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智说，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干部队伍里有那么一些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在我们路山的干部中，要么是钻头蜜蜂，想尽各种歪招和怪招盘算当上主持，而大部分人是当着和尚懒得去撞钟。郝智殷切期望，通过这次作风整顿，将这些问题予以坚决纠正。如不解决，党和政府的形象就会在群众中大打折扣，我们的事业就难以取得胜利。 《旱码头》姬晓东 六十二 机关整顿像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那样，每天都有新的进展，这在呈送到郝智案头的许多简报上就可以看出。他每天仔细翻阅着这些简报，试图从中得到某些启示，但对基本上同出一辙的内容感到很失望。这些简报都是说本单位如何围绕郝书记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单位领导如何重视此项工作；通过整顿大家的思想认识得到普遍提高，迟到早退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整顿带来了单位的新变化，大家踊跃给贫困大学生捐款。看着这些滑稽的文章，他就不由得联想到小时候学校里召开的运动会，在火辣辣的太阳下面，同学们坐在体育场里挖空 心思地给运动会上的广播站投稿，你写一篇“我班运动员某某，昨天晚上还在医院输液，今天为了班级的荣誉，他带病上场参加百米比赛，在临近终点的时候，还落后其他队员，此时邱少云、黄继光和董存瑞这些英雄形象在他脑海不断闪现，激励着他加快速度，迈向终点，终于拿到了冠军”；他写一篇“某某同学虽然不是运动员，但他对运动会的热情一点也不比上场的运动员差。每当有班里的运动员比赛，他就给他们端茶递水，搞好服务。比赛开始了，他又是鼓掌又是加油，几天下来后，他的手拍红了，嗓子喊哑了，但他斩钉截铁地说，为了班里的荣誉，自己无怨无悔”。 这样的简报不看也罢，倒是有几封来信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封是建设银行的一名搞电脑的工作人员写来的，说自己是前年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学生，经过全省统一考试录用到路山地区分行，但两年多时间了，本来他们是省管单位，在地方上履行了手续，但这个手续一直过不了地区人事局，主办人员说这个事情要上会，不知道他们的会是不是几年都不开一次？信中最后说，据他了解，地区人事局的工作人员是雁过拔毛，即使换个正常手续、盖个公章，如果不请吃饭、不送两三千块就休想办成。另一封信是几个从广州过来准备开４Ｓ店的卖车老板写来的，信中说，在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劲吹下，他们看好路山经济发展比较快、私家车销售市场好的优势，两个多月前决定在路山投资近千万元，建设第一个销售、保养、维修和供应专用配件一体化的４Ｓ店，但在办理手续过程中，遇到了层层刁难，这些刁难者的目的就是为了吃拿卡要。在工商分局办理注册手续时，分局的副局长拿出好多的文件，说是路山地区限制汽车销售店的审批。随后又暗示，只要给他一辆家用车，他可以帮忙摆平这些事情。作为投资者，为了办理其它的手续已经投资了数万元，所以他们正在犹豫是否该给这位分局长送一辆小轿车。后来他们有机会认识了路山的一位在政府机关里工作的朋友，朋友听说后感到不可思议，他查阅大量的相关文件后发现，这位分局长拿出来的文件，竟然是在我国入世前早已作废的。这几个南方的投资者虽然看好路山的市场，但面对如此恶劣的投资环境，他们伤心至极，当然不敢在这里投资，悄悄地离开了路山。最近他们从网上看到路山地区正在搞轰轰烈烈的机关作风整顿，所以把材料写来，希望能清除这些干部队伍里的害群之马。郝智很高兴地看到最近《华夏报》配合整顿的相关报道还真的不错，频繁出现在网上了。他决定到这两个单位看看。 走进行署机关大楼，楼道里来来往往的人倒不少，但都急匆匆的还真没迈闲步的。进门时，郝智看到路牌上指示人事局在三楼，就径自走上去，照着牌子推门而入，看到十几个人的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有条不紊，有的在埋头整理材料，有的在电脑上搜寻着什么。见是郝智进来，这些人都本能地站立起来，紧张得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郝智摆了手，看到一个桌子前围了三四个像是办事的人，就走了过去。见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后生拿着一叠材料，几乎是趴在桌子上向一个３０多岁的人满脸堆笑说着什么。郝智从后生手里拿过那叠材料看，见是一份录用文件和人事档案，就询问起来。后生说自己是通过省里组织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到永川县地方税务局的，但现在上班都半年了，地区的手续换不过来，到现在都领不到工资。他就问那人是咋回事。显然那人已经被突然走到面前的地委书记给吓傻了，结巴着说不出所以然来。正在此时，人事局长匆匆进来，脸上还渗着汗水。 郝智到工商分局，看到办证大厅里空空荡荡的，若无其事的工作人员看到他，马上换上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工商局长也马上赶来，陪着他视察。他问近年来登记注册户数多吗？分局长回答说基本呈稳定状态。郝智就说，十六大把发展私有经济都写进了党章，加上路山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无论怎么说企业注册也该呈上升的趋势呀！局长支支吾吾词不达意地说了几句。 这样一跑开，郝智产生了许多的想法，索性准备多跑几个单位，搞些社会调查。与其走到哪里大家都认识而无法暗访下去，还不如公开行动的好。于是他叫办公室安排，到那些有典型意义的部门和单位走走。 当天下午他到地区农业局，先是参观机关作风整顿成果，各个科室、单位都是窗明几净，白净的墙上大红字是标语口号，还有围了花边的学习专栏。随意看了几份，写得都挺深刻，再看多了，感觉这些人的体会十分雷同。仔细看时，却发现有一份每页的下面隐约地有“新浪”字样，原来是从网上下载的！每个人的桌子上，也都摆放着一大摞政治学习书籍，果然是整顿取得了成效。郝智随便问了几个人平时他们都干什么工作，回答都是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郝智就和农业局长商量，找些有代表性的同志来开个座谈会。一会儿就召集来二十来名职工。局长一一介绍说，这个是农业专家，搞过谷子良种培育；那个曾经引进过小麦种子，获得过省农业推广一等奖；还有这位是昆虫学家，他在路山捕捉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昆虫，为此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国务院颁布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见有如此多的专家在场，开会前，郝智站了起来，诚恳地说：“我到路山五年了，但还没有和大家相识，没有看望过大家，在这里我给大家道歉。”说着，他就恭敬地鞠了个躬。他们这些人可能从来也没有和地委书记这么大的官坐在一起开过会，起先都显得十分拘谨，见郝书记一开场就是鞠躬，马上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会场的气氛就活跃起来，大家纷纷抢着发言。那位搞昆虫的专家说，现在我们还是讲奉献精神，但说句实话，现在别说是奉献了，就是叫谁在农村基层认真住上一两个星期，也没有几个人愿意。二三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全区大概就只有我们两三个人是搞病虫害防治的，大家虽说是辛苦一点，但把工作搞得还是比较圆满的，比如１９７０年遭受到那样大的蝗虫灾害，我们不也是把灾害控制住了？全区的土地面积不会增加，退耕还林后农作物种植大幅度减少，许多土地还出现了撂荒。农业耕种面积少了，可我们农业病虫害研究所却发展到一百多人，整天无所事事的，大家能干什么？ 地区土肥站站长说：“实在不好意思，现在农民素质提高了，科学技术得到了广泛运用，农村普遍大量使用化肥，该怎么做农民有时候比我们还会因地制宜。加上各县都有相应的单位，可以这样说，我们站自从成立以来就基本没啥事情可做，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事业经费。三年前，看到百十号人每天来单位还要消耗电、开水什么的，就只留了几个领导值班，索性给大家放了假。最近，地区开始机关作风整顿，又把同志们找了回来。大家对重返单位的热情很高，因为长时间呆在家里都已经快闷死了，到单位里还能和同事们说说话。当然对单位而言，上班就意味着多增加水呀、电呀和其它日常生活的负担，何况大家又都没有事情可干呢。” 农科所的一位研究员说，我们单位现在还算有点业务，但足有十年了没有搞出一个像样的优良品种。这不是科技人员不努力，而是我们的科技理念和信息、设施等远远滞后，搞品种还不如引进外来的优良品种进行推广来得快、效益高。所以，处于失业状态的科技人员只好呆在家里玩猫腻，在数字里出成果。去年，有一个小流域治理项目单位需要给上面做些数字、夸大成绩，该单位就出大价钱雇佣我们的技术人员下去调查，自然抽样得到的数字和项目区外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显示不出来这个项目实施几年取得的成就。这个单位鼓动我们的技术人员，大胆给新修基本农田上每亩增加一百公斤粮食产量，就这样把效益一下子算了上去。看到如此的成绩，省里和部里也很高兴，上面有领导提出该项目应该申报技术进步奖，于是，大家乘着东风又合伙做起了这个“科研项目”，完全按照路数有模有样地进行了评审，请来的评委们看出了里面的问题，但谁也不说，因为既然是人家请你来的，就说明自己被看得起，如果实话实说扫人家的兴后，就再也没人请你了。在这样的会上说上几句好话，有吃有喝受到抬举不说，还能拿五百块的评审费，这样又何乐而不为呢？最后这个做出来的小流域治理技术项目竟然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这种会场气氛的感染下，一向不多言语的农业局长也激动地说，自己今天也放开一回，给郝书记说几句实话。地区农业系统现有职工两千四百多人，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增加了二十几倍，其中中高级技术人员占到百分之四十三，仅在局机关里就有近三百人，除了农科所还有那么几个品种在培育外，其余人员基本上都处在待岗状态。当然，我们每年也轰轰烈烈地集中搞几次工作，比如在每年四月份的科技宣传月里，组织个科技三下乡，弄几部大篷车，在农业科技书籍里摘录一些如何种蔬菜、选种子、施农药、防治病虫害的文章，印刷几万张传单到农村集市上一发，活动在电视上一放，这工作就算做了。整顿机关作风以来，我们抓了学习和思想整顿，还买了比较先进的电子打卡机，使单位管理走向了规范化的轨道。但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叫大家上班来干什么？说句实话，自己当了七年的农业局长，除了应付地区的会议和活动外，真正的中心工作就是解决各个下属单位之间的利益矛盾，比如分配办公室，调整内部人事，解决职工福利待遇，盖楼房，买汽车，检查卫生，落实计划生育，还和别的单位争名夺利等等，我感觉自己整个就像是一个社区领导。 农业局的状况令郝智无言，次日，他到地区发展计划局，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种繁忙的景象。走进每个科室，大家似乎都很忙碌，他问一个聚精会神进行电脑输入的女同志在干什么？她腼腆地微笑说，正在输入水窖资料。郝智看到这些资料十分详细，具体到了每个乡镇和村，甚至有部分还写明水窖主人的名字。刚要表扬这种过细的工作态度，但转念一想计划局是宏观管理单位，怎么管得这么具体，就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女同志答道，马上要拨前年的款了，群众打一眼水窖给他们补助六百元，现在先把资料输入进去便于统计，给拨款提供方便。郝智更是连连感叹，这样的工作应该由水利局和乡镇、村组来做呀。 在随后计划局进行的汇报会上，局长马茹萍说，机关作风整顿以来，局里结合本职工作，提倡奉献精神，同志们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涨。大家加班加点审查项目，目前有１００多个项目得到通过。 “这些项目为什么压在你们局里，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报不出去？”郝智越听越不是个事，就发问道。马茹萍讲了好多的理由，主要是项目多，人手少，特别是懂得技术的人员更少。为了做到精益求精、细致入微，所以工作审查起来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郝智提出有一个建设三十万吨甲醇厂的合作项目，据说已经报到你们局里有一年多了，现在不知审查进行到什么程度？马茹萍说她还不知道。项目办的一位主任汇报说，这个项目表刚刚转到他们办公室，目前正在进行可行性论证。郝智说，你们的论证可能已经没有必要了，据我了解，这个项目在一个多月前已落户毗邻地区了。大家听得一时语塞，郝智说我看把你们的材料拿走吧，也不要照本宣科了。马茹萍有点尴尬，就请郝书记讲话。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郝智简短地讲了几句，说自己是来调研的，总之，我们政府机关应该转变观念，树立服务意识，抢抓发展机遇，为项目的争取和上马创造条件。 《旱码头》姬晓东 六十三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郝智在各个行业选择了代表性的单位走了一圈。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两个问题：一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单位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即使有事情的个别单位，他们一年的工作量也可以在一个月内处理完。另外一个问题是，剩余不到百分之十的单位，在所干的事情中，有三分之二的属于人为设置而出现的，比如一个手续三次五次地不予办理，一个批文压着半年不进行处理。地区这一级机构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这是郝智在这次调研后产生的一个最大的疑问。 路山是一个能源富集区，是一个最富经济活力的地区，可以说处在西部地区的桥头堡位置，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西部大开发的试验区。如果内陆地区有码头的话，路山就是这样一个特大型旱码头，但要使这里成为西部开发的标志性码头，需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经过深思熟虑后，在强烈的激情冲击中，路山地委书记郝智向党中央、国务院和省里写出了“建议实行三级建制，强县扩权逐渐取消地级权力”的报告。报告用一些具体详实的实例，从政治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的角度出发，说明了在区域经济中，地区这个环节不仅没有实质意义，而且在好多时候还会成为市场经济的绊脚石。因此，虚化直至逐渐撤消地区和地级市，使它回归到本来意义上的城市，而由省政府把大部分经济管理权力直接下放给县里，并逐渐将“直接管理”扩展到社会管理职能，实行省县两级政府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报告最后还提供了法律依据：按照《宪法》规定，我国行政区划是省、县和乡镇三级，还没有条例说可以让地区或者地级市管理县级市和县。 郝智写完了《建议报告》，接着就给省委和肖书记打了辞职报告。 省委并肖琦书记： 首先，请接受我辞去路山地委书记的请求。 五年前，我是带着省委和领导同志们的殷殷期望来到路山上任的。几年来，我们地区一班人带领全区五百多万干部群众，抢抓机遇，发展经济，使路山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同时，我在最近的反思中也羞愧地看到，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把ＧＤＰ这项指标作为中心，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增长率是硬道理，出现了不切实际的政府举债搞政绩工程；不惜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搞经济腾飞；忽视增加财政税收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畏难政治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工作，忽略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几年里千方百计求稳定，求得稳定促发展，没有及时对一些已经暴露的问题进行有效的遏制，更没有大胆进行抵制和做坚决斗争，致使“黑洞”愈来愈大，直至导致严重损坏我党声誉的事件在路山接二连三地发生，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虽然，就像打开了窗户总会有苍蝇飞进来一样，路山出现几个腐败分子也绝非偶然，但作为地委书记，我应该负主要领导责任（后附检查一份）。 在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我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根据路山地区的实际情况，并参考了周边地区的经验得失，写成一份“建议实行三级建制，强县扩权逐渐取消地级权力”的报告（报告附后），谨作为领导在今后工作中的参考。 中共路山地委书记郝智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８日 郝智准备把《建议报告》送给廖菁或者通过她送到中央有关部门，而辞职报告直接送给省委和肖书记，在他犹豫是先到北京还是先回省里时，他接到省委的通知，要他立即启程到中央党校参加学习。临行前，他接到廖菁的电话说，据她在国家发改委得到的消息，最近美国一个叫宇宙油轮公司的准备到路山进行投资，开采露天煤矿。郝智记得当年在来路山上任的飞机上，他就遇到过该公司的人，都快五年了他们才开始真正的行动，这样的大公司能落户路山，足以说明他们对路山、对在中国的投资有足够的信心。在他为路山可能首次引进外资感到高兴的同时，他说了自己马上要上中央党校的事，然后神情幽幽地说，自己已准备辞职，如果得到批准的话，自己可真的算是什么都没有了。 听到这个消息，廖菁显然十分高兴，她说：“你不是还有我吗？难道有我，你还不够吗？” “可到了北京，我会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呢？”他问廖菁，也是问自己。 《旱码头》姬晓东 六十四 郝智拿着一个花篮，心情复杂地来到路山人民医院。院长声调平缓地说，像姜专员这类中毒病人，能苏醒的概率是百分之一。郝智摆摆手，制止院长再说下去。随即在院长的引导下来到拐角处的特护病房，看到了浑身插满管子的姜和平，他心情复杂地从刘勇的手里接过散发着清香的花篮，轻轻放在床头，弯腰把花篮简单进行了整理，然后向身后看去。刘勇马上会意，和那些陪同人员一起悄悄走出病房。 病房里静悄悄的，只听到氧气瓶里咕咚咚的气泡声和那些仪器的电流声。郝智默默地伫立在旁边，看到这个曾经满怀远大抱负的姜和平此时脸色煞白的没有了张扬，没有了霸气，连那双漂亮的大眼睛也不会眨巴了，只会平静地躺在床上，只有平稳而有节奏的悠悠呼吸，标志他的肉体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 做官是无尽头的事情，就像近年来城里人时兴的攀岩运动那样。如果把官场比作是岩石的话，那做官的人都是这项运动的运动员。站在岩石面前大家都想往上爬，攀过这座岩石，更高的又横在你的面前。岩壁其实是无尽头的，要是一味不顾自己的力量攀登，那最后只能累死或者摔死。同样，个人的享乐和金钱也是无限的，满足起来没有尽头。别说时下流行的包二奶、三奶的，就是封建王朝的皇帝后宫有三千嫔妃，也不见得这些皇帝们生活得比那些有着平常心的老百姓快乐。至于金钱，更是身外之物，即使有谁再有钱，他能比得过比尔·盖茨？但人家比尔追求金钱的内涵早已经超越了金钱本身的范畴，他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工作的信念，所以他“大手大脚”地拿出几亿、几十亿美元送给需要钱的人，做社会上需要做的事。听说他还不准备给自己的后代留多少遗产，因为金钱对于孩子的成长并没有好处，而对于贪得无厌者来说那无疑更是毒药。看看我们的国人，特别是一些追求起钱财来忘乎所以的贪婪的人，真是可悲。在一则报道里，一名平时艰苦朴素的贪官，竟然在自己床下放了满满的、还没有启封的几千万的票子！这样对钱财的追求，其实早已变态得超越了正常人的本能，到最后他们真的是服了自己酿造的毒药。成克杰、胡长青、王怀忠、慕绥新、马向东、田凤山、李真等等这些贪官们，都是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古人云知足者常乐，平平淡淡里才是真，这些简单的话语，其实真的是包含着丰富的哲理。 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生是这么短暂，一不留神就会走到了头。所以，以平常心活着，对每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了。但面前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如此这般地活着，却没有了任何意义，生不如死，滋味很苦啊！郝智思绪纷乱地想着、想着，不知过了多久，后来不知咋的，他在心里背诵起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这样连续背诵着，心潮起伏的郝智，不知什么时候已开始泪流满面了！ 二００三年秋至二００四年夏初稿 二００四年十一月修改 《旱码头》姬晓东 后记 连小说的构思都没有，却把《后记》写好的人恐怕不多吧！而我却是这样另类的一个。 我属于崇尚轻松、快乐的生活，喜欢在打抱不平和伸张正义中寻找快感的那种人，所以心态一直停留在二十郎当岁时的时间隧道里。但无论怎样，走过四十岁这道坎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真奇怪，当两年前一迈过四十岁时，本来良好的心态突然变得空荡荡了。过去我 非常喜欢交朋友，长期沉湎酒场，曾经创造过一次喝下18瓶啤酒的记录，现在感到再这样下去已难以忍受了。于是，茫然中的我，开始寻找起无论对家庭、对自己，还是对社会、对生活有意义的事情来。 该做什么好呢？在苦苦寻觅中，二十年前做过的文学梦又“沉渣泛起”。 打小起，我就算调皮捣蛋又喜欢看书的那类孩子，特别是看起小说来更是不管天塌地陷的。记得刚上小学时，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来信说他最近正在看一本叫《烈火金刚》的小说，我马上心急如焚地恳求他将书寄来。拿到书后我真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直至今天还记得“史更新死而复生，赵连荣舍身成仁”的故事。然而，大量的阅读在当时并没能帮我提高写作水平，反而因为知道写作艰难，害怕写作文了，只要老师布置作文，我心里就直发怵。记忆里，我的作文倒是叫老师念过几次，但那不是作为好的范文，而是当作“反面教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兴起后，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万人拥塞在文学小道上的盛况。当时处于高考失利后尴尬境地中的我，怀着满腔热血熬油点灯几个昼夜，炮制出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寄给省里一位和我家有些交情的著名作家。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当我激动万分地打开印有鲜红“编辑部”大字的信封时，薄薄一页纸上的寥寥数语，却像一盆冷水给我当头浇下。她说：你的小说没有一点生活，纯属胡编乱造，而且文字功底极差。文学创作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劳动，来不得投机取巧......等到满头的“冷水”蒸发后，天性不服输的我继续尝试写作，不久后有一篇反映老干部过年受冷落的小小说最先变成了铅字，之后又有几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发表，但这些东西都和生活有一定的关联，而那些在理想和梦幻中编造的、压根儿没一点生活的故事，几乎都成了一团废纸。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文学的小道不仅不再拥挤，甚至连人影都难觅了。“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为了工作和家庭，我也开始了生存的奔波，把神圣的文学只当作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幻。 为了轻松的生活，为了寻找正义的快感，同时也为了急功近利想赚几个稿费把口袋弄得鼓一点，我搞起了写得快、好出卖、有读者的“短平快”的新闻写作，被多家媒体聘为特约记者或特约撰稿人。十多年间，先后有近3000篇合计百万余字的各种体裁的新闻稿件散见各级、各地、各种媒体，并有比较难写的新闻言论在《人民日报》、《中国人大》、《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上刊登。近年来，出于强烈的正义感，也是为了赢得媒体的青睐，我把偏重于出力不讨好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新闻作为自己的采访写作方向，连续几年中，每年都有五六十篇大小批评稿件在各种媒体上刊登，有数十篇得到高层领导的批示。就像一位被批评的对象所说的，那些批评监督报道真像钢刀一样直扎得人心疼！拿着这把“刀”，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时间、精力和经费消耗暂且不说，还多次受到电话的威胁恐吓。但在邪不压正的信念中，我还是挺了过来。现在回头望去，真的要感谢充满紧张和刺激的火热生活，因为有这样的生活才有了写反腐败小说的源泉和动力。 要写小说光有生活的动力好像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挣钱的刺激。先说责任，任何人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有很多的责任，比如夫妻之间有婚姻责任，父母和儿女之间有抚养和赡养责任，环境责任、公德责任等等。特别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必须“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社会长期存在的腐败毒瘤，应该敢于拿起手术刀进行解剖，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尽量使社会这个机体变得美好起来，哪怕是使一个细胞变得美好。再说挣钱。有人曾经说过，这个社会将来最后的特权行业便是新闻行业，看看满大街上跑的都是新闻采访车，再看记者采访时的颐指气使，你不得不承认这个行业里无形存在的特权，特别是在腐败无孔不入的当代，更是造就了新闻记者成为发家致富的好职业。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我多次遇到被我批评过的对象为“消灾免难”送呈给我的红包，面对这远比美女大得多的诱惑，我只是小心翼翼地默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就是不愿接受。于是，在看到周围好多人随便写些无聊的文章，私自印刷一堆“文化垃圾”就能卖个好价钱时，我真的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了！为了改善目前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我觉得自己也必须写一本书。我谢绝了好心朋友们“把过去发表的东西汇集起来编辑几本书”的建议，因为感觉那样无疑是拿着发馊的饭菜给大家食用，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我决定认真写一本新书。在究竟该写什么样的书还没有一点谱时，我就用“也厚一把脸皮”为题先写了个《后记》，真的准备厚一把脸皮，拿出我丰厚的生活积累，争取写出一本具有畅销因素的好书，赚得几个小钱。当然，那个《后记》现在已不能再用了。 2003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在准备卖的一堆旧报纸里我找到了几年前信手涂鸦的长篇小说《内陆港》的十几页手稿，顺便翻了翻，感觉还有写下去的必要，于是利用刚学会的电脑技术，把这个开头输入到文档里，这样，我朝思暮想要写的新小说就算正式开了工。像以往写中、短篇小说那样，这次写的长篇小说一开始仅有两三个人物，也没有提纲和故事，大体确定属于反腐败内容这个定位，就利用晚上别人看电视、喝茶的时间，信马由缰地写起来。今天有情绪写三千字，明日有点烦则连电脑也不开，后日单位里有事需要出差，那以后的几天 索性把写作忘在了脑后，以至于有时候写过的人物和故事自己都记不起来了。这样的写作方式自然是轻松和愉悦的，这主要是欣赏前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先生倡导的快乐足球的结果。其实，在人生短暂的几十年里，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快乐！在任何领域里都需要快乐，快乐地工作、快乐地学习、快乐地生活，当然也包括快乐地写作。这就像小说里地委书记郝智面对已经成为植物人的昔日好朋友、行署专员姜和平而感叹的那样，官场无尽头，金钱无尽头，享乐也是无尽头的，人应该在平淡中寻找自己的快乐人生，珍惜每一天，过好几十年。说到这里，我不赞同自己所认识的一位伟大作家的写作状态和生活态度，这位作家很严肃，很勤奋，在写出惊世之作的同时，自己也筋疲力尽地辞世了，我曾写过悼念他的文章《丹青写在天地间》，在对他充满敬佩之余我在反思自己，答案却是，我的快乐写作和快乐人生态度，注定了我多年来只是一个“写字”的人，而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但不管怎么说，写作是我寻找快乐的一种手段，我会一直在文学这条小道上努力而且快乐地跋涉的。 这里，我要感谢多年来关心和支持我的各方、各界朋友们，同时也感谢那些可能现在还不理解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给予了我丰厚的生活积累，是你们在潜移默化中激励我写出此书。 最后，我非常感谢华夏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当我在京城冒着初冬凛冽的寒风，提着书稿，“瞎子摸大象”般找到华夏出版社时，素不相识的于泽俊副总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耐心认真地听我口无遮掩的讲述。特别是倪友葵主任在拿到稿子后的两天时间里就读完全稿，并和即将离开北京的我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餐馆里进行促膝交谈，中肯地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更令我兴奋的是，我们的谈话使我确定了本书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意愿。在这里，我也要感谢直到今天也没谋面却为此书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文字、美术编辑韩平、房海莹小姐和宣传、策划等部门的朋友们，因为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本书才创造了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修改、编辑、校对到设计、印刷、上市的奇迹。 我珍惜这一切，也希望再次拥有这一切，因为已过不惑之年的我明白，在自己新闻写作快要“谢幕”之日，也正是文学创作的“青春期”来临之时。在此，永远只是一个写字人的我自勉：《旱码头》已成为历史，力争有新的好作品早日奉献给读者。 2004年12月25日午夜于家中
