱。罗德对辣椒的爱好走向极致的例子是他参加了一个吃辣椒比 第　６４　页赛。比赛中两人一对一地吃辣椒，辣椒一个比一个辣。在决赛中，罗德胜出。他吃的辣椒把半边脸都辣麻了（而且持续了将近一周）。而他的对手则有风度地退出了比赛，没有和他一决高下。这里有什么关联呢？冒险行为刺激着多巴胺奖励系统。一些人的系统生来就被他们从冒险得来的沉醉感给削弱了。天生具有这些不寻常的多巴胺受体（因此会降低快感之途上的刺激感）的人为了寻求多巴胺高潮会采取极端的形式。他们是冒险迷：蹦极、赛车或者探险。他们生性冲动，出手阔绰，是拉斯韦加斯的顶级赌棍。就像罗德那样，他们比其他人都更喜欢吃辣。媒体称之为“求新”（ ）基因。最近甚至有证据表明，这单个的基因在一个人群中的普遍程度与这群人迁徙的远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还记得我们观察过这样一个事实：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移居世界各地。最漫长的迁徙之路是通向南美的。这些人从非洲横跨亚洲，经过这块陆地桥梁抵达北美，然后一路南下。南美土著居民是这些在数千年中一再迁徙的人的后裔。他们中超过2/3的人拥有“求新”基因，且比任何其他人群都更为普遍，其比例还远远高于现代非洲和欧洲人 他们仅有1/4的人有这种基因。其他一些基因差别也影响到我们的风险选择。例如，一个人的单胺氧化酶 ，大脑中的一种化学物调节器）越少，他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可能性就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引发类似行为的基因，并且会破译它们的基因密码。我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喜欢来一次过瘾的蹦极。甚至我们中间拥有标准数量的多巴胺受体和正常水平冒险分子的人也对这种冒险的冲动没有免疫力。所以游乐园和赌场才有如此广泛的 第　６５　页感染力。还在找那个替罪羊吗？朝里看：基因使我们冒险成瘾了。就像受到非法毒品化学上的引诱一样，我们还迷恋于危险及其调制的化学鸡尾酒。我们的基因甚至又进了一步。它们还把一种毫无理由的乐观主义植入我们的天性，而这又反过来诱使我们高估自己取胜的机会。在电台节目“牧场之家好作伴”中，加里森 凯勒谈及一个虚构的城镇“悲愁湖”，说“那儿所有的孩子都异乎寻常的出色”。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必须求出严格平均的平均数，这是一个数学上的事实。但当别人问起来时，我们会很自信地宣称我们会比其他人活得更长，更少得病，甚至连买的股票都会是市场中表现最好的。在一项研究中，有94%的男子认为自己在体育能力方面应该属于中上水平。这种过分自信甚至使人们相信他们能买彩票中奖（当然，有人确实中了）。通过制造不现实的信念，基因唆使我们去冒一些我们本来不会去选择的风险。这个冒险之谜已经部分地解开了。人类会冒险，因为我们是那些冒险赌博的人们的重重重孙。就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中的一些系统有时也会把我们赶向不确定的道路。但是第二个问题还没有回答。为什么人们做冒险决定的能力那么差？进化喜欢的应该是那些能做出正确风险选择的人，而不仅仅是鲁莽的赌徒。如果小小的蜘蛛能计算出何时为掷骰子的最佳时机并敢和大力士块头的对手较量，我们又为什么不行呢？动物天才有些动物在统计方面出奇地能干。想想，啄木鸟必须决定啄哪些树。有些树里满是美味的虫子，但有些树里则相对较少。要解决这个问题，人类必须诉诸复杂的统计学。而啄木鸟是如何做 第　６６　页出正确选择的呢？在一个实验室里，啄木鸟面对着两种人造树。每一种上面都有24个洞。一种树全是空的，在另一群树里， 24个洞里有6个里面有食物。如同石油投机分子，如果后面的洞还是空的话，啄木鸟就要换地方了。但是要经过多少空洞，啄木鸟才会离开一棵树，到另一颗树上去找呢？要是离开太早，它就会因前面的几次不走运而错失一片沃土。而走得太晚，它又会失去别的机会。高等数学给出了答案。为了吃到最多的食物，啄木鸟应在连续6次遇到空洞之后离开这颗树。啄木鸟是怎么做的呢？它们平均找6.3个洞。其计算接近完美，而且比一个未经专业培训就要回答这一问题的人好得多。当实验者们对空洞的个数进行增减之后，啄木鸟也会相应地改变其尝试的次数。不光啄木鸟这样。蜘蛛、鱼、赤鹿还有其他许多动物解决的问题都需要具备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的数学能力。它的小脑瓜是怎样胜任这种工作的呢？啄木鸟面临类似的问题已经有几万年之久了，今天的啄木鸟源自那些能有效找到食物的祖先。“如鱼得水”这个成语说明了这么一点；动物靠本能解决那些在其自然环境中常见的问题。史前的恐惧当涉及到预测死因的问题时，我们的统计推理则显得很尴尬。例如，在一个平常的年份里，更多美国人死于自然灾害（龙卷风、洪灾、闪电）还是糖尿病？美国人认为自然灾害的危险更大。但在1997年，62 636个美国人死于糖尿病，而只有227人死于龙卷风、洪灾和闪电。同样，女人则害怕死于妊娠，即便几乎没有人死在生产并发 第　６７　页症上。1997年，291个美国人死于妊娠（其中包括死于堕胎的母亲），而159 791个人死于中风。包括对怀孕，我们的恐惧和对死亡率的估算都严重偏离了现实。我们大大高估了死于事故、杀害和被蛇咬死的风险，同时大大低估了大量疾病和种痘导致的死亡。人真的是统计方面的笨蛋吗？为了做出好的风险决策，精确估算风险是有帮助的。但是等一下，以上所引用的数字全都来自当代美国。在现代医学和轻松生活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面临着什么风险呢？我们对此不能确定，但是可以观察一下是哪些原因造成了现在仍生活在非工业化环境中的人们的死亡。Ache人是生活在南美的一群采集者。对他们的一项长期研究表明，在有记载的87个男子的死亡中，有12个是被蛇咬死的，7个死于美洲豹的袭击，2个被闪电击中，6个在械斗中毙命。在有记载的39个女性的死亡中，有3个被蛇咬死，被美洲豹和闪电致死的各 1个，3个妇女在生产中死去，几乎占女人死亡的10% .今天，一个美国妇女一生中死于妊娠并发症的概率为1/3700而在非洲，由于怀孕次数多，而且医疗条件较差，使得妇女死于妊娠的比率为1/16 。我们祖先的死亡率可能与现代非洲和 Ache人的情况相仿。换言之，怀孕及其并发症是古代妇女的主要死因之一。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人类并不是躺在私人医院里静静地死于中风的。而且，大多数疾病都没有治疗的办法。如果害怕行凶者，她或他还可以想办法来保命。但是在没有医院的世界里，害怕癌症却是无济于事的。根据我们祖先所处的世界来说，我们的恐惧实际上是理性的。祖先们会被蛇咬死，会被动物（包括人在内）杀死，会死于事故，也会在生孩子的时候死去。我们所遗传的这些本能的恐惧对于他们的世界而言是合宜的。继续观察，就会发现人类在许多风险上 第　６８　页的判断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祖先们的世界已经很不相同了。有一个恰当的例子：报刊出版者的票据交换所（）在苦苦挣扎了多年之后，决定不再颁发中等数额的奖金给新会员，而代之以低几率的巨额大奖。一位管理人员说：“人们不关心概率，只在乎奖金。”虽然奖金额增加了，但中奖的机会大大减少了。令人奇怪的是人们竟对此趋之若鹜。为什么？这说明我们在估算极不可能的事情上能力低下。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如此易受愚弄。一个可能是我们祖先生活的世界里没有多少人。以捕猎采集为生的群体也就100人左右。根据一项研究，当时全世界仅有1.8万人。看到别人在电视里中奖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想像不到现代人口的巨大规模。它们在我们的基因经历中从未出现过。本能告诉我们机会一定会非常好，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效法那些中奖者。事实是我们比想像的更不可能赢。负责马里兰州彩票发行的官员巴迪 儒构说过：幸运儿可能会是您，但也许不是。”让我们回到HIV 测试这个谜团上来。我们先假定每组有1 000人，其中一个人有病，其他人都是健康的。现在给每个人进行测试，有多少人的测试结果表明他们有病？咱们算一下。首先，真正的患病者其测试结果会是阳性的。但在健康人中间，95%的精确率意味着50个人（5%）的测试结果错误地显示他们也是患病者。所以有51个人听到了坏消息，但他们中间只有1个人（2%)是真正有病的。在一次次测验中，关于概率的问题人们都答错了。多数人也没有答对关于中国男孩比重的问题。有一半的家庭只有1个男孩，1/4的家庭有1个男孩1个女孩，而更小比例的家庭有1个男孩和更多女孩。看起来男孩的数量很多似的。但事实上，因为每个孩子是女孩的可能性都是 ，所以不管这些孩子在各个家庭中的分 第　６９　页布如何，男孩的比率都是 50%如果我们聪明的啄木鸟或勇敢的蜘蛛也来做标准的智力测验的话，它们会拿个大零蛋。动物在解决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对它们及其祖先都很重要的问题时显得确实聪明，但是把它们放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的话，就会显得很笨，有谚语云“虎落平阳”。对人类来说也是如此。但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许多动物仍生活在古老的环境中，而人类却并非如此。所以动物通常显得相当聪明，而人类却经常显得很蠢。冒险生意像大多数人那样，杰伊也喜欢偶尔赌上一把。他还和妻子莉萨一起定期举办一次扑克游戏。游戏最好玩的时候，是当一笔大奖摆在那里，而许多人都在下赌注的时候。杰伊发现如果指定许多许多百搭牌（ ，在游戏中牌值可变化并具有持牌者所指定的任何牌值 译者注）的话，一定会使赌注加大。有百搭牌，人们会下更多赌注，因为他们难以重新估摸更有可能出现的实力派。例如，他们相信除非遇到四个同花，其中包括两张百搭牌，他们才可能输掉。如果几个玩家都信心十足，那赌注就很有可能升级，奖金也会更多。彩票处官员们也想出了类似于百搭牌的东西。他们发明游戏引诱赌徒来玩，同时还会利用我们喜欢斤斤计较的一面来愚弄我们。事实上，我们中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们取胜的几率是多少。像上文说过的，要想在加利福尼亚州中奖的话，需要您抽出的6个数字与1-51之间的6个数字相同。为什么这样规定？就为了掩饰那小得可怜的概率。在此类数学问题上，人们会把中奖的概率夸大多倍。因此彩票处会对此1-1800加以利用。让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如果一位朋友说：我在想 万之 第　７０　页间的一个数字，看看你能不能猜中。”您猜中的希望不会太大，您也不会为那家的奖金下赌。商家以其他方式利用了我们的本能。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想出一个玩彩票的新花样。允许一半人自己抽号，而随机给另一半人分配号码。在抽奖之前，研究者又从实验对象手中买回这些号码。他们有什么发现呢？那些分得号码的人愿以平均不到2美元的价格卖掉手中的号码，而那些自己抽号的人则要价在8美元之上。这种巨大的差异显得很蠢。彩票中奖与否纯粹靠运气，所以每个号码，无论是抽的还是分的，都有同等的价值。在另一项相关研究中，人们要和对手玩一个碰运气的游戏。每个人抽一张牌，大牌为赢。一半的玩家面对的是一位衣冠楚楚、举止自信的对手。而另一半人的对手则有意显得畏缩，衣服也穿得不合身。打赢那位很酷的强大对手的机会是多少？50%，和打赢那个畏缩的傻瓜的机会完全相同。记住，这个游戏全靠运气。然而在实验中，玩家们遇到勇气不足、衣着不当的对手时，只下了47%多一点的赌注。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人类不理性的证据。我们会基于不相干的因素急剧改变自己的行为。在一个完全靠运气的游戏中，不管我们的对手是爱因斯坦还是阿甘，这都无关紧要。现在把人类学家的帽子先戴上一会儿。在多数真实的境况下，您更可能打败一个出色的能手，还是一个犹豫的傻瓜？显然，我们几乎总得记住比的是什么。您会为和维纳斯 威廉姆斯的网球比赛打赌吗？在纯粹碰运气的游戏中，我们的行为显得很蠢。但和我们的其他弱点一样，本能在社会互动这种更自然的环境中表现良好。基因告诉我们要评估对手。可以预测的是，卡西诺和其他赌博游戏的举办者会利用我 第　７１　页的每一个赌博本能。我们走到牌桌上，在看起来很能干的对手前下更高的赌注。许多赌场允许我们挑选自己喜欢的号码；如果聪明的话，他们会让所有玩21点牌的发牌员穿上愚蠢的衣服。哦，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不吃苦头就能找到刺激吗《周末夜生活》 ）有一个为愚蠢的企业做虚假广告的传统。其中一个广告是为一个专门换钱的金融机构“城市交换第一银行”做的。其座右铭为：“您给我们10美元，我们给您两个5美元。您给我们2角5分，我们给您两个1角和一个5分的硬币。我们靠什么赚钱？规模。”不论这个交换银行有多大的规模，如果每一次交易都没有油水可捞的话，它肯定赚不到钱。同样，买卖风险的公司也只有在拿走我们的票子之后才能赚钱。它们不会不惜代价去买卖风险。比如买每个保险单花的钱都比投保人平均能拿到的为多。这是保险公司能生存下来的惟一途径。仅仅由于投保对客户来说是送钱的买卖，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不该买保险？当然不是。我们买的任何东西，不管是福特汽车还是沃尔夫冈 帕克（ ，美国排名第二的名厨，被誉为美食大融炉的教父，并开有多家餐厅 译者注）的比萨饼，其卖价都比成本高。而我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要买保险。不幸的是，一些产品会被精心设计来利用我们的冒险本能，而我们则经常会受到愚弄。想要做出正确的行动，第一步是要清楚分析局势。当推销员向我们兜售家庭保险或冰箱保单时，我们应认识到这个交易一般而言会让我们花钱的。就像对任何产品一样，我们只应在确保弄明白了这些削减风险的产品并确定它们比我们出的价还值的情况 第　７２　页下再买。与此类似，州内彩票或赌场举办的每一次赌博都是让我们花钱的提议。许多人发现其物有所值，但是就像对保险一样，我们应该在放下钱之前先搞清楚保险条款。例如，花在轮盘赌上的每1美元都会返还95美分。在轮盘赌上无所谓好赌注坏赌注。您可以把它当做花5分钱来买价值1美元的刺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掷骰子的时候，玩得好的话，只花5分钱就可以来一把价值1美元的赌博。而玩得不好，则可能花上将近 10分钱。所以要是那种刺激值得花5分钱的话，您就放心去玩轮盘赌吧。但是不要掷骰子，除非您能分清怎么赌好，怎么又不好。此处的要点并非在于我们都要了解玩卡西诺的细节（虽然可能很好玩），而是我们没有必要在这种冒险游戏中上当受骗。要想在这些不确定的领域中胜出，我们必须依靠数学分析。虽然大多数人的计算水平达不到要求，但还是有充足的书籍和网上资源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利用这些资源，而不是相信本能。这儿有个小秘密。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了种种问题，而爱冒险则是特里个人最大的弱点。小时候他们家玩“股票和债券”＆ ）这个游戏时，他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就像在真正的证券市场一样，玩家在不同的公司进行投资。从一副标明每个股票价钱涨落的纸牌里发牌，就可以进行交易了。游戏中有些比较保守的股票，一天变动的幅度只有1/4点或者更少。还有石油公司“击钻”（ ）的股票，它更像一个互联网公司。“击钻”公司的股票有时会上涨20美元，而有时又会下跌17美元。特里那时还是个孩子，他专门投资“击钻”公司，沉迷于股海沉浮中（而且一边玩一边大吃辣食）。1998年，同一种对冒险着迷的态度使得特里每日都陷入齐膝深的交易中。他能做上 2 000多个交易，买进卖出价值2.5亿美元的债券。虽然获利良多，他还是认为这种交易活动很无聊，让他很不开心。怎么办呢？但是交易的诱惑几乎让他招架不住。他也一 第　７３　页次又一次地打破了要金盆洗手的许诺。他采取了双重对策。其一，特里将账户从收费较低的互联网经纪人转到一个收费较高而反应较慢的传统经纪人那里。以前，要交易的冲动涌上心头时，特里只需敲几下键盘就可以了。而现在换了新的经纪人之后，特里就得打上一个电话，和对方聊上两分钟的高尔夫球赛得分，另外还得付一大笔佣金。其二，不再时刻盯着股票价格。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像股票经纪人那样监管自己的投资。这段时间特里真是度日如年。为了强迫自己下线，他一度把自己的互联网网线送到朋友那里。而当他觉得抵挡不住诱惑的时候，还会把网线寄出去，当然收件人是他自己了。现在特里已经完全从交易中脱身了，所以也为生命中其他的一些事情腾出了空间。当激情涌上心头时再实施控制常常为时已晚。意志力在强大的欲望面前更是常常退避三舍。控制住自己的关键在于预先采取措施来制约体内的赌棍。具体到赌博，根据这种观点，就是我们绝不应该在玩牌的时候带着信用卡。把它放在酒店的保险柜里锁起来，放在家里则更好。现在赌场里只要押上驾照或者更少的东西就可以借钱。赌场里的一些自动柜员机只能取钱而不能存钱。要想赢，我们得预先决定好最多可以输多少，然后要确保我们绝对不能超过这个底线。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玩一种叫做信用卡轮盘赌的游戏很有趣。饭桌前的每个人都把信用卡放在帽子里，或者餐巾上。然后把侍者叫过来，由他选择一张信用卡，选中的为大家结账。这也是赌博，但不像彩票和纸牌，它无须什么花费。反复玩的话，结果会是由不同的人来付钱。虽然不要花什么钱，这种游戏还是出奇地刺激。还有其他方式，让我们可以用很小的代价甚至倒过来给我们钱让我们获得刺激。所有的发明都在于当我们实际上很安全的时 第　７４　页候却让我们觉得快要死了。一些过山车现在时速可达130公里，还包括一些设计来刺激我们本能的惊险动作。经过短暂的恐怖，我们就飞起来了，而且心里很美。同样，恐怖电影、跳伞、蹦极以及许多影视游戏都调好了化学鸡尾酒以使我们能无酒而自醉。历史上，就冒险来说，所有的免费午餐之母都是证券市场。买美国股票已经证明是非常好的投资，其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起起落落。19世纪早期以来，买美国股票的长期投资者比拥有债券或黄金的人赚的多得多。在金融领域，我们可以冒险并从中取得回报。然而，在投资这个领域，我们的本能常会使我们陷入困境。记住人类在包括金融在内的许多领域都是过分自信的。金钱管理者虽然历经多年的训练，其中多数人还是未能投中镖靶。对个体投资者来说就更糟了。有研究表明我们买卖越积极，输得就越多。股票既激动人心又有利可图，但我们须得铐上那个潜伏在我们体内的过分自信的商人。爬出来吧 果子在那儿呢多年以前，约翰 奥康纳在和一位叫桑德拉的女子的约会上显得很大胆。他不仅仅约她再出来一次，而是雄心勃勃地约了她次还多。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还是一对愉快的夫妻。而她就是现在的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 戴 奥康纳（）。我们一直在观察人们太过冒险的例子。然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太胆小了。社会领域是我们应该有更多冒险的重要领域。相对于我们而言，社会性的失败对古代人来说代价可能更加高昂。要记得，直到最近，人们还是从出生到老死都和同一群人 第　７５　页生活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注定要成年累月地听着人家说他犯的错：这群人会围着篝火而坐，取笑那个“猴急的家伙”。对古人来说，社会性的错误有时还不仅仅会使人们无休止地拿他们打趣，它还可能引起致命的后果。在我们祖先那时的危险世界里，单个的人不会过得很好。错误地冒犯了一群人以及一个社交冒险都会很快演变成一场噩梦。在雅诺马马人中，被扫地出门的人有时可能会被邻邦收留，但也可能被他们杀死。所以我们的祖先在许多情况下都很胆小，这样是对的。与此相对照，想想如果约翰 奥康纳被拒绝的话会怎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他还可以接着找嘛。我们开玩笑说人与人之间有着6度的隔离（ ，而我们的祖先之间没有任何隔离。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有类似的变化。我们的祖先获得刺激的方法很老套：他们冒险。想想那个以“雪人”闻名的人。大约5 000年以前，他去欧洲冒险，结果冻死在冰川里。由于保存得十分完整，人们现在还可以去博物馆瞻仰他。对于雪人来说，一个职业上的错误可能会致命。但如果我们做了一个冒险的举动 如在一家财务状况不怎么好的互联网公司任职 而且也失败了的话，我们不会毙命。更常见的是，我们会找到一个新的工作，薪水也更高。如果失败的次数多得可观，我们还可以出一系列的书，就像美国东部赌王特朗普）那样。如果只依赖本能的话，我们可能会在职场生涯中显得过于软弱。埃德蒙 希拉里（ ）爵士率领一群人首先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他说过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次我都快要吓死了。但是恐惧也可以成为一个刺激因子……你可以常常把自己的潜力发掘到曾经以为不可能的境界。”好消息就是我们不必通过爬山才能享受冒险的强烈刺激。第　７７　页贪婪在快乐的脚踏车上飞转快乐（富）时光“如果您认为花钱买不到幸福，那是因为您的钱还不够多。”一则招聘广告如是说。额外的钱，特别是来得出其不意的时候，肯定会让每个人的日子一下子就亮堂起来。似乎如果有了足够的钱，我们以后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事实上，让美国人说出一个能最大可能地改善生活的变化时，最常见的答案是“更多钱”。为了赚钱并寻求事业的进步，美国人比以往工作得都更加卖力。从前，富人都以闲暇闻名，现在甚至最富的人也都在办公室里花上更多的时间，而假期却在变短。所有这些辛苦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毫无快乐可言的物质主义。1972年以来美国人的平均收人（考虑到通货膨胀）已增加了40% 还多。每一年，研究者都在问：“您觉得生活有多幸福？”虽然我们的钱更多了，车子更安全了，房子也大了一倍，我们的回 第　７８　页答仍然表明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满意度毫无变化。同样，1958年以来日本人平均富了3倍，而他们也认为在幸福方面没有进展。所以，我们是更富了，但没有更快乐。结论显得很明确，但也令人困惑：深刻而长久的幸福感并非来自物质状况的变化。虽然赚取金钱、电视和汽车令我们快乐，但拥有这些东西却并不能令我们感到幸福。除了现金，其他许多因素对快乐的影响也很小，这令人意外。例如，中西部的绝大多数人都把严冬看成是造成他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并且想像加利福尼亚的人们会更加快活。加利福尼亚人确实喜爱他们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他们却表明自己并不比中西部的人们更加快乐。怀疑吗？也许有人在说谎，说他们很快乐而实际上悲惨得很，反过来也如此（可能是加利福尼亚人想确保外地人别迁到他们那儿去）。我们该不该相信这些自我报告的幸福程度呢？由于幸福难以从外部衡量，所以除了简单地问一下人们感觉如何之外，很少还能找到什么事实为依据。其中之一公认为对幸福（或者更精确地说，不幸福）不完善的测量标准是自杀。如果钱能让我们更幸福，那么穷国的人们可能会比富国的人更想自杀。但事实并非如此。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们乘坐一闪而过的新干线去从事高科技工作。1998年日本的自杀率位居世界前列，仅稍次于芬兰这一富裕的国度。在富裕的美国，1999年有3万人自杀，另有50万人因企图自杀而住院。年轻人自杀的比死于艾滋病、癌症和心脏病的加起来还要多。根据对幸福的物质主义观点，也可以预测在任何一个国家穷人会更多因自杀而死。又错了。在美国青少年中，自杀是第三大死因，而对于那些上大学的更富的孩子，自杀则位居第二。同样， 第　７９　页美国黑人整体上更穷，但他们的自杀率比其他美国人低得多。自杀仅是忧郁冰山之一角。2 500万美国人每年都会患严重的抑郁症。又有数千万人感受到周期性的不快。我们被恰如其分地标识为百忧解之国。富人和富国从未有过如此的物质繁荣。然而，更多人却空前的抑郁、轻生。天生贪得无厌我们的贪婪和不快乐应归咎于谁呢？广告确实对我们欲望的膨胀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是世界各地的穷人也和美国的雅皮士一样追求物质目标。技术水平低下的社会中的人们看到西方消费品时，马上就会希望拥有冰箱、抗生素、迈克尔 乔丹牌 恤等，觉得拥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心满意足了。不义之财的诱惑强大而自然。南美的土著居民雅诺马马人生活在委内瑞拉和巴西交界处附近的热带森林里。1964年，人类学家拿破仑 契农去和他们一起生活时，没有电视或其他媒体影响这个部落的欲望。他们缺少技术和工业的生活方式就像是通往我们过去进化年代的一扇窗子。雅诺马马人仅靠最原始的工具和武器就能获得许许多多的食物。他们采蜜（蜜是他们喜爱的食品），照料大蕉园（大蕉是香蕉和土豆的杂交作物），捕猎野猪、猴子、鸟儿甚至还有少量的蛇。他们也吃棕 虫和蠕动得像蛆一样的美味。这些人生活的地方没有电视广告，也没有公司向他们推销产品，但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对财产的渴望。契农到了雅诺马马人那儿不久，他带去的所有东西，包括衣服、工具、药品和食物等几乎都被抢光了。事实上，契农哀叹说，在和雅诺马马人一起生活的 年多的时间里，人们经常缠着他要这要那，从火柴到手电筒到斧子。令他 第　８０　页“痛苦不安”的是，甚至他在雅诺马马人中最好的朋友也不过是想方设法进入他锁起来的小屋里去偷东西。契农的经历和其他人类学家的经历相似。生活在非工业社会文化中的人最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人们“敲门”向他们要食物、水、药和武器。占有物质的欲望是人类的通病。进攻性的广告战可能会刺激并强化我们体内怪兽的占有欲，但是这头怪兽在我们所有人体内游荡。不出所料，遇到诸如中奖和出车祸这类事情的时候，中奖者欣喜若狂，而受害者则绝望不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人的幸福感又回到了那些既没有中奖也没有遭遇祸害的人们的平均水平。据报道，中奖的人在获得意外之财后甚至一年都不到的时间里其平均满意度就有所下降，并不比一般人的高。参加拍摄音乐电视《真实的世界》 ）的人有类似的经历。拍摄一组典型画面时， 个年轻人免费住进了一座价值几百万的房子，里面摆满了豪华家具。一开始，他们完全被新的环境冲昏了头脑，激动万分。但是不久就陷入了焦虑和不快。所以人们能很快适应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改观。而另一些研究对象，就是在事故中瘫痪的人们，他们又是什么情况呢？事故发生一年后，据报道，受害者的平均满意度为3分（总分是5分），比总的平均水平4分要低，但是远远高于绝望者的满意程度。这些结果变得广为人知，因为它和大多数人想像的不一样：幸福感的变化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比我们想像的要消失得更快。克里斯托弗 里夫1978-1987年主演《超人》(1-4)译者注〕的故事典型地描述了经历过悲剧的人们--像我们研究中遭遇意外的人们一样的情感历程。1995年春天，克里斯托弗 里夫在比赛中摔下马之后变得四肢瘫痪。里夫本是有超人之称的著名演员，但是现在他作为明星的特权一下子消失了，生活就是围着轮椅、理疗转，还得用海绵 第　８１　页擦澡。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他觉得生活全完了，还想过：“为什么不死呢，也省得给大家添麻烦？”但仅在几年里，里夫就又回到了公共舞台上，他开始积极资助脊髓研究。1996 年，他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做了发言。1998年，在 < 后窗》 ）的重制中和达丽尔 汉纳（）一起担任主演。他现在还离不开轮椅，脖子以下的部位都控制不了，但是他的“乐观主义毫发未损”，而且他信心百倍地宣称：“当我放眼未来时，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局限性。”里夫的故事和许多从灾难中活过来的人的故事相似。意外之后，会有一段阴霾，但是希望会重现。这种情感的次第出现非常普遍，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规律。而且，人们预料不到他们会从消极的情绪中恢复过来。事实上，里夫回忆当人们告诉他可以从情感上恢复过来时，他只简单地回了句：我不信。”所以如果您想预测今天一个人有多幸福，不要问其职业、收人、爱情生活，甚或他们能不能走路。令人惊讶的是，最有用的数据是简单描述一下他或她在20岁（或者甚至是6岁）的时候有多幸福。情绪本质上是性格的产物。有些人生来就乐天。看起来有用的一些信息如年龄、性别、种族和财产状况所提供的预测性进展几乎都没有超过这一简单假设，即：人是分为快乐的和不快乐的。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再想一想，如果有丰厚而免税的百万美元掉到您的膝盖上，您感觉会怎样？您的狂喜会不会消失，甚至当您在某个热带海滩晒着太阳点着成 票子的时候？事实上，一年之后您不会比今天更快乐。这看起来不可能，然而，我们的幸福感虽然受到这些短暂的事物的影响，却不会受制于它们。生活的变化带来的强大而短暂的影响和微小但长期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对比形成了人之为人的一个矛盾。为了解开这一谜团， 第　８２　页我们必须学习这么一点：为什么让那些找不到快乐的人仍然相信能够快乐起来会使我们的基因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