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病之王：癌症传作者记本书写的是癌症的历史，讲述了一种古老疾病的变迁——它曾经是私密的、需要小声说出的疾病；后来，它变形成一种致命的、形式多变的实体，具有强烈的隐喻性，并且在医学、科学和政治方面具有强大的穿透力，以至于癌症往往被描述为“我们这一代的典型瘟疫”。这本书定名为癌症的“传记”，是名副其实的。我试图进入这种“永生的疾病”的头脑深处，去理解其人格、祛除其行为的神秘色彩。但是，我的终极目的，是提出一个超越“传记”本身的问题：在未来，癌症有可能终结吗？是否可能从我们的体内和社会中，彻底根除这种疾病？　　　　癌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许多种疾病。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癌症”，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细胞的异常增长。而超越于这种生物学共性，它们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主题，贯穿于癌症的几种化身形式——这表明了对它们进行统一性的论述，乃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考虑每一种癌症变形的故事，但是，我试图强调贯穿于这4000年历史的大主题。　　　　很明显，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但它始于一件不起眼的工作。2003年夏天，我完成了住院医生的医学实习和癌症免疫学方面的研习员工作，开始了在波士顿的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与麻省总医院的癌症医学（内科肿瘤学）的高级培训。刚开始，我打算从癌症治疗的实战观点出发，为那一年写部癌症医疗日志。但是，这一追求很快就扩大成了一次广袤的探索之旅，不但把我深深地引入了相关的科学和医学世界，也包括文化、历史、文学和政治领域，跨入了癌症的过去和未来。　　　　有两个人物，站在我们故事的中心。他们两个是同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美国战后科技大繁荣的产儿。他们犹如被催眠了一般，陷入旋涡，执迷地追求，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抗癌战争”。第一个人是“现代化学疗法之父”——西德尼·法伯（Sidney·Farber）。他偶然地发现，维生素的一种类似物是强大的抗癌化学制品，于是他梦想能够找到一种治愈所有癌症的药物。第二个人是曼哈顿的社会名流玛丽·拉斯克（Mary·Lasker），她具有传奇性的社会能量和政治能量；她加入了法伯的旅程，一起走了几十年。在4000年来的抗癌战斗中，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贡献了勇气、想象力、发明创造和乐观精神——法伯和拉斯克，仅仅是他们中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军事史——但敌人无影无踪，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这里同样有胜利与失败、有连绵的战役、有英雄人物也有傲慢之徒、有劫后余生也有旧病复发；并且不可避免地，有人受伤、有人被诅咒、有人被遗忘、有人死亡。最终，癌症真实地浮现出来，正像一位19世纪的外科医生曾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的——众病之王，恐怖之君。　　　　我要发布一条“免责声明”：在科学与医学中，一项发现的权威具有极其重大的分量，只有科学家和研究者才可以授予发明人或者发现者这样的“王冠”。虽然在本书中有许多关于发现和发明的故事，但是这些都不能在法律上确立某一项发现或发明的主张权。　　　　这本书的创作极大地依靠了相关的书籍、研究、期刊论文、回忆录和采访；同样，个人、图书馆、藏品、档案和论文也为本书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在本书的结尾处，都有文字致谢。　　　　但是，有一项鸣谢却不能放在最后。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对癌症过往的探访之旅，也是我作为癌症研究者的个人“成年之旅”。而如果没有那些病人，这第二段旅程也是不可能成行的。他们，超越了所有的贡献者；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教导我、启发我。我永远都欠他们一份情、一笔债。　　　　这笔债是名副其实的。本书既要讲述这其中的故事，又要保护这些病人的隐私和尊严——这是一大挑战。在疾病的情况已经为公众所知的例子中（比如之前有过采访或文章报道），我用的是真实姓名。在疾病的情况尚不为公众所知，或受访者要求保护隐私的情况下，我使用了化名，并且故意混淆了他们的身份，让人们不能去追踪他们。不过，他们都是真实的病人和真正的遭遇者。我促请我所有的读者，尊重他们的身份、保持应有的界限。引子癌症起于人，亦止于人。科学的抽象概念，有时候可能会使人忘记这样一项基本的事实——医生治疾，但也治人。而有时候，他们职业的这一前提，会同时把他们往两个方向推。　　　　——古德·菲尔德（June·Good·field）　　　　2004年5月19日上午，在马萨诸塞州的伊普斯维奇（Ipswich），卡拉·里德（Carla·Reed）从头痛中醒来。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30岁，幼儿园老师。她后来回忆，“那不是普通的头痛，而是脑袋的一种麻木。这种麻木立即告诉你，发生了某种可怕的疾病”。　　　　这种可怕的疾痛，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4月下旬，卡拉发现了背部的少量瘀伤。它们在某一天的早晨突然出现，像奇怪的皮肤红斑，在后来的一个月中，扩大，然后消失，在她的背上留下了地图一样的瘢痕。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她的牙龈开始渐渐地变白。卡拉曾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活泼女子，习惯于每天花几个小时和五六岁的孩子们在课堂上追闹。但是，到了5月初，她几乎连走上楼梯都很困难。有些早晨，她精疲力竭，无法站起，只能四肢着地，在自家的走廊里爬行，从一个房间爬到另一个房间。她每天要断断续续地睡上12到14个小时，醒来时仍感觉到压倒性的疲惫，只得把自己再拖回到沙发上补觉。　　　　在这四个星期里，卡拉和她的丈夫一共去看了两次全科医生（和护士），但是她每次去医院，都没有进行检查，医生也没有给出任何诊断结果。幽灵般的疼痛在她的骨头上出现，又消失。医生笨拙地摸索了一些解释，也许是偏头痛，并要求卡拉试一试阿司匹林。但是，阿司匹林反而加重了卡拉的白牙龈出血。　　　　卡拉性格开朗、合群、热情洋溢。对于自己疾病的起伏，她感到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担心。她从小到大，未患过重病。医院对她来说，是一个抽象名词；她从来没有看过或咨询过专科医生，更不用说咨询一位肿瘤学家了。她想象和编造了各种理由来解释自己的症状——过度劳累、抑郁、消化不良、神经衰弱、失眠。但是最终，一种本能的意识——一种“第七感”——告诉卡拉，一场急性的灾难，正在她的体内酝酿。　　　　5月19日下午，卡拉把她的三个孩子托付给邻居，然后自己开车再次来到诊所，要求进行验血。医生开单进行常规检查，查她的血球计数。化验师从她的静脉抽出一管血，仔细地看了血的颜色，显然很关注。从卡拉的静脉中抽出的血液泛着水色、苍白，如同稀释过了一样，已经不像血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就是等待，但没有任何消息。第二天早上，卡拉在鱼市接到了电话。　　　　诊所的护士在电话中说：“我们需要再抽一些血。”“我什么时候去？”卡拉一边问，一边盘算着忙碌的一天。她记得自己曾注意过墙上的时钟，一块半磅的鲑鱼鱼排正在她的篮中融化，如果她离开太久，恐怕就会变质了。　　　　最后，一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弥补了卡拉对疾病的回忆：时钟、安排拼车、孩子们、装满苍白血液的试管、没有来得及洗澡、阳光下的鲑鱼、手机里急促的声调。护士说了些什么，卡拉已经大部分都记不得了，似乎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催促。她回忆护士说：“现在就来，现在就来。”　　　　5月21日上午7时许，我听说了卡拉的情况。当时，我正在波士顿，坐在从肯德尔（Kendall）广场到查尔斯街之间飞驰的列车上。我的寻呼机上短信闪烁，隔断的文字冷漠地告诉我，有急诊。“卡拉·里德/白血病新患者/14层楼/到后请速来。”列车冲出幽长的隧道，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玻璃塔楼突然跳进视野，我看到了14楼的房间窗户。　　　　我猜，卡拉正独自坐在其中的一个房间，体验着惊恐与孤独。房间外传来疯狂忙乱的嘈杂声。装有血液的试管，在病房和二楼的实验室之间穿梭。护士带着化验标本奔走，实习医生在为早间报告收集数据，蜂鸣器不停地闪烁，报告、表单被送出来。在医院深处的某个地方，一架显微镜在上下调节，镜头聚焦于卡拉血液中的细胞。我能相当肯定地感觉到这一切，这是因为，急性白血病患者的到来，会为“医院的脊椎”注入一阵战栗。从楼上的癌症病房，到深埋在地下室的临床实验室，无不随之颤抖。白血病是白细胞发生的癌症——癌症最具爆发性、暴力性的化身之一。病房护士往往会提醒她的患者，得了这种病，“即使是被纸划伤也很危险”。　　　　对于在培训期的肿瘤学家来说，白血病也是一种特殊的癌症化身。它的恶化速度、严重性和无法阻挡的癌细胞扩散程度，往往逼人做出快速、极端的决断。罹患这种疾病非常可怕，观察与治疗这种疾病，也同样令人毛骨悚然。一旦白血病入侵，身体就被推到脆弱的生理极限——体内每一个系统（心脏、肺、血液）的运行，都游走在刀锋边缘。护士把卡拉病例中不清楚的部分向我做了补充：医生进行的血液检查显示，她的红细胞指标严重不足，不到正常的1/3。她的血液中充斥着数以百万计的恶性白细胞，而不是正常的白细胞——用癌症的术语来说，叫“母细胞”。卡拉的医生，终于跌跌撞撞地做出了正确的诊断，把她送到了到马萨诸塞州总医院。　　　　卡拉房间外的走廊漫长而空旷，泛着杀菌剂光芒的大厅地板刚刚被稀释的漂白剂拖过一遍。我在大厅里快速地浏览了她需要做的各项血液检查，同时，我在头脑中排练着即将和她进行的谈话。我悲哀地意识到，即便自己的同情中也掺杂着矫情与公式化的成分。这是我做肿瘤学“研习员”的第十个月——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沉浸式”医学项目，用来培训癌症专家，我感到自己仿佛已被重力压到了最低点。在这十个月中，有说不出的辛酸和困难——数十名在我照顾之下的病人已经死亡。我感到，自己对于死亡和悲凉，正在慢慢变得麻木，对于持续不断的情感冲击，我已经变得“免疫”了。　　　　在这家医院，像我这样的癌症研习员，一共有七名。从纸面上看，我们似乎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是五所医学院和四家教学医院的毕业生，受到的医学训练和科学教育加起来共有66年，我们一共拥有12个研究生以上的学位。但这些苦读的年头和显赫的学位，并没有让我们为这个培训项目作好准备。医学院、实习和住院医生的生活，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一直是一种折磨。但做“研习员”的头几个月，顿时令那些曾经的生活相形见绌、如同儿戏——以前的生活，简直是在上“医学幼儿园”。　　　　在生活中，癌症能够消耗、吞噬我们的一切。它闯进我们的脑海，占据我们的记忆，渗透我们的每一次谈话、每一个想法。作为医生，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沉浸于癌症之中，那么，我们的病人就会感到这种疾病几乎会吞噬掉他们的生活。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Solzhenitsyn）的小说《癌症楼》（Cancer Ward）中，年轻的俄罗斯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卢萨诺夫（Pavel·Nikolayevich·Rusanov），在45岁左右时发现脖子里长有一颗肿瘤，并立即被发配到地处寒冷北方的一所无名医院的癌症病房中。给卢萨诺夫下的癌症诊断，其实仅仅是存在癌症迹象，就为卢萨诺夫判了死刑。疾病剥夺了他的身份。人们给他穿上了病号服（这种残酷的服装，是一出悲喜剧的道具，就像囚犯的连身囚服一样颓丧），对他的行动采取绝对控制。卢萨诺夫发现，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就等同于进入了一座无边无界的“医疗劳改营”，甚至比他所抛下的社会，具有更多的侵入和致瘫效应。（索尔仁尼琴可能打算用荒谬的、极权主义的肿瘤医院，来比拟医院外荒谬的极权主义国家，但是，我曾向一位患浸润性宫颈癌的女人询问这种“相提并论”，她讽刺地说，“不幸的是，我并不需要任何隐喻来阅读这本书。癌症病房就是我受拘的国度、我的监狱”。）　　　　作为一名正在学习照顾癌症患者的医生，我很难体会癌症患者这种被监禁的感觉。但即便只是旁观，我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力量——一种密实而持续不断的拉引力，要把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拖入癌症的轨道。在我进入该项目的第一个星期，一位刚刚从“浸润项目”结业的同事把我拉到一边劝我，“这就是所谓的浸润式培训项目，”他压低了嗓子说，“但‘浸润式’的真正意思是‘淹死’。不要让它影响到你所有的一切。你需要有医院以外的生活。你需要这个，否则你会被吞噬的。”　 可是真正要做到生活工作分开实属不易。在医院的停车场，高亮的氖光灯打在冰凉的混凝土地面上，我每天的巡视工作结束后，就在这里度过晚上的最后时光。白天的工作让人头昏脑涨、魂不守舍，身后汽车收音机里茫然地传来噼啪的声音。患者的病情让我忧心忡忡，我不由自主地试图在头脑中重新梳理这一天里发生的事情，审视自己的判断和抉择是否正确。　　　　对66岁的患肺癌药剂师的用药都已经失败了，值得为他再做一轮化疗吗？对一位26岁患霍奇金淋巴瘤的女人，是采取一种已经试验过的强大药物组合治疗好呢，还是选择（可能能保留生育能力的）更具实验性质的药物组合治疗好？前者要冒失去生育能力的风险，而后者则可以保全生育能力。那个患了结肠癌、讲西班牙语的三个孩子的母亲，几乎难以读懂同意书上那些程式化、谜一般的文字；是否应该让她参加一个新的临床试验？　　　　在对癌症日常治疗的工作中，我只能透过检测仪器那色彩饱和度变化的细节，才能判断他们的生命与命运，他们在竭力上演，而我，就像在观看对比度调到很高的电视。我不能从屏幕上移开，尽管我本能地知道，这些经历是战胜癌症的更大战斗的一部分，但它的轮廓却远远超出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作为一名新手，我渴望了解历史；但同样作为一名新手，我无力想象这种历史。　　　　但是随着我走出这两年研习工作带来的莫名苦痛，我更急迫地想了解关于癌症的更宏大的故事：“癌”有多大年纪了？我们对癌斗争的根源是什么？或者，如病人经常问我的：我们在对癌战争中，处于何处？我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是否这里就是终点？甚至，这场战役究竟能否打赢？　　　　正是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产生了创作此书的动机。在钻研癌症这种“形态多变的疾病”的时候，我是在面对历史，用过去解释现在。2500年前，36岁的阿托莎（Atossa）身患Ⅲ期乳腺癌，她的绝望与悲愤久久地回荡在耳边。这位波斯王后用布裹住自己癌变的乳房，藏匿起患病的躯体，然后以一种毅然决然与先见之明的态度，极其愤怒地要求手下的奴隶用刀把她的乳房割下来。曾有一位病人的愿望就是切除她满是癌细胞的胃。正如她对我说的，“不留残余”。让人想起了“19世纪时迷恋于‘完满’的外科医生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Halsted）”，他通过较大面积的毁形性手术，切除癌症；他所希望的是：切得越多，就意味着越能治愈。　　　　千百年来，在这些医疗层面文化层面和隐喻层面的理解之下，暗潮涌动的，是对这种疾病的生物学认识。而这种认识往往随着时代的前进，发生根本性的嬗变。现在我们知道：癌症，是由某一单个细胞的生长失控引起的疾病。这种增长是由突变引发的——DNA的变化特别地影响了基因，“煽动了”无限制的细胞生长。在一个正常细胞中，强大的基因回路调节着细胞的分裂和死亡。但在癌细胞中，这些回路已被打破，释放了一个不停分生的细胞。　　　　这种看似简单的机制（细胞毫无障碍的生长）能够位于这个怪诞多形的疾病的核心，证明了细胞生长具有深不可测的力量。细胞分裂使生物体能够成长、适应、恢复和修复——让生物体能够生存。而这种机制一旦被歪曲和解缚，它就可以让癌细胞生长、繁荣、去适应、去恢复、去修复——以我们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癌的生存。癌细胞（比正常细胞）生长得更快、适应得更好。癌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更完美的“版本”。　　　　因此，对抗癌症的秘密，就是要找到方法，防止易感细胞发生突变；或者消除突变细胞，又不损害正常生长。这一观点看似简单，但却掩盖了任务的艰巨性。恶性生长和正常生长，在遗传基因层面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把这两者区分开，可能是我们这个物种面临的最重大的科学挑战之一。癌症是生在我们的基因组里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解放了正常细胞分裂的那些基因，并不是“外来者”，而恰恰是“曾执行关键细胞功能的基因突变、自我扭曲的版本”。而且，癌症根植于我们的社会中：随着我们这个物种寿命的不断延长，也不可避免地会释放恶性增长（癌基因突变随着衰老而逐渐积累，因此，癌症在本质上与年龄相关）。如果说我们在寻求长生不死的话，那么，从一种执拗的意义上说，癌细胞也在寻求长生不死。“要准确地说出，下一代科学家将怎样进行研究，才能区分开恶性增长和正常生长的纠缠？”这仍是一个谜。正如20世纪生物学家霍尔丹喜欢说的，“宇宙”不仅比我们设想得更奇特，而且比我们所能设想得更奇特。科学的轨迹也正是如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未来的故事无论怎样展开，都会打上过往人类曾经尝试各种努力的烙印。曾有作家说，癌症是人类疾病中最“凶狠阴险的敌人”；而对抗癌症的故事，则充满了创造力、适应力和毅力。但是，这也将是一个充满傲慢、狂妄、专制、误解、空想和骗局的故事。犹如30多年前的故事一样——人们狂妄地预言，这种疾病几年之内就可实现“治愈”。　　　　在这间空荡荡的消毒病房里，卡拉打响了自己的“抗癌战争”。我到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写东西，有一种特别的平静，像一位记笔记的学校教师。（她后来回忆道：“什么笔记？我只是在把同样的想法，写了又写。”）她的母亲经过一个通宵的飞行，红着眼睛、泪眼婆娑地冲进房间，然后坐在椅子上用力地摇摆，默默地看着窗外。卡拉身边的各种喧嚣，几乎已经一片模糊：护士把液样送进送出、实习生穿戴口罩及护袍、抗生素被挂在输液架上，给她的静脉进行注射。　　　　我尽我所能地向她说明当前的情况，并解释她未来的一天将奔波于实验室之间进行各种检查。我会提取一份骨髓样本。病理学家将进行更多的检查。但是，初步的检查已表明，卡拉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是儿童癌症中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但在成人中是罕见的。这种病（我在这里停顿了一下，抬起眼睛，表示强调），常常是可以治愈的。　　　　可以治愈——卡拉点点头，她的眼神明亮了。不可避免的问题悬在房间的空气中：可治愈的几率有多大？生存率是多少？她生存下来的机会是多少？治疗需要多长时间？我摆出了我的计算：一旦确诊，化疗将立即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她被治愈的机会是30％左右，每三个人中，有略少于一个人可以治愈。　　　　我们继续谈了一个小时，也许更长。上午九点半，我们脚下的城市已被搅弄得完全清醒了。我起身走出病房，外面的冷空气迎面扑来，门在身后撞上，将卡拉封在了屋里。“血液化脓”最有名气的医生被立即请来；　　　　但他们来了，收了费用，　　　　却回答说：“这种病无药可救。”　　　　——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Belloc）　　　　缓解症状是一项日常任务，治愈它，是人们的殷切希望。　　　　——威廉·卡斯特（William·Castle）　　　　1950年对白血病的描述　　　　1947年12月的一个早晨，在波士顿的一间实验室里，一个叫西德尼·法伯的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从纽约寄来的包裹。这间号称“实验室”的斗室返着潮气，只有大约六米多长、四米多宽的房间，比药剂师的配药室大不了多少，几乎被塞在儿童医院大楼后巷的一间半地下室里，通风很差。距离这里几百米远的内科病房，各项工作正缓缓地开始。穿着白色病号服的病童们躺在铁制病床上，不安地动来动去。医生和护士在病房之间来来往往，忙着查病历、下医嘱和配药。但是，法伯的实验室却是一片空荡清冷，各种化学品挤在一起，玻璃罐堆在冰冷的走廊里，一直延伸到医院主楼。空气中散发着防腐剂甲醛的恶臭。这里没有病人，有的只是尸体和各种病体组织。它们是通过地下通道送来的，将被用于解剖和各种检验。法伯是一位病理学家，他负责制作标本、解剖尸体、识别细胞和诊断疾病，但从不治疗病人。　　　　法伯的专业是小儿病理学，即研究儿童疾病。他花了近20年，在地下室里痴迷地盯着显微镜搞研究，取得的学术成就，使他升任儿童医院的病理科主任。但在法伯眼里，病理学正在与医学分道扬镳，成为了过度关注死者的一门学科，而拉大了与生者的距离。现在，他已经厌烦了这种只能侧面冷眼旁观疾病、却不接触或治疗活生生的病人的工作；他受够了只面对组织和细胞，觉得自己碰到了职业的“玻璃屋顶”。　　　　因此，法伯决定要在职业方向上做出重大转变。他不想再继续眯眼盯视显微镜下无生命的标本，他要奋起一跃，跳到楼上的诊室——从他了若指掌的微观世界，跳到患者与疾病的广阔天地中；他要利用从病理标本中获得的知识，设计出新的治疗手段。而来自纽约的包裹里，就装着几瓶叫作“氨基喋呤”（aminopterin）的黄色结晶化学品，它们被运送到法伯在波士顿的实验室，为阻止儿童白血病的恶化带来一丝希望。　　　　如果法伯事先请教过楼上病房里的任何一位小儿科医生，问问开发出抗白血病药物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一定会劝他不要枉费心机了。一百多年以来，儿童白血病令众多医生着迷、困惑，又备感挫折。这一疾病经过了各种精心分析、分类、再分类和再细分；儿童医院图书馆书架上排列着散发着霉味的皮面书，如安德森（Anderson）的《病理学》（Pathology）或博伊德（Boyd）的《内科病理学》（Pathologyofinternal Diseases）。这些书的每一页都充斥着白血病细胞图，并附有详细的细胞分类学说明。然而，所有这些知识，反而进一步放大了医学的无力感。白血病就像蜡像馆里的蜡像一样，变成了一个空洞而迷人的物件，人们对它进行极其详尽的研究和拍照取像，却没有任何治疗或实用进展。一位肿瘤学家回忆说，“白血病让医生们在各种医学会议上争论不休，但却完全无助于他们的病人”。急性白血病患者入院，让医院一阵骚动，经过几轮夸张的专业讨论，接下来，正如医学期刊冷冷的评论一般，“确诊、输血，然后送回家等死”。　　　　自从发现白血病以来，对该疾病的研究就陷入了混乱和绝望之中。1845年3月19日，苏格兰医生约翰·贝内特（John·Bennett）描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病例：一名28岁的铺路工，脾脏莫名肿大。贝内特记录道：“他面色黯沉，平常身体健康且自律；自述在20个月前，开始感到特别劳累，并一直持续至今。去年6月，他发现腹部左侧有个肿瘤，逐渐增大，直到四个月后稳定下来。”　 这名铺路工人的肿瘤可能已经到了末期的稳定点，但是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反而加速恶化。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贝内特的病人症状日益加剧：发热、阵发性出血、突发腹痛等症状接踵而至，随后发作频率加快，并且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肿瘤很快就扩散到了腋窝、腹股沟和颈部，病人命悬一线。虽然对他采取了常用的水蛭吸血和放血治疗，但都无济于事。几个星期后，进行尸检时，贝内特确信他发现了这些症状背后的病因——病人的血液中充满了白细胞（白细胞是脓液的主要成分，往往是感染的重要标志，贝内特推测铺路工人的死因就在于此）。他自信地写道：“对我来说，这一病例特别有价值，因为它将有助于证明血管系统内也会广泛分布着脓液。”　　　　这一解释本来应该是完美无瑕的，但问题是，贝内特无法找到脓液的来源。在尸检时，他翻来覆去仔细检查了尸体，对出现脓肿和伤口体征的组织和器官进行了逐一排查。但没有发现其他的感染病灶。血液看似是自己败坏、化脓的，自然消耗后就变成了脓液。于是贝内特将这个病例确定为“血液化脓”，就此结束了对它的研究。　　　　当然，贝内特认为的“血液自动化脓”是错的。在贝内特描述了铺路工的病症之后，仅仅四个月刚过，年仅24岁的德国研究者鲁道夫·魏尔啸（Rudolf·Virchow）独立发表了一篇病例报告，其内容和贝内特发现的病例惊人地相似。魏尔啸的病人是一位55岁左右的厨师。白细胞在她血液中爆发性地增长，在其脾脏中形成了浆状黏稠物。在对她进行尸检的时候，病理学家无需借助显微镜，就能分辨出在红细胞上面浮着一层浓稠如乳状的白细胞。　　　　魏尔啸知道贝内特的病例，但是，他无法令自己相信贝内特的理论。魏尔啸认为，血液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转变成另一种东西。此外，该病不同寻常的症状，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脾脏增大是怎么回事？身体没有任何伤口或者化脓之处，又是怎么回事？魏尔啸开始考虑，是不是血液本身有问题？他无法找到统一的解释，但又想为这种病寻找一个名字，最终确定用“weissesBlut”——“白血”一词，这只不过是如实描述了他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几百万白细胞。1847年，他把这个名字改为听起来更学术化的“leukemia”，这个词来源于“leukos”一词，在希腊语中表示“白色”。　　　　把疾病名称从夸饰的“血液化脓”改名为平实的“白血病”，很难说反映了命名者的科学天才。但是，这对“理解白血病”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种疾病在刚刚被发现的时候，人们对它的理解只是一个脆弱的想法、一朵温室里的花，深深地受到了其名称和分类的影响。［一百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另一种疾病的名称改变——从“同性恋相关免疫疾病”（gayrelated immune disease，GRID）变成了“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 dimmunede ficiencysyndrome，艾滋病AIDS），标志着人类对该病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魏尔啸像贝内特一样不了解白血病。但是，他没有像贝内特那样不懂装懂，他的见解完全出自于“负面效应”（negative）的视角。他抹掉黑板上所有的先入之见，清理出了一片可供思考的天地。　　　　这个谦逊的名称（及其内含的对病因的谦虚理解）集中反映了魏尔啸的医学方法。魏尔啸身为维尔茨堡大学的年轻教授，其工作成就很快便超越了对白血病的命名。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病理学家，他开启了一项以简单的细胞学术语来描述人类疾病的计划，这项事业将耗尽他一生的时间。　　　　这项计划因挫折而诞生。魏尔啸于19世纪40年代初进入医学界，当时，几乎每一种疾病都归因于某种无形力量的作用：瘴气、神经症、败坏的体液、歇斯底里。这些看不见的东西，令魏尔啸备感困惑，他转而以无比的热忱来研究他所能观察到的——显微镜下的细胞。1838年，在德国工作的植物学家马蒂亚斯·施莱登（Matthias·Schleiden）和生理学家西奥多·施万（Theodor·Schwann）主张，所有生物体是由被称为“细胞”的基础材料构建而成的。魏尔啸借用这种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创建了一种人类生物学的“细胞理论”。它立足于两个基本原则：首先，像所有动物和植物一样，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第二，细胞只能来自于其他细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细胞来自于细胞”（omnis cellula e cellula）。这两项原则看似简单，却能够使魏尔啸就“人类生长的本质”问题，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说。如果细胞只能起源于其他的细胞，那么“生长”就只能以两种方式发生：或者通过增加细胞数量，或者通过增大细胞体积。魏尔啸把这两种方式分别称为“增生”（hyperplasia）与“肥大”（hypertrophy）。“肥大”发生时，细胞数量并未改变，而仅仅是每一个单细胞的体积都发生了增大，就像一只气球被气吹起来了。与此相反，“增生”则是由于细胞数量增生而成长。每一种人体组织的生长，都可以用增生和肥大这两个术语来描述。在成年动物中，脂肪和肌肉通常是通过“肥大”来生长的。相比之下，肝脏、血液、肠道和皮肤，都是通过“增生”来成长的——细胞变成细胞，变成越来越多的细胞（omnis cellula e cellula e cellula）。　　　　这个解释颇具说服力，并且引发了一种新的认识——不仅是对细胞“正常生长”的新认识，也是对“病理性生长”的新认识。病理性生长也像正常生长一样，可以通过肥大和增生而实现。当心肌受迫推动一个堵塞的大动脉出口时，它常常让每一个肌肉细胞都变得更大，以制造更大的力量，最终导致心脏生长得过大，以至于可能无法正常发挥功能，这就是病理性肥大。　　　　相反的，并且对本书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魏尔啸很快就碰巧发现了典型的病理性增生——癌症。通过显微镜观察肿瘤的生长，他发现了细胞的不受控制的生长——极端形式的增生。魏尔啸检查癌变结构的时候，发现这种生长往往似乎自己有了生命，细胞就好像被一种神秘的新力量驱动着生长。这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生长，而是另一种重新定义的、新形式的生长。虽然魏尔啸并不理解这种生长所依赖的机制，但是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把其称为“瘤形成”（neoplasia）——一种新的、难以解释的、扭曲的增长，一个回响在整个癌症历史中的词汇。　　　　魏尔啸于1902年去世时，新的癌症理论已经慢慢地从所有这些观察中整合提炼出来。癌症是一种病理性增生导致的疾病，癌变的细胞获得了自由分生的意志。这种异常的细胞分裂失控，造成组织块（肿瘤）入侵人体器官、破坏正常的组织。这些肿瘤也会从一个部位散布到另一个部位，如在骨骼、脑、肺等距离该病灶相对较远的部位出现病症，这种现象被称为“转移”。癌症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乳腺癌、胃癌、皮肤癌、宫颈癌、白血病和淋巴瘤等。但就细胞层面而言，所有这些疾病都与之息息相关。在每一种病症下，细胞都有相同的特征：失控的病理性细胞分裂。　　　　有了这样的认识，19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白血病的病理学家重新回到了魏尔啸的工作轨迹——白血病不再是“血液化脓”，而是血液中的“瘤形成”。贝内特的早期幻想，引发科学家们创造出一个幻想的领域——他们去白血病细胞中寻找各种看不见的寄生物和细菌（并且还尽善尽职地找到了）。但是，一旦病理学家停止寻找传染性病因，重新调整显微镜聚焦于这种疾病，就发现白血病细胞和其他形式的癌细胞之间具有明显的类同性。白血病是一种血液中白细胞恶性增殖的疾病。它是熔融的、液态形式的癌症。　　　　有了这种开创性观察，白血病研究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并且突飞猛进。20世纪初，医学界已经清楚白血病具有几种形式：它可能是慢性平缓发展的，缓慢地腐蚀骨髓和脾脏，如魏尔啸遇到的原始病例（后来被称为慢性白血病）；或者可能是急性剧烈的，仿佛在“人格”上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疾病——突然的发热、阵发性出血，以及令人瞠目的细胞快速增生，这是贝内特的患者情况。　　　　第二种形式被称为急性白血病，根据所涉及的癌细胞类型，又进一步分为两个亚型。正常血液中的白细胞，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的细胞——髓样细胞与淋巴细胞。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ML）是髓样细胞的癌症。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是不成熟的淋巴细胞的癌症（较成熟的淋巴细胞的癌症被称为淋巴瘤）。　　儿童中，最常见的白血病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它几乎总是迅速而致命。1860年，魏尔啸的学生迈克尔·安东·比尔默（Michael·Anton·Biermer）描述了已知的第一例这种形式的儿童白血病。五岁的玛丽亚·斯派尔（Maria·Speyer）精力充沛、活泼俏皮，是维尔茨堡一位木匠的女儿。因为在学校里昏睡，并且皮肤上出现血色的瘀伤，她被带到诊所就诊。第二天早上，她的颈部僵硬，开始发烧，于是家人促请比尔默来家中访诊。那天晚上，比尔默抽取了玛丽亚的静脉血液，借着烛光在显微镜下观察血液涂片，发现其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白血病细胞。玛丽亚断断续续地睡到深夜。第二天黄昏，当比尔默兴奋地向同事们展示“一个精致的白血病病例标本”的时候，玛丽亚口吐鲜血，陷入昏迷。待比尔默当晚再次去她家访诊时，孩子已经死亡几个小时了。从首发症状到诊断到最后死亡，病情的发展迅猛、无情，持续了还不到三天。　　　　虽然卡拉的病情发展远不如玛丽亚·斯派尔的那样来势汹汹，但它本身也甚为骇人。一般而言，成人每毫升血液中约有5000个白细胞。但卡拉每毫升的血液中有9万个白细胞——几乎是正常水平的20倍。其中95％是原始造血细胞——以疯狂的速度产生的恶性淋巴样细胞，但它们却无法成长为成熟的淋巴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其他癌症一样，癌细胞过量增生的同时，正常细胞的成长也莫名地终止。于是产生了过多的淋巴样细胞，但因之不能成熟，它们无法履行其对抗细菌的正常功能。卡拉虽有过量的淋巴细胞，但却免疫力低下。白细胞是在骨髓中产生的。我在初次见到卡拉的第二天上午，在显微镜下看见了她的骨髓穿刺活检样本，发现它极不正常。骨髓虽然表面上看是无定形的，但事实上，骨髓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组织，是成人的造血器官。通常情况下，骨髓活检含有“骨针”，这些“骨针”正是血细胞生长的岛屿——培养新血液的苗圃。在卡拉的骨髓中，这个组织已被完全摧毁。一波又一波的恶性原始细胞充满了（骨）髓隙，覆盖了所有的骨骼和组织，没有留下任何造血的空间。　　　　卡拉处在“生理深渊”的边缘。她的红细胞计数降得太低，已无法进行充分的氧气供应（现在回想起来，她的头痛，是缺氧的第一个迹象）。她的血小板（负责凝血的细胞）已经崩溃到几乎为零，导致了她身体上的瘀伤。　　　　她的治疗需要非凡的技巧，需要进行化疗来杀死白血细胞，但是化疗同时会大量消灭残存的正常血细胞。为了拯救她的生命，我们要把她推入深渊之渊。对卡拉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1903年（魏尔啸在柏林去世一年后），西德尼·法伯出生在纽约州的水牛城。他的父亲西蒙·法伯（Simon·Farber）在波兰时是船员，19世纪末移民美国，从事保险代理的工作。这个家庭住在城东边一个封闭、保守的犹太社区，与经济不稳定的店主、工厂工人、簿记员和商贩为邻。老法伯望子成龙，为孩子们的学业设立了很高的标准。他们在楼上可以使用犹太人的意第绪语，但在楼下只许说德语和英语。老法伯经常把一些课本带回家，散放在饭桌上，希望每个孩子选择一本书熟读，然后为他做详细的读书报告。　　　　西德尼·法伯在14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他在这种高期望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在大学里，他主修了生物学和哲学。其间，他靠着在音乐厅演奏小提琴半工半读，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于1923年从水牛城大学毕业。由于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得以先后在德国海德堡和弗赖堡接受医学训练，表现出色。第二年，他挤进了波士顿哈佛医学院，成为一名二年级医学生（从纽约中转海德堡，回到波士顿——这种绕弯的求学路线，当时并不少见。20世纪20年代中期，犹太学生往往发现自己没有机会进入美国医学院，于是他们经常在欧洲，甚至德国的医学院取得成功之后，再返回故土美国学习医学）。法伯以一名外来的转学生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同学们发现他为人傲慢，令人难以忍受。而他自己也备受折磨，因为他要重修已经学过的课程。他为人一本正经、严谨、细致，装束和行事又拘泥刻板，风度威严。因为有上课时穿正式西装的癖好，他很快就获赠绰号“四扣西德”。　　20年代晚期，法伯完成了病理学的高级培训，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担任该院第一位全职病理学家。他完成了一部出色的儿童肿瘤分类研究报告，以及一本教科书——《尸检》（The Post mortem Examination）。它被人们普遍奉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30年代中期，他已经是一名杰出的病理学家，牢牢地困在医院的后巷里，被人称作“给死人看病的医生”。　　　　然而，法伯内心翻滚着治病救人的渴望。1947年夏天，他坐在地下室的实验室里，突然脑海里灵光一闪。在所有的癌症中，他要选择把注意力重点放在最古怪、最无望的病种上面——儿童白血病。根据他的推断，要理解整个癌症，你需要从它复杂的底部开始，也就是它的“地下室”。而白血病，尽管有许多特质，却也有一项独特的诱人之处——它是可以计量的。　　　　科学始于计数。要理解某一现象，科学家必须首先描述它；为了客观地描述它，就首先必须对它进行测量。如果癌症医学要转变成一门严谨的科学，就需要对癌症进行某种形式的测量——用某种可靠的、可重复的方式来进行计量。　　　　在“可测量”这一方面，白血病几乎有别于所有其他类型的癌症。在CT扫描和核磁共振这些手段问世之前，对于肺内或乳房内的固体肿瘤的大小变化，几乎不可能进行数值测量——你无法测量你看不到的东西（除非进行外科手术）。但白血病细胞，在血液中自由浮动，可以像测量血细胞那样容易地进行计量——只需提取血液或骨髓的样本，然后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即可。　　　　法伯推断：如果可以对白血病细胞进行计数，那么任何治疗手段，比如把一种化学物质置入血液循环，其在患者体内产生的效力都可以得到评估。他可以观察到血液中细胞的生死，并用它来衡量用药的成与败。他可以对癌症开展一项“实验”。　　　　这一想法在法伯脑海里挥之不去。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年轻的生物学家们深受观微知著思想的激励。因为从简单入手、自下而上的研究，能对复杂性达成最好的理解。如细菌这样的单细胞生物将揭示如人类这般大型多细胞动物生命的运作。1954年，法国生物化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Monod）隆重宣布：大肠杆菌（一种微小的细菌）所揭示的真相，也必定适用于大象。　　　　对于法伯来说，白血病就代表了这种生物范式。从这个简单的“非典型野兽”入手，他能深入探索其他更为复杂的癌症世界；细菌也可以教他如何来思考大象。法伯天生就是一位反应敏捷的直觉型思想家。在这里，他同样凭着本能快速做出了判断。那个10月的早晨，从纽约寄来的包裹正在实验室里等他。他撕开包裹，拿出装有化学品的玻璃瓶，同时几乎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揭开一席对于癌症全新思考的大幕。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白血病的医学意义，一直与其高发病率不相称……事实上，在治疗全身系统性白血病时所遇到的问题，为整个癌症研究指明了所要采取的大方向。　　　　——乔纳森·塔克（Jonathan·Tucker）　　　　《艾莉：对抗白血病的孩子》（Ellie, AChilds Fight Against Leukemia）　　　　对已扩散的癌症进行的治疗，成功的很少……往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肿瘤越长越大，而病人越变越瘦小。　　　　——约翰·拉斯洛（John Laszlo）　　　　《儿童白血病的治疗：进入奇迹时代》　　　　（The Cureof Childhood Leukemia, into the Ageof Miracles）　　　　西德尼·法伯接到化学品包裹之际，正值医学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美各地的实验室和诊所中，新发明的药品滚滚而来。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抗生素，如在“二战”期间被利用到穷尽的珍贵药品青霉素（1939年，青霉素要从用药患者的尿液中重新提取、回收，再次提炼出每一颗珍贵的药物分子）。但到了50年代初期，青霉素的产量达到了几千加仑。1942年，默克公司发出的第一批青霉素虽仅有5。5克，却是美国库存抗生素的一半。十年后，青霉素得以高效地大批量生产，每一支的价格已降至4美分，仅为半加仑牛奶成本的1/8。　　　　新的抗生素也随青霉素接踵而来：1947年，推出氯霉素；1948年，四环素。1949年冬天，又一种神奇的抗生素——链霉素，从一个养鸡场院落的菌块中提取出来，《时代》周刊（Time）在其封面上惊呼：“良药就在自家后院。”在儿童医院偏僻的一角有一座红砖建筑，这就是法伯私人的后院，微生物学家约翰·恩德斯（John·Enders）在那里用旋转的塑料瓶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在此基础上，萨宾（Sabin）和索尔克（Salk）将实验成果推向高潮，培养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新的药物在以惊人的速度相继出现：到了1950年，有一半以上的常用药品在十年前都是闻所未闻的。　　　　也许比这些神奇药物意义更重大的，是发生在公众健康和卫生领域的变化大大改变了美国的疾病面貌。原本可以在几星期内造成整个地区人口大量死亡的传染病——伤寒，随着几座城市大力改善市政供水、清洁水源，逐渐消失了。就连肺结核这种19世纪臭名昭著的“白色瘟疫”，其发病率也急剧下降。从1910年到1940年，肺结核发病率下降了一多半，这主要是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公共卫生的努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47岁增长到了68岁。这种寿命的大幅度增长，超过了以往几百年成就的总和。　　　　“二战”后医学取得“横扫天下”的胜利，说明了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科学和技术具有引发变革的伟大力量。医院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从1945年到1960年，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近千家新医院；1935年至1952年之间，求医患者的人数从700万增加到了1700万，增长了两倍多。随着医疗护理条件的显著改善，人们对“治愈疾病”也寄予了更大的期望。正如一位医学院学生观察到的：“当医生告诉病人他的病情无药可治时，病人难免觉得受到了冒犯，甚至会怀疑医生是不是已经落伍了。”　　　　居住在卫生的郊区新城的年轻一代，梦想着“有病皆愈”——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的人生。他们受到“人生天长地久”的催眠，尽情地享受耐用消费品，如船一样大的斯图贝克汽车（Stude bakers）、人造丝的休闲西服、电视机、收音机、度假别墅、高尔夫俱乐部、烤肉、洗衣机。在长岛的土豆田里建起来的郊区定居点莱维敦（Levit town）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性的乌托邦；在人们的焦虑排行榜上，“疾病”已经落在了“养育子女”和“财务问题”之后，排在第三名。事实上，“养育子女”成为了一项当时前所未有的举国事业，生育率稳步攀升，1957年，在美国每七秒就有一名婴儿出生。如同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Galbraith）所描述的“富裕社会”同样被人们想象为一个永远年轻、永葆健康的无敌社会。　　然而在所有的疾病中，癌症却拒绝跟随“前进的步伐”。如果肿瘤纯粹只是局部性的（即局限于单一器官或部位，可以由外科医生切除），那么它尚有被治愈的机会。这些步骤后来被称为“切除”，是19世纪“外科手术大进步”所传承下来的遗产。比如，一个孤立的恶性乳房肿块，可以通过“根治性乳房切除术”进行切除。这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伟大的外科医生威廉·霍尔斯特德于19世纪90年代首创的技术。随着20世纪初X射线的发现，放射线也可以被用于杀死局部位置上的肿瘤细胞。　　　　但是从科学上来讲，癌症仍然是一只黑箱。最佳治疗法是把这种神秘实体整个切掉，而不是用较深邃的医疗见解进行治疗。医生治愈癌症（如果可以治愈的话）只有两种手段：手术切除肿瘤或用放射线烧灼——在灼热射线与冰冷刀具之间做出选择。　　　　1937年5月，几乎在法伯开始化学药物实验的整整十年前，《财富》（Fortune）杂志公布了它对癌症医学做的所谓“全景调查”。报告非常令人不安地说：“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不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没有引入新的治疗原理……对该病的治疗方法已经更高效、更人性化了，技术精湛的现代无痛手术，已经取代了无麻醉剂、亦不消毒的原始手术。用X射线和激光进行的辐射治疗，取代令过去几代患者痛彻骨髓的咬食腐蚀剂的手段……但事实上，癌症的‘治愈’仍然只依靠两个原理——去除和破坏病变组织（前者通过手术，后者通过X射线），尚未证明有其他治疗手段。”　　　　《财富》杂志这篇文章的标题为《癌症大黑暗》。作者认为“黑暗”指的不仅是医学上的黑暗，也同样来自于政治。抗癌医学之所以“卡壳”，不但是卡在“环绕癌症的医学谜团”上面，也卡在“对癌症研究的全面忽视”这一环节。“在美国，致力于基础癌症研究的基金会不超过二十几家。提供的经费也从500美元到200万美元不等。但其总值肯定不会超过500万美元……而大众却乐于一下午就花费这笔总值的1/3去观看一场大型的橄榄球比赛。”　　　　与科研经费的停滞状态相比，癌症本身的迅速崛起更令人印象深刻。在19世纪的美国，癌症肯定已经存在并且被注意到了，但是，当时癌症在很大程度上仍潜伏在众多常见疾病的阴影之下。1899年，水牛城的著名外科医生罗斯威尔·帕克（Roswell·Park）认为，癌症总有一天会超越天花、伤寒、肺结核，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死亡原因。这一言论当时被视为“危言耸听”，是一个日夜都在做癌症手术的人的夸张揣测。然而，在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帕克的言论变得越来越具有可信度，且越来越像“先见之明”。当时，伤寒除了一些零星的爆发，正变得越来越罕见；天花病例也逐渐绝迹，到1949年，它在美国完全消失。而与此同时，癌症已经超越了其他疾病，在“夺命杀手的阶梯上”一路攀升。从1900年到1916年，癌症的死亡率增长了29。8％，略高于结核病；到1926年，癌症已成为全美第二常见的死因，仅次于心脏疾病。　　　　向全民呼吁建立一个全国性应对癌症方案的并不仅仅有《癌症大黑暗》这一篇文章，1937年5月，《生活》（Life）杂志也发布了自己的“讨癌檄文”，传达了同样的紧迫感；在当年4月和6月，《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就“癌症发病率上升”先后发表了两份报告。当1937年7月“癌症”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时候，人们对“癌症问题”的兴趣，就像一个疯狂的传染源，在媒体上激烈地蔓延。　　　　在美国，自从20世纪初，就不断有人呼吁“建立一个系统性对抗癌症的国家响应机制”。1907年，一群癌症外科医生聚集在华盛顿威拉德饭店，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美国癌症研究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向国会争取更多的资金用于癌症研究。1910年，在该组织的游说下，塔夫脱总统向国会提议建立癌症研究的国家实验室。尽管该计划起初赢得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几经尝试之后，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支持，这一计划在华盛顿被搁置起来。　　20年代末，塔夫脱做出提案的十年之后，癌症研究领域找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新斗士——马修·尼利（Matthew·Neely）。这位来自西弗吉尼亚州费尔蒙特的律师，个性坚韧、为人热情，第一次入选参议院。尼利虽然在政治科学方面经验较少，但已经注意到在过去十年中，癌症死亡率的显著增加——从1911年的7万人达到1927年的11。5万人。尼利请求国会拨款500万美元，奖励“能够阻止人类癌症的任何研究信息”。　　　　这样一个浅薄的提议，相当于在警长办公室里挂上一幅通缉犯的照片，当然只能招来浅薄的反应。在几个星期内，尼利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就被数以千计的信件淹没了，从江湖医生到信仰治疗师都纷纷推销自己的“治癌良方”：面膜、补药、油膏、涂油手帕、药膏、圣水……这些反馈激怒了国会，最终批给了尼利的“癌症防治法案”5万美元，近乎闹剧似地将其预算砍到了只有之前所要求数额的1％。　　　　1937年，不屈不挠的尼利再次入选参议院，并发起了又一次全国性抗癌运动。这次他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跟参议员荷马·伯恩（Homer·Bone）和众议员沃伦·马格努森（Warren·Magnuson）采取联合行动。到这个时候，癌症已经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财富》和《时代》周刊的文章激起了公众的焦虑和不满，而政治家们则急于表现出具体的回应。同年6月，参众两院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共同起草了一项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初步的听证，该法案在国会火速通过了各种程序，于1937年7月23日得到一致通过。两周后，8月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法案”（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Act）。　　　　该法案催生了一个国家级科学机构——国家癌症研究所（NCI）。该机构旨在协调各类癌症研究与教育。研究所设立了一个科学家咨询理事会，成员来自各大学和医院。地点设在距离首都只有几英里的郊区贝塞斯达（Bethesda），研究所拥有最先进的实验室、闪闪发光的大厅和会议室、绿叶覆盖的拱廊和花园。1938年10月3日，在为实验室建设破土动工之际，伯恩参议员信誓旦旦地宣布：“国家正集结全力征服癌症，这是有史以来鞭笞人类的最大祸害。”经过近20年几近徒劳无功的努力，一个“协调性对抗癌症的国家响应机制”似乎终于走上了正轨。　　　　所有这一切都在朝正确方向迈出勇敢的一步，但这一步生不逢时。1938年初冬，贝塞斯达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园区刚刚启动几个月，世界就风云突变，对抗癌症的斗争被另一种战争带给世人的震撼所掩盖。这一年的11月，纳粹军队在全德国展开反犹太人的行动，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赶进集中营。冬末，亚洲和欧洲各地爆发了军事冲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开序幕。到了1939年，这些小规模冲突导致了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12月，美国也卷入了全球战火，再难脱身。　　　　战争需要国家大幅调整“优先事项”的安排。国家癌症研究所曾希望把在巴尔的摩的美国海军医院，改组为临床癌症中心。随着战争的爆发，该医院被迅速改建成了一所战地医院。科研经费停滞，被分流到与战争直接有关的项目。科学家、游说者、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从公众关切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一名研究人员回忆说：“大多数人都销声匿迹，他们的贡献通常在讣告中才能看到。”　　　　人们也差点为国家癌症研究所写了“讣告”！国会承诺对“系统性抗癌响应机制”投入的资金从未兑现，国家癌症研究所也被打入“冷宫”。40年代，研究所虽然配备了可以想象到的所有现代化设施，但是景色焕然的园区却沦为了一座“科学的鬼城”。一位科学家开玩笑地称它是“一处美好、安静的乡间僻壤。那些日子里在阳光充足的大窗户下迷迷糊糊地打盹儿很是惬意”。　　大众对癌症的呐喊也陷入了沉默。经过媒体简短而混乱的注意之后，癌症再次成为一种只能小声嘀咕、没人公开谈论的疾病。50年代初，身为乳腺癌幸存者，同时也是抗癌倡导者的范妮·罗斯诺女士（Fanny·Rosenow）致电《纽约时报》，要求刊登女性乳腺癌患者支持团体的广告。电话接通了，令人费解的是，接电话的是该报的社会版编辑。当罗斯诺提出要求刊登她的声明之后，只听到电话另一头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对方说：“对不起，罗斯诺女士，但《纽约时报》不能在版面上刊登‘乳’或者‘癌’这两个词。”　　　　“也许，你可以说将召开一个关于胸壁疾病的会议。”编辑继续说。　　　　罗斯诺大为反感，挂断了电话。　　　　法伯在1947年进入“癌症世界”时，十年前的舆论浪潮已完全消退。癌症已再次成为一个政治上无声的疾病。在儿童医院通风良好的病房内，医生与患者正在进行着一场仅属于他们自己的癌症战争。而在楼底下的通道里，法伯则以他的化学品和实验，开启了一场一个人的战斗。　　　　这种孤立反而是法伯取得早期成功的关键。法伯与公众监督的聚光灯绝缘，促使他可以针对令人困惑的“癌症版图”中的一小片进行研究。白血病是疾病中的一个“孤儿”——内科医生抛弃了他，因为无药可救；外科医生抛弃了他，因为谁也不能对血液开刀。用一位医生的话来说，“从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二战’以前，白血病甚至算不上是癌症”。这种疾病寄生于疾病王国的“边陲”，是一个潜伏在学科之间和科室之间的“贱民”——恰与法伯本人同病相怜。　　　　如果说白血病“属于”某一个领域的话，那就是对正常血液进行研究的血液科了。法伯认为，如果要找到对这一疾病的治疗方法，就应该从血液研究入手。如果他能发现正常血细胞是如何形成的，就能倒过来找出阻止异常白血病细胞生长的途径。于是，他的策略是采用“从正常到异常”这种方法，“反向”对抗癌症。　　　　法伯对正常血液知识的了解大多得自于乔治·迈诺特（George·Minot）。迈诺特身材消瘦、头顶渐秃，眼窝深陷但目光锐利，举手投足颇有贵族气质。他管理的实验室位于波士顿的哈里森大街一座有柱廊的砖石建筑中，距离朗伍德大街那一大片包括儿童医院在内的医疗建筑群仅数英里之遥。就像许多哈佛大学的血液学家一样，法伯在加盟儿童医院之前，曾于20年代在迈诺特那里接受过短期培训。　　　　每十年，都有一个独特的“血液之谜”。在迈诺特的时代，这个谜题是恶性贫血症。“贫血”是红血细胞的缺乏，最常见的形式就是缺乏生成红细胞的关键养分——铁。但是，迈诺特所研究的这个“贫血症”变种——恶性贫血，并不是由于缺铁引起的（事实上，它的名字来源于固执地采用“补铁”来治疗贫血的标准疗法）。患者被喂入难以下咽的混合食物——半磅鸡肝、半熟的汉堡包、生猪胃，甚至还有一次吞下了迈诺特的一位学生反流的胃液（伴有黄油、柠檬和香菜做调料）。最终1926年，迈诺特及其研究组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造成恶性贫血的原因，是缺乏一种关键的微量营养素，一种后来被确定为维生素B12的单分子。因为这一开创性工作，迈诺特和他的两位同事荣获了193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迈诺特证明，只要引入一种单分子就可以治疗这种复杂的血液系统疾病，使血液恢复正常。血液这种器官，其活动的开与关，是由“分子开关”控制的。　　　　还有一种迈诺特研究小组尚未研究的营养性贫血，它滋生于万里之外英国商人拥有的孟买织布厂里。工厂由当地榨骨吸髓的爪牙代理管理。这里的工资一直维持在极低水平，导致工人们生活在赤贫中，营养不良、缺医少药。因此，从道德意义上来说，这是另一种“恶性”贫血。20世纪20年代，英国医生为这些工人做身体检查，以研究这种长期营养不良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其中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分娩后，发生了严重的贫血（这是又一个“殖民地的诱人魅物”——在大量的人口中创造某种苦难状况，然后进行社会学或医学的实验）。　　1928年，年轻的英国医生露西·威尔斯（Lucy·Wills）刚从伦敦妇科医学院毕业，靠着一笔补助金远赴孟买，以研究这种贫血症。威尔斯是血液学家中的另类，她受到强烈好奇心的驱使，愿意冒险远赴一个遥远的国度，幻想解决一种神秘的贫血症。她知道迈诺特的工作。但是她发现，孟买的贫血症与迈诺特研究的贫血症不同，无法通过摄入迈诺特的“混合食品”或维生素B12来扭转病情。令人惊讶的是，她发现用当时在英国和澳大利亚“食疗推崇者”中逐渐风行的暗色酵母酱食品，能治愈这种贫血症。威尔斯不能确定酵母酱中的哪个关键性化学养分发挥了作用，遂把它称为“威尔斯因子”。　　　　后来证明“威尔斯因子”竟然是叶酸，这是一种类似维生素的物质，常见于水果和蔬菜中（酵母酱中含有丰富的叶酸）。细胞分裂时需要进行DNA复制——DNA是一种携带细胞中所有遗传信息的化学物质。而叶酸是DNA的关键组成部分，也因此，叶酸对细胞的分裂至关重要。人体中的细胞分裂以最惊人的速度制造血细胞，每天，要产生超过3000亿个细胞。因此，血液的产生特别地依赖叶酸。当叶酸匮乏时（如在孟买，这里的男女无钱食用蔬菜），骨髓就停止生成新的血细胞。数以百万计的半成熟细胞喷涌而出，就像卡在“生产线”上的半成品。骨髓成了一个无法正常运转的工厂，一个营养不良的生理工厂，这不禁令人诡异地联想到孟买的织布厂。　　　　法伯在1946年初夏忙于研究维生素、骨髓与正常的血液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他受这些方面启发而进行的第一期临床试验，演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露西·威尔斯曾经发现，如果为营养缺乏的病人摄入叶酸，可以恢复他们正常的造血。法伯不知道如果让白血病患儿服用叶酸，是否可以让他们的血液也恢复正常。顺着这一牵强的想法，他在获得了一些人工合成的叶酸之后，招募了一批白血病患儿列队实验，开始为他们注射叶酸。　　　　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法伯发现叶酸非但没有阻止白血病的发展，反而加速了白血病的恶化。一位病人的白细胞计数，几乎翻了一倍。另一位病人的白血病细胞暴增，涌入血液中，并且令恶性细胞渗出皮肤。法伯匆忙地终止了实验。他称这种现象为“加速”，就好像某种危险物体在自由落体中加速落地。　　　　法伯的试验令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们大为愤怒。这种合成叶酸不仅加剧了白血病病情，还可能促使病童死亡。但法伯感兴趣的是，既然叶酸能促进儿童白血病细胞的发展，那么，如果他能用某种药物切断病童体内叶酸的供应，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比如一种“反叶酸”（叶酸拮抗剂）？一种阻挡白血细胞生长的化学物质，能否阻止白血病？　　　　迈诺特和威尔斯的观察开始恰当地纳入一副模糊的图画。如果起初骨髓是一个繁忙的细胞工厂，那么受到白血病浸淫的骨髓就是在超速运转的工厂，疯狂地“制造”癌细胞部件。迈诺特和威尔斯通过向体内添加营养素，可以打开骨髓生产线。那么，通过切断营养素的供给，是否可以关闭它？是否可以借鉴孟买纺织厂工人的贫血症，在波士顿的医院里重做医疗上的探索？　　　　从儿童医院地下实验室走回到他位于布鲁克林区艾默里街住所的长路上，法伯不断地思考这样一种药物。他的家用暗色木板铺就，晚餐通常都是随意打发。法伯的妻子诺玛（Norma）是一位音乐家兼作家，总爱谈论歌剧和诗歌；而法伯则会谈论尸体解剖、药物试验和患者。在他晚上返回医院的时候，诺玛清脆的钢琴声在他身后回响。抗癌化学品的前景困扰着法伯，他以一种痴迷者的热情想象着它，憧憬着它。但他不知道这种药会是什么，或要把它称为什么。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化疗”概念，当时尚未应用于抗癌药物上。法伯梦想中如此生动的“抗维生素”治疗手段，在当时尚不存在。　　　　在法伯第一次颇具灾难性的药物试验中所使用的叶酸，来自于他的一位老友、化学家耶拉普拉伽达·苏巴拉奥（Yellapragada·Subbarao），大多数同事叫他“耶拉”。他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位先驱，既是一名有着内科医生背景的细胞生理学家，又是一位无意中闯入生物学领域的化学家。其“铤而走险”的个性，也预示他在科学上的曲折迂回。苏巴拉奥于1923年抵达波士顿，身无分文，全无准备。当时他刚完成了在印度的医疗培训，获得了在哈佛大学热带卫生学院攻读学位的奖学金，然而他发现，波士顿的天气离“热带”实在是相去甚远。在波士顿寒冷狂暴的冬天，苏巴拉奥没有在美国行医的执照，所以也找不到做医生的工作，只能栖身布里格姆妇女医院（Brighamand Women's Hospital）做夜班门房，工作内容包括开门、换床单和清洗便盆。　　不过这样的工作倒是给苏巴拉奥带来了机会，他在医院交结朋友、建立联系，不久就被调到了生化部，做一名研究人员，上白班。他最初的项目是从活细胞中提纯分子，对它们做化学上的“解剖”以确定其成分，从本质上说，就是对细胞进行生化解剖。尽管这种工作更多需要的是坚持，而不是想象力，但成果显著。苏巴拉奥提纯了一种叫ATP的分子，这是一切生物的能量来源（ATP在细胞中携带“化学能量”）；还提纯了另一种称为“肌氨酸”的分子，它是肌肉细胞中的能量载体。这些成就中的任何一项都应该足以保证他在哈佛大学获得教职。但苏巴拉奥是一个外国人，有严重口音，且性格孤僻，喜欢昼伏夜出，崇尚素食；他住在闹市区的一所单间公寓中，只与其他的“夜行动物”结交，如法伯。1940年，由于得不到教职和认可，苏巴拉奥一怒之下转投到位于纽约州北部美国氰胺公司旗下的立达制药厂实验室（Lederle Labs），负责一个从事化学合成研究的小组。　　　　在立达制药厂，耶拉·苏巴拉奥迅速重启了自己原有的战略，专心研制细胞内天然化学物质的人工合成版本，希望能用它们来作营养补充剂。20世纪20年代，另一家药物公司礼来制药公司（EliLilly）已经靠销售浓缩型维生素B12治疗营养不良型恶性贫血而财源滚滚。苏巴拉奥决定把重点放在对其他贫血症的治疗上来，即被人忽视的叶酸缺乏型贫血症。但到1946年，在饱尝多次从猪肝脏中提取叶酸的失败后，苏巴拉奥改弦易张，在一群科学家的帮助下从头开始合成叶酸。　　　　合成叶酸的化学反应带来了一笔偶然的红利。因为这一反应有几个中间步骤，所以苏巴拉奥的团队可以通过对配方稍作调整制造出在分子结构上密切相关的叶酸变体，这些变体具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性质。通常，酶和受体通过“认出”细胞分子的化学结构而发生反应，但是极近似地模仿了自然分子结构的“诱饵分子”会和受体或酶结合，从而阻止它们发生其他反应，就像一把假冒的钥匙阻塞了锁孔一样。因此，苏巴拉奥研制的某些分子类似物就可作为叶酸拮抗剂来发挥作用。　　　　这些正是法伯梦寐以求的“抗维生素”。法伯写信给苏巴拉奥，问他可否让他用“叶酸拮抗剂”治疗白血病患者。苏巴拉奥同意了。1947年夏末，第一批拮抗剂就从立达制药厂在纽约的实验室寄到了法伯的实验室。法伯下战书千百年来，饱受这种疾病折磨的患者几乎成了任何可想象得到的实验对象。为了寻得某种有效的救治手段治疗这种棘手的疾病，无论田野、森林，抑或药店、庙宇，都被搜罗一空。几乎所有动物都无一幸免地做出了贡献，不论毛发或皮、牙齿或趾甲、胸腺或甲状腺、肝或脾。　　　　——威廉·班布里奇（William·Bainbridge）　　　　要找根除这一祸害的方法……只能留待偶然的尝试和未得协调的研究。　　　　——1946年《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位于波士顿朗伍德医院西南方七英里处的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是个典型的新英格兰郊区小镇，西邻煤烟重重的工业区，东面大西洋的灰绿色海湾，在这一片三角地带恣意存生。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波又一波的犹太人和爱尔兰移民落脚此处，包括造船工、铸铁工、铁路工程师、渔民和工厂工人，搬进木板墙的砖房里。住宅区沿着蜿蜒的蓝山大道一路上行。多切斯特由此焕然一新，成为了典型的郊区住宅城。沿着河边，有公园和游乐场，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教堂和犹太会所。每个周日的下午，各家各户汇聚在富兰克林公园，穿行在绿叶点缀的小路上，或在动物园观看鸵鸟、北极熊和老虎。　　　　1947年8月16日，住在动物园对面住宅区里，一名波士顿船厂工人的孩子离奇地病倒了。孩子名叫罗伯特·桑德勒（Robert·Sandler），只有两岁，两个多星期以来持续低烧，体温忽高忽低同时伴有日益严重的昏睡，面无血色。他的孪生兄弟埃利奥特，则身体健康，活泼可爱。　　　　桑德勒第一次发烧十天后，病情明显恶化，体温攀高，脸庞也从红润色变成了一种诡异的奶白色。他被送到了波士顿儿童医院。他的脾（一个拳头大小的、负责储存和制造血液的器官，位于胸腔中，通常很难感觉到）明显肿大，像塞满东西的袋子一样垂了下来。法伯用显微镜观察他的血液，发现成千上万不成熟的淋巴白血病原始细胞，正在疯狂地进行分裂。它们的染色体不停地凝聚、展开，就像拳头握紧又松开。　　　　桑德勒抵达儿童医院的时候，法伯刚刚在几周前收到来自立达实验室的第一个包裹。1947年9月6日，法伯开始为桑德勒注入蝶酰天冬氨酸（pteroyl aspartic acid，或称PAA），这是立达出品的第一种叶酸拮抗剂。（当时，进行药物临床试验通常不需要患者方同意——甚至试验有毒的药物也不需要。家长偶尔会被笼统地告知所要进行的试验，孩子们则几乎从未被告知过或征询过意见。关于人体实验的“纽伦堡规则”要求受试患者明确、自愿地同意。该规则起草于1947年8月9日，也就是PAA试验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远在波士顿的法伯是否听说过这种“需要患者同意的规则”，不得而知。）　　　　PAA收效甚微。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桑德勒越来越没精神；走起路来也开始跛腿，这是白血病压迫脊髓的结果。他还出现了关节疼痛，随之全身转移，剧痛无比。然后白血病在他的某一大腿骨处爆发，造成骨折，并引发了无以名状的疼痛。到12月，病情似乎已经无望缓解。桑德勒的脾尖因为白血病细胞的作用而变得更加沉重，甚至垂到了骨盆里面。他精神倾颓、无精打采、身体肿胀、面色苍白，几乎奄奄一息。　　　　然而在12月28日这一天，法伯又从苏巴拉奥和克尔特那里收到了一种新型叶酸拮抗剂——氨基喋呤，其结构略微区别于PAA。这种药物一寄到，法伯就立即将它注入了小男孩体内，希望至少能给男孩的癌症带来些许的缓解。　　　　结果反应很显著。曾经攀到了天文数字的白细胞计数（在9月是1万，11月是2万，12月接近7万），在药物的作用下突然停止了，原地踏步。然后更惊人的是，计数开始下降了，白血病原始细胞逐渐在血液中减少，几乎消失殆尽。到了新年之夜，计数下降到了峰值的1/6，接近正常值的水平。癌细胞并未完全消失。虽然在显微镜下显示仍然有恶性白细胞，但它已暂时得到缓解，在波士顿这个寒冷的冬季，冻结在男孩的血液中。　　1948年1月13日，桑德勒回院复诊，这是他两个月内第一次自己走进诊所。他的脾脏和肝脏已经大幅缩小，因此法伯指出他的衣服“在腹部那里变得非常宽松”。他的出血已经停止，胃口大开，仿佛想补上六个月以来错失的美味。到了2月，法伯注意到孩子的灵敏性、营养和活动量都已和他的双胞胎兄弟不相上下。在短短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罗伯特·桑德勒似乎又变得和埃利奥特·桑德勒一模一样了。　　　　桑德勒的病情出现缓解，在白血病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这让法伯开展了一系列忙碌的治疗工作。1948年初冬，更多的孩子来到了他的诊所：有喉咙痛的三岁男孩、头部和颈部有硬块的两岁半女孩等等，它们最终都被诊断为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来自耶拉的叶酸拮抗剂供应充足，患者也迫切地需要这些药品治疗，于是法伯又增聘了一些医生来从旁协助，包括血液学家路易斯·戴蒙德（Louis·Diamond）和一组助理：詹姆斯·沃尔夫（James·Wolff）、罗伯特·默瑟（Robert·Mercer）和罗伯特·西尔维斯特（Robert·Sylvester）。　　　　法伯第一次临床试验的失败，曾激怒了儿童医院院方。现在的第二次临床试验把院方的忍耐逼到了墙角。医院通过表决，认为白血病病房的气氛过于激进、太过冒险，不利于医学教育，因此决定从白血病化疗病房撤出所有儿科实习医生。这一决定实际上让法伯小组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法伯和他的助手们只能亲自承担所有照顾病人的工作。正如一名外科医生指出的那样，患有癌症的儿童，通常都被“塞到医院偏远角落里的病房中”。儿科医生认为，既然他们已经离死不远了，何不更仁慈温和一些，“让他们平静地死去”。一位临床医生建议，将法伯新的“化学品”只留作挽救孩子生命的最后一招。这令法伯不禁回想起自己以前作为病理学家的生活。他忍不住反唇相讥：“真到那个时候，你需要的唯一药品就是防腐液了。”　　　　法伯把靠近卫生间的一间病房的里屋改造成了一间临时诊室。他原本不多的助手也被安置在了病理科空置的里屋、楼梯井、办公室。院方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法伯的助手们要自己削尖骨髓针，这种古老过时的做法犹如让外科手术师自己在磨刀石上磨刀。他的工作人员注重细节，一丝不苟地跟踪记录患者的病情：每一次血球计数，每一次输血，每一次发热，都要详细记录。如果能战胜白血病，那么法伯希望能为后人记录下这场战役中的每一分钟，即使没人愿意亲眼见证。　　　　1948年的冬天凛冽阴沉，奇寒降临波士顿。雪灾爆发，令法伯的诊所陷入停顿。朗伍德大街狭窄的柏油路堆满了泥泞的雨雪；地下室通道中，即使在秋天也暖意不足，而现在更是冰冻彻骨。每天注射叶酸拮抗剂已不可能，法伯团队只好退而求其次，每周实施三次注射。2月，风雪减弱，又开始恢复日常注射。　　　　同时，“法伯能治疗儿童白血病”的消息不胫而走，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儿童前来求诊。一个又一个案例让人看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模式——叶酸拮抗剂可以促进白血病细胞计数的下降，有时甚至会令它们完全消失——至少暂时如此。还有像桑德勒那样显著缓解的病例。两个男孩通过氨基喋呤的治疗，可以返校读书。另一名曾卧床七个月的两岁半女孩，也能“游戏和到处跑动了”。血液恢复正常，几乎让孩子们恢复了稍纵即逝的正常童年生活。　　　　但是同样的宿命仍然无法摆脱：癌症缓解几个月后，仍会不可避免地复发，即便耶拉最强大的药物也无能为力。这些白血病细胞会重返骨髓，然后迸发出来，进入血液，即使最活跃的叶酸拮抗剂，也不能遏制它们的增长。罗伯特·桑德勒用药后几个月里病情曾有好转，但仍于1948年殇逝。　　　　然而即便只是暂时的缓解，它仍然是真正的缓解，极具历史意义。到1948年4月，法伯的治疗小组掌握了足够的数据可以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of Medicine）上发表一篇初步的医学报告。该小组已治疗了16例患儿，其中10例有疗效。有5名儿童（约1/3的初始群体）在确诊后的四个月，甚至六个月内，仍然存活。对白血病来说，六个月的生存几乎相当于永恒。　　法伯的论文于1948年6月3日发表，有七页篇幅，挤满了表格、数字、显微镜照片、实验室量值和血球计数，论文的文字刻板僵硬、端正而不带感情，科学性极强。然而，它像所有伟大的医学论文一样引人入胜，像所有的杰出小说一样历久弥新。如今读来，当时的情境仿佛历历在目：波士顿诊所忙乱的日子里，患者命悬一线，法伯和助手们忙不迭时地为治疗这种一闪即逝又不时复发的可怕疾病寻找新药。这个故事情节起伏，有开端，有发展，不幸的是，也有结局。　　　　一位科学家回忆说，当时医学界对这篇论文的反应是“怀疑、不相信和愤怒”。但是对法伯来说，他的研究提供了诱人的消息：癌症，即使是最恶性的一种，都可以用一种药物、一种化学药品治疗。在1947年到1948年之间的六个月里，法伯看见一扇门开启了，虽然时间短暂，但是门内充满了诱惑。只是随后门再次紧闭。然而他通过门廊瞥见了一种灿烂辉煌的可能性。通过积极的化学药物治疗，令一种侵略性的全身性肿瘤消失，这绝对是癌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1948年夏天，法伯的一位助手为一名接受了氨基喋呤治疗的白血病患儿进行骨髓活检，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他写道：“骨髓看起来那么正常，让人恍惚以为可以‘治愈’白血病了”。　　　　法伯的梦想的确如此。他梦见某种特异性的抗癌药物杀死恶性细胞，让正常细胞再生，重新回到它们的生理空间；他梦见一整套能消灭肿瘤细胞的抗癌药物；他梦见用化学药品治愈了白血病，然后再将这种施治经验应用于更一般性的癌症治疗中。法伯在抗癌医学领域掷下了挑战书，令整整一代医生和科学家投身于这场战争中。隐秘的瘟疫　　我们所选择的，用于以小见大地描绘宇宙的隐喻，反映了我们本身。　　　　——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Jay·Gould）　　　　医学行业知道这种疾病已经3000多年了。然而在这3000多年里，人类一直在敲打医学界的大门，求寻一个“治愈之方”。　　　　——1937年3月《财富》杂志　　　　现在，轮到癌症这种疾病破门而入了。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我们倾向于认为癌症是一种“现代病”，因为对它所用的隐喻非常现代。这是一种“过度生产”、一种暴发性增长的疾病，它的生长不可阻遏，坠入了无法控制的“深渊”。现代生物学鼓励我们把细胞想象成一架“分子机器”。而癌症，则因为无法停止其初始的指令（增长），而转型为一台坚不可摧、自我驱动的自动装置。　　　　一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强烈主张的：癌症是一种“典型的属于20世纪的苦难”，这种观念使人联想起另一种同样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的疾病——肆虐于19世纪的肺结核。桑塔格强调指出，这两种病都相似地“污秽”，“这是从词的本义上来说的——不吉、恶劣、令人感官上厌恶”。两者都会耗干生命力，都令患者迁延致死；在这两种病症中，“濒死”要比“死亡”更能体现疾病的本质。　　　　两者虽然有这些相似之处，但肺结核毕竟属于另一个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者把肺结核（或曰“痨病”）提升到了病理学上的一种极端表现——发热、不停不休、难以呼吸、极富强迫性。这是诗人的疾病：约翰·济慈（JohnKeats）在一个小房间里，俯瞰着罗马城的西班牙阶梯，渐渐地走向死亡；或者迷恋浪漫的拜伦（Byron），幻想着死于这种疾病，让他的情人心疼。1852年，梭罗（Thoreau）写道：“死亡和疾病往往是美丽的，就像……痨病引起的脸泛红光。”在托马斯·曼（Thomas·Mann）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中，这种“脸泛红光”在其受害者身上释放了热烈的创造力——一种清醒、启发、宣泄的力量，似乎满载着时代的精华。　　　　癌症，相比而言，则充满了更多的当代形象。正像外科医生兼作家许尔文·努兰（Sherwin·Nuland）所写的：癌细胞是一种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者”，“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位不守规矩者”。“转移”（metastasis）这个词，被用来描述癌症从一个部位迁移到另一个部位。这个词是“meta”和“stasis”的奇特组合，拉丁语的意思是“超越平静”，这是一种脱缰的、部分不稳定的状态，很好地抓住了现代所特有的不稳定性。如果说痨病曾经通过病理性地掏空内脏来杀死患者（结核杆菌逐渐地蚀空肺部），那么癌症则是通过让体内充斥太多的细胞，而令患者窒闷而死；其意义恰与痨病的消耗互补，是一种“过度”的变态。癌症是扩张主义者的疾病；它侵入组织，在敌对的环境下，建立领地，在某一器官中寻觅“庇护所”，然后转移到其他器官。它疯狂地求生存、充满创意；它手段残酷、精明狡诈；它寸土必争，还具有防御意识。有时候，它似乎是在教我们要怎样才能生存下来。面对癌症就是面对一个同类物种，这一物种甚至比我们更适于生存。　　　　癌症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恶毒的现代恐怖幽灵。这种形象令人如此难忘，是因为它至少部分是真实的。癌细胞是正常细胞的惊人变态。癌症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入侵者和殖民者，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所凭借得逞的特性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赖以取得成功的特性，是一样的。　　　　像正常细胞一样，癌细胞也遵循最基础、最根本的单细胞一分为二的模式增长。在正常组织中，这一过程受到了精心的调控，由特定信号刺激增长，再由其他信号遏制。然而在癌症中，细胞则肆无忌惮地生长，滋生了一代又一代细胞。生物学家使用“克隆”一词来形容来自同一个遗传祖先的细胞。我们现在知道，癌症是一种克隆性疾病。几乎每一个已知的癌（恶性肿瘤）都源于同一个祖先细胞，它获得无限的细胞分裂和生存能力之后，产生了无穷的子孙后裔。这是魏尔啸的箴言“细胞来自于细胞”的无数次循环、重复。　　但是，癌症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克隆性疾病，它是一种“克隆与演化结合”的疾病。如果仅是生长没有进化，癌细胞就不会拥有强大的入侵、生存和转移的能力。每一代癌细胞都会创造出一部分基因上不同于母细胞的少量细胞。当化疗药物或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时，变异的克隆细胞就能抵御这种攻击成长起来，从而最适者生存。这种阴森残酷的突变、选择和过度生长的过程，持续不懈地循环，就演化出越来越适应生存和生长的细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变异的细胞会加快吸取其他的变种。遗传的不稳定性就像一种“完美的疯狂”，提供了更多的诱因造就变异的克隆细胞。因此，癌症对“演化的基本逻辑”的应用不同于其他任何疾病。如果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达尔文式选择的终极产物，那么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我们体内潜伏的疾病，也同样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终极产物。　　　　这种隐喻的诱惑可能把我们带得很远。但这在探讨癌症这一主题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在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象我的“工程”是撰写一部癌症的“历史”。但是后来不可避免地感到，我所撰写的不是某个“物”，而是某个“人”。我的主题日益演变成某个“人”一样的事物，有如神秘、扭曲的镜中影像。与其说这是一种疾病的历史，不如说这是一种更具具人格化、更有血有肉的疾病的传记。　　　　每一位传记作者都必须面对他的“传主”的诞生：癌是在哪里“降生”的？它有多大年纪？第一位把它归为疾病记录下来的人是谁？因此，我们需要重做一次开篇。　　　　埃德温·史密斯（Edwin·Smith）不是寻常之辈。他的身份一半是学者，一半是小贩，擅长伪造古董，还是自学成才的古埃及学家。1862年，他从埃及卢克索（Luxor）的一位古董商那里买了（也有人说是偷了）一张四米多长的埃及莎草纸（papyrus）。这篇莎草纸状况不佳，破碎泛黄的页面上写满了潦草的古埃及文字。现在，这篇文稿被认为写作于公元前17世纪，它转录了一部公元前2500年的手稿。复制者似乎是一位心神不宁的“文抄公”，下笔潦草，经常出错，因此往往要用红墨水在草纸边缘更正错误。　　　　这篇古文稿于1930年被翻译出来，现在被认为可能是公元前2625年古埃及伟大的医生印和阗的教诲。印和阗是为我们所知古埃及王朝时代少数几个非皇族的埃及人，他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大师，是埃及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人物。作为国王佐塞尔（Djozer）的高官，他涉猎神经外科学，并在建筑领域大显身手，曾做出过最早的占星术和天文学研究。即使是古希腊人几百年后行进在埃及的大地上，面对这位如同熊熊烈火的伟大智者，也认为他是一位古代的法师，并把他与自己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融合为一。　　　　但是，史密斯莎草纸令人惊讶的一点不是魔法和宗教的内容，而恰恰是缺少魔法和宗教的记录。虽然沉浸在法术、咒语、魅力的世界中，但是印和阗用超然、不加修饰的科学词汇来描写骨折和脊椎异位，仿佛他写的是一部现代外科教科书。莎草纸上记述的48个病例，包括了手部骨折、皮肤的多孔洞溃疡、头骨破碎，这些都被视为医学问题而非神秘现象。每个病例，他都做了解剖描述、诊断、总结和预后。　　　　这位古代医生为世人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正是在它的照耀下，癌症才第一次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浮现出来。印和阗在描述第45个病例时提出：“如果你检查病人的胸部有鼓起的肿块，并且发现肿块已经超过了胸部的范围；如果你把手放在胸部，发现肿块是凉的，用手触摸它的时候没有发热，也没有粗糙的颗粒，不含任何液体，亦没有任何分泌物，但你触摸它的时候感觉有隆起，你就该对他说：‘这是肿块病例……乳房上隆起的肿瘤意味着胸内有肿块存在，体积大、分布广泛、硬实；触摸它们就像在触摸一只球状包裹，或者可以把它们比作未成熟的河曼果（hemat），摸上去又硬又凉。’”　　乳房上鼓起的肿块，又硬又凉，且密实如河曼果，潜伏在皮肤下蔓延——很难再找到对乳腺癌这么生动的描述了。莎草纸上每一个病例中，都有简洁的治疗讨论，即使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如通过耳朵向做了神经外科手术的病人灌以牛奶、为伤口敷药膏、为烧伤涂油膏。但对于第45个病例，印和阗陷入了不寻常的沉默。在“治疗”项下，他只写了短短的一句：“没有治疗方法。”　　　　在承认了医疗上的无能之后，癌症就几乎从古代医学史中消失了。其他疾病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循环，在传说和史册中留下了它们神秘的足迹。公元前1715年，狂暴的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Typhus），肆虐了港口城市阿瓦里（Avaris），杀死了大量人口。公元前12世纪，天花在一些地区爆发，天花令拉美西斯五世（Ramses V）的脸上落下了麻子。在印度河流域，结核病如同季节性洪水一般起起落落。然而，如果说癌症在这些大规模流行病的空隙中依然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只存在于沉默中，在医学文献或其他文献中未留下可循的踪迹。　　　　印和阗描述肿瘤两千年后，我们才再一次听到癌症的消息。这次它同样也是遁形于沉默中，成为一种隐秘的耻辱。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440年左右撰写了《历史》（Histories）的一书，其中记载，波斯皇后阿托莎突然患上了一种不寻常的疾病。阿托莎是赛勒斯（Cyrus）的女儿，也是大流士（Darius）的妻子。大流士不仅继承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帝位，也继承了以残暴著称的统治手段，国土从地中海的吕底亚跨越到波斯湾的巴比伦。阿托莎皇后在位期间，发现自己的乳房上有一块流血的肿块，可能是由一种特别恶性的炎性乳腺癌造成的（在炎性乳腺癌中，恶性肿瘤细胞侵入乳房的淋巴结，造成红肿）。　　　　只要阿托莎愿意，从巴比伦到希腊的医生便会蜂拥而来，侍候于病榻之侧。但与此相反，她却自我封闭，脾气暴躁又令人费解。她将自己裹在床单里，强加隔离。大流士的医生很可能曾试图治疗她，但无济于事。最终，一名叫德摩西迪斯（Democedes）的希腊奴隶说服了她——让他来帮助她切除肿瘤。　　　　手术后不久，阿托莎就从希罗多德的文本中神秘地消失了。对于希罗多德来说，她仅仅是一段小小的剧情曲折。我们不知道她的肿瘤是否复发了，或她是怎样死的、何时死的，但德摩西迪斯的这次切除至少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他让阿托莎摆脱了这一病痛的折磨，活了下来。阿托莎内心充满了狂热的感激之情和领土野心。原来大流士一直计划东征邻国东斯基泰（Scythia）。而一心重返故乡的德摩西迪斯怂恿阿托莎向夫君游说，向西征讨希腊。波斯帝国从东到西的转身，以及随后一系列的希波战争，成为西方早期历史的决定性时刻。因此也可以说，是阿托莎的肿瘤悄悄扬起了千艘战帆。癌症，即使是作为一种秘密的疾病，也在古代世界留下了它的指纹。　　　　但希罗多德和印和阗毕竟是讲故事的人。和所有的故事一样，他们的故事有缺漏和矛盾之处。故事中所形容的“癌症”可能是真正的肿瘤，也可能只是脓肿、溃疡、疣或痣。只有那些在历史上因为种种奇怪原因而保存下来的恶性组织，才构成不容置疑的癌症病例。若要面对面地观察癌症，看清这种古老的疾病，就需要回到那片遥远的千年墓地。它位于风沙吹拂的秘鲁南部平原。　　　　这片平原位于阿塔卡马沙漠的北部边缘。这是一片干燥、荒凉的带状地域，绵延上千公里，落在安第斯山脉从秘鲁南部延展到智利的巨大背风面，这里不断受到温暖、干燥的和风吹拂。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这里就从没下过雨。很难想象，人类曾在这里生活，并盛极一时。但的确曾如此：平原上散落着数百个坟墓——在黏土中挖出的小浅坑，再仔细地排列上岩石。千百年来，狗、暴风和盗墓贼挖出了这些浅坟，也发掘出了历史。　　坟墓中掩埋了科里巴亚（Chiribaya）部落成员的木乃伊遗骸。科里巴亚人并未给死者的遗体做过什么特别的防腐措施，但得天独厚的完美气候很适合把它们做成木乃伊。黏土从尸体下面吸干了水分和液体，风则在上面吹干了组织。尸体往往以坐姿进行放置，从而迅速地冻结在时空之中。　　　　1990年，一片约有140具尸体的干化大坟地引起了明尼苏达州大学德卢斯（Duluth）分校教授阿瑟·奥夫德海德（Arthur·Aufderheide）的注意。教授是一名病理学家，但专长是以古标本研究为主的古病理学。这个领域同法伯的专业不同，解剖的对象不是刚死不久的患者，而是发现于考古遗址的木乃伊。奥夫德海德在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间圆拱形的地下室中，用小型的无菌奶容器存储这些人体标本，在他的储藏柜里有近5000件组织，几十种活检标本和数百具破碎的骷髅。　　　　奥夫德海德在科里巴亚文化遗址处拼凑了一个临时的解剖台，在几个星期之内解剖了140具尸体，其中的一具尸体上有不同寻常的发现。这具木乃伊是一位3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双脚蜷缩，坐在一口黏土浅坟中。奥夫德海德检查她的时候，手指在她的左上臂摸到了一个坚硬的“球状肿块”。尸体保存完好，只是由于千年的风干皮肤稀薄、褶皱，但最醒目的是那个肿块，保存完整，里面充满了骨针。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恶性骨肿瘤——保存在一具木乃伊体内千年之久的癌症。奥夫德海德怀疑，在这位女子还活着的时候，肿瘤就已穿破皮肤而出。即使是很小的骨肉瘤，也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他认为，这个女人所承受的疼痛，一定是痛彻心肺的。　　　　奥夫德海德并不是唯一一位在干尸标本中发现癌症的考古病理学家。（骨肿瘤会形成硬化和钙化的组织，所以非常有可能保存成百上千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最好。）他说“保存于木乃伊中的恶性组织也让我们发现了其他类型的癌症。其中最古老的是约公元400年发生在埃及达赫莱（Dakhleh）的一例腹部癌症”。在其他案例中，考古病理学家并没有发现实际的肿瘤，而只是发现了体内肿瘤所留下的痕迹。一些骷髅在颅骨或肩部骨骼上布满了癌症造成的微孔，都来自于皮肤癌或乳腺癌的转移。1914年，一队考古学家在亚历山大的地下墓穴发现了2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上面有一个肿瘤，已侵入了骨盆。曾发掘出已知最早的人类骨骼的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Leakey），也在附近的一处遗址发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200万年前的下颌骨，带有非洲东南部特有的淋巴瘤所留下的痕迹（不过该肿瘤的病理起源从未得到证实）。如果这一发现的确代表一个古老的恶性肿瘤留下的瘢疤，那么癌症就远远不是一种“现代病”，而是有史以来，在人体标本上见过的最古老的疾病之一，很可能还是最古老的疾病。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不是“在遥远的过去，癌症就已存在了”，而是癌症稍纵即逝、非常罕见。我曾就此问题请教奥夫德海德，他笑着说：“癌症的早期历史，就是很少有癌症的早期历史。”美索不达米亚人知道偏头痛；埃及人知道癫痫。在《圣经·利未记》中，提到一种类似麻风病的疾病——“tsara'at”。印度教的吠陀医学中，有一个术语专门描述“水肿”，并有专门管理天花的女神。结核病更是无所不在，古人对此极为熟悉，就像爱斯基摩人对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称呼一样，对该病各种表现型也都有专门的词语与之对应。但即使是常见的癌症，如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等，都在史书中明显地“缺席了”。在浩荡的医学史中，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没有一本关于癌症的书，也没有守卫癌症患者的神。　　　　癌症在历史中的缺位，其背后有几重原因。癌症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其发生几率有时是呈指数性地随年龄增加。如患乳腺癌的几率在30岁左右的妇女中是1/400；而70岁左右的妇女，每9人中就会有1人患乳腺癌。在古代社会，人们长期受到肺结核、霍乱、天花、麻风病、鼠疫或肺炎等疾病的威胁，往往还没有得癌症，就死掉了。即使癌症存在，也被淹没在其他的疾病海洋中。事实上，癌症在世界上的崛起是由“双重否定”造成的结果：只有当所有其他的“人类杀手”被消灭了，癌症才成为普遍现象。19世纪的医生往往把癌症与文明联系在一起，认为现代生活的匆忙无序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体内的病理变化，导致了癌症。这种推论是正确的，但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文明并没有导致癌症，而是通过延长人类的寿命，暴露了癌症。　　“长寿”肯定是20世纪早期癌症普遍出现的重要因素，但很可能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对癌症做出早期检测以及准确判断癌症死因的能力在上个世纪得到了大大的加强。19世纪50年代白血病患儿的死亡，被归因于脓肿或感染（或归因为贝内特的“血液化脓”）。手术、活检和尸检技术又进一步加强了我们诊断癌症的能力。引进的乳房X线照相术能检测到早期的乳腺癌病征，大幅“增加了”乳腺癌发病率。这一结果看似矛盾，但却可以得到完美的解释——X射线使得人们能够诊断出早期的肿瘤。　　　　最后，现代生活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癌症所表现的范围，某些类型的癌症发病率增加了，某些类型则减少了。例如胃癌，19世纪末期之前它在某些人群中非常普遍，这可能是（见于酸洗试剂和防腐剂中的）几种致癌物和（地方性和传染性的）细菌感染恶化所导致的结果。引进现代制冷技术之后（以及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改进可能减少了地方性细菌感染），胃癌的发病率似乎已经降低。相比之下，男性肺癌的发病率在20世纪50年代急剧增加，这是20世纪初吸烟人数增加的结果。而女性是在50年代开始吸烟的，到目前，这一人群的肺癌发病率尚未达到高峰。　　　　人口和流行病学的变化在不同时期都产生了巨大的后果。罗斯威尔·帕克在1900年指出，迄今为止，结核病在美国是最常见的死亡病因。之后是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医学家威廉·奥斯勒称为“死刑队长”的肺炎，接着是痢疾、肠胃炎。癌症仍然滞后，排名远在第七位。然而到了40年代早期，癌症一路高歌猛进，冲上第二位，仅次于心脏疾病。同一时期内，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约26岁，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而这正是大多数癌症开始发威的年龄段。　　　　尽管古代癌症病例罕见，但仍不能忘记奥夫德海德所发现的35岁女性木乃伊骨骼上生长的肿瘤。这名女子一定曾奇怪骨头上怎么会有锥心的疼痛，手臂上为什么会有缓慢隆起的块状物。看到这类肿瘤，人们一定会感到自己碰到了某一尚在婴儿期的强大怪物。负·担　　黑色的胆汁淤积不化，遂生癌症。　　　　——盖伦（Galen），公元前130年　　　　因此，我们对癌症的真相及其本质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古希腊人别无二致。　　　　——弗朗西斯·卡特·伍德（Francis·Carter·Wood），1914年　　　　它是坏的胆汁，恶的习惯，糟糕的老板，劣质的基因。　　　　——麦尔·格里夫斯（Mel·Greaves）　　　　《癌症：进化的遗产》（Cancer，The Evolutionary Legacy），2000年　　　　疾病，从某些角度来讲，只有我们感知到了它、命名了它，并对它做出了反应，它才存在。　　　　——C.E.卢森堡（C.E.Rosenb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