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有如电影一般的情节，以及向娱乐界祈求善举的诚肯哀求，给这家初具规模的俱乐部的会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收养了这个孤儿，承担起她所有的抚育费用，并为她取名为凯瑟琳娜·佛拉尔提·谢里登（Catherine Variety Sheridan）——她中间的名字来自这家俱乐部的名称，后面的姓取自发现她的剧院名。　　　　凯瑟琳娜的故事被报刊广泛报道，为俱乐部带来了大量的媒体曝光，远远超过了成员们的预期。俱乐部被媒体冠以博爱组织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索性将儿童福利纳为自己的宗旨。40年代晚期，由于战后电影创作的繁荣为俱乐部带来了大量财富，俱乐部也在各地成立了分会。凯瑟琳娜·谢里登的故事和照片在全美各个分会大肆张贴报道。谢里登也成了这家俱乐部的非正式“吉祥物”。　　　　金钱的充裕与公众的关注，也带动了俱乐部寻求对其他儿童慈善项资助的热情。科斯特去拜访波士顿儿童医院，就是肩负着寻找这样的慈善项目的使命。在院方的陪同下，他参观了各知名医生的实验室和诊疗室。当他就医院捐赠的建议询问一位血液科主任时，这位主任一如既往地谨慎答道：“嗯，我需要一台新的显微镜。”　　　　相比之下，科斯特来到法伯的办公室，看到的却是一位激昂、表达清晰、心怀远大愿景的科学家，犹如隐于斗室的弥赛亚。法伯并不想要一台显微镜，他提出了一项富有远见的计划，令科斯特着迷。法伯请求综艺俱乐部帮助他创立一项新的基金，用于建设大规模研究型医院，致力于儿童癌症的研究。　　　　法伯和科斯特立刻行动起来。1948年初，为了推动和支持儿童癌症研究与宣传，他们成立了儿童癌症研究基金会（Children’s Cancer Research Fund）。3月，他们为募集资金组织了一场抽奖销售活动，募得45456美元。这样的金额已经很了不起了，可称初战告捷，但与法伯和科斯特期望的数目还相去甚远。他们认为癌症研究还需要传递更有效的消息，需要一种策略，使其一举成为公众焦点。那年春天，科斯特回忆起谢里登的成功，突发奇想——要为法伯的研究基金找一个“吉祥物”，就像为癌症找一个“凯瑟琳·谢里登”。科斯特和法伯寻遍儿童病房和法伯的诊所，要找到一个能担当“宣传大使”的孩子，鼓动大众向基金会慷慨解囊。　　　　然而，这次寻找的任务并非易事。法伯正用氨喋呤治疗孩子们，楼上病房里挤满了痛苦的病人，由于化疗导致的脱水恶心，孩子们几乎无法摆正他们的头和身体，更不要说去扮演一名在癌症治疗下仍然乐观的“吉祥物”，夸耀于公众面前。法伯和科斯特心急如焚地浏览了病人的名单后，总算找到一个健康状况尚可承担这项任务的孩子。这个小男孩名叫埃纳·古斯塔夫森（Einar·Gustafson），身材瘦高、金发蓝眼、天真无邪。他没有得白血病，但因肠内长有一种罕见的淋巴瘤，所以需要接受治疗。　　古斯塔夫森来自缅因州的新瑞典市（New·Sweden），祖父母是瑞典移民。他个性安静稳重，是个早熟男孩。他居住在一个马铃薯农场，就读的学校仅有一间校舍。1947年夏末，蓝莓季节刚过，他因腹痛如绞被送医救治。路易斯顿（Lewiston）的医生怀疑他得了盲肠炎，遂为他做了盲肠手术，但在术中却意外发现了淋巴瘤。这种疾病的存活率仅有不到1/10。想到化疗可能还有一点机会可以救治他，医生便将他送往波士顿寻求法伯的医治。　　　　但是埃纳·古斯塔夫森这个名字太拗口了。法伯和科斯特灵光一闪，给他改名叫吉米（Jimmy）。　　　　科斯特立刻开始为吉米做宣传。1948年5月22日，美国东北部一个温暖的星期六夜晚，加州广播节目“真心话大冒险”（Truthor Consequences）的主持人拉尔夫·爱德华兹（Ralph·Edwards）中断了平常广播，连线到波士顿的电台广播。爱德华兹开始说道：“真心话大冒险节目的部分功能，就是要把传统的室内游戏带给无法亲自来到节目现场的人……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小家伙——吉米。”　　　　“我们将不向大家透露吉米的姓，因为他就像全美其他成千上万在家和医院的男孩和女孩一样。吉米现在正饱受癌症的折磨。他是一个很棒的小家伙，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外出，但是他非常喜欢棒球，密切关注他最喜爱的球队——波士顿勇士队（Boston Braves）的一举一动。现在，凭借广播的魔力，我们将横跨整个美国，来到全美伟大城市之一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带你们直接到吉米的病床前；这里是美国最了不起的医院之一波士顿儿童医院。这里的医务工作者在癌症研究领域有非常杰出的成就。到目前为止，吉米还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请连线吉米。”　　　　接着，在一阵电波干扰声后，听众听到了吉米的声音。　　　　吉米：嗨。　　　　爱德华兹：你好，吉米！这是由拉尔夫·爱德华兹主持的“真心话大冒险”广播节目。我听说你喜欢棒球，是这样吗？　　　　吉米：当然，这是我最喜欢的体育运动。　　　　爱德华兹：你最喜欢的体育运动！那你认为哪支棒球队能够赢得今年的冠军？　　　　吉米：波士顿勇士队，我希望。　　　　一段寒暄后，爱德华兹开始了他所承诺过的“室内游戏”。　　　　爱德华兹：你见过菲尔·马西（PhilMasi，勇士队的球手）吗？　　　　吉米：没见过。　　　　菲尔·马西（走进来）：你好，吉米，我是菲尔·马西。　　　　爱德华兹：什么？是谁？吉米。　　　　吉米（喘气）：是菲尔·马西！　　　　爱德华兹：他在哪里呢？　　　　吉米：在我病房里。　　　　爱德华兹：哇，你知道吗？就在你的病房里，菲尔现身了。他是从伊利诺伊州的柏林市赶过来的。吉米，谁是队中最好的全垒打击球手呢？　　　　吉米：杰夫·希思（Jeff·Heath）。　　　　（希思走进了病房）　　　　爱德华兹：那又是谁，吉米？　　　　吉米：杰夫……希思。　　　　吉米惊愕地还没喘过气来，棒球队的球员带着T恤衫、签名棒球、比赛门票，以及棒球帽鱼贯而入：埃迪·斯坦奇（Eddie·Stanky）、鲍伯·艾略特（Bob·Elliott）、艾儿·托觉森（Earl·Torgeson）、约翰尼·塞恩（Johnny·Sain）、艾儿文·达克（Alvin·Dark）、吉姆·罗素（Jim·Russell）、汤米·福尔摩斯（Tommy·Holmes）。同时，一架钢琴推了进来。勇士队的队员唱起歌来，吉米也随声附和，声音高亢、热烈，不过明显不在调上：　　　　带我去看棒球比赛，　　　　带我跟大伙儿在一起。　　　　给我买点花生和爆米花，　　　　我不在乎是否回得了家。　　　　爱德华兹演播室里的人欢呼雀跃，有些人注意到最后一句歌词的酸楚异味，很多人几乎动容落泪。节目的最后，爱德华兹中断了同波士顿的长途连线，停顿了一会儿，他降低了说话的语调：“朋友们，现在请听好，吉米听不到这里的现场，对吧？……我们不会用他的任何照片，不会公布他的全名，他也不会知道这些。让我们通过资助治疗儿童癌症的研究，让像吉米这样成千上万的罹患癌症的孩子能够快乐起来。因为只有通过研究儿童癌症，我们才能帮助成年人，并且在癌症初始阶段就遏制住它。”　　“我们了解到，现在小吉米最想要的是一台电视机，用它不仅能够听到，而且还能看到球赛转播。今晚，请你和你的朋友们慷慨解囊，无论是25美分、几美元、还是几十美元，捐给吉米作为资助儿童癌症研究基金之用。只要捐献给这项伟大事业的总额超过20万美元，我们就将亲眼见证吉米拥有自己的电视机。”　　　　爱德华兹的这段节目持续了八分钟。吉米讲了十二句话，唱了一首歌。“很棒”这个词被用了五次。其间，吉米的癌症极少被提及。它就像这间医院病房内的幽灵，潜伏在隐秘的背景里。公众的反应令人惊讶。当天晚上，甚至在勇士队离开吉米的病房之前，捐助者就已经在儿童医院的大厅外排起了长队。吉米的邮箱塞满了明信片和信函，其中一些信件的地址就简单地写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吉米”；有些人寄来的信件中夹着钞票或是支票；孩子们寄来了25美分、10美分的零用钱；勇士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到1948年5月底，滚滚而来的捐款已逾23。1万美元，超过了科斯特预定的20万美元的目标。数百只红白相间为吉米基金募捐的锡罐被挂放在棒球场地的四周。剧院里也传递着爱心锡罐，收集几美分或几十美分的零钱。在闷热的夏日夜晚，身着球衣的少年棒球联盟的队员们也带着锡罐挨家挨户募捐。新英格兰各处小城镇都举办了“吉米日”。许诺给吉米的电视机——一台装在木箱里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也已送达，被安装在医院病床间的白色长凳上。　　　　1948年，对于高速成长、高速消耗的医学研究界，能为吉米基金募集到23。1万美元，虽然令人感动，但仍是不大的一笔钱。在波士顿，这些钱只够建造一座新大楼的几个楼层，远不够建造一栋国家级的抗癌科研大厦。相比之下，1944年的曼哈顿计划（the Manhattan Project），每个月在橡树岭基地（Oak Ridge site）的消耗就高达1亿美元。1948年，美国人仅在可口可乐上的消费，就超过了1.26亿美元。　　　　但是，用金钱衡量吉米运动的精神，就错失了它的意义所在。对法伯而言，吉米基金运动只是一次牛刀小试，是建立另外一种模式的摸索。法伯认识到，这场针对癌症的运动很像一场政治运动：它需要偶像、吉祥物、形象和口号；它既需要广告策略，又需要科研方法。任何疾病，想要提升到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就得进行推销，正像政治运动需要推销一样。一种疾病，要想实现在科学层面的转变，首先需要政治层面的转变。　　　　如果叶酸拮抗物是法伯在肿瘤学上的第一个发现，那么这项“关键事实”便是他的第二个发现。这使他的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从病理学家到白血病医生的转变。这第二个转变——从临床医生转变为癌症研究的倡导者，也反映了癌症本身的转变：癌症从地下暗室浮现到公众的聚光灯下，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轨迹。而这一转变，正是本书的核心所在。吉米造的房子　　从语源学上来说，“患者”就意味着“受罪的人”。最令人深深恐惧的，不是受罪本身，而是受屈辱的折磨。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西德尼·法伯的整个意图唯有“无望的病例”。　　　　——《医学世界新闻》（Medical World News）　　　　1966年11月25日　　　　曾经有一段时间，西德尼·法伯拿自己狭小的实验室开玩笑。他称之为“一名助理，一万只老鼠”。的确，他的整个医疗生涯可以用几个数字来描述。一间房——有药剂师的房间那么大，通通塞在一家医院的地下室中；一种药——氨基喋呤，有时候能够短暂地延长白血病患儿的生命，五个病人之中有一个病情缓解，最长的生命延续也超不过一年。　　　　不过到了1951年年初，法伯的工作量呈现指数性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他的旧实验室的容量。他的门诊室挤满了家长和孩子，必须搬到医院以外位于宾尼大街和朗伍德大道拐角处的一栋宽敞的居民楼中。但即使这样，新的诊室仍然很快就超载了。儿童医院的住院病房也很快就填满了病人。许多儿科医生认为法伯是“入侵者”，所以在医院内部增加他的病房空间是不可能的。一位医院的义工回忆说：“大多数医生认为他为人自负，又不知变通。”在儿童医院，即使有空间能容纳病人的几具尸体，也没有空间来容纳他的“自我”。　　　　被孤立的法伯气愤难抑，于是他重新投入到募款活动中。他需要一栋全新的大楼来容纳所有的患者，但未能鼓动医学院同意为儿童建造一栋新的癌症中心。气馁之余，他干脆自己努力建一所医院，就在医学院的对面。　　　　受到早期集资成功的鼓舞，法伯制定了更庞大的募集研究经费的计划，依靠的是身后那些耀眼的好莱坞明星、政治大亨、体育明星和赚钱好手。1953年，勇士队从波士顿迁往密尔瓦基（Milwaukee），法伯和克斯特成功获得了波士顿红袜队的支持，使得“吉米基金”成为该队官方赞助的慈善事业。　　　　不久，法伯找到另外一位明星来支持他——泰德·威廉姆斯（Ted·Williams）。年轻的威廉姆斯刚刚从朝鲜战争中服役归来，是一名星光闪耀的棒球手。1953年8月，吉米基金会为威廉姆斯策划了一场“欢迎泰德回家”的餐会。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募捐盛典，每一道菜100美元，共筹集到15万美元。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威廉姆斯成为法伯诊室的常客，身后往往跟随着一队小报摄影记者，希望能够拍摄到伟大球员与癌症患儿在一起的照片。　　　　“吉米基金”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成了每家每户的“事业”。斯塔特勒（Statler）酒店外面放置了一个巨型的白色储钱罐来吸收捐款，形状好像一只巨大的棒球。波士顿全城到处可见为儿童医院癌症研究基金竖起的广告板。在电影院外面，被称作“吉米罐罐”的红白相间的募款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不可胜数。各家机构的捐款飞涌而来，金额不等：国家癌症研究所捐助了10万美元，波士顿的一次豆餐聚会送来了5000美元，一个柠檬水摊子捐出了111美元，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儿童马戏团也送来了几美元。　　　　到了1952年初夏，法伯的新大楼近乎完工，一座巨大的长方体建筑竖立在宾尼大街的一边，离朗伍德大道很近。这座大楼高耸修长，既实用又现代，这种风格使它“自觉地”与大理石柱面和滴水兽嘴装饰的周围医院区分开来。人们可以从细微处看到法伯那双执著的手的影子。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法伯，生性节俭。［列昂纳多·劳德（LeonardLauder）喜欢这样评价他这一代人：“你能把孩子从大萧条中带出来，但是你却不能把大萧条从孩子体内带出来”。］尽管如此，对吉米诊所，法伯还是舍得放手去做——在通向门厅宽大的水泥阶梯上，每个台阶只有1英寸高（约2。54厘米），孩子们可以轻易地攀上去。阶梯由蒸汽供暖，以对抗波士顿严酷的暴风雪。就在五年前的那个冬季，这样的暴风雪几乎终断了法伯的工作。　　楼上干净整洁的候诊室里摆放着旋转木马和一箱箱玩具；一辆电动火车玩具在石头山峰中，沿着轨道突突前行；在假山的山面上，镶嵌着一台电视。1952年，《时代》杂志在一篇报道中说：“如果一个小女孩喜欢上一个布娃娃，她就可以拿走它；反正洋娃娃多得是。”图书馆里除了几百册书外，还装了三匹摇摆木马、两辆脚踏车。周边医院的走廊中通常悬挂的是已故教授的画像，鬼影幢幢；而这里的走廊却大不一样，法伯委托一位艺术家画上真人大小的童话人物——白雪公主、匹诺曹、小蟋蟀，在“癌症世界”里融入了“童话世界”。　　　　这种喧闹与排场可能会让旁观者以为法伯几乎就要找到治愈白血病的方法，而这栋崭新的诊所就是他完成最后冲刺的跑道。但事实上，他的目标——治愈白血病，仍然遥不可及。他的波士顿医疗小组为抗白血病疗法增加了一种类固醇新药，把类固醇类和叶酸拮抗剂结合着使用。在这种积极的治疗方案下，患者的生命能够得以再延长几个月。但是，即使在最激烈的疗法之下，白血病细胞最终仍会产生抗药性，再次复发，而且来得更猛烈。在楼下明亮的房间中玩洋娃娃和玩具火车的孩子们，到头来不可避免要被带回到楼上死气沉沉的病房，不是极度兴奋，就是昏迷不醒，最终都要饱受痛苦的折磨。　　　　一位50年代初曾在法伯诊所接受过治疗的孩子的母亲写道：“我对这所医院中所弥漫的欢乐气氛不断感到惊异，因为我发现所有我看到的孩子，几乎在几个月之内都会注定死掉。的确，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父母们满腹狐疑的眼神特别明亮，那是流出的或未流出的泪水。我发现，有些孩子健壮的外表，是由于某种抗白血病药物所致的身体肿胀之故。有些孩子身上带着伤疤，有些则在身体的不同部位都有可怕的膨肿，还有缺少肢臂的孩子、剃了光头的孩子，他们看上去脸色苍白，显然是刚做过手术的结果；孩子们瘸拐着走路，或坐着轮椅，不断地咳嗽，精神憔悴。”　　　　的确，一个人在这里观察得越仔细，所感受到的现实打击就越尖锐、越刺痛。在这座通风良好的新大楼里，法伯身边有几十位助手忙碌穿梭，但他仍不免被这种无法逃避、挥之不去的现实所困扰。他陷在了自己的候诊室中，仍然在苦苦寻找下一种药品，能够让他的孩子们再勉强多维持几个月的生命。他的病人们，曾走过奇妙的汽暖阶梯，来到他的办公室；曾在音乐木马上腾跃旋转；曾沉浸在童话世界的欢乐中……但到头来，他们都会无情地走向死亡，而夺去他们生命的仍然是与1947年同样的癌症。　　　　但是对于法伯来说，生存期的延长却传递了一个相当不同的信息——他需要更进一步地拓展自己的成果，来发起对抗白血病的协同作战。他在1953年写道：“同其他形式的癌症相比，急性白血病对近些年来开发出来的新的化学药物有更显著的反应。使用这些药品：生命得以延长，症状得以减缓；孩子们可以重新拥有快乐的生活，甚至重归正常生活；这段时间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数月。”　　　　法伯需要一种方式来激发和支持寻找更加强大的抗白血病药物的努力。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尽可能快地向前推进。”但是，这对于他来说还不够快。他写道，在波士顿筹集的经费“已经缩减到令人不安的低水平”。他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推动器，一个更大的平台，也许需要一个对癌症更大的愿景。他已经超越了“吉米造的房子”这一襁褓。缺乏耐心的战争　　今年就要死去的32。5万名癌症患者不能等了，也没有必要等，等待我们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伟大的进展，等待我们为基础研究领域的所有问题找到全部答案……早在熟知疾病治疗原理的数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人们就找到了治愈疾病的手段，这样的例子在医学史上比比皆是。　　　　——西德尼·法伯　　　　为什么我们不尝试在美国建国200周年的时候，征服癌症·那将是怎样一个令人振奋的节日！　　　　——1969年10月，拉斯克派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广告词“他们组成了社团”　　这所有的一切，都证明了为什么在公共信托领域，很少有做研究的科学家能够坐到决策者的位置。他们所受的细节训练，导致了他们管中窥天、眼界狭隘，而科学的进步，需要拥有广博视野的人。　　　　——迈克尔·希姆金（Michael·Shimkin）　　　　我注意到科学界的某类警告，说单独将癌症挑出来作为一项总统倡议的行动，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美国国家卫生所的最终解体。这种意见我不敢苟同……我们是在同一个阴险、冷酷的敌人作斗争。（我们）现在需要明确、果断的行动，而不是一天到晚地开委员会，没完没了地总结回顾，以及为现状进行令人厌烦的辩护。　　　　——李斯特·希尔（Lister·Hill）　　　　1831年，法国贵族亚里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游历美国，并为这个国家的公民集会结社的热情感到惊讶万分。托克维尔写道，“美国人不论年龄、不论家境、不论性情癖好，都会不停地组成社团……包罗万象——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用的、普通或者受限制的，庞大的或小型的。美国人组织成社团开办娱乐事业、创办神学院、修建旅馆、兴建教堂、传播书籍思想、把传教士送到地球另一边……如果他们想要谆谆地教导某些真理，或者鼓励人们效仿，明哲先贤，他们就组成社团”。　　　　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过去一百多年之后，法伯想要改变癌症的现况，他本能地抓住了托克维尔所察背后的真理——如果说，理想性的变革是由普通公民构成的社会所铸造出来的，那么法伯就需要这样一个“统一战线”来发起对癌症的全国性攻击。这一旅程的开始和结束，仅靠他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他需要在自己身后寻找巨大的支持力量——需要一个在影响力、组织力和金钱上能远远超出吉米基金会的力量。真金白银，以及变革的实权，仍掌控在议会手中。但是一旦撬开这个巨大的财政金库，就意味着可有效利用来自公民、社会的巨大力量。法伯知道，这种规模的影响力，非他力所能及。　　　　但是，他知道，有一个人拥有实现这个计划的能量、资源和热情——她是一位好战的纽约人，她曾经公开宣称自己的个人使命，就是要通过社团建设、游说和政治手段来改变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她不但富有，而且政治手腕灵活，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她能与洛克菲勒夫妇午餐，同杜鲁门夫妇跳舞，和肯尼迪夫妇共进晚餐，对第一夫人伯德·约翰逊直呼其名。法伯从自己的朋友和波士顿的捐赠者那里听说过这位女士。早些年，法伯在华盛顿的政治场合中曾经遇到过她。她令人卸下心防的微笑与刻板蓬松的发型，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政治圈里还是在纽约的社交圈里，都极其惹人注目。她的名字同样如雷贯耳。她就是玛丽·位达德·拉斯克（Mary·Woodard·Lasker）。　　　　玛丽·伍达德于1900年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沃特镇（Watertown）。她的父亲弗兰克·位达德（Frank·Woodard）是一名成功的小镇银行家。母亲，莎拉·约翰逊（Sara·Johnson）1880年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在芝加哥的卡尔森百货商店做售货员，并且凭借良好的职业技巧，迅速升职为该商店的高薪售货员之一。正如拉斯克在她后来的作品中写道的那样，推销是约翰逊“与生俱来的天赋”。约翰逊后来辞掉了她在百货商店的工作，转行为慈善事业和公共事业游说——不再卖衣服，而是推销理念。正如拉斯克所说，约翰逊这个女人能“卖掉……她想卖的任何东西”。　　　　玛丽·拉斯克自己的销售经历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当时，她从拉德克里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毕业，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将欧洲的绘画作品卖给纽约的一家画廊，以抽取佣金。这是一份竞争激烈的工作，需要灵活的交际手腕和精明的商业头脑。30年代中期，拉斯克离开画廊，创办了一家叫做“好莱坞样式”（Hollywood Patterns）的公司，把简单的成衣设计卖给连锁店。良好的直觉与绝佳的时机又一次让她大获成功。由于4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为拉斯克批量生产的职业装开启了广阔的市场。拉斯克从经济大萧条时期和战后金融复苏中脱颖而出。到40年代后期，她已经成为一名在商界能呼风唤雨的女强人，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社交之星，在纽约的社交界熠熠生辉。　　1939年，玛丽·伍达德邂逅了60岁的亚尔伯特·拉斯克（Albert·Lasker）。他是芝加哥广告公司——罗德和托马斯公司（Lord and Thomas）的总裁。和玛丽·伍达德一样，亚尔伯特·拉斯克也被业界公认为是一名天赋奇才。他为罗德和托马斯公司创立并完善了一套名为“纸上推销术”（salesmanshipinprint）的新型广告策略。拉斯克强调：一个成功的广告，不能仅仅靠音乐和图像的堆砌去吸引顾客购买商品；相反，一个杰出的广告文案，应该告诉消费者为什么购买这款产品。广告，仅仅是一个信息和购买理由的载体，若要公众去领会它的影响力，必须精化信息，回归到它最精华的基本形式。拉斯克的每一款广受关注的广告，比如新奇士橙、培梭丹特牙膏和好彩香烟，都突出了这一策略。广告是信息的润滑剂，将信息精化为基本图示，这一思想也给抗癌宣传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玛丽和亚尔伯特恋情轻松浪漫，经过旋风般的求爱，相遇仅仅15个月就结婚了。这是玛丽的第二次婚姻，也是亚尔伯特的第三次婚姻。玛丽·拉斯克当时40岁，富有、和蔼并且雄心勃勃，开始了自己在慈善事业的探索——沿着当年母亲的路径，从一个女商人转身为一个公众运动的活跃分子。　　　　对于玛丽·拉斯克来说，这个探索很快就转向了对自己内心的追寻。童年和少女期的三个记忆时常令她魂牵梦绕。其中一个，就是她得了致命的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肺炎的回忆。她从昏睡中醒来，迷迷糊糊地听到家里的一个朋友对母亲说，她可能活不下来了：“莎拉，我觉得你养不大她。”　　　　另一个则是她陪母亲探视她在威斯康星沃特镇的家庭洗衣女工。这位女子刚做完乳腺癌手术，两只乳房都被切除了，正在恢复。拉斯克走进了一间昏暗的棚屋，里面有一张矮小的床，周围是七个孩子，这一惨淡和悲凉的景象让她感到心酸。把乳房切除来祛除癌症，让她困惑不解。“真的是切掉？”拉斯克探究地询问母亲。不过那名洗衣女工最终活了下来。拉斯克意识到，“癌症可能很残酷，但是不一定致命”。　　　　第三段回忆，是她在十几岁上大学的时候。1918年全球爆发流行性感冒，这种致命的西班牙流感肆虐城乡，拉斯克也未能幸免，被隔离在病房治疗。不过，她最终幸存下来——但是那一年，这场流感杀死了60万美国人，在全世界有近5000万人因此丧命，成为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　　　　这些回忆有一个共同的线索：疾病对生命的毁灭近在咫尺，随时随地都在威胁人类，药物偶尔可以发挥药力，但其潜力仍未被人们发觉。拉斯克想象着打开束缚药物研究的桎梏，找到那种尚未被挖掘出的力量，与疾病对抗。1939年，就在她遇到亚尔伯特那年，她的生活再一次与疾病发生了碰撞：在威斯康星，她的母亲心脏病发作，接着中风，最终瘫痪并丧失了行动能力。拉斯克给美国医学会主席写信询问治疗的方法。然而医学界对于药物知识的匮乏以及对于医药潜力的不察，令她深感震惊，以至于愤怒：“我认为这太荒谬了。别的病可以治愈……磺胺类药物也已经出现；维生素缺乏症引起的坏血病和糙皮病，也可以治愈。但是，我看不出你们有什么理由对中风束手无策，因为并非所有中风的人都会死……一定有什么能够影响它的因素。”　　　　在经过了一段无效的治疗后，拉斯克的母亲于1940年在威斯康星去世。对于拉斯克来说，母亲的病逝点燃了她埋藏几十年的愤慨与怒火。由此，她也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之后，她告诉一位记者：“我要对抗心脏病和癌症。就像我们对抗罪恶一样。”玛丽·拉斯克要消除疾病，就像牧师通过传播福音来消除罪孽一样。如果人们不相信对抗疾病的国家战略之重要性，她会用尽一切方法，改变他们的观念。　　　　第一个被她改变的人，就是她的丈夫——亚尔伯特·拉斯克，他理解了玛丽的决心，成为她的合作伙伴、顾问、战略家和同志。他告诉妻子：“资金到处都有，我告诉你怎么去争取。”通过政治游说和史无前例的规模募资来改变美国医学研究现状这一主张，让玛丽感到振奋。和专业的科学家、职业运动员一样，拉斯克夫妇都是专业社交家，有丰富的人脉、出色的游说术，善于跟人打交道，说话让人舒服，且言之凿凿，令人信服；通过写信、办鸡尾酒会、与人谈判、巧妙地搬出社会名流彰显自己的身价，最后与人敲定合作，各种手段，运用自如。筹募资金特别是广交朋友，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他们的社交网络四通八达，能够轻易直达私人捐赠者以及政府的心灵和钱袋。“他们组成了社团”　　玛丽·拉斯克解释道：“如果一支牙膏……也值得每年花两三百万美元来做广告的话，那么对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让人致残的疾病的研究，就值得人们花上亿美元。”正如《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曾经报道的那样，仅仅几年，她便成为“医学研究的神仙教母”。　　　　某个早晨，这位“神仙教母”像旋风一般，突然闯进了世界癌症研究领域。1943年4月，玛丽·拉斯克造访了时任美国控癌协会（ASCC）会长的克拉伦斯·库克·里多（Clarence·Cook·Little）医生在纽约的办公室。拉斯克希望了解这位医生所负责的机构在推动癌症研究方面的进展，以及她的基金会能帮些什么忙。　　　　然而这次拜访却给拉斯克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由医生和科学家组成的专业协会，是一个自满、僵化、行将就木的曼哈顿社交俱乐部。社团每年的财政预算大约只有25万美金，而花在研究项目上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社团资金的筹募，外包给了一个叫“妇女野战军”的组织，而这个组织的志愿者，却无人列入控癌协会董事会名单。对于早已习惯大规模广告轰炸，以及凭借“纸上推销术”吸引媒体关注的拉斯克来说，该协会的工作看起来自由随意、平庸无效，并且毫不专业。拉斯克尖锐地批评道：“这里的医生根本管理不了巨额的资金使用。实际上，他们总是在商业上斤斤计较……在专业领域也眼界狭窄。”很明显，那些人对癌症缺乏一种系统的憧憬。最后，她只是向ASCC捐赠了5000美元，并且允诺她还会再来。　　　　拉斯克不得不开始独立运作此项事业。她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癌症变成一个公众话题。她避开了大型报社和主流杂志，选择了一家媒体出版商——《读者文摘》，她知道这家媒体最能触动美国人的灵魂。1943年10月，拉斯克说服一位在《读者文摘》工作的朋友，发表关于发现和检测癌症的一系列文章。在几周内，这些文章就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明信片、电报和手写便笺潮水般向杂志编辑部涌来，这些来信往往都附带少量的零用钱、真人故事以及照片。一位为失去母亲而悲伤的士兵寄来了捐款：“我的母亲在几年前死于癌症……虽然我们正置身于太平洋战争的散兵坑中，但是我们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名女学生的祖父死于癌症，她在信中附上了1美元。接下来的几个月，《读者文摘》共收到上千封来信，以及总共30万美元的善款——超过了美国抗癌协会全年的预算。　　　　拉斯克被这样的社会反响所鼓舞，她开始着手彻底整顿美国抗癌协会的运作，打算更进一步重振该协会抗击癌症的力量。1949年，一位朋友写信给她：“鉴于国家对这些事实和人民健康的忽视，我们应该实行双管齐下的策略：建立一个由专业人士和外界人员共同参与的长期计划……以及组成一个短期压力团队。”亚尔伯特·拉斯克加入美国抗癌协会的董事会，聘请了一位名叫爱默生·福特（Emerson·Foote）的广告经理加入协会，来使这个组织合理化。福特和拉斯克一样，一开始就被这个协会糟糕的工作方式震惊了。他立刻拟定了行动草案：他要把这个行将就木的社交俱乐部，变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游说团队。实施这一方案，需要一些实干家——包括商人、制片人、广告人、制药公司主管以及律师，这些人都来自于拉斯克夫妇广泛的社交网络，而不是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药物研究者或医生。直到1945年，美国抗癌协会管理委员会中的非医学成员数量显著增加，超过了原有成员的数量。这个被人称为“外行团队”的组织改名为“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简称ACS。　　　　这个社团的基调也发生了微妙但仍可察觉的变化。在里多领导的时候，美国抗癌协会曾花费大量的精力，编写关于执业医生治疗癌症标准的记录，其琐碎程度令人不忍卒读（由于提供的治疗方案很少，这些记录并不是特别实用）。而在拉斯克夫妇的管理下，该协会的任务很自然地转向了广告和筹款。仅仅在一年之内，它共印制900万份教育材料，5万张海报，150万套窗户贴纸，16.5万个投币盒，1.2万份宣传广告以及3000个橱窗展示。被拉斯克不留情面地形容为“女士园艺俱乐部”的妇女野战军也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活力、运作自如的筹款机构。捐款数额简直冲破了屋顶：1944年，协会筹款83。2万美元，1945年筹款429.2万美元，1947年筹款1204.5万美元。　　金钱，以及公众认可度的转变，必然带来原有成员和新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美国抗癌协会会长克拉伦斯·里多曾一度欢迎拉斯克加入团队，现在却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外行人团队”所排斥。他抱怨这些游说者和筹款者“目的不纯、麻烦且野心勃勃”。但是为时已晚。在1945年社团的年会中，经过与“外行们”的一番艰苦决战之后，他被迫辞职隐退。　　　　随着里多的辞职以及董事会的更迭，福特和拉斯克更加势不可挡。为了适应这次接管，社团的章程体制都被重写，这一进程快得几乎像报复（里多）一样，再一次强调了它游说和筹款的行动。标准公司（Standard Corporation）的总裁（同时也是“外行团队”中的一位首要交涉者）吉姆·亚当斯（Jim·Adams）为协会草拟了新的规则，对于一个科学团体来说，这一新规则恐怕非同寻常——“委员会不应该容纳四名以上专业人士和科学家，首席执行官应该是非科学人士。”　　　　在这两句话中，亚当斯简述了美国癌症协会发生的非凡改变。这个社团当时是一颗高风险的重磅炸弹，由一帮“外行”积极分子带头筹款，为医学运动展开宣传。拉斯克是这个集团的中心，它的核心动力、它的“女王蜂”。这些积极分子被媒体称为“拉斯克派”。这是一个令他们骄傲并欣然接受的名字。　　　　短短五年，玛丽·拉斯克就使癌症社团起死回生。她的“短期压力团队”则开足了马力。拉斯克派如今有了更长远的目标：国会。如果他们能得到联邦政府对抗癌斗争的支持，那么他们的战役规模和领域都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乳腺癌患者和抗癌活动家，罗斯·库什那曾满怀敬意地写信给玛丽·拉斯克：“您可能是第一位注意到，为了维持在实验室和医院的战斗，抗癌战争必须首先在国会的支持下进行的人。”但是拉斯克灵敏地抓住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这场战役在被推送到国会之前，必须首先在实验室打响。不过，她还需要一位来自科学界的盟友，发起一场募集科研经费的战斗。在众多广告商和游说者之外，“抗癌战争”还需要一名来自科学界的人鼎力相助，一名真正的医生。这个人，既要理解拉斯克派优先考虑政治的本能，又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还要拥有无懈可击的科学权威。最理想的是，他/她能专注于癌症研究，但又愿意从这种专注中站出来，在一个更大的、全国性的舞台上奋斗。这个角色的人选，恐怕也是唯一的人选，非西德尼·法伯莫属。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需求珠联璧合：法伯急切地需要一名政治游说者，正如拉斯克派急需一名科学战略家一样。就像是两队旅者的相逢，每一队都带着另一方需要的半张地图。　　　　20世纪40年代晚期，法伯曾在华盛顿与玛丽·拉斯克有过一面之缘；这之前，法伯刚刚凭借叶酸拮抗物的研究，在国内名声大噪。1948年冬天，就在法伯关于叶酸拮抗物的论文发表之后没几个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约翰·赫勒（John·Heller）写信给拉斯克，向她介绍化学疗法的理念，和提出这一理念的波士顿医生。化学疗法是一种能彻底治疗癌症的化学方法，正如纪念医院的肿瘤学家达斯提·罗兹（Dusty·Rhoads）形容的那样，是“癌症治疗领域的青霉素”。这一理念深深地吸引了拉斯克。到50年代早期，她经常写信给法伯询问这些药物。法伯的回复洋洋洒洒，详细解释了自己在波士顿所取得的进展。他把这些信件称为“科学论文”。　　　　对于法伯来说，与拉斯克交往有一种纯洁、清亮的特质，亦即他所谓的“净化”。法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她，但更重要的是，法伯把自己科学和政治上的雄心也传递给了她，他发现这种雄心很容易在她的眼中得到反馈，甚至放大。到了50年代中期，他们信中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法伯和拉斯克坦然讨论起他们能否进行一次彻底的、彼此协调的对癌攻击。法伯写道：“一个有组织的模式正在快速形成，比我所期待的要快得多。”他谈到他曾访问过华盛顿，想把国家癌症研究所改组为一支更加强大、更具指导性的抗癌力量。　　一位医生曾这样形容拉斯克：她已经成为“国会山的常客”。她顶着一头用发胶打理过的头发，身着招牌式灰色正装，戴着珍珠项链，穿梭于与卫生保健相关的每个委员会和专题小组之间。同样，法伯现在也成了“常客”，穿着干净笔挺的深色西装，学究式的眼镜总是抵在鼻子的上梁，一副酷似国会议员的内科医生加科学家的形象。据一位观察者回忆说，他对医学拥有一种“福音传道士的活力”。“好像在他手中放一把铃鼓”，他就会立刻“开始工作”。　　　　拉斯克在法伯福音传道者的铃鼓声中，又加入了自己热情的鼓点。她慷慨激昂、自信满满地诉说、书写着她的事业，以引述他人的言论及问题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回到纽约后，她雇用了一群助理专门从大量报纸和杂志中剪辑整理关于癌症的文章，哪怕是过时的文章。她不但会通读这些文章，还会在页边一丝不苟地对自己有疑问的地方用小字进行标注，然后每周把这些分发给其他的“拉斯克派人士”。　　　　法伯在给拉斯克的信中亲切地写道：“我给你写了很多次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我日益喜欢的技巧——心灵感应。但是这些信从来没有寄出去过。”从相识发展为熟知，再从熟知发展为友谊，法伯与拉斯克建立起一种协作伙伴关系，一直延续了几十年。20世纪50年代，法伯开始把他们的抗癌战役描述为“十字军东征”。这个词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对于西德尼·法伯，还有玛丽·拉斯克来说，这场抗癌战役的的确确变成了一场“十字军东征”，一场张扬狂热与科学的战斗，唯有这个宗教上的比喻才能领会它的实质。好像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不可动摇、坚定不移的“治愈癌症的前景”，为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推动一个甚至不很情愿的国家向这个前景走下去。“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　　一个人的死亡，就像一大强国的衰落，　　　　本有勇猛的军队、领袖和先知，　　　　本有富有的港口和巡航四海的船只。　　　　但如今它再不会解救任何被包围的城池，　　　　不再与人歃血为盟。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Milosz）　　　　《堕落》（TheFall）　　　　我最近开始注意到科学以外的事件，如玛丽·拉斯克的鸡尾酒派对或西德尼·法伯的吉米基金会，都同科学政策的制定有关。　　　　——罗伯特·莫里森（Robert·Morison）　　　　1951年，恰值法伯和拉斯克正在以热烈的“心灵感应”方式交流抗癌战役之际，另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基调和任务的紧迫性——亚尔伯特·拉斯克被诊断出结肠癌。虽然纽约的外科医生试图切除这个肿瘤，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结肠周围的淋巴结，外科手术的方式很难奏效。到了1952年2月，被这一诊断结果震惊得麻木的亚尔伯特住进了医院，等待死亡的降临。　　　　这一颇有讽刺性的变化并未让“拉斯克派”退缩。40年代末，他们在唤起社会对癌症关注的广告中指出：全美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亚尔伯特现在就成了这“四人中的一个”，被他之前想要征服的疾病击倒。他的一位芝加哥友人（极其保守地）写道：“对于一个竭尽全力在这个领域奋斗的人来说，他自己竟也遭受了同样的折磨，似乎有点不公平。”　　　　在玛丽·拉斯克大量的资料中，包括几乎满满八百箱的回忆录、信件、笔记和采访文稿，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她对于这个可怕悲剧感受的记录。尽管专注于对抗疾病的事业，但她对于所面临的这一具体的疾病，对于死亡的残酷，却表现出特别的沉默。其中偶尔会流露出她内心的感受和悲痛：她探视纽约的哈克尼斯治疗中心（Harkness·Pavilion），看着亚尔伯特恶化并陷入昏迷时的辛酸；她致信包括法伯在内许多肿瘤医师，询问还有没有药能做最后一搏。在亚尔伯特去世前的一个月，这些信的口气狂躁而迫切。亚尔伯特的癌细胞转移到了肝脏，她谨慎而又不懈地寻求任何可能的治疗方法，无论多么异想天开，只要能让他的病情不再恶化就好。但在大多数时候，她只是保持沉默——让人感到无法捉摸、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的孤独。玛丽·拉斯克选择一个人默默地承受所有的悲伤。　　　　1952年5月30日早8点，亚尔伯特·拉斯克去世。在纽约拉斯克的居住地，家人举行了一场小型的私人葬礼。《时代》周刊为他刊发了讣告：“他不仅是一名慈善家，因为他不但贡献了他的物质财富，还贡献了他的经验、才干和力量。”　　　　丈夫去世后，玛丽·拉斯克逐渐回归了公众生活。她回到之前那种募捐、舞会和争取资助金的生活，社交日程排得满满的。她参加各种医学基金会的舞会，为哈里·杜鲁门举行欢送派对，为关节炎治疗募捐。她似乎镇定自若，热情而富有朝气，像流星般闪耀着划过纽约上空稀薄的大气。　　　　但是这个1953年强势回归纽约社会的人，从根本上迥异于一年前离开的那个女人，仿佛凤凰涅槃。在亚尔伯特去世的阴影下，玛丽·拉斯克的抗癌运动更加急迫、坚决。她不再求索“宣传”一场抗癌的十字军东征大战略；她要寻求的是一个能“付诸实现”的战略。正如她的朋友，议员李斯特·希尔所说：“我们是在与一个阴险狡诈、残酷无情的敌人作斗争。”——而这场大规模战役需要持之以恒、毫不畏缩的献身与投入。权宜之谋不能只是启发科学，更要侵入科学领域。为了抗击癌症，拉斯克派想要彻底改组癌症机构，重新打造国家癌症研究所，摆脱官僚、大举筹资、紧密监督——把它改造为一个目标导向的机构，能坚定地向着寻找癌症治愈手段这一方向前进。玛丽·拉斯克相信，过去的国家抗癌运动太过拼凑、力量分散、过于抽象。为了使它重现活力，需要继承亚尔伯特·拉斯克的无形遗产——仿效盛行于商业与广告业界的战略：明确目标导向，直捣黄龙。　　法伯的人生也遭遇了癌症。实际上，他早有预感，已经有十年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的肠道莫名其妙地慢性发炎，很有可能是溃疡性结肠炎，这是一种使人衰弱不堪的癌前疾病，会导致结肠和胆管的癌变。50年代中期（具体日期不明），法伯在波士顿的奥本山医院通过手术切除了发炎的结肠。或许他选择查尔斯河对面这家小型私人医院，是不想让朗伍德校区（哈佛医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知道自己的病情和手术；也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发现它已不仅仅是“癌前病变”了。因为几年后，玛丽·拉斯克在未挑明法伯癌症性质的情况下，把他描述为“癌症的幸存者”。法伯自视甚高，谨言慎行，不愿把自己的抗癌经历与全国性的抗癌战争混为一谈，并且态度鲜明地拒绝公开讨论他的病情。（他的儿子托马斯·法伯不愿谈论此事，他说：“我既不会承认也不会否认。”不过他承认父亲“在最后几年一直生活在疾病的阴影里”——“我尊敬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这次结肠手术唯一留下来的问题就是结肠造瘘袋。法伯在医院查房时，会巧妙地把它藏在他白色翻领衬衫和有四颗纽扣的西服下面。　　　　尽管法伯小心谨慎，但与癌症的感同身受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抗癌活动的基调和紧迫性。和拉斯克一样，癌症对他来说再也不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是急速压向头顶的阴云。他写道：“对我们来说，为了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伟大的进展，为基础研究领域的所有问题找到全部答案，是没有必要的……早在熟知疾病治疗原理的数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人们就找到了治愈疾病的手段，这样的例子在医学史上比比皆是。”　　　　法伯强调：“这一年将会死于癌症的病人无法等待。”他和玛丽·拉斯克同样不能等待。　　　　玛丽拉斯克知道，这项尝试所需要的赌注是巨大的：拉斯克派提出的对癌策略与20世纪50年代生物医学研究的主流背道而驰。这一主流模式的倡导者是一位个子高高、身材消瘦的工程师，名叫范内瓦·布什（Vannevar·Bush）。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过培训，曾任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管。该部门成立于1941年，主要任务在于把美国的科学精英引入到新型军事科技的研发中。这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该部门曾招募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加入“计划性研究”（promatic）项目。对基础问题展开宽泛且开放式探索的研究，是和平年代的“奢侈品”。但战争要求的是一些更加紧迫并且目标明确的东西——制造新武器，发明新技术，协助战场上的士兵。这是一场越来越体现军事科技的战斗，正如报纸上所形容的，是一场“奇才的战争”，需要由“科学奇才”构成的骨干力量帮助美国赢得胜利。　　　　“奇才们”施展了令人震惊的技术魔法。物理学家创造了声呐、雷达、射线感应炸弹和水陆两栖坦克；化学家制造出了杀伤力大、具有致命性的化学武器，包括臭名昭著的毒气战制剂；生物学家则致力于研究高海拔生存效应和海水摄食。就连数学家这样与最晦涩难懂的科学为伍的精英，都被派去破译军事密码了。　　　　在这些研究中，原子弹无可争辩地成为其中最为耀眼的成果。它是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导的“曼哈顿计划”的产物。1945年8月7日，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的次日清晨，《纽约时报》大篇幅报道了这项计划的卓越成就：“曾反对效仿工业实验室的方式组织、计划和指导研究的大学教授们……现在该好好想一想了。一项最重要的研究，恰恰是通过采用工业化实验室的方法而为军队实践的。其结果是三年之内，一项发明横空出世。如果我们只依靠那些妄自尊大的科学家单打独斗的话，恐怕要花上半个世纪……提出一个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凭借的是团队合作、规划设计、有效管理，而非仅靠满足好奇心的欲望。”　　　　这篇社论语调高昂，一下子捕获了当时弥漫于全美的科学情愫。“曼哈顿计划”颠覆了科学探索的主导模式。《时代》周刊不无讽刺地写道，炸弹不是由那些穿着粗花呢制外衣、妄自尊大的大学教授，靠摸索晦涩难懂的真理（受“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的欲望”驱使）设计出来的；而是由一个执行明确目标任务的“科学家特攻队”完成的。在这一项目的影响下，新的科学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形成了一套由具体任务、固定期限和明确目标驱动的科学研究体系。用一位科学家的话说，就是“正面攻击”的科学。这种模式在战争期间创造了引人注目的科技繁荣。“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　　但范内瓦·布什却不为所动。1945年，他发表了一篇深深影响杜鲁门总统的报告，名为《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和自己战时研究模式完全相对的科学研究观点，他写道：“基础研究，在研究时不考虑实际结果，其研究结果是普遍性知识，以及对于自然及其法则的理解。这种普遍性知识提供了能解决很多重要实际问题的方法，尽管它可能无法为其中任何一个具体问题提供完整、明确的答案……”　　　　“基础研究带来了新知识，提供了科学的‘资本’。它创造了使实际应用项目得以立足的‘科学基金’……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的领跑者。19世纪，建立在大量欧洲科学家基础研究之上的“美式机械创造力”，极大地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但现在时过境迁，如果一个国家只能依靠别国来更新基础科学知识，那么它会在工业化进程中丧失先机，在世界贸易中失去竞争力。”　　　　布什主张：方向明确、目标清晰的“计划性”科学虽然在战争年代红极一时，但并不代表美国科学未来的可持续模式。布什认为，即使是广受赞扬的“曼哈顿计划”，也得益于基础研究的成果。的确，原子弹是“美式机械创造力”的产物。但是这种“美式机械创造力”是立足于对原子特点及所蕴含能量的基础科学发现之上的。显然，这些基础研究并没有以制造任何与原子弹有关的东西为目标。虽然原子弹诞生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但从知性的角度来讲，它深深根植于战前欧洲物理和化学的研究。这个战时美国科学界标志性的国货，从根本上说，是一件舶来品。　　　　布什由这一切所得到的教训是：目标导向的策略在战时卓有成效，但在和平时期却鲜见其功。“正面攻击”在战地上有用，但在战后，科学不能由命令主导。所以，布什努力推进另一种完全相反的科学发展模式，提倡赋予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并优先开展开放式研究。　　　　这项计划对美国政府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就是明确为鼓励科学自主而建立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述，它适时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布什式的）协调政府资金与科学独立的伟大设计”。这种新的科学研究文化——“长期、基础的科学研究，而不是单纯地针对疾病治疗和预防”——很快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后来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中生根发芽。　　　　对于拉斯克派人而言，这一矛盾让人深思。他们认为，抗癌斗争恰恰需要那种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行之有效的专注与纯粹的奉献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明显地给医学研究负载了过多的新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法；它推动了新的复苏技术的开发、对血液和冷冻血浆的研究、肾上腺皮质醇对休克、大脑及心脏血流作用的研究等。正如美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主席，A.N.理查德（A.N.Richards）所言，在医学史上，从未有过“医学、科学工作者这么协调地合作”。　　　　这种志同道合的感觉，激励了拉斯克派人士：他们需要一个抗癌的“曼哈顿计划”。他们逐渐意识到不再需要等待癌症基本问题的解决就可以发动对癌症的全面进攻。就像法伯当年没有氨基喋呤在普通细胞中作用的知识，更不明白它在癌细胞中的效果，就已经进行了早期的白血病试验。20世纪20年代，英国数学家奥利弗·海维塞德（Oliver·Heaviside）曾以玩笑的口吻写了一个故事，描写一位科学家在餐桌上沉思：“我是否应该因为不了解消化系统而拒绝吃饭呢？”对于海维塞德的这个问题，法伯可以加上自己的问题：我该因为尚未解决基本的细胞机理问题，就拒绝抗击癌症吗？　　　　对于这种困惑，其他科学家也深有同感。为人坦率的费城病理学家斯坦利·黎曼（Stanley·Reimann）写道：“癌症工作者必须明白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不仅是因为工作‘有趣’，而是为了帮助解决癌症问题。”布什倡导的开放式、因好奇心驱使的研究——“有趣的”科学——已经僵化为教条。要对癌宣战，就必须推翻这种教条。　　首先，也是最具深远意义的一步，就是组建一个专注于研发抗癌药物的团队。1954年，在拉斯克派进行了一番热烈的政治游说之后，参议院授权国家癌症研究所以更加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设立一个研究化疗药物的项目。到1955年，初见成果，名为癌症化学疗法国民服务中心（CCNSC）的机构已经全力投入运作。在1954年至1964年间，这家机构测试了82700种合成化学试剂、115000种发酵产品和17200种植物衍生物，每年对约100万只小鼠开展各种化学试验，以寻找一种理想的药物。　　　　法伯虽感欣喜但依然缺乏耐心。1955年，他在给拉斯克的信中写道：“这种热情……这些化疗的新朋友……的热情是令人振作的，并且似乎是建立在真挚的基础上的。”“不过，看起来仍然慢如龟步。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乐享‘发现新大陆’的项目，有时感觉很无趣”。　　　　与此同时，法伯开始加速进行在波士顿的药物研究工作。20世纪40年代，土壤微生物学家塞尔曼·瓦克斯曼（Selman·Waksman）对土壤微生物世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纯了一系列不同种类的抗生素。（正如青霉菌株能产生青霉素一样，细菌也能产生抗生素，与其他微生物进行“化学战”。）在一种叫作“放线菌”的杆状微生物中，就有这样一种抗生素。瓦克斯曼称其为“放线菌素D”。放线菌素D是一种巨大的分子，形状像古希腊雕像，上面有一个小的无头“躯干”和两个展开的翅膀。瓦克斯曼发现它能与DNA结合并破坏DNA。它拥有杀死细菌细胞的能力。但不幸的是，它同样也能杀死人体细胞，这就限制了它作为抗菌剂的用途。　　　　但一种细胞毒素总是能激起肿瘤学家的兴奋感。1954年夏天，法伯说服瓦克斯曼寄了很多抗生素给他，其中就包括放线菌素D，他想用这些药在小鼠肿瘤上作一系列测试，以便把它们改用作抗肿瘤试剂。法伯发现，放线菌素D对小鼠有显著效果。仅仅少量的放线菌素D就能使许多鼠类癌症消失，包括白血病、淋巴瘤以及乳腺癌。法伯满怀期待地写道：“我们或许还不能称之为‘治愈之药’，但也很难把它们归为别的什么。”　　　　1955年，受到“治愈”动物效果的激励，他开始进行一系列实验以评估药物在人体内的效果。然而，放线菌素D对于儿童白血病没有效果。法伯并不灰心，他对275名癌症患儿用药。患儿的病症中包括淋巴瘤、肾瘤、肌肉瘤以及神经细胞瘤等各种癌症。这种实验对药剂师来说如同一场噩梦。放线菌素D具有很强的毒性，必须在盐水中充分稀释；即使只有微量渗出血管，周遭的皮肤都会变黑坏死。儿童的血管较细，药物在他们体内往往由静脉流入头皮。　　　　在这些早期试验中，有一种癌症产生了反应，就是维尔姆斯氏瘤（Wilms tumor）。这是一种少见的肾癌。多见于幼儿，其治疗方法是通过外科手术切除感染的肾脏，术后再对感染的肾脏床进行X射线放射治疗。但用局部疗法不能治愈所有的维尔姆斯氏瘤。在部分病例中，在发现病症时，肿瘤就已经转移了，通常是转移到肺。这时，再要治愈维尔姆斯氏瘤就很难，往往要连续用X射线轰击并搭配各种药物，但效果很难持久。　　　　法伯发现，通过静脉注射放线菌素D，能有力地抑制这些肿瘤向肺转移，通常能产生持续数月的症状缓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X射线和抗生素都能独自对抗维尔姆斯氏瘤的转移的话，那么把这两者结合运用，效果会怎样呢？1958年，他请朱利奥·德·安吉奥（Giulio·D·Angio）和奥德里·埃文斯（Audrey·Evans）这一对年轻的放射线研究夫妇和一位叫唐纳德·平克尔（Donald·Pinkel）的肿瘤学家加入到这一研究项目中。几个月内，这个小组确定X射线和放线菌素D有显著的协同作用，彼此成倍地增加了对方的毒性效果。这种结合疗法对患有转移性癌症的儿童迅速取得了疗效。德·安吉奥回忆：“在大约三周内，之前由维尔姆斯氏瘤转移到肺部的肿瘤被完全清除了。想想一个人首次能理直气壮、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治好了他’，多么令人兴奋！”　　这些发现所产生的热情很具有传染性。尽管X射线和化疗的结合并不总能产生长期效果，但维尔姆斯氏瘤是第一个对化学疗法产生反应的、传染性的固体肿瘤。法伯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取得了由治疗液态癌症到固态癌症的飞跃。　　　　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法伯充满了强烈的乐观心态。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吉米基金会造访的人可能目睹了一种与之有微妙不同的、复杂的现实。索尼娅·戈尔斯坦（Sonja·Goldstein）两岁的儿子大卫，在1956年通过化学疗法治愈了维尔姆斯氏瘤。在她看来，这家诊所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既美妙又悲惨……难以言喻的压抑，同时无法形容地充满希望”。走进癌症病房的那一刻，戈尔斯坦写道：“我感到一种兴奋的暗流，一种（持续的）就要看到曙光的感觉，尽管一再受挫，却让我依旧充满希望。”　　　　“我们走进一间大厅，墙上装饰着纸板火车。到病房的途中有一个看起来很逼真的停止标志，闪烁着红、绿、黄三种灯光。（孩子们）可以爬进火车头拉铃，在病房的另一端是一个实物大小的汽油泵，上面标着加油量和价格……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有一种过分自信的装饰，几乎到了如精神病院一样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这的确是一间精神病院，不过是由癌症构成的精神病院，就像一个沸腾的箱子，充斥着疾病、希望和绝望。大约四岁大的珍妮，在角落里玩着一套崭新的蜡笔。她的母亲是一位迷人但易激动的女士，一直牢牢地盯着她，用像钳子一样的目光紧紧地护着孩子，盯着她弯腰挑拣各色的蜡笔。在这里，没有无意义的行为；任何事情都可能是一个信号、一个标志或一种预兆。戈尔斯坦意识到，珍妮“患有白血病，因为黄疸住院治疗。她的眼睛现在还是黄色的”。——这是突发性肝功能衰竭的征兆。和病房里许多病人一样，珍妮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她唯一关心的就是她深深迷恋的一只铝制茶壶。　　　　“一个小女孩坐在大厅里的手推车上，起初，我以为她的眼睛是被打成乌青的……两岁大的女孩露西患上了一种扩散到眼睛后部引起出血的癌症。她长得并不漂亮，从第一天开始就哭个不停。黛比也是如此，她只有四岁，是个天使般的小姑娘，脸色苍白，由于病痛皱着眉头。她和露西患的病一样——成神经细胞瘤（neuroblastoma）。泰迪一个人躺在房间里。我过了好几天才鼓足勇气走进去，因为骨瘦如柴的泰迪不但双眼失明而且脸部畸形。他的肿瘤由耳后开始，逐渐吞没到头部的一侧，阻碍了正常的生理活动。他通过鼻孔的管道进食，但意识完全清醒。”　　　　在病房各处，有一些小发明和即兴制作，这些通常是法伯自己的作品。因为孩子们常常很疲惫，不能走路，所以房间四处散置着小小的木头手推车，方便患儿相对自由地四处移动。手推车上吊着化疗用的静脉输液架，以便能随时随地开始化疗。戈尔斯坦写道：“我所见到的最凄惨的景象就是小手推车里载着的孩子，腿或胳膊上紧紧地绑着输液针，还有高高的输液架和滴管。这些合成的效果就像一艘只有桅杆却没有帆的船，在波涛汹涌的无边海面上孤独地漂流。”　　　　每天晚上，法伯会来到病房。他就像是船长，强力驾驶自己的无帆之舟驶过这片凶险未知的海域。法伯在每张床前停留，记笔记、讨论病情，也常常严厉指示身后的随行人员——住院医生、护士、社工、精神病医师、营养师和药剂师。法伯坚持认为，癌症是一个“总体性疾病”。这种病不仅从身体上，还从精神上、社会上、情绪上紧紧咬住病人。只有发动一场多方面、多学科的攻击，才有可能战胜这种疾病。他把这个理念称为“全面照料”。　　　　但尽管竭力提供了“全面照料”，死亡仍然在病房中无情地蔓延。1956年冬，大卫求诊的几周之后，接连不断的死亡袭击了法伯的诊所。白血病女孩贝蒂第一个死去。然后是四岁的珍妮，那个喜欢铝制茶壶的女孩。接下来是患有成视网膜细胞瘤的泰迪。一周后，另一名白血病患儿阿克塞尔口中大量出血而死。戈尔斯坦观察到，“死亡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形态——父母出现在孩子的病房里，正如他们之前可能定期几天探视孩子一样。一位护士把他们带到医生的小办公室，医生进来关上他身后的门。之后，护士送来咖啡。再然后，她递给这些父母一个大的棕色纸袋，里面是（孩子）全部的遗留物件。几分钟后，我们散步回来，发现另一张床空了。就此结束”。　　1956年冬天，在历经了一番艰苦而长期的战斗后，索尼娅三岁的儿子大卫·戈尔斯坦在吉米基金诊所死于转移性维尔姆斯氏瘤。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是在氧气面罩下迷迷糊糊的抽泣中度过的。索尼娅·戈尔斯坦带着她的棕色纸袋离开了医院，纸袋里装着孩子的遗物。　　　　但法伯并未悲伤失态。几百年来，一直空空如也的癌症化疗武器库，现在已被新药填满。这些发现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药物的排列组合、药量和给药时间的变化，两种、三种、四种药物的疗法实验。至少在理论上，如果一种药失败了，还可以换另一种药重新治疗癌症，或者一种药物组合失败了，还可选择另一种组合。法伯一直催眠般地告诉自己，这不是“结束”。这只是全面出击的开始。　　　　在医院14楼的病床上，卡拉仍处于被“隔离”的状态。她被关在一个凉爽、无菌的房间里，在那里，即使空气分子都要通过几十层滤网才能进入。她的衣服上满是抗菌肥皂的味道。电视屏幕时明时暗。食物用托盘送进来，上面标着表示勇敢、乐观的菜名——“健身土豆沙拉”或者“基辅鸡肉卷”，但是每样菜尝起来都像烧过了头，没滋没味的。（确实如此，因为食物在送进隔离病房前必须灭菌消毒。）卡拉的丈夫是一名电脑工程师，每天下午过来陪在她的床边。母亲金妮每天机械地坐在椅子里摇晃，就像我在第一天早上见到她时那样。当卡拉的孩子们戴着口罩和手套过来看她的时候，她把脸转向窗外静静地哭了。　　　　对于卡拉来说，这些天身体上的隔离演变成了更沉重、更强烈的寂寞，心理上的孤独比身体上的监禁更加令她痛苦。她说：“在最初的两周，我完全退变成另一个人。进入隔离病房和走出去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反复思考自己熬过这一切幸存的几率有多少。30%，还不到1/3。我常在夜里重复这个数字。晚上我辗转反侧，凝视着天花板思索：30%意味着什么？在30%的时间里能发生什么？我30岁了——大概是90岁的30%。如果在一场游戏里有人给我30%的胜算，我会下注么？”　　　　卡拉到达医院的那天早上，我带着厚厚一叠纸走进她的房间。那是化疗同意书——允许我们立刻开始向她体内注入毒素，杀死癌细胞。　　　　化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概持续一个月。快速持续地投药，期望缓解白血病，但同时这些药肯定也会杀死她体内的正常细胞。她的白细胞数量将如自由落体一般直线下降，一路降到零。在命悬一线的那几天，她会处在现代医学促成的生死边缘：一种完全没有免疫系统、对周围环境毫无抵抗力的状态。　　　　如果白血病的确得到了缓解，那么我们将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巩固”并强化这种缓解效果，那将意味着施行更多的化疗，但药量会减少，间隔会拉长。她可以出院回家，每周过来进行化疗。巩固和强化还需要八周，也许更长。　　　　或许还会发生我留到最后才想说的最糟的情况。急性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有一个很恶劣的倾向，那就是它会隐藏在大脑中。无论通过静脉注射给卡拉的化疗有多么强劲，都不能进到她大脑周围的淋巴间隙和脑室中。血脑屏障本质上使大脑成为一个白血病细胞的“保护区”（这个词很不幸意味着你自己的身体可能助长了癌症）。想要把药物直接送入“保护区”，必须把药物通过一系列脊髓穿刺，直接注入卡拉的脊髓液。可能还会用到全脑放射疗法，用高渗透的X射线直接穿过她的颅骨，用来预防白血病细胞在她的脑中增殖。如果治疗有效，两年内，卡拉还要接受多次化疗，来“维持”我们取得的疗效。　　　　诱导、强化、维持、治愈。用铅笔画的箭头把白纸上的四个点连起来。卡拉明白地点了点头。　　　　我把未来两年要用的各种化疗药物念给她听的时候，她像小孩子发现了一段新的绕口令一样，轻声重复着这些名字：“环磷酰胺、阿糖胞苷、强的松、天冬酰胺酶、阿霉素、硫鸟嘌呤、长春新碱、6-巯基嘌呤、氨甲喋呤。”屠宰场　　随机分配的筛选试验是烦人的。一个问题要耗时多年，而且需要大规模的项目工程才能找到答案。（但是……）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　　　　——H.J.德·科宁（H.J.de·Koning），2003年　　　　《肿瘤学年报》（Annals of Oncology）　　　　最好的“医生”似乎对疾病有第六感。他们能感受它的存在，知道它在那里。在任何知性过程还不能对之定义、分类，并在用语言描述之前，就能感知它的严重性。病人对于医生的感觉也是相同的：能感到他的专注、机警和严阵以待；知道他的关怀。每一个医学学生都不应该错失观察这种境遇的机会。在医学史上，这是最富有戏剧性、剧情、情感和历史性的一幕。　　　　——迈克尔·拉克姆（Michael·Lacombe），1993年　　　　《内科学年鉴》（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世纪40年代，在贝塞斯达（Bethesda）这个被人比作郊区高尔夫俱乐部的一家研究所建筑里，肿瘤学的新型武器被应用在活生生的病人身上。　　　　1955年4月，马里兰一个潮湿的春日里，国家癌症研究所新招募的一位叫作埃米尔·弗雷瑞克（Emil·Freireich）的研究员，走进红砖临床中心大楼的新办公室。他恼怒地发现门牌上他的名字竟被拼错了，后面五个字母都不见了。门牌写成了“埃米尔·弗雷（Emil·Frei）医学博士”。“我的第一个想法当然是：这不就是政府部门的典型作风吗？”　　　　其实名字并没有拼错。弗雷瑞克走进办公室，遇到了一位自称“埃米尔·弗雷”（Emil·Frei）的高个子年轻人。他自己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上面的名字拼写正确。　　　　尽管名字如此相似，但两位埃米尔的个性截然不同。弗雷瑞克年仅35岁，刚刚结束在波士顿大学的血液学研究项目。他个性张扬、脾气火爆并富有冒险心，说话又快又冲，在洪亮的声音之后往往发出真情流露的爽朗笑声。他曾经在芝加哥库克县医院步调飞快的“55号病房”做过实习医师，由于他的表现令医院非常头痛，以至于被提前解除了合约。在波士顿，弗雷瑞克与切斯特·基弗（Chester·Keefer）一起工作，后者曾和迈诺特共事，曾在“二战”中主导生产青霉素。抗生素、叶酸、维生素和叶酸拮抗物，这些东西进入了弗雷瑞克的灵魂。他非常欣赏法伯——不仅欣赏法伯的心思缜密和专业素养，更欣赏法伯的不守礼仪、易于冲动、大义无私，他能快速说服捐助者，也能瞬间激怒敌人。弗雷后来曾说：“我从未见过弗雷瑞克有稳重的时候。”　　　　如果弗雷瑞克是电影中的一个角色的话，他肯定会需要一个搭档，就像劳拉之于哈迪，或是菲利克斯之于奥斯卡一样。那天下午，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门前和他邂逅的那位瘦高男人就是他的搭档。弗雷瑞克直率莽撞，敏感冲动；而弗雷则冷静沉着，慎重自持，是一位泰然自若的谈判家，但更喜爱幕后工作。同事大多用“汤姆”这个小名来称呼他。弗雷在20世纪30年代是圣路易斯大学的一名艺术生。直到40年代末，他才如梦初醒地进了医学院。朝鲜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然后返回圣路易斯大学做内科住院医生。他魅力十足、言语温和、谨言慎行。观察他管理重病儿童和他们性急的神经质父母，就好像看游泳冠军掠过水面一样轻松自如，游刃有余。　　　　负责把两位埃米尔带到贝塞斯达的人，是国家癌症研究所临床中心的新所长戈登·朱布罗德（Gordon·Zubrod）。朱布罗德头脑聪明、仪表堂堂，行事深思熟虑。他是一位临床医生，同时还是一位科学家，一向以从容不迫闻名。朱布罗德之前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时，在“二战”前后花了近十年时间开发了抗疟药物（antimalariadrugs），这一经历深深影响了他早期对癌症临床试验的兴趣。　　朱布罗德对儿童白血病特别感兴趣，也就是让法伯致力于临床研究最前线的那种癌症。但是朱布罗德知道，对抗白血病，就是对抗它的猛烈和脆弱，对抗它的喜怒无常和不可预测的突然发作。药物测试可以进行，但是首先，要让孩子们活着。朱布罗德是这个领域的精英代表，被弗雷瑞克称为癌症研究的“艾森豪威尔”，他很快召集两位年轻医生镇守在病房前线：就是弗雷瑞克和弗雷，他们刚刚各自从波士顿和圣路易斯的研习员岗位结业。弗雷开着破旧的老式斯图贝克汽车，横跨整个美国，来投奔朱布罗德。弗雷瑞克则在几周后加入，他开着自己摇摇晃晃的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而来，里面有他的全部家当、怀孕的妻子和九个月大的女儿。　　　　这种组合很容易变成一场灾难，但是它很奏效。就在刚开始的时候，两位埃米尔发现他们两人之间可以相辅相成。他们的合作代表了贯穿肿瘤学基础研究工作中深深的知性分歧，即谨小慎微与大胆实验二者之间的分歧。弗雷瑞克一次又一次地奋力撬动杠杆的一端，往往让病人如临深渊，而这时候，弗雷会把杠杆压回来，保证这些新奇、狂想，但往往有很深毒性的新疗法，可以被小心谨慎地推进。弗雷和弗雷瑞克之间的拉锯战很快变成国家癌症研究所中的标志性争斗。一位研究员回忆：“那段时间，弗雷的工作就是防止弗雷瑞克惹上麻烦。”　　　　朱布罗德有他自己的计划，不让白血病研究惹出麻烦。因为新药、组合试剂和试验的激增，朱布罗德担心各机构会自相残杀，陷入一味争夺病人和实验方案的境地，忘记真正的目标是与癌症作战。纽约的伯奇纳尔、波士顿的法伯、罗斯维尔癌症中心的詹姆斯·霍兰德（James·Holland）以及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两位埃米尔，都急切地想要开始临床试验。因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每一位病人都是白血病实验的珍贵资源。为了避免冲突，朱布罗德提议建立一个研究者的“联合会”，以此来共享病人、实验、数据和知识。　　　　这项提议改变了整个领域。罗伯特·梅尔（Robert·Mayer，他之后成为其中一个小组的负责人）回忆说：“朱布罗德的合作小组模式激励了癌症医学。学术界的肿瘤学家第一次拥有了归属感，癌症医生再也不是流浪汉了，再也不是‘在医院地下室里开毒药处方’的人了。”第一次小组会议由法伯主持，会议获得了巨大成功。学者们同意尽快进行一系列共同试验，命名为方案性实验。　　　　接下来，朱布罗德开始着手策划推动试验进行。他提出，癌症试验迄今为止都是杂乱无章、令人尴尬的。肿瘤学者要努力赶上医学界最好的试验。而要学习如何操作客观、公正、和最先进的临床试验，他们必须先学习抗生素的发展史。　　　　20世纪40年代，新型抗生素闯入人们的视线，内科医生也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困境：应该怎样客观地检验新药的功效？在英国的医学研究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令医生们怀恨不止的问题。40年代早期，一种新抗菌药物（链霉素）的发现，引起了一阵关于“肺结核能够被治愈”的乐观风潮。链霉素在培养皿中能杀死导致结核病的分歧杆菌，但是它能否在人体中奏效还未可知。这种药供应很少，医生们只能用几毫克链霉素来治疗各种其他感染。想要定量施用链霉素，需要进行一次客观的实验，来检测它在人体内对结核病的功效。　　　　但是需要怎样做这个实验呢？布拉德福德·希尔（Bradford·Hill）这位曾患过肺结核的英国统计学家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解决方案。希尔一开始就明白，任何人操作实验都会带有偏见。每次生物实验都需要一个“对照组”，也就是未被治疗的个体组，用来判断治疗是否有效。但是，如果让医生自己选，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即使也许是不由自主地）选择某类病人，然后再用主观的标准评价药物在这些有高度倾向性的人群中的效果，因而造成构筑在偏好上的偏见。　　希尔提出解决上面所说的偏向性的办法是，随机派分病人接受链霉素治疗或服用安慰剂。通过随机选择病人消除分配病人时医生的偏好，加强中立性，从而严格检测假说是否正确。　　　　希尔的随机试验成功了。链霉素治疗组比安慰剂组表现出更好的效果，确定这种抗生素是一种新的抗结核病药物。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希尔首创的方法被永久地奉为经典。对于医学家来说，随机试验成了评价所有干扰因素的最严格的方法，是最不容易产生偏见的方法。　　　　朱布罗德被这些早期的抗菌实验所激励。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也用同样的方法来检验抗疟药，并且提出把它们作为国家癌症研究所检验新医疗方案的基本原则。研究所的试验应该系统化：每次试验要检验一个逻辑或假说的重要部分，得出是或非的结果。试验将按部就班地进行：一次试验的经验教训会引导下一次试验，以此类推，不断进步，直至白血病被完全治愈。试验将尽可能客观、随机，清楚公正地分配病人和评估反应。　　　　朱布罗德、弗雷和弗雷瑞克从抗菌世界中所学到的，不仅仅是试验方法。弗雷瑞克回忆：“分析抗生素的抗药性让（我们）思考了很多。”法伯和伯奇纳尔分别在波士顿和纽约失望地发现，仅使用一种药物治疗白血病，不可避免会引发抗药性，结果是药效时有时无，最后彻底失去疗效。　　　　这种情况让人们想起了肺结核。和癌细胞一样，如果只使用一种药物的话，引起结核病的分歧杆菌也会对抗生素产生抗性。从单一药物中存活下来的细菌，会分裂增殖、产生突变，获得抗药性，因而导致之前的药物失去效果。为了阻止这种抗性，治疗结核病的医生们不得不使用抗生素的“闪电战”，也就是同时使用两种或三种抗生素，如同一张厚实的“药毯”，来闷死所有分裂的细胞，击退细菌的抗性，因而尽可能彻底地消灭感染。　　　　对抗癌症能同时试验两种或三种药物吗？还是会因毒性太强而立刻致人死亡？弗雷瑞克、弗雷和朱布罗德研究了抗白血病药物的药单，组合药物的概念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尽管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的组合有毒性，但要治愈白血病很可能非它莫属。　　　　他们开展的第一个方案是检测不同剂量的两种最有效的抗白血病药物组合——法伯发现的氨甲喋呤和伯奇纳尔的6-巯基嘌呤。有三家医院同意参与检测：国家癌症研究所、罗斯维尔癌症中心和纽约水牛城儿童医院。试验的目的被特意地简化了。一组病人接受强效、高剂量的氨甲喋呤治疗，另一组则使用温和、少量的剂量。共有84位病人登记检测。在检测开始那天，患儿的父母被随机发放了密封的白色信封。　　　　尽管参与这一实验的医院较多，且不乏自负者，试验却进行得出奇地顺利。毒性加倍了，两种药的疗程几乎令人难以忍受。但是给猛药的一组进展更好，药效更长且更加稳固。不过这种疗法还远达不到治愈的目标：即使是被强效药物治疗的患儿也很快复发，一年以后死去。　　　　首个方案开创了重要的先例。朱布罗德和法伯喜爱的“癌症合作小组模式”终于开始运转了。三家独立医院的几十位医护人员和病人结合起来，遵循同一个准则治疗一组病人，而且每位医护人员都克制自己的个性，完全地服从指导。弗雷写道：“这项工作是恶性肿瘤疾病化学疗法中第一批比较研究项目中的一个。”往往属于临时性的、孤注一掷的抗癌策略终于得到了统一。　　　　1957年冬天，白血病小组开始了对第一次试验的修正性试验。这一次，一组病人接受组合试剂，另外两组各用一种药物。随着问题划分得越来越清楚，答案也变得越来越明了。只给一种药的反应并不很好，有效率介于15～20%。但当氨甲喋呤和6-巯基嘌呤结合起来作用的时候，缓解率一下子达到了45%。　　　　两年后的1959年，他们开始着手下一项化疗方案，进入更加危险的领域。病人先以两种药物治疗让病情达到完全缓解。之后一半的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接受更多的药物治疗，而另一半人则服用安慰剂。这一阶段的治疗模式与此前保持一致。结果，接受更密集治疗的那组病人，其疗效更长久稳固。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小组在一点点地推进，像弹簧的一端被释放了一样，一点点地伸展开来。在关键的六年中，白血病研究小组逐渐由给病人一种或两种药物增加到四种，而且是连续给药。到了1962年冬天，白血病医学的指针很明确地指向了一个方向。如果两种药比一种好，三种比两种好，那么四种抗白血病药共同作用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如同对抗结核病一样，组合用药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弗雷和弗雷瑞克感觉到，这必然会成为国家癌症研究所试验中的最高点。即使他们潜意识里相信这回事，但也有几个月的时间都不敢声张。弗雷瑞克知道：“阻力将是巨大的。”白血病病房早被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其他人叫作“屠宰场”了。弗雷瑞克说：“使用三种或四种高度细胞毒性的药物来治疗患儿这个想法，被认为是残忍且疯狂的，即使是朱布罗德也不能说服大家去尝试。没有人愿意把国家癌症研究所变成国家屠宰场研究所。”初期的胜利　　……但我的确认同文字的语义有着强大力量这种观点。“战争”这个词，确实有一种独特地位。“战争”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会带给年轻人死亡或重伤的境况。在真正的战争年代，把学术活动比喻成战争是不合适的。国家卫生研究所是一个学者的群体，注重创造知识，提高公众健康水平。那是伟大的行动，而不是战争。　　　　——塞缪尔·布罗德（Samuel·Broder），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　　　　在审议使用四药组合疗法的紧张时刻，弗雷和弗雷瑞克收到了令人欣喜若狂的好消息。就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弗雷瑞克办公室隔壁的几扇门里，两位研究员，李敏求（Min Chiu Li）和罗伊·赫兹（Roy·Hertz），一直在做绒毛癌的实验。绒毛癌是一种胎盘的癌症，比白血病更罕见，往往生长于妊娠异常的胎盘组织周围，之后很快转移到肺部和脑部而置人于死地。当绒毛癌发生的时候，就是一场灾难降临的时候：异常妊娠加上致命的恶性肿瘤，导致因孕育生命带来的死亡。　　　　20世纪50年代，如果说癌症化疗师被医学界广泛认为是局外人的话，那么李敏求就是局外人中的局外人。他从中国盛京医科大学（Mukden University）毕业来到美国，在纽约纪念医院待了一阵子。为了躲避朝鲜战争的征兵，李敏求在赫兹的诊所“骗到”一个为期两年的助理产科医师的职位。他对研究很感兴趣（至少假装是这样的），但是被人看作是一名知识的逃兵，不能专注于任何一个问题或计划的研究。他眼下的计划是在贝塞斯达避难，等待战争结束。　　　　1956年8月的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事，让李敏求“装模作样的研究”变成一种全职“深度迷恋”。一次晚班，他接诊一位女士，试图用医学方法把病人的转移性绒毛癌稳定下来。但是肿瘤已经发展到晚期，她流了很多血，三小时后，李敏求眼睁睁看着她死去。李敏求听说过法伯的叶酸拮抗物。他近乎直觉般地将波士顿儿童骨髓中快速分裂的白血病细胞，与贝塞斯达女士快速分裂的胎盘细胞联系到一起。从未有人尝试过用叶酸拮抗物来治疗这种病，但如果这种药能阻止白血病细胞的快速生长——哪怕是暂时的，它能否至少暂时缓解绒毛癌的爆发？　　　　李敏求不需要等太久。在第一个病例发生几周后，另一位叫埃塞尔·朗格利亚（Ethel·Longoria）的年轻女子也得了同样可怕的病。她的肿瘤像葡萄一样在她的肺里聚集，导致肺内膜流血——血流如注，几乎无法控制。一位血液学家回忆：“她血流得太快了，我们认为必须把她流出的血输回她自己的身体里去。因此，医生们手忙脚乱地用管子收集她流出的血，然后把这些血输回去，就像内部循环的抽水机一样。”（这一解决办法带着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典型特征。把一个人肿瘤中流出的血输回给她自己的办法，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甚至是令人生厌的。但在国家癌症研究所，这种方法，或者任何方法，都可以是标准做法。）“他们稳定了她的病情，然后开始用叶酸拮抗物。第一次给药结束，医生们下班后离开时，并没有期待还能在第二天早上看见她。在国家癌症研究所，你不能期待什么。你只能等待、观察，然后在惊喜到来的时候接受它。”　　　　埃塞尔·朗格利亚活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她还活着，呼吸缓慢但很深沉。流血的现象减轻到能再尝试施用一些药剂了。在第四轮化疗结束之际，李敏求和赫兹只是希望肿瘤的大小能有些微的改变。但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肿瘤不见了，X射线胸透的结果变好了，病人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弗雷瑞克写道。绒膜促性腺素和癌细胞分泌的激素浓度都下降为零。肿瘤真的消失了。没有人预期到这么好的结果。他们认为X射线胸透结果可能弄错了，决定进行重新检查。但结果是无误的：一个转移性的、固态的恶性肿瘤在化疗中消失了。李敏求和赫兹欢欣鼓舞地跑去发表了这一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